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１０分钟内，我就打开了装满机密的保险柜了。他们全都瞠目结舌，很显然保险柜并不怎么保险！这个打击太恐怖了。这些“可阅读、不可带走”的高度机密全锁在这个美妙的柜子里，而这家伙只花１０分钟就把它打开了！
当然，我之所以有办法把锁打开，事实上是因为我一看到锁，就有把后两个号码摸出来的习惯。之前一个月，我曾经来过橡树岭，在同一办公室内待过；那次保险柜刚好打开，我则由于习惯成自然，毫无意识地就把密码的后两个数字找出来了。事后我没有把它们记下来，不过我隐隐约约还有印象，于是我首先试40－15，再试15－40，但都不对。然后我试10－45，便把柜子打开了。
人人避而远之
差不多的情形还发生过一次。我写了一份报告，需要橡树岭的一位上校核准。一个周末，我跑到橡树岭见他。我的报告放在他的保险柜内。其它人用的档案柜，都跟我们在罗沙拉摩斯用的是同一种类；可是他是上校，因此他的档案柜高级多了——它有两层带有大把手的门，把手牵动４只厚３／４英寸的不锈钢锁栓。上校拉开那两扇铜门，把报告拿出来看。我很少有机会看到真正好的保险柜，于是我说：“你读报告的时候，我能不能看看你的保险柜？”
“看吧，”他说，信心满满的，觉得我绝对没法奈它何。我看了其中一扇门的背后，发现数字盘连接到一个小锁上，而这个锁赫然跟我在罗沙拉摩斯档案柜的锁一模一样！同一家公司，同样的小锁栓，不同的是当锁栓掉下去之后，保险柜上的把手可以将一些棍子横移，再透过一堆杠杆的作用，你便能将那些３／４英寸的不锈钢锁栓拉出来。完全出于“专业完美主义”，也为了确定它们是同一种锁，我用同一种手法，取下了密码的后两个数字。
这时候他还在看报告。等他读完后他说：“可以了，报告写得很好。”把报告放在保险柜里，握着巨大的把手，把那巨大的黄铜门关上。当它关上时，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美好，但我知道这一切都只是心理作用，因为它用的还是同一种见鬼的锁。
我忍不住刺他一下（我总喜欢跟那些穿着漂亮制服的军人开玩笑），说：“看你关保险柜的模样，你好像觉得东西放在里面都很安全。”
“当然。”
“你觉得很安全的唯一原因，是一般老百姓称它为‘保险柜’（我特别用“老百姓”这个字眼，让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他被老百姓骗了一样）。”
他火了：“你这什么意思——这不保险吗？”
“好的锁匠在３０分钟内，便可以把它打开。”
“你能在３０分钟内能把它打开吗？”
“我刚刚说‘好的锁匠’。如果是我要45分钟。”
“那么嘛！”他说，“我太太在家等我吃晚饭，但我要留下来看你表演，现在你给我坐下来，我要看着你弄这鬼东西45分钟还打它不开！”他坐在他的大皮椅上，把腿跷在办公桌上，看起书来。
我充满信心，拿了张椅子到保险柜前面坐下，然后装模作样地随便乱转数字盘。
大约 5分钟后——如果你坐在那里干等的话，这已很久了——他开始没耐性了：“怎么了，有什么进展吗？”还有：“像这种柜子，打不开就是打不开啦。”
我估算再过一两分钟就差不多了，于是开始认真地试。两分钟后，“卡沥！”门打开了。上校嘴巴张开，眼珠突出。
“上校，”我很严肃地说：“让我告诉你这些锁的毛病：如果任由保险柜的门或档案柜最顶层的抽屉打开，人家很容易就可以找出密码。为了证明其中的危险，当你在看报告时，我就把它找出来了。你应该下令大家在工作时，要把他们的档案柜锁上。这些保险柜敞开时都十分好对付的。”
“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那真有趣！”从此以后，我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了。
下一次到橡树岭时，所有知道我是谁的人见到我，都说：“别从这里过！不要走过来！”原来，上校发了一张问卷，上面问：“上次费曼先生来访时，他有没有来过、靠近过或经过你的办公室？”有人说有，其他说没有。说有的人收到另一则通知：“请更改保险柜密码。”
