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命运——政治领袖们夺取权力
开篇辞：最高命运--惊险的一跃
一
“每个人只有一个命运。”这是《教父》中冷酷无情的考利昂老头子的名言，简洁而又耐人寻味。
美国诗人弗洛伊德曾经写过一篇《林中路》，仿佛是在为这句话做精彩的注脚：诗人把人生比作在树林中走路，有无数的岔路口，任你选择，但你永远只能选择其中一个。沿着你选择的岔路口走下去，你又会遇到无数的岔路口……当你做出了无数选择--错误的，走到路的尽头回头再看，所有的岔路口都不见了，你会发现，其实你只走了一条路--那就是你来时的路，那就是你那唯一的命运。
“对于这仅有的一个命运，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呢？”保尔？柯察津的回答也许只适用于他的时代，但这个问题本身，却早已永恒。
弱者的命运由别人把握，强者的命运由自己把握。
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由领袖把握。
1953年，当政近三十年的“钢铁巨人”斯大林向死神屈服了，1813年，拿破仑在滑铁卢遭遇了他生平最惨重的失败，2000年，叶利钦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夜晚发表了他的辞职演说，1969年，戴高乐在全民投票中失败，黯然下台……这些和历史巨人道别的时刻，总是令人感慨。很多次，当一个民族的伟大领袖离开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观察家都会想到这样一句话：
“一个时代结束了。”
是的，一个时代结束了。领袖人物是他所在的时代灵魂，因此，他的离开，就是一个时代的谢幕。他的命运，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命运，是“最高命运”。
而要让个人命运上升为最高命运，就必须得到一样东西。
最高权力。
二
最高权力的游戏，如此残酷，又如此美丽。
在人类的所有欲望中，没有那一种欲望，比对权力的渴望，尤其是对最高权力的渴望，更为强烈；没有哪一种诱惑，比权力的诱惑，尤其是最高权力的诱惑，更能扭曲人性；没有哪一种斗争，比权力斗争，尤其是最高权力的斗争，更能带来这么多令人不寒而栗的阴谋、背叛、疯狂和屠杀。但同样，也没有那一条道路，比夺取最高权力的道路，更能产生这么多令人心驰神往的传奇、辉煌、成就和雄心。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这场游戏的参与者，是国家总理、政党领袖、地方诸侯、三军统帅……，都是一个国家里那些具有最好的运气、胆略和智谋的人物。在一般人看来，他们已经功成名就，地位显赫，但如果他们就此停步，那就只能和历史上数不清的总理、党魁、诸侯一样，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模糊。当我们翻开史书，偶尔也能见到他们的名字，知道他们曾经说过的一两句话、做过的一两件事--但也仅此而已，时代的主题并不由他们书写，历史的命运也并不由他们把握，他们只是跟班、随从和配角。
当拿破仑征服意大利返回巴黎的时候，老同学布里昂恭维他说：“波那巴，你已经名闻遐迩、震烁古今了。”这位后来的欧洲征服者轻蔑地一笑，坚定的说：“不，布里昂！如果我今天死去，10个世纪以后，关于我的记载，在世界史上都不会占到半页的篇幅！”
列夫？托尔斯泰这样评价林肯：“他的地位，相当于音乐中的贝多芬，诗歌中的但丁，绘画中的拉斐尔和人生哲学中的基督。但如果他不当总统，他的伟大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
马基亚维利曾经说过：领袖人物是自然数，人民群众只是零。他们只有添在领袖人数后面才具有意义。
崇高的地位和历史的变迁，为这样一批人提供了从零到自然数的飞跃的机会。这是无比惊险的一跃。一个人数十年的磨炼，一个国家数百年来的机遇，一个在人类数千年历史中注定要写下的篇章，突然之间，就在那一刻全部汇聚、冲突、爆发，然后决定。人类所能拥有的所有力量：野心与奉献、知识与智慧、激辩与沉默、妥协与暴力、坚强与忍耐、果断与沉着……都在那一刻得到了尽情的展现。有的人赢了，他从此属于千秋万代；有的人输了，他从此泯然于芸芸众生。
0，还是1？这就是本书要讲述的一个个改变命运的瞬间。
三
当然，并非所有的失败者都应该被轻视，被否定。“小巨人”道格拉斯输给了林肯，但他仍参加了林肯的就职典礼，向自己的对手表示祝贺。他发现总统在演讲时找不到放帽子的地方，就主动接过来为其保管，并笑着对他的老朋友、现任总统夫人玛丽？托德说道：“尽管我没能成为总统，但我至少得到了总统的帽子。”这种失败者的气度让他同样成为一个英雄。当联邦被分裂时，他坚定的支持林肯为保卫联邦而战。1863年，他在为拯救联邦的四处奔波中因为劳累过度而去世，临终前还在病床上说：“请电告总统，让军队勇往直前！”--和他比起来，很多胜利者也显得渺小。他只是一个不幸和林肯生于同一时代的伟大人物。
同样，也并非所有的胜利都值得庆祝。传记作家很恰如其分地给自己最主要的作品起名为《斯大林：胜利的悲剧》，因为在他看来，斯大林个人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全体苏联人民的悲剧。而历史上，这样的悲剧太多太多。
如果胜利和失败都不是绝对的，那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以前读人物传记，功利性很强，总希望能找出一些领袖成功的“规律”，自己时时仿效。比如毛泽东常年洗冷水浴，我在初、高中的时候确实坚持了三年，但后来看到东北的许多老人冬天在结冰的河里游泳，比洗冷水浴酷多了，也没见他们成为国家领袖，于是也就兴趣索然了。还有一次在报上看见克林顿每天五点起床晨跑五公里，自己也早起围着人大校园跑五圈，但奇怪为什么人家越跑越精神，我跑完以后往床上一趟就睡着，反而把上午的课程耽误了不少。正在纳闷，看见斯诺介绍毛泽东每天工作到凌晨三、四点，白天睡大觉，于是就心安理得的继续当我的夜猫子。后来又在拿破仑的传记里发现他作息毫无规律，有工作的时候工作，一旦工作有空闲便可以马上睡着，试着练习了一下，最后终于承认自己确实没这方面的天赋。后来不知听谁介绍说达芬奇的睡觉方式更奇特，工作四十五分中，然后睡十五分钟，这样可以晚上不睡觉。我还真的尝试了一天，拿电子表做精确到秒的定时，发现十五分钟的时间根本睡不着，到了凌晨两点的那个十五分钟总算睡着了，但这一睡着就连电子闹铃也叫不醒了，直到天亮才起床。
从此以后，我就对单纯的“模仿”失去了兴趣。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看过一本政治人物传记。直到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闲的无聊，在图书馆里漫无目的地瞎逛，东翻翻西翻翻，但每本书不会超过五分钟--这有点象女孩子们用逛商场来打发时间而又不打算买任何东西一样。当时我在生活上遇到了一些麻烦，心情遭透了，觉得什么书都看不进去，甚至连看笑话都看得想哭，但当我无意识的拿起叶利钦的回忆录《午夜日记》随便看了两页之后，这种沮丧的感觉竟然完全消失了。《午夜日记》写的是叶利钦第二个总统任期所做的一些工作，与我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毫无关系，但是，我却觉得在这本书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和戈尔巴乔夫那种唠唠叨叨、没完没了的自恋式回忆录不同，叶利钦以一种简洁明快的方式记述了自己的经历，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这种简洁的文风透露的是一个对自己、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的政治家的风格。他在前言中说：“我记叙了我个人这几年的一些经历，也就是俄国的历史”。他很少为自己做过的事辩解，不是因为谦虚，而是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无须解释，所以把绝大多数文字用来叙事而不是阐明自己的看法。即使在记叙自己遭遇各种困难的时候--竞选的压力、舆论的攻击、心脏病手术，也是平静的缓缓道来。没有夸张、没有文学修辞、没有故弄玄虚、没有大惊小怪……什么都没有，只有自信、平静和真实。这种风格让我在它面前感到渺小，也让我体会到了一种境界，不是一种政治上的境界，而是一种人格的境界。孔子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也许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吧。我读完这本书，我感觉是在和叶利钦进行了一番对话，他用他的精神和意志征服了我。我想，尽管我绝不会认为我遇到的麻烦微不足道，但至少可以象一个大人物一样坦荡地去接受这一切吧。当我走出图书馆的时候，心情已经轻松了很多。
我觉得我应该感谢叶利钦。他不仅帮我改善了心情，也给了我对阅读人物传记更高层面的认识：读领袖人物的传记，不应该是对行为的模仿，那太肤浅、太幼稚了。它更应该是一种心灵的对话，意志的碰撞。因为领袖们所处的时代、国家的特殊性，使我们无法模仿他的具体行动，无法重现他曾立下的功绩，但他们在其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和个性魅力却能够穿越时空，潜入心灵，永不湮没。领袖的命运，是一段最鲜活的历史，可以让我们比枯燥的历史教科书更能直接感受到来自那个时代的“人”的气息；领袖的故事，是一段最真实的传奇，可以让我们比阅读武侠小说更能感受到来自现实世界的英雄气概，激起我们的雄心；领袖的意志，是一种最强大和最持久的精神力量，曾经统摄过千百万的意志，我们分享了这种力量，也将变得强大。尼采曾说：“当你望向无尽的深渊的时候，无尽的深渊也在回望阁下。”已经死亡的精神、意志和个性的力量在书本上残留，一旦这些文字被一个人所阅读，它们就在读者的思想中复活。当所有的帝国已成往事，惟有英雄们的形象永远生动。真的英雄可能会失败，但不能被征服；注定会离开，但绝不会死去--他会在传颂他的故事的人们中间一次次重生。
李世民：天下英雄莫能当
背景
公元604年，太子杨广杀死自己的父亲隋文帝杨坚，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改元大业。
杨广是中国历史上最“能干”的亡国之君。他老爹杨坚是历史上少有的明君，其文才武略，恐怕只有后世的唐太宗李世民与清圣祖康熙能与之相比。行均田令，颁《开皇律》，精简机构，发展商业，兴科举，设三省，天下大治。其时经过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以来连续三百余年的混战，民心思定，文臣武将无不尽心竭力地为帝国服务，大家都以为又一个盛世已经来临。即使出现一个中等暴君，以隋初国力之强盛，也可以承受得住。但杨广着实出手不凡，远征高丽、营造东都、开拓运河、巡游江南……如此种种惊人之举，每一样都动用人力数百万，登基七年就激起民变无数，只用了十五年就把杨隋帝国成功葬送。
隋末，天下大乱。镇守太原的唐公李渊兵多将广，素有问鼎天下之志。公元617年，李渊趁杨广巡游江南、群雄并起之际，起兵造反，夺取首都长安，立杨广的孙子杨侑为帝，尊杨广为太上皇。619年，乘龙舟南巡的杨广于江都（今扬州）在一次兵变中被杀，李渊于是废杨侑自立，改国号为唐，封长子建成为太子，二子世民为秦王，三子元吉为齐王。而在洛阳，东都留守官王世充等人拥立杨广的另一个孙子杨侗为帝，延续杨隋一脉，大权尽数落入王世充手中。此外，尚有山西刘武周、河北窦建德、山东李密、领导江都兵变的宇文化及等多股势力虎视天下。
一天下英雄莫能当--唐宋虎牢关之战
（一）王世充
街头小混混出身。据说他小时候就得到了跟曹操一样的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从他当权后扫荡群雄的威风来看，其军事才能不在曹操之下。他升官很快，炀帝南巡时，被委之以留守洛阳的重任。江都兵变后，王世充联合元成都拥杨侗为帝，随后发动兵变，杀元成都，威逼隋主封自己为右仆射，总领内外兵事，也颇有点曹公当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味道。可惜当时隋立国不到50年，跟立国四百余年的汉朝相比，“'天'子姓杨，'天'自然姓杨”的正统观念没有深入人心，其威力也就大打折扣。
兵变以后，王世充为了摆脱洛阳无粮可食、无险可守的窘境，决心夺取洛口仓和虎牢关两大战略要地。他看到唐军的主力正在西北和李轨交战，无暇东顾，于是作了一次军事冒险。顷尽十万大军向东攻击洛口，而把洛阳完全暴露给自己西侧的李渊。
李密闻讯，立即下令王伯当镇守金墉关，自己亲率大军迎敌。部将裴仁基向李密建议：“王世充悉众前来，东都必然空虚。不妨分兵死守，不与他正面交锋，另遣精兵三万，绕道河西，径袭东都。王世充必然回去救援，到时前后夹攻，可以轻取洛阳。”李密深以为然，但手下的单雄信、陈智略、樊文超等人，主张速战速决，把他犹豫不决的老毛病又逗发了。因为在这以前，他和王世充曾经打过几场硬仗，都是打赢了的。这一次，又有什么理由会输呢？
他最终决定和王世充正面交锋。
李密忘了，他对王世充的胜利都是在洛阳兵变以前取得的。世界上这样一种人，在为别人服务的时候碌碌无为，一旦自己成为领袖，却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和智慧。汉高祖刘邦、魏武帝曹操皆属此类，他们是天生的领袖。
王世充也是这样的人。
王世充对战争作了充分的准备，深夜遣轻骑潜入北山隐藏起来，又命兵士皆秣马蓐食，天一亮就发动突击。李密仓猝列阵，勉强招架，突然数百骑兵从山上猛冲而下，竟将密军冲作数截。王世充又把准备好的一个极象李密的人，两手反绑，牵过阵前，佯呼道：“李密已擒住了！”军士大呼万岁。李密军本来就被骑兵冲得乱七八糟，怎禁得这番哗乱，不由得误认为真，顿时大溃。
王世充一鼓作气，取洛口、夺金墉、下虎牢，把李密赶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得投奔李渊去了。一路上，他又收降了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单雄信等隋唐名将。随后班师回洛--他的军事冒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随即，王世充又趁唐军主力在山西与刘武周决战之际，联合窦建德西征李渊。唐军节节败退，函谷以东、黄河以南的土地几乎全部丧失，只得退守函谷关。此外，还收降了朱璨等小股势力。其时李轨、刘武周被李世民所灭，宇文化及为窦建德诛杀，而王世充东据洛阳，西占徐州，南达襄阳，北抵黄河，终于实现了自己跟曹操一样，挟天子、据中原，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王霸理想。
不过，王世充的军事才能不稍逊曹操，政治才能却差得很远。他非常相信巫术，每次征战前都要请巫师来占卜，把卦象看得比手下谋臣的建议更重要。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他又命人捕了一些小鸟，在脖子上挂上小锦囊，里面放着各种令符，无非是王世充奉天承运一统天下之类的鬼话。然后就有农夫山人捕了鸟儿，前来进献，王世充大喜，一一封赏。这种把戏，用来欺骗群氓村夫可以，在洛阳这样的天子之都，只能招来文臣武将的蔑视。有一天，程咬金对秦叔宝说：“王世充器量浅狭，好作妄语，喜欢装神弄鬼，岂能做扫平乱世、一统天下的明主？我看我们还是早早另谋出路的好。”这个见解是明智的，秦叔宝立即表示赞成。当时王世充正和唐军交战，万万没想到，就在战场上，秦叔宝和程咬金双双请战，待等他们骑马出营以后，下马跪拜：“蒙公厚待，极思报效，只因公猜忌信谗，我等如若久留，恐怕有祸，因此告辞。”头也不会，直奔唐营去了。在两军交战之际，手下大将公然投奔打了败仗的一方，尚属罕见。王世充气得仗也不打了，班师回朝，却去找那个倒霉的皇帝杨侗算帐。在他看来，秦叔宝等人的跪拜之辞无非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嫌自己官不如李渊大，没有帝王气魄，难成大业。于是一回洛阳就把杨侗毒死，自己当起皇帝来，改国号为郑。
皇帝瘾还没有过足，战报传来，李世民率领的唐军主力已经消灭了刘武周，现在挥师南下，兵出函谷关，旌麾直指洛阳。
（二）李世民
李世民是那种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军事天才。从十九岁起（现在高中毕业生的年龄）就统帅数万大军南征北战，攻无不胜，战无不克。只是由于后来当了皇帝，治国才能过于突出，后人往往津津乐道于“贞观之治”，而忘了他的赫赫武功。所以在《说唐》这样的民间话本中，他被描写成知人善任，但武功平平的儒将形象，时时需要手下武将的保护，这才有了程咬金月下赶秦王，秦叔宝抱病战尉迟，单雄信割袍断义，尉迟恭御苑护主等脍炙人口的段子。实际上，李世民不仅善于指挥军队，自己也是一员“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猛将。北征刘武周时，他只带了一名甲士到战场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去观看敌军营寨，不料被数百敌军包围。他骑马便跑，却被对方骑兵紧追不舍，杀了甲士。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李世民突然勒马转身，大喝一声冲了过来，在众人惊愕之际，拉弓便射，领头的武将措手不及，应弦落马，又刷、刷、刷几箭射倒数人。兵众见头领被杀，秦王勇不可当，不敢再追，慌忙退去。其勇猛可见一斑。
看李世民打仗，既欣赏他的智谋，更惊叹于他的勇猛。他不仅是卓越的军事指挥家，也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常常在战场上做出一些惊人之举。在和刘武周的大将宋金刚交战时，手下武将纷纷主张速战，他冷静的分析道：“宋金刚孤军深入，粮草不足，然兵精将猛，锐不可当，速战速决对其有利。我军应当闭营养锐，耗其锋芒，待其粮尽，自当遁走，到时我军趁机追击，可保全胜。”在耐心等待了三个月之后，宋金刚果然撤退，李世民立即倾巢出击，一昼夜行二百余里，战数十合，大败宋金刚，其手下猛将尉迟敬德降唐。追击到高壁岭时，由于推进速度过快，辎重和粮草都已经被甩下很远。谋士刘宏基拉住李世民的马苦苦劝谏道：“大王破贼，逐北至此，功已足矣。如此追击不已，不爱身乎？且士卒饥疲，宜在此稍歇，待兵粮毕集，然后再追，为时不晚。”李世民并不下马，正色答道：“宋金刚计穷溃走，军心沮丧，正当一举歼灭。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若有片刻滞留，使之稍有喘息，不可复攻矣。吾竭忠殉国，岂顾身乎！”于是率领数千精锐骑兵继续猛追，把主力部队完全甩在后面。连续两天不吃饭，三天不卸甲，狂奔数百里，终于在今天山西中部的介休捕捉到宋金刚的主力，一日之内连续突破宋金刚八道防线，杀敌上万。第二天又击破第九道防线，杀敌三千。宋金刚一辈子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人，杀得他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当他准备组织第十道防线的时候，士气完全崩溃，部下拒绝听命，四散逃跑。宋金刚与百余骑兵逃往突厥，后被突厥抓住腰斩。
当李世民战胜宋金刚，来到被刘武周围困以久的孤城张难堡时，守将樊伯通、张德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探子刚刚回来报告刘武周已把唐军赶出了山西，他二人已经准备以死尽忠，没想到第二天秦王就亲率大军兵临山西中部的张难堡，简直是神兵天降。樊、张二人高兴得竟然忘了君臣之礼，象小孩子一样又哭又叫，李世民已经累得连话也不想说，只看着他们表演。直到左右告诉二人秦王已经两天没有进食了，他们才如梦初醒，连忙请罪，伺服秦王进食、洗浴、休息。
收复山西以后，李世民又马不停蹄，挥师南下，准备一举消灭王世充。
二月初，唐军步兵、骑兵共五万，已兵临洛阳城下，郑军出城迎击，双方在位于洛阳城西北面的青城宫展开了一场大决战。王世充采用了他消灭李密的突袭战术，待唐军刚刚抵达青城宫、立足未稳，就发起猛攻。不过这一次他的对手显然比李密高明许多，李世民尚未扎营，就已经先把防线布置好了。王世充突袭未果，双方展开正面交锋。李世民为了打破僵持不下的局面，亲率数十骑兵从侧翼冲入敌阵，希望能打乱敌人阵脚。这种战术曾在对西北薛仁杲时发挥过奇效。不过王世充的军事才能非薛仁杲可比，况且他自己就用这招来对付过李密，岂能吃这个亏？李世民奇袭不成，反而使自己身陷险境。随自己征战多年的爱马“飒露紫”被流箭射死，敌军见秦王落马，一轰而上，准备生擒。他的副将丘行恭赶紧拍马来救，射死离秦王最近的几人，把坐骑让给秦王，自己持长刀步战。好不容易才冲出重围。这样，双方的计谋都未能得逞，只能硬碰硬。现比比拼的不是战术，而是在比谁平时治军得力，在持续的混战中，阵形能否保持良好，兵士能否不惜死战。
李世民遭遇到了他身平最险恶的一场战斗。唐军四次把郑军冲散，但王世充硬是率领众将四次把队伍迅速整合，迎头再战。李世民也不得不佩服这个对手，他深知王世充手下的军队有一半是收降李密的农民起义军，整合军队的时间不到一年，竟能经得住自己久经战阵的正规军的反复冲杀，实在不易。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郑军才开始渐现疲态，无法抵抗唐军的冲击。王世充只得下令退守洛阳，李世民本待敌军退却，立即象他在西北扫荡薛仁杲一样，趁势攻入洛阳。但郑军虽然败退，阵脚不乱，无懈可击。洛阳为隋朝东都，城墙坚固，防御严密，李世民强攻不下，于是将洛阳团团围住，再派兵清扫了洛阳外围据点。
洛阳被围几个月以后，跟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围城一样，粮源断绝，饥荒蔓延，家家皆有饿死之人，路边尽是倒毙之尸，先吃死人，后吃活人，甚至易子而食，可怜帝王之都，竟成了饿殍鬼城--这样的人间惨象，在中国历次改朝换代的混战中，到底上演过多少次，不知可有人统计过？也许，已经多的无法统计。我们赞叹李世民的赫赫战功，但有些东西，也实在无法回避。
