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明星们的百万薪酬真相
◎ 陈鲁豫被窦文涛尊称为“凤凰最懂股票的人”
◎ 评论员们承认凤凰卫视的工资是香港媒体中总体较高的
在一个外资氛围浓厚的公司谈论薪酬是一件冒险的事。人们像回避自己的隐私一样渴望了解它，但又都保持着默契的沉默。外资公司的薪金水准一直都是一个巨大的秘密，相较于这个秘密的存在，凤凰卫视主持人的薪酬则一直都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端于凤凰卫视2000年上市时的一个公报。
这家电视台似乎正在把自己的明星推到一个令人瞩目的境界。老板刘长乐试图创造中国的奥普拉或者大卫·莱特曼。这些名字在美国电视界的价值分别为：奥普拉令人瞠目的近10亿美元个人资产，大卫·莱特曼的2000万美元年收入。试图用巨大的充满创意的平台制造具有超强影响力的名牌主持人与主播的刘长乐，在这些主持人具备相应的名声后，开始给他们标定了新的身价。
在这份上市年报上，敏感的传媒很快猜测到了这家电视台当时最有价值的几位主持人的身价大多超过百万年薪。依据那份公开发布的招股书附录之六的几条细则，记者们测算出了吴小莉、陈鲁豫、窦文涛、许戈辉等当红明星们的配股数量仅次于公司的五名副总裁，成为身价超过百万的主持人。
6月30日在香港创业板挂牌上市的凤凰卫视，在发行的新股中，将其中的10%由公众认购，剩下的90%配售给机构投资者和员工。凤凰卫视行政副总裁崔强确认了四人的配售额仅次于凤凰卫视五位副总裁级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份招股书上注明，凤凰卫视向包括两位公司董事、四位高级管理人员以及146名其他雇员以发行价授出总共59742000股股份，占已扩大发行股本的1.45%，位列承授人第10名的就是窦文涛，总共获得1064000股，陈鲁豫和许戈辉获得的数量与他相同，吴小莉更高达1596000股。他们只要不离开凤凰卫视，承授人可以在一年后十年内随时兑现这项权利，一般情况下，股票上市后的价格为发行价的几倍甚至更高，以100万股计，四人获利都将在几百万元。
吴小莉、窦文涛们正在成为某种新价值观的重现，不是吗？他们赢得了自己的声名，并且获得了与他们的声名成正比的回报。凤凰卫视的这种努力正在中国内地主持人中引起连锁反应。凤凰为主持人开创了一个身价的模式。
在美国，一个主持人有时候就是一家企业。他们用自己的品牌来为自己定价，并因此有自己的经纪人公司，以及更多的以这个品牌为业的生意。在中国，正在尝试明星制以及留住优秀的主持人的初衷则正在试水。大多数主持人就是自己的经纪人，并且尝试着与财务、人事部门繁杂的合约打交道。他们根本就不清楚自己有哪些权益，只凭着自己的年薪来决定自己的去留。但显然，这一切都从凤凰卫视给主持人的优厚待遇上开始受到冲击。
当然，这些都是媒体外围的采访。真正可以感受到这种价值并且学会使用这种价值的窦文涛们，仍然成为内地主持人们心中比对的目标。但一个公司真正的薪酬，以及那些仍没有公开可以在股市上得到价值体现的主持人的身价，仍然是公众关心的一个世俗话题与媒体卖点。
在凤凰卫视内部流传着两个故事。老板某次生日时，创意无限的员工们送给老板刘长乐一个十分另类的礼物：一台榨汁机。因为老板说要把每个人的能量榨干净。
这台榨汁机暗示凤凰卫视用人太狠。相当多的员工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段子的历练过程：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畜生用。这个段子形容了员工们在这个平台上得到了几乎最大限度的使用。传说老板刘长乐笑吟吟地收下这个礼物，现场的人形容他大笑后大声回应：我觉得榨得还不够，有的主持人我看还只榨出了一点才华，还有更多的东西没有榨出来呢。
这个故事被媒体以及凤凰卫视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以及不同的地点引用成不同的意思。但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则说明了，凤凰卫视至少在给你提供了巨大的平台的时候，也希望自己所付出的高额薪酬能得到有效的回报。
第十四章：私事开讲(2)
刘长乐在接受某家杂志专访时，曾经回答过如何使这些主持人能够长久地留在凤凰卫视的问题。刘长乐胸有成竹地说：“目前从凤凰流动的人员是最少的。虽然也有人会走，但更多的人会选择留下来。我认为凤凰卫视能留住他们的一个主要原因除了高于内地的薪酬外，就是巨大的舞台。许多人曾问过我，为什么许多主持人在来到凤凰卫视前，默默无闻，但到了凤凰后，却声名巨大。我想最主要的是我们为他们提供了可以发挥他们才气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如果主持人离开凤凰，我想不一定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可以发挥自己理想的平台吧。
”
而在业界流传的另外一个版本则是，《财经》杂志的主编胡舒立曾被传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财经记者。一家媒体公布的说法是，凤凰卫视资讯台开播，请她出任财经顾问时开出的价码是年薪150万元人民币。虽然这是一条并没有得到凤凰卫视认可的传闻，但足以说明凤凰卫视对于人才的重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从凤凰卫视的股票中得到回报与利益。至少窦文涛就不止一次在他的节目中，抱怨股票下跌太快，他根本来不及抛出，所以他现在是“负资产人士”。他在自己的《锵锵三人行》节目里抱怨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听到。当时似乎是一位嘉宾开玩笑说他身价很高了，窦文涛半真半假地说：“……我当时配给的股份不是传说中的100万股，我买了30多万股。配给的股份是按当天上市1.8元购买的，现在的平均市面价是0.9元，你说我赚了多少？”幽默的文涛一本正经地告诉那些有可能将他“当成打劫目标的人”，他只是个穷人。
另一个凤凰卫视流传很久的版本是有关于陈鲁豫的。传说在凤凰最会理财的人要数陈鲁豫。鲁豫会理财的声名也是从股票上得来。据传，陈在凤凰的股票涨到快两元钱的时候，将手中持有的股票抛出，成为少数受益人之一。文涛因此对鲁豫佩服有加，鲁豫也调侃他们不常请教自己。但手里握着一把股票等待凤凰卫视股价（HK8002）回升的文涛则戏称自己是最支持凤凰卫视，也是最有信心的人，到现在他还没有将这些股票沽出。
当然，传言表明的只是凤凰卫视正在以独特的薪酬制度让自己的员工得到最大的利益，至少是比大陆更灵活与更高的报酬体系。这些比评论员们更早涉足凤凰卫视的“先进者”，享受到的仍是香港电视业界通用的惯例。在传统的西方道德里，询问对方的薪酬是不礼貌的行为，并且会被视为侵犯隐私。尽管中国人已开始引用这一惯例，但却仍然会对对方的酬金感到好奇。与这些明星们一样，评论员们在每个地方演讲时，被问到的仍会有他们的报酬、甚至爱情。
外交辞令式的说法一般是这样的：关于薪酬在香港是属于公司的机密，不可以对外透露，一般在签订合约时，已经标明。这种保密合约已被许多公司作为降低成本的一个形式。在香港，每年可以公布工资的人只有公务员。传统的香港新闻界的薪资水平基本相同。曹景行曾身历几家传媒，对此感受颇深。他认为当年《明报》老板于品海曾要他以月薪五万港元找一个副总编辑层级的人才，他估计现在也大致如此。但许多薪资仍是因人而异去设定。刚大学毕业的记者刚开始时，甚至只是近万元的水准；三五年后可以独当一面时，大概也只有两万到三万多元的薪金。他认为凤凰卫视的薪酬须符合香港的市场水平，估计基本上相差不会太远。当然，按香港的生活水准，万元左右的月薪是很低的水准，所以香港业界的薪资很低。许多香港主持人的身价并不太高，除了明星与艺员会有不同的特殊价格，在香港的新闻电视主持人的工资和一般的新闻工作者没有什么不同。
据香港《东方日报》披露，凤凰卫视的薪酬水平略高于香港同业，至于评论员们则会因人而异。在凤凰卫视内部，因为来自不同地区的主持人的身价不同，大家获得的报酬也略有出入。何亮亮则披露，凤凰的工资分为两部分。香港公司大多没有退休福利制度，但凤凰卫视有较高的公积金，并且公积金基本上由公司代交，不需要自己出钱。在香港历经过不同媒体薪酬待遇的何亮亮认为，凤凰卫视的工资福利仍算是较高的水准。当然，评估曹先生、阮先生、何先生以及新加盟的杨锦麟等人的年薪至少在50万到100万元之间，这个数字虽然未得到证实，但也并没有遭到这几位先生的否认。
第十四章：私事开讲(3)
当然，评论员们也许仍有额外收入。比如年终时可能会收到意外的一份奖金。甚至在外地的演讲，有时候也会有不菲的收入。
董嘉耀可以披露的“情报”仍然相当有限。许多禁忌从一开始就形成某种公司的文化。但他可以告知的是，《时事开讲》付给那些嘉宾评论员们的酬劳是每期1000港元。这个数字对于名声显赫的嘉宾们，虽然微不足道，但却是一个不错的额外收入。
《时事开讲》作为价值一亿的夜间节目，凤凰卫视直接投入为零
◎ 主持人与评论员们往往要兼顾两个以上的节目
《时事开讲》作为一个独特的媒体产品正在商业方面得到肯定。
从开播的第三周，一家公司就以近50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当年度剩下的时间，为这个节目标价。当然，节目的成功仍然缘自于曹景行在此前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中的出色表演，吴小莉的人气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至少，他们很快发现了这个节目的潜在价值。当然，第二年，另外一家国内著名的烟草公司就以更高的价格为这个节目定价。虽然某个时段的广告价目包括最后的价格，仍然是一家电视台值得保护的秘密，但《时事开讲》可以公布的价目仍然高达1500万元人民币。
这个数字标志着这个非黄金时段的真实价值。曹景行与董嘉耀正是这个栏目的奋力开拓者。曹至今仍然不敢相信最初这家公司会以这样的价格去赞助这个深夜的时事类谈话节目的理由。
传统的概念中，这个时间段属于沉睡的代名词。这也是目前这个最晚的华语节目在华语地区可以看到的最高价值。当然，这只是起初的价格，附加值仍在快速递进。这个晚间节目吸引着更多的政商两界人士。此后，另外一家著名企业则以1800万元的价格争取到了《时事开讲》的冠名权。而董嘉耀在到长沙参加活动时，当地一家著名企业的老板从身上拿出支票本，要拿下《时事开讲》的冠名权。2004年，《时事开讲》的广告价格升到了6000多万元。
当然，许多争取不到冠名权的广告商们，则喜欢上了这个时段中间的插播权。《时事开讲》每年都有近1500多万元的插播广告收入。可以公开的数字是，这个仅有数人的深夜节目在它播出1000期的时候，就已为凤凰卫视贡献了至少一个亿的价值。
曹景行因此认为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开拓出了一个午夜的黄金节目。《时事开讲》也成为许多电视台仿效的一个样板，至少更多的谈话类节目开始集中在内地一些电视台的晚间时段。更多的同类节目在这个时段开始了新一轮的“掘金”。
