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０年３月，在几经酝酿、讨论后，他终于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不久，瞿秋白也参加了进来。
当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学习条件非常困难，既有反动统治阶级的严禁和封锁，又有社会上顽固的守旧派的阻挠，使得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都难以找到，马列主义原著更难找到，他们必须艰苦地搜寻。开始，他们只能学到《新青年》和其他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及少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如１９２０年４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还有河上肇以及考茨基所写的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都被大家辗转相传，争相阅读。后来，经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了一批外文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组织通晓外文的会员帮助大家学习，这样才初步解决了学习材料方面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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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在李大钊帮助下，大家逐渐搜集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又筹集到了一些资金，买了一批有关的图书。
研究会成立后，几经交涉，得到蔡元培校长的支持，学校拨出两间宽敞的房子，作为办公会址。在那里，他们设立了一个附属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小型图书室，并亲切地称它为“ 亢慕义斋”（译音，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室”）。这个“ 亢慕义斋”图书馆，是我国第一个存有比较丰富的马列主义书籍的图书馆，有健全的借阅规则、制度。直至现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还保存着当时一些盖有“亢慕义斋”图章的书籍。
在李大钊领导下，一部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进行着紧张的活动。当时，邓中夏等每天一早就到北大三院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下午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晚上聚在一起讨论革命问题或交换学习心得，总要到深夜才散去。通过这些活动，他们加深了对马列主义的了解，并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的强烈要求。这就为后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等有了更多的联系。通过这些联系，他积极搜寻当时能找到的一切中文共产主义文献，还读李大钊传 ４７·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后来，他曾回忆这个时期的情景说：“记得我在１９２０年， 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 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他后来用这方法论更深入地思索了各种社会问题，从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起信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当时还曾跟李大钊商量过考虑组织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之事。
１９２０年，李大钊仍然在大量写文章。７月８日，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职务改为教授。担任了教授后，他又到处讲课，宣传马列主义。他这时着重宣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用它来解释中国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
１９２０年９月，他与进步教授陈启修在北大政治系举办了“现代政治”讲座，主要讲授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劳工状况等。１０月初，他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这一重要课程。以后，又在史学系开了“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在经济系开了“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在法律系开了“社会主义”等多种课程。他的讲课，李大钊传 ４８·都从不同角度传播了马列主义思想，受到了青年学生的普遍欢迎，特别是“唯物史观”等课，对青年有过重大的影响。其中如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就是很著名的文章。 他说：“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 。” 又说：“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态度、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 。”他一贯深信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坚决反对个人迷信。
如果说，十月革命前，李大钊所向往的“青春之历史 ”，还是一种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来的憧憬，那么到１９２０年， 李大钊已清楚地看到，“青春之历史 ”，就是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自觉的斗争而创造出来的人民的新历史。这就鲜明地标志了李大钊革命思想的跃进。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发表的文章、讲义、演说，现在所知道的，就在１３０篇以上，他还在各校授课，所开课程也在１０门以上。而这都是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不难看出，他为了宣传马列主义和传播革命思想，做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他对唯物史观的李大钊传 ４９·宣传，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思想理论准备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组织了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后，李大钊还于１９２０年夏秋之间帮助天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这个研究会就是后来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前身，它从李大钊那里接受经常的指导，对天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起过重要的作用。
在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李大钊又领导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与工人群众相结合。
这种结合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虽然李大钊在１９１９年初就提出了“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的号召，但北京的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真正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决心到工人中去，还是在“五四”运动以后，而实际地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则是１９２０年以后的事情。
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０日，北京大学学生发起北京５０００多个大、中学生捐款买了１７万个面包，印上“劳工神圣”等字样，分送给全市工人群众，同时，散发了３０万张传单，并进行演讲。这次活动轰动了整个北京城，为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造成了良好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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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９年底到１９２０年初，在北京的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进一步提出了要去组织工人阶级的问题。李大钊这时写了文章，号召“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核心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陈独秀也在《晨报》上发表了《告北京劳动界》的文章，提出要去组织北京各行业的工人。
经过李大钊等的宣传、号召，１９２０年１月，部分青年学生第一次分组到洋车工人的住宅区去调查工人们的生活情况。看到工人们贫困悲惨的生活，使他们受到很大震动，推动他们决心到工人中去进行革命工作。
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洋车工人和北大的印刷工人中，开始了组织工会的活动。
在李大钊帮助下，邓中夏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一部分青年学生，开始到工人中去，接近劳动群众，把他们组织起来，实行“工读互助”。他们一面读书，一面从事一般性的体力劳动，改变旧知识分子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四体不勤的习惯和轻视劳动的思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的大部分成员参加了这个组织，由最初的２０多人发展到４０人左右，坚持了一年之久。当时，曾经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并有一部分青年学生起而仿效。
他们的“工读互助”行动，也引起了那些“自命李大钊传 ５１·为绅士的人”的仇视和反对。 他们叫喊：“知识阶级的运动，不可学低级劳动者的行为 。”李大钊尖锐地批驳了这种论调，他说：“这话很奇怪， 我请问低级高级从哪里分别？凡是劳作的人，都是高尚的，都是神圣的，都比你们这些吃人血不做人事的绅士、贤人，政客们强得多 。”继续鼓励知识分子坚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向。
１９２０年２月底，李大钊等在天安门召开了一次大会，用洋车把会场包围起来，学生发表演说。但是，大队警察冲过来把工人打了，洋车也打坏了，工人不干了。在组织印刷工会时，由于工头的阻挠，也没成功。所有这些，都说明开辟工作时的艰难。但李大钊和他的学生们并没气馁，他们逐步注意到当时在北京最主要的是铁路工人，又在铁路工人中开始了活动。
李大钊安排邓中夏及张国焘等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去进行工作。张国焘奉李大钊之命，和长辛店工人史文彬等建立了联系。
１９２０年４月８日，邓中夏带领平民教育讲演团一个组到长辛店进行讲演活动，并决定在那里找一个固定活动场所，经常去讲演。
平民教育讲演团初次在长辛店讲演，效果不佳。这主要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还没有放下架子，与工农还李大钊传 ５２·没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和语言。一些本来就是以“救世主”的姿态下去的学生，这时候便责怪起群众“愚蠢”来，不肯到工农中去了。但是，以邓中夏为代表的革命学生，按照李大钊的嘱托，坚持下去，并通过虚心向工人学习，很快克服了起初的困难，学会了用通俗的语言同工人进行交谈，宣传革命道理。这样，逐步把长辛店开辟为早期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
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全国有近１０个城市总计约６万工人群众举行了纪念活动， 喊出了“五一万岁 ！”“劳工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等口号，打出了红旗。 这是破天荒的创举。它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觉悟程度的提高，进一步鼓舞了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开展工作。
