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凤凰
前传：无法复制的凤凰(1)
布什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询问凤凰卫视直播问题
◎ 直播伊拉克战争的“评论员会战”硝烟漫屏
似乎无法被世界读懂的美国总统小布什，永远都在按自己的牌理出牌，或者直截了当地把“9·11”的敌人当成一个国家，发动对阿富汗的战争，虽然没有抓住那个想象中的凶手拉
登，但他接着就把目标对准了与父亲老布什曾经交战过的敌人萨达姆。没有人会想到这中间的传承关系，就像没有人会料到，神秘的小布什在战前某日，会突然询问白宫负责公众传播的高级官员：若战争爆发，中国香港地区的凤凰卫视会不会直播？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小布什不置可否。
传说中的这个细节，显示了这位总统对于“9·11”期间两家电视台的实力的一个评估。一家是阿拉伯世界的半岛电视台，另外一家则是香港的凤凰卫视。当然，他如此关心这个遥远的居于香港的只有七年历史的华语电视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素，而是出于美国利益的考量与这个电视台本身的影响力。华盛顿认为，凤凰卫视中文台直播这次早已安排好的战事，对中国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全球十几亿华人来说，影响力非同小可。而美国军方，早在战前排定的关于战时的公共传播策划方略中，就将全球媒体直播，包括邀请他们看中的传媒随军采访报道活动，作为美军的一种新式武器。华文媒体中，凤凰卫视自然在他们的优先考量之中。
战后，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先生在接受北京《经济观察报》专访时，对这个传言不置可否。不过他证实了另外一个信息。此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先生在战前两次破例接受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赵一力的独家专访，试图以此向中国政府与民间放话，解释美方打伊的立场与动机。而在结束采访时，鲍威尔询问，他的讲话是否会被完整地播放，在得到赵的肯定回答后，鲍威尔说：“这是我接受你们采访的重要原因。”随后，这两次专访都在凤凰卫视拥有高收视率的节目《时事开讲》中播出，并得到适当的符合凤凰卫视报道立场的“华人式”解读。
作为回报，凤凰卫视在战前两小时就拿到了小布什的讲话全文，随后收到了美军的特别邀请，随军去前线采访，并成为惟一登上向伊拉克昼夜发射导弹的“小鹰号”的华语电视媒体，之后凤凰卫视派出的四组采访美军的记者都得到了特许。
华盛顿方面之所以这么做，在于凤凰卫视2001年的“9·11”事件直播的巨大影响力。美国《新闻周刊》发表评论认为：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纽约和华盛顿之后的一个小时，香港的凤凰卫视是中国人的惟一消息来源，中央电视台在袭击发生后只广播了一条简短的新闻，直到午夜也没有更多的消息。而成立仅五年的凤凰卫视，在接下来的36个小时里，对美国发生的事情进行了直播。全中国的人都在努力通过各种途径观看凤凰卫视，大学生们甚至大家凑钱在宾馆里租下房间——为了能看到凤凰卫视。在当时，这一消息在内地迅速地通过手机口口相传，很多人接到朋友或家人的电话：“快看凤凰卫视，正直播呢，美国出大事了。”
海内外许多中国人正形成大事发生了看凤凰卫视的收视定式。而“9·11”事件后，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把凤凰卫视对此事件的36小时直播和在华人社会引起的反响，汇报给华盛顿的白宫幕僚，作为当时评估国际反应的重要参考。
刘长乐解释：“凤凰的地位与影响也注定了它在国际间的重量。因为凤凰在世界华人圈受众相当广泛，具有相当的引导价值。虽然凤凰只讲华语，但是很多的海外媒体仍大量引用凤凰的报道与评论，打破了全球信息对于西方媒体的依赖，而代表华人立场与发出华人声音的评论员观点，则是我们重要的声音。正是有了这样的专家班子，凤凰卫视在华语世界中逐渐争取到了重大新闻的‘第一解释权’。”
2003年3月20日，距美军所认为的开战时间还有几个小时，很多的中国人习惯性地把电视频道固定到了凤凰卫视，在他们的观念中，这样的大事，似乎只有凤凰卫视才会直播。上午9时，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先生和主播陈晓楠坐在凤凰卫视中文台与凤凰卫视资讯台两台并机的直播现场，在他们身后的背景是福克斯直播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夜景，巴格达此时像一幅宁静的油画。
前传：无法复制的凤凰(2)
凤凰卫视选择此两人首发，一是陈曾去巴格达现场采访，同时更是她在“9·11”时，第一个主持直播。二是阮先生刚对伊拉克大使进行过专访，对伊问题成竹在胸。阮次山背对着屏幕上宁静的巴格达，对陈说：“我们是在等待和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历史在一个小时后开始改变。同时改变的是全世界包括中国人在内对于电视的重新认识。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应当重新认识电视。
75年前，电视在美国旧金山一间实验室里诞生了，它的创造者是年仅21岁的美国男孩菲洛·法恩斯沃思，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几乎被人类遗忘了——尽管他的发明塑造了20世纪，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成为这个世纪的特征。虽然他本人正在人类的记忆中淡化，但他的发明却至少创造了人类新的历史。
在电视史上，有这样一些时刻让人们永远把电视当成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或者说，电视直接改变了我们的历史与生活，包括历史的书写方式。上世纪40年代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电视介入战争中，使人类首次在屏幕上看到真实的战争，美国三大电视网成为媒体明星。越南战争，造就了美国洛普的CBS。第二次海湾战争的现场直播，造就了特德·特纳的CNN。人类首次登月、哥伦比亚号飞船爆炸等，每个事件都与电视相关，但让中国人真正把电视的作用提高到像在美国所具有的那样的高度则是“9·11”事件。那一天，中国人惟一可以找到的消息来源，就是处于直播状态中的凤凰卫视中文台。
国内地产界的风云人物、万科地产老总王石，在登山的路上，打卫星电话给友人，问：“凤凰台说了些什么？”
那些在说话的人，是几个老头儿与没有来得及梳妆的主播陈晓楠。陈面对着屏幕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我没有来得及化妆。”就开始了解说与直译。而最先坐到台前的曹景行，晃着一头花白的头发，与亿万观众一起，边看边分析着这场突然到来的惨剧。全世界的人都在期待一个结果，期待有一个声音可以告诉人们，为什么？
正在观看直播的中国人，当然更希望清楚地知道一个答案，但可以给予他们答案的是谁？
几个“老头子”，已成为凤凰卫视中文台直播的重要构成要素。当人们看到事件正在进行的图像时，其实更想知道的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会出现什么后果，会走向哪里，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们，靠着自己的经验、学识与智慧，构架了一个全新的事理体系，在边看边说中，告诉了国人想知道的每个答案，甚至那些延伸出来的走向。人们由此记住了他们：
那个留着一撮标志性小胡子、说话有些吞吞吐吐但直刺要害的“小老头儿”阮次山；花白头发、喜欢眨着眼睛评述事件的曹景行；语速奇快、对地缘政治极有心得的何亮亮；直截了当直言敢言的杨锦麟；以及语词尖锐的《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欧洲政治专家邱震海，经济学家朱文晖等随时坐在直播台前的那几位特邀嘉宾。
最年长的阮先生，今年58岁，曹景行57岁，何亮亮53岁，杨锦麟51岁，他们平均年龄55岁，这个岁数是人们信任他们的理由与讲述一件事的来历的保证。当然，他们也是中国电视屏幕上最年老的时事评论员，这在一向由靓女美男占主流的电视界，已成为异数。凤凰卫视首创的时事评论员机制，更成为华语电视的一大创造，并已成风潮。
“9·11”事件重塑了世界历史，也使凤凰卫视重鸣九天，它的存在已改变了中国电视的格局，至少在中国新闻的传播史上，成为一个范本与经典作品。同时它也把自己放在一个对手的位置上，而引发新的格局的竞争。国内电视巨头CCTV，因这次直播所造成的压力成倍放大。有消息说，凤凰卫视对“9·11”的直播事件在华人社会产生的强大效应，并促使CCTV提前加快推出24小时的新闻频道。
前传：无法复制的凤凰(3)
但真正的竞争则在这次伊拉克战争爆发的前后。
就在阮先生和陈晓楠坐在直播台前时，央视已于战前几天处于超级保密状态下进行了全天候的战前演练。央视一套、四套、九套三个频道总动员，采用了长时间的直播方式，至少有2000人直接为战事报道服务。而成为一景的则是，中央台直播室外的走廊里都是人，被央视请来的北京重要的军事、国际、经济方面的专家学者排着队等候上场。
白岩松成为这次央视一套直播伊拉克战事的主持人，他每天都要更换三到四位国内顶级的某方面的专家，与自己对谈。据称，至少有30多位专家走上过央视直播台，对事件进行解读，与凤凰卫视每次一位“老头儿”的形式形成鲜明的对比。由凤凰卫视发端并开创的这一直播式的“时事开讲”形态，正在成为央视的一个重要的直播模式。
在这一点上，凤凰似乎已没有什么优势。
之前，凤凰曾透过管道邀请国内业界军事专家担任评论员，但几经交涉，无果，这些专家们全部走上了央视的屏幕。国防大学的军事专家张召忠等，最初就是凤凰想找的合适人选，但后来得到证实的消息表明，央视在战前拉出了一个巨大的名单，把有可能请到的专家全部锁定了。
两台同步开始的直播，为国人提供了相当多的选择，许多海外媒体敏感地认识到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被邀请的嘉宾们几乎一夜成名，但张召忠们仍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媒体采访要得到有关部门的特批，张称为“一事一批，只有批准，我才可以接受访问与讲话”。
但很快，凤凰与央视两台的直播后期，其实就成为评论员们的事儿了。人们只能看到CNN提供的用夜视摄像机拍摄的有着斑点的画面，观众只能猜测那些偶然的闪光就是爆炸的样子，而美军的那些带有表演式的某个战斗场景直播很快就被揭穿为故意给媒体的表演时间……新鲜感消除后，现场的评判成为人们对于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兴趣来源。
许多人在直播的几个台前不断地按动遥控器，虽然事后调查说，央视的收视率成倍放大，但他们忽略了一个要点，一些观众会在两台之间来回巡看，同样的问题，在央视的评论员解说一次后，他们还会看看凤凰卫视的这几个老头儿是“如何说的”。
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在解释这个原因时，归结为自己的主持人、评论员有品牌，有知名度，有观众熟悉的语势，甚至阮次山的吞吞吐吐，曹景行的花白头发，与何亮亮的逻辑严密，杨锦麟的放达，都是招牌。有观众来信称，同样一件事，一定要听一下“凤凰”的评论员们如何说。
“好的评论员往往能吸引一批固定的观众，人们希望在看新闻的同时，看到他们的评论，他们的存在让观众有一种期待感。像凤凰卫视的曹景行、何亮亮等似乎就有这样的能力。”《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常务副主编曲宗生认为，一个称职的电视新闻评论员，应该能在新闻发生之后或者新闻事件发生的同时，就能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从而施加自己的影响，展示自己的独特的魅力。
刘长乐认为：“当大家都在说同样一件事的时候，你愿意听到自己最熟悉与最信赖的专业人士的话，还是一位新人的话？这时候一个知名的评论员，就会战胜那些不知名的陌生人。这是我们的名评论员机制的最大成功。要知道，人们有时候看电视，其实就是为了看到那几个人。何况，我们的评论员首先是专家，同时还是电视明星。”
凤凰卫视事实上已汇集了全球最顶级的华人评论家，具备了在财经、时事、文化、国际、军事等领域全天候的即时的评论。这些正是老板刘长乐所提倡的以“名记者、名主持、名评论员”为内容的“三名”战略的一个成功。事实上，这次直播处处都可以看到那些著名的主持人、著名的记者、著名的评论员。他们构成了这次凤凰卫视直播的品牌阵容。胡锦涛主席对记者闾丘露薇的当面赞赏，更使凤凰卫视名记者们不断受到高层关注这一事实，再次得到了验证。
前传：无法复制的凤凰(4)
“评论是新闻的最高台阶，它起到一种灯塔般的导向作用。”刘长乐认为电视评论员的价值有时可能超过了新闻报道本身。
事实上，阮次山先生开战当天说的三个关于战争的要点，如这次美军开战与上次战争的不同，包括不会速决等观点，很快得到应验。
当天下午，凤凰卫视的言论部总监、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曹景行先生，刚结束在北京的“两会”现场采访和评论工作，就接到指令，准备赶回香港。在首都机场，曹先生利用上机前的十几分钟工夫，与总部联线，评述当天战争开打后北京民众的观感。他事后说自己需要为即将开始的直播评论，找回语感。曹下午抵达香港，到了午夜12点，已同陈鲁豫一起坐在了《海湾最前线》直播节目主播台前。两人简短交换了看法：我们谴责这场战争。这是一个大家熟悉的时间段。凤凰卫视中文台的那档纯时评节目《时事开讲》，每天都在午夜之前开始。
凤凰卫视在伊战前，就模仿福克斯电视台的直播方式，进入“战时状态”，主持人与评论员一组，每三个小时一班，这种配搭几乎已成为凤凰卫视的直播定式。直播对于凤凰人来说，已成习惯。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凤凰卫视中文台几位老头儿的镇静与淡定，包括对局势的电视控制力明显要高于其他电视台，众多的遥控器又开始锁定凤凰。观众在谈到喜欢阮次山的一个重要原因时，认为他“敢下结论，一些观点出人意料，但有创见”。而曹景行总是会在较短时间内，把问题的实质带出，同时尽量拉近战争与我们每个人的距离，如中国应在这次战后重建中发挥什么作用等，延续着他一直对密集信息与不同观点的解读。
