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名人传记
李 大 钊 传
佘光荣 编
第一章 勤学矢志
在那广阔的冀东平原东端，濒临波涛澎湃的渤海，紧靠着改道前的滦河，有着一望无垠的田野和一片一片错落有致的村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就诞生在那里——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那一天是—— 公元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９日（清光绪十五年阴历十月六日）。
李大钊从小孤苦伶仃。父亲李任荣是个读书人，早年因患肺病，在他出世前就已逝世。母亲因感伤过度，在生下他后不到一年半也即去世。
李大钊是由其已是古稀之年的老祖父李如珍抚养长大的。正如他后来自己所说的：“在襁褓中， 即失怙恃，既无兄弟， 又鲜姐妹， 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 。”李大钊祖父也是读书人，开过杂货铺，有近百亩地，因无儿子，将侄儿即李大钊父亲过继为子。
李大钊在一心想把孙儿培养成能光宗耀祖的读书人的老祖父严厉督促下，３岁起就在祖父的启蒙下学着认字，５岁时就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书。
李大钊自幼就以勤学、刻苦而著称乡里。７岁时，李大钊传 ３·祖父送他到附近的黄瓜口村一位叫单子鳌的私塾里去读书。 由于他学前受过祖父的启蒙， 所以一入学就跳过蒙学阶段， 和大孩子们一起读“四书”。他读书非常认真，虽然年龄最小，但却是最用功因而也是学得最好的一个 。 塾师非常喜欢这个聪明用功的小学生。直到后来， 常对人说：“我教了一辈子书，生平最得意的学生，就是李耆年（这个学名是塾师给取的，耆年，是长寿的意思）！”
李大钊学习进步很快，在黄瓜口村念了３年，塾师单子鳌对他祖父说：“耆年的学业良好， 我已经教不了他，还是另请名师吧 ！”
李大钊后来又先后从学于小黑坨村的一个秀才赵辉斗和井家坨宋举人家一个叫黄玉堂的先生，直至考入永平府中学。
在井家坨读书时，李大钊越发刻苦努力，每天读到半夜。老师常说：“有个学生，叫李耆年， 念书念得特别好 ！”
１９２５年，本想报考秀才的李大钊，正赶上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的所谓改良，结果考进了永平府中学。当时，村里人仍把他当作考中秀才那样，放铁炮、贴报单、坐棚车，热闹了一番。进了永平府中学，李大钊仍是勤奋好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李大钊的少年读书时代，正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李大钊传 ４·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时代。５岁时，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１１岁那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冀东各地普遍建立了义和团组织。不久，八国联军侵至乐亭附近，占据了昌黎、滦州等地。帝国主义的蛮横侵略和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斗争，在李大钊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他常常问他的老师：“为什么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 ？”“为什么穷人没饭吃，没衣穿？”从那时起，他就憎恨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憎恨残暴的封建制度，憎恨腐败的清政府。特别是在１３岁那年，他听了黄玉堂老师讲了太平天国的故事后，激动地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推翻清朝皇帝 ！”从此，他决心发愤读书，寻求救国救民之良策，来挽救祖国于危亡之中。 正如他后来在《狱中自述 》中所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
在永平府中学两年的学习中，李大钊进一步表现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常常和进步同学一起讨论国家大事，接受新思想，求读进步书刊，手不释卷地阅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
本来，李大钊的祖父一心想让他成为一个光耀门楣的读书人，但他正在沿着一条爱国、救国的革命道路摸索着前进了。
１９０７年夏天，李大钊与几个同学一起去天津报考学校。当时，天津有３所学校正在招考：北洋军李大钊传 ５·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一心期望着为祖国寻找出路的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 振奋国群之良策”，决定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此后，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６年的学习生活中，积累了广泛、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革命理论，为追求真理，确立爱国救国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李大钊所在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辛亥革命前就已有革命党人在进行活动了。１９１０年１１月间，法政学校为要求政府开设国会而举行了罢课斗争，促使李大钊进一步倾向革命。
当时，法政学校有个史地教员叫白亚雨，他在辛亥革命时参加同盟会，是同盟会京、津、保支部的重要成员。白亚雨学识渊博、待人热情，积极宣传革命思想。辛亥革命爆发后，白亚雨积极为革命奔走，领导发动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英勇不屈，最后壮烈牺牲。就义时，立而不跪， 昂首宣称：“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 。”白亚雨老师的革命思想和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使年青的李大钊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进一步坚定了李大钊献身于革命的意志，也影响了一批有革命倾向的青年学生。李大钊对这位为革命献身的老师非常尊敬，多年后，一再在文章中悼念不已。
李大钊传 ６·
１９１２年６月，李大钊写了一篇《隐忧篇》的文章，为辛亥革命后政治局势的发展，为新的共和国感到“隐忧”。 这是李大钊最早的一篇文稿。李大钊怀着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积极投入当时沸腾的政治生活。他曾于１９１２年冬天，去北京摸索革命道路，接触了一些政界人物，还同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有过交往，但都使他感到失望。他还曾“慷慨思投笔 ”，而又“艰难未去师”。这一切， 使他深感找不到出路，国事日非，仕志难酬。他在这期间还写下了不少诗文，表达了满腔的忧愤。当时的革命果实已被军阀篡夺，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的他，不仅是“隐忧 ”，而是要大声疾呼自己的哀痛了。他在学校里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就在１９１３年４月１日的《言治》创刊号上，他发表了激愤的《大哀篇》。 在文章中，他痛击军阀官僚政治， 深切关注人民命运， 指出：“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之安享之幸福也”。“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革命果实，“此辈肥而吾民瘠矣”。“以致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李大钊传 ７·火，天灾乘乘，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
此后，政治形势日趋恶化。１９１３年春，国民党进步人士宋教仁遭到袁世凯暗杀，紧接着，帝国主义五国银行团与袁世凯成交了所谓“善后大借款 ”，使反动势力更加疯狂，准备向民主派开刀。李大钊指出， 窃国大盗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暗杀”与“借款”使国家更“ 危机万状 ”，民权“旁落”。忧国忧民的李大钊，迫切地希望找到一条出路。