这就是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了：我就是危险的根源。他们为了我便要把密码全部更改，而更改密码、背诵新密码都是件苦不堪言的事，因此他们都很气我，不想我再靠近他们，害怕等一下又得更改密码。当然，他们在工作时，档案柜的抽屉一如既往，还是开着！
第三部 从军记
开锁英雄惜英雄（2）
妙贼费曼
我们在罗沙拉摩斯的所有工作成果及记录，都藏在那里的图书馆内。那是一个很坚固的混凝土房子，门很大、很漂亮，上面装了可以转动的金属锁——就像银行里的金库般。我曾经试过仔细地研究它。我认识那位管理图书馆的小姐，求她让我玩玩那道锁。我简直被它迷住了：那是我看过最大的一把锁！但我发现，我的方法也不管用了，就算门开着，我也没法找出密码的后两个数字。事实上，当我转动数字盘时，我就使锁进入“锁着状态”，锁栓凸了出来，连门也没法关上，直到管理员小姐跑来把锁打开。于是，对那把锁的研究就只能到此为止了，我没有足够时间找出它的原理——那超过我的能力范围了。
战后，我到康奈尔大学教书。那一年暑假，我又回到罗沙拉摩斯。因为我有一项研究工作，做到一半时发现必须参考以前写过的一份报告，却记不清其中内容，而这份文件还藏在罗沙拉摩斯的图书馆里。我跑去调阅文件，但图书馆门口有个带枪的士兵在巡逻。那天是星期六，而图书馆在星期六都是不开的。
我突然想起我的好朋友狄霍夫曼，他在解密部门工作。战后军方考虑解除部分文件的机密禁制令，因此他不停地要往返于图书馆及办公室之间，审阅这份文件、审阅那份文件、核对这、核对那，简直要疯掉了！最后他把每份文件——所有关于原子弹的秘密，全都影印了一份——放在自己办公室内，一共有九个档案柜之多。
我跑到他的办公室，灯还亮着，看来有人在那里——也许是他的秘书——刚巧走开了，我只好等一下。我一边等，一边又伸手去转档案柜上的数字盘。我不知道密码的最后两个数字，因为这些档案柜都是在战后才送来的，那时我已离开。我开始想那些教人开锁的书，我想：“我从来都没有把书上说的那些花招放在眼里，也没想过试用一下，但现在不妨试试看能不能用它们的方法，把狄霍夫曼的档案柜打开。”
第一招：秘书因为害怕忘记密码，因此会把数字组合写在什么地方。我开始照书中提到的地方去找。办公室抽屉都锁起来了，但那锁普通得很，拉瓦提尼早就教过我了——砰！锁开了。我沿着抽屉边看，什么也没有。
接着我翻看秘书的文件。我找到一张每个秘书都有的纸，上面写着整齐的希腊字母——以便看我们写的数字方程式时，做辨认之用——及标上它们的发音。而在表的顶端，好像不经意的，写着π＝３．１４１５９。那刚好是６个数字，秘书小姐为什么需要知道π的数值？太明显了，再没有其他理由！
我跑到其中一个档案柜那里试３１－４１－５９，没打开。我再试５９－４１－３１，还是没打开。再来９５－１４－１３，将前后数字调过来、反过去——全不成功！
我把抽屉关上，正要走出办公室，突然想起书上说：接下来，试试心理推理。我跟自己说：“狄霍夫曼铁定是那种用数字当密码的人。”
跑回到那个档案柜，我试２７－１８－２８，“卡沥！”它真的开了！（除了π之外，第二重要的常数就是自然对数的底了，即ｅ＝２．７１８２８……）那里一共有９个柜子，我只打开了一个，但我要的文件却在另一个柜子内——文件均依作者姓名顺序排列。我在第２个柜子上试２７－１８－２８，“卡沥”又打开了！密码一模一样。我想：“这可好玩了！我已打开了原子弹的机密了。但如果我以后要跟别人说这段故事，最好确定所有密码都一样！”部分档案柜放在隔壁房间，于是我随便挑了一个试２７－１８－２８，又打开了。到目前我开了３个柜子，密码全都一样。
我心想：“现在我可以写一本更精彩的开锁书了，因为一开头我会提到我怎样打开了这些保险柜，里面放的东西比任何开锁专家开过的更重要、更宝贵——当然，除了人命之外。但跟宝藏或毛皮相比，我打开的保险柜内放的东西重要多了：所有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包括生产钚的流程、提炼程序、需要多少材料、原子弹的原理、中子如何产生、原子弹的设计——罗沙拉摩斯的所有知识都在这里了！”
