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人与商业》作者：姜奇平
姜奇平，1962年7月生，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曾任《农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农民日报》十佳新闻工作者之一，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工作负责人，任《互联网周刊》主编，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常务副主任。“数字论坛”成员。
1、“穷得只剩钱”的信息解
一位做水产起家的百万富翁，通过朋友请我去看看他刚买一周的电脑。说是有什么东西调不出来了，急得不得了，但又说不清楚电脑上的事情。于是从大老远的某某别墅专门开车来请，第一次，他的公爵王掉沟里了，没来成。他等不及修车，就买了一辆捷达，临时用着，可在请我的路上，半道上又撞坏了前挡板和车灯，临到家还在一块石座上磕扁了右前轮。在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后，我终于被请到了他的电脑前。原来不过小事一桩——他儿子看着WINDOWS 95桌面上的“回收站”好玩，把启动程序用的图标扔到虚拟的纸蒌里去了。我用“还原”功能，几秒钟就解决了问题。这台名牌电脑，除此之外什么毛病也没有，并不如百万富翁在电话里夸张的“它什么也干不了了”。鉴于他为这点小事付出了两辆车的学费，为了安慰他，我只好硬着头皮在电脑上瞎比划半天，然后告诉他，这台电脑上执行了非常危险的指令，造成了程序不能调出运行的严重错误。多亏我有经验，把它修好了。其实，我是怕讲清楚了，他想不开，再把第三台小车撞坏了。
吃饭的时候，百万富翁主动提到“穷得只剩钱”这个话题。他说他就是穷得只剩钱了。
我当时埋头于山珍海味，只觉得自己“穷”还“穷”不起来呢。回到家里，望着灯泡，我却忽然顿悟，一拍大腿：他确实穷！
一般人家说“穷得只剩钱”，显然不是指经济上穷，所谓“穷”只是一种耍嘴皮子式的借喻。但我却找到百万富翁在经济上穷的理由来。这“穷”可不是指精神上的，还真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穷。
我是这样想的，说出来你看有没有道理：工业社会的主要财富是金钱，信息社会的主要财富是知识。在工业社会，有钱而缺乏知识，固然可以叫做“穷得只剩钱”，但这个“穷”并不具有经济含义，因为毕竟在主要财富上并不穷。但信息社会就不同了，由于在知识经济中，知识是最具经济意义的财富，而金钱退居到次席，光有钱而没有知识，这时说“穷得只剩钱”就不是开玩笑，这个“穷”就具有经济意义了，就是指不具备社会的主要经济财富。
换句话说，在工业文明时代，“穷得只剩钱”只是一种比喻；但在信息文明时代，“穷得只剩钱”可就实实在在了。在21世纪的数字时代，说一个人“穷得只剩钱”，意味着这个人已远离了社会财富的中心，已经被边缘化了。
我这话可能太深刻，很不好理解。这么跟你说吧，假设在农业时代，一个家伙对另一个家伙说：我穷得只剩麦子。后一个家伙说不定还会对前一个家伙投以羡慕的目光，因为农业社会的主要财富就是麦子。可要搁在工业时代，再说“穷得只剩麦子”，后一个家伙一定会同情地表示理解。（说不定还要补一句：你是饭桶。）因为社会主要财富是金钱，光有麦子可不是穷人么？
农业社会的主要财富是食物，工业社会的主要财富是货币，信息社会的主要财富是知识。金钱上的百万富翁，完全可能同时是信息上的贫困人口。
如若不信，我们不妨对照一下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对现代文盲的定义：
1、不识字；
2、不能识别现代信息符号，包括文字、图表符号；
3、不能应用计算机进行信息交流与管理。
其中光是第三条，恐怕就会把绝大多数百万富翁罩进去。生活在信息时代，而缺乏知识，问题恐怕就不止是要付出点工业财富代价（如两辆汽车之类），简直要关系到数字化生存了。
这样一想，我又发起愁来：那些百万富翁好可怜呀。转眼就要成为信息贫困人口了。21世纪，我们也许要组织许多“扶贫”小分队，深入各五星级饭店，展开扶贫攻坚战……。
只可惜，现在我们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这样想着，我的啤酒都蒸发完了，肚皮又饿起来。
2、作家是一群特殊的人吗？
有一位作家教导我们：作家是一群特殊的人。
在工业时代，作家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的特殊性表现在，他们是一小撮人。这一小撮人要为大撮的人提供思想。他们必须是精英，他们是一大堆人中最优秀的一小撮。他们要向贫瘠的大脑播洒思想的种子。他们的思想要有普遍价值，有代表性。他们要向低一等的大脑中复印一模一样的思想，复印张数约等于他们书的印刷册数。
在数字时代，这样的一群人受到了威胁。社会不再承认精神贵族的地位。
有作家说，我坚信在一个时代里，一件事太容易了，未必都是好处。能够分泌出足够写作长篇的灵魂精华的大脑，不会太多。
作家是如此的自信，以致认为写作长篇的能力，是“分泌”出来的。如果真是这样，倒希望我们的医生和生物工程学家，好好研究研究这种分泌物的构成，将来分别推出一些富含这种分泌物的“长篇”豆奶、“中篇”豆奶或“短篇”豆奶，根据作家协会的批量生产计划，补一补别个迟钝的大脑。
其实分析起来，这位作家的大脑，分泌的净是些工业时代的胆汁。人类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每件简单的事，都往复杂里做。久而久之，会觉得复杂的事情，费功夫的事情，困难的事情，就是有较高价值的；而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则“未必都是好处”。古代民间有一首诗：鱼儿向东游，鱼儿向西游，鱼儿向南游，鱼儿向北游。这属于“太容易”的那种。但你不能说它不好。因为简单、单纯，天人合一，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人们过去嫌弃农业文明那种过于简朴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因为它缺乏效率。而为了获得社会化生产的效率，人们就必须放弃“简单”、“容易”这些价值，顺带着还要求在这个时代里，作家们按复杂化的要求，分别分泌出些分工要求他们分泌的某些特定种类（如“长篇”）的“灵魂精华”。
