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羲之之帖，李杜之诗，易安之词，东坡之文，襄阳之画？那里有拜月亭，西厢记，牡丹亭，水浒传，红楼梦？又那里有云冈石刻，活字版，磁器，漆器，宫殿园林？现代中国人尊其所不当尊，弃其所不当弃，国立美术专门学校不教中国书，建筑工程师不会造中国宅，文人把李白村甫看得不值半文钱，难道这还算中西文化的批评么？其实国人心理都已变成狂态了。先自心理不快，眼见社会政治不如人，生了inferioritycopmplex，真正迂腐之处，无勇气改革，文化为何物，又不知所谓，于是一面虚张声势，自号精神文明，一面称颂西方物质文明。其实物质文明，吃穿居住享用，还是咱们黄帝子孙内行。这且不去管他，我告诉你个笑话。民国二十二年有法国作家，记不清什么名字，游历来华，偶然称颂东方女子身材之袅娜，态度之安祥，说是在西方女子之上。这话是诚意的，我也不知听过外人说多少次，殊知中国女子哪敢自信，自然把那位法国作家的话当做讽刺，大兴问罪之师，还闹得不亦乐乎。
柳夫人：他们正在恨不能投胎白种父母，生来红毛碧眼，一对大奶头大屁股，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哭笑起来，胸部起伏澎涨，像MaeWest一样呢。
总而言之，今日中国碰着倒霉时候，说来说去是海军的不是。什么时候中国造得几座无畏舰，去轰击伦敦大阪，中国女子也就美起来，中国点心也就好吃了。
柳：我所要指明的就是这一点。世上道理原来差不多，只怕常人不肯看到底，看到底处，中外都是一样的。中外女装都是打扮给男人看的，等于雄鸡雄孔雀的羽毛是打扮给母鸡母孔雀看的。这样一来，不又是天地生育的一桩寻常道理，那里有什么高下？西洋人也是人，中国人也是人。中国夫妇吵架、西洋夫妇也吵架，中国女人好闲话，西洋女人也一样好说闲话，中国女人管饭来，西洋女人也把烹饪术叫做thewaytoreachaman，sheart。你常看电影就明白了。烹饪如此，诗文也何尝不如此？记得民国二十四年，中国戏剧诗文在外国大出风头。梅兰芳受聘游俄演艺，刘海粟在欧洲开现代中国艺展，熊式一把“红鬃烈马”译成英文，在伦敦演了三个多月，博得一般人士称赏，在上海又有德人以德文唱牡丹亭，白克夫人又把水浒传译成英文，牛津某批评家称施耐庵与荷马同一流品，德人也译金瓶梅，称为杰作。我读了英人“红鬃烈马”的序文，说他读到“赏雪”enioythesnow二字就恍惚着了迷，说雪可以赏，又可开宴来赏，这真是中国人的特色。然而中国人却莫名其妙，若说是假捧场的，那末戏一演三个多月，又非作假得来，若说是真的，到底中国戏中国画好在那里，又说不出，总觉得杯弓蛇影，希奇古怪，狐疑起来。
柳夫人：你也别多怪，现代左派青年是不看西厢记，牡丹亭的，你怪他作甚？至于杜甫李白，他们真看不在眼内，他们只认宣传是文学，文学是宣传，顶好是专做白话长短句，里头多来喊几声“高尔基万岁”才叫做好诗呢！
柳：据我看来，还是书没有读通所致。西洋文学固然也有胜过中文之处，但是西洋文学一读死了，中国文学也就慒懂起来。他们读过几本西洋戏剧，便斤斤以为西洋戏剧就是天经地义，凡与不同者，都不能算为戏剧。譬如讲戏剧结构之谨严，剧情之紧凑，自然牡丹亭不及“少奶奶的扇子”，或“傀儡家庭”。但是必执此以例彼，便是执一不通。牡丹亭本来不是一夜演完的。
西洋戏剧以剧情转折及会话为主，中国戏剧以诗及音乐为主，中国戏剧只可说是opdra〔歌剧〕，不是drama，以戏剧论歌剧自然牛头不对马嘴。你看中国人演剧常演几出，就跟西洋音乐会唱oper-aticselections相同。戏剧多少是感人理智的，歌剧却是以声色乐舞合奏动人官感的。如把这把这一层看清，也就不至于徒自菲保要在中国发展新文学新戏剧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旧体裁也得认清才行。又如小说，那里有什么一定标准，凡是人物描写得生动，故事讲得好听，便是好小说。我会听中国思想大家说红楼梦不及道斯托伊斯基，心里真不服，恐怕还是这一派食洋不化执一拘泥的见解吧。其实我们读西洋文学，喘着气赶学他们的皮毛，西洋人却没有这样抱泥执一，时间发展，无论传记.长短篇小说，都是这样变动，试验，因这一点自由批评的精神，所以他们看得出中国诗文的好处，而我们反自己看不见弃如敝展了。
柳夫人：你发了这一套牢骚，喉咙怕干了吧？
柳夫人立起，倒一碗茶给柳先生喝。又要倒一碗给朱先生，却见朱先生已经鼾鼾人梦了。他们举头一看，明月刚又步出云头。柳夫人轻轻的拿一条洋毡把朱先生露在椅上的脚腿盖上。
谈中西文化
谈牛津大学
你到牛津大学，就同到了德国一个中世纪的小城一样。有僧寺式的学院，中世纪的礼堂，古朽的颓坦，弯曲的街道，及带方帽穿袈裟的学士在街上走。
今人恍惚如置身另一世界。我初到牛津，住在一间十五世纪的旅馆，这旅馆还有英国乡下客栈的遗形，入门便是一个不方不圆铺石子的庭院，大概就是古时停马车之所。找到了账房之后，茶房领我由一小小的楼梯上去，拿出一把五寸多长的钥匙，开一间小小房间。我一窥看，不但没一品香的汽炉，就是冷热自来水都没有。我觉悟了，我是身临素所景仰怀慕世界著名的最高学府。于是很快乐的对茶房说：“好极，好极”，就把房间定下。晚上在朋友家用饭之后，回来独坐房中疑神疑鬼，听见隔壁有以咳嗽，就疑是Addison（十八世纪英国散文大家——编者）伤风，听见有老人上楼的脚步，就疑是牛顿来访。这样吸烟出神，坐在半夜，听见礼拜堂一百零一下的钟声，心上有无穷的快乐，也不知是在床上，或大椅上，就昏昏人寐了。
现代中国学生，一到牛津，总觉得不满意之处。至少似乎许多现代人生必需的物质条件都缺乏。第一样，找不到亮晶晶的浴房、健身房、抽水马桶；第二样，找不到汽水炉；第三样，找不到图书馆卡片索引。就使偶尔有之，也不是普遍的现象。讲到教授方面，尤其是使留美学生惊异的，就是课程上找不到“烹饪术”、“招徕法”、“广告心理学”等等科目。正教授的职务，规定每年演讲至少三十六次。此外有许多支薪而不做事的研究员（fellows），分庭抗礼，占据各书院的楼房居祝比如众魂学院（AllsoulsCollege）就全被这些支薪不做事，由大学倒贴他们读书的先生们住满。这班先生们高兴演讲时，便出一通告，演讲不演讲，也没人去理他。他们虽然不许娶妻，过和尚生活，但养尊处优，无忧无挂，暑假又很长，生活真太舒适而优美了。除了看书，吸烟，写文章以外，他们对人世是不负任何义务的。学生愿意躲懒的，尽管躲懒，也可毕业，愿意用功的人，也可以用功，有书可看，有学者可与朝夕磋磨，有他们所私淑的导师每星期一次向他吸烟谈学——这便是牛津的大学教育。大学分三十学院，何以三十，找不出理由。学院又各有他个别的风气、传统、历史、制度。连院长名称，或为master，或为warden，或为princi-pal，或为president，都不能统一。这样重重复复累累赘赘把些毫不相干的学院集于一城，凑合起来，便成为世界驰名的牛津大学。
像英国人的品性，英国的宪法，及一切英国的制度，牛津大学是理论上很有毛病的一种组织。所奇怪者，这种理论上很有毛病的组织，仍能使学者达到大学教育最纯正的目的，仍能产生一种谈吐风雅德学兼优的读书人。在我国看惯了充满“学分”“单位”“注册部”“补考”“不及格”现象的美国式大学的人，也许要认为这太玄奥难懂了。但是一回想我们古代书院的教育，注重师生朝夕的薰陶，讲学的风气，又想到书院中师生态度之闲雅，看书之自由，及其成绩之远胜现代大学教育，也就可以体悟此中的真秘罢。
李格（stephebLeacock）为现代一位幽默大家。他曾著一篇“我所见的牛津”（OxfordasIseeit）。此文曾由徐志摩译出，不知收入那一本志摩的文集中。我们可就此篇中精彩处，重译几段，不但可使读者明了牛津大学教育之精神，也可以证明论语提倡吸烟，非无理取闹，而有很精深的学理存焉。
李格说：
“据说这层神秘之关键在于导师之作用。学生所有的学识，是从导师学来的，或者更好说，是同他学来的：关于这点，大家无异论，但是导师的教学方法，却有点特别。有一位学生说：‘我们到他的房间去，他只点起烟斗，与我们攀谈。’另一个学生说：‘我们同他坐在一起，他只抽烟同我们看卷子。从这种及别种的证据，我了悟牛津导师的工作，就是召集少数学生，向他们冒烟。凡人这样有系统的被人冒烟，四年之后，自然成为学者。谁不相信这句话，尽管可以到牛津去亲眼领略。抽烟抽得好的人，谈吐作文的风雅，绝非他种方法所可学得来的。”
我曾为文（即“谈理想教育”——编者），主张一人的学问与注册部毫无关系。学问怎样坏，注册部也无方法断定他是不及格，学问怎样好，注册部也无法断定他是学成毕业。至于心理学七十八分，英国历史六十三分，更加是想不出什么意义。有人认为这疯狂。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但记得志摩这样说过：他在美国Clark大学跟人家夹书包，上课室，听演讲，规规矩矩念了几年，肚子里还是个闷葫芦，直到了他到剑桥，同朋友吸烟谈学，混一年半载，书才算读“通”了。（徐志摩在克拉克大学念银行学（一说念社会学），在剑桥大学学经济学。——编者）试问书读“通也未”，注册部有权过问，有方法衡量吗？须知大学之所以非有注册部不可，是因为大家要向大学拿文凭，大学为保全招牌信用起见，不得不将一人之心理学定为七十八分，英国历史定为六十三分。然而六十三分七十八分为一事，读书通不通，又是一事。
结果，把一班良莠不齐的人，放在一堂，由先生指定星期四九时心理学到第二百八十六页第十三行，十时法文念到第七十六页第八行，迟钝者固然赶得喘气，聪明者也只好踏步走。牺牲了高材生以就下愚，这是通常大学教育最冤枉的一件事。牛津大学态度不同，庸才求学，牛津也送他一张文凭，贤才求学，牛津大学也送他一张文凭（其中要“及格学位”passdegree或是要“优等学位”honoursdegree都各听其便），不过不叫贤才去等庸才踏步走，使他有尽量发挥的机会。李格有一段精彩的话说：“我所以仰慕牛津的重要理由，就是这个地方，还未受了一种衡量‘成绩’的风气，未沾染上驰鹜于看得见，可以示人的‘能率’的热狂。牛津大学整个制度，是叫贤才占便宜，而让凡庸愚钝者自己去胡闹。对于愚钝的学生，经过相学时期，牛津大学也给一个学位，这个学位的意义，不过表明他吸过牛津的空气而未坐狱。社会对于多数的学生也只能期望如此而已。但是对于有天才的学生，牛津却给他很好的机会。他无须踏着步等待最后的一双跛足羊跳过篱笆，他无须等待别人，他可以随意所之，向前发展，不受牵制。
如果他有超凡的才调，他的导师对他特别注意，就向他一直冒烟，冒到他的天才出火。”
我在牛津看见一位很美丽的红衣女子。这女子据我看来是天下第一美人。也许是因为那天下午天气太好。也许是因为我自己精神太兴奋所致。也许是因为牛津的屁也香的缘故。我们的论断都是受情感作用的。但是身居其境，确系如此感觉，虽明知主观作用，也无可如何。
牛律向来不是收女生的。不知是不是海禁既开，受了中国的影响，听说中国已经男女同学（民国九年秋，北大招收正式女生，是为我国公立大学有女生之始。——编者）自觉惭愧，急起直追，所以于最近也居然许女生入学了。但是仍然没有实行男女同学的勇气，女子另外立学院，替她同安排，夜里到了几点，大门仍旧关起来，牛津女子学院共有四个，为什么四个，也找不出理由。记得一个叫做圣柔利，一个叫做玛加利。因为我有三个女孩，所以也特别参观一下。红衣女朗说她们生活很好，规矩也不太严也不太宽，总之就是合乎英国绅士中庸之道。但是言词之中，每每羡慕男生宿舍比她们好，机会比她们好。男生所住的摩得伦僧院，她们只能住新式的洋房。她说剑桥的女生比她们自由，因为剑桥的女生不是自居化外，不能拿文凭，无论怎样勤读，剑桥总是不算她们做大学中人。因此剑桥大学也不得不让她们自由了。
