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们偶尔也会邀请一些官员。第一年的时候，他们甚至邀请到一些台商来做这个节目。其中较为有趣的一个人是温世仁。他是台湾某品牌电脑公司的副总，在来香港倾听托夫勒演讲时，被曹先生临时发现，请到了现场，请他讲解台商与两岸间的问题。本身就是台商的温先生，提的问题针对性十足。温先生还是个理想主义式的人，他在西部的甘肃有一个项目，希望从农村培养出软件设计师。当然，他上了几次节目后，发现在内地办事很方便，内地许多机构、台办官员都知道他是那个上过节目的台商。为了这个缘故，温先生很喜欢上这个节目。每次路经香港，都会要求讲点新东西。
当然，他们的节目也请一些真正的专家，如台湾《商业周刊》的主笔石齐平先生。石先生原是海基会副秘书长，是台湾批评李登辉较多的人，传说李登辉非常恨他。石先生在陈当选后，被请来做特别节目的嘉宾。
最近，他们又多了一个国际问题专家邱震海做嘉宾，这位德国之声电台驻香港特派员，在中国与欧洲的国际关系研究方面有极深见地。
第六章：模型……(5)
当然，《时事开讲》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许多嘉宾文字表达能力很强，但做出的节目可视性很差，有时候根本就不可以用。多数嘉宾就在这种交流中区分了出来。有的嘉宾在节目中做了几次，反响不错，就会列入他们的经常性的嘉宾名单中，还有一部分嘉宾因为种种原因，而成了一次性合作。当然，董与曹每次请来新嘉宾做节目，都会根据公司管理层、同事和观众的反应对嘉宾做出评估。
嘉宾们与董嘉耀的交流开拓了他的视界。这种交流使董早已超越单纯的主持人，他要面对的除了曹先生外，还有更多的嘉宾。这些人不同的学识，使董的主持风格也更成熟，并且成为这个栏目技术上的主导者。
保利集团将在香港收购圆明园国宝事件的独家报道权给了董嘉耀
◎ 购买者易先生由独家新闻成为董嘉耀的好朋友
2000年4月30日晚间，董嘉耀得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独家新闻。
他在节目中，告知了一个大家都在猜测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布权成为他在《时事开讲》节目中的一条非常重大的独家新闻。这样一个只解读事件发布评论的栏目，竟然拥有秘密的公布与观点立场解读的权利。
这是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从几周前就引起各方的巨大关注。
圆明园一个多世纪前被掠走的四件文物将在4月30日于香港佳士得和苏富比两家拍卖行拍卖。这个消息触痛了中国人的感情。香港与内地的报章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中国文物局方面“根据国际法的有关规定，这种一国被占领期间遭掠夺的文物不论过多长时间都属于文物的原属国，都应该归还原属国，不存在什么100年的时间限制。在文物归还之前，原属国始终保持索取该文物的权利”，坚决反对在自己的国土上拍卖这四件文物。爱国的香港人开始上街游行，抗议拍卖行的基本道德与在情感上的对于中国人的挑衅。
但两家拍卖行利用了香港法律上的空间，仍以不友好的姿态准备拍卖。当天上午更有十多名香港市民来到苏富比拍卖行位于中环的总部抗议。但在下午，当佳士得公司的春季拍卖会如期拍卖两件中国文物时，香港十多名抗议者因不满佳士得公司的这种做法来到中环万豪酒店会场抗议。现场有人企图冲入会场，酒店需要关门，示威者和在场的警员和警卫发生了肢体冲突。
一直关注此事的凤凰卫视例行地派出当天当值的董嘉耀“出街采访”。董嘉耀目击了整个过程。他与所有的人一样，都想知道这两件国宝会流向何方？
拍卖的是两件上个世纪被英法联军掳去的圆明园文物：一个御制青铜猴头像和一个牛头青铜像。青铜猴首拍卖师由200万元开始叫价，价格瞬间推高至500多万元，其后剩下一位电话竞投者与一位现场神秘的竞投者争持不下。现场这位着唐装的北方汉子似乎打定主意拿下这两件文物，频频举手应价。当现场竞投者叫价至740万元时，电话竞投者宣告放弃。青铜猴首最后以818.5万元（含佣金）成交。青铜牛首则在叫价21次后，再由这位神秘男子以700万元投得，最后以774.5万元（含佣金）成交。
这位神秘男子在拍卖完毕后，就马上离场而去。董早已盯紧了他，拿着话筒追上去：“我是凤凰卫视的，能不能问你几个问题。这件国宝是谁买的？”
那位男子似乎认出了董嘉耀，很客气地说：“我从北京来，这些东西属于中国人民。”他把董的名片收好，就从贵宾道走了。
董嘉耀觉得此事充满神秘气氛。所有的传媒与他一样，只知道这两件文物被一神秘男子拍走，但此人是谁，背景为何，却谁也不知道。现场的一位客人，告知此人叫易苏昊。这位神秘客，由于最初没有对外公布身份，引得各方议论纷纷。甚至有香港媒体把他说成陈毅元帅的公子陈昊苏。外传纷扰。
当晚，董嘉耀把这条新闻在《时事直通车》播发之后，还挺遗憾。但心里总觉得那位先生有可能会再与自己联系。一个多小时后，他正准备与曹先生录制当晚的《时事开讲》节目时，接到了这位先生的电话。“你是董嘉耀吗？我们愿意提供给你们一个独家消息，我们就是买国宝的人。”
第六章：模型……(6)
董嘉耀觉得这是《时事开讲》的一个机会。当晚，他们是惟一可以发布新闻的节目。董与曹先生马上打车去酒店与这位先生见了面。
这位神秘的客人果然叫易苏昊。他早在《时事开讲》开播时就是这个节目热情的观看者。他那天一眼就认出了董嘉耀。但当时“很多记者挤在我住的酒店里不散开，有一次我上电梯，记者冲进来把电梯弄停了一下，我说出来出来，这样会有危险。我成了大家追踪的对象
。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情找一家媒体说清楚，要不然这件事情很敏感，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猜测太多。凤凰台是我常看的电视台。《时事开讲》是我每晚必看的一个节目。我想这个事情通过你们来讲述，可能会客观与真实一些”。这些成为易先生考量给董嘉耀打电话的一个原因。
曹先生、董嘉耀赶到酒店时，这位着唐装的北京人，毫不避讳自己的所有立场与观点，他的真实身份是保利艺术博物馆顾问，曾是故宫博物院青铜器方面的顶尖专家。他透露了这件事决策前后的惊险内幕。
保利艺术博物馆，是中国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保利集团公司属下的博物馆，1998年12月经国家和北京市文物主管部门批准成立，是国内首家由国有企业兴办的艺术博物馆。这家公司主要以抢救保护流散海外的中国珍贵文物为主旨。三年多来，保利艺术博物馆已先后从海外抢救保护了一大批中国国宝，仅青铜珍品就达百余件，甚至不乏西周神面卣、王作左守鼎、戎生编钟等一批海内外绝无仅有的精品与孤品。对于佳士得、苏富比两家公司的春拍，以抢救保护流散海外中国国宝为己任的保利艺术博物馆自然不会错过。
4月28日，易苏昊等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代表飞抵香港，准备参加两家公司的拍卖会。起初目标并不是四件圆明园国宝，而是早年从清宫流出的几件书画名作。他们没有锁定这几件国宝的原因，是认为国家文物局的声明和各界人士的强烈抗议会让两家拍卖公司最终撤拍国宝，同时保利艺术博物馆的收藏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青铜器、石刻、书画等方面，故而事先并未做过多的准备。
但到了30日下午，当易苏昊等人惊悉国宝依然被拍卖，并目睹了香港市民的抗议场景，为香港市民的爱国热情震动。易先生立即打电话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正在欧洲进行工作访问的中国保利集团公司总裁贺平先生。贺先生当即与有关专家进行研究，认为国宝已处于失控状况，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将会再次蒙受140年前流失的厄运。后来事件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个危险的可能。最后与保利竞拍猴首铜像的，据说就是一位美国大收藏家。佳士得、苏富比两家公司在港拍卖圆明园国宝，是对国家、对民族利益的一次重大损害。在向有关部门请示后，保利集团高层当即指示保利艺术博物馆在港代表到现场尽力抢救国宝。保利做出抢救国宝这一决策用了半个小时，也就是香港市民抗议所争取到的半个小时！
易先生接到指示赶到会场时，马上就要拍卖猴首铜像了。他悄悄对几位国内买家讲，他要代表保利竞投两件国宝，请大家帮他照看一下。在座的所有人都呆住了，随即又激动地涨红了脸颊，一致帮他做现场呼应。
但最后，他们发现，香港这么多媒体都很关注此事，有必要把抢救国宝的动机与原因告诉公众，以避免各种不实的新闻和猜测。经与远在欧洲的保利集团的高层联络，征求意见，最后选择了凤凰卫视。因为他们都是凤凰卫视的观众，一直关注凤凰的新闻与评论。
董嘉耀是当天最早获知这一过程的记者。这档节目当晚在《时事开讲》播出后，几乎轰动了整个新闻界。观众也通过他们的节目得知了整个事件过程。据称，嗅觉灵敏的香港报纸大部分在即将付印前，紧急换稿，后来他们统计的结果是，全球68家的华文报纸都在头版报道了这件事。主要的材料来源于这个晚间节目。
第二天，中央电视台在报道此事时，也引用了他们的画面与资料。而全球多家通讯社在报道时，也引述了他们节目中的采访内容。
第六章：模型……(7)
这次采访后，易先生见识了凤凰卫视做新闻的快速反应与客观。这成为他们其后事实上合作的开始。
接下来，在之后的半个月里，董嘉耀一直追踪易先生在香港的活动。他客观地纪录了这之后5月2日在苏富比拍卖会上成功竞投虎首铜像的始末。董成为能与易先生朋友式沟通的惟一现场记者。他得到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易先生还以买家的身份，亲自到拍卖会举行前的
验货场验货，他们戴着白手套细细地审视这几件青铜器，易先生还讲解青铜器中一些划痕的历史与文物意义。这些都成为当晚开讲中董与曹向观众传达的信息。凤凰还动用在北京的记者报道了国宝回到北京的盛况。这些实时性的内容除了在《时事直通车》播出外，他们甚至在《时事开讲》这个节目中，进行了至少三次解读。
这个节目几乎就是他们当初设置《时事开讲》的一个初衷：在《时事直通车》后，再告诉大家一些愿意深入了解的事件的背景与评论。
当然，易先生甚至因为此事成为凤凰卫视的朋友，在凤凰卫视五周年的时候，易先生讲述了他为什么会把这个独家新闻交给凤凰卫视的原因，并称自己将会永远做凤凰卫视的朋友。直到今天，易先生与董嘉耀、保利与凤凰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2001年，当曹景行、阮次山、董嘉耀三人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还专门参观了保利博物馆。
一周年总结，老板刘长乐宴请嘉宾评论员
◎ 阮次山、何亮亮先生被邀请加盟凤凰卫视
一天，“院长”在走廊里叫住董嘉耀，“《时事开讲》快一年了吧。应当总结一下，你做个特别节目。”这样，一个工作任务就算交代完了，至于怎么做，那是你去思考的事了。据称，典型的凤凰卫视式的工作安排通常是在走廊里解决。一个创意或者一个重要的决定，很少在会议室里产生。老板、台长们简单的作风使许多看似复杂、需要更多人开会来解决的事，只是变成了一个几分钟的交流。大家早已习惯了这种独特的办公方式。
时间快得总是在某个关节点上让你叹息。这样一个节目竟然已做了将近一年。董嘉耀开始寻找与整理这个节目一年来的素材。回顾总会给人全新的认识。这样一个节目被人重视的证据是什么？是收入将近2000万元的广告赞助额还是一个节目本身的形态与品质？
董嘉耀希望能有一个数据给自己最清楚的交待。他觉得肯定有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存在，这些也许是一年来节目最佳的形态，也是这个节目构成的一些要点，他希望从中找到理由甚至“套路”。
在他的类似于会计分析师式的文章中，他总结出了这样一些数据：播出的252期节目中讨论了将近400个话题。在这当中，经过交叉综合计算发现：73%的话题指涉台湾局势和两岸关系。这是这一年来的时事重点，这一年中间的台湾仍然被大多数人关注。28%谈到中国大陆的话题，33%关注国际社会，18%与美国相关，11%讲到香港，36%涉及到经济问题，19%和科技有关，还有8%谈到文化、道德与艺术等范畴。这些数字量化地反映了《时事开讲》的“紧贴时事”。
这就是他们指涉到的《时事开讲》的范围。这个节目的边界几乎拓展到了他们认为应当论及的所有范围。有媒体评价他们的节目：“新闻媒体的主要功能，一是报道新闻，二是分析新闻，二者兼具的《时事开讲》是一个全新且具话题性的时事评论节目，其中特点是紧贴时事，当天或隔天的新闻，即在节目中予以多角度的分析与评论，‘WE REPORT，YOU DECIDE’，让观众全面深入了解事件的真相与内幕。这个节目强调‘时间、事件、开明、讲究’，已成为‘时事阶层收视群’中的一个重要资讯来源。人们从这个节目中发现了许多不同的秘密与真相，对于时事资讯的渴求超过了这个节目的障碍，时间太晚包括节目太短，大家忍受了这个节目的一切不足，并且被它的节目时间调整了自己的作息。从来没有一个节目会有如此大的魅力。”
第六章：模型……(8)
这是个恰到好处的赞美。凤凰卫视的另外一个令人尊敬的传统是要发扬自我表扬乃至夸奖自己。每个人都需要鼓励与表扬。老板刘长乐觉得表扬自己是一个巨大的优点，他甚至鼓励大家自我表扬。刘老板在接受某次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凤凰人都喜欢表扬，喜欢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有时手法甚至高超到了变本加厉的地步。可我觉得这种快乐的陶醉，并不是孤芳自赏，它还是我们凤凰的优点。”
老板总是把表扬拿捏得恰到好处。他记得自己曾是这个节目最初的“反对者”。但做了一年之后，老板承认早期反对上这个节目是“怕谈话类节目多了容易枯燥，结果证明我错了”。老板给予他们肯定的表示是，他吩咐董嘉耀在一周年时安排请所有的嘉宾吃饭。据说，这是老板惟一一次请一个栏目的所有嘉宾吃饭。董嘉耀与曹先生把这视为老板对这个节目最大的肯定与表扬。他们设计了一个一周年的专题，将《时事开讲》的前因后果与一年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梳理。
这个节目也是他们表扬自己的一个总结。
这年8月底的时候，正是凤凰卫视扩张加骤，凤凰卫视资讯台即将开播之时。在早期设计节目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时事开讲》模式的低成本、高收视、高效益现象。凤凰高层设计在资讯台里开设类似的栏目。这种新闻加评论的方式，将会成为资讯台的重要特色。老板其实把这次请客看做了一次交流与挖角的“猎头宴”。
那天，邱立本、朱文晖、何亮亮、杨锦麟、赵海英等十多个人会聚一堂。老板考虑到大家的内地背景，特别选定了饭局地点在尖沙嘴一间豪华的川菜酒店。刘老板举杯敬酒时，坦诚地说：“差一点咱们今天聚不到一块儿。”《时事开讲》的重要嘉宾阮次山先生，因病没有出席。老板在电话里与他长聊了一阵。那顿饭是老板与评论员们的一次交流，也是他认识大家的一个机会。许多机缘就在那次结下。
几个月后，出席那次宴会的何亮亮先生与阮次山先生接到了凤凰卫视的邀请,希望他们能够加盟凤凰。
2001年，凤凰卫视资讯台开播，何亮亮与阮次山正式加盟。
何亮亮与曹景行共同主持《时事开讲》，而阮次山先生有了一个新节目《新闻今日谈》，周一至周五由他一个人来评，周六、周日由何亮亮主讲。这个日间的《时事开讲》类型节目，开创了凤凰的泛时评化类节目的整体加强。这个评论节目的开播再次体现了凤凰卫视在新闻评论方面的雄心。“院长”王纪言认为，《时事开讲》在晚上12点结束后，时事仍在继续，在西方与其他的不同时区，是一个重要的时事发生区。因为这时候正是其他地区的上午。而《新闻今日谈》节目，将会为大家提供一个中午资讯带。这个节目仍然在新闻节目之后，为大家解读新闻。
《时事开讲》也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盘整与改造期，并且开始有了新的形态与理念。
第七章：门风优美……(1)
深得家传门风感染的知识分子
◎ 何亮亮师从萧乾与冯亦代诸前辈，在社科院主修国际政治
◎ 夫人要他去香港养家，由此带着一套自认为重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离开内地