凤凰卫视许多看似偏门的独门武功正在改变电视界的陈旧观点。他们总在别人不愿意或者不可能开垦的土地上播种，并且收获到出乎意料的成功。此前凤凰卫视的《新闻早班车》，在一个大多数人正在吃早餐或者睡懒觉的时间段里，创造出了说新闻的模式，同时创造出了价值不菲的广告收益。其后放在中午1点之后，公众们正在休息时刻的《新闻今日谈》，很快就有了冠名赞助，价格同样不菲。似乎他们总在寻找那些电视时间的荒地，并似有神助地取得巨大成功。然后让这个电视台所拥有的时间段，开辟成全黄金频道。至少可以知道的还有，文涛的《锵锵三人行》，这个节目甚至放到了12点以后，但他每年3000多万元的赞助费用，仍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凤凰卫视的每个新开栏目能够拥有显赫的地位，凤凰卫视管理层与观众的赞叹最多只是一个点缀，真正的掌声与地位的提高则要靠广告商。广告商给这个栏目开出的身价，往往成为对这个节目的最有力的掌声。在凤凰卫视，三个月还没有广告赞助的节目，一般都面临着改版、关张或者更换新节目的危险。
2003年初，《新闻今日谈》移到凤凰卫视资讯台，在中文台腾出的时段上，杨锦麟主持的更加简单的读报节目《有报天天读》开张，这位老兄在忍受了两个多月观众的好评与管理层的鼓励后，仍然神情忧郁地说：“叫好不叫座呀，到现在还没有广告！”
第十四章：私事开讲(4)
但很快，2003年4月的一天，他在节目开始，有些夸张地报告给观众们一个他认为大家会开心的喜讯：这个节目从现在开始有广告了。
这种一切以收益与成本为概念的核算，几乎成为所有凤凰卫视主持人都熟知的一个规范，每个节目都在成本与收益间做着真正的挣扎。尽管面对如此巨大的收益，但这些节目的成本几乎为零。
“院长”王纪言肯定地承认，凤凰近一半以上的谈话类节目，直接成本投入几乎为零，甚至可以说是零成本运作，但收益却是几千万倍。
《时事开讲》节目开始运作时，几乎没有花过一分钱。董嘉耀与曹景行两人甚至回绝了公司准备给他们派一位助理的想法。在这个节目播到第1000期的时候，董嘉耀透露了一点幕后消息。大家平常看到《时事开讲》节目中出现的那套可以转动的桌椅，是三年前在新加坡购买的。据说花了500美元，但三年没换。董说某次刘老板在收看他们节目时，似乎听到这椅子发出些微的摩擦声。老板竟专门打电话给嘉耀，要管理部门给这椅子上点油，免得声响影响节目。稍为留意一下你会发现，这套桌椅除了《时事开讲》在用，窦文涛的《锵锵三人行》也在用，更早些，陈鲁豫做《一点两岸三地行》时也在用，而现在曾子墨主持的《财经点对点》似乎也在用。不同的是，他们每个节目都是依靠全新数码化的技术制作，一个摄影棚里把所有的节目都做了。何亮亮在上海的华东师大演讲时，开玩笑地透露了这个秘密：这套桌椅至少已产生了两个亿的效益。
关于桌椅的话题还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曹、阮、何三个人共用一个几平方米的办公室，在此之前，曹、董还曾共用过一张办公桌、一部电话和一台电脑。
这样的成本理念使许多节目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一个低成本的运作。《时事开讲》收到最多投诉的两件事，则把这个电视台一切以成本作为惟一考量的本质说得十分通透。观众抱怨播出时间太晚，为看这个节目至少已影响了一部分人的休息与家庭生活。另外一个要求就是希望这个节目能打上字幕，因为有些嘉宾的普通话并不标准。
董嘉耀曾试图解释这件有点棘手的事。他在《凤凰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谈及此事。“有观众甚至批评‘已说过你们多少次了，还是那么晚播。看了节目就影响休息，翌日上班哈欠连连，只好忍痛割爱了’。”
董嘉耀解释：“节目晚播的原因，一是凤凰卫视中文台只有一个大摄影棚，各个节目轮流使用；最主要的既然是谈论时事，就得汇总各方的新闻，特别是由于时差的关系，要等到美国与欧洲的最新消息，所以录像时间就比较晚，还有就是广告商赞助了这个节目的广告时段，我们得靠他们撑着。
“不过，曹景行认为，对于凤凰卫视来说，把这个节目调前并不见得收益会增加，而最重要的是，黄金时间的观众群与在午夜收看《时事开讲》节目的观众群不一样。
“《时事开讲》通常以准直播状态录制，每天20分钟的节目，一气呵成，不会预演，没有剪辑，无需审片，做完就播。这中间，已没有时间再去上字幕了。”
但有一个原因他没有透露，凤凰卫视开拓出了这块黄金时段，自然会继续保持这个时间段的竞争力。即使在许多细节上，你都会发现凤凰卫视作为一个企业对于员工的使用似乎已到了“精准而又完美”的程度。
几乎每位主持人与评论员至少都会有三到四个节目兼顾。董嘉耀除了主持《时事开讲》外，又加了一个新差，主持《风云对话》，兼任制片人，负责选题策划、节目统筹等工作。在这个节目里与阮先生等人就采访世界风云人物的一些记录进行对话式的评论。但他平时仍需要主理的却是《时事直通车》的主播。而在2003年3月间的美国对伊战争直播中，他还抽空与著名的军事评论家马鼎盛主持了一个《军情观察室》。这就是董嘉耀一周要做的工作。当然，这位仍处于上升阶段的主持人，于2003年被任命为凤凰卫视资讯台台长助理，评论员们的联络归他处理。
第十四章：私事开讲(5)
曹景行先生则除了主做《时事开讲》与各时段的时事点评节目外，他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则是开拓出了台湾新闻这一块。在华语电视媒介，这是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至于阮先生，除了主持《新闻今日谈》外，还另外主持一个《风云对话》的栏目。何先生也身兼两到三个节目。至于杨锦麟，更不例外。他除了客串做《时事开讲》、《新闻今日谈》之外，主做《有报天天读》，以及其后每周一次的《周刊点点评》节目。对于评论员的
使用一切都在凤凰卫视的商业因素中得以全面的体现。2003年9月后，评论员则又必须兼一节资讯台《正点播报》的点评。但有一点却让人出乎意料，你不会看到这些在超负荷工作的评论员们有任何抱怨，相反，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投之以罕见的热情。这是机制与理想间妥协的结果。
坐标：观众来信组成的历史
◎ 大量的观众来信已组成一个自发的民间言论平台
相当多的观众希望交流，并渴望将自己的意见传达给收信者。事实上，是众多的观众来信构成了四年来这个节目在观众心中的形象。观众的反馈对于任何节目包括主持人都是一面奇妙的镜子。你总是可以从镜子里发现自己并不熟悉的陌生一面。研究这些信总是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历史线路。这些线路多年后回顾，总是可以看清楚最初起源的只字片言。
董嘉耀的热情天性使他一开始就选择了保存这些详尽的来信。信在第1000期的时候至少已将近万封，也就是说有上万人给他们写过信。传播学理论专门有论及说一封观众来信大约等于500位想与节目组联系的观众的说法。这个数字当然不能表明有500万人渴望与他们交流，但至少说明了这个节目正在到来的影响力。现在，通过凤凰网转来的观众来信越来越多，正成为来信的主体。这些也间接地反映了《时事开讲》的观众群体的特性。董嘉耀将这些信装订成册，厚厚的几大本记录着观众的情感。
这个节目至少由两方面组成，评论员的发言以及受众的反应。写信的人千奇百怪，但却是他们了解自己的一个窗口。
当然，他们更多的时候收到的信中表达的是喜欢与尊重。对于每个人来说，赞扬与肯定是最好的动力。对于习惯了凤凰卫视系统内“自我表扬与表扬他人”的传统的评论员们，最初的肯定大多数源自观众的来信与高层偶尔的夸奖或者鼓励。客观上说，这个节目最初的形式就得益于热情的观众的来信。英国《卫报》的资深专栏作家雨果·杨认为，“评论员们就算你不为某个阶层写作，你也无法避免被这个阶层阅读或者收看，有时甚至受益于他们对于报纸或者电视强大影响力的迷信。部长们或者决策者需要关注某位专栏作家或者电视评论员在讲什么的机会极其罕见，但是，大多数时候评论员们也高兴偶尔出现相反的情况。”
但问题是，这些人绝对不会写信去表扬他们，部长们或者商界的精英，甚至更有影响力的人群，只是这个节目的一个受众。他们隐在遥控器的后面，来选择这个观点的正确与否或者与自己的关系，偶尔也通过可信任的“管道”告诉他们的反应，基本上会是反对或者赞美两种，当然，也有极少数人会与他们交换意见。
他们收到的大多数的信来自于民间，这些人身居底层，似乎远离他们所要议及的话题。因为他们的身份大多数是农民、遥远的小县城的隐士式的老人、学生，甚至家庭主妇，当然也有相当多的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退休教授，他们往往是长篇大论的制造者。给他们写信的人往往有种错觉，“试图把自己想象中的权利以及想法变为这个节目的一部分”。
董嘉耀在一篇专门谈及《时事开讲》的观众来信的文章中，谈及：“我个人不时会收到观众寄来的厚厚一沓信封贴满邮票的信。拆开一看，有的开头还讲几句客套话，说喜欢看我们的节目期望再接再厉云云，有的干脆什么都不提，直截了当切入主题，发表对两岸局势或者中美关系的看法，洋洋几万言，犹如论文。这些文章大多数指点江山，论衡国是，有的文笔还不错，气吞山河。内容诸如《发展中美关系之策略》、《台海难免一战的十个理由》、《本·拉登的新目标》等。有的观众还特别注明：‘请务必将此文直接转给美国方面或台北的民进党执政当局’。文章通常都有一定的针对性，评论员们也会传阅这些文章，看看它的观点。但说实话，我们也很难按他的要求直接转给陈水扁啊什么人——这些信，在评论员之间传阅之后（曹先生总复印一份自己留着），原件全都会装订成册保存着，现在已经有几大本子了。”
第十四章：私事开讲(6)
这真是个悖论，你热情洋溢试图订制的某个收视阶层，却在另外一群人中无意间得到巨大回应，并对谈论这样的事情或者对给他们写信感到光荣。这是个奇特的社会学议题。
在广西一个遥远的小镇水电站，有一位失业多年的30多岁的女性，有一年时间，坚持给曹景行先生写信成为她的一个生活动力与每天必干的事。她似乎已对工作或者更多的其他的生活乐趣失去兴趣，每天除了收看《时事开讲》，就是研究关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她
会每天写一封信谈及当晚曹先生或者其他评论员的话题或者一些她个人的新发现。她已把这个节目当成了她遥远生活的一个寄存处。她正在用这样一种不断的虚无的东西，使自己忘记正在面临的生活。
曹先生在谈及观众来信时认为：“研究观众来信是一件有意味的事情，你并不知道每个人真正的动机，甚至他们喜欢你的理由。但你会发现，这些信件后面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社会，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生活，甚至关注着你不可想象的世界。”
凤凰网开通的BBS以及信箱中，随时可以收到大量的对于这个节目的反馈意见。凤凰网一度把这些邮件的重要内容每周都编印成册，发送到凤凰卫视的管理层。老板刘长乐就从这些反馈中看到了这个节目的一些动向，甚至关于他们解释某个题目当天的反应。尽管真正的观众可能是那些从来不会写信的人，但许多热情的来信仍然成为他们了解收视以及底层关注的指南。这些来信包括了对于董嘉耀的主持风格的定位，都是因为得到了观众的肯定，而保存了下来。
