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总统以后，叶利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访问美国，再次和布什总统会晤。从美国回来以后，他就开始正儿八经的享受起总统的种种待遇起来。他主持议会通过决议，将俄罗斯总统的月薪定为4000卢布，近乎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2300卢布的两倍，是俄罗斯居民平均收入300卢布的13倍！然后他又下令组建了总统卫队。卫队采用美国特工的双层保卫方式，第一层是“小范围”的贴身保镖，始终跟随在总统左右；第二层为“大范围”的保卫工作，对总统的办公室、住宅、郊外官邸以及其所到之处进行经常不断的监视和保卫。除常用的保镖、厨师、司机和医生外，卫队中还有“食品新鲜程度与饭菜质量检查组”、“总统专用车辆试验组”等等。整个卫队成员超过300人，耗资约300万卢布。而在他竞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时写的回忆录中曾经对这种待遇深表厌恶：
“克格勃第9局正在为一、二十个人建立共产主义。
这个第9局是无所不能的，它能办所有的事情。他们日夜警惕的保卫着党的领导人的生命安全。任何奇特的任务，他们都能完成。座落在莫斯科河畔的那幢别墅，绿树环抱，面积很大，里面有花园，有运动和游乐场地。每间屋子都有卫兵守护，还有报警装置。就连我这样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女清洁工，还有一个花匠。我本人、我妻子、我们全家都习惯于自己动手干活。在这儿，我们却不知该做什么是好。
在这里，你要想随便同谁见见面，随便接触接触，那是完全不可能办到的。你若是去电影院、剧院、博物馆、去任何社交场所，都要先派一个班的军警到那些地方检查一遍，然后封锁起来，这样，你才能在那些地方露面。
……（所有的食品都要经过检查）卫士竟指示我的夫人和孩子，要他们不要从市场上给我买蔬菜和水果吃，因为这些水果可能是有毒的。当我女儿胆怯的问是否可以吃这些水果时，得到的回答是：您可以吃，但您的父亲不能吃。也就是说，您可以服毒自杀，而他却是神圣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毫无意义。我现在对什么是社会公正、什么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但这都是为了什么？为何要那样荒谬的、热衷于满足自己的那种讲究官僚气派的愿望？
我想，如果戈尔巴乔夫亲自制止自己享受特权，那么即使在战略有失误的情况下，改革也不会停止。（这种享受）在一个丰衣足食、人人满意的社会里那样做是很正常的、自然的，人们可以接受。但在我们国家，至少现在不行。”
--这段文字写的确实很精彩，唯一的缺陷是它的作者在当上总统后，就对他批判过的特权一样不少的享受起来。在两人的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相互攻击对方追求奢侈的物质享受，实际上，他们在这方面是乌龟对王八--旗鼓相当。不过，与戈尔巴乔夫在人代会上欲盖弥彰的声称自己没有任何私人别墅不同，叶利钦承认了自己享有的所有特权，他对此的解释只有一句话--“这是我为这个国家服务应该得到的报酬。”这种一半是道理，一半是无赖的解释倒还真封住了不少反对派的嘴。实事求是的讲，作为国家元首，如果叶利钦只享受明文规定的这些特权，没有再谋求更多的私利，倒也真不足为怪。如果谁都象咱们大清朝的道光皇帝一样天天穿着打补丁的龙袍上朝，那这个国家怕是真的没有多少气数了。
尽管追求个人特权，叶利钦却不是那种容易被权力弄晕头脑的人，更不是那种为了保住一时的利益而畏缩不前的人。他时刻清醒的看着自己最大的敌人--苏共。苏共一天不垮，他就一天不能睡个安稳。戈尔巴乔夫最终失败，正是缺乏认准敌人，然后不知懈怠、毫不妥协的与之血战到底的气概。总统大权在握，在叶利钦看来，不过是为下一场豪赌赢得了足够的赌注。
他要挑起一场最终决战。
在这场决战中，胜出者将功垂史册，失败者将失去一切，甚至包括生命。
七
……1950年7月，苏联全国大赦。
无数犯人从监狱或集中营里被放了出来。他们没有回家的路费，于是纷纷爬上火车顶踏上了漫漫回乡路。他们中有不少是斯大林冤狱的受害者，但也有很多人是不折不扣的流氓、恶棍甚至杀人犯。
在一辆由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开往喀山的列车顶上，犯人们发现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同路人。他独自一人做在车厢的一头，不跟任何人说话，这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小家伙，你叫什么，为什么不到车厢里坐，难道你也是刚放出来的吗？”
“我叫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我今年刚考上大学。我要到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去看一看，可是自己没有钱，所以只能坐车顶了。”
这个回答引发了一阵哄笑，不过看到这个年轻人一脸的认真，他们很快就觉得其实没什么好笑的。
“你这个小家伙还真有勇气。”一个犯人说道，“我们正在玩赌，你敢不敢来赌上几把。”
“我从来不赌博，而且我也没有钱赌。”
“你身上不是穿着衣服吗，敢不敢拿它来赌？”
“有什么不敢的，赌就赌。”叶利钦把衣服脱下来往车顶上一扔，毫不犹豫的赌起来。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他不仅输掉了衣服，还有帽子、裤子、运动鞋、手表。最后只剩下一条裤衩了。而参与赌博的其他人都挣到了出狱后的第一份财产。他们笑嘻嘻的对他说：“现在，我们要赌你的脑袋。如果你赢了，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还给你，如果输了，我们就把你从火车上扔下去，而且要给你选择一个坚硬的着陆地点。你敢吗？”
叶利钦把眼睛一瞪：“赌！”
……
1991年7月20日，在刚刚宣誓就任俄罗斯总统之后十天，叶利钦就发布了“关于禁止政党和群众性社会运动的组织机构再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机关、团体和组织中活动的命令。”即使在多党制国家，这个命令也违反了一般的政治活动自由的原则，也与叶利钦自己一直宣扬的民主自由理念相悖。
不过，“大行不顾细谨”，只要能搞垮自己的死敌，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这个命令看似针对所有政党，实则完全是冲着苏共来的，只有它才在各级军队和国家机构拥有各级委员会。这实际上是要把苏共从国家政治生活中排除出去。如果在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失去活动的舞台，苏共的力量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用再去斗争，它自己就会日渐萎缩，直至消亡。所以，这是逼着苏共发起绝地反击。
叶利钦要的就是这个。
苏共还是苏联第一大党，它还控制着军队、克格勃、内务部这样的强力部门，看起来仍然相当可怕，但叶利钦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它内部四分五裂、缺乏民意支持。
他没有耐心一点一点的蚕食苏共，尽管那样成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他要一举歼灭敌人，取得完胜--或者完败。
它取胜的机会至少要比五十年前的那次赌博要大。
这就够了。
叶利钦的命令一发布，立刻在苏联引起轩然大波。苏共各级党组织和一些领导人纷纷发表声明的讲话，对命令加以谴责。这一次，他们不是站在执政党的角度颐气指使，而是从法制和民主的层面进行回击。讲话普遍指出：这一总统令不仅违反苏联宪法、俄罗斯宪法和苏联社会团体法中的有关规定，也不符合国际社会公认的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准则。它剥夺了公民的宪法权利，破坏了社会组织活动的条件。莫斯科市委呼吁一切政党和团体结成统一阵线，反对正在降临的独裁和违法行为；俄共发表《告人民书》，呼吁各界认识组成爱国阵线，拯救祖国。
在大多数中央委员的要求下，苏共七月全会通过了关于叶利钦非党化命令的声明，支持工会、社会团体、苏共各级委员会谴责叶利钦“反民主和违反宪法的方向，使国家走上独裁主义道路的企图”。并紧急建议苏联总统、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刻不容缓的对俄罗斯总统的命令作出法律评价，捍卫民主成果。
现在，戈尔巴乔夫的态度至关重要。苏共已经不能直接对国家机构下命令了，只有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能够颁布取消叶利钦命令的总统令，也只有他才有足够的权威来启动对叶利钦命令的宪法调查。作为苏共总书记，显然他不能对苏共最大的组成部分--俄共的灭顶之灾无动于衷。尽管因为改革在党内造成的争议影响了他的权威，但在这样的危险时刻，作为党的总书记，只要他站出来，全党都会团结到他周围战斗的。那样，叶利钦就非常危险了。
戈尔巴乔夫迟迟没有表态。
因为他在即将签订的新联盟条约的问题上需要叶利钦的支持--这一条约将把紧密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变为松散的“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各共和国均享有独立的、完整的主权，有制定经济政策、支配本土资源的全权。联邦政府的职责包括国防、外交和协调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关系，其中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拥有最高行政命令权，领导国家安全机构，又是联盟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此外，联盟还设有最高苏维埃和联盟内阁。联盟内阁由总统与各共和国首脑协商成立，受总统领导，对最高苏维埃负责。总之，戈尔巴乔夫和各加盟共和国都将得到他们满意的权力，而曾经统治一切的苏共则在新的联盟中完全没有位置。
直到这时，苏共内部才有人开始明白过来：戈尔巴乔夫尽管还是苏共总书记，但实际上他跟叶利钦一样，已经抛弃了苏共。他跟叶利钦一样，看到了权力基础的转移，从88年政治改革开始，他就有步骤的拉开与苏共的距离，直接到民众中间去获得权力。他改革最高苏维埃，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然后设立总统制，自己出任总统，现在，又要签署新联盟条约，都是出于此种目的--在全苏联忠心耿耿的党员们都还翘首以盼团结在戈尔巴乔夫周围战斗的时候，却不知道他们的总书记已经把他们出卖给了叶利钦，以此作为俄罗斯支持新联盟的条件。
是的，戈尔巴乔夫总统现在已经不关心苏共的存亡了，他只关心一件事--新联盟条约能否如期签署。
1991年8月4日，叶利钦的非党化总统令正式生效。
同一天，戈尔巴乔夫宣布去苏联疗养圣地--黑海岸边的克里米亚开始一年一度的休假。他相信，有了这次休假，到了8月20号，自己在和乌克兰、俄罗斯等九个加盟共和国签订《新联盟条约》时，一定会显得精力充沛。
8月18日下午，黑海岸边的总统别墅一片宁静，戈尔巴乔夫总统正美美的躺在卧室里午休。只有两辆警车停靠在大门不远处执行警戒任务。他的秘书和助手们还在工作间里为即将签署的条约忙碌着。
下午五时，一阵尖利的警笛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一队装甲车疾驶而来，冲进了别墅的大门。还没等警卫们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大量士兵已经从装甲车中跳出，迅速占领了别墅的要害部位。他们切断了别墅和外界的所有联系，在高处架起机枪和望远镜，禁止任何人出入。苏联“第一女儿”被吓坏了，她哭着扑到父亲怀里问：“爸爸，他们会枪毙我们吗？”戈尔巴乔夫一言不发的抚摸着女儿的头发，出神的看着莫斯科的方向，对于外面发生的一切，他也完全不知道……
八
8月19日凌晨，莫斯科郊外的总统别墅，静悄悄。7点刚过，一个身影迅速冲进了叶利钦的卧室，拼命摇晃睡梦中的俄罗斯总统：“爸爸，爸爸，快醒醒，发生政变了！”叶利钦半醒半睡的答道：“噢，这是非法的。”说完翻了一个身，继续睡。
塔尼娅更加用劲的摇起来：“爸爸，别睡了，亚纳耶夫已经宣布戈尔巴乔夫因病不能行驶权力，由他代行总统职权。还成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了！”
“什么？”叶利钦一个翻身坐了起来，眼睛一瞪，“你说的都是真的？”
“嗯。”塔尼娅有点委屈的点点头。
就在此时，一队又一队的装甲车和坦克开始开进莫斯科。在几个小时里，莫斯科上空不停回荡着隆隆的车辆声。
“战争开始了？”莫斯科的老太婆们用手捂着胸口问。
“军事政变。”年轻人们这样回答。
叶利钦已经穿好衣服，总统卫队长紧紧跟随在他身后。他看起来气色极好，而且显得有些兴奋。战斗！战斗！那帮家伙终于被自己逼上了决战的战场，看来他们虽然思想保守，至少还保留了一点十月革命的血性。对手的阵容是强大的，包括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苏联总理帕夫诺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纳诺夫（主席是戈尔巴乔夫）--几乎囊括了苏联的全部实权人物。他们控制了军队、克格勃、警察（归内务部管理）--这三股力量曾经是苏联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苏共曾经用他们镇压了多少反对势力。但现在不同了，苏共自己成了叛乱者。在没有枪口对准自己的时候被庞大的总统卫队包围着真是一种痛苦的享受！现在好了，又有危机可以处理了，而且是大危机！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他的第一反应是起草《告俄罗斯人民书》，然后全家人一起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把它向一切可能传出去的渠道发送。政变者原以为控制戈尔巴乔夫就可以控制局面，因此没有立即下令逮捕叶利钦。直到政变发动后一小时，世界各主要通讯社，俄国的大街小巷都开始谈论叶利钦的《告俄罗斯人民书》时，他们那生锈的脑袋才想起好像确实把某个人忽略了。
但仅靠一份宣言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莫斯科正在发生政变，自己还能呆在市郊的总统别墅里无所事事吗？别墅外已经开来了好几辆装甲车，还有一些陌生人在活动，显然是派来监视自己的克格勃。树林里隐藏着狙击手吗？根据卫队长的报告很有可能。也许自己一露头就会被逮捕甚至枪杀。他们为什么不行动，一个5人的小分队就能把叶利钦逮捕，更何况还有坦克？政变领导人还在犹豫。犹豫什么？难道他们不知道让叶利钦这样的人物多自由一分钟他们就多一分危险吗？是的，他们不敢宣布戈尔巴乔夫被软禁，而找来他生病这样幼稚的理由，同样也不敢明目张胆的逮捕叶利钦，怕激起众怒。这帮懦夫，坦克都开进莫斯科了，还装什么遵纪守法？看来计划太仓促，他们还没有时间来认真分析局势。现在必须行动，也许《告俄罗斯人民书》已经让他们看到了危险，说不定再过五分钟他们就会下定决心了，绝不能坐以待毙。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一分钟也不能多留。
到哪里去？警卫队建议他乔装打扮，到农村去躲避。是的，在这种时刻警卫们首先考虑的当然是总统的人身安全。但总统不能这样，他必须从政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白宫，到比这里更危险的地方去。自己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时为什么不在斯维尔德诺夫斯克，而要选择竞争更加激烈的莫斯科？现在也是一样的理由。那里更危险，但也更安全，那里有更多的坦克和军队，但还有数不清的外国记者和莫斯科市民，至少他们无法悄悄的把叶利钦抓起来，然后声称他心脏病突发无法行使总统职权。是的，必须马上走！
“科尔扎科夫，咱们走。”叶利钦突然站起来对他的卫队长说。
“到哪？”他的妻子问道。
“白宫！”
“你疯了吗？那里全是坦克，他们不会让你过去的！”结婚近四十年来，奈娜头一次对他的丈夫这样说话。即使在1987年他陷于崩溃境地的时刻也没有。
“嗯。”叶利钦的口气缓和了下来，他觉得不该在担心自己的妻子面前表现什么魄力，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我的汽车上插着俄罗斯国旗，带着它我们就不会被阻拦。你放心好了。”
