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认为胡高参塞尔先生们的意见有一个很大的疑点：如果按“技术是反人性的”推断未来，我们已知，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信息技术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基础。如果IT（信息技术）也是“反人性的”，那么知识……（？），怕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此一来，岂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了吗？
我们先把信息和技术这两样东西分开来解析。
据汪丁丁的考证：“信息”这个词，源于拉丁文而非希腊文，不过其拉丁文的意思——“赋予形态”，却与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与质料”的哲学密切相关。希腊哲学很深刻的一个思想是，逻各斯通过为事物的“质料”赋形而昭显自己，没有具体形态的事物是无界定的事物，从而是无从理解的事物。信息在希腊文里同时意味着“学习”，因为获得信息也就是学习的过程。海德格尔曾经更进一步阐释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定义，将“赋形”视为人通过具体的生存过程去体验真理，从而进入“思”。
研究宗教的吴伯凡先生有另一个解释，他认为“信息”这个词来自宗教，最初是指神之信使向人类报知天国的讯息。这种解释令我想起文艺复兴时意大利的一幅名画《报知》，画的是一位背上长了两只翅膀的家伙（他们管她叫天使），飞也似地跑到庭上跪下，向主人报知天国的讯息。（有点类似我们传达红头文件。）
不管哪种解释，信息本身，顶多是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事，没有太多“反人性”的语义色彩。它主要的意义，在于显示事物与事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技术则不同。一开始，技术问题就与“原罪”问题纠缠到了一起。所谓“原罪”，在我看来，无非是住在苹果树园子里的亚当和夏娃两口子（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果农），由于了解了苹果技术，惹得他们的老板不高兴，结果不仅没把他们写进《苹果栽培技术史》加以褒扬，反而写进了《圣经》进行长达几千年的“大批判”。
但我认为人们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对技术的批判，只是到了工业时代后，才尖锐起来。尖锐起来的原因，在于技术有系统地扩大了人类的分工，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尖锐起来。而在农业时代，虽也有些把技术当作“奇技淫巧”来批判的，但没有成为主流。人们思维的要点在于，农业社会对“天人合一”型的技术，一直持肯定态度；否定的只是扩大人与人之间张力的技术。《古文观止》就把“天人合一”技术的故事摆到了开篇。
说郑伯克段于焉后，把支持他弟争权的他娘关在了地牢里，声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后来有个拍马屁的狗官，看出郑庄公的悔意来，提出了一个技术Solution（解决方案），说是挖条隧道通往黄泉（实际是他娘的“防空洞”），终使国王太后不失体面地进行了“最高级首脑会晤”，于是“大隧之内，其乐也融融”。从工业家的眼光看，这项技术毫无可取之处，因为它不仅没提高效率，反而颇有“脱了裤子放屁”的味道。但农业文明根本不是这样考虑问题，它关注的根本点，全在一个“融”字上。（我们后面可以对比，IT技术也是讲融合的。）
中国古代科技一方面很发达，一方面又没有发展出工业技术，奥秘就在这里，这里存在着一种胡塞尔们无法理解的技术，就是农业时代天人合一的技术。胡塞尔们生活在工业时代，只见过天人对立型的工业技术，因此把一切技术都妄称为是“反人性”的，不是因为他们无知，而实在是因为他们无法超越他们的时代思考问题。
结果是时代再往前走一步，胡塞尔们的理论的矛盾就全暴露出来：当信息要求人与人实现融合的时候，出现了与工业技术迥然不同的互联网技术，这种技术从IP技术融合开始，导致业务融合、产业融合，最后必然是人与人的融合，是人与人对立的扬弃。这是胡塞尔们始料不及的。
信息与技术结合于人
新闻事实最能说明信息和技术这两者是如何依据人的内在要求走到一起来的。