我跑回到第２个档案柜那里，把我要的文件取出。然后我拿起一枝油亮的红蜡笔，随手找了张黄色的纸，在上面写道：“借去了编号ＬＡ４３１２的文件——撬锁专家费曼留。”我把字条放在柜内文件上，把它关上。
我又在第一个柜子内留了另一张字条：“这个柜子也不难开呀——聪明鬼留。”随后把它关上。在隔壁的档案柜里，我写“密码全都一样时，个个柜子都不难开——同一人留。”把抽屉关上，然后回到我的办公室去写报告。
只是恶作剧
傍晚我在餐厅吃晚饭，碰到狄霍夫曼。他说他正要回办公室，我觉得那会很好玩，便跟他一起去。
他开始工作，没多久便跑到隔壁去打开那里的档案柜，却出乎我预料之外——他刚巧跑去打开我放第三张字条的柜子。他拉开抽屉，映入眼帘的是那张颜色鲜黄、写满了红字的字条。书上经常说人害怕时，会“面无血色”，但之前我从未见过那种脸色是什么样子。现在我知道那一点都不假。他的脸转成灰暗的黄绿色——看来真的很可怕。他拿起那张纸，手不停地发抖。“看……看这个！”他说，全身都抖起来了。
当然，字条上写“密码全都一样时，个个柜子都不难开——同一人留。”“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所有的密……我这些档案柜的密码都是一……一样的！”他结结巴巴地说。
“那可不是个好方法。”
“我……我现在知道了！”他说，整个人崩溃下来了。
面无血色的另外一种效应，大概是脑袋也不灵光了。他说：“他还签了名！他还说了他是谁呢！”
“什么？”
“是的，”他说，“这跟想闯入欧米伽大楼（Omega Building）的是同一个人！”
在战争期间、甚至战后，不停地有种种谣言：“有人想闯入欧米伽大楼！”事情是这样的，原子弹方面有一个实验，是要把足够分量的铀放在一起，以引起连锁反应。他们会让一小块铀掉下来，“穿过”另一小块铀。穿过时会引起反应，他们就把中子数量记录下来。由于穿过速度很快，因此效应不会积累下来，不会发生爆炸；但是他们要求要有足够多的反应，以知道实验进行得对不对，跟预测吻不吻合等。这是个很危险的实验呢！
当然，他们不是在罗沙拉摩斯的中心地带做这个实验，而是在数英里外，翻过好几个台地后的山谷中，那里完全被隔绝。这座欧米伽大楼四周围了铁丝网，有守卫及瞭望塔。夜阑人静时，野兔会从草丛中跑出来，撞到铁丝网，发出声音，守卫便开枪。守卫要怎么说呢？说那只是一只兔子吗？不。“有人想闯进欧米伽大楼，但我把他吓跑了！”
这是为什么狄霍夫曼会面无血色和发抖；但他没注意到逻辑上的不通：想闯进欧米伽大楼的人，说不定就是站在他身旁的这个“同一人”。
他问我该怎么办。
“唔，看看有没有丢掉文件吧。”
“看来没问题，”他说，“我看不出少了些什么。”
我想引他到我拿过文件的档案柜。“唔，如果所有密码都一样，那么他也许从其他抽屉里偷了东西。”
“对！”他说，立刻跑回他的办公室，打开第一个档案柜，找到我留下来的第二张字条：“这个柜子也不难开呀——聪明鬼留。”
到了这节骨眼上，究竟是“同一人”或者是“聪明鬼”已无关紧要了。对他来说，这一定就是那个想闯进欧米伽大楼的人，因此要说服他打开我留了第一张字条的档案柜，还真的很困难；我也记不得是如何说动他的。他开始打开档案柜时，我也开始朝走廊的另一头走，因为我有点害怕当他发现是谁捣的蛋，会扭断我的脖子！
果不其然，他尾随着我，一直跑过来。但他并没有生气，反而伸手抱着我——因为他可以放下心头大石！原来这件可怕的原子弹机密失窃案，只不过是我的恶作剧而已。(以上两节由云胡不归录入)
具备职业水准
几天之后，狄霍夫曼跑来找我，说他需要从克斯特（DonaldKerst）的柜子里拿些东西，但克斯特回伊利诺州去了，很难联络得上。“如果你能够用心理推理法打开我的保险柜，”狄霍夫曼说（我已告诉他一切），“也许你也能用那方法打开克斯特的柜子。”
这时，我的事早已传开，因此好几个人都跑来看我的精采表演——打开完全陌生的保险柜：这次我不必把其他人赶走，因为我不知道密码的后两个数字是什么，事实上，采用心理方法时，我还需要多一些认识克斯特的人在旁呢。
到了克斯特的办公室，我首先检查办公桌，但什么线索也找不到。我问他们：“克斯特会用哪一类的密码？数学常数吗？”
“噢，不！”狄霍夫曼说，“克斯特会用些很简单的东西。”
我试了10－20－30、20－40－60、30－20－10。全都行不通。
