文人的骨气和底气
简介
本书内容均精选自《同舟共进》杂志社，汇集傅国涌、王开林、散木、智效民、叶永烈等著名文人学者，名家写名家，回忆、剖析、评价：梁启超 蔡元培 陈独秀 熊希龄 陈序经 马寅初 蒋梦麟 鲁迅 晏阳初 张竞生 梁漱溟 罗翼群 叶恭绰 张东荪 张澜 闻一多 潘光旦 罗隆基 邵飘萍 竺可桢 司徒雷登 钱学森 胡绳 容庚 胡先骕 冰心等多位名家的往昔轶事，展现一代知识分子的傲骨气节。《同舟共进》杂志由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管、主办，团结和汇聚一批高端作者，特点鲜明，立场清晰，言语犀利、见解独到，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树立起了不可动摇的言论旗帜。
第1部分 人间已无梁任公
王开林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小时候，梁启超常于静夜躺在卧榻上听祖父娓娓讲述古代豪杰、忠臣、志士、哲人的嘉言懿行，其中印象最深的便是陆秀夫身背幼帝赵昺在厓山跳海殉国的悲壮史事。厓山位于新会县南部，离茶坑村不远，梁启超多次到过那里的三忠祠。“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界限华夷。”前人这两句诗铭刻在他心中。
科举路上的顺与不顺
梁家名为耕读之家，田产却并不多，仅够糊口而已。梁启超父亲梁莲涧是一位不甘心受穷的穷秀才，他曾专程跑到日本，向梁启超索款购置产业。梁启超当时经济拮据，无法应付，梁莲涧便以自杀相要挟，最终由梁启超的弟子们解囊相助，集资1200块银元，让梁莲涧欢天喜地满载而归。梁启超平生不爱置田产，他曾开玩笑说：“假若十块钱买一亩田，或十块钱买一只鸡，我宁愿吃鸡不买田。”可见他根本瞧不起那些一门心思买田修屋的土财主。
梁启超才华早秀，堪称神童。对对子，人出上联“东篱客赏陶潜菊”，他脱口即能对出“南国人思召伯棠”；吟诗、写八股文，同样不在话下。别人在科举路上跌跌撞撞，梁启却走得很顺，13岁成秀才，17岁成举人，只是在会试时莫名其妙地栽了个大跟头。据胡思敬《国闻备乘》所记：主持乙未（1895年）科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徐桐，副主考则为启秀、李文田、唐景崇三人。“文田得启超卷，不知谁何，欲拔之而额已满。乃邀景崇共诣桐，求以公额处之。”也就是说，还有一些机动名额由徐桐灵活掌握，拨一个给李文田，即可成全梁启超。徐桐是个老顽固，不喜欢梁启超的卷稿牵引古义，越出绳尺，硬是不肯拨给名额。他还对李文田袒庇粤省同乡颇有微词。李文田无奈，只好将梁卷“抑而不录”，并在卷末批曰：“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表明其惜才而又无奈的心情。此后，梁启超便绝迹科场，他做《时务报》主笔时，更是痛斥科举制度扼杀人才。
梁启超：六大矛盾的集合体
梁启超为人率真、热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他自称为“中国之新民”和“少年中国之少年”，识者皆认可，不觉其矫情。当初，他以举人之身拜监生康有为为师，如此见贤思齐，不虚心绝对做不到。最难得的是，梁启超精力弥漫，至死不衰。从外貌看，他短小精悍，秃顶宽下巴，目光如电，喜欢穿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他三十余岁办《新民丛报》，志在开言路、通舆情、启民智，文章气势凌厉、感情充沛，影响了一代青年。
身处大动荡、大混乱、大嬗变的时代，梁启超的“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比如说，他所主张的“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和“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二者之间潜藏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要逃避或解决这些矛盾，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善变，“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这是他最令人敬佩的地方（从善如流），也是他最令人诟病的地方（立足不稳），康有为即曾呵斥这位大弟子“流质易变”。梁启超一生所遭遇的全部荣辱、毁誉、成败、得失，莫不根源于一个“变”字。作为近、现代政界、文坛和杏坛最具争议性的巨擘，梁启超在生活上、政治上、学问上存在六大矛盾，他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其通体附丽着异常驳杂的色彩，就像一个大大的调色盘。
矛盾之一：作为“一夫一妻世界会”的发起人，却明里蓄妾
任公17岁中举，深得正主考李端棻和副主考王仁堪的赏识，赞为国士无双，许为大器。李端棻觉得做房师不过瘾，他宁愿自降一级辈分，去做梁启超的内兄，结下这门亲戚。他请王仁堪执柯作伐，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李蕙仙比梁启超大几岁，贵小姐下嫁穷书生，她能处丰，亦能处约，持家有方，只是阃威太严，任公敬她让她，也有些怕她，惧内之名一度与胡适相埒。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有一节专门写到《梁任公之情史》，认定梁启超的婚姻并不美满：“李女貌陋而嗜嚼槟榔。启超翩翩少年，风流自赏，对之颇怀缺憾，然恃妇兄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
1899年冬，梁启超从日本乘船去美国檀香山，应华侨保皇会之邀，前往演讲，妙龄女郎何蕙珍临时充当译员。何女士是当地的小学教员，不仅身材窈窕，容颜妩媚，而且具有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才华智识。彼此交往之后，梁启超为之倾倒，于是梁郎赠小像，何女馈小扇，两情暗洽。然而待到梁启超露出求婚之意，何蕙珍却以任公使君有妇，文明国不许重婚为由，婉言拒绝。任公情怀缱绻，难以自持，于是舒吐为诗，共计20首，发表在《清议报》上。何蕙珍性情刚烈，不肯屈为姬妾，这是一场无望的情事，梁启超怕遭物议，只好撒手。好在他另有想头，回到夫人李蕙仙身边，还有一位陪房丫头王桂荃侍候他，聊慰其落寞情怀。李蕙仙为他生思顺、思成、思庄一男二女，王桂荃则为他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四男二女，梁家人丁兴旺，倚赖王氏为多。
梁启超是“一夫一妻世界会”的发起人，到头来，却改变初衷，安享齐人之福。他颇能取巧，妻只一人，妾可忽略不计，如此一来就算是遵守游戏规则了。这一矛盾显然暴露出他感情丰富、意志薄弱的一面。他曾振振有词，自称“风云气多，儿女情少”，实在难以服众。
矛盾之二：提倡科学精神，却又喜欢谈玄扶乩
当年，严复翻译《天演论》，梁启超为之润饰十分之六七，但他的兴趣是散漫的，除了玩味佛老之学，他还一度对扶乩这样的迷信课目颇为上瘾。乙未（1896年）晋京前，梁启超与同门师兄弟扶乩问休咎，乩仙下凡，在沙盘上出示律诗二首，其一为：
蛾眉谣诼古来悲，雁殡衡沙远别离。三字冤沉名士狱，千秋泪洒党人碑。
阮生负痛穷途哭，屈子怀忧故国思。芳草幽兰怨摇落，不堪重读楚骚辞。
这首诗若果真是乩仙所作，那么他（她）对戊戌党人的命运预言之准确灵验，确实令人惊诧莫名，可是梁启超于戊戌政变后才向外界出示这两首诗，就难免被人怀疑为他故意杜撰陈迹，用于宣传。
矛盾之三：想做学问家，又想做通人
梁启超记诵力极强，求知欲极炽，对各类学术皆有研究的兴会，贪多务得、追求速成、缺乏恒心，三者是其治学的大病。梁启超颇有自知之明，他为长女梁思顺的《艺蘅馆日记》题诗，便对自己的痼疾痛下手术刀：“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梁启超肯教女儿以父为训，可见他并不是讳疾忌医的人。
梁启超的笔端常带感情，颇能动人，但丘壑不够，文气太盛，缺乏令人百读不厌的回味。他名心重，耐不住寂寞，好与后辈争强斗胜，兴趣容易转移，时不时要与胡适等人竞赛一番，最终就成了一个无所不通的大“字纸篓”，缺乏专业方面的精深造诣。
有一次，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问梁启超：“你为什么知道的东西那样多？”任公想了一想，恳切地回答道：“这不是什么长处，你不要羡慕。我有两句诗：‘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一个渔人同时撒一百张网，不可能捉到大鱼。治学要深厚……‘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一事办好，已属难得；力气分散，则势必一事无成。”任公能讲这番话，说明他对自己的缺点是洞若观火的，只是不能改，如名医无法治己病。他一生勤勉不倦，“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共计留下1400多万字的精神遗产，真正着作等身，若单论其宏富，中国近代作家无人能出其右。然而至今仍被众人提及的仅有《新民说》、《王安石传》、《李鸿章传》、《戴东原哲学》等急就章，其学术方面的成果竟不大被同时代学者和后代学者认可，折腾来折腾去，始终都只是个空头学问家，这不能不说是梁启超的悲哀。
矛盾之四：踌躇于“保皇”与“排满”之间
戊戌变法乃历史上不朽之名剧，以“黄匣”、“朱谕”始，以“银刀”、“碧血”终，这一点想必没人持反对意见。变法前的国家情形是，甲午中日海战，北洋海军折损殆尽，赔巨款，割台湾，朝野为之震恐，士民为之激愤。即便如此，满族统治者最恨最防的仍是汉人，而非洋毛子。大臣刚毅在满汉之间掘出一条鸿沟，曾傲狠扬言：“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在他心目中，汉人只不过是毋须善待的“家奴”而已。
梁启超从小受到祖父的影响，华夷之辨谨记于心，感情上绝对是排满的，但理智告诉他，要改造国家，刷新政治，无论如何不应绕开决意变法的光绪皇帝，自上而下的变革仿佛高屋建瓴，易于收功。因此，其所谓保皇与排满的矛盾实为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光绪皇帝被幽禁于瀛台，变法宣告彻底失败，在梁启超心中和笔下，感情便占据了上风，排满遂成为主调。
近代着名翻译家严复抱有根深蒂固的保皇思想，他曾慨叹：“梁氏实为亡清代二百六十年社稷之人！”这话即有感于梁启超的排满言论笔锋锐利，启发深到，影响广远。
矛盾之五：尊师，但在真理面前当仁不让
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尝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梁启超早年敬重康有为，唯其马首是瞻，中年却反对康有为，斥之为“大言不惭之书生”，差一点被逐出师门。究其实，梁启超尊师自有其道，那就是当仁不让。
梁启超17岁时与同学陈千秋慕名拜访康有为，听其高谈阔论，一旦尽失故垒，梁举人竟屈尊做了康监生的弟子，他从心底里服膺康有为变易旧法，改良国家的信心蹈略。梁启超敏速强干，做《时务报》的主笔，则《时务报》风行全国；做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则时务学堂培养出大批爱国人才；在日本办《新民丛报》，则《新民丛报》深受留学生喜爱；作为高参，倒张（勋）倒袁（世凯），无不克捷；他晚年退出政治漩涡，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乐育英才，同样成就卓着。他越活越精彩，康有为则是每况愈下，老境颓唐，实则由于他们的思想、个性、行事风格和处世方式迥异而形成巨大差别。一句话，梁启超与时俱进，康有为则抱残守缺，梁启超反康甚至骂康，师徒反目实为必然。事实证明，那些终身追随康有为的保皇顽部--万木草堂的旧弟子，一条道埋头走到黑，完全浪费了生命，也没有给历史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孰智孰愚？
