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天津租界，工部局的捕头、警官、“师爷”（翻译）、便衣侦探等收了秘密赌窟的贿赂（赌窟不时要给他们送钱），还要经常到秘密赌窟抓赌，为的是一次捞几千元钱的外快。他们捉了就放，放了之后赌窟照常营业。就这么捉捉放放，捕头们钱也捞了，赌窟也得以存在下去。捕头、警官、师爷和便衣侦探们是不愿把赌窟彻底端掉的，因赌窟是他们的财源之一。
第三部分 帮
帮会概述
谈起帮会，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大上海的青红帮。帮会黑势力与政界、租界洋人相勾结，私运军火，制造伪钞，贩卖人口，包运鸦片，设台放赌，绑票暗杀，逼良为娼，。。真是无恶不作，令人发指。
其实，旧中国的帮会，并不仅限于上海，可以说遍布全国，尤以东南沿海、长江南北为甚。帮会之种类，也不是仅有青红两帮，而是有洪、清（青）、汉、礼、白五类。只不过青、红两帮势力更大、为害更烈罢了。
青帮之起源与演变清帮早期组织乃是清代漕运（运输“皇粮”）水手的一种行会性秘密结社，约建于清雍正初年，为清王室沿运河护粮，被称为“安清”。通常所谓“青帮”，实为“清帮”之误。
清代时，统治者从江淮各省把粮食搜刮来之后，主要经由运河运往北京，每年运到北京的粮食有400 多万石，运粮的船只有4.2 万多艘，水手有10万户，大约二三十万人。清王朝为了有效地管理和控制这些船只和水手，他们仿照明制，设立了一个“漕运总督”。又把各地潜运组织分成许多卫、所，下面是联，联下是帮，这套组织就统称为“粮帮”或“粮米帮”。据传雍正三年，清政府悬榜招贤，加强漕运。当时有翁、钱、潘三人揭下榜文，承办漕运任务。翁、钱、潘何许人也？翁是翁岩，江苏常熟人；钱是钱坚，江苏武进人；潘是潘清，浙江杭州人。三人都是天地会成员。他们接受任务后，便联络旧有粮帮，组成了一个“道友会”，清帮便由此而产生了。
清帮建立后，乃大开香堂，广收门徒。翁岩按八仙之数收8 名，钱坚按二十八宿之数收28 名，潘清按三十六天罡之数收36 名，三人共收徒72 人。下立三堂：翁佑堂、潘安堂、钱保堂。以后，徒又收徒，清帮组织便渐渐扩大起来。所有关于清帮的秘籍，在提到清帮源流时，都无例外他说它是创自雍正或乾隆年间的翁、钱、潘三人，把他们尊为“后三祖”。
那么，既有“后三祖”，有没有“前三祖”呢？有的。清帮各种秘籍一律说，翁、钱、潘三人有一个师父叫陆逵，陆逵的师父是罗祖教的创教祖师罗清，罗清的师父姓金，叫金幼孜。金、罗、陆三人被尊为清帮的“前三祖”。由于翁、钱、潘三人原来都是天地会中人，天地会是洪门中的一个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翁岩等为清廷运粮，就违背了洪门宗旨，所以洪门中人认为清帮是洪门的叛徒。但清帮中人却辩解说，他们开帮收徒积蓄力量，也是为了反清复明。不过考查清帮承担漕运初期，并没有什么反清活动。后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内河外海行驶汽轮，京汉、津浦、沪杭铁道修成，运河的运粮作用大力减弱，清帮老头子的威风不如从前，“安清”目的渐渐淡忘。至清朝末年，清帮有些门徒也曾加入反清运动。
到了民国时期，清帮头目纷纷与帝国主义、新老军阀相勾结，各立门户，扩充势力，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开设赌场、妓院，划地称霸，欺压良民，成为社会上的一股恶势力。著名的清帮头目黄金荣、社月笙、张啸林便是这股黑势力的臭名昭著的代表。
红帮之起源与演变。
洪门是明末清初民族斗争的产物。明朝覆亡，清兵长驱入关，明代遗臣不甘明朝败亡，遂秘密结社，企图利用群众的力量恢复旧业，这样便创立了洪门。通常所谓“红帮”，乃为“洪帮”之误。
洪门究竟始于何时，创于何人，至今仍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洪门内的秘密文件中普遍流行这样一个近于神话的传说：清兵南犯时，山西平阳府太平县进士洪英偕门人南下投史可法。其时史可法正督师扬州，抵抗清军，命洪英至燕京侦察虚实。洪英一路联络抗清志士顾炎武、王夫之、黄梨洲等人，从事抗清活动。后史可法在扬州殉难，洪英至安徽芜湖，投奔明将黄德功。黄战败自刎，部众溃散，洪英招抚黄部2万多人，继续武装抗清。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屡战屡败，公元1645 年洪英卒于距芜湖60 余里的三汊河。
此后，洪英的儿子洪旭与洪英门入蔡德忠等至杭州投奔明潞王，不料潞王降清，他们就投奔郑成功，公元1661 年，蔡德忠等随郑成功等据守台湾。郑成功为了加强将士团结，效法梁山，开立“金台山”、“明论堂”，此为洪门最早的“山”、“堂”组织。为了发展大陆上的反清秘密组织，郑成功派原洪英旧部蔡德忠等5 人化装至福建莆田县九连山少林寺投方丈智通为僧。此5 人在洪门尊称“前五祖”，世传洪门的祖师是和尚。
雍正年间，有一奸臣进奏谗言，谓“少林寺内教授法术，意图谋反”。
雍正便派兵3000 火烧少林寺，一夜烧死110 人，幸亏云端上来了一位达摩尊者救出18 人，最后只有蔡德忠等5 人走脱。
蔡德忠等辗转到达湖北。其时，万云山万云寺的方丈万云龙和陈近南结义，共图反清复明。万云龙原是明潞王部将，在山东起义失败至此。陈近南是清王朝翰林院学士，因反对清帝焚烧少林寺，力谏无效辞官云游，回到湖北故乡，就在白鹤洞修道，自号“白鹤道人”。他同情少林寺僧众的遭遇，为图替僧众报仇，改装江湖卖卜，结交天下豪士。一日途遇蔡德忠等，就迎至家中，把他们安顿在附近的下普庵红花亭。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 年）7 月25 日，由陈近南主香，在红花亭结义。他们用两个花盆，对之祈祷：“若能为被害的少林寺弟兄报仇，若能反清复明，二花盆落地不碎！”他们把花盆掷于空中，落地后果然不碎。然后饮血酒为盟，以先来者为兄，后来者为弟。其中有个朱洪竹，据说是明崇祯帝的孙子，大家因他是明帝后裔，拥戴他为盟主，并以“洪”字为结盟之姓，以“红花亭”为兄弟出生之地，“结盟日”为兄弟诞生之日，把“洪”字拆为“三八二十一”，作为会中暗号。这次集会称为“洪家大会”，”洪门”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后洪门在湖北为清兵所败，伤亡惨重，不得已改变战略，分散部众，到各地自行开山立堂，以图日后发展，临别时以一诗作为日后相会时的证词，其诗云：“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此事传与众兄弟，后来相会团圆时。”
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 年），洪门在广东惠州高溪庙集商举义。其时，陈近南已殁，乃由苏洪光主持。众推苏为主帅，他改名天祐洪，定其组织为“三合会”，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日月为姊妹，取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合一之义。起兵反清，连战皆捷，声震东南七省。后有明总兵周遇吉侄周豪率部来归，遂以史可法之侄史鉴明为军师，女侠关玉英为女军统领，尊朱洪竹为先皇，大举入蜀。清四川总督王春美见三合军势大，就派其心腹符、田二人诈降，天祐洪信以为真，竟加信任，将符排第四，田排第七，任副军师。军抵重庆，与清军接战，符、田内应，使三合军遭到大败。天佑洪中流矢负伤，全军溃退白虎山，幸而符四、田六均被擒获处决。从此，洪门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四、七两排忌男子，只安插女将，称“四姐”、“七妹”。并重订规章，严防奸细。
此后，洪门不断起义反清，可谓前仆后继，屡败屡起。但由于清廷镇压，难以在城市立足，就向南洋各埠及内地各省发展秘密组织，或开山据寨，或秘密结社，均自立名称，如九龙山、三点会、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等，扩大力量，待机再起。清末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中，洪门会徒踊跃参加。辛亥武昌起义，四川、陕西、湖南、浙江等地均由洪门率先发动，对于推翻清王朝统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清朝灭亡以后，“反清”“安清”都失去意义。丧失了斗争目标的洪门逐渐蜕化变质。各地组织多数力帮会头目所利用，勾结帝国主义、贪官污吏和流氓势力，包赌、包娼、包鸦片，哄吓诈骗，杀人越货，无所不为，成为严重危害社会的一种恶势力。
其他帮会之起源及演变。
民国时期的帮会，除了青帮、红帮外，较有影响者尚有汉流、礼门、白门等组织。
汉流，系汉族流民之意。传说为顾亭林所创立。明亡，顾亭林在陕西云台山讲学，以民族大义感化诸生，仿洪门秘密结社，举义倒清复明，顾为首领，组织“汉流”，亦称“汉流哥老”、“袍哥”，以大哥、大爷、二哥、么哥相称呼。其组织成份比洪门复杂，相传有惊（相命）、培（草药）、飘（变相行乞）、猜（赌局）、风（骗局）、火（炼金）、爵（卖假官）、耀（骗局）、僧、道、隶、卒、戏、解（卖艺）、幻（神道巫术）、听（音乐）等等。因此，汉流发展甚快，组织遍大河南北、西北西南，直至山海关外东北地区。清康熙、乾隆年间，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响马和保镖大都为汉流支系，如窦二敦就是一支。民国成立后，汉流反清目标已经实现，许多组织遂告瓦解。而在四川、西康一带的汉流则仍然控制一方，人称“袍哥”，作恶多端，跟土匪无异。
“礼”为“礼门”、系洪门的一个分支。洪门反清，查出了要抄家灭族，活动困难，于是借戒烟、戒嫖、戒赌、戒酒为号召，设礼门公所，有师有徒，是为礼门。在江淮涟泗一带有一定势力，但总的来说号召力不大。
“白门”以神道设教，繁殖面广，如白莲教、红灯会、大刀会、小刀会均属之，对于鼓动农民反对清朝统治起过一定作用。清朝末年，支系繁多，其中有一支系叫“东震堂”，于光绪年间改名为“一贯道”。民国期间，一贯道由一个较小的迷信秘密团体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最大的反动会道门。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以后，在民族斗争中发展、兴盛起来的帮会组织，进入了一个蜕变、衰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由于帮会失去了民族斗争的内容，就逐渐变为藏污纳垢的躯壳，成了帝国主义、新老军阀的帮凶，成了扰乱社会、残害民众的黑势力集团。其中势力尤大、为害尤烈者为青帮、红帮，以及从白门演化而来的一贯道反动集团。
帮会组织之膨胀。