围城八个月，洛阳城中三万户人家已经降至三千户--真正的十室九空。王世充仍然在顽强的抵抗着，这大大出乎李世民的意料，也更加膺服王世充之能。已经饿殍遍地，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出城投降，没有出现人民暴动，这样的人才不论治国治军，都是一流的。唐军现在也疲惫不堪，人心厌战，不断发生军士甚至大将逃亡之事，以李世民的统帅才能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见情况之严重。李世民不得已颁下强硬军令：“敢言班师者斩！”以稳定军心。
当世两大高手对决，颇象《神雕侠侣》中洪七公和欧阳锋在华山雪地比武，先使用各种武功招数，谁都无法取胜，于是比拼内力--王世充稍逊一筹。现在，双方都耗尽真气、形同废人，一个武功平平的杨过就能把他们轻松搞定。
就在这时，夏王窦建德的十万大军到了。
他是来帮王世充的。
（三）窦建德
窦建德是农民起义出生，又跟李世民的母亲窦氏沾亲带故，论辈分还是李世民的母舅。自己在河北打出一片江山以后，竟自比夏禹，改国号为夏。这个乱世英雄以仁爱宽厚闻名天下，这在农民起义领袖中是极为少见的。称王以后，他吃穿都非常简单，妻子曹氏也不穿着华贵的衣服，婢妾不过十余人。每打胜仗，所得敌方资财总是尽数分给部下，自己分毫不取。他治理的地方人民负担较轻，所以深得民心。唐统一以后，山东、河北一带的百姓还在悄悄修建纪念窦建德的“夏王祠”，可见其影响之深。
以军事才能而论，窦建德显然不及李世民和王世充。他属于那种有点军事天才，但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统帅，所以打起仗来不是大胜就是大败。不过这种本事在农民起义军首领中间已经算得上出类拔萃，加上他待人宽厚，民心归附，所以在李世民平定西北，王世充巩固洛阳的时候，窦建德也能在河北、山东扫灭群雄。他大破隋将军薛世雄，杀伪魏帝魏身儿，夺取冀、易、定等州，后来又消灭了被李密击溃的宇文化及势力，联合王世充，夺取了李密献给李渊的山东部分地区。
李世民兵出函谷以后，王世充曾经请窦建德出兵相助，那时窦建德正在忙着扫荡虎牢关外最后剩余的孟海公和徐元朗两股的小势力，所以没能帮得上忙。不过他还是给予了王世充精神上的支持，还修书一封给李世民，请他把被原本就属于唐，后来被王世充占领，现在又被李世民夺回来的土地奉还给王世充。李世民看完信不禁失笑，觉得有点无聊，就把使者扣下，连信也懒得回。
实际上，窦建德拒绝出兵不仅是因为抽不开身。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窦建德当然明白。战争一开始就出兵，和士气正盛的唐军交战，不论胜负，必然损失惨重，就算赢了，也不见得能从王世充那里得到多少好处。所以不妨先坐山观虎斗，等到洛阳的人都快饿死完了，唐军锐气尽失、疲惫不堪之际，已经扫平徐、孟，没有了无后顾之忧的窦大侠再出来主持公道，自然是再好不过。窦建德的算盘是在唐军最弱的时候逼迫其和自己进行一场战略决战，一举歼灭唐军主力，顺便吞并已经奄奄一息的王世充，一石二鸟，趁势一统天下。
这个战略是正确的，也是任何高明的战略家处在窦建德的角度所能做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局势的发展不仅完全符合窦建德的预料，而且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北方的突厥趁机南下，蚕食李唐的地盘，使得围洛唐军不可能得到任何支援。从士气上看，窦建德新破孟海公，气势正盛。从实力来看，自古以来河北多好汉，'天下精兵尽在赵代'，夏军的战斗力当强于王世充的洛阳军，看后来刘黑闼的战斗力就可以知道了。事实上夏军和李唐曾多次交手，都是胜多负少，当然，没有和李世民指挥的唐军最精锐的主力交过手，但也不失为一方雄师，并不是没见过世面，没打过硬仗的。从河北赶到虎牢，夏军推进极快，唐军牵制夏军的主力根本没有进行任何像样的抵抗便被击溃。对于洛阳攻坚战中疲惫不堪的三万多唐军来说，窦建德十万大军的到来的确让人震怖。
（四）虎牢关
窦建德出兵的消息传到唐营，李世民立即在青城宫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会上，包括屈突通等名将在内的大多数唐军将领认为王世充凭守坚城，难以猝拔，窦建德席胜而来，锋锐气盛；唐军腹背受敌，主张暂先退保新安以避敌锋。唯有郭孝恪、记室薛收提出了不同意见：
“王世充部下都是江淮精锐，能征善战，只因缺了粮饷，所以困守孤城，坐以待毙。若夏军与之会合，输粮相济，其势益强，则统一大业，遥遥无期。今王世充将败，窦建德又来，看来是天命要让二人双双败亡于此。机不可失，今请分兵继续困住洛阳，大王亲率骁锐，先据虎牢，以逸待劳，定可破灭建德，建德既破，洛阳自克，不出旬月，两贼俱缚。”
这一段话说得掷地有声。其实李世民围洛打援之计已决，召开会议听取大家意见，只是等待一个人说出来罢了，也可以观察一下诸将的反应。所以薛收一说，他马上表示了赞成。屈突通等人又出来反对，李世民既然已经表明态度，也就不等薛收等人开口，自己做了解释：
“王世充兵疲粮尽，上下离心，不必强攻，可以坐克。窦建德新破孟海公，士气虽高，但骄傲疲惫。我军据守虎牢，易守难攻。窦建德若冒险争锋，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战，再过数月，我军攻陷洛阳，然后合兵一处，可以轻取建德。若不如此，待夏军入虎牢，两贼并力，其势必强，害莫大焉。吾计决矣！”
屈突通等人还想再争论，李世民不许。
随后，李世民立即令李元吉、屈突通等将继续围攻洛阳；自己则率精兵3500人抢占虎牢关。
也就是说，他要用这3500人面对窦建德的十万大军。
这也许是人类战争史上兵力最为悬殊的战略决战。
三月二十四日，王世充登上城楼，看见烟尘滚滚，一溜兵马向东而去，他知道这是唐军去迎战窦建德了。他也猜到，李世民必然选择在虎牢关迎击夏军。
虎牢关的战事将会如何呢？自己的命运，已经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听天由命般的等待，对王世充这样的枭雄来讲，是不可忍受的。不过当他得知李世民只带了3500人前往虎牢关时，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3500人是守不住虎牢关的。
王世充觉得自己已经安全了。
由于夏军推进速度极快，李世民不吃饭、不睡觉、不下马，日夜兼程，经河阳、过巩县，二十五日下午到达虎牢时，窦建德已经离虎牢关不足三十里了--好险，如果夏军占领虎牢关，从虎牢到洛阳无险可守，唐军就只能从洛阳撤军了。
为了遏制夏军高速推进的势头，李世民二十五日下午到，第二天上午就带着五百骑兵直奔虎牢关以东的夏军大营挑衅。一路上令秦叔宝、程咬金等人布下埋伏。自己和尉迟敬德一起，带着四个骑兵继续前进，在距离夏军大营不足三里的地方，遇到了一队巡逻的骑兵。这几个骑兵见他盔甲金光闪闪，看来身份极高，自然想不到是秦王，却又实在不知本军中还有这样年轻的高级将领。正在纳闷，李世民大吼一声：“我乃秦王也！”说罢，一箭过去，射落领头将官。
那几个巡逻兵慌忙逃回营中报信，“秦王”二字果然魅力不凡，不一会儿便从夏军大营里杀出骑兵五六千人。跟随李世民的四人大惊失色，李世民说道：“你们先走，我和敬德殿后。”于是刷、刷两箭，射倒了冲在前面的两人，众人惊恐，怕有埋伏，不敢追赶，又见李世民走得不紧不慢，实在舍不得，于是再追。如此反复，李世民射死五、六人，尉迟敬德用大刀砍死十多人。就这样，追兵在犹犹豫豫间被引进了埋伏圈，秦叔宝、程咬金率领伏兵从侧翼奋力冲杀，大破敌军，斩首三百余，活捉夏军大将殷秋、石瓒。
这一战，成果辉煌，却也可以看出李世民的处境困难。当时自己顶住压力出兵虎牢，如若不胜，局面将会相当被动。其时士卒疲惫，几乎无人相信区区数千兵马能够力敌窦建德十万大军。加上年轻好胜，李世民肩上的压力之重可想而知，所以只能使出这不要命的招数，孤身诱敌，期望以传奇般的胜利来鼓舞军心。幸好没出什么意外，要是又被射中坐骑什么的，不但成不了英雄，还要落个千秋笑柄。当然，他被几千人追赶，还能回马放箭，且箭无虚发，其箭术之精、胆略之高，远非寻常将领能比，靠的也不仅仅是运气。
随后，李世民又修书一封给窦建德，其语气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河北、山东，一直就为我所有，却被阁下所夺，还将我皇姑皇妹虏走。但看在你已经恭恭敬敬的把她们送回来的份上，也就不跟你计较了。王世充曾和阁下联合与我大唐为敌，后来又跟你翻脸争地，可见其反复无常。现在洛阳危在旦夕，又用一些花言巧语来向你求助。可笑阁下竟然真的兴师动众，耗费千金之资、粮草无数，来救这样的卑鄙小人，是不是有点不太明智？我今天本来想亲自到阁下大营说明情况，却不料您竟用几千铁骑欢迎我，有失待客之道。更没想到，贵军竟然一触即溃，真是令人遗憾之至。依我之见，凭阁下这点实力，还是趁早带兵回家，方为上策，不然到时候身死他乡、魂归故里，怕是要追悔莫及了。”
这封信的目的，看似激将，实则疑将。李世民素知窦建德为人宽厚，冷静有余而果断不足。这种一看就是想激怒对方的语气，反而让窦建德狐疑不定，迟迟不敢进兵，为唐军赢得了宝贵的休息时间。
就这样，唐夏两军在虎牢关对峙了足足一个月。一月之间，李世民变着方儿骚扰夏军，每次都是小胜而归。又派王君郭袭击夏军粮道，俘获大将张青特。眼看夏军士气渐衰，人心浮动，进又不敢，退又不甘，难以持久。
这时，谋士凌策向窦建德建议，北渡黄河，甩开唐军主力，进攻山西。
消息传到李世民耳朵里，大为震骇。唐军主力尽在洛阳，山西空虚，夏军必可势如破竹。占领山西，就可以直接威胁唐的根据地关中。到时候将不得不放弃洛阳，回师救援，若王世充率军追击，和窦建德南北夹攻，关中危矣。幸好王世充的说客苦苦哀求，说洛阳危在旦夕，等不到夏王您扫平山西的那一天了。说得窦建德十分犹豫。不过如果虎牢关再迟迟不下，说不定他会改变主意。
当然不能让他改变主意。
看来只能孤注一掷，主动寻求夏军决战了。
现在的任务不是用3500人守住虎牢关，而是要用3500人消灭十万夏军。
李世民也真敢想。
怎样才能引诱夏军拔营倾巢出战呢？正在这时，唐军情报人员送来了可靠的军事情报：窦建德计划趁唐军粮草不足，到黄河北岸牧草丰美之地放马，骑兵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进攻虎牢关。
这个情报来得太是时候了，李世民听罢大喜，立即定下牧马之计。
（五）“豆入牛口”
五月一日下午，李世民将战马千匹，尽数运到黄河北岸放牧。窦建德闻讯大喜，第二天天还没亮就拔寨起兵，到虎牢关外的牛口布阵，隔着一条汜水便可看见虎牢关。你想十万大军，何等壮观，营寨相接，绵延二十余里。从虎牢关上远远望去，便如黄河暴涨，大江横流，满山遍野，一直连到天边去了。众将领见夏军声势浩大，都不免有些害怕。唯独李世民说道：
“贼自起山东，未尝遇过强敌。逼城下寨，是有轻我之心。布阵时声音大而杂乱，显然缺乏纪律。我按甲不出，彼勇气自衰。时间一长，士气消退，我军蓄势而发，无不克者。我与诸将打赌，不过中午，必破之矣！”众人半信半疑。
窦建德见唐军不出，轻敌之心更甚，于是派了三百骑兵渡河挑衅。其时战马还未全部运回虎牢，李世民故意与他拖延时间，只派了两百骑兵手持长槊出战，时进时退，不分胜负。夏军将领王琬被搞得莫名其妙，正在疑惑，冷不防一人从右面持刀砍来，慌忙举枪一隔。不料对方使的是虚招，刀上没有用劲，长枪隔了个空，上半身整个亮了出来，两马相错，只听得一声：“过来吧！”还没看清是谁，已被人家长臂一伸，当胸抱了过去，再也挣不脱了。只见那敌将擒了自己，并不回阵，转了一圈，却来追自己的青骢马。奔驰之间，右手一捞，已牵住马缰，这才一手一个，回了唐营。
原来李世民在一旁掠阵，认出王琬骑的是隋炀帝的青骢宝马，十分喜爱，不由得大声赞叹起来。尉迟敬德在一旁听了，就要上前夺马。李世民连忙劝道：“岂可因一战马而丧一勇将。”好马不可与猛将相比，有爱才之心，但这个“丧”字，实在太不给面子。尉迟敬德哪里听得这样的话，不由分说，夺马而出。
夏军见尉迟敬德顷刻之间，擒将虏马，勇猛难当，正在害怕，突然迎面宇文士及率领三百骑兵冲杀过来，哪里抵抗得住，连渡水回营也来不及，于是向东奔逃，宇文士及穷追不止。
窦建德看见宇文士及三百孤军远离本阵，以为有机可乘，于是马上派出数千骑兵向东追击，却不知中了李世民之计。原来当时已近中午，战马全部运回，且饱餐了一顿鲜美的牧草，一个比一个精神。李世民远远望见夏军没有吃饭，饥渴难耐，大家都散乱的坐在地上休息，还有不少士兵出营，到河边饮马洗澡。暗拊窦建德治国宽厚固然不错，但治军过宽，纪律松弛，实在大错特错。现在军心已疲，阵形已散，于是派宇文士及诱出他数千骑兵，阵脚更乱。
窦建德骑兵一出，李世民即刻大喝：“贼势已懈，急击勿迟！”唐军虽然只有3500人，但象秦叔宝、程咬金这样的猛将就有数十，其余也都是身经百战的骁骑，虽然没有吃饭，但常跟李世民打仗，早就习惯了，也不觉得怎么饿。于是分成八队，一齐渡河。
偏偏此时窦建德正在召集朝臣开会，他压根没想过数量如此微弱的唐军会主动出击，只盘算着怎么进攻，所以竟然将主帅大营设在离汜水不足五百米的地方。听到唐军渡水来攻，连忙命令朝臣后撤，组织骑兵前突。一时人流混杂，朝臣们慌乱后退，挡住了骑兵前进。窦建德一看不行，又命令朝臣先回大营，等骑兵通过以后再行撤退。
进退之间，唐军已至。
一通好杀。
这三千铁骑踏入夏营，就好像几只野牛闯进菜园子一般，也不管是冬瓜南瓜萝卜白菜，统统踩得稀烂。所谓兵败如山倒，二十余里的大营，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以后，后面的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前军潮水一般的逃命，杀声震天，想是败了，也跟着转身开跑。有些跟窦建德征战多年的老兵，经验丰富，还想着列阵坚守。偏偏阵中还有刚刚收降的徐元朗、孟海公的三万多人，无心恋战。特别是孟海公旧部，自当兵以来只打过一仗，就是窦建德平孟海公那次，以为打仗就是先逃跑后投降，一见前边败了，马上夺路狂奔，挡都挡不住，敌人还没看见，先把自家营垒冲个七零八落。这一下真是黄河决堤，一溃千里，夏军兵马自相践踏，死伤不计其数。夏王窦建德见势不妙，想趁乱逃跑，但无论他如何东窜西窜，总有两骑穷追不舍。原来他那身黄金宝甲实在太引人注目，被唐军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二人看见，知道肯定是重要人物，想抓了领赏。想当年曹阿慲割须弃袍，何等英明果断，汉高祖被项羽追杀，连亲儿子都要推下车去减轻重量，窦建德却连身金甲都舍不得，看来确实是平时勤俭节约惯了的。跑到汜水和黄河汇合的牛口渚，再也无路可跑，想起以前军中流传的歌谣“豆入牛口，势不得久”，心理登时绝望。犹豫间，杨武威拍马赶到，抬手就是一槊，刺在马腿上。窦建德一个不稳，跌落下来。眼见白士让跟着举槊刺来，慌忙喊道：“莫杀我，我是夏王。如若相救，富贵与共。”二人听得心花怒放，高兴得几乎要给他行礼--连忙绑了回营。
李世民收军升帐，检点敌囚，白士让和杨武威抢着上帐献功，报称拿住了窦建德。李世民大喜，即令将其推入。窦建德立而不跪。李世民也不在意，冷笑道：“我自讨伐王世充，你来凑甚热闹？越境前来，犯我兵锋，今日何如？”窦建德心灰意冷，羞愧难当，哪里还经得住这一番冷嘲热讽，只得低头答道：“今不自来，恐烦远取。”听得李世民忍不住一乐，本想好好羞辱他一番，见他如此沮丧，反倒没了心情，挥挥手把他押了下去。八王之乱后，汉赵帝国的刘聪抓住西晋最后一个皇帝，问道：“司马家个个贵为王侯，却为何如此自相残杀，失了天下？”司马某答道：“司马家的知道姓刘的要做天子，不敢劳您动手，所以先行了断。”相当惨痛，与窦建德的回答有异曲同工之妙。窦建德立而不跪，是有骨气，一问之下，却说出这样没出息的话来，真是既可笑又可悲。
这一仗，李世民以绝对劣势的兵力获得全胜，杀敌万余人，获得俘虏五万余人，擒获敌军主帅，可谓完美。唯一麻烦的就是那五万俘虏，唐军兵力太少，不要说消化，连看管都困难。在古代战争中，降军数目过多、难以消化时，一般都难逃被屠杀的命运。因为如果释放，就等于给敌方保留了一支有威胁的有生力量。秦赵长平之战，秦军以六十万俘获赵军四十万，秦末农民战争，项羽以六万俘获秦军三万，都是全部坑杀。甚至到了近代，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以两万兵降四千卒，也是无法处理，只得全部枪杀。但这一次降卒实在太多，要想一次杀完都不可能，如果分批进行，一个不慎，就会引起暴动。无奈之下，李世民只得将他们就地遣散，这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后来窦建德部将刘黑闼起兵，确实有不少人又重新聚集，继续和唐军作战。但在当时，只能释放。
处理完降卒后，李世民立即押着窦建德，回抵洛阳城下，用鞭指着囚车，仰呼城上道：“王世充！你看囚车里面，是什么人？便是来救你的窦建德。”王世充正在城楼，向下一瞧，果然囚车里闷坐一人，心理顿时凉了半截，只得壮着胆子问道：“囚车内是否夏王？”窦建德道：“不必说了，我来救你，先作囚徒，你真害得我好苦呢。”说完竟然哽咽起来。王世充也不禁垂泪，还要想说点道歉的话，唐军又牵出三辆囚车。一看，竟是与窦建德合兵一处来救自己的哥哥王子琬，还有自己派去夏营的说客长孙安世、郭士衡二人，一时愁上加愁，痛上加痛，差点立脚不住，从城墙上掉下来。这一下再无怀疑，万念俱灰，突然觉得功名霸业，都是虚幻，只求保住兄长、家人性命，再无他求。李世民见他不吱声，高声喊道：“如若不降，我便将他们一一处斩！”王世充止住眼泪，慌忙说道：“且慢！我当出降，大王肯许我免死么？”李世民道：“准你免死！”
王世充于是开城投降。
虎牢关之役，李世民将智谋、勇猛、耐心、果断等各种统帅才能发挥到了极至，以数千骑兵破十万强敌，一战而擒两王，威震天下。
时年李世民二十五岁。
二功高盖世，兄弟相残--玄武门之变
（1）李建成
由于后来李世民皇帝当得太好的缘故，后世常常把李家老大描写成跟他三弟李元吉一样的弱智形象，无尺寸之功，只知贪财好色、栽赃陷害，处处与李世民作对。其实不然。
李渊问鼎中原的志向由来已久，出任太原留守，统领山西以后，便把长子李建成、三子李元吉派往河西郡，广招人才，却把次子李世民留在身边，直接参与密谋。这一安排，是因为他知道李世民才能出众，是自己不可或缺的助手，同样对李建成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独立行事，将来继承大业。晋阳起兵以后，李建成率领自己召集的义军从河东返回，李渊见他手下人才济济、军容整齐，十分高兴，立即授予他统军大权，命他去攻打西河郡，而把原本统帅晋阳义军的李世民降为其副手。由于义军刚刚召集不久，缺乏严格训练，李建成即着手制定军法，宣告上下，经过一番整顿，军容有了很大改观。
进军路上，李建成和弟弟李世民，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他们力求不骚扰百姓，路旁菜果，非买不食，如有偷窃，立刻赔偿，对于偷窃者一般处罚较轻。这样既争取了民心，又不失军心。百姓苦炀帝暴政已久，见到这样的军队，自然人人感动，尽力支持。到了西河城下，兄弟二人一起查看地形，身不披甲，也不带兵，可见两人胆略都不在小。李建成下令不得伤害百姓，任由西河城门大开，百姓自由出入，当然这也可以方便唐军间谍出入。次日，义军刚开始攻城，城内郡司法书佐朱知谨策动百姓起义内应，引义军入城。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除了郡首高德儒以外，未杀一人就占领了西河，从而为义军进攻长安打开了通道。李建成、李世民从出发到凯旋返回太原，不过九天。李渊问知经过以后，对兄弟俩大加夸奖：“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
西河取胜后，李渊改编军队，让两人分掌军权，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率左三统军，兼任太原郡守；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率右三统军。公元617年，大业十三年，李渊任李元吉为太原留守，带着两个儿子，亲率三万大军西征长安，意在夺取关中，作为进图天下的根据地。李渊遥尊远在江都的杨广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帝。不过留守长安的杨侑并不领他的情，派了宋老生率两万精兵驻守霍邑，迎击义军。
李渊军走到离霍邑还有五十里的贾胡堡，恰逢秋雨连绵，道路泥泞，只得暂缓进兵。李渊又派人到太原叫李元吉增运一个月的粮草。突然军中流传刘武周联合突厥南下进攻太原的消息，也不知是真是假。由于众将领的家属均在太原，偏偏派去要粮草的军士一直没有回来，看来情况多半属实，一时军心动荡。李渊连忙召集群臣开会，会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宋老生兵精粮足，据险以守，一时难以攻下，再说这秋雨不知下到何时，主张先率军返回太原，再作打算。
唯独李世民表示坚决反对：“刘武周为人骄傲多疑，突厥人又喜欢贪图眼前利益，不讲信义，双方看似和睦，其时互相猜疑。突厥与其不远千里来攻太原，不如趁刘武周南下就近吞并他的地盘。刘武周自然也看到这一点，未必敢和突厥同谋。朝廷知我军高举义旗，害怕关中百姓受我军影响纷起响应，所以冒险把全部精兵都突到远离长安的霍邑，我军只需强攻霍邑，以后便可势如破竹。现在没有弄清楚情况就回师，军队不知道情况，恐怕生变。就算情况属实，刘武周南下，我军士气低落，一时难以战胜，背后宋老生、屈突通趁势追击，南北夹攻，我军危矣。”说得十分精彩。李渊沉思了很久，终于摇头道：“粮草将尽，势难逗留。如若晋阳有失，我等岂不无家可归。”于是下令立即回师太原。
当天晚上，李世民找到李建成，希望他能与自己一起去劝阻父亲。李建成摇头说道：“你的看法，我很赞同，但父亲决心已下，恐怕难以更改。”说完转身要走。
李世民连忙拉住他，叫道：“大哥！父亲回师太原，意在保家属平安。但既然起兵造反，本来就是把全家性命放在了刀刃上，哪能万无一失？就算这次击败刘武周，保了全家性命，但时机一失，将来天下为他人所夺，我们全家，又有谁能够活命？”说完竟留下泪来。
李建成看着弟弟，沉吟半晌，握住他的手道：“好吧，既然如此，哥哥就与你一道去求父亲，或许可行。”李世民转悲为喜：“你我兄弟同心，父亲定然回心转意！”于是二人直奔主帅大营，但其时天色已晚，李渊已经睡下，二人不敢贸然入内，就双双跪在军帐之外，齐声痛哭。李渊正在辗转难安，听到哭声，觉得奇怪，仔细一听，竟然是自己两个宝贝儿子，大吃一惊，连忙把他们召入帐内。李世民再次进谏：“军队刚刚招募，高举义旗去攻长安，进则士气高涨，攻无不克，退则军心溃散，灭亡无日。所以痛哭。”李建成点头称是。
见两个儿子意见坚决，又没了群臣在一边鼓噪，李渊才恍然大悟，追悔莫及，说道：“但军队已经向北撤退，如何是好？”李世民说道：“我统领的右军还没有动。”李建成摇摇头，说：“左军已经奉命撤退了。不过走得不远，现在去把他们追回还来得及。”李渊于是决心已定，马上命二人连夜将左军追回。
几天之后，从太原增援的军粮运到，证实了并无刘武周南下之事。