然而，人为了一半的价值，扔了另一半的价值，是谈不上完美的。
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对立在那里，要复杂，就要不了简单；要简单，就要不了复杂。所以它们都不完美。更不完美的是，当人试图捡回另一半价值，使这一半与那一半结合起来时，去阻止他。
信息文明高于工业文明的地方在于，它要通过简单、容易的方式，去做那些工业社会需要复杂、困难，才能做的事。比如说，工业时代写一部长篇小说，写好后，需要一字一字誊抄，复杂则复杂矣，只是并非“好处”，无非机械劳动而已。（毋须分泌多少多少“精华”）。而用电脑去做，一个拷贝，就可省去你一个月的时间。
过去是不复杂做不了事情，所以才复杂。现在复杂的事情，有了简单的解决办法，作家却老大不高兴，觉得“一件事太容易了，未必都是好处”，这就不对了。
使用电脑写小说，这是一件小事。但它却包含一种范式，就是信息文明要用农业文明式的简单和容易，去做工业文明中复杂而困难的事情，既享受到这方面的好处，又占有那方面的便宜。这就是信息文明的典型方式。
复杂泛指一切社会化的、需要较高教化的价值，而简单泛指一切自然性的、直截了当形成的价值。只有信息文明能让这两者和谐起来。
有了高一等的文明方式不取，非要别着劲让人去做费力不讨好的事，看来，存有工业偏执的大脑，确实需要再分泌点别的成分，消解“灵魂精华”。
信息文明不提倡农夫式的简单，也不欣赏工业精英式的复杂，它提倡用电脑网络去承担天人分离带来的复杂性的繁重，让机器去“分泌”社会化的各种精华，而把人解放出来享受天人合一的快乐。
在这种文化中，太容易的，未必不是精华的。
一位作家带着愤愤不平的口气说：打工崽、在校生、小保姆都可写作长篇，洋洋洒洒几大册，不在话下。长篇小说这顶文学宫殿的皇冠，下嫁民间，电脑成了关键的轿夫。这位作家个人，我很尊重。但她流露的精英意识，我只能赞成一半。赞成的那一半是，在工业时代，确实需要文化精英，并非人人都能成为精英。但不赞成的一半是，认为电脑使精英价值“下嫁”了、贬值了。
精英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呢？不客气地说，精英意识，不过是工业时代大规模字数生产的必然要求。只有工业社会，第一次大规模地使大规模生产成为现实，大规模生产要求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更多的人被自然化。这种本质与人的存在的对立，是大规模制造精英的基础。因为一类人被分工专门代表人的那些比较本质的方面，成为精英；而另一些人则分工只以他们的手、脚或其它器官来存在，只是不能以脑子来存在，是精英之所以为精英，并能够凌架于群氓之上的原因所在。没有这种分工，精英只能是小农式地、偶然地产生，而不会是一批批专业地产生。正是由于工业社会生产了那么多手和脚，才更使分工派活的脑子成了人类的脑子，代替人类思考，成了所谓精英。
工业时代的精英，是工业化地制造出来的。没有哪个时代，象工业时代这样专业地生产精英和精英意识。
这是现实，但并不是一切。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在于，它是一种平等的力量，打破让一部分人成为人类本质和精华的代表，而大部分人只能作为人类自然存在的代表这种不平等。
你也许会说，人生来就有自然形成的能力上的差异，总会有人“精英”一些，另一些人不那么优秀。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工业文明在大规模制造这种差异，当制造这种差异成为工业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利益所在时，它还会本能地夸大这种差异，而不止是“自然地”适应这种差异。
反过来，如果整个社会水平上，精英与群氓的差别越来越模糊，群氓的素质越来越高，多才多艺者越来越多，专业的越来越业余，业余的越来越专业，如奥林匹克运动越来越向专业与业余互相渗透，竞技与休闲相互融合的方向发展。足球运动员在场下可能还会行医，当律师，医生和律师也可能客串比赛裁判……，如果这成为一种文化趋势，那么结果只能是一个：人的本质越来越和人的存在结合，而不是背离。因为代表了人的本质而成为精英这种现象，会因为人的本质向人的存在扩散，而呈弱化趋势；而因为只具有人的存在性而成为群氓这种现象，会因为人的存在向人的本质发展，而呈弱化趋势。
当这种文化出现时，还能侈谈“打工崽、在校生、小保姆”就不能同时是唱歌唱得好，足球踢得好、小说写得好的人吗？还能保证作家、教授不可以同时又是出租车司机、卖饼者吗？
我们不反对在工业文明的范畴内谈分工，谈精英。反对的是这些精英想把自己这种角色固化进信息文明；特别是当别人沾了信息技术的光明，而顺着历史的方向，在打破精英与群氓对立这种工业时代铁幕时，这些精英站在铁幕背后加以阻止。即使他们现在是有道理的，但这种道理不代表未来方向。
有作家说：机器写的东西有一股机器味儿，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所有整整齐齐敲打出来并编辑好的印刷字体里，处处都透着虚张声势，外强中干，好像随便一篇东西一经敲打出来就已经具备了发表资格似的，使作者不禁沾沾自喜。认为用机器写东西，不需要什么想象力，也没有什么艺术感觉，只有对大众口味的屈就和迎合，我们已经感受不到字后面的作者存在了。
这话听起来，就好像贵族见了第三等级，一脸的鄙夷不屑。好像贵族的征徽被随便哪个马夫戴了去一样。
工业时代，只有具备了发表资格的作品，才准出生。印刷字在这里被赋予了贵族徽章般的神圣。作者一旦躲在了印刷体的“字后面”，就立刻显出贵族的身份来。
偏偏在信息时代，互联网上，人们生产文字婴儿，从来不遵守计划生育，想生就生，并不需要谁个的批准。
其实，用电脑写字，用网络发布，并不在意字形字体本身是否“千人一面”，而在意内容内身，是否非常“个人”。在网上BBS站贴个贴子，在聊天室闲聊几句，并不需特别在意是否要迎合编辑的口味，读者的偏好，一味的天马行空下去便好。因此，反倒是不容易“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上过网的人，哪见过一模一样的作品呢？