罗马教皇约翰·保罗日前在访问意大利最著名的私立大学LUISS，该校学生送给了他一批计算机作为礼物时，公开承认，计算机改变了整个世界，甚至改变了他的生活。教皇早在几年前就同意梵蒂冈上网并建立了主页。有意思的是，直到文艺复兴，平民还把“信息”认作是从天上传到人间的，而如今，连教皇也要通过互联网传达信息了。查尔斯王子最近开通了他的网站，只一个礼拜，点击次数就达到700万，成为英国最流行的网站之一。据悉，查尔斯王子对于自己网站的成功感到“非常高兴”，尤其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伊妹儿”的反应更让他心花怒放。到目前为止，查尔斯网站已收到了7000份电子邮件。查尔斯在原子的世界与唯一的老婆也没搞好团结，但互联网却帮他团结了7000个“伊妹儿”，可见IT在融合人际关系上能量之大。
我最近才听说这件事：1997年4月29日，伊拉克纳赫吉电脑公司，正式为萨达姆在互联网上建立了一个网址，并使他有了自己的电子信箱。以作为他六十大寿的寿礼。不过，上网收信和发信，都要在约旦首都安曼进行，由陆路在安曼和巴格达之间传递电子邮件。这是因为伊拉克没有互联网设施。连人人喊打（不包括中国人）的萨达姆，即使走陆路也要用MAIL与人沟通，你能说技术在这里与人性是相反的吗？
这一周在网上还看到一则新闻：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一个“网上少儿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JuniorSummit”行动日前出成果，一群十多岁的孩子在虚拟空间里建立了一个名叫Nation1.0的小世界。在Nation1.0的论坛上孩子们可以就技术想法、世界政策发表自己的意见。来自印度、澳大利亚、乌干达等139个国家的约3000名孩子们通过互联网一起参与了讨论。
再举下去就是浪费版面了。这些事实已足以说明，网络技术与贝多芬《欢乐颂》中所说“亿万人民团结在一起”的理想并不矛盾。上至教皇、王子、萨达姆，下至小儿国，他们所赖以联接的信息技术，哪里如“胡”说（胡塞尔学说）所云，是“反人性”的？
信息技术改变人性本身
在变革时期，有人把工业时代的文化模式照搬到数字时代来做文章，也有人把工业时代的文化模式照搬到数字时代来做秀，所谓“人机大战”就是一例。
人机大战可追溯到1769年，一位叫特克的国际象棋高手向奥地利女王献上一部下棋机器。这部机器身穿土耳其长袍，坐在棋盘后向人挑战，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王和法国的拿破仑都曾成为它的手下败将。特克象棋机之所以屡屡取胜，是因为有国际象棋大师躲在机器背后进行操纵。这件事充满象征意味，它显示：人与机器的对立，背后其实是人与人的对立。
工业时代的技术，之所以看起来显得象是“反人性”的，并不是因为技术真的有知觉，能够与人对立，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矛盾。技术只不过是人进行斗争的手段。工业时代技术与信息时代技术的最大不同在于，工业技术扩大分工，信息技术促进融合。这是生产力上的根本对立之处，也是信息文明可以独立于工业文明的基本所在。生产力方向相反，人的关系才会彻底变革，所以文明变迁才称得上“革命”。胡塞尔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把人与人对立的模式照搬到数字化的人机关系上来。信息时代这种促进人与自然生态和平、促进人与人社会和平的融合型生产力，与农业时代天人合一的技术，在类型上是一致的，但发展阶段有高低之分。农业时代天人合一技术是以牺牲社会化为代价的；而信息时代融合型技术，则是以降低社会化成本为鲜明特征的。互联网从时间和空间这种哲学基本范畴层面上，彻底找到了社会化的捷径，因此它所实现的生态文明和绿色文明不是回到农业社会，而是螺旋式上升到更高的文明阶段。
IT技术的人文精神表现在，它在保持工业技术扩张人的社会本质的张力的同时，提供了人与人之间更高的亲合力。互联网对人的亲合，并不象农业生产力那样让人损失社会化张力，同时避免了工业生产力因为张力过度造成的社会断裂，使人性本身在扬弃以前文明的基础上得到提升。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理解，IP技术因为在关键处消解了工业时代根本不相容的技术之间的对立，所以它代表了未来方向，是技术面貌出现的人性本身的胜利。
2、数字时代文化将绝种吗？
最近，主流的网上媒体在讨论一个时髦的话题：《数字时代文化将绝种吗？》对不起，我不是想吓唬人，这是著名的《沙龙》杂志最新一期的主标题。直接的背景，是自7月以来，美国关于数字音乐的一场大辩论。它最终以诉讼形式达到高潮：10月26日，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驳回了美国录音工业协会（RIAA）阻止销售可以从网上下载MP3音乐的RIO播放器的请求。反应神速的英国《经济学家》，马上以《音乐工业：一个恐惧的音符》为主题，做出了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眼下，网上正“蛙”声一片中。