又过了几天，天气放晴，由于地面潮湿，起了大雾。李渊当即亲率骑兵，沿东南山旁小路，在大雾的掩护下，急袭贾邑，在离贾邑五里处的小山安营扎寨。宋老生仗着贾邑城易守难攻，只是坚守不出。当时李渊军缺乏攻城器械，一时也没有什么办法。李建成建议道：“宋老生有勇无谋，以数十轻骑前去挑衅，必然出击。如果他不上当，我们就派内奸散布谣言，说宋老生与我军密谋，所以不愿出战。到时候畏于压力，不由得他不战。”
李渊深以为然，于是由李建成、李世民各率十余轻骑，到城下大声辱骂。宋老生果然恼羞成怒，倾巢出动，二人慌忙逃回本营，宋老生怕有埋伏，也不猛追，只在离城一里处下寨。李渊想让军士先吃午饭再战，李世民说道：“敌军立足未稳，机不可失。”从在贾家堡退兵的反应来看，李渊已知李世民的独立统军能力胜过李建成一筹，于是自己和李建成一起率领左军在城东布阵，而让李世民单独带领右军悄悄到城南布阵。随即，李渊和李建成率军向隋军发起猛攻。宋老生虽然立足未稳，吃了点亏，但率领的都是隋军精锐，且人数占优，李渊军刚刚组建，杀了一阵，渐感不支，开始向后退却。隋军又有一支军队从东门杀出，袭击义军侧翼，李世民见势不妙，亲率千余骑兵从南面猛冲入敌阵，身先士卒，砍死数十人，把刀都砍得卷了仞，大家见主帅勇猛，也不甘落后，杀得起劲。右军步兵也随骑兵掩杀过来，隋军腹背受敌，阵脚已乱，李世民又传令军士齐声大喝：“已获老生矣！”乱上加乱，隋军大溃，纷纷逃向城门，逃进去一半时，李建成引兵堵住，只留下宋老生一支孤军在外。此时城上隋军放下一条绳索，宋老生正在沿着绳子爬上去，被义军将领刘宏基看见，跃马过去，砍为两段。
贾邑一战，隋军主力被歼，李渊军队再未遇什么像样的抵抗便进了长安。从进入长安以前的表现来看，李建成的军事才能虽然不及李世民，但能立法令、体民心、有智谋、有胆略，实为帅才，并非碌碌之辈。如果能够长期带兵打仗，相信也会立下不少功劳。就算当不成皇帝，至少可以驰骋沙场，不失为一代名将。
但命中注定，他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李渊进入长安以后，令杨侑封自己为唐王，立建成为世子，杨广死后，自己登基当了皇帝，又立李建成为太子。根据传统，太子是国之储君，应该留在君主身边，习理朝政，一般统军作战是不派太子亲征的，所谓“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这样，李建成因为嫡长子的身份，得一个储君的空位，却丧失了统军的实权。李世民则正好相反。
从此以后，兄弟二人便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2）李渊
作为开创大唐四百年基业的君主，李渊无论文才武略都是不错的。他选择了正确的时机起兵，又定下西取长安、再图天下的战略，确实是深谋远虑。起兵以后，沿途郡县、小股地方势力竞相归附，看来是早已威名远播。也正因为如此，才能教出李建成和李世民两个文能治国、武可安邦的儿子，这既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
幸运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李渊能力出众固然不错，但肯定远远达不到刘邦、刘秀、曹操、赵匡胤、朱元璋、努尔哈赤的水平，他最大的缺点是缺乏知人善任之明--这是一个领袖最重要的素质。攻陷长安以后，抓住了马邑郡丞李靖。李渊素知此人文武全才，但想起以前跟他有些私人恩怨，就想趁机杀了。行刑前李靖大呼：“公兴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以成大业，何挟私怨以杀壮士！”李渊充耳不闻，还是要杀，只是李世民求情，才免了他一死。后来又听信谗言，误杀开国功臣刘文静。至于各地义军头目，不论自己是归降的，还是战败被抓的，也不论势力大小、能力怎样、态度如何，包括李密、薛仁杲、李轨、窦建德等人，一律杀了。只有郑帝王世充，因为李世民反复求情，说自己已经亲口答允饶他一死，杀之不义，才勉强放过。但不久后王世充在自己家里被仇人所杀，杀人者又被李渊赦免，不知其中有何奥妙。以上种种，全靠两个儿子，特别是李世民给他弥补了。李渊用人，是典型的任人唯亲，文官的任免上还好一些，军权完全由自己的儿子、兄弟、女婿等一拨人掌握，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没有能力统兵打仗，屡战屡败，唐军除了李建成、李世民率领的军队外，很少打胜仗。如果不是运气好，摊上了李世民这么一个百年不遇军事奇才，怕是刚刚起兵，从霍邑返回太原，不久就兵败被杀了。靠儿子打江山，自己开国当皇帝的，古今中外，仅此一例。这是李渊的大幸。
不幸之处就是这样的儿子一下摊上两个，如果李建成也跟李元吉一般无用，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皇帝的宝座只有一个，手足相残不可避免。在处理皇位继承的问题上，李渊优柔寡断的毛病暴露无遗。他一直就清楚李世民不论文才武功，都在李建成之上，自己从心里面也最喜欢这个有些桀骜不逊的二儿子，但还是一定要立长子为太子。立了李建成做太子，仍然死守古训，不让他再带兵打仗，放着一个优秀的统帅不要，却派不争气的李元吉胡乱带兵，被打得丧师失地，最后还得李世民东南西北到处救火。作为开国之君，这点突破陈规的魄力都没有，实在差劲。
随着李世民战功日高，李建成日益感到自己太子地位所受到的威胁。李建成本来是心胸开阔的，但在宫中日久，对黑暗的宫廷斗争耳濡目染，心态难免不起变化。而且在中国古代的绝对专制的皇权体制下，也由不得他心慈手软。唐统一以后，李世民以为“海内渐平”，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政治问题上来，开文学馆，广招治国之才，这更是激起了李建成的愤怒，下定决心除掉李世民。有一次高祖李渊带着李世民、李元吉外出巡游，而让李建成留守京都。李建成想在半道派兵截杀李世民，事情败露，因为李渊和李世民同行，所以这次行动就由普通的兄弟争权成了谋反大罪。参与行动的将领杨文及情知必死，干脆起兵造反。李渊大怒，将李建成囚禁，派李世民前往征讨，并向他许诺：“征讨杨文及之后，我便立你为太子。至于建成，我不能象隋文帝那样自诛其子，当封为蜀王。蜀地经济落后，士兵战斗力不强，今后他若能安守本份，当然很好，如有不臣之心，你要消灭他也不难。”看来是主意已定，连后事都想好了。但等李世民得胜归来，他又听了被李建成贿赂的嫔妃、大臣说情，改变主意，只是把李建成手下的谋士全部流放了事。废立太子之事，提也不提，弄得李世民十分尴尬。
后来，李渊看见太子和李世民矛盾日深，流血冲突不可避免，于是异想天开的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招来李世民对他说：“晋阳起兵，扫平海内，都是你的功劳，本该立你为太子。但建成是长子，又为嗣已久，我实在不忍心把他废了。你们兄弟不和，同处京都，恐怕有祸。我有一个办法，你自到洛阳，建立王府，洛阳以东的国土都归你管理，我还特许你出入使用天子专用的车马、旌旗。你看如何？”这种办法，简直骇人听闻，亏他想得出来。倘真如此，李渊一死，天下非大乱不可。李建成比他老子有头脑，知道李世民留在长安，自己还有胜算，去了洛阳，便是潜龙入海，谁也休想制得住他，马上派亲信劝说李渊。李渊于是又改变了主意，此事不了了之。
天子之言，岂能如同儿戏？何况太子废立，事关国体。李世民就算不想篡位，经他这么一折腾，不想也得想了。如此摇摆不定、言而无信，将来被自己儿子兵变赶下台，也是活该。
（3）李元吉
所谓龙生九种，李渊有四个儿子，四子李元霸早夭，剩下的三个当中有两个才堪治国，已经算命中率极高了，所以出一个李元吉这样的酒囊饭袋，也不能怪他教子无方。李渊西进长安，让李元吉做太原留守。刘武周手下宋金刚兴兵来攻太原。他把司马刘德威招来说道：“你率老幼守城，我领强兵出战。”说得跟真的似的，果然当晚就托词出兵，带着妻妾，一溜烟逃回了长安。连敌人都没看见，就把黄河以东的土地，全部拱手让给了刘武周。李渊见他不成，就先不让他带兵，跟着李世民历练历练，也没长什么见识。后来李世民去守虎牢关，留他继续围攻洛阳，却被王世充一小拨出城挑衅的军队杀的丢盔弃甲，连损几员大将。若不是围城八个月，郑军早已虚弱不堪，竟被王世充解围，那不管李世民在虎牢关如何完胜，也都无济于事了。
后来窦建德旧部刘黑闼在山东起兵，李世民前往征讨，又带上李元吉一路，大败刘黑闼。不料李建成在长安串通高祖爱妃张婕妤，说李世民拥兵自重，不把李渊放在眼里。李渊竟然信了，中途把李世民招回，却将兵权交给李元吉。刘黑闼本来已经被杀得只剩两百骑兵逃往突厥，一听李世民被招回，大喜过望，从突厥借了几千骑兵，联合徐元朗，来攻淮南。淮南王李神通招架不住，去请齐王李元吉、亲王李道玄前来支援。李元吉满口答应，只是按兵不动。李道玄亲眼看见李世民杀得刘黑闼抱头鼠窜，以为好欺负，也学着李世民的样子，身先士卒，提刀冲入敌阵，哪知刚冲进去就被层层围住，再也冲不出来，丢了性命。李道玄虽然不自量力，到底还算有些血性。李元吉则是望风而逃，根本不敢交战，胆小如此，倒也罕见。不到半个月，刘黑闼已将失地全部恢复。
此时，李建成的谋臣魏征向他建议：“秦王功盖天下，内外归心，殿下仅因长子的身份，立为太子，此时不立大功，恐怕不能服众。今刘黑闼败而复回，兵少将寡，人心未定，殿下可自请出征，讨平残孽，立下战功，并趁机接纳山东豪杰，才能巩固你的地位。”李建成深以为然，立即向高祖请求领兵讨伐刘黑闼。李渊也发现问题所在，希望他能立下军功，与李世民抗衡，于是破例同意了，授他为山东道行军元帅，李元吉仍旧当跟班。李建成打仗不如李世民勇猛，也不强攻，还是他当年取西河的老套路，收买民心，离间敌军，断人粮草。刘黑闼哪里吃得消，还没打仗，士卒散尽，粮草断绝，只得逃跑，偏偏手下又有人被李建成收买，将他杀了降唐。一个月后，刘黑闼和徐元朗的势力即被消灭。
李建成很好的实现了魏征的战略，后来密谋半道截杀李世民，就是依靠他这次东征结识的一批将领。可惜扫平刘、徐以后，天下再没有势力可供他去消灭，这样一次小胜获得的资源，远远无法和李世民相比。
对李元吉而言，这是他在唐军入关中以后头一次和李建成长期共处。他跟着李世民征战数年，本该和二哥亲近些，但李世民治军极严、性情刚直，对李元吉贪生怕死、喜欢耍小聪明十分看不惯，时常注意严加管束，所以李元吉从他那里没讨什么好去，兄弟二人始终不和。现在李建成领军，他发现大哥治军甚宽，尤其是对自己，从来不以军纪约束，任随自己花天酒地，大合脾胃。李建成在皇宫呆惯了，也学了一些宫廷里钩心斗角的本事，对李元吉搞阴谋诡计的才能十分欣赏。二人一拍即合。
（4）玄武门
太子和齐王联合，形势迅速变得对李世民不利起来。
李世民虽然长期征战，但现在身居长安，不得随意调动军队，只有秦王府中以秦王卫队的名义保留八百精兵。李元吉也有相当数量的齐王卫队。李建成是太子，可以保留的军队较多，二人加起来共有两千兵马。李世民能征善战，李建成却也不弱，都是带过数万兵马的，各自顷尽全力训练千百个精兵，实力不相上下。但二王兵力多出一倍，从地理位置上看，秦王府居于东宫和齐王府之间，到时候两边夹攻，可使秦王府腹背受敌。并且城内巷战不同于野战，李世民最为得意的骑兵战术难以发挥功效，要想以少胜多，十分困难。
李建成久居长安，早已将高祖身边的近臣、宠妃笼络尽了，在李渊面前说了李世民不少坏话。东征回来以后，多了不少猛将，又招来狗头军师一名，动作渐渐阴毒起来。在李元吉的谋划下，他开始有步骤的将秦王手下的文臣武将一个一个诬告逐出长安，程咬金、段志玄、房玄龄、杜如晦等皆被调走。李世民用兵如神，但面对比军事斗争复杂万倍的政治斗争，尚不能进退自如，加上性格刚直，平时结交的都是英雄豪杰，不要说主动巴结，就是高祖的那些贵妃近臣向他索要什么好处，也往往自讨没趣。所以空有一身盖世功勋，却很快在政治、军事上都处于劣势。尚在秦王府的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人十分焦急，每每劝秦王及时动手除掉太子和齐王，李世民只是不准，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众人只得干着急。
二王却在毫不松懈，步步紧逼。
公元626年春，即平定刘黑闼以后三年，突厥又兴兵南犯。李建成推荐齐王统军抵抗，李渊居然一口答应。李元吉这种逃命将军，当然不会真的去跟突厥交战。他向李渊提出，调秦王府的尉迟敬德、秦叔宝等人随行出征，想趁此机会调走秦王府的骁骑猛将，好对秦王下手。李渊也一一准允。
得知此事后，尉迟敬德立即与长孙无忌进谏李世民：“还不动手，祸在目前了。”李世民道：“骨肉相连，我如何忍心下手？”尉迟敬德道：“大王居功至伟，天命所归，路人皆知。所谓天与不取，反且受殃，岂可因为这等小仁小义，不顾大局？”李世民还在犹豫。突然有密探来报，齐王与太子定计，邀请秦王与太子至昆明池，为齐王北征饯行，席前伏下刀斧手，先杀秦王，然后逼高祖禅位。长孙无忌说道：“事已至此，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没有别的选择了。”李世民这才长叹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如何不知祸在旦夕，但所以一直按兵不动，其实是想等他们先动手，然后仗义出讨，方能服众。”
尉迟敬德见秦王已经开始半推半就，于是趁热打铁：“大王若不决断。我等再留在王府，恐怕死无葬身之地，请准许我辞官回乡。”长孙无忌马上表示也要辞职。李世民只得勉强同意，于是召集府僚商议，众人无不赞成立刻动手。李世民还不放心，命人取来龟卜，正要占上一占。突然人群中走出谋臣张公谨，拿起龟卜，砸个粉碎：“卜以决疑。此事有何疑问，竟然需要占卜？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如果问卜不吉，难道就罢手不干不成？”真是爽快之极，众人齐声叫好。李世民这才下了决心，立即叫长孙无忌密召房玄龄、杜如晦二人定计。二人均被调出，但却冒险隐居长安，就是等待秦王起事。见长孙无忌来请，故意推辞：“皇上已经降旨，令我二人不得再事秦王，私自晋见，乃是死罪，不敢奉先生教。”长孙无忌回报李世民。李世民大怒，拔出佩刀，递给尉迟敬德道：“玄龄如晦，安敢叛我！今命你持刀前往，若再不前来，可用此刀杀了，持他二人首级来见。”--在道义、政治、军事三重劣势的压力下，虎牢关前那个傲如骄阳的李世民曾经一度豪情不再、做事拖泥带水，变得让人几乎认不出来了，但终于在危急关头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这一拔刀授命之举，可见他又找回了当年一战擒二王的气魄。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是早就和房、杜二人商议好了的，并不担心他们不回来，眼见秦王恢复了往日豪情，更是喜不自胜。房玄龄、杜如晦见尉迟敬德持刀前来，三人相对哈哈大笑，当即化妆成道士，秘密回了秦王府。当晚，已和李世民商定出一条毒计。
第二天，李世民晋见高祖，将二王如何设计害他，一五一十的讲了--说假话之前，先说点真话，有助于进入状态。说完装着痛哭流涕：“臣于兄弟丝毫无负，岂料他们竟然想取儿臣性命，若非走露了风声，孩儿再不能与父皇相见了，却要到地下去被王世充、窦建德之流嘲笑。”抬眼见李渊将信将疑，又信口胡说，声称是自己撞见他们与高祖爱妃张婕妤、尹德妃淫乱，二人想杀他灭口。高祖大怒，下令太子、齐王明天早朝，六部会审。
早有密探告知二王李世民诬告详情，李元吉在搞阴谋诡计上颇有心得，嗅出了其中的味道，害怕有变，建议托病不出，暗中调兵遣将加强戒备。李建成对父亲是听话惯了的，屈指一算，明天是六月庚申日，正好是自己的亲信常何负责皇宫守备，而且参加会审的大臣大多都被自己收买，更何况关于与张婕妤私通完全是李世民打胡乱说，想来他也那不出什么证据，觉得完全不必害怕，于是坚持前往。
李元吉想了想，同意了。
第二天一大早，李建成刚刚出发不久，便有密探报至东宫，说秦王李世民已经买通了常何，带着尉迟敬德等数人在玄武门埋伏，要对二王动手。东宫卫队车骑将军冯力大惊失色，一边命人通知齐王府，一边率领一千余人直奔皇宫。不久齐王府车骑将军谢叔方也带了八百精兵前来，于是合兵一处，两千余人浩浩荡荡来攻玄武门。
（5）杀兄逼父
此时，李建成和李元吉刚刚走进玄武门，前面墙后骑马出来一人，正是李世民，远远的喊道：“太子、齐王，如何现在才到，我已在此恭候多时了。”
二人见他手持弓箭，背负战刀，情知不妙。李元吉二话不说，拉弓便射，刷、刷、刷三箭，无一命中，最后一箭还被李世民伸手接住了。李世民大喝道：“我已让你三箭，从此你我兄弟，恩断义绝！现在我还你一箭。”将就李元吉的箭，射了回来。
李建成见李元吉吓得全身伏在马脖子上，正要看他藏得藏不住，不料那一箭竟是直奔自己而来，躲闪不及，正中心口，落马而死。
李元吉听见“扑通”一声，还以为是自己落马了，闭着眼睛就要去死。等了半晌，好像还活着，睁眼一看，原来死的是李建成，又惊又喜。再看李世民已经骑马冲到面前，慌忙调转马头开跑，一回头却看见尉迟敬德等数人冲了过来，吓得又把马头一转。李世民刚好冲到他背后，举刀要砍，突然看见李建成横尸当场，想起十年前与大哥一起跪在贾家堡军帐前齐声痛哭的场景，不由得悲上心来，一时分了神，跟李元吉的马一撞，两人双双落马。李元吉刚好压在李世民身上，眼疾手快，一把抓过李世民掉在旁边的弓，正要勒死他，突然想起身后还有尉迟敬德，把弓一扔，上马直奔武德殿高祖处求救。
众人见秦王落马，连忙下马搀扶。尉迟敬德叫众人护卫秦王到别室暂歇，自己骑马去追李元吉。李元吉舍命狂奔，眼看要到武德殿了，突然听见背后一声箭响，刚一回头，箭已飞到面前，正中咽喉。尉迟敬德射落李元吉，下马枭了首级，再回玄武门，看见张公谨带了几十个秦王府卫兵将宫门死死顶住，外边人声鼎沸。原来东宫齐王府两千精兵已经杀到，这次秦王府卫兵只来了百余人，加上常何的数百禁卫兵，怎能抵挡得住这两千人马，云麾将军敬君弘、中郎将吕世衡都已经战死。只有张公谨带着几十人关门死守。宫门厚重，二府卫军没带攻城器械，一时也无可奈何。秦王已在数名武将保卫下从别路回王府去了。
过了一阵，外边声音渐歇，隔着门缝一看，两千兵马竟然尽数退去。张公谨一见，脸色大变，喊道：“速回王府救驾！”尉迟敬德顿时一惊，连忙枭了李建成的首级，直奔秦王府而去。果然那二府卫军转攻秦王府来了，尉迟敬德冲到面前，将迎面几人挥刀砍倒，左手提起两颗人头，怒目圆睁，大声喝道：“咄！你等试看这两个首级，乃是何人！”众人一看，无不大惊失色，知道大势已去，各自逃命去了。
尉迟敬德入府拜见秦王。李世民看了二王人头，又是一声叹息，说道：“事已至此，只能进宫去向父王请罪了。”说是请罪，却带了数百骑兵，回奔玄武门。张公谨见秦王安然无恙，喜极而泣。进了玄武门，尉迟敬德转身道：“如今不知圣上态度如何，进宫恐有危险，待我先进去探明。宁死敬德，不伤大王。”说完带了十几个人前往武德殿，进去一看，六部大员都在，只是独独不见了唐高祖。原来李渊昨天听了李世民的密奏，怒气冲天，但晚上回去被张婕妤一哭一闹，又没了主意。今天见他三人都迟迟不到，还以为互相避面，正好模糊过去，留下诸大臣在此等候，自己却带着妃嫔，到后宫泛舟为乐。外面打架，十分热闹，他竟全然不知，挈眷游湖，也可谓莫愁天子。
高祖正与众妃游得高兴，突然见一员大将带着十余骑兵全副武装冲了过来。尉迟敬德也不待高祖上岸，在岸上就远远的拜跪，高声说道：“太子与齐王引兵作乱，已被秦王平定，二人俱已授首了！特派敬德前来，保卫陛下安全。”高祖大惊，连忙命划船靠岸。尉迟敬德厉声道：“二王作乱，张婕妤亦参与密谋，请陛下将其拿下问罪。”张婕妤就在高祖旁边，听得花容失色，一把拉住高祖，跪下痛哭求救。其她妃嫔个个吓得面容惨白，任凭张婕妤哭声震天，也不敢瞟她一眼。尉迟敬德不等高祖说话，将手一挥，左右卫兵上来，强行拖走，高祖只是垂泪。这时六部大臣也都随后赶到，高祖问道：“不料今日竟见此事，后事将如何处置？”那群大臣是说秦王坏话惯了的，现在情况有变，自然要与时俱进，一路上早就已经商量好了，只等高祖一问，齐声回奏：“太子齐王，自起义以来，寸功未立，竟然起兵作乱，肇祸萧墙。惟秦王功盖天下，内外归心，如今又立下平乱大功，请立为太子，委以军国重务。陛下便可垂拱而治了。”个个声音洪亮，生怕尉迟敬德听不真切。李渊虽老，这点头脑还是有的，为了避免跟隋文帝一样的命运，只得点头称是。
公元626年，唐武德九年，六月庚申日，玄武门之变后第三天，唐高祖李渊下诏，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军国庶务，无论大小皆由太子裁决。八月甲子日，李渊退位，称太上皇，传位给李世民，是为唐太宗。其时距虎牢关之战，只有五年。五年之中，李世民在形势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时刻，出奇制胜，连续两次上演“一战擒两王”的好戏，终于实现了自己统一中国、君临天下的梦想。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盛唐时代，也随即来临。
后记：细节决定成败
唐夏虎牢关之战，千年之下，仍让人惊心。读这段历史，欣赏到的当不仅是气魄、勇气和智谋，还应该有一些更深刻的启迪：
一、好的战略必须通过好的战术来实现，即所谓“细节决定成败”。从战略上讲，窦建德的选择无懈可击，如果指挥夏军的是另一个李世民，那唐军就绝无半点胜算了。窦建德之所以会失败，败就败在一系列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上--到达虎牢关的时间比李世民晚了一天，到了之后又没有发上发动攻击，午饭的时候放松的戒备，把主帅大营设的离前线太近了等等。最后，正是这些小问题上的失算使自己丧失了整个战略先机，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网上有人这样评价虎牢关之战，说：“李世民的胜利其实没什么，不过是在该行军的时候行军，该防守的时候防守，该进攻的时候进攻而已。而窦建德的失败也没什么，不过是在该行军的时候休息，该进攻的时候扎寨，该打仗的时候吃饭，如此而已。”真是精辟！《资治通鉴》在描写李世民渡水击夏军的时候用了八个字--“进退之间，唐军已至”，把那一瞬间的形势描写的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绝。其实，夏军之所以一触即溃，唐军冒险渡河能够成功，不就在窦建德的朝臣们的一退一进之间决定的吗？正是由于细节，李世民创造了奇迹，也正是由于细节，窦建德被李世民创造了奇迹。拿破仑在远征意大利的时候写信给法国的督政们说：“你们要求我创造奇迹，我做不到……只有谨慎从事，怀有智虑和远见，我们才能完成伟大的目标。从失败到胜利只有一步之遥。我从众多重大的事件中得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最终来说，决定每个事件的往往是个细节。”实际上，后来的人们都知道，拿破仑创造了奇迹。而这种奇迹，正是由一个个细节组成。在他成为总司令的前20天之中，光是解决军队供应的书面命令他就颁布了123项，对于如何处理盗用公款、短斤缺两、伪劣用品等问题都做了细致的规定，而且这些命令都是在行军途中，利用战斗的间隙发布的。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常常被人们误解为“做大事情的人可以不主意细节”，实在是大错特错，这句话的原意应该是“做大事情的人不应该墨守陈规”、“在远大的目标和眼前的小利益面前要知道取舍”，与不注意细节何干？古往今来，不注意细节而成大事者，未之有也！世民曰：“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建德以三分天下，十万雄狮，来取渔翁之利，而一战被擒，国灭身死，何也？无它，细节而已矣！