倒是工业时代用手写的东西，虽然字形可能歪七扭八，但最终总要追求成为“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印刷体，靠着大众口味的大众传播，借外强中干的字之神圣，躲在貌似神圣的印刷体后面，做一个非常“大众”的、具备了发表资格的某种贵族。然而，凡大众传播的文字，都不免批量生产的机器味。
这样看来，信息时代的字，机器味只在形式上，骨子里是很“个人”的；倒是工业时代的字，形式上是很“个人”的，但骨子里却是很“机器”的。
3、农民为何比工人先上网？
经常关注网络方面的新闻，发现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经常有农民上网的报道，却从没见过关于工人上网的报道。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农民上网比工人还积极。过去看了这类新闻，都是一笑了之。10月15、16日，在人民日报、市场报上又连看两条农民上网的故事，我终于再也忍不住了，要给“农民比工人先上网”这件事一个“说法”。
国际著名的“PC论坛”的主人埃瑟.戴森在北京发行她的著作《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业界给予了高度重视，她讲了许多观点，IT媒体都争相传播。可偏偏有一个重要观点，IT业界整个给忽视了，结果“墙里开花墙外红”，倒是人民日报8月15日给报道了，这是一个很“异类”的观点：农民比工人更容易适应网络时代。
这个观点的实质是说，农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相似，而与工业文明不同。这真是“农民比工人先上网”的绝妙解释。从文化比较这个视点，再来审视“农民比工人先上网”这件事，你就会发现这不是开玩笑，它背后有内在逻辑。
中国上网一大怪，农民比工人跑得快
人民日报10月16日的新闻说：素有“葡萄王”美称的河北省徐水县农民李成，日前通过国际计算机互联网用中、英两种文字面向全世界摆开擂台：任何一个国家的单位或个人，培育出某个葡萄品种在产量、色泽、口感、耐储等综合性方面有超过他培育的“红贵族”品种，介绍到中国种植的，奖励人民币10万元。早在1994年李成就曾面向全国设奖1万元大摆擂台，最终全国近百名攻擂者没能把他从“擂主”宝座上打下来。此次李成通过互联网，又向世界摆擂，旨在鼓励各国葡萄专家和种植者加快葡萄新优品种的培育和推广，促进我国葡萄栽培事业的发展。
市场报10月15日的新闻说：天津北辰区大张庄农民何继金正筹备到国外建鸡场，因为他从家里的计算机上获知，罗马尼亚的禽蛋市场存在空白。随着信息应用意识的不断增强，上网正成为北辰区农民致富的新途径。何继金一家经营着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种鸡孵化厂，长期向华北地区供应鸡雏。今年他们联通了计算机网，通过网络查询行业信息，跟踪市场行情，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同时使鸡场的知名度大大提高。鸡场以往每年售鸡雏200余万只，今年到目前已接定货300余万只，增加产值260余万元，鸡雏销售已经覆盖华北地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北辰区农民刘旭树谈到上网的好处时兴奋地说：“上网后眼睛更亮了，耳朵更灵了。”现在他每天上网2～3个小时，通过互联网及时跟踪国内建材市场行情。他下一步的计划是制作自己的主页，把自己及本镇生产的特色产品在互联网上宣传出去，在网上展示自己的产品，搞活经营。
事实上，除了这两则新闻外，有关农民上网的报道到处都有。２６岁的任守滨是黑龙江省密山市黑台镇复兴村六组的青年农民，今年５月初花近１·５万元买了一套多媒体电脑和一台打印机，并通过邮局上了因特网，成为黑龙江个人上网中的农民第一人。他还专门送妻子学了电脑。两口子已通过上网查询了一些农副产品价格和教育信息，还准备租用网页，通过电子信箱进行信息交流。这类事情影响还蛮大，刘丽丽是来自长沙市开福区的一位从事花卉经营的年青个体户，她在展会上看了一个多小时，就决定买台个人电脑回家。
她乐呵呵地对记者说：“听说山东省有个农民通过电脑网络做鲜花生意赚了大钱，我也想试试。”她指的可能是山东莱州农民在互联网上把花卉生意做到上千万元规模那件事。
这形成一个奇妙的景观，人们看了报纸，准会以为，在中国，上网就两类人：知识分子和农民！而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网络普及顺序：由知识分子，到工人，再到农民。网络不再是按照信息文化圈、工业文化圈、农业文化圈这种顺序扩散！
“农民比工人更容易适应网络时代”对于农民上网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而工人上网却全不见报道。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工人都在城里，城里人上网容易，所以即使有个把工人上了网，也算不得什么新闻，所以没人报道；农民就不同了，农民给人的印象很“土”，如果农民反倒先上了网，就成了新鲜事，所以报纸喜欢报道。也许还会有人认为，工人现在都忙着下岗，哪有那份闲心和闲钱上网；农民不下岗，只要有钱，当然能上网。
这些理由都对，但我宁可不这么看。因为这些理由太表面化，除了事实本身，什么也说明不了。真正能说明问题的，是这样一个理由：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助于他上网；而工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妨碍他上网。
戴森就持这种观点。她表示，互联网带来的结构变化之一，是家庭与办公室之间的重新整合。农民因为以往的生活习惯，很容易适应这种工作、生活的相互融合。而工人会发现这是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式。