当然，他们收到最多的仍然是批评意见。这些来信更像是他们每个人不同的想象力的一个完整的体现。他们常会批评曹先生不尖锐，批评阮先生讲到台湾问题时像一个大陆人，批评杨先生太壮怀激烈，批评董嘉耀太严肃。总之每个人都希望制造一个自己想象中的主持人，并用自己的标准试图影响评论员。
他们常要求评论员们与内地电视台拉开距离。某些观点稍一接近或类似，观众就会来信批评。
当然，观众的情感总在变化中。大家渴望评论员们至少要有爱国的立场，但显然，当他们爱国的情绪多一些的时候，又会受到不客观的责难。这样的来信占据了多数。评论员们显然很难被这些来信改变。有许多信批评曹先生的评论不太深入，信息量大。曹先生笑笑说，你不能让我改变自己的优势吧。我个人以为的评论风格是在大信息量中提供多方面的观点。我是个相信信息可能比观点还要重要的人，至少在当下的中国是如此。阮次山先生遭遇到最多的问题是他的说话方式。但他却在较短的时间内，让这种说话方式成为一个优势，并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凤凰网在一次网上评选时，阮先生竟被大多数的女士选为最性感的主持人。他的风度吸引了相当多的知识女性，这也是一个意外发现。
许多意外发现仍然来自批评，而不是出于感激或者某种目的的赞美。何亮亮受到的攻击包括了“我对于你较为低沉的声音不太适应。你的讲话快速”，“何先生太过忧国忧民，热血沸腾，做中国人的人品当是没得说的，只是对国际政治的理解显得浅显了一些”。当然，这些批评还有对他个人情感因素的打击。“9·11”事件时，在开讲中何先生认为的“美国方面歇斯底里”被认为包含了很多个人的情感，没有中立的客观的评论。这其实牵涉到了评论员们即使在这个已标明“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的标签，却仍然面临着被要求以公器的立场发言的难题。观众不允许你以个人化的立场与情感来讲述你的个性化观点。但以个性化的观点去解释世界，正是何亮亮先生的特长，他觉得有时候自己面临两难，但仍然得坚守自己的立场。不能过分地与观众的观点相切近，也许观众正是因为你的这种优缺点而喜欢你。给何先生的来信大多数是关心国际政治事务及军事的爱好者。何先生因此正在把自己的方向转移向自己喜欢的方面。
第十四章：私事开讲(7)
当然，对于杨锦麟的批评就来得单纯了。许多人都喜欢这种性情中人的评论方式。没有人能不被杨先生的嬉笑怒骂式的评论方式感染。他提供情感激烈的表情，火力很猛的攻击性论点。这些优点同样被不喜欢这种方式的观众当成靶子。他们的批评直截了当，认为老杨这样做太单纯，而且有点不中立。老杨大笑，回信称，你总不能把我的优点给改掉吧。
《时事开讲》的出现至少使某部分人把收看这个节目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并把这当成
自己的一种观点的来源。而这个节目事实上正在成为忧国忧民、关注国家时局者的精神家园。
当然，他们也会从众多的、平庸的讲述事件千篇一律的来信中，发现那些持高论的隐士或者事件的真实经历者，这往往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2002年的佛指舍利赴台直播事件，轰动两岸。曹先生作为事件的参与者，在评论时涉及这个问题，他掌握的资料是这次舍利赴台是第二次离开法门寺。就这个细节，当年的一位亲历第二次舍利离开法门寺的观众专门来信，认为这是第三次，并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当年舍利新出土时，曾专门复制了两枚舍利。后来舍利曾被偷走，中国佛协即调那两枚舍利进京，复查真伪。这样的故事，只有亲历者才会知道其中细节。当然，期待更高质量的观众是一件幸福的事。
雪片般的观众来信仍在制造着对于这个节目来说相当重要的光环。
曹景行称“我们这几个老头子是凤凰卫视最用功的人”
◎ 评论员方法解密：曹景行讲信息、阮次山访政要、何亮亮谈资料、杨锦麟在读报，四个人都有管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获取秘密的渠道。
众多的媒体试图得到他们讲解方式的来源。因此而形成的猜测增加了这种能力的神秘。有位先生曾在某次见到曹先生的时候，询问他如何可以知道那么多的秘密，并且能够坚持一周五天不重复地从国际政治、甚至经济的层面上扮演信息大师以及观点提供商的角色，军事、包括灾难的降临都在他的表达范围内。当然，媒体也常批评曹先生以及众多的评论员们全知全能的角色，甚至戏称他们为“万金油”。
曹先生身历这个转变，他理想中的评论员其实与专栏作家没有什么两样。一个是在平面媒体上字字珠玑，而在电视上则只需要用嘴说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思想系统。这个系统由经历、学养、见识组成。更多的阅读以及对于某些事的简短关心，都可以使自己对某些事物有一种基本的评判标准。有的正好在自己的关注范围里，但更多的可能是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东西。但他和他的同行们知道怎么样寻找准确的信息、资料、背景，知道怎样用最快的途径找到知情人，知道如何从纷乱的信息中找到最重要的一点，理出头绪，向观众阐明。他只不过是依据自己的理解在写一些自己认为重要的事件对于这个时代当下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些话题不论是军事还是经济，也许是某次会议，但都是他的“一家之言”，仅此而已。
他认为，许多人常以为自己在电视上讲话多了，就把自己当成某方面的专家，甚至学者。其实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而已。他惟一的方式就是与众不同的从业媒体多年来养成的思维系统。因为一个记者，有时并不要求你是一个专业方面的人才，相反，记者只需要了解自己感兴趣的观点，然后找到相关的人，了解到那些相关事件的来龙去脉，尽可能多地提供信息，或者自己的观点。而他只不过是依据自己的理解力，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一种基本判定而已。
真正的记者有时候就是“万金油”。
需要什么都懂一些，并且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地找到答案，或者告诉大家目前这件事发生后的各方反应就可以了。这才是记者的天职。评论员更多的时候也是记者，只不过是把各方的信息，以及重要的观点梳理出来，找出自己认可的答案，告诉观众。这些都是曹氏做评论员的基本心得。他的方式普通实用，更像是评论记者，他因此而喜欢用密集的信息量来告知某件事的背景与走向。他认为：“评论员永远不是预测家，能预测，为什么不去预测‘9·11’！有时候信息可能比结论或立场、观点更重要。”
第十四章：私事开讲(8)
曹先生的密集信息来自于他独特的收集信息的方式。关注时事，大量阅读已经成为他的生活或者是性格中的一部分。他每天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阅读报刊。曹认为他每天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阅读、看电视、听广播、上网。不睡觉的时候就在工作。正因为如此，出差或休假倒成了曹先生的一件麻烦事，一回来就会发现有堆积如山的报刊急需消化。
香港台湾方面的报刊，大多数有上百版，他出差一周回来后，至少得在一天内读完将近
千版，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除了经常外出采访，曹先生的信息来源大都来自报刊、电视和互联网。他戏称自己是一个二手新闻处理中心。
阅读报刊寻找题目仅是曹氏评论方法的一个基本要素。曹先生形成的一个基本形态最后有了一个程式。董嘉耀揭秘说：“曹先生每天在早晨读过大量的资料后，会与他商定一起谈论的题目。然后他会大量地搜集当天关于此事的所有报刊方面的说法。这些说法最后都会成为他论述这起事件的一个基本的依据。当然，所有的事件只是一些基本素材，曹先生经过消化后，讲出来的则都会成为他梳理完毕的观点。”重大新闻事件的现场采访、评论以及与各地朋友频密地交换看法，是验证自己看法是否站得住脚的重要途径，不可能只是报刊、互联网。曹先生认为：一个记者的基本素质就是能够比别人更快地进入一个本来不熟悉的领域，知道怎样去寻找相关的人和资料。
当然，这些都只是表面化的一个程式。这样的程式并不表明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评论员。重要的是，思想与见解仍然是曹氏的一个重要的消化器。
对于报刊的依赖几乎成为评论员的重要利器。阮次山的方式除了阅读外，就是广布”线人“。他会在确定下当天的题目后，打电话到自己遍布全球的当地的“线人”那里。这些线人大多是他的朋友，或者是媒体的记者，也许是某个方面的专家。阮先生的办法代表了他的理念。他希望自己在评论时，得到事件发生地的人的确认及当地的主流意见。采访是惟一可靠的手段。一家媒体在请阮先生撰写一个即时评论时，阮先生的回答是“我得给当地人打几个电话后，再确认”。
因此，阮先生的评论充满大量的细节。在谈到台湾某几个党派的内讧时，他会讲出十几年前某某与某某曾是情敌这样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而他作为台湾人及在美国生活近20年的经验，更是成就了他评论中“精准的判断，密集的细节，独家采访式的首次公布”的新闻范式。
曹景行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曾说，“在凤凰卫视，数我们这几个老头子是最用功的。”这里面就包括阮次山。阮次山说：“其实像我们这样的做到这一步，名利已不是考量的因素，我常常问自己的是，每天你做这个节目，从专业的角度和职业道德来说，这样做是否能够对得起真正的观众。”
当然，阮先生仍然承认：“现在网络对我来讲是最大的收益者，以前没有网络的时代，我在美国的时候，因为时差的关系，必须要半夜两点钟去买一份美国将要出版的第二天的报纸，因为你要得到信息。
“电视有了，可是我要看文字，电视不够，现在不用了。现在网络太好了，所以对我来讲网络太宝贵了。
“我每天看至少十份中文报纸，两三份台湾的报纸，香港的报纸也看，不可能全看英文的，我一直强调要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看问题，不看中文，怎么能让我思考全面呢？”
但曾运用电脑，并享用网络的快速与神奇的阮次山，则一直无法“换笔”，到现在仍用繁体字写作。他用笔写文章，一千多字一个小时即可搞定，但用电脑则要三个多小时。所以写稿问题仍然实现不了现代化。他笑自己是“老狗学不了新把戏”。