二、要战胜敌人，不是看你是否努力，而要看你是否比你的敌人更努力、更拼命。窦建德率军一路上连克元州、梁州、管州等地，势如破竹，推进速度极快，看得出也是在快马加鞭，不敢怠慢。他以夏王之尊，能够亲率大军日夜兼程，与士兵吃同样的饭菜，休息得也不如他在王宫里好。可能在他自己看来，自己跟孟海公、罗艺这样的人比起来，已经很不错了。但他忘了这一次的对手是李世民，你吃粗茶淡饭，他却可以两天不吃饭；你每天只睡三个小时，他却可以两天两夜不合眼；你只骑马不坐轿，他却率领精锐骑兵日夜狂奔。就这样，李世民两天里（五月二十四早晨到二十五日下午）比窦建德多走了三十里路，而抢先到达虎牢关，正是这三十里路，决定了二人不同命运。《孙子兵法》开篇即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道，存亡之地，不可不察也。”带兵打仗，不是一般的竞争，而是关系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家性命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有人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酷”，而在战场上，对自己的仁慈也就是对自己的残酷。窦建德以仁爱得天下，也以仁爱失天下。古语有云“慈不将兵”，你对自己的士兵心慈手软，平时训练的时候不忍心叫他们太苦太累，行军的时候让他们对休息一个小时、多吃一顿饭，有人不遵守军纪却不忍心责罚，不能象李世民那样“敢言班师者斩！”，最后就是象窦建德那样害得自己的士兵在战场上遭人屠杀。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外国武装势力的干涉和国内白军的叛乱，在形势最危机的时刻，红军领袖托诺茨基曾这样宣布：“没有镇压就无法建立军队。指挥部的武器库里要是没有死刑就不能率领大批群众去决死战斗。必须让士兵们介于前进可能死和后退必然死之间。”--最后，他获得了胜利。在人生的道路上，可能不会遇到象战争那么残酷的竞争，但竞争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不要总以为自己很努力了，然后在失败后感叹命运不公平。却不妨多问一问，在我努力的同时，我的对手在如何努力，我是否比他们都更努力。惟有如此，才能把“只要努力了，就不后悔”留给别人去自我安慰，而把“付出总有回报”的信心留给自己。
三、兵不贵多而贵精。既然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那么一堆老鼠屎更要坏一锅汤。十万人打不过三千人，就是“多”与“精”的关系的最好说明。如果从十万夏军中挑出五千精锐，再加以严格的训练，配上最好的武器和战马，加上一个相当于王世充水平的统帅，绝对可以和李世民的三千五百精锐一战。但这五千“潜在”的精兵没有得到良好的训练和组织，混杂在十万军中，则完全不能发挥作用。特别是军中还有徐元朗和孟海公的旧部，刚刚收复，士气低落、未经整合，看起来多了三万人可以大壮军威。
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大会，在吸收党员的标准问题上，列宁宣称：“宁可让十个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成为党员，也不能让一个空谈家有机会入党！”，尽管列宁在观点在会上得到了多数的支持，但他仍不满足，为了完全排斥孟什维克，又在会后成立了独立于俄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委员会。曾经有人建议列宁放宽标准，把部分孟什维克团结到自己阵营中来，但列宁拒绝了。他要从事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的不是1905年革命那样各种政治派别的大表演，而是一群最坚定不移的革命家，并在这群革命家的领导下建立一支绝对服从党领导的职业革命军--红军。他们数量虽少但战斗力极强。后来的历史证明了列宁的远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国内外反对势力的进攻，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苏维埃政权被逼得退缩到莫斯科极其附近地区、战区经济完全崩溃，党内始终没有出现任何分裂和动摇，而他的敌人们，尽管看起来声势浩大、数量众多--有英、法、美、德等强国的武器支援和各国“志愿军”，还有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群起围攻红色政权的白军，但大都是临时拼凑的队伍、缺乏统一的指挥调度，最终被红军各个歼灭。后来这一模式为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所效仿，尽管在不同的国家，共产党在政治斗争、经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都能征善战、以一当十，就是得益于这种“益精不益多”的建党建军思想。这样的道理，用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也是一样，很多企业盲目扩张，追求营销总额的扩大，而忽视了管理队伍建设，企业规模上去了，但缺乏一支坚强有力的中层管理队伍，最后出现人员、资金的混乱、一夜之间突然崩溃。要想把中小企业做大做强，就必须花大量的时间来组建一支人数不多但精明能干、忠诚团结的管理队伍，由这支队伍来带领一批经验丰富、培训严格的员工，只有这样，才能拥有坚强的钢筋水泥骨架，把大厦建得再高也不会崩塌。
希特勒：疯狂的元首
背景：
1918年，第一次大战结束。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战败投降。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屠杀中，900万人丧生。500万人失踪，经济损失达36亿美元。
战争给德国带来的后果主要有两个：
第一，战后，德国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凡尔赛和约》。和约的目的是为了报复德国、遏制德国，企图通过严重削弱德国的实力来维护“欧洲和平”。它的主要内容包括：
(1)关于德国领土的处置。条约规定：战前德国的海外殖民地以“委任统治”的名义均为英、法、日、比和南非联邦割取；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萨尔区由国联管理15年，期满后通过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划归丹麦、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德国领土及国联直接管理区。
(2)关于战后德国军备的处置。条约规定：禁止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限定陆军不超过10万人，用于维持国内秩序(即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运动)，不能拥有空军，不能使用坦克和重炮；海军只能拥有36艘军舰，禁止使用潜水舰；莱茵河以东50公里宽的地带为非军事地区，以西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分别由国联占领5年、10年和15年。
(3)关于德国的赔款问题。条约规定由协约国成立“赔款委员会”来确定赔款的数目，限定30年内偿清。但在1921年5月1日前，德国应预先偿付200亿金马克。后来，“赔款委员会”确定德国的赔款的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
《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无疑是严厉的制裁和骇人听闻的掠夺。列宁谴责这个和约“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巨额赔款使德国经济崩溃，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德国人把《凡尔赛和约》视为民族耻辱，强烈要求改变改变凡尔赛和约下的国际格局。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
第二：由于战争带来的经济崩溃，1918年11月德国国内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1919年7月31日，国民议会在德国南部小城魏玛通过了德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史称“魏玛宪法”。
（1）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德国为共和国”，正式宣告废除帝制。
（2）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德国实行联邦制，各邦有自己的议会、政府、宪法和警察，并保留相当的自主权利；
外交、国防、殖民、货币、关税、财政、邮电等权都归联邦政府；
联邦立法高于各邦立法，总统有权使用武力迫使各邦政府遵守联邦宪法和法律，联邦政府有权变更各邦疆域或设立新邦。
（3）立法机构
由上议院（参议院）和下议院（国会）组成。参议院由各邦代表组成，权力较小。
国会由普选产生，席位不固定，每6万张选票产生一个议席，最后剩余选票在3万张以上（含）的也可以产生一个议席。国会是最高立法机构，可以采用由2/3成员中2/3赞成票通过决议的办法修改宪法，总理及各部部长必须对国会负责并得到国会信任。
（4）总统
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7年，可以连选连任。
总统有权任免军官并统帅军队，但他对军队发布的命令必须由总理或部长副署。
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总统有权解散国会，但出于同一原因，仅得解散一次。新选举最迟应于国会解散之第六十日举行之”；
第四十八条规定，“如某一邦不履行其依照联邦宪法或法律所规定的义务时，总统有权使用武力强制它履行。如德国境内的公共安宁和秩序受到严重扰乱或危害时，总统为恢复公共秩序和安宁，腥ú扇”匾拇胧枰笨梢允褂梦淞Α保⒖梢孕枷芊ü娑ǖ哪承└鋈巳ξ扌АＵ饩褪侵奈郝晗芊ㄖ械摹白芡辰艏弊刺Α碧蹩睢Ｋ霰鹨靶募野峁袢ɡ⒍啦米ㄖ拼蚩朔奖阒牛？br>第五十三和五十四条规定，“总理，以及由总理推荐的联邦政府部长必须由总统任免”，但是，他们为行使职责，必须取得国会的信任，“当国会对其中之一明确表示不信任时，该官员必须立即辞职。”也就是说，总理既要在国会取得超过半数议员的支持，也要得到总统的支持。
（5）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所有德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宪法还保证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迁徙自由、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
宪法保证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每个公民拥有经济上的自由权，国家有权资助失业者的生活，实行社会保险政策。
一
1932年11月17日，新一轮议会选举结束。帝国总理冯？巴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他的内阁已经无法维持一个最基本的国会支持率。按照宪法第五十四条，他应该辞职。但这个被实权人物当作橡皮图章推上总理宝座的老好人，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中被他本来想拒绝的总理宝座所迷惑了，权力的诱惑使他无法像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一样果断的离开。现在谁帮得了他呢？他很自然的想到了两个人：兴登堡老头子和他的心腹斯莱切尔。六个月前，斯莱切尔把他推荐给老头子，并在过去六个月一直支持他的各项政策。而老头子本人，也很赞赏他的军人派头和君子风度，并握着他的手说：“亲爱的巴本，我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帮我度过难关。”现在，只有老头子的强有力的支持才能使他继续呆下去--毫无疑问斯莱切尔会支持他的。他要老头子动用宪法第48条赋予总统的紧急权力，暂时终止国会，用警察甚至军队维持现在一团糟的国内秩序，以防止极右的纳粹党夺权。尽管这涉及到总统违宪的问题，但面对纳粹党起义的危险，他觉得老头子只能接受这样的方案。
果然，在经过一天的反复讨论后，84高龄的一战英雄终于精疲力尽，他起身对巴本说：“总理先生，我支持你，我将让新政府执行你的计划。”
巴本脸上露出难以察觉奈⑿Γ核菇亲芾恚沂怯涤薪艏比Φ淖芾怼？br>这时，国防部长斯莱切尔说话了。他向总统分析当前的局势，认为如果执行巴本的计划，陆军将难以维持国内的局势。尽管他的理由是地方部队早已被纳粹分子渗透，陆军将无法控制纳粹起义。但这实际上是在告诉总理，军方并不打算支持他继续执政。
面对脸色骤变的巴本，斯莱切尔继续提出了他的方案：现在，只能由他自己出任总理，代替巴本。他声称自己业已和纳粹党的实权人物格力戈里？斯特拉赛尔达成妥协，任命斯特拉赛尔及其几个心腹在内阁任职，此举将导致纳粹党内部关于武装夺权与和平夺权的两个派别的分裂，社会民主党和其它资产阶级政党也会支持他，总统也就不必冒违反宪法的危险。当然还有一句关键的话他没有说出来：只有采纳这个方案，军队才会支持。
冯？巴本被这样的突然袭击弄的不知所措，但他很快明白过来，这是斯莱切尔精心策划的阴谋：他远远不满足于做一个伟大人物的幕僚和无关紧要的内阁部长。六个月前，正是他怂恿前总理勃鲁宁颁布法令，宣布纳粹的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活动为非法。这一行动的目的，是要摧毁在政治上幼稚的总理。果然，禁令带来了国内局势的混乱，在右派的一片抗议声中，斯莱切尔矢口否认军方承诺支持现政府，勃鲁宁被迫辞职。斯莱切尔又及时向老头子推荐了他自以为会很“听话”的冯？巴本总理。他让总理和纳粹进行两败俱伤的斗争，自己却始终置身事外，暗中与一部分温和的纳粹党人达成妥协。现在，国会选举中总理和纳粹党果然双双落败，正是他坐收渔利之时。
与巴本一样，总统和其它内阁成员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错误，斯莱切尔阴谋搞掉勃鲁宁是真，却无意牺牲冯巴本以抵消纳粹的影响。斯莱切尔推荐冯？巴本的目的，是想利用他的温和来与纳粹达成妥协。他希望巴本能给希特勒一种假相--即使在副总理的职位上，也能因为总理的软弱而享有实际权力。这一计划几乎成功，在总统的书房与巴本会见后，他曾说：“在某方面说，与巴本共事是不错的……如果他愿意在总理府内与夫人一起虚度年华，把权力真正交给我，那我就不介意。”如果希特勒真的上当，斯莱切尔就可以通过对总理的控制以及对总统的影响力来遏制他，从而成立一个包括纳粹在内但又不受纳粹控制的右派政府。组建这样一个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把纳粹从政权外部吸收到政权内部来，让它不再捣乱，再设法将其狂热的民族主义转移到德国军事力量的壮大中去，从而安定被纳粹搅得一团糟的国内局势。
如果这一安排成功，将是德国之福、欧洲之福，因为当时是1932年末，29年开始的大萧条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始逐步消退，德国国内的经济情况也有了好转的迹象，纳粹的号召力正在减退，如果再过一两年，经济恢复，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恐怕就要永远退出历史舞台了。
但斯莱切尔失算了。
冯？巴本并不仅仅是一个有钱的老好人。这个拥有贵族血统的前参谋总长对出身卑微的希特勒心存鄙夷，认为纳粹党不过是一群只会在街头打砸抢的流氓，只要几个警察就可以解决，而看不到隐藏在它背后的民意基础--在凡尔赛和约的屈辱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纳粹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增加就业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其反犹太人的狂热，废除凡尔赛和约、恢复德国大国地位的许诺有着相当广泛的民意支持。尽管当着总统和希特勒的面，巴本仍然保持了一贯的君子风度，但会谈一结束，他就把内容捅给了新闻界，绘声绘色的描述了希特勒如何想当总理而被总统拒绝，然后被迫接受副总理一职。这种可耻的小动作果然激怒了希特勒，他马上收回了自己与巴本和老头子达成的口头协议。冯？巴本又轻率的向总统申请动用紧急权力，严厉打击纳粹的活动。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共产党都对破坏民主的“紧急权力”向来十分感冒，纳粹和他们团结起来，在国会通过了对冯？巴本的不信任案。巴本在总统的支持下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仍然落败。
直到这时，斯莱切尔才放弃了对巴本和希特勒联合的幻想，转而寻求与纳粹党二号任务斯特拉赛尔的合作。于是才有了他在老头子面前对巴本的突然袭击。
实事求是的讲，斯莱切尔确实有追逐个人权势的野心，但他为了稳定局势、振兴德国而所作的努力无疑也是真诚的--实际上，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有点档次的政治家都是这两个方面不同程度的结合。不幸的是，他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方式来向对手摊牌，这使他作为一个阴谋家的形象在一向信任他的兴登堡总统、巴本、以及在内阁和国会中的朋友当中固定下来，而人们也就把他对维护政局稳定所作的努力也看作是阴谋家的伎俩。他最大的政治资本是老头子对他的信任--这也是国会中各党派对他表示支持的原因，但他却误以为军队才是他强有力的后盾，他甚至拿军队来向老头子施加压力，这就大错特错了。他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它给他的朋友和敌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当后来关于他要发动军事政变的谣言流传时，各种政治势力都没有经过什么思考就全都相信了。
此时此刻，兴登堡总统也认为是斯莱切尔背叛了他。玩了一辈子政治的老头子当然不会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被人玩弄，当前的形势逼迫他作出选择，但他彷佛已经看到斯莱切尔未来的命运。他站起身，缓缓的走到冯巴本的面前说：“亲爱的巴本，如果我现在反悔，你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言而无信的无耻之徒。但我年事已高，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不能再承担内战的责任了，我们只能以上帝的名义让斯莱切尔先生去碰碰运气了……”
--冯？斯莱切尔先生终于如愿以偿的成为了帝国总理，而这次胜利还有额外的荣光--他已经成为自1890年蒙特古戈利将军接任俾斯麦以来首位被任命为总理的将军。他迫不及待的要发布他的执政纲领，实施他改造德国的伟大计划。斯特拉赛尔已经表示愿意接受帝国副总理和普鲁士总理之职，纳粹党即将分裂，那样，德国就不再有能够与他竞争的政治势力，只待老头子归天，他就可以在军队的支持下登上总统宝座，开创一个属于斯莱切尔的新德意志时代。
然而，实际情况比斯莱切尔想象得要复杂得多。
此时，冯？巴本已经作出了一个可怕的决定。这个原本不想当总理的“老好人”，在兴登堡改变任命的一瞬间，感到自己蒙受了羞辱，对权力的渴望战胜帝国总理的荣誉感，受人玩弄的愤怒战胜了维护国家稳定的理想。他要去找那个人--那个自己三天前还用尽一切力量与之殊死搏斗的家伙，那个宣称要杀光一切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疯子。为了报复，他背叛了自己的政治原则，决定把这个德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邪恶的政治势力推上前台，碾碎那个可耻的阴谋家斯莱切尔，当然最后也碾碎了他自己，碾碎了整个德国、整个欧洲。
二
斯特拉赛尔的背叛对希特勒来讲，只是他最近一段时间所遭受的一系列打击中比较轻微的一个。一个月以来，他彷佛已经深陷绝境：
总统竞选中败给了兴登堡，而老头子在当选后断然拒绝了让他出任内阁总理的要求；党内二号人物斯特拉赛尔和斯莱切尔勾结，和政府达成妥协，引起了党内的严重纷争；尤为可气的是，他最信任的宣传家戈培尔居然像着了魔一样，去跟自己不共戴天的死敌共产党一起搞什么运输工人大罢工，还振振有词的说是为了拉工人阶级的选票，结果却使他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支持；在新一轮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丢掉了200万张选票和34个议席，合法斗争的受挫使他越来越难以控制手下那些天天叫嚷武装起义的激进分子--这给他的政治生涯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现在，希特勒已经可以听见他的敌人欢呼他的失败了，“希特勒完蛋了，不是作为一个鼓动者或者具有进取心的少数派领袖，而是作为一个可能的独裁者已经彻底失败。”在写给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报告中，威廉？布里特这样写道，“希特勒的影响正在迅速减弱，政府已经不再担心纳粹运动的发展。”