看着丈夫温和但坚毅的神情，奈娜无奈的摇摇头，不再说什么。叶利钦向她挥了挥手，突然想起56年前父亲被逮捕时的情形。他突然很想说：“照顾好自己，还有塔尼娅和娜依娜。我爱你。”但这不是最后道别，这样说只会让她更伤心，于是留给她一个笑容，转过身走了。
九
叶利钦走出大门，坐上汽车直奔白宫。在他的汽车上，有两样东西引人注目，一样是插在汽车前端的俄罗斯国旗，一样是总统卫队长科尔扎科夫闪闪发光的枪管。派来“看守”叶利钦的“阿尔法”小分队队长来之前先喝了小半斤伏尔加给自己壮胆。但当他看到叶利钦的汽车大摇大摆的开出别墅时，还是惊讶得目瞪口呆。他一边向上头请示，一边下令密切监视叶利钦。当他发现叶利钦的行车路线不是试图逃跑，而是直奔早已布满坦克和军队的莫斯科时，他感到放心--终于不用自己对叶利钦动手了。
叶利钦的专车在坦克和荷枪实弹的军队中穿行。大街上人头攒动，人们把坦克包围的水泄不通，部队根本无法自由行动。只是当插着俄罗斯国旗的总统专车开到时，人们才自发的让出一条通道，以惊诧的眼神目送它从身边开过。通过窗帘的小缝，叶利钦朝外看去，他看到一个年轻的士兵打开坦克盖，从里面钻了出来。坦克的炮口被市民插上了长满绿叶的枝条，他想把它拔掉。但他一探出头，周围的人群马上轰闹起来，有人指着他大声斥责，还有一些人爬上坦克，给他递上香烟、食品，似乎想跟他套近乎了解些什么。这个年轻士兵一脸的尴尬，既不知道怎么回答，也不知道该不该接过这些递上来的东西。
叶利钦拉上窗帘，满意的笑了。他现在可以肯定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没有被冰冷的装甲和炮口吓倒，他看到了使用这些武器的人也是一群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优点和弱点。他们对国家、对政治、对人民都有自己的看法，并非只是没有感情、没有头脑的国家暴力机器。政变者们希望象1968年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1976年出兵占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那样，用武力的威胁来迫使人民屈服，而不用发生真正的流血。但这一次他们错了，苏联的坦克可以让布拉格害怕，也可以使布达佩斯屈膝，但却无法让莫斯科低头。因为它是苏联的首都，苏联军队无法“占领”自己的首都，市民们也不会害怕“自己的”坦克，隔着铁甲的，都是苏联人，都是俄罗斯人。
俄罗斯总统来到白宫的消息传出后，记者和市民们马上开始向白宫聚集，俄罗斯的内阁部长和最高苏维埃的委员们也开始从各地来到白宫，紧急状态委员会也马上派兵前来围攻--它迅速成为一切斗争的焦点。看到成千上万前来支持自己的莫斯科市民，叶利钦感动的得近乎要流出泪来。但他明白现在还不是多愁善感的时刻，如此混乱的自发组成的群众队伍是一柄双刃剑，这股无序的力量如果被极端分子煽动，可能会主动挑起与包围白宫的军队的武装冲突，也可能过了一段时间热情冷却，在威逼恐吓或巧言欺骗下逐渐散去。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都将是“白宫保卫战”的彻底失败。
叶利钦马上组织成了“抵抗指挥部”。他命令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科别茨将军组织俄罗斯有限的武装力量，为白宫构筑防线，他们研究了白宫的平面构成，兵力分配，并制定了各种情况下的应急方案。鲁茨科伊将军负责协调保卫白宫的人群，他把总统卫队和差不多数量的警察，还有一些群众中的退役军人组织起来，对群众进行分区管理，构建人墙，设置路障，定时巡查，互通消息，还教授群众如何使用应对摧泪瓦斯的进攻。然后又在白宫成了专门接待新闻记者的办公室，对外发布各种宣言、新闻。另一方面，他命令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前往巴黎，争取国际支持，也准备好一旦白宫失陷即刻成立俄罗斯流亡政府。同时委派自己的亲信格诺夫潜回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准备在政变成功以后领导俄罗斯民主抵抗运动。所有这些，都是在几个小时内迅速做出的--叶利钦天生就是处理危机的人才，如果天天都有这种危机的处理的话，相信他一定会觉得比当总统过瘾。
现在一切都组织好了，但叶利钦觉得似乎还缺了点什么。到底是还有什么没有做呢？他一边想一边在办公室踱步。他走到窗前，撩起帘子，看到窗外不远处停着一辆坦克。它早已被人群包围得动弹不得，坦克兵把顶盖掀开了一点点，有点好奇的向外张望。这跟自己早上在莫斯科大街上看到的一幕何其相似！
对！还有这样一件事情需要做--到他们中间去。面前有坦克，人群中一定隐藏着特工，周围的高楼上有狙击手，那又怎么样，难道他们会开火吗？不可能。紧急委员会那帮蠢材一定不会想到需要制定一个俄罗斯总统突然走出白宫的应对方案。是的，前面的所有措施都是防御性质的，必须主动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想到这里，叶利钦兴奋的转过身，走下楼梯，打开了白宫的大门，走了出去。
叶利钦的突然出现在人群中引起了一阵骚动，一下子，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来。人群迟疑了一下，立刻开始激动无比的欢呼起来。他面无表情，径直向坦克走了过去，那个刚探出头的坦克兵惊讶得一动不动的盯着他，不知如何是好。年过六十的叶利钦来到坦克前，利索的爬了上去，一下站到坦克顶盖前。坦克兵又把头上的铁盖子往上顶了顶，以便使自己能近距离仰视俄罗斯总统一米九二的身躯。
人群在欢呼，还有许多记者、电视摄影师和照相师在忙着记录下这个历史性的瞬间。当叶利钦从口袋里掏出《告俄罗斯公民书》时，一切安静下来。他开始激动的大声的宣读起来--叶利钦并不是希特勒式的演讲天才，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讲话都是拿着写好的稿子照本宣科，演讲技巧也很一般，这一次甚至是大段朗读已经公开发表过的文件，但由于他总是能选择最不可思议的时机出现在听众面前，所以仍然效果惊人。
读完以后，叶利钦蹲下身去，和坦克兵交谈起来。过了一会儿，坦克里的士兵都出来了，叶利钦又挨个和他们讲话，然后他们又回到了坦克。叶利钦跳下坦克，示意警卫疏散坦克周的人群，给坦克移动的空间。
坦克的履带开始轰隆隆的转动起来。只见它缓慢的转了半圈，把原来对准白宫的炮口调转过去，背对白宫，由进攻方变成了防卫方。
人群轰动了。
叶利钦心满意足的返回了白宫。他知道，这个象征性的举动会立即通过各种媒介迅速传向全国，被演绎成一个传奇，它对俄罗斯人民士气的鼓舞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回，他又赌赢了。
一天的对峙过去了，紧急状态委员会还没有采取行动。
他们原先的计划是一上来就将大量军队开进莫斯科，以造成恐怖气氛，使支持改革的民众不敢轻举妄动。再逐步的通过尽量合法的方式逮捕反对派领袖，进行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应该说，“不流血的政变”的主导思想是对的。斯大林可以用机枪对付广场上的示威者，但他们不行。时代变了，不再是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的时代，政变的领袖们没有一个人拥有如此大的权威，没有一个人对军队有这样的绝对控制力，可以放肆的向人民开枪。在现代化通讯条件下，一旦首都爆发流血冲突，消息马上会传遍全苏联和整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鲜血会造成西方国家的制裁，也可能在国内激起革命的狂热。政变领袖们深知，暴力冲突的按钮一旦按下去，就没有人能控制局面的发展了，最后碾碎的也许就是他们自己。
但这些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们忘了一点，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军事政变。他们想赢得整个帝国，却不敢投下足够的赌注。
现在，事态的发展已经迫使他们不得不使用武力，叶利钦在白宫的抵抗把所有计划都搅乱了。白宫多坚持一天，政变就多一分危险。他们原来给莫斯科卫戍部队下达的指令是“维持治安”，士兵没大多都是半夜被紧急叫醒糊里糊涂的来到了莫斯科，他们也被现在的情况搞的一头雾水，很多部队甚至根本没有带弹药。现在，他们不得不浪费一天的时间来重新部署兵力，制定进攻白宫的计划。
这是极为宝贵的一天，它足够各种力量对政变做出反应。
十
8月20日
哈萨克、爱沙尼亚、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众多苏联加盟共和国纷纷发表声明，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颁布的法令在本国范围内无效；
俄罗斯两个最主要的城市--莫斯科市和圣彼得堡市的市长发布命令，拒绝服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莫斯科市长波波夫还宣布对履行紧急状态委员会指令的人追究刑事责任；
俄罗斯境内数十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罢工或示威游行；
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德国、丹麦等国纷纷发表声明，拒绝承认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叶利钦的《告俄罗斯公民书》，要求戈尔巴乔夫重新行使总统职权，并中止各种对苏援助；
世界银行发言人彼得？里德尔博格宣布世界银行暂停向苏联提供技术援助的决定；
……
政变领袖们和叶利钦都很清楚，双方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一场最后的决战迫在眉睫。
8月20日晚，莫斯科卫戍司令加里宁上将宣布莫斯科时间23时至凌晨5时在莫斯科实行宵禁。
根据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作战计划，首先用空降兵和内务部控制的特种摩托化步兵师大范围保卫白宫，切断通往白宫的所有道路。然后，特警分队和空降兵冲入保卫莫斯科的人群中，打开一条通往白宫的通道，数十名“阿尔法”特种部队沿此通道逼近白宫。“阿尔法”分队用火箭炸开大门，冲进白宫逮捕叶利钦，克格勃专业人员封锁大楼所有人口，。
与此同时，克格勃“波浪”分队对莫斯科全境进行“扫荡”，逮捕一切包括俄罗斯全部领导人在内的抵抗分子；
伪装成普通群众的数十名摄影师在白宫前面排下白宫开火还击的镜头，以此说明是白宫率先打响了第一枪；
派三个坦克连在周围巡视，威吓保卫白宫的群众；
空中还有武装直升机的支持……
尽管不知道具体的行动计划，但白宫获得所有的情报都表明，军事进攻将在今晚发起。随着夜幕降临，白宫上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妇女和儿童被要求疏散，所有人都发了一个防毒面具。留下来的人手牵着手，构成了一道又一道人墙。叶利钦总统也被转移到白宫的地下室。
九点过的时候，叶利钦正扒在桌子上小憩，响起了敲门声，声音很小，很慢。
叶利钦抬头一看，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国家总理）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独自走了进来，他的神色极为糟糕。他几乎不敢正视总统，过了很久才开口：“对不起，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今晚想回家，我想和我的家人在一起。”
说完，他低下了头。
叶利钦久久的看着斯捷潘诺维奇--他不敢正视总统的目光。叶利钦觉得自己完全能够理解斯捷潘诺维奇的决定，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和家人平安地呆在一起更让人眷恋呢？但这毕竟是一个领袖的临阵退缩，对那些留下来的人，将是一种怎样沉重的打击啊！他想对斯捷潘诺维奇说：“请你再考虑考虑，我们需要你。”但他觉得自己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因为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他甚至不愿意再和斯捷潘诺维奇再多说一句话，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
“你走吧。”
看着斯捷潘诺维奇身后关上的铁门，叶利钦这才轻叹了一口气。他也禁不住想起了自己的家人。他看着手边的电话，它随时都可能响起，那将是妻子的问候，还是女儿的安慰？如果白宫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一定会感到怯懦，回到她们身边。但现在有数万人在准备用血肉之躯来保卫他，他又怎能抛下他们？
他从自己的公文包里慢慢的抽出一份文件。它已经完全变黄，破旧不堪，那是1934年审理喀山工地上工作的几个农民的《5644号案卷》，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叫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这是他在出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后从托人从喀山调阅出来的。上面记录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富农”小集团阴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案子。这在那个年代再常见不过了，仅仅是因为工地上分到了几个反革命的“名额”，工地的头头一想，叶利钦兄弟家里曾经是富农，虽然财产早已被没收，但肯定怀恨在心，所以就把他们报给了国家政治保安局。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始终没有认罪，但仍然在集中营了被关了三年。
他永远不能忘记1934年4月在喀山工地的那个噩梦般的夜晚，他总是把这个案卷放在身边。每当翻开它的时候，叶利钦就知道，除了对最高权力的极度渴望外，还有一些更本质、更崇高的东西在驱使着自己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和他的敌人们战斗。
不知不觉中，时针已经指向了凌晨两点半。
白宫外面枪声大作--军事进攻开始了。
卫队长走了进来，要求他立刻离开，前往美国大使馆。他拒绝了。他绝不会临阵逃脱，也不相信自己会输，因为19号上午在大街上见到的一切和下午在坦克上的演讲已经充分说明了人民的力量和军队的态度。
果然，在出现意外的人员伤亡以后不久，枪炮声就逐渐低了下去。面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疯狂的最后一搏，将军们选择了服从命令。但他们知道，要想顺利突入白宫，就必须让军队手持冲锋枪冲进数万人手牵手组成了三道、四道、五道人墙，冲过绵延达一公里的人群。在军人的天职和人类的天性之间，他们十分矛盾。直到枪声响起，三个无辜的青年倒下的时候，他们才完全清醒过来，拒绝继续执行命令。军队开始逐渐从白宫周围撤退，退入了莫斯科茫茫的黑夜之中。
这场战斗胜负已分。
8月21日早晨，国防部长亚佐夫在将军们的压力下，宣布卫戍部队撤出莫斯科。
8月21日晚上七点，装着政变领袖们的图－154客机向克里米亚飞去。在总统别墅里，戈尔巴乔夫对他们大声斥责。他们无言以对。站在总统面前的是一群政治上的自杀者队伍，所有人都明白，紧急状态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将是他们政治生涯中最后的一页。
当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机场受到热烈欢迎回到克里姆林宫时，叶利钦已经在那里等他了。他为戈尔巴乔夫准备好了两分文件。一份是他在“8？19”中间的各种命令和决定，其中有不少是超出俄罗斯总统职权范围，对整个联盟颁布的。他要求戈尔巴乔夫在上面签字，宣布所有的命令均合法有效。还有一份是关于取缔苏共的总统令。他以苏共深刻的介入了这场政变为由，要求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自行解散。
在戈尔巴乔夫签完字以后，叶利钦面无表情的说：“从今以后，你作出的所有重大决定，都必须征得我的同意。”
直到这时，戈尔巴乔夫才从重新掌权的喜悦中清醒过来：这次政变的失败者似乎不仅仅是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委员们。
十一
