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沽口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莫大的愤怒，３月１４日，北京举行了３０万人参加的反日大会。３月１７日，李大钊亲自率领北京全市各学校、各团体的代表团１００多人分别到外交部和国务院去请愿，要求段政府“驳复最后通牒 ”，驱逐签署最后通牒的八国公使出北京。但是，以卖国为能事的段政府，竟用刺刀回答了人民的要求，当场刺伤多人，揭开了第二天大屠杀的序幕。
３月１８日，李大钊又亲自领导２００多个社会团体，１０多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会场上挂起了昨天请愿受伤代表的血衣，写着“段祺瑞铁蹄下之血”８个大字。李大钊是大会主席之一，他发表演说，号召大家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 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斑斑血迹，慷慨演说，无不使群众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当即一致通过了驳回最后通牒和驱逐八国公使等决议。李大钊传 １１１·会后，又组织２０００多人的请愿团，再次到执政府去请愿。在群众进入执政府门前的广场后，段祺瑞的军警就封闭了广场上仅有的两个出口，血腥的大屠杀随即开始了。军警用排枪，用刺刀、马刀，灭绝人性地射击砍杀群众，一时血流满地，惨不忍睹，死者４７人，伤者２００多人，这一天成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李大钊在请愿时，走在最前面，以致头部和双手负伤，并曾一度被捕，因回答机警脱险后，仍不顾个人安危，镇静地指挥和掩护群众撤退，直到枪声响过半个小时后，他才随着最后一批群众撤出广场。
“三一八”当晚，李大钊立即召开党团会议，布置如何慰问伤者，追悼死者，如何揭露段祺瑞的凶残，把斗争坚持到底。惨案的第二天，北京各校都停了课，许多学校为死难烈士开了追悼会。３月２３日，北京市总工会、学联等团体，联合在北大举行追悼大会，会场高悬“先烈之血，革命之花”８个大字。会上，有的爱国青年咬破手指，扯下衣襟，写下血的誓言。党中央为“三一八”惨案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强调指出 ：“唯一的办法只有实际的行动。民众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 。”
“三一八”运动虽然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镇压下去了， 但是，正如李大钊当时所指出的：“帝国主李大钊传 １１２·义对中国民族的压迫，只有日益增加，故中国民族之革命运动，亦只有从之而日益强烈……到处都有中国民众被屠杀于他们所谓‘秩序’之下的血迹，即到处都有中国民众反抗列强的斗争。因为对于压迫的还答，只有反抗，对于他们镇压我们的‘秩序’的酬应，只有我们反抗他们秩序的骚乱，这便是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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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精神不死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一片恐怖。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联合起来，疯狂地加紧了对革命的迫害，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当时，北京城贴满了这样的布告：“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 。”李大钊更是被张作霖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再被通缉。
这时，李大钊即转入地下，从事秘密工作。
１９２６年３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京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兵营内。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李大钊的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常有密探盯梢跟踪。但是，他仍通过种种方法，和北方各地的革命组织、革命同志保持密切联系。在他领导下，沉寂多年的兵营，一时成了北京革命运动活跃的指挥中心。外面虽是敌人的黑暗统治，里面却是热火朝天地开展工作，在这里活动的革命者最多时曾达３００人之多。有的时候，日夜都有同志化了装，躲过敌人监视，前来请示汇报工作，一些进步青年，以至大学教授，也常来求教。李大钊总是尽量亲自接见他们，和他们谈话，并审阅各地送来的报告，李大钊传 １１４·派出干部，发出指示信，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力量。
１９２６年７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猛烈发展起来，在南方，展开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革命斗争。９月，国民军也在我党帮助下，愿以国民革命和扶助民众运动为职责，并配合北伐军，进军河南西部。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这时派遣大批干部和革命青年去南方，积极支援北伐战争。
李大钊领导北方党组织，积极发展北方革命力量。仅北京一地，“ 三一八”以后至１９２７年２月，共产党员就在敌人的疯狂搜捕和“讨赤”、“驱赤”的恐怖气氛中由３００余人发展到１０００人以上，不到一年增加了两倍多，共青团组织发展也很大，国民党员也由２２００余人发展到４３００余人。
在革命力量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李大钊又联合北京各进步团体，组织了“左派联席会议”（ 简称“左联”）， 使进步力量在共产党的周围紧密团结起来，更加孤立了国民党右派。
在湖南等省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北方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李大钊和北方各级党组织派遣更多的同志到广大农村中去，在这些地方突破敌人的黑暗统治，扩大了原有的农民组织，建立了新的农民组织和农民武装，展开了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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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人严密控制的城市，革命的刊物继续秘密出版，除《政治生活》外，北京各大学都出版了革命的秘密刊物， 如北大的《烈火》、《新生》、《下层》，师大的《新华》，燕京大学的《努力青年》，农业大学的《农光》， 法政大学的《新社会》， 艺术专科学校的《街头之塔》等等。