帮会本是在明末清初民族斗争尖锐之时应运而生，却并未在民国时期随着民族斗争目标的丧失应运而亡。它在政治上已经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在组织上反而恶性膨胀起来。许多帮会头目招收门徒时越收越多，越收越滥，动辄成千上万人。比如上海青帮“大”字辈帮首张仁奎，曾任江苏通海镇守使，先后收徒3 万余人，包括士农工商学各色人等。张的徒弟、上海第一号“闻人”杜月笙，共收南北门徒数万人。闻名上海的杀人魔王、号称“江北大亨”的顾竹轩，曾拜黄金荣为师，他自己也收徒一下余人，包括上海两租界的便衣探员和黄包车老板。上海专贩男孩的后台尚武曾任海宁路汇司虹口捕房刑事股探长，此人身在青、红两帮，有徒弟2000 余人。专贩女孩的后台尤阿根，曾任当时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刑事股探长，也身在青、红两帮，收徒5000 余人。在北方活动猖獗的一贯道头子，同样是遍地“开荒”（到没有一贯道的地区去吸收道徒立佛堂），广收道徒。一贯道大头子张天然在“七·七”事变以后，在日寇支持下，在华北各大都市扩大组织，仅在天津市就设立了18 个“坛”，并设立了一个“总坛”。此后，又派了很多“点传师”到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开荒”。如“点传师”齐国瑞、郭长福等到塘沽及连云港等地“开荒办道”，就先后骗入3000 多道徒，建立了30 多处佛堂。据说，从抗日战争以来，通过这样的“开荒下种”所骗入的道徒足有数十万人。
民国时期的帮会，上与达官要人勾结，下向社会各界渗透，成为吞噬社会肌体的恶性肿瘤。
“开香堂”奇观。
清帮中人收徒，必须例行一种隆重的而又戏剧化的典礼，名曰“开香堂”。何谓“开香堂”？这就得从入帮的程序说起。
凡是“空子”（帮外人）想进门槛，必须先行觅得帮中人带领，开明履历，经引见师批准之后，再备了正式帖子去拜师。帖面上写明“信守”二字，内面写“敬拜某某老师门下”，下面写“自心情愿”字样。在师父名字旁边，要写三代姓氏，末后署名“某字辈门生某某谨具”，旁边写“引见师某某押”，“传道师某某押”，其郑重程度，可比作过去田契纸上的卖主与中保具名一般。
开香堂地点大都在僻静的庙宇中。事先必须禀明老头子，正中供定翁、钱、潘三位师祖的神位，在上面挂起罗祖像，各点香烛一副，桌下又点五支香，两头都甩红纸包着，叫做“包头香”。庙门外又设“陈四主爷神位”，也点一副香烛。“陈四”者，据说是第一个进门槛的人，因为犯了帮规，逐出山门，后人念他入帮最早，所以在开香堂时也给他一副香烛，但又因此公已被逐出帮外，故将其神位设于山门之外。
开香堂大典时，凡是老头子的前人，和一般同参兄弟，都要到场，名叫“赶香堂”。赶香堂的越多，老头子面子越大。万一开香堂时没人赶香堂，或赶香堂的人很少，那个老头子就倒了楣，不但人家瞧他不起，连徒弟也觉得见不得人了。
待到香堂布置妥当，候补的人挨次进入，便传命紧闭山门。老头子居中坐定，赶香堂的人分立两旁。然后由引见师引领各“空子”到罗祖和翁、钱、潘三主爷神案前各磕三个头，再到老头子面前也磕三个头，然后向六部各师父前同样磕头，同时在赶香堂的各人面前，也得磕上三个头。总而言之，须是逢人便磕，如果老头子面子大，赶香堂的人多至千儿八百，有些新徒弟就得磕上两三千个头。
徒弟们磕头之后，引见师便命他们在檐下排成长龙，司香的执事就把桌下的包头香划开，分给众人拿在手里。赞札的人便高呼下跪，大家便黑压压跪了一地。这当儿另有执事端上一盆清水，要每个人呷一口，谓之“净口”。净口毕，老头子便在上面厉声问道：“你们是自愿入帮，还是有人教你们入帮？”“入帮并没有什么好处，你们知道吗？”“十大帮规要遵守，你们知道吗？”众人便在下面齐声答道：“入帮自心情愿，甘受约束，誓守帮规！”老头子便再谆谆训海一番，在末尾说道：“如果违犯帮规，定须家法从事，办得到么？”众徒弟也齐声答应。之后，便由传道师给各人分发一本小折子，上面写着三帮九代的名称，以及各种“海底”盘答方法，这是帮中最重要的东西，徒弟们必须秘密珍藏，不得让门外人阅看。至此，仪式就算完毕，众人再向祖爷、老头子各磕三个头，分班侍立两旁，老头子便安排筵席，跟赶香堂的各前人各兄弟，欢呼畅饮，赶香堂的人也要向老头子道喜，然后入席。这一顿大嚼，费用概由新进门槛的徒弟们分摊。经过此番典礼，“空子”就变成帮中人了。
红帮收徒仪式，也叫“开香堂”。一定要上过香，才算正式入门。香堂分两种，一称“大香堂”，一称“小香堂”。开“大香堂”适用于人数较多时，其礼节也繁杂得很。大体是凡欲入帮者，要预先到帮中专事发展组织的头目部里报名登记。等到积有数十或上百人之后，由山主（红帮组织一般称某某山）派一头目专门负责开香堂的工作，称之为“老大”。老大奉令后，乃选择一个僻静的庙宇，作一番布置。
大香堂布置，有称为“红花亭”的。正中设关帝位，上悬“忠义堂”匾额，中间设置供桌三层供祖师牌位，各用红纸或黄纸书写。堂中又另设大方台一张，右供大片子（大刀）一把，左供小喷筒（手枪）一支）正中焚起一炉香、一对烛，台口又置有线香一束。另外还张红灯，外层3 盏，中层8 盏，内层21 盏，意把“洪”字拆开为“三八二十一”。
香堂布置毕，便命新入帮会徒鱼贯入内，并请山上资格较深的各位大爷同时参与盛会，谓之“赴蟠桃”。照例是不准有帮外人参观的，即庙中僧道亦须驱赶出去。然后紧闭山门，传令各新徒向祖师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礼毕，则有一位大爷向帮徒详解种种帮规，按条宣读。接着便将台口线香执于左手，右手则握供于台上的大片子，怒目环视众徒道：“以后各位如有不遵山主命令，不能严守帮规者，即以此香为例。”说话时高擎大片子，猛砍线香，一刀两段。斩香既毕，即将所有断香分授新徒，每人身藏一支以为纪念，亦资警戒。然后令各帮徒环立成一大圈，聆听大爷向他们朗诵入帮诗一首，复令同帮兄弟按规矩各行一礼。最后一个仪式是入会问答。主香人问：“天地日月，如何称呼？”众会员答：“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拜日为兄，拜月为嫂。”又问：“你们能严守帮规吗？”答：“能！”最后一一发给“票布”，令各珍藏。至此开香堂方告完毕。
随着帮会收徒愈来愈滥，入会形式也日趋简化，但大体上不脱帮会旧习。如社月笙30 年代创“恒社”，入社先要填一张祖宗三代的“履历表”，并备一份与本人身份、财产相称的“入社费”，由杜的总帐房万墨林递进去，这当然也要先送一份厚礼。等杜点了头，或单独，或集体，要举行一次见师典礼，最初还是叩头，以后“现代化”了，改成三鞠躬。如是社会上的头面人物，“老师”还拱一拱手，说声“不敢当”。经过这番手续后，理事会才开会“审查”，发给社证。
利益——帮会膨胀的秘密。
民国期间，帮会组织何以能急剧膨胀？要解开这个谜，须弄清两个问题：一是帮会头目为何大张旗鼓地滥收门徒？二是社会各界为何有许多人急于挤进帮会门槛？
关于第一个问题，先让我们看看黄金荣收门生的故事。
在帮会头子中，黄金荣收门生是比较滥的一个。晚年退居以后还是不断收纳，多多益善，以致闹出了“爬香头”的笑话。
何谓“爬香头”？原来青帮师徒相承，最初以20 字定辈份，即“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礼”20 个字。到了清末，20字用完了，又添上了“大通悟觉”4 个字。民初辈份最大的帮会分子是大字辈。黄金荣没有正式拜过老头子，在青帮中称为空子。按规矩没有进过香堂，就不能开堂收徒，所以，他收的帮徒是没有字辈的门生。只因他位高势大，无需再去投师拜祖，自有一批流氓头子尊他为“老太爷”，反比几个大字辈的吃得开。他自己也常得意地说：“我是天字辈，比大字辈多上一划。”。虽然如此，在黄的门生中，却有不少是正式进过香堂的帮会分子。这些门生再开堂收徒，按理说就是黄金荣的徒孙辈了。而这些徒孙又辗转请人介绍，投拜黄金荣为师。这样一来，徒孙们就和他原来的者头子成了同门兄弟。这在帮会中叫做“爬香头”，是一件犯忌的事。可黄金荣管它犯忌不犯忌，还是照收不误。因为这里头的好处大着呢。黄退隐后，想将黄家祠堂扩建为花园。钱从哪里来？在黄门子弟中募捐。各人视经济力量大小，分别出资，少则三四十元，多则千余元。募捐所得，除付出黄家花园的全部建筑费外，尚得几万元余款。
自从6O 岁生辰后，黄金荣每年要做一次生日，借祝寿为名，公开向门生敲竹杠。门生中稍有地位的人，至少送100 元礼金，多的往往送500 或1000。因他性好阿堵物，门生摸透他的脾气，故凡黄宅婚丧等事，大都以现金相赠，不送礼物。这样每年一次的寿诞，除去办酒等各项开支，至少可赚一两万元。黄门子弟每年三节要送节礼孝敬。这三节是端午、中秋和春节。一个门生通常都妄送上几百元的节礼，黄门子弟众多，加起来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由此可见，多收一个门徒就多了一条财路呵，安得不滥？
这种情况不独青帮如此，别的帮会亦然。一贯道的师尊张天然利用迷信不知骗取了道徒多少钱财。1946 年他去四川时，用飞机就运去1500 条黄金。北京的一个点传师韦玉林，原来很穷，当了点传师后，用骗来的钱买房80多间，他得意地说：“我发财，全靠老佛爷。”
一贯道的《碑文》里，专门有一段赤裸裸地向道徒伸手要钱的话：“众神天空站，站在空中把帐算。哪个该，哪个欠，哪个还。你们把钱收到不行功，到那时后悔迟，阎王叫你三更死，想活四更也难言。就有金银也拿不去，满堂儿女要丢完，你们要好好尊师，效法前人。快点行功，以后加倍还。”一句话，威胁加劝诱：“拿钱来！”
一个初进道的道徒，都要立愿“三施”：一曰财施，即出钱；二曰法施，即出力；三曰无畏施，即舍身办道，服从指挥。立了“三施”后，就要经常缴纳各种费用。这些费用分两大类，即功德费和财施。
功德费是道徒必须交纳的。它有一定数目，由各地道首任意规定，逐级上交。包括：入道费，即入道时交纳的手续费，少则数元，多则一二十元；超拔费，又叫渡亡灵费。道首欺骗道徒说：“已死的亲属尚在地狱，必须超拔，才能升入天堂。”申请超拔亡灵的道徒必须交一笔超拔费；渡大仙费，这是欺骗富裕道徒超渡无名鬼魂成为大仙时交纳的费用。
财施又名行功费，是平时对道内应尽的某些义务所出的钱财，名目繁多，包括月助、供果费、了愿费、尽孝费、开荒费、献心费、免冤费、印书费、开班费、求寿费等等。此外还采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训练班”的办法，搜刮道徒的腰包，要道徒们“牺牲财产净尽，为大义”。