这一天，《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李大钊发表了阐述《五一运动史》的重要文章，许多有影响的刊物如上海的《 星期评论》、《东方杂志》，南京的《少年世界》等都曾全文转载。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来历，以及多年来各国工人阶级在这一天为争取解放进行斗争的情况，歌颂了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而献身的英雄们。 并着重指出：“五一运动”应当是真正“劳工阶级的运动 ”，而不是“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 ”，号召知识分子，不要光是空喊李大钊传 ５３·“劳工神圣 ”，而要实际地到“劳工”中去干发动群众的工作。
这一天，李大钊主持了北京大学的纪念活动。他所在的北大是这次北京五一纪念活动的中心。北大学生在这一天举行了罢课，《 北京大学周刊》也出版了《劳动纪念号》。上午９时， 校工和学生５００多人在校内召开纪念大会，李大钊在会上讲了话。同时，何孟雄等学生租用２辆汽车， 车前拉上横幅， 上书“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等，车后插上红旗，从上午８点钟出发，分头去东、西城游行。沿途浩浩荡荡，格外引人注目，并高呼“劳工万岁”等口号，散发印有“五一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但最后全被警察拘捕。这次游行，曾被称为“初次的赤旗”。
这一天，平民教育讲演团５０人分成５组，也于上午１０时出发，沿街进行演讲“五一历史”、“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一劳动节”等。
这一天，邓中夏等还赶到长辛店去对铁路工人作了演讲，有１０００多名工人参加，也散发了“五一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很受工人的欢迎。会后也举行了示威游行。
这一天，北大学生共散发了数千张“五一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第二天，许多报纸在纪念五一的消息报导中说： 各地散发的宣传品，“以北京大学劳动李大钊传 ５４·纪念会的印之‘五一北京劳工宣言’最为激烈”。 比起以前在这方面所散发的宣传品，这个宣言的确是前进了一步，它没有重复“劳工神圣”一类含义空洞的词句，而是具体地提出了工人阶级将来的奋斗目标。它和李大钊在《五一运动史》中的根本思想是一致的，即劳动群众要积极行动起来，对骑在自己头上的压迫者、剥削者展开坚决斗争，争取自己的解放。
北京的这一次五一纪念活动，使反动军阀政府极为恐惧，他们在前门出动了３０００多名军警，拘捕了一批讲演的学生，在北大附近驻扎了好几营军队，整队游行进行威吓。
五一节以后，北京有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李大钊领导下，不顾反动派的迫害和阻拦，投身到工人群众中去，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一面也改造着自己。这样就促成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
在促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方面，李大钊也给了天津的革命知识分子以积极的影响。
１９２０年８月初，天津觉悟社举行了一次年会。会上，周恩来总结了一年多来天津爱国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 今后的救国道路， 只有深入劳工群众，依靠劳动阶级；同时，把“五四”以后全国各地涌现的大小进步团体都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由于李大钊热情支持过觉悟社的活动，李大钊传 ５５·会后，以周恩来为首的１１个社员来到北京，将这个意图向他商量、请教，李大钊非常赞赏周恩来的想法。
８月１６日上午９时，觉悟社的１１个成员，还有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的代表２０余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了茶话会。周恩来、邓颖超首先发言，介绍了觉悟社一年多的活动情况，说明了召开这次座谈会的宗旨。各团体代表也都相继发了言。最后，李大钊讲话，他提出，各团体要有一个明确的主义，主义不明，就不能团结一致。并希望他们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解他们，启发他们，依靠他们。
１８日，到会的五团体各派代表３人，又在李大钊指导下，在北大通信图书馆开了“筹备会 ”，决定五团体合组一个“改造联合 ”，讨论通过“改造联合”的宣言和约章，同时，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而且对于“到民间去”做什么事，也明确规定了“社会实况之调查”、“农工组织之运动”等。这些，在当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在李大钊的启发帮助下，不久，天津的革命知识分子也开始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活动。周恩来、郭隆真等去法国勤工俭学，于方舟等则投身到码头工人中去活动。
如果说，李大钊在１９１９年初号召“知识阶级李大钊传 ５６·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还仅是初步提出了这一问题，那么，１９２０年以后，他的这些口号就已经建筑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础之上了。毛泽东曾指出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的问题 。”李大钊的见解，无疑是进一步给了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以正确的思想指导，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１９２０年９月，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较早参加这个小组的有邓中夏等，以后张太雷、何孟雄、高君宇、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等陆续参加了进来。除张太雷外，其余的都是北大学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小组成立前，就已在李大钊领导下学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活动。
由于当时还没有建立革命的机关，小组活动地点也就在李大钊家里和他的图书馆主任办公室里。最初小组也还没有什么纲领和章程，要做什么，大家开会讨论商量，讨论好了就去办。尽管如此，有了这样一个当地的革命运动的核心组织，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各种活动的进行都是更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了。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十月革命节，李大钊领导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由邓中夏负责编辑。办刊的目的很明确，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工人李大钊传 ５７·的团结，指导工人运动的进行。
《劳动音》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很快就在长辛店等地的
工人中广泛流传开来。出版后一个月，每期销售量已达２０００多份。
李大钊领导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正是这样去身体力行的。在创办《劳动音》的同时，他们大力加强了在长辛店工人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在李大钊的积极倡导下，邓中夏、朱务善等几个小组成员，把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长辛店来。隔一星期就去演讲一次，每逢星期天，别的大学生逛市场、看戏，他们几个人却一清早就坐火车去长辛店，找工人谈心，交朋友，把这作为他们的假日旅行。
１９２０年冬天，李大钊领导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为了进一步深入地在工人中开展宣传、组织活动，决定在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实习学校，作为工作的据点。经过与史文彬等工人磋商后，捐了些钱，租了房子，置备了桌凳，１２月１９日，在长辛店正式召开了“筹备会议 ”，１２天后，即１９２１年元旦，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就正式开学了。
劳动学校从做工、劳动、为什么下雨打雷讲起，讲到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 为什么要团结？ 为什么李大钊传 ５８·要向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资本家作斗争？再讲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政党、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苏俄，讲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等等。讲课内容由易到难，由浅入深，这些革命道理，犹如温暖的阳光，照亮了工人同志的心，马列主义开始在工人中生根发芽了。从劳动补习学校里，常常传出清晰有力的歌声：
如今世界不太平，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做牛马，思想起来好苦痛。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
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啊，冲破乌云满天红！
工人们的觉悟得到很大提高。就这样，培养起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又通过这些骨干，逐步将长辛店的全体工人团结了起来。这就奠定了成立工会和领导工人进一步开展斗争的基础。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的实践，创造了当时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
１９２１年５月１日，长辛店１０００多名工人隆重举行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还有市内别的工厂李大钊传 ５９·和天津、保定等地的工人也远道赶来参加大会。大会当场通过了成立工会的决议。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口号声、歌声以及沿路观众的欢腾叫嚷声，响成一片，“几乎把火车汽笛声都压住了”。恰似一曲雄壮的工人运动交响乐！
李大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领导工人建立起来的长辛店工会，是全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是京汉铁路工会运动由北而南发展的起点。当时的《共产党》月刊第６期曾热情地称赞它“不愧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这期间，李大钊还到郑州等地去视察和指导过工人运动。在郑州铁路工人夜校， 他勉励工人们：“你们要好好学习文化，学技术。你们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 ！”他在黑板上写了个“工”字，又在“工”字下面紧接着写了个“人”字，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一个“天”字。李大钊走后不久，郑州铁路工人就在夜校老师的帮助下组织了工人俱乐部。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李大钊和一些青年一起建立了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亲自入团，直接领导了它的活动。
李大钊还帮助张太雷、于方舟等在天津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并通过这个组织在天津、唐山等地的工人中开展了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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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了以上大量工作的同时，李大钊又领导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北京在建立党、团组织的过程中，和全国各地一样，都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某些不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参加到党、团组织中来了，他们坚决反对党纲和团章中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定， 为此， 李大钊等人既在党、团组织内部，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内部，以至在全国报刊上公开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思想。李大钊说得好，“个人与社会， 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 ”，“离开社会， 亦无所谓个人”。 无政府主义鼓吹的绝对自由、极端个人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有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如何孟雄等， 后来也改变了他们的立场， 成了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却始终坚持其反动立场，因而被清除出了组织。
