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刚才说‘73’，你也会问我同样问题呀！”
谈话结束之前，他再问了３个问题，都是很友善的，就像先前那个心理医师一样。他把我的资料交给我，我就转到下个检查站去。
评语：有心理缺憾
我一边排队，一边翻手上的表格，看看他们写的检查结果。完全出于顽皮，我把表格给站在旁边的人看，而且用一种傻里傻气的声音问他：“嘿！在‘心理检验’那一栏你得了什么评语？嘿！你拿了个‘Ｎ’。其他的我都拿‘Ｎ’，只有在‘心理检验’我拿‘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嘛？”我当然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Ｎ’是正常（normal），“Ｄ”是有缺憾（deficient）。那个家伙拍拍我肩膀说：“朋友，没关系，这是毫无意义的，不要担心。”然后他走到屋里另一角落，一副吓坏的样子：那是个疯子！
我开始细看那两个心理医师写些什么，按他们所说情况很严重呢！第一个家伙写道：
觉得别人在谈论他。
觉得有人盯着他。
出现听觉催眠幻。
跟自己对话。
跟去世妻子对话。
姨母在精神疗养院。
眼神怪异。（我知道这是什么回事——那是当我说：“这算是医学吗？”时的眼神。）
第二个医师很显然较为伟大，因为他的字更潦草难懂。他写了些“证实有听觉催眠幻象”一类的话。他还写了许多好像很专业的笔记，看起来很糟糕的样子。我想我还是得向军方澄清所有的误会，否则不大妙。
体检完毕后，有个军官负责决定我们要不要服役。比方说，如果你的听觉有毛病，他便要决定那是否真的严重到影响服役。而由于他们正在拼命搜括役男，这位军官不会随便放过任何人，严格得很。排我前面那个家伙的颈背上，有两根骨头突出来——好像是脊椎移位——军官便站起来伸手去摸他后颈，以确定真假！
我盘算着这就是我澄清误会的时机了。轮到我的时候，我把表格交出，准备说明一切；但他头也不抬，看也没看一眼。一看到“心理检验”旁边的“Ｄ”，他便立刻伸手去拿“拒收”的印章，没问我任何问题；他只在我的表格上盖上“拒收”，然后掷还给我，却还在看着他的桌子。
我走出兵役处，坐上公车回商纳塔迪，途中一直想那天发生的荒唐事件，想着想着便笑出来——大声的笑。我跟自己说：“天呀！要是他们现在看到我，他们便更加确定我是个神经病了。”回到商纳塔迪，我跑去找贝特，他坐在办公桌后，见到我便半开玩笑地问：“怎么样，狄克，及格了吗？”
我拉长脸孔，慢慢地摇头：“没过。”
他突然害怕起来，以为体检结果发现我有什么严重的健康问题。他很关心地问：“怎么回事，狄克？”
我用手指指着脑袋。
他说：“不会吧！”
“会呀！”
他大叫起来，“不——会——的！！”他笑得如此厉害，奇异公司的屋顶差点也被震下来了。
我跟很多人谈到这个故事，大家都觉得好笑，除了少数几个人。
我实在疯了！
回纽约时，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在机场接我。回家路上，我告诉他们发生的事。听完之后，母亲说：“我们该怎么办，迈尔？”
父亲说：“别傻了，露西。这太荒谬了。”
事情好像就这样过去了，但后来妹妹告诉我，当我不在场时，父亲对母亲说：“露西，当着他面时什么也不该说的。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这时候，母亲已经清醒过来了。说：“别傻了，迈尔！”
另外还有一个人不喜欢我的故事。那是在一次物理学会举办的餐宴上。我在麻省理工的老教授史莱特说：“嘿，费曼！给我们讲讲那个兵役处的故事。”
我把故事整套说了。这些物理学家——除了史莱特之外，我一个也不认识——也都从头笑到尾。但当我说完时，有个家伙说：“也许那个心理医师有他的想法。”