阮先生与政要的熟悉使他的评论充满权威与自信。他采访过至少十个国家的政要，以及全球所有国家的驻华大使。他相信与政要成为朋友，会使自己的评论有建设性与可操作性。这使他的评论有时候更像是某个政策的解读或者是某个事件的对于国家的建议。比如他曾经在节目中建议中国收留萨达姆来中国避难。也曾写信规劝香港某教会的教主不要参与政治等轰动一时的“左派行动”。能够引起当局重视的案例当然是那次处理民航飞机遇难事件。阮先生的方式越来越具有政治家的理念。他总是果断地判别某一件事的最终的后果，并试图提出建设性意见。这些可能正是复杂的阮氏风格引起高层关注的首因。
第十四章：私事开讲(9)
评论员们的信息来源大多数时候都“异曲同工”。何亮亮拿手的仍是信息的搜集与资料的整合。
何先生也会关注报刊，但他的信息来源则显得相对简单。他确定题目的依据大多数都是最近以来周边国家的大事，除非遇到相当大的事，他一般不做当天事件的评论。许多东西他都会沉积两天，或者做连续的评论，他总是试图给这个事件一个完整的深度解读。
杨锦麟则在老板刘长乐的灵感下，成为一位职业读报人。他的这种职业显得干净而单纯。如同那则广告，“杨锦麟带你用新方法读报”。当然，他只提供那些观众很少看到或听到的报刊与电子媒介的报道。这种补缺式的做法，基本上就是一种全新的观点展览。观众可以从中选取到自己喜欢的说法，也可以对那些不喜欢的说法表示拒绝。当然，很难想象，老杨正在依靠自己喜形于色的性情为评论增添新的魅力。他正在使冰冷的观点有了情绪与色彩。而那些随处可见的感叹词与意到话到的论语，仍然引起观众的兴趣。
老杨的方式除了网罗了几位评论员共同的优势外，他最大的武器就是让这些评论有了情绪。你很难想象当一个人痛快淋漓地拍着桌子质问：陈水扁想干什么？以及他在评论中，相当有情绪地慷慨陈词，痛驳菲律宾司法部长侮辱我驻菲大使的言论。有观众被他的豪气吸引，追求痛快与到位的观众正在成为他忠实的观众。大家觉得他的方式很解渴、很痛快、很过瘾。听听那些不断地为老杨叫好的来信怎么表达吧：“虽然时事评论要求理性、客观、冷静，但有时直抒胸臆，秉性直言也不为过。”
“我们认为你是条真汉子。”
老杨的秘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那几套永远都穿不旧的唐装。这使他的形象与气质、包括选择评论的说话方式，都显得更加协调、可敬。
第十五章：同类项(1)
凤凰卫视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资讯传播与评论带
◎ 这个评论带显然正改变着中国的新闻格局
有时候你会发现，凤凰卫视的众多品牌节目，都源自偶然事件或者突发事件中的试验，到最后成为凤凰卫视的常设栏目。2003年间，如同每次直播，凤凰卫视都会在形态与节目上
出“新”，突发的伊拉克战争直播，使凤凰卫视开始应对这次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播评论会战。
许多精巧与别致的节目，都在这次直播中开始成线形出击。他们设计了用“发烧友”的方式做了一个《军情观察室》。董嘉耀一身迷彩服与粤剧名伶红线女的儿子、香港《文汇报》的民间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一起，每天就一些发烧友们关注的话题，进行纯业余式的评论。这个节目让人感兴趣的是兵器以及战术等的作用，有一种民间军事趣味。这种评论体与阮次山、曹景行们宏观而完整的军事战略分析形成一个互补，吸引了大量的军事爱好者。他们每天还接听观众电话，讨论每天战争的进展。这个大胆的电视行为，也使马先生一战成名。2003年10月，他正式签约凤凰卫视，凤凰卫视已然成型的言论部有了军事评论员。《军情观察室》节目也再次在资讯台启动，形成一个常态节目。
而在本次直播中因为这种民间趣味而成名的另一个早期的节目，也成为这次直播的受益者。
这个节目更像是一个座谈会或者小圈子的沙龙。老板认为两人对谈的评论式的东西形式上已没有什么突破，而在“电视上开会”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做到的事情。老板是一个善于把自己所想象的场景变成电视作品的“高手”。而他发现人才的本事也令人咋舌。
他们选定了一个开会的形式，名字叫做“时事辩论会”。“院长”与老板在选主持人时，选来选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后来，老板想起了一个人，对“院长”说，程鹤麟不是说他很多年前在福建电视台“过过电视主持人的瘾”吗，让他试试怎么样？程兄前额微秃，数月前因要见老爹老娘，才把蓄了多年的长发剪掉。此公与杨锦麟是福建同乡，两人均好酒、豪爽。杨认为程具备作为优秀主持人的特质，资讯台直播事务令他整天忙于这个“毁人的事业”。钟大年找到程，通知他准备上节目。程先生有些“晕”，数年前的经验早就成为一个记忆。他找到“院长”推辞，认为自己不是研究国际时事的人，研究的只是电视，而且自己还担任着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工作，万一自己发言时的说法，被媒体引述为“某台长说，他不赞同香港政府如何”，后果不堪设想。
“院长”静静听完，告诉他说，现在不是你说上不上的问题，而是你如何做好的问题。最后还是“院长”出招给他，要他扮演董嘉耀的角色，只发球，不参与争吵。
程只好光着发亮的脑门走上了前台。2003年3月3日，这个节目开播。程兄为自己的这个开会招集人的角色设计了开场白：各位好，我是会议主持人程鹤麟。现在开会。
他首天请的是香港的评论员马家辉博士，由梁文道走场。两位均是《锵锵三人行》的嘉宾，对于这种形式很熟悉，自然比较老练。那天他们谈的是开战前美国是否会绕开联合国的问题。
程兄紧张地主持完这个30分钟的节目，在结束的时候，像读博士论文似的庄重地宣读了他的结束语：时事辩论会，现在散会。
“院长”像对待任何一个新生的节目一样，帮助他完善这个节目的每一步骤。“院长”要他第二天在结束的时候，在散会的后面加上“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开会”。
老板在第三天的时候，打电话给他，说：“鹤麟，没有想到，你的屏幕形象这么好，就这样进行。”
这个节目成就于漫长的伊拉克战争。程公是个性情中人，语言幽默尖锐。他的本性在随后的节目中开始洋溢，甚至忍不住与嘉宾就一个问题进行争执，有时还利用一下自己的权力。某次他与梁文道讨论后，梁指责他不公平。因为程在被他严词批驳的时候，打断他说：现在散会，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开会。这令梁文道大为恼火。观众看到这里，竟发现一种争执的乐趣。看习惯了《时事开讲》式的“单边”评论的观众，被这个节目中的“交火”吸引。这个节目在局促的现场以及激烈的争论中，被提升到一个重要的地位。
第十五章：同类项(2)
在凤凰卫视直播伊拉克战争的《海湾最前线》节目时，往往可以看到陈鲁豫与曹景行坐镇主棚，一会儿把焦点甩给董嘉耀、马鼎盛主持的《军情观察室》，从军事角度探讨；一会儿又甩给程鹤麟主持的《时事辩论会》，从不同角度讨论，使直播变得丰富有趣。时评的形式正在改变评论的状态。
在最初的一个月里，他们几乎天天都在讲伊拉克战争。而让这个话题引发大家兴趣的是
程鹤麟开发出来的一个新嘉宾，此人就是纯正的美国人马一龙先生。这位曾在美国《新闻周刊》做过记者的美国人，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希望能在凤凰卫视得到一个主持人的职位。程认为他的中文虽然好，但在新闻主播的速度上却达不到标准，于是就问他愿不愿意参加辩论会，结果马一龙就以凤凰卫视高级编审的身份来到了凤凰。
程鹤麟很快就发现马一龙这个人不得了。他是哈佛大学的硕士，又到台湾去学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他在节目里或者是在平日里，就经常讲一些中国的典故，说一点孔夫子什么的。
他原来在台湾做过广播类的节目，做过杂志类记者，来香港做《新闻周刊》的记者。“9·11”之后《新闻周刊》压缩编制，把香港的分部撤了，所以他就改行当老师，教外国人讲中国话。
他的思维很美国化，完全和中国人不一样，而且他知道电视节目是干什么的，就是要让观众愿意看。所以他一直很明白电视就是表演，一定要表演好，让观众愿意看，所以他不在乎他站在哪个立场上。
“有时候一个辩题出来，我们都是先问他，‘你愿意说哪一边的话呢？’他就一愣说，‘你们指定吧，你要是不给我指定呢，我就不知道说哪一边好。’他也很认真，他有时为了一个辩题打电话到全世界的朋友那里去，就是他过去采访中认识的朋友，问他们的意见，是很认真的，准备得也很充足。
“有时候他看到气氛不够活跃，会突然间跳出来指着一个人攻击人家。最明显的就是有一次来了一个法国人，辩论的题目是和伊拉克战争有关系的，到了中间休会的时候，我说刚才的气氛不太活跃。到了下半场，他一上来就指着法国人说，‘法国人就是不好。’
“但马一龙引发观众兴趣的并不是表演，而是他异于中国人的观念。他在谈到联合国的功能时，认为联合国已经落伍。在谈到美国为什么打击伊拉克时，他会说美国需要挽救这个国家。这些与中国人几乎不能等同的观念，从一个美国人的嘴中讲出来，至少会起到一个独特的作用。他几乎总会成为每次辩论会的被批判者。但如果一个人屡辩屡败、屡败屡辩，人们一定对他的争辩动机产生好奇；如果一个人面带忠厚地‘强词夺理’，人们一定会怀疑他的真诚；如果一个人面对三个强大对手不屈不挠，人们一定想赞叹他的勇气了。面对着屏幕上《时事辩论会》中侃侃而谈的马一龙，观众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想，同情他的人说他无辜，反对他的人说他欠扁，有人认为他勇气可嘉，不服气的干脆直呼他是美国鬼子。”
观众从马一龙的出现找到一种美国式思维的参照。这样的立场显得更为重要。有媒体评价说：“美国人士马一龙为其政府的辩护表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即有用就是真理，因此产生出双重标准和多重标准，美国人经常是要求别人遵守联合国决议，自己却不遵守联合国决议”。马一龙因为不折不扣地反映美国的声音，而成为“一个拼命为丑陋的侵略战争涂脂抹粉的人”。“只要是美国政府的立场，马先生都不遗余力狂捧；只要是反战的立场，马先生都嗤之以鼻！马先生的立场是：尽管理屈词穷，也痴心不改！”
马一龙很敬业，没有因为反对声一浪高似一浪而迎合华语观众。真是“虽千万人，我往矣！”
喜欢看《时事辩论会》的人，也喜欢看众辩手反驳马一龙，因为他的存在、他的言行，更能让观众清楚地看到美国式的思维。但有两天马一龙没有准时出现，观众的心里也空落落了：“马先生不能走！他走了，我们就没有了开火的目标！他走了，我们就会失去批判的兴趣！他走了，我们到哪里找练拳的靶子！他走了，我们还骂谁去？”想来马先生做不做“特务”，自己说了也不算。
第十五章：同类项(3)
马一龙在《时事辩论会》中为了美国而辩，用他的话来说，“是解释美国政府的思考方式。就像律师，可能知道嫌疑人确实有罪，但他有义务尽职尽责地为他辩护。”有时，他觉得自己是个演员，把观点抛出来，是要触动观众或自己展开思考，并不一定要得到答案。
马一龙先生已在这个节目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然，他也成为这个节目里一个主要的亮点。
