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会回来吗，像上次一样？”他这样问自己。
……
1946年1月20日，就在丘吉尔断言：“普鲁塔克错了！”之后两个月，戴高乐把部长们邀请到他在圣多明尼克的办公室。星期天的紧急召见令部长们惘然不知所措，隐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跟每个人握手致意后，将军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他没有用任何语言或手势示意大家坐下，部长们只得十分尴尬的站着。戴高乐毫不理会任何人的表情，慢慢的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缓慢但十分有力的宣读起来：
“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复活了。我是不赞成的。但是，除非用军事力量建立起我个人的独裁统治，我没有办法阻止这种尝试。我不愿意这样做，独裁统治即使建立也不会有好结果。因此，我决定辞职。”
这个辞职声明过于简短，以至于部长们还没有从震惊和难过中清醒过来，戴高乐已经走了出去--他再一次用行动制止了没有意义的辩论。
“这样的辞职可真够漂亮的。”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看着戴高乐远去的背影自言自语的说道。
五
1951年7月23日，在法国北部小镇科隆贝的拉布瓦瑟里，正是离职后的戴高乐隐居的地方。他在这里静静的等待，等待第四共和国脆弱的政治体制垮台，等待法国人民重新召唤他去执掌法国的最高权力。尽管第四共和国的政府跟第三共和国一样，象走马灯似的换，但一转眼五年过去了，这样的呼声还没有响起来。戴高乐已经习惯了在这不足300户人的小镇隐居的生活，尽管日子过得颇为清苦，但每天能够在花园里浇花剪草，倒也十分惬意。
这天上午，将军的老部下蓬皮杜走进了拉布瓦瑟里的花园，他是这里的常客，所以将军并未理睬，仍旧继续浇他的花。
“贝当死了。”蓬皮杜走到将军身边，十分笨拙的说道。一路上，他反复思量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口气告诉将军这个消息。他自认为十分了解将军，但将军和贝当之间的恩恩怨怨实在太复杂，连蓬皮杜也无法猜测将军会以什么样的心情接受这个消息，所以只得选择了这四个在他看来最没有偏见的字眼。
“不，是元帅死了。”戴高乐停止浇花，轻描淡写的说道。但他没有放下花壶，似乎在思考什么。他想起自己在军校时对这位一战英雄的崇拜，想起贝当第一次见到他就夸奖这个年轻人所具有的天赋和远大前程，想起他对自己的教导、提拔和关怀--那时，他敬他如父……他又想起后来他们因为是否需要建立装甲部队而爆发的争吵，想起他们在各自领导维西政权和临时政府时互相判处对方死刑，然后又都下令赦免对方……但是，所有的这些恩恩怨怨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贝当出卖了法国。仅此一点，戴高乐就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恩师。“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大悲剧。如果他在二战前死去，他将永远是法兰西的英雄，就像霞飞、福煦等名将一样名垂史册。”
“可惜啊……”将军轻叹了一口气，“元帅的长寿是法国最大的不幸。他不该把法国引起歧途。他把国家给毁了，把军队给毁了。”
“他以为他这样做可以保护一些东西，实际上却毁掉了一切。他保护的不过是一些坛坛罐罐，但真正需要保护的是法国！”戴高乐已经完全沉入对二战的回忆，那是他的英雄年代。
“幸亏有了我，是我拯救了法国！”
这个老人好像重新燃起了激情，声音高亢起来，他自豪的宣布自己的丰功伟绩。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将军又开始浇花，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抬起头若有所思，“罗斯福死了，接替他的不是巨人；英国人手舞足蹈的摆脱了丘吉尔，但他们推举出来的也不是巨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死了，德国和意大利一片沉寂。没有英雄了，这个时代不再制造英雄，也不再需要英雄了。”
“法国不会复兴，也不会再伟大了……”
“也许您可以再试一试。”蓬皮杜等了好久都不见将军再说话，平淡的插了一句。
“让我试试看吧。”将军这次并不停止浇花，“但法国已经自暴自弃了，不再需要我了。”
“我想那是因为时机还没有到来。”
“丘吉尔告诉我，在我还是国防部次长的时候，他就曾经当着我的面说我是'应运而生的人'。天晓得，我压根没听见过那句话，也许他是用法语说的。”戴高乐每次提到丘吉尔，总忍不住要嘲笑一番，“不过也许我真的只有在法国最危急关头才会发挥作用。”
“过不了多久英国就要进行大选了，丘吉尔很有可能重新上台执政。”蓬皮杜顺口说道。
“除非彻底改革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挂念，我们在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将军似乎并未理睬蓬皮杜的话。但对于这句看似突如其来的感叹，蓬皮杜是很能理解其中三味的。他曾经跟蓬皮杜谈起过，丘吉尔在下台后仍然能够翻云覆雨，是因为他身后有一个强大的保守党势力做后盾。他在1949年也尝试着利用政党来向第四共和国发动进攻，组织了一个法兰西人民联盟参加竞选，但最后还是没能在议会中取得可以修改宪法的多数--当然这个多数足够戴高乐上台当总理，不过如果他只是想当总理的话，他根本犯不着去组织什么政党。选举的失败让戴高乐更清楚的认识到自己东山再起的难度，丘吉尔要战胜的只是一个工党，而他的对手则是整个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以及它所有的党派，还包括一百多年来形成的议会制传统。要实现自己的再造法国的理想，就不能像丘吉尔一样仅靠在体制内的努力，而必须有一种体制外的力量来推动。但这样的力量将来自哪里呢？
不管怎样，一个月以后，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确实在大选中获胜，大英帝国的民族英雄终于再次入主唐宁街十号。这个消息对戴高乐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他和丘吉尔都是在二战中功成名就，又都在战后走下最高权力的宝座。现在，丘吉尔重新执政了，是否也意味着自己东山再起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但是，他再一次失望了，直到1955年丘吉尔因为健康原因离开政坛的时候，第四共和国的现状还是什么都没有改变。而此时，他已经65岁，距他辞去总理职务，已经快十年了。戴高乐时代的往事，已经成了历史陈迹，被拍成记录片、电影、电视剧由人们欣赏。二战时的民族英雄被人们牢记，而那个垂垂老矣的戴高乐似乎被完全遗忘在科隆贝茂密的森林和起伏的群山之中。二战后唯一一个一直坚守岗位的斯大林同志也在1953年被死亡赶下台了，证明了再伟大的独裁者也无法逃脱时间冷酷无情的捕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们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吗？
六
在戴高乐在科隆贝无聊的打发他的退休生活的时候，第四共和国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如何处理过去的殖民地问题，是历届法国政府最为头痛的问题。第四共和国的当权者们采取了一条强硬的镇压政策，使法国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殖民战争。特别是在越南的印度支那战争中，法军在奠边府大败，导致了拉尼埃政府的倒台。1954年，孟戴斯－佛朗斯上台组阁，承诺在7月20日以前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实现和平，否则就下台。结果他果然在7月20日的那天晚上签订了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协议》，结束了历时八年半的印度支那战争。但是，当法国人民还沉浸在实现和平的喜悦中时，11月1日，类似的战争在阿尔及利亚又全面爆发了。
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北部，与法国隔着地中海遥遥相望。是离法国本土最近，也是法国最重要的殖民地。战后，法国曾于1947年通过一个阿尔及利亚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组成了一个议会。阿尔及利亚人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议会，逐步过渡到自己管理自己，形成一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但是，当地的殖民者阻碍这个法案的实施，规定组成两个选举团，每个选举团选出一半议席。占当地居民十分之一的法国人组成一个选举团，阿尔及利亚人组成一个选举团，而主要由法国人组成的当地政府还要干预当地人组成的选举团，这激起了阿尔及利亚人的愤怒。在战后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潮的推动下，他们开始拿起武器进行战斗。
政府一开始支持当地殖民当局进行残酷镇压。几乎将法国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往阿尔及利亚作战。但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起义军仍然没有被镇压下去。法军战争中的一些虐待战俘、屠杀平民等行径被曝光，法国政府的行为遭到了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国内舆论和不同政治势力的立场也开始出现分歧。
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也由于武力解决的前景黯淡，一些政治家暗中准备通过谈判实现停火。1956年，居伊？摩勒政府曾经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袖本？贝拉有过接触。1958年的皮埃尔？弗林姆兰任总理后也试图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由于顽固的殖民主义思想在法国还很有市场，第四共和软弱无能的政治体制使得任何一届政府都没有足够的能力迈出与“叛军”谈判这一步。而在印度支那战争中遭到惨败以后，军方迫切希望通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胜利来找回军队的荣誉，反对停战。在很多将领看来，法国之所以在越南遭到失败，就是由于政府的软弱无能，频繁的政府更迭，朝令夕改，也未能在军事装备和弹药粮草等方面保证供应，让在前线作战的部队无所适从、军心溃散。现在在阿尔及利亚，政府又陷入了跟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的混乱状况。一些有眼光的将军明白，这已经不是谁上台执政的问题，而是整个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问题，从1947年1958年的11年间，已经换了差不多20届政府，最长的一年半，最短的只有两天，在这个由众多政党控制的政府中，决不能指望有谁能够独立承担起将战争进行到底的责任。于是，在军人中间产生了干预国家政治的思想，他们认为，如果再不过问法国的政治大局，目前在台上的政客还会把他们引向失败。
但在军事将领和殖民当局的官员中，并没有一个能够撑起大局的人。在将军们看来，只有一个人能够带领他们走向胜利，他是法国军队的创始人，也曾经是三军最高统帅，他们中大部分人在18年前就在他的领导下战斗，并为法国、为军队赢得了荣誉。他在人民中有着巨大的威望，甚至在阿尔及利亚人中间的号召力也无人能及。他在法国沦陷之后曾经把阿尔及利亚当作他反攻本土的基地--二战中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总部就设在阿尔及尔，他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有着深厚的感情，不会容忍阿尔及利亚从法国独立出去。前阿尔及利亚总督，他忠实的追随者苏斯戴尔就以主张“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著称。而且，他正好是第四共和国的敌人，主张建立稳固而强有力的政府。
他们迫切希望戴高乐能出来主持大局。
当他们向戴高乐发出呼吁的时候，将军已经等待了十二年，他已经67岁了。
戴高乐本人退隐后全部时间蛰居科隆贝，深居简出。但戴高乐追随者在政坛上却是十分活跃。人民共和党的费利克斯？加亚尔组阁，国防部长就是著名的“戴氏四虎”之一的雅克？沙邦一戴尔玛。沙邦-戴尔玛曾经委派前抵抗运动成员雷翁？德尔贝克作为他的特使，到阿尔及尔活动，为戴高乐再次出山作舆论准备。
德尔贝克在阿尔及尔进行了广泛的联络工作，宣传只有戴高乐才有威望和能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德尔贝克回国后，不仅向沙邦-戴尔玛汇报了接触的情况，而且也向戴高乐的私人秘书奥利维尔？吉夏尔作了报告。他还对戴高乐本人谈过他到阿尔及尔进行活动的情况，并且说，阿尔及尔的军政领导人都期待戴高乐东山再起。戴高乐默默的听完了他的汇报，未置一词。
戴高乐的态度是审慎的，十二年都过去了，不能着急这一时，时机还不十分成熟，绝不轻易表态。1957年初，他对莫里斯？舒曼说：“我再也不会重新上台了，永远也不。”莫里斯？舒曼向戴派议员米歇尔？德勃雷谈了这件事。德勃雷是“戴氏四虎”中的元老，他是了解戴高乐的。他笑着拍拍舒曼的肩膀，神秘兮兮的说：“舒曼老兄，你错了。如果他对你说他永不再上台，那他是希望你说出相反的话。他所想的是另一回事。”
1958年４月又一个政府因为阿尔及利亚问题倒台后，科蒂总统在内阁危机中想到戴高乐，于５月５日派人试探戴高乐是否愿意受命组阁。在静静的听完使者滔滔不绝的阐述科蒂总统的殷切希望，痛陈国家危亡的大体之后，戴高乐只冷冷的说了四个字：“为时尚早。”
--他要让科蒂明白：他不愿意同现在的议会一起治国，他需要的是特别权力，以便在紧急情况发生时独自行使政府大权，作出决定。要么让全法国都臣服在他一个人脚下，要么做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平民--“零或全部”，在这中间，绝不选择第三条道路，这是他从辞职那一天起就立下的决心，一个对残酷而又伟大的决定。
此时，阿尔及尔的右翼军人和白人殖民者早已紧锣密鼓地策动推翻第四共和国。戴派首领也在巴黎紧张地活动。5月12日，米歇尔？德勃雷、雅克？弗卡尔、奥利维埃？吉夏尔等戴高乐的追随者在巴黎聚会，决定到适当时机即派前阿尔及利亚总督、“戴氏四虎”中的苏斯戴尔飞往阿尔及尔。但苏斯戴尔认为事关重大，行事之前必须请示深居科隆贝的戴高乐。十二年的隐居不是白费的，戴高乐此时已经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了，他知道阿尔及利亚问题给他重新执政提供了最好的时机，但他也知道，卷入军事政变会给自己的名声带来损害，十二年前，自己不就是因为拒绝军事独裁而辞职的吗？难道十二年后反倒会做这样的傻事？更重要的是--这是支持他的将军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他实际上并不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而只是把军队作为他重新掌权的工具。在吉夏尔汇报完情况之后，他淡淡的说了一句：“让苏斯戴尔看着办吧，我不想过问这类事了。”
戴派领袖们早已习惯将军说话做事的风格，他们当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你们放手去做吧，别搞砸了就行。
苏斯戴尔立即着手秘密潜往阿尔及尔。
阿尔及利亚的形势正在迅速恶化。
5月初，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宣布他们处决了三名被俘的法军士兵。这一事件对于紧张的局势无异于火上浇油。5月10日，退伍军人协会决定，于本月13日在阿尔及尔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５月13日，阿尔及尔从清晨起，气氛就格外紧张，月晕而风，预示着要发生一些异乎寻常的事情。
殖民者中的极右团体以各种名目出现，招摇过市，准备借口三名法国土兵被杀指责法国无能，进而要求成立军人政府。示威者的行进目标是占领总督府。5月13日刚过中午，商店就急急忙忙关上了大门，街上出奇的安静，不时走过一批一批的人群。有的声嘶力竭地喊叫：“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让军队执政！”，“科蒂辞职！”，“把本？贝拉送上绞架！”，“苏斯戴尔，苏斯戴尔！”，偶尔地也有人喊几声“戴高乐，戴高乐！”。
下午５时，高音喇叭响起来了：“被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突尼斯杀害的三名法国士兵的真正凶手，并不是叛匪，而是那些很久以来支持杀人凶手的法国知识分子和政客们！……无论当前政体的所有政府发出什么命令，我们都将看作一钱不值。现政府是个无所作为的政府。谁也不会听它的，谁也不会再服从它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只能是一个公共安全政府。”
大约下午６时，示威者迫近总督府，横冲直闯，很快占领了整个大楼。玻璃窗被砸碎，家具被捣毁，纸片横飞，一个半世纪的文书档案被扔得遍地都是……半个小时过去了，总督府一副遭劫的样子。混乱中，时时可闻火药爆炸的声音，警卫施放了催泪弹。混乱稍微平息了一些，殖民当局的军政要员萨朗、马絮、儒奥、阿拉尔等聚在一起，准备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总督府的楼顶上升了法国的三色旗。当这些人来到总督府时，忽然，人群中有人认出了空降司令马絮将军，扯着喉咙喊了一阵：“马絮万岁！让军队执政！”马絮神情紧张，急促地走进大门。这时是７点30分。
晚上8时45分，马絮出现在阳台上，当众宣读了一份匆忙起草的声明，宣告公共安全委员会成立，由马絮担任主席。随即马絮电告科蒂总统，他领导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已经接管了阿尔及利亚的行政和军事事务。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军事政变。马絮把暴乱的组织者、军队将领和戴派分子都列入公共安全委员会中。当晚，在戴派分子的鼓动下，委员会给戴高乐拍了一封电报，呼吁他“把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手里”。
深夜的巴黎，由于社会党人普利文组阁失败，国民议会就弗林姆兰的内阁提名进行投票。终于在14日凌晨通过了弗林姆兰这一提名，第四共和国11年历史上的第20届政府成立了。从法律上讲，只有它才有权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但是已经没有人把它当回事了。
阿尔及尔的总督府门前，一直聚集着人群，等待着戴高乐的答复。戴高乐这几天曾在巴黎逗留了片刻，有人劝他在阿尔及尔的示威活动正在势头上的时候及时应命，只要他登高一呼，政权就可以到手，但他还觉得不到火候。但是，如果还不表态，又会让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分子失望，可能会使局势失去控制。于是5月15日，戴高乐决定打破沉默，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
“国家的衰落不可避免的使得同法国结合在一起的各族人民疏远起来，使得战斗中的军队发生动乱，使得全国分崩离析，并且导致丧失独立。法国12年来，始终纠缠于党派政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中，它已经陷入了这个灾难性的过程。