１９１３年暑假，李大钊结束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学业，毕业后，又去北京。这时，孙中山领导的“讨袁”的“二次革命”由于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只靠单纯的军事行动，导致“讨袁”失败。与李大钊有过交往的社会党人陈翼龙也在８月间被袁世凯杀害。曾寄期望于“二次革命”的李大钊，为此感到愤慨和痛心，加之袁世凯专制独裁的迫害，他离开北京，暂返故乡，筹划出国去日本留学。
在回故乡的途中，李大钊两次登五峰。那个地方，他在天津读书时曾和朋友们去过。旧地重游，追思逝去岁月，瞻念祖国前途，不禁感慨万端。９月１１日夜晚，在当地又发生了一起日军惨杀我５名铁路职工的血腥事件，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他向同胞强烈呼吁：“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 ！”
李大钊传 ８·
从故乡回到天津不久，他又看到日本帝国主义新出版的一本反动书籍《支那分割之命运》， 立即写了数万言的《驳议》文章，驳斥帝国主义分割中国的谬论，“字字皆薪胆之血泪”。 同年１２月，《驳议》就出版了，并很快“风行全国”。
从１９１３年４月至１１月，李大钊写下了战斗诗文近３０篇，已经由一个普通的爱国学生成长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志士了。
１９１３年冬天，李大钊在友人汤化龙等资助下，东渡日本。出国前，他在纪念友人郭厚庵的一首七律诗中，透露了对祖国命运的无限关切：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熏。
去国徒深屈子恨，清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李大钊到日本后，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他在留学生中结识了很多朋友，常常同他们谈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虽然看起来他外貌很淳朴，不善多讲话，可一谈起天下大事来，可谓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他还在学校的留学生中组织了５人经济学会，并已开始研究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传 ９·的著作。同时，他那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写了很多具有强烈战斗精神的文章，鼓舞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从针砭时政进而尖锐地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封建军阀的卖国行径。
他去日本学习时，正是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的时候。１９１４年，他在日本发起组织神州学会，团结进步知识分子，开始进行反袁秘密活动。１９１４年１１月，李大钊发表了《国情》一文，揭露帝国主义与袁世凯相互勾结的阴谋，痛斥袁世凯顾问古德诺、日本首相亲信有贺长雄的《新约法论》等亲袁称帝谬论，揭穿了袁世凯公布“新约法”准备称帝的阴谋，并告诫人们，不要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抱任何幻想，不管它是欧美的或是日本的。这篇文章，是我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它在袁世凯称帝的一年前，就及时地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严防窃国大盗的信号，表现了李大钊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敢于向反动派作坚决斗争的大无畏精神！
１９１５年１月１８日，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袁世凯想当皇帝的迫切心理，向袁世凯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作为支持他称帝的交换条件，这个消息在报上一透露，立即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我国的留日学生群起反抗，迅速召开留日学生总会会议，反对订立卖国条约。公推李大钊为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传 １０·文牍干事，起草通电，他连夜写成《警告全国父老书》。这篇激昂慷慨、脍炙人口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对当时的反日爱国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５月７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４８小时内承认“二十一条”。权欲熏心的袁世凯， 为了要过皇帝瘾，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于５月９日全部接受了日本的要求。６月，李大钊又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并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 激励全国人民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在《警告全国父老书》和《国民之薪胆》两篇文章中，李大钊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历数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强盗行径，号召国民奋起自救，敌人有强暴的陆军，我们有不怕牺牲的血肉；敌人有坚巨的战舰，我们有团结战斗的决心！“勿灰心，勿短气， 勿轻狂躁进，困心衡虑，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炼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 ”，一定能保卫“锦绣之江山 ”，一定能击败凶恶的敌人。
在这次爱国斗争中，李大钊成了闻名一时的人物。
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２５日，云南反袁派起兵，接着全国各地响应，将维护民主的反袁运动推向高潮。这时的形势正如李大钊所述：“逆贼稽征讨， 机势今已熟”。李大钊所在的留日学生总会， 积极支持云南的“护国军 ”，并代筹军饷，又推举李大钊为文事委李大钊传 １１·员会编辑主任，开展宣传活动。为了反袁，李大钊于１９１６年１月返国。在途中船上，他写下了雄壮的诗篇：
浩淼水东流，客心空太息。
神州悲板荡，丧乱要所极？
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
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
绝域逢知交，慷慨道胸臆。
中宵出江户，明月临幽黑。
鹏鸟将图南，扶摇始张翼；
一翔直冲天，彼何畏荆棘？
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
男儿尚雄飞，相失不可得。
李大钊于１９１６年２月初到上海，两周后即返日本，与几个朋友住在东京郊外高田村的月印精舍。就在那里，他继续专心致力于反袁工作，并开始写作呼唤人们“再造中华”的《青春》一文。同时，他为留日学生总会编辑《民彝》杂志，准备出版，并与杜国□等筹划组织“丙辰学社”。
在１９１６年５月１５日出版的《民彝》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民彝与政治》一文，对“大盗窃李大钊传 １２·国，予智自雄”的袁世凯进行了猛烈抨击，进而批判了为封建宗法制度服务的政治文化。 并庄严宣告 ：“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 ”，应“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命运，始有成功之望也”！