康有为性情偏执，唯我独尊，门人弟子谁若拂逆他的意愿，他就火冒三丈。1913年，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北京政府司法部长，康有为向这位大弟子请托太多，又是要钱，又是荐人，梁启超不胜其烦，师徒之间的感情趋于冷淡。
1926年，康有为去世，梁启超尽弃前嫌，亲自主持老师的大型追悼会，还撰写了至为感人的祭文，对康有为的历史贡献和学术成就作出了充分的肯定。这说明，任公秉性并不凉薄，他对康有为的态度之所以前后矛盾，更多的是出于彼此政见上的歧异，他若阳奉阴违，那才是“小人儒”，而他要做的始终是堂堂正正的“君子儒”。
矛盾之六：有定则无定见无定行
梁启超的定则是爱国之心、立宪之志和新民之道，在此定则之下，其见解、行动则是不断流变的，维新--保皇--君主立宪--护法--民主共和，仿佛三级跳远，助跑之后，他就必然会有一连串的腾挪。现代作家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对梁启超的多变表示了深深地理解：“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坚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五四运动时期，梁启超在俱乐部大讲欧洲的社会主义，被李大钊斥之为“安福俱乐部社会主义”，讲归讲，他心中并不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合适土壤。他在《晨报》上发表文章，与陈独秀、李大钊持完全相反的论调：“布尔什维克何妨客气一些，先让资本家来掌握政权，大办实业，给中国三亿工农带来温饱。这样对工农既有好处，工农吃饱穿暖，中国也能富强……若一味争取政权，反而把工农害了。”陈、李二人自然不会与他如此商量，结果是一番劈头盖脸的痛击。梁启超度量大，兴趣广，这个话题腻了，便会另选一个话题，往往是他率先挑起论争，却又第一个撤退。他曾对日本、英国文化赞不绝口，并且认定“中国经一次外化，就有一次进步”。但他在东南大学讲学期间，却对输入美国文化不表赞同，讽其为“雕花饭桶”。
梁启超“有定则无定见无定行”这一点，外人难以理解，多有责难。他曾对学生李任夫等人作过自辩：
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我为什么和康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夺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例如在清朝末季，在甲午战争以后，国家已是危如累卵，随时有瓜分豆剖之忧。以当时的形势来说，只能希望清朝来一个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革。康先生的主张是对的，我以为是有前途的，不幸成了历史悲剧。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清朝既倒，民国建立，已经成了定局，而康先生主观武断，抱着老皇历不放，明知此路不通，他还要一意孤行到底，这是不识时务。为了救国，我不能不和他分开。至于孙中山，他是主张暴力革命的，而我是稳健派，我是主张脚踏实地走的。我认为中国与法国、俄国的情况不同，所以我不主张暴力革命，而主张立宪改良，走日本维新的路，较为万全。我并不是没有革命思想，但在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顾亭林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假如国之不存，还谈什么主义、主张呢！还谈什么国体、政体呢？总之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批评，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在袁世凯面前多交了一笔学费
孙中山、黄兴、蔡锷等人对袁世凯都有一个交学费的认知过程，拥袁 反袁 倒袁三部曲，一个环节都不少。梁启超亲身经历过戊戌政变，由于袁世凯的叛卖，“六君子”喋血，变法失败，梁启超已交过一次昂贵的学费，怎么还会认为袁世凯是扭转中国国运的可靠力量？他居然留级，把学费再交一次，这确实是一个不容易解答的问题。袁氏有一“私”字横亘于胸，欲移中国为其私产，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竟然能够迷惑梁启超，诱他出任袁氏政权的司法总长，可见梁氏确实只是迂阔的书生，而不是睿智的政治家。
周善培在《谈梁任公》一文中揭示了此中的隐秘：当年（1912年），他听说袁世凯召梁启超去北京，便与赵熙乘船去横滨，劝梁启超慎重其事。周善培说：“对德宗（光绪皇帝）是不该去，对袁世凯是不能去。”梁启超被劝不过，于是吐露真言：他并不想去北京，但康有为催促他尽快成行，他不能违拗恩师的意愿。其实还有一点，毋庸讳言，梁启超从事纸面政治已经10多年，登上政坛，真正有所作为，这是头一遭，诱惑确实太大了，他无力抵御。梁启超当了一两年的司法总长，眼看袁氏的专制独裁日甚一日，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不大敷衍他，便辞了职。1915年，筹安会成立，袁世凯意欲称帝的阴谋露出冰山一角，梁启超洞烛其奸，即在天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骂“筹安会”诸公，大戳袁世凯的痛处。文章刚刚脱稿，便有人向袁世凯告密。袁世凯惊慌之余，软硬兼施，派杨度送上20万元银票，为梁启超的父亲祝寿，请梁启超销毁成文，否则后果莫测。20万块银洋是一笔巨款，这张银票则堪称试金石，梁启超是不是真正的爱国者，一试即知。结果是，梁启超拒收银票，发出文章，揭露袁世凯改共和国为君主国，其真实意图是要走家天下的专制老路。登载此文的报纸不胫而走，国人因而醒悟。没错，梁启超多交了一笔学费，笨是笨了一点，但关键时刻他并不弱智，更没有利令智昏。他不仅撰文反对袁世凯，还极力赞成弟子蔡锷潜赴云南，高揭护国之旗。这就不奇怪了，政论宿敌章太炎也由衷称赞梁启超：“共和再造赖斯人。”
死于庸医之手
1929年1月19日，由于尿血症，一枚好肾被误割，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丧命于庸医之手，仅止于中寿（57岁）。这一医疗事故曾引起社会公愤。拣择当时的挽联，以蔡（元培）、陈（少白）二公的联语最称允当。蔡联是：“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不因南海让当仁。”陈联是：“五就岂徒然，公论定当怜此志；万言可立待，天才端不为常师。”
梁启超有一句名言传播极广，那就是：“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他是病死的，也是累死的，去世前他还在落力编写《辛稼轩年谱》。他一生饱经忧患，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快乐的人。他有责任心，也有兴味，所以他活得丰富，也活得精彩，在这两方面，近代政治家和学者中罕有比并者。
“人间已无梁任公。”他是特异的，也是唯一的。
第2部分 蔡元培：是真虎乃有风
王开林
古今中外，成功者甚多，我们不难从中遴选出自己推崇的对象，但若将某人推崇为大师、完人，这肯定是一件容易离谱的事情。在现代中国，除了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还有谁能无愧此誉？这并非笔者私见，而是蔡元培同时代众多学人的共识。
从晚清翰林到彻底的革命党
毛子水在《对于蔡元培的一些回忆》中讲到一件趣事。
某次，北大名流雅集，钱玄同冒失地问道：“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先生不慌不忙，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黄山谷即北宋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他的字体不循常轨，张扬个性，如铁干铜枝，似高峰奇石，以刚劲奇崛著称。蔡元培的急中生智既见出他的涵养，也见出他的幽默，满座闻之，皆忍俊不禁。
教育家马相伯回忆，1901年蔡元培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期间，曾与张元济、汪康年一道拜他为师，学习拉丁文。每天早晨，蔡元培从徐家汇步行四五里路到土山湾马相伯家上课。由于求学心切，头一次，蔡元培去得太早，5点多钟，天边刚有一丝曙色，他在楼下低声呼唤“相伯，相伯”。马相伯感到惊奇，大清早的，谁来喊魂？打开窗子望去，来人是蔡元培。马相伯名士派头足，急忙摇手，对蔡元培说：“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虽然有点败兴，蔡元培并没有感到不悦，三个钟头后，他又回来了。这一年，蔡元培34岁，仍有程门立雪的虔诚劲头。
蔡元培一生的座右铭为“学不厌，教不倦”。他三度旅欧，精研西方哲学，在巴黎访晤过居里夫人，在德国访晤过爱因斯坦，两次高峰对话使他受益良多。嗣后，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乃是积学深思所致，绝非异想天开。终其一生，蔡元培对学问抱持浓厚的兴趣，对教育怀有炽热的感情，虽历经世乱，屡遭挫折，却不曾泄气灰心。
戊戌变法时期，王照、张元济劝导康有为以开办教育、培植人才为先鞭，以维新变法为后图，康氏则认为：强敌虎视鹰瞵于外，清廷河决鱼烂于内，譬若老房子着火，纵有观音大士千手千眼为助，犹恐扑救无暇，王、张之议缓不济急，只好暂且作罢。无独有偶，辛亥革命前，严复在英伦邂逅孙中山，严开出的药方也是“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孙中山略有迟疑，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语作答 他认为，在清王朝旧体制的框架下，教育犹如被巨石镇压着的笋尖，是无法舒展身子骨的。
当初，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变法维新，炙手可热，蔡元培却冷眼旁观，并不睇好康、梁的“小臣架空术”。蔡元培料定康、梁所主持的四不像的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必定一败涂地。蔡向往民主政治，主张教育救国，放着好好的翰林不做，弃官南下，回家乡绍兴办学堂，到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任总教习，与叶瀚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组织爱国学社，创办爱国女学。但他很快就发现此路不通，唯有以革命的手段刷新政治，才能使教育获得一线生机。于是，他参加杨笃生领导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与陶成章等人秘密创立光复会，出任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自唐代迄于清代，1200多年，翰林何其多，但主动参加革命党，去革封建王朝之命的，除了蔡元培，数不出第二人。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预备下暴力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然而，与同时代的革命党人相比，蔡元培的主张无疑是相对温和的。当民族革命被推向最高潮时，“誓杀尽鞑虏，流血满地球”的激烈言论是主旋律。邹容的《革命军》痛恨满族人。蔡元培在《苏报》上发表《释仇满》一文，却给民族革命作了降调处理。他的言论更能服人，也更能安心：“满人之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及文字，亦已为汉语汉文所淘汰。所可为满人标识者，惟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耳。苟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决无仇杀满人之必要。”革命通常是流血的代名词，革命者保持冷静的理智，实为难上加难。