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予我以重任领导全国救亡图存。
今天，当法国面临考验的时候，但愿全国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救亡图存”，戴高乐断定，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现在是另一个1940年６月。尽管措辞十分含糊，但至少表明戴高乐决定出山了。这给政变军人们大大的打了一针兴奋剂，他们决定不顾一切逼迫弗林姆兰政府倒台，给戴高乐上台创造条件，并制定了向法国本土进攻的“复兴作战计划”。
巴黎的空气十分紧张，台上的弗林姆兰政府朝不保夕，随时都有可能倒台。政界人士对于戴高乐重返政治舞台莫衷一是。人们从阿尔及尔的暴乱分子打出拥护戴高乐的旗帜，从苏斯戴尔摆脱警察局的监视前往阿尔及尔，从戴高乐一向谴责政党政治、反对第四共和国宪法等情况中，本能地把戴高乐重新执政同个人独裁联系起来，同在阿尔及尔发动暴乱的殖民主义分子联系起来。为了打消人民的疑虑，进一步控制局势，戴高乐决定与19日举行记者招待会。
全法国都在焦虑地希望了解戴高乐所说的他将准备掌握共和国的权力究竟意味着什么。
法国共产党反对戴高乐再次出山，社会党的多数也如此。但是社会党领导人居伊？摩勒和樊尚？奥利欧却支持戴高乐，不过他们要求戴高乐在第四共和国宪法许可范围内重掌政权，要求他谴责那些制造暴乱的殖民主义军人。
戴高乐19日的记者招待会是在巴黎道赛宫举行的。大厅里，新闻记者们熙熙攘攘，挤得水泄不通。
塞纳河两岸布满宪警和士兵，遵照内政部长儒尔？莫克的命令，把招待会大厅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但是，始终秩序井然，没有任何骚乱。
戴高乐来到会场，除了他的侍卫官博纳瓦尔上校和一位司机以外，别无其他随从。当他看到政府竟动员了长龙般的装甲车时，不禁感到好笑，好像是要防范戴高乐带领一支突击队夺取道赛宫一样。政府就是由这样一帮胆小怕事的家伙组成的，难怪他们会在和军队的较量中败下阵来。法国的强大，难道可以依靠这样的政治家吗？如果现在德国人再一次打过来，他们的表现不会比1940年的法国当局好多少。想到这里，戴高乐脸上露出了轻蔑而又有些得意的表情：这是他的第二次1940年，20年过去了，现在还是只有戴高乐能够拯救共和国，他是法国唯一的英雄！直到这时他才确信，自己等待了12年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戴高乐高傲的坐到记者面前，他只回答他想要回答的问题。他拒绝谴责5月13日事件，他说既然连政府也没有这样做，他一个普通公民更不会这样做，何况暴乱已经平息下去了。他表示他所说的“掌握共和国权力”，是指他“已作好准备去恢复国家的权威和民族自信”。最后，戴高乐说：“我现在还将回到我的村庄去，并且将在那里听候国家的调遣。”
会后，戴高乐立刻返回了科隆贝。
他并没有只是等待。５月23日，他致电萨朗将军，要求他派人到科隆贝来向他报告一下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尽管他声称自己只是普通公民，对一个手握数十万军队的将军说起话来却俨然是上级命令下级的口气，而萨朗将军听起来也觉得十分自然。5月24日，公共安全委员会派往科西嘉岛的伞兵接管了当地政权，政府调派警察去恢复当地的合法政权，但警察却和叛乱者一起行动了。极右派还正在准备着“复兴行动”，放出风声说，只要戴高乐赞成，他们就于５月27日在巴黎动手，拥戴戴高乐上台执政。弗林姆兰的住所被威力不大的塑料炸弹炸的乱七八糟，总理和部长们都吓得不敢在自己家里过夜，整个巴黎陷入一片混乱，国防部长手里没有军队（主要军队都在阿尔及利亚），内政部长手里没有警察（能调动的警力已经在科西嘉跟叛乱分子合流了），阿尔及利亚事务部长甚至无法到阿尔及利亚去一趟（去了估计就回不来了）。
5月28日，萨朗的代表杜拉克将军来到科隆贝，向戴高乐报告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杜拉克说，萨朗认为，如果戴高乐不尽快掌握政权，殖民军的最高司令部就无法阻止极右派军人率众向法国本土实行“复兴行动”。戴高乐不希望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他要的是合法的民主程序。杜拉克回去后向萨朗作了汇报，萨朗立即通过广播说：他已经与戴高乐将军取得了联系，将军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接管国家政权，切望目前不要采取任何像“复兴行动”那类举动，拟于30日发动的“复兴行动”暂时取消，决定待“伟大的夏尔”遇到困难时再举行。
敢于蔑视中央政府的权力的暴虐的叛军，却像一个恭顺的孩子一样听从一个隐居乡下的老人在千里之外发出的指令，让第四共和国的政客汗颜无比。他们终于知道，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戴高乐上台了。
七
5月28日，筋疲力尽和走投无路的弗林姆兰在绝望中向戈蒂总统递交了辞职书，他的内阁只维持了15天。戈蒂此时明白，只能请戴高乐出山了。当天，科蒂邀请戴高乐和国民议会议长安德列？勒特罗盖以及参议院主席加斯东？莫内维尔见面。
会谈一开始就很僵，戴高乐提出了许多过分的要求。他要求议会授予他两年的特别权力，包括立宪权。在这两年内，议会必须完全休会，所有事情都要按照他的个人意志办理。同时他也不按照惯例去和各个政党领导人磋商，甚至也不参加在他授权仪式上的答辩。
勒特罗盖是社会党人，一听戴高乐说完就发起火来：“你说的根本不符合宪法。从阿尔及利亚到现在，我对你这个人真是看透了，你有一个独裁者的灵魂，根本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你只想着你个人的权力！”
戴高乐冷冷的回答道：“你所要捍卫的民主、共和是我拯救的嘛，勒特罗盖先生。”
这时莫内维尔插话了，他是著名的“戴氏四虎”之一，当然要向着自己的精神领袖，但他没想到将军都这么大把年纪了还喜欢这么胡来，只得婉转的告诉他，按照法律，议会能授予的特别权力的期限最长只有六个月，还给他谈了一些宪法的细节问题。戴高乐显然对这个爱将的话是听得进去的，但将军的话不能随便更改，他对莫内维尔的劝告未置可否，会谈结束后便起身回科隆贝去了。
第二天，戈蒂向两院起草和宣读了一份文件。他在文件中提醒法国存在内战的危险，并向“那位法国最杰出的人士，那位在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里曾领导我们争取自由，而且把全国团结在他周围之后，毅然拒绝建立独裁制而建立了共和国的那位人士”发出召唤。这是公开呼吁戴高乐出面组阁。戈蒂郑重声明，如果这一尝试失败了，他将辞去总统职务。这是没有实权的第四共和总统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强力干预国家政治事务。
30日，弗林姆兰政府辞职。戴高乐在议会就委任他组阁进行投票以前，在科隆贝接见了居伊？摩勒和樊尚？奥利欧。对他们说，他执政后将效忠共和国和民主自由。在戴高乐提出的政府成员中，社会党的居伊？摩勒担任了副总理，刚卸任的总理弗林姆兰也加入了内阁。跟以前20届内阁一样，这不是一个团结的内阁。第一次内阁成员见面会上，在戴高乐出现之前，性情爽直的司法部长德勃雷觉得受了12年的气终于可以发泄一下了，他联合戴派部长们对非戴派的部长肆意嘲弄，他把比内叫做笨蛋，认为弗林姆兰是个恶棍，而伊？摩勒是个野人，引起戴派分子哈哈大笑，非戴派分子则敢怒不敢言。戴高乐之所以让非戴派人士进入内阁，不过是为了顺利通过议会授权，一旦获得特别权力，他就可以完全按照个人意志行动，谁当部长都无关紧要了。
6月1日，戴高乐按照宪法，来到议会，宣读他的施政纲领。他要求给予他解决阿尔及利亚时局的特别权力--不过他没有说明特别权力的期限，他还要求授权他起草交全民表决的新宪法。根据惯例，在这之后还应该有一个答辩的过程。但宣读完之后，还没等反对派们开口，他就头也不回的走出了议会大厅。尽管议员们对此一片哗然，还有人站出来大声指责这是一种蔑视宪法的行为，但最后的投票结果，戴高乐以329票赞成，224票反对，32票弃权当选为总理。
第二天，国民议会又以绝对多数通过了三项决议：
授予新政府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特别权力；
授予新政府6个月的特别权力；
授予新政府修改宪法并交付全民表决的权力。
会后，经参议院同意，国民议会宣告解散。
--离开总理宝座12年之后，戴高乐终于通过合法手段取得了他想要获得的权力。而新宪法一旦为国人所接受，第四共和国就将寿终正寝，第五共和国便将应运而生。戴高乐重返政坛后，立即着手三件大事：第一，起草一个加强总统职权的新宪法，以取代第四共和国宪法；第二，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及其他殖民地问题；第三，振兴法国经济。
在一般人看来，戴高乐是因为阿尔及利亚危机上台的，首要任务当然是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但对戴高乐来讲，他的目标远远不止稳定目前的局势，阿尔及利亚问题不过是他彻底改造法国的一个契机，因此，新宪法的制定才是重中之重。而且，上一次辞职的已经让他坚信，人民的支持是靠不住的，如果先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他们又会“好了伤疤忘了痛”，必须趁热打铁，抓紧起草并通过第五共和国宪法。为此，戴高乐指定了坚决拥护其立宪观点的德勃雷主持制宪，并要求他严格按照自己于1946年6月16日在小城贝叶的讲话的精神为依据制定新宪法草案--那是他辞职以后第一次公开讲话，在那次讲话中，戴高乐首次系统的阐述了自己的立宪思想。德勃雷组织了一个精干的起草小组，动手草拟新宪法草案，准备在四个月内提交公民投票。
阿尔及利亚的情绪也是必须照顾的。６月４日，戴高乐飞抵阿尔及尔，局势基本恢复了平静，但是战争还在继续，极右派仍希望戴高乐成为他们的靠山。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逗留三天，他虽然也喊过“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但是他知道依仗武力镇压是行不通的。在隐居的十二年里，他虽然深居简出，却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二战以后民族解放的潮流让他明白，大国殖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有让阿尔及利亚人民自决来选择自己的道路才是唯一明智之举。戴高乐觉得，他必须尽快地通过谈判实现停火，否则军方就会利用一切借口延长战争。戴高乐派人在瑞士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秘密接触。谈判的时机虽然还没有成熟，但积极的试探已在进行了。极右派军人策动的暴乱为戴高乐的东山再起打开了通路，然而作为既是军人，更是政治家的戴高乐却决心不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对他们提出的极端主张，决定不予支持。不过在自己的权力彻底巩固之前，他仍然命令军队继续镇压阿尔及利亚起义军，一方面保证军队对他的支持，另一方面为以后的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6月７日，戴高乐从阿尔及尔回国，到巴黎后，他马上着手解决阿尔及利亚以外的殖民地问题。在６月13日的广播讲话中，戴高乐宣布法国政府正在考虑与“海外领地”建立某种新型关系的方案。
新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为了加强新宪法草案的权威性，还成立了一个以雷诺为首的委员会讨论和修改宪法草案，戴高乐本人也时时参加讨论。到8月14日，新宪法草案即公诸于世，准备９月28日，议会暑假结束前的一个星期交付公民投票。
新宪法草案的特点，首先是扩大总统权力。它赋予共和国总统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和共同体总统的权力。总统任期长达七年，可以连选连任，只有两院都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才能弹劾。总理不再由议会产生，而由总统直接任免，无须议会同意。内阁部长由总统根据总理的提议任命。总统有权主持召开国务会议，签署法令，批准国际条约，可以不经内阁附署，单独采取某些重要行动，如解散国民议会、将重要问题直接提交公民投票等。特别是宪法第16条规定，“当共和国制度、国家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国际义务的履行受到严重和急迫的威胁，宪法公共权威的正常发挥中断，总统有权根据形势需要采取各种措施。”这就使法国总统权力骤然膨胀，这在法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新宪法草案对政府的权力加以明确规定，政府成员均由共和国总统任免。“政府成员不得同时担任议员职务”。议员一旦被任命为部长，就得辞去议员职务。此举使政府的实际结构非议员化，政府得以摆脱议会党派的限制，提高政府对议会的权力。新宪法还改变了以前只有议员才能直接进入政府任职的陈规，有利于从议员之外挑选部长，而且有可能改善政府自身的素质，提高效率。
新宪法草案对议会的权力做了诸多限制。虽然议会仍然拥有立法监督的权力，但有许多立法要受到总统、政府和宪法委员会的限制。新宪法规定所有的法律都要由议会通过，但又规定总统有权越过议会把议案直接提交公民表决，议会因为立法或监督政府的某些事项而影响政府权力时，政府可以阻碍投票，使法案无法通过。当政府和议会出现分歧时，总统可以解散议会，或使议会无限期休会。在议会的议事程序中，戴高乐最讨厌的议员对政府提出质询的权力被取消了，并对弹劾和信任投票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一套繁琐的程序。新宪法草案还对议会两院的关系做了调整，第四共和国时，参议院的权力大大低于国民议会的权力。现在，两院几乎享有同等的立法权，当总统未能行使其职权时，也不再又国民议会议长担任，而改由参议院议长担任。这样，可以使两院保持平衡，相互制肘。
总之，这部宪法草案代表了一场极为深刻的法国政治变革，它使共和国总统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内阁成员任免权、立法权，以及撇开议会单独行动的“特别权力”，并大大限制了议会的权力，尤其是使行政权从立法权中独立出来，终结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议会居于权力核心地位的传统，使法国从一个议会制共和国向总统制共和国演变。
9月28日，法国公民投票以79。2%的绝对多数通过的新宪法。民意调查显示，有将近一半的公民根本没有看过新宪法文本就投了赞成票，在看过新宪法的公民中大部分人对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区别不甚了了。但他们已经厌倦了第四共和国没完没了的政府更迭，希望有戴高乐出来第二次挽救法国却是真诚的，他们信任将军，所以投了赞成票--一个国家的延续上百年政体，就这样被一个人的威望和意志决定了。
新宪法被人民接受就等于戴高乐再次被人民接受，三个月后，戴高乐以同样的多数--79％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
第二年１月８日，戴高乐驱车前往总统府就职。
前任总统勒内？科蒂用这样话来迎接他：“第一个法国人现在成为了法国第一人。”随后，两任总统并肩乘一辆敞篷车前往凯旋门，履行向无名烈士致敬的例行仪式。在从爱丽舍宫到凯旋门的路上，挤满了成千上万夹道欢迎的群众，他们大声呼喊：“戴高乐万岁！”--法国人民终于第二次“发现”了戴高乐。
在这个狂热的场面中，他一言不发，高举双臂，用他那著名的大“V”字形动作回应人民的欢呼，他那冷峻而高傲的表情充分说明，他还是一个独裁者，一个两次拯救了民主的独裁者。
八
谁将陪同戴高乐一起返回爱丽舍宫呢？这将意味这他在将来会大受戴高乐宠爱。
第五共和国首任参议院议长莫内维尔、国民议会议长沙邦－戴马尔、政府总理德勃雷--除了总统以外法国最有权力的三个人物、将军身边最著名的三个追随者、第五共和国的三大开国元勋，都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戴高乐。
将军的目光从他们身上扫过--都没有停留。他却向无官一身轻的蓬皮杜招手：“你陪我到爱丽舍宫去。”
“我？”不爱抛头露面的蓬皮杜显得有些吃惊。
“是的，你。”戴高乐坚定的点点头。
众人用惊讶的目光看着这一幕的发生。目送着蓬皮杜与戴高乐坐车远去，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同时掠过莫内维尔等三人的心头。
“岂有此理！这个无名小卒居然……”性子冲动的德勃雷忍不住要破口大骂。
“算了。”沙邦－戴马尔劝止住他，“将军是不想在我们中间表现出偏爱。”
“不，”冷静的莫内维尔摇头说道，“蓬皮杜将是下一任总统。”
三个人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凯旋门……
半个小时以后，戴高乐在蓬皮杜的陪同下回到爱丽舍宫。刚进门，就接到了老朋友丘吉尔的贺电：
“祝贺您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愿法国今后在您的领导下，从此走向更加富强、更加伟大！”
看着丘吉尔的贺辞，戴高乐冷峻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竟然忍不住哈哈大笑，拍着蓬皮杜的肩说：“你看，你看，这个英格兰老头子终于对我心悦诚服了！”
后记：不同的政体
戴高乐辞去总理职务，归隐十二年。要争的无非两样东西：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的问题，多党制还是两党制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戴高乐以及他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产生的影响。
一，总统制和议会制
按照传统的概念，议会制国家，总统没有实权，仅仅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是国家总理，对立法机关--议会负责，而不对总统负责；在总统制国家，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政府无须对议会负责。
这两种制度的主要差别是行政权利的归属，即行政权力是独立的还是依附于立法权力。戴高乐所以倡导总统制，很大的原因就是追求行政权力的独立。
最典型的总统制国家是美国，最典型的议会制国家是英国。它们同时也分别是这两种制度的发源地。英国的议会制是在与国王争夺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它根据代议制民主的理论，奉行“议会主权”原则，由民众直接选举的众议院处于权力的中心地位，政府对议会负责。但作为英国原殖民地的美国，则发展出完全不同于英国的总统制政体。在1781年北美解放的13个殖民地代表们在一起开会制定宪法的时候，他们谈论的最多的不是怎样发挥民主，而是怎样限制民主，因为这个时候民主已经是无须谈论的原则了，正如本书《民主社会的基石》中所言，在他们眼中，权力没有分立或权力不受限制的民主是可怕的民主，必将带来“多数人的暴政”。他们当时主要考虑的不是防范个人独裁，而是要限制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的权力过分扩大，因为立法权在三种权力中地位非常突出，行政机构必须根据它的决议行动，司法机关也必须根据它通过的法律判决。为此，他们主要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个是一种全新的两院制。英国的参议院形同虚设，几乎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众议院，而美国宪法授予了参、众两院几乎平等的立法权力，并且可以相互审查对方通过的法案，参议员按每州两个议员名额选出，众议员则按人口比例划分的选区选出。这样，就在三权分立的范围内再将立法权加以分立和制衡。第二个措施就是强化了总统的权力，总统掌握行政权，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有权组织政府，无须对议会负责。所以他们最后选择了总统制，认为总统制是一种比议会制能更好的平衡国家权力的制度。