１９１６年春， 李大钊在日本写完了《青春》，寄给陈独秀，发表在当年９月出版的《新青年》二卷１号上。从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李大钊的思想和文风有了更新的进步。在他以前的诗文中，于慷慨激昂中时有悲凉的气氛，而在《青春》中，多半表现出了明快而雄壮的气势，思想清新，色调鲜明，这是一篇五四以前革命民主主义的宣言书，对前期新文化运动起着重大的影响。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对宇宙，对人生，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看法，表达了明显的唯物主义思想，歌颂了积极进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它号召青年们要“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要“乘风破浪”地前进，“为世界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这篇文章和他以后在１９１８年春天发表的《今》、《新的、旧的》等文章，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又充满了辩证法的因素，李大钊传 １３·为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为了促使袁贼灭亡，李大钊未等到毕业，就于１９１６年５月提前回国到上海，投入火热的反袁斗争。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下，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袁贼，仅仅做了８３天的皇帝梦，就于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一命乌呼了。
１９１６年春，李大钊在日本江户送友人幼蘅回国的时候，就对当时的反袁斗争充满了胜利的信心，曾以无比的热情口占一绝：
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李大钊传 １４·
第二章 传播“马列”
１９１６年６月，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应汤化龙等人的邀请，到北京去办报。他也期望能够通过办报传播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想利用报纸，使它成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于是，他决定到北京去了。在途中，他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为报纸的出版精心地筹划着，在碧波滔滔的海上，对着喷薄欲出的朝阳，他为报纸想好了名字：《晨钟》。他想振此“晨钟 ”，唤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 ”，担当起“青春中华之创造”的使命！
经过２个月左右的辛苦筹备，《 晨钟报》在８月１５日创刊了，由李大钊担任总编辑。在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副标题为“青春中华之创造”。李大钊把创造“青春中华”的希望， 寄托在青年的觉醒上，“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 砺青年之气节”。在《晨钟报》上，李大钊宣传民主主义思想，介绍民主主义的思想家，继续反对封建专制独裁，揭露当时军阀、官僚、政客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罪恶行径。
其实，研究系汤化龙等人约李大钊合作办报的目李大钊传 １５·的，不过是想利用李大钊的文名，为他们装点门面，收买人心而已。由于李大钊与他们有过关系，而这帮政客在袁世凯快要垮台的时候也曾经投机反袁，李大钊未能看穿他们的本质，加上汤化龙曾资助他出国留学，所以才去与他们合作办报。随着时局的发展，李大钊抨击军阀的言论越来越激烈，渐为研究系政客所不容，李大钊为《晨钟报》撰写的文章竟一再被汤化龙左右的人擅加删改，很难完整发表，而且研究系政客甘当军阀工具的面目日渐暴露，也为李大钊所不容。这样，关系终于破裂，李大钊很难在《晨钟报》继续工作下去了。 他宁愿失业， 也不愿向旧势力妥协，毅然辞去总编辑的职务，在９月４日的《晨钟报》上，发表了他的小说《别泪》，９月５日， 发表了辞职启事。在辛勤编辑２２天后，终于离开了他亲手创办起来的曾寄予很大希望的《晨钟报》。
１９１７年１月，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在北京创刊，李大钊受聘为编辑。他不顾章士钊的劝告，在《甲寅日刊》上又发表了许多反对军阀统治和反对封建文化的文章。特别是对孔教的批判，不但很激烈，而且很深刻。他认为“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 孔丘之说代表封建“专制社会之道德”，“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
１９１７年７月上旬，落后的旧中国，又上演了李大钊传 １６·一出“张勋复辟”的丑剧。李大钊在“张勋复辟”之日，仓促离京，避走上海。 他在这个时候，“百感交集 ”，痛于过去革命之昙花一现，而自己１０余年来“流离转徙 ”，还没有找到国家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心情十分沉重。正如他秋天寄给白坚武的一首七律诗中所表述的那样：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繁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江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这时的李大钊非常苦闷，因而写出了似乎消极的诗句，其实他是在探索求新的革命道路。
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７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李大钊是中国接受马列主义的第一人。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开始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他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１９１８年１月，李大钊由章士钊推荐，接替章担任了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主任。这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教授中也有不少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人士。 １９１５年９月新创刊的《青年杂志》，于１李大钊传 １７·９１６年改为《新青年》， 早已成为新文化的旗帜。因主办《新青年》而享有盛誉的陈独秀正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以前就为《新青年》写过文章，他一到北京大学，就进入了《新青年》的编辑部，并继续辛勤地搜索有关各国革命运动的材料，特别关心俄罗斯的革命问题，更深入地探讨在日本时就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他一面研究理论，写文章，一面到师生和职工群众中去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北京大学各种社会团体的名册中，大半都有他的名字，甚至连“学生游艺大会”、“学余俱乐部”他也是发起人之一。
１９１８年冬，他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取名为“马尔格思”的学说研究会，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个组织还没有得到发展，就遭到了“防止过激主义传播”的反动政府的查禁。由于李大钊巧妙地利用了马尔格斯这个译音，反动警察当局以为是个什么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团体，才幸免于继续追查。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间，毛泽东经杨昌济教授介绍，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李大钊和年青的毛泽东一起， 更深切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能力”，李大钊那时对毛泽东的思想，是有一定影响的， 毛泽东后来曾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李大钊传 １８·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１９１９年３月，毛泽东又回到湖南故乡开展革命工作。
在北京大学，李大钊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１９１８年１月，他加入蔡元培校长发起组织的进德会，６月当选为纠察员。
１９１８年２月，北京大学成立“大学公余法文夜校 ”，他也是一个发起人。
１９１８年１２月，他代表北京大学图书馆参加“北京图书馆协会 ”，当选为中文书记。