我又问：“你们想他会不会用什么日期？”
“会呀！”他们说，“他就像是那一型的人。”
我们试了各种日期：8－6－45，那是原子弹试爆的日期；86－19－45；这个日期；那个日期……全都没用。
大部分人已经没有耐性看下去，离开了。可是解决这个鬼东西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有耐性！
最后，我决定要试遍1900年以来的所有日期。这听来很多，事实不然：第一个数字是月份，从1至12， 我只要试3个即可，即10、5、0。第2个数字是日，从1到31， 我挑其中6个来试便可以了。最后是年分， 那时候一共才47个，我可以试9个号码。 因此我把8000个可能组合缩小到162个，我在一、二十分钟内就可以试完。
很不幸的，我从大数目开始试，因为当我终于打开档案柜时，正确密码是0－5－35。
我转头问狄霍夫曼：“1935年1月5日，克斯特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了？”
“她女儿在1935年出生，”狄霍夫曼说，“那一定是她的生日。”
我已开过两个“从未谋面”的保险柜，我的开锁技术已愈来愈厉害了，现在我可以算是具备职业水准了。
遇到对手
同一个夏天，资产管理部的人要把以前政府采购的部分东西收回，当作剩余物资出售，其中一个是某位上尉用过的保险柜。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保险柜的事情。上尉是战争期间才来的，来了以后，他觉得我们的档案柜对他要放的机密来说，都不够安全，因此他要另买一个与众不同的保险柜。
上尉的办公室跟我们的办公室同一幢，但他在二楼。房子是木头造的，看来很不坚固的样子，而他订购的却是一个很笨重的钢柜；搬运工人还得先垫好一排排的木板，使用特别的千斤顶，以把它推上台阶。由于罗沙拉摩斯实在没什么好玩的娱乐，因此我们全都跑来，看着工人吃力地把这个大保险柜搬到二楼他的办公室内。大家又开玩笑说，不知他要放些什么机密进去。更有人说，倒不如把我们的东西放到他的保险柜里，他的机密放到我们的档案柜里。结果，大家都知道这个柜子的事。
现在他们想把它转卖，首先却必须把里面的东西清理掉，但只有两个人知道密码是什么：上尉自己，而他却在比基尼（Bikini），以及阿尔法瑞兹——但他却已忘记密码是什么了。资产管理部的人要求我把它打开。我跑到上尉的旧办公室问他秘书：“为什么你不打电话给上尉问他密码？”
“我不想打扰他。”她说。
“哦，你宁愿打扰我8个多小时！ 除非你先设法跟他联系，否则我不干。”
“好啦，好啦！”她说，拿起电话。我跑到另一个房间去看看保险柜。它就乖乖地待在那里，全钢的保险柜，门却赫然是敞开的。
我跑回去找秘书小姐：“它是开着的。”
“太好了！”她说，把电话放下来。
“不，”我说，“它原本就是开着的。”
“哦，我猜资产管理部的人最后还是把它打开了。”
我跑到资产管理部说：“我去看过保险柜，它已经开了。”
“噢，是的，”他说，“抱歉我忘记告诉你。我后来叫我们的锁匠去把它钻开。但动手钻之前他说先试试看，便把它打开了。”
原来如此！这里透露了三项信息：首先，罗沙拉摩斯现在聘请了一位正式锁匠了；第二，这个人懂得怎样把保险柜钻开，那是我不懂的手法；第三项，他能够打开以前没碰过的保险柜，而且在几分钟内便成功。这是真正具备职业水准的锁匠，这样的人物我必定要去会一会！
我发现，他们在战后才把他聘来（这时候军方较以前不担心保安问题）处理类似的事件。其实单是开保险柜的工作量还太少了，因此他还负责修理我们以前常用的玛灿特计算机，而刚巧战时我也经常在修理那些东西，于是我想到一个跟他碰面的方法。
伺机而动
我一向跟别人交往时，都不会拐弯抹角或耍手段，我会直接走上去自我介绍。可是这次不一样，跟这个锁匠见面，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重要；我也知道，除非我先展示实力，他是不会告诉我他的开锁秘诀的。