当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开展具有全国性的规模而且两者已日渐结合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诞生条件就完全成熟了。
１９２１年６月，上海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组织各派代表２名，到上海举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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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３０日，因法租界巡捕侵扰，３１日便转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只游船上继续举行并闭会。出席会议的共有１３人，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谭秋、邓恩铭、王尽美、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陈公博、周佛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李克诺斯基也参加了会议。这次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党组织的成立，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３人组成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无比重大意义的一件大事。由于后来当事人记不清开会的准确日期，所以把７月份的第一天，作为党诞生纪念日。从此，７月１日便成为中共全体党员、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最光荣的节日。
李大钊和陈独秀当时都因公务繁忙没有参加“一大”。 北方各地党组织的创建都和李大钊有关系，南方各地党组织的创建都和陈独秀有关系，“南陈北李”之称不是偶然的。所以李大钊和出席“一大”的毛泽东等都是我党的创始人。
中共“一大”之后，在北京成立党的北京地方委员会，到１９２４年，又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无论北京地委或北方区委，实际上都是在李大钊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北京、天津、唐山以及直隶、山东、山西、李大钊传 ６２·河南、内蒙古乃至西北地区的某些党组织，都和李大钊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
党成立后，北京党组织在李大钊领导下逐步由北大发展到其他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大学、朝阳大学、美术专科学校等，都有了我们党的党员。１９２１年秋天，并在长辛店发展了史文彬、王俊、杨宝昆等我党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于１９２１年１１月恢复后，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公开的活动，也迅速发展壮大。
李大钊领导北京党组织在创立初期所做的一系列建党工作，为进一步开展北方工人运动，迎接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李大钊传 ６３·
第五章 “二七”风暴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北京成立了党的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李大钊代表党中央领导了北方的工作，中央的许多重要指示都通过他贯彻到北方，北方工作中的重大原则问题都请示他作决定。
党的“二大”以后，李大钊以党中央委员的身份，经常出席北京地委的会议，领导大家分析形势，确定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北方各铁路沿钱、天津、唐山等地从事工人运动的同志以及从事党的其他工作的同志，也经常通过北京地委或与北京地委共同向他请示工作。
同时，鉴于他当时在社会上的巨大声望，党决定让他多进行一些公开的活动和号召。于是，他又到处演讲，发表文章，并在许多学校兼课，宣传党的主张和马列主义。
１９２１年８月，为推动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我党成立了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大钊担任了这个组织的北方区分部的主任。北方区各地工人以长辛店的工人俱乐部为榜样，发展工人组织，发动工人斗争，取得很大成绩。到１９２２年底，李大钊传 ６４·已经建立起１６个俱乐部。
当时，除长辛店、唐山等地外，我们党在北方工人中的工作还在开创时期。李大钊和北京的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工人运动的高涨在思想上、组织上进行准备。
１９２１年７月间，北京党组织在李大钊领导下创办了我国早期的重要工人刊物 ——《工人周刊》。周刊着重报道各地工人受奴役的痛苦生活以及工人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情况，启发工人们的阶级觉悟，极力动员组织工会，并大量介绍国内外劳动消息，成了北方最受欢迎的一个刊物。 被誉为“ 劳动者的喉舌 ”，“ 北方劳动界的言论机关”。 创刊不久，销量骤增， 一般的报纸当时常只销１０００份左右， 而《工人周刊》最多销到２０００份。
１９２２年５月以后，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由上海迁至北京，北京的《工人周刊》就成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的机关报。这个在李大钊领导下创办的刊物，对全国工人运动、特别是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曾经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李大钊和北京党组织还充分利用长辛店这个成功的实例来影响和教育北方各地的工人。他让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帮助长辛店工人进一步完备了工会的组织，后又将工会改为工人俱乐部，直接领导工人进行了反李大钊传 ６５·工头、反账房司事等狗腿子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样，使工人们扬眉吐气，感到自己的力量了，工头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同时利用《工人周刊》向北方工人宣传长辛店，使北方工人特别是各铁路的工人都知道长辛店有个俱乐部，于是各处纷纷派代表去参观长辛店，而这就又给了年青的党组织以更好的工作机会， 乘势宣传， 物色骨干， 建立联系。 各地代表回去后也纷纷组织起工人俱乐部。李大钊这时通过北京党组织派了许多干部到各铁路局去帮助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也有从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委员和骨干中派去的，并和这些干部保持密切联系。
在当时，从事工人运动根本就被军阀政府认为是非法的，而且大多数同志还缺乏工人运动的经验，到各地工人中去开展工作是有困难和危险的。李大钊热情鼓舞大家用大无畏的精神去进行艰苦的工作。他常对同志们说：“列宁在流放中还在组织工人， 发动群众，俄国共产党人终于在列宁领导下战胜了沙皇，真不是偶然的事。我们的革命如果不深入群众，不经过长期的、惨烈的斗争，我们的革命前途很难想象 。”
１９２２年１月，黄爱、庞人铨在领导湖南第一纱厂的罢工中牺牲。李大钊通过这件事对同志们进行教育，特地为当时出版的《黄庞流血记》一书写了序，指出：黄庞的死，是死得有意义的。他们不是为了自李大钊传 ６６·私的目的而死，“ 乃是为救助他的劳动界的同胞脱离资本阶级的压制而死， 为他们信仰的主义而死”。他们“便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 先驱遇验， 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者愿作而未成的事业”！
为了配合工人运动的开展，李大钊还在理论上进行大力宣传。他在这个时期写了很多与劳动运动有关的文章，宣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通俗简要地阐明工人阶级受剥削的秘密，指出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戳穿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谎言，并介绍了各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情况。
１９２２年“五一”节，李大钊在北京学生和工人代表参加的纪念会上作了演讲，又发表了文章，号召工人们“站起来 ”，“团结精进奋战”！并针对当时一些小资产阶级人士把“五一”节当成一种时髦来庆祝，指出：“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资本家的厄日”，中国劳动者应该用斗争来纪念“五一”节，而不应该去作那种为资产阶级“ 点缀升平 ”的庆祝。并提出“反对国际的军阀财阀的压迫 ”，“改善工人境遇”，“八小时工作”等作为工人阶级当前的斗争口号。
李大钊不仅从宣传方面积极推动工人运动，而且还作了许多具体的组织工作。当时，很多人常去找他谈有关工人运动的事，北方的同志不仅把他看作是党李大钊传 ６７·的领导人，而且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有了问题就来同他商量，向他请教。１９２２年，他辞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的职务，改任校长室秘书，就是在校长办公室，许多同志也常去找他，至于平时或晚上在家里，去找他的人就更多了。他家的大门，不像当时北京不少人家总是关闭着、要敲门打户通报姓名后才能进去，而总是虚掩着，工人同志可以自由地进进出出。
李大钊还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争取一些对工人阶级斗争有利的条件，推动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１９２２年４月底５月初，爆发了直奉战争。奉系军阀罪恶昭著，丧尽人心，直系军阀吴佩孚，由于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打败了奉系张作霖，占领了京津一带，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为进一步击败对手，吴佩孚曾揭露张的劣迹，极力粉饰自己的门面，收买人心，拉拢工人，说工人支援战争有功，居然博得了“爱国将军”的招牌，因而一举打败段祺瑞。李大钊分析了前后种种情况，利用军阀间的矛盾，通过他的当时在吴佩孚幕下任政务科长的老同学白坚武，曾经亲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使他通电发表了“保护劳工 ”等所谓“四大政治主张”。吴佩孚这样做当然是假仁假义，他唱的所谓“保护劳工”之类的高调，全李大钊传 ６８·是骗人的鬼话，只是暂时对工人采取的笼络政策。但是， 我方争取他发表这样一个通电， 在当时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还是有利的，李大钊充分利用了这个通电，领导各地工人，去争取一些可能争取到的合法权利，“乘此努力成就本阶级的组织，准备并训练本阶级的战斗力”。
吴佩孚占领北京，亲日派的交通系内阁也随之倒台。但是，交通系曾长期把持中国的铁路航运事业，他们的爪牙在铁路上星罗棋布，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李大钊又充分利用了吴佩孚和交通系的矛盾，他经过与吴佩孚幕下一些人物的私交关系，建议当时的直系交通总长高恩洪在每条铁路上派一个密查员，高竟然应允。 于是， 我党派了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等同志去担任北方６条铁路的密查员，这样，京汉、京奉、京绥、正太、津浦等铁路都有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密查员，极大地便利了这６条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尤其是京汉路沿线，工运发展迅速，到１９２２年底，已经在沿线建立起１６个工人俱乐部。
李大钊自始至终直接领导了这几个同志的工作。去交通部前，李大钊亲自找他们谈话，部署工作，解决思想问题。当时，有的同志对于到反动派的衙门里去工作感到为难，李大钊指出：要从革命的利益着想。我们有了这个职务，可以掩护我们的秘密活动。同时，李大钊传 ６９·要注意搞好同周围人的关系，最要紧的是不要暴露我们自己的政治身份。此后，李大钊经常找他们了解工作情况，并在工作上给予帮助和指示。
由于李大钊的积极领导和许多同志的艰苦努力，北方工人运动、特别是铁路工人，在党建立后的一年间普遍地组织起来，为北方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１９２２年７月，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分析了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之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批判了当时资产阶级的各种改良主义思想，正式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国人民面前首先提出了“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真正彻底的民主革命的口号。
在这次大会上，李大钊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