我看到玛加利学院的楼舍比不上圣玛利亚（中国），圣柔利的楼舍也比不上中西女塾（中国）。但是我仍不准备把女孩送入玛利或中西。
我曾在一个学院（耶稣学院）吃过饭。饭厅饭桌，还是沿用中世纪僧院的形式。高头坐着本院教员。下头学生围着条长桌，坐在长条板凳。墙壁上挂着也不知是十七世或十八世纪的油画，画中人物都是本院出色的人物。他们的眼睛下看这些学子，好像在保佑他们，同时在勖励他们上进，无愧为耶稣学院的学生。吃饭时也许有许多传统的规矩，譬如不许提到女人的名字，是不是僧院的遗风，就元从考证了。听说有学生席上偶然提维多利亚及伊利沙怕女王的名字，也照例受罚了。席后照例传饮“爱之杯”，这就是中世纪僧院之遗风无疑。“爱之杯”是一大杯，盛一种薄酒，传饮之时，也有许多规矩，犯了也要受罚。听说古时礼节，凡举杯饮酒之人，其在右之人必须起立，这起立是有重大意义的，是要保证饮酒之人，提防在他举杯之际，有人从他背后砍他脑袋。其用意与西人握手，表示并无执剑，免冠（古时免盔之变相表示）表示并不敌视你之意相同。但是到底杯只有一个，大家传饮，唾沫留在杯口是不能免的事，因为我是客，他们不叫我饮，我也甚觉快乐。于是我又感觉牛津之卫生，也远不如暨南复旦。但是如果我有儿子，仍旧不准备送人复旦或暨南。
综括以上，使我得一种感觉。英人之重传统远在华人之上。这也许是英国所以为伟大，也这是牛津之所以伟大缘故。牛津太不会迎合世界潮流了。
因为他不迎合潮流，所以五百年间，相沿而下，仍旧能保全他的个性，在极不合理之状态中，仍然不失其为一国最高的学府，一个思想之中心，所以“牛津学生走路宛如天地间惟我独尊”，这种精神求之于中国，惟有康有为、辜鸿铭二人而已。革命的人革命，反革命的人反革命，大家不要投机，观察风势，中国自会进步起来。
谈牛津大学
谈哥伦比亚大学及其他
佛烈思纳1930年著一书，名为英美德大学（AbuahamFlexn-ner：“Universities：American，EnglishamdGerman，”OxfordUniver-sityPress，1930）此书为最近评论三国大学最透辟详尽的著作，全书381页。读了这本书，英美大学的内容也就了然于胸中了。佛氏是美国教育家，所说都是内行话，虽然对于美国各大学，上自哈佛，下至加利福尼亚，攻计无遗，实际上却是代表美国大学教授心中敢怒不敢言或者偶尔私谈的一般意见罢了。书第一章为“大学之理想”，可与GardinalNewnman：TheldeaofaUniversity及WooodrowWilson：MyldeaofaUniversity并读。我想研究教育学的人，若能把三篇精读体会，胜于留学三年研究教育测验多多了。
佛氏于1928年，应牛津大学之邀作罗特思讲演（RhodesLe-tures罗氏记不清是非洲或是那里做帝国主义生意发横财的富翁，此讲座基金宗旨，专为联络操英语各民族之学术界）。此书即系在牛津演讲材料扩充而成的。自1928之秋到1929夏天佛氏重游英德，参观二国大学，搜集材料。1929至1930年间，佛氏又以全年功夫搜集文献，及整理书稿。1930年5月，牛津大学印刷部先将印稿清样，装订三十份，由佛氏分发欧美大学领袖，征求批评与匡正。11月这本书才出版。
书中专讲美国大学内容的一章有182页，占全书正文之一半。那理由，据作者说，是因为美国大学材料特别多。因此虽占一半，也不能说是过份。
其中对于美国大学之招生标准，教授科目，研究方法，学位程度，体育地位，经济状况，都有成篇可诵的好文章。如果不是作者身份隆重，称引确凿，我们几乎疑是作者在造谣，作齐东野语了。
此地姑就其惊人事实，笔录下来。这不是有意诬蔑留美博士硕士。我实相信，在各大学念好书是可能的事；表示作者尚有天才或是常识的博士论文，也非找不到。就如商业化的芝加哥，也有几位学者大师做教授，大家用功寻觅自会寻得出来。请有志留学青年，不要灰心，你要到美国大学读书，大学是容许你的。
一、美国大学成绩不亚于中国大学
美国大学生的程度怎样，我们很想知道。佛氏说：“但是以普通学生而论，我们仍旧可以老实说，在四年肄业之后，美国大学学生，在知识上，是一伙东并西凑未经训练的漂亮哥儿姐儿（attactiveboysandgirls”），大半还未受过严厉的中等教育训练。哥伦比亚学院教务长总算熟识美国大学青年。他近来说：‘我深信现代大学青年道德尚未成熟，社交上粗糙，与知识上未开化之程度相同。’”二、博士论文不怕没材料在哥伦比亚及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目录中，作者举出精要的几条：“中学便餐室的管理问题”、“公立学校的安装水管问题”、“初等学校庸人服役之分析”、“善购物料须要教育之证据”、“学生坐位姿势及书桌尺寸之研究”。须知这种治学是各有渊源的。克孙教授ProfessorCasonofRochesterUniversity在国际心理学会第九年会所读的西文是“寻常讨厌事物之原来与性质”。克孙教授，用了几年考据功夫，考据出来二万一千种讨厌事件，但是后来除出重复及许多“为讨厌”（spuriousannoyances）之例以后，将该表减至507七件。这五百零七件，克系教授排比起来，定其分数，由零至三十。贩菜里有毛发订二十六分。“卧床不洁”二十八分。“看见秃驴的光头”两分，“蟑螂”（油虫）二十四分。
呜呼油虫何罪，而定二十四分！
心理教育二门虽然特多低能，自然科学也不肯让步，肯萨斯（Kansas）省立农学院科学博士论文，题曰“棉布里衣所含微生物成份之研究”，有这样惊人的结论：“从所得到的结果，我们可以合理的相信，贴身的衣服含有多少微生物..在炎热天，身体可许充分出汗，这汁汗甚有加增微生物生育速率之可能性。以穿在身上久暂不同之里衣互相比较，证明穿的斯限愈久，微生物愈多。”
三博士论文做法
博士论文，既然如此简单，结论发明又如此公允，岂非谁个不知，那个不晓呢？须在此中有秘诀在，论语一期卖一毛钱，若将此和盘托出，未免太便宜。无已，姑举其一二，以示门径，要在读者举一反三罢了。博士论文作法，有一定的要诀。大抵这样做法是不会失败的：（一）问题，（二）书目，（三）×与个人关系，（四）×与社会关系，（五）×与国家关系，（六）×与世界关系，（七）结论。×也许是书桌尺寸，也许是中国皮蛋，都没有关系。便列表必多，曲线升降图必有四五幅，统计必有零点，如三五○·四八之类，折合为百分之几。最要在能发邮寄的问题单，名为questionaire叫社会填写，再把答案整理一下，便是一篇科学化的论文。且让佛氏以真凭实据拿出来罢。
耶鲁大学有所谓InstituteofHumanRelations研究人伦大端，而注重分系化departmentalization。有学生作纽泽西州破产者之分析，于是他发了问题单，开始作社会调查，这问题单是这样的这位破产者是住在洋楼，或是洋楼之一层，或是另租房屋？
在几间房间？
请填明是否住近通风井（airshaft）？
睡觉几个小时？
好忧虑吗？
在他住房——同样的在他办公室——附近，有否趸车房、戏院、坟地、汽车房、马厩、巡捕房、酒店？
这样一千五百份的问题单发出去，就有统计可做，有○○○○○○可写，有百分之几可算了。再就各种数目，拟出一个公式，也就很科学化了。
譬如查特教授在研究书记人物之书中（Analysis of Secretari lDutiesand Traits by W.W.Charters and I.B.Whitley＄2.50）发明（一）做书记的人有八百七十一种职务，如“开足钟表，锁抽屉，称邮件，赶乞丐光棍..”（二）书记须有四十四种品性，如幽默、镇静、想象力等。这些职务是难呢是易呢？这些品性那里学来？以下两种公式：HSH + E,S + J关于考试之效力，芝加哥大学有这样简单的公式告试我们：RS123456781-(1-R2S1)(1-R2S2.1)(1-R2S.4.123)(1-R2S.6.12345)(1-R2S7.123456)(1-R2S8.1234567)四哥伦比亚函授学校之招生如果你看见哥伦比亚大学家居研究学校的广告，切不可轻易写信去询问。一询问，便有函电交驰而来，函是函信，电是电话。你要惊异这大学招徕生意之本领，有人随便写信去询问过，第一封信是：哥伦比亚大学所爱的学生：我有所见之明吗？在我每日收到很多的信中，我常选择几张来回答。
老实告诉你，在有几位的函中，我的察诚意与兴味之证据，这几位，正是我们所欢迎的学生。
我多么愿意让你看我们收到的来信，表示满意于我们用函授方法灌输知识的“开放门户”。
如果我没想错你及你的好动机，一定子几天之内，收到你填好的格式，要求在这写字间会谈。
我快乐的期望着。
因为该位没回信，过两天三天，又来一封信：哥伦比亚大学所爱的问讯者：我小的时候，妈妈常叫我外出买送东西，而在我的指头上缠一根绳，叫我不要忘记。
我们，不论老少，常好忘记。这好忘记。这张短函是提醒你，不要忘记你想由函授学校增加知识的好动机。
我们已经快乐的许你不给费的谈话服务现在你要把你的动机变成决断，而让我们早日收到你的谈话的邀约。
我们再附上格式一张。也许你上次的格式已经遗失。请不要迟疑。别人正在等着埃这位仍旧不理，于是一星期后，有这封迫紧的通信：哥伦比亚大学最后通讯所爱的溜学者：你不对我们负一点义务吗？昨天在昨夜死了（Yesterdaydidelastnight）留下多少未还的债务。
耶鲁大学费罗不司教授说：“最耐久的快乐不是心灵的快乐，而最快乐的人就是有快乐的思想的人。”
所以我们乐于看见你对于修德进业的兴趣，即寄给你说明书并灵敏的许你享受我们顾问的服务。
我们没有收到你的回信，觉得莫知所以。你岂不对你自身，及时我们负点义务吗？到底有何事使你错过这种优待？
我们早一点约会吧！至少也写几行说你对于这样重事，何以失了兴味。
仍旧无情，于是教授打电话来。“溜学者”仍旧倔强，该教授乃留他的姓名及电话号，以为“溜学者”万一回转念头的宝筏。我回想到新新公司移计不理主顾之神情就生气。
哥伦比亚函授学校，曾一年收入三十万美金。（1929年会计报告）谈理想教育凡世界上做事最无聊最难受的，就是遇着一种不进不退半生不死的情境。如做生意发财也痛快，破产也痛快，最可怕的是不得利又不尽至于破产，使一人将半世的精神在一种无聊的小生意上消磨净尽，如生病，爽爽快快的死也好，痊愈也好，只不要遇着延长十年将死未死的老玻凡遇此种境地，外国人叫做borde，中国人就叫做“无聊。”今日教育就是陷入此种沉寂无聊，半生不死的状况。我们在睡余梦足或在孤窗听雨时候，们心自问，难免感觉觉到一种精神上的不安——好像天天做着事，又好像到底中国无一事可做，好像天天忙，又好像是忙无结果。倘是教育果陷入完全停滞之境，我们心里倒可觉得痛快些，因为至少可不至于到处被人家称为“教授”“教育家”——这是多么难为情的境地。教育永远不陷入停滞状况，我们与人交游或通信上永远免不了要听人家口口声声的称呼“×教授”“××大学教授。”称有良心的教授听这种称呼将难免觉得一条冷气从脊骨中冷颤的由上而下的侵下去。我不是说一个人受了四年的大学教育当可以懂得学问，当可以懂得人情事理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不过说：倘是一个人受过六年中学，四年大学教育之后，当可以懂得人情事理，甚至于懂得学问，那真是千幸万幸的事。