“8？19”政变失败了，政变的领导者或者被捕，或者自杀。由于联盟中央中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的所有实权人物都参加了政变，中央的权威--包括它维护统一的力量和道德优势全都丧失殆尽。如果说在此之前尚有相当一部分人民觉得联盟的继续存在可以保证国家的强大，尚有很多分裂分子碍于强大的苏联武装力量不敢贸然宣布独立的话，现在，这些东西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在人民心中，这样一个掌握国家武装力量的联盟的存在可能随时威胁公民的自由和各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权力。在分裂分子看来，军队将会对这种斗争持中立观望的态度，这样，他们走向独立的最后一个疑虑也消灭了。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就共和国独立问题举行全面投票，结果90％的选票赞成共和国脱离苏联独立。至此，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中，除了俄罗斯和哈萨克之外，已经全部宣布独立。苏联实际上已经土崩瓦解。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白俄罗斯主席舒什科维奇、乌克兰总统克拉副丘克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订协定，宣布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同时宣告“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经不存在”。
1991年12月21日，除了根本不愿再和苏联有任何牵连的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苏联的11个加盟共和国首领齐聚哈萨克首府阿拉木图，正是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
1991年12月25日晚上7点，戈尔巴乔夫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宣读了《告全国人民书》，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稍后，又宣布辞去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职务，并把核按钮交给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十几分钟以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69年的苏联国旗在阴沉的夜色中降下，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徐徐升起。占世界版图六分之一的苏联从此成为了历史。
对于叶利钦来讲，这个时刻他等待得太久了。他甚至等不到戈尔巴乔夫清理完办公桌，就急急忙忙的接管了克里姆林宫。坐在总统办公室里，他静静的体味着胜利的喜悦：这个横亘欧亚、世界领土面积最大的帝国，这个曾经涌现出彼得大帝、叶捷卡林娜大帝、普希金、托尔斯泰的国度，这个拥有全球第二核打击力量的国家，终于被完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世界历史的名人殿堂，将会永远记住这个俄罗斯的开国总统、红色帝国的终结者。五十六年前，国家政治保安局以危害苏维埃政权的罪名将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逮捕。现在看来，他们并没有冤枉他--他确实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叶利钦闭上眼睛，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脑海里浮现出自己几个月前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回到家的情景--娜拉娜跑到他面前，垫起脚来，把手伸过他的头顶，用一种惊讶而又敬仰的语气说道：
“爸爸呀，原来你已经升得这么高了。”
普京：最后一位总理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诺维奇，我决定提名你担任政府总理。”
--“您任命我做什么工作，我就做什么工作。”
--“如果是最高职位呢？”
--“……”
--“你好好想想吧，我信任你。”
背景：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叶利钦总统任命盖达尔为第一任内阁总理，推行激进的改革计划“休克疗法”，突然放开对经济的一切行政管制，希望在一夜之间实现私有化，向市场经济过渡。但这种激进的改革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跌。总统的威信受损，为此，叶利钦不得解除盖达尔的总理职务，任命主张稳健改革的切尔诺梅尔金为政府总理。俄罗斯议会在改革路线上一直与总统存在分歧，想趁此机会扩大自己的权限，遭到了叶利钦的强烈反对。最后，双方互相宣布对方为非法，叶利钦宣布动用紧急权力解散议会，议会则宣布弹劾总统，选举鲁茨科伊为临时总统。在关键时刻，军队宣布支持总统。于是，叶利钦调集坦克围攻俄罗斯议会大楼白宫--1991年的9？18政变中，他曾经在面对坦克的炮口誓死捍卫俄罗斯的独立和民主，现在，掌握大权以后，自己却用坦克来对付议会。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坦克不仅带足了弹药，而且真的开了炮，把白宫四层以上全部炸毁。
在武力的威胁下，议会被迫解散。叶利钦趁势将新的宪法草案交付全民公决并得以通过。这就是沿用至今的俄罗斯1993年宪法。
新宪法赋予了总统极大的权力。议会由原来一院制改为两院制，分为联邦委员会（上议院）和国家杜马（下议院）两个部分，以削弱议会的权力。联邦委员会由俄罗斯每个州、加盟共和国派出两名代表组成，国家杜马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主要权力尤其是立法权集中在国家杜马。内务部、国家安全局、军队等强力部门由总统直接控制。总理由总统提名，经国家杜马过半数票通过。总统有权随时罢免总理职务。如果总理提名连续三次都未获杜马通过，那么总统还有一次机会解散国家杜马，重新选举杜马。当然，作为一部共和宪法，仍然对总统的权力做了一些限制，杜马和参议院同时以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票可以弹劾总统，在弹劾程序期间，总统无权解散杜马，但弹劾程序持续不得超过三个月。
新宪法带来了政局的暂时稳定，但经济恶化的趋势仍然得不到缓解。在1996年的俄罗斯第二次大选中，叶利钦的生平死敌--俄共差一点获胜，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仅仅以极为微弱的劣势败北。这次选举，与其说是人民仍然支持叶利钦，不如说是人民无论如何不愿回到苏俄时代，所以只能在久加诺夫和叶利钦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根据俄罗斯宪法，同一个总统任职不能超过两届，叶利钦本人的健康状况也日益恶化，因此，接班人问题，成了叶利钦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一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一日，星期六，切尔诺梅尔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开了莫斯科郊外戈尔基九号别墅的大门，别墅的主人想见他。
会见的气氛是沉闷的，仍旧是那些令人不快的话题：国内工业生产仍在滑坡，大量的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人民仍然看不到生活有改善的希望，不满情绪正在增长，媒体对政府的攻击变本加厉，货币改革成效不大，政府许多改善现状的计划却因为财政困难而胎死腹中……
切尔诺梅尔金并不害怕讨论这些问题。他的前任，试图用“休克疗法”，让拥有近七〇年计划经济历史的俄罗斯一夜之间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盖达尔下台的时候，情况比现在糟糕多了。他并不避讳问题，又小心翼翼的让别墅的主人感到，情况还是会好转的--尽管速度会非常缓慢。毕竟，在经历了狂风骤雨般的休克疗法之后，喜欢感情冲动的俄罗斯人不得不接受这种谨小慎微的经济改革。
但他已经不想再听这些陈词滥调了，国家需要新的东西。勉强听完切尔诺梅尔金的汇报之后，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缓缓的说：“我对你的工作不满意，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
“您这是什么意思，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切尔诺梅尔金绝望的问道。在决定命运的关头，这个老练而坚强的权势人物也难免流露出一个普通人的弱点--不敢接受失败的事实。他本以为自己在政治上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我考虑一下，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说完，切尔诺梅尔金转身走出了戈尔基九号，沉重的大门在他身后缓慢的关上。
二
七年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欧亚大帝国苏联已经解体七年了。相对于数千年来无数的帝国兴衰，七年太短。但对于三万万普普通通的俄罗斯人来讲，却是痛苦的、耻辱的、难以忍受的和漫长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帝国的荣耀没有了，民族的自豪没有了，私有化和自由化并未带来自由派们宣传的美国式繁荣，相反，以前官方政治宣传中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高通胀、高失业、贫富差距、治安混乱、精神空虚……全都在俄罗斯一一成为现实。
面对崩溃的俄罗斯经济，身处历史巨变中心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心里无疑是痛苦的。他还记得，自己九一年参加俄罗斯总统选举时候的情景，无数人听他演讲、向他欢呼，白发苍苍的老人、怀抱孩子的母亲、贫苦的产业工人都把他当作他们的希望、救星。九？一八政变的时候，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成千上万普普通通的莫斯科人自发聚集到他的办公地点来保护他，甚至坦克和武装直升机也未能让他们离开。他为他们的热情流泪，他曾发誓要给予他们自由、安全和富足。但现在，一切都变了，他的誓言没有实现，无论哪一个政治派别只要振臂一呼，痛斥叶利钦的改革政策，马上就会招来一大批听众。俄国的各种大小媒体，简直就是在比拼谁能更刻毒的挖苦克里姆林宫的腐败和低能。叶利钦个人支持率，已经降到了一位数。几乎人人都在等待着那一天，2000年六月，俄罗斯历史上第三次大选，把这个行将就木的老朽从克里姆林宫赶走。
叶利钦并不打算坐以待毙。身体状况和国家宪法都不允许他参加2000年的竞选，但他担心俄共会重新上台，把俄国带回苏联时代。如果这样，他一生所为之奋斗的事业就没有任何价值。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他需要一个能忠于他事业的继承人。这个人将不再是一个旧时代的破坏者，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建设者。显然，这个人不会是谨小慎微的切尔诺梅尔金。他在脑海里刻画着自己继承人的模样：坚强、果断、正直、勇于接受挑战、富有实干精神。更重要的是，他不能和旧时代有任何瓜葛，不能像丘拜斯那样因为执行私有化政策而饱受攻击，不能像切尔诺梅尔金那样从私有化过程中发家致富，也不能像卢日科夫那样在前苏联身居要职，当然更不能像马斯柳科夫那样跟共产党有任何关系。
那会是谁呢？
一张可爱的娃娃脸跳进他的脑海：年轻的能源部长。他才三十五岁，虽然看上去有些幼稚，却举止稳重，感情不外露，思维敏捷，说话严谨而且富有逻辑，工作能力出色，圆圆的眼镜后面是一双神情专注而的眼睛。他是经济学方面的高才生，又是很好的管理人才，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的学者和年轻的企业家的完美结合。他没有卷入过任何势力的政治斗争，也还没有来得及被媒体“选为”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总之，他是全新的，是从共产党人到金融寡头都意想不到的人选，他们将不得不从他成为总理之后的而不是之前的行为来对他作出评价--这就是叶利钦需要的效果。
就在和切尔诺梅尔金会面的那天晚上，叶利钦就召见了他的总统办公厅主任尤马舍夫，叫他起草解除切尔诺梅尔金职务的命令。这道命令将于周一颁布。显然，他并不打算给切尔诺梅尔金时间考虑是否辞职。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将为谁起草第二份命令？”谈话结束时，尤马舍夫小心翼翼的问道。
“明天晚上我会告诉你的。”--任何重大决策只有在公布之前绝对保密，才能让它起到最好的效果，这是叶利钦几十年政治生涯信奉的一条原则。
星期天晚上，叶利钦叫来尤马舍夫：“起草任命谢尔盖？基里延科为政府总理的命令。”
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一早上七点，基里延科来到克里姆林宫。他的心情十分复杂，他知道总统喜欢在早上公布重大决定。在星期一的早上被召见，这个决定的意义显然非同凡响。不过他知道，他还年轻，任何重大决定对他而言都不是不可承受的。
“谢尔盖？弗拉基连诺维奇，我决定提议你出任政府总理。”叶利钦甚至没有说一句客套话就单刀直入，他想看看这个年轻人如何面对如此重大的晋升与挑战。
“如果您委任我，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就做。”
不能有比这更好的回答了，叶利钦想。
切尔诺梅尔金也如约在八点来到克里姆林宫，他的心情糟透了。面对着六十七岁的总统和三十五岁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感到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他知道一切已经决定了，所以没有质疑，也没有问为什么，默默的在相关文件上签了字--他也许从没有想过自己会以被解职这种方式告别政坛，但当这一刻真正来临的时候，他表现得象一个英雄。
叶利钦似乎还想向这位爱将说些什么，他想告诉他：国家需要新的一代领导人，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新的一代！我们都已经老去，都将离开，只是在时间上略有差别而已。但最后，他还是什么都没有说，默默的看着切尔诺梅尔金沮丧的离开。他相信以切尔诺梅尔金的智慧，迟早一定会理解这种安排的。
三
三十五岁的总理！不仅俄罗斯，全世界都在讨论着这个年轻人仕途的飞跃，翘首以盼他给俄罗斯政坛带来的新气象。叶利钦出其不意的一招至少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俄国家杜马未经什么讨论就通过了这一总理人选，因为他们还来不及寻找反对他的理由。这一天，叶利钦在自己的日记里兴奋的写道：
“三十五岁的年轻人成为政府的首脑，这是第一次；有充分价值的巨大机会交给了完全是另一代的政治家，这是第一次；一个真正懂得经济的人来领导政府，这是第一次--一切都是首创。
俄国历史上终于有了年轻的政府，这正是一年以前我理想中的政府。一切都实现了，这个理想的实现几乎是出其不意，也许甚至违反所有事件的全部逻辑，但是，它实现了……”
总统的信任，杜马的支持，全俄乃至全世界的期待，命运把年轻的谢尔盖？弗拉基连诺维奇？基里延科推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把改写俄国历史、成就政治传奇的机遇交到他手里--这种机遇，在俄国上千年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出现。
他能把握住吗？