会后，李大钊在北方对党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张展开了积极的宣传，领导了北方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李大钊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很多文章和演说，较系统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当时对中国的种种侵略活动，特别揭露了美帝国主义所倡导的什么“ 开放门户”、什么“四国银行团 ”，都不过是“新国际共管”的代名词，都不过是帝国主义共同压榨中国的新花样、鬼把戏！指出：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李大钊传 ７０·体人民，都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组成一个民主的联合的阵线，去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
李大钊还有力地进行了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宣传。他认为，从现代革命运动来看，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 而要实现真正的“平民政治 ”， 就必须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首先必须打倒封建军阀的统治，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
为了贯彻党的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主张，李大钊又着重批判了当时还在流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当时，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标榜“不过问政治 ”，对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采取了否定态度，仅用“振兴实业”、“举办教育”等方法来“改革社会”和“改造中国 ”，而不去反帝反军阀，不去解决政治问题。李大钊批判了这种看法，强调指出：欲改良社会，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非组织强有力的政治团体不可，有了强有力的政治团体，才能进行革命，掌握到政权，先得了政权，才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１９２２年双十节，李大钊指示北京党组织利用当时庆祝“国庆”的机会，组织了以反对封建军阀为主要内容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长辛店、北京机器工业研究会的工人约２０００人和各校学生及北京市民参加了这次活动，这是在北京街头有工人队伍参加李大钊传 ７１·游行的开始。在游行时，散发了中共北京地委的《敬告国人书》和《敬告劳动者书》， 文告特别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来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去实行暴力革命”。“同胞们！不要忘了我们伟大的群众革命的力量啊 ！”“ 快快运用我们伟大的革命呵 ！”
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北京党组织在开展各种宣传活动的同时，高举起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大旗，猛烈地发起了工人运动，初次领导了农民的斗争，并使在军阀统治下沉寂了一年多的学生运动，也重新高涨起来。
首先，工人的罢工运动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
１９２２年１０月间，罢工运动形成燎原之势，达到了这次北方罢工潮的顶峰。
在此以前，８月间的长辛店工人大罢工，是罢工潮的起点。９月是粤汉路长武段罢工，京奉路山海关罢工和安源煤矿的罢工。１０月３１日，唐山铁路工人罢工，２３日，爆发了闻名全国的开滦五矿３００００余工人的大罢工，２８日，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等大工厂２００００余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前一天，即２７日，又有京绥路车务工人的罢工，一直到１２月１５日正太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的罢工，罢工的潮流像一场猛烈的风暴，席卷了北方的铁路和矿山。李大钊传 ７２·
当时铁路工人的罢工都是针对军阀和军阀政府的，而开滦大罢工则是直接把锋芒指向帝国主义的。罢工除提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等经济要求外，多数又都提出了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开除工人须经工会同意等政治要求。这些表明北方工人运动在迅速地由经济斗争向反帝反军阀、争取民主权利的政治斗争发展。这个发展的集中表现，就是轰轰烈烈的京汉铁路政治大罢工。
这次罢工潮中，尤其是在全国具有深远政治影响的异常壮烈的开滦五矿大罢工。这次罢工共有３００００多人参加，坚持了２０天之久，虽然有英国军队、曹锟的军队和保安队数千人进行镇压，但工人们宁死不屈， 宣称：“除非把我们全体工人都打死，不然，还留我们一人活着，也要为死者报仇，和他们决战！”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很大，对工人的教育很深刻， 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壮举传遍全国， 使敌人在全国人民面前又一次暴露了它狰狞丑恶的面目，给北方以至全国的工人阶级和人民上了反帝反军阀的一课。
李大钊亲自参与了这次开滦五矿大罢工领导。他为发动罢工、扩大罢工、支援罢工和处理罢工的善后工作，费尽了心血。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大学学生成立了“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 ”，向各方面发李大钊传 ７３·起募捐援助罢工工人，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召集全国各铁路工会的代表到北京，商议以全国铁路总罢工作声援，此外，李大钊还联络了一部分当时的国会议员，联名向军阀政府提出质问，扩大了罢工的社会影响。
在工人运动浪潮的巨大影响下，农民也开始起来进行斗争了。
李大钊亲自领导了一次北京郊区农民向封建军阀的斗争。这是我党领导下在北方最早的一次农民斗争。
北京近郊的农民大多以种菜为生，蔬菜卖到城里。军阀向菜农征收菜捐，不纳捐者不准上市卖菜。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在听到长辛店工人罢工取得胜利的消息后， 就派代表找到长辛店工会， 请求带领他们进行反抗。工会研究认为可以发动农民用停止运菜进城的办法来向军阀作斗争， 并由铁路工人支援， 通知北京附近各小站的铁路工会不让火车运菜进城。这件事情向李大钊报告后，他非常重视，热烈支持，认为这个主意出得好， 并指出：“这样，工人农民就联合起来了 。”他又提出了一个斗争方法 ：“还可以让农民停止进城掏粪。北京这个城市，如３天不掏粪，那些大人老爷就过不下去了 。”
农民斗争很快就根据李大钊的正确指示发动起来了。 农民也按照工人罢工斗争的办法， 先给军阀政府一个“最后通牒 ”，紧跟着就停止了送菜和运粪。李大钊传 ７４·
军阀本来不把农民放在眼里，认为农民是庄稼汉，好欺侮。没想到在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庄稼汉竟有如此手段。很快全城就断了菜，街上臭气熏天，使得军阀一时束手无策。没奈何，只得接受条件，宣布停止征收菜捐。
这一斗争的胜利，树立了党和工人阶级在北京郊区农民中的威信，加强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联系，扩大了反帝反军阀斗争的战线。
继工农运动之后，学生运动也重新高涨起来。
１９２２年１１月间，军阀政府任命臭名昭著的无耻政客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引起北京各校学生和教职员的强烈不满， 于是发起了“驱彭斗争”。党通过北大学生会有组织地领导了这一次斗争。
１９２３年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不满彭允彝安置私党，克扣教育经费等卑劣行径及受军阀政府压迫，愤而辞职。北大全体教职员立即开会决定，由２０人组成教职员临时委员会，主持校务，领导大家向反动政府作斗争，李大钊就是临时委员会成员之一，并在这个委员会中起了重要作用。从当时的会议记录中可看出，他曾多次发言，提出了全面的对策，并得到大家的赞同。
从“驱彭斗争”开始的学生运动，在发展中又增进了反帝国主义的内容。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９日，北李大钊传 ７５·京学生１０００余人向军阀的“众议院”请愿，要求收回旅大，遭军警毒打，伤者竟达３００余人，其中重伤５０余人。学校临时委员会推举李大钊起草通电，谴责军阀政府的暴行， 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 这场斗争在李大钊的领导下，进一步发展成了以“打倒军阀”、“推翻（军阀）政府”、“否认（军阀）国会”为中心口号的广泛的政治宣传。
在建党以后，李大钊继续领导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
为进一步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党决定将“学会 ”的组织公开。 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７日，“学会”在《北大日刊》登载启事，公开招收会员。当时，已有会员１９人，大部分是共产党员，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范鸿□、黄日葵、朱务善等都在其中。“学会”组织一公开， 会员人数增加很快，到１９２２年初，已发展到６３人。以后，逐渐由北大发展到校外，北京各大专学校都成立了这样的组织，又由北京发展到外地，在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１３日的征求会员启事中，把学生分为京内京外两类。
“学会”的活动大都是在李大钊直接帮助下进行的，活动方式有演讲会、专题研究、辩论会等。第一次公开演讲于１９２２年２月１９日由李大钊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专题研究在李大钊指导下，研究李大钊传 ７６·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俄国革命及其建设”、“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共产党”等问题。战斗性最强的活动是辩论会，其中一次举行了题目为“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的辩论会，李大钊被邀作“评判员 ”，这次辩论会进行了两天，北京各大专学校的许多师生都参加了，会场座无虚席，双方辩论异常激烈。最后，李大钊发表意见，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想听一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意见。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证明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正像封建社会因生产力的发展必定要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正像雏鸡在孵化成熟后必定要破卵而出一样，同为必然之理。 并指出：“赞成派若是拿唯物史观来解答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驳倒反对派了 。”他把道理说得透彻明白，使人心悦诚服。一个在会上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说 ：“李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主义必然到来，是一针见血之论，使我们再也没话可说了 。”那次辩论会之后，要求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一时即达数十人之多。
此后，李大钊还发表了《社会主义释疑》、《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等演说和论文，进一步阐释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真理。反复地说明：社会主义的到来，乃是“非人们的意识和感情所能左右的”客观规律，乃是“历史的命令 ”，自从李大钊传 ７７·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把她的根据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 ”，“ 那么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定了 。”
１９２２年５月５日，研究会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１０４周年大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并写了《马克思与第一国际》， 登在次日出版的《晨报》副刊“马克思纪念专号”上。
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十月革命”５周年， 在李大钊的发起和推动下，《晨报》副刊出版了“ 俄国革命纪念专号 ”，这是在中国报刊上为纪念这个伟大节日第一次出版专号。李大钊在这个专号上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的著名论文，着重指出 ：“十月革命所喊出来的口号是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 。”用这一口号“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唤起他们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