这并不是我说笑话，今日教育之实情是如此。“人情事理”根本不存在于我们的教育范围里，倘是有这种方针，那是我没看见过我们的目的是教书而不是教人，我们是教人念书，不是教人做人，倘是一个学生于念书之余尚记得做人的道理，那完全用不着我们代替他负责。我们听见过某某学生因为心理学五十九分或是逻辑四十八分而不能毕业（虽然如何断定一个人的逻辑是四十八分我未明白，）然而我们的确未尝听见过有某学堂要使学生毕业考一考“人情事理你懂吗？”所以如郁达夫先生曾经做文章，劝一位青年别想去进大学，因为恐怕他白费了几年的光阴，及一二千块钱变出一个当兵无勇气，做苦力没礼貌，做鼠窃没胆量，除去教书外，一技无能软到了的寒酸穷士。（见“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若是出于爱护那位的本心，便是极好的议论，若是要以此责当代之大学教育，那怕就骂的不对劲儿，因为今日的大学教育根本以书本为主体，非以人为主体，责之以不能养出社会上活泼有为的人格，岂非等于问和尚借木梳，问尼姑借篦栉一样无理的要求吗？无论如何把一个正经长大的青年送进学堂里头去十几年，使他完全与外边的社会隔开，与天然的人群生活分离，既没有师长的切磋，又没有父兄的训导，只瞎着眼早念书，午念书，晚上又念书，是使此青年不懂人群生活的。绝顶妙法的结果是满肚子的什么主义，什么派哲学，而做事的经验阅历等于零，知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不知道母鸡不要公鸡是否可以生鸡子儿。
虽然，不但我们的方针不对，就我们所用的教育方式也很可怀疑。倘是“学问”是我们大学教育的方针，就所以达此方针的教育方式也不可不考量。
我们现此之所谓学问有趣极了。不但是有体质的，并且有重量是可以拿秤称量的。今日谈大学教育者之心理，以为若设一种“非八十单位不能毕业”的条例，严格的执行，严格的考试，绝不通融，绝不宽松，这样一来，四年级八十单位，每年级二十单位，倘是一学生三学年只得五十八个单位，那末第四年请他补习两单位，凌成二十二单位，八十单位补足，那他必定逃不了做有学问的人，出去必定是大学的荣耀了。原来掩耳盗铃的本领并不限于军阀与官僚。倘是我们的逻辑不错，有八十二立方寸学问的人，若愿意借两立方块学问给他一位只有七十八立方块学问的同学，我们当然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挡这两人一同毕业。（但对这一点，尚不免怀疑，很愿意得各学堂注册部的声明，是不是可以借的？）不但此也，如以上所谓每立方块的学问每块里头的页数也有一定的，比方近代历史一立方寸即丁先生讲义二百七十五页，二百七十五页读完便是近代历史的学问一立方寸，文字学学问一立方寸是徐先生讲义一百五十三页（限定一学年读完，不许早，不要迟，若是徐先生特许八页免试，便是实数一百四十五页，一学年分两学期。每学期十八个星期，通共三十六星期，四三一百二，四六二十四，通共一百四十六，每星期限定念四页正好，不许多，不许少。）如此积页数而得几许立方寸，积立方寸而得一张文凭，虽曰未学，注册部亦必谓之学矣，原来此种以数页及数单位而衡量学问的方法，的确是纯由西方发明，于吾国书院制度未之前闻也。记得杜威曾经说过，现代的教育好像农夫要赶鹅到城里去卖，必先饱喂之以谷类，使颈下胸前的食囊高高的凸出来，然后称称其轻重，鹅愈重即其价格愈高。
其实杜威先生说错了话，他忘记在本问题上称者与被称者原来是同类的动物。
以上既谈到现在教育之根本乖谬，此地可略谈我们所谓理想教育。这教育理想当然于现此无实现之可能。然实现与不实现都不相干，我们在此沉寂无聊的教育生活中所能求的慰安是一种画饼充饥望梅止渴之办法而已。且既不希望其立刻实现，我们可不为环境之逼迫，来限制我们理想的计划，又所不必派代表奔走于一些无情义的官僚之门，以求得一滴滴之赐，岂非快事？
我们可以尽量发挥我们理想大学的计划，基金等等问题尽可不顾。我们可以尽量梦想如何一个理想大学可以给我们的子弟理想上最完备的教育，怎么一个理想大学可为学者优游永日，寝食不离，终身寄托之所，怎么一个山水幽丽草木清华，气候佳宜，人也理想，地也理想，环境也理想的大学，可以当做教育界的普陀山。我们可以梦见如何一个设备完善的大学，可以使我们忘记现此教育界之沉寂无聊。
我们的理想大学最重要基件，就是学堂应该贯满一种讲学谈学的空气。
此空气制造之成功与否，是大学教育成功与否的夤缘，讲学空气之由来最重要的即在于学堂之房屋外观。学堂外观之最重要部分就是一座颓圮古朴苔痕半壁匾额字迹潦倒不可复认的大门，其余一切学堂的房屋树木场所周围亦必有一种森严古朴的气象，使人一跨进大门如置身别一天地，忘记我们一切的俗虑俗冗，好像在此周围内惟一要紧的事件是学问是思想。因为我们都明白物质的环境与吾人思想生活密切的关系，在上海南京路念经念一百年也不能成佛。佛家最明白这条情理，教育家若不懂，只须游东海之普陀与西山之檀柘便可不待我的断断多辩。大凡世界的宗教家明白这条道理，四方罗马天主教的教堂，便是很好的例，我们一进那高耸巍立深邃黝黑的礼堂，看见那一线黯暗和平的阳光从极高的染色玻璃窗上射到那简朴的森严的座位上，闻见那满屋的香味，又听见那雄壮清瞭的琴声，虽素不相信天主教的人也可以几分领略信天主教的好处，他给我们精神上的安慰。宗教如此，学问何独不然？
一人的学问非从书上得来，乃从一种讲学好学的空气中得来使一青年寝染于此种空气中三年之久，天天受此环境之薰陶，必可天然的顺序的快乐的于不觉中传染着好学的习气，就是未必即得如何鸿博的学力，也至小得一副鸿博的脸孔，至少跟他谈学问时不至于他每每来问你要讲义。最怕的是一个像清华学校这样崭新白亮的一个大门，除去一个苍茵满布。字迹模糊，将倾未倾的大门及围墙，使人自远望之若一片空谷荒野或宫园故墟外，墙围内应该这样有一座三百年的古阁，那里有一片五百年的颓垣，甚至于无一屋顶，无一栅栏，无一树干，无一爬墙虎的叶尖不带着一种老大古朴的气象。有这种的学堂有这种的空气环境，然后可以讲学。像我们北大第一院工厂似的所谓沙滩儿大楼，无论如何讲学是讲不下去。
物质的环境而外，我们可以说师生在课外自然的接触乃理想大学最重要的特色。最重要的教育乃注册部无法子记分数的教育，真正的学问乃注册部无法升级留级的学问。在理想大学中，上课的手续乃一种形式上的程序而已。
（且通常绝无考试，与德国大学例同）教员学生不上课则可，（非强迫的）在课外无相当接触则绝对不可。因为倘是我们的推测不错，教育二字应解做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不应当解做一种人与书的关系。一个没学问的人因为得与有学问的人天天的接触，耳濡目染，受了他的切磋砥砺，传染着他好学的兴味，学习他治学的方法，明白他对事理的见解！这是我所谓教育。伟尔逊说的好，看书不一定使人成为有思想的人，但是与思想者交游普通可以使人成为有思想的人。课堂中的学问常是死的，机械式的，在课堂外闲谈时论到的学问才是活的，生动的与人生有关系的。课堂内的学问大都是专门的学问，课堂外的学问，出之偶语私谈之间乃是“自由的”学问Lib-eraleducation。
古人有楹联曰：“常思先辈寻常语，愿读人间未见书”之“寻常语”三字即同此义。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虽是他寻常语之一部）无论如何不及亲聆王阳明教诲之为愈。以今日视课堂为教育中心的教育方式，师生上课相见，下课相忘，学生孳孳以讲义页数为生命，不用说没有贤者可为学生的师资就是有贤者，学生也决没有机会听到他们的“寻常语”。理想大学中的生活，必使师生在课外有充量的交游与谈学机会，使学生这里可与一位生物学家谈树叶的历史，那里可以同一位心理学家谈梦的心理分析，在第三处可以听一位音乐专家讲Hofmann的笑史——使学生无处不感觉得学问的生动有趣。
所以理想大学应该是一大班块异不凡人格的吃饭所，是国中贤才荟萃之区，思想家科学家云集之处，使学生日日与这些思想家科学家的交游接触，朝夕谈笑，起坐之间，能自然的受他们的诱化陶养引导鼓励。理想大学应该不但是这里有一座三百年的古阁，那里有一片五百年的颓坦。并且是这里可以碰见一位牛顿，那里可以碰见一位佛罗特（Freud），东屋住了一位罗素，西屋住了一位拉思基，前院是惠定宇的书房，后院是戴东原的住所。这些人物固不必尽是为教书而来，直以学堂为其永远往所而已。故以上所谓“吃饭所”非比方的话而已，乃真正指吃饭而言。他们除了吃饭之外，对学堂绝无何等的义务，在学堂方面即所以借这些人以造成一种浓厚的讲学的空气，没有这些人的存在，而徒驾三数十个教员决不足以掩蔽几百个喁喁待学的青年的乌烟瘴气，故一面必力限定学生的人数，（多则，能个个人得与师长亲密的接触），一面必增加鸿博师儒之数额。此则略近于英国大学的制度，在本篇中可暂译以“学侣”二字。如这回由庚子赔款委员被撤退之罗素与狄根生G.LowesDichinson就是剑桥大学单吃饭不教书学侣之一。他们除去有终身永远在学校之居住权利及每年得薪俸二百五十金磅为杂费及旅费外，对于学堂绝无规定义务，且出入旅行有充分的自由。英国大学之有这种设备，一方面是替国家保护天才之意，使他们得永远脱离物质外界的压力，专心致志于学问思想生活上面。可以从从容容的增进他们的学业，培养他们的德性。一方面是使大学成为一个很有趣味的社会团体，大学里头的社会生活是一种优异可爱的生活。
所以理想大学不但是一些青年学者读书之处，乃一些老成学者读书之处。大学里头不但有缴学费才许念书的小学生，并且有一些送薪俸请他念书的大学生。缴学费念书的学生虽常有根可造就的天才，送薪俸请他念书的学生才能够对于学术思想有重大的贡献。
最后关于学生毕业问题，即今日教育界所公认为最重要问题，我也不能不说几句。我说这是教育界所公认为最重要问题，因为我们公认读书的目的是要毕业，理想教育所最怕谈的是“毕业”二字，不必说学业之于学者本没有告毕之时，命名之根本不通，就说要想出一种称量学生的学问程度的好法子也绝想不出来。理想的教育并不是不愿意想找出一法，把某甲与某乙的学问比较一下，变成亚拉伯字码可以写出来的准确的，精密的，不误的分数，但是理想教育始终不承认自有史以来有这种法子已经被人发明。就实际方面着想，毕业二字也不过是说一人的学问已经达到“比较可以”的程度而已。
此所谓“比较可以”的感慨只有“与该学生是相近的教员或导师能够感觉得。
所以依理想教育计划我们应该实行“导师制”tutoralsystem每个学生可以自由请一位教员做他个人的导师，一切关于学问上进行方针及看书之指导惠托于此一人之手，此导师取之教授也可，取之于学侣院中人也可，只须得他们的同意。导师应知道该学生问之兴趣与缺点随时加以指导，且时常以相与谈学之机会。倘是一学生的程度可以使他的导师觉得已达到“可以”程度，于必要时就请他的导师给个凭据也可以，认此学生为该导师之门人，故毕业之事全与学校无关，而为导师个人的私事，同一学院毕业或为梁任公的门人，或为章炳麟的门人，梁任公或章炳麟之所认为什么是“可以”程度，则全由梁任公章炳麟以私人资格而定。各导师的门人的程度，或高或低，本不相干，因为这可由各导师自己负责，至于此文凭之程式，也由各人自定，印的也成，写的也成，写在连史纸上也成，写在毛厕里用的粗纸或信封上面也成。因为这文凭是最不要紧的事。我们理想教育完全实行时候，应该完全用不着文凭。
看一看那学生的脸孔，便已明白他是某某大学毕业生。倘由一学生的脸孔及谈话之间看不出那人的大学教育，那个大学教育也就值不得给什么文凭了。
谈哥伦比亚大学及其他
谈读书
本篇是谈谈本人对于读书的意见，并不是要训勉青年，亦非敢指导青年。
所以不敢训勉青年有两种理由：第一、因为近来常听见贪官污吏到学校致训词，叫学生须有志操，有气节，有廉耻；也有卖国官僚到大学演讲，劝学生要坚忍卓绝，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料想战国的土豪劣绅亦必好训勉当时的青年，所以激起孟子这样不平的话。第二、读书没有什么可以训勉。世上会读书的人，都是书拿起来自己会读。不会读书的人，亦不会因为指导而变为会读。譬如数学，出五个问题叫学生去做，会做的人是自己脑里做出来的，并非教员教他做出，不会做的人经教员指导，这一题虽然做出。下一题仍旧非指导不可，数学并不会因此高明起来。我所要讲的话于你们本会读书的人，没有什么补助，于你们不会读书的人，也不会使你们变为善读者。所以今日谈谈，亦只是谈谈而已。