放手一搏：蔡元培决心改造北大
1912年3月，蔡元培加入民国政府唐绍仪内阁，出长教育部。他与教育部次长范源濂既是搭档，也是朋友。关于教育，两人的观点可谓相反相成。范源濂认为：小学没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当前教育的重中之重是先整顿小学。蔡元培则认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从哪里来？所以当前教育的重中之重是要整顿大学。几番辩难之后，两人协调了意见：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部都须费大力气下大工夫去整顿。
1916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刚从海外归来，风尘仆仆，到上海后，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率尔衔命：北大腐败透顶，烂到流脓，他若就职，恐怕整顿不力，清誉反受其累。但也有几位朋友鼓励蔡元培放手一搏，用手术刀割治这个艳若桃李的烂疮，给中国教育开创前所未有的新局，纵然败北，尽心也可无憾。蔡元培是具有强烈使命感的人，他选择了锐意进取，而不是临阵脱逃。1917年1月4日，他到北大视事，着手收拾这个令人掩鼻的烂摊子。
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与其称之为大学，还不如称之为官僚养成所。活动能力强的学生，上乘的做法是猎官，组织同乡会等借以接近学校当局，毕业后即稳得升官的阶梯；下乘的做法是钻营，用嫖娼、赌钱、捧名角来结交社会上的实力人物，以之为借重的资本。乌烟瘴气和歪风邪气很盛，唯独研究学问的风气荡然无存。
蔡元培迅即发出呼吁：“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说：“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为矫正学风，蔡元培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入手：发起组织进德会，发表《进德会旨趣书》，会员必须恪守不嫖、不赌、不纳妾的基本戒条（另有“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五条选认戒）；设立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组织各类学会、研究会，如新闻学会、戏剧讨论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使学生养成研究的兴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
在蔡元培的心目中，“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因此大学理应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遵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自然法则。他打过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譬喻：人的器官有左右，呼吸有出入，骨肉有刚柔，它们相反而相成。蔡元培决意改造北大，并非打碎另做，推倒重来，凡饱学鸿儒皆得以保留教职，更在国内延聘名师，不问派别，不问师从，但求其术有专攻，学有专长。至于不合格的教员，他坚决黜退，不管对方是什么来头，有什么靠山。一名法国教员被黜退后，曾四处扬言要控告蔡元培。一位被黜退的英国教员更加神通广大，居然搬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这尊洋菩萨来谈判，蔡元培不肯妥协。事后，朱尔典怒气冲冲地叫嚣：“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蔡元培不持门户之见，唯致力将北大改造成为中国的学术渊薮。蔡元培的改革理念和举措，最令人称道的便是“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以党见和政见论，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以文学派别论，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人倡导新文学，刘师培、黄侃等人坚持旧文学。特别是“性博士”张竞生，被封建卫道士辱骂为“四大文妖”之一。他在北大讲“美的人生观”，在校外出版《性史》，竭力提倡“情人制”、“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论”。在半封闭半蒙昧的中国，张竞生的言论绝对算得上耸人听闻，惊世骇俗，也只有在蔡元培的保护伞下，他才不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
当年，可以这么说：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党派；有多少学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学派。办大学，兼容并包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弄得好固然可以形成“酒窖”，弄不好呢？就会形成“粪沼”。蔡元培对于中西文化择善而从，对于各类人才兼收并蓄，使之商量旧学，邃密新知，和平共存，不相妨害。他的态度绝无偏袒，他的器局皆可涵盖，处事公平，无适无莫，大家自然心服口服。
世事无绝对，在北大，阋墙和摩擦总还是有的，而这些响动多半与辜鸿铭和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有关。辜鸿铭对胡适很不买账，认为胡适治哲学史，既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简直是画虎成猫，误人子弟。黄侃也瞧不起洋味十足的胡适，但他对章氏旧同门诋诃更多，骂他们曲学阿世。于是众人暗地里戏称蔡元培为“世”，往校长室去竟谑之为“阿世去”。黄侃上课，骂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骂得相当刺耳，两人教室毗邻，字字句句都听得清清楚楚，学生不免偷笑，而钱玄同若无其事。
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称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陈独秀尤其应该感谢蔡元培对他的爱护和包容。这位为科学与民主鼓与呼的急先锋，圭角毕露，锋芒侵人。他放浪形骸，不检细行，不拘琐德，往往予敌对者以攻讦的口实。陈独秀去八大胡同消遣，甚至遭到过妓女的控告，被警局传讯，经小报大肆渲染而成为轰动社会的丑闻。尽管陈独秀运笔如枪，但若没有蔡元培为他屡次三番解围，攻击者驱逐他出北大的愿望岂会落空？蔡元培是北大进德会的模范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这三条，他绝对遵守，但他并不以道德完善的标尺去苛求他人，这非常不易。蔡元培爱护陈独秀，因为后者是难得的人才，其言论主张值得同意和同情。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北大的“三只兔子”
在旧势力依然磐固的环境里，以效益论，激烈对抗反不如稳健从事。蔡元培能在北大取得成功，决非偶然。比如男女同校，蔡先生的做法是先让女生旁听，然后再行招收，并不向教育部明文通报，以免碰到钉子，反为不美。他心明眼亮，早看准了教育部的规定（是他在教育总长任内制定的）并无禁止女生上大学的条款。那些反对者眼见木已成舟，社会舆论偏向于赞同男女同校，也就不吱声了。
最巧妙的是，蔡元培引经据典，将自由、平等、博爱（他译为“友爱”）这一法国大革命时代所标举的公民道德纲领推演出中国式解释：“自由者，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是也，古者盖谓之仁。”此说一出，那些习惯訾议诋诃自由、平等、博爱的封建卫道士茫然迷失标靶，只好收声。斗士陈独秀喜打南拳，虎虎生威，刚猛之极。智士蔡元培则擅长太极推手，柔若无声，四两拨千斤。
在北大，蔡元培的权威也曾受到过挑战。当年，北大学生不肯交纳讲义费，为此包围红楼。面对气势汹汹的数百学生，蔡挺身而出，厉声质问道：“你们闹什么？”为首的学生讲明来由：“沈士远（北大庶务部主任）主张征收讲义费，我们来找他理论！”蔡元培说：“收讲义费是校务会议决定的，我是校长，有理由尽管对我说，与沈先生无关。”这时，学生中有人恶语相向：“你倚老卖老！”蔡元培毫无惧色，挥拳作势，公开叫阵：“我是从明枪暗箭中历练出来的，你们若有手枪炸弹，只管拿来对付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我跟你们决斗！”当时，观者如堵，听闻先生此言，无不面面相觑。50岁的老校长摇身一变成了拼命三郎，大家都傻了眼。蔡元培的可畏之处在此，可敬之处在此，可爱之处也在此。学生自觉理亏，敌意受此激荡，霍然消解。大家哪儿来哪儿去，讲义费呢？当然照缴不误。
据林语堂《记蔡孑民先生》一文所述：当年他在清华教书，有事去北大见蔡元培，“最使我触目的，是北大校长候客室当中玻璃架内，陈列一些炸弹，手榴弹！我心里想，此人未可以外貌求之，还是个蘧伯玉吧”。蘧伯玉名璩，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头号大贤人，孔子好友，最为人称道的就是“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知过就改，精进不休。蔡先生年方五十，林语堂将他与蘧伯玉作比，有深意在焉。
“五四”风潮，北大学生是先锋和主力，被捕的也占多数。蔡元培毫不迟疑，联合学界进步人士，极力营救被捕学生，使他们很快就脱身囹圄，重获自由。当时，外间传言满天飞，最耸人听闻者有二，其一是总统徐世昌要严办北大校长，安福系军阀甚至悬红要刺杀蔡元培；其二是盛传陆军次长徐树铮已命令军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将炮口对准北大。不管传言是否可信，形势总是咄咄逼人。1919年5月9日，蔡元培秘密出京，报上登出他的辞职公告，词颇隐讳：“我倦矣！ 杀君马者道旁儿。 民亦劳止，讫可小休。 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唯知我者谅之。”
事隔多年，蔡元培作回忆文章《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把当年辞职的原因做了清晰的梳理：“ 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之嫌疑，不可以不速去。”蔡元培的苦衷由此可见分明。个人的名利得失皆服从大局的需要，是蔡先生的一贯作风。