１１月７日这一天下午，李大钊领导北京各进步团体在北大三院举行了“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 ３０００多人参加了大会。李大钊被公推为大会主席。在会上作了《苏俄革命的历史及对世界的影响》的重要演说，全面介绍了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成功的经过情形，赞扬与歌颂了革命暴力，表现了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精神，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一切反动派、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在极力攻击十月革李大钊传 ７８·命的所谓“不人道”、“残暴”和“恐怖 ”，李大钊的演说，给了那些反对者、伪善者、认识不清者以当头一击。
这一时期，李大钊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根本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第一要夺取政权，而政权的夺取，“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 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以无产阶级的权力代替中产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代替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 。”批驳了那种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诬蔑无产阶级专政“不民主”的谬论，指出：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议会仅是替资产阶级“装潢门面”的“饶舌的机关 ”，“纯是欺人的方法，”列宁领导下的“劳农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真正的“平民主义”即民主主义的开端。真正的民主政治——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
正当建党伊始，我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第一个高潮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李大钊抓住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问题 ”，着重进行了多次公开的介绍和宣传，毫不含糊地维护了马克思列宁的革命学说，表明了自己坚定的革命立场，并为当时的工人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斗李大钊传 ７９·争方向。
１９２３年爆发的“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最后一个怒涛，不但震惊了全中国，而且震动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用他们的头颅和热血，唤醒了中国人民。悲壮的历史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先锋，才能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中国工人阶级的威望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确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与工人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同生死、共患难，真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正由于从工人运动中锻炼出一大批优秀的干部，中国共产党以后才能正确地领导全国人民的斗争，才能用工人阶级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去领导农民运动、农民战争，避免重蹈历史上农民战争不可避免的悲惨命运，而把革命引导到最后的胜利。
“二七”大罢工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如前所述，到１９２２年底，京汉铁路已经建立了１６个分工会，并已遍及全路，这些为大罢工作了组织上的准备。而党在工人中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教育和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宣传，以及对吴佩孚的罪行的揭露等，则为大罢工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李大钊也为这次大罢工作了重要的准备。
１９２３年２月１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李大钊传 ８０·在郑州召开，军阀吴佩孚竟用武力横加禁止，野蛮地迫害工人代表。
２月４日，京汉铁路全路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进行反抗。
２月７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授意和庇护下，下令对汉口、长辛店等地罢工工人实行血腥的屠杀。工人死难者４０余人，伤数百余人，被捕入狱者６０余人，被开除流亡在外者１０００余人。其中共产党员、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同志、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同志壮烈殉难，造成震动全国的“二七惨案”。
工人们不畏强暴，同敌人进行了断头沥血、惊心动魄的斗争，表现了无产阶级临危不惧、至死不屈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轰轰烈烈的“二七”大罢工虽然遭到失败，但它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最坚决、彻底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威力，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为后来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李大钊是这次大罢工的积极领导者之一。２月１日以后，京汉铁路总工会迁往汉口江岸办公，汉口就成了罢工的指挥中心，而李大钊这期间正在汉口，同罢工的领导人陈谭秋、施洋等同志都有过接触，商谈李大钊传 ８１·罢工之事。他对这次罢工极为关切，对于阶级兄弟的牺牲，他比失去自己的亲人还悲痛，一年后回想起来，还觉得“实在难过”。“二七惨案”中，他多年的同学、从小的朋友白坚武，为吴佩孚出谋划策、残害工人，李大钊立刻写信痛斥这个吴佩孚的帮凶，并宣布跟他断绝一切关系。“二七惨案”后， 大批的工人死伤、入狱，大批的工人被开除，流落街头。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全国５０多个工会被封闭，工会领袖被通缉，新兴的中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在那艰苦困难的环境下，针对某些人的悲观失望、志气消沉，李大钊写了《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有力地宣传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对革命前途仍然充满信心。他说：“革命的道路， 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 。”“一流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有时流到很宽阔的境界，一泻千里，有时流到很逼狭的境界，曲折回环，”“民族生命的进展，其经历亦复如是 。”“ 我们的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的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 。”我们要像扬子江、黄河一样，“拿出雄健的精神， 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 ！”
对“二七惨案”的善后工作，李大钊也尽了最大努力。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发表了许多宣传唯物李大钊传 ８２·史观、社会主义的演说，并在党所主办的培养革命干部的上海大学多次演讲。１９２３年５月４日，他在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演说中，号召学生继续“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 １９２３年“五一”、“五七 ”，他领导北京党组织发动北京各群众团体两次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继续向军阀斗争，仅“五一”即“散发传单数万张”。 国民大会通过了“拥护农工之集会结社罢工的绝对自由 ”，“ 释放京汉罢工被捕者”、“恢复各铁路及各业工会”等项决议。１９２３年九、十月间，他又领导了反对直系军阀头子曹锟贿赂选总统的运动。
李大钊在“二七惨案”后所做的许多工作，推动了北京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李大钊传 ８３·
第六章 联合战线
１９２２年到１９２４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李大钊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促成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直至１９２５年在内蒙古地区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在这一时期，李大钊为了党和革命的事业，不辞劳苦，奔走在大江南北，万里跋涉，往来频繁，为促成国共合作，建立国共统一战线工作，在１９２２年８月至１９２３年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四跨长江，三赴上海，两下广州。
“二七惨案”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要求更加迫切了。早在我党创立之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根据他在印度尼西亚从事革命活动的经验，主张东方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的工人政党，应该也像印尼工人加入“泛伊斯兰同盟”那样，结成民族阵线，所以他主张中共应与国民党联合。为此，他于１９２１年八九月间，由张太雷陪同并作翻译，专门赴桂林与孙中山会谈，取得了一些效果。１９２２年６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 提出了要建立广泛的民主主义联合战线。７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李大钊传 ８４·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李大钊没有去参加党的“二大 ”，但被选为中央委员。李大钊也没有参加７月１日在杭州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但他与邓中夏、黄日葵等６人联名向大会提出了一个《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的提案，希望“有诚意改革社会的人们 ”，“ 起来引导民众，打倒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并说 ：“任何主义者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 。”“ 中国的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始终不为军阀的威力所屈服。……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 。”在这次年会上，经过激烈的斗争，通过了一个进步的决议：“本会对时局的主张：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的推翻。为实现此种目的，本会用舆论及其他方法为独立的活动。同时，国内外任何团体，凡实际上能作此种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者，本会必要时得予以相当的协力。”
１９２２年８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集中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和张太雷等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李大钊坚决支持共产国际的指示，主李大钊传 ８５·张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要实现联合战线，加入到国民党中去才是行得通的办法。经过反复讨论，通过了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同时要求国民党实行改组，取消入党时要打手印、要宣誓服从领袖等封建会党的做法，改行民主主义的原则。