我想也没想便问：“请问这位先生是干哪一行的？”这当然是个笨问题，因为我们正在参加物理学家的专业聚会呢，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物理学家说出那样的话。
他说：“呃，其实我真的不应该在这里出现的，但我是应我兄弟的邀请而来参加这聚会。他是个物理学家，而我是个心理学家。”我居然就那样掀开他的真面目！
慢慢地我却担心起来。他们会说，这个人在战争期间获得延缓服役资格，因为他在造原子弹；负责兵役的委员会，一直收到信说这是个重要人物，现在他的“心理检验”却得了个“Ｄ”——原来他是个神经病！但很显然他不是真的神经病；他只是想骗我们相信他是个神经病而已，我们要把他逮回来！
看来情况对我很不利，我必须想个办法。几天后我想到了。我给兵役委员会写了封信：
各位亲爱的委员先生：
由于本人目前正参与教授科学、培育英才的工作，而我们国家的福祉在一定程度上系于未来科学人才是否鼎盛；因此我认为我不应被征召服兵役。不过，各位可能根据我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说，由于我的精神状况不佳——而决定我应缓役。但我觉得这份报告不应被重视，因为报告内容错误百出。而我之所以会写这封信请各位注意该错误，却是由于本人实在疯了，以致不愿藉此机会投机取巧。理查德?费曼谨上
结果：“缓役，健康因素。”
第四部 堂堂大教授
眼中无“物” 心中有“理”
我不相信，如果不教书我还能过得下去。原因是，这样就算我一点东西都想不出来时，我还能跟自己说：“至少我还活着，至少我还在做一些事情，有些贡献。”——这是一种心理作用。
20世纪40年代，我待在普林斯顿的期间，亲眼看到高等研究院内那些卓越心灵的下场。他们都具备了聪明绝顶的头脑，因此特别被选中，来到坐落在森林旁边的漂亮房子里，整天悠哉游哉地闲坐——不用教书，没有任何约束或负担。但等过了一段日子，他们想不出什么新东西来，每个人心里一定开始感到内疚或沮丧，更加担心提不出新想法。可是一切还是如旧，仍然没有灵感。
会发生这种情况，完全是因为那里缺乏真正的活动和挑战：他们没有跟做实验的学者接触，也不必思索如何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什么都没有！
在任何思考过程中，当一切进行顺利、灵感源源不绝时，教书确实是一种妨碍，十分讨厌。但有更多的时候是脑袋空空的，如果既想不出什么、又没做什么，那真会教人疯狂！你甚至不能说：“我在教书呀！”
而且，在课堂上时，你可以思考一些已经很清楚的基本东西。这些知识是很有趣、令人愉快的，重温一遍又何妨？另一方面，有没有更好的介绍方式？有什么相关的新问题？你能不能赋予这些旧知识新生命？基本的东西思考起来并不难；而如果你没想出什么新东西来，没关系，以前想过的已足以应付讲课之用了。但如果你真的有什么新想法，能从新角度看事物，你会觉得很愉快。
学生问的问题，有时也能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他们经常提出一些我曾经思考过、但暂时放弃、却都是些意义很深远的问题，重新想想这些问题，看看能否有所突破，也很有意思。学生未必理解我想回答的方向，或者是我想思考的层次；但他们问我这个问题，却往往提醒了我相关的问题。单单靠自己，是不容易获得这种启示的。
因此对我来说，教书以及学生，使我的生命继续发光发亮，我也永远不会接受任何人替我安排一切——快快乐乐的不必教书。永远不会！
但有一次我接到这样的邀请。
二次大战期间，当我还在罗沙拉摩斯时，贝特替我争取到康奈尔大学的工作，年薪3700美元。当时另外还有机构提出更高薪资，但因为我喜欢贝特，于是我决定到康奈尔，而不考虑钱的问题。贝特非常关心我，当他发现别人提出更高薪水，他就主动跟康奈尔谈，把我的年薪提高到4000美元。我那时还未开始上班呢！