当你希图看懂一个人时，其实你想知道的无非是他的历史，包括学识的由来，本人的秘密，甚至某种力量的来源。对于1951年出生于前电视时代的何亮亮来说，很难在记忆中寻找到电子力量的印迹。他迷恋与擅长的更多的是字面的推敲以及文史知识的重新编织。他在回顾从前时，发现从来不是自己选择历史。历史对于一个人来说，只有两种道路，一条是机遇，一条是身处时代的个人角色。他称自己在某些方面，如对时事的兴趣是早慧，某些方面却是晚熟的。他的角色由这样一些时间与要素组成。
出身仍然成为某种意味深长的标志。对于门庭贫贱之人的成功来说，出身是个奋发的理由。但门风优美仍然是制造传统精英的一个最佳的信道。何亮亮自足于自己的出身，双亲是分别来自浙江和广东的知识分子。他对陈寅恪先生所欣赏的“门风优美”很有感触。陈寅恪是何亮亮最尊敬的学者，陈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和真正贯通中西的学问，都令他深怀敬意。他说自己当然不可能达到陈先生的精神和学问境界，但却认为找到了一个类似宗教理想的精神家园。
门风是无法选择的，但可以从陈寅恪先生的为人与学问的高度看到门风优美的传统。而何亮亮身上弥漫的就是这种文化精英门第中的传承与培植。何先生的父亲何为是浙江舟山人，幼年即移居上海，曾经就读于圣约翰大学，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的名作《第二次考试》在1978年全国高考的语文试卷中被作为题目。在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柯灵主编《万象》时，何为就开始文学创作生涯，同代的袁鹰、董鼎山、董乐山、冯亦代等均是当时倾向进步的青年文人。父亲喜爱文学和艺术，富于生活情趣。何亮亮显然在这方面都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何为给自己的三个孩子分别取了几个大有深意的名字。他给在天亮时出生的儿子取名亮亮，两年后出生的弟弟则跟着取名堂堂，父母寄望他们亮亮堂堂地做人。四年后出生的妹妹叫卿卿。他的命运使自己的儿子发生了变化。何亮亮在八岁的时候，随父亲从上海南迁福州。从1949年开始，上海向全国各地输送了上百万专业人才，何为就是其中之一。何为在福建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文学编辑，同时从事散文创作，并在1965年成为专业作家。
何亮亮的母亲徐光琳祖籍广东中山，其父是中山的大地主，在清末变卖了地产移居上海做寓公。她在18岁时，参加中共，曾经担任上海地下党的区委书记，后于抗战时脱党，“文革”时期几经审查，终被证明没有变节。何亮亮认为母亲的正义感和为人的大度对自己影响甚大。母亲知书达礼，从不强迫孩子。但在一件事上，却从不放松，她要求何亮亮背诵古诗文和练习书法，这在革命化的年代，弥补了学校教育的严重缺陷，何亮亮自觉至今仍然受用。母亲受过俄罗斯声乐专家的正规教育，曾经是上海合唱团的成员。童年时，母亲在家中用西洋美声唱法练习各种艺术歌曲和歌剧中的咏叹调，这种氛围是何亮亮酷爱古典音乐的重要原因。
在少年时期，何亮亮就开始面临时代的鼓励与诱惑。“文革”中，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的他与读初一的弟弟一起参加了造反派红卫兵。“文革”初期，1966年秋天他就与弟弟一起登上了大串联的火车，到达上海，童年的回忆和作为“文革”策源地的上海，都在发出召唤。上海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争夺激烈，革命的激情与青春的骚动相互激发。上海人对外地的红卫兵充满敬畏。15岁的革命者何亮亮带着13岁的弟弟，作为支持上海造反派的外地红卫兵纠察队参加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和占领《解放日报》大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外地红卫兵都作鸟兽散。何亮亮的祖父是资方代理人、高级职员，生活养尊处优，为人胆小怕事，“文革”中被抄家，失去了大部分财产。两个从外地来的红卫兵孙子穿着军装，使老人乍一见还有些害怕。不过两个孙子并没有和祖父划清界限的意思，反而在祖父的带领下，重温了上海点心和宁波烹饪的美味，成为大革命时代中的温馨插曲。
第七章：门风优美……(2)
何亮亮在香港长大的女儿就读于中文大学，有一次她的课程项目是采访自己的父亲。何亮亮对女儿回顾了自己的家庭和成长过程，在谈到“文革”的时候说：“我自己从来没有参与过抄家，没有打过人，没有参加过武斗，因为我不喜欢野蛮的举动。不过我偷过很多书，偷过学校和机关图书馆的书，不偷书，就没有书看，那些书也难逃被毁弃的命运。”
1967年夏，他第一次到北京，在北大和清华看两派叫骂、文斗，觉得好玩，但只是旁观
的感受。他给女儿讲述他很难理解这段历史的心情时说：“当时就是快乐，不用上学，四处游走。” 一个人的成长只会是两种结果的制造者，一是家庭的影响，再就是时代的影响。时代风暴过后，你会发现自己不过是时代的残骸。
但每个人总是在时代的变化中寻找到开始以及结束。父亲青年时代曾经在上海《文汇报》工作，采访过1945年侵华日军的投降仪式和其他一些事件，这刺激了何亮亮对历史和新闻的兴趣。在读小学的时候，他就自己用彩色铅笔编了一份《小小日报》，其中既有国内外大事的简记，也有家庭的动态。退休后住在上海的父母有一次整理旧物，居然还发现了几份《小小日报》，堪称家中文物。在“文革”期间，何亮亮经历了一个中国新闻最自由的时代。1967年他独自创办了一个不属于任何组织的“红卫兵通讯社”，用油印的方式印刷《红卫兵通讯》，搜集和发布各种有关“文革”的消息，再邮寄给订户，一切都是免费的，为时大约两三个月，这是那个荒诞年代的趣事之一。
1966年至1968年，在他的记忆里的形态是：这是个火红的年代，是对文化的革命。在国际上，从巴黎到法兰克福，从东京到洛杉矶，到处都是反战和反体制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何亮亮认为，塔里克·阿里和苏珊·沃特金斯合著的《1968年：反叛的年代》是对那个年代最好的描述和分析，该书缺了有关中国的部分，是一大缺憾，红卫兵运动正是在1968年走向衰亡的。经历过那个年代，也是一种幸运。少年的激情消解后，他开始在冷静中寻找自己。福州不是“文革“的中心，他的家在那时幸存下来，没有受过冲击。坚强的母亲在图书馆工作，她负责整理古旧书，何亮亮有空就在那里看书，读了很多同代人无法接触的旧书刊，使他对官方以外的中国近代史有了一点自己的认识。那些与当时时代气质不一样的文字，成为他成长经历中新的部分。
这使他坚信文字是一种可靠的记录，文字可以让人寻找到真实的依据。快乐其实永远都是不同人的体验。1969年春，算是中学毕业了，其实只读了两年初中。命运并没有给他们什么选择：到农村插队。父母都在外地的干校，他与弟弟结伴来到福建北部山区的农村。何的切身感受是这个时代肯定在发生错位。农民并不像领导人所说的那样欢迎他们。当然他也看到了那个时代残存的历史印记：边远山区孤独破败的教堂以及真实的农村生活，还有孤独以及单调。这些组成了在山村的两年生活，也使何亮亮了解了中国农村的基本形态。他的弟弟何堂堂负责同一批知青的生活管理，很早就显示了他的管理才能，五个知青的食宿井井有条，有时还接待从其他地方来的知青朋友。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孙亚夫当时与何亮亮同在一个县插队落户，多年后他们在北京重逢，孙还记得当年到何亮亮所在村庄做客时的情景。
少年不识愁滋味，山区农村艰苦的农活没有把他们压垮。晚上在油灯下，何亮亮读书，他带的上百册各种书籍，其中有些是”文革“中偷来的，如一册上世纪30年代的英国《政治家年鉴》，成为他经常翻阅的工具书，他从中学习英文、世界地理和二战前的世界形势。
1969年，何亮亮的双亲都从省会福州下放到闽北浦城县的一个山村。何氏一家春节在小山村团聚，父亲何为后来在一篇题为《飞雪的春节》中有这样的描述：“山区的冬天严寒逼人，我们的小土屋里，烧着一盆炽热的炭火，火光照红了墙上那一排用塑料薄膜权当玻璃的木窗，窗外是一角灰蒙蒙的雨雪景色。已经是岁暮年边，他们怎么还没有回来呢？那两个在少年时代就过早地离开了学校、到另一处山区去插队劳动的男孩，不是来信说要回家欢度春节吗？做母亲的不知多少次站在大樟树底下举首翘盼。她心神不宁地刚刚回到灶头旁，忽然小女儿雀跃地大声欢呼起来，向外飞奔。在微雪的幽明中，两个肩挑重担的少年推开了自己的家门，把他们一年辛勤劳动的全部收获都挑回家来，回到这个对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新家。”这是一家人永远难忘的山村春节，是何亮亮从少年成为青年的过渡期中难忘的一幕。
第七章：门风优美……(3)
两年后，在一个好朋友的帮助下，何亮亮来到福建中部的三明市，在三明钢铁厂这个福建最大的国有企业待了10年，五年在车间当管理人员，五年是第一线的工人，做过轧钢工和加热工。重新回到城市的他自豪于自己终于从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成为了一个产业工人。这个钢铁厂10年间给予何亮亮的除了作为工人的稳定收入和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给予他新的机会。每个人身上潜藏的素质最终会决定他的方向，甚至选择。工人这个职业并不能掩盖他身上的知识分子本质。《鲁迅全集》要出新版，注解的工作分解到全国各地。福建省分到了鲁
迅译文和古籍的部分。何亮亮作为“三结合”的代表，被选中参与注解。从1975年到1976年，他找到了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他继续自学英文。由尼克松访华带动的悄悄的变革，使得在中国收听美国之音的英文广播不再成为罪行，这成为他最好的自学工具。那时候可以自费订阅国外的左翼刊物，他订了一份美国共产党的党报。有空的时候，翻译了几篇文章，寄给上海的一家译刊（当时全国惟一的一家），竟然发表了。署名三明钢铁厂青年工人何亮亮字样的这期样刊给了他巨大的激励。这成为他研究国际问题的开始。某些无意中的成功总会成为一个爱好的开端。时常他会对在《参考消息》上看到的东西和外国广播中听到的消息，以日记的形式写成评论。他可以像读小说那样读新出版的《新英汉词典》，可以长时间地看世界地图。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问中国改变了世界，也使何亮亮更加坚信，中国不可能长此以往孤立于外部世界，他在工厂的宿舍里关注着欧洲的缓和、中东的战争和美国的政局，关注着切·格瓦拉的遇害。
何亮亮在钢铁厂认识了女友，同厂的广播员，后来他们组成了家庭。何的岳父是一个祖籍扬州的老工人，和何的父亲一样是从上海来到福建的，是一个八级工，工人的最高等级。老人退休了，喜欢和女婿谈论从《参考消息》上看到的新闻。何仍然希望寻找到自己的理想。时代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实是更多人的选择发生了变化。何亮亮自学英文以及文字功力，成为他的武器。他在《福建青年》杂志社当过一个时期的编辑，当时这个刊物的主编陈佐洱现在是港澳办副主任。因为编辑作为主管单位团省委的机关人员必须是干部，何亮亮无法解决自己的工人身份问题，他又回到工厂的车间，重新当他的工人。1979年，何亮亮面临两次机会。省外办在福建师大办了一期外语干部培训班，这个考试是一个机会，毕业后可以去外办工作。参加了那个考试后，何亮亮又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新的机会，他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国际新闻专业。外语系的录取通知来得早了些。何在师大听了一学期的课，第一次听美国教授的课几乎就能全部听懂。到了年底的时候，他获悉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国际新闻专业，只有两个考生考试合格，只能取消专业招生，合格者要么改变专业，要么放弃。南京的那位考生上了另外一个学校。何对这个迟到的录取，感到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因为能够到北京上学才是最重要的事。
1980年8月份，29岁的何亮亮来到北京报到。这是他第二次来到首都，距离第一次已经13年。“文革”结束不久的中国研究生教育，一切都因陋就简。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师资依附于各研究所。新闻系则挂靠在《人民日报》社。这是现在看来奇怪当时却非常合理的办法。
他的三年研究生课程是在《人民日报》的大院里读完的。当时的新闻理论还在起步与恢复的阶段，大部分的课程仍然以人文为主。许多国家大牌教授与学者被请来给这个系讲课，包括英语文学专家王佐良、文史专家周振甫、著名翻译家董乐山等，这些专家的课虽然和新闻没有直接的关系，却使何亮亮得到了师从名师的乐趣。在北京何亮亮交往最多的前辈是萧乾和冯亦代。中国最早的战地记者萧乾和翻译家冯亦代都很喜欢何亮亮，何经常在星期日到萧乾位于天坛附近的寓所以及冯亦代在新街口的寓所借还书并且向两位前辈请教，为此得到许多关于时事新闻、国际问题和翻译的教益，也听到了很多文坛的轶事。北京的三年使何亮亮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政治、官场和媒体，也和京城的一些知识分子有了交往。
第七章：门风优美……(4)
在他去北京读书的时候，他的太太就开始申请移民香港。他在北京的第二年，太太携刚刚一岁的女儿移居香港。他们依靠书信和偶尔的电话保持联系。1983年夏，他在研究生班毕业，曾有机会留在《人民日报》或北京的其他单位工作。他的海外背景以及对未来的考虑，使他决定返回福建。在选择去向的时候，福建省的一个东亚研究所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研究所虽小，却是中国首个研究东亚问题的机构。何亮亮喜欢学院生活甚于从事新闻工作：不需要坐班，有大量的书刊可以阅读。研究所的所长金洪泛先生是朝鲜族学者，是研究东亚四
小龙经济发展的专家，日语和俄语都很好，何亮亮由此开始对四小龙特别是韩国和台湾的发展模式产生了兴趣。他的研究方向是以社会经济为主，以他的专业训练并不足够，何亮亮因此读了大量的各类文献。这个过程使他对包括苏联、日本、韩国、朝鲜等中国周边邻国以及台湾、香港的情况有了了解。省社科院的图书馆是他每周必到的，虽然这个图书馆不算很大，不过海外的书刊比较齐全，基本上能够满足研究之需。同事之一的吴能远现在是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当时即已开始研究台湾的政治动态。
母亲退休后移居上海，何亮亮和父亲住在一起。他在这个研究所待了四年，参与写作了《香港金融市场》一书，还用业余时间写了一些文学作品，包括一部反映偷渡到香港的红卫兵成为黑社会大佬的中篇小说《自由港上空的风筝》，翻译了英国作家杰克·希金斯的小说《狐狸之夜》（书名被出版社改成《上校和他的情妇》）。他还曾经在一个大专兼职教授新闻学，在一个夜校教授英语新闻翻译，虽然是初次拿教鞭，但他对当先生很有信心，也颇受学生的欢迎。
不过何亮亮觉得自己还需要深造，特别是希望能够到美国学习，他很重视自由的学术环境和不同于国内的研究方法。学习已成他的一种习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冯亦代先生为他写推荐信给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帮他在那里得到一个机会。当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发来通知书的时候，妻子在香港来信说：“你读书读够了，你得来香港养家了。”何亮亮在1984年曾去香港探望过妻子和女儿，第一次实地体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环境。他不能拒绝太太的要求。他选择了家庭，即以团聚为由，申请移居香港。
1988年初，何亮亮带着一纸前往香港的通行证和一套认为对自己相当重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来到香港。何那时候还不认识曹景行，但相似的经历却使俩人相识后有些吃惊。同是上海人，都曾是下乡知青，都在“文革”后重新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在社科院待过，都是太太先移民，他们再以团聚为由相会，都是名门之后，均是在1988年左右抵达香港。更为相同的是，他们都选择了平面媒体来作为自己的首份工作。 只是他们相识，并且共事，则是在香港生活十几年之后。
萧乾举荐进入香港《文汇报》
◎ 主笔撰写《江泽民时代》、《汪道涵传》