会后，根据党的决定，李大钊去见孙中山。早在１９１９年，李大钊就和孙中山有过接触。这时，因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从广东来到上海避居，李大钊即于８月下旬会见了孙中山，同他进行了多次的交谈。他们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 ”，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当李大钊说明自己是中共党员，而中共党员也就是第三国际党员时，孙中山表示：你们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李大钊根据党的指示，同意了这个提议，会谈结果十分圆满。于是，李大钊等人随即由张继介绍，由孙中山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开始迅速转变。１９２２年９月４日，孙中山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会议，研究改组国民党的计划，起草宣言和党纲党章诸问题。在１９２３年元旦发表了一个《中国国民党宣言》， 这是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发展的一个飞跃，这是和共产党人对他的帮助与影响分不开的。从此，国民党的改组工作积极进行起来了。李大钊传 ８６·
１９２３年１月，苏俄政府派来中国的特使越飞，从北京来到上海，经过李大钊、林伯渠的联络介绍，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与越飞相见之下，“极为喜悦”，当即开始了会谈，李大钊、林伯渠也参加，一连整整谈了６天，进一步商讨了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与建军，以及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于１月２６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震惊了国内外。 经过频繁的接触和会谈，李大钊与孙中山建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成为孙中山全家特别欢迎的客人。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他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这些人是他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孙越宣言”的发表，消除了国民党方面一些人对联俄、联共的顾虑，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发展。
此后，李大钊继续本着又联合又批评的精神，对国民党和孙中山进行帮助。他在《向导》上发表文章指出 ：“作为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 。”但是，过去国民党“不大看重民众运动的势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错误”。“今日的国民党应该挺身出来找寻那些呼唤的声音去宣传去组织，” 组织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学生，组织商人，“ 发展普遍的国民的运动 。”
李大钊传 ８７·
１９２３年６月，李大钊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西湖会议虽然作出了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决定，但仍有不少的党员思想不通，所以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仍然是讨论如何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合作，实现革命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在会上，毛泽东和李大钊都坚决主张共产党员一面要参加到国民党中去组成和壮大革命统一战线， 一面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由于他们坚持了正确的主张，两人都被选为三届中央委员。张国焘始终坚持其宗派主义的错误主张，因此他虽然是一、二届的中央委员， 这次却落选了。 这次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这种民主主义的立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郑重地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 ”，“ 但仍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具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 。”这样就更加明确了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三大”期间，孙中山又特地邀请李大钊与他在广州会面。他们商讨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外交政策问题。
为了贯彻党的“三大”决定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李大钊在党内做了许多工作。
１９２３年秋，鲍罗廷由苏联政府派来中国，应李大钊传 ８８·孙中山之聘为政治顾问。他也是先到北京与李大钊联系。李大钊就此约集北京地委的负责同志和他一起讨论国共合作事宜。李大钊指出 ：“今天革命事业的客观形势， 是需要发动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 这个革命任务不是现在那样的国民党所能担当得了的，必须要加入新的血液，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 。”而共产党为了进行这个革命，也需要同国民党合作。“因此，建立两党的联合战线就成了必要和适时的了。但是，国民党的缺点很多，无组织无纪律无群众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把国民党大大地改组一下……还是大有可为的。如果不这样，仅就国民党的现状来谈国共合作，那就不成 。” 总之，“只要国民党有改造的可能，孙中山有改造国民党的决心，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就是可能的，我们就应该积极地去促其实现 。”
“孙越宣言”发表和我党“三大”召开后，国共合作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进行顺利。１１月，国民党正式发表了改组宣言。接着又采取了重大的组织措施，宣布要在全国重新登记党员，成立临时中央委员会，指定专人积极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正式召开，孙中山指定李大钊为北京的代表。李大钊自参加我党的“三大”回到北京后，积极贯彻李大钊传 ８９·党的决议，一面说服党员，统一党内思想，一面打出国民党的旗帜，建立起国民党的组织，吸收许多青年加入国民党，但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李大钊于１９２３年底去广州经上海时，中共中央委派他组成一个指导小组，指导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李大钊到广州后，孙中山立即让他和廖仲凯参加了改组国民党的重要工作。大会期间，李大钊是主席团的五个成员之一，和孙中山一起主持了整个会议的进行。同时，还担任了大会的许多重要职务，会上所设立的全部四个委员会中，他就担任了三个委员会的委员，是大会兼职最多的一个。尤其是大会上通过的宣言和党章，经过李大钊等共产党的努力，表现出国民党的巨大进步。但在讨论党章时，几个国民党右派分子却跳了出来，反对党内有党，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提出要增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规定。进行破坏捣乱，还污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一种“阴谋”。 因此，李大钊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 ：“我们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 ”，“ 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 。”李大钊的声李大钊传 ９０·明，义正词严，合情合理，批驳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反动论调，清除了一部分人的疑虑。大会通过了实行三大政策的宣言和党章，选举了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为正式委员，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为候补委员，参加国民党的中委执行委员会。这样，终于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成了革命统一战线。
有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又有了广大革命根据地作依托，随后又以黄埔军校为基础建立了革命的军队，所以中国的革命运动，在全世界革命高潮已经过去之后，还能从１９２４年起逐渐上涨，到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７年形成为巨大的革命高潮。
１９２４年２月底，李大钊从广东回到北京后，立即用国民党的旗帜展开工作。不多时，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成立了，天津市和直隶省的国民党部也成立起来了。接着，各地各级的国民党部相继成立。后来还成立了国民党的北方执行部以及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 在北方， 几乎所有的国民党组织都是共产党人着手成立起来并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
由于群众运动的高涨和国民党势力的发展，李大钊的名声越来越大。当时的北洋军阀愚昧无知，他们害怕“赤化 ”，因为国共合作，他们也不分什么国民党、共产党，笼而统之，把孙中山称作“南赤 ”，把李大钊传 ９１·李大钊称作“北赤”，都是他们心目中最痛恨的对象。
１９２４年５月下半月，由于张国焘的叛变出卖，李大钊、张昆弟、高君宇等许多共产党员被北洋军阀政府明令通缉，李大钊被迫避居到故乡附近昌黎的五峰山。反动军警不但搜查了他在北京的住址，而且曾经到他乐亭的故居去抓人， 但他们两次扑空。 李大钊的夫人很为他担忧， 请人捎信到五峰山， 想托白坚武做个人情，取消通缉令。李大钊坚决拒绝，他在给夫人的回信中说：去托白坚武大可不必，过去同窗时，我们虽是好友，但在去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就断绝了交往。他在直系军阀幕下摇羽毛扇，而我却站在革命的一边。就是亲兄胞弟，站在敌对战线上也是常有的。何况我与白坚武？“那张不起任何作用的通缉令，没有什么可怕，”“这种无耻的迫害是吓不倒我的 。”“ 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时间来照顾家庭了。 你应当坚强起来， 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焦急，而要振作起精神来，抚养和教育子女 。”“ 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李大钊平时是那样的忠厚，那样的和蔼，但一到紧要关头，他的革命信仰就是那样的坚定，他的斗争意志就是那样的顽强！怎不令人肃然起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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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４年６月上旬，李大钊接到党中央通知，委派他为首席代表，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６月１７日至７月８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上就中国民族革命问题发表了声明，同托洛茨基集团的反列宁主义路线作了斗争。会后他留下来，担任了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在苏联呆了近５个月，其间参观了许多地方和单位，得以亲眼看到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又亲眼看到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支持，更加增强了他对共产主义和对中国革命胜利坚定不移的信心。这年初冬，李大钊不顾敌人继续在通缉的危险，秘密地回到北京，立即投入正在高涨的革命斗争中。
李大钊对革命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首先集中于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党派问题和社会团体问题，但他同时对团结各兄弟民族来共同参加中国革命也非常重视。 还在１９２３年， 李大钊就亲自领导邓中夏等一些同志，开始在北京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中去进行工作，于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４年，发展了乌兰夫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蒙族党员，在这个学校建立了党的组织，一批先进的蒙古族青年觉醒并组织起来了。从此，蒙藏学校就成为我党在少数民族中从事革命活动李大钊传 ９３·的重要据点。
李大钊、赵世炎等都非常关心和重视这个学校的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还时常来参加学校党组织的会议，为大家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道理，分析国内外形势，使大家逐渐认清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和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斗争的关系，认清蒙古民族的彻底解放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获得。在李大钊等深入细致的帮助下，一些蒙族青年在政治思想上迅速成熟起来，蒙族学校的党团员也发展到数十人之多。在以后北京的历次革命斗争中，蒙族学校的进步学生都常常站在斗争的前列。