康奈尔通知我，我要教的是数学物理；同时告诉我，应该在11月6日到校——确实日期记不清楚了， 日期定在年底好像有点奇怪，我从罗沙拉摩斯坐火车到绮色佳（Ithaca），途中有一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曼哈顿计划的报告。我还记得火车到了纽约水牛城之后，我才开始计划讲课内容。
你必须明白在罗沙拉摩斯的压力：每个人都尽快地工作，很努力、很拼命地工作，而每件事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完成。因此，在开讲之前的一两天，我才在火车上开始准备课程，已经是习惯成自然的事了。
对我来说，教授数学物理是最理想不过了。在战争期间，把数学应用到物理上，正是我的工作重心。我很清楚哪些方法真的很有用。哪些没用。在那样拼命工作、花了４年在应用数学技巧上之后，我真的是经验丰富了。我列出了各个数学项目以及处理方式。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当时在火车上做的笔记。
四处搜寻旅社
到了绮色佳，我走下火车，像平常一样把笨重的皮箱扛在肩上。有个家伙喊：“要搭出租车吗，先生？”
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坐出租车，我那时候年轻、没钱，又喜欢我行我素。但我又想：“我现在当教授啦，必须要有点尊严才行。”于是把行李放下来提在手上，说：“好呀。”
“去哪里？”
“旅馆。”
“哪一家旅馆？”
“随便哪家旅馆。”
“你有预定房间吗？”
“没有。”
“现在房间不好找呢。”
“我们就一家家地去找，你在旅馆门口等我。”
我试了“绮色佳旅馆”，没空房间。我们跑到“出外人旅馆”，还是没有。我跟司机说：“这样在城里开来开去是不行的，那样得花太多钱了，我步行好了。”我把行李留在出外人旅馆，便四处乱逛找房间。
我碰到另一个乱逛找房间的人。原来周围的旅馆真的都没希望了。没多久我们逛到某个山坡上，慢慢发现已经走到大学校园附近了。
我们看到一幢好像宿舍的房子，窗户敞开、里面有些双层床。这时已经是晚上了，于是我们进去询问能不能睡在那里，他说：“来吧，就在这里睡吧！”
我觉得那样不太好，跟偷窃好像没两样。如果他们回来发现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会惹上麻烦的。于是我们离开那房子，继续走了一段路，看到街灯下有一大堆落叶。当时已是深秋，叶子大概是从草坪上扫到这里来的。我说：“嘿！我们可以躺在叶堆上睡呀！”我试了试，感觉软软的。我厌倦了那样逛来逛去，在落叶上睡觉简直是十全十美！但我又害怕会因此惹上麻烦。早在罗沙拉摩斯时大家都取笑我——我又打鼓，又怎么的——说康奈尔不知道请来的是什么样子的教授，还说我一定会做些傻事而大大出名了；因此我得庄重点，最后很不情愿地放弃在那堆树叶上睡觉的念头。
在沙发上过夜
我们又再游荡了一会，看到一座很大、看起来很重要的建筑物。走到里面，发现走廊上放了两张沙发。与我同行的人说：“我要在这里睡！”随即倒在沙发上。
我实在不想惹麻烦，终于在地下室找到一个清洁工，问他到底可不可以在沙发上睡。他说：“当然可以。”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之后，赶忙打听什么时候开始上课。我跑进物理系办公室问：“什么时候开始上课？我缺课了吗？”
里面的人说：“你什么都不用担心，８天后才开始上课。”
我震惊极了！然后我的第一句话是：“那么你们为什么叫我一个星期前就跑来？”
“我以为你会喜欢早一点来熟悉环境，找地方安定下来等开学。”
我从罗沙拉摩斯回到文明世界，却完全搞不清楚情况！
吉布斯（Gibbs） 教授叫我到学生中心去解决住的问题。那地方很大，很多学生在那里转来转去。我走到一张放了“住宿”牌子的大桌子前说：“我刚到这里，我要找个房子。”
那家伙说：“朋友，绮色佳的房子难找得很呢。事实上，信不信由你，昨天晚上有个教授还不得不在这里的沙发上睡！”我周围一看，原来是同一个地方！我转过身来说：“我就是那个教授了，而教授我呢，不想这样再来一遍。”