基里延科很快组建了属于自己的政府班子，这是一个由年轻的经济学家组成的内阁。他们把眼光放的很长远，着手制定长期的混乱中被忽略的经济法规，规划正确的宏观经济模式，试图从根本上重建俄国经济。这些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它迅速把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纳入规范而切实可行的范围，有很多法规和经济模式沿用至今。在坚定不移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同时，他又谋求左派的支持，开始同叶欧根尼？普里马科夫进行谈判，希望他能出任政府第一副总理--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展开。总之，从上台两个月的表现来看，这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冷静的展开他的治国蓝图。
但处在历史剧变中的俄罗斯，不会给年轻的总理太多从容应对的时间，严峻的考验很快来临：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央行的外汇储备已经用尽，再也无法抵御入潮水般涌来的外国投机资本的进攻，从今天开始取消泰铢对美元的固定汇率，改为随金融市场状况自由变化的浮动汇率。同一天，泰铢应声下跌20％，泰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一夜之间减少了1/5。震惊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了。
这场危机从东南亚开始，很快便席卷全球，演变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它向二战以来，人们孜孜以求的全球一体化之梦提出了挑战。对于处于崩溃边缘的俄罗斯经济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它不得不靠为数不多的外汇艰难的维持着卢布对美元的汇率。
一九九八年五月，也就是基里延科上台不到两个月，在金融市场的强大压力下，更坏的消息传来：世界石油价格下跌。而石油出口几乎是经济转型中的俄罗斯唯一的外汇来源！
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开始急剧减少，政府已经无力维持卢布对美元1：6的比价。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让逐渐放开管制汇率，让卢布缓慢的贬值。虽然损失不可避免，但可以减少汇率暴跌带来的混乱和危机，刺激出口，平衡国际收支。卢布贬值最大的问题是将严重触犯持有大量有价证券和短期债权的国内垄断资本家和金融寡头的利益。在俄国，这是一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力量，他们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金融体系和宣传媒体，没有他们的鼎立支持，年老体衰的叶利钦在九六年是不可能第二次当选俄国总统的。基里延科当然知道，就在今年七月，前联邦安全局长科瓦廖夫就是因为不自量力，试图对大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动手，结果被总统解职，而调来了一个叫做普京的前克格勃特工来接替他的职务，他刚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当总统办公厅主任尤马舍夫的秘书不到一年。任命书正好是总统委托基里延科转交普京的，所以他对此事印象特别深刻。
基里延科不想重蹈科瓦廖夫的覆辙，希望能先取得寡头们的支持。但寡头们拒绝认真听取任何关于贬值的建议，认为这不过是一个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在病急乱投医。而总统在这个时候保持了沉默。尽管叶利钦在事后回忆说，他当时保持沉默是为了给年轻的政治家独立行事的机会，但处在危机当时的人们，谁能不怀疑，总统保持沉默是因为连他自己也不愿意承担卢布贬值带来的巨大压力呢？
贬值，还是不贬？这个初懂金融的人都能解答的问题，却难倒了一个由经济学家组成的内阁。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谁都能在平地跳出两米，但如果两米之间是一道万丈深渊，这时候考验的就不是弹跳力而是跳出去的勇气。基里延科面临的困难不是能否做对一道经济学练习题，而是是否敢于承担做这道练习题所带来的责任。
基里延科在犹豫。他不停的约见各方面的头头脑脑，广泛征求意见，与人商谈，希望能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
一直到八月十七日，中央银行用完了它抵抗卢布贬值的最后一分外汇，奇迹仍然没有出现。政府不得不宣布放开卢布汇率，卢布一夜之间狂跌50％，金融崩盘不可避免。俄罗斯的股市、债市和汇市陷于停盘交易状态，居民疯狂的挤兑存款以兑换美元，无数银行因此关门大吉，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几乎完全瘫痪。
八月二十二日，叶利钦在各方压力下，被迫解除基里延科的总理职务，重新提名切尔诺梅尔金出任总理。就这样，俄罗斯上千年来，头一次试图把它的命运交给一个出身平民的年轻政治家，基里延科成了第一候选人--但他终于在犹犹豫豫间与之擦肩而过。尽管后来他仍然担任政府要职、地方大员，在各种职位上都干的很出色，但这样的机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告别的时候，基里延科显得很轻松，他似乎一直在等待某种解脱。五个月来一直压在他头上的负担令他痛苦不堪。他感谢总统给了他机会，给了他时间来做一些工作，并说这段经历将是他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这是一个年轻人的告别方式，他没有成就辉煌，但仍然有时间、精力和信心去面对未来。
希望为俄国寻找一位新一代政治家的第一次努力宣告失败。这对叶利钦是个沉重的打击，他看到要提拔一个新人来承担重任面临的困难：在危机中，西方各国政府拒绝给予一个从未打过交道的总理提供贷款，国内寡头也不信任这个三十五岁的年轻人，实权人物更不愿意与地位不稳的总理共事。而这个才干出众的年轻人，尽管思维敏捷，行事果断，但缺乏的是在关键时刻顶着压力用拳头砸桌子拍板的魄力。他想起九？一八的时候自己在政变者的坦克面前发表演讲的情形，又想起后来自己派坦克去炮轰白宫，强行解散国会的情形。不过那个时候自己也已经六十岁了，在年轻一代中，有谁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
四
切尔诺梅尔金的总理提名连续两次未能获得杜马通过，按照俄国宪法，如果三次提名都没有通过，总统就要辞职，或者解散杜马，重新进行选举，那将是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一次，左派是认真的团结起来了，他们决心利用金融危机逼迫总统接受一个代表左派的总理--要么就重新大选。在当前局势下，重新大选显然对总统不利。妥协，是叶利钦为自己错误的选择必须付出的代价。
叶利钦和共产党人交换了意见，他们要求的总理提名是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听到这个名字，叶利钦不免觉得有些滑稽：自己辞掉切尔诺梅尔金，想找一个年轻的继承人，结果却出场一个比自己还大三岁的前苏联克格勃头子。
命运有时候就是像这样嘲弄那些步子迈得太快的家伙。
经过再三考虑，叶利钦接受了普里马科夫。因为普里马科夫尽管受到左派支持，他毕竟不是共产党员，而奉行一种中间偏左的路线。他需要利用普里马科夫的稳重把俄国平稳的带到一九九九年，并在这段时间好好的物色一个真正可靠的继承人。然后，再在适当的时机把他推上前台。
普里马科夫早在勃涅日烈夫时代就进入了苏共中央委员会，曾任苏联外交部长和克格勃主席。苏联解体前后，他一直在从事外交事务，对国内政局的剧变保持了一种谨慎的沉默。这使得他成为唯一至今还担任部级职务的苏联“老一辈政治家”，被视为中、左派的代表人物，并终于在七十岁的高龄成为政府总理。和他相比，被媒体骂成行将就木的老朽的叶利钦倒还显得年轻了几分。
上台以后，他表现得坚强、冷静，在政治和经济双重危机间不慌不忙的周旋。他小心翼翼的和各种政治势力商讨问题，既显示出尊重他们的意见又和所有派别都保持适当的距离。他逐渐的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赢得了地方实权人物的支持，连右派的寡头们也觉得他是一个温和改革者。他用一种低沉的语调、略带幽默但又不失严厉的语气向公众讲话，迅速安抚了所有人，大家开始相信情况会逐渐好转。
对于总统，他始终保持这一种独立性，如果总统不表态，他就会强有力的贯彻自己的意志。他又时刻表现出对总统的尊重，在与总统交谈时习惯性的把左手放到嘴边，显出认真听取的表情。他几乎从不反驳总统，也从不在总统面前高谈阔论自己的计划，而总是在每次谈话之后把总统所坚持的东西迅速付诸实施。
在普里马科夫老练沉着的领导下，经济开始缓慢的复苏。由于卢布贬值将近三分之二，政府的外汇支出压力大大减轻，于是有更多的钱来发放国内拖欠以久的工资、退休金，债券市场和股市也开始逐渐走出低谷。尽管由于卢布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补发的工资只能把人民生活维持在一个最低的水平。但不管怎样，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各种抗议、示威、罢工也日渐减少。
总之，普里马科夫表现出来的这种力量，让叶利钦长期以来对自己继承人形象的构想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具体化。也让他想到，要在年轻一代中找出具有这种成熟品格的人来，确实难上加难。
难道要让普里马科夫成为俄国的第二位总统？也许年龄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个想法在总统脑中一闪而过。
他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叶利钦想起自己和普里马科夫一次有趣的会面：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你看看这些家伙是怎么攻击我门的。”普里马科夫气乎乎的说到。说完他从自己随身带着的文件夹里抽出一样东西。
叶利钦很早就注意到普里马科夫随身带着一个文件夹，以他这种身份的人，似乎不应该自己带文件夹的，所以他一直很有兴趣知道里面到底装着什么。当他把东西拿过来一看，不禁哑然失笑--这是一个精致的报纸简帖板，上面贴满了报纸上关于新内阁及其领导的报导，更有趣的是，上面居然还用各种颜色的笔勾画出不同尖刻程度的批评，这让它看起来像一个小学生的剪贴画。他简直不敢相信日理万机的总理居然有心思去看这些东西，而且显然是看得相当认真。这有必要吗？他打算向谁抱怨呢，总统吗？
“叶欧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对这种东西我早就习惯了……已经多少年了，他们每天都在骂我，你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语调吗？又能怎么办呢，把报纸封掉吗？”
“不，可您可以读一读啊，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这简直是在全盘诋毁我们的政策。”
普里马科夫开始向总统解释，这个报道说明了什么，那个报道又可能是谁指使的，还有哪个报道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胡说。但他至始至终都没有说应该怎么对待这些批评。
总统尽量使自己耐心的去听他的抱怨，他对这个在前苏联《真理报》工作多年的老人--只有这个时候他才觉得可以称他为老人--表示同情，也感到好笑。苏联解体已经七年，明确规定保护舆论自由的俄罗斯宪法颁布也已经六年了，他还生活在新闻检查的时代--他永远都不能摆脱读报纸时候的神经紧张和捕风捉影，这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可悲之处。
“您再看看这个。”普里马科夫讲解完他的剪贴画以后，又变戏法似的从文件夹里抽出几页纸。
叶利钦无奈的接过普里马科夫的“机密文件”，里面的内容令人吃惊：这是一份控告卫生部副部长哈伊尔？祖拉博夫勾结犯罪集团、收受贿赂的匿名材料。里面的内容如果是真的，祖拉博夫简直就不是什么政府高官，而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匪徒。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我们来搞搞清楚，这是些什么样的事实？您绝对相信这些材料吗？这些材料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材料是特工机关准备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已经要求副总理瓦特季连科立即解除祖拉博夫的副部长职务。”
“如果这些是真的，那么祖拉博夫就应该马上被绳之以法，而不仅是被解职。要么这些都是推测？要知道任何人任何事都可能被诬陷。”
普里马科夫显得有些委屈，收起了他的“材料”。叶利钦看着他厚实的文件夹，里面显然还有不少这样的“材料”。不过他不打算再看下去。他希望能用事实来给这个习惯于特工思维的总理换换脑子。
“这样吧，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我们来认真调查一下这一指控，看看这份材料是否靠得住。我们让联邦安全局局长普京来调查此事。”
--一个月后，普京走进总统办公室，递交了一份关于祖拉博夫的调查报告。报告很厚，叶利钦很想在读它之前先问一下他的安全局长对此问题的看法。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诺维奇，请告诉我你的调查结论。”
“没有证据表明祖拉博夫与犯罪集团有勾结或收受贿赂。对他的指控可能来自被他打击的制药行业黑手党的报复。”
标准的普京式回答，叶利钦想。自己一些突如其来的问题常常令人猝不及防，涨红了脸、痛苦不堪的去寻找答案。但每次普京都能这样迅速作答，而且回答得如此简明扼要，以至于让人没法再接着往下问--看来这个年轻人总是准备好去面对生活中突然出现的一切挑战。叶利钦一度很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但普京本人，似乎并无兴趣与总统讨论此类与本职工作无关的话题。这反而引起了总统的好奇--难道他不想和总统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吗？这可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事情。
普京走了出去，叶利钦认真的翻阅起报告。自从科瓦廖夫被解职以来，联邦安全局的报告读起来舒服多了，格式规范而且条理清楚。他把普里马科夫的“材料”与联邦安全局的报告对应的地方一一做了比较，发现很多有趣的区别：
例如，联邦安全局的文件中写道：“不能确定祖拉博夫和高加索民族犯罪集团之间有牵连”，而普里马科夫的材料中却写道；“怀疑祖拉博夫和达吉斯坦犯罪集团有牵连”。联邦安全局的文件中写道：“不能确定祖拉博夫从制药公司收取贿赂”，而普里马科夫的材料中却写道“怀疑祖拉博夫从制药公司收取贿赂”。
同样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去阐述，对一个人的评价就完全不同了。看来普京和普里马科夫虽然都曾在前苏联克格勃工作，从他们思维模式的差异看，却完全是两代人--叶利钦一边对照一边想。
嗯，是的，两代人。
两代人？
五
普里马科夫的作风为他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不管是在中央还是地方，都有一批，不，一大批人怀念苏俄时代国家的强大，把当前的一切混乱都归咎于自由化的改革，渴望回到一切都按部就班的旧秩序中去。在他们眼里，普里马科夫代表了这种向传统回归的希望。而普里马科夫本人，也开始有意识的把这些力量聚集到自己周围。他的在杜马和州长中间的支持率开始稳步上升。
有一个人对此表示了坚决的抵制。有一次，普里马科夫命令普京去逮捕俄罗斯独立电视台的马拉先科--他仍然以为国家安全机构可以随便逮捕不受当权人物喜欢的家伙，遭到了普京的严辞拒绝：“这不属于联邦安全局的职权范围。不然您就给我一份您亲自签发的政府正式密令。”普里马科夫气得七窍生烟，却也无可奈何。