这还不算，更让他伤心的是，一向深爱他的爱娃？布劳恩也来凑热闹，不知是谁给了她一张他和一个女明星在一起的照片，在写了一封满纸幽怨的情书以后，她对准自己的颈部动脉就是一枪。尽管后来抢救了过来，但大报小报的各种夸张报道更让在私生活方面一向谨慎的希特勒尴尬不已。
“我已经丧失了一切希望，”在给瓦格纳太太的信中，希特勒他绝望地写到，“我的梦想什么也实现不了，我的对手太强大了。如果我失败了，我将遵守自己的诺言，在三分中之内用子弹结束一切。”
后来的历史证明，希特勒遵守了他向瓦格纳太太许下的诺言--尽管这可能是他一生中遵守的唯一的一个诺言。但那是1945年，三千万生灵在他的淫威下丧生之后的事情。把这一枪推迟了13年的人，正是冯？巴本。
巴本的来访让希特勒欣喜若狂。在如此狼狈的处境中，希特勒仍然表现出他是天生的政治家。他没有在巴本面前表现出任何懊丧或求助的表情，相反，他断然拒绝了冯巴本提出的两个人联合执政的“希特勒－巴本”政权的建议，而坚持必须由他本人出任总理并掌握政府的全权，但他仍承诺接纳冯巴本的一些人出任内阁部长，并任命巴本为副总理。巴本并未接受这一建议，因为如果他的目的仅仅是副总理的话，他可以很容易的从兴登堡那里得到。这是希特勒意料之中的事情，他并不急于达成协议，他现在正忙于整合由于斯特拉赛尔的背叛而陷于内耗的党，不具备向巴本要价的条件。在与巴本的对话中，他已经得知了前总理和现总理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甚至了解到了老头子和他的心腹之间日益增强的不信任。知道这些就够了。他现在要做的是把裂痕越挖越大，然后，自己便可以从这中间钻过去。
果然，第二天柏林一家报纸就用醒目的标题报道了巴本与希特勒秘密会谈的情况，甚至附上了两人握手的照片。这让巴本和斯莱切尔同时感到恐慌。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斯莱切尔暴露出他作为一个野心家的才能不足之处，他气冲冲的闯进总统府，告了巴本一状，说他背叛，要求总统不再接见巴本，除非他自己也在场。老头子有些愤怒的拒绝了这个干涉他自由的要求。他把这看作是对他最高权威的一种挑战，加深了对斯莱切尔的不信任。
数天后，兴登堡进一步降低了他对斯莱切尔的评价。斯莱切尔计划在德国没收容克地主的庄园。容克地主阶层向来是德国军国主义势力的阶级基础，这不是一个刚刚上任的总理所能承受的激进变革。兴登堡的客厅里挤满了容克的家属代表，他们强烈要求解散斯莱切尔政府。更重要的是，斯莱切尔此举还使自己失去了军队的支持：作为将军的斯莱切尔应该知道，帝国对外扩张的共同事业已经把容克和军队连接在一起有两百年了！
斯莱切尔盲目的改革措施让希特勒受益非浅，他很巧妙的利用越来越高涨的不满情绪，在德国南部小邦利柏争取选举。他把这次小型的选举当成全国大选，将全党的实力都投入到这次地方选举中去。结果希特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选举的胜利使他恢复了因全国选举失利而失去的威信，斯特拉赛尔随即被开除出党，纳粹党再次实现了团结。
失去了斯特拉赛尔，又面临冯巴本的压力，斯莱切尔不得不谋求和希特勒的合作。但这次会谈的情况再次被泄漏给了冯？巴本。如果稍微有点脑子的话，巴本应该想到，斯莱切尔开给希特勒的条件不可能比自己高。但在慌乱之中，巴本同意了让希特勒担任总理，并安排了一次希特勒与总统儿子的会见。很自然的，这次会见又被泄漏给了斯莱切尔，他再一次在危机面前失去了冷静，他紧急晋见兴登堡，要求赋予他实行“军事专政”的权力--这当然被老头子拒绝了。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它像一个鹰爪子一样紧紧的把希特勒和巴本捏在一起，巴本不仅同意让希特勒出任总理，还同意帮助他获得近乎独裁者的权力。各党派知道斯莱切尔意欲建立军事专政的情况后，几乎是马上就抛弃了他。然而，各党派领导人仍然对希特勒不放心，这时，冯？巴本却急于将斯莱切尔逼上绝路，他活象一个有着高超演技的话剧演员，绝望的向他们吼道：“如果不能尽快成立新政府，军队就要出动了，斯莱切尔将要建立军事独裁！我们将被统统枪毙！”在前总理活灵活现的表演下，各党派终于达成了妥协，斯莱切尔被彻底孤立了，而“老好人”冯？巴本先生的私仇也即可得报。
面对绝望的局面，斯莱切尔仍然试图做最后一搏。他来到总统府，劝说总统下令解散国会和停止大选。当他提出要求以后，他从老头子脸上看到了一种有些蔑视而又带一点得意的神色，这是他以前所未见过的：“总理先生，两个月前，正是基于你的关于不用解散国会和停止大选就可以稳定局势的承诺，我才任命你为总理的。我恐怕不能答应你的要求，就像我两个月前没有答应巴本先生的要求一样。”
“您的意思是要让我像巴本那样辞职？”
老头子的脸阴沉着，没有回答。
“你有没有考虑过让纳粹掌权的危险？”斯莱切尔绝望的质问道，“你难道忘了我们曾经一起为遏制纳粹所做的斗争？”
这个尖刻的问题让老头子失去了他一向稳重的神色，他似乎长叹了一口气，用拐杖向上指了指，说道：“亲爱的斯莱切尔，我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否正确。不过，我到了上边以后，很快就会知道了。”
“在此次背信弃义以后，阁下。”斯莱切尔明白自己的前途和德国的前途都已终结，不再顾忌自己的言语，“您是否能进入天堂，恐怕还是个疑问！”说罢，拂袖而出。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斯莱切尔被迫辞去总理职务，这标志着这位野心勃勃的将军政治生命的终结。两年以后，他和他的夫人在家里被双双击毙--他不仅没有成为德国历史的伟大人物，反而在政治斗争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有着复兴德国的雄心和决心，以及一整套的计划，他主张遏制垄断，打击大地产所有者，维护工人和农民的权利，保证公民的权利和发展民主。这些计划如果得以实施，德国的命运显然会比希特勒执政好得多。但凡尔赛和约下的德国，不允许进行这样的激进变革。斯莱切尔本人也缺乏把这些政策贯彻的政治智慧，在上台伊始，有共产党和纳粹党一左一右两大反对党，右派和中间党派对他的支持也并不坚定，希特勒的私人部队冲锋对时时在叫嚣起义，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以为自己的权力已经巩固得可以向容克地主开刀--在尚未树立起有效的权威的时候，大刀阔斧的改革只能革掉改革者自己的命。
和斯莱切尔相比，那个被后世认为是疯子、狂人、煽动家的希特勒却更懂得获得权力的冷静的艺术。十四年了，他由一名街头流浪汉，一个低级士兵，一个阶下囚一举成为帝国总理，在如此巨大的成就面前，他保持了可贵的冷静。在那个纳粹党为夺取政权而举行的全城大游行的晚上，他所说的最激进的“改革措施”不过是指着他的总理府说：“这个房子像个雪茄盒，接待客人很不像样子，我得将它全面改观。”
三
２月１日，新任总理希特勒向选民发表了他的第一次广播讲话，和前任总理上台伊始便宣读大段大段的改革纲领不同，这次讲话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有的只是一些鼓舞人心的空洞辞藻。他明确宣布，他只是想恢复过去的旧美德，讲话中没有攻击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或观点，至于他以前在大小场合必然慷慨陈词的犹太人问题，更是只字未提。
在这些毫无意义的词句背后，掩藏着一个政治天才的深思熟滤：在向着他伟大目标迈进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敌人必须消灭。如果让他的敌人知道他的最终目标，他们就会团结起来，把这个潜在的独裁者扼杀在总理的宝座上。作为当政的总理，他的话不再被当作一个煽动家争取选票的演说，他说的每一个字都会被全国各种势力当作政府的行动宣言加以认真的研究，任何一个没有把握的威胁都可能带来敌人疯狂的反扑。他已经制定好了消灭所有现实的和潜在的反对者的全盘计划，但在一个一个将他们扼死之前，必须让他们安安静静的睡在摇篮里。
确实，上台伊始的希特勒还远远不能称之为一个独裁者：纳粹党虽然是国会中的第一大党，但其席位只占总席位的30％，远未获得能够使希特勒行动自由的多数。老头子并不喜欢这个曾经当过油漆匠的煽动家，他对希特勒所做的评价是：“这家伙并不适合当国家总理，他所能胜任的最高职位莫过于邮电部长。”只是在老头子自己的候选人被国会一一推翻以后，才勉强同意这一任命，但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动用总统的紧急权力，解散政府和国会，实行军事专制（当然这要冒引发内战的危险）。希特勒还远未掌握军权，甚至连军方的支持也算不上，军队只是保持了一种善意的沉默，军方对他的私人部队冲锋队心存敌意，因为他们担心总理会用冲锋队取代帝国陆军在国家中的地位。在地方上，纳粹只控制了普鲁士和一些小州，绝大多数州，包括纳粹党的发源地巴伐利亚州仍然掌握在社会民主党人手中，对柏林的政策并不会毫无保留的执行。即使是总理应该掌握的行政权，也不是那么稳固，跟据希特勒上台前为了获得其它政党支持而达成的妥协，纳粹党在内阁中只占据了两个名额，民族党人控制了经济部门，而国防和外交则由总统提名的两个独立于政党的专家担任。副总理冯巴本在没有了军事政变的威胁以后并未像以前那样安分，他甚至私下对朋友说：“他（希特勒）是我们雇来的，兴登堡只信任我，用不了两个月，我们就能把他远远挤进角落，让他吱吱呀呀的叫唤。”
面对这样的局面，希特勒正在小心翼翼的制定他的计划：
首先要解散国会，重新大选，他将利用掌握的行政权力为纳粹党提供有力的支持，并打击其它党派的竞选活动，从而获得纳粹党在国会的多数，然后利用这种多数授予自己独裁者的权力。有了这种权力，他就可以按照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右派政党－盟友的顺序挨个消灭，最终建立纳粹一党专政；
对待老头子可得小心点，他是普选产生的总统，拥有广泛的宪法权力，可以随时剥夺希特勒处心积虑积累起来的各种权力。他对军队的影响力无人能比，又有垄断资本家和容克的支持，任何与老头子对抗的行为都是危险的。幸好有一个比阿道夫？希特勒更危险的家伙已经准备对他下手了，一旦老头子一命呜呼，世界上就再没有人能约束希特勒了。实际上，作为帝制时代的陆军元帅，老头子对民主宪政一直十分反感，只是一直苦于找不到国会中三分之二的多数修改魏玛宪法。在这一方面，总统和总理的目标完全一致。在死神一天一天剥夺他的权力欲望的时候，他是不会反对希特勒建立独裁统治的。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随时表现出对老头子的忠心耿耿，让老头子把他当作自己事业的继承人，以便在他死后军权能顺利滑落到自己手里。
至于冯？巴本，希特勒并没有高估自己的这个副总理，在历次权力更迭的过程中的表现，说明他只是一个受权力欲蛊惑的庸才，缺乏独立的政治理想和领袖才能，一旦局势明朗，他就会变成一条再温顺不过的狗。不过现在，除了小兴登堡以外，他是老头子最信任的人，这也许是他最后的利用价值。相反，倒是已经退位的斯莱切尔，还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彻底铲除。
在这一计划的指导下，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就通过巴本说服老头子将国会解散，重新大选。其它党派对这种赤裸裸的背信弃义惊讶无比，因为根据他们与希特勒的协议，国会的现状须予以维持。但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订立盟约和违反誓言对希特勒来讲就跟呼吸空气一样自然。
随后发生的事情说明希特勒是如何勤恳的利用他的权力为竞选服务。戈林被任命为普鲁士内政部长，控制了警察权，他随即对警察队伍进行了大清洗，把不信任的人全部清除出警察队伍，他毫不掩饰的颁布为纳粹竞选服务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取缔一切与冲锋队、党卫军和国防军有敌对情绪的任何事物……警察的职责是要协助做好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而对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则被当作敌视国家的行为，警察应该采取果断的行动，并可以随时动用武器。在国家机器的有力支持下，纳粹党的行径完全肆无忌惮。戈林征召了五万人的“辅助警察”这些人来自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他们不断制造暴力和恐怖活动，向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挑战，他们殴打、绑架、关押甚至杀害所有他们视作敌人的人，但是纳粹领袖们希望的“布尔什维克起义”没有出现，没有罢工，也没有大规模的示威，直到二月二十九日国会大厦的神秘起火，才使希特勒等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机会。这一事件出现得如此及时，以至于人们一直怀疑它是纳粹策划的阴谋，但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据：
二月二十九日，德国国会大厦突然起火，警察在现场逮捕了有纵火前科的荷兰共产党员范？德？鲁柏，纳粹领袖们立刻宣布这就是共产党阴谋叛乱的铁证。希特勒得知这一消息后激动无比，马上赶往火灾现场，看着雄雄燃烧的国会大厦，他简直要被感动了，就像一个圣徒看到圣灵显现一般，甚至消防队员关于大楼可能倒塌的警告也不能让他离开。面对匆匆赶来的内阁官员以及其它政府要员，他又一次发挥他憋了六个星期的演讲天才，这种声嘶力竭的吼声把他从一个街头流浪汉变为帝国总理，现在，又要把他从总理推上独裁者之路：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信号呀，先生们！如果让共产党的阴谋得逞，六个月之内，不，两个月之内，整个欧洲都会像这栋大楼一样陷入火海！这是共产党人起义的开端，现在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必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谁敢阻挡我们就把他打倒！德国人民长期以来太软弱了。当官的共产党个个都得枪毙，当代表的共产党今晚统统都得吊死，共产党员的朋友也要全部关起来！我们必须用铁拳将这条害人虫砸烂！”
当天晚上，希特勒好像又回到了他刚刚开始政治生涯的青年时代，他不顾帝国总理之尊，带着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在《人民观察家报》的编辑部干得热火朝天，亲自写稿，审稿，排版，校对，一直忙到天亮。而他的内政部长戈林也没有闲着，他正在普鲁士官方报纸里大发雷霆：“完全是胡说八道！引火材料怎么可能只有100磅！它至少有1000磅！”说完他抓起蓝铅笔，把引火材料从100磅改成了1000磅，当被提醒一个范？鲁柏扛不动1000磅材料时，他又顺手把“范？德？鲁柏”改成了“范？德？鲁柏及其共产党同伙”。但改来改去始终不能令他满意，于是干脆自己重新写一份了事。与此同时，所有警方电台都在呼叫，要抓国会里的共产党议员，以及地方议会的共产党议员。对于共产党官员也要捉拿，所有赤色报纸一律封闭。
第二天天一亮，辛苦了一整夜的希特勒顾不得欣赏自己的“杰作”，又匆匆赶回办公室，拟定了一份文件。快到中午的时候，内阁紧急会议召开了，一项紧急法案《国家紧急状态法》被提了出来，法案的内容包括：
对个人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
限制结社、集会自由；
限制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取消对被逮捕公民的法律保护；
取消无力维持本州秩序的政府的警察权；
对叛国、投毒、纵火和破坏等罪名增加了死刑；
对于谋杀政府成员和破坏治安的罪，应判处死刑或终身苦役。
对于这项法案，希特勒信誓坦坦将尽可能小心的使用这些权力，仅被用来防止赤色分子的袭击，而对于普通人，则将根本不会感觉到这项法案的存在，一旦非常状态结束，它将被“放置在角落里静静的休息。”
在共产革命的恐惧中，部长们选择了保持沉默。希特勒立即拿着草案晋见总统，请求他动用紧急权力签署这道法案。当老头子对这道法令的颁布心存疑虑的时候，希特勒说：“元帅阁下，昨晚共产党的猖狂，使我们政府感到，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全，这个法令有必要颁布。”
总统看了看伫立在一旁的巴本副总理和梅纳斯顾问，他们都没有说话。老头子于是不再说什么，在法案上签了字。就这样，在没有一声抗议中，一个现代社会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力和自由被几乎完全取消了，而这一切，都是严格的按照法定程序实现的。
法案通过以后，希特勒立即下令镇压共产党叛乱。大批冲锋队员和党卫军匆忙宣誓为国家而战，协助警察执行任务。他们冲进早已掌握的共产党活动的房间和酒店，把他们一车一车的投入监狱或地下审问室，被正规警察拘留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就有3000多人。短短一个月内，共产党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实际上已经被消灭了。但希特勒并未取缔共产党，因为这将导致共产党的支持者将选票投给左派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的议员可以直接动用紧急权力让他们到监狱去参政议政，而社会民主党议员则没那么容易处理。
尽管如此，大选的结果也并不完全让人满意，纳粹党只得到了43。9％的选票，靠着其几个同盟的小党的支持，希特勒勉强在国会中取得了半数。胜利虽然微弱，但对希特勒而言，他的整体计划中最关键也是最脆弱的一步终于迈了出去。现在，他要对那些尚未完全屈服的州下手。3月9日中午，冲锋队头子恩斯特？罗姆率人冲进巴伐利亚州总理赫尔德的办公室，要求他任命冯？埃普为州总督。赫尔德致电柏林提出抗议，柏林的答复是：冯？埃普已经被任命为总督。这样，巴伐利亚便合法的落入纳粹之手。其余各自由州也在类似的措施下--各地纳粹进行威胁，柏林发电干预--一一就范。
在巴伐利亚夺权当天，希特勒飞往慕尼黑，在这个他曾经沿街乞讨的地方，他曾经因为发动一场幼稚的武装政变而遭受羞辱的地方（当时有几个年轻的冲锋队员们走上街头，有几个市民问：“你们在街上玩如此危险的游戏，你们的父母同意吗。”那几个人于是羞愧的回家去了），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用一种动情的语调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得意之情：
“在德国，我最贴心的城市就是慕尼黑，作为一个青年、一个军人、一个政治家，我是在这里开始奋斗的。这个城市是用1923年在这里牺牲的同志的鲜血洗礼的。尽管我们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仍然是艰巨的。帝国政权绝不能再受巴伐利亚分裂分子的骚扰。我发誓，将完成俾斯麦未尽之业：州的存在，必须为帝国的利益服务！”
四
从巴伐利亚回来之后，希特勒开始为新一届国会的召开而忙碌。这一次，他已经做好准备和民主进行一场决战。
现在，纳粹党及其盟友在国会中已经取得了过半的简单多数，但对通过修改宪法的《授权法案》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还有一定差距。要想在这场斗争中取胜，还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对此，希特勒已经想好了一整套各个击破的办法：
对共产党议员，不能指望他们妥协，幸好有了国会纵火案和《国家紧急状态法》，可以以叛乱的罪名，把他们全抓起来关到监狱里了事；
中央党是信任老头子的，只要老头子愿意出面，他们就不会反对；
民族党等其它与纳粹同为右派的政党，对授权法并不反对，他们担心的是希特勒的个人独裁将危及他们的生存，对此他们只要给一些一文不值的保证就行了；
社会民主党比较麻烦，这个左派政党不会同意通过一个结束民主程序的法律，又不能把他们全抓起来，不过幸好他们的议席并不多，只要采取一点小伎俩让那几个激进分子无法出席，然后再利用纳粹在国会中人多势众的优势，不让他们有机会发言来影响其它议员的决定；
当然，所有的措施中，都少不了要贯穿一项--武力威胁。那些被魏玛宪法宠坏的家伙成天高谈民主宪政，私下进行肮脏的政治交易和斗争，从不知道什么叫团结，一旦真要他们准备用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个人财产--更不要说鲜血--来捍卫民主时，他们躲的比谁都快。前两次政府倒台的过程中各党派的精彩表演，足以让希特勒已经对他的敌人们的水平做出合理的评价。
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获得老头子的信任。在希特勒的一手导演下，一场类似于话剧的新国会开幕仪式上演了：
开幕式在波兹坦卫戍区教堂举行，这个精心选择的地点对于已经退位的前霍亨佐伦王朝和老头子本人都有重要意义。波兹坦是霍亨佐伦王朝的皇城，有腓特烈大帝的古墓。兴登堡第一次站在这个教堂是1966年，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中尉，他刚从促成德国统一的普奥战争中归来，他永远以能够参加那场战争为荣。这也是取悦于军方之举，因为这里一直被认为代表了普鲁士军人的传统。
３月２１日，正是俾斯麦在1817年主持德意志帝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式的日子，波兹坦城被卍字旗和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帜装饰得喜气洋洋，它标志着新兴的纳粹势力与德意志帝国传统的和谐共处。在隆隆炮声中，陆军、党卫军和冲锋队排起了庄严的队列，在春日的明媚阳光下，官方的摩托车队，铃声阵阵，朝着卫戍区教堂驶去。