这次直播，几乎成为华语媒体评论员的一个会战，凤凰卫视更是把直播中的“评论体”，放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国内的军事专家无望出席的状况下，凤凰卫视请一位香港民间军事发烧友马鼎盛与《时事开讲》的主持人董嘉耀，穿上迷彩服临时组成了一个《军情观察室》，每天用半个小时论定军情战况，与央视的军事专家南北呼应，以民间军事爱好者的形态，探讨兵器常识以及新兵器在战场上的应用，反成一新作模式，赢得掌声。甚至于由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主持《时事辩论会》，以开会的形式，把几个不同观点的中国人与外国人请到一起，开会论事。在形式上，凤凰几乎把评论在电视上的表达方式，发挥到了极致，使直播变得更有内容、更加好看。这样两个看似随意的节目，是凤凰人脑力激荡的结果。《军情观察室》是曾经当过兵的老板刘长乐想出来的，在战争开打前三天，他在一次午餐会上，把董嘉耀叫去，和其他凤凰人一起讨论出了这个节目的雏形。战争一打响，节目也马上就做出来了。
3月23日，伊拉克驻中国大使馆主动向凤凰卫视发来代表伊拉克官方立场的新闻声明，希望凤凰卫视向全球华人播报。有媒体观察家认为，此事已说明伊拉克官方对华语世界媒体的关注。同时也说明，凤凰卫视在伊拉克战争中的24小时不间断直播，对观众形成了强烈的影响力。
英国的《金融时报》发表时评，认为：这家深受中国城市观众喜欢的香港电视台，已经以独具风格的报道，吸引了大批观众，如同“9·11”发生时它的重要作用一样，这次它仍然成为创新的胜利者，并且引发一个直播的风潮。人们似乎更相信那些与美国《60分钟时事》里的主持人一样老的人物，他们中间有可能出现操普通话的华莱士，尽管他们的年龄都不能与华莱士相比。
这个由凤凰卫视创造的直播模式，至少对于广大的中国内地人来说，已成为一个平常的甚至没有新意的形式。而在三年前，关于时事评论员的概念还仅仅停留在凤凰卫视的一个晚间的非黄金时间节目《时事开讲》上。但只用了三年时间，凤凰卫视已使时事评论员的概念成为华语电视中一个重要的创造，并且改变了中国电视新闻的格局。
前传：无法复制的凤凰(5)
北京高层也收看凤凰卫视的新闻与评论
◎ 多国驻华使馆将《时事开讲》相关评论作为了解中国的一个民间管道
◎ 媒体称其为“无法复制的《时事开讲》”
请回忆1999年8月。
一向领华语电视风气之先的凤凰卫视中文台，在一个非黄金时段的午夜忽然推出一个奇怪的节目。这个仅有20分钟时间的谈话类节目，有着一个对于大陆观众来说相当拗口的名字：《时事开讲》。
一头花白头发的曹景行在午夜时分开始对观众评述当天发生的时事要闻。他的一头花白头发与这个名字有点奇怪的午夜栏目，悄然走进观众的视野。这时候，细心的人们都注意到，与那个显得持重的年轻人董嘉耀配搭着讲话的这个老头儿，有着一个新鲜的名衔：时事评论员。
这样的身份与名衔在大陆收视群中，至少显得陌生与花哨。
但很快，人们对于节目内容的印象，就越过了那个陌生的名衔、两个午夜时分的布满整个屏幕的大男人头以及曹景行标志性的华发。相当多的人发现了这个与众不同的新节目。曹先生操着一口略带上海腔的普通话与董嘉耀的广东话味道的普通话，讨论当天发生的即时性的大事，进行适时的评判与指点。许多大事指涉内幕以及内地观众无从关注的评判标准与论点，其言论方式充满“理性、建设性”以及密集的信息。
这个节目诞生时，并没有得到行内甚至本台的看好。如同这个未被发现的时段一样，《时事开讲》在开播之后，连曹景行与董嘉耀自己也不相信这个栏目的未来。因为包括曹本人，对本是平面媒体的强项的时事评论，能在电视上得到多少人的共鸣，心里“像往深海里扔下一块小石子”，没有底。
在此之前，没有人相信会有一个电视式的评论节目会取得成功，出于商业利益上的考量，没有电视台会每天播出大量的时事评论，即使在电视传媒业发达的西方国家，也只有BBC电视台有一个电视评论节目，观众很少，只是出于政治目的，给少数的政府官员观看，叫好不叫座。在商业化的凤凰卫视台，这样的创意一开始更多处在试验阶段。因为他们不知道对于午夜时分的中国内地来说，谁会成为观众？
但很快，这个躲在暗夜深处的非黄金时段的栏目，发现了他们的收视者。至少有两种人在午夜11点后仍然重视电视。一部分是把电视作为一种生活的人，他们可以用遥控器搜遍全部频道。他们的职业大多包括退休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以及热爱国家关注时事的平民百姓等，收视的随意性注定了对于节目的挑剔，能在11点后选中目标栏目，并能让他们在睡觉前，静下心来听你讲解20分钟，必得有过人之论。
第二种人是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在这个时间才有空坐下来看电视的人群。他们中有知识分子、商人、学者，更多的是政府官员、决策层和媒体从业者，他们忽然发现：“这个以梳理当天内发生的重大的国内国际大事的节目，很有看头。它能够告诉我当天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重要的是，他们不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华人的角度来解释事件，所提供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和线索令人耳目一新。”（引自《南方周末》）
这样的节目对于在午夜回家的中国现下最忙碌的也是最重要的政商两界成功人士来说，显得格外重要。没有人会比中国人更加关心政治了，尤其是了解政治的动向对于自己的商业与仕途有着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的时候，这个栏目似乎忽然有了另外的意味与用途。但起初相当多的人看这个节目，不过是想知道在新华社、央视之外，外界对同一事件的另外一种说法。作为谈资来源出现的这个栏目与它的主持者，都似乎有了特别的意味。内地的观众由开始关注这个栏目，转向关注那位一头华发的老人与说话有点特别的主持人董嘉耀。至少在中国的电视台上，想找到像美国华莱士、丹·拉瑟一样老的主持人，几乎不太可能，而曹景行先生的阅历与年龄，成为观众信任他的理由。
前传：无法复制的凤凰(6)
一家国内调查公司在进行一项卫星电视栏目随机调查时的偶然发现表明，这个午夜11点后的非黄金时间段的节目，收视率极高。而这部分观众的“含金量”，对苦于四处寻找高质量的广告收视目标客户的广告主来说，极为重要。
引人注目的其实是这个节目对于信息的梳理方式。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出现两种局面，每天的分分秒秒，有关几个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和财政政策的详细信息被传送到全球各地交易所成千上万台计算机的屏幕上。任何事情都无处藏身。但随之带来的就是人类相同的困境，信息过剩泛滥。阿尔文·托夫勒认为这会使人心力交瘁。中国大陆同样必须面对此类问题，可又有更为特殊的处境。相当多的人面临着一部分信息过剩，但又缺少真正的信息来源。他们需要重要的信息，也更需要真实的信息。有时候真实比拥有更多的信息重要。《时事开讲》客观上扮演了这个角色。曹景行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帮助更多的重要人物们把握信息的过滤器。如同《默多克传》的作者肖克罗斯所说，“传媒的任务不就是筛选、提炼、解释和传播信息吗？”
当然曹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有观点的传播者，他用自己的经验与判断，为政商两界与知识分子们，提供了新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与角度。但到了后来，他发现，观点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能否抓住问题、提出问题，同时提供更多的与众不同的信息。对于信息的选择，其实就代表了你的立场与观点。中国现阶段最需要的不是要你表示反对什么、支持什么，而是更多的真实的信息。同这个特立独行的节目与他本人一样，曹景行因此而被《南方周末》视为“电视时评第一人”。
华语圈的观众很快被这样一个平时只有在平面媒体上才可以看到的时政评论式的栏目吸引。当然被吸引的是比形象更重要的观点。大家看到了许多新鲜的、一些从来没有在电视上看到过的事件全景，听到了异于内地对于一件事的态度与客观中肯的分析。更多的人惊异于曹景行所评述事实的态度与方式。他在起初的时期，用了相当宏大的记述方式，每天剖析台湾“大选”，对于并不真正了解台湾地区的大陆观众来说，你介绍的任何画面上的东西都是新闻。在这个破天荒的节目中，曹景行有上佳的表现。他最早预测了国民党的失败，他站在台北的民进党的总部前，最早告诉大陆观众陈水扁可能上台，以及此后两岸政治走向。在凤凰卫视“5·20”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就任的直播过程中，他更是现场向大陆观众介绍更多的情况。《时事开讲》和整个凤凰卫视对两岸的互动发展，起到了相当独特的作用。他与主持人董嘉耀最早对于台湾新闻的处理，改变了大陆人对于台湾的认识，这种民主与文化内涵的信息交流与沟通，使《时事开讲》成为一个极好的桥梁。
台湾的《中国时报》2002年在介绍凤凰卫视的文章中认为：“北京高层普遍都有收看凤凰卫视新闻与评论的习惯，尤其是特别注意台湾的新闻讯息，近几年凤凰卫视加大了对于台湾新闻的传播。其中最早的对于台湾事件的深度评析，则始自《时事开讲》。北京对于台湾当局政治与其他方面情况的掌握与理解，很多都是透过凤凰卫视而来的。”
曹景行几乎在每次台湾的选举与重大的活动时，都会前往采访或观看选举。诸多台湾重要政治、经济人物，也透过这个栏目，发表对于两岸事态的看法，备受两岸间各方关注。
至少有两次，细心的人们发现，曹景行与凤凰卫视的美女主播们一起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两会与十六大现场。内地的媒体认为，曹可以更切近地观察到当局的现场。事实上他的评点与表现也越来越有力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
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后，《时事开讲》最早地进行连串解读，制作了开讲特别节目《面向现代化的执政党》，邀请曹景行、邱立本、陆建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博士）、朱文晖先生，由董嘉耀主持。这期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节目，起到了重要解读作用，且指向准确，解读有力，并被海外传媒认为是中共近年来改革的新动向。其后，曹景行在对十六大代表、《福布斯杂志》中国富豪榜富豪江苏沙钢集团总裁沈海荣的专访，也引发海外关注。
前传：无法复制的凤凰(7)
各界对于这个节目的格外关注，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力。
经典的说法是，北京高层普遍有收看《时事开讲》的习惯，人们习惯了这个节目的解读方式，甚至把这当成某种了解国内国际大事的一个“新闻筛选机”，希望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直达要害。
每年的人大与政协两会召开期间，因两会代表不能在开会期间会客与外访，收看《时事开讲》就几乎成为代表们的定例。一位代表讲述：“大家很在意这段时间《时事开讲》的节目，因为他们讨论的要点往往披露的是海外媒体、政界对于大会的看法与意见，关注点的不同使大家愿意把这些当成自己处理一些意见的依据。更多的人也把这当成一个谈资。”凤凰卫视香港的站位与人们对其背景的诸多猜测，使更多的人把这当成了一个消息来源的中转站，并把他们的新闻与评论当成某种力量与群体的代言人。
而《时事开讲》的选材，也总是与当局所有重要的事情相联的即时评述，更像是一台“信息梳理机”与“观点提供商”，这个商品的独特，被人们当成了一个重要的论点指标与消息来源。
与此类似，则是中央党校的一个收视群。在收到的许多反馈里，曹景行与董嘉耀总是会发现一些党校教授的意见。作为国内重要的中共后备人才的基地，每年去那里受训的官员，都能观看到这个节目。相当多的时候，党校的教授们会就某个《时事开讲》中讨论过的问题，拿到课堂上与官员们交流。
2000年4月香港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抢救几件当年被抢的圆明园国宝的神秘中国人成为新闻焦点，传媒争相希望报道这位神秘出手的陌生人。出人意料的是操作此事的易苏昊先生，主动打电话给《时事开讲》主持人董嘉耀先生，把第一报道权给了凤凰卫视。易先生的答案十分简单，我有必要把保利集团购买国宝的动机与原因告诉大家，但为了避免各种不实的报道和猜测，我们给了董嘉耀先生，因为我时常看他主持的《时事开讲》。当时央视与国内许多媒体，主要的报道材料都来源于凤凰卫视。
评论员们的影响力正在超越他们认定的内地市场。香港《大公报》百年庆，来自东南亚以及全球不同国家的华文报章的媒体老总云集。评论员们应邀参加。稍后加盟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何亮亮先生被在现场的许多老总认出，并告知他，这个节目在俄罗斯、东南亚都有很大市场。来自美洲的一家华文报章的老总说他透过美洲台天天收看《时事开讲》，“结合《时事开讲》的评论与中央台播报的新闻事件，对照着看，成为海外华人的一个重要的收视习惯。”
2000年，东南亚华人团体开始透过不同的管道邀请他们到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等地演讲。评论员们干脆把《时事开讲》开到了东南亚一带。2002年间，新加坡《联合早报》与当地的新潮州八邑会馆邀请曹景行、阮次山、董嘉耀等人现场演讲。他们的门票卖到了30新币，演讲现场找他们签名的人龙排了很长。去那里听他们演讲的人包括了中国驻新大使馆的高级参赞以及新加坡政府的部分官员。这位高级参赞还说他们的“开讲在新加坡的影响很大。除了当地的华人外，据我所知，政府与许多新加坡人，都是这个栏目的观众”。这位参赞说东南亚的几个大使馆经常收看这个节目。他们对“9·11”的时事分析感受最深。