普京在对联邦安全局作人员调整的时候撤下来了一些人。这些人得知安全局长和总理的矛盾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向“老上级”普里马科夫反应，说普京正在对联邦安全局进行一次清洗，以便在安全局建立自己的独裁专断。普里马科夫向总统告状，声称普京把有经验的老工作人员解职，在领导层中全面安插“很嫩的”，没有经验的彼得堡人。普京对此的反应很简单，他请求总统安排一次普里马科夫与联邦安全局全体领导干部的见面会。在见面会上，普里马科夫惊讶的发现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他熟悉的面孔，只有几个职位作了调整。通过交谈，他还发现他的老部下们对年轻的局长严谨、干脆的作风钦佩不已，盛赞他给安全局带来的全新精神面貌。这多少让普里马科夫感到有些尴尬，但他毕竟不失为大国总理：向普京表示歉意，从此再也没有找过联邦安全局的岔子。
这次会面也给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起自己曾被委派为莫斯科市委书记，负责整顿混乱不堪的莫斯科市委，在大刀阔斧的撤换一大批人以后，情况才开始有所改观。普京接替其前任时，面对的也是一个饱受攻击、怨气冲天的联邦安全局，他相当迅速的把一切工作纳入正轨。现在看来，他没有做太多人员调动就做到这一点。
不久后发生的“反犹太事件”使总统进一步提高了对普京的评价。十一月四日，退役将军阿尔贝特？马卡绍夫在一个集会上许诺要对犹太人进行恐怖主义的攻击：“我将携带数十名犹太人一起到另外那个世界去。”他狂热的把当前的经济困难归咎于犹太人的阴谋，强调：“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作的一切都是对的。人民永远是对的。我们将成为反犹主义者，我们应当获得胜利。”这种言论是极端危险的，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记得希特勒靠疯狂的反犹宣传夺取政权的过程。在通货膨胀和失业威胁下，绝望的民众很容易被这种激进观点吸引。在马卡绍夫所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辱骂“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简直成了时髦，当地电视台迅速把这种声音向全国传播，甚至连州长也支持这种观点。如果对局势不加以控制，很有可能爆发一场袭击犹太人的骚乱。
叶利钦迅速发表了强烈的声明。但这一次他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孤立：国家杜马拒绝通过谴责此种言论的议案，最高检察院经过调查也认为马卡绍夫的声明并未违反宪法和刑法，普里马科夫对总统的指示表现出少有的心不在焉，他把问题转交给没有什么实权的民族事务部处理。他们都各自心怀鬼胎，不敢触怒激动中的民众，反而想利用这种情绪来赢得更高的支持率。在迫在眉睫的危险面前，对政治利益的考虑超过了对国家利益的考虑。
普京站了出来，他发表了一份比总统更为激烈的声明，警告反犹主义者如果采取危害社会的任何行动，必将遭到严厉的打击。舆论对这个声明采取一边倒的攻势，批评普京想利用危机让俄罗斯回到“警察国家”的时代，是一个典型的克格勃余孽--这也许是一向低调的普京头一回受到媒体的关注。普京不为所动，那些想试探一下联邦安全局反应的反犹分子很快如愿以偿。尽管反犹言论仍然存在，却始终没有出现多少攻击犹太人的实际行动。马卡绍夫将军也对实践自己去另一个世界的诺言失去了兴趣。
是的，非常完美，这就是我所需要的性格！叶利钦兴奋的想。
嗯，似乎还不能完全作出决定。毫无疑问，作为一个优秀的国家领导人普京是合格的，但作为政治继承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需要考核--忠诚。
现在看来，普京对总统的忠诚是勿庸置疑的。但那是因为我是总统，向统治者表示忠诚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如果有一天克里姆林宫里坐的不是叶利钦，而是普京呢，他会不会为了赢得左派的支持而对我动手，或者为了明哲保身而对政敌对我的迫害无动于衷？斯大林是怎样背叛列宁的？赫鲁晓夫又是怎样背叛斯大林的？难道他们在领袖面前表现过一丝一毫的不忠诚吗？世界上最难防范的背叛就是政治家的背叛--他们都是一些最具有智慧、耐心和毅力的人物。一个民主社会的总统似乎不该考虑继承人问题，而是把它交给民众去选择。但在转型中的俄罗斯，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这种选择有可能会选出第二个希特勒。而且，在私有化过程中，有多少人因为政策制定的某些失误而倾家荡产，而我的亲人和朋友们，谁又能保证他们完全没有趁机中饱私囊呢？一旦追究起来，自己这个前总统的日子可不好过。在为国家考虑那么多之后，这个要求就算是总统保留的最后一点私心吧。
六
在“忠诚”--这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上，让叶利钦下定决心的，是普京在“索布恰克案件”中表现出来的态度：
索布恰克是普京读大学时的法律老师，普京从克格勃退出后，时任圣彼得堡市长的索布恰克把他带入政坛，可谓师恩深重。在普京到总统办公厅工作以后，已经退休的索布恰克被指控在担任市长期间大量侵吞国有财产。普京一开始只是默默的关注这个案子，没有试图干预。但随着这个案子调查的展开，它越来越不像一个普通的刑事案子。内务部和最高检察院先后成立了好几个调查小组，他们潜入索布恰克的住所，暗中了解他的银行存款，甚至采取一些更极端的调查方式，这样弄了整整两年，仍然找不出有力的证据。但这种调查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显然是有人不彻底搞掉索布恰克不肯罢休。
一九九八年秋天，被不停的传讯和调查弄得疲惫不堪的索布恰克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而检察院在前几天下达了逮捕他的命令--这一切已经弄得非常像一场迫害。
索布恰克在担任市长期间，普京一直是他的助手。尽管没有任何人把他和对索布恰克的指控联系起来，但如果他主动介入的话，在旁人看来，就等于承认和此事有瓜葛。而且，如果这真是一场政治迫害，能够操纵内务部和最高检察院的幕后人物自然非同小可，任何试图帮助索布恰克的人都有危险。从法律程序上讲，联邦安全局也无权插手这个案件。这些恐怕都是普京一直不肯出面的原因。但听到恩师住院的消息以后，普京再也坐不住了。他马上坐飞机直赴彼得堡，会见了医疗小组。他觉得在这种政治气氛下自己的恩师无法得到良好的治疗，于是利用自己在彼得堡的关系和一家私人航空公司谈妥，用飞机把索布恰克送到芬兰。索布恰克又从那里转到了巴黎。
整个行动是秘密的，因为当时最高检察院已经颁布了禁止索布恰克离开彼得堡的命令。所以普京可谓顶风作案，这对他的政治前途而言是相当危险的。
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描写自己得知这个消息后的想法：
“当我得知普京把索布恰克送出国之后，我的心理活动非常复杂。他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去冒险，可从另一个方面说，普京的这一举动又激起了我发自内心深处的尊敬之情。
……在确定必须解除普里马科夫的职务之后，我常常这样痛苦的思索：谁会支持我？谁会真正站在我身后？
突然我醒悟过来--这个人就是普京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我将解除你的总理职务，任命一位新总理。”一年来，这已经是第三次说这样的话了。这一次他感到最为沉重，他从心里佩服普里马科夫，一个真正的大人物，如果不是总统选举迫在眉睫，他一定会和他继续配合下去。但现在，什么都不能对他说，这是一种痛苦。
“我接受这个决定，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普里马科夫平静的说，“根据宪法您有权力这样做，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切尔诺梅尔金被解职的时候尽力掩饰自己的沮丧，基里延科则感到逃脱压力的轻松，唯有普里马科夫是一种完全的平静，这是一个真正值得尊敬的政治家的告别。我走的时候，也要像这般平静，叶利钦想。
普里马科夫低着头，迈着沉重的步伐走了出去。
叶利钦随即召见了内务部长斯捷帕森：
“谢尔盖？瓦季莫维奇，我决定提名你担任政府总理。”
“谢谢您，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斯捷帕森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命感到有点激动，“我一定会努力工作，不负重托。”
叶利钦对这个回答不太满意。不过他并不怎么在意，因为斯捷帕森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任命他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因为他和普里马科夫关系融洽，也深得左派人士的赏识，自己无缘无故解除普里马科夫的职务可能招致左派的愤怒，只有提名斯捷帕森才能保证通过杜马表决；另一方面是现在离二〇〇〇年六月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推出普京为时过早，政治助跑的时间太短了固然不行，太长了也不好。在普里马科夫的治理下，社会比较稳定，新总理不会有多少充分展示自己的机会。与其让他在总理的位置上平庸的坐几个月，不如等待关键时刻突然现身，他那坚强果断的性格只有在危机中才能充分发挥。普京是自己最后的王牌，必须一击必杀，容不得有半点闪失。
也正因为如此，叶利钦在任命斯捷帕森的时候才觉得特别沉重。看到斯捷帕森掩饰不住的高兴，他感到十分愧疚。尽管他告诉他一切都没有决定，他仍然有充分表现自己的机会。他知道斯捷帕森一定会想，在距离总统选举还有一年的时候提名他出任政府总理，可能意味着什么。但他心理明白，斯捷帕森注定会在二〇〇〇年来临之前被解职。
现在唯一剩下的疑问是：那个推出普京的时机将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来临？时间只有一年了，如果这一年就这样稳稳当当的过去，那该怎么办？在波澜不惊的最后六个月任命一个默默无闻的特工头子做总理，无所事事，然后声称他是总统的最佳人选，会让一切看起来像一场闹剧。
是的，也许这不是什么计划，倒像一场赌博。二十世纪人类最后一次政治豪赌。它将成就一段政治传奇--要么闹出一段政治笑话。迄今为止，甚至普京本人也毫不知情，只能由叶利钦独自承受它带来的压力。
命运在静静的观望。
七
时间一天天过去，叶利钦仍在耐心的等待。
斯捷帕森努力实践着对总统的誓言，他工作得相当勤奋。在经济上，他不仅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期向俄罗斯提供了贷款，而且成功的说服了西方同意俄罗斯延期偿还外债，从而使国家免遭了一场新的经济动荡。在政治上，他努力与杜马建立合作关系，同时又小心翼翼的和左派保持距离。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斯捷帕森的民众支持率稳步上升。面对不俗的表现，斯捷帕森并未居功自傲，始终对总统言听计从、毕恭毕敬。总之，他尽力使自己显得无懈可击。
在总统看来，斯捷帕森只有一个缺点：他无法领导右派赢得一二月份的杜马选举和明年的总统选举。在斯捷帕森执政期间，右派势力仍然各自为政，而中左势力“祖国”运动与地方实力派“全俄罗斯”运动结盟的趋势日益明显，直接威胁克里姆林宫的利益。
这就够了。
八月二日，北高加索地区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车臣头号恐怖分子巴萨耶夫率领五百余名非法武装分子入侵达吉斯坦，占领其南部地区。随后，车臣非法武装分子继续向达吉斯坦增兵，扩大占领区，北高加索地区局势岌岌可危。
--车臣和达吉斯坦都是俄罗斯的加盟共和国，穆斯林在人口中占了大多数。车臣的分裂运动由来已久，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车臣宣布脱离俄罗斯独立，并迅速筹建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国民军”，利用苏联解体的混乱局面与俄罗斯联邦政府武装对峙。一九九四年，叶利钦在颁布新宪法、巩固了自己的总统位置以后，下令解除车臣非法武装。十二月十一日，俄罗斯出兵车臣，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车臣战争。刚刚经历了国家大分裂的俄罗斯军队武器陈旧、士气低落、指挥混乱，被游击站和巷战打得晕头转向，共有四千多俄军阵亡，1。7万人受伤，三千余人失踪。最后，叶利钦迫于国内外压力，于九六年八月与车臣当局签订停火协议，商定车臣问题搁置五年，到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解决。车臣分裂分子当然不愿意等到〇一年束手就擒，他们此次武装冒险，袭击临近的达吉斯坦，是想利用各种势力忙于大选之际，打通里海出海口，为彻底独立创造条件。
当这个消息报告到总统办公室时，叶利钦终于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八月五日早晨，叶利钦召见了普京：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诺维奇，我决定提议您担任总理。”
普京聚精会神的看着总统，没有说话。
这个反应有些出乎叶利钦的意料，他继续往下说：“你一定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解除你前任的职务。我知道你和斯捷帕森是好朋友，你们都来自圣彼得堡，但现在不是考虑私人交情的时候。北高加索出现了武装叛乱，杜马选举也是一件麻烦事。现在我要你来完成这些任务。你要表现得沉着、勇敢，从而为自己赢得威信--要么什么都得不到。”
“您任命我做什么工作，我就做什么工作。”普京简短的回答。
在真正明白了总统的意图之后才作出回答，这是普京高于他的几个前任之处。
“如果是最高职位呢？”
普京迟迟没有做答，他在掂量这句话的分量。
“我不知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想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叶利钦有点失望，他觉得普京应该更勇敢些。“你好好想想吧，我信任你。”
“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我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当务之急的是尽快平定叛乱，挽救被分裂势力威胁的国家。我需要您在这方面的坚决支持。”
“你需要什么权力，我就给你什么权力。”叶利钦坚定的说道。
普京离开以后，叶利钦把斯捷帕森和总统办公室主任沃洛申叫了进来。
“谢尔盖？瓦季莫维奇，我今天决定解除您的职务，并提名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诺维奇？普京担任总理。”
斯捷帕森涨得满脸通红，久久没有张口，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总统的决定令他痛苦。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斯捷帕森艰难的开口了，“这个决定……为时过早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接着斯捷帕森就开始向叶利钦解释，自己是如何忠心地为总统服务，甚至回忆了自己在九一年和九三年对总统的支持。他还请求总统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将马上联合右派筹建新的政党迎接杜马选举。就像一个被恋人抛弃的男人拼命回忆他们过去的甜蜜时光，想以此挽回已经属于别人的心，这种哀求总是能赢得眼泪，却从未改变过什么。一个国家总理竟然这样面对解职，真是太令人悲哀了。
“行了。”叶利钦用尽量温和的口气打断了斯捷帕森的倾诉，“我会好好考虑的，你先出去吧。”
斯捷帕森出去以后，叶利钦显得有些生气：“你在磨蹭什么？把解职书和任命书拿来！由你通知斯捷帕森他已经被解职，我不想再和他会面了。”他对沃诺申说。
沃诺申把准备好的文件放到总统面前，叶利钦很快在上面签了字。
八
媒体对斯捷帕森的解职一片哗然，如果说前几次解职还能找到一些捕风捉影的理由的话，这次则完全是莫名其妙。更莫名其妙的是，叶利钦居然把他以前一直牢牢控制的强力部门也交给普京，在随后发表的声明中，甚至将这个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的特工头子作为自己选定的接班人：