李大钊继续为《政治生活》撰写了许多文章，他的《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一文，用确凿的事实，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右派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
李大钊总是紧张地、繁忙地工作着，当他本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行动自由的时候，他从不稍懈。他善于在黑暗中看到未来的曙光，善于在敌人不可一世的威风中看到他们必然覆灭的命运，看到人民的觉醒，在异常艰苦、险恶的环境里，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心。 他的表姑曾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么？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么 ？”李大钊答道：“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墙壁给捣垮的 ！”又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人的种子一样， 到处都撒遍了， 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 还有那儿长出来， 没有关系 ！”他也李大钊传 １１６·常对孩子们说 ：“农民们辛辛苦苦地种下东西，收获的时候是多么的欢喜呀！ 他们忘记了辛苦， 只有快乐。我们的革命也是一样，现在统治者虽然想尽办法攻击我们……我们是不怕的。我们要挺身和他们斗争到底。我们要用最大的努力把革命的种子撒得到处都是……等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我们会像农民把庄稼收回家来一样的快乐 ！”
但是，李大钊自己的处境却越来越险恶了。敌人进一步加紧了对北方革命指挥机关的监视与迫害。机关里的工友阎振三出去送信，没有回来；张全印一早出去买菜，也没有回来。他们都被捕了。李大钊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对各地的工作作了周密的安排，烧毁了重要的文件，还与同志们一起练习打手枪，准备应付最坏的变化。许多人劝他离开北京，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要走出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走的 。”夫人赵纫兰也很为他担心，多次劝说，但他总是说 ：“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
反动军阀终于下毒手了。
为了逮捕李大钊，敌人是费了一番苦心的。
他们不但派特务经常监视出入人员的行动，而且利用招工友的机会，派人伪装打入内部，用了３个月的功夫，把内部的一般情况弄得一清二楚。他们还逮李大钊传 １１７·捕了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李渤海，诱使他叛变，进一步摸清了内部组织情况。然后，他们找当时任公使团团长的荷兰公使欧登科交涉，希望准其进入使区抓人。于是，各国公使开会集议。这帮帝国主义分子，一直把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辛丑条约》视为神物，在“三一八”前夕的大沽口事件中，还根据它来向中国提抗议，提最后通牒，但到这时却把它踩在脚下，竟公然允许张作霖的“安国军”派兵进入使区捕人，而且允许其头领在荷兰使馆内坐镇指挥。帝国主义的行径就是这样的卑鄙无耻。
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清晨，奉军及所谓“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宪兵、警察、特务，悍然不顾一切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等，实行了疯狂的大逮捕。
这一天是清明节，天气晴朗，夫人赵纫兰带着小女儿散步去了，李大钊正在办公。忽然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声，好多人从围墙上跳进院子里来。
“什么？爹 ？”李大钊长女星华正在外屋看报，紧张地问他。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跟我到外面看看去吧。”在危难中，他毫不慌张，从抽屉里取出小手枪，便向李大钊传 １１８·院里走去。
“不要放走一个 ！”窗外，敌人在叫喊着。
紧接着，身穿灰制服、脚踏长统靴的宪兵们，穿黑制服的警察，胸系红线为记的便衣特务，蜂拥而入，包围了李大钊。他们拉出前些日子被捕的工友阎振三，要他辨认，这个受过李大钊教育的可敬的工人，只是简单地摇了摇头。从他那披散的长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来，不难看出，他已受过多次酷刑了。
“哼，你不认识吗？我可认识他呢 ！”为首的一个特务狞笑着，又命令他的左右夺去了李大钊的手枪。
敬爱的李大钊被捕了。
先后被捕的，还有范鸿□、谢伯俞、谭祖尧、杨景山等共产党员，以及邓文辉、张挹兰等国民党左派。
这一天，张作霖军阀共逮捕了６０名共产党人及各方进步人士。
李大钊入狱后，敌人用种种残酷的刑罚拷打他，折磨他，用竹签打进他的指甲缝里，最后竟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是，李大钊始终立场坚定，坚贞不屈，他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供词”，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他在狱中写下的自述，回顾了自己壮烈的、革命的一生， 自豪地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在自述中，李大钊传 １１９·他还写道：“倘以此而应重获罪戾， 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可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在生死关头，临危不惧，舍身救人，准备用自己一个人的生命，去挽救多数人的生命。这种伟大崇高的人格，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敌人还多次组织法庭审判，妄图从精神上压倒和屈辱李大钊。 法官们每次都杀气腾腾， 手下的狗腿子们也一起威吓、吼叫。 然而， 屹立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不可辱侮的形象。连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承认 ：“李大钊受审时……态度从容，毫不惊慌。”“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 。”
威逼不成，敌人又继以利诱。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亲自前来劝降，拉同乡关系，讲了许多甜言蜜语，并用高官厚禄收买。李大钊一概严词拒绝，从容答道：“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贼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 ！”弄得这个张作霖最亲信的狗腿子、大名鼎鼎的“小诸葛”无言以对，狼狈而去。