《时事开讲》多次被请到东南亚各国演讲，曹先生发现那里的华人，似乎更加关注内地的发展。他们把这个栏目作为一个了解内地的民间信息来源。2003年7月的时候，世界华商大会在马来西亚举办，曹先生、何亮亮、董嘉耀除了参加会议，还在吉隆坡和槟城、新山三地就中国与国际形势开展演讲。现场观众爆满，轰动一时。《南洋商报》等当地媒体将此当做媒体盛事给予关注。来自印尼、文莱等东南亚的华商告诉他们，《时事开讲》在当地有大量的观众。
据消息来源讲，凤凰卫视已成为香港与北京各国驻华使领馆除了央视外，重点关注的电子媒体。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先生透露，他们认为凤凰卫视是了解大陆地区百姓民意与最具民主化的电视媒体，在华语收视群体中，有着相当巨大的影响力。与此相对照的是，许多驻外的中国大使馆，也把凤凰卫视作为一个重要的收视对象，藉此了解国内的情况。
前传：无法复制的凤凰(8)
许多驻华大使在接受访问时认为，每次他们给国内撰写报告，对一件事的判断的电子媒体来源，一是央视，再是凤凰，他们比较关注凤凰卫视对这些事件的新闻解读与评判立场。这中间一个消息来源重点就是《时事开讲》。
四年多的时间，凤凰卫视渐次壮大的时评队伍，正在被全球华人越来越多地发现。《时事开讲》的影响力正在印证一句断语：第一解释权。在众多的资讯传播中，第一时间的解释
带着巨大的权威与权力。《时事开讲》的影响力，正在覆盖这样一个阶层：权力、金钱、知识资源拥有者阶层。这个层面正是无数新闻媒体的目标人群。
有远识的传媒人知道，最重要的收视群体是大学生，他们是未来资源的拥有者。凤凰卫视最重要的捧场者中就有他们的身影。这些关注着国家命运的年轻人，甚至创造了“每遇大事，就会几个人合伙凑钱到酒店包房收看凤凰卫视”的收视奇迹。每个年轻人都会有指点江山的冲动，《时事开讲》给了他们必要的满足。评论员们除了被他们尊重外，他们也是这些评论员的最重要的批评者，如果评论员们的意见被他们认为很糟的时候。他们是这个国家最关心民族命运与前途的人。评论员们因此被作为某方面的专家受到邀请。在这个节目500期时，曹景行、阮次山、董嘉耀把《时事开讲》开到了清华大学。首次现场开讲，大学生们坐满了整个演讲现场。他们是中国最活跃的一群人，提问尖锐不留情面。清华大学甚至发生过将一些主讲人轰走的事件，但评论员们在这个学校的演讲受到了追捧。原定两个小时的时间，延展到了三个小时。其后，他们受到更多的学校邀请前往开讲，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华中理工大学、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十多所院校。有上万人现场听过评论员们的演讲。评论员们在大学生们眼中，已经不是一个媒体人，甚至不是电视明星，而是时事方面的专家。武汉华中理工大学与华东师大还聘请曹景行、何亮亮先生为客座教授。
2002年初，国内以推出《中国电视节目榜》而名噪一时的《新周刊》，推出2001年度十大新锐电视人，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与时事评论员曹景行同时上榜。这本刊物在解释曹景行入选的评语中认为：曹立足香港，以华人社会为背景，放言天下时事，对两岸三地时政见解入木三分；从海量的新闻资讯中披沙拣金，拨云见雾，为公众洞开时事真相之门；他的言论日益成为电视传达给公众的重要声音之一。
《时事开讲》所创造的远不止此。四年来，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从曹景行一个人，逐步增加了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马立诚、石齐平五位，凤凰的新闻评论形式由《时事开讲》，延伸出同类型节目《新闻今日谈》、《时事辩论会》、《有报天天读》，以及因应观众对新闻及时分析的需要，而在凤凰卫视每天直播的凤凰最高收视新闻节目《时事直通车》中，加入了三分钟的现场时事点评等，也正在日益成为大众锁定的重要声音。
从最初《时事开讲》的嘉宾到与凤凰卫视签约的阮次山先生，作为资讯台首席时事评论员，许多言论引起了决策层的关注。有一次，朱基总理在博鳌论坛对阮次山说：“我一直都喜欢看你的节目。”2002年的国航在韩国遇难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开始介入事件。阮先生当天发表意见认为，这是企业间的事，不能由政府出面，否则周旋困难。三天后，中国政府即发表声明，由国航出面处理此事。
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认为，《时事开讲》这个栏目最大的价值是“在华语电视界，首创了一种新的即时性的电视时事评论体，开创了华语媒体中的一个新的电视收视黄金人群与黄金时段”。
刘老板说的黄金时段，大有深意。
现实的商业回报对于一家商业电视台的严肃节目的支持与观众的支持一样重要。在如果半年内没有广告支持就可能会被作为“撤消栏目”的凤凰卫视，更是一个铁律。
前传：无法复制的凤凰(9)
在此之前，中国人心目中的电视黄金时段是晚7点到9点左右，而晚间与晨间则成为大家忽略的一个重要时段。但很快，凤凰卫视陈鲁豫主持的《新闻早班车》与央视的《东方时空》引起了人们对于早晨9点前时段的关注，并成为一个重要的广告商与新的收视群的重点关注对象。对于午夜这个时段的认识，则在《时事开讲》之后发生了改变，这一切是因由收视群与广告商发动的确认。仅过了一个多月，这个栏目开始有了广告，后来又被红塔集团选中。这个国内品牌价值达数十亿的烟草集团，为这个节目开出了1500万元的冠名价格，并且配合
《时事开讲》的定位，拍摄了专门的广告片，确定的广告语也把其企业形象与时事开讲巧妙地结合起来：启迪广袤思维，点燃无穷智慧。观众评价其更像是《时事开讲》的广告语。
《时事开讲》的创意者、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先生承认这个节目的直接投入成本为零。紧接着，更多的商家看中这个节目，他们要求在节目的中间插播自己的广告。《时事开讲》开播当年，可以公开的收益为3000万元人民币。它在自己的节目上的成功带来的价值仅仅是一个开始。《时事开讲》开播四年，创造收益近一亿元。创造这一价值的是主持人董嘉耀，时事评论员曹景行、何亮亮、阮次山、杨锦麟与数位嘉宾。
这就是这个节目的内容的价值与它所开创的力量。
一位资深媒体学者认为，电视节目的终极发展将会出现一个没有台，只有频道，甚至没有频道只有节目的时代。越来越多的频道将会使观众用遥控器为自己拟制一个从几十个频道中精选出来的节目组成的个人化的电视频道。观众不会因为某个电视台的级别或者影响力而去选择这个台。节目的专业化与行业化，主持人的明星化与权威化，将会成为吸引观众的一个首因。《时事开讲》至少在这个正在渐次明确的收视习惯中，已成为众多个人化频道中的一个重要收视选择。
《南方周末》有一段时间，每周都会在其“一周传媒重点”的专栏中，从《时事开讲》摘录一段热点事件观点。《时事开讲》也是这份周报惟一长期选择重点信息的电视节目。
国内众多收看不到凤凰卫视的观众，则从凤凰网的电子版上阅读《时事开讲》，电子版的《时事开讲》话题是凤凰网点击与转载最高的节目。而在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GOOGLE上，输入《时事开讲》或者曹景行、何亮亮、阮次山等关键字，至少可找到近千万条转载的页面和讨论网页。
“时事开讲体”正在成为中国重要的新闻栏目形式，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复制。但无法复制的是思想与它的影响力。似乎是为对开播1000期的《时事开讲》进行总结，《新周刊》在推出的2002年度中国电视节目榜中，将《时事开讲》推崇为：最佳新闻类节目。
一同竞争的有CCTV一套的《午夜新闻》、《东方时空》、《新闻调查》，北京卫视的《第七日》等。
这家周刊陈述《时事开讲》的入选理由是：紧跟时事进展做出最迅速周详的背景脉络剖析，满足公众超越日常新闻资讯的深层需求，以资深时事评论员的透彻分析底蕴与业内权威，成为行内无法复制的新闻节目意见领袖。
主持人董嘉耀作为候选最佳新闻主播落败于在伊拉克战争报道中出尽风头的央视主持人水均益。但另外一个更大的奖励是CCTV新闻频道对评论员形式的认同。
2003年5月1日，CCTV新闻频道试播，类似于《时事开讲》的节目《央视论坛》浮出台面。这个纯粹的新闻评论式节目，由白岩松担任评论员，这是央视第一个冠以评论员称谓的节目。央视论坛邀请了一批熟悉政府方针政策，具有深厚专业背景，又擅长电视表达的专家组成的相对固定的评论员队伍，以主持人与特约评论员队伍，对重大事件背景、重要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进行评论、分析和解读。
这个发端于《时事开讲》的评论员形式，已成为中国新闻评论类节目的一个重要体例。
前传：无法复制的凤凰(10)
吴小莉称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是凤凰卫视“三宝”
◎ 阮次山以“结结巴巴的方式”遍访世界多国政要
◎ 《时事开讲》成老男人天下
在曹景行之前，不会有观众相信，中国的电视主持人如果是位老人会如何？
结果是，今天，老人正在充满中国的屏幕。而在十多年前，不，就是五年前，大量的老人作为媒体明星与主持人出现在大一统的中国电视屏幕上，几乎还是异数。被中国电视固有模式教育出来的大陆观众，几乎习惯了所有的电视上都是青春靓女或者是帅气而又中规中矩的年轻先生。即使在央视正规的收视群巨大的全国收视冠军《新闻联播》这样的节目中，也都是相貌好看的青年男女的专利。以至于像听说年过70岁的《60分钟时事》的主持人华莱士来到中国采访邓小平与江泽民的时候，中国人几乎都有些奇怪。因为这似乎应当是一些年轻或者帅气的青年男女的事情。大家想象中的他们一般会操着早就写好的问题，伸着一个话筒，放在受访者的胸前，僵硬而又严肃。而华莱士的收放自如，以及江泽民称其为“最好、最有经验的主持人”，都几乎是中国电视界前所未有的重要事件。
但这样的主持人或者记者在中国几乎没有得到认可或者改变。
像华莱士一样，如此有控制力与现场能力的主持人在最需要年龄与经验的新闻时政方面，无人能够替代。被称做央视节目主持人中的思想者的白岩松，因此生发了“想老的愿望”。他的愿望得到了电视老人曹景行的回应。
“白岩松老了一定就是这样！”看到曹景行的人，都觉得他和在内地声名较大的白岩松长得特像。有家媒体问他：“你看过白岩松的节目吗？有何评价？”
曹先生一点都不犹豫地说：“我知道白岩松，也看过他的节目，特别是他主持的奥运会报道。但因为我在香港，不太有机会看内地电视，所以对他也不是特别熟，不好做什么评论。不过我认为他挺不错。我感觉现在内地短时间内就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主持人，这在电视发展史上其实是个重要事件，可惜内地的媒体很少从这个角度去看待问题，反而是很苛刻地去要求他们。我经常想，幸好我躲在香港，如果我也在内地当主持人的话可能早就遍体鳞伤了。”
当然，年龄代表着一种人生的态度与历练，世事的通达，但思想不能与年龄一样老。曹先生2001年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坦承，“我们几个老头子最用功”。
“不是自夸，我们几个老头子是凤凰卫视最用功的人，每天都要将全球的新闻过目一遍，然后从中挑出一条最多两条做题目，所谓八小时工作制对我们来说根本就只是一个概念。”
事实上，这个“倚老卖老”的节目，却吸引了最多的年轻人与大学生。而他们的武器就是思想的力量。
现在，《时事开讲》几乎成为一个“老男人”的天下。主持人董嘉耀与其他几位上年纪的评论员似乎很相衬。事实上，董嘉耀的真实年龄并不大，这个出生在广州的“北广毕业生”，对自己的老相倒也不避讳：“上有父母兄长，但我长得比哥哥还显老。”这位长相老成的主持人，到现在才刚满30岁。做过上海知青的复旦生曹景行是满头华发，原籍海南长于台湾的阮次山更是不打自招，凋谢得差不多了的头发严格限定了他的“小老头儿”身份。不过他们对自己的年纪一点都不担心，“主持人也许越年轻漂亮越好，但我们是新闻评论员，在国外几乎就没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是干这个的，因为观众都希望看到一个有权威的人为自己分析、解读新闻。”
当然，他们成为中国电视屏幕上最年老的时事评论员，这在一向以靓女美男占主流的中国电视界，已成为异数。更大的异数是，凤凰卫视在用人上的胆量与不拘一格。
克朗凯特几乎已成为全球媒体界的英雄人物，但人们都很希望看到一个黄面孔的克朗凯特。这样的人很快也在凤凰卫视的屏幕上出现了。他不但是个黄面孔，更是个纯正的中国人。他出身海南，操着一口结结巴巴的话，边沉吟边说出许多惊天结语。这个人就是阮次山。阮先生正在实现他采访各国政要的一个宏大的设想，他用自己“结结巴巴的行为”，正在寻找着自己的版图。至于在《时事开讲》做节目时，身穿唐装，大声拍桌子，指称“陈水扁想干什么”的“草莽人物”杨锦麟，个人印记鲜明到人们过目难忘的地步。人们不必指称他们是中国的华莱士，中国的克朗凯特，他们分别是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重要的是他们一说话，大家都会静静地倾听。
前传：无法复制的凤凰(11)
谈及西方的新闻操作，在美国办过中文报纸的阮次山说：“其实在美国他们的新闻都是严重受到影响的。普通老百姓又缺乏判断力，所以很容易受到媒体的左右。香港的新闻也是这样。由于香港媒体很少派驻境外，我们的国际新闻大部分来自西方三大通讯社，而他们的关注热点、价值观和我们都有很大区别，所以在香港国际方面的消息很容易受西方的影响。我们就比较注重这一点，尽量用中国人的眼光去观察世界，也经常采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
事实上，这几位老人本身的阅历与对于时事的解读，也成为凤凰卫视本身制作新闻时事的一个指南。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当红主持、资讯台副台长吴小莉甚至因此写文章，称评论员们为“家有三宝”。
这位凤凰卫视的招牌主持人谦虚地认为：“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说，家有三老，幸福得不得了。而这老，不是指年龄，而是指‘老师’。”被其称为三老的是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
她站在一个同事的立场去理解这些老人似乎更有权威性与亲切感。和曹先生结缘较早的她，一直尊称曹先生为曹老师。“很多难解的话题，他常是我第一个会打电话讨教的人。”