◎ 以《普京传》一书奠定其俄罗斯问题专家身份并因此与凤凰卫视结缘
何亮亮在1984年就到香港和妻女一起生活过三个月，对香港并不陌生，０并从书面的资料对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了解。他很清楚，自己的研究生学历在香港是不被承认的，他对在这个资本主义的自由港谋生，没有幻想，也不悲观，毕竟曾经在农村和工厂历练多年，即使以体力劳动谋生也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在内心深处，他还是对香港这个信息中心有着很大的兴趣和期待。
与曹景行在香港求职的境遇相似的是，在过完1988年的春节后，何亮亮面临两个机会。一是美联社亚太总分社招收编辑，美联社在书面考试和面试后，准备聘用他为夜班编辑；第二个机会是老报人萧乾写信推荐他给香港《文汇报》老总曾敏之。当时《文汇报》正好有空缺。何选择去《文汇报》，理由是在美联社看不到前途，在一家中文媒体，更能发挥自己的潜能。1988年3月，他成为香港《文汇报》编辑。在偏见与公正、自由与正义并存的香港，在中资的《文汇报》工作被认为是“另类”。主义与偏见对于何来说，并不重要，他需要的只是一份工作，是可以养家糊口的饭碗，而这份工作符合自己的兴趣、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够了。在《文汇报》初期的薪资不高，但是学以致用的工作本身给了他许多机会。在香港这样一个区域性媒体中心和海内外信息交换传播的中心，在香港进入回归前的过渡期，《文汇报》的独特定位与他本人对时事的兴趣，使何亮亮在处理新闻、分析新闻方面积累了经验。他在《文汇报》的工作是编辑、采访、翻译、评论都得做。《文汇报》沿袭香港中文报纸的传统体制，总编辑管业务，总主笔管言论，总经理管经营。到了第二年时，何亮亮已是正式的要闻版编辑，开始参与撰写社论。到了1995年，他已有了主笔的头衔，既做编辑也写社论。一张报纸其实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脉动者，20世纪80年代末正是世界巨变的时期，冷战的结束、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变化，都可以在这张报纸的处理中，看出当时的轨迹。
第七章：门风优美……(5)
何亮亮在《文汇报》见证与亲历了许多重大新闻事件，并且开始了解与驾驭这种独特新闻的处理手法。1989年春，香港《文汇报》和内地一样经历了重大事件的变化。他在3月赴京采访，回到香港不久，北京的政治局势就激烈动荡。他见证了5月份引起轰动的《文汇报》社论的产生过程。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为中国的巨变拉开了序幕，《文汇报》是率先报道和评论的香港报纸之一。回味当时的情形，何亮亮至今还觉得来劲。
何亮亮在《文汇报》的工作以编辑和撰写社论为主，不过也参加了不少采访，包括从1989年开始每年春季到北京参与采访“两会”达10年，这给了他一个就近观察中国政局和社会发展的机会；1991年采访新疆，行程包括大半个新疆；1992年采访江泽民访问俄罗斯及采访首次汪辜会谈；1993年开始采访台湾的选举。这些采访除了当时在报纸刊登的新闻和述评之外，也为他后来的评论积累了资源。
1989年至1991年是世界局势大动荡的时期。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都在报社晚间的工作中一一见证。何亮亮印象最深的是1989年圣诞节深夜，报纸版面已经截稿，大部分同事已经下班，忽然还在值班的一个同事惊呼“齐奥赛斯库被处死”，他们一起赶译外电的电讯并且赶到印刷厂更换版面。那几年常有这样的场面，也是大时代的一个插曲。回想起来，何亮亮还常有曾经沧海难为水之慨。
何亮亮认识的新闻世界由此发生变化，人脉与世界的组成呈现出不同的格局，价值观以及看世界的角度正在被另外一种思维占据。这种变化对于接近40岁的何亮亮来说，有点兴奋也有点茫然。他在1993年得到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赴台湾采访立委选举的机会，这是台湾当局首度开放香港中资媒体记者前往采访。台湾的一切都使他深感兴趣，尽管当时中资媒体对台湾的报道还无法突破规限，但是从那以后多次到台湾的见闻，使他对台湾的变化不再惊奇。1996年3月发生台海危机时，他正在北京采访两会，接到报社的通知赶回香港转赴台湾。10天中，他经历了从北京、香港到台北不同场景的采访。历史的不同侧面在他面前风云变幻。
1996年3月份，北京春寒料峭。当时在一次人大上午的全体会议上，他观察到主席台上的中央领导面有倦容，一位北京的朋友说可能是因为夜里观察台海大演习的指挥情况。美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正驶向台湾海峡南方，将和正在演习的解放军部队正面对峙。他赶到台北，感受到台北方面的紧张和国际媒体的关注。当时他已强烈感受到李登辉推动台独的意志以及他的武士道性格，察觉到台海局势有可能导致中美之间的对抗。何亮亮在《文汇报》主要撰写两岸问题与国际问题的社论，对大国政治游戏的注解，历练了他对于国际政治的全面理解。他对于政治人物性格的研究使他有可能接触到更多的机会与资料，并有深入研究的可能。1997年，他被邀请为大陆的出版社撰写了一本关于香港传媒研究的书。这本名为《八面来风——香港传媒面面观》的著作是内地有关香港媒体研究著作的第一本。这之前，何亮亮似乎在对于中国领袖的解读中，得到了更为可靠的经验。1994年和1995年香港、台湾和西方的一些媒体还认为已经担任总书记六年的江泽民“羽翼未丰”，他以何若涵之名出版的《江泽民时代》（有香港和台北两个版本）首次提出了“江泽民时代”的概念，即中国专家治国接替革命家治国的时代已经来临，在台北版他还对江泽民和李登辉的身世、文化教育背景和性格特点做了比较。何认为，真正可以体现他的洞察力与研究方向的是在1998年他与一位上海朋友合著的《中国新总理朱基传》一书。这本由香港出版的关于中国新总理的书，被西方媒体认为是“客观与密集的细节构织成的中共新领导人的真实画像。作者的大陆背景显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来源，他的立场与解读方式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他的论述并不是一味地像香港的自由学者的批评式的见解以及资料的堆积，相反的，他设法让人正确地看待朱。朱是一个变化时期的重要的倡导者，而且他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何亮亮觉得时事政治与领袖密切相关，对领袖的经历、成长的文化背景和性格的研究分析都是了解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但是香港媒体不了解这一点。所谓“性格即命运”在领袖人物身上体现得更明显。他通过研究领袖，甚至通过他们经历的细节来证实历史，包括现在的政治风云的某个历史来源。他认为“海外研究当代领导人的书，资料不足仍是最大的问题。我希图用自己的努力寻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何撰写的领袖传记除了最基本的书面资料之外，大量的细节来源于与在内地各要职部门任职的朋友闲聊时的故事，此外他通过寻找当事人中朋友的回忆等个人管道。了解领袖就是在了解历史与当代问题的原因。他的解读很快引起了当事人的关注。据称，他的这几本书都曾为传主关切并阅读。但真正有所响应的则是汪道涵先生。汪先生为前上海市长，为江泽民所敬重，他以八旬退休之身，出任大陆的海协会长，是两岸关系中的重要人物。台湾方面对他的兴趣远超过其他人。但关于这位中共老人，坊间所知甚少。1999年，汪道涵准备去台湾参加汪辜会谈。台湾方面希望有一本全面介绍汪先生的作品。何亮亮成为不二选择。何亮亮与汪老并不相熟，惟一的一次见面，是在“1999年7月6日下午，在上海图书馆查询有关汪先生的资料，从阅览室里出来，进入图书馆外所设书店浏览时，忽然看到一个身材不高的老人正在聚精会神地选购书籍，一个年轻人帮他拿着一摞新书。何定睛一看，正是在台湾和海外声名大震的汪道涵先生”。何亮亮知道提出采访要求将使汪老为难，上前打招呼，又会惊动大家，故默默地注视着老人离去。为撰写这本书，何亮亮结合汪道涵的人生轨迹和历史文化背景，寻访当年的一些曾为汪老属下的朋友讲述汪的旧事，用当时可以找到的所有的资料，构织了汪老的传记。这本书成为他研究两岸关系的一次全新体验，也是汪老目前惟一的一本传记。此书得到了汪老的首肯。汪老阅毕全书，通过朋友向他指出其中有两个细节的错误。
第七章：门风优美……(6)
何亮亮正在海内外引起关注。公众、媒体和学界开始关注他的研究。一个人的方向有时候可以成为更多人引述的方向，当你开始接近那个方向的时候。何亮亮体会到这句话的力量，同时乐于在他自己营造的学术氛围中开始试图走得更远。当然，限于条件他无法直接采访传主，他认为掌权者通常不会对采访者畅所欲言，很难在对政界名人的采访中得到真正有价值的答案。他也不追求所谓内幕。他的利器是自己对历史、对人物观察的心得。他用自己的判断力来寻找公众最容易忽略的历史因素，这种判断力已成为他个人的能力与习惯。如同那
位认为“致富是一种习惯”的富人理论说法的拥有者一样，何亮亮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他关注的大国领袖以及大国事务的“中国人判断”。2000年5月，在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之际，他出版了一本普京的传记。
1999年最后一天的傍晚，他在香港的出租车上接到了一个电话，获悉叶利钦突然辞职，由总理普京担任代总统。当天，他试图寻找到更多的资料，但只有少量介绍，且语焉不详。来自德国方面的一个信息中提到普京在克格勃工作多年，这引起了他极大兴趣。
他从图书馆、从网络和自己的藏书、笔记剪报，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寻找关于俄罗斯新领导人的所有资料。“看一个人只能看他的过去，看他的青少年时代、教育和他成长的环境”，这种研究方法，再次使他找到了接近普京的道路。从普京的列宁格勒背景、神秘的克格勃间谍经历，以及他对彼得大帝的推崇、左右逢源的功夫，以及强悍的叶利钦为什么会把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前超级大国的领导权交给一个40多岁的中校着手，他找到了切近普京研究的一个入口。
每个人接近历史与现实，甚至了解某个问题的方式都有着巨大的不同。不一定亲身经历与采访，也可以写出一个人的灵魂。《菊花与刀》这本影响深远的研究日本文化的著作，出自于一位从来没有去过日本的美国女学者之手。这位不懂日语、没有去过日本的教授所写的书，是国际公认的研究日本的奠基之作。这成为他写作《普京传》的基本动力。这本书出版后引起相当的轰动，并且在网上被广泛转载。许多人因此认为他是俄罗斯问题专家。因为面对书中大量的独家细节，你不能无动于衷。
普京在被问到为什么退出苏共时说：“我没有退党，是党不存在了。我的苏共党证到现在还保留着。”何亮亮讲到这个细节时，认为“此话如何理解都可以，也就是这些东西制造了一个东方人眼中的普京”。
何亮亮在接触普京的过程中，至少思考了这样一些不同的课题：普京身边的人全是当年共青团的一代，这一代人历经了苏联最辉煌的时期，他们在这种落差中，会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认识？普京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这些都成为本书异于他人的一个不同之处。
此时何亮亮与电视仍然没有多少关系。到了世纪之交，他被潮流吸引。12年的平面媒体经历使他有些厌倦了。对新事物的热爱使他与一个老同学、软件专家联手办了个“巡天网”，并采用了这个同学自行设计的新颖的网页软件。作为股东的何亮亮，每天为自己的网站写一篇时评。“巡天网”一度成为点击率很高的中文时事网站，但作为投资却是失败的。
此后，何亮亮与电视的接触属于纯粹的玩票性质。对于电视他并没有特别的热情。他的一个朋友当时在香港的亚洲电视台新闻部担任总监，邀请他担任亚视网络新闻主编。工作很简单，就是把电视上的新闻变成网站上的文字，还兼顾每周为亚视的《亚视评论》写两篇评论，这是由电视主播口播的时事评论。
何亮亮当时对凤凰卫视的了解也仍然局限于一个观众的水平。对于这个原先叫做卫视中文台的频道，他的关注只是因为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新闻节目和香港本地的电视台风格迥异，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在《文汇报》的时候，已开始注意凤凰卫视的新闻报道方式，尤其是关于台湾的新闻处理。
第七章：门风优美……(7)
声名仍然是某个机会的重要通行证。何亮亮最早接到董嘉耀邀请他做《时事开讲》嘉宾电话的时候，觉得蛮有意思。请他谈的话题是普京。在香港，他似乎是这个话题的不二人选。普通话好，形象不错，逻辑缜密，语速较快。第一次上镜的何亮亮虽有些僵，但很快就在董的带动下，进入状态。当晚，在现场观看的“院长”，在节目录完后，与何亮亮交流了几分钟。 “院长”承认，他很欣赏何亮亮在电视上的节奏感以及较强的逻辑感。
在严格的平面体制内待习惯了的何亮亮，对于凤凰的管理感到很新奇，老板与“院长”从来不干涉你讲了些什么，或者说了些什么。他喜欢这种宽松的状态。而上镜也成为他觉得有意思的一个体验。那次开讲成为他与凤凰卫视合作的开端。其后，《时事开讲》每月都会有三到四次请他开讲国际时局。
2000年10月的时候，“院长”打电话找到他，告诉他凤凰卫视资讯台开播，要增加时事评论员，请他加盟。何亮亮几乎没有思考，就答应了下来。2001年元旦，何亮亮来到凤凰卫视上班。这个月他正好50岁。凤凰卫视给他的名片上印着：凤凰卫视言论部副总监。不过，他还是喜欢时事评论员这个称呼。
在凤凰卫视的工作模式，和在亚洲电视台和《文汇报》时完全不同。何亮亮每周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开讲》两次，在凤凰卫视资讯台的《新闻今日谈》一周两次，在凤凰卫视每天的《时事直通车》的新闻点评一周三次。除了这些日常的工作外，何亮亮还在最初的凤凰资讯台开办的《三剑客》栏目中做主持，这是一个北京、台北、香港三地组成的漫谈式节目，因为在香港制作，每周由香港方面协调主持。北京是陈小川，台北则是在三年后加盟凤凰的石齐平先生，香港就是何亮亮。他自认为做主持并不是他的特长。这个成本较高的节目，在半年后，终被取消。 他有时也在《小莉看世界》中出现，谈的都是他熟悉和关心的问题，何亮亮真正成为了专业的时事评论者。不过杨锦麟如果要放假，他还得替杨锦麟读报，他说读报也挺有意思。
福建生活背景使他最早关注赖昌星案
◎ 独特的何氏“背景分析法” 使他成为国际、军事方面的专家
1999年对远华案的查处是悄悄地在福建展开的，内地民众还毫无所知。曾经在福建居住多年的何亮亮从一开始就在关注这个案子，他敏感地察觉到，此案刚刚浮出水面，肯定隐藏着惊人的内幕。关于中国内地的各类消息在香港历来是满天飞的。到了2000年的下半年，海外传媒已在披露关于远华集团的案情，并报道说中央调查组已进驻厦门和福州等地。何通过打电话向朋友了解情况，同时注意搜集有关远华案和赖昌星的情况。他判断赖昌星出事了。 2000年10月，他在《时事开讲》节目中首次披露了远华走私案的一些情况。他在讲到远华集团的情况时，注意分析背景，包括对当地走私传统的解读。节目播出后，引发了内地媒体和民众的关注。
何先生此后利用相当多的时间关注此案的进展。各方披露的信息，包括海外媒体的各种不同的报道，都成为佐证他的分析的利器。有观众来信认为：“他可能了解相当多的内幕，但这些内幕来自何处呢？” 观众是好奇的，他们需要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和后果，甚至你讲的这些观点的来源与依据。
何先生的惟一依据说来其实简单。他在福建生活过20多年的经历，使他对这个沿海省份的文化、传统和民风的了解，有着切身的感受。他认为这件事与福建的走私传统相关。他判断远华集团有可能出事在“走私”，即来源于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以及福建移民南洋、台湾的传统以及1949年之后由于两岸对峙造成的福建的封闭和官场腐败这一大背景。这使他相信，《时事开讲》中他可以表达的方式就是由背景分析与判断力组成的观点。
事实上，他的许多分析大都是对背景的剖析以及对于时事的认识。他需要“不但可以说出此事的前因，而且还要具备预见后果的能力”。
第七章：门风优美……(8)