当然，采用总统制政体还有一个原因，就当时是各州之间联系过于松散，不像一个国家，一个掌握实权的总统可以比议会更好的维护国家的统一，一个具体的个人的形象比一个抽象的议会更能让国民感到国家最高权力的存在，更能把国民对国家的感情连接起来。对于这种思想，伯恩斯在他的《领袖论》中讲得非常形象：
“在儿童形成国民意识时，发现总统的地位甚至比街头看到的警察还高。总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个人形象，简直就是孩子们眼中的上帝。他们看到的政府机构首先是个人化的，一位小学生就说：'政府就像总统，但是，它又不完全是总统。'……
'朱迪，你知道政府里都有什么人吗？'
'知道，有总统。'
'你知道总统什么？'
'嗯，这个……噢，天哪，他……，啊，制定法律，还有……，对了，他总想把事情办好。'--就这样，总统帮助孩子们弄懂了政府的含义。”
根据伯恩斯的分析，孩子们国民意识的发展，首先是把它具体为一个人--总统，然后是行政机构，然后是议会和法院，最后才能理解完全抽象的“国家”的概念。就像我们小学的时候学那篇课文《毛主席在延安》，当时唯一关心就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谁大？而被告知毛主席最大的时候，就感到心满意足了。直到初中，才对政府和军队的关系有了了解，而到了高中，才能明白党和政府又是什么关系。所以，从人的心理发育上来分析，一个掌握实权的总统，对于民族感情的凝聚、国家的团结，是有很大作用的。
总统制和议会制相比，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更容易推行改革措施，使国家能不停的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直接对这个国家负责，在任期一定、无法滥用权力谋求私利的前提下，他最大的利益就是让国家强大、人民幸福，以此来换取自己的历史功绩和受人民拥戴的成就感。所以他往往能够不顾个别利益集团的要求，根据自己的独立判断做出决定。一般而言，尽管总统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由于总统本人具有的才智、知识、判断力远远高于普通人，所以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总统个人的抉择往往要比人民的看法更正确、更长远，从而把国家推向前进。而议会制国家，议会中各个党派的往往会注重自己所代表的那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忽视国家的整体利益，民主的表决机制往往会延误改革举措的施行。
这两种政体在改革方面的对比可以从英、美两国在两次经济危机1929年大危机和1973年石油危机中的表现。这两次危机的爆发，从表面上看，一次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崩溃，一次是由于石油供应的短缺，但从根源上来说，都是本国的经济结构不能适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造成的。29年危机是在从轻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向以机械石化为主导的重化工业结构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减少轻纺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发展机械化工工业，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美国人在经过痛苦的挣扎后，选出了主张改革的罗斯福，在任期内，罗斯福不理会传统产业利益集团的压力，大刀阔斧的进行了改革，大力扶持新兴工业，而对传统工业的衰落不予保护，最后使美国建立了强大的重化工业基础，为二战的胜利以及战后的经济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而英国则由于传统工业势力强大，反对改革，国会始终无法通过对经济结构进行彻底改革的决议，反而将大量的资金用于对这些没落中的产业进行补贴，以维持其生存。新兴工业由于力量还不强大，很少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发展缓慢，使得英国很快被德国、日本所超过。
73年的石油危机也是一样，它反映的是2、30年代建立起来的机械化工为主导的重工业体系已经落后了，而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结构呼之欲出。美国在石油危机中，刚开始也采用传统扩张性财政政策，花了很多钱补贴能源消耗量大的重化工业，但没有取得什么成就，里根上台以后，大力推行紧缩政策，减少补贴，这样，很多传统大耗能工业难以维持，要么破产，要么向外国转移，要么厉行能源节约，使得国民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而克林顿上台后，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大力扶持信息产业，使美国在“信息革命”中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而英国还是跟29年一样，拼命通过石油补贴来维护传统重工业的发展，以保障那些部门工人的就业，很快在信息化时代被远远甩在美国后面，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落后。直到信息化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的潮流之后，英国人才匆匆忙忙通过了发展信息产业的计划，但是对于传统工业的消极补贴，却始终由于各种势力的阻挠，一直无法取消。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在阿尔及利亚危机中，无法采取改革传统殖民主义政策的大胆举措，也是议会制弊端的体现。戴高乐出任第五共和国总统之后，很快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违背了支持他上台的军方和殖民者们的利益，借口玩忽职守撤掉了萨朗将军的职务，停止了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最后通过全民投票让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因为他是受全民委托的总统，任何政治派别的反对都奈何他不得，他认为这样做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所以什么都不能动摇他让法国结束几百年的殖民统治的决心。
当然，总统制的这种优点也必然带来相应的缺点，最典型的就是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接替他的约翰逊总统为了在1964年大选中获胜，大力鼓吹和平论调，承诺尽快结束越南战争。但他在当选后却一意孤行，不停的扩大对越战争，直到1968年下台，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这种情况在议会制国家就不太可能发生，一个违反诺言、违背人民利益的政府不可能存在四年之久。由于本文是作为戴高乐传记的后记，所以重点阐述了总统制的优点，要深刻理解总统制和议会制的优劣，还需要做更加辨正的全面的分析。
二，多党制和两党制
终其一生，戴高乐都是他所谓的“政党政治”的敌人。但实际上，他自己也离不开政党，在1949年组织了法兰西人民联盟参加竞选，在1968年又组织了保卫共和联盟。他反对“政党政治”，并不是单纯的反对政党，只是反对众多政党互相斗争、目光狭隘，影响政府效率，干扰政府行政。为了彻底改革法国杂乱无章的政党制度，他改原来的议会比例代表制为选区代表制，要了解这个变革的意义，就要从多党制和两党制的区别谈起。
西方现代宪政理论倡导结社自由，成立政党的权利受宪法保护，所以不存在法律规定本国采取“两党制”还是“多党制”的问题。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形成，实际上根源于选举法中对议会选举制度的规定。议会议席的选举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比例代表制，一种是选区代表制，一般而言，前者会导致多党制的产生，而后者则会导致两党制的产生。
法兰西第三、四共和国就采用的比例代表制，即在全国公民中投票，根据各个政党的得票比例分配议席。比如众议院有三百个议席，再假设全法国有选举权的公民6000万人，那么一个政党只要争取到20万张选票即可以在议会中获得一个议席。这种选举制度的好处有利于反应社会各种势力的呼声，每一个利益集团--农民、工人、中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法西斯分子、一些小的宗教派别……只要人数超过20万，就可以组织一个政党，获得议席，到议会中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它也有很多坏处，最主要的坏处就是党派太多太杂，谁也不能单独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议会要通过一项决议很难，会影响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二是每个政党都专注于自己所代表的集团的特殊利益，社会的主流意见却往往被忽视。那些数量较少但是组织严密、团结一致的集团反而能比一些庞大而松散的集团更能发挥力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魏玛共和国的纳粹党。纳粹党是当时德国所有政党中唯一实行“党魁独裁制”的党派，刚开始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完全用一个声音说话，行动绝对一致，而那些反应主流思想的中间派（包括温和的左派和温和的右派）的政党却无法团结起来抵抗纳粹的威胁，中央党、民族党、社会民主党等等，各自为政，最后被纳粹各个击破，建立了希特勒的个人独裁。这种情况在两党制的国家几乎不可能出现。
而选区代表制最典型的莫过于英国，它把全国划成659个选区，每个选区的选民约在6－7万人之间，每个选区选出一个众议员名额。这样，那些代表小集团的党派就很难生存。比如一个主张女性应该在家庭中取得主导地位的政党，可能在全国有20％的人支持这一个观点（我们称之为激进派），而50％的人反对（我们称之为保守派），30％的人持中立态度（我们称之为中间派），如果是比例代表制，那么激进党就可以在国会获得20％即一百多个席位，俨然是一个大党。但在选区代表制下，每个选区中投给主张男性应该在家庭占主导地位的保守党的票都比激进党多，这样它的候选人就会落选，最后可能连一个议会席位都拿不到。所以，这样，整个社会的主流观念得到了体现，而非主流的政党就没有什么机会生存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激进党为了生存，就会和中间党联合，提出比较温和的主张，提倡男女平等，关怀女性的弱势地位等主张，这样它们就能获得50％的支持。在不同的选区，比如在经济发达地区的选举他们就能获胜，而在经济落后地区败给保守党，最后双方在议会基本势均力敌。所以，可以看出，在选区代表制下，极端的观点很难生存，中、小的政党要想存在下去，就会趋向于联合，最后形成两大政党对垒的局面。双方都会很注意照顾主流观点，不敢提出很激进的主张，只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所偏差而已。
根据第五共和国宪法制定的法国议会选举法中，改第四共和国的比例代表制为选区代表制，从此以后，法国进入议会的政党数目就开始不断减少，从1958年的12个政党，减少到4－6个左右，而进入80年代以来，这4－6个政党也开始走向联合，如共同推举候选人，提出共同竞选纲领等，并在1986年大选后，正式形成比较稳固的左、右两大联盟，左派联盟主要包括法共、社会党和绿党，右翼联盟主要包括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尽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了选举制度的变化导致了法国由一个多党制国家向两党制国家的过渡。
第五共和国诞生近40年来，法国只产生了五位总统：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密特朗和希拉克，完全改变了第四共和国那种政局动荡的局面。法国经济因此得以长期持续发展，保持了世界第四经济大国的地位（前三位是美国、日本、德国），尤其是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停的推进欧盟的改革和自身的改革，甚至可以说是主导了这一进程。这些巨大的变革措施，如果还是第四共和国的政体，根本不可能在议会获得通过，即使通过了，一个陷于内部纷争、政府三天两头倒台的国家也不可能在欧洲统一进程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选择不同的政体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多么巨大的影响。所以《民主社会的基石》中指出的四点其实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选择合适的政体，建立完善的选举制度。
斯大林：是谁隐瞒了列宁遗嘱？
“斯大林同志担任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否永远谨慎的使用这种权力，我没有把握。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可能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致全国代表大会的信》1924年
背景：
1917年11月25日，十月革命爆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了国家政权，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也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激进分子成为世界瞩目的政治明星，成为与马恩并驾齐驱的无产阶级导师。
他的事业亘古未有，他的威望无人能及。
在列宁周围，是一群精力充沛、能力出众、雄心勃勃的革命者和政治家。
他们包括十月革命的军事领导人托诺茨基、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长期追随列宁的加米涅夫、党内年轻的理论家布哈林等等，当然，还有一个不太起眼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
尽管他们性格各异，有些互相不服气，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也相左，但都对列宁无限崇拜，满怀信心的希望列宁能够带领他们把俄国建设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构想中的理想社会，开创一个人类历史的全新纪元。
但谁也想不到，命运只给了光芒万丈的列宁六年的时间来继续他的事业。1918年，列宁在莫斯科的米赫里工厂对工人演讲结束后，一个叫范尼？卡普兰的女社会革命党人从汽车后面扣动了扳机……
这次枪击并未致命，但严重损害了列宁的健康。由于射入体内的铅制子弹头一直没有找到，它日积月累，最后终于导致了严重的铅中毒。
突变来的太快，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了。
他没有指定自己的继承人。
围绕继承人问题，这些曾经共同战斗的同志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一
1934年2月10日，俄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此时，斯大林坐在他的办公室里静静地抽着烟斗，细细品味着这次大会的给他带来的成就感：
反对派看来已经被彻底制服了。除了已经被驱逐出境的托诺茨基外，所有被打倒的反对派的头面人物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大会上承认错误，对总书记歌功颂德。他们在会议上表现得真听话。加米涅夫，哼，这个没有原则的家伙，居然真好意思在数千名代表面前自己骂自己是“政治僵尸”，然后大吼：“我们的领袖和指挥员斯大林同志万岁！”--他追随列宁那么多年，马克思理论修养到哪里去了，连拍马屁都不够档次。季诺维也夫还算有点水平，知道把总书记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起来赞颂。还有一些托诺茨基分子，也都毫不吝啬对他们以前的精神领袖的尖刻批评。对于这些人，只要真心承认总书记的伟大和正确，还可以重新入党，甚至考虑安排给他们安排点出版社、科研机构领导之类的闲职。
至于那些忠实的仆人，说得简直有点肉麻了。伏罗西诺夫这头蠢猪，竟然口不择言的把伟大领袖和“猪嘴”放到同一段话里，说什么：“有了斯大林同志这样久经考验的、英明的、最伟大的领袖，无论什么猪嘴或其它什么恶心的嘴，无论它伸到那里，都吓不倒我们。”看来是拍马匹拍的太高兴，竟然忘乎所以了。
还有共产国际的代表，听听他们怎么说，“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嗯，想想，如果二十年前在库列卡伊村的寒风中梦见有人对自己说：“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怕是做梦都要笑醒呢--人的命运真是难料啊。谁能想到会有今天呢？列宁去世已经有十年了吧，看来巩固自己权力的斗争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报纸上说的没错，它就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当然，有一点报纸上没说，它还是总书记伟大成就的总结大会。
……
卡岗诺维奇和计票委员会主席扎东斯基走了进来，打断了总书记的畅想。
卡岗诺维奇显得激动而且焦躁不安，他向斯大林汇报了出人意料的投票结果：在1225名代表中，3人投票“反对”基诺夫，而有近300人投票“反对”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中，斯大林得票数倒数第一！如果不是等额选举，总书记甚至已经被选出了中央委员会。
斯大林静静的听完了卡岗诺维奇的汇报，一言不发，拿下烟斗在烟灰缸上轻轻的敲了几下，抖下一些烟灰，又继续慢条斯理的抽了起来：
原来如此。
原来那些反对派们的反悔全都是假的。他们利用总书记好不容易才表现出来的一点宽大作风，混进代表大会，想联合起来把他搞掉--自己以前对他们太仁慈了，仅仅是把他们开除出党或者流放。
必须从肉体上加以消灭！
基诺夫？想起这个名字，斯大林皱了一下眉头。他确实在反对托诺茨基的斗争中给了自己很大的支持，所以才把他调到列宁格勒去当第一书记，让他去清洗隐藏在州党委中的季诺维也夫分子。但你看看他都干了些什么，他跟普通百姓住在石岛大街的一栋大楼里，在院子里跟邻居们的孩子捉迷藏，步行上街，在街上跟不认识的人交谈……这简直就是在故意逞能！他显得平易近人，完全是在跟总书记过不去。他实际上是想说明，斯大林深居克里姆林宫，警卫森严，从不在街上走动，也不去和孩子们捉迷藏，是想说明斯大林害怕人民，而基诺夫不害怕。看看他在列宁格勒枪毙过几个人？他根本不愿动用总书记授予他的特权来镇压那帮不满分子，反而替他们辩护，把他们团结到他的周围。他显得宽厚仁慈，无非是想突出斯大林的冷酷无情。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在大会上他站起来发言的时候，掌声会跟总书记发言时一样热烈。他居然得票第一，看来如果有人提议让他担任总书记，这个提案肯定会获得通过了。