当年的北大，有三只著名的“兔子”，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都属兔，彼此之间相差12岁，被人称为“兔子党”。完全可以这么推论，假若陈独秀、胡适只有《新青年》这个作战的堡垒，而缺少北大这样讲学的地盘，没有北大教授这个堂堂正正的身份，新文化运动就不可能具有高屋建瓴之势，不可能收获摧枯拉朽之功。假若蔡元培不崇尚法国革命的精神，不主张学术自由，不倡导“读书不忘爱国”，五四运动就不会轰轰烈烈地开展。
五四运动后，北大学生过分热心甚至醉心于政治，蔡元培看到其中不良的苗头，于是提出“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不赞成20岁以下的学生参与政治活动，以图矫正政治压倒学术的倾向，使北大学生知所警省。然而五四运动后，北大学生身上的政治标签日益彰显，最终走到了蔡元培愿望的反面，这是他始料不及，也是他无可奈何的。
“五四”促使中国人解放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也诱使中国人开启了潘多拉的匣子。到底孰是孰非，孰功孰罪，迄今争议不休，未有定论。只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五四时代蔡元培领导的北大成了中国学术界的重镇，也成了国共两党的人才基地。
“临大节而不可夺”，“可亲而不可劫”
世间的人雄人杰莫不具有龙马精神。蔡元培的书房中挂着一幅刘海粟为他绘制的画像，上面的题词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
世间的人雄人杰也莫不是至情至性之人。罗家伦等多位蔡门弟子都曾忆及一件往事：七七事变前两年，强邻虎视眈眈，战争阴霾日益浓厚。蔡元培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请他共进晚餐，用的是西膳。蔡元培苦口婆心，劝汪改变亲日立场，收敛亲日行为，表明严正态度，将抗战的国策确立不拔。蔡元培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言犹未毕，蔡元培的眼泪脱眶而出，滴到了酒杯中，他旋即端起那杯掺泪的酒，一饮而尽。听其言而观其行，举座动容，无不肃然起敬，汪精卫则如坐针毡，神情尴尬，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汪精卫若能听从蔡先生的忠告，不再一意孤行，日后又何至于堕落成汉奸，身败名裂呢？
凡师长、朋友、同事、门生，都众口一词地肯定蔡元培是难得的忠厚长者，与人无忤，与世无争，但也不约而同地认为蔡元培临大节而不可夺，坚持原则，明辨是非，“柔亦不茹，刚亦不吐”，绝对不是那种只知点头如鸡啄米的好好先生，更不是那种八面玲珑的水晶球。蔡元培应小事以圆，处大事以方，他“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态度极和蔼，使人如沐春风。凡是了解蔡先生的人都清楚，他所讲求的“和”，不是和稀泥的“和”，而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和”，不可通融的事情他一定不会通融，不该合作的事情他一定不会合作。
蔡元培是古风犹存的君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可以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这样浑朴的君子，德操、器量、才学、智慧赅备，四项之中无一项短缺。
禅家为使弟子顿悟猛省，或不免使用棒喝甚至用木叉叉脖子之类的极端手段。教育家则有别于此，他们通常都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黄炎培就读于南洋公学特班时，蔡元培是他的老师，黄记忆中的情形是：“全班四十二人，计每生隔十来日聆训话一次。入室则图书满架，吾师长日伏案于其间，无疾言，无愠色，无倦容，皆大悦服 吾师之深心，如山泉有源，随地涌现矣。”
教育家胡元曾用八个字形容蔡元培：“有所不为，无所不容。”有所不为者，狷洁也，则非义不取，其行也正。无所不容者，广大也，则兼收并蓄，其量也宏。蔡元培是对事有主张、对人无成见的长者，一生从善如流，却未尝疾恶如仇。有容乃大，真可谓百川归海而不觉其盈。
最能说明问题的应数辜鸿铭对蔡元培的尊重。这位脑后垂着长辫的清朝遗老不仅精通数门外国语文，而且目高于顶，眼中无人。袁世凯是何许强梁？辜鸿铭却将此公与北京街头刷马桶的老妈子等同视之。但古怪之极的辜老头子特别服膺一个人，就是蔡元培。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宣讲：“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我。因为蔡元培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1919年6月初，北大教授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校长蔡元培，众人均无异议，问题只是具体怎么办理，拍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大家轮番讲话。辜鸿铭也登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他的理由与众不同 “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这么一说就显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场和意见一致，才没人与辜老头子抬杠。
“唯仁者能爱人”，此言不假。蔡元培心地善良，平生不知如何拒绝别人的求助。晚年，他为人写推荐信，每日总有几封，多则十余封，几乎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抗战初期，蔡元培因病滞留香港，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从重庆寄来快信，自称是北大的毕业生，在重庆穷困潦倒，无以为生，请求蔡元培伸出援手，将他推荐给用人单位。蔡元培当即致函某机关负责人，称那位青年学有所成，这封推荐信不久即发生效力。然而那位青年到差时，所出示的毕业证书并非北大签发。某机关负责人赶紧写信询问蔡元培，是否真的了解那位青年的底细。蔡回复对方：不必在意那位青年是不是北大生，只要看他是不是人才。如果他徒有北大毕业证书而不是人才，断不可用；如果他没有北大毕业证书而是人才，仍当录用。你有用人之权，我尽介绍之责，请自行斟酌。结果那位青年得到了这份差事，来信向蔡元培道歉，感谢蔡的再造之恩。蔡元培回信时，没有只字片言责备对方蒙骗欺罔，反而勉励对方努力服务于社会。从这件事情，我们不仅能见识蔡元培恢弘的器局，也能见识他善良的心地。当年，外间议论蔡元培的推荐信写得太滥，有的官员收到他的推荐信后，一笑置之。殊不知蔡元培助人为乐，体现了一种难得的服务于社会的精神。他曾阐明平等的精义：“人人应该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他是言出必行的。
蔡元培不惮烦劳为青年人写推荐信，除了爱惜人才，也因为他有一个定见：“希望在中年人青年人身上。为这些人挺身请命，披荆斩棘，是老年人的义务！”然而，有大力有高位的人与蔡元培同调的并不多，坎坎伐檀者倒是不少。
蔡元培有一种超然的态度，平日集会，其言讷讷，如不能出诸口，但与人交接，则侃侃如也。他最爱谈论的话题并非时事，而是教育、思想和文化。当教育部部长也好，当北大校长也好，当大学院院长也好，当“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好，蔡元培偏于理想，始终只负责确立宗旨，制订方针，并不羁縻于行政。很显然，蔡元培慧眼识珠，他总能擢选到好帮手，如范源濂、蒋梦麟、杨杏佛、丁文江，都是偏于实践的干练之才，为他打理实际事务。蔡元培无为而治，治绩有目共睹，原因只有一个：那些大名鼎鼎的学者无不发自内心地敬重蔡元培，乐于为他效命，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最大的。
无论在哪儿，蔡元培都能聚拢人才，培养人才。
是大师，是完人，也是一头真虎
林语堂先生在《想念蔡元培》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诚然，笔者私心里认定，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大”，即是大师之“大”。
大师必须是仁智双修的学人，而且是学人中百不得一的通人。学人难在精深，通人难在渊博。学人守先待后，自我作古即堪称高明，唯通人才能开通一代文化之风气。蔡元培的主要著作有《石头记索隐》、《教授法原理》、《中国伦理学史》、《美育实施的方法》和《华工学校讲义》，算不上著作等身，也算不上学问精深，但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师。培养人才，引领风气，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近百年间，蔡元培的功力和成就无人可及。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元培之风格》一文中赞扬道：“蔡元培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此言不虚。
中国社会对人一向求全责备，因此完人比外星人更罕见。孔夫子堪称道德楷模，就因为他与卫灵公的美貌夫人南子有那么一点风不可捕、影也难捉的小暧昧，仍不免为后人所诟病。传统意义上的完人必须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缺一不可，不仅要在公共事务方面恪尽责任，大有建树，而且在个人私德方面也不能留下任何瑕疵，蔡元培正是这样的士林典范。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全国哀挽。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这样的推崇，这样的评价，别人是绝对担当不起的，蔡元培则可以受之无愧。
蔡元培具有淡泊宁静的志怀和正直和平的性行，我们称赞他为“大师”和“完人”，仍是瞎子摸象，偏执一端。其实，他何尝不是一位白刃可蹈、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斗士。他与清廷斗过，与袁世凯斗过，与北洋军阀斗过，与蒋介石斗过，多次名列通缉令，多次收到恐吓信，走在生死边缘何止一两遭。晚年，他与宋庆龄、杨杏佛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竭力为国家、民族保存一二分元气；他料理鲁迅的丧事，刊刻鲁迅的遗集；他主持杨杏佛的葬礼，谴责特务暗杀爱国志士的卑劣行径。这些举动无一不是公开与当局唱反调，没有大无畏的精神能行吗？
王世杰曾任北大教授，他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写道：“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老辈学人最不可及的地方就在此处：他们追求真理，不愧屋漏；他们坚守信念，不避刀俎；他们真正有以身殉道的精神，将知与行打成一片，决不与时俯仰，与世浮沉，决不放空言讲假话，于一己之艰难处境，甚少挂怀，甚少计虑。蔡元培念念不忘“学术救国，道德救国”，其人格魅力，其爱国精神，至死而光芒不减。