至少，在赖昌星问题的解读上，他基本上达到了自如的程度，甚至引起了赖昌星案当事者的关注。2002年下半年，他跟踪解读了原陕西省国家安全局局长张某给赖昌星以及他的家人异地办理赴港单程证并因此受到查处被判刑的情况，此事似乎触动了这位局长的儿子。当晚，一个自称张某儿子的人，从香港给何亮亮来了一封电子邮件。大意是讲自己父亲是被冤屈的，何先生这样讲有点不公道，希望见面澄清一些情况等等。 何先生回了一封信，希望找一个机会一起聊聊，但却再没有接到回信。此中缘由，何亮亮觉得也不必道破了。
在开讲时，何亮亮仍然保持着自己对于细节的注意。有时候他认为细节可能会加深大家认识某件事的标志。而这些细节可能就会是某件事爆发前的前奏。2001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军队总参谋长傅全有先后去古巴访问。何先生观察到普京与傅全有先后去参观了苏联设在古巴的一个大型监听站，该站可以监听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军方通讯。这个细节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认为当时俄中均反对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出现了合作利用这个监听站的可能性。这个判断与分析，事后有关人士认为“分析很到位”。
当然，他对于俄罗斯问题的关注，也会引起一些观众的反感。一位署名“老夫子”的先生，在他N遍讲述俄中关系表达了相应的乐观时，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他给何先生寄来了一本列强瓜分中国图册，提醒俄国在历史上是侵占中国土地最多的国家。何亮亮很感谢这位观众，尽管他当然知道这一点。何先生在这些不同的声音中，寻找真正的话语权利。这个平台的独特作用他后来在国内外多次各种不同的场合得以体会。他在莫斯科访问时，遇到一位退休的外交官，这位外交官在莫斯科机场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认出了何。他通过何向凤凰卫视表示感谢，认为“你说了许多我们想说但无法说的话。许多驻外使馆每天必看凤凰特别是你们的时事评论节目”。
何先生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就如他喜欢饮茶和咖啡一样。在《时事开讲》中，他尽可能多地讲一些自己关心、关注和熟悉的问题。如俄罗斯问题，中国周边国家日本、韩国、朝鲜问题以及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人问题，在福建的生活使他对这个向外移民的大省及其在台湾和海外的后裔有着更深的理解；中国的外交、军事战略问题，也是他专注的目标。他相信术业专攻，而他也在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行进。
实时性的讲述，如同一张日报的新闻，它的实时性与现实性显得相当的明确。但到了第二天，人们可能很快就会被新的论点与立场吸引。这种生产实时性观点的方式，客观上不能使他们将这种研究引向深入。当然，电视需要的肯定不是纯粹的学者，需要的是可以当时发挥作用的快餐式的新闻，以及快餐式的解读。
香港的一本著名杂志《壹周刊》在创办时，曾立言“只求传真，不扮高深”。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时事开讲》。何亮亮的自信与他对于事件的整体解读，使他的风格很快随着他本人的认识成型。已有媒体认为，这位《时事开讲》的主讲人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磨合，开始呈现着与他的早期所形成的模式不一样的感觉。“密集的信息、冷峻的脸庞、干脆有力的语言、自信的讲述”都让人印象深刻。他开始领略这个节目所具有的明星气质的待遇与荣耀，收到大量的评价节目以及给他本人的信。北京方面一位研究媒体的人士认为他“稳重深切的观点、友好与交流性的台风、广泛的专业方面的知识、表达清晰、观点明确，但有时结论或观点模棱两可。不过，近两年来事关最后结论与观点方面的进步巨大。评论员的观点往往是最重要的。第三方观点把握得最好、最有分寸”。
电视对于人的改造其实非常简单。事实上，是人在改造电视。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电视形态。何先生与阮先生的加盟，使这个节目起初确立的一个基本形式发生了悄然改变。董嘉耀原先设定的角色是发球者，现在他们两人在谈到某个兴奋点时，甚至会剥夺董的权利。他们两个都擅长于自问自答。通常他们会在谈到某个问题时，忽然想到某个事件以及原因，然后就会说“为什么某某会这样呢？……其实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等。
第七章：门风优美……(9)
何先生与阮先生都是逻辑性较强的人，他们的自问自答显得很有趣。当然，董也会有意识地转化自己的角色，每当此时，他也会成为一个时评员，参与到讨论中。这些讨论使得节目开始呈现出新的形式，开讲的语言也变得更加多元以及充满张力。但这些仅仅是开始。
事实上，与阮先生、曹先生风格不同的何亮亮，有时候在电视上显得更像是个专注的有力的评论员。他以快速、简明扼要的话与逻辑鲜明、自问自答的方式，征服了更多的不同年
龄层次的观众，老中青男女都有，不过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和官员。观众关心各种国际和国内的时事和新闻事件。何亮亮被观众与自己的爱好共同打造，他成为了军事外交方面以及地缘政治方面的中国式学者。私下的何亮亮温文尔雅，并不咄咄逼人，他喜欢读书、听音乐、看电影、旅行，也喜欢上网，都和普通人无异。他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都是令人神往的目标。”他常去音乐厅欣赏交响乐或歌剧，每天下午喝一杯咖啡，或在家中的客厅沏一壶铁观音茶，看着维多利亚港海面上的飞鸥掠过。如此两极对立的气质完美地集中在他的身上，显然与在节目中的形象大相径庭。有多少人就这样以两种面目生活在这个人间，只是你很难有机会发现而已。
在一份资料中，何先生的自述大抵如此：“读书和欣赏音乐，这是大而化之的，具体地说，读书很杂，什么乱七八糟的书都看，从小如此。喜欢看侦探小说，主要是英美的作品，因为英语民族的作家在这个领域特别擅长，日本的推理小说数量虽多，佳作却凤毛麟角。内地翻译介绍的英美侦探小说还停留在阿加莎·克里斯蒂时代。英国女性侦探小说家人才辈出，像约瑟芬·铁伊、P.D.詹姆斯和米涅·沃尔特斯等，读了她们的作品，始知克里斯蒂其实只是二流作家。”何亮亮曾经在香港《文汇报》有一个专栏《海角清言》，写过多篇谈读侦探小说的文章，其中《福尔摩斯趣谈》一文，是他自己比较得意的，还被内地的《读者》杂志转载了。美国的华裔教授裘小龙当年在中国翻译T.S.艾略特的《荒原》，如今用英文写侦探小说《红英之死》，何亮亮颇欣赏裘小龙和哈金用英文写作所代表的中国文学的转变。他以前也写过小说，不过终觉自己逻辑思维的形态，无法在文学方面立足。
“喜欢音乐，主要是西方古典音乐，特别是德奥作曲家的作品如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和马勒以及俄罗斯和东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拉赫马尼诺夫、肖邦、德沃夏克等），也特别喜欢意大利歌剧，兴之所至，收藏了不少古典音乐的激光唱片和DVD，贝多芬的交响乐全集大概有十多个版本，莫扎特的歌剧《后宫诱逃》和《费加罗的婚礼》也有多个版本。不可一日无音乐。平时多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古典音乐台）的节目，也从网上听异国的音乐台。外国乐团在香港的演出，多不会错过。音乐是最好的终身精神伴侣。有时也听爵士乐和摇滚。”
当然，这些资料并不能表明他的评论员方式就是从音乐中得来的。但相对来说，他的这些气质你又如何判定不能在某些时候影响到他对一些话题的取舍？何亮亮少年时，母亲对他说过，贵族不好，精神贵族没有什么不好（“文革”前期中国的媒体猛烈批评“精神贵族”），此话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注解。在哲学方面，他认为在福州的研究所工作时，他首次接触并且认真研读了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的哲学为他提供了思想转变的理论资源。
对新闻和时事的敏感、信息的搜集与资料的整合，似乎是何亮亮与生俱来的生命的一部分。他在小学高年级就开始对时事产生浓厚的兴趣，十几岁开始读《参考消息》，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常走几里山路到大队部看报。他读研究生和研究所工作时系统地读港台报纸和英文报刊，现在获得信息更是全方位的：传统的报刊，包括香港、内地和海外的报刊，还依然读《参考消息》，因为其中有一些非英语媒体的文章和信息很有意思，每到一地必买数份当地报纸；网络上的各大新闻媒体和军事类的网站（如以色列和加拿大一些鲜为人知的军事专业网站）；电视（家中接收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和广播（无线电广播和网络广播）。在香港一般看不到大陆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何亮亮在自己家中安装了卫星电视天线，央视的节目从新闻到法制到电视剧他都浏览并从中捕捉内地观众的兴奋点。《走向共和》刚刚开始播出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并且在《时事开讲》中加以评论（不过有观众来信批评他对李鸿章的看法）。莫斯科人质事件发生时，那天凌晨两点他照例在入睡前再听一次广播电台的新闻，获悉莫斯科数百人质被车臣恐怖分子劫持，情知不妙，当天下午他就在主播台分析这个事件。
第七章：门风优美……(10)
不过，何亮亮不同意“信息就是力量”的说法。他认为在网络时代，搜集信息不难，问题不在于能获得多少信息，而在于如何判断信息。大国的最高领袖能够获得很多信息包括秘密情报，但是如果领袖只喜欢听好话，不能接受与自己不同的看法，再多的真实信息也没有用。斯大林获得了几个方面来的有关纳粹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但是他不信，这些情报就毫无价值了。
能够从各种各样的信息资源当中发掘出事态的走向、从并不显著的迹象判断形势的转变，这才是本事。信息本身并不能带来智能，正如知识也不必然带来财富。何亮亮收到过一位国防工业方面的专家来信，认为何是个“出色的情报搜集员”，专家作为一个参与者，许多事情竟然是从何这里知道的，且何的这些资料十分专业。专家因此质疑何披露这些资料的背景。何亮亮对此一笑，他已经习惯了因为所谈问题的敏感而被外界误会的事。何亮亮是最早在电视上评估中俄之间的石油管道问题的。《时事开讲》播出后，有中国石油战略专家专门来电，称赞何先生披露的信息权威而且准确。何亮亮说，他所有的资料都是从公开的报刊上得来的。他研究这些资料时，往往会把多家媒体刊发的同类稿件加以整合梳理，从中勾画出整个事件的全貌。
这些细节在他的节目里自然就成为了独家评论的重要素材。当然，细节也可以成为他判断未来新闻的依据。2001年凤凰卫视的当红记者闾丘露薇跟随国家主席江泽民出访非洲。江主席有一站要去摩洛哥，详细行程还没有公布，闾丘就问何亮亮，江主席为什么会选择摩洛哥？何亮亮说江泽民肯定是要去摩洛哥最大的城市卡萨布兰卡。他在撰写江泽民传记时，发现江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上海看过《北非谍影》这部名片，该片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其英文的原名卡萨布兰卡。事后闾丘根据这个角度去做采访准备，果然江泽民去了卡萨布兰卡。
何先生在讲解普京的情况时，大量的细节也使人们对这个新帝国元首的认识显得自然。他说，其实研究当代人物有时也要从各种资料考证、综合和总结，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例如为了考证普京在德累斯顿当特工时是否和当时东德情报机关负责人、西方情报机关极为敬畏的间谍大师沃尔夫有过接触，为了确定被香港公司购买的乌克兰“瓦良格”号航空母舰何时被拖到中国海域，都需要努力寻找相关信息。
第八章：我是阮次山(1)
“4·15”空难爆发后，有关方面采纳了他提出的建议
◎ “政府介入会造成国家出事的印象”。由国航独立负责，政府只是幕后协助者
2001年1月间，凤凰卫视中文台推出了一个广告片。
被剃去前额头发、蓄着一撮小胡须的老头儿说：“许多看来不相关的事，其实都是相互有关联的……我是阮次山……”这句家喻户晓的节目宣传词，现在甚至成了凤凰主持人间的一句笑话：“许多看来不相关的人，其实都是相互有关系的。”
这个小老头儿亮亮的脑门很快引起了观众的注意。这个陌生的老头儿，留蓄着八字胡，脑门闪亮，很像列宁同志。这个“列宁”引人注意的是他的讲话方式。没有人敢想象凤凰卫视隆重推出的这个节目的时事评论员说话竟然“结结巴巴”。这在靠长相与嘴皮子打天下的电视圈至少是个犯忌的事。即使已习惯了以个性化主持人与另类主持人充斥的凤凰卫视传统，大家对电视台这次隆重推出的“结结巴巴”的评论员，仍有些看不懂。
阮次山在凤凰卫视主持专为他打造的类似《时事开讲》的新节目，叫作《新闻今日谈》。“院长”王纪言在对媒体介绍这个新栏目时，只是表明这是为了补足在《时事开讲》之后的十几个小时里，对西方发生事件的评论的空白。“因为时事仍在发生，这个节目需要对新的事件进行评论。”
阮次山在这个新节目里，“舌头总是绕来绕去，有几个音节总是听不清楚，听得人心里起急。”话语的缺陷，并不能掩盖说话者的智慧。许多观众就在这种“倾听的焦虑中”被吸引。因为他“拥有能说出观众最想知道的大事的底蕴”。
早在1999年间，凤凰卫视进行台湾领导人就职典礼直播时，这位陌生的老头儿，就以其对于台湾问题亲历式的经验使他的评论独树一帜。他讲解众多问题时，总是会说，我某某年认识某某人时，他告诉我什么……的形式来告诉大家他的这个观点的来源。对于一个亲历者与对新闻当事人了如指掌的评论员，你除了会被他的说法说服，就是信任。而他的语言表达，则成为某种风格。
许多观众觉得他的讲话方式令人耳目一新，众多关心时事的人，都在中午睡觉时，开大电视，听着他的讲解入睡，如同晚间的11点40分听着《时事开讲》的声音入睡一样。这个午间的评论节目很快获得了成功。
阮次山对自己的新形象表示与观众一样，是第一次接受。第一次上镜时，他以为只是简单的修饰，等到半小时后起身时，发现自己前额的一缕仅存的头发，已被“收割干净”。那点自己留了多年的胡子，则成为鲜明的标志。据说这个形象是“院长”与化装师一起包装的结果。
被包装的还有他的说话方式。
阮次山起初曾怕自己的说话方式影响到讲话的质量。专栏作家的经历，使阮在开讲初期，每次都会写好讲稿。但他念稿的形象并没有得到“院长”的认可。制作人员商量的结果是：“你念稿就不是自己了，你的特色就是结结巴巴的。”阮先生承认，“我的舌头是打结的，从小说广东话，到了台湾又跟着一个四川人学说英文，更是讲不好。如果R和S连在一起，舌头便转不过来。所以，有时候我讲话会比较慢，避免念不出两个不连续的音。”
此后在节目中阮次山先生是完全不念稿的。通常，他只准备大纲，然后在现场自由发挥，“写好完整的稿，反而限制了我的思路。”这位也许是世界上惟一说话不太利落的主持人，却由此幻化出一种别人找不到、学不会的独特风格：老神在在，妙语迭出。
口齿伶俐之人的优点有时也是弱点，往往口无遮拦，许多话未经大脑便吐出来，想收都收不回去。阮次山自认脑子转得比嘴巴快。
阮次山做节目讲究以最简短、最有震撼力的语言，直击要害。“有时候，观众看电视时，可能正和朋友聊天、打麻将，所以在电视上发表评论时，一定要有一两句话，或者概念，可以马上打动他。”毕竟，电视注重即时性效果，只有用即时性的语言方式，才可以吸引大家的关注。
第八章：我是阮次山(2)
阮先生由此在自己的这个节目中形成了“语不惊人誓不休”的风格。他在与最初的搭档郑浩先生共同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抛出了相当多的惊人语言：比如他形容台湾阿扁当局的“姨太太心态”，美国现在实行的“布什单边主义”等语，已成了京港台普遍认同的概念。他的许多论语，甚至可以在决策层的讲话中找到引用。
2002年“4·15”国航空难发生后，中国政府代表这家航空公司出面处理。阮次山先生从