她与曹先生的合作始自1999年，凤凰卫视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推出“中国人今天说不”特别节目，曹是被直接推到前台救急的评论员。那次合作后，吴小莉曾一度和曹先生一起主持初期的《时事开讲》。“曹景行也从早期的加盟《锵锵三人行》，来到每晚的《时事开讲》，找到了一个最适合他的舞台。”
凤凰卫视另一位金牌主持人窦文涛认为，“曹先生像个新闻雷达，早上起床，眼睛盯着电视新闻，耳朵听着电台广播，手上翻着当天七八份报纸。”
在吴小莉的记忆中，曹先生虽然没有住过台湾，但对台湾问题，却能一针见血。她观察到的一个法门就是曹先生每到一地，总是与人广泛聊天，广交各路朋友。“曹老师的好学和不耻下问，构筑了《时事开讲》源源不绝的泉源。而我总是在每次有重要访问前，如采访国民党副主席萧万长前，会询问他对采访有什么建议？”
阮次山先生戏称自己进了凤凰后，形象设计师把他塑造成了列宁造型，衬衫上还配个小bow tie（小蝴蝶结）。吴小莉认为感觉上他是个“蛮帅气的列宁。阮先生博学健谈，由于他在香港、台湾与美国都待过，累积了许多人脉和消息来源，听他描述历史大事的内幕，仿佛他就在当事人身旁，目睹一切经过。他在加盟凤凰前的许多评论文章，就曾经让人惊叹，内幕性可见一斑。从中环到红的班船，是我俩常常一起赶上班的交通工具，20分钟船程，阮先生可从中美关系讲到法国拉法叶舰采购案到台湾黑道围标工程带枪谈判的过程，好奇如我，追问不断。我们的话题，就更是时空交错，人事相叠，一路走到办公室，欲罢不能，只好相约再聊。如果上班碰巧和阮先生同行，那会是我的lucky day(幸运日)，因为那一天的开始，就像翻阅一本好书”。
何亮亮是“三老”中最年轻的一位，他的电视语言能力有超常的表现。至少在几位评论员中，他的语速、节奏有新闻感。加上“长相讨喜，颇有人缘。我主持的凤凰资讯台的《环球播报》已在台湾直播，何亮亮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常客。有次我回台北探望母亲，她突然说：‘你们那个亮亮，是公司的同事吗？’我会心一笑。笑的原因有二：一是我们在公司没大没小，亮亮因为较年轻，加上双名好叫，每次请他上节目评论，我都省略何先生的客套，在正式介绍完全名和职称后，对话过程中只亲切地喊他亮亮，就如同每次请曹先生上节目，总会习惯称他曹老师一样，虽然曾考虑应采取电视的正规称呼，喊某某先生，但想这样可以拉近距离，有亲切感。其二，是亮亮的观众缘，显然已深入70岁妇人阶层。由于亮亮长期关注中国大陆、俄罗斯等问题，我在几次主持如‘两会’等报道时，都会深夜和亮亮通电话，先内部分析‘十五计划纲要’，找出重点和方向，才决定邀请适合的嘉宾。”
前传：无法复制的凤凰(12)
吴小莉的观察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拥有思考与观察世界独特方式的这些“老人们”来说，他们的重要之处，表明他们具有接近事实真相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他们接近世界的武器。同被称为凤凰卫视早期LOGO的吴小莉一样，在凤凰卫视的新闻明星体制中，这些老人正在成为事实上的新闻人物与明星。人们信赖他们的叙事方式与态度，除了倾听他们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论调与一家之言，还在大量地引述。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正在被指认为某一方面的权威，而像一个明星一样，在各地巡演。与其他明星所不同的是，他们的舞台不是签名会与少男少女们追赶的热闹场所，而是亚洲与中国内地的许多大学。评论员们也会像其他的明星一样，就自己的薪水进行狡猾的躲闪，或者就一个不重要的个人问题，含糊其辞。但他们绝对不回避那些尖锐的国际问题，或者学生们关注的他们对于中国的立场与态度。十分在意制作成本控制的凤凰台，每次现场开讲之后，董嘉耀都会把现场录像剪辑后播出。董说：“观众在现场关于时事与节目制作的提问，很有代表性，平时的观众来信不能一一回复，这个节目可以回应许多观众的疑问。”
事实上他们应当感谢电视。正是这个他们在出生四十、甚至五十多年后才正式接触到的电子媒介，正在客观上改变他们的人生。曹景行说：“我们正在努力使用电视来帮助华人认识世界与观察世界。”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1)
“中国人今天说不”直播背景
◎ 曹景行仓促中成就了一个新节目形态的诞生
请回忆1999年5月9日。
如果中国人都没有忘记这一天的话，至少你会发现，这一天在多年后重新回顾，也仍然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说相当重要的日子，是一个曾经改变过许多中国人理想与世界观的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隔开了这样一些东西：对于美国的重新定义，对于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定位，愤怒与悲情后的理智,电视介入生活并影响国家、个人命运的奇迹……
这一天在中国人不同的心灵中打着深深的烙印，并间接地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与命运。
当然，这个日子对于凤凰卫视来说，几乎开启了一个新电视形态革命的阀门,创造开发了凤凰资讯类节目的一个分支——时事分析和时事评论的成型与诞生。
50多岁的曹景行则认为：这天的事件使他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未来空间。
经历过这个日子发生的事件的凤凰卫视的员工，至今仍可以感受到当天的气息。
这天是星期六。一切如常。尽管在遥远的南斯拉夫，北约自1999年3月25日发动的空袭延续了将近两个月，但炸弹的声音仍然显得遥远而又渺茫。在中国，没有人会把死亡、流血与这个闲适的一天联系到一起。
1999年的凤凰卫视几乎就是新电视潮流的标志与推动者，在国内发挥着独特影响。伴随着这一战略的是，他们与国内电视台的合作。
这个周末，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与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带队来到长沙。这是凤凰卫视首次与地方电视台在节目方面的合作，凤凰的明星们基本上都到了现场，包括在人大会上受朱基关照提问而“一问成名”的吴小莉，因做《凤凰早班车》创出说新闻概念的陈鲁豫，在《锵锵三人行》中刚刚把“段子过成人生”的窦文涛以及许戈辉等。按约定，他们将与湖南电视台的《欢乐大本营》节目合作一台“一家亲，两地情”的特别节目。这个节目将在当晚9点的《时事直通车》后9点30分的档期发排直播。由于是通过内地“最新锐”的电视台亮相，凤凰的明星们显得格外重视这一机会。
吴小莉回忆说，她与同仁们当时的想法就是在这个城市过一个快乐的周末。但很快，这样的想法就被上万公里外的南斯拉夫传来的轰炸声给惊扰。
欧洲时间周五晚，北京时间周六的清晨5时45分，北约的导弹轰炸了中国驻南大使馆，三名中国记者遇难，20多人受伤。幸存者《人民日报》驻南记者吕岩松在黑暗中摸黑于6点通过卫星电话报告了国内。9时25分，网上开始发布吕在南发出的第一篇报道。但这一消息传播的速度仍然代表了当时中国信息的阻隔。消息传播到长沙时，已是下午3点。大家的感觉就是有些惊呆，直觉这是件将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大事。老板刘长乐认为，凤凰在这样的时节再去直播原定的晚会已不适合。而在现场，这台节目录制的前期准备正在进行。
刘长乐与王纪言先生找到湖南电视台台长魏文斌商议，决定停止这台晚会的播出。当晚6时，湖南卫视在屏幕上打出了这台晚会停止播出的消息。而因这次事件的突发性，凤凰卫视成为最早更动电视节目的第一家电视台。
这样因突发事件而更换节目的事，凤凰至少遇到过两次。这种不得已的选择，最后都成为了他们转型的契机。最早一次是在邓小平去世时，凤凰卫视还是个城市青年台的定位，在这种氛围中，再放综艺节目，已不合时宜，于是他们临时决定加大资讯的报道。而这成为凤凰卫视中文台走向时政资讯台的重要开始。而这次临时更换节目，由于事发突然，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刘长乐决定当晚飞回香港总部，但长沙没有直飞香港的班机，只能等待第二天。
最大的难题是，由于停止播出这台晚会而空出的两个小时时段如何填补。敏感而又举重若轻的刘长乐与热情的王纪言成为一个不知疲倦的超级组合，他们的创意总是在较短的时间内爆发，又在短时间内成就为一个新的形态。尽管事先谁也没有看清过他们所设计的那件产品的样子，但结果总是显出他们超人的预见性与出人意料的成功。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2)
那个决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显得有些草率和准备不足。
老板刘长乐现场召集凤凰的创作人员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长沙的湖南电视台成为凤凰卫视临时的指挥部。这种扁平式的操作几乎就是凤凰卫视创作节目的传统。老板刘长乐敏锐地决定，利用这个时段做关于北约轰炸驻华大使馆的一个特别节目。谙熟中国政治与对局势的洞悉，使他认为这件事情的重大意义将在随后几天中显露出来，并将影响中国与世界。这
种判断在随后几天内得到了验证，但在当时，做出这样的决定，则要下很大的决心。因为消息只是刚得到确认，中国政府还没有表态，国内的看法尚处在短暂的沉默中，国际上态度暧昧不明。给这个时段的特别节目取个什么名字，显得分外重要。因为这个题目将会决定这档节目随后的走向与内涵，还要显出其超前性与覆盖性。
一旁苦思的王酉年，提议叫“中国人可以说不”。
这是1996年一本热门的政论书的名字。老板沉思片刻，把手一挥：“我看要改两个字，就叫做‘中国人今天说不’吧。”这个名字也成为凤凰卫视随后长达一周的报道此事件的一个基调。基调定下后，王纪言发现，难题才刚刚开始。所有的精锐都在湖南，台里只有少数几个人值班。他把自己的指挥中心开设在了湖南电视台一个总监的办公室，大家就聚在这里，现场指挥改动并完成了一个节目的直播。
这个难题一分钟后从长沙就转到了香港本部。
当时在台里留守的现任资讯台副台长潘红星接到电话时，已是晚上7点。这位时任新闻主编的先生听完王纪言的安排后，第一个念头就是，他手里的东西根本就不够做一档专题直播节目，何况这档节目要长达两个小时。最让他为难的是，还剩两个小时，这个节目就要开始直播。而他手上，还正在操作即将于9点直播的《时事直通车》。这就是他所面对的现实。
潘红星几乎来不及叫苦，放下电话，就开始找人。当时只有一个值班的主播曾静漪，加上几个编译，不到五个人。
王纪言几乎每隔几分钟就要打一个电话，告诉潘红星节目制作的想法。最初的确定是，曾静漪做主持人。但主持人不能光对着空镜头去说话呀，手里的资料不可能填满这么长的时段。思维快捷的王纪言对潘红星说，就让曹景行上，在没有画面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用评论去填补。考虑到曹景行一个人对事件的整体评论会否单调，王纪言说，可以多找几个人来一起聊。
王纪言让曹景行上这个节目，有他的考量。早在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那几天，凤凰台几乎每天都做电视直播，为填补现场画面，也是请曹景行与主持人一起，用随时插评论的形式，做了下来，效果不错。王纪言坚信，曹景行的随机应变可以把这个节目做下来。
一个随机的决定，决定了一个新形式的产生。
但这些仍然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节目概念。潘红星有些着急，但凤凰卫视的良好的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潘说，“这也成为了凤凰人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遇大事发生，大家都会自动赶回台里。当时任副台长的关伟和后因空难殉职的赵群力等人，都快速赶了回来。我这才放下心来。关伟负责搞特别节目的串联单，邱伟华则快速进行现场的技术准备和现场布置。”
潘红星打电话找到了曹景行与《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以及香港大学教授陈婉莹。曹景行赶到总部时，已是晚8点左右。曹近两个月一直追踪着北约轰炸南联盟事件，那天从早上开始，他就不间断地收看BBC、CNN等电视新闻报道，早有一些基本的准备。一个小时后，他们的说法便成为中国民众最早的观点来源，并且直刺中心。
9点30分，一切都在仓促中开始。没有人会预想到这个节目的形式与样子。老板刘长乐与王台长他们，坐在电视机前，紧张地看着这个节目。
曾静漪，这位来自台湾的主持人，一身素衣，坐在台前，她说：“……凤凰卫视高层对事件进行了谴责，并制作了专题节目《中国人今天说不》，我们请来了时事评论员曹景行先生对相关事宜进行评论。”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3)
节目在沉重的情绪中进行，悲壮与愤怒几乎成为当天的惟一主题。这样的情绪正与人们开始的愤怒相契合。人们已不会去关注节目中那些单调的画面与现场的简陋，观众需要的是尽可能多地得到他们关切的资讯。在这样的节目中，评论显得相当重要，甚至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点燃作用。
最初的时候，三位嘉宾与主持人都有点局促。邱先生与陈婉莹女士略显呆板地僵直坐着
，但他们的论点却不僵硬。邱先生首先质询当天北约所说的误炸是不可信的，经不住推敲。这是最早发表对美国误炸解释的反对立场的声音。
事后，邱先生说：“消息传来，海内外华人除了愤慨之外，更想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关注未来的发展。我在仓促间上阵，凭着长期以来对西方国家的观察，拨开一些偏见的迷雾，指出误炸之说非常可疑，并指出中国的应变之道，必须不卑不亢，并要注意国内的局势稳定。事实上后来美军内部地图局的证据浮现，揭穿了旧地图的谎言，也证实了当时的预测。”