沈阳广化坛，在1948 年内，仅行功费就收入4.45 亿多元，银元360 多块。张天然在北京渡大仙，几天之内就收入钱财折合面粉达4000 多袋。一贯道的骗财机构北平“中华善书局”，在日伪时期每天收入18 条黄金以上。北京点传师刘景泰骗取道徒1.5 万斤玉米。上海的潘华玲称为“渡仙大王”，有一次在上海渡了一个大仙竟骗取道徒20 条黄金。1939 年天津有个姓娄的道徒渡了一个“毛遂大仙”，竟花1 万银元。有人说，一贯道办的是道，供的是佛，要的是钱，一点不错。难怪道首们那么热中于遍地“开荒”了！直接以帮徒作为榨取钱财的对象，这只是一条生财之道。还有一条更重要的生财之道：旧社会有句流行的话，叫做“有势就有财”。对于帮会头子来说，徒多则势大，势大则财多。为何如此呢？因为民国时期的帮会，多从事不法营生，什么贩卖鸦片啦，拐卖人口啦，包赌包娼啦，划地为霸啦，没有一帮势力勾结起来就干不成。比如说吧，西南各省军阀贩卖鸦片，用轮船把烟土从重庆运到上海，先雇红帮头目沿途保护，因为红帮势力范围主要在长江中游一带。船到上海法租界新开河太古码头，再交上海青帮集团接运。船上的服务员及码头上运货的小工头，又大多数是红帮成员。这样相互依赖，相互勾结，才能把事情办成，人少了是不行的。所以，帮会头目谁收的徒多，谁的势力就大，谁的“经营”就发达，财路就宽广。这也是帮会头目滥收门徒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从门徒这方面来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地想跨进帮会门槛呢？这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有些新老军阀、官僚入帮，为的是借帮会为号召，扩张自己的势力。大军阀韩复柒曾拜青帮老头子张仁奎为师。有人问韩的入帮介绍人葛光庭：韩有权有势，为什么要拜一个无权无势的张仁奎？葛解释说：“过去左宗棠出兵新疆，当行军到平凉的时候，忽然三军勒马不前，向左宗棠要求暂停一日。左问他们什么原因，答是要迎接大龙头（军士多是帮会成员）。你看，以左帅之威，军令之严，官兵甘冒军法，宁愿得罪左帅，要去迎接大龙头，可见老头子的威力，祖师爷的规矩，入人心之深了。左后来也拜了老头子，于军法之外，用帮规约束部队，因此加深了和将士的关系，取得了用兵的胜利。韩复榘拜了张老太爷（张仁奎），他就可以自开香堂、自立门户了。”二是有些富户殷商，怕绑票，怕受欺侮，有时还想沾点便宜，于是送重礼，找门路，进帮门，寻求保护。上海一家有名的绸布店，老板是浦东人。他发了财，想在家乡盖一幢别墅，以便周末、假日去享享田园之乐。不料，有个姓黄的当地大亨硬说破坏了他家的“风水”，侵越了他家的祖基，先是率众破坏，继而向法院起诉。绸布店老板请人调解，不成；提出赔偿损失，对方索价愈来愈高。这时，有个朋友向这位绸布店老板进言：“你与其求小鬼，何如求菩萨？如果你能拜杜先生为师，那就谁都不敢再碰你了。”于是这位老板托人向杜的当家大徒弟万墨林送了一大笔钱。过了几天，回话来了，说“杜先生”先是不愿意收这个徒弟，后来活动了，建议“打铁趁热”，先送一份“起眼”的礼。于是，他花了近1 万元，打了“福、禄、寿”三尊金像，装潢好送去，承蒙“笑纳”了。不久即来了消息，说杜已定期行收徒礼，但一切从简，见面时三鞠躬好了。开香堂那天，礼节果然简单，杜坐在正中，他进去鞠了三个躬，杜摆摆手，有气无力地说：“以后是一家人了，有事多找墨林谈谈。你的委屈，墨林给我谈了，你去找章大律师，他会办好的，我已关照过了。”前后不过5 分钟，“典礼”完毕。章大律师开的“手续费”要5 万元，说一不二，他也只得如数交纳。果然不几天开庭，败诉改判为胜诉，对方不服上诉，也被驳回，而报纸记载，也一百八十度翻转过来，描绘他是一直受冤枉、被欺侮的受害者。他后来对人说：“气是出了，官司打赢了，钱可花了不少。原来黄某只想敲诈1 万元，这下连打点、送礼加上律师费，共花了我近10 万元。”而这位大律师则暗中向他说明：“这5 万元，要送杜先生3 万，给你在法院上下‘铺路’约花5000，应酬新闻记者5000。我实得的1 万元，还要分些给助手和写状子的。”
三是有些吃江湖饭的人，包括一些艺人、江湖医生等，拜老头子是为了跑码头时有个靠山，好比请了一尊门神，“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比如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拜黄金荣为师，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有个文武老生常春恒，在顾竹轩开设的天蟾舞台演出全部《汉光武复国走南阳》，卖座颇盛。顾竹轩对待被聘的演员一向不肯出大包银。常春恒以天蟾生意好，要求增加包银，顾不许。常乃提出辍演的要求，顾暗中指使其门徒将常打死，续聘周信芳在天蟾演出。后来周又因不愿受顾竹轩的剥削，期满不肯续演，顾对人扬言要置周于死地，旁人都为周的生命担忧。周信芳也知道顾蛮不讲理，只得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投拜黄金荣为师。黄接受周的请求，特地把顾竹轩召到黄公馆，对他说：“信芳现在是你自己兄弟，今后要照顾他。”顾竹轩虽然是有名的恶霸，但一来曾拜黄为师，二来其势力不如黄远甚，只得遵命。自此以后，才得相安无事。周深恐顾乘机暗算，急忙离开上海，到北方去游码头。三年后，始重返申地，先在黄金大戏院演出三天，使顾不敢侵犯。四是一些实业家加入帮会，为的是借重老头子的牌头，保护和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些实业家常常有钱无势，每每成为各种帮会恶势力敲诈的对象，如果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后台，那就只能成为别人砧板上的鱼肉了。1929 年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被绑受伤，不治身死，曾哄动了上海银行界。事情是这样的：朱成章与静安寺和尚订约，租借到静安寺电车站终点的一段地皮，准备建造市房出租，并已办定了一切法定手续。稍后，上海三大闻人之一的张啸林也要租这块地皮，静安寺和尚与朱成章当然不允。一天早晨，朱带自己的女儿和护士从寓所坐汽车外出。汽车刚出弄口，忽然有绑票匪向朱开枪，勒令停车。朱小腹上中了一枪，并被绑架而去。中国国货银行得知后，四处探得线索，用重金把朱赎回，送医院抢救，终以伤重不治而亡。此事一出，银行界人人自危，筹商应付的办法。结果，请出了青帮老头子张仁奎来“压邪”。实业界人士由此事接受教训，辗转托人拜在张氏门下的不在少数。大和轮船公司买办朱筱竹是经过开香堂、拉台子（请客）的礼节拜张仁奎为师的。他说：“像我这样吃水上饭的人，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没有张老太爷的牌头就玩不成了。”
第五种情况是大批流氓、把头等专吃“白相饭”的人，拜老头子是为了仗势称霸，仗势欺人，仗势干那些伤天害理的黑营生。这在帮会中人数最多，为害最大，是帮会黑势力的主体。仅拜在黄金荣门下的知名流氓头子就有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法租界粪大王马鸿魁、大包作头谢彬衡、好莱坞等赌场老板朱顺林、烟土贩子刘怡章、大世界总管闵采臣、流氓律师许福宝和金立人、徐家汇大流氓顾玉书、大世界经理水果荣生、日新池老板舒长泰、杭州大流氓王五权、星相把头孟禄久等。像杜月笙原本是十六铺一家水果店的学徒，生活穷困不堪，他得了个浑名，叫“水果月生”。只是巴结上黄金荣以后，才逐步发迹起来。此后，他又成了另一批流氓赖以发迹的靠山。如此陈陈相因，互相利用，遂使帮会组织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综上所述，无论是师收徒，或徒拜师，除少数被欺压者寻求保护者外，多数是把帮会作为实现其私利的工具。在旧中国那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帮会曾使许多流氓无赖一变而为大亨巨富乃至党国要人，使许多穷困潦倒、游手好闲之徒飞黄腾达，享不尽荣华富贵。这便是帮会组织急剧膨胀的社会根源。
应当提及的是还有一种情况，即某些大都市的工人参加帮会者甚众。如上海邮局职工参加帮会者约占职工总数的20％，全市职工人帮会的比例可能更大些。这种现象的出现，根源于我国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职工大众生活无着，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很多人以为帮会能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不懂得，参加帮会，会被反动分子和社会恶势力所利用。但这部分人参加帮会，跟前面几种人参加帮会，情况是有本质区别的。
义气——帮会之内聚力。
利，是帮会巩固和发展的真正基础。除此之外，帮会所以能在几百年间聚而不散，实因维系于一种强有力的传统观念——“义”。
青帮中流行这样两句话：“铁树不开花，安清不分家。”意思是凡同帮者即自家人，均须以“义”相待。除非铁树开花，同帮才会分家。这种观念，在红帮中也很牢固。红帮中人把入会视为“义结金兰”，有所谓烧“三把半香”之说，即“头把香，羊角哀、左伯桃结生死交；二把香，刘、关、张桃园结义；三把香，梁山宋江有仁义；半粑香，雄忠至死忠刘王。”在开香堂仪式中，要恭迎关帝圣驾。“拜把令”一首这样说：“今朝拜把结同心，关圣当前作证盟，谨守十条和十款，自然事事吉星临。”可见红帮的传统中，也是很重义气的。
在早期的帮会中，义气的主要内容是反映了下层群众的互助观。青帮原本是潜运水手们秘密结成的互助组织。按照青帮帮规，帮徒穷困，老头子须救济资助；老头子有难，各帮徒亦须救助供养；同帮弟兄，也必须互相救济，以义相投。这种情况，在青帮早期组织中确是存在的。如清代的一份官方文件曾这样记载：“以先入者为长辈，次入者为幼辈。已及五七辈。辈不知若干人，均以口号字第为凭，随地联络。所至不携分文，可得居处饮食。遇事群起应之，口号所通，趋救立至，不必素相识也。”青帮帮规甚至规定，假如帮中某甲将拆帮外人的梢，被拆梢者如是帮中某乙的同胞或亲戚好友，则乙仍不得护卫，否则就叫做“保牛子过关”，犯了家法。其理由为既然甲乙同在帮，就都是自家人。而拆梢的对象是“空子”，故视为“牛子”，理所当然地应供帮会之敲诈。所以，帮徒们若遇自己亲属被帮中人敲诈，应当站在同帮兄弟一边，或虚张声势以恫吓，或假充好人以解劝，直至达到目的，这样才叫做讲“义气”。
在洪门的义气观念中，也是首重互助精神的，洪门帮规就有“互信互助”一条。值得一提的是，洪门的互助观是与其平等观相联系的。有一条“通令”云：“任你在朝中官居极品，结盟后就不论富贵贫穷。”入洪门者不论职位高低，入会先后，一律以哥弟称呼。既为哥弟，虽属异姓，无殊同胞。兄弟有难，则必视如自己的事，全力以赴，不得袖手旁观。这种观念，突出地反映在洪门的“三十六誓”中。如第27 誓云：“入洪门之后，洪家兄弟，凡二京十三省过州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到尔家中，须当以礼相接。如有不法之人，不认兄弟者，一月内，死在七孔流血而亡（查出打七十二棍）。”第36 誓云：“入洪门后，洪家兄弟闯出事来，有官差来捉拿，须当打救兄弟出关，不得阻挡。如有不法之人，不肯救兄弟出关，以及阻挡者，五雷打死，拖尸而亡（查出打一百○八棍）。”第25 誓云：“入洪门之后，洪家兄弟若有被外人富强大族欺负，务要通知众兄弟，出力报仇。如有不法之人，见兄弟被人欺负，不肯出力相救者，死在妇人之手而亡（查出打十八棍）。”从这些誓言中体现的互助观和平等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层被压迫群众的愿望与要求。
但是，这种“义气”所维护的，仅仅是帮会团体内部狭隘利益，而对于帮会外部的同样是受压迫的群众，则一点也不讲“义气”，甚至于出种种为害群众、扰乱社会的坏事来，诸如群殴斗狠，或盗或窃，杀人越货，以及在生活上任意花销、吸毒聚赌等等。对人对早期清帮这样记载：“安徽道友多脚夫、船户、肩贩、手艺及游民、游勇者流，借烟馆、赌场、茶坊、小押为巢穴，行动为非，声气甚广。”正因为如此，许多本来是纯朴的劳动者入帮之后，就渐渐沾染了流氓无产者的恶习。他们既在帮会义气的维系下抱成团伙，又在这些恶习的支配下逞凶肆虐，直至完全堕落成为反动派所利用的流氓集团，充分暴露了帮会义气的反社会性质。