一个新词“MPMan”在美国兴起最近，美国又冒出一个新词“MPMan”，它来源于MP3和MAN的组合，是指热衷于MP3音乐的发烧友。与CD音乐不同，一张同样价格的光盘只能容下十几首CD歌曲，而同样质量的MP3歌曲可以容下几百首。
《经济学家》分析说，音乐的数字化传送对业界来说，既表现为机会，又表现为威胁。机会在于，音乐零售的边际效益从香港的20%，到斯堪的纳维亚的50%，世界平均是60%。如果录音公司可以直接向家庭卖音乐，他们可以获得今天由零售商取得的利润，或至少与顾客分享这一部分。然而，他们不仅要顾忌分销商的反对，更可能因为竞争者自由分送音乐，而一无所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先想到的，是用工业时代的法律，来限制竞争者。MP3公司与音乐工业的关系变坏，是由于上个月RIAA一纸诉状，将DiamondMultimedia公司告上法庭，因为它销售Diamond的Rio PMP300播放器。RIO播放器可以播放由硬盘传输进来的音频文件，它可以播放60分钟的CD音质的MP3（或MPEG-1，Layer3）音频格式的音乐。人们可以从众多的MP3发烧网站下载这种音乐。
据CNET 10月15日网上报道，RIAA前此向知名艺术家的经理发出一封信，要求他们公开宣布反对互联网盗版。“我们想请你们注意一个问题，它对于整个音乐界和音乐传播方式的未来具有极端重要性”。“考虑一下这种可能性：任何人都可以把CD或只是一首歌放在电脑空间，只要点一下鼠标，就可以把它发往全世界”。
RIAA指控RIO侵犯了美国家用录音法案，该法案强制数字录音设备混合一种代码系统，以防止对有版权的音乐进行一系列重录。但MP3阵营认为，RIO不是一个录音设备，它除了电脑，不能联结任何其它设备。因此它只是一个播放系统，是一个外设。
洛杉矶联邦法院经过权衡，10月26日驳回了RIAA的关于阻止RIO销售的诉请。此后，据CNET 10月30日网上报道，受到鼓舞的5家技术公司，准备联手推广这项允许网民下载和播放立体声音乐文件的技术。XING技术公司总裁兼CEO的Hassan Miah说：“我们的目标是使华盛顿获得正确的影响，使他们确实理解数字音频传送方面正在变革中的商业模式。我们试图使立法者理解，MP3是未来合法的数字商业模式。”
由商业转向技术：寻找在信息时代维护工业利益的技术如果法律上的对峙不能解决商业上的对立，看来技术上的对立就有必要被制造出来。对音乐来说，正好就是这种情况。目前有三种音乐平台，分别为：网上音乐爱好者支持的MP3、与RIAA友好的a2b和Liquid Audio。
AT&T实验室提出a2b，它允许艺术家决定什么歌曲可以被复制，它可以被播放多少次，是否在播放了指定的次数后让它过期失效。Liquid Audio在盘上加了水印系统，显示歌曲在何时何地被何人下载。这两种格式的系统，都提供了免费的播放软件，但要求听众为歌曲内容而去认证付费。显然，这两种技术的含义，是把权力重新赋予了文化精英们。
MP3是一个自由而开放的格式，它是由国际上的音频专家集体创造的，它并不植入加密或版权保护成分。任何音乐爱好者都可以刻录自己的音乐进MP3文件，或在线分送，或烧制CD。这种技术的含义，是消解了精英的权力，而把信息权力交给了普通人。
MP3.com的年轻总裁Michael Robertson说：“MP3已经是一个标准，主要的商标持有者来到网络领域时能起多大的杠杆作用，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撬动人们接受Liquid Audio或a2b吗？我认为他们没有。因为如果微软不能做到这件事，为什么这些音像持有者能做到？”微软富可敌国，对付大公司、甚至政府都有一套套的办法；唯一力不能及的，是老百姓到处使用自由软件。精英文化从量级上看，其重无比；然而它最怕的，偏偏是“非精英”们“不能承受之轻”的消解。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技术对文化的依赖性，而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技术在支配文化。让我们再深一步，解析商业冲突和技术冲突背后的文化底层结构。洛杉矶会议：关于文化未来的沉思中的反讽技术之争最终转回到文化之争。
10月29日的《沙龙》杂志报道：几百名来自艺术组织、知识产权和互联网方面的人士，聚集洛杉矶，讨论“通信文化”问题。组织者向公众发出“狼来了”的警告：“新世纪的挑战极为艰巨：象博物馆和图书馆这样的传统设施，如何能抓住技术熟练观众的注意力？”尽管会议组织者宣布的主题是“数字时代博物馆和图书馆的生存”，但反讽仍不断出现在这个中心问题中。例如，第一位发言者就要求出席者关掉他们的手机，以避免被不时发出的声音呼叫所打断。消息的作者显然对数字时代的信息在干扰面前显得如此脆弱感到幸灾乐祸，他做出对比说，你穿过大英博物馆，不论将你的呼机设在呜响或震动，都不会使那些已经逝去岁月的历史遗迹消失。