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所在——跟我一样在理论物理组的建筑内，不过他在地下室——我也知道他通常在晚上工作，这时候机器都不会有人用。因此一开始我晚上到办公室时，都故意从他的门前走过，就那样而已，只从他门前走过去。
过了几个晚上，我也只“嗨”地打声招呼。再过了一段时间，他认出来经过门口的是同一个人，便开始说“嗨”或“你好”。
过了好几个星期的磨磨蹭蹭，我注意到他在修理玛灿特计算机，但我还是没说什么，时机还未成熟呢。
慢慢地我们多谈一些了：“嗨！你工作真勤快卖力呀！”“是，蛮忙的。”之类。
终于出现了重大突破：他邀我分享他的汤。现在事情进行得很不错了，每个晚上我们一起喝汤，我也开始提到加数机，他也告诉我碰到的困难。原来他一直在设法将一组带弹簧的轮子装回轴上，但他没有合用的工具，他已经试了一星期了，我告诉他，我在战时曾经修过那些仪器，“这样吧，你把它们放在那里，明天早上我帮你看看。”
“好吧。”他说，因为他没有其他办法了。
第二天我跑去看那部机器，也试着把轮子装回去，但它们不停地弹出来。我想：“如果他已经这样试了一星期，我用同样方法也装不回去，那么这方法一定不对！”我停下来仔细地看，发现在每个轮子上都有个小洞——就那么一个小洞，突然我想通了：我把第一个轮子的弹簧上好装好，把一条细铁丝穿过小洞，然后我装上第二个轮子的弹簧，让细铁丝穿过小洞，继续一个接一个地弄一好像穿项链一般——我第一次试验，就把所有轮子都装上去排得整整齐齐的，接着把细铁丝拉出来，问题便解决了。
当晚我把小洞指给他看以及怎样把轮子装上，随后开始闲聊机器的事，我们成为好朋友了。在他办公室内，有许多小格架，里面放着拆开了的锁或保险柜的零件，它们美极了！但我还是绝口不提锁或保险柜的事。
谜题揭晓
我感觉时机快成熟了，于是放出一个小饵：谈保险柜。我把我唯一知道的小知识告诉他——就是当那些锁被打开时，你可以找出密码的最后两个数字。“嘿！”我一边看他架子上的东西一边说，“你在修理摩士勒保险柜呀。”
“是。”
“你知不知道这些锁并不保险。它们开着时，你可以找到后两个密码组合。”
“你会那一招？”他说，终于显露出兴趣。
“会呀。”
“试给我看，”他说，我示范给他看。“你叫什么名字？”从头到尾，我们都没问过对方姓名。
“费曼。”我说。
“天啊！你就是费曼！”他激动地说。“伟大的开锁专家！早就久仰大名了，我一直都想跟你会面呢！我希望能跟你学学怎样撬开保险柜。”
“这话怎么说？你早已经知道怎样撬开保险柜了。”
“我不会。”
“听着，我听说过你把上尉的保险柜打开，我花了这么多心思跟你会面，而现在你却告诉我，你不知道怎样撬开保险柜。”
“没错。”
“那么至少你懂得怎样把保险柜钻开。”
“那个我也不会。”
“什么？”我叫起来了，“资产保管部的人说你拿了工具，要去把上尉的保险柜钻开。”
“如果你身为开锁匠，”他说，“有人跑来找你去把保险柜钻开，你会怎么做？”
“我嘛，”我说，“我会假装很忙地整理好工具，跑到保险柜那里，随便在柜子上用力钻下去，好保住饭碗。”
“那正是我的作法。”
“但你确实把它打开了！你一定知道怎样撬锁！，，
“噢，是打开了，我知道那些锁出厂时，密码都设定在25－0－25或50－25－50，因此我想： 也许那家伙根本懒得改动密码呢，而第二组密码就真的成功了。”我还是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点东西：原来他跟我一样，都是用那些“神奇”的方法把锁撬开。但更滑稽的是，那个大人物上尉买了这么超级安全的保险柜，一干人等又费那么大的劲才把它抬进他的办公室里，而他居然懒得动手重新设定密码！
我走进我们那座大楼里的各个办公室，试拨那两组密码。而我发现，平均每 5个保险柜中，用这方法就可以打开其中一个！
第三部 从军记
山姆大叔不要你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军方千方百计地想征召大家充当驻德国的军队。之前，他们容许某些人可因体格以外的理由延缓服役（我因参与原子弹的制造而得以延缓服役），但现在他们政策大改，每个人都得接受体检了。
那一年的暑假，我在纽约州商纳塔迪市（Schenectady）的奇异（General Electric）公司跟贝特工作，记得我还要坐蛮久的车——好像要到阿本尼（Albany）去接受体检。