朱熹尝言，“是真虎乃有风”。蔡元培无疑是中国教育界的一头真虎，其风范垂之后世，令人景仰，也令人一赞而三叹之。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4期
第3部分 蔡元培为何七辞北大校长职务
傅国涌
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均无争议的历史人物大约只有两个：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蔡元培。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时，国共两党一致给予高度评价。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推他为“万流景仰，高年硕学”；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提起蔡元培，世人都会想起他扮演过的一个重要角色：北京大学校长。北大之所以成为国人心目中向往的大学，实始于蔡元培 是他一手塑造了北大精神，称他为“北大之父”并不为过。
蔡元培为什么受到朝野各方的一致尊崇？当然是因为他的道德学问：一是中、西学兼修，学问背景特殊；二是对革命、对教育有特殊贡献；三是个人品德高尚，无可挑剔。
第一代真正“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
先说他的学问。蔡元培出生在绍兴城里，早年的科举道路可以说一帆风顺：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28岁成为翰林院编修，用中国过去的一首诗来讲，可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他读书刻苦，楼上读书，楼下起火浑然不知。夏天读书蚊子多，就找个空坛子，把脚伸进里面。从17岁到28岁的11年间，他走完了科举考试的整个过程，功名富贵已是囊中之物。按理说他完全可以在仕途上非常顺利地走下去，可他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的读书人，他生的那个年代也不容许他按部就班地一直走下去。他点翰林的那一年即1894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年，泱泱大国被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击败了，蔡元培的内心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几年之后，发生了影响深远的戊戌变法，这次变法很快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势力扼杀了。蔡元培本人虽然没有遭到什么处置，但面对这样的刺激，他难以忍受，便挂职南下，毅然告别官场，回到南方，致力于办教育。
蔡元培的人生也就完全改变了，这一年他32岁。以后他曾长期在德国柏林、莱比锡等地学习、研究。他既有科举考试的完整经历、深厚的旧学根基（比如他八股文写得一流，毛笔字也写得很好），又有长期在德、法等欧洲国家学习研究的经历。要说学贯中西，蔡元培这一代知识分子是第一代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他吸收了西方包括大学精神、现代化的精神，而不仅仅是西方的语言、技术，所以他最终没有回到旧的中国传统的怀抱，而是保有完全开放的、向世界看齐的眼光。他在德国多年，最佩服的人是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威廉?洪堡。洪堡在十八九世纪之间创办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并使这些原则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准则。蔡元培后来办北大深受洪堡教育思想的影响。
把“革命党”请来做北大校长
再说他的贡献。36岁以后，蔡元培看到清朝已不可救药，决意参加革命，他在上海一边办学、办报、办刊物，一边以翰林的身份学习造炸弹、参加暗杀团，这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我们现在能想象一个中科院院士亲手去制造炸弹、搞暗杀、搞革命吗？由于蔡元培在革命党人中的威望，他先后被推为第一任光复会会长、同盟会上海主盟人。辛亥革命之后，他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 那个时候叫教育总长。新的教育体制，就是在他手里奠定的。但由于他跟袁世凯、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没做多久就辞职了。
当时的教育次长是湖南人范源濂，一个很出色的教育家，他们两人偏重不同。范认为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第一步就要先办好小学。蔡元培的意见是，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从哪里来？所以第一步是要把大学办好。把两个人的意见合在一起，从小学到大学都要用力整顿。只是他们二人一个兴趣侧重于普通教育，一个兴趣在于高等教育。
1916年底，也就是袁世凯呜呼哀哉之后，蔡元培应邀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拉开了他人生最辉煌的序幕。这一幕比他的革命生涯 比如造炸弹 都要辉煌。正是他把北大办成了学术自由的摇篮、百花齐放的园地。现在还可以看到当时的任命书是总统黎元洪签署的。
谁都知道，蔡元培是个革命党，黎元洪和北洋军阀政府竟然敢请他来做北大校长。当时的北大乌烟瘴气，很腐败，被外界叫做“官吏的养成所”，是一个培养官僚的学校，不是研究学问更不是传播真理的地方。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去接这个烂摊子，他还是去了。孙中山是支持他去的， 并把他看作北方文化教育界极为重要的革命棋子。他自己怎么想呢？他的主要想法是要把北大办成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就是以学术为中心，上大学不是升官发财的阶梯。
他进入北大提出了自己的办学方针，就是有名的八个字：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从文科入手：整顿北大三步棋
蔡元培对北大的整顿是从文科入手的。第一步是请人，他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胡适、周作人、王世杰等一大批新学方面的要角（在自然科学方面也请了李四光、翁文灏等科学家）；同时又保留或聘请了一批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像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钱玄同这些人。辜鸿铭在清朝垮台之后，依然拖着一条长辫在北大的讲台上教英文，上课时还有一个仆人在边上伺候泡茶、抽烟。胡适与蔡元培等人合影
有人很不理解，为什么蔡元培又是请新学的，又是请旧学的。但在蔡元培看来，什么叫大学？他给大学下的定义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大学应该是广揽人才，让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想自由发展。针对有人批评他任用辜鸿铭、刘师培，他这样反驳：辜鸿铭、刘师培，他们的学问可以做你的老师，我们尊重的是讲学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刘师培在北大不是来讲他的复辟思想，他是来教国学的，而辜鸿铭教的是英国诗歌。所以，希望你们学生学的是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而不是要你们和他们一样去拥护复辟或者君主立宪。
为了请到陈独秀，他还曾经“三顾茅庐”。当时正好陈独秀到了北京，住在一个旅馆里，蔡元培登门拜访，正式邀请陈独秀做北大文科学长，要这位没有学位头衔的《新青年》主编来主持中国最高学府的文科。之后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要拜访陈，有时来得早，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给他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就行了。蔡比陈年纪大，他这样诚意拳拳，陈独秀只能答应了。和陈独秀住在一起的安徽同乡、出版家汪孟邹回上海，将这些事讲给侄儿汪原放等人听，他们说：“这很像 三顾茅庐 哩！”
为了应付北洋政府教育部，蔡元培在上报陈独秀的学历和经历时，略做了一些手脚，比如说他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教育部很快就批复同意了。其实，陈独秀虽然多次东渡日本，只是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早稻田大学等短期学习过，但没有在日本任何一所高等学校毕业。他是芜湖安徽公学、安徽高等学校的倡办人之一，不过并没有当过校长，仅仅在安徽高等学校当过短期的教务长。蔡元培聘人有自己的原则，他可以请当时只有24岁的梁漱溟到北大教印度哲学，梁没有学历而且有报考北大没被录取的记录。梁不敢来，他还予以鼓励，你就当作来研究来学习好了。
第二步，是在大学的领导体制上创新，蔡元培在北大开始推行教授治校，由教授自己来管理学校，这在北大包括中国都是史无前例的。当时蔡元培在北大设立了一个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这个评议会的成员就是学校的教授，是由教授自己选举产生的，任期为一年，年满可以连选连任，而各个系里面的教授会也是这样的情况，选举产生，教授之间互选产生一名主任。学校的教学、教务工作，都是由评议会、教授会来决定的，不是校长说了算。校长其实是起后勤保障作用的，是给教授们服务的。
第三步是北大在他手里有了学生自治，这个传统也是开创性的。蔡元培鼓励学生组建自己的社团，比如傅斯年和罗家伦组织了新潮社、许德珩和其他学生组织了国民社，这两个社团当时都非常有影响。还有其他许多社团，比如毛泽东在北大参加过的新闻研究会。这些社团除开展一些活动之外，还办刊物、举行其他一些文化活动，比如出书等，都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举个例子，当时北大的经费并不充裕，一个月全部的经费预算是四万块钱，但他光是给新潮社办杂志就要拿出2000块钱，可见他对学生刊物的重视。北大在五四运动时期培养了那么多精英，各个领域中许多的第一流人物，都是北大学生出身，这与蔡元培有非常大的关系。蔡元培不在校期间代理校务、后来接任北大校长、领导北大17年的蒋梦麟说自己只是按照蔡校长的既定方针办校。
私德无可挑剔：三条戒律和三任妻子
再来看看蔡元培的个人品德。举几个例子，1912年他和李石曾、张继、汪精卫发起一个“进德会”，定下三条基本戒条：不赌、不嫖、不娶妾；五条可以选认的戒条：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
他到北大做校长后，也提倡进德会的这些戒条，有不少老师、学生参加，他自己也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把进德会会员分几个等级，把自己列名为乙种：除了做到不赌、不嫖、不娶妾，还做到不做官、不做议员两条。戒酒、戒肉、戒烟他不能完全做到。全部8条都能做到的是甲种。