换句话说，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套一个最时髦的术语，就是“在家办公”。在高度信息化的美国，非得是白领以上的“有闲劳动”阶层，才能领受在家办公“待遇”。而农民几千年来，过的一直就是“两亩薄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在家办公”生活。
你让他离开家，去单位上班，他一会儿想着回家割麦子，一会儿想着猪窜上了炕，反而不踏实。相反，只要在上述“在家办公”条件上，再加个“手机电脑E-MAIL”，就什么也不缺了。他可以拿个爱立信5000或联想“掌上电脑”的混血儿，蹲在田埂上发布基于IP的指令：“孩他妈，中午吃窝头五个，白酒二两”；或：“速发大白菜五百颗至阿姆斯特丹”。生产生活两不误。
反过来，工人上网，于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就有些问题。首先，他在哪上网呢？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里？工厂固然可以上网，但那网并不是他的，他和厂子里网络的关系要拐好几道弯才够得上；如果是在家里上网，就是纯消费了，可上网与本职工作挣钱没关，只是为了娱乐，这不太奢侈了吗？这种矛盾，是工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本身的矛盾。
农民上网的经济学根源
上面说的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我想探讨的，是一个理论问题：农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的内在同质性是什么？这种同质性是否与工业文明异质？
如果这个想法成立，“农民比工人先上网”就不再是什么异类现象了。
两年前，我在郭良主编的“网络文化丛书”中，写了一本《21世纪网络生存术》，其中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指出：“农业经济是直接经济，工业经济是相反的迂回经济，信息经济又相反是更高的直接经济。”农业经济与信息经济都是直接经济，这就是两种文明的内在同质性。埃瑟.戴森是我两年来遇到的唯一一个与我持类似观点的知名人士，所以我要特别引用她的观点。
农民既然与知识分子，在生产方式上有同质性，农民接受知识分子的上网方式，自然就没有心理障碍了。有心理障碍的反倒是工人，因为工人的生产方式是迂回生产，与农业经济和信息经济都相反。
我们现在就从经济学的观点，剖析一下今年以来各种农民上网的故事和案例，说明这个问题。
案例一：抄市场近道就是直接经济
户均一个蔬菜大棚的山东省陵县丁庄乡薛庄村，如今已有60％的农户安装了电话。电话拉买卖，“网上”探行情，陵县农副产品进入市场有了“近道”。前几年，陵县一个林果专业村的农民听外地贩子说，东北市场苹果价格比当地每公斤贵1．2元，便雇车赶往哈尔滨，谁知那里的苹果与当地持平，后又拉到大庆市，没料到价格更低，只好赔本处理。这件事给全县一个教训。为建立准确、灵活的农情信息网络，让农民“抄近道”进市场，这个县首先实施了以村村通电话为主的基础信息工程。近两年，全县投资6000多万元，架光纤，装主机，进村入户。全县20处乡镇、988个行政村实现了电话交换程控化、传输数字化、计费微机化，平均每9户拥有一部程控电话。去年5月初，这个县主动与农业部联系，投资10万多元，加入“全国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批发市场信息网”。今年初，他们又上了互联网，将全县工农业资源概况、投资合作意向等搬上网，并通过互联网把本县各市场的蔬菜价格、成交量等准确、及时发送上网。自入网以来，这个县每天发出农产品信息20余条，接收外地供求信息200多条。今年6月，内蒙古、河北及东北三省等地1000多家出口商、加工商和蔬菜公司纷至沓来，组织收购，比去年同期增加近400家。
人民日报在报道这则消息时，用了一个很妙的说法——“抄市场近道”。抄市场近道，这是直接经济的形象化说法。那个林果专业村的农民在生产起点和消费终点之间，采用了迂回的方法，物理上兜了个大圈，他的失败正是迂回路径过长而又没有保障造成的。而入网后，这个迂回的中间过程就被拉直了，他们不必再兜着圈子外出卖东西，抄了市场的近道。
案例二：农业又要搞直接经济，又要实现社会化，又不上网，将会怎样？
第一种替代方法是亲自直销：我到顺义尹家府乡做社会调查时发现，这里的菜在田头比城里便宜一半，开始农民想搞直销，肥水不流外人田，但搞着搞着就发觉还是让中间贩子赚这一半钱划算。因为农民要整天泡在直销上，他就没时间生产了。这说明，农业生产这种直接经济，与社会化的矛盾，不可能通过物理上的直销解决。按传统方式，它要社会化，必须把利益的一部分，分割给迂回的中间环节（中间商）去分享。拿北京蔬菜来说，这笔迂回费用正好是菜价的一半。
而信息经济这种直接经济，与社会化就没有矛盾。因为在信息经济中，不必为了直销而在物理上跑腿，盖分销店等等，用在迂回上的耗费几乎可忽略不计。换句话来说，信息经济中的社会化成本接近于零。
第二种替代方法是道听途说获得信息：有些人针对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民，以帮助脱贫致富为名，大量发布稀有动物养殖、名贵植物种植的虚假信息，诸如珍珠熊、蝎子等，并许诺重金回收，致使成千上万的人血本无归。这说明手工式的信息传播方法，成本极高。河北省永年县的农民刘言林搞蔬菜运销，由于信息不灵，两年下来，不但没赚到钱，还赔进８０００多元。他所在的批发市场与中国农业信息网联通后，他常先打电话问行情，有目的地发菜，不出一年半时间，就赚到３万多元。这说明上网获得信息的优势。
案例三：
网络化的直接经济，直接性表现在消除时空距离在网上，农民有两种途径拉直生产与消费的路径，一是时间上的快捷，一是空间上的直贴，也就是消除时空距离。中山市农民染全福最近购入电脑，加入全国农业信息网。他的贩鱼生意如鱼得水：敲敲鼠标去拿货，拿货之后快出手，异地卖个好价钱。尝到甜头的他逢人就说：“太方便了，真是太方便了。”染全福是中山市第一个上网的农民。今年36岁的染全福，是中山市三角镇地地道道的农民，以贩销生鱼为主业，其客户分布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年运销生鱼400吨、销售额为800万元，成为流通大户。