身穿普鲁士褐色元帅服的兴登堡高大的身驱一出现，全场顿时起立。兴登堡身上佩满了他戎马一生获得的各种勋章，一手托着金顶元帅头盔，另一只手执着元帅棒，威严地缓步前行。行至皇帝的宝座前时，他身体微躬，举起元帅指挥棒，向宝座致敬--宝座上不再有皇帝了，但在老头子心目中，他永远是帝国忠诚的元帅，而不是什么魏玛共和国的国家首脑。
和这位全身戎装的元帅相比，站在他身旁的希特勒身材瘦小，身穿礼服，周身不安，让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和独裁者联系起来，倒更像元帅身旁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侍卫。在法国大使弗朗斯瓦？本塞看来，他“像一个胆怯的生人，由一个显赫的保护者，向一群陌生的人士作介绍一样”。
在总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之后，希特勒发表了一篇冗长而枯燥的演讲，整个演讲并无新意，只是不停的回顾历史，阐述德国过去的荣光和因凡尔赛和约而受到的羞辱，指出纳粹将为结束这种羞辱而努力。最后，他转向兴登堡，大大颂扬兴登堡，称他是军队的首脑和人民的领袖。“您同意我们为德国的振兴而尽力，这是我们的幸福。”
他讲完话之后，会场沉默了很长时间。这时，他向前走了三步，来到老头子面前，低下头，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这是帝国传统中表示继任者誓死秉承先辈理想的动作。老头子深受感动，这也同样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军官、容克、君主主义者，他们都坚信，希特勒对老头子必恭必敬，会遵循普鲁士理想的。这正是希特勒所要追求的效果。
国会开幕式非常成功，中央党领袖不久即收到了老头子的一封信，信中表示支持希特勒：“本人拟告诉你，总理已经明确表示，即使在没有明确宪法义务的情况下，也愿意在与本人充分磋商后，才在授权法的基础上采取措施。”
3月23日，新一届国会正式开幕。此时的希特勒，已不再是那个开幕式上元帅跟前谨小慎微的附庸形象，当他身穿褐色的纳粹党制服走上讲台时，国会内的纳粹议员和国会外的冲锋队员一起高喊：“胜利万岁！希特勒万岁！”这种山呼万岁的情况，竟然出现在作为现代代议制民主象征的议会的开会现场，确实让人不寒而栗。
这是他首次在国会里露面。在这次精心设计的讲话中，胡萝卜和大棒被很好的结合起来。他立誓要尊重私人财产和个人的积极性；保证援助农民和中产阶级；他将结束失业，与法国、英国，甚至苏联讲和。但是为了做到这些，他需要国会通过他提出的授权法案，这个法案将把国会拥有的几乎所有权力都授予他。他把它的名字弄得听起来很动听，叫做《减轻帝国和人民苦难法》，且保证“只在执行极端必要的措施非动用不可时才动用紧急权力。这并不会威胁国会的存在。总统的地位和权力依然不变，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将是按照他的目的行事。”
在向国会、总统、各州和教会保证不侵犯他们的任何权利后，希特勒话锋一转，以强硬措词结束其讲话。如果国会拒绝给予他“友好合作的机会”，新政权则“准备不顾国会的拒绝以及可能由此产生的敌对情绪干下去”，而且先前所做的不侵犯他们任何权利的承诺就会一笔勾销。最后，他进行赤裸裸的威胁：“议员先生们，是战是和，就请诸位选择吧！”
社会民主党领袖提出了抗议，在他们发言的时候，几乎是把国会包围起来的手持武器的冲锋队员齐声高喊：“我们要授权法--或者是放火屠杀！”在这样的怒吼中，希特勒第二次登台了，他向社会民主党人毫无理智的破口大骂：“我并不需要你们的选票！德国会自由的，但不是通过你们！别把我们误作是资产阶级。德国之星正在上升，你们的确在没落。你们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希特勒的疯狂，不但击毁了社会民主党人徒劳的反击，而且吓坏了中央党，他们坚信一旦法案被国会拒绝，这个疯子便会毫不犹豫的诉诸暴力。投票的结果很快出来了，441票赞成，94票反对，远远超过了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授权法通过了，就这样，民主以民主的方式终结了它自己，德国人自一战战败以来14年的民主尝试以失败告终。
--纵观希特勒从国家总理到独裁者的过程，从表面上看，每一步都是合乎民主程序和法律规范的。但是这并不是民主制度的过错，而恰恰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有太多的人不去遵循民主的原则进行政治活动，而是寄希望于违反民主原则的私下交易、权术欺诈甚至是暴力恐吓。兴登堡总统、德国军方和德国国内的大财阀、大地主们对民主政治的痛恨以及各个民主政党本身的软弱、犹豫不定、缺乏切实的政治纲领和有效的执行手段，使得希特勒巧妙的利用了各派实力的弱点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平的攫取了无限的权力。这一历史事实永远警戒我们，在一个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国家，即使在表面上建立起民主制度，它也可能成为野心家获取专制权力的工具。民主法治的真正确立，绝不可能靠某一个制度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而是一个艰苦的、漫长的过程。它要求在人民中间建立起对民主、法治、权利、自由等观念的正确认识和坚定信念，需要民主社会的各种元素：新闻媒体、政党、工会、社会团体以及其它利益集团等发展成熟--这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只有这样，民主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和框架。准备为了民主和法治而奋斗的人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为此付出艰苦努力的准备。
五
随着授权法的通过，希特勒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独裁权力，各个党派、工会很快被挨个取缔。但只要老头子还活着一天，他的权力就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被剥夺。希特勒当然不会愚蠢到试图对老头子动手，但随着老头子因身患绝症越来越接近生命的终点，军队与冲锋队的矛盾日益激化也让他越来越感到坐立不安，没有军队的支持，自己能否顺利接任总统之位，将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冲锋队本身的存在也很令希特勒头痛。恩斯特？罗姆，从纳粹党建立之初就追随自己，和他一起参加10年前的慕尼黑政变，并和他一起被投进监狱。现在，罗姆已经把冲锋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具有出色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才干，对希特勒的忠诚也勿庸置疑。在希特勒看来，作为冲锋队头子，他只有两个缺点：一、他过于强调冲锋队的独立性，冲锋队向希特勒效忠，但在组织上必须完全听命于罗姆，对上反对希特勒的干涉，对下实行独断专制；二，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在希特勒一无所有的时候追随他，是出于对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的信仰，而不是对希特勒个人效忠。
这两个缺点，在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奋斗，与共同的敌人战斗时，可以忽略不计。但在独裁政权建立以后，这就完全可以称之为心腹大患了。独裁者需要的是没有理想的奴才，而不是有理想的同志。有理想的人，今天因为理想替你卖命，明天也就可能为了理想要你的命。恺撒被自己最好的朋友布鲁斯刺死的故事便是独裁者们心中永远的痛：
公元前44年，大权在握的恺撒来到元老院，突然周围响起一片“杀死暴君”的喊声，一群人冲上来用长剑向他围攻，恺撒开始怒吼着用随身携带的短剑进行还击，身上被创四十余处。但当他在围攻的人群中发现自己最信任的朋友布鲁斯时，他终于绝望的拉下斗篷，蒙上自己的眼睛，任凭自己被乱剑刺死。
而如果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手握重权、喜欢独立行事的话，情况就更加危险了。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头脑的独裁者，都不会让身边有这样一个人物。
实际上，危险不仅仅来自罗姆一人。纳粹代表着极右翼势力，冲锋队成员又是纳粹中的极端分子。街头暴力是他们最喜欢的表达意见的方式，这种无序的力量对于冲击旧政权功不可没，但纳粹由在野党成为执政党后，尤其是在消灭了一切敌对势力之后，它就与新政府恢复经济、解决失业的目标相背，而且为新的野心家夺权提供了可趁之机。
希特勒确实尝试过约束冲锋队的行为，他给罗姆发了一封信，大力称赞他率领冲锋队在纳粹夺取政权中的功绩，并委婉的说道：“如果说陆军有责任保卫国家，抵御外敌，那么冲锋队的职责则是保证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捍卫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希特勒的原意是，一方面称赞他，另方面要警告他，保卫国家的事情最好还是要留给军队去做。但罗姆未领会这点。他以为有希特勒撑腰，胆子更大了，竟向国防部发去一份照会，声称保卫国家的安全是冲锋队的特权。
这便使潜在的矛盾激化了，冯？勃洛姆堡将军请求希特勒裁决。希特勒懊丧地把冲锋队和国防军的领导人请到国防部的训导厅里开会。在他的“动人的，揪心的”演讲中，希特勒劝双方妥协。他说，党解决了失业问题，但在８年后，经济又会衰退，唯一的补救办法是为过剩的人口创造生存空间。这可能会有必要先在西方然后在东方采取短暂的、决战决胜的军事行动。然而，罗姆所建议的民兵“一点儿也不适于国防”。解决的办法是加强正规军，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并用最新式的武器武装他们。冲锋队必须将自己限制在内部政治事务的范围内。
这一演讲充分展示了希特勒的战略眼光，他支持陆军的目的不仅限于近在咫尺的总统权力之争。也许冲锋队能再次帮助他登上总统之位，但要发动对外战争，必须依靠职业军官和正规军。这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最大的不同之处，除了追逐专制权力以外，希特勒至少还有自己追求的帝国理想。斯大林为了个人的绝对权力，面对日益临近的战争危险，对军队进行足以摧毁其战斗力的大清洗。这两种不同选择的结果，在二战初期的苏德战场上得到了充分反映。
希特勒的这种眼光不仅体现在军事问题上，也体现在他处理政权问题和经济问题上。上台后不久，他就发表公开演讲，支持用企业家管理企业，而不论他们是否纳粹党员。他还告诫各州总督，不能让党的组织代行政府权力，而经济部门的领导，必须由经济专家而不是党的理论宣传家担任--刨去独裁和战争，希特勒确实是一个治国天才。
军人出身的莽汉罗姆无法理解这种智慧，他只看到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冲锋队是国家社会主理想的先锋队，希特勒要求冲锋队向没有革命理想的旧军队低头，是对革命的背叛。所以，尽管他当着希特勒的面与陆军达成了协议，但私下却对自己的亲信发泄了一通对希特勒的不满：“那个荒唐透顶的下士说的话算个屁，我根本不想遵守这份协议。希特勒是个叛徒，最少也要去休假……要是有了他，目的便达不到，我们干脆就不要他。”冲锋队大队长维克多？卢泽被这种赤裸裸的背叛语言吓坏了。他立即向希特勒告发。
希特勒对这种警告保持了沉默。他了解罗姆的固执脾气，和解的尝试已经失败，但“拒绝与军方和解”不能成为镇压冲锋队的理由，单凭一个告密者的揭发也难以服众。如果现在就采取行动，将无法平息纳粹党内为罗姆鸣冤的情绪。军方也会把这样的行动理解成纳粹党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不是希特勒帮助他们的消灭了自己的敌人。
他要让事态发展。
在希特勒的纵容下，罗姆更加公开的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４月，他在柏林召开记者招待会，出席的除外国记者外，还有各外交使团的官员。他身材又矮又胖，浑身是劲，威风凛凛，讲话的语气也咄咄逼人：“冲锋队是德国革命的意志和思想的英勇化身。但是人们常常听见有人说：冲锋队已经失去了任何存在的理由。说这些话的人，在我看来都是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因循守旧分子。只有冲锋队才代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
军方再次向希特勒提出抗议，但这次希特勒拒绝表态。罗姆的公开话在纳粹党内引起轩然大波，它被看成是罗姆对党内对手采取行动的宣言，他们觉得希特勒应该采取行动，但他什么也没有做。
这样，罗姆的敌人迅速团结起来，被任命为陆军将军的戈林、盖世太保头子希来姆、党卫队首领海德里希，以及真的担心希特勒地位受到威胁的纳粹副领袖赫斯结成了统一战线，着手收集罗姆叛变的证据。这几个家伙各自心怀鬼胎，还真的搞出了点东西，罗姆和冯？斯莱切尔秘密会谈的消息开始流传，甚至还整出了一套两人联合发动政变的方案。政变成功以后，由罗姆建立军事独裁，斯莱切尔取代冯巴本出任国家副总理，重新组阁。甚至被开除出党，隐退以久的斯特拉赛尔也将参与了这场政变。
听说自己的死对头有可能复出，沉默以久的冯？巴本先生又率先跳出来表演：6月17日，副总理来到汉堡大学做演讲，他猛烈的抨击了罗姆的宣言，要求希特勒必须马上和罗姆决裂，采取维护帝国陆军的尊严的措施。声称如果希特勒再不采取行动，他就要马上辞职。
一向沉默的冯巴本的突然爆发，显然是在军方和总统的授意下所为。老头子很快告诉希特勒，如果冯巴本被解职，将说明希特勒无力处理危机，他就准备让军队接管政权。
火候已到。
6月20日，希特勒亲自向巴本为自己的失职表示“道歉”，并与陆军达成妥协，他将准备镇压冲锋队，而陆军则支持他在老头子去世以后接任帝国总统。
6月25日，总司令冯？弗立契宣布陆军处于待命状态，下令取消所有休假，军队在营房待命；
6月28日，德国军官协会宣布开除恩斯特？罗姆；
6月29日，《人民观察家报》刊登了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的署名文章，表明了陆军的态度：“陆军忠实的做国家统治者的后盾，做总统冯？兴登堡的后盾，做最高统帅的后盾，做德国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后盾--他来自它的队伍，始终是我们队伍中的一份子。”
6月30日，希特勒亲自奔赴慕尼黑，以召开冲锋队领导人会议为名，将冲锋队主要领导全部逮捕，未经审判全部枪毙。同时他用暗语发密电给在柏林戒备以久的戈林。“我下令向这次叛乱的头目开枪，并继而下令，将在我们家庭生活中往井内下毒的毒手，并在外边下毒的毒手全部杀光，一个不留。”
在郊区，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厨子领着两个盖世太保来到了这位前总理的书房。其中一个问他是否是施莱彻尔时，前总理抬头回答说：“是”。话音未落两人便开了枪。在角落里听收音机的施莱彻尔夫人连忙朝中弹的丈夫奔去，中途中弹倒地。施莱彻尔夫妇双双毙命；
格里戈利？斯特拉赛尔在和家人吃饭时被盖世太保逮捕，投入单人牢房，随即被乱枪打死；
罗姆被给了一把只有一颗子弹的手枪，但他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冲锋队头子在高喊了几声“希特勒万岁！”之后，仍然没有勇气抠动扳机。最后，行刑官不得不对对他的手下说：“帮帮罗姆先生的忙。”罗姆直到死都不相信希特勒会对自己动手，被逮捕之后，他说了一句千古名言：“一切革命，都会吞噬自己的儿女。”这句话，已成为古往今来一切暴力革命的真实写照。
屠杀一直持续到7月2日清晨，在哥伦比亚大厦，一个见习军官将队长卡尔？施列耶从牢房中叫了出来。见习军官说：“奉元首令，对你执行枪决。”施列耶曾目击３位同志被拉去处决，每半小时一人。施列耶被押下楼梯，上了一辆小运动车--将被拉至刑场处决。正在此时，一辆小汽车开了过来，里边跳出一名卫队军官。他拼命在打信号。“停下！停下！”他喊道，“不能再有事了！元首已向兴登堡保证，枪决到此结束。”
7月2日晚，希特勒收到了总统发来的贺电：
“从呈交本人的多份报告中，本人获悉，由于您的果敢行动及您之勇敢的亲身干预，一桩叛国案已被消灭于萌芽中。您救德国于危难。为此，本人向您表示最深切的谢意和感激。”
对于希特勒而言，这是一个事后颁发的屠杀许可证。这是他最后一次拿到这样的许可证。从今以后，他做事情再也无须取得任何人的许可--哪怕是事后的也不需要。
六
在对冲锋队的清洗之后，希特勒的地位已经彻底巩固。这次行动被证明如此及时，因为事后不到一个月，1933年8月1日，冯？兴登堡总统便去世了。
希特勒的内阁马上通过决议，将总理办公室与总统办公室合并。他通过成为帝国总理掌握了行政权；通过《国家紧急状态法》等一系列法令掌握了警察权、检察权和司法权；通过《解除帝国和人民苦难法》掌握了立法权；现在，又成为国家元首，也是三军最高统帅。所有的权力都已合并，大独裁者终于横空出世！
登上总统之位后，希特勒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冯？勃洛姆堡和三军的总司令叫到他的面前宣誓：
“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帝国元首和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阿道夫？希特勒及帝国的人民。我以勇敢的军人身份，保证誓死遵守誓言。”
这一誓词是史无前例的。从前的誓词只要求服从宪法和总统。它却对某人作了指名道姓作的效忠，在元首与每个海陆空士兵之间建立了私人的联系。然而，却没有哪位军官对此举世无双的措词提出疑问。随后，三军将士人人皆进行了同样的、忠于个人的宣誓。在冯？勃洛姆堡将军的建议下，他们将不再称希特勒为“希特勒先生”，而改称“我的元首”。希特勒对此表示欣然同意，这个纳粹党员对其党魁的尊称就此成了德国领袖的标志。
1934年9月10日，在纽伦堡的卢波尔德竞技场上，希特勒用最狂热的方式展示了他对德国强有力的统治：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机动部队，在巨大的草坪上作了完美的表演。自战败以来，在德国，这还是首次向公众显示武装力量。看到这场现实的作战演习，３０万名观众欣喜若狂。纳粹副领袖赫斯带领着疯狂的群众和军队齐声高喊：“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胜利万岁！希特勒万岁！”30万人的怒吼声震碧霄，希特勒坐在检阅车上，直挺挺的平举着右臂从狂热的观众和军队面前走过。几乎所有德国人目睹这一场面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德意志终于又回到了她渴望以久的强人的怀抱。那些试图用凡尔赛和约来羞辱、掠夺、削弱一个伟大民族的国家，即将为它们的愚蠢付出惨重的代价……
后记：民主社会的基石
如果民主只被理解为投票表决和少数服从多数的话，那就太可悲了。希特勒的上台和魏玛共和国的覆亡充分说明，一个民主制度要得以维持下去，还必须有很多投票表决以外的东西作为基础和保障。
一、权力的分立和制衡。
二、较为成熟的媒体监督。
也许有人认为还可以用更恰当的词语来表述第二点的意思，不过暂且先让我这么说吧。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人民的思想之所以会被控制或煽动，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全面、透彻的了解现状，而听信了野心家的一面之词。所以，人民有权要求了解事情的各方面的情况：正面的和负面的。而这种信息的来源当然不能寄希望于当权者，因为他们只会向人民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利用“国会纵火案”煽动起人民对德国共产党的仇恨，并通过《国家紧急状态法》来打击共产党，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在《人民观察家》报等报纸上故意扭曲事实、编造谎言。试想如果报社的编辑们能够抵住压力，拒绝发布假消息，或者德国当时还有很多独立的报纸，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报道和分析问题，这种反共狂热恐怕就很难煽动得起来了。美国二战后两次弹劾总统：尼克松和克林顿，其“猛料”都是由新闻媒体抖出来的。那些著名的私立报社，如《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它们既有独立的文化人理想，更有炒作新闻吸引读者的强烈利益驱动，在调查这些密闻上其工作干劲自然要比拿死工资的检察机关猛不止一百倍。而对民众来讲，传媒的亲和力与可靠度要大于专门的检察机关。不难想象，一个手无寸铁的知情者，更愿意和文质彬彬的记者交谈，还是愿意坐在冷冰冰的问讯室里和穿着制服的检察官交谈。检察机关再独立，也毕竟是体制内的监督，在考虑问题的时候难免掺杂一些政治的和人事的考虑在里边，相对而言，媒体要考虑的东西就要单纯得多。所以那个在“水门事件”中，半夜发现民主党办公室里有人活动的人不是先打电话给警察局或国会，而是哪里，当然是报社！只有在一个拥有大量敢于报道事实真相，反应人民呼声的新闻媒体的社会中，民主才能持久。
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绝对的，民主的权力也必须收到限制，尤其表现为不能借民主之手践踏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