展开新生活
在康奈尔的前几年很有趣，有时甚至很滑稽。到学校之后没几天，吉布斯教授跑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说通常到了学期末我们不收新生，但如果申请者非常、非常优秀的话，我们会收他。然后他递给我一份申请书，要我评估。
他回来时问：“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没有。”
“我觉得他是第一流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收他。能找到这样的学生是我们的运气。”
“是的，但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照片？”
“那有什么关系？”我大叫起来。
“没有啦，先生！很高兴听到你那样说。我只是想试看看我们的新教授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已。”
吉布斯很欣赏我那样跟他直来直往，而不想：“他是系主任，我是新来的，说话最好小心点。”我脑筋没动那么快、想到那么多；我的反应很直接，想到就说。
还有个家伙跑到我的办公室，要跟我谈哲学。我不大记得他说过些什么了，他们想找我参加一个教授联谊会——这可是个反犹太的团体，他们认为纳粹并不那么坏。他努力解释犹太人做这、做那……。真是一派胡言！我等他把话说完，然后跟他说：“你晓不晓得你犯了个大毛病了：我就是生长在犹太家庭里的。”他出去了，从此我却对康奈尔大学人文科系的某些教授失去了敬意。
这时候，我太太已去世，一切得重新开始，我希望能结交一些异性。而当时社交舞会很流行，康奈尔也不例外，特别是针对大一新生及旧生而设的舞会。
我还记得我参加的第一个舞会。在罗沙拉摩斯期间，我已经有三四年没跳过舞了，甚至没什么社交。因此，我在这个舞会中卖力地跳。我想我跳得不错，从舞伴的愉快神情中，不难看得出来。
我一边跳舞、一边跟舞伴闲聊，她会问问我的事情，我也反问几句。但当我想跟跳过舞的女孩子再跳一次时，我得到处找她。
“你要不要再跳？”
“不，对不起，我得透透气。”或者“哦，我要到化妆室去。”——都是借口，连续两三个女生都如此！我怎么了？我的舞艺太差了吗？我的人格低劣吗？
我又找另一个女孩跳舞，大家重复同样的寒喧：“你是大学部的，还是研究所的学生？”很多学生看来年纪颇大，因为他们当过几年兵。
“不，我是教授。”
“呃？你教些什么？”
“理论物理。”
“你大概还研究过原子弹呢！”
“是呀，战时我都待在罗沙拉摩斯。”
她说：“你真是个该死的骗子！”就走开了。
那让我松了一大口气。什么都清楚了，我跟每个女孩子说那单纯、愚蠢的实话，却一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很明显，从头到尾我都表现得很有礼貌、自然又大方，有问必答的，一切都很美好；然后突然“呼！”的一声，什么都不灵了，一个个女孩都离我远远的，直到这个女孩说我是骗子之前，我真的是一头雾水。
之后我便回避所有问题，效果便迥然不同了：
“你是个新生吗？”
“噢，才不呢。”
“研究生？”
“不。”
“你是干什么的？”
“我不要说。”
“为什么不肯告诉我？”
“我不想说……”——她们就一直跟我谈下去！
结果那天晚上我带了两个女生到家里，其中一个告诉我，其实我用不着为了只是个大一新生而尴尬，有很多跟我一样年纪的也才刚开始念大学，这真的没什么关系。她们是大二生，都尽力发挥母爱，努力地给我心理建设；但我不愿看到这许多歪曲及误会；于是让她们知道我的教授身份。她们很生气，觉得被愚弄了，在康奈尔当年轻教授的那些日子里，我确实碰过不少麻烦。
觉得自己油尽灯枯