曹先生在评论中指出,这已是战争行为，因为美国公然轰炸代表中国主权象征的大使馆，不但违犯了国际公约，也是人道主义的一次历史性倒退。要对此事件进行全面的谴责。曹先生的论调明显地成为了当天人们期望看到的说法。因为在压力下的中国人都需要一个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愤怒。而此时，曹景行不经意间做了这样的代言人。
似乎为了把这个节目的容量放大到当天可以达到的高度，在新闻和评论的间隙，穿插了许多与情绪相关的片断。潘红星找出了原来给南斯拉夫事件所做的一个专题，这次也派上了用场。经过赵群力重新剪辑的片子，充分展示了他对于飞机的敏感与轰炸现场的把握。在长沙收看直播的王纪言看到那个片子时，拍掌说：“一看就是赵台剪的，你看那飞机航拍多长的镜头。”赵群力被称为中国航拍第一人，他对于航拍镜头的把握在中国无出其右者。曹景行在这个片断后，认为解决南斯拉夫的问题，一个是和谈，一个是回到联合国，需要用国际社会的力量进行。北约以为轰炸可以解决问题，但现在炸出的问题似乎更多了。
这种即时式的穿插评论，显示了曹先生的功底与现场掌控力。曹先生预测此事件对于中美关系影响微妙，中国一方面要加入WTO，而美国也要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如何处理，才能体现国家利益就显得相当重要。
曹先生当天的评论得到了相当的关注。大家对于一个阅历丰富的老人所说的事件，至少有着本能的信任。事后北京大学的许多学生联名写信：“大家都聚在一起，观看了你的评论。能在当天就得出这样理智而又中肯的评判，几乎影响了我们的情绪。我们愿意听到真正的代表国家利益的声音。这也是我们的想法，相信也是更多的中国人的想法。”
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几乎就是一次受难。潘红星说，直播时，我们只有20多分钟的资料与新闻素材。但这个时间段也使我们受益，欧美国家的资料与声音也刚好开始传送过来。许多即时发生的事件就同步直播。实在没有信息了，王纪言打电话说，能否把国内不同地区的情况用电话的形式来播报。这个创意简单实用，几乎成为所有电视台其后模仿与实际运用的形式。凤凰的大胆与果敢，在此次的连线中，显得比以往更为粗放，但也更为实用。连线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人，甚至在成都的广告公司的会计，也操起电话到现场报告情况。当时董嘉耀正在广州休假，接到电话，马上就上街了。他跑到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前，采访游行的人群。而香港总部临时找到的几个人，都充当了机动记者，采访了香港与澳门的人群，谈论对此事件的看法。这使全球华人的声音，在较短的时间内，都得到完整体现。王纪言在现场几乎不停地打电话进来进行指挥，同时也表明他对直播的担心。但节目直播到一半时，王纪言的电话就很少了。他说整个节目不错。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4)
一个不得已的创意与即时性的人员的配搭，一个重要的节目就这样被制造出来。到当晚11点结束时，这个节目的元素几乎决定了凤凰卫视后来直播节目的基本形态：主持人与评论员在直播中进行即时性的穿插评论。
曹景行的电视经验以及他本人的评论，事实上使他成为一个灵魂人物。在三个嘉宾组成的话语中，曹成为串联与主讲的灵魂。这次果断的决定，也为凤凰带来巨大声誉。当时国内
的电子媒体几乎全面失语，在没有搞清事实的情况前，媒体的沉默似乎再次给凤凰卫视制造了一个机会，使之成为一个亮点。
凤凰卫视的评论影响了当时事态
◎ 曹景行被观众称为“固执的知识分子式的孩子”
你打开了一扇门，问题是，你有能力再把门关上吗？这个话题可以如此解释，你如何使一把火按照你的设想燃烧、保持你想象的火苗，之后再安全地熄灭，而不使自己被灼伤？
如果说第一天的直播，只不过是把火苗拨开，让火焰显露出来，那么凤凰卫视随后七天的直播就是在创造着这样异想天开的举动。
首日的直播使凤凰的高层松了口气，同时也使他们下定了继续关注的决心。第二天，刘长乐带着大队人马辗转回到香港时，已是下午。他们直接回到了位于红的海滨广场总部。这个当时只有半层办公楼的地盘，被作家余秋雨戏称为他们“以一个县级电视台的设备，完成着一个国际大台的雄心”。雄心其实隐藏在坚忍的行动下面。为确保每天两小时的直播节目的顺利完成，王纪言立即部署，进行了分工。主编伍淑娴负责《时事直通车》的日常节目制作，钟大年和潘红星负责专门制作这个特别节目。而在主持人方面，则由曾静漪负责《时事直通车》，吴小莉接手与曹景行先生配搭特别节目。
在现场指挥的凤凰管理层刘长乐、崔强和王纪言认为，凤凰卫视以后的《中国人今天说不》特别节目直播，至少要在整体上体现这样几个因素，一是事实和突发的即时性的现场新闻，各地的反响与后续报道。再就是如何传达与控制情绪的传达。在当晚开播的片头上，加了一个香港籍导演制作的情景MTV。至于选择什么样的音乐，王纪言提出了用《红》《白》《蓝》三部曲中的片头旋律。曹景行的一个业余爱好发挥了作用。他在凤凰卫视属于出名的“碟王”，业余时几乎看尽了天下能找到的影碟。正好他那儿有这几部片子。那首曲子成为节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当人们听到那首曲子时，内心就会被深深的沉郁击中。
第二天的直播显得有备而来。吴小莉与曹先生在直播前，就统一了一个基本要素，当天的直播以报道国内外的反应为主，并以此为主题进行全面梳理。凤凰几乎是国内所有媒体报道游行队伍事件最为全面与彻底的。而那位成都的广告公司的会计，也因每天与凤凰卫视连线报告民众的情况，在当地成为一个名人。许多人主动提供信息给她，成为一个凤凰非专业队伍运用的极好标本。
经过30多个小时的发酵，内地的民众陷入到了愤怒中。学生们开始在使领馆前游行。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美国驻华使领馆、机构已开始放假。民间发出了“中国不可侮”的呼声。凤凰卫视对学生上街游行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报道。第二天仍然作为嘉宾的邱立本尖锐地指出：这次事件其实说明了，在国际游戏规则中，实力是第一位的。中国学生上街声讨，令我想到“五四运动”，当时学生上街也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曹先生则委婉地预见到，中国民间的强烈反应，对美国是一个警告，不要以为，中国是南斯拉夫。这对中美关系有影响，美英要承担责任。许多预见性的评论，为其后政治的走向与结果所印证。如他认为：“学生的反美行动，表明民气可用。学生是自发的，官方并没有去动员。但一定要运用得当。”同时他也警告，“20世纪最后几年发生这样的事，中国的学生运动警告，中国在国际事件中，要有自己的定位与形象。只有与自己相匹配的规则与国际地位，才会使中国在复杂的世界里，达到最大的赢面。”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5)
这种边看边评论的方式，其实对曹先生是个考验。尤其是许多事件的发生，他是与大家同步在体验，同步接受到信息，并且要快速做出判断。这是件挺难的事。他事后感叹：“写新闻评论，再紧张，总有可能再改一遍，看几遍。而在电视镜头前做评论，事先只有些许腹稿，主要靠现场发挥。每次几分钟，每次都觉得话还没有讲完，觉得有些话还没有说清楚。而且一旦讲了出去，上亿观众都看到、听到，无所逃遁于天下，想改、想收回都不可能。不过，做电视评论的刺激也在这里。”
曹先生很快就开始享受这种即时的评论感觉。他的评论开始显得自如、轻松，高举高打，收放自如。在评论中，他运用大量的信息来讲述他的观点，讲述了外电谈到的关于内地学生上街游行的看法与报道，同时也引述了许多港台的媒介信息。他觉得提供信息，也是提供一种观点，甚至比观点更重要。
当然，适当的文才与真情，是评论的另外境界，也更应成为评论家的法宝。曹先生与吴小莉在节目进行中，突然讨论起了母亲节。这个温暖话题背后的沉重深深击中每个母亲与儿子的心。曹先生的动情显出一个老派男人深藏的怜悯与愤怒。但他还需要适时地控制自己。因为他正在面对着电视前的每双眼睛与心灵说话。
他说：“今天是母亲节，本来是个温情的日子。但克林顿送给中国的母亲的是夺走了她们的孩子，也夺走了孩子的母亲。”
更善于使眼泪从人们的眼眶中滴下来的吴小莉，则把电话联通到了邵云环的儿子曹磊。她伤感的声音，丝丝入微地击中人心。曹景行这时回忆起另外一件关于美国人对自己孩子的态度。
讲起那个号称美国铁娘子的奥尔布莱特在自己的三个国民被扣为人质时的哀伤，但现在美国人提起死去的三个中国人，则像是谈论一桩遥远的与己无关的往事。
态度决定一切。曹先生与吴小莉共同打造的这样的情境评论，其实更多的是让中国人了解到美国式民主与救世主心态的双重标准。
这样的解释至少会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美国人的傲慢与无礼，甚至缺失基本的人道精神。但曹景行更清醒的地方在于他在香港这个自由港，得到的关于海外对于中国的整体理解与预期。他也更明白，身处内地，不能更多、更直接地看到国外媒体对于中国的评判的民众，如何不在这次的愤怒中失去自我，失去讨价还价的本钱。
他仅仅在第二天，就发出评判，认为这次的民间自发进行的游行属于“民气可用”。国人对美国可以说已到了忍无可忍。政府默许了民众表达自己的权利。曹先生提出，这对中国政府与民众的成熟是一次机会。政府要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因为在国际交涉中，民意的支持显得非常重要。这次的游行至少从形式上，让国际间感到了一种中国人的真实的力量。《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在发给本社的报道中说：“看来中国人真的愤怒了。”
曹景行提醒，除了愤怒，我们的出发点一切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诉求点。中国除了要让北约为此事负责、道歉外，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好本国的事务。如何达到我们国家的强大，这都是一次机会。实力的强弱，决定了一切国际游戏的规则。中国要在这一轮新游戏规则中胜出，就要用自己的实力去撰写这个规则。
曹景行的清醒对于许多收看这个台的观众显得格外重要。决策层、包括政府高官和更多的上街游行的学生，都把观看这个节目，当成了解信息的重要来源。任何不负责任的挑逗都可能会是一次爆发的导火索。当知道这个节目无意间扮演的角色时，曹先生觉得浑身沉重，有点后怕。
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总会在相当的层面上成为潜移默化的导师。凤凰卫视连续两天的直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与官方的媒体相比，它显得更自由、更中立、更粗糙——现场学生声嘶力竭的呼喊，震荡人心的罕见场面，尖锐自由的评论，几乎可以指出方向的报道要点。凤凰高层刘长乐、崔强和王纪言在如潮的收视与来电中，感到压力。几乎每天，老板刘长乐都会守在电视前，观看他们直播，直到结束，然后立即与大家进行讨论，寻找第二天要讲述的要点。下意识中，凤凰卫视的高层选择了理性的论调，当然也是更为理智的处理方式。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6)
如果说第一天只是应急的判断，亦或在不明就里中做出了明智的判断，那么第二天就是在一把火中扔进了盐，到处都是他们溅起的火花。到了第三天，他们已开始向着事件应当的走向前进，并且在快速地寻找出口。
5月10日，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胡肯定了学生游行的爱国热情，坚决支持符合法律的学生游行活动，但提出要防止不法分子进行破坏。政府考量的稳定问题的
担忧，悄然隐现。
曹景行再次邀请了邱立本先生与自己一起进行解读。曹感到这是一个新动向。这个动向表明通过胡锦涛代表国家讲话，表明了国家的态度，但同时也对正在展开的民众游行的热情，开始有所警觉。
冷静的邱立本先生提醒，胡锦涛在讲话中，其实已确定了中国政府希望解决此问题的解决方式。而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所有的一切动乱与外部局势均不能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大局。但他们仍然表达了自己的愤怒。邱立本直斥克林顿仍然没有正式道歉，同时批评布莱尔的“误炸论”，认为其作为一个国家首脑“说话不像话”。最后他还提醒中国政府防止“克林顿们”利用外交手段，用入世做一个筹码，来交换这次误炸的结果。
曹先生则再次提醒，这个看似单一的事件，却把所有的人与国家都联系到了一起，在20世纪末的最后两年，可能成为影响到全球的一个走向问题。中美关系的好坏，将会影响到全球的问题。说到许多学生砸麦当劳并呼吁抵制美货时，他认为现在中国向全世界展示力量，不能再以简单的抵制商家为目的，而是要把目标对准美国当局。
当天中国政府的立场强硬。江泽民与叶利钦通电话，俄罗斯表示支持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则在接受ABC采访时反问美国人：“你们一直在谈你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安全，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们不问我在南斯拉夫受伤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情况，为什么不问你们在贝尔格莱德杀害中国人的行动？”李肇星说：“过去两天，每一分钟对我和我的同事以及全中国人民来说都是痛苦的，整个中国都因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而沉浸在悲伤之中，全国人民都很愤怒。”
不待李肇星讲完，ABC的唐纳森又急着追问在华美国人的安全。李肇星说：“你们从电视上已经看到中国武警如何努力保卫你们大使馆的安全。现在的事实是，这么多无辜的中国人在自己的使馆内被炸死炸伤，我们要求展开调查。”
《中国人今天说不》特别节目把李大使的访谈片段公开。吴小莉把方向转到了美国媒体的对于中国不公正的报道中来。她问曹先生：“我们的使馆被炸成这种样子，我们的记者死得那么惨，他们的电视画面上一点都没有，连死者的姓名都不报道，而对我们的学生的游行和那一点点过激行为却大肆渲染，煽动民众对中国的不满，这就是他们关心的人权?!”