凡是在学生阶段住过集体宿舍的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大家都做一件事，比如半夜跑出去买方便面加餐之类，但都不愿意去。于是有人提议：“我建议让某某人去，同意的人请举手。”显然除了被提名的那个人以外的人都会举手，于是大家就会说：“你看，少数服从多数，你一个人反对无效，该你出去买。”这往往是一种玩笑，“少数派”如果坚决不去，大家也没有什么办法。但这种玩笑，反映了我们一种潜在的观念--多数对少数拥有强制性的权力。实际上，我们之所以需要民主，乃是为了防止暴政，为了保护每个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政治权力的侵害。如果民主产生的权力也去侵害个人的基本权利，那么这就不是民主，而成了“多数人的暴政”，这种所谓的“民主”最后也只能走向个人独裁。
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也是一样：人生活在社会里，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既可能是多数，也可能是少数。如果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绝对的话，当权者就可以不断的变换划分标准来打击反对自己的力量，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少数，最后把民主送进坟墓。曾经有一位德国神父这样忏悔：
“当他们迫害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当他们迫害共产党人的时候，我也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当他们取缔所有政党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抗议，因为我不属于任何政党；
……当他们迫害我的时候，再也没有人可以为我说话了。”
在这个社会里，只有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得到保障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民主的权力跟其它所有的权力一样，都不能是不受限制的，它主要表现在选举国家机构和对全国性全地区性的重大公共事务的表决上。实际上，这是对本文第一点的扩大解释，立法、司法、行政的分权是“小分权”，而在国家中还应该存在一种“大分权”，即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的分立。民主解决的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在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当中不应占主导地位。当然，不论小分权还是大分权，所有的权力都有一个共同的界限，那就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对这个界限的划定需要涉及复杂的政治哲学理论，如果硬要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说明的话，我想可以用一下这个并不精确的表述：
“人人生而平等。未经事先制定的公正的法律，并按照公正的司法程序，由独立的司法机构进行公开的审判，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财产和生命。”
（注：自由既包括法律明文规定的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其它一些无须法律规定的自由，比如说，刮胡子还是留胡子的自由。）
之所以说它不精确，主要是由于对“公正”的定义没有做精确的界定。而且在很多国家已经取消死刑的情况下，“生命权”是否会成为一种绝对不可侵犯的权利也存在争论。当然，篇幅所限，我们不能展开讨论。
四、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有着对民主的正确认识和坚定信念。
常常有人借口“中国人素质太低”来反对各种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说法其实也没有大错。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专制主义传统，并且直到现在种植农业所占人口都在全社会中占几乎半数的国家，要进行民主的变革，即使最激进的自由主义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它与美国从一片全新的大陆、全新的人民中开始的民主进程完全不是一回事。魏玛共和国的灭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缺乏民主传统国家进行民主尝试失败的范例：人民为迫害犹太人欢呼、为冲锋队的暴行欢呼、为独裁者上台而欢呼，而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取消、宪法被逐步破坏却保持了沉默。因为极权主义、国家主义等观念几百年来已经深入人心，而自由、权利、宪法等概念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这些东西是否存在跟自己的生活似乎毫无关系，只要希特勒许诺解决就业、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谁管他采用民主还是专制的手段呢？是的，在没有强大的民意基础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民主，是无法持久的，最后只能滑向混乱或绝对专制的深渊。但是否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停滞不前，等到某一天人民的“觉悟”突然提高了再进行改革呢？实际上，这是一个“不会游泳怎能下水”和“不下水怎能学会游泳”之间的矛盾。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民主的实践本身更能锻炼人民的民主观念和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说道：“美国人是通过参加立法活动来学会法律，通过参加管理工作来掌握政府的组织形式的。”并称赞美国的乡镇自治形式，认为拥有自治权力的乡镇，是北美殖民地在英国的“总督制”条件下保存民主传统、培养民主传统的基地。要改变某些人所谓的“中国人素质太低”的现状，不能仅寄希望于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而应该从现在做起，通过完善基层民主，实现乡镇自治，在基层民主实践中提高人民的“素质”。
以上四点，是一个民主社会得以健康、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四个基石，但决不是仅有的四个基石，还有比如防止军事力量对政治的干预，社会多元利益集团的极其政治代言人的形成，对选举制度的设计，对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一院制还是两院制的选择等等，很多很多，难以尽述。总之，“民主”两个字，远比我们很多人想得要复杂，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是如此。真正想为民主和法制的事业而奋斗的人，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作好为此付出艰辛努力的准备。
戴高乐：孤独的领袖
“没有神秘感就没有威望可言。因为过于熟悉，尊敬之情就不会油然而生。只有象神像一样隐居深庙，才能显出凛凛的威风。无论是运筹帷幄，还是所思所为，都要令人捉摸不透。”
--《剑刃》戴高乐1932年
背景：
二战爆发后，希特勒在东线取得胜利，攻占波兰，又很快攻占北欧，随即迅速把战争的中心转移到西线。1940年5月10日，德军绕过德法边境的马其诺防线，从法国北面的“低地国家”荷兰和比利时突入法国。由于法国一直醉心与“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缺乏战争准备，在北部的“齐格菲防线”更是十分脆弱，所以在德军现代化装甲部队的猛烈攻击下毫无还手之力。德军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巴黎，把法国政府赶到了小城波尔图。而在政府中，也出现了以总理雷诺为首的“抵抗派”和副总理贝当为首的“投降派”的激烈争论。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一
1940年6月17日的早晨，加莱海峡上空薄云片片，旭日初升，一架印着英国皇家空军标志的小飞机正在海峡上空飞行，穿过云层，向伦敦飞去。飞机上坐着一位脸色严峻的高个男子，他撩开窗帘，阳光从窗口徐徐照进来。清晨的阳光十分温柔，还不能撕碎海与天的朦胧，只把一道道光束穿过云缝，在浩瀚的海平面上留下灿灿鳞波。这是一个宁静、安详而美丽的欧洲的早晨，一幅上帝赐予欧洲的美景。
这个男人就是法国国防部次长、陆军准将戴高乐。此时此刻，他正在经历生命中最痛苦的思想的煎熬。窗外的美景并不能让他的心情有任何好转，反倒令他觉得，在这茫茫的大海中，自己是何等的无依无靠。在德国新型机械化化装甲部队势不可挡的冲击下，除了他之外，竟然没有一个内阁成员主张坚决抵抗。一个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政府，一个被世界各国公认代表法国的政府，即将按照国内和国际的法律程序宣布投降。他私自离开法国，乘坐英国人的飞机独自逃往伦敦。是他背叛了他的国家，还是这个国家的政府背叛了它的人民？
他曾经梦想要象拿破仑那样，指挥千军万马去击败法兰西的所有敌人，从而为自己赢得不朽的英名。为此，他违背父母的意愿进入圣西尔军校学习，并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成绩优异，在各种模拟作战中几乎百战百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以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谁知第一次参加战斗就被流弹击中大腿，不得不返回后方疗养。后来伤愈复出，晋升为上尉连长，参加著名的凡尔登战役，正在和一名德军士兵拼刺刀，又不知哪里又飞来一颗流弹把他击倒。于是他就在德军战俘营里面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战俘生活，直到一战结束。获释以后，他专心军事理论研究，认为法国应该学习德国，建立一支的高度机动的装甲部队，却遭到了政界和军界的一致反对，并由此严重影响了他的晋升，直至二战爆发，他还只是一个49岁的“资深”上校。直到德军的装甲部队已经扫荡了波兰和北欧，突破齐格菲防线后长驱直入，法国的领袖们才如梦初醒，匆忙把戴高乐提拔为准将，任命他为国防部次长，负责组建装甲部队。但此时就算拿破仑再世，也已经无力回天了，随着他仓促组建的第四装甲师被德军击溃，戴高乐的名将之梦，终于完全破灭。他望着窗外茫茫的大海，不由得感慨万千：自己19岁参军，现在已经50岁了，把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法兰西军队，从一个热血青年成了一个半百老人，空负一身军事才能与报国之志，却总是阴差阳错，竟然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反而眼睁睁的看着祖国一步步沦陷而无能为力，一个人的力量在命运的安排面前是多么的渺小啊！同样是一战中的英勇杀敌、身负重伤的年轻士兵，街头混混出身的希特勒已经是帝国元首，而他，戴高乐，圣希尔军校的高才生，好不容易在年满50之前几个月成了一个将军，还是将军中级别最低的准将，被任命为内阁成员，但只是内阁中最不起眼的次长。现在，他又不得不放弃自己半辈子辛苦努力换来的这一切，背叛给予他这些职务的政府，孤身一人逃往国外，开始新的冒险生涯。大海茫茫，祖国已远，不知自己何时才能踏上归程？
中午的时候，飞机在伦敦希思罗机场降落，戴高乐在斯皮尔斯将军的陪同下去见丘吉尔。丘吉尔虽然只跟戴高乐有过几次交往，但已经知道这个法国大个子是个自尊心极强而且十分孤傲的家伙，现在法国败亡，他独自一人流亡到英国，更是要小心翼翼不要去触犯他那有些过于敏感的民族感情。所以当戴高乐一走进办公室，丘吉尔就热情的走上前去主动和他握手，称他为“我最亲爱的朋友”。戴高乐十分坦然的接受了这种礼遇，面无表情的和丘吉尔握了握手，直截了当的说道：“首相阁下，请允许我利用贵国的大英广播公司电台（BBC）向法国发表一份号召书，用以召唤所有愿意继续战斗的法国人和我一起战斗。”
“没有任何问题。”丘吉尔爽快的答道，“您准备什么时候发表这个声明？”
“现在。”
“可是法国政府还没有正式宣布投降。”
“您的建议非常有益，首相阁下。”戴高乐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我决定在法国政府宣布投降后再发表声明。谢谢您对我的支持。”
“将军阁下，”丘吉尔对戴高乐这种盛气凌人的语气感到又好气又好笑，决定和他开个小玩笑，“您将以什么名义发表声明呢？你觉得你一个人就能代表法国吗？”
戴高乐的脸上果然出现了不快的表情，不过对于这个问题他显然已经思考过很久了。他很快恢复了平静，从容的答道：“当然能，首相阁下。没有一个政府有权力合法的出卖它的国家和人民。在国家危亡的时候，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就体现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继存。现在，法国遭到德国的入侵，我是唯一一个坚持抵抗的政府成员。因此，一旦现任政府宣布投降，我就将代表法国人民执掌战时政权。我能够代表法国，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够代表法国！”
“如果法国只有你一个人坚持抵抗，”丘吉尔故意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十分坚定的说，“我就只支持你一个人！”
二
……五年后的11月13日，又是一个早晨。加莱海峡上空薄云片片，旭日初升，一架印着英国航空公司标志的飞机正在海峡上空飞行，穿过云层，向巴黎飞去。飞机上坐着一位胖胖的中等身材的男子，他撩开窗帘，阳光从窗口徐徐照进来。窗外的风景和五年前戴高乐看到的相比并，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欧洲的局势，已经完全改变。五年过去了，那个孤身一人逃往英国的戴高乐，现在已经是拥有三十万陆军、五万海军、三万空军的法兰西三军最高统帅，以临时政府主席的身份回到巴黎，成了法国的民族英雄和强有力的统治者。而他自己，曾经以庇护者的身份迎接这个流亡者的大英帝国首相，却成了一介平民。尽管难免会有一些心理落差，但他并不嫉妒戴高乐。因为他亲眼见证了这个孤傲的法国人是如何在最艰难的时刻奋起战斗的：既要联合同盟国打击法西斯，还要和英美斗争以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利益，和贝当领导的傀儡政权争夺海外殖民地，跟其它法国的抵抗运动领袖争夺领导权，戴高乐有的时候完全是一个人在同时和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作战，但却顽强的在几乎所有较量中都取得了胜利，所以今天所有的一切权力与荣耀，对戴高乐而言，都是应得的。戴高乐是让他钦佩不已的战友，又是他需要时刻防范的对手。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总统罗斯福能与戴高乐相提并论，当然，还有他自己。
这个男人就是英国前首相、二战风云人物丘吉尔。此时此刻，他的心情说不出是烦恼还是轻松。三个月前，他还在波兹坦参加英、美、苏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和建立战后国际格局。他的老朋友，二战中给了他最强有力支持的罗斯福总统去世了，美国在二战中坚持到了最后，但它的总统却没能坚持到最后，接替罗斯福出席的是前副总统杜鲁门--他已经根据宪法成为代总统。这让丘吉尔非常难过，但他没有想到，连自己也不能享受最后胜利的喜悦了。他所领导的保守党在国会大选中败给了艾德礼领导的工党，根据英国选举法，国会中的占多数的党派负责组阁，这样，他就不再是英国首相，也就无权再代表英国参加三国首脑会议，不得不中途离开波兹坦返回伦敦。尽管临走的时候，杜鲁门和斯大林都对他表示出极大的尊敬，但在心高气傲的丘吉尔看来，这完全是一种羞辱，他宁愿像罗斯福一样死在任上，也不愿以这种丢人现眼的方式告别。特别是当他想到艾德礼和杜鲁门亲切会面的情形，简直就有点吃醋了，是自己和罗斯福领导了这场战争走向胜利，最后竟然由这两个无名小子下山来摘桃子。而“赐予”他这种羞辱的，正是他六年来不分昼夜为之服务的英国人民！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他们就又开始相信党派斗争的空头许诺，迫不及待的抛弃了在存亡关头拯救了他们的民族英雄。在返回英国的路上，他脑子里只想着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名言：“对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一切强大民族的特点。”
离职以后，精力充沛的丘吉尔并没有闲着，他一边写回忆录，一边到世界各国访问、旅游，倒还比他当首相的时候自由得多了。他这次到巴黎只做短暂的停留，并没有正式的活动安排。由于法国国内正在忙于制宪会议的选举，他这次路过没有受到媒体的关注，反倒是丘吉尔时刻关注着这次法国战后第一次全国选举。就在丘吉尔到达巴黎的当天，经过公民投票选出的制宪议会一致推举戴高乐为政府总理，参加投票的议员555名，赞成票也是555名。得知这一消息后，丘吉尔感慨万千，他知道戴高乐向来我行我素，讨厌和任何党派打交道，自己也不组建政党参加竞选，能够在共产党和社会党人占了三分之二的制宪议会中得到100％的赞成票，完全是靠他在法国人民中无可争辩的威信。他立即给戴高乐写了一封祝贺信，信中写道：
“普鲁塔克错了！”
看完丘吉尔的贺信，戴高乐苦笑着摇了摇头。这个和自己并肩战斗五年的老朋友啊！尽管在流亡英国的日子里，为了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利益，他在丘吉尔面前始终保持了高傲而倔强的态度，甚至多次与之激烈的争吵。但在他孤独的内心里，丘吉尔仍是这个世界上他唯一可以称为“朋友”的人，除此以外，都是敌人、对手或下属。罗斯福本来也是值得尊敬的，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因为年轻时参与森林救火而瘫痪的罗斯福坐在轮椅上和他边走边谈，美国总统矮小的轮椅和戴高乐一米九八的高大身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他们走到阳台上的时候，罗斯福指着前面笑着对戴高乐说：“你看到我的游泳池了吗？我就在那里游泳。”这句话给戴高乐带来的震撼是难以言寓的，在那一瞬间，向来心高气傲将军头一次感觉自己完全被一种精神的力量所折服，他对罗斯福充满了敬佩之情。但美国总统满脑子的美国霸权思想使得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友谊，罗斯福数次企图扶植一个听话的法国人来取代戴高乐。这还不算，他甚至有一种比威胁其法国领袖的地位更让戴高乐愤怒的想法：法国政府既然已经投降德国，就应该当作法西斯的同盟国来处理，在法国光复以后一度要求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对法国进行军事占领。戴高乐气得差点命令法军向盟军开枪，幸好丘吉尔坚决站到戴高乐一边，不仅支持法国的独立，还在德国的军事占领区分了一块给法国，这就等于完全承认了法国作为战胜国的大国地位。同样是在罗斯福的坚持下，诺曼底登陆、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这样的重要事件都没有戴高乐的份。所以，尽管戴高乐对罗斯福本人抱有和丘吉尔同样的钦佩之情，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他宁可去和斯大林打交道也不愿意跟罗斯福会面。这两个伟大人物之间的积怨甚至连死亡也不能化解--罗斯福去世后，在戴高乐的坚持下，在巴黎举行纪念罗斯福的活动被取消了，因为在他看来，罗斯福是法兰西的敌人。也正因为如此，当丘吉尔被迫离开波兹坦的时候，他的心情非常难过。他的脑子里也立即浮现出普鲁塔克的名言，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罗斯福去世了，丘吉尔下台了，自由世界的反法西斯领袖只剩下一个孤独的戴高乐了，他能幸免于难吗？他这样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现在丘吉尔驾驶的大船已经系缆，由我掌舵的船眼看也要进港了，当我听到英国人把他们在风暴中请来的船长请下船的时候，我预料到我离开法国舵手的岗位也为时不远了。”当时，离全国大选还有三个月，三个月后，他以全票当选为总理，又收到老朋友的贺信，但这种悲剧性的想法，反而越来越强烈了。这种感觉，即使是在他只身逃往英国的时候，也从未有过。
他曾经说：“我是一个孤独的人，我如此酷爱孤独。”
“孤独”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对一个普通人来讲，孤独意味着缺少朋友；对一个英雄来讲，孤独意味着缺少够档次的对手；对一个领袖来讲，孤独则意味着他的伟大思想不能为他的人民所理解和接受。