两年贩运，使染全福最为头痛的是市场多变，以往通过电话了解外地行情，既费时又容易出错，生意有赚有赔，大起大落。今年5月，染全福将购入的电脑与中山市农业信息网相连接，眼界一下子开阔了，可以从网上获得全国各地最新市场行情。上网两个月来，他每天坐在家里敲敲鼠标，就知道各地生鱼的市场价，哪里的价钱好往哪里跑，结果是生意做得得心应手、红红火火。据中山市农业信息网的工作人员介绍，继染全福入网后，中山市又有50多位农民提出入网申请。
我们看到农民上网的经济学根源。一方面，他习惯于农业传统的直接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他又想通过生产社会化提高收入。如果他不想把他菜价的一半给别人，而留给自己，最经济的方法就是上网。而工人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城市工业中，迂回的各种中间环节是建立好了的。
农业经济作为直接经济，长于自产自消，短于社会化生产。一旦它想从直接经济里走出来，就处处遇到问题。因为迂回的中间环节没有充分社会化，或者建立中间环节成本过高。信息经济也是直接经济，但它的社会化过程，是低成本、高性能的互联网络。有了网络，人们不必在物理地兜圈子上费时费力。因此它是一种比农业经济更高的直接经济。由于农民根本还没受到迂回经济的熏陶，接受起网络来就十分顺当。如果你让他选择，是按工业的方式，迂回地建立生产销售中间环节，还是按信息的方式，直接让产消见面，如果他需要花同样的成本去学，他就可能选择信息的方式。
说农业经济与信息经济有内在同质性，只是说农民上网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但并不等于说中国农民就真的有比工人更好的上网条件。
在现有的有线通信的技术体系中，中国的农民上网要普及实际是很难的。缺乏ISP的服务就是一个难以愈越的障碍，文化素质也是一个重大障碍。
美国就不同了。
美国俄亥俄州的维特尔独自经营着6000英亩土地，连一个帮工都不雇。在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的是一套完整的高级电脑设备。登上收割机的驾驶室，主人津津有味地向人民日报记者介绍了一个叫“卫星定点系统”的特别装置。其技术性很强，听起来很费解。但简单来说，它可通过卫星接收和显示各种有用信息。当收割机在大田里作业的时候，收割的时间、面积、产量和粮食的水分等数据都能准确地显示出来，并储存在一个小小的智能卡上。取出智能卡后，通过电脑系统的处理，即可彩色打印在纸上。例如，各地段收成的好坏，以不同的颜色显示。这样，主人就可据此信息找出某地段为什么产量低的原因，然后再“对症下药”。电脑也成了维特尔必不可少的工具。农场的经营管理靠它，了解市场行情和及时获取各种农业信息也靠它。他入了互联网，过去需要跑路才能干的事情，现在只需敲几下键盘了，如期货交易、采购和销售等等。如今的农业，需要知识，而且得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科技。维特尔最后说，“要让儿子继承家业，我必须送他上大学，否则他干不了”。
在人民日报记者的这则报道中，可以看出，美国农民上网，是在工业化发达，通信基础设施完善，教育程度较高的条件下实现的。有了这些条件，上面说的那种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直接经济才能真正实现。
话说回来，其实“农民比工人先上网”本身，并不需要太看重，因为那毕竟是个别农民的行为。说明农业经济与信息经济的一致方面，说明农民上网的经济合理性，并不等于说农民真能在现有高成本的有线通信技术条件下，大规模先于城市工人上网。光是缺乏ISP本地服务和文化素质低这两项，就是农民上网难以愈越的门槛。“农民比工人更容易适应网络时代”，更多是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的。当然，信息文化取代工业文化这种总的趋势，终将改变许多当前的“现实”
4、码根码与卖花姑娘
前些年硕士生到广场擦皮鞋的事儿，已经不太听说了，可能是因为专业实在不太对口。
而眼下老知识分子做事就与众不同，要饭也得和专业对上口。这不，满街的“码根码”，写在电线杆上、台阶底下、工地墙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特务的接头暗号”（《电脑报》“电脑时空”语）呢。
“码根码”的主人冯天岳，花甲之年，穿着破烂的衣服，和从捡破烂那里讨来的鞋子，沿街徒劳地宣传他的理念。
那满大街的“码根码”，仿佛都幻化成了一声声的“卖花哟、卖花哟”。冯天岳真有点儿不识时务，没看见“知识经济”已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山响于朝野，“知识”都被你贴电线杆上了，还怎么“经济”呢？
不骗你，我见过冯天岳。（仿佛小男生、小女生见了什么大头歌星一样）。一日闲来购得《北京晚报》，赫然见头发花白的他，耸拉着脑袋，被雄纠纠的不知什么人员，捉起来放在一个屋里，做“坦白从宽”状。
据冯天岳交待：从1月份开始，他每天晚7点多钟出发，直到深夜1点多钟回家，按着北京城的对角线沿线刷字。一夜出来最少刷4处，最多有近20处。最大的字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斜对面的拆迁围墙上（我可以作证：我坐302每次去中国“硅谷”都看见了）。有一次正在四环路太极公司前“做案”，不幸“码”失前蹄，被当场捉住，痛失工具若干。北京市市容监察队对冯天岳处以500元罚款，并责令他在市容工作人员的监督下清除掉街头所有“码根码”墨迹。这就是59届北京电力工程学院毕业的老知识分子，这就是《斥力在宇宙学中的应用》的作者！