总之，我开始讲授数学物理课，也还开了一门电磁学，计划做些研究。战前当我在修博士学位时，我发明了一种新方法，用路径积分来做量子力学，还有一大堆题目想研究。
但那时候，除了准备课程之外，我经常跑到图书馆去，读《天方夜谭》，偷看身边的女孩；而到了做研究时，我便无法专心工作。我觉得有点累，提不起兴趣，我无法做研究了！这种状况好像持续了好几年。记得有一次我在思考伽玛射线的问题，写了一两行便写不下去了。我深深觉得，由于战争以及其他事情——太太的去世等——我已经油尽灯枯了。
现在，我却看得比较清楚了。首先，年轻人往往无法意识到准备一堂精彩的课要花多少时间，特别是第一次教书的时候；更不用说还要实际进教室上课、出考题、想想考题是否合理等等。我的课教得很好，每堂课都花了很多心血，但我完全不知道那是很重的工作！于是我就坐在那里读《天方夜谭》，觉得自己油尽灯枯，不断地自怜自艾。
荒谬的邀约
这段期间，有不少大学或工业界邀我跳槽，薪水比我当时的高。但每次发生这种事情时，我就会更加沮丧。我跟自己说：“他们给我这么多好机会，但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哪里能接受这些聘约呢？他们会期望我有所建树，但我什么鬼也建树不了！我什么也想不出来……”
最后，信箱里出现一封来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信，他们邀请我到那里。爱因斯坦、冯诺曼……那些卓越的人物！他们写信给我，邀我到那里当教授！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教授呢。不知怎么的，他们知道我对高等研究院的感受：像太注重理论啦、缺乏真正的活动及挑战等等。他们在信内写道：“我们充分了解你在实验和教学方面都有相当的兴趣，因此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份教职，如果你愿意的话，一半时间在普林斯顿大学，一半在高等研究院。”
高等研究院！特别安排！职位甚至比爱因斯坦的还要好！太理想、太完美了；也太荒谬了！
这是真的很荒谬。其他的邀约令我情绪低落，但只到某个限度。他们只不过期望我会有所建树。但这项邀请是那么的荒谬，这是我永远不可能做到的地步，完全离了谱。其他人不过弄错了，但这是天大的荒谬！我一边刮胡子，边想边笑。
然后我想：“他们把你想得那样神奇，你却觉得无法做到名副其实，但你没有责任要满足他们的期望啊！”
这是个极为高明的想法：你完全没有责任要做到其他人觉得你应该做到的地步。我没有责任要符合他们的期望，这是他们的错，可不是我失败了。
高等研究院以为我是那么优秀，并不是我的失败；很明显，这是个错误。而就在我想到他们可能看错了的那一刻起，我也意识到这个道理可以应用到其他地方，包括我身处的大学。我就是我，如果他们预期我有那么优秀，而因此付我薪水，那么他们该自认倒楣了。
就在那一天，奇迹出现了。也许是刚巧听到我跟人讨论这些感受，或者是真的对我了解甚深，总之，当时在康奈尔实验室当主管的威尔逊把我找去，很严肃地跟我说：“费曼，你教书教得很好；你很不错，我们觉得很满意。当我们聘请一位教授时，我们会负起所有风险，如果不够好，也没话好说了。但你不应该担心你在做些什么以及没在做些什么。”当时他说的更加精彩，总之这番话把我从罪恶感中解放出来了。
接着我又有一个想法：目前我有点厌烦物理，但从前我很能够享受物理的乐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从前我都在跟它玩游戏。从前我随兴之所至——我不会忧虑这究竟对核子物理的发展是否重要，只会想这是否有趣，好不好玩。还在念高中时，看到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流逐渐变少，我很好奇能不能研究出它的曲线，而我发现那并不难。事实上，我根本没必要去研究它，它对科学发展也无关重要，何况那问题早有人研究过了。但对我来说毫无分别：我还是会发明些什么，为了觉得好玩而做物理。