读书本是一种心灵的活动，向来算为清高。“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所以读书向称为雅事乐事。但是现在雅事乐事已经不雅不乐了。今人读书，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或为写讣闻，做贺联；或为当文牍，抄账簿；或为做相士，占八卦；或为做塾师，骗小孩..诸如此类，都是借读书之名，取利禄之实，皆非读书本旨。亦有人拿父母的钱，上大学，跑百米，拿一块大银盾回家，在我是看不起的，因为这似乎亦非读书的本旨。
今日所谈，亦非指学堂中的读书，亦非指读教授所指定的功课。在学校的读书有四不可。（一）所读非书，学校专读教科书，而教科书并不是真正的书。今日大学毕业的人所读的书极其有限。然而读一部小说概论，到底不如读三国水浒；读一部历史教科书，不如读史记。（二）无书可读因为图书馆极有限。（三）不许读书因为在课室看书，有犯校规，例所不许，倘是一人自晨至晚上课，则等于自晨至至晚被监禁起来，不许读书。（四）书读不好因为处处受注册部干涉，毛孔骨节，皆不爽快。且学校所教非慎思的明辨之学，乃记问之学。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礼记早已说过。书上怎样说，你便怎样答，一字不错，叫做记问之学。倘是你能猜中教员心中要你如何答法，照样答出，便得一百分，于是沾沾自喜，自以为西洋历史你知道一百分，其实西洋历史你何尝知道百分之一。学堂所以非注重记问之学不可，是因为便于考试。如拿破仑生卒年月，形容词共有几种，这些不必用头脑，只需强记，然学校考试极其便当，差一年可扣一分；然而事实上与学问无补，你们的教员，也都记不得。要用时自可在百科全书上去查。又如罗马帝国之亡，有三大原因，书上这样讲，你们照样记，然而事实上问题极复杂。有人说罗马帝国之亡，是亡于蚊子（传布寒热疟），这是书上所无的。
今日所谈的是自由的看书读书；无论是在校，离校，做教员，做学生，做商人，做政客闲时的读书。这种的读书，所以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养性灵。人之初生，都是好学好问，及其长成，受种种的俗见俗闻所蔽，毛孔骨节，如有一层包膜，失了聪明，逐渐顽腐。读书便是将此层蔽塞聪明的包膜剥下。能将此层剥下，才是读书人。并且要时时读书，不然便会鄙吝复萌，顽见俗见生满身上，一人的落伍、迂腐、冬烘，就是不肯时时读书所致。所以读书的意义，是使人较虚心，较通达，不固陋，不偏执。一人在世上，对于学问是这样的：幼时认为什么都懂，大学时自认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大学生自以为心理学他也念过，历史地理他亦念过，经济科学也都念过，世界文学艺术声光化电，他也念过，所以什么都懂，毕业以后，人家问他国际联盟在那里，他说“我书上未念过”，人家又问法西斯蒂在意大利成绩如何，他也说“我书上未念过”，所以觉得什么都不懂。到了中年，许多人娶妻生子，造洋楼，有身分，做名流，戴眼镜，留胡子，拿洋棍，沾沾自喜，那时他的世界已经固定了：女子放胸是不道德，剪发亦不道德，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读马氏文通是反动，节制生育是亡种逆天，提倡白话是亡国之先兆，孝经是孔子写的，大禹必有其人，..意见非常之多而且确定不移，所以又是什么都懂。其实是此种人久不读书，鄙吝复荫所致。此种人不可与深谈。但亦有常读书的人，老当益壮，其思想每每比青年急进，就是能时时读书所以心灵不曾化石，变为古董。
读书的主旨在于排脱俗气。黄山谷谓人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须知世上语言无面目可憎的人很多，不但商界政界如此，学府中亦颇多此种人。然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在官僚商贾则无妨，在读书人是不合理的。所为面目可惜，不可作面孔不漂亮解，因为并非不能奉承人家，排出笑脸，所以“可憎”；胁肩谄笑，面孔漂亮，便是“可爱”。若欲求美男子小白脸，尽可于跑狗尝跳舞尝及政府衙门中求之。有漂亮脸孔，说漂亮话的政客，未必便面目不可憎。读书与面孔漂亮没有关系，因为书籍并不是雪花膏，读了便会增加你的容辉。所以面目可憎不可憎，在你如何看法。有人看美人专看脸蛋，凡有鹅脸柳眉皓齿朱唇都叫做美人。但是识趣的人若李笠翁看美人专看风韵，李笠翁所谓三分容貌有姿态等于六七分，六七分容貌乏态等于三四分。有人面目平常，然而谈起话来，使你觉得可爱；也有满脸脂粉的摩登伽，洋囡囡，做花瓶，做客厅装饰甚好，但一与交谈，风韵全然，便觉得索然无味。黄山谷所谓面目可憎不可惜亦只是指读书人之议论风采说法。若浮生六记的芸，虽非西施面目，并且前齿微露，我却觉得是中国第一美人。男子也是如此看法。章太炎脸孔虽不漂亮，王国维虽有一条辫子，但是他们是有风韵的，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简直可认为可爱。亦有漂亮政客，做武人的兔子姨太太，说话虽漂亮，听了却令人作呕三日。
至于语言无味（着重“味”字），那全看你所读是什么书及读书的方法。
读书读出味来，语言自然有味，语言有味，做出文章亦必有味。有人读书读了半世，亦读不出什么味儿来，那是因为读不合的书，及不得其读法。读书须先知味。这味字，是读书的关键。所谓味，是不可捉摸的，一人有一人胃口，各不相同，所好的味亦异，所以必先知其所好，始能读出味来。有人自幼嚼书本，老大不能通一经，便是食古不化勉强读书所致。袁中郎所谓读所好之书，所不好之书可让他人读之，这是知味的读法。若必强读，消化不来，必生疳积胃滞诸玻口之于味，不可强同，不能因我的所嗜好以强人。先生不能以其所好强学生去读。父亲亦不得以其所好强儿子去读。所以书不可强读，强读必无效，反而有害，这是读书之第一义。有愚人请人开一张必读书目，硬着头皮咬着牙根去读，殊不知读书须求气质相合。人之气质各有不同，英人俗语所谓“在一人吃来是补品，在他人吃来是毒质”（one'smeatisanOther'spoison）。
因为听说某书是名著，因为要做通人，硬着头皮去读，结果必毫无所得。遇后思之，如作一场恶梦。甚且终身视读书为畏途，提起书名来便头痛。萧伯纳说许多英国人终身不看莎士比亚，就是因为幼年塾师强迫背诵种下的后果。许多人离校以后，终身不再看诗，不看历史，亦是旨趣来到学校迫其必修所致。
所以读书不可勉强，因为学问思想是慢慢胚胎滋长出来。其滋长自有滋长的道理，如草木之荣枯，河流之转向，各有其自然之势。逆胜必无成就。
树木的南枝遮荫，自会向北枝发展，否则枯槁以待毙。河流遇了矶石悬崖，也会转向，不是硬冲，只要顺势流下，总有流入东海之一日。世上无人人必读之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心境不得不读之书。有你所应读，我所万不可读，有此时可读，彼时不可读。即使有必读之书，亦决非此时此刻所必读。
见解未到，必不可读，思想发育程度未到，亦不可读。孔子说五十可以学易，便是说四十五岁时尚不可读易经。刘知几少读古文尚书，挨打亦读不来，后听同学左传，甚好之，求授左传，乃易成诵。庄子本是必读之书，然假使读庄子觉得索然无味，只好放弃，过了几年再读。对庄子感觉兴味然后读庄子，对马克思感觉兴味，然后读马克思。
且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出来。其景况适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亦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学易是一种味道，五十而学易，又是一种味道。所以凡是好书都值得重读的。自己见解愈深，学问愈进，愈读得出味道来。譬如我此时重读Lamb的论文，比幼时所读全然不同，幼时虽觉其文章有趣，没有真正魂灵的接触，未深知其文之佳境所在。一人背痈，再去读范增的传，始觉趣味。或是叫许钦文中狱中读清初犯文字狱的文人传记，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由此可知读书有二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程子谓论语读者有此等人与彼等人。有读了全然无事者；亦有读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所以读书必以气质相近，而凡人读书必找一位同调的先贤，一位气质与你相近的作家，作为老师。这是所谓读书必须得力一家。不可昏头昏脑，听人戏弄，庄子亦好，荀子亦好，苏东坡亦好，程伊川亦好。一人同时爱庄荀，或同时爱苏程是不可能的事。找到思想相近之作家，找到文学上之情人，胸中必感觉万分痛快，而魂灵上发生猛烈影响，如春雷一鸣，蚕卵孵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GeorgEliot自叙读卢骚自传，如触电一般。尼采师叔本华，萧伯纳师易卜生，虽皆非及门弟子，而思想相承，影响极大。当二子读叔本华、易卜生时，思想上起了大影响，是其思想萌芽学问生根之始。因为气质性灵相近，所以乐此不疲，流连忘返，流连忘返，始可深入，深入后，然后如受春风化雨之赐，欣欣向荣，学业大进。
谁是气质与你相近的先贤，只有你知道，也无需人家指导，更无人能勉强，你找到这样一位作家，自会一见如故，苏东坡初读庄子，如有胸中久积的话，被他说出，袁中郎夜读徐文长诗，叫唤起来，叫复读，读复叫，便是此理。这与“一见倾心”之性爱（Loveatfirstsight）同一道理。你遇到这样作家，自会恨相见太晚。一人必有一人中意的作家，各人自己去找去。找到了文学上的爱人，他自会有魔力吸引你，而你也乐自为所吸，甚至声音相貌，一频一笑，亦渐与相似。这样浸润其中，自然获益不少，将来年事渐长，厌此情人，再找别的情人，到了经过两三个情人，或是四五个情人，大概你自己也已受了薰陶不浅，思想已经成熟，自己也就成了一位作家。若找不到情人，东览西阅，所读的未必能沁人魂灵深处，便是逢场作戏，不会有心得，学问不会有成就。
知道情人滋味便知道苦学二字是骗人的话。学者每为“苦学”或“困学”二字所误。读书成名的人，只有乐，没有苦。据说古人读书有追月法、刺股法、又丫头监读法。其实都是很笨。读书无兴味，昏昏欲睡，始拿锥子在股上刺一下，这是愚不可当。一人书本排在面前，有中外贤人向你说极精彩的话，尚且想睡觉，便应当去睡觉，刺股亦无益。叫丫头陪读，等打吨时唤醒你，已是下流，亦应去睡觉，不应读书。而且此法极不卫生，不睡觉，只有读坏身体，不会读出书的精彩来。若已读出书的精彩来，便不想睡觉，故无丫头唤醒之必要。刻苦耐劳，淬励奋勉是应该的，但不应视读书为苦。第一着已走了错路。天下读书成名的人皆以读书为乐，汝以为苦。视读书为苦，彼却沉缅以为至示。比如一人打麻将，或如人挟妓冶游，流连忘返，寝食俱废，始读出书来。以我所知国文好的学生，都是偷看几百万言的三国水浒而来，决不是一学年五六十页文选，国文会读好的。试问在偷读三国水浒之人，读书有什么苦处？何尝算页数？好学的人，是书无所不窥，窥就是偷看。于书无所不偷看的人，大概学会成名。
有人读书必装腔作势，或嫌板凳太硬，或嫌光线太弱，这都是读书未入门路，未觉与味所致。有人作不出文章，怪房间冷，怪蚊子多，怪稿纸发光，怪马路上电车声音太嘈杂，其实这都是因为文思不来，写一句，停一句。一人不好读书，总有种种理由。“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最好眠，等到秋来冬又至，不如等待到来年。”其实读书是四季咸宜。古所谓“书淫”之人。