他一生先后有过三个妻子，但他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从来没有纳妾，也从来没有停妻再娶过，更没有嫖娼的恶习，在读书人中有口皆碑。第一位妻子叫王昭，是旧式婚姻，我在蔡元培故居看到过她戴凤冠的照片。1900年王夫人病故时蔡元培只有33岁，身为翰林，媒人纷至沓来。他在书房墙上挂了亲手书写的5条择偶标准：
第一、须不缠足的；第二、须识字的；第三、能接受男不娶妾的自我约束；第四、丈夫死后可以改嫁；第五，夫妇如不相合可以离婚。
不缠足、可以再嫁、可以离婚这三条在当时都是惊世骇俗的，消息传开来，街头巷尾的议论沸沸扬扬，给他提亲的人望而却步，甚至还有老夫子坐了轿子来找他辩论。
两年后，蔡元培在杭州结婚，对象是不缠足、读过书、能书善画的新女性黄仲玉，书香门第出身。有一天他偶然在朋友家里看到一幅很纤秀的工笔画，字也写得很好，得知是一位未婚女性的作品后，他就请朋友撮合 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并以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
不幸第二位有才华的黄夫人在1921年去世。这时蔡元培已经53岁了。第三次娶妻，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原有相当认识；第二、年龄略大；第三、懂英文能帮助他的人。
原来他心目中已经有人选，这个标准就是量身定做的，对象是他当年在上海办爱国女学时的学生周峻，一直独身未嫁。1923年他们在苏州结婚，以师生而夫妻。这年周夫人33岁，他已经55岁。
在同时代的大人物中，蔡元培在私德上是无可挑剔的。他被看做是道德上的完人，受到了所有人的敬重。他晚年在国民党执政时代位高望重，担任的各种兼职达23项，结果八行书到处飞，要为求上门来的人介绍工作，还要天天应付题字、约稿、写序等。1935年，他终于感到难以应付，决定辞去所有兼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报上登了一个“三不启事”：一不兼职、二不写稿、三不介绍职业。
“知进知退”：七辞北大校长职务
蔡元培是真正的学界泰斗，受到举世景仰是名至实归，鲁迅始终尊敬这位同乡前辈。从51岁出任北大校长到61岁最后卸任，蔡元培在任一共10年，但实际上在校时间不足5年，期间他曾七辞北大校长而不准。我们先看看这张辞职表：
第一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7年7月3日；第二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8年5月21日；第三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9年5月8日；第四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9年12月31日；第五次辞北大校长职 1922年10月19日；第六次辞北大校长职 1923年1月17日；第七次辞北大校长职 1926年7月8日。
七次辞职，各有原因。第一次辞职是因为张勋拥宣统废帝复辟，他离京到了天津，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不过复辟闹剧只玩了12天就完蛋了。他于当月23日回北大。
第二次辞职是因为北大学生要到北洋政府请愿，反对中日一个军事协定，他劝说不成，当天请求辞职。
第三次辞职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北洋政府抓了许多北大学生。他奔走要求释放，等5月7日学生一放出来，他就公开通电，引咎辞职，实际上他也是以辞职表示和北洋政府的不合作。结果因为政府一再挽留，包括总统徐世昌在内，他辞职不成。
第四次辞职是在1919年12月31日，北京教职员因为不信任教育部，全体停止职务，他作为校长当然要辞职。
第五次辞职原因有点例外，因为北大学生发生讲义风潮，对讲义收费不满而闹事。他愤怒了，甚至对学生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蒋梦麟记得他还说“我和你们决斗”。这次风潮由胡适调停解决。
第六次辞职是因为曾经在北大任教、当时担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被冤枉逮捕，本来司法机关查无证据将罗放了。不料教育总长彭允彝竟然在国务院会议上提案将罗再抓起来。他了解罗的人格和清白，为了抗议行政干预司法，不与违背法治、腐败无耻的北洋政府同流合污，他向总统和教育部提出辞职，并公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辞职声明,还写了一篇《关于不合作宣言》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申报》。直到这年6月23日，在杭州西湖边“平湖秋月”的大杨树下，他还要和胡适商定三个稿子，分别是给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北大教职员和北大学生会的公开信，继续他和军阀政府的不合作。他的这次辞职社会反响很大，舆论强烈，彭允彝也因此下台。总统黎元洪出面挽留，他辞职不成，但不再到校，由蒋梦麟代理。奇怪的是北洋政府始终没有免他的职。
1926年6月28日，也就是三年半以后，他从欧洲回国，第七次提出辞职，仍没有获准，但他没有再回到北大。加上北大师生和北京9个学校的恳切挽留，又没有辞成。一直到了1927年7月军阀张作霖取消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校，他的校长名义才取消。
从1916年12月以来，10年间，北洋政府的总统就换了5次、还有临时执政1人、摄政2人，内阁总理换了30次，而蔡元培一直是北大校长。
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除了上面说到的具体原因，还有一个答案就在他自己写的《关于不合作宣言》这篇文章里。他开篇引用了《易经》的话，“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他不是小人，是君子，所以他知“退”。他想起1919年春天华北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开会，有人发言说，现在政府哪个部门能离得开留学生，如果留学生都辞职，政府当得起吗？他提出在黑暗恶劣的时局面前知识分子要懂得进退，退有时候比不进重要，所以提出“不合作”三个字。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合作，他一次次辞职，一方面是以告退的形式维护自己的人格自尊，一方面是抗议和示范。
已经走上另外一条道路的前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对蔡先生的不合作主义不以为然，认为是消极的表示；胡适的看法则相反，认为不合作也是积极的。
第4部分 陈独秀：龙性岂易驯
王开林
1932年10月15日，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处于半隐居状态且卧病在床的陈独秀被警方捕获，是叛徒谢少珊供出了他的住址。早在1927年7月，这位书生意气十足的总书记即因屡犯“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被自己的同志炒了鱿鱼，两年后，又由于托派问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现在身陷国民党的囹圄，以“危害民国”的重罪遭起诉，尴尬人遇尴尬事，真算得上是当年中国政坛的头号荒诞剧。第二天，《世界日报》找准这个新闻噱头，刊登了一幅漫画：主人公是饱尝皮肉之苦的陈独秀 共产党一拳将他击伤，国民党又冲上去追加两拳，把他揍得像滴溜溜的陀螺一样天旋地转。
被鲁迅嘲为“焦大”
陈独秀落入罗网，生死莫测，消息不胫而走，惊动了当世不少头面人物，他们纷纷声援，设法营救。酷爱和平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拍了份越洋电报给蒋介石，称赞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人才难得，请勿以政见歧异而加害。大哲学家罗素、杜威也陈词灼热，以惜才之心恳请国民党当局审慎从事，优容知识界精英。至于国民党高层，一些资深元老更是为陈奔走呼吁。《申报》以头版头条刊出蔡元培、宋庆龄、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潘光旦、朱少屏等人合署的《快邮代电》。傅斯年发表《陈独秀案》一文，作出持平之论：“政府以其担负执法及维持社会秩序之责任，决无随便放人之理，同时国民党决无在今日一切反动势力大膨胀中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等12人致电张静江、陈果夫，为陈独秀说情。胡适、翁文灏、罗文干、柏烈武等人致电蒋介石，为陈缓颊。另有若干人尝试寻求法律解决的途径，竭力保陈性命。
当然，陈独秀蹲大狱之后，外界也有一些异样的声音，最典型的是鲁迅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面发表杂文《言论自由的界限》，嘲骂新月社诸君子是《红楼梦》中的焦大。此文也暗讽力争舆论自由的陈独秀与焦大无异。据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所记：“我问陈独秀，是不是因为鲁迅骂你是焦大，因此你就贬低他呢？（焦大因骂了主子王熙凤，落得吃马粪）他说，我绝不是这样小气的人，他若骂得对，那是应该的，若骂得不对，只好任他去骂，我一生挨人骂者多矣，我从没有计较过。我决不会反骂他是妙玉，鲁迅自己也说，谩骂决不是战斗，我很钦佩他这句话。毁誉一个人，不是当代就能作出定论的，要看天下后世评论如何，还要看大众的看法如何。”许多人主观上臆断，鲁迅是绝不会骂陈独秀的，当初陈是“逼”鲁迅做小说的恩人，后者非常记念，情见于词。但鲁迅写起杂文来最不讲情面，陈独秀入狱难以勾起他的同情心，也是反常之中的正常。
除了文化界有大反响，军界也有人出动。军政部长何应钦去狱中作试探性“谈话”，先绕了个弯子，请陈独秀题字，陈略一沉吟，即题“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何此行目的是劝陈独秀尽快写出一份悔过书，以求主动赎“罪”，见此情形，只好免开尊口，悻悻而退。
蒋介石把磨得锃亮的屠刀又收了回去。本来，他不杀陈独秀不足以消心头之恨，现在受到国内外舆论一波强似一波的压力，迫不得已作出让步，但不可能让得太大，再怎么样，他也不愿放虎归山。蒋介石对新闻界的正式答复归结为两句话，第一句是“陈独秀虽已被共党排除，但亦是共党之鼻祖，危害民国，未戒组织社团闹事之病”，第二句是“独秀虽已非共产党之首领，然近年共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陈独秀一生五次东渡日本，三次结婚，四次坐牢。奇就奇在，他的第三位妻子潘兰珍与他同床共寝两年之久，居然不清楚夫君是何方神圣。她平日叫他“李老头”，做梦也想不到他就是名噪天下的陈独秀。直到陈独秀在南京受审，报纸上登出大幅照片，潘兰珍这才认出失踪多日的丈夫“李老头”竟是天字第一号钦犯陈独秀，她简直不敢置信。
章士钊做他的辩护律师