民国期间，随着帮会组织民族斗争目标的丧失以及整个帮会的逐渐变质，原在帮会内部实行的互助精神逐渐削弱，而为帮会头目之间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所代替。当时苏北有个红帮组织叫春保山，山主叫保三，表面上义气不离嘴，但见到哪位兄弟强过他，必设计谋杀而后已，因此而致死者不在少数。他下面有个头领叫王得标察知他的祸心，悟到“此人不可与共安乐，只可与共患难！”便暗约心腹弟兄若干人不辞而别，到葵花岗另立山头。保三怀恨在心，便重贿一名心腹李某前去刺杀王得标，并答应事成之后再赏千金。李某效《三国演义》黄盖的苦肉计，割断一根臂筋，包好伤痕，带一心腹直奔葵花岗见王得标说：“我跟保三共患难五六年，今为一点小事就割断我的臂筋，忍无可忍，特来投奔山主，万望收容。”王得标不知有诈，待李如同上宾，朝夕相聚，深为投合。一天早晨，岗中适有事等王得标处理。谁知日上三竿，王犹未起。推门一看，只见一把白刃刺入王的咽喉，早已气绝身亡。遍查同门，仅缺李某，方知他是保三派遣而来，但已追之不及了。那李某行刺得手之后，兴高采烈地连夜返报保三，领取酬劳。保三如约付予千金，且把他大大夸奖了一番，又派他到邻县办事，一面却于暗中另遣一心腹于要路等候。当李某经过时，一声枪响，李应声倒于血泊之中，保三杀人灭口之计又得逞了。当时各地的帮会在“义气”的漂亮幌子下，演出了多少互相残杀的闹剧！
当然，有些帮会头目曾获得“讲义气”、“够朋友”的美名，上海的杜月笙便是其中之一，有人甚至把他捧为“当代春申君”和“小孟尝”。那么，杜的所谓“讲义气”是怎么回事呢？
杜的一个特点是肯花钱结交人。但是这种结交有个前提条件：日后能从这人身上找回本钱并有很大赚头。倘符合这个条件，他总是能很快答应别人的请求。暂时赔点钱，他也肯干。他对人帮助有其特有的一套手腕：自己往往不出面。如送人一笔钱，或帮人解决一个困难，做了以后，不承认是自己做的。而代他出面的人，往往把他帮助人而不肯出面的内情告诉对方。这样一来，受他帮助的人更加感激，到处宣扬他的“义气”。他这些手段，不仅使许多流氓能为他死心塌地去卖命，也使一批失意的官僚、政客和文人为他充当谋士，替他捧场，这样就可以掩护他放开手脚经营种种“特种事业”了。这正是：花钱买义，以义生财，实乃一本万利的生意经。用杜月笙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
杜月笙还一向以不挡人财路而为江湖弟兄所称道，凡是在上海发生了绑票勒索等案，有人托他去帮忙解决时，他明知是那一路人干的，只要他出面便可平安无事，但他却碍于“义气”从来不答应做这种事。而对于帮助同帮兄弟发横财有时却非常之“够朋友”。1946 年，国民党在上海拍卖接收的敌伪物资，可以整个仓库卖出，只要找到门路，顶到一个仓库，即能发横财。杜的一个朋友找杜商量，杜果然为之谋画，且亲自出面说情，终于顶到一个仓库，使他的朋友一次赚黄金3000 多两。从这里可以看到，杜的所谓“义气”，乃是他勾结各种黑势力的手段。
1927 年4 月11 日夜，杜月笙跟黄金荣、张啸林等，在“刘、关、张桃园结义”图前祭告天地，喝酒结义。次日晨，他们便指挥青红帮的徒子徒孙们攻打上海工人纠察队各据点，为蒋介石的“全面清共”建立了殊勋。这里的“义”，完全是帮会头子为屠杀共产党人所结成的反革命之“义”了。家法——帮会之强制力。
帮会的巩固和发展，不但在思想上依赖于“义”的维系，而且在组织上依赖于“法”的强制。如果说义气是帮会的内聚力，那么，家法则是帮会之强制力。二者都是帮会封建性的典型的表现。
青帮有着极严格的家法制度。相传翁、钱、潘三人领导时期，虽有家法刑杖，很少使用。其后，潘清得意门徒石士贤肇事潜逃，乃订家法十条，并以香板为刑杖。清乾隆帝南巡时，在金山寺皈依佛门后，化装到杭州，看了青帮家庙及粮帮公所，认为管理有方，传谕嘉奖，并钦赐盘龙棍一条，上书“违犯帮规，打死无罪”八字，以为帮中镇山法宝，供奉佛堂香案。
青帮施用家法时，还有一套仪式。先由犯规弟子的本师，会同传道师和引见师，并传到本门弟子若干人，开设香堂，如同收徒时的开香堂一般。将“家法”（或板或棍）供于香案上。接着是上香、上烛、请祖、参祖一套仪式，完毕之后，便传犯规弟于前来，命跪于香案之前，询问事由。待到把犯规情节问清楚了，本师即请执法师、护法师等，议处应得的罪名。再问犯规者是否心服口服？犯规者承认之后，就请家法，由执法师向家法行三跪九拜之礼，将家法棍顶在头上，口念诵词云：“家法森严鬼神惊，乾隆钦赐棍一根，汝既犯规当责打，下次再犯火烧身。”念毕，即派人执刑。执刑人进前参拜，跪接家法，顶在头上，立起站于左上首。又命犯规者跪听宣布罪状，完毕即命爬在地毯之上，双腿交叉靠紧，由四人分别揿住上下身。执刑人即对犯规者说：“我与你一无仇，二无怨。今天你犯了祖师爷的帮规，我奉执法师的命令，责打你几十龙盘棍。一要你心服，二要你情愿。”犯规者须答：“心服情愿。”执刑人再念诵词道：“法师堂上把令行，手执家法不容情，谁人如把帮规犯，不论老少照样行。”念毕，即举棍责打。打完，又诵词：“祖传帮规十大条，越理反教法不饶，今天香堂遭警戒，若再犯法上铁锚。”念毕，将家法送交执法师，置于原处。犯规者爬起叩头谢罪。由两名帮徒扶至堂下。执法至此完毕。
青帮的十条家法，包括对违犯帮规者、忤逆双亲者、不遵师训者、不敬长上者、侵占帮中财物者、殴打帮中老少者、不务正业者、奸盗邪淫者等的处治办法，表面看来，也似乎是惩恶扬善，实际上却是帮会中的“把头”们欺压、凌虐帮徒的工具。他们的“香堂”就是私立的“公堂”，“家法”就是私刑，老头子们可以随意动用。清代的一篇《刑部咨文》里，曾记录这样一件事：嘉庆帮的一个刘把式指使他的徒侄赵玉，借口一件小事对一名水手严会生动用私刑，把他的左耳割掉。《咨文》对此评论道：各帮水手结党后，“一切任其‘教主’指使，捆缚烧炙，截耳割筋，毫无忌惮，为害殊甚”。这种风气一直保留到民国时期。例如抗战胜利后，天津一个号称“四霸天”的青帮头子王家保兄弟四人，曾因工人抗议其剥削沉重一事，而将六名工人“手足捆绑，倒悬马棚，鞭棍交加，神魂数绝。经工人亲属再三跪求，何二说项，立誓悔改，始释绑饶命”。于此可见青帮把头凶恶嘴脸之一斑。至于帮徒因触犯帮规或得罪了老头子因而被暗中处死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红帮的家法制度比青帮更为完备，也更为严酷。其规则有二十一则、十禁、十刑、十八律书、十条、十款和议戒十条等等。兹举十条为例，可见其纪律之大概。十条的内容是：一、尽忠报国；二、孝顺父母；三、长幼有序；四、和睦乡邻；五、为人正道；六、讲仁讲义；七、叔嫂相敬；八、兄仁弟义；九、遵守香规；十、互信互助。按照各种帮规，凡违反者，处罚甚严。依据犯规情节轻重，分为“五刑”；极刑，凌迟或刀杀；重刑，挖坑活埋，或沉水溺毙；轻刑，三刀六眼，或四十红棍；降刑，降级或挂铁牌；黜刑，抓去光棍，或降入生堂，永不复用。
红帮的这些家法可不是虚设的，执行起来至为酷烈。江苏红帮组织春保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个小头目率领20 余名帮徒到海滨贩盐，行至半途，遭到10 余只缉私船围攻。这个小头目率死党10 余人力战得脱，而舟盐及银两均被夺无遗。他们深知返山报告势必获罪，便结成一个小团体流落江湖，专在长江轮船上做些鼠窃狗偷的营生，帮中黑话谓之“跑底子”。一日，忽与帮中派出的一名探子遇见，这个探子立即返山密报山主。等到轮船靠码头时，立时围而捕之，无一获免，解至春保山中。专司赏罚的老五问道：“帮规第三条你们忘了吗？”犯规者同声战栗而答道：“不敢忘，临阵逃脱者斩。”又问：“第六条你们忘记了吗？”又同声叩头答道：“不敢忘，吞没水头者斩。”那者五拈须冷笑道：“好一个不敢忘！你们临阵脱逃，擅跑底子，一次也没有回山禀报，是何原故？”那几个犯规者犹欲申辩，老五突然对两旁的值日兄弟道：“去，放了他们，快放了他们！”出言未毕，即有专门负责“放人”者捉之而去，不问情由，头颅已滚滚而下，10 余人无或幸免。复将各尸体分成数段，以芦席卷成一束，抛于江中。并立时布告全帮，以警其余。原来，红帮所谓“放人”，并非把人释放，乃杀人之谓也。
红帮还有一条帮规，即不许外人冒充。帮内流行这样两句话：“冒充进红，一刀两洞。”汉口就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一个乡下人到汉口，在法租界燕子窠吸鸦片，他放烟枪的位置，插烟签的位置，放茶壶的地方，拿茶杯的手法，吸香烟的姿势，斟茶的派头，俨然是大哥身份，小么（小兄弟）看见了，报告大哥，说是什么山头的大哥到这里来了。当时，红帮头目、湖北饭店经理王静哉听了禀报，就去招待他，同他辩道（盘问底细），但此人所答非所问。就问他为什么胆敢冒充红帮大哥，他说没有；问他为什么胆敢扯红帮大哥的旗号，他说没有。一切一切，都是巧合，他根本不知道帮里的规矩、手法、姿势、位置等。几个红帮头目经过研究，还认为他是有意冒充，犯了帮规。乡下人叩头求饶，结果，死罪虽免，还是割了一只耳朵。红帮本是反清秘密组织。严格的家法制度是为了严防奸细的需要。后来，反清斗争结束，家法制度就完全失去了原先的意义，纯粹成为帮会头子控制、凌虐其会徒的工具了。
帮会经营的特种事业。
民国时期的帮会，在各种大小头目的控制下，聚众结伙，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他们一不做工，二不务农，三不从事正当的经商活动，却常常日进斗金，挥金如土，有一批头目成了百万巨富，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
那么，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的生财之道，便是经营各种不法的“特种事业”，主要有：烟毒保险、贩卖人口、占地为霸、庇护私商、包揽事件、绑架勒索、开码头、包做人等等，这里一一加以揭露，以见“黑社会”之“黑”，“恶势力”之“恶”。
烟毒“保险”。
民国时期的鸦片，流毒全国。而上海又是当时全国贩运鸦片的主要集散地之一。一大批青红帮头目及其控制下的流氓组织，靠运销从国外和西南、西北、东北各地军阀贩运到上海来的鸦片和其他毒品，而大发横财。其中获利最大的要数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合开的上海垄断性大土行——三鑫公司。
谈到三鑫公司的由来，得从上海的“水老虫”说起。
旧上海贩卖鸦片的生意，原以广东潮州帮为主，靠贩卖鸦片起家的大商号有郑洽记、郭源茂、同昌等。那时码头上的流氓众多，其中有一批叫“水老虫”，为首的叫范高头。这批流氓专靠在水中偷盗为生，每当英国轮船装运成千上万箱鸦片驶进上海港口时，因为黄浦江水浅，轮船无法靠近码头，必须用小划子从轮船上将货物驳运，当轮船上一箱箱鸦片装进小划子向码头行驶时，常常会发生翻船事件，使鸦片沉入江底，这就是“水老虫”作怪。他们把小划子弄翻，然后又将沉在水中的鸦片箱捞起，用小划子偷走，有时运到码头上的鸦片也会被窃。
杜月笙做鸦片生意的早期就曾干过这种勾当。他不仅运销毒品，还派他的手下去查夺别人的“私土”。1923 年的《时报》，就登载过这样一段新闻：“有土贩由汉口夹带川土一万余两，分装两个大皮箱，及其他行李一件，附搭日清公司（日商）岳阳丸轮船来沪，停泊浦东张家浜码头。当由该处湖北人雷鸿见担任保价运送。不料事被当地土匪帮杜某等得悉，向雷争夺保险未遂，突于是夜4 时许，纠集党徒10 余人，各执斧棍，乘坐划船，在浦江守候。雷等未及预防，冒然登轮提土，再经运上划船，即被杜某等拦住，所有私土，悉遭劫夺无遗。雷以势力不敌，又无力赔偿，不得已于昨日向警厅告发，当经侦缉队长派队士吴荣福等渡浦，按名拘拿，若辈已杳然无踪迹，仅获划船夫一名带厅押候审讯。”同年，《时报》还刊载，杜的徒弟曾持械至大通路李家，劫去价值2.4 万元的烟土数箱，装汽车而逃。
这些盗窃勾当使郑洽记等黑货商号大伤脑筋，租界捕房虽然指派巡捕白天黑夜巡逻看守，但无济于事，甚至连巡捕也常告失踪，第二天发现尸体浮在黄浦江面。