无论何时何地可读书皆手不释卷，这样才成了读书人样子。顾千里裸体读经，便是一例，即使暑气炎热，至非裸体不可，亦要读经。欧阳修在马上厕上皆可做文章，因为文思一来，非做不可，非必正襟危坐明窗净几才可做文章。
一人要读书则澡堂、马路、洋车上、厕上、图书馆、理发室，皆可读。而且必办到洋车上理发室都必读书，才可以读成书。
读书须有胆识，有眼光，有毅力。胆识二字拆不开，要有识必敢一有自己意见，即使一时与前人不同亦不妨。前人能说得我服，是前人是，前人不能服我，是前人非。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要脚踏实地，不可舍己耘人。诗或好李，或好杜，文或好苏，或好韩，各人要凭良知，读其所好，然后所谓好，说得好的道理出来。或竟苏韩皆不好，亦不必惭愧，亦须说出不好的理由来，或某名人文集，众人所称而你独恶之，或则汝自己学力见识未到，或果然汝是而人非。学力未到，等过几年再读，若学力已到而汝是人非，则将来必发现与汝同情之人。刘知几少时读前后汉书，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责以童子轻议前哲，乃“赦然自失，无辞以对”，后来偏偏发见张衡范哗等，持见与之相同。此乃刘知几之读书胆识。因其读书皆得之襟腑，非人云亦云，所以能著成“史通”一书。如此读书，处处有我的真知的见，得一分见解是一分学问，除一种俗见，算一分进步，才不会落入圈套，满口烂调，一知半解，似是而非。
谈读书
谈写作的艺术
写作的艺术是比写作艺术的本身或写作技巧的艺术更广泛的。事实上，如果你能告诉一个希望成为作家的初学者，第一步不要过分关心写作的技巧，叫他不要在这种肤浅的问题上空费工夫，劝他表露他的灵魂的深处，以冀创造一个为作家基础的真正的文学性格；如果你这样做，你对他将有很大的帮助。当那个基础的适当地建立起来的时候，当一个真正的文学性格创造起来的时候，风格自然而然地成形了，而技巧的小问题便也可以迎刃而解。
如果他对于修辞或文法的问题有点困惑不解，那老实说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他写得出好东西就得了。出版书籍的机关总有一些识业的阅稿人，他们便会去校正那些逗点、半支点、和分离不定法等等。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忽略了文学性格的修养，无论在文法或文艺的洗炼上用多少工夫，都不能使他成为作家。蒲丰（Buffon）说“风格就是人。”风格并不是一种写作的方法，也不是一种写作的规程，甚至也不是一种写作的装饰；风格不过是读者对于作家的心思的性质，他的深刻或肤浅，他的有见识或无见识，以及其他的质素如机智、幽默、尖刻的讽刺、同情的了解、亲切、理解的灵敏、惩挚的愤世嫉俗态度或愤世嫉俗的恳挚态度。精明、实用的常识，和对事物的一般态度等等的整个印象。世间并没有一本可以创造“幽默的技巧”，或“愤世嫉俗的恳挚态度的三小时课程”，或“实用常识规则十五条”和“感觉灵敏规则十一条”的手册，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必须谈到比写作的艺术更深刻的事情；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见写作艺术的问题包括了文学、思想、见解、情感、阅读，和写作的全部问题。我在中国曾事倡复兴性灵派的文章和创造一种较活泼较个人化的散文笔调；在我这个文学运动中，我曾为了事实上的需要，写了一些文章，以发表我对于一般文学的见解，尤其是对于写作艺术的见解。我也曾以“烟屑”（见林氏创刊的“宇宙风”杂志——编者）为总题，试写一些文艺方面的警句。这里就是一些烟屑：
一、技巧与个性垫师以笔法谈作文，如匠人以规矩谈美术。书生以时文评古文，如木工以营造法尺量泰山。
世间无怕谓笔法。吾心目中认为有价值之一切中国优秀作家，皆排斥笔法之说。
笑法之于文学，有如教条之于教会——琐碎人之琐粹事也。
初学文学的人听见技巧之讨论——学说之技巧、戏剧之技巧、音乐之技巧、舞台表演之技巧——目眩耳乱，莫测高深，那知道文章之技巧与作家之产生无关，表演之技巧与伟大演员之产生亦无关。他且不知世间有个性，为艺术上文学上一切成功之基矗
二、文学之欣赏一人读几个作家之作品，觉得第一个的人物描写得亲切，第二个的情节来得迫真自然，第三个的丰韵特别柔媚动人，第四个的意思特别巧妙多姿，第五个的文章读来如饮威士忌，第六个的文章读来如饮醇酒。他若觉得好，尽管说他好，只要他的欣赏是真实的就得。积许多这种读书欣赏的经验，清淡、醇厚、宕拔、雄奇、辛辣、温柔、细腻，..都已尝过，便真正知道甚么是文学，甚么不是文学，无须读手册也。
论文字，最要知味。平淡最醇最可爱，而最难。何以故？平淡去肤浅无味只有毫厘之差。
作家若元气不足，素养学问思想不足以充实之，则味同嚼蜡。故鲜鱼腐鱼皆可红烧，而独鱼可以清蒸，否则人口本味之甘恶立见。
好作家如杨贵妃之妹妹，虽不涂脂抹粉，亦可与皇帝见面。宫中其他美人要见皇帝皆非涂脂抹粉不可。作家敢以简朴之文字写文章这么少，原因在此。
三、笔调与思想
文章之好坏乃以有无魔力及味道为标准。此魔力之产生并无一定规则。
魔力生自文章中，如烟发自烟斗，或白云起于山巅，不知将何所之。最佳之笔调为“行云流水”之笔调，如苏东坡之散文。
笔调为文字、思想、及个性之混合物。有、些笔调完全以文字造成。
吾人不觉见清晰的思想包藏于不清晰的文字中，却常看见不清晰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此种笔调显然是不清晰的。
清晰的思想以不清晰的文字表现出来，乃是一个决意不娶之男子的笔调。他不必向老婆解释甚么东西。康德（ImmanulKant）可为例证。甚至巴脱勒（SamulButler）有时也这么古怪。
一人之笔调始终受其“文学情人”之渲染。他的思想方法及表现方法越久越像其“文学情人”。引为初学者创造笔调的唯一方法。日后一人发见自己之时，即发见自己的笔调。
一人如恨一本书之作者，则读那本书必毫无所得。学校教师请记住这个事实！
人之性格一部分是先天的，其笔调亦然。其他部分只是污染之物而已。
人如无一个心爱之作，则是迷失的灵魂。他依旧是一个未受胎的卵，一个未得花粉的雌蕊。一人的心爱作家或“文学情人”，就是其灵魂之花粉。
人人在世上皆有其心爱的作家，惟不用点工夫去寻耳。
一本书有如一幅人生的图书或都市的图书。有些读者观纽约或巴黎的图书，但永远看不见纽约或巴黎。智者同时读书本及人生。宇宙一大书本，人生一大学堂。
一个好的读者将作家翻转过来看，如乞丐翻转衣服去找跳蚤那样。
有些作家像乞丐的衣服满是跳蚤，时常使读者感到快乐的激动。发痒便是好事。
研究任何题目的最好方法，就是先抱一种不合意之态度。如是一人必不至被骗。他读过一个不合意的作家之后，便较有准备去读较合意的作家了。
批评的心思就是这样成形的。
作家对词字本身始终本能地感到兴趣。每一词字皆有其生命及个性，此种生命及个性在普通字典中找不到，简明牛津字典（ConciseOxfordDictionary）或袖珍牛津字典（PocketOrfordDic-tionary）之类不在此例。
一本好字典是可值一读的，例如袖珍牛津字典。
世间有两个文字之宝藏，一新一旧。旧宝藏在书本中，新宝藏在平民之语言中。第二流的艺术家将在旧宝藏中发掘，唯有第一流的艺术家才能由新宝藏中得到一些东西。旧宝藏的矿石已经制炼过，新宝藏的矿石则否。
王充分文人为（一）“儒生”（能通一经）；（二）“通人”（博览古今）；（三）“文人”（能作上书奏记）；（四）“鸿儒”（能精思者著文连结篇章）。（一）与（二）相对，言读书；（三）与（四）相对，言著作。
“鸿儒”即所谓思想家；“文人”只能作上书奏记，完全是文字上笔端上工夫而已。思想家必须罩思极虑，直接取材于人生，而以文字为表现其思想之工具而已。
“学者”作文时善抄书，抄得越多越是“学者”。思想家只抄自家肚里文章，越是伟大的思想家，越靠自家肚里的东西。
学者如鸟鸦，吐出口中食物以饲小鸟。思想家如蚕，所吐出不是桑叶而是丝。
文人作文，如妇人育子，必先受精，怀胎十月，至肚中剧痛，忍无可忍，然后出之。多读有骨气文章有独见议论，是受精也。时机未熟，擅自写作，是泻痢腹痛误为分娩，投药打胎，则胎死。出卖良心，写违心话，是为人工打胎，胎亦死，及时动奇思妙想，胎活矣大矣，腹内物动矣，母心窃喜。至有许多话，必欲迸发而后快，是创造之时期到矣。发表之后，又自诵自喜，如母牛舐犊。故文章自己的好，老婆人家的好。
笔如鞋匠之大针，越用越锐利，结果如绣花针之尖利。但一人之思想越久越圆满，如爬上较高之山峰看景物然。
当一作家恨某人，想写文如加以痛骂，但尚未知其人之好处时，他应该把笔再放下来，因为他还没有资格痛骂那个人也。
四、性灵派
三袁兄弟在十六世纪末叶建立了所谓“性灵派”或“公安派”（公安为袁氏的故乡）；这学派就是一个自我表现的学派。“性”指一人之“个性”，“灵”指一人之“灵魂”或“精神”。
文章不过是一人个性之表现和精神之活动。所谓“divineaf-flatus”不过是此精神之潮流，事实上是腺分泌溢出血液外之结果。
书法家精神欠佳，则笔不随心；古文大家精神不足，则文思枯竭。
昨夜睡酣梦甜，无人叫而自醒。精神便足。晨起啜茗或啜咖啡，阅报无甚逆耳新闻，徐步人书房，明窗净几，惠风和畅——是时也，作文佳、作画佳、作诗佳，作题跋佳，写尺牍佳。
凡所谓个性，包括一人之体格、神经理智、情感、学问、见解、经验、阅历、好恶、癖嗜，极其错综复杂。先天定基派别，或忌刻寡恩，或爽直仗义，或优柔寡断，或多病多愁，虽父母师傅之教训，不能易其骨子丝毫。又由后天之经历学问，所见所闻，的确感动其灵知者，集于一身，化而为种种成见、怪癖、态度、信仰。其经历来源不一，故意见好恶亦自相矛盾，或怕猎而不怕犬，或怕犬而不怕猫。故个性之心理学成为最复杂之心理学。
性灵派主张自抒胸臆，发挥己见，有真喜、有真恶、有奇嗜、有奇忌，悉数出之，即使瑕瑜并见，亦所不顾，即使为世俗所笑，亦所不顾，即使触犯先哲，亦所不顾。
性灵派所喜文字，于全篇取其最个别之段，于全段取其最个别之句，于造句取其个别之辞。于写景写情写事，取其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此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信笔直书，便是文学，舍此皆非文学。
红楼梦中林黛玉谓“如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却使得的，”亦是性灵派也。
性灵派又因倾重实见，每每看不起辞藻虚饰，故其作文主清淡自然，主畅所欲言，不复计较字句之文野，即崇奉孟子“辞达而已”为正宗。
文学之美不外是辞达而已。
此派之流弊在文字上易流于俚俗（袁中郎），在思想上易于怪妄（金圣叹），讥讽先哲（李卓吾），而为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然思想之进步终赖性灵文人有此气魄，抒发胸襟，为之别开生面也，否则陈陈相因，千篇一律，而一国思想陷于抄袭模仿停滞，而终至于死亡。
古来文学有圣贤而无我，故死；性灵文学有我而无圣贤，故生。
惟在真正性灵派文人，因不肯以议论之偏颇怪妄惊人。苟胸中确见如此，虽孔孟与我雷同，亦不故为趋避；苟胸中不以为然，千金不可易之，圣贤不可改之。
真正之文学不外是一种对宇宙及人生之惊奇感觉。