政府发布的声明中，发现了问题。他的美国经验以及近年来观察到的各国政府的危机处理模式，使他提出了新的建议。在当天的节目中，他认为在最初的处理方式上至少出现了这样几个失误：“一是不太透明化，二是应举办记者会，公布事件处理的每一步。”他并认为，“事故发生三天后，在韩国出事地点打交道的主要人员成了中国驻韩大使馆人员，国航的两批紧急事故处理小组在抵达现场后，着重于处理事故，未能妥善处理公关事务。国航固然属于民航辖下的航空公司，但国航航班应由国航负责，不能让国家的外交人员应付记者，否则会造成国家出事的形象，此时的中国外交官只适合在幕后帮助国航处理善后等”。
有关方面看到了这个节目。很快，政府调整了处理方式：由国航公司出面负责。现在的危机处理仍然按照这一行为原则在推进。
观众们似乎已接受了这个在台湾长大的美国公民的评论方式。
这样的成功方式，使许多人忘却了当初凤凰卫视启用阮次山时所遇到的压力，并且已习惯了阮氏风格。在谈到为什么会请这位结结巴巴的主持人来凤凰的因缘时，老板刘长乐认为：“阮次山先生有游走于两岸三地间的经历，小时迁居台湾，度过了求学阶段，后来在美国住了20多年，念硕士，从事新闻工作，乃至参政，替政客进行筹款活动充当参谋。他的国际视野、洞察力和熟知欧美、大陆、台湾、香港情况的独特经历，以及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的阅历与经历，都是我们选择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设想其实包含了老板刘长乐的想象力。他希望更多的具有国际视野的评论能延伸凤凰卫视的力量，并集合成批的精英。
2001年开播的凤凰卫视资讯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在设计这个以新闻资讯为主的频道时，他们认为，评论代表了一个台的整体立场与声音，甚至是一种超越新闻的第二种力量。最后他们决定创办的类似《时事开讲》的节目在这次启动新频道时得到了应用。这个叫做《新闻今日谈》的节目主要负责《时事开讲》后这段时间的新闻事件的评论，他们试图通过打造这个栏目，将完整自己的新闻评论在全天中的位置。
当然，这样的努力使他们开始研究时事评论在整个新闻中的位置与作用。在资讯台开播后不久，资讯台每晚8点的《凤凰环球播报》与中文台的老牌节目《时事直通车》合并，在晚上9点并机直播。新的《时事直通车》既利用了品牌的优势，又吸收了《环球播报》的优点，利用卫星电视联机或电话联机，在长达一小时的时间里，把世界大事一网打尽。当然，在这个节目重新设计时，“院长”王纪言则开始将评论员的观点硬性地揪到这个直播的新闻节目里。这位《时事开讲》的始作俑者，认为每天“用权威的时事评论员的观点，用三言两语把当天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天机点破，将会起到观众看到发生什么而又知道为什么发生的即时新闻效果”。
这个叫做《时事点评》的小环节，原先安排在节目的开头，因为评论员点评的就是当天的头条，但王纪言试验了几次后认为会拖慢整个节目的节奏，就指示将其移到中段，这样不仅没有造成事件与评论的脱节，反而强化了事件的重要性。
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吴小莉在落实王纪言的意见时，特意叫人做了个片头，并定名《时事点评》，使这个环节有个名分，“名正则言顺”。
第八章：我是阮次山(3)
当然，这个《时事点评》环节其实仍然是这几位评论员的功课，理论上讲每次谁当晚值班《时事开讲》，谁兼做《时事点评》。曹景行、何亮亮，包括临时请来的嘉宾，都几乎承担了这个“活儿”。
是时，阮次山刚在台湾办了英文报纸“CHINA NEWS”，并就任总编辑。老板是蒋家时代担任过新闻局长的魏景蒙，后来又是老魏的女儿主管。台湾只有两家英文报纸，除了先天市
场不够、财务不良外，都有画地自限的缺点。因此阮次山只身离开了台湾，到香港做起了自由撰稿人，还兼任一家薪水不菲的网站的顾问。
刘长乐就在此时数次诚邀这位此前在《时事开讲》做过数次节目的嘉宾，加盟凤凰卫视做时事评论节目。
曾在媒体就职多年，具备商务经历以及远大的传媒理想，使老板刘长乐在用人上的不拘一格几乎放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阮次山先生的结巴甚至都被他包装成为风格。这样的方式，几乎难找出第二例。
1992年，以独立作家身份采访江泽民主席谈中美关系
◎ 与邓朴方谈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的背景
◎ 采访各国政要成为其个人评论的独特管道
每个人都在使用自己的经历来向对方说话。他的判断的来源不过是多年经验的积蓄，不论是他的童年或者人脉，细心的人总可以找出他令你吃惊的依据。
阮次山的经历至少证明了他在华语电视圈中的“异类”。在两种制度与不同的国度居住过的人的见识是深刻的，这些都蕴藏在他的经历中。作为一个评论家，阮次山的经历就是他的立场。
阮先生1946年出生于广西，父亲是国民党的中下层官吏。四岁时他随父亲离开海南到达越南，之后转赴台湾。这可能是现在有许多人认为他是越南人的一个原因。越南至少在他四岁时，留给他强烈的印象。阮家有五个孩子，三男二女。中国的多子女家庭，一般老二受到的优待较少。他与大家住在至今仍存在的眷村里，过着只能算是勉强糊口的生活。阮次山至少在那时就下决心自己养活自己。他最感得意的是在高雄中学读书时，校长定了一个制度：如果你在校外写稿得到了稿费，学校就给予相等的稿费做奖金。重赏之下，阮次山找到了养活自己的门路。他写稿的收入很快就使自己挣到了足够的学费。他成为一个优秀分子，那时候像他这样的孩子在学校里绝无仅有。多年以后，阮次山每每提及这种一篇稿件得双份稿费的制度仍赞不绝口。而且他也以此来自定个人身价。他的理由是，我是学者，许多名主持人，随便出席一次会议，讲一个多小时话，就可以挣几万块钱。我一篇稿子千字三千元稿费，算高吗？
他甚至发誓以此来改变这种局面。但事实上，专栏作家的身价仍然与他的期望值不一致，稿费被拖欠与打折的时候让老头儿叹息不已。
在学校的自我训练，使阮次山认为自己未来的目标只能有一个：记者。他的哥哥嫂子都是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的，阮次山也就以他们为目标。进入政大新闻系后，他在班里的专业成绩名列榜首，而他在中学就训练出来的“赚钱能力”仍然在延续。政大新闻系有两个非常优厚的奖学金，一个叫陈布雷奖学金，一个是陈博生奖学金，阮次山是这两个奖学金的得主。不过，由于长相特别，就有同学问：“你长得像日本人，名字也像日本人，是不是与日本有点关系。”阮次山生平最讨厌日本人，说他是日本人几乎就是侮辱。他怒道：“哪里，次山者，古已有之，金元之际伟大的文学家，诗人元好问，就名次山。”
在那里，阮次山接受了严格的西式新闻教育。之前他信守新闻是新闻的西方式信条，不能加入评论。即使现在做评论，他也会受到新闻专业的习惯影响：“太要求客观了。”
至于现在这种信守评论甚至超过信息的做法，源于一位哲学教授的“理论”。上哲学课时，教授曾告知：“任何哲学问题都不可能是客观的，就像开枪一样，两只眼瞄不准，一定要闭一只眼才行。”同样的道理：有“偏”才有“见”。
第八章：我是阮次山(4)
这个概念对他触动很大，此后他说自己所能做到的，就是根据了解和专业观点去进行判断。他这时候开始迷上了评论。他觉得评论最迷人的地方是能够提出一两个概念，或者分析一件事情，让读者了解。事实上，这就是在做一种舆论引导者（OPINION LEADER）的工作。
1974年，28岁的阮次山大学毕业。台湾媒体竞争非常残酷。同类的新闻方面的毕业生如
果没有经验，一般很难找到工作。高才生阮次山一下有三个工作在等待。他选择了两个，一个是台湾的《中央日报》，一个是台湾的广播公司。两年后，阮次山又是走了许多大学者不约而同走过的路，赴美国深造。他先拿了东亚硕士，然后又到纽约大学去念国际政治。这期间，他半工半读在纽约的《世界日报》试了试锋芒，积累了一定的办报经验。1981年，35岁的阮次山到洛杉矶创办了中文《国际日报》，任总编辑。后来他又到《中报》任副社长兼总编辑。但做一个李普曼那样的专栏作家仍是他的梦想。1987年起，他决定专任专栏作家，同时给他开专栏的报纸刊物有九个，用稿最多的是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一周两篇，这样一写就是20多年。
“著名的专栏作家似乎都从属于某个时代。比如沃尔特·李普曼书写了战后美国，约瑟夫·克拉夫记录了越战，乔治·威尔是里根时代的产物，而现在的一位叫做保罗·克鲁格的专栏作家则是小布什的忠实批评者。”深受美国式的专栏作家强烈影响的阮次山则希望用自己的笔触去探索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在国际中的格局，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这些都得到了足够多的回应。他总是在一些关键处以自己的力量引起政治家们的关注。
他的专栏作风一如他本人，直截了当，总是直指核心。文章朴素，不卖弄，一针见血，看完后就明白他说了些什么，应当如何办。有时他为了强调某种东西与方案的重要，甚至会使出如第一应如何，第二应如何的老式笔法。但读者是各取所需的势利人物，大家只关注你给予我什么，如果你不给予我文采，那你得给我主题吧，至少你要给我能看得清楚的建议与立场。阮次山的专栏拥有了相当一批素质较高的读者，并且影响到相当多的决策者或领导人的思维。
他的文章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的名片。从小就靠着自己打拼的阮次山最得意的手笔是靠着平民身份，以文章为通行证，与世界名人政要进行深入的交流与访谈，并以此建立了相当的人脉与政经资源。
1992年时对前中共中央总书记，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个人访谈对他影响重大。他说：“我印象最深的访谈还是1992年与江泽民主席的那次访谈。那次访谈时我没有任何头衔，就是一个专栏作家。因为江主席常看我的文章，所以愿意接受我的采访。而据我所知，这是江主席惟一一次接受海外专栏作家的访问。那次我和江主席谈了四个小时，谈中美关系的底线在哪里，与台湾关系的底线在哪里，这对我日后掌握分析这方面的发展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作为专栏作家的经历，让他有时间思考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沉静的生活与思考的进行式总是可以使你从旁观者的立场上，看得比别人更清楚。但他的评论却仍然基于在新闻系的科班训练，他需要真实的事实。同样在1992年，他接触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向他披露了邓小平在南方视察讲话的背景，以及真实的过程。
在讲话发表后，海内外解读的声音出现非理性的一面，甚至传出诸多流言。阮次山对此相当关注。此后他闻听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先生来美国访问。他找到机会，与邓朴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谈。在谈话中，邓朴方向他透露了邓小平这番讲话的前因后果，也说出了他对当时改革开放的一些看法。虽然邓朴方说那些纯属个人看法，但是长时间受到邓小平的熏陶，没有人会怀疑邓朴方的个人看法的重要性。
第八章：我是阮次山(5)
这个访谈在10多年前于《联合早报》发表后，在大陆引发相当震撼。
这些采访经历使阮次山找到了进入国家政要世界的方法。一介书生阮次山不去把那些“国家领导人当成至高的领袖，而是把他们当做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来观察和访问，力图从中找到维护世界平衡的方法，也从中维护自己内心世界的平衡”。
这种历练从某种程度上使他认识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也使他内心所追求的客观得到了基本的调和。从早期在《时事开讲》的个人解读，到后来《新闻今日谈》这个类似《时事开讲》节目的开播，阮次山觉得在凤凰卫视找到了自己的方法。他一方面希图做一个采访者，同时又试图用评论家的目光去审视世界。而他的方法，就是用自己几十年的经历、人脉、价值观、甚至“眼线”说话。
当然，他的这种接近政要的能力在凤凰卫视得到了延续。忽然扑面而来的巨大的平台，使阮先生顿觉自己多年来一直试图施展的想象力，得到了放大。他自己撰写采访邀请书，给他认为重要的政要发信，要求采访。他当年的经历以及人脉为他打开了诸多方便之门。台湾方面至少有相当多的政要都成为他的座上客。凤凰甚至为他与陈鲁豫新增设了一个专门的栏目《VIP会客室》。每周邀请一位政要对话当下即时形势。这个栏目成为阮先生接触政要的一个重要管道。
这个专为他打造的节目很快就发挥了他身上蕴积的许多热情的想象力。而且，凤凰随之展开的舞台给予了他足够的空间。
中国电视第一个“结巴的老头儿评论员”
◎ 在博鳌论坛上让五国领袖枯坐40分钟的主持人
◎ 前总统拉莫斯约阮氏到菲律宾时打一场高尔夫球
凤凰的舞台有多大？
阮次山初加盟凤凰卫视的几个月，最大的感受是太累，这个电视台“用人太狠”。董嘉耀形容他常“感到自己太累，精力不足”。每个人似乎都有许多空间,这个不可预知的空间给予他相当多的力量与满足。人总是自己某项喜欢的事业理想的牺牲品。阮次山同样经受不住诱惑。
起初对凤凰卫视的印象不过是两层楼的一个小电视台，这对于有过各类国际媒体经验的阮次山，甚至有点失望。但这个小台的空间却让他充满想象力，甚至觉得自己似乎就在一个巨大舞台上表演，只是他还没看清楚这个舞台的前景有多大？
真正让阮次山见识到凤凰做事方式的是刚加盟凤凰才两个多月的博鳌亚洲论坛的采访报道活动。那次是他认识凤凰卫视，也是凤凰卫视认识他的一个机会。
2月25日，阮次山随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台长王纪言和曹景行，同乘一架凤凰公务机从深圳飞往海南，准备在琼海市博鳌镇召开的“亚洲论坛”中“干活”。凤凰卫视对于这次会议的报道投入了强大的阵容。他们的雄心与理想是这家电视台会成为惟一现场直播的电视媒体。刘长乐说：“凤凰之所以参与这次会议，除了这次论坛本身的价值之外，也是想广泛开拓这次历史性盛会的影响力。”深谙商业与政治平衡之术的刘长乐在现场指挥工作时，一再强调：“如果没有我们用电视镜头去深入广泛地报道这次论坛会议，会开完之后，所有的一切也就没了。”这是个有媒体责任感的人。
在这位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老板的心中，他试图在直播这次盛会的过程中，找到凤凰卫视新的位置与空间。凤凰正在前进，并且要抓住每个机会。他带来大量的工作人员，试图尽可能多地采访到参加会议的现任与前任国家领袖。他更大的企图是完成一次五国领袖高峰会谈。
阮次山与陈鲁豫成为这次采访的主角。
阮首次见识了凤凰卫视区别于主流媒体的工作方式。老板刘长乐除了督促《VIP会客室》工作人员加紧联系在会场的重量级亚洲政坛人士接受陈鲁豫与阮次山先生的访谈之外，他还下令所有工作人员无论难度多大，都要安排好这场电视高峰会谈。这期间，他运用了自己的人脉关系，游走“亚洲论坛”秘书处促成此事。27日下午，就在高峰论坛即将进行的前一天，刘长乐与王纪言因急事紧急赶回深圳，但仍然用电话指挥现场工作。
第八章：我是阮次山(6)
阮次山深刻体悟到凤凰的工作程式，这种连老板也一起上的敬业精神令他大为感动。在“亚洲论坛”的三天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使足全力保障这次访谈的工作。工作人员四处“抓人”，陈鲁豫与阮次山则随时待命，“抓”到一位，他们就轮流进行访谈。两天共专访了七位亚洲政坛元首级人物，幕后工作辛苦且刺激，连曹景行也参与到“抓人”的行列，并通过马来西亚媒体朋友的介绍，说动大马总理马哈蒂尔接受专访。
“亚洲论坛”秘书处这次需要应付的媒体众多。参加大会的各国代表都属重量级人物，要拉这些人参加讨论，并不容易，凤凰卫视的目标是凑足四五位元首级人物参加电视峰会。阮次山在事后写就的采访手记中，形容这次采访是他认识凤凰卫视的一个极好的机会，重要的是他在这次机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一篇文章中，他记述了那次访谈中一些有趣的片断。
那年72岁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是澳洲政坛传奇性人物，他一生嗜酒，年轻时曾以喝啤酒创过世界纪录。他的个性急躁又不愿受拘束。2月26日，凤凰卫视负责公关工作的王多多女士好不容易约了他进行访谈，到了预定时间下午一点半时，他还在酒吧喝酒并与一位不知名的美女聊天，等到公关部的张小蕾去催促，他才满面红光地赶到直播间。当时离预约的时间已过了20分钟，阮次山只好加紧时间进行访问。由于这位老兄必须赶场，只容许做20分钟访谈，尤其最后几个问题，霍克几乎“快马加鞭得大缩水”。令阮次山大叹电视峰会时几位首脑会谈会以何种结果收场？