自己还想过把他从列宁格勒调回莫斯科，给他一个闲职，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
这样的人显然不适合继续活在世界上了。
斯大林决心已下。
一场血腥的悲剧即将拉开帷幕。
--实际上，在精心挑选的代表中间，有近1/4的人透过投票表示了自己对总书记的不满，并非反动派的阴谋。它完全是斯大林疯狂的农业集体化政策造成的：
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上采取了他一贯的蛮干态度，强行剥夺农民的剩余产品来加速工业化进程。但农民对集体化的反抗使国家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斯大林命令镇压所有抗拒集体化的农民，结果却真的在许多地方引起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在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某些地方，政府甚至动用了武装直升机来镇压农民暴动。
负责镇压暴动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边防军司令弗里诺夫斯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说，在北高加索的许多江河中顺水漂流下来几百具尸体--讨伐部队的损失如此惨重。同样，暴动也遭到了极其残酷的镇压，几万个农名未经法庭审判就被枪毙，几十万农民被流放，他们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的苦役中慢慢的死去。
大规模集体化的另一个后果就是饥荒。饥荒席卷了昔日的欧洲粮仓--乌克兰以及库班、伏尔加河流域和其它一些地区。根据国家政治总局向斯大林作的报告，共有350万人被饿死--这显然是经过压缩的数字。早在1932年，就产生了几十万无家可归的儿童，他们挤满了许多大城市和火车站，乞讨和偷盗成了他们谋生的唯一手段。斯大林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解决了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凡是在抢劫粮仓或者在扒窃火车时被抓住的人，不管他是成人还是儿童，统统枪毙。
尽管各种宣传机器仍然大肆渲染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遍布全国的危机不可能不在人民当中引起强烈的不满。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斯大林了，只是在无记名投票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的投了反对票以表示不满。
谁也想不到，这种小心翼翼的抗议竟会遭到了如此猛烈的报复。
二
1934年12月1日，下午四点，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基诺夫写完了一个报告。他把写得很潦草的笔记本放进上衣口袋，给斯莫尔尼宫打了一个电话，说他马上出发。他要去参加一个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并发言。妻子叫他到餐厅里吃饭，可时间太紧，他自己跑进厨房胡乱吃了一点，然后穿上大衣，戴上他那标志性的卡其布帽子，和家人匆匆道别，坐车直赴斯莫尔尼宫。
下车后，基诺夫快步走进了空荡荡的斯莫尔尼宫，他感到背后似乎少了如影随形的警卫员的脚步声。但这并未引起他的警觉。他独自一人走上三楼，向州委第二书记的办公室走去。在铺着地毯的走廊上，他甚至连自己的脚步声也听不到了。当他停下脚步准备开门的时候，身后响起了低沉的枪声。
有人在很近的地方向他开了枪。
子弹击中了基诺夫的颈部。他摇晃了一下，转过半个身子，想看看是谁开的枪，然后一头载倒在地上。他认识这个人，尼古拉耶夫，自己经常和他那漂亮的芭蕾舞演员妻子幽会。这个妒火中烧的家伙一度威胁要杀死自己，现在他做到了。但是，警卫员到哪里去了，谁让一个普通党员持枪进入戒备森严的斯莫尔尼宫，谁告诉他基诺夫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第二书记的办公室？
基诺夫永远不会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了。他在血泊里挣扎，直到咽完最后一口气，内务部的特工们才跑进走廊，逮捕了凶手。
两个小时以后，斯大林带领全体政治局委员乘专列奔赴列宁格勒。在列宁格勒车站，斯大林把所有前来迎接的人臭骂一通，给了内务部列宁格勒局长梅德伟季一个耳光。斯大林随即亲自主持了对凶手的审讯。并宣布他是季诺维也夫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
就在案发当天，斯大林抛出一份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紧急文件。他甚至等不急让形式上的国家元首、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签字，而强迫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签署。这份被后世称为“基诺夫法”的文件规定：
“1。对于被控准备或进行恐怖活动者，侦察部门奉命加快办案时间；
2。对于这一范畴的罪行，审判机关奉命不得以研究能否赦免为由而延缓对死刑的执行，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此种罪行是不可宽恕的；
3。对于上述范畴的罪犯，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关奉命在判处死刑后立即执行。”
大屠杀的许可证已经颁发，苏联政治生活中最血腥、最黑暗的时代来临了。在这场疯狂的清洗中，斯大林将他的残暴发挥到了极至，国家机器完全成了他手中的杀人工具。
俄共（布）十七届代表大会的1225名代表中，有1089名很快被逮捕，他们大部分死在内务部的地下室和集中营，139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逮捕并处决，还有12人被迫自杀。
在首届苏维埃政府的16个成员中，除了四个在1934年前死去，剩下的12人全部被斯大林枪决或秘密杀害。
在乌克兰，基辅市和地方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捕。1938年召开乌克兰党的代表大会时，查明这个共和国的党员人数已从1934年的45万人减少到28万；这十几万人到哪去了？被他们的总数书记逮捕、枪毙了……
在白俄罗斯，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在“大疯狂”中死去了……
在格鲁吉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1937年5月举行，出席大会的644名代表，有245人在当年被逮捕…………
军队的损失更为惨重，苏联5位元帅中的3位被枪决，17位集团军司令中的15位被枪决，67个军长中的60个被枪决，199个师长中的136个被枪决，397个旅长中的221个被枪决，456个上校中的401个被枪决。59个军级以上政委中56个被枪决，97个师政委中79人被枪决，36个旅政委中35人被枪决。还有三分之一的团政治委员以及许许多多的中级和下级的指挥人员……
知识分子当仁不让的成为了重点清洗对象，1936年至1939年的三年间，被处决的苏联作家人数是全苏作家协会会员的1/3……
在斯大林亲自指挥的这场清洗中，至少有七百万人被捕，其中三百万人被枪决或迫害至死，相当于进行了十次南京大屠杀。平均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个受害者。在1934年以前入党的党员中，有三分之一被枪决--死在斯大林枪口下的共产党员，比《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被各国反动派迫害至死的共产党员的总和还要多。如果不是希特勒的入侵，这场灾难不知何时停止。
在流不尽的鲜血中，斯大林终于由一个普通的国家领袖，成为一个恐怖的独裁者。就像三百年前的马基压维利所说的：“一个政权的基础如果是人民对独裁者的爱戴--这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政权，因为它从属于人民；一个政权的基础如果是人民对独裁者的恐惧--这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权，因为它只属于独裁者一个。”--斯大林的政权是一个既通过对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建立起热爱，又通过死刑和集中营制造着恐怖的政权，当然更是坚强无比。如果马基压维利重生，一定会对斯大林的创举佩服得五体投地。
1936年，在被以“间谍罪”推上审判台以前，季诺维也夫曾试图让斯大林看在自己帮助过他的份上手下留情。斯大林对此不屑一顾。他问斯大林：“你知道什么叫感恩吗？”
“当然知道，那是一种狗的病症。”这个独裁者面无表情的答道。
绝望的季诺维也夫大声吼了起来：“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居然在1924年的中央委员会上救了你！”
斯大林冷冷的看着这个以前的同盟者，什么话也没说，取下含在口里的烟斗轻轻的抖了一下灰。两个内务部特工上来把季诺维也夫带走了。
三
……1924年5月2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召开。
这一天，距离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列宁同志去世，还不到四个月。莫斯科上空万里无云，这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一如往常一样平静。共产主义对这个国家的改造发生了明显的效果--所有的工厂、银行、大型商店都被收归国有，人们已经适应了按照苏维埃整齐划一的管理来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在残酷的内战结束以后，经济开始吃力但是持续的好转，政府对经济的统制也变得日益宽松，一些小小的商业投机活动已经开始抬头。在莫斯科街头，露天下的生意要比商店里的好得多，因为商店里按照政府规划生产出来的东西往往单调而且昂贵；在街上，一些私人手工制作的东西则经济实用，从烤好的一小袋一小袋的葵花籽，到剪刀、烟卷、手套、头巾，甚至还有像乳罩这样让共产主义道德下的人们略微感到有些尴尬的商品，也公开在汽车站或者国家银行旁边叫卖。这样的情景让人们感到，列宁去世后，他的继承者们仍然遵循着他的政策，把苏维埃对国家经济命脉强有力的控制和对零散的小商品经济的宽容结合起来。
但那些对这个国家政治运转有一定了解的人，却并不抱有这样坚定的信心。四个月来，党的领袖们围绕谁来做列宁接班人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苏维埃的国家机器之所以从表面上看运转如常，是因为胜利者的地位尚未取得合法性，不能公开显示他的权威。明天，在党的十三界全国代表大会上，谁胜谁负即将揭晓。只有在大会以后，才能知道国家的政策将怎样改变。
这次中央全会的议程，原本是为即将召开的十三大做准备，确定主席团名单及其它一些为大会服务的人员名单。所有的列宁可能的继承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但一位非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的出现，往会议里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改变了一切。她的名字叫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遗孀。她扔下的重磅炸弹是《致全国代表大会的信》，即被后世称为《列宁遗嘱》的文件。她要求按照她丈夫的遗愿，在十三届代表大会上公开宣读这封信，中央委员会同意了这个要求，但他们希望在公布之前先在了解它的内容。
克鲁普斯卡娅开始读信，她的声音很低、很激动，让人无法听清楚。于是有人建议：“让叶夫基莫夫来读。”叶夫基莫夫是一个普通的中央委员，他接过信，里面的内容令他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这些东西竟然会通过自己的口说出来。他双手用力握住遗嘱，以免让人看见他的手在战抖，深吸了一口气，把遗嘱一口气读完。
在遗嘱中，列宁对几位可能的继承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都做了简短的评述。现在，他们就坐在主席团桌子旁边。
列宁没有指明自己的继承人。也许是他们都不能令他完全满意，但他明确指出，有一个人不能成为他的继承人：
“斯大林同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斯大林同志担任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否永远谨慎的使用这种权力，我没有把握。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可能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如果说对托洛茨基等人的评价还有些含糊其词的话，这一段文字的表达则再清楚不过了。它是如此的突如其来，没有人想到，列宁会强烈要求罢免他生前最信任的总书记。大家被惊呆了。几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斯大林身上。毫无疑问，这斯大林有生以来最难受的时刻。这封信将摧毁他的一切、他苦心积虑积累起来的所有权力。他追随列宁近20年，直接在他身边工作10年，曾经协助列宁逃脱临时政府的追捕。20年来，尽管有过几次小的意见不合，但他从来没有反对过列宁，在是否发动十月起义、是否和德国签订不平等的《普茨茅斯和约》、是否同意芬兰从俄罗斯脱离等关键时刻，斯大林总是坚决的站在列宁一边。如果说在政治局成员中有谁总是同意列宁的意见的话，显然只有斯大林一人。但现在，他的领袖抛弃了他。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被这一可怕的事吓的目瞪口呆。”一位目击者这样说道，“斯大林坐在主席台上，显得很小和很可怜。我尽量逼近审视他，尽管他表现出镇定和沉着，但他的命运显然正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在这种悼念和迷信列宁的气氛中，如果不重视列宁的遗嘱，那就几乎是一种亵渎的，甚至背叛的行为。”
会场像死一样沉默。斯大林的手在微微战抖……
季诺维也夫站了起来，他的脸上全是悲痛和忠贞：
“同志们，列宁同志的每一句话对我们而言都是法律！我们宣誓去完成列宁在逝世前所命令我们做的每一件事。你们完全知道，我们将信守那个誓言！”
所有人都低下了头，因为他们不愿看这个看这个政治演员的表演，他一站起来，大家就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愉快的说，有一点已经是证明没有根据的。我指的就是关于我们总书记的那一点。你们所有的人都看到最近几个月来我们之间的密切合作；你们也会像我一样愉快的说，列宁同志的这种担心已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季诺维也夫用余光向周围看了一眼，所有人都面无表情，没有要发言的意思。他暗暗松了一口气，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没有发生：他们最主要的敌人托诺茨基没有立刻站起来反驳。也许是不屑，也许是认为没有必要，也许是认为自会有人站出来要求立刻罢免斯大林……真的很难猜测托诺茨基此时的想法，在这个可以一举击毁其政敌的绝佳时机，他选择了保持沉默--致命的沉默。如果他知道16年后，自己将被斯大林派遣的暗探砍死在墨西哥一间破陋的小屋，他一定会改变主意。可惜，他错过了，错过了一次，也就错过了一生。他将用后半生来流浪、反思和抗争，但这样的机会，再不会来了。
坐在斯大林旁边的加米涅夫接着呼吁中央委员会让斯大林继续任职，并建议遗嘱不在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只是秘密的通知一些经过挑选的代表。克鲁普斯卡娅反对违背他丈夫的遗愿，但显然无能为力。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深信，他们不用像害怕托诺茨基那样害怕斯大林。虽然他们有时对他的刚愎自用感到有些不安，但他们认为以斯大林的能力，即使在总书记的位置上，也无法成为列宁唯一的继承人。季诺维也夫曾经在私下说过：“斯大林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但必须有人经常来指挥他，因为斯大林没有这种自我指挥的才能。”言下之意，当然是他季诺维也夫具有这种指挥才能。实际上，不仅是季诺维也夫，在座的其他中央委员也觉得，与锋芒毕露和喜欢标新立异的托诺茨基相比，沉默寡言的斯大林更善于服从党的集体意志，更缺乏个人野心。如果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赶走，就没人能制约得了狂妄的托诺茨基了--这个建议最终以40：10获得通过。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偷偷的擦了一把冷汗。他又重新掌握了大权。他明白，这一次他的地位将是稳固的和一劳永逸的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经在十月革命时反对过列宁，现在，出于个人地位的考虑，他们又联合起来反对领袖的遗愿。在决定命运的瞬间，这两个不乏才干、对革命立下汉马功劳的政治家，却被忌妒心、虚荣心、权力欲这样一些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的东西所控制，为自己亲手打开了通向地狱之门。
斯大林的实力已经深不可测。
现在，谁也不能阻止他把党和人民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四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斯大林作为俄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地位较低，分到的“胜利果实”仅仅是民族事务部人民委员。这一任命还是得益于他在民族自治问题上与列宁看法一致，并于1912年在列宁的指导下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由此获得“民族问题专家”的称号。当时的民族事务部人民委员一职是对“光杆司令”的最佳说明：部里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人民委员办公室和整个民族事务部是完全统一的--一间只有两张破桌子的小房间。而且，他这个人民委员在上任之初完全没有权力管理分配给他的地区--俄国的民族地区都地处偏远，而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府实际上只控制了莫斯科附近地区和几个大城市。总之，他的政治前途并不乐观。
很快，由于全国到处爆发的白军叛乱以及外国武装干涉，这些临时设置的部门完全失去意义，整个中央政府实际上只有一个部--内战指挥部。中央委员们常常作为全权代表被派往各个战区督战。斯大林被派往南方的察里津，负责保证首都的粮食运输线的安全。这是斯大林头一次独立行使权力，他一上来就表现不凡：斯大林从未学过战役、战斗知识，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在保卫察里津大会战的紧急关头，他却俨然一副独裁者的派头。他从不难为自己去战壕、军中小医院、集合地点和观察点去视察。他最喜欢做的就是坐在司令部里没完没了的发各种紧急电报，召见政委、指战员，要求汇报，把不服从命令者送上军事法庭，派人去进行监督。他在给中央的信中充分表现出来的逻辑，可谓举世无双：