在被选管理美国电子学会（NEA）前，曾担任了27年国家音乐基金会负责人，新任全国艺术基金会主席的Bill Ivey认为，在线通信对“面对面”方式的挑战，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技术就已深深影响了通信的性质”，留声机曾推动“音乐进入每个家庭，但家庭音乐的传统反而减弱了”。关于留声机，IVEY告诉他的听众，托马斯.爱迪生曾认为这个发明将对打印机构成主要的威胁。爱迪生描绘说，繁忙的经理将来回邮递记录下来的信息，这种买卖将在未来使邮递员忙碌起来。然而未来却不肯与爱迪生合作，打字机不知何故仍然幸存下来。“所以在今天，面向遥远的地平线，只要我们一直合作，所有人都一样机智，也许就象那些爱迪生时代的经销商一样，我们实在地不会有将发生什么的感觉。”
Ivey先生显然没有注意到，留声机和打字机，都是工业时代的技术，一种工业的技术没有对另一种同时代的技术，发生超越时代的影响，并不能证明信息时代的技术不能对工业时代的技术造成革命性的影响。作为身跨IT与文化两界的权威，没有引导人们向“遥远的地方线”方向寻找未来的光明，反倒鼓动别人抱团抵制新的技术，新的时代，不仅可悲，而且殊为可笑。
其实，这位管理国家艺术机构的民俗学家自己提出的论据，恰恰足以说明与他相反的观点。他引述9月份的一则新闻说：“据报告，1997年美国的艺术参与率比1992年美国电子学会（NEA）调查的数字要高。1997年的新调查显示，美国50%的成年人，即9700万人，参与艺术活动。而1992年时只有41%。”调查报告对“艺术”的定义是：芭蕾、歌剧、戏剧、古典音乐、爵士乐和所有的具有形式的活的表演。其中，参观博物馆比其它任何形式的艺术活动的人都要多。IVEY认为，在线文化的增长，既引起艺术家的受众的分散，也引起艺术家灵感的分散。他警告虚拟的消费将“对真实的体验构成非常现实的挑战”。
同样的事实，在我看来，只是说明精英文化正在消解之中。因为人们对艺术的广泛参与，改变了精英独占的局面；艺术细胞的扩散，正是文明水平的提高。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Ivey本已走到了光明的边缘，马上就可以证明技术变革的文化影响，但他却想反过来用这个事实说明，传统文化仍在壮大，不会被信息技术消解，于是又回到黑暗中。
当工业文化受到信息技术的冲击时，工业精英文化的代表，本能地认为这是文化本身的“绝种”。极力想维持文化的精英“纯度”。其实，技术本身也是文化。不是技术取代了文化，而是一种文化取代了另一种文化。是信息文化取代了工业文化。
人们最先感知的，是商业的变化，是钱从这一方的口袋里转到了另一方的口袋里；随后人们想到了技术，但却不明白为什么这一方技术会取代另一方技术；直到我们触到文化，或者价值体系时，我们才会发现技术背后还有另外的决定者。
工业时代的技术力量，造就着大众与精英的分离；而信息时代的技术力量，却在消解精英中，凸现出平凡人的价值。换句话说，工业时代的分化型的生产力，造就人的价值本身的分裂；而信息时代融合型的生产力，造就人的价值的统一。这是区分两种时代技术的根本点。这两种文明的技术，有两种不同的价值支撑体系，背后是两种文明的冲突。数字时代，文化不会“绝种”。不是因为前一文化之茁壮，恰是因为它之朽掉，使后一文化得以萌芽。
3、为何亿万富翁年轻得来不及结婚
最近《福布斯》杂志刊登了一篇《最富有者中的最年轻者》，介绍美国冒出的又一位少年亿万富翁Chris Klaus。这再一次引起我们对IT业内屡屡出现的一个奇特景观的注意：这个领域的天才，成功得如此之早，以致他们登上财富之巅时，往往年轻得还来不及结婚。
这是为什么？
历史的记录
记得上一次“全美最有结婚价值的单身汉”评选，当选的也是这个行业里的人：24岁的网景公司合伙创始人Marc Andreessen。1995年8月9日，网景公司在纽约股市第一次上市，以28．5元开盘，以58．5美元收盘。当时华尔街是这样评论的：“通用汽车公司花了43年时间才达到27亿市值，Netscape只花了一分钟。”对这种巨大的成就，Andreessen带着单身汉特有的满不在乎，回忆他成为亿万富翁的那一天：“头天我工作得很晚，睡到11点才起床，打开电脑一查股票行情，哦……接着回去又睡觉了。”
杨致远是另一个例子。他靠着雅虎成为亿万富翁时，也只有27岁。从怀有嫉意的美国评论中，可以感到雅虎的成就：“让我们来比较雅虎和某些更值得尊敬的媒体公司，雅虎的市场能力上周超过了90亿美元。而例如，纽约时报公司，市场能力是76亿美元，它还拥有美国三个发行量最高的日报，加上波士顿环球报，以及象高尔夫文摘这样的杂志，八个电视台，两个广播电台，一个广泛的在线服务及其它。……。拥有华尔街日报的道琼斯公司只值44亿美元，拥有新闻周刊和六个电视台及其它好生意的华盛顿邮报公司去年利润为2.81亿美元，但市场能力只有49亿美元”。