清朝的武训为了办学，不惜沿街行乞；冯天岳为了普及码根码，也弄得自己和乞丐差不多了。据冯天岳说：“我是搞基础理论的，不要多少钱，如果以后‘码根码’能带来经济效益的话，我就用它来买最好的电脑、外设、软件和书。只要有更多的人用‘码根码’，我就满足了。”码根码是一种计算机汉字输入编码，放在20年前，也算“高科技”了。如此“高雅”的技术，为什么却落得“卖花姑娘”般的待遇？冯天岳说：没钱做广告。只要到冯天岳家走一遭，就知此言不虚。冯天岳家老母偏瘫在床，两人以咸菜、白菜度日，据说只有过年才能尝一尝肉。他使的一台过时的486，显示器竟连壳子都没有。知识的创造者，竟沦落到如此地步，这不是在讽刺打击我们热火朝天的“知识经济”吗。
不久前，南方某报刊登了对一位7岁卖花姑娘的采访。这位小女孩，蹦蹦跳跳跑来跑去间，若无其事地接受了记者采访。据她发表的“答记者问”，她之所以跑出来卖花，是为了供她的哥哥继续上学，“我哥哥已经上到初中了，我妈让我供他读书”。在这样的贫困地区，为了获得知识，竟要靠妹妹跑到南方卖花，可名副其实真成了一出《卖花姑娘》。从冯天岳到“卖花姑娘”，使人不禁想到：知识对于还没有解决温饱的人来说，也许还是一件按常规无法得到，需要特别的欠脚够一下才能够到的东西。大多数人都会去牺牲初级需求去满足高级需求，象冯天岳或“卖花姑娘”那样吗？知识经济对于一个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信息化刚刚破题的社会来说，也许还需要更坚实一些的基础。
与此形成对照，我还看到另一种景象，这就是“知识经济”名词的热炒和《知识经济》新书的热销。北京科技出版社的《知识经济》一书，今年3月出版，4月就印了第二次，印数从3000册猛增到14000册。我到出版社为单位买书时，搞发行的人跟我说，《知识经济》现在根本不用到书店去征订，光到出版社来直接买书的，就提走了一万多本。“知识经济”热是一件好事，但考虑到还有从冯天岳到“卖花姑娘”等诸多“冷”的一面，我们应该意识到，“知识经济”热，不等于知识经济已经到来；“知识经济”现在更多只是热在“名”上，而不是“实”上。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现在信息社会尚且没有完全取代工业社会，它的高级阶段就更不可能一蹴而就了。我真担心，我们不要因为对知识经济期待值太高太虚，一旦不能马上看到结果，就像这阵的天气，一阵风刮过又变成了“冷”。当我们张开双手拥抱知识经济的到来时，别忘了更重要的，是为眼下工业社会的信息化和正在浮现中的信息经济多做一点实事。
5、数字时代的阿拉丁神灯
离21世纪还剩1001夜的时候，阿拉伯人发现了新的阿拉丁神灯。
人们渴望阿拉丁神灯，靠它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在工业文明中，阿拉丁神灯的功能是点石成金，“石”是农业时代的自然资源，“金”则是工业时代的货币资源，结果石油找到了，金钱换来了，阿拉伯人的美梦实现了；在信息文明中，阿拉伯人正把信息技术视为新的阿拉丁神灯。阿拉丁神灯的新功能是化“金钱”为“信息”，阿拉伯人正在这么做，投入工业时代的货币资源，换取信息时代的信息资源。
5月1日，在网上又一次看到沙特王子向信息产业投入的大手笔。拥有沙特王国财产公司（KHC）50%股份的电信公司Silki La Silki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获得互联网信息服务“阿拉伯在线”的一半份额。沙特王子投资信息这已不是第一次，就在4月13日，Alwaleed bin Talal王子在洛杉矶同Teledesic 电信公司主席Craig McCaw 签署了合同，投资2亿美元于Teledesic 电信公司。而这只是沙特王子一系列战略投资的一部分，去年11月，他一下子向这个行业投入了8.46亿美元。其中包括花4亿美元购买了全球媒体集团NEWS公司（NWS）和花1.46亿美元购买网景公司的5%股权，以及花3亿美元购买摩托罗拉公司的1%股权。
在信息产业大规模购并的今天，放在美国这也许算不上什么。但令人称奇和深感兴趣，并需要我们讨论一下的，是这些投资来自人们眼中除了沙子中的硅，与计算机似乎没什么联系的中东地区。问题是：工业基础不甚雄厚和全面的中东沙漠争取成为信息化绿洲，这有没有文明跃迁上的根据。如果有，我们为什么要等投完工业的资再来信息化呢？沙特虽富甲天下，但信息化基础实在说不上雄厚。至今为止沙特连互联网接入供应商都还没有，这与我国比较起来，实在差得很远。按照常理，一个国家工业化完成，才会产生对信息化的需要，信息化才有可靠的工业基础。中东地区除了石油，工业总的来看并不发达。照此推论，信息化就别搞了。但富有战略意识的阿拉伯人不这样看。因为阿拉伯人有生存危机意识。信息对阿拉伯人至少意味着两件事：第一，要使信息成为石油资源耗尽后，替代的经济财富的来源；第二，在事关生存的战略资源上，不能受制于人。海湾战争虽然打的并不是沙特，但沙特人想必看清了，被数字化武装到牙齿的信息强国，同被钢铁武装到牙齿的工业强国交锋，后者是多么不堪一击；沙特人想必看清了，中东国家一旦离了石油，经济将是何等脆弱。事实上，如果清王朝在上一次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折时代，早一点有这样的意识和行动，也就不致于沦为殖民地了；萨达姆早一点有这样的意识和行动，就不会在数字化的攻击下一败涂地了。
沙特王子的几次投资，表面上看是个人行为，但背后有着明显的国家意志。KHC主席Alwaleed bin Talal王子在声明中说，“这个投资进一步对我们的媒体、电讯和信息技术业务量起到杠杆作用”。表明投资的导向作用。“这次购买一经生效，将导致一个战略的联盟，使阿拉伯世界的互联网业的各个方面得到增长和发展，”这是KHC发言人的说法，显示出阿拉伯人特有的战略意识。
“我们看到阿拉伯在线的潜力”，Silki La Silki最高行政官Fouad Yashar在声明中说，“我们决心扶持和开发这一地区与互联网相关计划的潜力”。表明了阿拉伯人发展互联网的决心。在这件事上，沙特王子Alwaleed的远见卓识，起了很大作用。Alwaleed是沙特国王法赫德的侄子，有他特殊的政治地位，有他不余遗力的推动，沙特的信息化正在海湾地区迅速崛起。放眼世界，新加坡有李光耀推动，马来西亚有马哈蒂尔推动，美国有克林顿、戈尔推动……。在文明转折时期，有远见的政治领袖人物驾驭大局和方向，往往能起到别人无法起到的作用。