李大钊和北京党组织还对１９２１年因逃避反动王公迫害而来到北京的锡尼喇嘛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锡尼喇嘛留居北京达４年，党通过内蒙古进步青年和同他有关系的汉族共产党员，向他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道理和十月革命后的种种情况，使他的觉悟大为提高，逐步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此后由于锡尼喇嘛的积极活动，在他的周围又团结了一批进步分子，扩大了内蒙古革命活动的阵线。
为了团结更广泛的阶层和更多的人士参加革命，李大钊根据国共合作经验，主张在内蒙古地区也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１９２４年４月，首先在蒙藏学校李大钊传 ９４·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它比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性质更要广泛得多。随后，由李大钊向我党中央建议，经共产国际同意，决定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２７日，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内蒙古东西部各盟镇的代表１００余名，另有青年学生代表５０余人参加。共产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国民党代表和冯玉祥国民军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同时，共产党人吉雅泰、李裕智等和锡尼喇嘛等进步分子被选为中央委员。大会还决定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开办内蒙古军官学校，选派蒙族青年到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去学习。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因而它的成分比较复杂，但它的骨干大部分为中共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它的基本成员是劳动农牧民群众。虽然它的上层分子白云梯等人后来背叛了革命，但我党的领导和影响是主要的，它在内蒙古地区传播革命思想，发动革命斗争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党根据内蒙古地区民族组成的特点，为更好地团结蒙、汉各族劳动人民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决定成立工农兵大同盟。李大钊于１９２５年冬亲赴张家口领导了这项工作。他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和群众打成一片，生活在一起，了解情况，进行细致的组织工作。李大钊传 ９５·
李大钊亲自主持了工农兵大同盟的成立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蒙、汉各族工人、农民、牧民、士兵的代表共有２００余人，大会选举李大钊和赵世炎担任大同盟的正副书记。这个大同盟是党在内蒙古地区成立的第一个群众性组织，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内蒙古开展工作的主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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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五卅”前后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加速了革命的步伐，１９２４年以后，北方的革命运动和全国一样，又重新高涨起来。
１９２４年底，根据党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由李大钊负总责。他和赵世炎、陈乔平、范鸿□等一起，领导了整个北方——东到东三省，西到陕西北部，南到直隶、山西，北到内蒙的广大地区的革命斗争。亲自领导了北方的“召开国民会议”、“五卅”、“关税自主”、“三一八”等多次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心脏，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北方区党委成立初期，李大钊的工作主要是为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准备。
李大钊着手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亲自召集会议，研究如何发展党员，在各处建立党组织。亲自组织秘密印刷所，在北方翻印了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并对《政治生活》周刊加强了编辑、出版、发行工作，成为北方区党委的机关刊物。这个刊物当李大钊传 ９７·时曾发行到数千份，在北方的工人、学生及其他进步知识分子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李大钊除亲自指导其编辑出版外，还用“猎夫”等笔名在刊物上发表很多文章。
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在党中央领导下，采取联合国民军、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的正确策略。李大钊亲自对冯玉祥做了许多工作，又派其他同志对冯玉祥部下主要将领做了许多工作，向他们解释和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此外，还派了一些同志直接深入到国民军中去，在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进行宣传活动。这些工作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国民军驻扎的直隶、河南及察、绥地区，我党在群众中开展活动时，他们基本上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中立态度。在北京，有时还争取了国民军的大刀队以“维持秩序”为名，实际上保护群众的集会、游行，来对付段祺瑞军警的破坏和攻击。
李大钊还领导北方各地的党组织，充分运用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形式，来公开组织工、农、学生运动，团结最大多数的群众，扩大了革命的势力。
李大钊这时还作了很大努力，来恢复“二七”以后暂时处于低潮的工人运动。
北方区党委成立后，全国铁路总工会划归区党委李大钊传 ９８·领导。区党委和李大钊领导“铁总 ”，通过与国民党的关系，救出了“二七”以来被捕的工人领袖，恢复了“二七”以来各铁路失业工人的工作，在很短时间内，铁路工人运动就又重新发展起来。京、津、正太、陇海、胶济、京奉、京绥各路工会基本恢复到“二七”前的局面，京汉铁路总工会得以恢复。并于１９２５年２月７日，在郑州召开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 大会开幕这天， 李大钊在“铁总”出版的《“二七”二周年纪念册》上发表了《 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一文，总结了“二七”斗争的经验，向工人群众发出了继续战斗的革命号召，用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势不两立的态度教育工人群众。文章指出：“现在，吴佩孚的势力虽然烟消火灭了， 但那些凶残的帝国主义者仍旧在制造军阀来摧残我们的民众， 因此， 绝不能因恢复工会等一时的胜利而对反动统治阶级存在幻想，放松对敌人的斗争。工人阶级和那些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们，更要奋勇万倍地高扬那鲜红的旗帜，踏着先烈的血路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进攻 ！”大会决议：现在风起云涌的国民革命运动，其第一个目的就是打倒帝国资本主义，中国工人阶级绝不害怕军阀之横暴，更不害怕洋人帝国主义者的威风，工人阶级应当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以达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目的。
李大钊传 ９９·
除铁路工人运动外，李大钊还领导北京的党组织，利用北京政变后的时机，使北京的工人运动也有了飞跃的发展。１９２５年１月，有电车工人的罢工，３月，有影响很大、使２０多家报纸不能出版的１８００余印刷工人的罢工，又有织布工人罢工，３９８家菜园工人罢工，造纸厂工人罢工，铁铺工人罢工。４月，６０００余瓦作工人罢工，还有北京附近的宣化皮行５０００余工人罢工……罢工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北京大多数行业。在这些罢工斗争的基础上，李大钊领导建立了“工人同志会 ”，这个组织，就是后来五卅运动中的“北京工人雪耻会”的前身。在“工人雪耻会”的基础上，１９２５年１１月，又成立了北京总工会。
在恢复发展工人运动的同时，李大钊领导北京党组织再次开展在郊区农民中的工作，芦沟桥一带就是当时的宣传据点之一。
紧接着，党在学生中的工作也有了迅速的发展，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壮大了，并动员了大批学生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
１９２５年间，党在北京成立了第一所区委党校，有学生近３００人，经过短期培训后派往各地工作。李大钊对这个为党和革命培育骨干的工作很重视，常常亲临指导。
李大钊传 １００·
李大钊对北方区党委的工作几乎倾注了全部的精力，他对党的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他从过去着重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研究和宣传，进而专心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与策略，他和青年同志在一起，为了讨论问题或处理工作，常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对于党的重大决议的贯彻，必定亲自检查真正带头参加，他一贯提倡要有一种“求真的态度 ”，认为“这种求真的态度，熏陶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则可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的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作”。 其实，这也正是他本人工作态度的写照，他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在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领导下，进一步加速了北方革命运动的步伐。１９２５年以后，北京等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猛烈发展起来，直到１９２６年“三一八”以前，群众的集会、游行、请愿、示威，一个接着一个，一浪高于一浪。每月的大小群众集会总在４次以上，每次参加的人数，多者达数十万人，少的也在１０００人以上。在北方其他地区，也掀起了群众运动的高潮。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倾向进步，把他的军队改称为国民军，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家大计。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毅然抱病北上。李大钊传 １０１·但当孙中山于１９２４年１２月到达北方的时候，段祺瑞已经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总执政。这时的冯玉祥已受到张作霖和段祺瑞的排挤，到西山“养疴 ”，和孙中山打交道的已经不是冯玉祥而是段祺瑞了。段祺瑞一方面发表宣言，声称“外崇国信 ”，实际上是取媚于帝国主义，反对取消不平等条约；一方面宣布要开善后会议，借以反对国民会议。分明是在同孙中山针锋相对，把孙中山气坏了。当段祺瑞派人到天津去迎接孙中山时， 孙中山加以严厉训斥：“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由李大钊负总责的中共北方区委，坚决发展“废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坚决支持孙中山，联合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和奉系军阀。１２月２４日，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规定会议完全由军阀、官僚等当官的和拥护这些当官的人组成，代表人民的人一律不能参加。共产党立即指出其反人民的性质，孙中山也通电指责。为了对抗善后会议，我党决定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反动的善后会议于１９２５年２月１日开张，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于３月１日开幕。