当戴高乐在1934年发表他的《建立职业军》的时候，他是孤独的。因为人们还无法理解，在构建了如此坚不可摧的马其诺防线之后，还有什么必要花大力气去改革现有的步兵和炮兵联合作战体系，而去建设一支从未用于实战的装甲部队。总参谋部对他的见解的评语是：“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与历史”；有一位将军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德国人是天生侵略的民族，自然就必须有装甲师。但法国是和平与防卫的民族，所以就需要反摩托化”；国防部长莫林将军甚至当众训斥当时还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当秘书的戴高乐：“再见吧，戴高乐！在有我的地方，就不会有你的地位！”直到法国引以为豪的步兵配合炮兵作战的部队被德军装甲师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来，仓促之间任命他指挥第四装甲师--一个还未成立的“装甲师”。东北区防线总司令乔治将军握着他的手说：“戴高乐，你来了！你长期以来所持的见解，敌人已经实现了，现在正是你大显伸手的时候了。”
可惜，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当戴高乐独自扛起反法西斯大旗的时候，他还是孤独的。因为他的人民还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现行政府继续“合法”存在的情况下，一个逃亡的将军可以未经民主投票宣布自己“代表法国”。是的，“民主程序”、“合法性”这样的观念确实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它是由伏尔泰、卢梭、杰斐逊等众多人类的先知经过几个世纪不懈努力，才在人群中建立起来的坚定信念。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它在英、美、法这样的发达国家，已经从“大逆不道”的革命思潮成了“天经地义”的政治教条，以至于人们忘了，无论“民主”还是“法制”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些观念的提出和实践，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自由、安宁和幸福，以及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独立。所以即使是经过合法的民主的程序产生的政府，如果它违背了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那么人民仍然有权通过民主和法律以外的手段，包括暴力手段来推翻它的统治。在法西斯的铁蹄摧毁了一切国际准则和国内法制的情况下，只有那些最敏锐的人物能够突破陈规，重新回到所有原则的基点，在历史剧变的关头把握住它发展的方向，为人民指引道路，并使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但由于他们的思想总是走在人民大众的前面，所以往往不能被他所热爱的人民所理解，并由此感到巨大的孤独。在戴高乐向所有法国人发出号召以后，响应者寥寥无几。一位收到他邀请的将军说：“我认为法国应该抵抗到底，但我是个军人，我应该服从政府的命令。”一位为了抗议政府投降而辞职的公务员也拒绝支持戴高乐，他说：“我反对投降，但违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直到贝当傀儡政权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帮凶，剥夺法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大肆迫害犹太人和共产党人，将大批法国人运往纳粹集中营做苦力的时候，他们才逐渐明白政府已经“合法”的成了法国独立和自由的敌人，这才转而支持戴高乐。
如果说在1934年和1940年的戴高乐的孤独是显而易见的话，那么在1944年，戴高乐重返法国，在成千上万的民众欢呼声中穿过凯旋门，1945年，他又以全票当选法国总理的时候，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孤独的。
而且此时的孤独感，比他四年前只身逃往英国时更加强烈，也更加深刻。
三
“法兰西经历了无数的岁月，至今仍然生存。”
这是戴高乐在他的《希望回忆录》中的第一句话，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道出了他对法兰西历史深沉的热爱。对戴高乐来讲，法兰西的伟大和光荣是他从小就树立的信念，也是他一生中最为珍视的东西。他不仅要领导法国获得战争的胜利，还要恢复法国因为战败投降而丧失的大国地位。而正是这一点上，他再次被他的人民所抛弃。
在戴高乐看来，第三共和国脆弱的政治体制导致了法国在二战初期惨败的根本原因。法国要想强大，要想不再蒙受亡国之耻，就必须彻底改革政党主导的政治制度，建立一个不受政党和议会控制的独立行政的政府：
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原则是议会至上，议会由全民选举产生，政府再由议会产生，只有在议会取得多数的政党才能组织内阁。英国也是议会制国家，但实行的是两党制，议会由两个主要的政党控制，两党在制定政策时，只有考虑到全国大多数的普遍利益才能在选举中获胜。负责组阁的首相一般都是政党领袖，他既控制政府，又通过政党控制议会，所以政府的权力仍然很大，政府地位比较稳定。而法国第三共和国实行的是多党制，各个政党按照选举中的得票比例分配议席。所以政党的利益和自己所代表的那个利益集团紧密联系，只要在国内有一小部分人支持该政党的纲领，哪怕有90％的人反对，它也可以得到几个议席，在国民议会中翻云覆雨。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政党能够无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大多数人的反对而生存下去，极为有利于大量中小政党的生存，而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在议会取得过半数的议席，因此只能由好几个政党联合组阁。每一个内阁总理在上台之前，都要和主要政党达成协议，由支持自己的政党来分摊内阁部长的职位。一旦政府的行为违背了某些政党的特殊利益，他们又会联合起来“倒阁”。所以行政权力完全臣服于立法权力，政府总理不得不在众多政党的利益之间小心翼翼的寻求妥协以维护自己的地位，如履薄冰，各部部长也不是听命于总理而是听命于各自所属的政党。这样的政府极为缺乏效率，更缺乏应对危机、进行改革的权力。任何有效的改革措施都不能推行下去，因为一旦改革触动了某个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政府就会倒台。第三共和国从1875年正式成立以来，到1940年覆亡的65年里，竟然先后搞出了102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不到七个月，创下了“政府更新速度”的世界记录，而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只换了20届和14届政府！
政局的动荡使政治家们把主要精力浪费在无休止的政党斗争中，无心关注希特勒上台以后急剧恶化的欧洲局势，也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戴高乐在1934年，希特勒刚刚上台不久，就出版了他的《建立职业军》，提出了建立装甲部队的设想，在法国政军两界都引起激烈的争论，但直到希特勒的数十万装甲部队从无到有，已经横扫波兰的时候，法国的政治家们还在喋喋不休，法国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装甲师。二战爆发以后，主战派领袖丘吉尔在英国上台，组织战时内阁，迅速而强有力的进行抵抗，并坚定的拒绝了德国的和谈要求。而同样是在法国，也是主战派领袖保罗？雷诺出任政府总理，但各个政党在国家危亡之际仍然念念不忘瓜分部长职务，雷诺甚至连任命戴高乐出任国防部长的权力都没有，只能任命他为国防部次长。而投降派的代表人物贝当和魏刚则在各自的政党支持下分别出任副总理和总司令。更奇怪的是，前任总理达拉第尽管由于执行绥靖政策倒台，但由于支持他的激进社会党在议会中占据了大量席位，他仍然在雷诺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和陆军部长两个要职。所以，从表面上看，“战时内阁”由主战派总理领导，但在一群投降派部长的包围中，雷诺实际上什么事也做不成，法国的覆亡也就在所难免了。当雷诺被迫辞去总理职务，而由投降派领袖贝当组织内阁时，戴高乐终于下定决心逃往英国。从那一刻起，他就成了“政党政治”不共戴天的敌人。
戴高乐坐在飞机上，回想起他所亲眼目睹的三个民主共和国的覆亡--西班牙、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魏玛共和国。它们被三种不同的方式结束：内战、外敌入侵和民主投票。但在戴高乐看来，它们都亡于可耻的党派斗争。魏玛共和国确实设立了拥有实权的总统，但行政权仍然从属于立法权，只有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的政党才有权组阁。尽管兴登堡是一个保皇派、军国主义分子，但如果总统能够独立于议会任免总理的话，如果不是政党们习惯于肮脏的幕后交易的话，希特勒是不可能上台的。左派政党联合组成人民阵线能够在民主选举中获胜，但在残酷的内战考验下，却无法像他们的对手一样在一位强有力的统帅领导下作战，人民阵线内部的分裂最终导致了民主共和国的失败和佛朗哥法西斯专政的建立。事实证明，民主政体要赢得和独裁者的斗争，它也必须有一个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领袖。从制度上讲，就必须让政府首脑由人民直接投票选出，这样，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直接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议会，也不是对某一个或某几个政党负责。只有一个独立而拥有实权的国家元首才能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这个人当然应该是全民直选的共和国总统，他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也是宪法和国际义务的保证人。换而言之，只有一个总统制的共和国才会是一个真正坚强有力的民主共和国。在历史上，法国曾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国家，行政权力的滥用和独裁者的暴政给这个国家留下了过于深刻的印象，因此，让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让由按照多数原则采取行动的议会取代根据个人意志行动的国家领袖作为政治权力的核心，便成了许多启蒙思想家们用民主取代专制的良方。由于在法国大革命中，议会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在不同的时期由不同的政党来控制议会，这样，多党制的议会主导政体便成了法国民主的主要传统。它与几乎是在相同时期诞生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政体成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最重要的两种实现形式。这样一种制度，有无数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对它进行阐述和论证，通过法国人民为之骄傲的大革命的鲜血才得以建立，并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已经和这个国家的历史、荣誉紧密的纠缠在一起，要想从根本上改革它，何其难也！
他们急于要享受新的生活，而不愿去痛苦的反思是什么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蒙受了这样一场深重的浩劫。戴高乐是如此了解他的人民，他不忍心像丘吉尔那样用“忘恩负义”来形容自己的民族，但等到制宪会议选举结束，他收到丘吉尔的贺信的时候，局面的发展已经让他不得不承认，普鲁塔克的话确实还是正确的。
四
法国光复以后，戴高乐将他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了法国临时政府，并将其从阿尔及利亚的首府阿尔及尔迁到巴黎。在正式的选举之前，戴高乐成为了法国的独裁者，尽管存在一个临时议会，但它的地位主要是咨询机构。就其性格来说，戴高乐是一个天生的独裁者，对于权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有一件事充分的说明了隐藏在戴高乐身上的独裁者气质。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办公，听见外面喧闹无比，原来是一群学生示威造成了交通堵塞。戴高乐立即叫来警察局长，让他去把那群学生驱散。警察局长提醒他说：“这是巴黎学生的传统，也是他们的权力，我无权这样做。”戴高乐立刻咆哮起来：“你当然无权这样做，但我有权命令你这样做。如果你只尊重他们的权力而不尊重我的权力，那你马上就从警察局长的位置上滚蛋！”警察局长掂量了一下这句话的分量，一时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的权力，不过他至少知道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权力，于是很快派出数十名警力将示威学生驱散了。
戴高乐进入巴黎的第三天上午，就把纳粹占领时期国内抵抗运动委员会的二十几位代表召集在一起。在表示了他们期待的祝贺之后，戴高乐指出了国内抵抗运动委员会的命运。他说，既然巴黎已经解放，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他不允许国内存在任何与临时政府平行的权力机构。它应该合并到从阿尔及尔迁来的临时议会中去。从今以后，一切行政权力都只能由临时政府行使。内地军队将并入国家军队，由陆军部负责统一指挥。任何民兵或游击队都不再需要，必须立刻解散。并宣布柯尼西将军已经被任命为巴黎军事长官，负责监督非正规军合并到军队的工作。
一些委员听从了这些苛刻的处理办法，另一些人则激烈反对。然而，戴高乐打断了所有人的谈话：“我召集你们来不是参加辩论，而是要求你们执行命令的。明天柯尼西将军将派人到你们那里接管军队，请你们作好准备。今天的会见到此结束。”说完他起身离开会客厅，用行动中止了一切争论。
第二天，柯尼西将军就开始派人到各支内地军那里接管军权，大部分抗战领导人十分顺从的交出了权力，对于少数不愿交出军权的，柯尼西将军就告诉他们：“我奉戴高乐将军的命令接管这只部队，如果你们违抗命令，我就派装甲师强行接管。”这样，戴高乐用他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很快解除了各个政治派别手中的军权，统一了全国的武装力量。很快，他又用同样的方式清除了在国内抵抗运动中形成地方军事力量和行政机构。由于行政结构的迅速恢复，以及独裁政权在短期内特有的高效率，在战争中崩溃的国内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很快步入正轨。这一段时期，是戴高乐和法国的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他作为一个独裁者的天赋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所取得的成就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在法国应该建立总统制的观点。
但根深蒂固的政党力量并非那么容易消灭。1945年3月19日，盟国与法西斯的战争还在继续，议会中各个党派就组成联合代表团，向戴高乐正式提出对政府的不满，认为政府应该收到议会的约束，不能再做出与议会通过的主张相抵触的决议。戴高乐立即拒绝了这个要求，当代表们声称应该由抵抗运动表达人民的意志时，戴高乐答道：
“法国的抵抗运动要比大家所代表的团体广泛得多，而法国又比抵抗运动更为广泛。所以，我是以法国的名义来履行我的使命，而不是以一个党派的名义来执行我的使命的。尽管这个党派的力量十分强大。在将来举行普选之前，我要对国家的命运负责，我也只对国家负责。”
尽管戴高乐语气如此强硬，尽管他是如此渴望保持自己的独裁地位，但他还是清醒的知道，这种个人独裁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这毕竟不是拿破仑的时代，更不是路易十四、查理大帝的时代了，即使拿破仑生在二十世纪的法国，他也只能选择做一个赞成民主的领袖。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最后只能靠公民投票来决定。
在临时政府迁回巴黎后不久，他就到各省巡查，在各地的集会上发表演讲，在几个星期内，他所接触的法国人民超过了1000万。他希望跨过政党这一媒介直接到人民中去寻找支持。在人民的欢呼声中，他感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似乎找到了改造法国的信心，可以依靠人民的支持来和党派政治斗争。
但戴高乐很快就失望了。人民对他欢呼是把他当作二战的民族英雄，而不是改造法国的希望，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弄明白议会制和总统制之间的差别。人民永远是短视的，只有伟大人物才会反思。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会团结在领袖的周围，一旦能够安居乐业，他们就拒绝对现状做任何改变。在那些安分守己的普通人看来，战争就好像一场噩梦，现在噩梦醒了，他们只希望恢复以前的“正常”生活。
戴高乐所坚决反对的“政党政治”正在成为事实：共产党享有极高的威望，社会党也活跃起来，皮杜尔领导的号称中间派政党“人民共和运动”成为第三大党，此外，激进党等也恢复了活动。10月21日，法国就未来宪法问题和选举一个代替咨询会议的新的立宪议会举行了公民投票。结果96%主张选举立宪议会，制订一个取代第三共和国宪法的新宪法。在新的议会中，法国共产党取得的席位最多，其次是社会党，再次是人民共和运动。共产党主张建立一个单一的国民议会，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右派则主张恢复第三共和国的两院制议会，加强参议院的权力来限制国民议会。但所有的政党都同意一点，议会必须继续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11月13日，立宪议会一致选举戴高乐为临时政府总理。戴高乐虽然取得了一致的拥护，但是，他知道，这并不代表政党赞成他政治改革的观点，那只是因为他在当时是唯一能够支撑法国政局的人，他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力量作他的坚强后盾。他的政策、方针等靠谁来执行呢？实际上，戴高乐无法左右众多政党形成的体制，他失去了在阿尔及尔临时政府中那种一人说了算的至高无上的决策权。立宪议会享有立法权；政府要制定法律、决定财务、解决外交上的重大问题，都必须取得议会的多数支持。戴高乐是政府总理，但是议会议长却是社会党的费利克斯？古安。这样的政体使戴高乐感到被捆住了手脚，只有处理政府日常事务的执行权。在他的新政府中不得不容纳四名共产党部长，四名社会党部长、四名共和党部长，一名激进党部长，两名无党派人士和两名抗战民主联盟部长。这自然不是戴高乐所喜欢的政府组成。然而，实际被迫如此，戴高乐在11月21日只能按这样的部长分配方案组成政府。已经开始工作的立宪委员会，一致同意取消未来总统的实有权力，并主张政府服从议会。而这个与戴高乐主张水火不容的立宪原则，竟然被拒绝通知给戴高乐。
戴高乐在得知立宪委员会的决议后，陷入了沉思。
1946年1月上旬，他到了地中海之滨的昂提布做了一段时间的休假。从到伦敦宣布自由法国诞生起已经六年了，在这紧张的六年当中，自己时而戎马倥偬，时而与盟国相冲突，无论多么繁忙，遇到何等尖锐的矛盾，他总是觉得，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现在，他成了民族英雄，掌握了最高权力，却感到眼前一片空白。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反对他，在二战中团结到他身边的人纷纷离他而去，到各个政党中去寻找他们的政治前途了。现在，只有他一手创立的军队还坚定地站在他一边，但他又怎么能够用军队来对付自己的国家呢？自己在赤道非洲发布的《布拉柴维尔宣言》中曾庄严地宣布过：一旦法国本土有了名副其实的代表，就将移交政权。既然人民还对政党政治抱有希望，那就让他们去尝试吧，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戴高乐的远见卓识的。但那会是多久以后呢？混乱的第三共和国延续了65年，56岁的戴高乐可等不了那么久了。不管怎样，只能等待了，难道戴高乐这样的人物可以忍受一群无聊的政客坐在议会里对他指手画脚吗？绝对不行！议会主导的法兰西共和国终究会垮台的，戴高乐对此坚信不移。如果自己等不到那一天，那就由我的继承人来实现我的理想吧！那时候，人们一定会明白我的苦心，我放弃了自己的正确见解，放弃了自己的最高权力，为的只是尊重人民的选择啊！看着茫茫的地中海，一种最为强烈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古往今来一切伟大民族的领袖，都比任何人更加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因为他们已经把生命和事业与之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但是，这种爱往往会成为一个伟大人物身上最大的弱点。对一个像戴高乐这样的人民领袖来讲，最可怕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的人民。敌人再强大，他也有足够的力量与之战斗，而得不到他所深爱的人民的理解，他就只能默默的走开。
“我该走了。”他这样对自己说。
“这个英格兰糟老头，这回可要自己打自己嘴巴了。”他那冷峻的面容上竟然忍不住露出了一点得意的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