“我在督促和责骂所有该督促和责骂的人，相信情况很快就会好转。尽管放心，我绝不宽恕任何人，不论自己还是别人，粮食总会运去的。如果我们的军事'专家们'（饭桶！）不蒙头睡觉，不游手好闲，线路就不会被切断；如果线路恢复，那也不是亏了军事专家们，而是由于反对了他们。”
在这种逻辑的指导下，大批不同意斯大林意见的军事专家以消极怠工或者阴谋叛变的罪名被逮捕，大部分人被枪决。这种自毁战斗力的疯狂举动，可以看作是二战前对苏联军队大清洗的小规模预演。斯大林充分表现出他作为一个独裁者的特殊才干，他总是能不动声色地作出一些残酷的决定。在察里津，工程师阿列克谢耶夫和他的两个儿子，还有几名旧军官被捕，他们被怀疑与反革命组织有牵连。斯大林的批示只有两个字：“枪决。”于是，这几个不幸的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立即处决了。
最后，察里津保卫战仍然获得了胜利。尽管主要原因是一支援军从外围对围城的白军进行打击，瓦解了敌军，但这已经足够斯大林得出结论：不论对敌人还是自己人，暴力都是万能的。
察里津战役后，尽管斯大林津津乐道于他的“指挥艺术”，列宁还是相当明智的解除了他的军事指挥权，把他调回莫斯科。不过这并未影响斯大林同志的威信，因为察里津到底是保住了，而且粮食运输线也一直没有中断。他被调回的原因，是缺乏军事才能，而不是手段过于残暴。相反，他在中央委员、红军指战员中赢得了这样的名声：能够不惜采取“非常措施”来完成列宁同志委派的任务--实际上，列宁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在内战中，斯大林不再被授予军事指挥权，但当哪里出现叛乱、溃败、军心动摇等紧急情况，或者是列宁决定不顾大部分人的反对作出某项决定--比如凿沉黑海舰队，他就会委派斯大林去负责执行--斯大林同志最不缺乏的就是坚强、果断和冷酷无情。
内战结束以后，斯大林的这种品质为他在赢得了第二个重要职位--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这个部门是列宁决定设立的，目的是和党内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行为作斗争。它的权力相当广泛，可以对其它任何委员部的行动进行监视、提出检控，可以派员旁听所有部门召开的各种会议，查阅各种资料。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具有特务机关的性质。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屑于出任从事这种冷酷的清洗活动和肮脏的间谍行径，所以当季诺维也夫建议斯大林出任这一职务时，没有一个人反对。
斯大林从不放过任何扩大自己权力的机会，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很快感觉到自己不得不重视工农检察院的存在。它有一种死死盯住不放的做法，使人们产生恐惧，并且鼓励告密。斯大林通过工农检察院，轻而易举的为自己找到了一群善于阴谋暗算的幕僚和冷酷无情的执行者。这些人将很快成为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智囊和党卫军。同时，他还利用工农检察院的特权秘密收集政治局委员的各种资料。他发现，他潜在的对手们几乎都是曾经侨居外国的理论家，喜欢进行各种演讲和辩论。他们对于优美词藻的追求胜过对表达严谨的追求。斯大林小心的收集着他们的所犯过的一切大小错误，这些资料，后来证明在权力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托诺茨基曾经对列宁引用过一句民谚：“布谷鸟咕咕叫，叫的是苏维埃的死期到。”托诺茨基自己都忘了。直到两年以后，在列宁逝世后的斗争中，斯大林把它搬出来攻击托诺茨基时的革命悲观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时候，他才想起来自己好像确实这么说过。他想解释，却总是越抹越黑。直到这时，托诺茨基才发现自己的这个对手是个口才出众的人--至少在进行人身攻击方面如此。这些习惯于欧洲议会民主的政治家们，从来没想到自己在各种场合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发言，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
从以后的发展来看，出任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在斯大林迈向最高权力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一过程可以用来很好的解释斯大林为什么能在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就手握大权：
首先，除斯大林外，政治局的其它成员都曾经为了躲避沙俄的政治迫害而旅居欧洲，这些人智力超群，理论修养很高，学识渊博，口才也很出众。长期以来，他们习惯于脱离实际工作而在马克思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上进行争论。在成为国家领导人以后，这种喜欢纸上谈兵的作风并没有改变，他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尽量从繁琐的行政工作中脱离出来，以免耽误了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斯大林和他们完全相反，他一直在国内从事实际工作，理论修养不高，不善言语。他对抽象理论的争论没有兴趣，甚至抱有一种反感。他觉得，和自己比起来，这些理论家的地位来的太容易了。他曾私下对他的朋友说：“当我们在准备为革命流血的时候，他们却在那里看书写字。”一个叫阿萨德？别伊的人在一本小册子中曾经这样描述过这种对比：“斯大林和托诺茨基--是共产党中对立的两极。托诺茨基是一个典型的欧洲人，老练的、虚荣心很重的新闻工作者。斯大林则是一个典型的亚洲人，不无事忙的，没有个人需求的人，具有东方阴谋家冷酷阴郁头脑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俄国这片封建传统浓厚的舞台上，欧洲的宣传家是敌不过亚洲的阴谋家的。
这两种风格对比的结果，就是政治局委员们一般并不担任过多的行政职务，而是在各种会议上争论不休，然后把决议交给执行机构就行了。斯大林则担任了数不清的行政职务--有不少就是他的政敌当作负担推给他的。在担任总书记之前，他同时兼任的职务就有组织局委员、民族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委员、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的党中央代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委员……所以，季诺维也夫说斯大林“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并非没有根据，但这只有在权力机关真正享有权威的时候才是正确的，一旦列宁去世，一个分裂的政治局就再也不能制约住一个强大的执行者了。
第二个原因也许比政治人物的性格能给我们更深刻思考：在共和国成立的初期，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往往比较随意，也没有认真的、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规定这个新机构的权力。这就为野心家提供了可趁之机，他们可以想法把权力扩大到他们满意为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设立，就是列宁认为党内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的情况日益严重，需要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监督，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通过的。然后由列宁任命斯大林为人民委员，再由斯大林全权负责去挑选或招募机构工作人员，就开始运作了。至于这个机构可以采取哪些手段来实行监督，是否允许在党的机构内收买告密者，甚至设暗探，这种监督在什么程度内才能不干扰各部门的正常工作、不侵犯个人隐私，以及如何防止它成为个别野心家打击异己的工具，怎样防止这个机构本身成为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之所……所有这些，都没有经过认真考虑，或者说至少没有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体现出来过。这些小小的疏忽一般情况下是安全的，但如果碰巧--几乎是迟早会遇上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家，它就会像洪水冲击下的蚁穴，溃倒千里大堤。而新生的苏维埃遇上的，乃是阴谋家中的集大成者，上面提到的所有考虑不周之处，都在工农检察院的实践中迅速成为现实。当政治局的对手们忙于争论各种“重要问题”的时候，斯大林同志正在勤勤恳恳的为独裁打下坚实的基础。
。
五
尽管各种行政职务可以为斯大林捞取政治资本，但在苏维埃权力体系中，要想获得最高权力，必须在党内取得优势。从这点来看，斯大林仍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在政治局中，他的排名是第五，前四名分别是列宁、托诺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托诺茨基是十月革命具体行动的总指挥，又在随后到来的国内战争中，作为苏联红军的创始人和一个出色的军事将领而树立起崇高的威望。他具有和列宁一样的雄辩的口才、敏锐的头脑和深厚的理论修养。他直到十月革命前夕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就迅速上升为党的二号人物。在旁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看来，列宁去世以后，党的领袖一职肯定会落到他身上。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一对政治双胞胎，他们的意见总是惊人的一致。政治局中，他们追随列宁时间最长，长期担任列宁的助手。如果不是他们反对发动十月革命，列宁对他们的信任也许会超过斯大林。在这两个人当中，加米涅夫更具有理论家的气质，并没有问鼎头把交椅的野心，但他显然希望自己的同伴季诺维也夫而不是托诺茨基继承列宁。季诺维也夫则显得沉着冷静，精于算计且富有野心，被认为是仅次于托诺茨基的列宁继承人的有力争夺者。
在这种地位下，斯大林要取得胜利是困难的。他最大的优点在于善于隐藏实力。在喜欢喋喋不休的政治局中，他具有独一无二的保持沉默的可怕毅力。有些时候，可以看到他在楼梯口，抽着烟斗，一动不动地听着一个激动人心的谈话，长达一两个小时。斯大林只有在别人向他提问的时候才会打破自己的沉默。他的这种性格看起来就像是没有任何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那些访问他的人，由于能够倾吐积愫而感到欣慰，因此很少有人因为他的少言寡语而抱怨他在交往中不对人推心置腹。当他感到难以忍耐各种会议上无休止的辩论的时候，他就独自跑到外边去抽烟。
在列宁还在世的时候，他选择了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对抗托诺茨基的“三巨头”同盟。但在三巨头中，他心甘情愿扮演最微末的角色。他从不主动攻击任何人，反而喜欢在政治斗争中扮演老好人的角色。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永远都不会忘记，当十月革命后列宁要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时，是斯大林出面替他们辩护。托诺茨基也知道，他从孟什维克转而加入布尔什维克的会议，是由斯大林主持的。所以不论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对他放松了警惕，使自己在激烈的斗争中免受伤害。在列宁面前，他是一个忠诚而严厉的执行者；在“三巨头”联盟中，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跟班；在托诺茨基眼里，他是一个才智平庸的对手；即使在普通的中央委员心目中，他也只是一个踏实肯干，没有独立性和个人野心的行政工作者，而不是什么党的领导核心--总之，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在才智上比斯大林高明。
相反，斯大林最主要的对手托诺茨基则表现得不那么令人放心。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天才的军事指挥家。他具有一般知识分子的高傲和顽固的心理，喜欢表现自己的独立性，经常公开自己与列宁的分歧，在开会时他几乎会和所有的人辩论，而他出色的口才又总是能将对手驳得哑口无言。他不愿意从事日常工作，喜欢把时间花在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列宁的思想，赢得他们的支持。这让他看起来像是想脱离党的集体领导而直接建立个人权威。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手握军权，他是红军的创始人，又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传统的政治观念中，掌握军权的人最容易建立起自己的独裁统治。所有这些，都令他的对手甚至朋友感到害怕。他们担心一旦托诺茨基掌权，将不会允许别人和他辩论，那些曾经和他争吵的人将遭到清洗，甚至可能依靠军队建立军事独裁。实际上，正像他们低估了沉默寡言的斯大林一样，中央委员们也确实高估了高谈阔论的托诺茨基。托诺茨基一直对政治抱有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以为仅凭伟大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就可以自然的被众人推上领袖的宝座。他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傲慢，鄙视一切形式的政治斗争。他没有认识到夺取权力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反而以此为耻，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对于“三巨头”直接针对自己的表演，他却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无动于衷。他热衷在一些抽象的理论问题上与人争吵，一旦涉及权力争夺的话题，他宁可在政治局会议上看法文小说也不会发言。在很多关键时刻，他的支持者们看到了危险，纷纷站出来准备抗争时，却发现他们的首领一言不发。1927年，追随托诺茨基10年的越飞自杀，他在绝命书中写道“您一向正确，可您一向退却。”实际上是在谴责托诺茨基可以不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却不该无视他的追随者们的生命。托洛茨基的自信、自负、清高，对作为学者的他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缺点，但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则是致命的缺陷。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无数追随他的理想的人。
--实际上，这也不能全怪托诺茨基。在人类的权力斗争历史上，很少有二把手成为继承人的情况。一方面，他们过早的把自己暴露在敌人面前，很自然的成为一切觑视最高权力者首要打击的对象，而他们又缺乏足够的权力来回应这种攻击。另一方面，最高领袖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对他们加以防范，限制其权力。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很少有人能够幸免。列宁之后的托诺茨基、斯大林之后的贝利亚、赫鲁晓夫之后的谢列平等人都是被三把手以下联合起来搞掉的。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表现出过多的独立性的人往往不能生存。
仅从斯大林和托诺茨基性格对比，就可以知道，不论他们之间的力量如何悬殊，最后倒下去的，一定是托诺茨基。
这种力量的转折终于在1922年出现。这年4月3日，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俄共（布）中央总书记一职。同一天，斯大林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任总书记。
谁也想不到，他会占据这个位置长达三十一年。
六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是处理委员会日常事务和整理传达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的机构。它起初并没有设立总书记一职。十月革命成功后，党的中央机关迅猛发展，1917年，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还不到30人，一年之后已经有602个工作人员了，这还不包括担任守卫和执行通信勤务的武装部队在内。到了1920年，中央机构工作人员已经达到几千人，作为常设机构的书记处要正常工作，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领导人。
斯大林以他灵敏的嗅觉感到了这种需求，以及这种需求带来的机遇。中央的官僚机构急剧膨胀，设立随意、分工混乱，权力的分配与制约关系也许只有经过长期的专门研究才能搞清楚。不过，不喜欢抽象理论的斯大林同志却很乐意花功夫去钻研这个复杂的课题。他同时在各种机构，尤其是工农检察院任职，使他可以清楚的洞察整个中央机构的运作机制。这个天生的权术家很快就认识到一个真理：打开专制之门的钥匙，放在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室里。
他清楚的知道：中央书记处能做的事情是很多的。他是中央权力机关--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与他们的执行机构之间的连接点，就像人的脖子一样连接头脑和他的身体。在中央书记处的大门内，只要一个抽屉和一把钥匙，就可以够埋葬中央委员的任何一项决议，甚至是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谁掌握了这个机关，谁就可以封锁住政治局或政治局委员的指示，同时又能通过中央机关，冒充中央的指示，改而贯彻自己个人的指示。
斯大林把自己想法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商量了一下，他们一致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又可以趁机削弱托诺茨基的影响力。在一次中央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上，由加米涅夫出面，建议用斯大林来领导书记处的工作，用“总书记”的职务来代替“责任书记”的职务。立刻有不少人表示支持这一建议。显然，这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私下“做工作”的结果。列宁不太喜欢这个提议，他知道斯大林的行事作风，这个总书记候选人“只会做辣的菜”。但他最后仍然表示赞成，因为他相信斯大林的忠心，而且在党的领导者中也确实再也找不出像斯大林那样喜欢并且有能力从事日常工作的人了。至于托诺茨基，他显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他从心里瞧不起这些政客的手腕，他仍然一如既往的保持了沉默。布哈林和托姆茨基在政治局中地位较低，无意参与托诺茨基与“三巨头”的斗争，但他们对斯大林默默无闻的处世态度和踏实工作印象深刻，也未表示反对。于是，这个事情就定了下来。