盖茨更是人们熟悉的例子。盖茨传纪里曾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一位新来的女秘书到盖茨的办公室报到，盖茨不在，这位女秘书被告知，微软的这位董事长从不喜欢别人动他的电脑。然而，刚过了没有一会儿，当这位女秘书有事再次进入盖茨的办公室时，她惊恐地发现，一个大男孩正在随便摆弄盖茨的电脑。于是她慌忙去报告：有个小孩在乱动董事长的电脑，人们告诉她：那个所谓“小孩”就是盖茨本人。
如果由此上溯到1975年，当时创办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只有19岁。当他24岁时公司上市时，股票价值达到了近18亿美元，超过了福特汽车公司。
除了体育和表演艺术以外，在经济这一行里，找不到一个领域，可以象IT产业这样，反复地让“少年选手”成为领袖和大师。
Chris Klaus与黑客
Chris Klaus是互联网安全系统公司（ISS）的创办人，是进入今年ASAP 100的最年轻的一位亿万富翁，拥有1.87亿财富。
对ISS，业内行家不应感到陌生。今年6月13日，ISS曾带着他独特的网络安全监控工具系列产品首次在京亮相，同时还宣布与太极联合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
有人这样描绘ISS：“曾经是高明的黑客，转而研究黑客，研制出更高明的检测黑客入侵的系统漏洞产品是ISS公司创业者的经历”。
ISS公司据说至今仍与美国社会上的“黑客”有着广泛联系，“黑客”向ISS公司透露他们新的攻击方法，ISS公司则向美国政府汇报“黑客”的动向，同时ISS公司根据协议将他们的研究情况通报有关公司，促使其系统安全的改进。据了解，ISS公司还与其它系统安全公司有密切合作，这些公司包括美国国家计算机安全协会、美国网络紧急事务响应小组以及以色列的RSA公司等。
1992年的时候，Chris Klaus产品的原始版本“互联网安全扫瞄仪”还是以共享软件的形式出现的。由于一家意大利公司出1000美元买他的代码，使Klaus意识到了其中的商业价值。他花钱为ISS买了商业许可证，然后退了学，搬去与他的祖母Jean住在一起。
marvels Noonan是Klaus的重要合作者，他回忆第一次偶然见到Klaus时的情景：“我为一个会议做演示，发现一个头发里净是沙子的小孩子……”。也许是借助Klaus开发共享软件时的牛仔气，ISS的软件打了一个好底子。在这个基础上，ISS公司的努力得到了风险投资家的青睐，终于走上坦途。
问起Klaus成功后将来有何花钱的打算，他孩子气地说：“也许我要到佛罗里达回家去看一看。”坐头等舱吗？“不，我坐飞机二等舱。”
什么样的文化因素促使少年成为英雄
《孤独的狂欢》的作者吴伯凡曾把黑客比作“技术牛仔”，认为数字时代的美国精神就是黑客精神，也就是“技术牛仔”的精神。他认为，黑客与士兵都好战斗与冒险，但士兵只是指挥官的工具，士兵对别人负责；而黑客在“战斗”中既是指挥官，又是士兵，他为自己负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IT业中年轻的亿万富翁，也是一种“技术牛仔”，只是他们并不一定是黑客。当然，并不排除他们曾经作过黑客或与黑客有密切的联系，如ISS创业者一般。
他们共同的特征，首先是年轻。“技术牛仔”几乎全是青少年，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下，大多在20岁左右，还有更小的。
其次他们敢于挑战传统。例如，他们中有许多（Chris Klaus就是其中一个），并不太接受传统的教育制度的安排，名牌大学上到一半，也敢退掉。
第三他们的主要成就大多在非专业的领域获得，是自我成就的结果。
这一切，使得他们具有挑战权威的条件。他们年轻气盛，无所畏惧；他们打破了传统，树立了自己的规则；更要命的是，他们打破了规则以后，往往还不知道这些规则曾存在过——因为他们跟本不是“专业的”。
如果他们生活在四平八稳的工业时代，也许他们并没有机会，因为这种叛逆性，并不是管理者的特征。但问题是，现在是信息时代，信息时代是一个多变的时代。这个时代造就领导者，而领导者与管理者最大的不同，是领导者要根据形势变化确定新的方向。而正确把握了方向的领导者，也就被称作“英雄”。这种差异，正是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的差异。
朗登.温热在《赛柏空间里我们是谁？》中说：“今天，信息时代和赛柏空间的狂热支持者们常常极力强调我们面临完全是前所未有的环境，它要求社会的迅速转化。”少年正是所有人中最适应环境转化的人群。所以少年适应网络社会应是毫不奇怪的。曾有中央电视台记者问我，中国会不会出现盖茨或杨致远这样的少年英雄？