当年，蒋介石剿“匪”心切，在这个节骨眼上抓获陈独秀，题材难得，他一再宣称此案务必严办，因此京沪两地的大律师不敢接这个案子。唯有章士钊自恃在政界与法界多年积蓄的声名，且人脉极广，去蹚这趟“浑水”。章是守旧派的大护法，陈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按理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前者肯为后者使出浑身解数全力辩护，主要基于彼此在青年时代同气连枝的道义之交，他们曾一同办报纸编杂志（《国民日日报》和《甲寅》杂志），一同为反清大业出生入死。章士钊眼见故友落难，于情于义，他都要出来扛一肩。再说，他的履历明晃晃地摆在那儿，通身毫无赤色嫌疑，且与国民党众元老交谊深厚，他自告奋勇，肯做辩护律师，这无疑是陈独秀的运气。
时隔六十余年，我们稍稍检阅当时的史料，仍能感受到法庭内唇枪舌剑的白热化气氛，感受到陈独秀的狂飙性格，而章士钊倾力一辩，也使四座皆惊。
1933年4月20日，针对“危害民国”的严重控罪，陈独秀怒举舌鞭，奋起还击。他的自辩状中不乏绝妙好词，至今读来，依旧声色壮伟：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
余固无罪，罪在拥护工农大众利益，开罪于国民党而已。予未危害民国，危害民国者，当朝衮衮诸公也。冤狱世代有之，但岂能服天下后世，予身许工农，死不足惜，惟于法理之外，强加予罪，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也。法院欲思对内对外保持司法独立之精神，应即宣判予之无罪，并责令政府赔偿予在押期间物质上精神上之损失。
陈的自辩发挥到了百分之百，章士钊还要愈出愈奇。他先阐明了“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的法理，继而大谈在真正的民主国家中，“反对党”完全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为增强说服力，他还搬出孙中山的原话，“三民主义即是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给陈独秀伸脚抬头的余地。章士钊最自鸣得意的辩词在后半部分，他为了开脱被告，竟刻意将陈独秀打扮为国民党的功臣，其巧舌如簧令人拍案叫绝：
清共而后，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己为干部派摒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集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现政府致力于讨共，而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予意已成掎角之势，乃欢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为？今侦骑四出，罗网大张，必欲使有志之士瘐死狱中，何苦来哉？为保存读书种子，予意不惟不应治罪，且宜使深入学术研究，国家民族实利赖焉。总上理由，本律师要求法院宣判独秀无罪。
作为辩护律师，章士钊趋利避害，把陈独秀描绘成国民党的功臣、三民主义的信徒、鼓吹议会政治的大喇叭和反共的急先锋，真可谓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已让陈独秀的一只脚迈出了监狱之门，赢取了半个自由身。可章士钊万万没想到的是，陈独秀拍案而起，半点不领情，他宁愿坐牢，甚至掉脑袋，也决不摇尾乞怜，自污扒粪。他郑重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意见，至于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依据。”
当事人这样一说，章士钊的巧言雄辩便大打折扣了。陈独秀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烈武事后对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但陈独秀终赖众好友竭力回护，幸免于死，法庭只判处他13年徒刑，高院终审裁决为8年。相比之下，共产党另一位落职的总书记瞿秋白可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于1935年6月18日被国民党三十六军军法处枪杀于福建长汀。临刑前，瞿秋白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至半醺，他说：“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嗣后，他自请仰卧受刑，要眼睁睁地看着子弹射向自己的心脏，确是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
陈案发生后，报界普遍给予陈独秀道义上的支持，并对其知行合一不乏赞词。1932年10月28日的《大公报》即发表过这样的言论：“中国的社会，实在太寂寞了，什么领袖，能够真诚信念，不变节，不改话，言而有信，始终一致的，能找到几个？我们希望大家应该成全陈独秀才对！”所谓成全，当然不是叫陈独秀以身殉道，而是使他重获自由，去做他愿做和当做的事情，造福于社会，造福于大众。
当年，“陈独秀危害民国案”引起法学界极大关注，由于庭辩异常精彩，章士钊回到上海后，将检察官的起诉书、陈独秀的辩护状、自己代陈独秀辩护的辩护书汇集成册，定名为《陈案书状汇录》，交给与陈氏有密切关系的上海亚东图书社印刷了100多册，分送有关人士。东吴大学法学系一度以此为教材。
“国民党四字经”让蒋介石暴跳如雷
陈独秀因祸得福，在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俗称老虎桥监狱）享受到高级政治犯才能享受到的特殊待遇。他一人住一间大牢房，有一张大书桌，两个大书架，文房四宝齐全，可以安心读书写作。除此之外，年轻的妻子潘兰珍还可以照顾陈独秀的生活起居。坐牢的那几年间，陈独秀的著作接连问世：《中国古代有复声字母说》、《连语类编》、《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荀子韵表及考释》、《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 还有一些论文如《干支为字母说》、《道家概论》和《老子考略》。他还想研究太平天国史，特意托上海亚东图书社的编辑汪原放带信给胡适，想请胡氏的弟子、专门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罗尔纲去南京谈谈（当然只能在监狱里谈）。胡适则认为“仲甫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这事也就作罢。陈独秀忙于著述，囚居的日子过得极其充实，若不是1937年底南京监狱被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炸塌，出狱之前，他很可能会著作等身。
大画家刘海粟受蔡元培之托，曾去监狱探望陈独秀。“蔡先生要他在牢房中坚持锻炼身体，从事一些学术研究，不要虚度岁月，社会上许多人正在设法营救他。”陈独秀表示感激，临别依依，他研墨挥毫，赠刘海粟一副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危气若虹。”早在1919年，陈独秀发表过一篇题为《研究室与监狱》的短文，大发高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将监狱和研究室合而为一，极少有人能够做到，但陈独秀做到了，他一生坐过四次牢，其“高尚优美”还能不登峰造极！
陈独秀是典型的不羁之才，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特立独行，为所欲为，历来如此。1917年初，北大校长蔡元培力排众议，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蔡元培注重道德教育，曾在教员中发起“进德会”，甲种会员必须恪守“不嫖、不赌、不娶妾”的清规。陈独秀是甲种会员和评议员，却素行不检，常出入八大胡同，吃酒狎妓，难免招致物议，发展到后来，北京一家报纸甚至登出惊爆眼球的消息，说陈独秀常去八大胡同嫖妓宿娼，近日争风吃醋，亲往妓院“打场”（宠妓暗结新欢，原狎客愤而动武之谓），以至于抓伤某妓女下部。这样的丑闻自然对北大教授的整体颜面有损，对“进德会”也是辛辣的讽刺。为此，陈独秀丢掉了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校方仍聘他为教授，给假一年，实际是预留一级自动走人的台阶给他下。此事固然有玷陈独秀的清誉，却无损他的英名。他是飞龙，就算闹出了普通爬虫才会闹出的丑闻，也仍旧是飞龙，不是爬虫。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当时思想界的头号大明星，这样的声誉得来殊为不易。陈独秀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宣传家，他有两大进攻武器：一是讲演，二是写文章。只要有人请他讲演，他总是有求必应，卓识谠论滔滔不绝。他走到哪里，《新青年》就办到哪里。他坐牢五个月，《新青年》就停刊五个月。
陈独秀对国民党素无好感，共产国际要中共集体加入国民党，他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这种做法无异于“在粪缸中洗澡”，只会沾上一身污秽。他曾创作《国民党四字经》，彻底剥掉了国民党的党皮：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三民主义，胡说道地；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建国大纲，官样文章；清党反共，革命送终。
军政时期，官僚运气；宪政时期，遥遥无期。
忠实党员，只要洋钱；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这篇《国民党四字经》见报之后即风传天下，国民党形象扫地，蒋介石还能不暴跳如雷，切齿衔恨？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在某些政见上有不谋而合的地方。1929年11月，他被中共开除出党后，基本上就被定位为顽固不化的托派分子。在上海，陈独秀实际上只能写写文章，今天骂国民党，明天又骂红军。1930年7月1日，他发表《关于所谓“红军”问题》，大骂共产党为“匪”，红军为“寇”。如此左右不逢源，自然是腹背受敌，国共两党都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共产党指责陈独秀和一切中间势力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也就是在此期间，国民党司法机关将陈投进监狱，虽未剥夺他的生命，却剥夺了他的自由。陈独秀剑走偏锋，到头来割伤了自己。1938年后，他终于看清托派组织毫无发展前途，遂脱身而去，重又恢复为一位学者，这个身份才是他的本来身份。
董必武拜访过陈独秀，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偏见，不再固执，写一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陈独秀的答复是：“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实际上，陈独秀厌倦了政治，厌倦了争斗，也撂不下面子，放不下架子。