从保存下来的中央委员会的记录来看，当时关于挑选总书记的事情进行得相当漫不经心--
这个对苏联历史至关重要的决议被写在一张张零散的纸上，是那种划着横格的学生用的练习本纸，它很简单的记道：“兹设立总书记职位和两名书记职位。现任命斯大林同志为总书记，任命莫诺托夫和古比雪夫同志为书记。”
如此简单的记载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认为设立总书记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存在着政治局这样一个集体领导机关的情况下，总书记无权决定，而且也没有决定过党的政治方针。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斯大林送上总书记宝座时，他们相信，他将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他们又在一个重要部门塞进了一个“自己人”。而斯大林也已打定主意，一旦消灭托诺茨基，下一步就除掉这两个“没有原则的废话篓子”。
对于“总书记”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恶意、初看起来不过是属于办公室职员方面的字眼，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要给它一个明确的职权范围，斯大林就自己来设法赋予它有分量的内容。他一步一步地扩大了总书记的职权。
出任总书记后，他兼任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总书记三职，也是党内唯一同时兼任这三个重要职务的人。也就是说，他是政治局和它的两大职能部门--组织局和书记处的唯一联络人，并在实际上完全控制了这两个部门。政治局冗长的会议只能决定少数它感兴趣的事情，对于更多的决定，实际上是由斯大林一人作出的。即使是政治局的决议，斯大林也可以按照他觉得合适的方式来执行。在20年代曾是斯大林秘书的巴扎诺夫说，总书记有一个习惯，就是一面吱吱的抽着烟斗，一面在办公室走来走去。然后打电话把秘书叫来，简单地指示：要把某个省委书记撤掉，派某某去接替他。随即由秘书通知组织局，组织局的工作人员立即办理任免手续。任免决定拟好以后，由总书记签字生效--就这样，一个地方大员的命运被决定了。斯大林利用这种权力迅速为自己在几乎所有部门--中央机关、人民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各边疆区和各省委安插自己“值得信赖的人”。发往各地的大量通知、决定、信函、委任状上面都有着同样的签名--“约？斯大林”。渐渐的，地方上的领导人都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个人优势，他们正在逐渐习惯从斯大林那顶大沿帽的帽檐下来观察世界。对斯大林同志表示忠诚，服从斯大林同志的命令，成了加官进爵的捷径。
就这样，当季诺维也夫仍在处心积虑的筹划着怎么搞掉托诺茨基的时候，当托诺茨基正忙于在工厂、学校发表煽动性演讲的时候，在革命领袖列宁威望正高的时候，俄国实际上已经被斯大林不动声色地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他在中央的敌人和朋友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列宁在临死前发现了，并在遗嘱中说：“斯大林同志担任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但大家都觉得没那么夸张），许多俄国老百姓甚至还不知道这个统治者的名字。这种情况，在人类权力斗争史上，极为罕见。
七
总书记的职位带来了巨大的权力，也带来了巨大的危险。
在这样一个显赫的位置上，斯大林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被人忽视。如果说以前斯大林的巨大权力能够瞒过政治局的所有人，那么现在就只能瞒过除列宁之外的所有人了。列宁虽然也长期旅居欧洲，喜欢抽象理论和涛涛不绝的演说，但他和托诺茨基不同，他是那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天才，在研究理论和辩论的同时仍能冷静分析现实情况和观察他每一个同志。斯大林当上总书记之后，他很快感到周围有一种模糊的但是肯定存在的变化。1922年6月，他生病休息了一段时间，当他重新返回工作岗位时，这种前后的对比更加鲜明。他询问什么问题或者索取什么资料要想得到迅速而直接的回复变得困难了。不停有人抱怨机关的粗暴、官僚主义和滥用职权，一些被莫名其妙解职的官员向中央申诉。他的一些指示甚至命令在向下级机关传达的时候，常常像泥牛入海一样，了无声息，不知被卡在什么地方，无法达到目的地。他发现整个政府机器被某种力量操纵，以和他这个总设计师所构想的完全不同的方式运转着。他试图追寻这种变化的根源，很快就发现，这种可怕的力量来自书记处。
这个发现令甚至像列宁那样的人物也觉得背心发凉。在自己一手创立的国家机器内居然隐藏着这样一个通往专制的机构，而掌控它的人，竟然是公认的最没有个人野心的约瑟夫？斯大林！列宁头一次发现他对自己的总书记了解得如此之少。
随后到来的格鲁吉亚事件使列宁肯定了自己的判断：
在苏联的西南角与伊朗交界处是著名的高加索山脉，那里有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习惯上称之为“外高加索三国”。斯大林自己就是一个格鲁吉亚人。这三个国家虽然在在地理上接近，但却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不同的宗教信仰。阿塞拜疆人信仰伊斯兰教；亚美尼亚信仰基督教中一个独特的派别，拥有独立于东正教大主教的最高主教；格鲁吉亚虽然跟俄罗斯一样信仰东正教，但由于格鲁吉亚历史上曾经处于土耳其和波斯的统治之下，其民族传统更接近于波斯人而不是斯拉夫人。所以虽然他们愿意加入苏联，又很注意保持本民族的独立性。
斯大林对于外高加索三国加入苏联的方式有自己的看法，他主张由三国组成“外高加索联邦”，作为一个整体加入苏联。这个模式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因为一个新成立的联邦显然要比三个历史传统悠久的国家更容易控制。但三国都认为联邦是多余的累赘，他们更愿意以独立的姿态加入苏联。于是，斯大林委派自己的亲信奥尔忠尼启则担任外高加索联邦的领导人。奥尔忠尼启则曾和斯大林一起在格鲁吉亚从事地下工作，他和斯大林一样拥有一张典型的格鲁吉亚人的脸。他在外高加索忠实地执行着斯大林的民族政策，采取斯大林所习惯的“火与剑”来镇压一切反对建立联邦的“民族主义者”。有一位奥尔忠尼启则的同志曾经这样描述他的暴行：“在经过他那强盗般的袭击之后，那里留下的是焚毁的房屋、哭泣的寡妇、饥饿的孤儿。谢戈尔？奥尔忠尼启则曾灭绝一个又一个村庄，难怪老人们称奥赛梯何为一条永不干涸的泪河。”当有个地方被以“奥尔忠尼启则”来命名时，那里的人们整整一周拒绝上班，直到从整个高加索调来大批军队。
在了解到斯大林解决高加索问题的办法之后，列宁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这样的评论：
“我想，在这件事情上，斯大林的粗暴和行政长官意志在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还有就是他有一种对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切齿痛恨的心理。一般地说，这种心理在政治上总是起最坏的作用。”
这个评论，不仅从处理问题的方式，而且从个人道德上否定了斯大林，它标志着总书记开始失宠。不过，列宁也不太清楚斯大林的实力，所以采取了一步一步的进攻方式，先在政治局和党内对他提出各方面的批评，然后再水到渠成地剥夺他的总书记职务。
但1923年奥尔忠尼启则那个著名的“耳光”，最终促使列宁由循序渐进的批判转而决定采取果断的行动。
--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奥尔忠尼启则和格鲁吉亚“独立派”党内领袖姆迪尼瓦激烈的争吵起来，奥尔忠尼启则先是痛斥，进而谩骂，最后竟然站起身来给了姆迪尼瓦重重一耳光。这让列宁勃然大怒：一个共产党同志居然在会议上公然去煽另一个共产党同志的耳光！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分裂，甚至可能是一场民族叛乱。更重要的是，它显示出斯大林的粗暴如何影响他身边的人，并进而影响党的民主作风。
列宁立即下令撤销了奥尔忠尼启则的职务，并委派一向被认为对同志和敌人都毫不留情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全面调查“格鲁吉亚问题”。报告很快出来，令列宁震惊的是，捷尔任斯基的报告竟然全是为斯大林的辩护之词！这说明斯大林的权力已经超过了他的想象。不能再迟疑了，他决定对斯大林发起攻击，必须马上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斯大林的命运岌岌可危。
然而，就在与捷尔任斯基交谈的第二天，病魔再次找到了坚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如果再给列宁一些时间，斯大林恐怕在劫难逃，苏联的历史也许会按照完全不同的道路走下去。列宁在关键时刻的辞去让我们想起了在北伐前夕去世的孙中山先生，他们都是在事业初成、个人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刻突然离去，让原本清晰的形势成了无穷无尽的变局，只留给后人无限遐想的空间：偶然的因素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了多大的作用？
在病中，列宁写给托诺茨基一张纸条：
“尊敬的托诺茨基同志：
我想请求您务必要在党的中央会议上为格鲁吉亚事件说话。事件现在正处在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追查'之中，而我不能指望他们的公正无私，甚至情况正好相反。”
列宁一直就知道托诺茨基和“三巨头”的斗争，但他希望维护党的团结，所以直到完全丧失工作能力，他才不得不考虑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来对付斯大林。他希望这张纸条能够成为托诺茨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托诺茨基后来确实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发了言，但他始终没有出示列宁的纸条，更没有要求处分斯大林。原因是斯大林突然间对他表现得非常尊敬，几乎同意他的所有观点--这在他们十多年的交往中从未有过的。
还有，他认为依靠列宁的指示来打击对手是一件很丢份的事。他不屑。
不久以后，列宁病情加重，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1924年1月21日，俄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与世长辞。
命运把一个千载难逢的好运气交到了斯大林手里。
后记：权力、异化和平常心
本书在前言中写道：“没有哪一种诱惑，比权力的诱惑，尤其是最高权力的诱惑，更能扭曲人性。”权力是人创造的，为的是更好的组织人们去向险恶的大自然争取生存的权利，为本团体的成员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但在它产生后的几千年里，却把人类变成了它的奴隶。为了争夺这个自己创造的怪物，人类自相残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远远超过了自然界任何一种力量--瘟疫、火山、地震、洪水、干旱等等。即使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也很难说是他掌握了权力还是权力控制了他。绝对的权力，就好像《指环王》中的那个魔戒一样，一旦得到它，这个人就被它完全控制，除了想继续占有它以外，别无其它欲望，而任凭它把自己的健康、热情、精力一点点蚕食，变成一个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的怪物。斯大林可以说是近现代历史上最有权力的人物，但正是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使他丧失了人世间几乎所有的乐趣：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没有一个朋友，对儿女的爱也很淡漠，在他的几个孙子辈中他只见过其中一个，每天早起晚睡，只是不停的做批示、作报告、下命令，警惕所有可能威胁自己地位的人然后把他送上刑场--三十年来几乎天天如此。在他60岁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破天荒的善心大发，将自己数十年的工资（他根本不需要花钱）寄给了自己在宗教小学时候的几个朋友，给他们养老，并在信中署名“你的索索（斯大林的小时候的名字）”。但收到钱的人没有一个敢以斯大林的朋友自居，而无不用一种诚惶诚恐的措辞感谢伟大领袖的恩赐--他并没有获得他想重温的儿时的友谊，他手中的权力不允许他获得。在他过完70大寿之后，他又吩咐洗印两张他的妻子谢尔盖耶夫娜的照片，一张装在镜框里，放在办公室的桌子前，一张挂在卧室的墙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后悔杀了违抗自己意愿的妻子吗？她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对他存在称之为“爱”的感情的人。如果她还在，伟大领袖的晚年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孤独？--总之，权力永久性的改变了斯大林的性格，泯灭了他身上本来就所存不多的人性，从而夺走了那些所有属于普通人的幸福。
法国人贝尼斯曾断言：“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获得权力和幸福。”这个论断会是真理吗？
人若被他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所控制，并使其带来的结果完全违背了创造者的初衷，这种情况，我称之为“异化”。它从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观念中衍生而来，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来是为人类创造财富和幸福的，但在私有制产生以后，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以后，劳动成果和劳动者分离，劳动者因为劳动而遭受剥削和压迫，这个时候劳动被“异化”了。如果我们把“异化”的思想加以更广泛的应用，就会发现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人类创造了宗教，为的是使灵魂找到归宿、生命有所寄托，但因为迷信教义，不同的教派之间互相残杀，有人用自焚的方法去寻找天堂，这个时候，宗教被异化了；人们去寻找爱情，为的是让心灵不再孤单、享受家庭的温馨，但有人却因为失恋而自暴自弃、甚至自杀，让父母亲友等真正爱他的人伤心落泪，这个时候，爱情被异化了；人类发明了货币，是为了互相交换劳动产品、优化资源配置，但却有人成为金钱的奴隶，为了钱出卖自己的灵魂，牺牲了友情、亲情、爱情等真正值得珍惜的东西，这个时候，金钱被异化了。其实，无论宗教、金钱、权力都是人们为了追求幸福而创造的概念和工具，怎可为了这些东西而丢弃了已有的幸福，甚至自己的生命？
“异化”的根源不在权力、金钱这些创造物，而在人本身，它来源于人与生俱来的欲望。叔本华有一种悲观的论调：人在欲望满足之前痛苦，在欲望满足之后虚无，所以人生没有幸福。如果真的这样，人活着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实际上，幸福还是有的，它就存在于痛苦和虚无之间，存在于对欲望有节制的满足。世界上美好的东西有很多，值得我去追求，并在这种不断的追求、获得、再追求中体会到幸福。但是，人的生命有限而欲望无限，如果不能节制自己的欲望，就会被欲望所控制，那些激发欲望的东西就会被异化，就会陷入叔本华所说的状态，幸福也就永远离我们远去。
庄子说，百里奚养牛的时候忘记了贵贱，所以能把牛养得很肥；秦穆公让他当了宰相，他治国的时候忘记了禄爵，所以能够把国家治理德很好；退休以后忘记了生死，所以生活得十分快乐。
--故曰：“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说了那么多文绉绉的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就靠着三个字--“平常心”。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一天，一个美国阔太太去巴黎旅游。她在巴黎市中心的花园里看见一个老头在专心致志的浇花剪草。他是那样的内行，那样勤恳操劳，他那一丝不苟的姿态，足以证明他是一个上等的园丁。这个阔太太有一座私人花园，她想，这个法国老头真是百里挑一的好园丁。在美国恐怕出很高的价钱也很难找到，今天既然碰到了，为什么不把他请到美国去呢？
于是她问那个老头，愿不愿意到美国去做她的园丁。她可以给他高于法国三倍的工资，还可以解决他的旅费和住宿。为了说服那个老头，她又把美国大大的吹嘘了一通，好像那里遍地是黄金，人人到了那里都可以发财。
“夫人，”那个老头静静的听完美国阔太太的话，非常礼貌的说道，“谢谢你的好意。但真是不巧，我现在还有一个职务在身，不能离开巴黎。”
“你统统辞掉吧！我会给你补偿的。你还有什么兼职？还是从事什么副业？送牛奶还是养鸡？”
“都不是，”老头微笑着说，“我希望人们在下次选举中不投我的票，我就好来接受您的美差。”
“什么？投票。你们法国人连选园丁都还要投票？”
“不是的，夫人。我的名字叫安里，我这个园丁现在还兼任着法国总统。”
读完这个故事，我想大部分人在宛尔一笑之后，都会赞成，在安里与美国阔太太的一问一答中，贝尼斯主教的话失效了：权力和幸福是可以共存的，而把它们包容起来的东西无非也就是三个字：平常心。
因此，对一个国家而言，要防止权力的异化，就要采取有效的制度来制约权力。因为权力越大，它所能在人性中激起的欲望也就越强烈。绝对不受限制的权力，就会激发绝对不受控制的欲望。对一个人而言，既要追求权力带来的成就感，又要防止被异化的权力所控制，就应该时时抱着一颗象百里奚和安里那样的平常心。一个不能抱着平常心的人掌握的大权，不论对国家还是对他个人，都将是一场悲剧。
正所谓：“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有的心态。
叶利钦：决战1991
“叶利钦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是苏维埃政府给了他家一只羊，他们靠着这只羊才生活下来。但谁能想到，社会主义的一只羊，竟然养出了资本主义的一匹狼。”
--1992年我小学六年级时写的一篇作文
背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随后，原沙皇俄国境内的许多地方也宣布成了苏维埃政权。1922年12月30日，所有的这些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合，成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通常所说的苏联。
斯大林三十年的统治给苏联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使整个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都陷于僵化。斯大林1953去世以后，经过长时间的权力斗争，党内第5把手赫鲁晓夫排除前面四人成为总书记。赫鲁晓夫没有文化，性格粗鲁，头脑简单，靠着对斯大林的大肆吹捧进入政治权力的核心。他当上总书记以后说了一句很“酷”的话：“我以前在工厂当矿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后来当了厂长，还是什么都不懂。随着我的职务一步步提升，我始终是什么都不懂。但现在我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难道这世界上还有我不懂的事情吗？”