沙特人的投资，经济上颇具战略眼光。同是一笔钱，可以投到房地产、汽车等第二次浪潮产业上，短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也可以投到计算机和网络建设等第三次浪潮产业上，往往一念之间的决策，带来日后天差地别的结果。沙特王子Alwaleed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人。他的现代意识表现在风险投资上。风险投资的实质，是用信息引导资金、支配资金；而不是反过来，用资金来支配决策。风险投资，一方面是在对现实中的市场进行“信任投票”，另一方面是对未来的洞察。Alwaleed一上来就搞高起点的卫星通信和网络电视，显示了不同凡响的雄才大略。难能可贵的是，他与同样具有现代意识的比尔.盖茨一拍即合。
Teledesic 电信公司背后正是微软的比尔.盖茨在支持。沙特通过与Teledesic 电信公司合作，计划到2002年用288颗低地轨道卫星，向世界各地提供双路宽带通信服务，这是一项气度恢宏的跨世纪壮举。最近，科威特的ZakSat通信公司签署了一份与Silki LaSilki的分部SilkiNet技术公司的合伙协定，提供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人造卫星Internet服务。宏伟的信息化工程，正同阿拉伯传统的雄厚力量结合起来。俗话说，好人有好报，沙特人的投资从长期看，终将得到比投资传统产业更好的回报。
“中东正在对信息技术开始觉醒。前景非常好。”科威特开发伊斯兰和阿拉伯软件的Al-Alamiah集团的Mohammad al-Sharekh这样说的时候，仿佛看到21世纪的太阳不是从东方大海冒出，而是从中东的大漠中升起。“计算机化正在兴起，这个地区将持续以至少每年20%的速度扩展，”中东地区每年PC销量有40至50万台，康柏地区管理主任Walid
Moneimne对路透社说，“我们已经看到用户市场的爆炸性发展”。
Alwaleed对信息产业的风险投资，表面看来不过是一桩普通的商业买卖，实质上却渗透着阿拉伯民族的忧患意识、文明交替中的大局意识和洞悉数字化商业先机的战略眼光。反过来说，我们的每一个商业决策、经济决策，是否也应当多一些背后的内涵，多一分超越眼前现实局限的远见？但愿信息时代的阿拉丁神灯，能给更多人带来灵感。
6、赛佰虎门
早晨一上网，我惊讶地发现，“雅虎中文”不声不响地出现了：中国的网络门户被打开！
与1840年英军攻打虎门不同，那一次伴随着隆隆炮声；这一次却悄无声响，没有盛大的宣布仪式，没有广泛的广告宣传；上一次打开的是口岸门户，这一次打开的是网络门户(webportal)；上一次是争夺市场占有率，这一次是争夺“心灵占有率”(mindshare)；上一次是工业社会用武力打开农业社会中国的门户；这一次是信息社会用“文雅”的方式打开工业社会中国的门户。
两件事的意义同样重大。先看战争目标。上一次，英军攻打虎门，迫使琦善答应割让香港，义律拿着拟定的“穿鼻草约”副本送到英国，但伦敦认为打开中国大门的目的没达到，于是另派他人取代义律，直到签定《南京条约》。由此可见，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目标明确：要求中国割地、赔款、通商，打开中国大门。而中国方面，没有明白英方这一战争意图。开始还误以为是林则徐禁烟引起战争，谁知查办林则徐后，英军还是继续战争。由于战争的目标不明确，清政府只能打到哪算哪。这一次，网上争夺目标同样不同。雅虎中文直扑中国网络门户，它的战略目标，是让中国人把雅虎当作上网第一站（即“网络门户”），控制中华文明的数字化入口。而国内网站还根本没有webportal意识，只是胡乱把信息堆上网去，建一个站算一个站。
他们没意识到：如果中国人都从雅虎中文上网，那么由此打开这个民族的心灵空间和市场空间将是轻而易举的事。再看兵力配置。上一次，中方兵力总体上多于英方，但在每次关键战役的战场上，英军兵力都多于中方。如定海之战，英方3000人，中国只有1000人；虎门之战，英方3个团，中方仅200人；镇江之战，英方12000人，中方仅2400。这一次，中文网站由中国人办的，虽然总体上比外国人办的多。但在关键处，情况却倒过来。“网络门户”是当今互联网争夺的焦点，它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有免费电子邮件和搜索引擎，因为这是让大流量用户经过这里上网的最稳定保障。雅虎中文这两者都具备，而中文网站中两者都具备的竟一个也没有。国外凡企图成为“网络门户”的网站，这两样都在缺什么补什么。微软缺免费邮件，补！于是买了HOTMAIL。缺搜索引擎，于是买了Inktomi。网景这两周也在匆匆忙忙在这两方面补课：在它的Netcenter网站上推出免费E-MAIL服务；与Yahoo！、Excite、Lycos 和Infoseek重新谈判合作协议。反观国内网站，有免费邮件缺搜索引擎的，不补搜索引擎；有搜索引擎缺免费邮件的，不补免费邮件；既没有免费邮件也没有搜索引擎的，既不补免费邮件也不补搜索引擎。于是，网络“定海之战”、网络“虎门之战”、网络“镇江之战”，只好一个个失利。最终让人打开中国的网络门户。1840年12月，琦善以钦差大臣身份到广州与英方谈判。琦善派去同英军统帅义律交涉的特使张喜，不知英国在哪，逢人就打听：“英国在中国之何方？”“英国与中国陆路相通否？”我深怕在21世纪数字化生存中的小孩子也给我来个E-MAIL：“中国在雅虎之何方？”“中国与赛佰空间网路相通否？”
1、后电视时代媒体的归宿
被称为“数字时代三大思想家”之一的乔治.吉尔德，把电脑称为“后电视时代”的个人媒体，以它和电视这种“大众媒体”作对。当今互联网上，电脑确实成了主要媒体，这一点被乔治.吉尔德言中了；然而，这种媒体正在重新向电视靠拢，并似乎从中找到新的文化商业精神。这后一点颇有意趣。商业风向反复无常，不免使人晕头转向。但如果能从数字时代优等生每周做出的商业答卷中，找到文化转变大背景中的商业线索，无疑有助于克服人们在过多过快的变化面前疲于反应而产生的麻木性。
电脑网络向媒体转变——从文化模式中产生的商机
进入4月中旬以来，YAHOO连续占据了网上业界新闻关注的中心位置。4月10日前后，YAHOO定型了新的版面。最主要的改变，是将搜索框从目录顶部移到底部，而将“New&Events”等目录移到顶端附近，予以着重突出。Yahoo在最显眼的右端标出“今日”框，内有四个新闻标题和链接。这件事看起来不起眼，但意味深长的是，它标志着YAHOO从“信息搜索服务商”到“网上主流媒体”定位上的转变。