１９１９年１月，他当选为北京大学教职员会组织大纲起草员，参加临时委员会。
通过这些活动，李大钊和周围群众有了密切联系，为进一步开展革命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１９１８年６月，李大钊发起建立少年中国学会。６月３０日在北京召开筹备会议，推举李大钊为《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经过一年筹备，少年中国学会在１９１９年７月１日正式成立。会员最多时有１００人左右， 在南京设了分会。 学会正式成立时，经李大钊等提议，把学会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进一步提出要在科学精神指导下，达到实现“少年中国”的理想。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有以后成为共产党员的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高君宇等。其中如曾奇等李大钊传 １９·倾向国家主义的人也不少。
１９１８年，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俄，中国反动政府叫嚷要防止“过激派”的形势下，李大钊根据搜集到的关于十月革命的材料，作了认真的研究，于１９１８年７月１日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开始阐明十月革命的实质。这比他前一年的文章进步多了。在这篇文章里，他明确地论述了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根本区别，指出十月革命的性质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但还没有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行演讲会，一连讲了两天。著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了《劳工神圣》的演说，这一口号在当时起过较为广泛的影响。全世界工人运动高涨，工人阶级力量逐渐壮大，崇拜劳工的时代潮流，得以传入中国。 继蔡元培演讲之后， 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这篇著名的演说（后来又出版发行），接着， 他又发表了著名的论文《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在《庶民的胜利 》和《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文章中，李大钊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揭露了帝李大钊传 ２０·国主义战争的实质，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为中国人民指出新的革命斗争方向。李大钊指出，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必然出现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他将十月革命比做“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 ”，而由此开展起来的世界革命“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遏得住的 ”，一切腐朽的反动势力必将灭亡，满怀信心地宣告布尔什维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李大钊的这两篇文章，虽然还没有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但立场十分鲜明，不仅和帝国主义、军阀、官僚针锋相对，就是和蔡元培高唱劳工神圣的立场也迥然不同，它们已经是在为无产阶级说话了。可以说，这时的李大钊已经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经通过幸德秋水、河上肇等人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那时中国的社会条件和他本人的亲身经历，也不可能使他立即接受马克思主义。但直到１９１８年秋后，世界革命的形势，中国的社会状况，使饱经忧患之后的李大钊经过深刻的反省、探索和认真的学习、研究，才终于找到了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在这个伟大的变化进程中，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李大钊传 ２１·是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的。正如林伯渠后来为《李大钊选集》出版题写的诗句所说：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李大钊的演说，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１１月２８日起，北京大学又在中央公园举行演讲大会，连续讲了３天，李大钊再一次讲了《 庶民的胜利》，成为这次演讲大会的中心内容。
从１９１８下半年起到１９１９年，随着国内外形势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北京以至全国各主要城市，各种爱国团体、新文化团体和传播新思潮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由于李大钊极其热情地参加、支持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北京各团体差不多都请他去指导或当顾问。如１９１８年１０月成立的国民社，它是由反对中日密约的学生救国会发展而成立起来的。它一开始就请李大钊任导师，李大钊不仅积极为《国民》撰稿，而且实际上是这个杂志的总顾问。在李大钊正确指导和影响下，国民社的多数成员、特别是它的骨干分子如许德珩、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在随后的五四爱国运动中成为积极的参加者和领导者。 和国民社差不多同时成立的新潮社， 也于李大钊传 ２２·１２日聘请他为顾问，并约他为《新潮》写稿。至于由邓中夏等发起、以左翼学生为主、于１９１９年３月成立起来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更是与李大钊关系密切。
李大钊在《新青年》二卷１号上发表的《青春》一文，在新文化运动中宣传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他在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发表的演说《庶民的胜利》和撰写的论文《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 的胜利》，于１９１９年１月出版的《新青年》五卷５号上发表，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使新文化运动开始带上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新文化运动的前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运动，陈独秀起了重要作用；在它的后期，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李大钊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新青年》充分反映了这一变化的主流，一至三卷是陈独秀主编的，从第四卷起，由李大钊和陈独秀等轮流担任各期编辑，其中鲁迅也时常参与编辑部工作。
在新旧思潮的激战中，《新青年 》进一步在群众中扩大了影响。
新文化运动提倡语体文，反对文言文，以语体文的形式进行新道德和新文学的传播。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上用语体文发表论文，文笔畅达深刻，启发了众多的读者。此外，他在还《少年中国》、《新青李大钊传 ２３·年》等刊物上发表过几首清新隽永的白话诗。如他在五峰山时就写了一首《山中落雨》小诗：
忽然来了一阵烟雨，
把四山团团的围住。
只听着树里的风声雨声，
却看不清云里是山是树！
水从山上往下飞流，
顿成了瀑布。
这时候前山后山，
不知有多少樵夫迷了归路？
李大钊的这首白话诗抒写了当时自己在风雨中战斗的心情，并深切地关怀着人们不要迷失了路径，暗喻人们在革命的道路上不要迷失方向。
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２日，李大钊与陈独秀特地创刊了《每周评论》，因为《新青年 》为每月一期，且多半是长篇文章，已不能完全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了。《每周评论》登的是短文， 着重批评时政，推动当前的政治斗争。这个每周一期四版的小型刊物，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广泛的影响，不久就为继起兴办的许多刊物所采用。