《时事辩论会》的另类评论员们给了大家一个好玩的选择。程兄很快找到了主持这个节目的乐趣。他认为：“我做《时事辩论会》的基本原则是这样的，除我之外是三个人辩论，对少数派的意见，我一般是见死不救的。如果我是赞成多数人的意见，我会和那两个合起来攻击最少数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辩论会因为上了电视，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辩论，是一个辩论作秀。”但他也坦承，许多形式仍然在寻找中，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会在辩论中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许多话题，就像辩论伊拉克战争，我们都辩论了不止一个月，其实就算辩一年，也辩不清楚。我们根本也没有办法把一个事情说清楚。我们的口号叫做‘真理越辩越明’，这是一开始的口号，其实是越辩越糊涂。”
当然，程鹤麟在尺度上有着超强的把握力。许多他请来的专家不论是什么政治立场，程都会告诉他们，“电视台不是你个人的政治舞台，所以我们一定要围绕这个主题去讲，不能有过多的个人的东西出来。当然，你要发挥个性，但是自己的政治立场是要有所收敛的，因为在香港规定所有的嘉宾的言论要自己负责任，同时也要平衡。”
这个纯粹的口水节目自然收获到了它的荣誉。激烈的反对声与强势的赞美，都在这个落地区域仍然很小的频道上，显得像是一个争议极大的节目。而巨大的争议部分地说，就是巨大的赞美。
凤凰卫视显然在评论上正在编织着自己的一个与资讯相匹配的评论带，并且正在显示出独特的成功。老板刘长乐认为，凤凰卫视2003年间，两大战略性的内容改革就是打造完成了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直播的新闻资讯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解释性的评论带的形成。
在老板刘长乐所叙述的新闻类节目编排中，凤凰卫视中文台相继开通了以《早班车》、《午间特快》、《时事直通车》、《子夜快车》为主的四趟车，同时在全天增加九档90秒的《凤凰快报》。资讯台更是24小时都有“整点播报”。这使凤凰卫视的新闻资讯能在不同的时段内，将全球最新发生的大事不间断地传播给观众。
与之相配套的几大时事类的评论节目，也在这些新闻时段之后开播了六档不同的节目。元老性质的《时事开讲》是对全球发生的事件，包括正处于半夜以及欧美白天正在发生的大事，进行即时性的评论。《新闻今日谈》主要负责《时事开讲》之后正在发生的资讯类的评论。因为《时事开讲》之后的12个小时里，时事仍在欧美发生。这个节目从时间段上看，需要提供的是可以覆盖中东、北美新闻之后的评论。后来，这个节目调整到资讯台，同时由美女主播谢亚芳、曾静漪与阮次山、何亮亮先生共同主持，打造一种全新的时事主持风格。美女与老人的评论方式，似乎正在枯燥中生发春色。2003年开设的《有报天天读》，仍然是对报刊的重点的评论与新闻的重新解读。此外还有程鹤麟主持的《时事辩论会》、石齐平先生主讲的《财经今日谈》、王菁瑛与马鼎盛先生主持的《军情观察室》。凤凰卫视目前已全面打造完成时事、政经、军事方面的权威评论带。
对于评论的重视，正使评论员们成为主角。凤凰卫视高层还专门在香港总部为评论员们装修了一间豪华宽敞的办公室，正式定名“凤凰卫视言论部”，他们的办公室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是奢侈的。曹景行正式出任言论部总监，以资讯台副台长的身份协调言论部的日常运作。凤凰卫视在伊拉克战争直播后，正在大量引进各阶层的评论员，以完成各个不同层面的评论专家的囤积。原《人民日报》的资深评论员马立诚先生——这位曾呼吁中日关系要有新思维而引发争论的评论员，已成为凤凰卫视新的签约评论员。与他同期签约的还有台湾方面资深的经济专家石齐平教授，负责经济方面的评论。许多方面的专家都在凤凰卫视的关注中。目前，凤凰卫视已拥有了近十位不同方面的评论员，基本完成了由一个节目到一个部门的过渡。
第十五章：同类项(4)
而凤凰卫视管理层在言论部成立后，又于2003年9月，在全天24小时每逢整点都有新闻直播的凤凰卫视资讯台，增加了“新闻点评”环节。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每天10次，在《正点播报》节目中，都有不同的评论员轮番上阵，点评最新时事，使凤凰常态新闻评论进入直播状态。
凤凰卫视经过三年时间的打造，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资讯传播与评论带。
这个评论带显然正在改变着中国的新闻格局。
曹景行：“好好学习，天天开讲”(1)
去年，凤凰卫视每个主持人都要为自己的节目写一些话，我写的是“好好学习，天天开讲”，最短。今年还是那八个字，还是最短、最简单。简单，正是《时事开讲》的特点，我相信，中国没有什么别的电视节目（即使是CCTV的天气预报），会比《时事开讲》更加简单。
四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休假回来，见到钟老师（副台长钟大年先生）就问：“那个新闻评
论节目还做不做？”凤凰卫视策划一件新的事情，变数经常很多，我休息了一阵子后，必须确认先前的安排有没有改动。钟老师回答：“没有变化，做啊！”我又问：“取什么名字？叫《新闻开讲》好不好？”“还是叫《时事开讲》吧。”就这样定了下来，前后大概一分钟。
凤凰的决策者偏好“时事”而回避“新闻”，从最早开播的新闻节目《时事直通车》的取名就可以看出，有点玩弄障眼法的味道。“开讲”的说法则流行于台湾（TVBS就有一档王牌节目叫《2100全民开讲》），现在大陆媒体也接受了，应该与我们这个节目多少有点关系。
确定《时事开讲》的名称后，我们又用半小时试了一次镜：灯光如何打，开头结尾时董嘉耀如何转来转去，开场白“紧贴时事，现在开讲”何时道出……那是在正式开播前的三四天。“院长”王纪言和钟老师还决定，节目时间接近午夜，气氛可以松弛点，开讲者不穿西装，只系领带。1999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十三）我们第一晚“开讲”，此后每个星期五个晚上“天天开讲”，到今天已经讲了1000多个晚上，看来还要再讲下去。
操作简单的好处，是让我们有可能把最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节目的内容上。凤凰体制的灵活，给了我们超出预料的空间；资源不足又迫使我们“另辟蹊径”，到头来反而成为某种优势。《南方周末》曾形容《时事开讲》是“不可复制”的，其实，真正“不可复制”的正是凤凰的这种体制。
“开讲”能够如此简单，因为我们可以不必做许多事情。本书写出后，我对师永刚先生列举了一连串的“不”，首先就是“不开会”。《时事开讲》四年多来，记不起正经八百开过什么会。反正就那么两个人，有事情见面谈上几句，或者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何必开会。这种作业方式特别合我的胃口，早先在大陆开了许多年的会，实在开怕了，到香港后也遇上过喜欢开会的主管。在我看来，有些事情非开会不可，更多的事情不用开会也能够解决。我在凤凰快六年了，承蒙管理层照顾，很少要我参加会议，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还是因为人手少，时间紧，每天的《时事开讲》大致上由我们“自作主张”，一般来说，谁是主讲者，谁就决定当晚的题目，只要告诉“对手”董嘉耀，不必上报什么人，也无人会来问你。全部的准备工作完全是主讲人与嘉耀的事情，彼此简单沟通几句，就分头做自己的事情去了。找资料、上网、打电话向各地朋友请教，是我的主要工作。大概要到进录影棚前半小时，我会把三页字迹十分潦草的提纲交给嘉耀，等他大致辨认出我写了些什么，进棚时间已经到了。
嘉耀晚上除了《时事开讲》，常常还要播报《时事快报》及《时事直通车》，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演练”一遍。而我们的录影等于直播，直接从棚里通过光纤传到“上天”的地方，到时就播出。所以，每次录完节目我们就完事了，从来没有人审查，也不再做剪辑或修改。实际上，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手和经费。经常有观众来信，希望我们为《时事开讲》打上字幕，就像北京CCTV的许多节目那样，但我们今天仍然做不到，在时间和成本方面都不可能那么“奢侈”。对观众的要求，我们只能再表歉意。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这几个“老头儿”没有受过电视专业训练，普通话不标准，有时还口齿不清，观众半夜收看又不得不开低音量，实在说不上是什么享受，还请多多包涵。
开始做《时事开讲》时，台里曾问我要不要配个助手，我考虑了一下，还是不要。首先，像这种评论节目主要是靠自己的眼睛和头脑，靠自己挑选材料，靠自己思考，别人很难帮上忙，弄不好还会添麻烦。其次是为了节约开支。找一个有用的助手，在香港或许要一两万月薪，一年就是一二十万。我的想法是，如果这方面省下了，邀请嘉宾或外出采访或许能宽松一些。
曹景行：“好好学习，天天开讲”(2)
这几年，不断有人问我们：“你们的老板刘长乐从来不干预你们讲什么吗？”如果说他或其他管理层完全不管我们节目，那也不符合事实。偶尔，他们会提议讲一下某件新闻，也会告诉我们某次开讲引来怎样的反应。但那大多是在办公楼里不期而遇或者饭桌边聊天时讲到，而且那样的机会本来就较少。我知道刘老板一直盯着《时事开讲》，有时也会紧张，有时甚至承受压力，好在他并不把压力转移到我们头上，不改对节目的支持。这本身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四年多来，难免有时我们只顾自己讲得痛快，忘了可能带来的麻烦，但却从来没
有为这种事情“写检讨”，也从来没有人要我们承担责任。光凭这一点，就应该感谢凤凰和老板刘长乐。
最后再重复书中提到的一个看法。对于《时事开讲》应该探讨的是，华人世界的媒体如何才能拥有自己的“新闻解释权”，特别是“第一时间解释权”。
阮次山：我和凤凰卫视结缘前后(1)
1999年8月中旬，我应一位朋友之邀到台湾去挽救一家有50多年历史但濒临停刊危机的英文日报。这年年底，这家被我救活的报纸有了身价，转售给一个具台独色彩的食品商，我乃决意掷笔罢编，但是，为了实地观察台湾的“大选”，我决定留下一段日子。2000年3月下旬，陈水扁当选，国民党败北，我立即拂袖离开这家报纸，到香港，应一位朋友之邀，在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担任顾问。
到了香港不到一个月，曹景行先生邀我到《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节目”客串“，有时候一周之内达三次，平均一周两次，就这样我和凤凰卫视就结了缘。