这样的相互“运球”的过程，在吴小莉与曹景行随后的主持中，显得相当默契。吴小莉主持新闻以及提问的能力正合曹先生的胃口。一个好的评论员，需要一个好的提问者。
吴小莉回忆了他们工作方式的改变。“一个星期，每晚和中国各地守在美国驻华使领馆外的中国人一起呼吸，一起脉动。许多事，我们当晚谈，第二天网上、传真机上反馈不断，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在香港做电视像做广播，可与各地观众即时互动。”他们与节目组开始把题目引向深处，尽可能地集中讲述一个问题。这就需要他们在开播前，把当天发生的大事，总结出几个题目，进行预先的有目的的评述。
为使这些话题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甚至还在直播时，打上一行小标题。曹先生试图引导大家回到理性思考的方向上来。这是一种下意识的选择，事后曹先生反思自己做出这样的决断，在于自己的大陆经历以及在香港多年后对于中国局势思考的选择。
第一天与第二天，曹先生都是激愤的，甚至带有一定的鼓动性。但到了第三天，他就开始显得低调、理性。在事件到了最纷乱的时候，曹先生最先提出了“能说不，但我们不乱”的想法。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7)
他警觉到失控的爱国热情可能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他疾呼学生用一种成熟的理念来支持政府，把爱国主义的东西变为真正有效的武器。他建议中国学生应回到国家富强的层面，因为国家富强才是这次展示爱国力量的根本目的。当然，在话题的讨论与走向上，老板刘长乐与台长王纪言每天都加入自己的想法，有相当多的点子与话题出自老板刘长乐的创意。他对于政治的敏感与事件走向的把握保证了话题的完整与引导性。这正是凤凰卫视连续七天的直播，显得与每天的形势丝丝相扣，但又能够指出方向，并把握要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
曹景行与嘉宾们提出的一些建议，至今仍显出超前的预见性与准确性。如他认为，美国的霸权主义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游戏规则，值得中国进行研究。美国今后将仍然会信奉自己的这种现实主义与方式，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自己要改变的事情。事后的近五年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证实了他的判断。
一位名叫洁克的观众来信说：“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发现你很固执，是那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固执。有时候像个孩子，不过也蛮可爱。”
曹先生珍藏着这封邮件，以及其他所有的观众来信。他认为这封信至少接近他所追求的基本的评论员气质。七天的节目下来，所有人都惊奇地发现，曹先生竟然在电视上有这样好的表达能力。
一个良好的表达能力与自我写作是两种层面。曹先生虽然写过专栏文章，做过著名的《亚洲周刊》的副总编辑，但一开始，他的屏幕能力并不能获得称许，如他的紧张，对于镜头本能的闪避，眼神的躲藏。但这七天，对他是一个真实的磨砺，他的思维与表情，几乎得到了快速的整合，这次特别的直播节目把他的时事评论员形象基本上立了起来。
某种程度上，这次突如其来的事件，使他在毫无防备中做出了最佳的表现。
七天的直播成就了曹景行评论员的权威
◎ 曹景行被媒体评为“中国时评第一人”
◎ “曹式评论”开创了中国一种新的电视媒体形式
所有的电视节目形式，都是组合拳与集体的表演。一个人的胜利其实总是与整个团队的力量密不可分。对于一个电视台来说，更是如此。
《中国人今天说不》直播到第四天时，老板刘长乐与节目组的创意者们判断，克林顿政府很可能要在15日前到中国大使馆进行道歉。这次直播已进行了将近四天，效果已远远超出一个电视节目的容量，各地反响巨大，成为收视一景。单一的新闻报道并不能对这个事件有一个整体的完成，他们的想象力已超过了这个节目本身。在克林顿道歉前，他们设想在火上放一点油，为这次活动增加点新的气质，完成一次媒体行为。他们决定举办一台晚会声援全国民众的抗议活动，以此来反映凤凰卫视作为一家华语媒体的价值观。
这个晚会再次体现了凤凰式创意的随机与大家气质。从这个创意到现场演唱会的实施，只有30个小时的时间。而对于老板刘长乐来说，这个时间已经足够。他对自己领导下的团队信心十足。两个小时都可以成就一档两小时的现场直播节目，足以说明他们也有能力在30个小时内创造出这个奇迹。
这台晚会委托给了时任深圳影视基地总裁的周军先生制作，那时他刚加盟凤凰。这台晚会的创意实施充分展现了他的运作能力。上万人的观众，即时的华侨城超大舞台。还有上百名来自两岸三地不同地区的华语巨星。一切充满简单与可操作的气息，甚至像是拼凑起来的一个即时作品。但现场的愤怒与悲愤却是真实的。这个音乐会，在较短时间内，得到了来自海内外相当多的人的关注。晚会汇聚了包括著名歌星田震、台湾歌手文章及重金属乐队“梦回唐朝”，还有腾格尔和臧天朔等巨星。用摇滚的形式来反战，在西方已成惯例，而在中国，则是首次。它是现场气氛惟一的发动机。眼泪、沉重的鼓声、对于美国的反讽和歌手们的悲情，仅这些元素，放在一起，就是一切成功与圆满的法则。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8)
担任现场主持人的窦文涛忆起当初的情景时，说：“现场几乎乱成一锅粥。因为从来没有彩排过，也来不及彩排。大家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办。台长这时候出现了，他站在高处，说：所有的人都停下来。然后发表了他惯常的‘战前演讲’：灯光灵不灵、主持人说什么，到现在，我也还不知道。上了现场，声音推不上去，不要怕，镜头没有切过去，也不要怕。记住，你是现场惟一的主角，一定要控制现场。所有的人都记住了他说的那句话，‘我们一定会把活练好。’这个风格给大家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事实上，那台晚会，老板刘长乐端坐在台前，陪贵宾观看。台长手持对讲机，现场指挥，后台乱成一团，但前台干净有序，几乎看不出痕迹。现场的几个小时，几乎完美地直播出去。
这台晚会与凤凰卫视大容量的连续报道，完成了“一个媒体行为”。这一事件本身，几乎就是某种“行为艺术”的翻版。这就是凤凰卫视做时事与新闻的超人之处，果断而又超越所有人的意料，但主题只有一个，寻找到一切最佳的表达方式。
他们在短短的几天内的作为，使凤凰卫视成为当时事件中最重要的声音来源与评判源地。此后，克林顿赴中国大使馆道歉及赔偿事件走向暗淡与结束，都得到了完满的解读。据消息来源证实，美国驻北京与驻港相关方面呈送给美国的简报中，认为凤凰卫视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一个独特角色。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则夸张地证实“凤凰卫视在‘对美国说不’的情绪中，超过了所有的亚洲媒体。许多学生上街打着的标语上，所写的就是这个电视台的节目名字《中国人今天说不》。而他们用新闻、评述与晚会的形式，表达一个主题的做法，几乎是一个媒体所不可想象的一件事。但他们做到了，并且达到了控制舆论的可能。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影响了事件的进程，主宰了人们的情绪与思维。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创举与不可思议的事件”。
随着事件的渐次深入，许多人开始追看这档由吴小莉主持，曹先生做评论的节目。吴小莉的明星气质与机敏亲和同样成就了她。她在直播中，与邵云环的儿子曹磊联线时，眼含热泪、抑住悲情的形象，触动了无数收看节目的观众。小莉的FANS，追看节目，当然也使她与这档节目紧紧地联在了一起。相比之下，曹先生则是用自己的评论引起观众的注意。他对事件的新鲜看法与个性化表达，引起大陆民众相当的兴趣。他的观点往往很快就会决定人们的取向。甚至他一丝不乱的白发、凝重的表情、港人背景，包括他的50岁的履历，都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一些内地报刊在好奇地寻找关于曹景行的一切新闻，甚至他是前著名报人曹聚仁先生的后代，也被挖掘出来。他的大幅照片刊载在最有影响的国内报章上。谈论时事的人被当成明星，至少在国内，还不太现实。但内地媒体似乎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新的榜样。曹先生被观众自发地公认为时事专家，那时候他擅长的部分还没有显露出来。但这次演练，已让内地公众感到新鲜的力量，以及事实真相的切近是如此不同。
一部分观众因此追看他的节目，甚至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当然，这种收看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一位他的观众评价他：“每次听你的评论，或与一位本地出身，或来自台湾的评论人相比，我的感觉是你的态度要稍稍偏左一些。但你在校正立场，把握距离方面却很有分寸感，收放有度。但我最喜欢的是你个人角度评判的立场。”
曹先生感到电视超乎寻常的影响力。他惊叹上亿观众会在同时接受你的思想。电子媒体的快速与传播威力甚至令他不安。在这次“救场”中的临时表现，似乎让他发现了自己的表现力。因为那些“信件与观众的热情，让我感到了做这个节目的快乐”。
这台节目的成功，曹景行的评论至关重要。评论员替代了以往直播中的空档与缺陷，同时起到了领风气之先的作用。因为之前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从来没有评论员这一称谓，至于时事评论员，则几乎就是一个首创。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9)
老板刘长乐在政界、商界的朋友，也在不同的场合，提到曹先生。刘长乐乐观地认为：曹先生从业务角度，开始走向成熟。这个成熟表现在，他正在通过这个连续的直播节目，褪去身上惯有的专栏作家的气质。屏幕上的真实表达能力与现场的控制力，思维与表情，提升到了一个高度，把自己的评论员的形象基本上树立起来了。
先声夺人是最可怕的一种创造，人们第一次看到的东西，将会成为评判今后事件的一个
标准。台长王纪言在进行这个节目的总结时，隐约感到，这样一个形式的创造，似乎还没有完，但延续下来的东西，是什么，则好像在远方的迷雾中躲藏。他们觉得自己很快就会抓住那个想象中的创造。他们认为，到了适时为曹景行打造这样一档同类的节目的时候了。
这个即时性的想法，造就了一个新节目的诞生，甚至改变了中国电视评论业的形态。
重述一个这么遥远的节目，并且不遗巨细地说明当时的每个细节，只想说明凤凰卫视对于一个节目的起源与一个人的使用的过程。
简单实用，尖锐另类。
最重要的是能够创造风气之先。
第二章：孤本(1)
一个三年没有卖出广告的11点50分后的“电视荒地”
◎ 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想法，成就了一个中国电视界新的媒体行为
1999年的凤凰卫视，正在摆脱初期的城市青年台的定位，迈向全新的资讯类的新方向。但大陆的规限仍处于不明朗中。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经历，使刘长乐深谙大陆民众
对于新闻资讯的需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新闻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以及对于凤凰卫视中文台未来的重要性。
新闻是他的理想。他极好地利用每次机会，加大凤凰卫视切近新闻的角度与力量。这是个极其重要的“技巧”。凤凰卫视由娱乐走向新闻表面上更像是迫于“形势”。他们最早接触新闻是在1997年。那一年，有两件大事的发生改变了世界与中国的格局：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凤凰卫视之前于1月份在香港及亚太地区首播了12集有关邓小平一生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2月19日，邓小平去世。此时再去播放正在进行的台湾方面的娱乐节目显然并不合适。中国人更多地需要了解邓去世后海外对于中国的看法与立场。刘长乐抓住了这个机会。从当天始至2月26日，中文台连续七天用直播方式报道了内地及香港人士悼念邓小平的情况。其正面的评价与客观真实的立场，并没有使大陆监管方面提出质询。这次转型是一个重要的开始。新闻的力量再次使凤凰卫视在众多的媒体中脱颖而出。考量到7月份的香港回归事件，刘长乐觉得有越来越多的资讯性的东西需要找到一个栏目进行包容，因为你不能再将香港回归这样的时政大事放在《相聚凤凰台》这样的娱乐节目中。但大陆方面仍然对于新闻资讯类的节目没有放开监管。刘长乐决定叫《时事直通车》，这个名字来源于港人说法，当时“京九直通车”刚开，老板刘长乐的想法是，资讯方面更需要有一个“直通车”。
其后的6月至7月间的关于香港回归的报道，更是为凤凰卫视赢得了机会。刘长乐动员了几乎全台的力量奋战60多个小时，他们只是用“别人的信号”，编排适合自己理念的直播节目内容。北京的中央台据称为这次世纪直播投入了近千人的人力，而凤凰卫视全台加起来不过两百多人。刘长乐用这样一个小台的规模“办大事”。他们进入国际卫星交换网络，用他人的信息资源进行“现场文摘”。香港“七一回归”直播的高潮交接仪式的报道，堪称这种模式的一个范例。分阶段利用电视超越时空的力量，以香港交接仪式画面为主体画面，北京天安门广场群众在倒计时牌前的情景和凤凰台主持人分割画面，把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信息组合在一起，让观众在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从相关联的信息中有了更多的联想感受。这三个信号渠道，只有主持人一方是凤凰卫视自己现场拍摄的，其他的信号全部借助其他媒体的“公共信号”。
凤凰卫视中文台这种“借力”做出的全面直播，赢得了超乎想象的掌声。他们的作用几乎已超出了原来的想象力。全力投入此次直播的中央电视台，在这次直播后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当然，到1999年5月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使馆事件对凤凰走向资讯传播又是一个极大的推动。人们从那些天的节目开始发现，凤凰卫视有了中文媒体中比较独家的报道形式：直播加现场即时新闻分析。“这个事情发生后，凤凰就知道接下来怎么做新闻了，就是重点加入时事分析的内容。”刘长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