我想了一想说，从智力这个角度说，中国不缺乏象盖茨或杨致远这样高智商的人。从客观条件上说，中国缺的是一大批被盖茨们赚钱的人：中国上网用户是117.5万人，而美国是6000万人。如果条件倒过来，盖茨们去赚117.5万低收入人的钱，而我们去赚6000万高收入人的钱，那么在中国生产盖茨或杨致远，可能就象路边爆玉米花：“噗！”——一下可以出来一大堆。
现在想起来，还应加一个条件，这就是主体方面的条件。如果我们的文化，造就的主体，只是一大批“士兵”型的人才，而没有指挥家的头脑，就不可能指望他们去创造“技术牛仔”的成就。
我认为吴伯凡有段话非常精彩，正好可以说明财富与少年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抄在这里：“儿童和少年在数字时代来临的时候之所以如鱼得水，是因为数字时代本来就是一个少年精神的时代。要知道‘在赛柏空间里我们是谁’，就要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拥有或保持这种少年精神（少年气或牛仔气）。如果我们有太多的成人气甚至老人气，那么在赛柏空间和数字时代里只能是充满焦虑、无所适从的落魄者，只能沦为信息和财产（在数字时代，些二者其实是同一回事）上的穷人。”
因此，当我们问“为何亿万富翁年轻得来不及结婚”时，我们实际是在问，哪一种文化造就的人，将获得这个时代的财富？答案部分地在于：在变革时代，最能适应快节奏变化的人，最能获得财富。而信息时代，就是一个变革时代。
2、成年人的童话
视频游戏进入主流文化，是互联网发展的一个最新特征。路透社5月29日报道，领导电子游戏业的贸易协会认为，视频游戏可能在1998年超过电影，成为娱乐业头位赚钱机器。
由Coopers &Lybrand 公司5月28日提供的一份调查显示，70%年龄在18岁以上的人在电脑上玩游戏。调查显示，41%的人投票说他们认为玩视频游戏是娱乐的最好形式，只有22%的人将看电视作为首位的娱乐形式。全美家庭中45%拥有个人电脑，30%拥有视频游戏机。
交互数字软件协会（IDSA）的总裁Douglas Lowenstein 指出：“视频游戏业可能在1998年首次超过电影”。
这种情况吸引来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5月29日，美国世嘉公司说，它计划投入1亿美元在北美推出Dreamcast超级视频游戏机。通过这种游戏机，公司将触角伸向目标用户生活的各个方面：广告、促销、零售商品广告推销等等。同一天，VM实验室推出“X计划”，旨在开发可将置顶盒、DVD机或卫星接收设备用于高性能游戏机的便宜芯片和周边技术。
这项技术的第一步，是开发能够运行视频游戏和高质量数字视频的高速媒体处理器，以代替3D图形处理器、数字视频解码器和显示处理器，“X计划”技术将这些功能都集成在一起。在互联网上，别的事也很有前途，但为什么偏偏是游戏这么火呢？我认为，游戏正好适应了网络公司向交互媒体转变的潮流。游戏是网络中交互性特点最明显的活动，交互性意味着用户的深度参与；用户的参与只有通过点击才能实现，而点击率直接成为公司的财产，带来财富。游戏成为信息资产原始积累的一种有效手段，这就是为什么网络门户公司拼命追求游戏的原因。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最近新闻事实中上述表面的方面，我们还会提出一个更深入问题：游戏，抛开它本身带来的经济利益不谈，它本身的价值何在——游戏值得人们把它放在中心位置吗？或者说，游戏市场有没有更深入的价值基础使它能够持久？
我已经看到网上这种辩论。尤其在最近，美国接二连三发生学生恶性暴力事件，使人们对游戏中的暴力倾向对儿童的不良影响，乃至对游戏本身存在的价值，都产生了很大的疑虑。
但IDSA总裁Doug Lowenstein在5月29日回答记者相关问题时说，“视频游戏并不是我们社会中暴力的根源”，“我们把允许使用枪支和功能紊乱的家庭作为暴力的根源，——而不是游戏”。
我的看法是：某种意义上说，游戏从本质上只适合于成人，而根本不适合于儿童。人们常把武侠小说比喻为“成年人的童话”，在这一点上，网络游戏也有相通之处。什么叫“成年人的童话”呢？就是人要复归未被工业文化烙印过的心灵原初状态。游戏对于成年人来说，根本意义在于克服分工带来的异化感。如果人们不能在现实中克服这种异化，他至少要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中去克服它。游戏正好给人提供了这样一种手段，它通过交互技术，改变了人与外界的主客关系，使人成为暂时的、虚拟的主体。因此游戏对成人来说，是在工业文明的现实中，虚拟地体验未来文明中那种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但游戏对儿童可能并不是“童话”。儿童可能不是通过游戏，把自己从当前现实提升到一种超越性的境界；相反，往往是将一些非现实的东西本身（如假想中的暴力）带回到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把游戏玩“反”了。所以我说儿童反而不适合于“成人童话”的游戏。这种解释可以说明，成千上万、而且越来越多的成人投入到游戏中去，有着深刻而持久的价值背景。对成人来说，它不是反常的、反理性的现象，而是工业时代价值观受到信息文明冲击的必然反应。一日不能“现实”地消除异化，就一日不能阻止人们“非现实”地寻求超越的冲动。而这种价值冲动，是引导财富转移的深层海流。