到了2000年底，《凤凰卫视》筹设资讯台，应刘长乐先生邀请，我在2001年1月1日开始担任资讯台的总编辑兼首席政治评论员，主持每天半小时的《新闻今日谈》节目，但是，我在报界已经当过20多年的总编辑，已经不愿意再负责行政工作。因此，经刘老板的同意，我其实是个全职的时事评论员，总编辑只属兼职，是一顶帽子，功能属顾问性质，有“问”则顾，平常既不顾也不问。不过，从2001年开始，我还负责中文台的政要访谈节目，起初，和陈鲁豫一起负责“VIP会客室”，后来这个节目改为《时事大参考》，主要是贴近时事访谈中外政要。从2003年起，这个节目改为《风云对话》，升级为专访世界风云人物，由董嘉耀主持，我则担任采访各国风云人物的任务。
资讯台的《新闻今日谈》从2001年元月1日起开播，到现在已经“谈”了1000多期，回顾往昔感触良多，相信刘老板、王“院长”和曾经与我合作过的吕宁思、郑浩也都有这种感受，因为资讯台开播时，在中国内地的落地情况不理想，我们在落地地点上的“蚕食”速度极慢，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新闻今日谈》每天等于是对墙壁谈，没有什么观众，我之所以有这样感叹的心情是因为在这段对着墙壁谈的日子里，我只有拼命每天上阵自己谈，很难邀请到嘉宾，因为别人知道当时的《新闻今日谈》实际上是“对着墙壁谈”，都不愿上这个节目“自言自语”。现在，许多人往往主动要求上《新闻今日谈》,人间冷暖，由此探知。
早期的《新闻今日谈》虽然是“新闻面壁谈”，但是从第一集开始，我一直告诉我的搭档吕宁思，我们必须认真选题，认真准备，卖力“演出”，努力争取哪怕是一位偶来一集的过客，这种努力“卖艺”的心情和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还一直叮咛我现在的搭档谢亚芳：我们做的每一集《新闻今日谈》都必须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每一位观众，对得起凤凰卫视的期待。因此，每天就会忙于准备工作，午餐都以盒饭或三文治解决，充饥而已，因为我无法去吃一顿午餐，奢侈地浪费个把小时。
就这样，我和资讯台以及《新闻今日谈》一块儿成长，如今的“资讯台”落地开花的情况虽然还在铺设阶段，但是，《新闻今日谈》至少已不必面对墙壁谈，相反的，我们已经拥有一大批我们想影响的观众，这种有影响力的观点对我们的回馈成了我们在回首往事时，能够灿烂一笑的理由。
回顾我和凤凰卫视这一段缘分，我必须感怀刘长乐先生的知遇之恩。在未到“凤凰”工作前，我虽然因为长年为许多中文报刊撰写时事专栏而小有名气，但是，对于电视工作，我毕竟不是本行，而且，我在外形上秃头无发，口齿不太伶俐，照说，并不适合当个“电视人”。可刘老板居然独排众议，不但要我理去头顶上原本还有的一小撮头发，干脆秃个痛快，还不让我用读稿机，叫我显露本来的结巴；这还不算，我报到第二周，适逢布什要宣誓就职，刘老板也独排众议，让我去华府采访，并且就布什的就职演讲做现场第一时间的评论。
谈起在“凤凰”的经历，可以说一箩筐一箩筐，讲都讲不完，“凤凰”的高层都是性情中人，对于电视专业有着浪漫与执著的看法与做法，他们的行业作风，表溢于日常生活的小动作中。譬如：老板刘长乐，他长于讲笑话，尤其在吃饭的场合，他讲起笑话，往往会令在座者喷饭，他自己却一本正经。王纪言“院长”刚好相反，每次讲笑话，只见他眉展逐颜，笑话一讲完自己先哈哈大笑。
阮次山：我和凤凰卫视结缘前后(2)
“凤凰”最叫我难忘的是刘海若遇意外时，那种上下一心的感情。记得她出事的消息传到公司后的那天早上，大伙儿难过得几乎人人都哭肿了眼睛，许多女主播都自动穿着素色衣服出镜，大家还在主持人休息室摆设为海若祈福的花坛，轮流在墙上贴黄丝带，这时，一向严肃的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突然走进来告诉几位穿了素色衣服的女主播：“赶紧去换上正常颜色的衣服，只要没有证实她已经死了，哪怕有一点机会，我们还是当她活着。”
就这么一种信念，海若不但活过来，而且日渐恢复正常。这件事我一直挂在心头，是因为“凤凰”上下对海若的这份情，在其他地方，恐怕再难找到。尤其刘老板对海若那种无微不至的照顾更使我深深觉得，身为“凤凰人”和“凤凰”结缘，是一宗值得惜福的经历。
我一生奉行“受人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信念，对我的儿子，对我的学生们，我也一向据此以教，对“凤凰”，我是感恩的，我也珍惜与“凤凰”结缘的这些岁月，过去，今后都将如此。
何亮亮：时事评论员的舞台
在阅读本书初稿涉及到自己的时候，我有时仿佛在审视另一个人，一个被称为“时事评论员”的人，一个常常在电视荧屏上出现因而有时被观众认出来的人。我觉得有点荒谬，这就是我吗？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电视人，一个面对无数观众侃侃而谈的所谓评论员，结果却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其实这是一份工作，幸运的是，这份工作契合我的兴趣和学习的专
业。香港是全世界中文地区最适合新闻媒体发展的地区，也是最适合新闻人的城市，我从1988年初移居这个城市开始就在媒体工作，可以说一直是很幸运的。中国内地从1979年开始的对外开放，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国际局势在1989年至1991年之间的巨变，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掀起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和社会变革，1997年香港的回归及回归以来六年的发展，2001年“9·11”事件之后世界格局的新趋势，我都作为新闻人直接见证。即使我不是在媒体工作，按照我的性格和气质，我也一样会全力追踪和了解时局的动向并且试图加以解读，我的工作使我直接面对观众，并且接受观众的评议。电视和网络为评论员和观众之间的互动呈现媒体史上前所未有的双向和即时的特点。
我们生活在一个幸运的时代，中国古人谓“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在今天才真正成为可能，而出门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方便、更快捷；许多现代化工具和用品的问世和市场化，使普通人都能获得过去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有的便利。知识和信息呈现爆炸式的增长，对于有心者，获得知识和信息并不困难。
但是我们并不比我们的前人更聪明、更有智慧。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说过：“这么多的记载，这么多的疑问。”历史是这样，现实也是如此。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即使现在有这么多的记载（信息），也仍然有这么多的疑问，这就是为什么观众在获得了消息（什么）之后，还需要知道消息所蕴含的意义（为什么），评论员这一角色也就应运而生。但这可能是一个喜剧角色，也可能是一个悲剧角色，全看评论员自己如何扮演这一角色。
就我自己而言，一旦坐在摄像机前，在聚光灯下，我就忘了自己已经粉墨登场，因为这出戏的编、导、演都是自己，而观众则看不见，结果就变成自说自话，凤凰卫视就给我这样一个自说自话的舞台。自说自话很容易变成胡说八道（有些观众就认为我是胡说八道），也很容易变成自大狂的独角戏，这两种情况的后果就是被观众抛弃。要避免出现这幕剧情，就必须在官人的剪子和观众的票子之间平衡取舍。在家里怎么自说自话都可以，但是电视是大众媒体，是社会公器，评论员的自说自话既要有观点，否则谁听你胡说八道，但也有界限，要面向观众和市场，就必须遵守这样无形的界限，但是基本的尊重事实以及做人的良心则是起码的要求，至少不能说假话。
所谓世事如戏，看世事不认真不行，太认真也不行。对自己也是如此，没有一点自信心不行，自信心太足了也不行。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中庸之道，我不喜欢中庸之道，不过中国人似乎以中庸之道取胜。
想起丘吉尔的一个故事。丘吉尔的演说才能和他的写作才能是一样出名的，二战期间他在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所作的定期演说，在当时英国人民中间脍炙人口。有一次他要去电台演说，没有坐专车，自己在街头截了辆出租车。他对司机说：“请送我到英国广播公司。”司机并不认识他，却拒绝了他，说自己要回家听丘吉尔的广播演说。丘吉尔很高兴，给了司机一英镑。司机马上说：“上车！让丘吉尔和他的演说见鬼去吧！”这是丘吉尔自己说的。我常常回味丘吉尔这个故事。
杨锦麟：与凤凰卫视链接的缘分(1)
和凤凰有缘，或许是一种冥冥中注定的人生邂逅和命运的安排。
1996年的台海危机后，我开始应邀前往刚刚诞生的凤凰卫视中文台客串若干新闻评论节目，记得一次是接受董嘉耀的专访，一次是上了陈鲁豫的新闻评论节目，一次则是和曹景行兄一起，参加窦文涛筹备的《锵锵三人行》的试镜，还有一次在自家楼下接受过闾丘露薇的访问，这种偶然的新闻链接，构成了记忆中的凤凰片断，再以后曹景行的《时事开讲》正式
开张了，好朋友的场子一定是要捧的，于是乎也就有了断断续续应邀参与《时事开讲》节目的机会，这大概就是和凤凰卫视有缘的开始。
《时事开讲》一周年，凤凰老板刘长乐和中文台长王纪言、副台长钟大年设宴酬谢几位客串《时事开讲》的嘉宾，那一晚，喝的是五粮液，吃的是辛辣的川菜，宾主尽欢，记得最清楚的是刘老板的一句话，《时事开讲》是一个新的尝试，值得继续努力，因为投入少、成本低；还记得当时借助酒力“海侃”了一句，有需要且可以尽力的话一定尽力而为。此后不久，深圳的朋友带来有关方面的管道消息，称由于杨某人言论过于激烈，需要限制他在凤凰卫视露面，至少要封杀半年云云。虽然只是传闻，但也是担心让曹景行兄在凤凰的谋生因此有诸多不便，于是自己做出主动封杀自己的决定。半年的时间，真的婉谢了多次客串的邀请。估计也就是半年之后，曹景行、董嘉耀在北京高校演讲时，有学生询问，那个姓杨的胖老头儿哪去了，是不是他的言论违背了贵台的立场和尺度呢。据说凤凰网站BBS论坛上，还有许多网友充满丰富想象力的解释。
曹景行和董嘉耀返港后多次邀请我重归客串行列。于是乎，和凤凰卫视又有了新的链接，乃至参与2000年台湾“大选”现场评论、陈水扁“5·20”就职演说现场评论。《时事开讲》之后，凤凰卫视资讯台开播，继而客串《新闻今日谈》、客串《三剑客》、客串参与撰写《新路——香港回归五周年》五集电视政论剧，在不断的客串中，终于在水到渠成之后，出现了与凤凰结缘的机遇。再之后就是众所周知的《有报天天读》、《周刊点点评》的应运而生，凤凰老板刘长乐和王纪言先生不拘一格的创意，使得年过半百的我，找到了一个新的言论平台。