凤凰的这次电视峰会就在这种看似不可能进行的情况下开始筹划。这次峰会时间有限，他们最后确定的人选包括了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巴基斯坦前总统雷加理、尼泊尔前首相比斯塔和大会秘书长、前东盟协会秘书长辛格。而需要翻译说话速度较慢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只好割爱。
这个名单单方面敲定后，他们还不能确认这批人能否到来参加。到了27日上午，答应参加的只有辛格、雷加理和比斯塔，拉莫斯和霍克都原则同意，但要在当天下午电视峰会开始前半小时才能最后确认。但麻烦并不在此，等到这两位老兄答应并赶到现场时，现场的灯光和通讯系统出了问题，必须等待。
作为主持人的阮次山首次遇到这种问题。这些在场的首脑人物，一向都是别人等待他们，很少会自己枯坐在台上等待，尤其是性格急躁的霍克，更不会甘于苦等。最糟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要等多久。阮次山必须“收拾”这个局面，并且让他们能够等下去，并保证这次直播的安全播出。
为了“安抚”这些贵宾能够忍耐，“我只好不断地和拉莫斯及霍克聊他们喜爱的高尔夫球，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并且眼观四方地随时督促工作人员加快解决问题，但又不能露出紧张状，以免贵宾们心情烦躁。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在场贵宾竟枯坐了35分钟。霍克几度想站起来离场，其余贵宾势必会‘鸟兽散’，因此逼得我不得不使出绝招与鄙招，我告诉霍克，这次峰会卫星现场转播使用的是澳大利亚的卫星，他若有所造次，可能会出丑。他只好一面嘀咕，一面又坐在原位。
“好不容易听到转播室传来一声‘可以了’时，我的心脏才重又启动逻辑，这时已到下午5时10分，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可用，只好急急地介绍五位贵宾，立即展开峰会。
“据我主持会议的经验，开场后每位贵宾发言时的这段时间最沉闷。因为此时各说各话，尚无法进入交战状态。我主持辩论会一向喜欢逗与会者交战、辩论，以期会场气氛热烈……但我刚把交战气氛烧热，讨论会已过45分钟，会场工作人士，尤其是贵宾们的秘书、随从已不断示意我结束峰会。我结束这次峰会时，在场五位贵宾起立鼓掌，我不知道他们是对于这次讨论会议终于结束而鼓掌，还是为我的表现鼓掌，但我只感到，我大概是惟一让五位国际政要一起枯坐等待了40分钟的主持人吧？”
第八章：我是阮次山(7)
这次峰会，阮次山试图与这些前首脑谈论的话题是“亚洲前途何处去”。在这样一个巨大而又宽泛的话题下，这些前领袖们因大都不在台上，故讲话相当直接坦诚。同时由于他们都曾经是国家政策的决策者，曾接触到国家机密，所历经的决策过程非常人能比。他们所讲的一些信息以及想法的由来，大多基于他们任内思考的结果。他们的见解对于未来亚洲的方向仍具有重大的影响。
45分钟的峰会上，阮次山至少得到了这样一些信息的要点，并成为西方通讯社以及国外媒体引述的依据。参加会议的雷加理坚定地澄清了“中国保持协助巴基斯坦研发飞弹科技以及核武科技”的传言。而直截了当的霍克则告诉他：“美国有意让澳大利亚分担其在亚洲地区的防务，并签署过具有上述构思的军事协议，对于这种军事合作，我认为是一种极愚蠢又危险的概念。”
但在亚洲何处去这个问题上，这几位领袖几乎有一致的主流思维：亚洲是个具有自己独特情况的地区，不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方面去主导、去指使。这也是霍克、拉莫斯等地区领袖出席“亚洲论坛”的主因。
阮次山对这次峰会相当满意。他找到了自己的立场与位置，甚至赢得了这些国家政要的关注。拉莫斯离开会场时，这位雪茄烟不离手的前总统邀请他有机会到菲律宾，共打一场高尔夫球。巴基斯坦的雷加理也把阮先生拉到一边，叮嘱把专访录像带寄给他。
阮先生利用本身的力量得到了他想拿到的东西。那些重要人物的理论正在通过他的访谈表现出来。这是真实的评论。
这次博鳌之行，阮先生认识了独特的凤凰卫视风格与力量。他在那里认识了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赵群力，这位酷爱航空飞行的传奇人物，自驾小型飞机拍摄的博鳌优美的画面与他们的访谈，共同构成了这次完美的媒体行为。采访结束回程的飞机上，阮次山对陈鲁豫说：“我觉得赵群力真是个有赤子之心的人。”比他早几年进入凤凰卫视的陈鲁豫告诉他说：“其实凤凰卫视还有很多赤子之心的人。”
一年后，赵群力先生在浙江航拍时失事。阮次山闻后大放悲声，在《新闻今日谈》节目中，他打破常例，将这件事进行了一次解读与怀念。
他一直念念不忘的一句话，就是“赤子之心”。
每天看20多份报刊，评论时，均要得到事件发生地“线人”的证实
◎ 坦承做评论员不容易，评论员必须专精
◎ 亲历式评论成为他的主流风格
◎ 以台湾人的出身批评台湾毫不手软，身为美国公民却万分爱祖国
阮次山的消息来源令人感到他的“情报”准确性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力。
阮先生在做专栏作家时，从不认为自己是“万金油”。他不是全知全能者，但一定要从自己熟悉的角度去谈论这件事，即便如此，他也得找到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这是他进入评论的方式。
阮次山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坦承“做评论不容易。评论员必须专精，尤其是国际课题，范围很广泛，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国际法等等，不容易评论”。阮次山觉得较其他人幸运的是曾在两岸三地、西方寓居，使他在评论方面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广泛的人脉。这种亲历式的评论成为他的主流风格。
“从小学到大学，我都在台湾度过，所以，对于台湾问题我是亲历了它的每个层面。台湾社会深层的一面，不是一般人看报纸就能够了解的，很多评论员分析台湾课题时，单凭媒体报道反映的‘现实’及客观环境是不准的。其实就台湾问题来说，我们看到的台湾永远是两个层面的：一个是真实的台湾生活，再一个就是媒体所制造的台湾。我身历其中，并且深谙他们所想要什么。起码我可以区分这个消息来源的准确性与为什么。”
当然，阮次山漫游四海累积的履历与经验，让他在国际舞台上搭通了“天地线”。任何风吹草动，只需一个电话，他便可以从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朋友中，得到言之有据的信息，所以写起评论来，他可以得出与众不同的观点，甚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第八章：我是阮次山(8)
“遍布眼线”不过是他的另外一种说法。阮次山擅长的做法仍然是利用采访得到的消息与观点来印证自己的立场以及说法。客观仍然是他的标准，尽管他说的仍然是“偏见”。
阮次山很快历经了由平面媒体向电视媒体的转型。这种转型使他发现了评论的巨大力量，尤其是当他面临更巨量的收视群体，这种鼓舞与压力使他显得更加小心待之。他认为观众喜欢自己，是因为自己不同于别人的“偏见”。
他打造“偏见”的手法有别于他人。他的评论的来源有点像采访记者，这种多年的新闻专业训练即使在他作为一个评论员的时候，仍然坚持消息来源的准确性。他在对媒体谈到为什么会很少对非洲问题发表意见时，理由十分简单：“我惟一缺憾的是在非洲没有‘线’，所以了解得较少，写评论也较谨慎。”
阮次山的秘密武器似乎来自于“广阔的人际关系”。
当然，阮次山认为，一个理想的评论者，“最好评论什么课题，就是某方面的专家。当然，这对媒体来说，有点苛求，这种规格和标准，不容易做到，你看，很多人评论中国课题时，都是望文生义，不够深入，很外行。”
阮次山因此希望自己独特的做法，会使真正的评论精神得以实现。当然，他希望能有真正的属于自己的理性和建设性的评论。
从2001年开始，阮次山除以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评论员的身份在屏幕上讲评时事外，仍继续专栏写作。在内心深处，他仍然对做一个专栏作家心怀梦想。“写专栏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学者，可以就某一个事件或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读者拿着一份报纸，可以反复阅读，影响更为深远。”他至今仍保持着每周两篇专栏的稿量。
同其他评论员一样，他每天都花七个小时看资料、看书和报纸，早上9点上班，与自己的主持人每天碰面讨论一次，中午12点便上现场节目。如果不是突发事件，通常在前一天下午，他便开始准备了，第二天早上则查阅是否有新的资料和进展，碰上特别事件，他就必须马上转换话题。早期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是吕宁思与郑浩先生，现在则是美女主持谢亚芳。这种色彩上的搭配，使他的节目有了新的感觉，显得有了生气。
这个节目的不同是，当曹景行在下午开始准备的时候，阮先生则开始在《时事开讲》节目结束后，关注新的题目与事件。有时候，他甚至觉得《时事开讲》中讲过的题材，自己又有话想说，他仍会重复去讲。因为许多大事连续发生的时候，你必须得有自己的声音。
评论员很像是资讯的搅拌器，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这个资讯的不同理解度。阮先生觉得自己提供的是阮氏思考的模式。
当然，他在评论中，对于两岸间事务的批评占据多数。尤其是对于台独问题，他以亲历的经验向台独“开火”。他的手法之严厉甚至准确，让台湾当局相当重视他的评论。因为这些批评由一个曾是台湾人的美国人之口讲出的第三方立场，更具客观性。阮先生并不因此对于大陆事务就置之不理。时常可以在节目中，听到他关于大陆问题的一些批评，当然，这些批评总让人觉得有点提建议与建设性的成分。他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国内官员和企业思路与国际法规及惯例违背的问题上。他觉得一个想在世界上说话有分量的国家，必须与国际接轨，就如踢球，自己越位却不自知，球已出界还照踢不误，就会让对方不知所措，就会无意中伤害对方，无论内政外交莫不如是。
观众来信认为，他的许多话题听多了，你会听到一个模式，一个思路，甚至一个方向。
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优势。
如同网上时常有观众挑剔他太过于“爱国”，对许多问题时常会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阮先生大方地表示，这个观众很有眼力，因为他自己最大的“缺点”就在于他是一个十分热爱祖国的人。作为一个加入了美国国籍的中国人，他的思想无法脱离自己的祖国。
第八章：我是阮次山(9)
先有祖国，才有立场。
这是每个人存在的依据。
一家媒体甚至为他打出了这样的评语：较简单的口头表述（也好，他口齿不太流利），潇洒自如的观点伸展，深厚的专业方面知识，优秀的综合归纳能力，简单明显的论点和结论
，勇敢和大气的观点与动议，时时免不了的偏向中国大陆或一统中国而又较具备第三方价值观文化背景的心结。
这些就是阮氏价值。
第九章：性感的糟老头子(1)
在香港《信报》开设长达10年的两岸关系专栏
◎ 杨锦麟的专栏成为备受两岸关注的意见
◎ 书生言责气度与五套唐装阴差阳错地成就了杨锦麟的独特风格
凤凰卫视2003年间的改版，改变了许多栏目的命运，也改变了新闻人杨锦麟的命运。他在凤凰卫视与时俱进的发展变化中，实现了自己从平面媒体到电子媒体的转型，成功地寻找到了自己人生新的定位，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形式。这位年过半百的新闻人在凤凰卫视里的“摸石头过河”，乃至“掠水而过”的尝试和实践，也使一向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整日板着严肃面孔的时事评论员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情感表达的外衣。
2003年开始的这个节目似乎就是完全为杨锦麟量身订造的。自称在“媒体本身上投入了太多精力与热情”的老板刘长乐，显然从《时事开讲》的成功中，受到了鼓舞。这位沿用自己从业多年的经验改变了电视格局的老板，的确有许多独出心裁的想象力。他总是会把大家司空见惯的普通一面，化成令人惊叹的媒体行为，并创造出至少在中国电视史上独一无二的开创式的作品。早年间的《锵锵三人行》刚刚创立时，这个节目的名字与形式的创意就出自他手。这个节目为凤凰卫视贡献了将近一个亿的广告收入。而《凤凰早班车》则是老板在美国期间发现早间新闻已成为美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正在现代化的中国，在早间新闻方面还存在空白。于是他让陈鲁豫走上前台，用“剪刀加口水”的方法，成就了陈氏“说新闻”风格。陈鲁豫在所著的书里说：“老板在这个新节目第一次开播结束后开会总结时讲了一句话，我永远都记得，‘早班车很成功，鲁豫说新闻的风格将在中国电视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
这个节目的资料源自报纸。
在那个只有三个人的早间节目里，他们没有什么画面，也没有记者，有的只是陈鲁豫超强的记忆与香港巨量的报纸新闻。这是凤凰卫视的第一个读报节目。当然，曾经从事过平面、广播、电视的刘长乐，似乎总能从自己的爱好中，寻找到观众新的需求。刘的习惯是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要看看当地的报刊。当然，许多信息他还是希望从香港、台湾等地报刊上看到。他在北京、深圳、香港三地的办公室里，订了相当多的香港、台湾地区的中文与国外多家重要英文报章。在内地要看到海外报刊需要相当的资历与级别。但即使有权享受，有些厚得如同一本书的越来越多的报刊，要读完仍是一件费力的事。
老板因此设想如果有一个专门可帮助类似自己的观众读报的节目，每天从巨量的报刊中，帮助观众挑选到真正有价值的新闻。一方面可以满足类似自己这样的观众的需求，也可以为更多的观众提供一个海外的窗口。
每个节目都应当有自己的气质，当他将这个设想与台长王纪言交流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杨锦麟。
杨锦麟与凤凰卫视的际遇奇特。
每个人的交际注定了周边的人际关系可以有机会分享到他可以散发的边际效益。杨锦麟与曹景行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相识注定了他与电视的结缘。曹先生任职《亚洲周刊》和中天传讯电视的时候，就对以谈论台湾问题而在两岸三地名传一时的杨锦麟十分欣赏。专栏作家们的圈子里当然也有互相欣赏的诤友。曹先生由此养成了从专栏作家中选择嘉宾的方式。杨首次参加的中天传讯的政治清谈节目《理所当言》成为他接触电视评论员节目的开始。其后他陆续参加了香港、台湾的多个电视政治评论节目。他的重要电视作品是邓小平逝世当晚和次日清晨。“我刚刚看完当日撰写的《快报》社论清样（当日的社论《但悲不见九州同》，这篇后来被《参考消息》转载的文章，曾引发相当反响），即赶到中天传讯电视，以政治评论员的身份，对邓小平去世以及对大陆政局的影响进行了实时和现场的评论。”其后，《时事开讲》的开播，使杨锦麟成为了这个节目的常客。那会儿他是凤凰卫视的客人：特邀评论员。
第九章：性感的糟老头子(2)
这位原来并不觉得电视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专栏作家，起初仍然不认为电视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客串者的身份使他显得潇洒自如。他在2000年间台湾选举前一天晚上在台北接受董嘉耀的越海联线采访以及直播陈水扁“5·20”就职演说专题节目时做现场评论。这位前福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以对大陆与台湾政情的真实研判，预测陈水扁的得票面是33%，和实际结果只相差零点几。这个预测杨锦麟认为对自己而言，只是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但对于一位时事评论员来说，他的预测的准确度就是他评论的水准。