通过游戏获得财富，正属于那种与价值转移相伴随的财富转移。它不似浮云中捕捉彩虹般的偶然，更像循深层海流结网打鱼的自然。
3、计算机神话与人的自大
人是伟大的，但这并不是由于他善于自夸，更不会是因为他之拆除辅助自己走向伟大的阶梯。
但我确实也看到了，在数字时代，有些人在计算机面前，表面出一种令人惊异的自大。
这种自大，并不是基于对电脑的理解和掌握，以及由此对自己产生的那份自信。倒更象是一位半辈子没出过村的老农民，第一次看到汽车时的那分鄙夷：哝，房子放在四个轮子上跑，肯定长久不了的。在技术面前摆人的老资格，令人联想到阿Q理论：我祖上，比你们阔得多的。
有幸在《计算机世界》上读到一则有趣的大作《是谁制造了计算机“神话”？》。作者放言，“计算机在人类生活中到底属于什么角色。它不过是人们在生产劳动之中、在谈天说地之余的一个偶然发明而已”。这个定义，奔放则是奔放了，只是在“谈天说地”之余，有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请看作者的“历史观”：“今天又是谁制造了一个计算机的“神话”呢？说出来也许大家不信，制造这个神话的是商人而不是科学家。科学家只是把商人引进了门，而商人们就坐在沙发上开始编故事了。这些‘故事’要说明的问题只有两个字：赚钱。”好一个“故事创造历史”论。幸好在这个历史中，作者发现的，不是“吃人”——就象鲁迅先生当初发现的那样。
不过按作者继续的推论，赚钱离吃人其实也相差不了多远。因为作者耸人听闻地说道：“是谁说将来计算机比人更‘聪明’？是谁说将来计算机不但要超过人、替代人，而且还要统治人？你相信人类会给自己发明一个活‘棺材’，再服服贴贴地躺进去吗？”不，我当然不要给自己发明一个活“棺材”。因此，我们必须服从作者的观点。
他们的观点，我可以概括为：机器再能，也是卑下的；人，才是最可伟大的。作者对电脑的最高评价是：“计算机其实就是一台拥有记忆和比较功能的超级加法运算器。”如果这和说“人是90%的水加5%碳水化合物”没什么两样，因此看不太明白，作者有一个具体的例子：
“有一首诗写道：
他看了她一眼
她回眸一笑
生命醒了
计算机再多情，恐怕也只能望其项背。”
这首诗，说实在的，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类似这样的诗，电脑未必做不出来。比如，我就看过一首由LOGO语言自动“写”出的诗：每一个清辙的池塘一只鸟俯看着挂霜的冷杉荒野蓝色的月亮如果说，这些都算不得数。那么至少还可以听听作者理论上对人的高见。
我们读到的是：“实际上，人在一开始接受信息的时候，就并存着一个筛选过程，它时时刻刻都在进行中，有着无限多的‘层次’，这个处理量是无法计算的。它比计算机仅在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才做机械筛选要高级得多。它不但提高了思维的有效性，还积累了人的感悟能力，使思维得以成为一种‘艺术’。说到底，这是一种‘神’性。这种神性是计算机永远也学不会的”。
我只能说，我有点瞠目结舌。如果只是思维多了些“层次”，人就被抬到神的高度，我看这还超不过十八世纪对人的理解。我想谈谈我正面的看法：人高于机器，这一点我是赞成的。但不能通过贬低技术的方式来抬高人。因为技术并不外在于人，它是人自身的一个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计算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绝非偶然，更不是什么“沙发上讲故事”所能简单概括的。否定技术，可能导致对人的内在进步和进化的否定。站在传统的立场上否定技术，更多半会把人的本质降低到农业文明的水平上。脱离开社会的技术进步，及经济行为背后的历史动机，把人抽象到只剩下“性欲”，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大片天地，都是从这里出发又都回到了这里”，只能算是小市民的农民意识。
在工业文明中，个人因技术的发展而有所失落，但人类社会却在进步。在信息文明中，不是要通过贬损技术来找回个人失落的世界，而是要在肯定技术对提高社会本质作用的同时，否定技术压抑个人的方面，通过扬弃，最终实现人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人对自身价值的尊重，不是靠制造关于人的神话，当然也不是靠计算机神话。任何神话只是人的自大。在神话中，人其实并不大。