后来，法租界捕房的头头法国人沙利，指定黄金荣设法破案，实际上这些事都是他的狐群狗党、徒子徒孙干的，黄金荣只能拖延敷衍。但终非久计，于是和杜月笙、张啸林、范回春等商量，决定组织一个公司，像保险公司那样收保险费。做鸦片生意的商号将烟土向公司保险后，由公司发给盖有印戳的保险凭证，如被盗窃即由公司赔偿。所定保险费为鸦片价值的10％，每箱鸦片价值数千元就得付数百元的保险费。这样一来，这个公司就成了总揽租界里鸦片运销的总公司，而潮州帮的十大烟商，以及非潮州帮的十家大土行，实际上成了它的“子公司”。这个总公司便是臭名昭著的“三鑫公司”。三鑫者，取义于“三大闻人”合资而“日进斗金”也。当时《民国日报》曾译载英文报纸的一段消息报道了这一事件：“据可靠消息，沪上潮州帮土商，乘工潮澎湃（即“五卅”惨案激起的罢工浪潮）之际，已联合约二十家，组织一大公司，专贩烟土，资本银二百七十万元，设总机关于某租界，其运土等事，由警察及海陆军保护，每箱烟纳贿甚巨云。”
报道中说“由警察保护”，确系事实。当时黄金荣打着三鑫公司的旗号，安排捕房派几百名安南巡捕，开出警备车，声势浩大地到处巡逻，公开到码头上保护和押运鸦片进入库房。这几百名安南巡捕的费用，由黄金荣从保险费中开支。开始时，法租界捕房名义上派出500 名安南巡捕去保护码头，每月开支数万元，实际上由于法捕房头头沙利等都吃空额，并不足500 人数。后来鸦片运进越多，法捕房头头也水涨船高，吃空额由500 到一两千，每月开支从数万元增加到一二十万元。但这并没有使黄金荣等为难，因为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三鑫公司收取的保险费出在贩卖鸦片的那20 来家大土行身上，而鸦片商人付出的保险费就出在吸鸦片的人身上。三鑫公司每年的收入，总在数千万元之巨，按大三股、中六股、小八股分赃。大三股就是杜、黄、张，中六股是他们的六个合伙者，小八股是杜、黄的几个大徒弟。除此之外，当然要分一大部分给法租界的外国官员，分一部分给上海的官员们。另外，还要分给他们的徒子徒孙以及在帮的新闻记者一杯羹。
三鑫公司除了收取巨额保险费外，还用其他方法对鸦片商人进行敲诈。
公司总经理杜月笙每逢一年三节，照例要把潮州帮的十家老板找来，开口要一笔钱。那些大烟商就互相商量了凑够给他送去。谁也不敢讨价还价，更不敢说半个不字。他要的这个数，也是经过调查研究的，既要得多，又让这些人拿得出，还给他们留下相当厚利。杜月笙也懂得，对大烟商们不能杀鸡取卵。
尽管三鑫公司索价甚巨，鸦片商人还是视之为保护伞。当时，三鑫公司收取保险费不但由公司盖上条戳，而且有法租界捕房开出的收条，并加盖戳记。这样一来，鸦片买卖就由秘密转向公开化、合法化了。大土行有大批货物到埠，可以放心派车公开去运。这些车辆，租界的巡捕都是熟悉的，不但不会拦阻检查，还加以保护。这样果然避免了鸦片失窃事件，收到了保险的效果，而烟毒也就迅速传播开来。上海鸦片烟馆一度遍地林立，在法租界地区的每条里弄，差不多都有售吸所（俗称“燕子窝”）。于是，该公司又乘机巧立名目，收取烟枪捐，每支烟枪收取执照费每月几角钱，后来涨至几块钱。那时一个烟馆至少有十几支烟枪，大的烟馆有几十支，仅法租界内就有烟馆一两万家，每月收入就有几十万元。各处烟馆大都少报烟枪数，而三鑫公司则用几百名检查员，专门到各烟馆检查烟枪执照，实点烟枪数目，发现少报隐瞒，轻则罚款，重则吊销执照，停止营业。
迷信诈财。
在各地帮会的形形色色的“特种事业”中，利用迷信手段诈取钱财，可谓历史最久的“传统经营”。民国时期，南方的“江相派”集团，北方的“一贯道”，都是为害尤烈者。
“江相派”是旧时广州语系地区内的一个以迷信诈财为职业的秘密集团。这个集团自号为“江相”，意为江湖上的宰相。其成份非常复杂，既有相命先生、神棍、庙祝、道士、僧尼，也有江湖贩药者、骗子、流氓、小偷等。这个集团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洪门会的会员，构成集团核心的头子，即所谓“师爸”、“大师爸”等，都是洪门会的所谓“大学士”、“状元”、“进士”等等。所以，“江相派”的迷信诈财活动，实际上也就成了洪门的一种“营业”了。这个集团在旧中国存在200 多年之久，而且代代的大师爸们都是有“法”有“术”的大相士、大神棍，他们凭借师门传下的“法”和“术”，更运用帮会组织的力量，不断舞神弄鬼，制造“奇迹”，以欺骗和愚弄群众，诈取钱财。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情：广州市东水关濠畔从前有座仙童庙，祀奉的是和、合二仙童，相传是南极仙翁的两个徒弟。由于年深日久，早已破落不堪，很少有人来参神了。忽然有一天上午，有一队抬着粉亭、供奉香烛和三牲的仪仗队，鸣金奏乐的走来，仪仗队后边，还有一大群手捧戒香、口诵经文的信男信女。这伙人到达仙童庙前，就停了下来，引得当地的住民都跑出来看热闹。那仪仗队为首的一人向群众宣传道：“我姓冯，是个神功会的案首。前10 多天的晚上，我忽然梦见有两个仙童打扮的孩子，一个穿红，一个穿绿，都头梳双丫角髻，吩咐我说：某月某日午时是我们升天的日子，你可到东水关仙童庙前来迎接，不得有误。我初时还半信半疑，把这个梦对道友们说了，不料有两个道友做了同样的梦，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前来迎接仙童。”
这个人说犹未了，便跟着来了第二、第三、第四队，都说是来迎接仙童，侍候他们升天的。而且他们之间，又说是互不相识，其中有一队人，还自称是来自南海县的。这一来，就传播开去了，弄得东关一带的信男信女，都纷纷携香备烛前来迎接仙童。是日正午时分，当人们等得焦急的时候，“奇迹”出现了。那是旧历初七、八时分，正是水退的时候，突然在东关濠水面上，不知从何处漂来两具童尸，年纪都在十一二岁左右，一具身着大红色缎衣，束带、黄绸裤，一具着深绿色缎衣，束带，白绸裤，都头梳双丫角髻，脚踏新麻鞋，打扮活像画里所绘的和、合二仙一般。最奇怪的，就是这两具童尸，不是顺流漂下，而是双双并在一起，不先不后，不快不慢，齐齐逆着水流，向着仙童庙这边浮过来。就在此时，神功道友中有人喊：“仙童来了！逆水浮尸，仙家才是这样呵！”
于是，姓冯的道首立即命人鸣鼓奏乐，焚香放炮来迎接仙童，跟着又叫几个熟水性的道友跳下濠去，把这两具童尸捞起来，立即焚化，着匠工把“仙体”的骨灰掺入陶土里，重新塑造两具仙童神像；一边又发起募捐，重修仙童庙，冯姓和几个道友自当庙祝。这样一来，“仙童升天”的神话不胫而走，两三天内就传遍广州及其附近的乡村。许多愚夫愚妇争着前来膜拜，有时一天多达五六千人。单是香油钱的收入，每天也有三、两百两银子，而神签费、卖香烛的收入也相当可观。不到两个月，那几个庙祝就已各捞了一大笔。同时，重修仙童庙的捐款也募集到了。不久，就修建成一座宽阔壮观的新庙。许多知名人士、富商巨贾都送来匾额、楹联祝贺，更增加了庙宇的声价，这新庙又出现了几宗“奇迹”，成了庙祝们诈钱的工具。不仅那些迷信的人们齐声称颂仙童的灵验，还有些好事的文人把此事写进自己的著述中。
那么，所谓“仙童显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说穿了一文不值。原来，那个冯道首乃是江相派的“大师爸”之一。他们在外地收买了两个10 岁左右的小乞儿，养了几个月，在“升天”前两天带到广州来打扮好了，活活淹死在水里，用铁锚和绳子把尸首系着，沉在仙童庙下游不远的地方，上面盖着一只大船，另叫助手在上游停泊两只小艇，从艇头放下两很蔑缆，末端系以重物，不使浮出。宣传仙童升天那日，大船上的人拉开锚绳，浮起尸身，小艇上的人暗将蔑缆绞入一拉，尸身便逆流而上了。轰动一时的“奇迹”，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江相派”用迷信诈财之“事业”，于此可见一斑。
北方的“一贯道”诈财手法，与“江相派”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基本手段有两种：一是“仙佛降笔”，又名“扶乩”、“扶鸾”。就是借口“仙佛”附在“乩手”的身上，借“乩手”的手所写的训示。“乩乎”又名“三才”，即“天才”、“地才”、“人才”。“三才”要经过长期的严格训练和秘密演习，以掌握那套骗人手法，认为合格后，就当众举行“扶乩”。“扶乩”前，由点传师告诉“天才”开坛的目的，“天才”根据其意图，事前编好辞句，届时在沙盘上写出，是为“坛训”或“神训”，道徒应绝对服从，骗财的目的就可以借助“神训”而实现。
另一种手段叫“仙佛借窍”。所谓“借窍”，就是伪装仙佛附在“天才”身上，用“天才”的嘴说话，用“天才”的手打入或表演魔术。表演“借窍”的时候，“天才”突然伪装倒地，昏迷不醒，数分钟后，从地上爬起来，根据仙佛身份的不同，表演不同的角色。如果张飞临坛，就气势汹汹，举止粗暴；观音临坛，就一副慈祥面容；济公临坛，就变成疯颠模样。手拿木棍或藤条，训戒道徒，或斥责，或表扬，或考问道徒如何行动、立愿、渡人、办道等等。凡遇“借窍”的时候，道徒十分紧张，稍有随便或对答不上，就要挨“天才”毒打。在北京的精化坛和道化坛举办的仙佛班中，假“借窍”手段用藤条打死的道徒，仅知的就有5 人。道徒们为免遭毒打，表示诚意，纷纷捐献财物或立愿办道，这样道会头子诈取财物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贩卖人口。
贩卖人口，在旧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江湖黑话，称专贩男孩，叫“搬石头”；专贩女孩，叫“摘桑叶”；贩卖妇女，叫“开石头条子”；贩卖华工出洋，叫“贩猪仔”。民国时期，帮会流氓大批加入这项“特种事业”，遂使贩卖人口的活动达到空前猖獗的程度。
在上海，专贩男孩的后台是虹口捕房刑事股探长尚武，此人身在青红两帮，与虹口吴淤路广东潮州帮三合会的一部分人勾结，贩卖人口。当时广东的一些富商大贾包括华侨，除自己养的儿子外，还领养一些男孩，给予读书教育，将来看哪一个聪明能干，就把事业的大权给他继承，故绝大多数男孩均被贩往广东。尚武在解放后被处以极刑。专贩女孩的后台是尤阿根，当过旧上海公共租界的老闸捕房刑事股探长，也身在青红两帮。他将在上海拐到的女孩，大部分卖到北方地区，也有一部分卖给福州路的一些妓院。尤阿根本是公共租界的一个小流氓，由于贩运人口获得巨利，进入捕房当巡捕，后来又攫升为总探长。法租界方面还有一个贩卖女孩的总头目，即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任文桢，此人是杜月笙的学生，收门徒1000 多人，他的后台则是法国巴黎警察局便衣警探出身、当时任法捕房刑事科长的苍郎打。这些被贩卖的女子大都是苏北籍。具体进行这项勾当的流氓头目是顾竹轩的徒弟王兴高等。他们把拐到的女孩大部卖给上海的一些妓院，其中有不少人被卖给专门接待外国水兵的下等妓院，充当“咸水妹”。
还有一些帮会头子专门从事“贩猪仔”的勾当。他们与华侨中的极少数贩类相勾结，与外国在华招收华工的一些专门机构合谋，宣称如愿到外国做工者，每月可得工资若干，安家费若干，临行时又可预支薪金若干。工作限期满后，尚有若干个月工资作为酬劳，以充回国之盘川云云，吹得天花乱坠。不少人信以为真，纷纷报名应募。岂知临时各人净得者仅仅百元。但因各人先期领得的定洋早已用光，这时虽想不去，已不可能，只得立下契约：“某某家贫，得雇主预付资助金若干，自愿订立条约，执行佣工义务若干年”，云云。“猪仔”签“十”字，押手印，从此便沦入不能解脱之苦难，而从事贩运猪仔勾当的帮会头目则获巨资。例如广东汕头帮流氓，通过三合会曾于1930 年至1936 年间，贩运5 万多男女青年至南美巴拉圭、乌拉圭两国开垦原始荒地，一切费用由该两国政府负担，对汕头流氓每诱出一个劳动力，则付给100 美元的报酬，这伙流氓累计共得美金500 万！