“我相信，作为总理，普京将使国家深受其益，俄国人民将高度评价普京的性格品质以及工作作风。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希望，所有在二〇〇〇年六月将站到选举站的俄罗斯人民同样坚信这一点。我非常了解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诺维奇，很早便开始仔细地观察他，当时他还是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最近一些年我们一直肩并肩的工作。领导政府是一副沉重的担子、一个严峻的考验。他一定能胜任--对此我坚信不疑。而且，俄国人民也一定会支持他。”
报界和政界对此的一致结论是：叶利钦疯了。
普京没有时间来理睬这些鬼话，也来不及体会高升的喜悦。他明白，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只有在入侵者尚未站稳脚跟之前就予以消灭，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阻止车臣分裂势力向整个北高加索蔓延。
八月十日，刚刚被提名为政府总理的普京发表讲话，表示“最近在北高加索地区出现的践踏法律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必须予以坚决打击。”
八月十一日，俄军向达吉斯坦集结。
八月十二日，普京主持召开达吉斯坦问题安全会议，制定平叛计划。
八月十三日，俄军大规模军事行动在达吉斯坦境内展开。
根据普京主持制定的计划，俄军一开始就出动飞机和远程大炮，对盘踞在达吉斯坦的非法武装进行狂轰滥炸，迅速切断车臣与达吉斯坦的战略通道，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对侵入达吉斯坦的孤军进行清剿。这种泰山压顶般的攻势令入侵者措手不及。至八月二十五日，俄军宣布在达吉斯坦的主要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两千名非法武装分子半数被歼，余者被赶出达吉斯坦。
九月份的时候，车臣叛军卷土重来，也很快被击溃，仓惶逃出达吉斯坦。整个达吉斯坦平叛历时一个月，歼敌2000多，俄军则付出了100多人的代价。新总理果断强硬的态度给公众和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叶利钦的神智似乎正在恢复正常。
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穷追猛打，进攻车臣。
进攻车臣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九六年的协议极大的助长了分裂分子的气焰，中央权威荡然无存，州长们公开蔑视莫斯科的各种指令和政策，改革措施在地方上难以推行。世界各国也以此为话柄，讥笑曾经兵威盖世的苏联解体后，继承了苏联大部分军事力量的俄国军队居然如此不堪一击。它一直被视为成为俄军的耻辱。近几年来，车臣地区一直是恐怖分子的安乐窝，在俄国境内制造了数不清的恐怖案件。尤其是在达吉斯坦平叛期间，他们在莫斯科制造了数十起爆炸案，造成200多人死亡，近千人受伤，首都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真可谓车臣不平，国难不已。
但问题仍然很多。
侵入达吉斯坦的非法武装是孤军，不熟悉地形，也不受当地人民支持，消灭起来比较容易。而车臣处于实际上的独立地位已经八年了，有较好的民意基础，在协议签订后的三年，当权人物更是对内宣传民族狂热，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对外和阿富汗“恐怖大亨”本？拉登勾结，早已作好迎接俄军来犯的准备。
第一次车臣战争的阴影尤在，近几年俄国经济困难，军队待遇较差，纪律松弛，各种丑闻屡屡被媒体曝光，尽管在达吉斯坦平叛中表现出色，但在大规模、长时间的战争中，战斗力如何很难预计。杜马和总统选举在即，能够速战速决当然好，如果被拖入游击战的泥潭，退又不能退，打又打不下，对政府威信的损害之大无以复加。
而且，科索沃战争的前车之鉴尚在眼前，南联盟打击分裂分子的行动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武装干涉。战前，人民狂热的支持强硬派总统米诺舍维奇，战后，却在选举中抛弃了他。而米诺舍维奇本人，则被抓到国际法庭受审去了。尽管西方国家不太可能对俄国采取军事行动，更不可能派几个特工来把总统抓走，但届时面临的政治经济压力不难想象。
打，还是不打？跟基里延科一样，普京必须尽快做出选择。
实际上普京已经做出了选择。在达吉斯坦平叛方略中，就包括了对车臣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空中打击的计划，而且确实在八月中的时候付诸实施。当时他就已下定决心，歼灭了入侵达吉斯坦的匪徒之后，立即趁势进军车臣，彻底解决车臣问题，绝不能等到二〇〇一年，更不能和叛军签订第二份耻辱的停战协议。没有国家团结、社会安定，一切改革都是扯谈。
--和普京相比，基里延科在行政管理和专业素质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唯一的缺乏的，是当挑战突然出现的时候，顶住压力，做出决断，并勇于承担责任的魄力。这种差异在平时很难被察觉，只有在危机来临时，它才会突然迸发，并在一瞬间改变个人的前途，国家的命运。
九月十八日，普京发表讲话：
“俄联邦政府三年前与车臣当局签署和平协议是错误的。
三年来，车臣武装分子有了喘息的机会，并把车臣变成国际恐怖分子的基地。根据协议，联邦军队撤出了车臣，并同意将车臣问题搁置五年。然而，车臣当局从未执行过协议，而且还在达吉斯坦和俄罗斯内地频频制造恐怖事件。
在当前局势下，让协议多存在一天都是愚蠢的，联邦政府宣布：一九九六年八月签订的协议作废；车臣马斯哈多夫政权为非法政权。
车臣是俄罗斯的领土，不管匪徒藏在车臣的什么地方，俄军都将把他们彻底消灭！”
九
十月一日，俄军装甲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兵分三路，从达吉斯坦、印古什和斯塔夫罗波尔突入车臣境内。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
这次行动由普京亲自指挥。为了避免重蹈第一次车臣战争的覆辙，制定了全新的作战计划。传统的苏式作战方式注重地面进攻，以大量的装甲部队为前锋，强行突破敌军阵地。二战时的苏德坦克大战被认为是人类陆战史上的颠峰之作。冷战时期，世界军事界的普遍观念是，除了核武器外，没有任何力量能阻值苏联铁甲在大平原上的冲锋。但随着空军的发展壮大，这种作战方式落后了。在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依靠苏联建立起来的防空系统和装甲部队，被北约空军打得满地找牙--战争持续了三个月，让一个有着抵抗外敌入侵传统的国家屈服，而获胜方没有一个人在交战中死亡，这种梦幻般的胜利在人类战争史上还是首次。更直接的考虑是，苏军的作战方式无法对付诱敌深入的游击战和巷战，这也是第一次车臣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从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来看，车臣叛军固然装备精良，但主要限于枪支、火炮、装甲车等传统武器，而无力建设一支昂贵的空军。因此，此次俄军放弃了主要靠地面强攻的传统，而是借鉴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的策略，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充分发挥空中优势，用空中轰炸摧毁各种地面防御，扫清障碍后再由地面部队推进。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俄空军对车臣境内的军事基地、弹药库、公路、桥梁、机场进行了狂轰滥炸，同时炸毁了车臣电视台和通讯设施，切断了车臣与外界的联系。除此之外，俄军还将车臣工业设施列为重点轰炸目标，摧毁了车臣非法武装控制的大量炼油厂、油井和输油管道。石油业是车臣经济的主要支柱，石油工业设施被摧毁后，车臣经济立即陷入瘫痪。
车臣虽然拥有二万多名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非法武装，但在俄军猛烈的轰炸之下，毫无招架之功，未作顽强抵抗便向车臣腹地撤退。俄军突破车臣边界以后，长驱直入，不到一周便占领了车臣三分之一的领土。十月七日，在俄联邦政府支持下，成立了车臣临时管理机构--国务委员会。
前线的军事胜利让这个喜欢烈酒的民族如痴如醉。苏联解体以来，他们头一次感到国家武装力量的给他们带来的安全感和自豪感。长期以来，饱受国家分裂、经济崩溃、社会动荡之苦的俄罗斯人民渴望一位强有力的人物的出现，结束这种混乱不堪的现状，他终于出现了。三个月前，很多俄罗斯人甚至还不知道他的名字，现在人们都认识了这个力主剿匪的总理、俄罗斯的民族英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诺维奇？普京。
十月二十三日，俄罗斯新闻社发表了一条轰动全国的消息：普京首次在总统候选人的民意调查中名列榜首--普京只用了不到三个月就征服了俄罗斯。
随着普京声望的上升，各种不利的传闻开始出现。十月十三日，俄罗斯《今日报》发表了《普京将被解职》的文章，文章说：“一旦总统或他的亲信开始担心，他们再次选定的接班人的威望会过早的超过总统，那么他就要从跑道上下来了。”--实际上，俄罗斯媒体也是这样分析叶利钦解除切尔诺梅尔金和普里马科夫职务的。该报甚至煞有介事的说，克里姆林宫正在物色普京的接替者，被列入名单的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长绍伊古和外交部长伊万诺夫。在经历了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政府更迭之后，这种论调很容易获得市场。确实，在很多人看来，一切政治都是个人野心和阴谋诡计的结合，如果有人不按照这种规矩出牌，那倒是咄咄怪事。各种谣言迅速传播，甚至有消息称叶利钦宁可与车臣叛军达成妥协也要解除功高震主的普京总理职务。
在这种一人传虚，万人传实的情况下，将军们坐不住了。他们还记得普京冒着危险亲临战场视察的情景：当时大家在一个军用帐篷里，普京举起一杯伏特加，建议为胜利干杯。正当大家准备一饮而尽时，普京猛然放下酒杯：“伙计们，等这块土地上不再有匪徒的时候，我再来喝这杯酒！”这一举动显然是精心准备的表演，它也确实起到了预计的效果。它让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军们感到，总理是和他们在一起的。现在，他们觉得必须站出来支持普京：
十一月七日，车臣剿匪的将军之一弗拉基米尔？沙马诺夫接受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采访，他说：“如果命令我的部队停止进攻车臣，我将撕下军衔，离开军队，做个老百姓。我不想为这样一支军队服务。弗拉基米尔？普京现在是很多人追随的偶像，我毫不掩饰的说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俄罗斯人受人羞辱，向人乞讨，所有俄罗斯人对这一切已经受够了！”
随即，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也表示，如果下令停火，他将同其他将军一道辞职。
是的，对于军人而言，荣誉比生命更重要。他们在车臣已经蒙受了一次停火的耻辱，近几年来，外界对军队的描述不外乎从事走私、贩毒、洗钱等罪恶勾当，简直与黑社会无异。是普京给了他们洗刷耻辱的机会，军队用鲜血和胜利找回了他们在国家应有的地位，找回了人民的信任和尊重。他们绝不能接受第二次停火，绝不能接受普京被解职。
实际上，将军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情况正好相反。普京杰出的表现让叶利钦感到自己事业有托，他开始逐渐淡化自己，把普京推向政治舞台的中心。普京甚至开始作为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他参加了奥斯陆领导人会议，负责向西方阐述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即使西方国家采取了经济制裁，在国家统一的大问题上，俄联邦政府绝不妥协，绝不打算接受任何停火协议。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人民习惯普京，把他当作国家首脑来接受。让他们明白，普京就是未来的总统。所谓功高震主，正是叶利钦要达到的效果。面对将军们的警告，叶利钦向他们保证绝无罢免普京的意思，而且给车臣战争中几位功勋卓著的将军颁发了荣誉勋章，一场误会很快消弭。
十
处理车臣战事的同时，普京仍在积极准备杜马竞选。在叶利钦的巧妙安排下，普京和克里姆林宫唱起了双簧：
普京利用自己在车臣战争中树立起来的威信，把右派政党聚集到自己麾下，成立了支持政府的右派“团结”同盟。“团结”同盟的竞选口号是：“拯救并捍卫祖国”，把自己塑造成为亲政府的“合作派”。这样，它就可以利用普京的个人优势来提高支持率。克里姆林宫则集中火力攻击“祖国－全俄罗斯”竞选联盟和他们的首领普里马科夫，以期求得两败俱伤的结果。尽管人人都知道“团结”联盟的成立背景，也知道普京是克里姆林宫选定的接班人。但普京本人并不公开表态支持一方或攻击一方，也不参与任何竞选活动。这样，即将退位的叶利钦充当了普京的冲锋队和挡箭牌，而普京则专心车臣战争和行政事务，继续保持其不讲空话、多干实事的“实干家”形象。
这一招不可不谓之狠毒，它让反对派们有劲使不上，陷入与克里姆林宫无休止的口水战，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们真正的对手普京的支持率不断上升。当然，它也确实让总理可以全心全意的为国家服务，使国家机构能够在一片混战中正常运转，这对处于战争和经济制裁中的俄罗斯非常重要。
在经济发展上，尽管没有什么证据说明普京具有管理经济的特殊才干，但他却有比基里延科更好的运气。基里延科上台不久就碰上了国际石油价格下跌，普京上台却正好碰上石油价格上涨。加上卢布贬值的影响，以及普里马科夫执政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使俄罗斯在西方经济制裁、世界银行暂停对俄援助的情况下，国际收支状况仍然得以改善，经济缓慢复苏，真可谓天助普京。在十一月二十四日，普京执政一百天的日子，他在向杜马汇报工作中指出：俄罗斯今年头九个月的经济和金融形势有了一些好转。工业总产值在头九个月增长了7。5％，预算收入增长3％，均高于预期。拖欠的退休金已经全部偿清，拖欠的工资额也正在减少。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有所下降。从而推翻了关于俄罗斯通货膨胀上升、工业生产和国内总产值下降将持续2－3年的预言。
但普京也并不讳言，这种成就是在国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取得的，俄罗斯内部的经济结构调整，市场机制的完善还远远不够，资本外逃、外债利息沉重、经济结构单一等问题仍然威胁俄罗斯经济的发展，一旦石油和天然气市场行情恶化，国内经济将不得不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总之，普京讲述了经济发展的成就，却明智的未将经济发展的功劳记在自己头上。对议员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一一作了回答。对一些他不了解的问题，他就直接说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而他的财政部长或能源部长可能知道得更多一些。
十一月二十四日，离杜马选举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叶利钦的授意下，普京突然抛开在杜马选举中采取的中立立场，卷入竞选。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在所有的竞选联盟中，只有'团结'联盟真正支持现政府。作为俄罗斯公民，我将投票支持'团结'联盟。”并呼吁支持他的人民也投“团结”同盟一票。“团结”联盟领导人绍伊古第二天立即对此作出呼应，他说：“'团结'是亲政府的政治联盟，它的目的就是在杜马中建立一个支持政府的议会党团。以结束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和议会的对抗而导致各种改革措施无法顺利施行的局面。”