1956年2月24日，苏共20大在那天下午闭幕，在晚上11点的时候，赫鲁晓夫突然将在睡梦中的党代表紧急召集起来，连夜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彻底揭露了斯大林时代血腥清洗、破坏党内民主、钳制思想自由、大搞个人崇拜的内幕。这份报告轰动了全世界，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大混乱，尤其是在苏联人民中间造成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这个事件一方面说明赫鲁晓夫身上多少还有点正义感，另一方面也显出了他办事莽撞的性格。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人民得以享受被剥夺了数十年的基本权利，知识分子开始敢于对政府提出公开的批评，很多反映斯大林时期的独裁专制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文艺作品得以发表，被称为苏联历史上的“解冻期”。但是赫鲁晓夫在经济上采用了他“权力即知识”的理论，乱搞改革，一年一个新花样，劳民伤财，毫无成效。经济改革的失败和言论的放开使得社会出现混乱，危及到苏维埃国家政权的稳固。于是，1964年10月，党内的反赫鲁晓夫势力趁他去黑海度假的时候发动政变，推举最高苏维埃主席勃列日涅夫为总书记。
勃列日涅夫跟赫鲁晓夫一样没什么文化，不过他比赫鲁晓夫有自知之明。秘书在给他的演讲稿中添加很多马列名言的时候，他就说：“大家都知道我没有读过什么马列著作，引用这么多名言会被笑话的。”勃列日涅夫当政长达18年，他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采取保守的态度，不思进取，他所谓的“改革”不过是恢复了一些斯大林时代的专制作风，被称为苏联历史上的“停滞期”。其间社会比较稳定，人民生活比较有保障，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提高。但在他执政的晚期，开始出现个人崇拜的苗头，并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美苏争霸，特别是1979年入侵阿富汗，陷入阿富汗人民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使得十多年积累的国力迅速消耗，国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先后由安德罗波夫和契尔连科执政，但这两个人上台时都衰老不堪，没当多久就死在任上。一连串的“老人政治”以及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使得国内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强。1985年，年轻的改革派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被推举为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很快的更换了大量政治局委员和州委书记，提出“改革新思维”，开始逐步推行经济市场化和政治自由化。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面临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由于斯大林以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完全僵化，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对改革的官僚特权集团，坚决发对改革；二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自由化之后，少数具有政治背景的冒险家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只有更彻底的私有化才能保住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又和具有西方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相结合，要求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两面夹攻之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可谓步履维艰。
一
1934年4月一个普通的晚上，正是斯大林大清洗开始的年代。在俄国西南部，比尔姆州的喀山农业机械厂工地，由于天气寒冷，工人们都早早的睡下了。工棚的住宿条件十分艰苦，完全由木板钉成，一条公用走廊连接20几个房间，常常是一家人挤在这样一个不足20平米的小房间里。不过在那样疯狂的年代，大家只要能够生存，就已经很满意了。
“咣、咣、咣……”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夜晚的平静。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那一瞬间惊醒了，惊恐万状的竖起耳朵。当听明白声音不是从自己的门口传来时，他们立刻获得一种死里逃生的快感。想到有人在这样的寒夜被抓去审讯，自己却能躲在温暖的被窝里睡觉，人世间的幸福，莫过于此。用力卷了卷裹在身上的棉被，把头往被窝里缩了一缩，心满意足的睡着了。
而对被敲开的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一家来说，则完全是一场灾难。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员冲了进来：“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你被控煽动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情绪，你被捕了。”女主人一听到这句话就不顾一切的大声痛哭起来，谁也止不住。她的情绪感染了躺在小床上的小男孩，他也哇哇哇哭个不停。男主人面无表情的起身穿好衣服，吻了一下妻子，留下一句：“好好照顾鲍里斯，我爱你。”就跟那几个人走了。留下那个可怜的女人抱着不满三岁的孩子在夜里一起哭个不停……
五十六年过去了。
1990年8月21日，凌晨两点半刚过。
“咣、咣、咣……”又是一阵紧促的敲门声，总统卫队长科尔扎科夫走进俄罗斯苏维埃大楼--白宫的地下室：“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下令逮捕你。军队正在向白宫发起进攻。已经有三个人被打死。现在请您马上离开白宫。”
“去哪里？”叶利钦问道。
“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已经同意，他们可以为您提供庇护。”
“我哪里也不去！”叶利钦的手重重的砸在办公桌上，上面放着他父亲56年前的案卷，“他们又夺走了三个生命，多少年来，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对它的人民犯罪的。这种情况绝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完全忘记了害怕，胸中充满一种无法遏制的愤怒。五十六年前那个无助的孩子现在已经成了俄罗斯总统。他不再哭泣，也不会象邻居们一样把脖子缩到温暖的被窝里去了。到美国大使馆是安全的，但那意味者逃避，意味着放弃自己对国家的责任，也意味着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俄罗斯人民绝不会原谅一个临阵逃脱、向美国寻求庇护的总统。
看着一脸焦急的卫队长，叶利钦拿起电话，拨通了家里的号码，平静的向妻子说道：“他们开始进攻了，有人员伤亡。我一切平安。”
……
二
“我要求发言！”叶利钦站了起来。
校长被弄蒙了，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七年级的小学生会在毕业典礼上突然要求发言。他和周围的老师商量了一下，得知这是个门门功课都拿五分的优秀学生，于是就同意了。
叶利钦快步走上讲台：
“谢谢校长给我发言的机会。我首先要感谢那些在生活中帮助过我们、培养我们学会思考和教会我们学习的老师。我将永远记住你们的教诲，谢谢你们！”
校长和老师们满脸笑容的带头鼓起掌来。
“但是，我还想说：我们的班主任不属于这类老师，她无权做孩子们的老师，并教育他们。她简直是在摧残孩子！”
接着，叶利钦就当着目瞪口呆的校长和老师们的面，痛斥自己班主任的种种恶行，讲述了她是如何嘲弄学生，怎样伤害他们的尊严，如何在女孩子面前让男生丢脸，在男生面前让女孩出丑。他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向他的班主任发起犀利的进攻。礼堂里面乱做一团，整个毕业典礼已经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第二天，学校宣布取消叶利钦的毕业资格。
……
1987年10月2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戈尔巴乔夫做完关于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七十周年的报告后，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叶利钦同志要求发言。”主管中央书记处的党内二号人物利加乔夫宣布。今天他是大会主席。
叶利钦快步跑上主席台。他有点紧张，感觉手在战抖。既然上来，就没有回头路了。他紧紧握住早已准备好的发言稿，以激动但相当宏亮的声音把它一口气读完。
“……我对报告本身没有什么意见，但我想谈谈我在政治局工作这段时间发现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要改变党的工作作风，而且要从中央书记处做起。党中央六月全会已经提到了这一点。但五个月过去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作风、利加乔夫同志的工作作风，丝毫没有改变。
其次，代表大会关于2到3年内完成改革的讲法会使党和人民严重的迷失方向。85年的时候我们声称两年内要完成改革，两年过去了，又说还需要2到3年。人民一开始热情极高，但六中全会以来，他们的信心开始下降了。问题在于，这两年的时间都用来制定一些纸上谈兵的文件，而人民根本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他们因此感到不安！如果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不慎重，不拿出实际成果的话。我可以说，两年后全党的威信可能在群众中进一步降低。
……我想，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并不简单，但应该在这里向中央全会坦诚的说出来：
那就是，70年里当然有戈尔巴乔夫提到的成就，但也有教训，而且是沉痛的教训，沉痛的失败的教训。主要原因，就是由于缺乏集体领导机制，由于搞帮派斗争，由于党的权力完全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而且这个人绝对的拒绝任何批评。
比如，我感到非常担忧，最近一段时间来，某些政治局委员、某些政治局常委对总书记的歌功颂德大大加强了。我认为，这是不能允许的。当前，我们正在开始逐步在党内营造一种民主的、有原则的、同志式的关系，提倡面对面的批评，这种歌功颂德，可能会渐渐的成为某种'规则'。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坚决不能允许。
最后，我想说，我在政治局的工作没有做出什么成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个人经验不足、能力不够，也包括缺乏某些人--尤其是利加乔夫同志的支持。因此，我请中央解除我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有关申请我已经交上去了。至于我莫斯科第一书记的职务，则将提请市委全体会议做出决定。”
会场马上骚动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交头接耳了--叶利钦竟然选择在这样的场合公开高层矛盾，不是自寻死路吗。叶利钦快步走下主席台，坐回自己的位置，这才发现自己的心跳得如此厉害。
戈尔巴乔夫愤怒了，他宣布会议接下来由他亲自主持：“同志们，我认为对叶利钦同志的发言要严肃对待。他大概讲了四点，关于改革进程的问题、关于工作作风的问题、我的个人问题和他自己的辞职问题，我希望大家都来发表一下意见。”
接下来的会议就成了对叶利钦的批判大会。几乎所有和叶利钦有点关系的人--他的朋友们和敌人们，都毫不吝啬他们尖刻的言语。破坏团结、居心叵测、攻击诽谤、作风粗暴、哗众取宠、无理取闹……各种能够想象得到的批判、攻击乃至谩骂的字眼像雨点一样向他落下。也许确实有人同意他的观点，甚至支持他，但在这种场合，对叶利钦表示任何同情都是危险的。叶利钦孤独的坐在坐位上，默默忍受着狂风骤雨般的攻击。
会议结束了，在被正式解除职务之前，叶利钦还要若无其事的工作。但他身边的人，都把他当成一个已经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小心翼翼的和他保持距离，也没有人会听取他的意见，只有来参加十月革命庆典的外国代表还对他表示出应有的尊敬。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孤立、沮丧。在发言前，他已经作好了了被解职的准备，但他希望自己的奋力一搏能够搅乱死水一潭的“改革”，唤起某些人的觉醒，现在看来，自己的牺牲毫无意义。11月9日，叶利钦顶不住了，由于发高烧和心脏病突发，他被送进了医院。
在病床上昏昏沉沉的的躺了两天之后，戈尔巴乔夫给他打来了电话，没有一句问候，只是冷冰冰的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今天要召开莫斯科市委全会，请你务必出席。”
简直是个恶棍--叶利钦强忍住心中的怒火，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对不起，我实在去不了，医生连床都不让我起……”
“不要紧。”戈尔巴乔夫打断了他的话，“我已经跟医生商量过，他们会照顾你的。”
叶利钦无言以对，只好服了一些止痛药，在几个医护人员的搀扶下走出医院，坐车直奔莫斯科市委大楼--他甚至怀疑自己能否活着回到医院。会议上，他头晕脑涨，强忍着心脏一阵阵剧痛，根本听不清大家的讲话，只知道又是一次轮番轰炸。会议通过决议，解除了叶利钦莫斯科第一书记的职务。不久，政治局解除了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在那次会议后，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说：“你的性格不适合从事政治活动，你以后不要从政了，我以后也绝不会再让你搞政治了。”
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病重的时候狠狠的折磨了一下这个在中央全会上让自己丢脸的家伙，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不过他并未把事情做绝，给了叶利钦一个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闲职，还让他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资格。连叶利钦自己都对这种宽大处理感到奇怪，因为在他看来，“我国历史上，对失败的反对派的穷追猛打向来都是不会遇到什么阻力的。”直到很多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回忆起这个决定，几乎要把肠子都后悔断了，他说：“早知如此，当时就该趁机把叶利钦调到某个欧洲国家去当大使，以彻底终结其政治生命。”
可惜，早不知道。
三
被解职后，叶利钦步入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光。他还是部级高官、中央委员，但人人都知道他是政治上的被放逐者。他平时觉得可以指望的朋友全都离他而去，只有家人还支持他。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许多人和我断绝了往来，他们曾经把自己伪装成同志和朋友。但那不过是因为我曾经是首长，当过莫斯科第一书记，他们曾经需要我，如此而已。
在中央会议和其它会议上，碰上面无法回避时，他们才跟我打招呼，以某种小心、谨慎的态度点点头，以此暗示：总的来说，我当然还活着，但这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因为在政治上我已经不复存在，政治上我只是一具僵尸。”
在政治漩涡中奋斗了20年的叶利钦，终于有了一段时间来反思考自己的政治生涯。这种反思索完全是一种折磨，因为他根本看不到出路--苏联近七十年历史上有哪个被打倒的反对派能翻身再来呢？但天生好强的他又不甘心承认失败，强烈的权力欲和残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让他痛苦不堪。叶利钦陷入了注定毫无结果的分析，从白天到黑夜不停的分析：自己真的完了吗，真的没有人可以信任，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吗？不论走到哪里，都无法摆脱这种可怕的思绪。没有人来和他斗争了，但他却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临战状态，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一醒来又马上接着想……
心脏病有了好转，头痛却无法治愈，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效，因为这完全是心理问题，他无法让自己的大脑休息。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他觉得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开始在饭桌上、病床上对自己的家人大喊大叫，拍桌子，砸东西。有一段时间，他确实几乎彻底失控，街头上甚至出现了他自杀未遂的传闻。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冒失的政治赌徒在输得精光以后的竭斯底里，他不仅输了，而且连输得连面对失败的勇气都没有。
但叶利钦还没有完全绝望。在解职的消息传出后，在他当过十年州委第一书记的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州、在他大刀阔斧整顿过官僚机构的莫斯科，还有全国许多地方，有数不清的人致信苏共中央、《真理报》报社，表示强烈抗议，当然还有更多的人写信给他，支持他、鼓励他。没有了警卫，没有了专车，他独自一人走在大街小巷，总会有不认识的人向他报以充满敬意的一笑。甚至还有一所学校不顾团中央的干涉邀请他去演讲。这些东西在他濒临崩溃的时刻给了他信心，让他看到了自己力量之所在。他开始真的相信，只要把目前的“黑暗时期”熬过去，重振旗鼓的机会一定会到来。
他就这样在一半是希望，一半是绝望中痛苦的等待。
四
时间进入1988年，一切正如叶利钦所料，经济领域的改革没有取得什么实质进展。和改革前相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还所有下降。原因很简单，现行官僚体制根本不适合推行任何扩大经济自由的改革：禁酒令颁布了，但酗酒并没有减少，减少的是国家在生产和销售酒类产品方面的税收；企业自主权扩大了，企业的活力并没有增加，增加的是厂长和官员们的腰包。于是，戈尔巴乔夫开始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政治体制改革上来。