大陆著名的电视节目策划人、主持人阿忆曾撰文指出，在遴选主持人的工作上，香港凤凰卫视做得比较出色。当它发现某某大致是块好料，立即毫不犹豫地推上前台，由着他的性子干上一段时间，最后再下定论是否适合，是否继续。窃以为，我这种“变音国语”、臃肿身材、长相平凡、年过半百的对象，在内地任何一家电视台，不仅没有机会上岗，即使哭着喊着争取在电视台当个保安门卫，手无缚鸡之力的我也未必有机会，更遑论被毫不犹豫地推到前台，由着自己的性子干上一段时间。就此而论，刘长乐、王纪言是我人生旅途上的再一次“伯乐相逢”，这的确是我的幸运，也正是因为这种幸运，使得我对凤凰卫视以及它的充满创意、锐意进取充满感激和感恩心情。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大致合适”之辈，是否在今后的岁月里，继续在电视荧屏上寻找我人生的新奶酪，但我实在是太愿意牢牢把握这次机会，在尽献言责的同时，为凤凰卫视构建世界华人电子媒体的理想和远景，继续尽献绵薄之力。
平生第一次冒冒失失走上电视，既没有对观众有一个起码能够交待的容貌和仪态，也没有任何奇异和贵重的脑袋（阿忆语），摸石头过河也罢，掠水而过也罢，一切都是从头学起，所幸遇上了齐心协力、同样充满热情和创意的团队伙伴，也就这样蹒跚学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迈上了另一段人生的旅程。为此失去了许多朋友（含酒肉朋友、知己同道），失去了许多微醺的夜晚，失去了许多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充分体会和感受到凤凰卫视所有员工的拼搏投入，以及凤凰卫视对所有参与者像春药一样的致命吸引力，这是一段又苦又累又开心又充实的日子，是一次年过半百重新学步的开始。
杨锦麟：与凤凰卫视链接的缘分(2)
一位朋友在和我聊天时，曾询问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平时有什么爱好？这个问题让我在那一天感到特别的失落，细想从前和现在，仰天长叹。除了整日繁忙，爬格子谋生之外，还真的一点爱好都没有；工作之余还是工作，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早些年在内地谋职，还有充足的时间和邻居学打太极拳、练气功，来到香港的十多年，为了养家糊口，连当初练的太极拳都忘得差不多了。现如今，只剩下谋生计的乐趣，幸好这种乐趣在凤凰卫视找到了新的契合。每天大清早起床，跌跌撞撞地奔向公司，读报纸，挑新闻，和大家一起
分享，虽苦犹乐，不亦乐乎，其乐无穷！
不亦乐乎之余，更觉得对老板、监制、编导们有许多亏欠：锦麟读报，总有如履薄冰之感，深知自己挥洒点评之余，每每会给老板、监制有意无意惹一些麻烦，让他们承受一些来自方方面面的关切，这些关切偶然之间也会变成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压力”；共事的编辑亦是如此，总有些时候是要为忘乎所以的我“挡一挡子弹，戴一戴钢盔”，难为他们了！所幸读报的节目还能够继续维持，维持在凤凰卫视资讯台的荧屏上，倘佯在凤凰的宽频里……因为广告商安排时段的关系，读报节目悉数调整到资讯台后，至今仍然收到不少观众质疑、责难、关切、抗议的来信，使我更加感到惶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观众再一次对节目的肯定，虽然《有报天天读》暂时离开中文台，但山不转水转，只要和观众们的缘分还在，就有见面言欢的那一天。我期待着，由衷地期待。
《有报天天读》、《周刊点点评》只是我和凤凰结缘的起步，不少观众给我一些让我忍俊不禁的“雅号”——新闻DJ、性感的糟老头儿……尚留有一诗句，似乎是对我这次转进凤凰心境的刻画和写照：锦麟岂非池中物，一遇凤凰便化龙。
和凤凰结缘，看来不再是人生旅途的邂逅，仍然是冥冥中的天意，亦或走过迂回曲折之后命运的安排。和凤凰有缘，我知足；和凤凰结缘，我知恩；我愿意继续努力地走下去……
董嘉耀：三个有利于(1)
在凤凰五年,我一直在做新闻类节目,特别是参与创办《时事开讲》至今,酸甜苦辣,的确有千言万语。不过,像我这样的嘴部劳动者,平常话不少,但真到了现在“开讲”讲了1000期师永刚先生嘱我为这本书讲两句的时候,我却不知从何讲起好。关于节目运作、时事话题、同事、观众，都在脑子里飞速地回转,该如何细说？可能是每天紧贴时事的缘故吧,对政治术语会比较敏感些,而中国政治通常讲究归类总结,好吧，那就说说《时事开讲》对我的三个有利于……
有利于思考
脑子得转,人才算活。喜欢看《时事开讲》的朋友,最一致的反应都是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太棒了。面对突发的新闻事件,纷繁复杂的资讯,散乱的细节,他们总能梳理出一个头绪,点出若干要害,然后娓娓道来。 其实,我是“开讲”的第一听众,我对他们是观察、交流、熟悉、学习到佩服。每每确定了一个“开讲”的题目,或是突发事件需要即时评论,我就会思考到底这样一个事件或话题,我们可以找到哪些切入关注和评论的角度呢？然后再比照评论员的思路,有益有趣。
就拿2003年10月份，中国“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首航成功为例，除了媒体谈到的显示国力提升、科技进步、振奋民心等意义之外,我们的评论员在连续五天的《时事开讲》中,敏锐地指出了其他一系列的观察和思考的角度,让人思路洞开,不妨简单地罗列一下:
……中国国力事实提升,在外仍以发展中国家来定位,如何向国际社会解释、协调;拓展太空的意义,中国历史上曾经失去了海洋,现在应抓住太空发展的机会;军事科技的突破,但“新中国威胁论”也随之再来,如何应对;商业化市场化的意义,中国航天工业应可拓展更广阔的商业用途与国际合作;科研的意义,对中国科研人员士气的提升；希望改善他们的各种待遇,避免高技术人才流失,要后继有人;海外华人普遍激动振奋以外,台湾部分人的复杂心态和言行;如何分析大陆民众的不同反应,譬如有人质疑航天花钱太多,中国有很多地方更需要这些投入;事前报道拘谨保守,没有现场直播,开放与自信的心态还不够,应开拓与国际接轨的思考和报道方式;虽说已成美俄之后的第三位,但与前两者仍然有多方面的大差距,需清醒认识不足;航天群体这次显示出的沉稳,与中国社会目前的一些浮躁心态的比较;海外对中国高层政治的猜测,关注领导人在这一重大事件的出场和言行;但最高领导层分工明确,有序出现,显示集体领导的规范与有序,谣言自破。
以上只是一个事件的不同角度,而《时事开讲》已讲超过1000期了,想想我是受益匪浅。我的同学兼好友梁冬经常羡慕地说:“嘉耀天天守着曹景行、何亮亮、阮次山、杨锦麟,那都是一帮什么人啊;嘉耀简直是读了四年的在职研究生。”我和梁冬在一起吃饭时,经常是他讲娱乐哲学,我讲时事政治。有时我发呆想事,还拿支小笔出来记下要点,他就马上大呼: 嘉耀一思考, 梁冬就发笑。
有利于成长
这本整理《时事开讲》的书出版的时候,我刚好是30岁。俗话说:三十而立。我最近时常自问:何为立?我立了吗?
不久前看一篇报道说,中国大陆目前已经出现了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亿万富豪阶层,他们事业发达,腰缠万贯。同辈中当然不缺这样的成功人士,也是时世造英雄,我也认识几位。但我不会特别羡慕,因为一直以来我就深信自己是没有经济头脑的人。 从25岁开始做《时事开讲》,在这样一种既要对变幻时局及时反应,又要理性分析问题的工作状态中,我在成长中的经历应是我最为宝贵的财富。如果说“三十而立”, 那么我已因凤凰而立, 因《开讲》而立……
我老师的老师,北京广播学院的院长王纪言曾经说过:“电视节目主持人是最毁人的职业,在屏幕中的任何缺点过失都会被放大,再放大。”选择这样的职业,别人看着觉得风光,其实在抛头露面的背后,甘苦自知。 《开讲》一路走来,观众的反馈有赞有弹,需宠辱不惊:在别人把你夸得跟朵花似的时候,要冷静想想自己究竟是不是那么美的一朵花;在别人把你骂得狗血喷头时,要冷静想想这当中有没有道理,自己是否真的一钱不值。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开讲》节目定位的平实理性,对血气方刚的我也是种历练。
董嘉耀：三个有利于(2)
《开讲》更能练人处变不惊，从事媒体业的人往往在有突发新闻事件发生时,会有一种发自内心并充满血液的兴奋和激动,但这时也需要冷静的判断和细心的分析。凤凰这几年见证了许多大事件的起伏过程,而直播状态的评论节目要的是真沉着、大智慧。这几年下来,虽然还是觉得自己容易冲动,或者说仍有激情,但《开讲》的经历，却使我开始成熟，让我思考,这就是成长。
有利于健康
不少观众来信都抱怨《时事开讲》播出的时间太晚了:有观众写公开信向老婆致歉,因看《开讲》晚睡,长年影响夫妻生活;即使被夫人催促上床,但听完《开讲》忧国忧民的话题,心潮澎湃,别的什么兴致都被淹没了;有观众说,难以忍痛割爱,只能深夜守候, 第二天上班无精打采,于健康无益……《开讲》晚播的原因,这本书已经提到,对支持我们但损害了健康的观众朋友,我只能在此既表谢意,又表歉意了……不过,《开讲》对我绝对是有利于健康的。
据说一个人一天喝八杯水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我绝对不止八杯。 想想看,本身做的就是说话的工作,特别是录影《开讲》前,要先和评论员探讨一段很长的时间,两人口沫横飞;到了录节目时,又慷慨激昂;节目做好了,意犹未尽还得聊上一会儿,天天如此,唇干舌燥,只能拼命灌水。 香港的同事都把我们这帮做《开讲》的人称为“口水佬”。的确,占用公司茶水间资源最严重的就是我和评论员们(透露一个细节:曹先生一天起码消耗八到十个茶叶包),当然,在公司厕所里也经常能碰见我们这帮人——新陈代谢良好,当然有利健康。
说到喝水多,还有一个原因,我这人爱出汗。坐着做《开讲》,也能冒汗。倒不是因为紧张,只是摄影棚里30多盏灯烤着;加上在棚里这30分钟的准直播状态中,自己完全处于一种兴奋投入的境地,兴致勃勃地坐着说话也是会出汗的。所以,细心的观众可以在每天节目结束前,看我转身的镜头,分明嘴角和额头在啪啪冒汗，每次做完《开讲》走出棚去,我都有一种运动之后的淋漓快感。
说做《开讲》有利于健康,还因为它不光是脑力劳动和刚才说过的嘴力劳动,它也是体力劳动。 《时事开讲》节目,就只有我和评论员两人,没有助手,无人帮忙。 一旦确定讲题,评论员准备提纲,而所有与之有关的电视元素都是我去设计、准备和完成。看素材、听专访、做图表、玩特技——它毕竟是个电视节目,要做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就得花心思,而且通常的准备时间也就是每天下午的三四个小时，忙乱中的消耗和运动量,就如中等程度的篮球比赛。如果碰到哪天还要做《风云对话》的备稿和录影,加上《时事直通车》的直播,那就是连轴转,团团转了,但人是兴奋的。我是性子急的人,肯定是全公司在楼道里走路最快最匆忙的主持人,有时候经常是小跑的状态,几乎公司里的所有人都被我在楼道里碰撞过——我那么壮,又在快速的运动状态中,犹如蹿出丛林一野猪,被我撞着的人一定会很疼。也借此一角,向所有在公司里被我撞过和将要被我撞着的亲爱的同事们表示诚挚的歉意。顺便说一句,其实公司里的人都挺忙的。凤凰不是有一句台训嘛:女生当男生使,男生当畜生使。 只不过,我这“畜生”心急,喜欢快走,容易乱撞。
我的身体也因此一直很好，真的要感谢各位喜欢看《时事开讲》的朋友! 其实,我也要谢谢《时事开讲》节目!