此外，还有一种变相贩卖人口去国外者，称“国际护照贩”。当时，旧中国在反动派统治下，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浙江温州、青田一带，有不少青年农民男的擅长石刻，女的缠足，他们被用“贩黄鱼”的方法，通过澳门葡籍流氓，诱骗到葡萄牙，再转往法国。男的被迫干石刻劳动，女的被带到马赛等地表演“扭跳小脚舞”。所谓“贩黄鱼”，因中国人属黄种，在运葡途中，万一死在船上，即被扔入大海，如扔死鱼一般，因此贩卖中国人被称为“贩黄鱼”。
当时，干这种勾当有个极为神通广大者叫陈鹤鸣，此人是温州人，杜月笙的门徒。他勾结青田县政府、上海南市警察总局护照股及法、意两国邮船公司买办，并在国外勾结葡、法两国贩卖人口的流氓，和旧中国派驻这两国公使馆中的败类，诱骗中国青年出国，从中渔利。其方式是，凡被骗者，每人发旧西服一套，但要付给陈鹤鸣旅费法币450—500 元（当时值黄金数两），由陈统购船票。实际上，陈并不购买船票，而是勾通船上人员，把人藏在货舱里，每次每船最多20 多人。船抵马赛港，由法国流氓接待，可定居3 个月。男的由当地流氓介绍，用青田石代人刻印章或人像，每枚可赚5—25 法郎不等。3 个月中，除一切简单生活开支外，每人平均可余5000 法郎。女的扭跳小脚舞，3 个月约可余8000 至1 万法郎。3 个月期满回葡都里斯本，每人向中国使馆交纳1500 法郎，称“树上开花”。这样来去循环不已，轮番前往法国，陈鹤鸣从中赚得巨利，而当时中国政府驻葡使馆人员，因政府经常欠付使馆经费，故亦赖此维持生计。
这种变相贩运人口的活动造成很大危害。有些青年农民因为贪图出国谋生，交不出旅费，被迫出卖房地产，甚至把妻子“出租”；女的要接受黄色动作的训练，被迫兼卖中国古装春宫照片。再者，因上船后不买票，被迫藏于煤堆中。如遇法国海关人员搜查货船时间过长，常有窒息致死者，尸体即抛入海中。当时，日本新闻记者专摄中国小脚妇女跳舞照片，刊于日本报刊以污辱中国。那时史量才先生主办的《申报》曾对此事进行揭发，引起法国当局注意，上海法租界捕房政治部奉令彻查，在南市将陈鹤鸣逮捕，后判刑5 年，上海整个有关组织也彻底破获。从1936 年起，这种有辱国格之事才告终止。
占码头。
帮会经营之不法事业，虽然名目繁多，大而分之，则不外乎两大类：流动派和固定派。走私贩运、兜跑底子、开放码头等，皆为流动派；占据码头、划地为霸等，是为固定派。
长江中下游各省，大至都市，小至乡镇，凡市面稍稍繁盛一点的，大多为帮会势力所及。他们分疆划界，各不相犯，每一码头必有一帮会头目为首。凡此势力区域内种种不法营业，莫不为他们所包揽，从而坐享厚利，此为“占码头”。这些占码头的帮会头目就成了各种流氓恶霸。例如，当时的上海就有这样一些“霸”：赌场霸。20 年代中期，黄金荣、杜月笙等，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在法租界公开设立一种“俱乐部”，实为变相赌场。那时最著名的俱乐部有福熙路180号、同半路181 号等。都派有专人携带手枪担任保护。赌场内，中西赌具一应俱全，赌面相当大，一次输赢都是几百到上万元。赌场除了靠赢钱外，还用见十抽一的方法来抽头。杜月笙每月从一个赌场就可以拿到三四万元。码头霸。上海开辟租界后，沿黄浦江建立了许多外轮、沿海及内河轮船装卸货物的码头，码头上雇佣了许多“码头小工”搬运货物。这些码头多由外商经营，他们为了便于管理，指派一些人做包工头。包工头本身都是流氓，多以洪帮为主，他们即码头霸主。每件货物从船上搬至码头，或进仓库，轻者200 斤，重则600 斤，每件运费霸头抽取60％，而卖苦力的搬运工只得40％，实际上还要支付种种开销，逢年过节，或把头婚丧喜庆，都要工人分摊送礼。这些码头霸同属帮会，互通声气，某个码头工人只要一个码头霸主不用他，则其他码头也难进门。一个码头，忙时雇一两百人，把头的收入就相当可观。他们又雇用小工头，对工人严加监督，层层剥削。解放前，最大的码头霸主有：沈关生，杜月笙的同门兄弟，又身在洪帮；李茂龄，顾竹轩的徒弟；张春宝，苏州河内河码头霸主。他们都以码头恶霸起家，大发其财，在上海置有大批房地产。
粪霸。旧上海有卫生设备的房屋比较少，多数家庭均用马桶，不论雨雪阴晴，专门有人拉粪车到里弄挨户代倒马桶，每月收费两角。粪车装满后，拉到粪码头，把一车粪加水分成两车，出售给农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有粪霸即包粪头，向租界当局承包，付规定的承包金。法租界历年的粪包头是黄金荣的姘妇叫阿贵姐，共有粪车400 辆，付给粪车夫每人每月拉车费8 元，另给法捕房与卫生处有关人员小费6000 元外，每月可净赚1 万到1.2 万元左右。除了每晨派一人在码头登记出售给农民的粪车数外，不参加任何劳动，坐收其利。
扒窃霸。这是一种专事扒窃的秘密组织，有500 多人，分细窃与粗窃两种。细窃是特等扒手，七岁起即开始训练，超级能手称“小山爷”。该组织内的纪律很严，加入后不能退出，违者即遭杀害。这个扒窃组织还与租界捕房相勾结。1934 年春，公共租界捕房在一家居民中搜出一张名单，发现公共租界捕房有65 人，法租界捕房有17 人，都与扒窃犯有牵连，每人每月领取非法津贴，以上82 人后全被开革。
此外，还有渔市霸、菜场霸、走私霸、黄包车霸等各种霸头。以上各霸都是以业为霸，一业一霸，姑名之曰“专业霸”。还有一种是以地为霸，一地一霸，姑名之曰“地方霸”。某地若被某帮中头目霸占之后，即独揽其中一切不正当营业之经济收入，一码头不得有二人同占，严然有“国无二主”之概。因此，与占码头相伴随的，是互相残杀的争码头的惨剧。
上海浦东地区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红帮头目丁某与孙某因占码头之事暗中争斗。两人表面互相谦让，不露痕迹，而内里各怀你死我活之决心。因此，双方平时出入都要带上五六个或10 来个亲信随行保护，互相戒备。一日，丁某忽邀孙某至某处赴宴，孙明知对方不怀好意，但又不肯示弱，遂带上吃斗兄弟20 余人，各各暗藏武器，应邀赴会。丁某亲自出迎，请孙上坐。酒至半酣，忽有五六十人突然闯入，各举武器。孙某知道不妙，飞起一足踢翻桌椅，同来兄弟也各出武器准备迎敌。这时，丁某说道：“孙大哥今日屈驾光临，已为瓮中之鳖。但因我众你寡，杀掉你不为本事。我今要向大哥告借一物，如蒙允许，我当送大哥出险。”孙某道：“好，请说吧。”丁某道：“欲向老哥借用枣子一双（红帮称眼珠叫“枣子”），请老哥自己取下为妙，免得弟兄们动手。”孙某应道：“兄弟从命，但恳请丁大哥，能否给我暂留一只呢？”丁某也答应了。说罢，孙某立即举刀自取右眼一珠，掷于桌上，但已痛极而晕倒。他带来的弟兄在旁只好相顾无言。丁某道：“好，另一只眼暂借与你，去罢。”言毕，率领徒众一哄而散。孙某醒来后，同行弟兄同声问道：“老大何不让我们与他拚个你死我活？”孙某答道：“你们懂得什么！今天我牺牲的，只是一只眼珠罢了。如果与他们打起来，他人多，我人少，他为主，我为客，我们20 余人，恐怕一个也不能活着出去。何不暂留一目，以待后用？”自此之后，丁某即于该码头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以为孙某从此再不能与他相争了。然而事有不测。起初，孙某果然退避三舍，而实际上却在暗中积蓄势力。半年之后的一天午夜，丁某突然与孙某的徒众遇于途中，而被活捉捆绑，带到船上，扬帆启航至一村庄。那少掉一只眼睛的孙某开言道：“大哥到这里来做什么哉？难道半年前一目之赠尚未使你满意，还要来第二次‘借枣’吗？”丁某道：“不要废话了，既已至此，一切唯命是从，即使要我再加一枣，还你双倍利息，也无不可。”孙某道：“好来！”两旁即有武装少年数人，拔刀而出，猛地向丁某肩膀两腿等处连戳数十下，一时尚不致死。丁某受此巨创，刀孔密若蜂窝，但咬牙忍受，不作半句求饶的话。但已血流满地，呼吸如丝，半晌方醒。孙某问道：“我今天放你回去，你还想报仇吗？”丁某道：“如得生还，誓必报仇，还请你杀我为是！”孙某张开他的一只眼微笑道：“誓必报仇，好呵！我今天本想杀了你，但因你尚要报仇，故不杀你，倒要看看你日后复仇的手段，你快去吧！”丁某回家后，请名医治疗，三月后痊愈。而独眼龙孙某虽当时自充好汉，放丁回家，实口硬心虚。后来听说丁果然未死，怕他来报复。便在风头最紧之时，每夜迁移住宿的地方。如此冤冤相报，闹得沸沸扬扬。后来此事为上海流氓头子范高头所知，便出面约定日期，为双方讲和，帮中人名曰“叫开”。叫开之后，双方订立攻守盟约，分领浦东一带各码头，互相策应。至此，孙、丁二人争码头一案才算了结。
浦东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争码头案：该地有两个著名的洪帮恶棍，一个浑名“小铁墩”，一个绰号“小黄牛”，二人为争码头斗得不可开交。有一天，黄牛一人在茶馆吃茶，小铁墩突然纠集一帮人找来。黄牛明知狭路相逢，寡不敌众，然而躲避又以为不齿，便坦然而出与铁墩相见。铁墩一声令下，铁棍、铁尺如雨点般打将下来，数分钟便打得黄牛体无完肤。后经多人劝解，未伤性命。但已当街横卧，不能行动。稍息片刻，只得手脚并用，爬到茅厕坑，饱饮小便一顿，而后仰卧坑旁，等人来救。不多时，地保赶来问道：“不碍事吗？”黄牛答道：“不妨不妨，自家人互相耍耍儿戏罢了。”又问道：“打你的人你认识吗？要不要为你禀官查办？”黄牛忿然答道：“倚官仗势，假公报私，黄牛不做这样的事。”地保送他回家之后，事隔三月，黄牛又强壮如初。铁墩得知以后，害怕今后会冤冤相报，便邀请了几个著名的帮会头目来“叫开”。黄牛说道：“我们本是一家人，请诸位老哥不必干预此事。而且我与铁墩既属同门，又共过患难，以前他打我想必是受了坏人愚弄。所幸的是他尚未置我死地，足见我们是患难弟兄，并没有不共戴天之仇。当时他若要取我性命，易如拾芥。我有今天，都是铁墩所惠赐，哪里还敢存报复之心呢？”讲话时显得很诚恳的样子。来人见黄牛并无报复之意，便据实告诉铁墩，铁墩就一笑置之，不以为意了。哪里知道黄牛存心刻毒呢。只不过因为势力不足，暂时不敢发作罢了。从此以后，黄牛带领亲信弟兄匿居他处，潜养势力。有一天，铁墩正到某码头收陋规，正巧黄牛住在那里，而铁墩却不知道。铁墩带领三五兄弟沿街勒索，被黄牛兄弟所见，急忙返回报告。黄牛立时传知众兄弟密议，大家听说铁墩到此，无不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将铁墩处死。黄牛却说道：“弟兄们的热心，我很感激。只是本处为县治之地，倘若大庭广众之中将他放倒，事关人命，必然获罪。我们还是稍等几天，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良机方可下手。”次日，铁墩收陋规完毕，带领四五个弟兄径出北门，打算一路敲诈而去。行不数里，忽见密林深处跳出大汉10 余人，或持短棍，或握利刃，拦住去路，大呼“留下买路钱来！”铁墩举目一一辨认，竟无一个认识的人，不禁狂笑道：“这真是强盗遇贼了！快去罢，某山某堂某老大铁墩在此，谁敢胡闹？”话犹未毕，左边林中又冲出一个人来，对襟褂裤，手持单刀，几步跃至铁墩面前。铁墩一看，见是黄牛，不觉大吃一惊，急欲转身逃跑，已无退路。黄牛大声喊道：“铁墩大哥，黄牛恭候已久了！”铁墩闻言，自知难以逃脱，只得应道：“黄牛哥别来无恙？”黄牛道：“承蒙您铁尺教训以来，贱体反而日益强壮，实在是老哥所赐。今天老哥既到此地，不可没有东西孝敬，敢请老哥饱饮一顿清水，以报昔日之恩，如何？”铁墩举目向左一看，但见银涛滚滚，波浪滔滔，黄浦江奔腾而去，听得“饱饮清水”一语，知道黄牛必要把他送到海龙王宫中，求也无益，只得应道：“悉听牛哥尊命！”当时铁墩同来的徒众，一齐为铁墩乞怜，无奈黄牛心坚如铁。即命部下将铁墩绑缚于一大石上，连人带石，抛入黄浦江中去了。这铁墩占码头逞强半世，遂被黄牛“种荷花”（红帮中人将活人投于江中，称为“种荷花”）了事。