李大钊在狱中虽备受酷刑，行动艰难，但他仍不倦地为一同被捕的难友讲解马列主义学说，尽力宣传共产主义，鼓舞大家斗志，赢得全监犯人的敬爱。李大钊传 １２０·
敌人把李大钊与其他“犯人”隔离开来，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停止过革命的宣传，那些看守的士兵以至于气势汹汹的警官都成了他的宣传对象。有的士兵被他那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所感动，自愿为他传送消息， 甚至有的警官私下里也表示 ：“上边的命令，我们也没法子想，像李先生这样的人，我们是十分信仰尊敬的 。”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李大钊所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亲爱的党，仍然是他为之鞠躬尽瘁的革命事业。他的夫人及两个女儿与他一同被捕，但他“在狱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 据他女儿星华回忆，她和母亲、妹妹曾在法庭上见过他一次，“父亲瞅了瞅我们， 没有说一句话，脸上表情非常平静，似乎他的心并没有放在我们身上 。”
李大钊的被捕，北方的同志莫不万分悲愤！尤其是北方铁路工人，提出了劫狱的口号，并组织了劫狱队。李大钊知道后，极力反对这种冒险行动，他说 ：“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 。”
李大钊的被捕，也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学生、群众、教育界、学者、名流以至他的同乡，均李大钊传 １２１·起而营救。京津“各报社评，皆暗为守常呼吁 ”，连反动报纸都不得不虚伪地赞扬他的学问、道德和人格。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１５日，广州也发生了反革命政变，一时，东西南北四方，乌云滚滚，反革命的恶流涌上来了。蒋介石特“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为了博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为了和蒋介石握手言欢，张作霖自称是孙中山的旧友，不反国，只反共，于是决定杀害李大钊。
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８日，丧心病狂的奉系军阀，终于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反对，将李大钊与范鸿□、谢伯俞、谭祖尧、杨景山、阎振三、张挹兰等２０位革命者一齐绞杀。
李大钊拖着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的身体，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的目光，含着让人永远难忘的坚定的笑容，第一个昂首从容地走上绞刑台。就在这绞刑架下，在杀人的刑台上，李大钊发表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最后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最后献出了自己宝李大钊传 １２２·贵的生命。
李大钊被害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特地发表了悼念文章，称赞他是“最勇敢的战士 ”，将为中国人民“牢记不忘”。当时还是革命中心的武汉，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据后来何香凝回忆：“听到张太雷先生报告李大钊先生殉难的经过，我们都不能遏制地流下眼泪来 。”无产阶级革命家、诗人陈毅后来的纪念诗写得好：
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
……
人民柴市节，浩气贯长虹。％
他的死，不只激励了当时正在艰苦中奋斗的共产党人，也引起了一切正直的人们对反动军阀更深的仇恨。在北方许多青年踏着他未干的血迹，参加到党的行列里来。国民军中，除先后在陕西、河南等地为他举行追悼会外，并全军带孝，向他致哀。广大的社会舆论也无不为之哀悼和痛惜， 武汉的《中央日报》、南昌的《红灯周刊》等，都发表了纪念文章。
为李大钊营葬，也经过一场尖锐的斗争。李大钊的灵柩，一直停放在妙光阁浙寺内。１９３３年４月，我党通过李大钊的生前好友和北京大学的师生，发起李大钊传 １２３·为他举行公葬。为公葬捐款的名流学者多达１００余人，其中有鲁迅、李四光等。４月２３日清晨，灵柩从浙寺出发，送葬的人越来越多，沿途并有不少的团体拦灵公祭。到达西单时，送葬的人流一眼望不到头，花圈数不清，挽联也数不清。高举在最前面的北京青年送的一副挽联是：
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
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
送葬队伍喊起了“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共产党万岁 ！”等口号，唱起了悲壮的《国际歌》。 队伍庄严地向前行进。
国民党反动派对李大钊及其巨大影响的仇视和恐惧，即使在他死去的第６个年头，也是有甚无已。当送葬的队伍行至西四时，便遭到了反动军警、特务的开枪袭击，并且，因这次公葬，被蒋介石的宪兵三团追究，几个月内，成千青年先后被捕，在北京狱内被杀害的就达４００多人，文学家洪灵菲在这次血案中惨遭杀害。
虽然遭到半路袭击，但灵柩队伍仍继续行进，一直送到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时，我党送来一块刻着镰刀斧头的墓碑。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这块好不容易送李大钊传 １２４·出城来的珍贵的石碑，代表了多少共产党员赤诚的心意。但在当时，它却只能与李大钊同埋于地下，而墓前竖立的却是刘半农书写的墓碑。
李大钊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写的文章不少。这些文章经过无数周折，直到１９３９才出版了一本《守常全集》。 鲁迅先生在１９３３年为《守常全集》题记的文章中说 ：“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都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又说：“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叠叠的集子，不是已经倒塌下来，连商人也‘不顾血本’的只收二三成了么？”鲁迅的评论多么精彩！历史是无情的，骗人的东西终将被人民抛弃，而真实的和真诚的作品，虽然并不完美，却将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李大钊的革命精神十分可贵。他一心为党，一心为人民，他为革命忠心耿耿，奋斗一生，他用自己的全部言行，最后用自己的鲜血来实现了自己的箴言：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