这就是我的新人生观。好吧，我筋疲力尽，我永远不会有多么伟大的成就。而目前在大学这份教职很不错，我颇能自得其乐。那么就像读《天方夜谭》一样，让我来玩玩“物理游戏”。什么时候想玩就什么时候玩，不再担心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享受物理
就在那个星期内某天，我坐在餐厅里，旁边有些人在玩耍，把一个餐碟丢到空中。碟子冉冉升起时，我注意到它边飞边摆动，边缘上的红色康奈尔校徽也转来转去，而且校徽运动的速度比碟子转动的快。
我反正闲着，于是着手计算碟子的运动。结果发现当角度很小时，校徽转动的速度是摆动速度的两倍，刚巧是2比1，而这是从一个很复杂的方程式推算出来的。我想：“有没有更基本的方法来处理这现象，例如从力或动力的角度来了解为什么刚好是2比1？”
我记不得过程细节了，但最后我计算出碟子上各质点的运动，以及所有加速运动怎么相互平衡，使得速度比刚好是2比1。
我跑去跟贝特说：“嘿！我发现了些很有趣的现象，当餐碟这样转时……是2比1，原因是……”我告诉他加速运动等等。
他说：“费曼，那很有趣，但那有什么重要？你为什么要研究它？”
“哈！”我说：“那没什么重要，我只是觉得好玩而已。”他的反应丝毫没有使我泄气，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享受物理，随兴之所至。
我继续推算出盘子转动的方程式。随后我思索电子轨道在相对论发生作用的情况中会如何运动，接着是电动力学里的狄拉克方程式，再接下来是量子电动力学。我还来不及细想究竟怎么回事（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我就在“玩”——事实上是工作——以前我很喜爱、但因为到罗沙拉摩斯而中断研究的题目，以及许多老旧、但美妙的现象。
一切是那么毫不费力，这些题目玩起来是那么容易，就好像打开瓶盖一样，所有东西都毫无阻塞地流出来。我差点产生抵抗之心了！我做的毫无意义，可是结果呢，却恰好相反：后来我获颁诺贝尔奖的原因——费曼图以及其他的研究——全都来自那天我把时光“浪费”在一个转动的餐碟上！
第四部 堂堂大教授
有什么问题吗？
在康奈尔大学教书时，我每个礼拜都要到水牛城一趟，在当地的航天实验室讲课。康奈尔跟这家实验室互有协议，学校方面派人到他们那里，晚上开物理课。这件事原本已有人负责，但由于学生传出不满的声音，物理系便跑来找我。那时我只是个年轻教授，资历很浅，不懂得如何拒绝，便同意了。
他们安排我搭乘一家小型航空公司的客机。公司名字是罗宾逊航空公司（后来改名莫霍克航空公司（MohawkAirlines））。记得我第一次飞去水牛城时，飞机师就是罗宾逊先生本人。他先敲掉凝结在机翼上的冰块，然后我们就起飞了。
总而言之，我一点也不喜欢每星期四晚上到水牛城。除了基本花费之外，学校还付我35美元的酬劳。我是在经济大萧条年代中长大的，所以早就计划好要把钱存起来，在当时来说，那已经是很大的一笔钱。
但是我突然省悟：那35美元的功能，是要使得水牛城之行更有吸引力，而正确的方法就是把它花掉。因此我决定，每次飞到水牛城授课时，都要花掉那35美元，享受一下，看看会不会使行程更为值得。
游水牛城
我是个涉世未深的人，要花钱也不知从何花起，于是我请出租车司机带我见识一下水牛城的娱乐场所，我是在机场搭上这位出租车司机的车，还记得他名字叫马酷素，驾驶第169号出租车。 他很会帮忙，每个星期四晚上当我飞到水牛城机场时，我都特别要求坐他的车。
那天，在正式讲第一课之前，我问马酷素：“哪里可以找到很热闹、很有趣的酒吧？”我以为酒吧都是热闹有趣的地方。
“阿拉比小馆，”他说：“这是个很有生气的地方，会碰到很多人。等你下课后我带你去吧。”
下课后马酷素来接我，在前往阿拉比的途中，我说：“到了那儿我总要叫杯饮料。他们有什么好的威士忌？”