宇宙之生灭甚奇，人情之变幻甚奇，文句之出没甚奇，诚而取之，自成奇文，无所用于怪妄吊诡也。实则奇文一点不奇，特世人顺口接屁者太多，稍稍不肯人云亦云而自抒己见者，乃不免被庸人惊诧而已。
性灵派之批评家爱作者的缺点。性灵派之作家反对模拟古今文人，亦反对文学之格套与定律。袁氏兄弟相信：“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又主张文学之要素为真。李笠翁相信文章之要在于韵趣。袁子才相信文章中无所谓笔法。黄山谷相信文章的词句与形式偶然而生，如虫在木头上啮成之洞孔。
五、闲话笔调
闲适笔调之作者以西文所谓“衣不扣钮之心境”（unbuttonedmed）说话，瑕疵俱存，故自有其吸人之媚态。
作者与读者之关系不应如庄严之垫师对其生徒，而应如亲热故义。如是文章始能亲切有味。
怕在文章中用“吾”字者，必不能成为好作家。
吾爱撤谎者甚于谈真理者，爱轻率之撒谎者甚于慎重之撒谎者，因其轻率乃他喜爱的读者之表现也。
吾信任轻率之傻子而猜疑律师。
轻经之傻子乃国家最好之外交家。他能得民心。
吾理想中之好杂志为半月刊，集健谈好友几人，半月一次，密室闲谈。
读者听其闲谈两小时，如与人一夕畅谈，谈后卷被而卧，明日起来，仍旧办公抄账，做校长出通告，自觉精神百倍，昨晚谈话滋味犹在齿颊间。
世有大饭店，备人盛宴，亦有小酒楼，供人随意小酌。吾辈只望与三数友人小酌，不愿赴贵人盛宴，以其少拘牵故也，然吾辈或在小酒楼上大啖大嚼，言笑自若，倾杯倒怀之乐，他人皆不识也。
世上有富丽园府，京有山中小筑，虽或名为精舍，旨趣与朱门绿扉婢仆环列者固已大异。人其定，不闻忠犬唁唁之声，不见司阍势利之色，出其门，亦不看见不干净之石狮子。惟如憺漪子所云：“譬如周、程、张、朱辈拱揖列希于伏羲氏之门，忽有曼情、子瞻，不衫不履，排闼而入，相与抵掌谐谑，门外汉或喷喷惊怪，而诸君子必相视莫逆也。”
六、何谓美？
近来“作文讲话”。“文章作法”之书颇多。原来文彩文理之为物，以奇变为贵，以得真为主，得真则奇变，奇变则文彩自生，犹如潭壑溪涧未尝准以营造法尺，而极幽深峭拔之气，远胜于运粮河，文章岂可以作法示人哉！
天有星象，天之文也；名山大川，地之文也；风吹云变而锦霞生，霜降叶落而秋色变。夫以星球连转，棋列错布，岂为吾地上之赏鉴，而天狗牛郎，皆于大意中得之。地层伸缩，翻山倒海，岂为吾五岳之祭祀，而太华昆仑，澎湃而来，玉女仙童，耸然环立，供吾赏览，亦天工之落笔成趣耳。以无心出岫之寒云，遭岭上狂风之叱咤，岂尚能为衣裳着想，留意世人顾盼？然鳞章鲛绡，如绵如织，苍狗吼狮，龙翔凤舞，却有大好文章。以饱受炎凉之林树，受凝霜白露之摧残，正欲收拾英华，敛气屏息，岂复有心粉黛为古道人照颜色？而凄凄肃肃，冷冷清清，竟亦胜于摩诘南宫。
推而至一切自然生物，皆有其文，皆有其美。枯藤美于右军帖，悬岩美于猛龙碑，是以知物之文，物之性也，得尽其性，斯得其文以表之。故曰，文者内也，非外也。马蹄便于捷走，虎爪便于搏击，鹤胫便于涉水，熊掌便于履冰，彼马虎熊鹤，岂能尽及肥瘦停匀，长短合度，特所以适其用而取其势耳。然自吾观之，马蹄也、虎爪也、鹤胫也、熊掌也、或肉丰力沉，“颜”筋“柳”骨，或脉络流利，清劲挺拔，或根节分明，反呈奇气。他如象蹄如隶意，狮有飞白，斗蛇成奇草，游龙作秦簧，牛足似八分，麂鹿如小楷，天下书法，粲然大备，奇矣奇矣。所谓得其用，取其势，而体自至。作文亦如是耳。
势至必不可抑，势不至必不可展；故其辞措取义，皆一片大自然，浑浑噩噩，而奇文奥理亦皆于无意中得之。盖势者动之美，非静之美也。故凡天下生物动者皆有其势，皆有其美，皆有其气，皆有其文。
谈唯美派
所谓唯美派，就是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这唯美派的是假的，所以我不把他算为真正一派。西洋穿红背心红裤子之文人，便属此类，我看不出为艺术而艺术有什么道理，虽然也不与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意见相同，不主张唯有宣传主义的文学，才是文学。
世人常说有两种艺术，一为为艺术而艺术，一为为人生而艺术，我却以为只有两种，一为为艺术而艺术，一为为饭碗而艺术。不管你存意为人生不为人生，艺术总跳不出人生的。文学凡是真的，都是反映人生，以人生为题材。要紧是成艺术不成艺术，成文学不成文学。要紧不是阿Q时代过去未过去，而是阿Q写得活灵活现不，写得活灵活现，就是反映人生。金瓶梅你说是淫书，但是金瓶梅写得逼真，所以自然而然能反映晚明时代的市井无赖及土豪劣绅，先别说他是讽刺非讽刺，但先能人你的心，而成一种力量。白居易是为人生而文学者，他看不起嘲风雪，弄花草的诗文，他自评自己的诗，以讽谕诗及闲适诗为上，且不满意世俗之赏识他的杂律诗、长恨歌。讽谕诗，你说是为人生而艺术是好的，但是他的闲适诗，你以为是消沉放逸，但何尝不是怡养性情有关人生之作，哀思为人生之一部，怡乐亦人生之一部。白居易有讽谕诗，没有闲适诗，就不成其为白居易。
因为凡文学都反映人生，所以若是真艺术都可以说是反映人生，虽然并不一定呐喊，所以只有真艺术与假艺术之别，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及为饭碗而艺术。比方照相，有人为照相而照相，有人是为饭碗而照相。为照相而照相是素人，是真得照相之趣，为饭碗而照相，是照相家，是照他人的老婆的相来养自己的老婆。文人走上这路，就未免常要为饭碗而文学，而结果力不从心，只有产生假文学。今天吃甲派的饭，就骂乙派，明天吃乙派的饭，就骂甲派，这叫做想做文人，而不想做人，就是走上陈孔璋之路，也是走上文妓之路。这样的文人，无论你如何开口救国，闭口大众，面孔如何庄严，笔下如何心恶幽默，必使文风日趋于卑下，在救国之喊声中，自己已暴露亡国奴之穷相来。文风卑鄙，文风虚伪，这是真正亡国之音。
谈写作的艺术
谈灵与肉
有一桩最显明的事实而为哲学家所不愿承认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身体。
因为说教者对于人类的缺憾，以及野蛮的本能和行动，看得厌腻了，所以希望我们生得和天使一般，但是我们想象不出怎么样才是天使的生活。我们以为要求天使也有和我们一样的肉体——除了多生一对翅膀——或者他们是没有肉体的。关于天使的形态，一般的观念仍以为是和人类一样的，只不过多生了一对翅膀：这是很有趣的事。我有时觉得天使有肉体和五官，也于他是有益的。假如我是大使的话，我愿有少女般的容貌，但是如果我没有皮肤，怎样能得到少女般的容貌呢？我心头仍旧喜欢喝一杯茄汁，或冰橘汁，但是我如果没有混的感觉，怎样能够享受呢？并且我如不能感觉饥饿，我又怎样能享受食物？如果天使没有颜料，怎样能够绘画？如果听不到声音，怎样能够歌唱？如果没有鼻子，怎样能够呼吸清晨的新鲜空气？如果皮肤不会发痒，怎样能够享受搔痒时的那种无上的满足？这在快乐上，该是一种多么重大的损失！我们必须有肉体，并且我们肉体上的欲望心须都能够得到满足，否则我们便应该变成纯粹的灵魂，不知满足为何物，因为满足都是由欲望而产生的。
我有时傻想，以为鬼魂或天使，如没有肉体，真等于一种可怕的刑罚：看见一泓清水，没有脚可以伸下去享受一种清新愉快的感觉；看见一盆北平或长岛（LOrgIs1and——美国地名——编者）的鸭肉，但没有舌头可以尝它的滋味，看见烘饼，但没有牙齿可以咀嚼，看见我们亲爱的人们的脸蛋，但我们无法把情感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死后的鬼魂，有一天回到这世间来，静静地跑进我们孩子的卧室，看见一个孩子躺在床上，但我们没有手可以抚慰他，没有臂膀可以拥抱他，没有胸部可以感到他身体的温暖，面颊中间没有一个圆的凹处，可以使他的头紧紧地挨着，没有耳朵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这种种损失是多么可哀埃如果有人对“天使无肉体论”加以辩护的话，他的理由一定是模糊而不会充足。他也许会说，“啊！很对，但神灵是不需要这种满足的。”“但是另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这种满足呢？”这就问住了。如要勉强回答的话，“空虚——和平——宁静。”如再问“你在这种情境里可以得到什么呢？”回答或许是“没有劳役，没有痛苦，没有烦恼”。好，我就承认有这么一个天堂，但也只有船役囚徒或许会对这种天堂发生兴趣，这种消极的理想和观念太近于佛教了，其来源与其说是欧洲，不如说亚洲（指小亚细亚）。
这种理论是毫无益处的，至少我可以指出“没有感觉的神灵”的观念极不合理，因为我们现在已越加觉得宇宙本身也是有感觉的东西。神灵的特性也许是动作，不是静止；而没有肉体的天使，也许是如阳电子一般以每秒钟二万或三万周的速率环绕阳核而旋转，因而得到快乐，比在游乐场中乘小火车观看景致更为有趣。这里面一定有一种感觉。也许那个没有肉体的天使会像光线或宇宙光线一样，在以大的波浪中，以每秒钟183000哩的速度，绕着曲线形的空间而飞奔。一定还有精神上的颜料使天使可以绘画，享受某某种形式的创造乐趣；还有以大的波动，给天使当做音调、声响，和颜色而可以感受；一定还有以大的微风，去吹拂天使的脸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神灵本身，便会像积水池里的死水一样，或像人在没有新鲜空气的沉闷的夏天，所感到的境地一样。所以世间如果还有人生的话，就必须有动作和情感（无论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完全的静止，和无感觉的状态。
谈灵与肉
谈个人主义
今日世界上的人类有些是生活在民主主义的国家里，多少受社会变动的影响，有些是生活在共产主义的国家里，逐渐回向民主的理想，有些是生活在朝不保夕发岌自危的独裁制度里，但不管他在何种情形之下，个人的生活依旧是一个整体，虽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总还保持其个性。
古学以个人为开端，亦以个人为依归。个人便是人生的最后事实，他自己本身即是目的，而决不是人类心智创造物的工具。世界最伟大的不列颠帝国，她存在的目的，便是使一个住在塞赛克斯（Sussex）的人民可以过着幸福合理的生活；但是谬误的哲学理论，却会说那个人是为了大不列颠帝国而生活的。社会哲学的最高目标，也无非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
如果有一种社会哲学，不把个人的生活幸福，认为文明的最后目标，那么这种哲学理论是一个病态的，不平衡的心智的产物。
要批判一种文化的价值，我以为应该以这种文化，能产生何等的男女为标准。霍德曼（WaltWhiteman）这位最有智慧，最有远见的美国人，在他的民主主义憧憬（“Democraticvistas”）一文里就是基于这种意义去释明个人原则之为一切文化的最终目的：我们应该想一想，文明本身所根据的是什么——文明跟它的宗教、艺术、学校等，除要达到一个丰富美丽而多变异的个人主义外，还有什么目的呢？
一切事物都是向着这个目标而进展；民主主义本身就是因为要实现这个目的，才仿着大自然的规模，把广漠无垠的人类荒田开恳起来，播了种子，给大家以均等的机会，所以它的地位仍在他种主义之前，一国的文学、诗歌、美学等之所以被重视，乃是由于它们能把个性的材料和暗示供给该国的男女，并以种种有效的方法去增强他们的力量。
霍德曼讲到个性是人生的最后事实时，他说：当一个人神志在最清明的时候，他有一种意识，一种独立的思想，解脱一切而高升起来，像星辰那么地沉静永恒不灭。这就是和同思想——不管你是那一种人，自己的思想终是属于自己的，我为我，你为你，各不相混。这确是奇迹中的奇迹，是人世间最模糊的思想，但也是最明确的基本事业是进向一切事实大门。在那种虔诚的一瞬间，在意义深长的宇宙奇迹中，信条和惯例在这个简单观念之下显觉不足轻重了。在真正的幻象之光的照射下，它是唯一有内容，有价值的东西。像寓言中的黑影矮人，一旦被解放了一样，能扩展到整个大地天上。