我们需要把这一新闻同其更广泛的背景联系起来看。最近，美国社会显示出的两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转变，一是互联网浏览压倒了传统电视，调查显示，今年3月YAHOO站点的平均日页面访问率(pageview)从去年12月的6500万上升到9500万，上网时间与看电视的时间是此消彼长，这意味着“现在美国人更愿意上YAHOO而不去看MTV”。它标志着人们正用交互式媒体取代非交互式媒体。二是数字化通信压倒了传统通信，标志是，在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当被问到最常使用的通讯方式时，36％的回答是E-mail，26％是电话，电子邮件第一次压倒了电话——可计算的交互方式，这两周已开始成功取代不可计算的交互方式。事实证明了乔治.吉尔德的预言：“电视和电话系统——在光谱和带宽资源稀缺时代曾使世界变得完美的技术——在带宽丰富的世界中将是全然不适宜的。”YAHOO改版表明杨致远对信息时代主流文化走向的洞悉。在未来数字生存中，人们要求的是主体与世界之间平等的双向选择，而不是乔治.吉尔德批判的那种大众（受众）对“大众媒体”的单向接受。只有交互式媒体才能满足人们这种选择，因为交互技术的文化效果，就是从价值上改变人单纯被作为客体的状况，与信息社会肯定的主体价值相适应。
由技术公司充当媒体，这是21世纪数字化世界独有的风景。这是因为，技术公司最先掌握了改变数字时代人与人新型价值关系的生产力基础——交互（INTERACT）技术。因此，最近，我们有幸看到新文化创生史上亮丽的一幕：技术公司正在利用文化模式创生一种“概念市场”——从文化价值中直接导出商业机会，并大获成功。
在这个数字化的“大航海时代”，YAHOO从技术的内河进入了主流文化的蔚蓝海洋，获得了一致的商业喝采。YAHOO的营业收入额比去年第四季度增长20%，是一年前同期1010万美元的三倍。去年第四季度YAHOO的营业收入是2510万美元，赢利250万美元，每股0.05美元。该公司股价在去年12月31日是69.25美元，到今年4月2日上涨了50%，达103.87美元。4月10日，我在NEWS.COM网站上看到这样一段新闻导语：“象YAHOO和AOL这样的网络公司是否注定要与象ABC的这样的电视网和象Gannett 这样的印刷媒体公司并肩成为21世纪媒体大王？”引起如此感概的背景是，“昨天YAHOO股票几乎一举上扬了18%，达到创纪录的每股114.50美元，据报告，现在它得到的市场价值超过了52亿美元。”华尔街正把这些互联网公司评价为“美国产业的栋梁”。
数字媒体向电视复归——技术重新论证文化
按照乔治.吉尔德的理论，数字化媒体一旦取代了电视，和电视就会越来越疏远：“前者与后者的汇合是为了消灭后者”。但商业的事实却不是这样。
YAHOO转向媒体，这只是一个风向标。一个YAHOO，还不足以使电视大王彻夜难眠。事实上，业界“巨无霸”WINTEL转向数字电视的动作更具有冲击力度。这两周，英特尔与微软目前正在开发一套集成系统，以实现在电脑上播放电视节目。根据英特尔与微软的计划，英特尔的Intercast软件将与微软Windows98操作系统中的WebTV for Windows相结合。WebTV for Windows能使电脑具有电视的功能，包括接收一般的新闻、节目介绍及互动式电视节目等。英特尔日前在“全美广播公司联合会”的大会上，展示了未来运行在数字电视机上的奔腾II处理器。如果双向互动的数字电视成功了，现在的电视大王就不必彻夜难眠了——他只要长眠不醒就行了。
数字化的优势已引起了一些不甘沉沦的大传媒公司注意，ABC电视公司及福克斯广播公司日前宣布支持由英特尔、微软、康柏及其它大公司共同支持的统一的扫描数字电视广播格式，决定在未来将采用PC标准传递视频、音频及其它交互式服务，如网上购物等。数字化技术也吸住了传统消费电器商的目光。微软、索尼近日宣布，两家公司将联手推出基于WindowsCE操作系统的家用网络产品，尤其是高清晰度电视。两家公司承诺开发并支持电视行业普遍采用的1080隔行扫描格式，索尼公司表示将开发PC行业支持的480顺序扫描格式。此外，索尼还推出了一种视像电子邮件产品FunMail，售价199美元。它带有一个迷你摄像机，内置麦克风，以及视像抓取、压缩和录制软件。传统技术正在向现代技术“投降”，技术改写了文化。
不过，如果认为美国主流文化的转变，只是体现在过去“用电视看电视”，现在“用电脑看（同样的）电视”，只是介质改变了，那是缺乏商业和文化双重眼光的判断。用这种观点指导的商业实践，会倾向于急急忙忙把钱投资到类似模数或数模转换器之类的产品上。最近，朗讯与松下宣布，研制成功一种新型的PC-TV专用电路系统，使电脑制造商能更容易将数字电视与计算机相结合，并生产出便宜的PC卡。我猜想，如果仅仅是生产电视卡，这个市场将是有限的。因为电视卡仍不是交互式的，没有改变电视的“大众媒体”本质，除非电视与电脑的结合有助于电视的交互化。没有新的文化定位，就不会有新的市场定位。但问题还有另一面。乔治.吉尔德对“大众媒体”的批判，更多注重了电视的形式，因此得出电视应被电脑取代的结论。但这个文化结论从商业和技术的角度，是不够严谨的。因为电视之为“大众媒体”，并不是因为它的可视形式本身，而是它的可视形式建立在单向传输的技术基础之上。如果电视也具备了交互的技术手段，它也可以成为“个人媒体”，就象PC一样。这令我想起13年前比尔.盖茨的看法：电视是一种被动的娱乐。他敢打赌，人们希求的是交互性娱乐。10年后，他看得更清楚了：“问题的关键是，双程传播是与单程传播大不相同的东西”。今天，盖茨正在将电视经由数字化，改造为“双程传播”的媒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用技术发展了乔治.吉尔德的文化思想。如果有人认为用文化阐释技术，得不出什么明确的商业结论，我们不妨做一个跨时段的试验：按照乔治.吉尔德的文化理论，单向传播的媒体必定是双向传输媒体的革命对象，“网络促进选择，选择促进质量，而质量促进道德”。那么TV-PC转换卡以及网络入户“最后一公里”上的“推”技术，由于不符合信息文化发展总的方向，技术寿命将格外短暂。让我们等等看，那些还没有发生的新闻事实，是不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