到了兵役处，他们要我填一大堆表格，然后到各个检查站接受检查。第１站检查视力，第２站检查听力，另外一处替你抽血等等。
最后来到第13号检查站：心理检验。我一边在一张长板凳上坐下，一边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那里有３张桌子，各有一名心理医师坐在桌后面，而“被告”就坐在医师对面回答问题，身上只穿着内裤。
那时候有很多以心理医师为题材的电影，例如《意乱情迷》（Spellbound）就是个好例子。电影中有个原本很会弹钢琴的女孩子，双手忽然扭曲，姿势很奇怪，她的家人便找了个心理医师来。于是你看到心理医师陪着她一起到楼上的房间，房门在他们身后关上；而在楼下，她的家人则议论纷纷，不知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她出现了，双手仍然维持着那奇怪的姿势，很戏剧化地从楼上走下来，在钢琴前面坐下，把手伸到键盘上。突然——叮迪度叮迪度叮叮叮——她又可以弹琴了！老实说，我没法忍受这些废话，我认定这些心理医师都在骗人，我绝不要跟他们打交道。而这就是快要轮到我接受检查时的心态。
我坐在桌前，心理医师开始翻阅我填的表格。“哈罗！狄克！”他用一种充满欢乐的声音说，“你在哪里工作？”
我想：“他以为他是谁呀？凭什么叫我的昵名？”我冷冰冰地回答：“商纳塔迪。”
“你替谁工作呢，狄克？”他说，再次展现笑容。
“奇异公司。”
“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狄克？”他又说，脸上还是挂着笑容。
“普通。”我就是不要跟他打交道。
他好声好气地问了3个问题，第4个问题却完全不一样：“你觉得别人在谈论你吗？”他的声音低沉，十分严肃。
我精神来了，说：“有呀！每次我回家时，妈妈经常告诉我，她跟朋友谈起我。”心理医师并没听我接下去的说明，他只在表格上写了些东西。
鸡同鸭讲
再一次，他用那低沉、严肃的声音问：“你觉得别人盯着你看吗？”
我正准备说没有，他却突然说：“比如说，你觉得坐在那边板凳上的人，有没有人盯着你看呢？”
还没轮到我时，我确实注意到那里大约有１２个家伙坐在板凳上，等着给这３个医师检查，而他们哪有什么东西好张望的？于是我用３去除１２，也就是说，每个医师分到４个，不过我的估计很保守，于是回答：“有呀，我猜他们之中，总有两个人在看我们吧。”
他说：“好，那你转过头去看看”——但他自己却懒得看一眼！
我转过头去，真的有两个人在看我们，于是我便指着他们说：“对呀——就是他，还有那边的家伙都在看着我们。”当然，我那样转过头去指指点点的时候，其他人都开始看我们了，我继续说：“现在他，那边又有两个——现在所有人都在看了。”他还是没有抬起头来看，他只忙着在我的文件上写东西。
然后他说：“你脑袋里出现过说话声音吗？”
“很少。”我正准备告诉他发生过的两次情形，他又问：“你会自言自语吗？”
“会呀，有时候我在刮胡子或想东西时候会，偶尔吧。”他又写下了更多的东西。
“你太太去世了——你还会跟她谈话吗？”
这个问题真的惹火我了，但我控制住自己的脾气，说：“有时候，当我在爬山或做什么时，我会想她。”
他写的更多了。然后继续问：“你的家族里，有没有人进过精神疗养院？”
“有呀，我有个姨妈在疯人院里。”
“你为什么说是疯人院？”他说，一副反感的样子，“你为什么不称它为精神疗养院？”
“我认为都一样。”
“那么你认为发疯是怎么一回事？”他愤怒地说。
“这是人类很奇怪、很特殊的一种疾病。”我老实回答。
“这不会比盲肠炎更奇怪或更特殊！”他反驳说。
“我不同意。我们比较了解盲肠炎的成因或过程，发疯却复杂多了，也神秘多了。”我不必重复我们辩论的细节了；重点是，我认为发疯是生理上的一种特殊异象，他却以为我指的是社交活动上的特殊异象。
把戏也失效
一直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实话实说，尽管我对他不怎么友善。可是，当他要我伸出双手时，我再也忍不住要玩个花招了。这是排队抽血时，一个家伙教我的；我原本想不可能有机会玩这一招的，但反正事已至此，我就玩它一次：我伸出双手，一只手掌朝上，一只朝下。