普京的突然袭击令其它党派猝不及防，因为他们一直在避免和威望正高的总理正面冲突。他们被迫仓促应战，发表了一些批评普京的言论，但已经太晚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谁也无法阻挡“团结”联盟支持率的飙升。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俄罗斯杜马选举如期举行。选举的结果是“团结”联盟大获全胜。这个新成立100多天的竞选联盟共获得74个席位，一举成为杜马第二大党团。俄共尽管仍然是杜马第一大党，但其席位从157降到了110，左派失去了对杜马的控制力。中间势力“祖国－全俄罗斯”联盟获得了66个议席，退居第三，而在普京上台之前，他们一直被认为是有能力挑战俄共首席地位的势力。显然，克里姆林宫的策略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普京成了杜马选举最大的赢家。
得知杜马选举的结果，叶利钦心满意足的笑了。他一系列魔术般的换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对时机的正确把握，面对不同的局势能屈能伸，巧妙的利用各种政治势力和人物的关系，合法但灵活的运用政治手腕，使政府的频繁更迭没有引起社会动荡，更没有引发宪政危机，终于挑选出自己满意的继承人，并成功的帮助他获得俄罗斯人民的支持。
但这还不是最后的胜利。现在，必须像普京剿灭车臣叛军一样，乘胜追击。这将是他一连串精彩攻势的最后一招，也将是最出人意料、摄人心魄的一招，他集中自己剩下的全部政治资源全力攻出，彻底断绝他的对手们的所有希望……
十一
十二月二十九日，新千年来临的倒数第二天。杜马选举的硝烟已经散去，总统选举的大幕尚未拉开。俄罗斯人民暂时忘却了政治角逐的紧张气氛，准备着迎接新千年的到来。莫斯科市内张灯结彩，各种庆典活动已经准备就绪，整个城市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气氛中。以至于连最敏锐的观察家都没有察觉出普京在因特网上公开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蕴涵的深意：一直以实干家形象出现的普京破天荒的用上万字的篇幅阐述了自己的执政纲领。文中声称尽管面临种种困难，市场和民主的改革道路仍将坚持下去。这似乎是在做出某种承诺，或者说保证。
莫斯科时间十二月三十日中午十二点，由于世界各地时差的存在，最早迎来的新千年的汤加共和国即将迈过一九九九年的门槛，世界各国的电视台都将现场直播汤加的千年庆典，所以大部分俄罗斯人都跟全世界人民一样，早早的打开了电视。
突然，叶利钦总统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向全国发表讲话。按照惯例，俄罗斯总统通常在新年的钟声敲响前几分钟发表新年贺辞，叶利钦此时出现大反常规。人们隐约感到，叶利钦又要有什么惊人之举：
“亲爱的同胞们：
距离我们历史中那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只剩下不多的时间了。二〇〇〇年即将到来。一个新的世纪，一个新的千年即将到来。
我们每个人都拿这个日子作过对比，从小到大都盘算过，二〇〇〇年时我们将多大岁数，我们的妈妈和我们的孩子将多大。曾几何时，我们一直以为，这个非同寻常的新年还很遥远。可转眼之间，这一天已经来到了。
亲爱的朋友们，我亲爱的同胞们！
今天，我最后一次向你们发表新年贺辞。但这并非全部。今天，我是最后一次作为俄罗斯总统向你们发表讲话。
我作出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我经过了长时间痛苦的考虑。今天，在本世纪的最后一天，我将辞职。
我多次听到有人说：叶利钦会不择手段地把持政权，他不会把权力交给任何人。这是胡说。
问题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一向表示，我绝不背离宪法一步。我说过，杜马选举应当在宪法规定的期限内举行。这一点做到了。我也曾同样希望选举能在二〇〇〇年六月如期举行。这对俄罗斯非常重要。我们希望开创实现政治文明、自愿交接的一个重要先例。由一位俄罗斯总统把权力交给另外一位新当选的总统。
但我还是作出了另一个决定。我要离开，提前卸任。
我意识到，我必须这样做。俄罗斯应该随着一批新的政治家，随着一批新人，一批聪颖、强有力和精力充沛的人一同跨入新千年。
而我们，那些已经执政多年的人，应当离去。
看到人们在杜马选举中满怀希望，满怀信任地投了新一代政治家的支持票后，我意识到，我已经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主要的事业。俄罗斯已经永远不会回到过去了。俄罗斯今后只会向前迈进。
我不应妨碍这个自然的历史进程。当国家已经出现能够胜任总统职务的强有力的人物，而且今天几乎每个俄罗斯人都把自己对未来的希望与他联系起来的时候，还用再执政半年吗？我干吗要妨碍他呢？干吗要再等半年呢？这不合我的心意，不合我的性格。
今天，在这个对我不同寻常的日子里，我想比平常多说几句心里话。
我想请你们大家原谅！
原谅我们大家的许多理想没能实现，原谅我们以为简单的事情，竟然变得那么沉痛。我请大家原谅，我辜负了许多人的期望。他们曾经相信，我们可以一蹴而就地、轻而易举地从灰暗、停滞、集权的过去，跃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我本人相信过这一点，以为这是举手之劳。
一蹴而就没有实现。我在这方面显得过于天真了。有些问题也过于复杂了。我们在错误和挫折中摸索着前进。在这期间，许多人经受了震荡。
但我希望你们知道一点。我过去从未说过，今天对你们说出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你们每个人的痛楚，也就是我的痛楚。它令我心痛，令我夜不能寐，让我苦苦思索--怎样才能让大家过得轻松一些、好一些，哪怕是一点点。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任务了。
我就要离去了。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我离去不是因为健康原因，而是所有问题综合促成的。接替我们的是一代新人，他们能够做得更好，做得更好。
根据宪法，在辞职时，我签署了命令，将俄罗斯总统职权移交给政府总理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诺维奇？普京。根据宪法，在今后三个月内，他将担任国家元首。三个月后，同样根据俄罗斯宪法，将举行总统选举。
我始终相信，俄罗斯人具有惊人的智慧，所以我对你们在二〇〇〇年三月底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毫不怀疑。
临别时，我想对你们每一个人说，祝你们幸福！你们理应得到幸福，理应得到幸福和安宁！
亲爱的同胞们！新年快乐！新世纪快乐！”
--这是一次精心准备的演讲，很少有人能够不被一个临别总统的真情流露所感动。人们都还记得叶利钦登上总统宝座的过程，那是惊心动魄的。当他卸任的时候，没有政变，没有军队，也没有万众欢呼，但他在这一瞬间所做的，可能比他过去九年做的还要多。他没有履行完宪法规定的总统任期，但在演讲中，他三次强调他的决定是“根据宪法”。他希望普京成为下一届总统，但在演讲中没有呼吁人民选举普京，只是表示对此满怀信心，最后的结果，仍然要由人民来决定。是的，宪政、民主，正是叶利钦一生所追求的事业，也是俄罗斯千年历史上一直缺乏的东西。当他明白自己的离去更能促成这一伟大事业实现的时候，他做出了痛苦而又伟大的选择。最高权力的宝座只有一个，能够获得它的人太少，获得它之后，又能够明智的和它告别的人更少。叶利钦做到了，从而使自己步入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伟大人物的行列。当然，除了民主与宪政，他还追求过一个目标，与前两者相比，这个目标是更重要、更根本，那就是人民的幸福与安宁。无庸讳言，他没能实现这个目标，而且差得很远，也输得很惨。但在走的时候，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衷心请求人民的原谅。他在最后证明了，他是个失败的英雄。他选择在九九年的最后一天辞职，不仅是为了获得轰动效应，也把自己永远锁在二十世纪的门后，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完整的划归“叶利钦时代”，也把新的世纪完整的交给了年轻一代。当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为了〇〇年还是〇一年才是二十一世纪的开端争论不休时，叶利钦用行动替俄国解决了这一难题。
这篇演讲稿的措辞也很讲艺术，它看起来只是在支持普京，而没有攻击任何人，实际上，当他说到“我们”--而不是“我”--“这些执政多年的人，应当离去。”的时候，人们很自然的会把普京最主要的对手普里马科夫、卢日科夫和久加诺夫归入应当离去的人的行列。它把一个老人动情的告别与推荐政治继承人搭配起来推销，让后者也具有了一种感人肺腑的力量。它选择在中午而不是晚上播出，是为了让全世界都能在新千年来临之前听到，让人民在投票选总统时，也不得不考虑一下“国际影响”。根据宪法，总统辞职后由总理代行总统职权，正式的总统选举将在辞职后三个月举行，在普京优势明显的情况下，叶利钦用合法手段让总统选举提前了三个月，让其他候选人丧失了扭转劣势的最后机会。厌倦了政局动荡的俄罗斯人，在普京已经成为国家首脑之后，只要他表现尚可，他们就不会冒险更换一个没有“试用”过的总统。所以，当叶利钦说他毫不怀疑俄罗斯人们将在二〇〇〇年三月底作出什么选择时，他确实是充满信心的。
签署完了生平最后一道命令，叶利钦在众人的陪同下走出了克里姆林宫。在深冬的寒风中，他最后一次向俄国挥手。他转过身，看着站在身后的普京总统，突然间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交待，还有很多话需要说。他克制住自己的泪水，只对他说了一句：
“珍惜俄罗斯。”
随即走下台阶，走进汽车，消失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寒夜中……
后记：领袖的告别
直到写完本文以后，我才想起来问自己，这篇文章到底是在写普京，还是在写叶利钦？它到底是在讲述获得权力，还是与权力告别。后来我才明白，二十世纪俄罗斯最后一次权力交接，正是这两个人，两条路的完美结合。普京以其优秀从品质和出色的才干，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从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普通文秘人员到俄国总统的不可思议的飞跃，成就了一段俄国历史上千年未有的政治传奇。而身为的叶利钦能够审时度势，果断的把权力交给只当了四个月总理的普京，尽显大政治家的风范，堪称神来之笔。他的告别，是我所见过的最精彩、最伟大的政治家的告别。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通过报纸和电视亲眼目睹了这一段历史。当叶利钦91年上台的时候，我还在读小学，跟家里人一起悲叹“苏联老大哥”的解体；当96年俄国第二次总统选举的时候，我和大部分关心政治的中国人一样，希望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当选；当金融风暴席卷俄罗斯的时候，我正在读高一，天天买参考消息，以有点幸灾乐祸的心情关注着我们邻国一步步走向经济崩溃；当叶利钦解除切尔诺梅尔金的职务的时候，我在读高二，有一天到我二姐家吃饭，发现她手下的一些女业务员们竟然也在叽叽喳喳的议论一个35岁的年轻总理；当叶利钦一口气任命了普里马科夫、斯捷帕森、普京之后，我已经进入了繁忙的高三，而且也对他没完没了的换将失去了兴趣，对于普京是谁毫不关心--反正他很快就会被换掉；直到1999年12月31日那天晚上，学校放假，我回家和家人吃过晚饭，打开电视静静等待新千年的来临，却看见新闻联播里播出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叶利钦辞去总统职务，由普京代理总统职务。
我当时的感觉是，叶利钦被人赶下台了？普京发动了政变？
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我跟很多人一样，上了老叶的当。这真是二十世纪末期最精彩的一b出政治演出！十年之间，叶利钦已经改变了俄国这个上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的政治游戏规则：最高权力者并不是只有死神和政变可以让他下台。他的离开和华盛顿的离开一样，使由他开创的事业得以延续。
不过，如此潇洒的告别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权力的魔力如此巨大，所以才有那么多英雄人物为之呕心沥血、机关算尽，而能够在竞争中获胜，登上最高权力宝座的人物，一般都是很有远见、具有非凡毅力的人，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但再伟大的英雄也有他老去的一天，不管愿意不愿意，他总会以某种形式失去最高权力。这对于那些统治欲极强的领袖人物来讲，离开常常是痛苦的，往往使他们显得拖泥带水、犹豫不决，也只有在这个时候，那些令人高山仰止般的伟大人物们才暴露出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弱点。
德国前总理阿登纳就是其中的典型。
在西方国家领导人中，康德拉？阿登纳出人头地实在太晚了。1949年9月，他已经73岁了，别人在他的年纪，早就回家养老了，而他的事业才刚刚开始，出任西德联邦政府总理。他一上来就对最高权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当上总理的第一天，他一大早就来到总理府，尽管第一天除了一些礼仪性的声明、接受祝贺外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他还是在总理府一直呆到晚上八点才离开。
1959年，阿登纳一口气当了十年总理，已经83岁。当时西德总统特奥多尔？豪斯结束了第二任期，宣布隐退。阿登纳表示自己要放弃总理职位，竞选没有实权的总统，接受最高荣誉。但他不愿意把权力交给副总理、基民盟的二号人物路德维希？艾哈德，过了几天，他又突然改变主意，宣布自己要第四次参加总理选举。正因为艾哈德随时可能接班，他看到这位副总理就十分不顺眼，就在内阁会议上，多次当众指责艾哈德烟抽得太多，酒喝得太多，甚至饭也吃得太多，并对此表示极大的憎恶。
1962年，阿登纳以86岁的高龄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政府首脑出访，要有私人医生随行，这本来是惯例。但他唯恐别人说他衰老不堪，没有医生就不能出门，因此坚决拒绝医生随行。见到了戴高乐，戴高乐跟他说：“我已经71岁了，感觉自己太老了，是不是该退休了？”阿登纳一听，连忙向他宣传自己发明的“极限”理论：“我71岁的时候还没有当上总理呢，你就想着退休了。我告诉你，人的衰老是有极限的。人只要活过了一定的年纪，突破了这个极限，就不会再老了，就会永远年轻。”把戴高乐说的大点其头。
虽然阿登纳不肯承认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但从他77岁那年开始，记忆力就明显减退了，做事情经常自相矛盾。由于议会第一大党基督教社会民主联盟是他一手创立的，党内骨干都是他的门徒，所以大家一直容忍他死死占据总理的位置长达14年。直到1963，他已经87岁了，还对他的秘书说：“一个人永远不要说'为时已晚'，连政治方面也不会有太晚的事情。做出新的开端，始终不晚。”言下之意，他还可以再干十四年。他的门徒们终于忍无可忍，响起了“这个老头必须滚蛋”的呼声，并积极筹划，利用他外出休假的机会召开基民盟主席团会议，指派艾哈德继任总理职务。
阿登纳只得依依不舍的离开了绍姆堡宫。
当然，表现得象阿登纳这么夸张的人也是少数，大多数人表现为一种介于阿登纳和叶利钦之间的复杂心理。戴高乐在1946年的辞职是很潇洒的，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尊重民主、激流勇退的民族英雄形象。第二次掌权后，尽管他在总统府爱丽舍宫住了十年，但他始终只放在那里几本正在阅读的书和换洗衣服，家里的东西都放在科隆贝，好像随时准备离开的样子。他在1969年的“五月风暴”中镇压学生运动，在人民中丧失了威信。将军是高傲的人，不屑于当一个不受人民支持的总统，于是他决定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自己的去留。但当时的情况，大家都明白78岁的戴高乐已不可能在投票中获胜，既然将军一意孤行，很多戴高乐的追随者都开始把宝押在总理蓬皮杜身上。德勃雷、沙邦－戴马尔等人纷纷对蓬皮杜表示愿意支持他竞选下一任总统，希望在下一届政府中“发挥作用”。蓬皮杜自己也表示如果戴高乐在投票中失败，他将参加总统竞选。蓬皮杜是戴高乐亲手提拔起来的，也是他自己公开指定的接班人。在已经注定的投票结果出来之前做一些准备，也是为了维护政局稳定的正常之举，但戴高乐认为这是一种背叛。含沙射影的谴责蓬皮杜说：“过去，某人、某人背叛了我。而现在，又出来了一位某人。你们瞧，纵然某人巴不得我死，我还是活的好好的。”后来蓬皮杜的夫人卷入了一桩丑闻，蓬皮杜去寻求戴高乐的支持，却遭到戴高乐的一阵冷嘲热讽。他后来才知道戴高乐想利用这件事把他搞臭，前一阵正好蓬皮杜父亲去世，他不得不悲叹道：“我同时失去了两位父亲。”尽管投票结束以后戴高乐立即离开了爱丽舍宫，而后来蓬皮杜当选总统后也一直奉行戴高乐的内外政策，但戴高乐还是直到去世都没有原谅蓬皮杜，甚至葬礼也不许他参加。