一个全球化视野下的华人视角解读，成就了凤凰卫视的新闻处理方式。因为“凤凰卫视遵循了内地可以认可的新闻处理规则”，这使刘长乐有意识地加快了触及资讯的脚步。但即使如此，凤凰卫视的新闻类节目仍需要在政策与商业的利益间寻找平衡。刘长乐智慧地将自己的新闻类节目定位为时事，这种不背“有闻必录”的包袱，突出编辑选择权的做法避免了官方讳言的新闻，开始做属于凤凰卫视方式的新闻资讯。
第二章：孤本(2)
《时事直通车》就是这种想象力的一个延伸。由新闻到时事的区别，也间接带来了凤凰卫视做新闻的角度与立场。这个栏目其后成为了凤凰资讯类新闻节目的试验室。无数的节目样式都是在这个试验室里进行全面的试验后，才会独立出来。至今，许多节目都打着早期《时事直通车》的烙印而处境仍然艰难。商业电视台的属性以及成本因素，正在成为所有节目诞生必须优先考量的一个因素。这使他们创作的许多的节目，因此打上了“不得已而为之”的烙印，更准确的说法就是“因为缺憾而成就了一种事业”。
这种缺憾最重要的就是成本。
成本对于简陋的凤凰卫视来说是惟一重要的尺度。刘长乐要的是结果，但绝对不会给你更多的预算。早期的凤凰卫视因此有了一个传说：“最早的凤凰是拿相应的钱做相应的事，到后来做节目时成了拿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而到了现在则进化到了花别人钱办自己的事还要赚别人的钱”的阶段。在这个思路下就是当所有的人开口向老板提成本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得到肯定的答复：我们一定要做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
这使凤凰的核心创作人员，每次在创作新节目时，开始有了预算的概念，起初大家还会对老板说：不给钱，不加人，怎么能弄出新东西来？到后来，干脆自己就否定了那些要花钱的念头，一切的想法都围绕着不花钱要办事还要办出点名堂的思维进行。
王纪言回忆说：早期的《凤凰早班车》其实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产品。
刘长乐在一次美国工作旅行后，发现美国电视网中大多数赚钱的节目都是早晨新闻，NBC的《今日》节目每年收入三亿美元。而在中国，北京的中央电视台也以《东方时空》这个形式开始探触这一对于中国人来说，传统上从不关注的时间段。凤凰卫视此前的早间，不过是在重播前晚的《时事直通车》。刘长乐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时间对于电视台的重要。他指令要办一个早间新闻节目。让台长王纪言与主管节目的钟大年发愁的是，《时事直通车》所有的记者编辑加起来不到10个人，做这档节目已是捉襟见肘。中央台同样的栏目，至少要40多个人，河南电视台做一档早间节目，招了60多个人，仍然觉得紧张。
钟大年回忆说，如果制作纯粹的电视节目，最多只能多加一班翻译，国际资讯没有问题，但自采的节目就不可能满足需要。于是大伙儿就围绕着如何可以做好又不花钱的高招进行探讨。最后提议干脆使用报纸。但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报纸最早的也要5点才到，7点就直播，6点45分就要进场，无法写成稿子，甚至没有办法去编辑。没有办法，大家就定下了一个调子，干脆去“说新闻”。
当时台里只给这个节目两个人：主播陈鲁豫与主编。当时的方式就是报纸来后，主编快速地与陈鲁豫看完报纸，排一个顺序单，就开练了。这样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方式，却成就了一个新式的陈鲁豫，创造了一种电视的表述方式：说新闻。
1998年，是凤凰卫视大踏步转向时事资讯的开始。这一年度对凤凰卫视相当重要，推出的几大节目至今几乎成就了凤凰卫视其后的发展，而且成为经典。当年4月1日，借着台庆两周年，中文台进行节目改版，推出了《锵锵三人行》、《小莉看时事》、《凤凰早班车》等栏目，几乎都属于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结果。1999年，则推出了以评论为主体的开创式节目《时事开讲》。
到现在，钟大年还认为当初这个成功只能说是相当无奈的一个创造。这位前北京广播学院的教授谈起这些变化的时候，感慨地说“现在都看不懂电视这一行了”。因为当初他们创意《时事开讲》这个晚间节目时，一个重要的理由只是为了填充一块晚上11点之后的“电视荒地”。这块“荒地”在凤凰卫视当时一直就没有“卖”出去过。在凤凰卫视，一个没有卖出去的时段，几乎不可以想象，而这个时段的节目从开台到当时，竟然一直没有广告客户关注过。
第二章：孤本(3)
这块被称为“电视荒地”的时段处于晚上11点45分。为了卖出去这个时段，他们做过无数的尝试与变化。他们最早在这个时段放过纪录片，包括美国国家地理制作的动物节目，甚至购买了更多的经典节目在这个时间播出，但就是不受人关注。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表明，这个时间“全中国人正在睡梦中，可以在这个时间打开电视并观看到这个节目的是一些晚班的工人或者是下夜班的年轻人”。
但时间段就是金钱。空着这样一个20多分钟的时间段肯定是商业损失。他们继续想着种种奇怪的办法。他们甚至给在《锵锵三人行》中风头甚健的台湾女子郑沛芳设计过一个栏目《非常档案》，希望能给这个“沉睡的时间”一点生机或者希望。这个充满社会上各种怪事、案件的奇闻杂录式的节目，好看、热闹，但仍然没有办法打动广告商。对于一个商业电视台来说，一个卖不出去广告的节目肯定不是一个完整的成功的节目。每年凤凰卫视的主创者们设计第二年节目时，这个时间版块几乎成了大家的心病，也成为节目调整时的重要关注点。凤凰卫视每年改版的时候，基本上以简单的利益为改版的指南。如果这个节目不能受到欢迎，或者不能得到资本的肯定，那这个节目基本上就会被列入需改造的名单。
当曹景行因为突如其来的《中国人今天说不》直播评论而人气急升的时候，其实他身上的另外一面早就被台长王纪言看中。事后的反馈、国内的关注都让他感到曹景行身上有一种尚没有被发现的东西。同时在大陆观众中，对新闻资讯有着更迫切的需求。这个观众层面以一些他们所没有发现的人群组成：商人、热血学生、知识分子、媒体以及政府官员。这正是电视收视的黄金人群：政商两界。他确信，在晚上11点后“并不是全中国人都已进入睡梦中”。
中国的电视台排定节目基本上遵循大陆民众的作息时间。晚上7点至8点左右，是黄金时间。10点左右就开始安排一些无关紧要的节目，甚至重播。没有人看好这个时段，即使在早期开发出晚间与早间新闻时段的美国电视业界，也发出“晚间节目太阳下山了”的质疑。但这个时段真是一块荒地吗？在这里，种什么样的东西才可以成长？
真正提出这一节目创意的时间，是在两个月后。
7月份，曹景行主持近一年的《财经论坛》节目因赞助商中国银行退出，当月到期停播，那个晚上11点50分之后的临时节目也到了停播的时候。有25分钟的时间将会在8月间空出。决策层在讨论要不要把《财经论坛》做下去时，出现了几个不同的声音。大家从使馆事件中发现，曹先生最大的擅长不是去主持节目，做一个学者式的专家似乎更可以让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王纪言提出能否给曹景行弄一档类似的节目。
他的理由是个人化的新闻时事评论至少在大陆的电视台当时还没有出现过，没有这个形式的节目，也没有评论这个方式。在老板刘长乐的“另类创作思维”的影响下，凤凰的创意者们都迷恋和尊崇这种新锐的表达方式。他们的判断标准因此甚至有些极端。相类似的或者内地没有的节目，才是他们所要想象的。这是因为决策者们考量一个节目时，初级阶段往往很少研究主题深度，但却会关注这个节目的形式与它可能产生的效果。老板刘长乐不但是另类思维的倡导者，更是一个实践者。他主导凤凰方向，也参与节目制作。许多节目的名字都始于他手，像《锵锵三人行》、《名人面对面》、《完全时尚手册》甚至包括《时事直通车》等。
出乎意料的是，老板刘长乐对创办这个新节目起初并不热衷。
老板刘长乐顾虑的是，凤凰卫视的政治色彩因做时政新闻而表现得越来越浓，这个节目敏感度太高，牵涉太多的国内与两岸以及国际间的新闻事件，容易触碰到一些“政治底线”。而他更为犹豫的是，当时凤凰卫视正在筹划在台湾落地，他不愿意因凤凰的政治敏感而损及这一计划。事后台湾方面果然以政治倾向为由，而使凤凰的落地一波三折，更印证了这一顾虑。当然在整个全台内容的整合上，老板更在意的是凤凰卫视的谈话类节目已开始有些多了，如《锵锵三人行》在播出时间与节目类型上，都与这个节目靠得很近。已有观众来信警告谈话类节目多了，难免枯燥，不利于收视。有篇评论文章甚至认为凤凰的自创节目基本上是“剪刀加口水”。这个新的节目仍然充满“口水”。
第二章：孤本(4)
尽管更早些时候，创意《锵锵三人行》节目的初衷，老板刘长乐就设想让文涛把这个节目办成一个时事类评述体的栏目。但更“另类”的窦文涛，则把这个节目办成了一个更具有娱乐性质的“脱口秀”节目，得到了极大的成功。
如同最后老板刘长乐以他的胸怀与见识容忍了这个节目的“自我发展”，并且认可了窦文涛的这个创造一样，老板也是可以被说服的。
钟大年认为，在国内以评论员身份去讲话的电视台几乎没有，如果有这样一个节目，至少会开创一种新形式。最重要的是，这个节目几乎没有成本，而且是在大家最不看好的晚上11点50分之后，反响不好，影响也不会太大。曹景行本人在两个月前的那次直播中的表现也表明，至少在一部分观众中有这样的“需求”。有需求就可能会有“市场”，他们是为了这个市场而设计一个产品。当然，这个创意在同时提出的好几个关于那个时段节目的策划中，成本是最低的一个。
老板刘长乐被大家说动了，说：“那就试试吧。”
《时事开讲》模型：
华航空难成为新节目的首期话题
台长王纪言是个充满想象力与煽动性的人。
他被凤凰卫视相当多的员工叫成“院长”，是因为他早期来凤凰前在北京广播学院担任副院长落下的后果。这个台里有相当多的人都是他的学生。大家延续北京时期的叫法，这个称呼混淆了他的身份。但习惯总是带着亲切的传统难以改变。为了这种叫法还出过笑话，一些新来的主持人还以为他是外面来台里办事的教师。据说，在凤凰卫视直接或间接是他学生的人超过百位。董嘉耀就是他的学生。
嘉耀这个面相老成的广州人，长着一副北方汉子的外形。他的勤奋与努力使他赢得了相当多的空间。当“院长”与钟大年开始讨论这个节目的时候，他就开始参与了。但这个栏目并不是为董嘉耀度身订造，在起初的设想中，他只是一个轮换过来的与曹先生的对话者。这个节目的主角只有一个，就是曹景行。主持人则由当期值班主播《时事直通车》的主持人吴小莉或董嘉耀担当。
“院长”给这个栏目定下调子。他认为这个节目其实就是当晚《时事直通车》后的一个延续，是给一部分觉得还有必要继续了解一下当天最重要新闻的深度分析的观众看的节目。至于主持人的身份定位，“院长”形象地解释，其实就是“嘉耀或者小莉走下《时事直通车》的现场，脱下西服，穿着衬衣与嘉宾一起，认为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再聊聊的感觉”。
这个起点很低，但却恰好与凤凰卫视本身的特长吻合。
细致的“院长”甚至构思了栏目起初的形式感，这个资深电视人特别强调开头与结尾都要有自己的说法。这个形式肯定就是一个人问，一个人答。但这种问答的技巧不能超越一些规则：如主持人绝对不能参与评论。主持人的功能其实就只是一个“发球员”，要“发好球”让曹景行去评论，以评论员的说法为准，避免使这个节目沦为讨论或者没有尽头的争吵。因为时间只有20分钟，杂乱反而影响观众对信息的接收。节目一定要评论当天的事情，至于一次说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则要视情况而定。
董嘉耀注定是这个栏目的一个热情缔造者，他凭着年轻与热情的直觉，选择了最初的大量的原始工作，这些工作使他天然地接近了这个栏目的本质。比如他自始至终参与了架构的设计与片头甚至大量琐碎的技术细节。比如他的不耻下问，以及诚恳，都成为了他最好的通行证。早期人们都愿意向这个热情的小伙子分派各种工作，而他也理所当然地承接了许多初期的活计。
曹景行最早知道要办这个栏目，是钟大年与他谈论关于《财经论坛》停播问题时随口提到的。曹景行已提前将《财经论坛》最后的几期节目录制完成，为自己争取到了三周的休息时间。他曾担心“一个大头像在半夜会不会把人给吓坏”，但最后，他的“业余水准”决定了自己的选择。他认为这个节目挺好玩，5月的直播给了他自信。
第二章：孤本(5)
大家仍然担心有没有这么多的题目可以在半夜说出来。突发事件或者大新闻这样做可以，但没有大新闻的时候怎么办？曹景行觉得这倒不是问题：“话题不缺，5月份那次直播，每天讲，不是都觉得时间不够吗？”
当然，曹先生说“自己的业余”导致了他不会像决策层去考虑什么这个节目会不会有观众与广告的问题。他根本就没有想过效果会如何，只是觉得这可能又像当初自己参与制作《
锵锵三人行》担任嘉宾一样，不过又是一个“新工作”。何况“放在半夜这样一个没有开发出来的时段也没有负担，反正不是黄金时段，做坏了也不要紧，可以去试试”。
曹先生这个50岁开始“触电”的老头儿，觉得自己最重要的成功就在于永远都以业余的心态去做事的方式。“因为这个不是我所擅长的，自然我就不会以你的规矩去做”。比如他认为，“对许多主持人来说，电视可能是他们一生都必须坚持做下去的事业，但做电视对我来讲，是50岁才开始的，这种心态是不一样的。电视是我50岁后要做的几件好玩的事中的一件，以这种心态去做，成功与失败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结果。”
这次会后，曹景行就休假了，技术上的问题向来与他无关，他觉得也不必多问。一个月后，他休假回来，问钟大年这件事还做不做？
钟大年说：“做。”
这样的工作方式其实是凤凰卫视基本的形式。一切都在简单的创意后，开始快速地运作。到了8月初快开播时，这个栏目才有了自己的名字。曹景行提出能否叫做《新闻开讲》。开讲这个词实际上是台湾电视节目常用的词，如《全民开讲》等。名称的距离感使这个节目蒙上了时尚的外衣，使大陆观众感到陌生与新鲜。
钟大年建议改为《时事开讲》。凤凰卫视为了规避政策风险，一律将新闻换称时事，这样可以与凤凰卫视的整体风格统一起来。在研究这个栏目的基本形式时，他们还重点研究了许多类似的节目。台湾TVBS制作的《2100全民开讲》成为最初的样本。这个节目基本上是各政党与大家关心的本土事务的一个总汇。基本形式是每次请不同党派、不同主义的一个政治人物或学者来宣示某种观点，再找来一位持反对立场的来反驳。现场则有上百民众，气氛火爆，甚至有动手的。此栏目创办八年多时间，一直是台湾收视相对较高的一个节目。每次都会有许多观众从全台湾各地打来电话，一个人每次只能讲20秒，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人还没有讲完，就被挂断了，他们不在乎讲多少，只是强调一种电视气氛。
“院长”认为，这个节目只能在台湾办，是台湾政党政治下的一个产物，我们肯定不能往这个方向走。《时事开讲》应当是一个新闻类型的纯时事分析节目，每天谈论的都是当天发生的事情，给大家提供即时性的新闻评论。这种认识基本上确定了《时事开讲》的定位。
“院长”让董嘉耀在开播前设计一套直播程式与开头结尾的用语。董嘉耀思考的结果是拿出了这句至今仍在使用的“紧贴时事，现在开讲”的开头语。节目被确定为分成两节，每一节都有开头结尾，中间加广告。“院长”的细致再次显出经验积蓄地爆发，他认为这个节目很特殊，既是两个人聊，又是聊给观众听的，要与观众发生关系。所以他们设计出了一个转身的概念，给观众交待今晚与谁聊，聊什么等。为了表现这个转身的动作，老板刘长乐建议说，他在新加坡时，曾看到一种转椅不错。他专门指示人花了500美元从新加坡购置过来，这就成了现在节目中董嘉耀转身时的一个习惯模式。而他们两人用的那种桌子，在录制完这个节目后，仍被“三人行”等其他节目继续使用。从价值上而言，这把椅子成了最能挣钱的道具，四年里几个节目加起来，已挣了至少两个亿的广告费。