章士钊说陈独秀是一匹“回头之草不啮”的“不羁之马”；汪孟邹说他“无法无天”；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郑超麟说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鲁迅说他“大门上写着 内皆武器，来者小心！ 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静尘说他“忠于人，忠于事，忠于他自己的意志和思想”；陈中凡说他“表面冷淡，实则富于热情”；陈独秀说自己“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 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我绝对不怕孤立。”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从维护民权的角度出发，认为民权的价值重于国家的价值，立论极为大胆：亡国“无所惜”，“亡国为奴，何事可怖”，中国人在殖民主义者统治下当亡国奴，也比在当时中国做一个国民好。他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更是痛骂中国国民性之陋劣，民德民力无一不在水平线以下，惟知自侮自伐，他写道：“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曰好利无耻；曰老大病夫；曰不洁如豕；曰游民乞丐国；曰贿赂为华人通病；曰官吏国；曰黄金崇拜；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他的这些观点必然会招致“诘问叱责”，惹来“宁复为人，何物狂徒”的詈骂。陈独秀曾说：“我毫不顾虑我的意见会在社会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即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们所预祝的什么 光杆 和 孤家寡人 ，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愧。”陈中凡曾赠诗给陈独秀，将他比为桀骜不驯的鸾凤，其诗为：“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陈独秀并不领情，他更愿将自己比为桀骜不驯的苍龙，请看他的和诗：“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谁也无法驯服他，他要独来独往，他要秀出群伦。
陈独秀任性，固执，倔强，亢爽，直率，暴躁，耿介，刚愎。他“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每当辩论的时候，他会声色俱厉地坚持他个人的主张，倘然有人坚决反对他，他竟会站起身来拂袖而去”。老一辈革命家李达批评陈独秀的作风是“恶霸作风”，“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陈独秀的性格决定了他具有精神的感召力，却缺乏凝聚力；作为理论家他是一流的，但绝对难以胜任政治领袖的角色。
“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
陈独秀从事政治数十年，除了在北大过了两年多比较安定的教授生活外，大部分时间都过着亡命的地下生活，颠沛流离，一直是政府通缉名单上的要犯，几次被捕入狱，甚至险遭枪决，这些革命经历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由于长期没有正常的饮食，他患有严重的肠胃病；狱中五年受够精神折磨，出狱后又得了高血压，久治不愈，时或发作，这使他整个人变得干瘦枯黑，唯有他的眼神仍像刺刀一样锐利。
1938年8月初，陈独秀偕夫人潘兰珍从重庆坐小火轮抵达江津，他是应同乡好友、北大旧同事邓仲纯之邀而来的。当时，重庆暴热，不时有飞机轰炸，陈独秀又很不习惯与人应酬，加之战时重庆物价飞腾，居大不易，他想择一清静安全的地方定居下来，好生做些学问。他愿去江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里有不少交情极深的好友，如潘赞化、邓季宣、邓仲纯和何之瑜，其中邓仲纯精于医道，除了能照应陈独秀的生活，还能给他治病。陈独秀到了江津，却不受邓仲纯的夫人欢迎，昔日她领略过陈独秀政治弄潮给邓仲纯带来的风险，也看不惯陈老牛吃嫩草的风流习性，竟不肯接待这对远道而来的夫妇。邓仲纯惧内，但确实够义气，他与老婆大干一仗，没多久硬是把陈独秀和潘兰珍接到家中住下。只是好景不长，他夫人以自杀相威胁，大吵大闹，陈独秀既受屈辱，又颇感尴尬，便离开了邓家。
虎落平阳，龙游浅水，一代大学者、大革命家，竟沦落到这步田地！陈独秀若肯开口，门生弟子，旧雨新知，愿意解囊相助者决不会少，但他是天生的倔脾气，穷死也不伸手向人求助。抗战期间，百业凋敝，他的版税和稿酬为数不多，北大同学会的捐助也是时有时无，即便这样，他仍坚拒各种名义的嗟来之食。据陈独秀老友朱蕴山回忆：“当时陈独秀可怜得很！没有东西吃！”他拿了几只鸭子去看望陈，陈却差点翻脸。至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所赠五千元，以及蒋介石汇给陈独秀的“一笔数目可观的钱”，陈都原封退回。学生罗家伦、傅斯年满怀好意，亲自登门送钱给老师，陈独秀坚决不要，临别时对罗、傅二人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弄得两位高足弟子十分尴尬。对其他亲友资助的钱物，陈独秀则以条幅、对联、碑文或金石篆刻作为答谢，大家看准了他这种“无功不受禄”的脾气，要接济他时，就先绕一个弯，请他写字破石。朱蕴山对老友陈独秀穷不失义、不食嗟来之食、愈贫穷愈硬朗的性格颇为钦佩，赋诗赞美道：“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1942年5月13日，包惠僧到石墙院看望陈独秀夫妇。当天，潘兰珍去双石场上割了两斤肉，做了两荤两素，战时难得有此伙食，大家吃得高兴，陈独秀吃到腹胀为止。此后数日，陈独秀胃病发作，病势转沉。唐代诗圣杜甫饿极后因饱餐牛肉而死，陈独秀不幸也因多吃肉食而一病不起，这种悲哀，竟千古相同。
陈独秀一生负气好胜，“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赔掉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的性命，大部分政治生涯却归于失败。精神怫怫不乐，其心境之苦楚可想而知。陈独秀晚景惨淡，皤然老叟，贫病交煎，但并非一事无成，他撰写了一部《小学识字教本》，死后曾在台湾和大陆出版，均获专家好评。当初，商务印书馆已预付两万元稿酬，因陈独秀身份敏感特殊，书稿必须送审。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倒也赏识这部杰作，他的意思是，只需将书名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即可付梓。然而陈独秀颇为恼怒地答复：“一个字都不许动！”他落了陈立夫的面子，此书只得束之高阁了。陈独秀不愧是我国现代杰出的语言学家，他用科学方法将中国文字重新分类，对若干文字做了独到的研究和新的诠释，使之更加简明易学。最后几年，他还给友人写信近两百封，其中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他给托派朋友所写的六封信和四篇文章，后经胡适编辑写序命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在香港出版。书的大意是：“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是“最浅薄的见解”，“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 贱视民主之过也”。他认为“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他的这些思考，现在看来无疑是真知灼见。
“以先生之学力，若求高名厚利，与世人争一日长短，将何往而不自得耶？顾乃独甘如此结局！ 呜呼先生！满腔热血，洒向空林；一生毅力，无用武地。吾不仅为先生惜，吾将为吾民族哭矣。”王森然先生在《陈独秀先生评传》中发出如此痛切的感慨。他还称赞陈独秀是“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
耐人寻味的是，1942年５月13日，陈独秀卧病在床，正写到《小学识字教本》中的“抛”字，这是他一生中所写的最后一个字。撒手人寰之际，世间的一切恩怨、是非、功过、成败，都要抛弃了。他抛离了充满争斗与烦恼的世界，但历史并没有抛弃他，而是紧紧地拥抱这位光明俊伟的赤子，因为他是20世纪东方的普罗米修斯。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1期
第5部分 熊希龄：“此君一出天下暖”
黄波
近代史波谲云诡，出入于政治场中的人物，若非长袖善舞翻云覆雨之辈，人格未坠稍具良知者，鲜有不反躬自省的。这中间，曾居国务总理高位，最后却由绚烂归于平淡，将全副精力投身于慈善事业的熊希龄，应该是一个代表。
【人称“熊凤凰”】
湖南凤凰县虽是偏野小县，近现代史上却先后涌现了两个大放异彩的人物：一是今人熟知的著名作家沈从文，而在沈从文之前，代表凤凰县的却是另一个人 熊希龄，当时人称“熊凤凰”。
熊希龄，字秉三，1870年出生时，正值清王朝内忧外患，但对这个官宦子弟来说，还是要重走读书人的老路。少年早慧的熊希龄21岁中举，24岁高中进士，被选入翰林院庶吉士，俗称“点翰林”。这一切似乎显示，熊希龄一生，就是按部就班，走完“读书、应举、做官”这人生三部曲。然而，时代终究不同了。
熊希龄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后来人们经常传颂他的一则与志向有关的轶事：在熊希龄中举的第二年，逢花朝之日（阴历二月十二日，被认为是花的节日），当地知府朱其懿邀集官吏和新科举人在府衙内赏花，知府提议吟诗作画。于是济济多士，各显身手，有的画牡丹，题曰“富贵风流”，有的画荷花，题曰“出污泥而不染”，有的画菊，题“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均不脱俗套。熊希龄则画了一株棉花，旁观者都大摇其头，因为中国画史上，向来少有以棉花入画的。棉花为农家所亲，怎能登大雅之堂？熊不动声色，画完后于留白处挥毫题写了七个字：“此君一出天下暖”。这七个字真如画龙点睛，当即震动全场。熊希龄借棉花言志，不仅使自己名声大噪，还意外收获了一桩美好姻缘：朱知府赏识他的才华，作主将自己的五妹朱其慧嫁给了熊希龄。
“此君一出天下暖”。青年熊希龄借棉花言志，确非凡物。这其实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优秀读书人的理想，熊希龄会和他们有所区别吗？当然有，因为时代的变化，“开风气、启民智”是熊希龄最早的事业。
1897年，熊希龄从京城回到长沙，这时的湖南巡抚是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以开明著称，他引用黄遵宪等维新派人士赞助变法，又任命刚刚回到家乡的熊希龄为时务学堂总理，主持校务。熊希龄请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唐才常襄助，时务学堂一时成为新派人士荟萃之地。在舆论先行的基础上，举凡教育、行政、实业，都有了新的气象，“湖南新政”全国闻名。
熊希龄因为在“湖南新政”中的杰出表现，理所当然成为守旧分子猛烈攻击的对象。著名学者、湖南顽固派的首领之一叶德辉曾撰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下联是：“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上联刺熊希龄，下联讽陈宝箴，分别以“熊”、“陈”姓氏入手，倒也巧妙。叶德辉把熊希龄和主政巡抚并列，显示熊希龄在新政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