和一向孤傲的戴高乐相比，丘吉尔是比较宽容大度的。1945年，当他的助手告诉他保守党在选举中失败的消息时，他正在洗澡。他听完后说道：“人民有权踢我下台，这就是民主，不然我们为何而战呢？现在，请你把浴巾递给我好吗？”他说得倒挺潇洒，实际上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英国后就把普鲁塔克的那句名言到处宣扬，又是题词又是写信又是演讲的，搞得全世界都知道了。后来他第二次当选，在1955年因为健康原因把保守党的领导权交给艾登，但老是觉得艾登这也不行那儿也不行，即使在艾登已经领导保守党获得了选举的胜利之后，他还跟自己以前的老部下说：“我觉得艾登还不成熟，不能挑起大梁，很多重要的事情你们还是先请教一下我比较好。”
我想，人的一生总是要面临很多的告别，和权力、朋友、爱人、亲人的告别，从领袖们的告别，我们可以把这些告别分为不同的层次：
最低的层次是阿登纳的层次，不肯接受不可改变的事实，死死抱着权力不放，最后还是只能很不体面的下台。本文中的斯捷帕森也是这样的例子，他追随叶利钦十年之久，应该明白总统做出的决定是不会更改的，但真要他去职的时候，仍然抱着侥幸心理，苦苦哀求总统收回决定。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他觉得“自己无权打断斯捷帕森的倾诉”，并对此深感自责。但是，他最后还是忍不住打断了--尽管是用一种非常克制的态度。并在斯捷帕森走后把火气发到自己的办公厅主任身上，看来他确实是已经很不耐烦了。斯捷帕森不到四十岁就成为掌管全国警察力量的内务部长，可谓权势惊人（如果中国出现一位不到四十岁的公安部长，可以想象他将会成为一个什么传奇），但毫不客气的说，他在此刻的表现确实象一个懦夫。
第二个层次是戴高乐第二次辞职和丘吉尔两次下台的层次，即尽管心理不太情愿，但是当那一刻真正来临的时候，能够抱着乐观的心态接受。戴尔？卡耐基对此的论述十分精辟：“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势必遇到许多不快的经验，它们是无可逃避的，我们也是无所选择的。我们只能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做自我调整，抗拒不但可能毁了我们的生活，而且也许会使我们精神崩溃。”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说：“接受事实是克服任何不幸的第一步。”
第三个层次也是最高的层次就是叶利钦的层次，也是华盛顿的层次，是戴高乐第一次辞职的层次。他们不是去接受，而是在那不可避免的一刻来临之前，主动选择最好的时机果断出击，让告别也具有了开创性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我称为“俗”，第二个层次可称为“勇”，第三个层次则是“奇”。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停留在“俗”的层次，告别的时候哭哭啼啼、依依不舍，在世俗的眼光看来也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而少部分人可以达到“勇”的层次，在人生的挫折面前，他们无愧于勇敢者、英雄的称号，也是常人通过磨炼自己的意志、改善自己的心态可以达到的层次。而第三个层次则和前两个层次有质的不同，只有少数绝顶人物能够达到。他们首先是“勇”，但更是“智”，能够变被动为主动，化腐朽为神奇，让结局成为开端，让告别成为永恒，令人叹为观止。华盛顿正直盛年，可以再当两届，然后在体力不支的时候告别，只要不是老死在总统位置上，就无损他的美誉，这便是“勇”的境界。但他坚决只当两届，在自己声誉最高的时候辞职，用行动号召人们秉承美国革命平等自由民主的理想，开创了美国总统任职不超过两界的惯例，这就更奇妙、更精彩，这就是“奇”的层次。叶利钦还有六个月结束任期，他到时候自动离职，把权力顺顺当当的交给普京，自己高高兴兴的回家养老，这是“勇”的境界。但他却在新千年来临之际主动辞职，把旧的东西留给过去，把新的东西留给未来，让已有的胜利更加巩固，彻底断绝了俄罗斯回到过去的老路的可能，让全世界都猝不及防，把平平淡淡的告别变成美丽绝伦的表演，这就更好、更漂亮，这就是“奇”的层次。
当然，“奇”的境界太高，所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不仅需要绝顶的勇气和智慧，还需要很难得的机遇。刻意追求这种境界，反而可能弄巧成拙。我们在面临生活中的告别时，应该尽量摆脱“俗”的层次，举的起放得下，追求“勇”的层次，处处表现出乐观、大度。而如果遇到了恰当的时机，能够适时的“奇”上一把，那就更加妙不可言了。
全书后记
我是喜欢后记的，只有在后记里，作者才可以和他亲爱的读者直接对话。而不用象前言那样故弄玄虚，也不用象正文那样一本正经。所以我读书有个习惯，读着读着又翻到后记来看一看，想一想写下这些内容的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才能越读越亲切，越读越舒服。后记，在我看来，有点象现在拍电影流行的在全片结束以后播的一些“拍摄花絮”，让读者不仅可以看到这本书“在这里”，还可以知道它是怎么写出来的。不把后记写好，这本书对作者来说是完整的，但对读者来说却是不完整的。
写书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戴高乐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自己成为第五共和国总统后在爱丽舍宫度过的第一个夜晚的心情：“当耳闻一扇扇宫门在身后关闭，我感到自己似乎被囚禁在深宫之中，成为自己职务的奴隶。”当我决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就成了这本书的奴隶，任凭它冷酷无情的剥夺我一天中绝大部分时间。我给自己规定的写作量是每天2500字至3000字。这本书的写作时间，除了后记外，准确的说是从04年5月27日到9月21日，中间扣除我随龙门书局到全国各地做“龙腾中国”高考状元全国巡回演讲的7月13日到8月15日的33天，以及我回家在来回的火车上耽搁的三天外，总共花去了78天，共计写了200，572字（9月21日22：15的统计结果），平均每天2564字，基本完成了给自己规定的最低的写作量。但即使是这个最低的任务量，也是以极大的精神痛苦为代价来完成的。我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上面，走路、坐车的时间都在整理思路，连觉也睡不好。没有写作思路的时刻是最痛苦的，有的时候从早上七点起床，到深夜十点，除了吃饭，都坐在电脑旁，一个字也敲不出来，勉强写一些，自己看着都伤心，又辟里扑鲁一阵全删了。当时的感觉就是：完了，全完了，这本书完不成了，前面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有时候愤慨得给朋友发短信：“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要从楼上跳下去！”刚开始还把大家唬得一惊一诈的，后来发得多了就没人管我死活了。在随龙门书局到全国演讲期间，则带了一大堆书，每天上午演讲，下午坐车前往另一个演讲地点，住进宾馆以后，就立即拿出书来看。实事求是的说，我觉得我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如果时间放宽一些，也许可能写得更好。《戴高乐：被遗忘的民族英雄》是我自以为写得最好的一篇，而这篇正好就是我在外出演讲之前开始构思，演讲完了之后八天完成的，中间一个月的看书和思考显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痛苦完全是我自找的，说起写这本书的缘由，纯属一时冲动。在写这本书以前，我几乎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开刊物上发表过文章--那些介绍学习方法和考试经验之类的文章除外。只是5月26号那天，我突然间受了点打击，具体什么事忘了，反正当时让我觉得自己真是没出息。我想，我大学四年还是干了不少事情的，但是没有哪一件真正出了成果。在学生会做到了学术部长，但是在改选学生会主席的时候，退出了；在辩论队做了一段时间，打了两轮，淘汰了；自己主编了一份校园刊物，发了四期，因为没钱，停刊了；发起资助贫困小学生的志愿行动，乏人问津，中止了；还在一家公司去做项目主管，最后项目投标，失败了（尽管这不是我的原因）；跟几个朋友合资做点事情，亏本了……还搞了很多名堂，但结局都差不多--中道崩俎。想来想去，就决定写书。因为书能不能写完完全是个人毅力问题，基本不受外界干扰，当然写好写坏、写完之后有没有出版社愿意出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在写之前我就对自己说，不管写作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比如给别人看，全都大摇其头，甚至看睡着了，成了王尔德所说的：“thebestplaytosleepthrough（从头睡到尾的最佳剧本）”，也一概不理，坚决把它写完再说。
正是在这种心态下，开始了漫漫写书路。
写的时候很多点子是现成的，因为本书中这些人物的传记我都早就看过，但是中间涉及很多细节问题，就不可能靠记忆，而必须查找大量的资料，这也是非常辛苦的。比如写林肯的那一篇，上来现描写了一段弗吉尼亚的风景，当时桌子上摆满了林肯的传记、演讲书信文集、美国历史等等等等，但是死活找不到弗吉尼亚地理情况的资料。我的研究生专业是区域经济学，考研的时候一股脑把美国51个州的名字、地理位置、经济情况背了一遍，自认为对美国地理还是了解的，但要细到弗吉尼亚有几条河流，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发源，在哪里入海，就完全不知道了。没办法，只好步行到图书馆去查找，找了很久，从地理类到经济类再到历史类，最后居然在政治类发现了一本《美国志》，上面有我需要的内容，如获至宝，连忙借了回家。这样，为了写林肯传记那开头对弗吉尼亚风景几十个字的描写，就花去了我整整半天时间。
当然，有时候做一下这种“寻章摘句老雕虫”还是蛮有意思的，常常能从中获得一种成就感。比如关于拿破仑得知关于阿布基尔海战的时间，路德维希的《拿破仑传》中说道：“一天，从沙漠中骑马归来，进入马尔蒙的帐篷，他发现所有的助手和同僚们都异常紧张惊慌……前一天，在尼罗河口阿布基尔的海战中……”，阿布基尔海战发生在8月1日晚上，结束于8月2日上午，据此推断，拿破仑在8月3号就得到了消息。于是我写上“1798年8月3日的傍晚”，但后来一想不对劲，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完全不可能。那么到底是那一天呢，我开始打算放弃，改为“1798年8月的一天”。这个时间点本来没什么重要意义，但这句话是我整篇文章的开头，我习惯在一开始就给读者一个准确的时间定位，所以总觉得没有弄清楚心理很不爽。于是继续查找，但似乎很少有传记作家在乎这样的小时间，他们总是行云流水一样的把所有的事件连接不断的叙述过去。后来，我终于在拿破仑《回忆录》上发现这么一句话：“信差由于必须和步兵护卫队一起走，所以在路上耽搁了十天。”这就比较符合实际了，如此推算拿破仑得到消息应该在11号左右，但是具体是哪一天呢，十天是确切的数字吗？不得而知。不过为了给读者一个更清晰的印象，我还是把那句话改成了“1798年8月11日”，但总是觉得不踏实。最后找来《拿破仑书信文件集》，把这段时间前后的拿破仑书信看了一番，果然有了一个新发现，他在致冈多姆的信中说：“这是从前天我收到你的报告以来唯一使我愉快的想法”，而这封信上所署日期是8月15日！这下就确定无疑了，拿破仑得到报告的时间是8月13日！简直太令我高兴了，尽管为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时间，我折腾了这么久才搞清楚，但是在得知确定的日子后，当时那种成功的喜悦是难以言寓的。而且我还“顺便”在这封信中发现了拿破仑鼓励冈多姆的话：“你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遭到劫难，是由于你注定有朝一日要为我们的海军和我们的朋友报仇！”这句话对于反映拿破仑在面对灾难时表现出来的坚强乐观的精神，以及用这种精神去感染他的军队是最生动、最直接的说明，所以我立即就把它在文章中加以引用，真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也算是“天道酬勤”吧。
看了上面的故事，读者千万不要把我当成严谨的历史学者，完全不是这样。历史故事的记叙，生动与精确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只能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太生动了，就成了“戏说乾隆”，没有意义；太精确了，就成了历史纪年表，没有意思。本书的历史脉络、重大事件都是清晰而准确的。但是细到人物的表情、语言、内心活动，就必须要做一些文学上的处理了。比如戴高乐和蓬皮杜在拉布瓦瑟里的对话，大部分都是戴高乐的原话，但并非都是在7月23日那天跟蓬皮杜说的，有一些是戴高乐的回忆录中的话、他和别人的对话或者他和蓬皮杜在别的时间别的地点的对话，如果这样精确的一个一个写出来，就太零碎了，所以作者就把所有的话都安排到那个场景让戴高乐一口气说完，显得清晰而完整，历史的真实性也并未遭到破坏。还有在引用大段的讲话的时候，往往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整篇引用，只要把关键的句子摘出来就可以了。很多人在做这种引用的时候都把中间略去的句子打上省略号，这种做法固然严谨，但是严重影响了读者看书的情绪，一篇看过去全是省略号，感觉跟《废都》似的“此处略去多少多少字”，看着非常痛苦。所以我在做这种引用的时候，反正读者也不知道省略号到底省略掉了什么，干脆连省略号也省略了，而且加上一些连接词，使得引文看起来象一篇完整的东西。有的人物说的话，在当时人们听来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但现在的读者可能完全不知道，或者说得比较隐讳，这种话一般我也会做一些处理。比如拿破仑对布里昂说他想返回法国，原话是：“我现在最渴望的是指挥军队在巴伐利亚低地和反法联军作战，打一场胜仗，一场大胜仗！一雪布伦海姆之耻”，如果我照抄不误，读者压根不知道布伦海姆是个什么东西，于是改成“我将洗刷路易十四1704年在那里蒙受的羞辱。”这样就清晰明了了。再比如林肯从东部演讲回来之后，米尔顿？海代表当地共和党人俱乐部向林肯致词，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当1854年国家各委员会里挑起了地方性的争吵和争论的时候”，这句话当时每一个美国人都知道它代表什么，但现在的中国人就不太可能理解了，于是改成“当1854年某些政客提出可耻的《坎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时候”。这些改动对于历史本身没有任何损害，却可以让读者心情舒畅的把文章一口气读完，何乐而不为？这种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全书没有一处注释，所有的历史背景、知识，要么在每篇前面的“背景”中交代清楚，要么通过人物回忆、对话等方式说明，这样做是为了不破坏文章的完整性，读者阅读起来思路通畅，不要被冷不丁冒出来的一个“①”“②”弄得晕头转向。
如果非要说本书的写作有什么崇高的目的的话，就主要体现在个别文章的背景和后记中，希望大家能够从中了解一些西方民主宪政的基本知识，算是拓展拓展知识面吧。我本科学的法学，因为老想转投经济的缘故，学的不甚了了，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说我学过法学。没想到真的成了经济学研究生，为了写书，又要把什么比较宪法、行政法、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从故纸堆里翻出来买弄买弄。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话：“他对我们喜欢说洋话，使我不知所云，然而看见洋人却说中国话。这记忆忽然给我一种启示，我就想在《文学周刊》上论打拳；至于诗呢？留待将来遇见拳师的时候再讲。”所以有关政治法律的部分如果比较深奥，实在看不懂就不要勉强，未必是什么好东西，说不定是我自己也没搞清楚拿来唬弄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