1988年6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19大上的报告中指出，改革政治体制是解决所有复杂问题的关键。并提出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向：党政分开。他建议成立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苏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由大会选举出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为常设议会，“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并设立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职。今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只作为政治领导机构从事活动。国家的任何经济、社会问题，必须通过最高苏维埃解决。
经过争论，大会通过了戈尔巴乔夫的报告。根据新的选举办法，人大代表分选区差额选出，只要具有被选举权的公民，征集到一定数量的支持者签名，均可以参加竞选。
--叶利钦的头痛不治而愈。他知道，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
新的选举法规定：人民代表不得在行政机关兼任除了总理以外的部级或以上职务--这简直是为叶利钦量身定做的，因为他的建委第一副主任的级别就是正部长级。不过这种小风险吓不倒冒险成性的叶利钦，他毫不犹豫的宣布辞去现职参加人民代表竞选。
当时，他可以选择在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州参加选举。他在那里当了十年的州委第一书记，政绩非凡。他让所有跟他父亲当年一样住在工棚的工人搬进了条件较好的新居，修建了第一条连接州首府和北部重要矿业城市谢罗夫的公路以及州首府的第一条地铁线路，农业发展也很迅速。他在十年里跑遍了全州56个主要城市，而且每个城市都至少去过四次，深入基层，和老百姓谈心。人们还对他始终乘坐地铁上下班印象深刻。总之，如果在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参选，他只需要在候选人登记表上签名，然后天天睡大觉，仍然会百分之百的当选。
但这不符合叶利钦的性格。一生中，他总是不断的去寻找新的挑战，如果没有挑战，他就会自己造出一个来。他最终决定在莫斯科参加竞选，尽管他只当了不到两年市委第一书记，尽管首都的竞选对手强手如林，尽管在这里苏共中央可以更容易的干预选举活动--所有这些都吓不倒他。选择莫斯科只有一个理由：他的目标绝不是一个人大代表，而是--克里姆林宫。只有在首都，他的竞选才真正具有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在莫斯科，即使失败，获得的政治资本也是在偏远的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全票当选无法比拟的。
以前那些痛苦的思索现在显示出它巨大的威力，叶利钦比任何时候都知道自己可以依靠谁，依靠什么。他知道，人民并不关心意识形态的争论，他们关心的是现状的改善，他们不会从根本社会制度的层面去批判现实，而是抱怨国家机关的低效，国家官员的腐败，商店里买不到东西，医疗条件、住房条件差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他在竞选纲领中有意回避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直接提出“反官僚、反特权”的口号，主张取消领导人的特权，取消食品的特殊供给、特殊医疗和特殊教育，让从普通人到总书记都能够平等的购买食品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能够平等的享受住房、医疗和教育。1987年十月全会的失败现在也成了竞选的资本，他把自己树立成了不惜放弃高位、放弃特权来为人民说话的英雄。有了这个“资历”，谁也不会怀疑他反官僚、反特权的真诚和决心。
叶利钦的竞选手段也很得人心，他选择了群众集会作为宣传自己观点主要阵地。他明白在这种场合群众的热情是很容易被煽动起来的。他还把各种激进团体团结在他的周围，他们深入社会的不同阶层，为叶利钦四处奔走宣传。总之，他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常先进的竞选理念。
与叶利钦相比，他的对手们的就显得十分落后了--大会小会一个接一个的开，在会议上对叶利钦发起攻击，然后由大会做出一个结论，再去找《真理报》这样的官方媒体公布会议精神，全然不理会会场外面的世界已经沸腾。他们组织编写了揭发和批判叶利钦的“黑材料”，逐级传阅。材料中，编写者仍然认为“违反中央政治方针”、“有个人野心”、“破坏团结”等口号还可以用来破坏对手的形象。他们提不出什么有煽动性的口号，即使有，也被那种八股文式的公文风格所淹没。总之，他们习惯了苏联式的选举，根本不知道“竞选”为何物。
这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较量。最后，叶利钦以89。3％的绝对优势当选莫斯科第一民族选区的人大代表。这样高的支持率，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当然要归功于他在主持市委工作期间务实高效的作风给市民留下的深刻印象，他正确的竞选口号和竞选方式，但更应该归功于他所处的时代。人们对这个制度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他们呼唤新的东西。俄罗斯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民族，但自从斯大林以来，这种激情被压抑得太久。他们生活中唯一的刺激只剩下了浓烈的伏尔加酒。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每个领导人上台都要宣布改革一番，但人们从未从这种改革中得到过多少实实在在的好处。现在，不管什么道路，只要能够改变现状，他们都愿意试一试。叶利钦在十月全会上的表现让人们相信他是一个坚定的反对派，所以有不少莫斯科在投票给叶利钦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心态：自己不是投票支持叶利钦，而是在投票反对现政权。
不过，尽管支持率居高不下，叶利钦入选最高苏维埃的过程还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由于苏共代表团结保守势力联合抵制叶利钦，他在代表大会的得票是1185票赞成、964反对，根据选举法，他的反对票过多，未能入选最高苏维埃。莫斯科的激进派别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宣布这一结果是对千百万人民呼声的蛮横无理的蔑视，甚至提出了举行政治总罢工的口号。此时，戈尔巴乔夫同志已经如愿以偿当上最高苏维埃主席，他觉得这种尴尬局面有损自己精心打造的政治改革的完美形象，于是他和叶利钦达成了妥协--劝说一个最高苏维埃代表放弃资格，再由大会投票通过叶利钦直接顶替。因为“顶替”是一个议案，只需要简单多数即可通过，而不必考虑反对票数，所以落选后第二天，叶利钦就再一次沉而复起，成了最高苏维埃代表。
两起两落的经历使叶利钦彻底看清楚了自己力量之所在，看清了貌似强大的苏共虚弱的本质--只要有人民的支持，自己就完全就可以与之对抗到底。在这种信心的鼓舞下，叶利钦马不停蹄，向苏共发动了一浪接一浪的强大攻势，让他的对手们毫无喘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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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989年7月，最高苏维埃会议召开。会议期间，叶利钦与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一起，联合了近300名全国人民代表，组建了“跨地区议员团”。叶利钦当选该议员团的两主席之一。他明确宣布：成立跨地区议员团，就是为了打破以前在苏联议会中苏共领导下团结一致的局面。跨地区议员团的成立，标志着苏联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反对派的议会党团。
1989年9月，叶利钦以苏联人大代表的身份访问美国，公开宣布不再信仰共产主义，而希望把美国的民主制度引入苏联，得到了美国总统和议会的大力支持。在与美国总统布什的会晤中，他直言不讳自己夺权的野心。他声称：“戈尔巴乔夫还有最多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来推行他的改革，如果再不能取得成效，那就需要另一位更加坚定的政治家来领导改革。”
1990年1月，叶利钦联合各种激进观点的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组成“民主俄罗斯”组织。煽动俄罗斯民族主义，认为苏联用大量的俄罗斯资源去发展那些贫穷的加盟共和国，阻碍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俄罗斯联邦应该对本土资源拥有绝对的支配权，成为完整的主权实体。
1990年2月，叶利钦联合党内激进派，成了苏共“民主纲领派”，与利加乔夫为首的保守派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中间主流派分庭抗礼，开始公开分裂苏共。
1990年4月，苏联第4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叶利钦领导的激进派提出的修改宪法的议案，取消了宪法第六条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
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成为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的首领--在被解除莫斯科第一书记职务以后，他只用了16个月，就重新夺回了实权，而且这次获得的权力更大、更稳固。坐在白宫的办公室里，叶利钦又回忆起了七年级毕业时的往事--那帮家伙竟然因为他的轰动性发言取消了他的毕业资格。年仅13岁的他四处奔走，找区委会、市委会--他这才生平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区委会、市委会。他的不懈努力终于见了成效，市委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他班主任的行为。经过调查，他不仅拿到了毕业证，而且如愿以偿的让自己痛恨的班主任被开除出了学校。现在想起来，四十六年前的那场胜利甚至比入主白宫更令他兴奋不已。
叶利钦永不停歇的进攻，受到了来自苏共内部的猛烈反击，很多地区和中央的领导纷纷发表讲话批评叶利钦。但在一片反对声中，戈尔巴乔夫保持了一种明显的善意的沉默。是他把观点激进的叶利钦提拔到中央并委之以莫斯科第一书记的重任，在十月全会后给叶利钦保留了机会，在人大会议上又同意了叶利钦顶替进入最高苏维埃。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借助叶利钦对抗来自党内保守派的压力。作为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不坚定，相反，他对西方的民主、市场经济、私有制有着和叶利钦同样浓厚的兴趣。他们最大的不同不在改革的目标，而在于改革的方式--激进的还是渐进的。如果没有叶利钦的激进路线，党内保守势力就会利用改革带来的危机把总书记赶下台--就像30年前，当赫鲁晓夫改革陷入困境时，勃列日涅夫联合党内保守势力发动政变一样。当然，这种走钢丝的策略只有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才能发挥最佳效果，它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斗争的双方都承认仲裁者的权威。不幸的是，戈尔巴乔夫遇上了有着赌徒气质的叶利钦，他总是不按照常理出牌，屡次在关键时刻打破平衡，把戈尔巴乔夫逼上绝境--在政治较量中，没有人会甘心被人利用，所有势力都是一种利用与反利用的关系，最后，只有真正坚强有力的一方才会获得主导权。
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28次代表大会上，叶利钦再次让戈尔巴乔夫领教了他变幻莫测的政治手腕。
由于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不久前宣布独立，在其它加盟共和国和一些重要城市，激进派纷纷当选上台，经济形式也在不断恶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遭到了苏共内部的强烈置疑。在这次会议上，保守派势力取得了优势。他们在大会开始的头一周组织了一次又一次攻势，苏共中间派和激进派领导人，包括总书记本人，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批评。最初几天，这个会场都被尖锐的批评声和作为施压手段的掌声所淹没。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寻求叶利钦的支持。第六天，叶利钦发动了反攻。他的发言极其尖锐，与之相比，十月全会的“放炮”恐怕只能算是毛毛雨了。
他提出了一系列令保守派瞠目结舌的激进改革纲领：
（1）在组织上，允许党内的各种纲领派别共存；
（2）党的名称改为社会民主党；
（3）放弃这次大会要通过的章程和纲领，只通过简明的苏共改革宣言，然后重新选举新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产生新的章程和纲领；
（4）军队、安全部门和国家机关的党组织解散。
然后，他发出了赤裸裸的威胁：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党不按照这个纲领进行改革，那么，用不了多久，党的官僚机构就会失去一切合法权力。这样的党既不可能是先锋队组织，也不可能在苏维埃中起作用。那时候全国人民就会团结起来斗争，完全没收党的所有财产。可以预料，各级党的领导人都会被押上法庭。人民会向他们清算反酗酒运动造成的损失，外贸、农业上的失败以及民族政策的错误和军队问题，清算他们个人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党的官僚们将会面临东欧国家的领导人所遭受的厄运，会被关进监狱。事情发展极为迅猛，任何人企图制止事件的发展都是必然要失败的！”
代表们对叶利钦的发言感到恐慌，这正是戈尔巴乔夫要达到的效果。果然，保守势力对他的批评迅速减弱了，他们希望能和总书记联合起来制止疯狂的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趁机抛出自己的改革方案：“在党章中既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基本原则保留下来，又允许不同纲领的存在；既反对把苏共变成多党联邦的主张，又扩大了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的自主性；苏共立足于社会主义，放眼于共产主义，但它同时赞成市场作用和私有制。”这种妥协的手法赢得了左右两派的一部分选票，从而扭转了对自己不利的局势--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建议被通过了，他的个人权力也得到了巩固。
就在戈尔巴乔夫为自己的胜利踌躇满志之时，大会主席说了一句话：
“叶利钦同志要求发言。”
叶利钦快步走上主席台，向代表们大声宣读了他的声明：
“鉴于我已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并对俄罗斯人民负有重大责任，考虑到社会正在向多党制过渡，我不能执行本次大会的决议。我必须按照人民和他们非常有权威的代表们的意愿行动。因此，鉴于我身负的责任，我宣布，退出共产党。”
会场上马上一阵骚动，有人喝彩，但更多的人嘲笑他，骂他“可耻”、“叛徒”、“无赖”，所用的语言比十月全会上的更加恶毒。但这一次，他可以毫不在意了。他已经手握大权。这种权力来自公开的选举，不再需要党的承认了。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头也不回，径直走出了会议大厅。
六
退出苏共，给叶利钦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这一举动，为他在稍前一些时候在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并通过的“主权宣言”提供了精彩的注脚。该宣言声明：俄罗斯联邦加盟共和国对于苏联拥有全部政治和经济主权，对自己境内的资源拥有完全主权，共和国法律高于全联盟法律。正像他在退出声明中说的那样，退出的原因是为了对俄罗斯人民承担更大的责任。也就是说，他用行动向全体俄罗斯人表明，对他而言，俄罗斯联邦的利益与苏维埃联盟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将毫不犹豫的站到俄罗斯一边。他，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首先是一个俄罗斯人，其次才是--或者说已经不再是--苏联人。
当时，还很少有人能明白叶利钦退出苏共的真正目的，不过，在1991年5月21日的俄罗斯联邦第4次人代会上，所有人都明白过来。叶利钦要求修改宪法，设立俄罗斯总统一职，并抛出了一份俄罗斯联邦《总统法》草案，草案赋予了总统极大的权力。叶利钦在提出议案时强调，在俄罗斯设立总统职位并不是为了他个人的目的，而是从党派政治向独立行政迈出的重要一步，将大大提高行政机关的效率，而且还将使俄罗斯在与苏联争取权力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立刻有许多代表附和叶利钦的意见，认为总统设立当然十分必要，总统选举更是事不宜迟，应该在一个月之内迅速选出俄罗斯总统。显然，这是叶利钦惯用的突然袭击的套路--他总是令对手猝不及防。一个月内，看不见任何人有实力和叶利钦竞争，超过一个月，就难免夜长梦多了。他也知道，总统的设立对俄罗斯人的民族情绪显然又将会是一个莫大的刺激，他要利用混乱的局势和自己目前的威望一举登上总统宝座，从而掌握足够的力量，在苏维埃联盟的尸体上建立起自己俄罗斯开国之君的不世之功。
很少有人怀疑设立俄罗斯总统的必要性。早在去年三月，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苏联设立了总统一职，以实现党的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分开。当然，跟最高苏维埃主席一样，总统大权不能旁落--由戈尔巴乔夫同志亲自担任。既然苏联有了总统，俄罗斯自然不能少，这也是绝大部分代表的心理。争论的焦点在于通过宪法修正案到选出第一任总统的时间。有不少代表认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过于紧迫，明显有利于叶利钦，这是一个“不平等的竞争”。
不过，一向性急的叶利钦在苏联设立总统一年之后再抛出议案，这一年不是白等的。各种私下的政治交易都已经达成，反对派们在几天的会议上的抗争已经无济于事。大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和《总统法》，并决定，总统大选在6月12号，也就是大会结束后20天举行。
没有悬念，最高苏维埃主席可以做着专机到处演讲，而20天的时间还不够其他候选人组建竞选班子和筹集活动经费。最后，叶利钦以57。3％的得票率高居榜首，第二名雷日科夫只得到了16。85％的选票，而其它候选人的得票率都没有超过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