李大钊为了创办《每周评论》，不辞辛劳地奔走。李大钊传 ２４·在创刊号开印那天，他亲自到报馆，细致地校对，直至印出大样，一直到凌晨４点钟。在《每周评论》创办以后的半年左右时间里，他撰写发表了５５篇文章，平均每星期就发表２篇文章，可想而知，他的工作干劲是多么大啊，同时，他还担负了种种编辑上的琐细的实际工作。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中继续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１９１９年元旦，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新纪元》的社论，这篇文章主张劳工阶级联合起来，“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要“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 ２月上旬，又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战后之世界潮流》等。在这些文章中，他通过宣传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进一步阐明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
李大钊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他指出：“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 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 。”他告诉人们：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要进行根本的变革。在新纪元曙光照耀下，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 ”，走上“新人生的道路”。
中国的反动派竭力企图阻遏革命的洪流，把布尔什维克党叫做“过激党 ”，诬蔑所谓“过激主义”为李大钊传 ２５·“共产公妻”。 李大钊立即在《 每周评论 》上发表《过激乎？过惰乎？》、《过激派的引线》等文章，指出：有了进步的举动，人就说是“过激 ”，这是社会上的一种“惰性 ”力量在作怪。“过激主义”是因为“社会上不满意的事太多”而产生的。但是，那些怕“过激主义”的人又何尝知道什么是“过激主义”？为此，倒不可不译几本被认为是“过激派”的著作出来，“过种书果然译出，看得见的， 可就不止那几位怕过激主义的人”。 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将在人民中广泛传播。
李大钊传 ２６·
第三章 “五四”时期
毛泽东在论述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时指出：“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 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到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李大钊从开始认识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后，紧接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分析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五四前他连续发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评论，五四运动中，他更为有力地揭露了整个帝国主义“强盗世界 ”，引导中国人民认清敌人，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依附于它们的反动军阀政府，发扬不妥协的彻底的革命精神。这就从思想上对五四运动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大钊等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促使封建文化日益崩溃。一些抵抗新思潮的“卫道之士 ”，却还在做着垂死的挣扎。１９１９年３月，守旧文人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文言小说《荆生》， 诬蔑新文化运动，企图借军阀的横暴统治来阻止新思潮的推进，他还在《公言报》上发表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公开李大钊传 ２７·信，大肆攻击北京大学“覆孔孟， 铲伦常 ”，“尽废古书，行用土语”。 这时，《每周评论 》第１２期从《晨报》转载了李大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 怒斥那些勾结封建军阀的文人：你们……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反对你们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迅速对林纾的信作了公开答复， 他站在“ 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立场上，对新文化运动作了有力的支持。 然后，《每周评论》等１７和１９期又先后刊出“对于新旧思潮的评论 ”，集中登载各报的言论，促进新文化运动更广泛地开展。
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８日，美、英、法军和帝国主义策划的“巴黎和会”开幕。我国派出的专使在会上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的特权，废除“二十一条 ”，收回山东的权益等。 但是，“和会”一开始就暴露出它的强盗分赃真面目，使我国受到极大的威胁。
在这严峻时刻，北京各学校学生，于２月初纷纷集会，提出维护国家主权的要求。２月５日，各校以北大为中心开始组织起来。《 每周评论》２月９日作了报道：“北京学生联合会筹议抵抗 ：北大学生于５李大钊传 ２８·日晚间在法科开全体大会，到会２０００多人。举出干事１０多人，分头进行。并联合各校学生，电致巴黎五专使……不要让步”。
随着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逐步广泛的宣传，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在李大钊的周围，也逐渐团结了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少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则是他们中的骨干。
李大钊不仅在北京大学经常联系着一批爱国学生，也指导着校内外许多报刊、团体的活动。
《国民》杂志社是１９１８年１０月成立的，有社员１００多人， 请李大钊担任导师。《国民》杂志创刊号于１９１９年１月１日出版，这个刊物连续发表了很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突出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与《国民》同时创刊的还有《新潮》， 这是北京大学学生办的杂志，李大钊担任了新潮社的顾问，他不仅在出版方面给予很多帮助，还为他们撰写文章，同时，又在图书馆拨了一间房子给他们使用。五四前的《新潮》， 在反对封建伦理和封建文学上起了重要作用，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
李大钊还联系着《晨报 》副刊。《晨报》的前身就是李大钊编辑过的《晨钟报》。 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高潮即将到来之际，李大钊利用了以前和《晨李大钊传 ２９·钟报》的关系，使《晨报》第７版（副刊）成为一个传播新文化的园地。１９１９年２月７日，在李大钊的帮助下，《 晨报》第７版开设了“自由论坛 ”，经常发表论述新思潮及社会问题的论文。李大钊在这上面先后发表了《战后之世界潮流》、《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劳动教育问题》等一系列政论性的文章。
李大钊当时还号召青年学生和社会团体中的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到工人、农民和劳动妇女中去开展工作。