开码头。
占码头是帮会固定“经营”，开码头则为帮会之流动“事业”。诸如演戏法、卖拳头以及巫医、相命等一切走江湖之辈，帮会中皆谓之开码头，一般地说，此辈虽难免有不轨举动，但强诈勒索尚不多见。而独有“收丐捐”一幕，堪称“开码头”中的奇观，不可不多花费点笔墨。
每年旧历二、八两月，总有一批批乞丐结队成群，纷纷至各内地乡镇，向各店铺强打秋风，勒索商民，帮中谓之“收丐捐”。奇怪的是，当时政府对此辈非但不加过问，还实行保护政策，许多县都设有“丐头”一职，由当地有面子的帮会头目充任，特许其每年收丐捐两次。凡纳了捐的店铺，丐头就发给红纸黑字的“丐条”一张，各自粘贴于大门之上。若问这丐条有何用处？用处大着呢！凡门上贴有丐条的，每逢二、八两月，管保没有强叫花子上门勒索钱财，真像贴了门神一样灵验。
收丐捐之时，各地丐头公然带了伙计，各各肩背钱袋，挨家逐户收取。
交了钱，随时即换贴新的丐条，大有一番“新桃换旧符”的气象。若遇一时无钱交纳的，也可以通融欠帐，约期付款，先贴丐条。但如果遇到有意取巧不付的人家，他们决不肯善罢甘休。待到二、八两月，乞丐们陆续而来，络绎不绝，丐头必指使他们终日登门，强索硬要，务使你家宅不安，鸡犬不宁，最后解围之法，还得请求丐头帮忙。这下好机会来了，丐头必181 然乘机敲诈，特别“开讲”，比原定要交的丐捐数目，要高出好几倍，方肯挥令让乞丐们退去，否则就推托不管。大凡商铺住家，经过这番骚扰和损失，下次收丐捐时，自然唯命是从，左邻右舍亦必引以为戒，再不敢取巧了。因此凡城镇中等以上人家，没有人敢不纳丐捐的。这一来可把各地的丐头们养肥啦。即使有一两户未交的，也很难侥幸漏网，因为逃过初一，逃不过月半，下次收丐捐时，帮徒们必先将大街小巷巡视一遍，看看各家大门上有无丐条。若没有，勒索的机会又来了。或则以铁镖飞掷至店家柜台上，声称“过路镖客，流落贵地”；或以刀枪剑戟等诸般武器列于商店门前，逐一使弄；或则口唱京调昆曲，高拉胡琴，请主人聆听其雅奏。戏演完，即伸手要钱若干，且须立付。如有拖延，即口出恶声，并加倍勒索。若有某店主就是顶住不给，能奈我何，他们也有办法。因为他们人多，第一批刚走，第二批又来，第三、四批复至，可聚到数十人之众，环绕门外，闹闹嚷嚷，在商家则生意停顿，在居户则惊恐万端。相持有时，最终获胜的，还是这些蛮横的丐头。广州有个著名的乞丐集团，叫“关帝厅人马”，势力最大时发展到5 万多人，总头目叫陈起凤，就是靠收丐捐起家的。过去广州民家对于红白喜事的“喜钱”（即丐捐），懂事的人家，是在事先送到关帝厅的丐头处去，领回一张写着“附城花子陈起凤”的丐条归来贴在门口，借以避免乞丐们滋扰。至于丐捐的数量，富户大约四五元，中等人家约二三元，贫苦的也要交一块数角。如果不懂事，等到丐头亲自上门来“恭喜”时，可就麻烦了，他认为“唔俾面”（不赏脸的意思），就会加倍勒索，若不能如愿以偿，他们就会纠集群丐来闹个没完没了。有一次，广州河南有家富户，因办丧事时未能满足“关帝厅”的要求，在一个晚上陈起凤就传令集合起二三千人马，在事主门口捣乱生事，警察没有办法制伏，官厅也一时干涉不了，结果事主还是给钱道歉了事。根据关帝厅的惯例，收来的丐捐分作五份：丐头占一份，群丐占三份，其余一份归当时的那个段警。在你办事期间如有外人来干扰，他们就会代你赶跑，保证无事故发生。其他各地丐捐都有其一定的分法，不再赘述。
帮会中收丐捐者势力之大，踪迹之广，遍及许多省市。江、浙两省100多个州县中，几乎无一县不见他们的踪迹，无一县不发生上述之怪状。在一县中又不限于一乡一镇，凡乡村中稍有市面的，都有他们的“分丐头”。相当于县丐头派出的驻外伙计。凡有收丐捐的帮徒惠顾，由他们负责招待食宿。故每当二、八月开码头之时，各帮徒众逢镇过村蜂拥结队而来，其声势之壮观，宛如乞丐大游行。
虽然如此，各帮徒众开码头并不乱跑，各有一定的地点。甲帮所跑的码头，乙帮不得再跑；乙帮所跑的码头，丙帮也不得插足。因此，某县、某乡、某镇应到若干组，均有一定界限，并不互相干扰。而跑码头的帮徒，对于他所跑之码头，不啻视为自己的不动产，其保管码头的办法非常严格。如有他人私自乱跑，则必立即驱逐，甚或置之死地。如同占码头的帮徒经常争码头一样，开码头的帮徒也经常演出争码头的闹剧。
苏南某镇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帮私跑码头的徒众五六人沿街勒索，已经交纳了丐捐的各户还要再交一遍。他们既至东村，复到西镇，商民们被扰乱得没有办法，只得向县丐头救援。县丐头来到镇上，得知是一伙私跑码头者，就命令他们离开此地。谁料那伙人竟置若罔闻，挥之不去，依然沿街纷扰不休。县丐头见丐法不行，武力又不敌，只好听其胡闹。当时全镇商民哗然，以为此次丐头威令不行，面子大丢。次日，天尚未明，忽听外面“救命”之声大作，商民们挑灯起视，只见有五六人一丝不挂地被绑缚着，为10 多人簇拥向东市而去。过了片刻，天已大亮，又见昨天来镇的那个县丐头率领了一大群乞丐，耀武扬威地由东向西而去。有人大着胆子问县丐头发生了什么事，丐头说，昨天私跑码头、违抗命令的一批强叫花子，今早被“活种”了！
何谓“活种”？原来此辈将生人沉入河中叫“种荷花”，活埋土里叫“活种”。商民们听说那五六个叫花子都被“活种”了，个个吓得说不出话来。那丐头越发自鸣得意，详述了事情的经过：“昨天那几个私跑码头的乞丐，被驱之后理应到别处去，怎奈他们不畏丐法。我只好回到县里找各处过境的兄弟商量，大家都说，要保镇上安宁，并杜绝私跑现象，除活种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我连夜带领20 多个兄弟带绳索、铁锹来此，到各个客栈把几个私跑码头的一一绑缚起来，送到镇东的一块墓地，挖了两三个地穴，逐一把他们活埋了完事，我这就要回县报告帮中的老大去。”商民听罢，莫不大惊失色。有几个胆子大的，跑到东市，想看个究竟，果然于累累荒草野冢之中，又添儿处新坟！
收陋规。
凡一码头上种种不法事业，如抽头聚赌、贩卖鸦片、秘密卖淫、拐卖人口等，若为帮徒所经营，自然受到帮会组织的庇护；若为帮外流氓无赖所经营，也必须借重帮会中有面子的头目做靠山，以求保险。不用说，那是要交一笔数目可观的保险费为代价的，帮中人称之为“收陋规”。
比如说，有一个帮外流氓某甲打算邀集赌客抽头聚赌，他就必须在事前将聚赌的地点选定了，先到占码头的帮会头目那里挂号，交上一笔挂号费。挂号之后，帮中就派一个善于说话应对的门徒到该赌场去作为常驻代表，专门负责应付外来“寻铜钱”的流氓（帮中把拆赌场之梢称为寻铜钱），复派“吃得做得打得死得”的“四得”兄弟10 余人，分布赌场四周，严加保护。而后，该赌场方可安心聚赌，不致发生意外。
万一有官中差役前来捉赌怎么办？那也不怕，因为帮会中的那位“常驻代表”与官中差役是互通声息的。捉赌之人未至，而通风之人先到，场主与赌客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从从容容地逃之夭夭。因此，“挂号”又叫“保险”，确是名副其实的。当然，要请帮中保险也不容易，场主必须向码头霸主预先声明，保险费完全由场主负责支付。如果场主不走运，赌场生意不佳，弄得入不敷出，保险费也不能短少分文。因此，场主做这种大生意必须反复掂量，如果没有充分把握，是不敢贸然向帮中请保的。
也有些赌场场主，既垂涎于聚赌之厚利，又害怕请保之后，入不敷出反致亏本，就偷偷地做起不挂号的生意。但这样一来，种种不测之祸便接踵而至了。一则帮中兄弟探知某处有个赌场没有挂号，必定互相报信，源源而来勒索小费，每人至少要给个二三角钱。假如场主摆下脸来不给，那么“四得”兄弟就会把他们那套“打得死得”的功夫一一献将出来，甚或逢人便打，灭灯抢钱，闹得天翻地覆，再发达的赌场经过这番折腾，也不能安然聚赌了。二则当地没有入帮的流氓无赖，总是与帮徒狼狈为奸。他们如果得知某处有这样一个不挂号的赌场，而且帮徒们已经前往索费，他们岂肯错过良机？也必定是三五成群，紧随帮徒之后。如果每人也以二三角计算，他们一呼百集，叫你给钱又给不起，不给他们又闹个不休，你这个赌场也就没法开下去。还有一层，官中差役与帮会徒众都是一鼻孔出气的，凡挂了号的赌局，均须提一定的保险费分给差役。那些未挂号者，则帮中人一边去拿开销，一边又去通知差役前去“排炮”。“差役一到，总是张牙舞爪，声称“奉宪捉赌”，场主无可奈何，势必又要拿出若干金钱了结。如若不然，他们就来个弄假成真，当场将场主及赌客一齐抓走。因此各赌场无不畏之如虎，惟命是听，只求免得吃官司。因为这样三层原因，帮会经营的赌场“保险”事业，得以兴旺发达，且帮外无人能与之抗争。
然而，在此帮与彼帮之间，帮内这个山头与那个山头之间，为了“收陋规”也常会发生残酷争夺的。20 年代中期，黄金荣、杜月笙勾结租界中外头目，在法租界公开设立“俱乐部”作为变相的赌场。当时，有个潮州帮三合会的头子郑子良，属洪帮，仗着会员都诸拳术，居然向黄、社提出要求每月5000 元的津贴，当然遭到拒绝，因此常派人到几个赌场捣乱，投掷自制的香烟罐头手榴弹，造成伤亡。这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有时，“寻铜钱”者当场被赌场保镖捉住，用“种荷花”方式扔入吴淞口外海中灭迹。如此惨死者，每年有10 多人，谁也不敢过问，法捕房也熟视无睹。
此外诸如秘密卖淫、串贩人口等项不轨事业，帮中均无不收其陋规。其手续与赌场“保险”大同小异，其精义不外乎“予之则安，拒之则乱”而已。具体收法，则可分为月规和节规两大类。收月规的办法是双方先订好价格，由帮中占码头者按月前往支取。有些进项不大的小生意不能月月奉敬的，则按节开销，是为节规。假使有人秘密私做，如能永远保密则已；倘若有朝一日为帮中所知，大则捉将官里吃官司，小则纠缠不休永无宁日。久而久之，仍需按月开销或按节奉敬，并且会追加临时陋规若干。当然，交了陋规，也可以得到一定的“好处”：遇有外来流氓欺侮，帮中可以出力保护；如被官差拆梢，帮中也可出面说情。总而言之，帮中得人钱财，就负有保护之责，通风之任。无怪乎各经营不法事业之私商倚之为“长城”，恃之为护符了。在过去没有帮会庇护时，虽有少数不法分子冒险尝试，但不敢明目张胆地干；自从各码头有帮会包办之后，就敢于堂而皇之地公开经营，并且几乎无处不有了。
包揽事件。
占码头的帮会流氓在一地势力之大，简直与第二个行政衙门无异。其所管之事件，办事之性质，诸如断曲直、伸冤屈，或使两仇讲和，或加严刑峻法，都与衙门讼事相类似。这样，占码头的帮会头目，就得以把一切与讼事性质相似之厚利，装到自己腰包里了。
江、浙两省交界的某县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曲折离奇的案件：该县富商于某是个暴发户，有个儿子很没出息，惯与下流为伍，人称老八。这个于老八癖性好淫，遇到稍有姿色的女人，总要千方百计弄到手。本地不远处的尼姑庵里有个小当家，年方二八，称艳一时，于老八垂涎三尺，每逢初一月半，必然前往烧香，正是：一度复一度，烧香望尼姑。女尼都是清心寡欲之人，但也有个别不惯过寂寞生活的。久而久之，小当家居然被187他勾搭成奸。
在此之前，这个小尼姑已被另一个官宦之子、外号叫“小丁香”的人所诱惑，并被拉下水。自从与于老八搭上之后，自不免对小丁香冷淡了些。丁香大疑，于是秘密察访，知道了事情原委，立时对于老八恨之入骨，几乎要拿性命相拚。幸好他的一个好朋友朱某从中调解，事情才暂时搁下。他哪里知道，朱某正是该县红帮中之头面人物，早就垂涎于小丁香和于老八家的钱财，眼下二人为一个小尼姑闹起来，正好给他提供了发财的良机呢。