邱立本：开启信息与评论的另一扇窗
凤凰卫视是中国全球化的另一只眼睛。它使中国在全球化的迷雾中看得更清楚，也让全球华人观众的目光，穿透政治经济与文化偏见所筑起的围墙，看到一些本来看不到的影像，听到一些本来听不到的声音。
凤凰卫视也是全球华人的一道桥梁，连结起不同地区的亲情、商情与政情，让亲情不再生疏、商情不再隔绝、政情不再扭曲。这道桥梁是用很多细腻的、动人的形象搭建起来的，
它使一些背景完全不同的观众，在这全新的平台上，交换生命的碎片，也交换对未来的企盼。
凤凰卫视评论栏目的眼睛，也同时张望境内与境外不同的风景，让两种风景交织其间，引发观众更多的反思。在境外它要看清楚全球化过程独特的时代趋势，准确了解各国成功及失败的经验，掌握现代化的规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9·11”的惊栗到巴格达的风云突变，从台湾选举现场到莫斯科政局的变幻，都带给全球华人观众全新的视觉经验，开拓一些全新的思考空间。
新的思考空间在于信息更自由和更多元化。《时事开讲》的评论以及《有报天天读》等节目，开启了信息与评论的另一扇窗，吹来清新的气息。
凤凰卫视向内张望的眼睛，也清楚看到中国本身巨大的变化。中产阶级的崛起 、民营企业创造GDP逾半的价值，中国汽车的销售额2003年已超过400万辆……市场经济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性观念、男女关系、弱势群体问题，一些过去被视为敏感的话题，现在都可以公开和积极地讨论。
这种开放的态度，也反映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力。胡锦涛所说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正成为中国所有新兴媒体的主旋律。凤凰卫视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发现一个进步和改革的中国。
后记：思想传染(1)
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或者起于偶然，或者起于必然，或者只是一个无从寻找痕迹的故事。如同人。
2000年6月1日我来到这个对于我来说陌生而好奇的凤凰卫视旗下的《凤凰周刊》杂志社。那时候凤凰卫视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时尚神话，因为传说与距离变得先锋、新锐，如同隐藏起来的大名鼎鼎的巨人。我来到这个地方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敬意，或者给自己的未
来寻找一个新的理由。
对于一个害怕了已知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选择带着巨大的反叛。如同我无法选择生存的时代，但我却可以主宰自己选择新的可能。之前，我带着好奇来到这个地方，是想看看世界会在什么地方告诉我新的不同，对这个神话表示尊敬。我想看清楚，距兰州两千公里之外的香港，那里的时间界限、世界观，包括生活的距离，究竟在哪一时刻发生了断裂。
我隐去了自己的身份，我希望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在那里学习到新的常识和看待世界的新方法，当然还有被淘汰或者被遗弃的恐惧。但强大的好奇让我放弃了自己用15年时间取得的人生经验与命运。我想看看，重新的开始之后，我会得到什么？
内心的弱点让我永远都保持着基本的好奇。好奇使我对所有的“无知组成的世界”以及成功都会抱以基本的信心。2000年是我开始进入传媒以及了解传媒的开始。世界上肯定有某种说不清的必然或者偶然。在这之前，我正在写作那本对我很重要的关于《读者》杂志20年的传略。在拖延了一个半月之后，我终于结束了对于这本被许多人喜欢又被许多人憎恨的传奇式杂志的采访，来到了深圳。
这是个陌生的地方。
暑热、广东话以及对于人生价值的重新计算方式，个人命运的无常与动荡，生存的压力，尊严屈从于人民币或者港元……一点一滴的改变立即开始。
这是我接触凤凰卫视的一个切入点。尽管所有的一切都始于外围。先是与众多的明星——吴小莉、窦文涛、许戈辉们成为了同事，许多过于遥远的事件褪去了当初的神秘。当我以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凤凰卫视时，一切都显得热烈、充满期待，或者有更多的不自觉的接近。神秘的东西越来越神秘，许多遥远的细节因为忽然的拉近而变得亲切，甚至失去了新鲜。我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开始了自己的蜕变与身份的混同。
直到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才发现，凤凰卫视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孵化器。它以无言的姿态，改变或传染着每个接近它的人，并且在你不自觉的过程中，就开始了这种变化。而每个人又像一个思想传染者一样，再去传染着这个电视台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凤凰文化。这种思想的传承带着巨大的谜团，令我震撼与好奇，甚至迷失。
我就在这种不自觉中，完成了那本关于《读者》杂志的书。这本书在我来到《凤凰周刊》的第二年完成。许多思考其实是我在办刊的过程中想到的，那本名叫《读者时代》的书，其实是我在参与创办《凤凰周刊》过程中思考问题的一个结果。
我相信那些疑问在《读者时代》中得到了具体的回答，我想那本书能够印行七万册，并在不久前得以再版，其实就说明了这种思考的深度。
那本书的出版使我有了一个更大的野心。希望能为这个充满“神秘精神”的电视台写一本书，回答我的疑问以及所有人对它的关注。
许多事情可能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开始了。2002年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一年。我做了重大选择，离开服务15年的军方，来到凤凰，同时开始了这本书的筹备。
对于凤凰卫视的了解越多，我越发现，许多成功的背面以及那些声名日隆的明星们，更像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我只是一个猜谜者。它的过于庞大，也使我有种无从下手之感。这才是一个只有八年历史的电视台，但并不因为它的历史短暂就令人有种清晰感与对它成功的迅速触及。对于许多人来说，吴小莉、许戈辉、陈鲁豫们就是凤凰卫视。对于另外一部分观众来说，曹景行、阮次山们才是真正的凤凰卫视。而以老板刘长乐、崔强、王纪言为代表的管理层则在投资人与传媒报道中，才是真实的英雄。不同的人的解读都带着自己的立场与学识，甚至势力，而我只是一个体验式的采访者。因为工作之便，我在聊天中与每个主持人、记者寻找当年工作中的蛛丝马迹，或者在高层的某些讲话中寻找新的切入点。
后记：思想传染(2)
但仍然了无头绪。这时候曹先生的出现解救了我。
曹先生打来电话的时候正是午夜，我在办公室里加班。他告诉我《时事开讲》已三周年了，1000期，是否可以总结一下？那件事的缘由是，几家出版社希望将这个午夜节目中论说的东西全部辑录成册。曹先生觉得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说出来的东西变化成文字的时候，就失去了当初的意义，反而会损坏这些只为即时性负责的话语。而且这些文字基本上属于
“时评”。曹先生看过我的那本书，认为能否将这个节目本身的意义写成文字，告诉更多的观众，也许这比那些文字更有意义。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我认为《时事开讲》节目也许会成为我了解凤凰卫视的一个通道。凤凰卫视立台，除了影响力巨大的专题节目和直播新闻，就是评论。而这个开华语世界电视评论先河的媒体行为，早已超越了一个单纯电视节目的影响力，成为关于中国近年来多次重大事件的幕后解密以及民主进程的记录。
这本书讲述了几个人与一个节目的关系。
他们相互依存于一个电子媒介而创造的传奇式的经历，令人沉迷。仔细想想，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杰出的作为，他们只是寻找到了一个平台，而在这个平台上随口说出的话，则发挥了他们无法想象的影响力，并影响到了更多的观众。一切在他们说出来时，都已成为历史。他们的说法许多都无法存留下来，更多的人已记不清他们说的每个论点的要点，或者许多重要的事。但这些论点，都化为了收看者的常识与积累，这就是影响力，他们强大到了只留下一个个令人尊敬的名字，而不是思想。
这使他们更像是某种思想的普及者。
曹先生第一次到达我居住的小屋时，是走路来的。他说他想体会一下这样徒步的感受。事实上，从深圳罗湖车站到我暂住的中心区，也就两公里左右，他把这当成一种历练的方式。一路上，到处有人向他打招呼。他的白发在风中，耀眼动人。
曹先生在采访中，忽略了许多我认为重要的东西，不得已，只好从其他人的采访中寻找答案。许多重要的经历与事件，他只说，我不敢确定，而在谈到他到达香港的原因时，他说这事是个人事件。他更不愿意提及他的父亲曹聚仁先生，甚至认为，这与本书无关。本书最后的样子，是我自己的坚持，我将曹先生许多要求删节的部分，仍然固执地保留了下来。
这样的采访显得被动而无力。好在我搜索资料的能力与从其他人口中寻找资料的方式帮了我。那些剪接起来的故事，其实显得更加生动。他的行为使他显得独立、自信，带着强烈的个人风格，儒雅而不鲁莽，让我不断地想到何亮亮强调的门风优美的问题。
陈鲁豫曾在自己的《心相约》一书中披露曹先生是凤凰卫视的“影帝”，意为曹先生是凤凰卫视影印资料最多的一个人。但其实曹先生还是凤凰卫视的“碟王”。据传，曹先生每周都会花几百块钱去买影碟，每看完后，都会品评说音乐好或者故事好之类的影评，曹先生对看过之碟，从不留存，将之散向各位同仁，董嘉耀就成为曹先生各种影碟的事实上的发行员。凤凰卫视的同仁则把曹先生当成了影碟提供商。担负分发任务的董嘉耀觉得很好玩，他说，从每个人喜欢看的碟片中，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性格与喜好。他披露自己的同学梁冬喜欢刺激，必须标注“三级”的片子才看。当然，董加注说，成龙的许多片子也加注三级，并不是色情片。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刘春好风花雪月，追看凡注某某电影节的文艺片。程鹤麟则喜看打斗，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不用思考的片子。文涛则喜看各种风月大片以及某某喜欢恐怖等等。董嘉耀说他家里积存了上千张碟片，已找不到地方存放了。但他仍然乐此不疲。我很奇怪，董嘉耀在严苛的评论员眼中，竟然是个小孩子式的好人，他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赞美。还有人直接叫他“好人”。
后记：思想传染(3)
每个接触到他的人其实最先感受到的则是他的热情。当然，私下里，这个在电视上显得老成，但现在刚满30岁的年轻人，在酒吧或者OK厅里，则是个玩得很“high”的人。他模仿赵传的歌声达到乱真，令人震绝。他身上有着上世纪70年代人少见的老成、狂热，包括对于老板刘长乐溢于言表的崇拜，以及对老婆的热爱。
阮先生是个溢于言表的人，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自信。这个台湾长大的美国公民，事实上
却对中国有着超乎常人的狂热。当然，我最感动的仍是他的专业精神与敬业。这么忙的一个人，竟然可以同时写那么多的专栏，还要担负数个采访与主持工作。
何亮亮先生极具知识分子样式，处事风格敦厚，讲求门风优美。董嘉耀说何先生身上有许多欧洲知识分子的东西，讲求小资，情调十足，每天下午两点作完节目的间隔，他都会到楼下的咖啡馆去饮一杯咖啡，叫一点小茶点，买一堆报纸。有时看完报，看着外面的大海发一阵呆。几乎每天如此。何先生把此看做调整思路的一个过程。冷静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要素，这些习惯已成为他的组成部分。他相信细节，就像他相信历史就是由细节组成的，没有细节，就没有生动之处。
最初认识何先生时，他显得很平静，对于许多事总是能冷以待之。他的低调会使他在一群人中隐藏起来。他对于许多事物泰然处之，并不就此逼近。他是评论员中较低调并守成的一个人。因此而让人对他肃然。
杨锦麟先生生性放达。首次见面就大笑着说，你是谁呀，采访我，还要我来深圳，架子太大了吧？但很快就相见甚欢，采访他时他还没有到凤凰，正在惋惜他被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骗”去做节目而量身订做的五套唐装没有用武之地，这些唐装很快在一个月后派上了用场。他成为了一个专为他打造的节目的主持人。
初次见面,记忆最深的是他说自己在大陆还算是风流倜傥，但在凤凰卫视做了几次嘉宾后,现在连做“坏事”也不敢了。一个流传在几个人间的段子调侃杨先生：说有次他与几位朋友去“洗脚”，捏脚的小姑娘问他，说你怎么像电视上的那个人啊？老杨感叹，出名最大的不利之处，就是会失去人生中的许多乐趣。而在之前，老杨的声名巨大，他在香港影响较大的《信报》上，以笔名陈子帛，连开了多年的专栏，成为两岸问题的重要观察家。他的影响原来只限在庙堂，而现在电视上的杨先生的影响力则走向了坊间。
杨先生的成功，其实是其个人风格的成功，他用自己的智慧发表两岸评论，同时用自己的语言与说话风格，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读报式评论，并且成为媒体的一个全新的行为。
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这几位被称为“老头儿”的人，都被电视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与命运，并且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和与民众对话的机会。但背后影响到这一切改变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自认为这只是一本关于电视节目的书，没有想到，前后竟用去了两年时间，从2002年上半年开始采访，到最后完稿时，竟到了2004年。这是我写作跨度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有一度曾差点因绝望而放弃，我找不到撰写这个栏目的依据与结构，甚至在写到这个栏目时，我不得不沮丧地发现，这个栏目只是凤凰卫视体系中的一脉，而这一脉，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写到这个，当然就会发现它会牵涉到另一条线。很不幸，我开始用做减法的办法，去写这本书，让这本书尽量成为一个可供操作与模仿的故事框架。我只负责向里面填加各种作料，而不是味精。
文涛认为，我应当在采访完后，沉淀一下，也许会写出新的感受。我听从了他的话。于是有了长达一年时间的等待。我认为这个时间，足够我开始认识这个栏目的力量了。其实我对于这个栏目的认识，还只能称得上是一个肤浅的行动的开始。因为我的解读只是个人行为，绝对不是当初他们所设计的那样。就像《锵锵三人行》最后成为一个《老友记》式的脱口秀，而脱离了早期的时事味精。
后记：思想传染(4)
这本书在写作中得到了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刘长乐先生、常务副行政总裁崔强先生、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先生、《凤凰周刊》社长孙谦先生的帮助与指导。同时感谢接受采访的诸位评论员、主持人以及给予这本书帮助的所有的人。
本书在采写过程中参考与引用了诸多媒体报道，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2004年3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