１９１９年春，李大钊调查了解到唐山煤矿工人的状况，工人们终日在坑里做工，享受不到“人世间的空气阳光 ”，在资本家和包工的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在这样近９０００工人聚合的地方，却还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 他写了《劳动教育问题》一文，指出工人的“生在组织不良社会制度之下 ”，资本家掠夺工人劳动果实，又夺去他们的精神生活。主张必须多设“劳工补助教育机关”。同时，在他写的《战后之妇人问题》中，谈到男女劳工问题，并提出必须打破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１９１９年２月，李大钊发表了《青年与农村》一文，其中着重指出：必须在农民中开展工作。应当发动农民，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李大钊传 ３０·愚暗”。因为农民“若是不解放 ”，“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
李大钊还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分析了有关妇女运动的问题，提出：妇女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既要打破“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 ”，又要从根本上打破“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 ”，必须男女工人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１９１９年３月，李大钊发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号召青年们在“新世纪的曙光”照耀下， 到劳动人民中去活动。他告诉青年：现在社会组织不良，劳动的人所得的果实，却被不劳动的人掠夺一空。我们要到最苦痛最悲惨的劳动人民中去。他初步提出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劳动人民结合的思想，推动了知识青年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群众运动中去。
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影响下，邓中夏在北京大学组织了平民教育演讲团。４月起，他们在蟠桃宫、护国寺等庙会上演讲了《现在的皇帝倒霉了》、《家庭制度》等，进行反对封建文化的宣传。“五四”高潮中， 讲演团配合运动的发展，到北京市民中展开了“抵抗强权”、“争回青岛”的反帝宣传活动。“ 五四”运动以后，他们的活动又从城市向农村扩展，并到长辛店工人中去进行工作。
１９１９年５月１日，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李大钊传 ３１·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 ”，这是中国报纸上第一次纪念世界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在专号上发表了《五一节ＭａｙＤａｙ杂感》，指出这个日子是工人的“直接行动”（ＤｉｒｅｃｔＡｃｔｉｏｎ）取得成功的日子。
同时，他着手帮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这时，已面临着“五四”群众运动高潮的前夕。
李大钊组织起来的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骨干的一部分爱国青年，这时经常在一起活动。
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越来越公开露骨，民族危机日益紧迫严重。由于军阀政府腐败无能，这一部分爱国青年已感到宣传教育、出版等等行动不能满足当前斗争的需要了，他们越来越经常地讨论着一个问题：“直接斗争 ！”
李大钊在向他们宣传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情况时多次提到“直接行动 ”， 所谓直接行动， 就是不经当局同意批准，发动群众，直接采取法律范围以外的行动， 达到革命目的的意思。“直接行动”的思想振奋和鼓舞着那些爱国青年志士们，他们正在跃跃欲试，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风暴就是这样在酝酿着。而李大钊在“五四”前夕的文章中，第一次把“直接行动”公开地提了出来，这实际上是“五四”革命大风暴来临的一个信号。
李大钊传 ３２·
１９１９年４月３０日，巴黎和会上蛮横地决定承认日本掠夺去的在我国山东的权益。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四处奔走，组织北京学生，强烈抗议。
５月３日晚，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各高等学校的代表，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集会。会上作出决议：
１、次日北京的各学校学生到天安门前集合，举行爱国示威大游行。
２、联合社会各界一致力争。
３、通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４、通电各省，于“五七”国耻纪念日，举行示威游行运动。
在会上，有一学生激昂地将自己的中指咬破，割下衣襟，用鲜红的血写下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全场为之震动，同学们慷慨陈词，声泪俱下。
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
上午，１４个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在法政学校开会，讨论示威游行的准备工作。
会后，各校代表纷纷回校，去带领队伍陆续开往天安门广场集合。北京大学的学生队伍，由于受到军李大钊传 ３３·警阻挠最后到达。
下午１时３０分，浩大的示威游行开始了。
各校学生手持“取消二十一条”、“ 还我青岛”、“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拒绝和约签字”等旗帜，高呼口号，昂首前行。他们散发了１万多份传单，其中号召：“全国工商各界， 一律起来设法召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沿途还有许多市民参加到游行队伍里来。
大家首先向东交民巷行进。身为大会指挥之一的傅斯年，害怕游行队伍“越轨 ”，曾极力阻止向东单曹宅前进。但是，各派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积极分子，带领游行队伍，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在曹汝霖住的地方——赵家楼，愤怒的爱国群众，创造了“火烧赵家楼”这一页壮烈的历史。游行中，有３１个学生和１个市民遭到被捕。但群众斗志毫不减弱，反而更加高涨。
就在５月４日那天，《每周评论 》第２０号出版了。它把帝国主义的巴黎和会与南北军阀的上海和会都称作分赃会，说“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仅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５月５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同时罢课。
５月６日，经过一天准备，成立了北京中等学校李大钊传 ３４·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再接再厉，坚决要求出席“和会”的专使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坚持严惩卖国贼，积极地营救被捕的同学和市民。李大钊为营救学生，到各处奔走。
５月７日，在这一天勿忘国耻的沉痛的纪念日里，京郊长辛店的工人们举行了大罢工。
５月９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反动政府的逼迫下辞职出走。李大钊等北大教职员代表于１０日向北洋政府交涉，坚决挽蔡。李大钊为留蔡向各方呼吁。
“五四”运动爆发后，《 每周评论》以特大号字“山东问题”为标题，连续报道和分析运动的进展情况。
李大钊于５月１８日，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 文中号召人们“改造强盗世界，不让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指出 ：我们的敌人不仅是“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和曹、章、陆这些卖国贼，而是整个“强盗世界”。
５月１９日，北京大、中学校总罢课，到处举行讲演活动，并组织１０人团，成立护鲁义勇队。接着，又出版刊物《五七》，宣传爱国思想。 还派了黄日葵等４人，到天津、上海、南京等地联系。