心理医师没有注意到。他说：“把手翻过来。”
我把手翻过来，原来朝上的朝下，朝下的现在朝上，而他还是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从头到尾都只细看一只手掌，看看有没有发抖的现象。这个把戏居然没发生作用！
最后，问过这些问题之后，他又变得友善起来了。他轻松地问：“狄克，原来你有博士学位。你在哪里念书？”
“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你又在哪里念的书？”
“耶鲁和伦敦。你念的是什么呢，狄克？”
“物理。你念的是什么？”
“医学。”
“这算是医学吗？”
“是呀，你以为这是什么？过去那边坐下，再等几分钟。”
我回到板凳上坐下，有个在等着的家伙凑过来说：“天呀！你在那里待了２５分钟！别人才５分钟呢。”
“是呀。”
“嘿，”他说，“你想知道怎样愚弄那些心理医师吗？你只要咬你的指甲就成了，像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那样咬你的指甲？”
“噢，”他说，“我想参加军队呢。”
“你想愚弄那些心理医师？”我说，“你只要把你这句话告诉他就行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我叫到另一张桌子去见另一个心理医师。前面那个心理医师很年轻，看起来很纯洁的样子；可是现在这个心理医师头发灰白，看来很有权威——很明显地位较高。我觉得是要把误会澄清的时候了，可是我也决定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要表示友善。
这个心理医师看了我的资料，脸上堆出笑容，说：“哈罗，狄克。我看到这里说，战时你在罗沙拉摩斯工作过呀。”
“是的。”
“那地方以前有座男童学校，对不对？”
“对的。”
“学校里的建筑多不多？”
“只有几幢。”
３个问题——用同一个技巧——但接下来的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说你会听到脑袋里有说话声音，请你描述一下。”
“这不常发生。有时当我很专心聆听带有外国口音的人说话后，入睡时就会清楚听到他的声音。第一次是当我在麻省理工读书时。我听到瓦拉塔教授说：‘这个，这个电场啊。’另一次是战时在芝加哥，泰勒教授正讲解原子弹的原理时。我对各种现象都很有兴趣，因此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一方面我没法学他们那样讲话，但另一方面却能清楚听到他们那些外国口音……其他人偶尔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吧？”
心理医师把手蒙在脸上，从他的指缝间，我却看到他在偷笑（他拒绝回答我的问题）。
生命价值六十四
接着他查问其他事情：“你说你跟你已去世的太太说话。你都跟她说些什么？”
我生气了，心想这关他什么事，就说：“我告诉她我爱她，希望这不碍着你！”
继续针锋相对地争辩一回后，他说：“你相信超正常吗？”
我说：“我不懂什么叫‘超正常’”。
“什么？你，一个物理博士，不懂什么是超正常？”
“没错。”
“这是洛奇（Oliver Lodge）爵士和他的门徒所信奉的。”
这不算什么提示，但我想出来了：“你是说‘超自然’。”
“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叫它。”
“好，我就那样叫它。”
“你相信心电感应吗？”
“不信。你呢？”
“我嘛，我对此保留虚心无偏见的态度。”
“什么？你，一名心理医师，保留虚心无偏见的态度？哈！”类似的对话持续了好一阵。
问话快结束时，他问：“你觉得你的生命有多少价值？”
“64。”
“为什么你说64？”
“生命价值能用数量的吗？”
“不！我是说，你为什么说‘64’，而不是——比如说——‘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