当然，在评论节目中七情上面、性情中人的杨先生，似乎注定与凤凰卫视结缘的过程曲折跌宕。电视给他带来出人意料的影响力。他在某次去韶关的火车上，被许多人认出，一车厢的人都在讲，有一位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在车上。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直到他2000年间去新加坡圣淘沙玩，刚上船，就有一个小青年直冲着他奔过来，说：你就是凤凰卫视的杨锦麟吧。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的时候，使他开始感叹，自己写了一辈子专栏，认识他的人没有几个，但只上过几次电视，就成为众人瞩目的人物。连在东南亚，甚至中东国家的迪拜都有人认出他来。视觉的冲击力让他开始思考，对于电视的见解也在发生变化。
这种痛快与影响力使他喜欢上电视，并珍惜每次在电视中侃侃而谈、抒发书生情感的时机，但他却数次与凤凰卫视擦肩而过。个中原因杨先生至今不明，或许是缘分未到的缘故吧。杨锦麟在很久之后的一次私下场合中，淡淡地做出了合情合理的解释。
早在曹先生参与策划构思《锵锵三人行》的时候，曾设想过杨、窦、曹三人行的方案，但试镜之后，他自觉三个人要“斗”起来不太容易。从此之后也就没有了下文。杨先生说他不好去问，只是觉得凤凰卫视做事应该有自己的规矩吧。杨先生后来投奔《香港商报》做主笔，写社论。这些命运近似的专栏作家们，总在不断地与电视的偶尔相遇中，像个被不断挑选的人。当然，董嘉耀仍不断邀请他做《时事开讲》嘉宾。杨笑称当初参与节目，每次只能拿到500元车马费，扣除真正的“车马费”之后，所剩无几，但朋友之间相互帮忙无所谓。另外一位客串嘉宾、《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先生也觉得“车马费”少了些。董嘉耀和曹景行经过无数次力争，台长王纪言先生发话，最后终于让自己嘉宾们的“车马费”涨到了每次千元，这个价钱至今未曾改动。
机会其实是自己的一种创造。杨锦麟似乎天生就适合电视。他每次应邀参与《时事开讲》，总有一种表情会在电视屏幕上获得最完美的表达。在《时事开讲》这个20分钟的节目里，激昂的杨锦麟是几位评论员中比较“有表情”的人。他经常是七情上面，充分表现新闻人的真性情，他会拍着桌子骂娘，会严肃、会激昂，会一针见血，会大骂贪官，甚至批评当局……语言生动，俚语、幽默、形象化的词，脱口而出，且喜怒于色。曾经喜欢在高兴时喝上两杯的杨锦麟更认为在《时事开讲》时，如果可以“抿上一小口”可能效果会更好。
只是在这一切的背后，他惟一秉持的仍是“客观、持平”的评论态度。
这位与曹景行、何亮亮生平相似，甚至在许多方面生活雷同的先生，带着那代人特有的质朴与豪气。出生在福建厦门的杨锦麟，在同一个年代里，和曹先生们在不同的地方上山下乡。他的命运是当过乡村小学的代课教师，插秧、犁田、烧瓦挑砖、放牛养羊……他由此认为也许人一生都在为一件事做准备，如果你回过头去看，其实你现在所做的不过是你经历的一个总结。短暂的乡村代课教师经历锻炼了他的口若悬河、声若洪钟。
其实许多事情可能都会有出处，多年后，回头再看，读报对杨锦麟来说并不陌生，早在下乡的年代，杨锦麟就曾经读过报。1969年，不到16岁的杨锦麟下乡务农，在田间地头给农民读报，基本上是照本宣科，读完之后可以算工分，还能和生产队长一起抽口烟，休息一下。那时候每天出工要干十几个小时，杨锦麟一天的收入是四角钱。一年出工最高是320天，扣掉口粮，还能分红分到36块钱。
第九章：性感的糟老头子(3)
当然，这位命运起伏的书生，最熟悉的却还是厦门这个美丽滨海城市老城区的下水道。他从乡下回到厦门后，曾经在老城的下水道，清过整整半年的污泥。那之后，他依靠自学，终于走进了厦门大学。如果不是当年的历史得了全市第一名，选择的专业可能是他一向钟爱的中文系。杨锦麟至今并不遗憾自己当年的选择，因为选择了历史，也就为他研究台湾问题奠定了必需的入门基础。
从厦门大学毕业后，杨锦麟留校任职，其后进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并逐渐成为一名专研台湾事务的学者。在这个研究所，他试图以言报国。他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老师的鼓励之下，首先提出设立《台湾学》的构想，但毕竟人微言轻，响应者寥寥；书生报国，往往还需要足够的份量。直到今天，他仍为自己当年的设想没有得到完成而抱憾。在这里，他以研究者的心态研究了台湾与大陆关系互动的历史沿革。其中值得一提的学术成就，就是写了一本关于台湾反对运动的领军人士李万居的《李万居评传》。
评论员们的人生阅历，总令人觉得似乎或者笃定有某种命运的整体安排。曹先生、何先生是因为家人的缘故进入香港，杨锦麟则因为一个“历史的偶然”。1998年，年近不惑的他来到了香港。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这几位后来成为同事的评论员先后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
他们的命运也十分相似，到香港媒体谋职，最后以写专栏谋生。杨锦麟曾有过一个小时写九篇稿件出手成章的纪录。这种“爬格子”谋生的命运对他来说，既充满刺激也充满艰难。
他在香港先后历经记者、编辑、投资顾问、报社主笔、杂志主编等工作，跳槽时间居多，这正是香港人必备的命运挑战选项。最持久的一个则是10年在香港较重要的政经报刊《信报》主笔专栏《台湾透视》，笔名陈子帛。他认为这个专栏改变了自己的评论态度。这家报纸评论版编辑文灼非先生很热心，《信报》老板林行止夫妇的宽容使他感恩，这个专栏使得他对两岸三地政治时事评论有了一个系统的学习和认识。他认为：“《信报》提供了一个平台，有时候他们不同意他的看法，但同意你在上面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他关于台湾问题的评论，也在这时候形成风格，他喜欢选择重大的敏感的题目，这些新闻评论的观点和切入，一般也都会引起读者的兴趣。但他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刻意去取悦当局，即使尖锐的批评意见，也从来不是无的放矢，那是发自于内心的真诚。这个专栏至少使他的评论寻找到了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书生言责。客观、公允、持平，也是两岸三地多数政论界人士对杨锦麟所撰写政论文章的评价。
当然，没有人在香港可以用10年的时间，一直用民间知识分子的身份去撰写台湾问题。《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先生认为：“杨锦麟论述两岸关系的文章，跳出北京与台北的官方立场，从民间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冲破意识形态的约束，但又兼顾历史的影响与权力竞逐的现实，提供给读者更多思考的空间，刺激两岸决策者开拓新的思路。”
这个专栏提供给他系统观察研究和梳理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互动的机会。台湾中正大学政治与行政学教授李南雄先生称，这个专栏从“两岸开始民间互访以来，着眼于这段和平统一过程所遭遇的挑战与凸显的问题，将焦点放在冷战时期的两岸关系，着墨最多的无非是中美关系调整期间两岸关系的变化，特别是自1993年‘汪辜会谈’到1995年、1996年‘四评六弹’的紧张对峙，并以此为背景，分析两岸关系走向缓和的脉络，锦麟君期待及预期两岸关系的改善，多少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意味”。
杨锦麟的政治评论文章，绝大部分是以香港可以接触到的资料、传媒与观点为范围，亦是在香港发表，因此，较大反映了香港的视角，可谓是“香港制造”。“这些言论与分析通常是在某一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内写成，自然是最接近具体情境，往往新鲜热辣，不在话下。他的中国政治的体验，对于台湾问题的了解，两岸的实地调查访谈，加之他对于台湾历史的研究造诣，更使这些言论直截了当和敏锐，文如其人。”
第九章：性感的糟老头子(4)
杨锦麟作为专栏作家的影响可以由以下坊间传说来表明。他的文章在两岸关系最紧张时期，两岸方面都很重视。台湾方面每逢周五报纸出版后，会有专人立即从香港复印传真至台北。而大陆的有关方面也将杨锦麟的专栏文章作为一个了解外界对台湾情势反应的重要参考。其后，杨锦麟以《迈向两岸谈判》为名，将10年间的专栏，从上百万字中选出30多万字结集出版。该书成为两岸关系的一个历史细节与现时观点的完整资料集。
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杨锦麟与凤凰卫视的机缘似乎再现。新开张的凤凰卫视资讯台筹划创办一个京港台《三剑客》的栏目。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出面邀请他，打算由他与北京的陈小川、台北的石齐平先生共同主持。当时台里给了他800元置装费。由于节目要求主持人必须身着唐装，而唐装似乎还比较适合杨锦麟的气质和本色。老杨当下就兴冲冲地请人一口气订做了五套。
唐装做好后，《三剑客》节目持续做了不到四集，在杨锦麟前往台北返回香港之后，却再没有接到让他继续主持节目的通知。杨锦麟心里纳闷，却不知道其中缘由。好在《时事开讲》仍不时请他“客串”，五套唐装却再也无用武之地。而这种忙得顾不上打招呼的做法，让他感觉有些窝火，着唐装在香港街上行走，即使在今天，也不是很合时宜；挂在家里，还占了很大一块地方。老杨决定采取“废物再利用”的方式，干脆每次到凤凰卫视”客串“节目，都着唐装上镜。没想到，这样一穿，竟阴差阳错地穿出了自己的风格。
杨先生很热爱凤凰卫视这个来之不易的言论平台。他认为《时事开讲》利用境外与内地的信息差、观念差，传布观点与信息，对大陆观众有启蒙开眼界的作用。刚开始他觉得挺容易，但时间长了，他发现这样开讲有点“散”。遂采取了每次都写出一个完整的提纲，写满重要的论点与信息细节才放心。他自称每次与董嘉耀定下题目后，会用近五个小时精心准备资料。
杨先生惟一不用准备的就是自己的情绪与表情。
他的言论尖锐，比较出位，有一种“爱之深而恨之切”的急迫。对于一个认为要说出真相与个人见解力的人来说，杨先生讲自己非常希望每次能平和下来，但话题一开，就收不住了。某次他谈陈水扁讲“一边一国”的东西时，拍起了桌子，厉声质问：“陈水扁想干什么？”
在谈到大陆学者王铭铭抄袭事件、大陆已是骂声一片时，杨先生竟然提出“要允许别人有犯错误的机会”，要求大家放王先生一马。
评论员被认为是“公器”，表达个人情感往往是“越界与极端行为”而被排斥。可杨锦麟掺杂个人情感的“越轨”行为，却受到多数观众的欢迎。一位观众来信说：“中国的足球队输给了韩国，转播的评论员却平静地报告结局，然后迅速地说再见。这样一场令人生气的球赛，更多的球迷希望听到痛快解恨的说法，甚至骂声。虽然这个足球评论员的方式很公正，但总让人郁闷，不爽。而杨先生的评论让人看了觉得就是一个字——‘爽’。”
许多观众就是为了“爽”而追看杨锦麟的节目。他的代表作是在2002年9月24日，在节目中痛驳菲律宾司法部长侮辱中国驻菲大使事件的观点鲜明、一针见血的评论。在当晚收到的近千封电子邮件就可以说明这件事在观众心中的反馈。观众来信称他是一条汉子，慷慨陈词，令人大感畅快淋漓。第二天，新浪等网站的BBS上贴满了观众对此事的看法。
也有人不喜欢杨先生的个性张扬与直截了当。一位观众认为他“个人情绪过于激烈，简直像在吵架，甚至让人觉得他是在发表演说……”这批评的也许是杨先生的优势，至少与另几位评论员相比，杨先生的风格已经呼之欲出，甚至让人找到了喜欢他的依据。
董嘉耀曾透露，有一次他与杨先生定下讲内地官员腐败的题目，之前讨论时已准备列举一些事例与民间调侃。但正式开始录制时，转身看见兴致勃勃急欲挥洒的杨先生时，忍不住失笑，被迫重来了几次，那也是开讲极少有的NG。董面对近在咫尺表现激动的杨锦麟，都要尽量保持情绪平稳，因为毕竟是在准直播状态下录制。
第九章：性感的糟老头子(5)
有一阵子，凤凰卫视严控节目经费，杨锦麟做评论员的机会少了些，董嘉耀与曹景行先生在清华大学演讲时，竟被现场“质问”，杨先生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没有露面，是否遭到封杀？董嘉耀返港后第一时间找到杨先生，转达了观众的意见，同时请他有空就常来这个节目做嘉宾，以免观众一再责备凤凰刻意“封杀”杨锦麟。
杨先生与凤凰卫视的缘分总是欲断还连。其实凤凰卫视一直在寻找杨先生在评论员队伍
中的位置，前两次的试验不过是觉得他并不适合。后来，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在香港回归五周年时候，请他撰写了一部纪录片《心路》。杨氏把自己对香港问题的观察心得在节目中做了铺排和介绍，片子出来后，反响良好。但这在当时仍然还只是“客串”。这种“客串”对杨锦麟来说，反倒觉得心安理得。
2002年11月，老板刘长乐的一个创意使杨先生找到了与凤凰结缘的机遇。这位总是可以将一些看似随意的点子，引用到电视上，并最终创造出全新的电视节目形式的老板，是第二次打“读报”的主意了。老板觉得报纸的新闻评论功能并没有挖掘干净，如果将报刊的评论与观点，介绍给华人观众，同时加入可以评论的东西，是否会创造一种全新的收视需求？第一次读报捧红了女主持人陈鲁豫，这次他们则把目光放到了杨先生身上。老板和王“院长”请他加盟。这个节目似乎天生就有他的气质，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这个想象中的节目了。
杨锦麟的唐装在等待了整整两年之后终于派上了用场。
《有报天天读》源于老板刘长乐的一个创意
◎ 三个月内收视排行凤凰前10位，杨锦麟成为观众午间追看的老明星与“新闻DJ”
◎ 老杨自称是个“性感的糟老头子”
王纪言在谈到凤凰卫视管理层对节目的管理上时说，一个主要任务是只负责讲述节目样式，具体实施则是主持人与主创人员的事。他们往往在把创意交给主持人的时候，其实就交给了他们一个“巨大的舞台”。如何表演则是你自己的事了。
老板与“院长”找杨锦麟“碰头”，只给了他五个字：有报天天读。其他的自己发挥。杨锦麟表示：“这简直有点冒险。我以前从来没有试过去主持一个节目。现在凤凰卫视竟然会把这个机会给我，这对我来说是个天上掉下的好事，就是做坏了，我也得使劲试试。”这个舞台就这样交给他，跳什么舞完全由他自己决定！
杨锦麟庆幸自己拥有一个“幸运的团队”。主编陈保聪与策划叶杨、导演何子杰以及电视台的主管们，找到了与杨锦麟气质相符的包装，古色古香而又现代感十足的音乐与画面，与屏幕中老杨的一身唐装相衬得十分契合。
准备不足一个月，这个节目于2003年1月6日正式开播。杨妙语连珠的特质很快就使人们忘记了这个节目的简陋。这个节目很现实地成为一个读报纸、讲新闻、点评时事的节目。杨的评论员特质使他的解读带有强烈的评论意味。至少收看这个节目的观众认为，每个人的选择其实就带着他的倾向性，而倾向性的阅读自然也是评论。老杨仍然被观众当成评论员。这个节目取代了《新闻今日谈》的时段，在中午1点、下午5点和凌晨1点半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凤凰卫视资讯台则在下午2点15分和晚上8点半播出。杨锦麟操着他福建厦门口音的普通话，把每天香港、台湾、东南亚的华文报纸以及世界各地主要报刊的重要新闻，有选择地阅读一遍。而在2003年9月，这个节目改在资讯台播出，结果引来大批只能看到中文台、看不到资讯台的观众的连番声讨。他们太喜爱这个节目了，许多观众早已把这个节目作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杨锦麟的大陆生活经验和阅历，至少使他明白观众希望从这个节目里看到什么。对于题目的选择一开始就带着一种强烈的冲击力。他用一支红笔圈定那些未在大陆出版与发行的台湾报刊的标题，甚至许多带有争议性的话题也在他的范围和点评的视野中。
第九章：性感的糟老头子(6)
观众最先可能会是被这样一些东西吸引。一个有趣的老人，用“杨锦麟天天为您读报”的方式，为观众挑选经过筛选的新闻和进行一个字或者一句话的点题。而他极端个人化的不标准的普通话以及唐装形象，也是这个节目的卖点和组成细节。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这样一个试验性的节目，竟然会在开播两个月后，成为凤凰卫视一个新的收视热点时段。这个节目一开始只是一个试验品，没有人敢对它抱有希望，即使当初的创意者，也只给了他12分钟的时段。从时间上来看，这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节目。