这时，爱国运动已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全国各大城市举行罢课、罢工和罢市。
李大钊传 ３５·
“五四”运动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全国各地，都在不同程度上起了领导作用和骨干作用。毛泽东在湖南，恽代英在湖北，马骏、周恩来在天津，都是大家公认的运动领袖。李大钊在北京所起的领导作用，是毫无疑义的。
６月３日以后，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学生走入工人中去了，李大钊在“五四”前发出的“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的号召，这时产生了实际的效果。
６月１１日，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到外城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宣告 ：政府若不“听从市民之希望 ”，劳工、学生、商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当被捕学生已获释， ３个卖国贼已被罢免之际，《宣言》为人民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推动了运动的发展。陈独秀在“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时被捕，李大钊极力营救。
６月２８日，是所谓“巴黎和约”签字的日子。北京、天津、山东各地的代表，以及留日、留欧学生代表，还有许多爱国群众，从２７日起，就不分昼夜地在新华门总统府前示威， 高呼口号：“一定要拒签和约！”“誓死保卫山东主权！”“ 我们不当亡国奴！”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要他保证不在“和约”上签字。在巴黎的我国工人和学生，也包围了出席“和会”专使的住所。李大钊接连写了许多短评，立即在２９日李大钊传 ３６·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 他激昂地写道：“今天是和约签字的日子，巴黎的欢声必能送入全世界人的耳鼓。可是，我们应该常纪念着今年今日新华门的哭声”。“这样的炎天酷日，大家又跑到新华门前，一滴血一滴泪的哭。唉！可怜！这斑斑的血泪，只是空湿了新华门前的一片尘土”！
６月３０日，北洋政府发表了出席巴黎和会的专使２８日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的来电。在全国人民群众的巨大压力下，他们终于拒签了和约，运动取得初步胜利。
正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为着革命斗争的需要，李大钊更加勤奋地钻研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１９１９年一年时间里，他就发表了１００多篇文章，平均不到４天就写成一篇。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到思想道德问题；从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到妇女运动；从工人的生活、农民的疾苦、青年的教育问题到社会其他问题如士兵问题、面包问题、失业问题、自杀问题、废娼问题等等，其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写。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尤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长篇论文最为重要。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个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
李大钊传 ３７·
在１９１９年５月５日马克思诞生１０１周年纪念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到１１月１１日为止，这个专栏开了６个多月，曾陆续刊载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和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译文。
李大钊还准备将他负责编辑的《新青年》六卷５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就在这上面，他着手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长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提到了自己搜集资料的过程：自１９１８年５月５日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日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 批评介绍他的很多 ”，于是，“把这些零碎的资料， 稍加整理 ”，向《新青年》读者介绍。李大钊为写这篇文章做了大量的搜集和研究资料的准备工作。由于他早已认识到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勤奋不懈地研究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又始终投身革命斗争实践，指导群众运动，同时，在日本时就熟练地掌握了日文、英文等外语工具，所以能够在十月革命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内，达到对马克思主义比较系统的了解，写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著名的文章。
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分别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经济论等，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于１９１９年９月至１１月李大钊传 ３８·在《新青年》六卷５号、６号上连载完毕。这篇文章写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候，中国革命正处于由旧民主主义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文章阐述得还不尽完备，有些地方写得还不够准确。但它毕竟是我国最早比较系统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当时在我国，马克思的原著还没有整本地翻译过来，李大钊根据河上肇的日译，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集中翻译了几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部分，这对于此后在我国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也起了很好的影响作用。
五四运动以后，各地相继涌现了许多传播新思想的刊物。李大钊在北京收到各地寄给他的刊物，这些刊物都采用了与《每周评论》相仿的版式，说明《每周评论》在全国的影响之大。李大钊看后，认为长沙的《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为深刻的刊物。《湘江评论》的主编， 就是几个月前和李大钊一起工作过的毛泽东。１９１９年３月间，毛泽东和李大钊分别后， 经上海回到湖南，“五四”期间，直接领导了当地的革命运动，于７月间出版了《湘江评论》。
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遭到敌人的极端仇视。同时也受到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阻止。众所周知，李李大钊传 ３９·大钊于１９１９年８月发表的《 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胡适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作出了鲜明的反驳。对胡适鼓吹的一点一滴地改良、反对根本改造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批驳得体无完肤。此后，他对各种反动思潮，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进行一一批判。他的文章如同他的为人一样，观点是鲜明的，态度是平和的，总是以正面阐明道理，很少用尖刻挖苦的词句，就是对别人的讽刺谩骂，他也是置之不理而已。这样以理服人，反而效果更大。