反动的傀儡会议由段祺瑞牵线指挥，有时吵吵嚷嚷，有时冷李大钊传 １０２·冷清清，都是为了争权夺利，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革命的代表会议由李大钊领导进行，开得很认真，很有生气，出席和列席的代表共２００余人，工人、农民、教职员、学生、记者、律师和民族资本家等都有代表参加，代表了２０余个省区，１２０余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大家热烈发言，着重揭露善后会议的反人民性质，同时，也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些决议基本上接受了党的主张。这样的会议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就在会议进行期间，孙中山先生于３月１２日因病在北京逝世。我党趁孙中山逝世，在全国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宣传运动。北京的党团组织，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在追悼孙中山的３天活动中，发动了３０万人参加，散发了３０００多份《政治生活特刊》，着重配合当时的国民会议运动，大力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传孙中山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政治主张。这些宣传，对满怀悲愤的人们很起作用。当孙中山出殡那一天，１０多万北京人民为他送丧，事实上形成了一次反帝、反军阀和反段的群众大示威，队伍经过西华门时，由于对段祺瑞和善后会议的痛恨，愤怒的群众把挂在那里的善后会议的牌子给砸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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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逝世后不久，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日，在上海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卅”运动，从此，由１９２４年逐渐高涨起来的中国革命运动，达到了它的最高潮。“五卅”运动，波及全国， 是五四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在广东，因为是革命根据地，运动发展比较顺利，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在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在北京，虽然是反动军阀统治的中心，但在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赵世炎等人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将各阶层人民组织了起来。当上海工人、学生遭到帝国主义屠杀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北京学生立即组织“沪案雪耻会 ”，以为声援，并加强了各校学生联合会的工作。接着，工人组织了“工人雪耻会”。 ６月３日，举行了５万余人参加的反帝示威，６月５日，４８０多个人民团体联合成立了“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 ”，反帝斗争的情绪更加高涨。６月１０日，在天安门前，２０万群众，不顾炎炎烈日，举行了盛况空前的“五卅”运动中第一次“北京国民大会”。 党对这次大会进行了细致的组织工作。会场搭起５个讲台，同时进行演讲、发言。 与会者悲愤交集，群情激昂，“打倒英、日帝国主义 ！”“援助被害同胞 ！”“救国救民坚持到底 ！”等口号声响彻云霄。当场有人血书“誓死救国”四个大字，表示决心。大会通过了《北京国民大会宣李大钊传 １０４·言》，郑重宣告：“自惨杀发生后，举凡一切不平等条约，即失其效力。中国国民，绝不承认其束缚能力。本国政府，即应本此民意执行 。”这次大会在区党委和李大钊领导下，开得很成功。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天气骤变，忽下大雨，２０万革命群众，在高度的爱国精神鼓舞下，冒雨游行２０余里，一直坚持到底。６月２５日举行的第三次游行示威，参加的人更多，连郊区的农民也赶来参加，总数不下３０万人。
除几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集会外，在李大钊领导下的北京党团组织还发动了学生罢课和工人罢工，以及抵制英、日货的运动。北京学生的罢课，从６月３日直到９月８日，坚持了３个多月之久。工人罢工，则发动了在英国使馆、兵营中工作的员工，退出其使馆、兵营以至家庭住宅，不为那些帝国主义分子服务。同时，还组织了绝粮纠查队，发动群众不供给英、日人以食品货物和停止供应英使馆的水电。
为了扩大影响，李大钊还派赵世炎等到天津、唐山等地领导了那里的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海员工人罢工以及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和学生罢课。
五卅运动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运动。李大钊领导北方党的工作和群众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把启发群众反帝的觉悟放在第一位。 他反复向群众指出：“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形，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侵入的结李大钊传 １０５·果，中国全民族应该并力反抗那侵入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作民族独立的运动 。”五卅运动中，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使运动一开始就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 ”，而没有停止在惩凶、道歉、赔偿损失等枝节的要求上。仅工会这一期间发出的反对英、日等帝国主义的传单就有１２万份之多，学生中也组织了各种演讲队、演说团共数百组，川流不息地到街头巷尾展开宣传活动，并把这些宣传扩大到市郊的广大农村。
“五卅”运动以后，全国的反帝国主义怒潮，并没有减弱下去，而是更加汹涌澎湃了。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帝国主义和段政府使出了召开关税会议，修订关税税则的诡计。这套诡计，果然使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新老右派都上了钩，但广大人民，在共产党指导下，对帝国主义不抱幻想，继续斗争。李大钊在“五卅”运动中就曾经指出 ：“反帝斗争会很持久 ”，要大家在思想上作好充分准备。果然，帝国主义通过关税会议向人民发出了新的进攻。为了引导广大群众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开展斗争，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７日，北方区党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联合发布了《告工农学生军士书 》， 根据人民的要求， 提出了“关税自主”的口号，并把这一口号和废除一切不平李大钊传 １０６·等条约的口号联系起来，同关税会议展开斗争。鉴于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还对关税会议抱有幻想，还想到这个会议里去争一个“关税自主 ”，李大钊通过进步团体和一些报纸刊物，在各阶层群众中对关税会议进行了广泛的揭露，亲自联络团体对关税自主问题举行了讨论会，并亲自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发表演说，为大家分析指明了帝国主义召开关税会议的真实意图，又在北大等校教职员中发起了要求关税自主的签名运动。《 政治生活》连续发表了１０篇文章，用大量事实，彻底揭露了关税会议的侵略本质。１１月，趁关税会议开会之际，在全国展开了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的运动。
在展开宣传的同时，在关税会议开会前后，北京在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领导下，于１０月１０日、２５日、２６日、１１月１０日、２２日举行了多次示威游行。游行群众高呼“无条件的关税自主 ！”“ 反对欺骗中国的关税会议 ！”“打倒媚外政府 ！”“打倒帝国主义 ！”等口号。这些示威游行，都遭到了段祺瑞军警的野蛮阻挠和破坏，特别是１０月２６日、１１月２２日两次，与军警发生了激战，流了血。最后那次，“完全是一次巷战 。”
为了在时机成熟时进行推翻段政权的斗争，区党委和李大钊又领导群众在组织上作了准备。还在“五李大钊传 １０７·卅”运动期间，北大等校的学生就在党领导下组织了“学生军 ”，“ 讲求军事教育，以为领导民众武装起来，以革命的手段打倒帝国主义之准备 。”以后，又在学生军的基础上组织了“北京革命学生敢死队 ”，在工人中组织了“工人保卫队 ”，农民中组织了“农民自卫队 ”，准备进行革命的战斗。
这个时期，奉系军阀在关内外都已丧失人心，奉系将领郭松龄，在全国人民反奉运动的影响下，在国民军的秘密支持下，于１１月２３日在滦州倒戈，直向沈阳挺进。而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当时统治了北京、保定一带，群众已在五卅运动和关税自主运动中大大提高了觉悟。党和李大钊认为这正是在北京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良好机会，区党委召开了会议，决定发动一次以推翻段祺瑞政权、建立国民政府为中心的群众革命斗争。并组织了行动委员会，指挥这次革命行动。
１１月２８日，这场以推翻段政权、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的革命运动在北京爆发了。李大钊亲自领导了这次重大的斗争。这天上午，徒手组织起来的学生敢死队和工人保卫队开始出动。很快，各种号召人们起来革命的标语贴满了墙壁，数十万张传单在人群中飞舞，屋顶上竖起了革命的红旗，迎风招展。到下午两点，神武门前已是人山人海，难以计数。群众队伍都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有总司令、副总司令等。前李大钊传 １０８·边是学生敢死队，臂缠红布的工人保卫队，十分威武，中间是一般群众团体和市民，最后是看护队，大家手拿木棍等武器，在神武门前举行了示威大会，然后，就在李大钊亲自率领下，浩浩荡荡向段政府所在地前进。 李大钊走在队伍最前面，领着大家高呼：“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建设国民政府 ！”“建设民众的武力 ！”“拥护广东国民革命政府 ！”“ 解散关税会议 ！”等口号。随即，群众包围了执政府，赶跑了警察总监，占领了警察局和邮电局。接着，群众队伍又转向段祺瑞住宅准备举行群众公审，驱逐这个卖国贼。
但是，事前与我方有约的国民军，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不但没有在群众行动起来后按时开进城来，共同占领北京，反而采取措施，保护了段祺瑞及其反动政府的安全。由于这是我们党领导的一次夺取政权的尝试，领导和群众都没有经验，特别是由于当时人民手中还没有枪杆子，因此，这次运动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然而，这次运动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勇气和对反动派的革命造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次日，即１１月２９日，李大钊又领导更多的群众，在天安门举行了国民大会，通过了“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会议，宣布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开国民会李大钊传 １０９·议”、“责成国民军，服从国民大会一切决议”等充满革命精神的决议案，继续鼓舞群众的革命热情，准备进行更大的斗争。会后，又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
这次革命虽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但它使北京在两天内陷于无政府状态，给了反动军阀以沉重的打击，显示了革命群众的巨大力量。当时把这次革命称作“首都革命 ”，党中央和团中央特地在１２月１日联合发布了告全国民众书， 指出：“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暴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 。”给予很高的评价。
１９２５年末和１９２６年初，全国人民展开了反日、反张、反吴的斗争。共产党北方区委于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３１日、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４日、３１日，连续３次在天安门举行了大规模的、每次均有数万群众参加的反日讨张的国民示威大会。这些大会，都是由李大钊参加领导的。２月２７日，又在天安门前举行了４万多人的反英讨吴的国民大会。瞿秋白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这些革命行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段政府的更加仇恨。这时候张、吴正积极准备联合进攻冯玉祥。３月１２日，两艘日舰公然掩护奉系军舰运送军队在大沽口一带登陆，驻守炮台的国民军发觉后立即以旗语制止，日舰不理，于是国民军发空炮警告，而日舰即报以实弹轰击大沽炮台，致使国民军死伤１李大钊传 １１０·０余名，国民军奋起还击，将日舰驱走。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反而纠合英、美、法、德等八国公使，以国民军破坏所谓《辛丑条约》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发出最后通牒，限４８小时内答复。同时，各帝国主义的军舰２０余艘群集大沽口，实行武力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