3月份，观众用遥控器投票，这个节目的收视率竟然排在前10位。管理层先后将这个节目两次增加时间，第一次增加到24分钟，再到现在的30分钟左右。这个节目已由刚开始播出的第22位，急升到现在的前三位。并且很快地成为大陆媒体与观众议论的一个话题。
同《时事开讲》的尺度一样，杨锦麟深深感到解读时事类报刊，面临着相当的难度。《亚洲周刊》评价说：“高亢的语调，有时略带幽默的言词，是杨氏的标志。他在读报的同时，对于两岸三地敏感的政治话题，充分表现了他的机智。常以四两拨千斤的连珠妙语，给观众留下会意的一笑。”
杨锦麟的“狡猾”也是他主持风格的特色，他讲到敏感问题，不好太直接批评的时候，他就说：“真是……哈哈，哈哈……”就再无下文了。简直与鲁迅文章中的：“这孩子……哈哈，哈哈……” 的表现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一些敏感时事，杨报道后，不加任何评论，而是让观众“姑妄听之”，其寓意不言自明。
杨氏明白，这些手法只是一种委婉的回避。因为在两岸三地复杂的政治环境里“风险系数较高”，他形容自己“如履薄冰，戴着脚镣跳舞，还要跳得十分优美”。既要考虑各种政治因系，尊重公司的立场，也要为国家尽一份职责。但让他感到“最痛苦的是没有人审查你，所以责任较重，要自己把握自己”。《时事开讲》的评论员经验显然在这个节目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以前讲“过头”的话，有主持人董嘉耀帮他圆场，现在却得自己把握尺度以及讲究立场。不过，他掌握的尺度非常简单：“国内的《参考消息》能登的，我们就能讲。”
加盟凤凰卫视前，常看到凤凰的明星们累得“不像人样”，他还认为这些人不过是“得了便宜卖乖”。杨锦麟进入这个商业机器后，首次领教了凤凰卫视 “榨汁机”的滋味。他的节目只有他与主编两个人。从早晨5点钟开始，一般要忙到晚上。他创造过一天做三个节目的纪录，包括《有报天天读》、《周刊点点评》和晚间的《时事开讲》。杨认为虽然很累，但这个言论平台带给他新鲜的激情。他没有太多的奢望，只是希望能借助这个媒体平台，略尽书生言责的本分。
杨锦麟为这个节目所付出的代价还包括要改变自己几十年来养成的晚睡晚起的习惯。他的工作“累并快乐着。早上5点起床，6点赶上第一班巴士，30分钟赶到公司。到公司后要在8点半之前把全世界几乎所有与中国相关的中英文报刊以及其他文种的报刊译文看完，并构思出当天读报的内容。接着与编辑和整个制作团队开会，确定读什么、怎么编、怎么读。准备工作要持续到上午10点半”。杨锦麟说，这个节目是“一扇信息的窗口”，他是这个窗口的主持人，需要比别人看得更多。因此他每天要看40多份报刊，还要上网搜寻最新的资料，然后把它们浓缩在24分钟里，“在有限的时间里向全球华人提供最完整、最权威的信息”。
当然，杨锦麟的方式仍然受到许多人的调侃与喜欢，一位观众寄来一首打油诗，说“老杨读报，英文走调……”但他的走调的英文却受到一群“另类”年轻人的喜欢。
一位观众来信告诉杨先生：“‘非典’肆虐，北京成了重灾区，上中学的儿子停课在家。在单调寂寞的生活里，‘天天读’成了儿子惟一的乐趣。每逢周末，‘天天读’暂停，儿子就会垂头丧气地叹道：‘没有杨锦麟的日子该怎么过！’儿子的话给我极大震动：这个杨锦麟居然有这么大的魅力，竟能如此吸引一个桀骜不驯的中学生？我问儿子，杨锦麟怎么如此让你喜欢？儿子说：‘他的口才好，长相中正仁和，而且还在《天天有话》栏目中教英语。’说来奇怪，虽然杨锦麟的英语发音不怎么准确，可我儿子对他教的每一个单词都能过目不忘。
第九章：性感的糟老头子(7)
“后来，我就和儿子一起看‘天天读’，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杨锦麟的节目真的是好看极了，知识丰富，老少咸宜。杨锦麟本人也极具个人魅力，好玩、有趣。”
这位姓陈的读者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总结杨氏：“凤凰卫视出了个杨锦麟，实在出乎我的预料。比起那些帅哥靓妹，杨锦麟实在算得上是一个另类。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他的那身行头——五颜六色的唐装。你看他的长相：腮帮子部位特别发达，满脸放着衣食无忧
、酒足饭饱的光芒。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黑又亮的大背头发型与花团锦簇的唐装交相辉映，更显富贵气。令人困惑的是他的年龄，不论怎么估计都在40岁以上，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人，居然成了凤凰卫视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在当今华语电视媒体充斥着年轻粉嫩面孔的大趋势下，30岁进入主持人行当已属凤毛麟角，而杨锦麟居然在年近半百之时，过关斩将，杀入凤凰，我真的佩服他的勇气，更佩服凤凰大胆启用另类人才的魄力。”
这位同样尖锐幽默的观众认为杨氏“读到大快人心的消息，他会大声叫好；读到揭露社会腐败现象，他猛烈抨击，有时恨不能拍案而起。在报道生灵遭涂炭时，他更是激动难抑，对弱者的同情之心溢于言表。此时，你就会坚信他绝对不是什么香港阔佬，阔佬怎么会如此的悲天悯人、如此的爱恨分明？！他的叫好、他的拍案、他的抨击，都是一个媒体人正直善良之心的真情流露，充分说明他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
最有意思的是杨锦麟的幽默，或让人捧腹大笑，或让人哑然失笑。总之，每天都有幽默的包袱抖给观众，让我们在享受丰富的信息大餐的同时，也品味了幽默的作料，让人乐不可支。一次，他说：“自从非典发生以来，农村中有两种人特别活跃，一种是巫婆，一种是神棍。”而我们从屏幕上看到的是“神汉”二字。究竟是杨锦麟无意读错了，还是有意读成“神棍”，大家不得而知，反正觉得错得挺好玩的，“神棍”比“神汉”更传神。讲到台湾有人把胸罩当口罩卖时，他把两只手在胸前比画了一下，让人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说到陈水扁的儿子在抗击非典战役中表现不佳，杨锦麟说：“这个阿扁的儿子真该贬一贬了！”在“天天读”周末版的一期节目中，杨锦麟借着读报内容发表了一番赞扬母亲和母爱的话，很让人动容。他的搭档周瑛琦说：“杨老师这番感人的话，一定有许多人要认您当干儿子了！”杨答道：“我期待着这么一天。”这句话又让大家大笑不已。杨先生的幽默在节目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且他的幽默在一段时间之后仍让人念念不忘，回味无穷。杨锦麟的幽默来自他的智能，一个学富五车的智者才能有如此丰富的幽默。
杨锦麟不仅仅给大家读报，如果那样，就与报道新闻没什么两样了。关键是他对新闻加以分析和评论，能给观众许多启发和思考。这是他的独到之处。他既是主持人，又是时事评论员，他的双重身份使“天天读”节目锦上添花。
在凤凰的主持人中，杨锦麟的平民主持风格别具一格。如果他发现讲错了，会马上说“对不起”，然后进行纠正。他还善于倾听意见，针对观众提出的读错音的问题，在一次节目开始时公开道歉，拱手对观众说“对不住了”。其实绝大多数观众根本没注意到他读错了字，即使有个别时候把“笔耕不辍”念成“笔耕不缀”，又有什么呢？比起他鞭辟入里、妙语连珠的精彩主持，这点瑕疵实在算不上什么。最逗的是，他讲到精彩处，自己也忍不住十分得意地笑起来，这时的他，颇像个顽童。看到他的得意劲儿，观众也忍不住笑起来。
喜欢上一个好节目，自然就对主持人的长相不再吹毛求疵，相反还常常为他“涂脂抹粉”。比如胖，看惯了屏幕上的俊俏小生，自然觉得发胖的杨锦麟不甚顺眼，现在就觉得他胖得可爱，更显憨厚；比如眼睛小，与人们传统意识中的以大眼睛为美的审美标准格格不入，可现在觉得正是这双不大的眼睛，聚光准确，炯炯有神，充满洞察力；原来觉得他像出土文物，干吗非要穿一千年前的服装呢！现在觉得他一点也不老气横秋，穿唐装更显学究气，学问高深。每天读报前，他都端着一只精制的紫砂陶茶杯，过去觉得这纯粹是附庸风雅，现在看出他真的是在喝水，一讲半小时，能不润润喉咙吗？就连他的名字，过去觉得像个老头儿的名字，现在却觉得别有新意——像一只前程似锦的祥瑞动物。
第九章：性感的糟老头子(8)
众多来信专业细致，对杨氏的风格似乎直刺要害，但却只是出于对杨氏风格的喜爱。
这个节目很快给杨锦麟带来新的鼓舞。开播四个月的时候，《有报天天读》终于有了赞助广告。近千万元的赞助费竟然使这位对凤凰卫视的商业属性了解得相当透彻的主持人，有了感恩之心。他在节目一开头，就说《有报天天读》从今天起有广告了。真实直爽，毫不造作。
很快，为了让更多的人在周末可以继续看到这个节目，凤凰卫视又给杨锦麟与主持人周瑛琦订制了一个新的节目《周刊点点评》。杨氏与美女周瑛琦在节目中争相抢话读杂志的情境，新鲜、有趣。
余秋雨：听杨锦麟读报的人
◎ 年度电视节目：《有报天天读》
◎ 一个卖了5000万广告天价的“独角戏”
杨先生的出现，显然改变了凤凰卫视业已成形的新闻评论给人的普遍印象，媒体评论他甚至改变了评论员们已经造成的“审美疲劳”，让评论有了个性。更重要的是，杨先生在已经形成格局的凤凰新闻评论员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与角度，甚至立场。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他承认“只能用个性来区别节目的重叠和相似性。我想提供一个另类的，完全不同于一般的规规矩矩的传递方式，讲到不高兴，就拍桌子啊，那又怎么样呢？那就拍吧。我那种率真装不出来，有点江湖味，有点匪气，有时候真的替大陆着急，有时候看到某件事就特烦特愤怒。没办法，你不能让我客观，让我一点表情也没有，我做不到！”
当然，杨仍然把成功归结于自己的媒体经验，这家报纸描述杨“在报社工作的时候，就是著名的快手。《快报》有一个广东话的专栏，一天500字，杨锦麟曾经一口气一小时写了九篇。一家报纸临时要一个社论，出价很高，他20分钟2500字一挥而就。
现在，杨锦麟以同样快捷的行事风格做电视，像年轻人一样玩命，每天的工作就像一场战斗。有时候临时有什么事，抽到杨锦麟上去做直播，他从没有二话。美伊战争最紧张的时候，他连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每天赶到办公室之后，杨锦麟和他惟一的助手就开始紧张地读报。杨锦麟负责快速扫描当天港台地区、东南亚、韩国、日本的主要报刊，助手则更多关注西方媒体。看完之后，确定一个当天的热点，围绕这个热点再作一些挑选。
杨锦麟读的报纸不是专为《有报天天读》订的，都是凤凰卫视资料室的报纸。他们随后还要再把《凤凰早班车》读剩的报纸拿来过一过，最后上电脑补充。外文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亚洲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是为管理层订的，杨锦麟趁他们还没上班，赶紧把这些报纸拿来，从中筛选，看完之后再还回去。
凤凰卫视内部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把骨头嚼碎了做节目。意思是指凤凰卫视由于资源稀缺，经常对资源进行多次开发和利用。《有报天天读》就属此类“零资源”开办起来的节目。
从早晨6点开始，到完成节目准备大约要花两个小时，杨锦麟有时候紧张得连喝杯水的工夫都没有。两个小时的电脑制作影像输入电脑后，杨锦麟进棚，直接录制节目。坐在演播室里的杨锦麟手中并没有现成的稿件，有的只是即兴的评述和发挥。
杨锦麟说做这个节目有一种满足感，有一种情绪宣泄的快感，是对自己的一个增值：“我没想到我还能这么值钱，但是这个值钱是作为凤凰的一分子才能展现出来的。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而我们也不是什么华佗、扁鹊，我们充其量是拔火罐的，告诉你哪儿疼、哪里有淤血，告诉你要注意而已。”当然，这个节目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而担负着“审看”节目的监制，神经也会高度紧张，有时候也不得不提醒他稍微收一下。但意气所至，杨先生仍然会有大量的新鲜补白，将他认为精彩的内容，有选择地补白几句，而这无意无奈之举，竟成新的形式。有时候补白式的话，甚至更耐人寻味。
第九章：性感的糟老头子(9)
只把自己的影响力当成“拔火罐”的杨先生，仍然遵循着职业的知识分子原则。“我们当然会尊重公司的立场，因为她毕竟是一个商业电视台，她有自己设定的市场和观众的需求。但是我想还是要本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良心，本着对国家民族进步的渴望和善意这么一个出发点。我想我们整个编排的考虑基本上是依照我这样的原则，而同时又兼顾公司本身的准则。我们不会像一些不怀好意的媒体做一些谩骂，而且我们是读别人的报纸，不管别人是怎么来评论和攻击，我们只做一些客观的评述。因为我在外面写东西，不管是两岸三地的
朋友，还是有关政府和当局给我的评价是客观持平，敢讲敢提意见，我想这就足矣。三餐有温饱，有一个地方说话，现在有一个电视台让我发挥，我非常感激。”
在电视上至性至情的杨先生，在生活中更是一个把自己的个性发挥到极致的人。他敢爱敢恨，三杯下肚，经纶文章，信口开河，滔滔不绝。此时下笔著文，更是倚马可待。在有次与凤凰卫视另一当家花旦佳佳聊天时，杨先生坦言自己“我是这样的一种人，是性子很急的人，宁死不屈的人。看不惯我就会说，就会得罪人，所以就伤了很多人。不要紧，这是一种善意。我写东西写惯了，有一些人不高兴，这不要紧，因为他不了解你，一个真性情的人要耐得住一些误解，但是只要大家了解了，他就会觉得你可爱。”事实上，“杀伤力”很大的杨先生，被公司里多数的同事觉得其属于“可爱”型的男人。
这位可爱的男人，有时很“诧异阮先生和他太太不吵架。我搞得很痛苦。我和太太平时常拌嘴，我们就这样吵吵闹闹20多年，但现在是不离不散。太太很辛苦，我5点起床她也被吵醒，她要送我出门，她才能再稍稍睡一点时间。所以这个节目好像也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是整个凤凰的团队，包括家里人。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有一点感恩的心。”
刚烈如火的杨先生，一谈起女儿来，却是满腔柔情。他的女儿现在美国读书，杨先生曾亲自送去陪读数天。女儿是父亲的“老师”，时常批评他“这个单词怎么念得那么烂。我说没有办法，在中学时候英文老师是有口音的，我大学的英文老师又是从德文转行的，我相信口音不准可能也有先天的原因，主要是自己的不好。我自己蹩脚的英文在东南亚畅通无阻，东南亚各族同胞对我非常喜爱，因为我听得懂。”
杨先生有时与曹景行开玩笑：“咱这把年纪转行干电视，是‘再就业’工程。”杨认为，阮次山、曹景行、何亮亮，包括现在的马立诚、石齐平诸位，都是报界出身，都当过主笔，都是写政治评论的，对某些领域都有自己的观察心得。“凤凰用人一个很绝的方法，就是用一些有长期积淀的人才。一般电视台都是用一些靓女辣妹，我们却是一些老头子，都是别人培训过的，都自成一格。让我们这些老头子来发挥余热余光，我们也喜欢这种新鲜的挑战，能把我们的感受、看法跟观众分享。”
一直戏称自己是凤凰“再就业”工程的受益者的杨先生，信奉“做人做事要尽本分，在凤凰他只是在尽自己书生言责的本分。” 开播近一年的《有报天天读》现在的收视率在凤凰卫视固定在前三位。这个曾经移到凤凰资讯台数月的节目，在观众的强烈呼吁下，又回到了凤凰卫视中文台的老时间段。恢复在中文台播出后的这个读报节目，显然并不止在观众中引起巨大反响，另外一个可以证明这个节目含金量的是，精明的广告商们为这个节目开出的一个天价。2004年，广告商们为这个开播仅一年的节目，标价5000多万元，开创了凤凰卫视新节目开播一年即创下高额广告的首个第一。
而《有报天天读》这个新栏目，也被国内以评选电视新锐榜著称的《新周刊》评为2003中国年度新锐榜“年度电视节目”。这家刊物给出的获奖理由是：“浓缩报道，探知社会当天的最新动向。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深度掌握全球信息及社会的脉搏，实在谈何容易！栏目重点解读全球重要的报纸和杂志，如《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的头条新闻及主要社论，介绍和评论其中的观点、角度，世界舆论及思维潮流尽在你的掌中。”
第九章：性感的糟老头子(10)
这个节目的掌门人杨先生则被提名为“知道分子”。给杨氏颁奖的嘉宾余秋雨先生笑称自己是“听杨锦麟读报的人”。
第十章：传媒特区(1)
“以上言论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