“你就点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他教我。
阿拉比小馆是个蛮高雅的地方，人很多很热闹。那里的女士都穿着毛皮大衣，每个人都很友善，电话响个不停。
我走到吧台，点了杯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酒保很友善，很快便找了位漂亮女士坐在我旁边，介绍我们认识。我买了杯酒请她，我很喜欢这地方，当下决定下星期再来。
于是每星期四晚上，我到了水牛城后， 都坐169号出租车去讲课，然后到阿拉比小馆，点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这了几个星期后，只要我一踏进阿拉比，就有一杯黑白威士忌及一杯水在那里等着我。“你的酒，先生。”这成为酒保跟我打招呼的方式。
通常我会把酒拿起来，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镜头一样，一口气喝掉，好让其他人知道我是个真正的硬汉。闲坐20秒之后，我再把水喝下去。习惯以后，慢慢的我连水也不必喝了。
那位酒保总是不会让我身旁的椅子空着，每次都介绍我认识一些漂亮女人。可是到了酒吧打烊时，她们都自行离去。我想很可能是因为到了那时，我已醉得很厉害了。
有一次，到了阿拉比要打烊时，那晚的女伴提议我们去另一个地方，她在那里认识很多人。那地方在一幢建筑物的二楼，从外面看，简直看不出二楼是一家酒吧。水牛城规定所有酒吧必须在两点钟打烊，之后所有人便都被吸引到这里的二楼，一切继续下去——当然，这是非法的。
我常在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留在酒吧里看热闹，却又不致于喝醉？一天晚上，我注意到有个常来的家伙跑到吧台点了杯牛奶。他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他患了胃溃疡了——可怜的家伙。我因此想到一个好主意。
下一次到阿拉比小馆时，酒保问：“跟往常一样吗，先生？”
“不，给我一杯可乐，只要可乐就好了，”我说，脸上装出一副很失意的样子。
其他人围过来安慰我：“是呀，三星期前我也不能喝酒。”“这真苦呀，费曼，真的很苦。”另一个说。
他们都对我崇敬有加。我不能喝酒，但仍然有胆走进酒吧里，面对所有的诱惑，只点了杯可乐来喝。这一切当然是因为我要来看我的朋友。我那样足足装了有一个月之久，真是够卑鄙！
惹上麻烦
有一次我进洗手间，有个醉鬼正在小便。他用一种卑劣的声音跟我说：“我很讨厌你这张脸，我想把你的脸按到你的头里去。”
我吓得脸变绿了。但我用同样卑劣的声音回答说：“滚开，别挡我的路，不然我就尿在你身上了！”
他又说了些话，情况愈来愈接近打架边缘。但我从来没有跟人打过架，不太知道要怎么打，更害怕会受伤。我只想到一件事，于是赶忙站到离墙壁远一点的地方，否则如果我被打了，背部又会撞上墙壁，那等于二度被打。
突然我感到眼睛有种奇怪的声音，并不怎么痛，我还来不及想，却已回敬了那家伙一拳。我实在觉得很有趣，原来自己不用想就有反应，身体里的机件全都知道该怎样做了。
“好啦，我们一比一平手了，”我说：“你还想打吗？”
他往后退，继而离开。如果他跟我一样笨，也许我们真会把对方打死的！
我跑去清洗一下，双手不停发抖，牙龈里流着血——我的牙龈向来很脆弱，眼睛也痛得要命。镇定下来后，我大摇大摆的跑回去跟酒保说：“黑白，外加水。”心想这会使我平静下来。
留下黑眼圈
我没注意到，刚刚在厕所里挨了我一拳的家伙，正在酒吧的另一头跟三个人谈话。一会儿，那三个又高大又粗壮的家伙跑过来围着我，居高临下、威胁地说：“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跟我们的朋友打架？”