设想中的节目最后一句则是：“今天《时事开讲》就到这儿，明天仍然关注时事，继续开讲。”这些细节现在都成为了《时事开讲》这个节目的基本程式。
第二章：孤本(6)
前期的设计完成后，他们做了一期样片。“院长”敲定了借鉴美国CBS电视台访谈节目中将人用特写的形式固定一个大头的表现形式。当看到自己在样片上的形象时，曹先生吓了一跳，开玩笑地说在深夜看这样一个老头儿的大头像，小孩子会不会做噩梦？
严格地说，那期样片给他们的感觉并不是特别有信心，反倒是“院长”觉得这个形式蛮创新的。台里最后决定《时事开讲》在8月22日开播。
这个节目一开始就呈现着一种有趣的形态。无法在当天预知到第二天要说什么，所有的题目都是当天发生后当天评点，一切都充满期待与世事难料的新奇。曹景行与董嘉耀倒不觉得紧张，因为谁都不知道22日那天会发生什么， 他们首期的题目会是什么？
8月22日，董嘉耀轮值《时事直通车》。
他早早来到台里，为即将开播的新节目进行预先的准备，因为他不知道今天会讲什么。虽说一切程式基本上演练了好几遍，但如何去做，却是个“现活”。所以，他得先了解曹先生会讲什么题目，他才能去做准备。酷爱打篮球的董嘉耀自然熟悉“发球者”的角色定位。只有掌握更多的对手的“情况”，才能有针对性地将球传到位。
曹先生已到了办公室，他正在翻阅大量的报纸，身边堆满了他剪下来的各种报纸碎片，显然他正在进行准备。曹先生在凤凰一年多时间，早就成为同仁眼里可怕的报纸杀手。因为他一天要看相当多的报刊，这种习惯几乎成为他的定式。同时他也喜欢把资料复印下来，分发给有需要的同事。陈鲁豫在她的《心相约》一书中揭幕：“每天午饭时间一过，曹先生就捧着满满一怀的报刊出现在公司。我闲来无事偷偷地帮他算过，他每天至少要看20多份报刊，做数不清的剪报。他有个习惯，看到报上有用的信息就会影印下来，所以，公司复印机的旁边总能看到他。”难怪同事们私下称曹先生“影帝”，是“影印之帝”。当他把手头的几十份报刊全部读完的时候，他也就梳理出了当天的大事与一些最重要的新闻。董看到他还在听即时性的广播。BBC正在讲着关于中国的一则新闻。
曹先生已准备了几个题目，两人简单交流了一下，董主要是想了解曹先生为什么会对这些问题有兴趣，以掌控自己问话的要点以及可能涉及的情况，同时提醒曹先生在拍摄时，要注意自己的提示等。曹先生对董嘉耀不是太熟，偶尔合作过几次。他认识董，仅只是因为董与他姐姐的孩子曾是广播学院的同学。曹景行直觉董为人热情开朗，像个大男孩。主持人与嘉宾的默契至关重要。两个人初步确立了当天发生的几件事后，才算是基本有底。但两人仍不能确认这就是当晚要讲的题目。之前“院长”确立了要他们在《时事直通车》播出后，仍要等美国方面有什么新发生的新闻。
“院长”在解释为什么要等美国的消息时强调，“不是崇拜美国，而是现实的美国状况，决定了美国的新闻很重要。”加上《时事直通车》的新闻时间只能截止到晚上9点，而与西方12个小时的时差，正好是美国方面新闻出现的时候，如果遇上大事，正好直接在这个节目里讲清。客观上也可以弥补晚间突发新闻事件的处理。
而在录播前，他们得到技术部门的通知，他们排在晚间10点最后一档。出于成本上的考量，这个节目将会以准直播的状态进行录制。一开始，这个节目就是一个制作成本非常小的节目，是两个人的节目，更是一个基本上不涉及到成本的运作方式。他们将是自己的选题策划者与实施者，也将是这个节目的自由创造者。没有编导、没有助手，除了技术人员，就是他们俩。公司只是给了他们一个舞台，客观上更是一块“无人问津的荒地”。技术人员给他们限定了过于严厉的标准。他们最多只能有25分钟的时间，除去广告，他们只有20分钟。这20分钟时间里，最好能一路顺利说完，因为不可能提供给你更多的修改机会，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权利说这段说错了，重新来。他们只能尽可能少地出错。
第二章：孤本(7)
这个技术标准规定他们在摄影棚里开始的时候，现场已经把信号传到了位于香港清水湾的卫星发射基地。他们通过实时信号将摄影棚里传来的画面录好，作为播放带。只是这个节目的播放推迟了几十分钟而已。
曹先生听董嘉耀讲完录制程式，不在意地说：“又是直播吗？”直播对他反而成为一种过瘾的事情。因为准直播必须集中精力应对，如果可以返工反而会造成更多的麻烦。
开播首天的题目因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事件而确定下来。曹景行称这是为他们送了一个新闻，使这个节目一开始就与重大事件联在了一起。他们对这一事件进行全面评论的时间，前后不过三个小时。
对于更多无辜的人来说，意外是难以回避的一个灾难。但媒体则是灾难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媒体会因为灾难而显得忽然重要起来，并会引发相当多的关注。
8月22日，傍晚，香港赤腊角机场笼罩在浓厚的雨雾之中。气象台早已预告，本年第8号台风已经在香港正面登陆。暴雨、台风毫不留情地考验着运作仅一年多时间的香港新机场。6时45分，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一架从曼谷飞抵香港的C1642客机，在风雨交加中降落机场。几乎在降落到地面的同时，飞机机翼侧翻，瞬间起火，机上乘客3人死亡、211人受伤。
香港新机场首次空难就这样发生了。
几分钟后，董嘉耀知道了这个消息。台里准备派他赶往机场，进行现场报道。曹先生赶来对董嘉耀说：“今晚的题目就谈这个。你多了解一点。”
董嘉耀愣了一下，前面准备的东西全作废了。他心里还有点打鼓，意外有什么好讲的，何况还要再讲20多分钟？这起意外会与时事有什么关联？
晚上10时，他们准时来到录影棚。他们只有几分钟的前期调试时间。三台摄像机只由一个机师控制，那位机师将他们的头像调好后，告诉他们注意事项。也就是他们只能有三个画面，曹与董及两人一起说话的场景。
“院长”与钟大年一起站在现场观看。
董嘉耀在片头音乐结束时，开始了他至今已成定式的动作：他转过身向观众介绍了一下这个节目，然后讲解今天要谈的事件，再转过身介绍曹先生与大家见面。
曹景行手里拿着一沓关于华航的各种出事的记录与数字，包括出事后三个小时内发生的各种人物的反应。这就是他要面对的这样一起三小时前发生的突发事件的评论资料。
曹先生关注的并不是灾难这件事本身，他关注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灾难，以及灾难可能对香港刚启用一年的新机场的影响。
在回顾了台湾这家官方色彩浓厚的航空公司在国际航空界向来有着不良的记录后（根据1997年美国航空旅游协会对全球260家航空公司所做的调查，华航是被列为29家不合格的其中之一，而自1970年以来的重大事故发生率更是名列第四名），曹先生认为，新机场是香港最重要的一个命脉，应当注意这起事件对于香港新机场的影响，包括这件事善后的处理。
董嘉耀与曹先生交谈愉快，但他的精力还放在不但要找出让曹先生有兴趣谈论的话题，还要照顾首次录制节目的一些时间与技术的结合。
曹先生在第二节时，将话题转到华航与其他的几家从大陆绕道香港飞往台北的航班，预测了一些可能潜在的危机。将话题直转台湾当局所坚持不进行的“三通问题”，使台湾几家航班要在香港转机，增加了可能的风险。如不增加这方面的预防，华航再次出事在所难免。
两年后的5月，一架华航客机转道香港时，再次发生特大事故，应验了曹先生的预测。
这次录制用了将近30多分钟，一气呵成。
董嘉耀觉得这几十分钟节目做下来，很长见识。意外的灾难事故竟然还可以与政治相连？
“院长”与钟大年拍手庆贺，效果不错。当然，细致的“院长”还告诉摄影师应如何调整角度，使他们的画面衔接更流畅，并指出董嘉耀有点紧张，曹先生爱低头等技术细节。
第二章：孤本(8)
当晚11时50分，《时事开讲》准点首播。
当时董嘉耀的身份是嘉宾主持，曹景行是时事评论员，监制钟大年。这个节目播出的第二天，老板刘长乐把董嘉耀叫过去，说你怎么能叫嘉宾主持呢？这个肯定不对，应当就是主持人。当天晚上，字幕就修改了过来。后来，刘长乐又通知嘉耀，曹先生的字幕（角色）还是打成“主讲人”，这就成了现在的主持人加主讲人的形式了。
政治评论的内地“底线”
◎ 午夜观看节目的竟是应酬归来的政商两界人士
◎ 《时事开讲》半年后成为中国电视频道午夜时段最昂贵的节目
曹景行与吴小莉、董嘉耀的合作，起始带着相当的随意性甚至不固定性。
这个节目有着巨大的想象空间，操作简单，匆忙，甚至没有条理。因为人数少，反而免除了那些巨量策划方案带来的精确与繁杂。曹景行很享受这样的无人管束的自由。当晚的题目大多来自他的判断。《时事开讲》题材的空间很大，从来没有人规定过他哪些题目应当讲，哪些题目不适合。每次《时事直通车》后，他与当值的吴小莉或者董嘉耀进行商量，都会提出自己要讲的题目的要点，而董、吴则会根据他的谈论，寻找相应的画面与资料。
世事难料，局势的变化总是会送给他们相当多的题目。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的话题更多地集中于台湾。1999年的台湾局势仍处在相当微妙中。台湾式民主的未来成为曹先生重点解读的方向。他的评论从错综的人际、政党斗争的内幕以及阴谋式的谋略出发，生动而又直击要害。在《时事开讲》开播的半年时间里，他讲了不下一半的台湾议题。国际方面，曹先生的话题放在关于东帝汶的未来以及美国为何不出兵这个国家，日本官员对华的一些“误读之恶语”的由来，仍然在变化中的朝韩关系。由《财经论坛》延续下来的热情，使他继续在这个节目里关注财经热点。
这些题目更像是他累积多年的一种爆发。每个题目下面都存有极深的厚度，随手拈来，侃侃而谈。这种角色的转变似乎为他打开了一个水龙头。他的话题总是会随着提问者，拧开水龙头的大小，发出不同的声响。到第二周结束的时候，他已自信地认为：“这个节目站住了，两周挺短的，一般的节目至少要三个月的试播时间。”
缩短这一时间的拐点来自于突然出现的观众来信。
似乎从第一周的时候，设在北京的凤凰卫视国内分公司开始大量地收到专门寄给曹景行的邮件。凤凰网开设的一个反馈信息系统在收到的本周总共四百多封信中，有一半以上讲到这个栏目。一位热心的曹景行的《财经论坛》节目的观众发现了他的新节目与新身份。
他在节目开播的第一周，写来一封感伤的信。他抱怨：“我们曾为《财经论坛》的停播而伤感，亦为电视台的商业短视而担忧……好在《时事开讲》和我们见面了，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兴奋劲儿。但这个子夜时段却成了一个障碍，由于白天有紧张的操盘工作，我不能睡那么晚，只能录下来在第二天早餐时看，一期不落，已成习惯。渊博的知识，透彻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思路的启发。譬如你从中央经济工作新闻公报里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得出中国入世是大势所趋，是中央‘集体决定’，丝丝入理，脉脉相扣，比那些所谓消息灵通人士不知高出多少……”但他提出一个几乎所有来信中都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反对意见，就是这个节目时间太晚，这几乎成为随后《时事开讲》来信中的一个不变话题。
不了解这个节目起源的观众开始指责凤凰卫视在编排节目上的“不科学”。相当多的人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可看性很强的节目会放在这样一个时段。至于更多的来信，则开始夸奖这个栏目。“可以提供相当多的资讯，内地看不到的东西正在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如陌生的台湾地区，还有我们周边国家的讯息。我们听到了另外的声音，世界还可以这样看。你打开了另外一条我们与世界接轨的路径。”
第二章：孤本(9)
来自北京清华大学的一封信甚至提出，“曹先生最大的功能是看世界的角度。用西方记者的思路来分析大陆与世界的关系。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问题。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人会这样去看，而我们则认为自己的一套思路是对的。我们不一定赞同所有的西方论点，但却不得不想想，世界主流关注的东西为什么与我们所想的不一致。这是一个思想启蒙的问题。”
来信更多的像安慰剂。
曹先生觉得自己找到了依据，发现了光顾晚上11点时间段的观众竟是这样一些人。开始时，他们大多数是这个时段电视机前的匆匆过客，偶然路经，但却被吸引。他们是这样一些拥有夜生活的人，大中学校的学生，晚间应酬归来的商人，教授，退休的干部以及许多热心时事的人，还有许多政府高层官员。
当然，在中国，总是有许多你觉得不可能的人群，在关注时事与政治，关注国家的未来或者是国际的局势，他们努力地想看清这个世界。
曹景行觉得这些来信的人，可能正在构织这样一个栏目的未来。他需要观众，如同需要支持。因为这些人才是这个产品的购买者。至少这些来信，帮助高层下定了把这个节目办下去的决心。老板刘长乐把这些信批转给了当事人。他们需要得到鼓励。
吴小莉的正在上升的知名度部分地使这个节目有了另外的形式。1999年的吴小莉正在因为总理朱基的点名提问及数次的大型直播而声名日隆。她的形象也成为凤凰卫视早期的LOGO。与曹景行在《中国人今天说不》事件长达一周的合作，使她与曹先生达到了一定的默契。她的风格也体现在这个节目里。当然，她也在寻找着一种全新的形式。她试图将这个栏目的另外一面表达出来。在初期的《时事开讲》，她的号召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也是她的一个新节目。她的FANS是从追看她时发现这个节目，并且坚持留了下来。
吴小莉在其后所写文章中认为，“曹先生也从早期加盟《锵锵三人行》，来到每晚的《时事开讲》，找到了一个最适合他的舞台。套句窦文涛的话说，‘曹老师像个新闻雷达，早上起床，眼睛盯着电视新闻，耳朵听着电台广播，手上翻着七八份报纸。像个新闻呕吐机，每天把不同的信息倒给大家。
10月份，吴小莉的另外一档节目改版，那会儿她不仅担任《时事直通车》的主播，还有一档专为她打造的《小莉看时事》。《时事开讲》这个每天必有的节目牵扯了她太多的精力。小莉基本上无暇顾及，并渐渐退出了这个栏目。最后这个节目事实上成为董嘉耀一个人主持的时候，风格则靠向了现在的样子。他静静倾听的姿态与发球者的形象，使这个节目更多地发挥了曹景行的特色。这个节目只有一个主角：评论员。在初期的《时事开讲》以及后来的其他时事评论员的加盟，内容决定了形式。
但最大的奖励则是这个栏目迅速有了赞助商。
2000年，中国最大的烟草行业巨头红塔集团出巨资赞助这个栏目。他们原先的赞助计划只针对另外一个黄金时段的栏目。但它的董事长与经理们在晚间无意中发现了这个节目。广告商的敏感往往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们调查的结果是，这个栏目的收看者80%以上的人会是男性，而层次则在政商两界主流人群。他们的产品主打的正是这部分消费对象。他们花了近1500万元，给这个栏目定了价。
这笔有可能成为中国电视史上这个时期午夜时段价值最高的一笔广告赞助，几乎宣告了《时事开讲》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