4、回归自然派的电脑梦
电脑在现代人印象中，技术的味道要多于浪漫的色彩。这可能是因为身处电脑时代，不识庐山真面目罢。
其实，在前人的科学幻想中，技术的作用要远远有趣得多。因为那时的人并不象现在这样害怕技术，而更多站在一个自然而然的人的立场上，从人本的角度去看待技术。
比如六十年代后期，阿帕网还没有出现之前，一位叫理查德.布朗蒂根的诗人写了一首《一切都在爱神机器的注视下》：
我渴望一片
（越快越好！）
控制论的草原
和谐的程序
让哺乳类走兽与计算机共存
就如同清澈的水
溶入那湛蓝的天空
我渴望一座
（快来吧！）
松树和电子纷陈的
控制论的森林
野鹿轻轻地漫步于
计算机之间
宛若绚丽的开花时节里
一束束鲜艳的花朵
我渴望一门
（它必须是！）
控制论的生态学
我们可以摆脱劳役
重新返回大自然
和我们哺乳类的兄弟姐妹欢聚
一切都在爱神的注视下
虽然作者把控制论提到这等高度，有点令人瞠目和费解。但总的来看，这首“诗”还是满有趣的。
想一想，今天要实现作者幻想的场景，从技术的角度看并不难。需要的只不过是一台轻便的奔腾笔记本电脑，带上几块能支持六小时以上的锂电池。当然，若果真要到森林里去，唯一比较麻烦的，是没有电话线拨号上网。不过，这实在也算不了什么。沙特王子正打算弄288颗卫星到地球轨道上去，给互联网提供高速通道。过不了多久，用“大哥大”与星星互相“勾结”，在森林或草原上联网，怕也不成问题。
但人们似乎失去了带着笔记本到大自然里去的愿望。技术并没有阻碍人们样做，是人自己给自己设置了心理障碍。
当人浪漫地对待技术的时候，技术在人们眼里，只不过是通向神之圣境的渡船；而当人实际接触了技术之后，却把技术当作了神来供奉。
并非由于技术真的变成了神，而是因为人把自己，贬低为神的奴仆。
人文主义者此时站了出来，他们分为两类。一类是希望取消技术而回到自然的，另一类是希望把技术发展得更高一些以使技术看上去和自然一样的。
西奥多.卡赞斯基属于前一类。卡赞斯基为了表达对技术的抗议，在17年里曾16次邮寄炸弹，炸死过一个计算机商、一个广告商和一个森林协会负责人。他曾用炸弹胁迫《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他的论文《工业化社会及其前途》，从而轰动一时。1996年4月3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出动50名特工，捉住了在森林中隐居的这位密西根大学应用数字博士。卡赞斯基在他的信中说，我们要捕杀的目标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尤其是有争议的计算机和生物工程研究领域中的科研人员。为此不惜“采用摧毁工厂和焚毁图书馆的方式”。为什么呢？卡赞斯基解释说：“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们，工业化虽然大大增加了我们生活乐趣，但也打破了社会均衡，使生命不再充实，使人类尊严受到折辱，造成了广泛的心理创伤（在第三世界则造成广泛的肉体痛苦），并给自然界带来严重灾难。”“一旦开始使用生物技术对有机体进行改造，那就没有什么能够使它终止。这种改造可能会进行到人类与其他生命物成为别的变种之后才可能结束。”
卡赞斯基16岁考入哈佛大学，20岁获得数字学士学位，25岁获得数学博士学位。1969年27岁时，他忽然辞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职，到美加边境的森林中隐居。一年后，就开始了系列爆炸案的实施。
卡赞斯基炸死一位广告商，因为广告商为一家曾在海上漏油造成污染的厂商恢复公关形象；他炸死一位森林协会的负责人，因为这个协会投票赞成砍伐千年古树……。
他认为技术发展已无可阻挡，只有用暴力才能阻挡这个过程。卡赞斯基行为的实质，就是想阻止工业社会的技术发展，回到农业社会。
现代信息技术的奠基人之一，美国贝尔实验室专家克劳德.香农则属于后一类人。香农说：“我幻想会有那么一天，人类与机器人的关系就如同现在狗与人类的关系一样，我将为机器而欢呼喝彩！”法国飞行家、作家安德.圣.埃克絮佩利在1939年出版的《风、沙、星》中也说，“机器将逐步成为人性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人类为抛弃技术而回到自然，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包括生活水平的下降、甚至破坏，那么通过提高技术而接近自然，虽然现在还难以实现，前面的路途也还遥远，但却是比较值得尝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