对于这位美国哲学家，推崇个人的言论，我本想多介绍几段出来：可是为节省篇幅起见我就用下面几句话作一个结束：..我们可用一个简单的观念，来作最后的结论：（不然整个事物的体系，将成为无目标的，欺人的，）最后的和最好的方法，是依赖人类本身，及其自己天生的，常态的，充分发展的质素，而绝对不掺杂迷信的成分。
在种种变迁，在不断的嘲笔，抗辩，和表面的失败中，民主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冒着任何危险，去证明一个学说或原理，就是：在那最健全崇高的自由下训练出来的人，他本身就是他自己的一种法律。
我们所应关心的是我们对于环境的反应而不是环境的本身。法、德、英、美，都生活在一样的机械文明中，不过她们生活的型式和趣味都各自不同：用着各不相同的方法去解决政治上的问题。当我们知道人生有许多变化的可能时，当我们看见二个汽车夫同坐在一辆货车上，听了同样的笑话而有着不同的反应时，我们即不应假定人类都须很服贴地受着机械式的统制。一个父亲对于他的二个儿子可以给予同样的教育，同样的生活基础，可是到后来，他们会渐渐依照各自内在的个性去创造自己前程。纵使两个人都做银行的行长，有着完全相等的资本，然而在各项重要的事务，和一切造成快乐的幸福的事物中，他们完全是两样的，他们的处世态度，腔调，和性情无不两样：他们和属下职员间的关系也有相异之处，职员们或许怕他们，也许爱他们。
他们也许是好吹毛求疵的也许是和蔼而宽大的，他们储蓄和用钱的方法也不同；他们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癖好，朋友，俱乐部，书籍和妻子也都是两样的。在同样环境下生活的人，居然有那么大的差异，所以当我们看见报纸上的许多讣告时，我们也不禁有些奇怪，以为生于同代，死在一天的人，两者的生活竟是那么不同，有的安居乐业，专心一志地努力着，在工作中获到乐趣，有的没有固定的职业，到处浮沉着，有的成了发明家，有的从事探险，也有些人喜说笑话，有的却终日沉默寡欢，有的正在飞黄腾达名利双收之时，而结果却无声无息地在角落里死掉了，有的做着卖冰卖煤的买卖，在他们的地下室里被刺死，身后遗下了黄金二万元。是的，虽然在工业时代，人生依然是奇妙的，只要人类还是人类，变化总还是人生的滋味。
不管是政治的或社会的革命，宿命论，在人事上是没有这回事的。人性的因素，使那些新原理和新制度创造者的计算完全失败。也击退了法律，制度，和社会改革政策的创造者，不管所创造的是奥尼达团体制度（Oneida——奥尼达人系指居住纽约奥尼湖附近之美国印第安人——编者，）或美国劳工联盟，或法官林赛所定的伴侣婚姻制度。新娘和新郎的性格，比了婚姻和离婚的惯例理为重要。那些执行法律，或维护的人们法律本身更其重要。
讲到个人之所以重要，不单是因为个人生活是一切的最终目标，并且也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国际关系的进步，都是由许多个人（个人造成国家）的集体行动和集体脾性而产生，所以也完全以个人的脾气的性格为基矗国家的政治和国家每一时期的进化，其决定的因素，完全是由于人民的脾性，因为在工业发展的原则之外，一个民族做事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比较重要的因素。卢骚不会预料到法国革命的演变和拿破仑的突然出现，正如马克思不会预料到他的社会主义原理的实际发展和斯太林的出现一样。
法国革命的演变和演变决不是由一般所说“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所决定，而是由于人类天性上的某些特质和法国人脾性上的某些特殊质素所决定，马克思虽有根严正的辩证法，可是他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所将取的途径之猜测，却是完全失败的。从逻辑上讲起来，照他的逆料，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应发生于工业文明最发达的地方，和无产工人阶级抬头的地方，——先在英国继在美国，此外德国或许也有发生的可能。但是事实却不然，共产主义却是在俄国这么一个农业国，一个无产阶级没有多大力量的国家里，最先找到了实验的场所。这是因为马克思忘记顾到英国和美国的人的因素，忘记顾到英国人或美国人应付事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说，经济学上的一切重大的错误，全是由于不曾考虑到那个国家中那种不可测度的因素。英人不信任假说的口号，英国人做事有条不紊慢慢做的习惯。盎格罗撤克逊民族有着个人自由，自尊，明达，秩序的爱好；这些对于英美各种事态的发展，比之德国辩证学者的全部逻辑更有决定的力量。
所以一个国家内的政事进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趋势，都是以各种个人的内在观念为根据。这种民族的脾性，这种所称为“人民的天才”的抽象的东西，终究是许多个组成国家的个人的集合表现，也就是当一个国家在应付某项问题或危机时动作中所表现的性格，一部分人有着一种谬误的观念以为这种“天才”的本质是像中世纪神学中的“灵魂”那样的一个神话的宝物，而不仅是一个比喻。实则国家的天才，不过是它的行为的一种性质和做事的方法罢了。对于这种天才，我们又有错误的观念，以为它也和国家的“命运”般同样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抽象本质，这是不对的，这种天才是只能在动作中看得出来，只不过是一种选择的问题，即取舍和倾向，在危急时的特殊的局势下，决定着国家的最后行动途径。旧式历史学家往往跟赫智尔（Hegel）一样，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仅是观念在机械的必然下的一种发展，然而较微妙的而现实的历史观念，却以为这大概是机缘的问题。每当一个危急的时期，国家即作一次选择，在选择的时候我们看见相反的势力和互相冲突的欲望在战斗着，情感的多寡，即决定天秤的倾侧。国家在危机中所表现的所谓天才，即是那个国家对于一件事情所作的取舍决定。每个国家总依着自己的意思，去取择他们所喜欢的，而排斥所不能容忍的东西。这种选择是根据于思想的潮流，一些道德观念，和社会的成见。
最近在英国宪政的危机中，（结果迫使一个皇帝的逊位）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所谓民族的性格在发生作用，有时在所赞成和所反对的事物中表现出来，有时在变动的情感的狂潮中表现出来，有时在自以为是正当的动机的冲突中表现出来。这类动机，即是对一位孚众望的的君王的私人爱载，英格兰教会，对一个离婚者的偏见，英人对于国王的传统观念，国王的私事，是否真是私事，是否可以以私事目之，国王是否应该做超越傀儡式的人物，他是否应该同情工党，在这些冲突的情感中，只要任何一种情感，稍微多一些，便可产出不同的结果。
在现代历史中，情形永远是如此的，不管奇诺维克（Zenoviev）加米尼夫（Kan1enev）和比亚达哥夫（piatakOff）会不会被杀，拉达克（RadeK）会不会被监禁，不管“反革命”的阴谋和反史太林的叛乱其范围是否会如所宣传的那么广大，不管德国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在纳粹政权的高压下能不能保持它们的完整，（这须看德国人民有着多少人类的弹力，）不管英国会不会真正地变成工党的国家，不管美国的共产党，社会大众对它的好感或增或减：这些问题都须取决于各该有关国家内的个人思想，个人情感和个人性格。
在一切人类历史的活动中，我只看见人类自身任性的不可捉摸的难于测度的选择所决定的波动和变迁。
根据了这种意义、儒家把世界和平问题和我们私人生活的培养联系起来，宋朝以后的儒家学者就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懂得这一个道理，所以在儿童初入学的时候，所读的第一课就包古从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未之有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谈个人主义
谈眼泪
因为我常在看电影时流泪，我也喜欢在我旁边坐的人呜咽，或是在他离开戏院的时候，脸上留着一道发光的泪痕。我觉得一个人要能如此，才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我但白的说，看电影并不是可耻的事。一个人能哭是好的。
现在让我来解释这个意思。
“你哭了吗？”在我们看完南京大戏院演的“孤星泪”以后，我的妻子这样问我。
“自然啦，”我回答说，“凡是不为这伟大故事感动的人，不算什么完全的人。”
事实上我的情感整个地被激动了，那天晚上我觉得头痛，再不能安心作什么事。我勉强去打扑克牌，但是乏味得很，结果输去了四元两角五分。
人看到了一个好的故事，不论是在书上或在电影上，为什么不可以去流几点眼泪呢？这话我是根据亚利士多德和司马迁而说。亚利士多德说一个悲剧的真正功能，是在发泄人的情感。而我们伟大的历史家和散文作著司马迁说是在“使人的血液畅流”。如果一个伟大作家写成一篇伟大的小说，在戏台上排演的时候，如果观众不哭，那么不是演员有毛病，定是观众有毛玻你也许说哭是不体面的，没有丈夫气。这在日常生活里面，尚有相当理由。如果一个人哭笑无常，你会说他是偏重情感的入，或是幼稚无知的白痴。
这话固然是对的，但是能说一个从来没有一个时候，不被感动而流下几点眼泪？在影片里边，人生表现得较为集中，易于激动人的情感。那么悲剧要不能催人眼泪，还谈什么发泄情感的功能？
邓肯（IsadoraDuncan）曾说女人来是一件乐器；并且比喻说只有一个情人的女人，就好像一件只被一个音乐家奏过的乐器。每个不同的伟大情人，能使同一个女人变成不同的情妇，好像每个不同音乐家，能用同一乐器奏出不同的音乐。每件艺术品都是美术家和原品的反映，有时或者是艺术家和观众的反映。同样的一幅图画，一个人看了也许感极生情，另一个看了则漠不关心。看的人愈是感觉敏锐，对于一件艺术品的反映也愈是精妙。同样的日落西山，一个人看了也许会流泪，另一个人看来只不过是日落而已。一个自夸不以日落为奇的商人——他不有时也会哭吗？当他的证券一天涨了一倍，他不会喜欢得要流泪吗？当银行忽然结算他的贷款账目，他不会颓丧得要流泪吗？那么还说什么哭之无用，哭之无丈夫气呢？
事实是有的人感觉比别人敏锐，就好像有的梵哑铃比别的梵哑铃好，一件伟大的艺术品，需要一个善于欣赏的人去领略。如同一匹良马，要会骑的人去骑。一曲好乐谱，要一个能了解的音乐家去奏。书本与作家也是如此。
每一个人对一个作家的欣赏，完全在他自己。一个人欣赏某一句话，另一个人欣赏另一句话。很少读者能和作者完全同感。
是的，我们的人生是有泪的，问题是在你以什么为哭的对象。有喜欢的泪和悲痛的泪到亲爱的泪和宽恕的泪，母子的离别的泪和重逢的泪，有的人看到多情小说而流泪，别的人看其他纯粹的美善而流泪。但是如果一个人觉得想哭，就让他哭去，因为我们在有理智以前，只感情动物。流一滴眼泪，不问是为了原谅或者同情，或是纯粹对于“美”的喜爱，将会对他是有许多益处的。