我实在够笨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受人恐吓呢，我只知道是非黑白。我也火起来了，跟他们针锋相对：“你为什么不去问你的朋友，是谁开始找麻烦的？”
那些大汉没想到他们吓不倒我，全都楞在当场，随后还转身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家伙跑回来对我说：“你说对了，柯里经常跟人家打架，然后叫我们出面替他摆平。”
“当然我对！”我说。那家伙坐到我旁边，柯里跟他两个朋友也跑过来坐在我对面，隔两个座位。柯里叽叽咕咕的说我的眼睛很难看，我回敬他说，他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继续嘴硬，因为我以为酒吧里的男子汉都那样讲话的。情况愈来愈紧张了，酒吧内的人都在担心会发生什么事。酒保喊：“这里不能打架，朋友！冷静点！”
柯里从牙缝中挤出嘶嘶声，说：“没关系，等他出去再整他。”
突然，酒吧出现了个天才。这人跑过来跟我说：“嘿，丹尼！你什么时候进城里来的？最近好吗？”
然后他对柯里说：“喂，保罗！我来介绍我的好朋友丹尼。我想你们会很合得来。干嘛不握握手？”
我们握了一下手。柯里说：“呃，幸会。”
大天才靠过来轻声说：“赶快溜！”
“但他们说会……”
“走啦！”他说。
我一手拿起大衣，赶忙溜走。一路上我紧靠建筑物的墙壁，以防他们追出来找我。不过半个人影也没有，我就安全回到旅馆了。刚巧这晚是我教的最后一课，往后数年，我也没再回阿拉比小馆了。
（大约10年后，我回去过那里一次，但看到的阿拉比已面目全非。它不再优雅闪亮了，而是脏乱破落，坐了一些三教九流的人。酒保早已换人，我跟他谈从前的日子。“噢，是的！”他说：“那时候来这里的，都是赌赛马的和他们的女朋友。”我才明白为什么当年那些人都那么友善体面，更明白了为什么电话总是响个不停。）
第二天起床以后，在镜子中一看，才发现被打过的眼睛已变黑变肿！那天回到绮色佳，我拿一些文件去院长室，有个哲学系的教授看到我的黑眼眶，大叫起来：“噢！费曼先生！你这不可能是撞到门那么简单吧？”
“当然不是，”我说，“我在水牛城一家酒吧的男厕所内跟人打架。”
“哈哈哈！”
最麻烦的，是我还得照常上课。我走进教室，头低下来看我的笔记。准备好开始讲课后，我抬起头来，直直的看着他们，然后说我讲课前的一句开场白——但这次口气较以前凶悍：“有什么问题吗？”
第四部 堂堂大教授
还我一块钱！
在康奈尔教书时，隔没多久我就回法洛克卫老家一趟。有一回当我在家时，电话响起来：是加州打来的长途电话！那时候长途电话代表发生了很重大的事件，特别是从加州这等神奇的地方打来的。
电话另一头的家伙说：“你是康奈尔大学的费曼教授吗？”
“没错。”
“这是×××飞机公司的×××。”那是加州一家很大的飞机公司，可惜我忘了它的名字。那人继续说：“我们计划设立一个研究核动力飞机的实验室。我们每年的预算有多少多少百万美元……”天文数字！
我说：“等一下，先生，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跟我谈这些事情。”
“让我说，”他说：“先让我把事情说清楚，请让我用我的方式处理这件事。”于是他继续讲下去，说实验室将来会有多少人、有多少个博士级的研究人员……。
“对不起，先生，”我说：“但我想你找错人了。”
“你不是理查德?费曼吗？”
“对，没错，但你在……”
“请你让我先把话说完，然后我们再讨论。”
“好啦！”我坐下来，半闭着眼，听他说了一大堆所有关于这个计划的细节；但我还是完全搞不懂，为什么他要告诉我这些事情。
终于他解释完之后说：“我把计划告诉你，是因为我们想知道，你愿不愿意来当实验室的所长？”
“你真的找对人吗？”我说：“我是教理论物理的教授。我不是火箭工程师，也不是飞机工程师。”
“我们很确定没找错人。”
“你们从哪里找到我的名字的？为什么会找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