１９１９年８月底，北洋军阀政府查封了《每周评论》，同时还在邮电局扣留了和《每周评论 》版式相仿的其他刊物。
１９１９年９月间，被北洋军阀政府关押了３个月的陈独秀，经李大钊等营救，终于被释放出来。李大钊为欢迎陈独秀出狱，写了一首诗，对陈独秀的感情表露得较充分：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李大钊传 ４０·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
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
诗中所说“不见了”的报纸，就是被查封的《每周评论》。对被捕前的陈独秀， 李大钊认为他是个民主主义者，而“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 陈独秀受法兰西资产阶级文明的影响太深，所以他对接受马列主义思想转变较慢。“五四 ”群众运动特别是“六三”运动中工人力量的表现，对陈独秀思想的转变是有作用的，但更重要的是３个月的铁窗生活，使他清楚地认识到，旧民主主义在中国行不通。陈独秀出狱后不但不消极，反而更积极了，他和李大钊一起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展开对各色冒牌社会主义的斗争。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中，可以看到李大钊对他的影响。李大钊影响了“五四”时期一代的知识分子，李大钊传 ４１·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逐渐走上了马克思、列宁指引的道路。
面对军阀政府的加紧迫害，李大钊镇定自若，继续放手开展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正在这时，李大钊和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建立了亲密的联系。
“五四”运动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天津青年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们越来越感到很有必要建立一个革命组织，于１９１９年９月１６日成立了觉悟社。觉悟社的成员还有邓颖超、郭隆真、于方舟等。周恩来“为了中华之崛起 ”，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于１９１７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开始接触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回国后，又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读了李大钊的许多文章，迫切地期望从李大钊那里得到更多的教益。因此，在觉悟社成立会上，他提议，请北京大学李大钊先生到天津来作指导。由于李大钊当时在大家心目中已是新思潮的号角和黑暗中的向导，提议得到一致赞同。
１９１９年９月２１日上午，李大钊应邀到天津作讲演。学生、 青年们奔走相告：“李大钊先生来演讲了 ！”听讲的人很多，讲演厅的大门几乎被赶来听演讲的群众挤破了。他讲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斥责推李大钊传 ４２·行强权的日本帝国主义，阐述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求得解放的途径。他的讲演，深深地启发和鼓舞了天津的青年学生和革命群众。
当天下午，李大钊又不辞辛劳地来到学联会议室，同觉悟社的青年们座谈。对他们准备出版刊物《觉悟》表示大力支持。并要他们认真研究各种新的思潮，特别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多了解苏俄，取得了真理，就要贯彻到行动中去。
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２日，国民杂志社举行成立一周年纪念会，李大钊到会发表演说，号召我国人民起来排斥帝国主义的侵略， 并指出，“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运动，实际上是人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
１２月７日，李大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当时口头上讲“中日亲善 ”，实际上进行野蛮的侵略，在当天的《新生活》上发表文章，作了尖锐的揭露。他说：日本人的吗啡针和中国人的肉皮亲善，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国人的金钱亲善，日本人的铁棍、手枪和中国人的头颅血肉亲善，日本的侵略主义和中国的土地亲善，日本的军舰和中国的福建亲善，这就叫“中日亲善”！
接着，在１２月１２日的《国民》杂志上，李大钊紧密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发表了《再论亚细亚主义》一文，深刻地指出腐朽的帝国主义外强中干，人民群众一定有力量摧毁它。
李大钊传 ４３·
１２月１２日，李大钊还参加了北京公立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会议，会议决定于１５日各校全体停职，展开索薪斗争，并推举李大钊负责新闻方面的工作。
１２月２８日，李大钊发表《大联合》一文，指出：“五四”、“六三”以来， 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职员也发起了一个联合，……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大联合。并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
毛泽东曾指出：“ 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 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他在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工作，都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李大钊传 ４４·
第四章 建党前夕
随着“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日渐发展，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产生已经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１９２０年初，李大钊就曾和邓中夏等酝酿过组织共产党的问题。
１９２０年１月，陈独秀要避居上海，李大钊不避艰险地护送他离京。因陈独秀北方话说不好，沿途遇到军警检查，都是李大钊对付，一直把他送到天津上船。一路上，李大钊也与陈独秀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１９２０年５月以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备建党时，考虑到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拿不定注意。写信问李大钊。李大钊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叫共产党。
送走陈独秀，李大钊在天津，曾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等到旧俄租界去会见一位苏俄朋友，交换革命意见。但是，他们的会见被敌探发觉，并张扬出去，第二天，一家报纸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便立即返回北京。
由于李大钊在中国最先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李大钊传 ４５·宁主义，并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卓越领导作用，他在北京的知识界特别是青年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这使他很自然地成为北京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带头人。许多青年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导师，跑来听他的教诲，请他帮助。而李大钊就在与青年的广泛接触中，开始了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