谈眼泪
谈笑与命运
我很怀疑世人是否曾体验过幽默的重要性，或幽默对于改变我们整个的文化生活的可能性——幽默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生活上的地位。它的机能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化学上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的根本组织。我们须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德皇威廉为了缺乏的笑的能力，因此丧失了一个帝国，或者如一个美国人所说，使德国人民损失了几十万万元。威廉二世在私生活中，也许会笑，可是在公共场所中，他胡须总是高翘着给人以可怕的印象，好像他是永远在跟谁生气似的。并且他那笑的性质和他所笑的东西——因胜利而笑。因成功而笑，因高踞人上而笑，——也是决定他一生命运的重要因素。德国战败是因为威廉二世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笑，或对什么东西应该笑。他的梦想是脱离笑的管束的。
据我看来最深刻的批评就是：民主国的总统会笑，而独裁者总是那么严肃——牙床凸出，下颔鼓起，下唇缩进，像煞是在做一些非可等闲的事情，好像没有他们，世界便不成为世界。——罗斯福常常在公共场所中微笑，这对于他是好的，对于喜欢看他们总统微笑的美国人也是好的，可是欧洲独裁者们的微笑在那里？他们的人民，不喜欢看他们的微笑吗？他们一定要装着吃惊，庄严，慎怒，或非常严肃的样子，才能保持他们的政权吗？独裁者如果非装做慎怒，或自负的样子不可，那么独裁制度里，一定有什么蹩扭的地方，整个心性必都有错误。
谈笑与命运
谈任性与不可捉摸
看起来现在的军人是代替了放浪者而成为人类的最高理想人物了。我们不要那种任性的、无从捉摸，难于测度的自由人，而且合理化的，有纪律的，受统制的，穿制服的，有爱国心的工人，要在有效的管理和组织之下，五六千万人所结成的一个民族能共同信仰同一种主义，皈依同一种思想，喜欢同一样的食物。关于人类的尊严我们有一种相反的见解：一种以放浪者为理想，另一种以军人为理想；前者认为保持其自由和个性的人，是最崇高的典型，后者认为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将私人意见完全受制于统治者和国家，那才是最优越最崇高的人类。二种见解都可以辩护，前者以常识辩护，后者以逻辑为辩护。用逻辑去替爱国的自动机式的理想作辩护，是不很困难的，爱国的自动机，是模范公民，可以当做达到另一个外在目标的工具，这就是国家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又是为了另一个目标而存在，这个目标，就是去克服另外的国家。这一切都可用逻辑很容易地证明出来——又简单又但白，所有的呆子都会死心塌地的相信。欧洲许多“文明的”和”开化的”国家，在过去和现在都抱着这种见解，这实在使人好似难于相信。理想的公民是那种以为是被遣到阿比西尼亚首都去，而结果却是在西班牙登岸的军人。这种公民又可分为“甲”“乙”二等。那“甲”等的是那些在统治者所认为较好的公民，这种人晓得了他们是被运到西班牙去时，仍是非常温顺，愉快，自己祷告，或由军中的牧师代为祷告，感谢上帝派遣他们到枪林弹雨中，去为国牺牲。
那“乙”等的都是些未曾充分开化的人们，那些知道了人被运错了地方，而心中，觉得愤恨的人们。在我看来那种内心的愤恨反抗情绪，是人类尊严的唯一标志，是那幅阴森惨淡图画中，仅有的希望之火花，是人类在未来世界中恢复原位的唯一希望。
所以，不管它是什么逻辑，我自然还是拥护放浪者。我绝对拥护放浪者或流浪者，而口中或者他说并不如此。我们这种矛盾心理，就是我们的文明唯一之希望，我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是猴子的嫡系而不是牛的嫡系，因为我们有矛盾的心理，所以已经变成更优越，更高尚的猴子。我的自私心，使我愿意让牛有一种温顺而满足的脾性，在人类命令下，无论是被领到草地上，或是屠宰场里，都能保护同样旷达高尚的心思，一心一意地去为主人而牺牲。
同时也因为十分宝爱人类，所以我不希望我们自己也变成牛。等到牛能开始反抗，心中生出反抗的情绪，或等到它们现在任性的样子，现出较不服从的样子时，我就要把它们称做有人性的动物了。我以为一切独裁制度，都是不对的，这理由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理由。独裁者可以跟牛和睦相处，却不能跟猴子和睦相处。
老实说，我从1920年后，对于西洋的文明已经减少了尊敬。我过去对中国的文明总感到惭愧，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创造出一个宪法和公权的观念，这是中国文明上的一个缺点：我始终相信建立一个共和或君主的立宪政府，是人类文化上的一种进步。可是现在西洋文明的发祥地，我居然也看到人权，个人自由，甚至个人的信仰自由权（这自由权在中国过去和现在都享有着）都可以被蹂躏，看到西洋人不再视立宪政府为最高的政府，看见尤里波第型的奴隶在中欧比在封建时代的中国还要多，看到一些西方国家比我们中国只有更多的逻辑而缺少常识，这真使我暗中觉得欣慰，觉得中国是足以自傲的。现在我除了将中国人观念中人类最高文化的理想表现出来；把那个中国人理想中的听天由命，逍遥自在的放浪者，流浪者和漂泊者表现出来之外，我还有什么更便当的制胜良策呢？西方可也有这么一个势均力敌的良策吗？可也有什么东西足以证明它的个人自由和公权学说是一种严肃的健全的信仰或本能吗？这种信仰或本能可也有充足的活力，在今日那些炫耀的，穿制服的，同式同样的工人消灭了之后，使思想的摆子摆到另一方向去吗？我试目待之。
欧洲个人自由的传统怎么会消失，摆至在今日为什么会摆到错误的方向去，这是很容易明白的。这里有二个原因：第一是由于现代集体经济运动的结果，第二是由于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机械观念的遗传。在今日的各种集团主义——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方兴未艾的时候，人类似乎是自然而然地放弃了他的反抗权利，忘掉了他个人的尊严。当经济问题和经济思想占了优势，遮蔽了其他一切人类思想的时候，我们对于那种较有人性的智识和哲学，尤其是关于个人生活问题的哲学，便完全不加理会，而淡然置之了，这是极自然的。一个患有溃疡的人时时地想他的胃疾，一个社会有着经济病弊时，永远是经经济的思想纠缠着，结果把我们自己完全忘记了，几乎记不起还有个人在过去是一个人，可是在今日的一般见解之下。却变成了一只全然服从物质律或经济的自动机。我们不再把他当人看待，我们只把他当做齿轮上的一个齿，一个组合或一个阶级中的分子，一个可以列在百分数里进口的异邦人，一个遭卑视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一个被排斥的资本家，或一个因为是工人，而被视为是同志的工人，把一个人称为“小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或“工人，”好像已经能彻底了解他似的，因此人们就可以随着情形很便当地憎恶他，或称呼他做同志。我们没有个人了，也不再像是人类了，我们只是阶级。那末，我可以说这是事情的过份简单化吗？放浪者已经完全不是一种理想人物了，那个有伟大的放浪者性格的人，那个以自由自在不可捉摸的态度去应付环境的人，他已经完全不是一种理想人物了。我们没有人类，只有阶级的分子；没有观念和偏见或癖嗜，有的只是意识形态或阶级思想；没有个性，只有盲目的力量；没有个性人只有马克斯的辩证法，以准确的方法去统驯和支配一切人类的活动。我们大家都很快活地，热烈地，向着蚂蚁的模范迈进。
我也晓得我所说的只是陈旧的民主的个人主义。可是我要问问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自己本身可就是一世纪前赫其尔的逻辑（HegelianIOgic）和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英吉利古典经济学派的产物？今日可还是比赫其尔的逻辑或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经济思想学派更陈旧的东西？——庄中国的人性学者看来，再没有比这更难于置信，更不真实，更缺乏常识的东西。可是我们能知道人类这种机械观是怎样在机械科学完成工业，征服自然的当中创造出来的。人类偷窃了这种科学，把这种机械的逻辑，拿来应用于人类社会，于是研究人事的人们，便竭力利用“自然律”这个严肃的名词。因之我们就有’环境比人类伟大”及“人类个性可以化成方程式”这一类的流行理论。这也许是精湛的经济学，但总是拙劣的生物学，良好的生物学。承认一个人的反应力量，跟物质环境在生命的发展上，两者是同样重要的因素，正如一位良医承认病人的性情和身体的反应，在抗拒疾病时是同样重要的因素。现代的医生，已经确定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不能测算的因素。有很多的病人如依逻辑和前例诊断起来，实在是应该死的，结果却会不死，反而复原起来，使医生也觉得惊奇。医生开着一式一样的药方，给两个患同样疾病的人去吃，而不问他们的反应如何，我们真可以把他当做危害社会的人。社会哲学家如果忘掉这个人，忘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忘掉他的一般任性的不可捉摸的行为。那么社会哲学家也是危害社会的人了。
我也许是不了解经济学，可是经济学也不见得会了解我。今日的经济学还是在失败中，还是不敢昂起头来置身在科学之列。经济学如果只谈商品，而不更向前谈到人类的动机，它当然不是科学：即使能谈到人类的动机，而要想以统计的平均数去研究，也不是科学，充其量不过是拟科学而已。这是经济学的悲哀。经济学甚至还不曾创造出可以检查人类心智的技术；如果它将数学方法和统计的平均律去研究人类的活动，那更有着暗中摸索的危险。
所以每当一个重要的经济政策要决定的时候，总有两派的经济专家和权威者，站要绝对相反的地位。经济学终究和人类心智上的特癖是有关的，然而专家们对这些特癖一点也没有认识。一位专家相信如果英国放弃金本位，就会发生大变乱。但另一位专家却坚决的相信：如果英国要得救唯有放弃金本位。人们什么时候要买什么时候要卖，这就是最优异的经济专家也无法预测。
证券交易之所以会变成投机事业，完全是这个缘故。纵使证券交易所能搜集到世界各国最可靠的经济资料，还是不能像天文台预测天气那样正确地预测金钱或商品市价的涨落。原因是经济学上参有人类的要素，当很多的人想卖出的时候，便有一些人想买进，当很多的人想买进的时候，便有一些人想卖出。这里就有着人类的弹力不可捉摸的要素。当然卖出的人总当那个买进的人是傻子，而那买进的人也以为卖出的人是傻子，只有事实来证明。这仅是人类行为质素上的变幻莫则和反复无常的一个例证罢了。这种情形不但在商业交易上如此，在人类心理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同时在人类对于道德，风格和社会改革的一切反应上，也就是如此。
谈任性与不可捉摸
谈英皇乔治的祷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