一天晚上三更时分，明月当空，尼姑庵中，于老八正搂着小尼姑在一张床上睡觉。忽闻外面人声鼎沸，庵堂大门已被冲开，突然涌入10 几条大汉。“捉奸！捉奸！”响成一片。老八大惊，急忙披衣出房，已被众大汉团团围住，为首一人，乃是小丁香。老八一见，恍然得知这伙人光临的缘由了。当时，小丁香复指挥来人，将老八与尼姑二人面对面绑做一处，口口声声要送县里查办。老八与小尼慌忙告饶，情愿处罚了事。主庵老尼等也相继而出，跪着求情。事主丁香有点退步了。但阎王好见，小鬼难当，同来大汉都是帮中流氓，岂肯就这样了结？当下声言道：如要私了，也很容易。我们半夜三更来到这里办事，必须偿我们一夜不眠的损失费100 元。否则，只有送到官中查办，以清佛地。那于老八被缚已久，手足麻木难耐，一听此言，知有转机。急忙大声说：“请赶快把我放了！这么一点钱，好商量。”那些大汉听说，便将二人松了绑。于老八立即写了一张便条，遣人回家，把100 元如数取来，付给各大汉了结。
那于老八事后寻思，此事都是小丁香指使的。今日受了他的敲诈，必定要设法报复，以泄我心中愤恨。主意既定，次日也跑到帮会头目朱某那里去，将昨晚情形，一一申诉，并求帮中公断是非曲直。朱某闻言，也吃了一惊，因为昨晚的事正是他包办的呀，于老八被敲诈的100 元现在还留在他那儿呢！
不过，于老八的请求并未使朱某为难，他当即欣然答道：“一个漂亮的小尼姑，难道就该小丁香一人独占吗？你不要怕，我一定为你出这口气。”老八欢喜无限，说道：“仰仗你的大力，事成之后，必有厚报。”朱某道：“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只须如此这般就行了。”老八满口应允而去。过了三天，于老八亲自率领一大帮人，气势汹汹地去寻觅小丁香。他自恃人多，要与丁香决一雌雄。走到一座庙前，正逢小丁香也率领一帮人过来，似乎对方早有准备。双方正好在庙前戏场上相遇。一声令下，戏场变作战场。双方各各亮出武器恶斗起来。丁、于两事主一为官宦出身，一为富家子弟，都是胆小如鼠之辈，何曾见过这样场面？吓得如筛糠一般。于是，双方各有帮徒四五人，保护大驾远远退避。交战片刻，有人来向老八报告道：某某受伤了。不一会儿，又来报：某某将死了。吓得老八大惊失色。对面小丁香所得报告，也与这边相同。再过片刻，又有人来报：已将小丁香那伙人打散了，但我们这边有好几个人负了重伤，现已送去医治了。至此，于老八才稍稍放心下来，由保驾的小帮徒们送回家中。
过了不久，朱某来了，叹息道：“唉，不知小了香何以备了这么多的人为他保驾、使我们不能得手。但他那边负伤的人比我们多。我们这边仅少数几人负有重伤，但不至于死。此外轻伤10 余人更不足虑。但打蛇不死，必有后患。此次肇事之后，更难保丁香不下毒手，你可要及早谋画呵。至于这次帮忙费用，未伤的每人3 元，我已代你开销了。轻伤的另加医药费3 元，也已忖讫。但还有四五名重伤者暂留在我那里请医调治。究竟如何处置，听你裁决，我的看法还是各给医药费让他们回家医治为妙。”于老八听此一席话，不觉又怕又恨，又惜金钱，又无别的办法，只得忍痛掏腰包，出大洋数百给朱某携之而去。
可怜一个小丁香，一个于老八，都以为朱某是帮着自己的，是大好人。
殊不知他们两人都蒙在鼓里，真正在戏中唱主角的，正是这个帮会头子呢。原来，他为于老八出谋画策的时候，早有成竹在胸了。一方面怂恿老八带一帮人去找丁香复仇，同时却命一个帮徒到丁香处报信，告诉丁香道：“老八对你极为嫉恨，已约了一帮打手，要于某日某时置你于死地。”丁香心想，你于老八既夺了我的小尼姑，又要取我性命，是可忍，孰不可忍！又是立即找他的好朋友朱某商量，决定召集数十名吃斗之徒，与老八对敌。其实，双方所召集的打手，都是朱某手下的帮徒。朱某私下吩咐道：“今日两方面都是自家人，只须在事主面前各出武器交过排场完事，千万不可当真。”当下朱某邀丁香同行。丁香深信今日必有一番恶斗，唯恐危及自身安全，不想同去。朱某却说：“蛇无头不行，你如胆小，可多派些人保护。”丁香无奈，只得勉强随行。到了庙前戏场上，果见老八带领一群武夫昂然直冲而来。既相遇，一声令下，双方打手立即蜂拥而上，互相目视，暗中会意。丁香一方先分出一小队挟着丁香离开战场，余下的人高擎武器，直取老八，口中大叫：休得走脱！老八那方见势，也立即分出一批人拥着老八逃窜，把双方事主吓跑之后，余下的都是帮中自家人，于是乎就仿效戏台上的武打，表演一番之后便停锣歇鼓，各自散去。所苦的是两个事主，既被愚弄，又破大财，每人损失各在千金以上。
然而，帮会头目的欲壑仍未满足。从此以后，朱某又密令门徒分头向丁香、于八两方挑拨恫吓。对丁香则说老八还要如何如何与你为难，你的生命如何如何危险，目下最妥善的办法不如请托帮中有面子的人物，出面为双方讲开。到老八处也说同样的话。好在两人已被他们闹成不世之仇，永无会面交谈之日，故一经他们危言挑拨，就更加堕入五里雾中，但知你忌我恨，誓不两立，哪里会有不遵从之理？双方果然托朱某讲开。讲开的酬劳金以及各种花费，又不下千余金。
经过以上三番敲诈，事情仍然没有结束、帮首播弄之手段反而更加升级了。讲开之后不久，有一天朱某秘密跑到丁香处说道：“老八居心不良，现在名虽讲开，其用心仍然险恶。你如想长久安宁，唯有把他做脱（帮中杀人之谓），方可绝了后患。”岂知丁香本一文人，前几次虽受愚弄，无非为求自保。今听朱某竟提出要包办人命，不觉大惊，当即严词拒绝。朱某见此方未能得逞，复转向老八处，亦用同样的话播弄。老八一听大喜，当场付2000金，托朱某“包做”。此后一天晚上，丁香果在回家的途中被杀。朱某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2000 金之卖命钱！后来此案被县衙侦破，朱、于二人伏法，案情因此而大白于世。笔者不惜笔墨，详加披露，目的是使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以见旧中国黑社会之黑。民国时期之社会昏天黑地竟到如此之地步！
包做人。
红帮对于秘杀仇人，称为“做人”。“做人”者，杀人之谓也。“包做人”，包办杀人的意思。这也是帮会黑势力的特种营业之一。谓予不信，有帮中流行的一句黑话为证，叫做：“不杀不要钱！”
民国时期，该帮包办杀人之营业，一度非常发达，最盛时几有应接不暇之势。其承接的事务大致有这样几项：一、奸杀，二、仇杀，三、政杀。其中以奸杀、仇杀二者为常见。
兹举一例：河北省有个艺人，以青衣闻名于艺坛。他的大老婆有狐臭，被这位艺人所冷淡。后来这个艺人到上海演出，娶了一个名妓做小老婆。但这个小老婆却不大规矩，乘丈夫酣歌醉舞之时，常常外出勾引英俊少年，有一次竟把一个走江湖卖拳头的男人引入家中。艺人得知后怒不可遏，就找了他的一个红帮中朋友商量，决计把那个卖拳头的除掉，二人还立了一份包做人的契约，代价是500 大洋。
某日清晨，一艘轮船即将离开码头。忽有一人匆匆上船，把肩上的一只背包和手中一只竹篮放到舱内，即返身上岸，声称要取其他东西。当时正好有一警察局的探员在船上，见其神色慌张，包裹沉重，怀疑他带了危险物品。偷偷把背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两只胳臂，两条腿，和一具躯干，血肉淋漓，斧痕犹新。再把竹篮打开，竟是一颗带发辫的人头！探员骇极而号，立即到岸上捉拿凶手，已杳无踪迹。后来，该凶手因醉酒被获，吐出实情，原来包裹中的尸体，就是那个与艺人的小老婆通奸的卖拳头者。这便是包做妒奸之一幕。
如果以为“包做人”这样的黑生意，仅仅是帮会下层流氓的专利，那就错了。事实上，一些上层有面子的大流氓也会干出这样的勾当。1934 年，国民党要人宋某同维也纳舞厅的一个姓张的舞女发生关系，舞女受孕，多次向宋要求一笔10 万元的津贴，宋不给，把事情交给杜月笙办理。杜在老北门大街中汇银行大楼召见这个舞女，却预先布置下四个流氓（都是赌台保镖），俟舞女一到即将她劫持，用汽车送到吴淞口处，用“种荷花”的方式把她扔入大海“做脱”，连同胎儿一齐毙命。1936 年初，法捕房副总监饶伯泽风闻这一案件，亲自进行调查，得知一切内情。因事关国民党政府要人宋某，法租界当局请示巴黎政府处置办法，后因中日战事发生，不了了之。
帮会所经营之特种事业，远不止以上所列举的各项。它如绑架勒索，也是他们常用的手段。1933 年黄金荣的徒孙王文奎绑架上海颜料巨商贝某的幼子，后由黄出面“讲斤头”，贝家花了2 万银元才将小孩赎回，还另送了黄一辆汽车。黄金荣还曾唆使他的心腹徒弟丁永昌绑架荣德生，一下子就敲诈了几十万美钞。这些都是当时著名的绑架案。此外，还有贩卖军火、秘密卖淫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帮会与各种腐朽势力之勾结。
在旧中国，帮会流氓势力经营种种不法事业为何能畅通无阻呢？他们不务正业何以能日进斗金，有些人还成了百万富翁呢？旧上海滩上，为什么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青皮流氓而能成为“海上闻人”，后来又一变而为“党国要人”呢？这是因为帮会流氓势力巧妙地利用了日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殊社会条件，运用各种手段，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官场人物相勾结，与军警界的势力相勾结，结果便造成了帮会流氓势力前所未有的神通，而成为民国黑社会的控制力量。
各种黑暗势力相勾结的大检阅为了能对帮会流氓与各种黑暗势力的勾结有一个完整的印象，我们从杜月笙的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说起。
杜家祠堂是从1930 年初开始兴建的，地点在杜月笙的家乡浦东高桥。据当时报纸介绍，是五开间三进，第二进为正厅，第三进则为供奉杜氏列宗“神主”牌位之所，大门前则雄踞着两只石狮子。看来并不怎么特别壮观。
然而，在整个社会引起轰动的，并不是杜祠本身，而是杜祠的落成典礼。1931 年6 月9 日晨，法租界嵩山路、华格臬路一带，到处是各种仪仗，彩旗飘扬，金牌林立。9 时，大队从杜公馆出发。最前面的仪仗大队由几十面两丈见方的特大国民党党旗和“杜”字旗作前导，每面旗由4 人抬举，前后左右用100 多辆自行车护卫。接着是由法租界和英租界的巡捕房派来的英、法、印、越巡捕组成的骑队，后面跟着一大群“金荣小学”的学生和几年来各处送给他的10 几把“万民伞”，以及挂着蒋介石送的“孝思不匮”的金匾的匾亭，何应钦、熊式辉等人的匾亭等。还有一个上百人的乐队。紧随其后的五个大队是由公安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部步兵各一营，以及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每队都分别配有吴佩孚、段祺瑞、孔祥熙、刘峙等南北军阀、新旧官僚送的匾亭，还有上万名来宾。殿后的是蒋介石送的一篇祝词彩亭。
他的祖宗牌位是用特别扎成的“神轿”抬着，前面用八面特大铜锣开道，几十个盛满鲜花的花篮和几十个烧着檀香的大香炉，由穿着彩衣的少女捧着随轿前行，杜月笙带着儿子跟在轿子后面。轿后集中了上海京戏班子里头用的宫銮和戈矛剑戟等几百件古代武器。这一不伦不类的队伍和六个仪仗大队，从杜公馆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走了三个多小时，所经马路交通全部断绝，一路上汽车相接，爆竹声轰鸣不绝，看热闹的有几十万人。
从高桥到杜家祠堂还有10 里左右，全是新建的马路，路旁插满彩旗，一里一座彩牌坊。杜祠前面，搭着一座五层楼高的大彩牌坊，四周搭起100 多间大席棚和临时戏台。上海邮政局还在那里设了一个临时邮局，赠送来宾每人一套印有“杜祠落成典礼纪念”的信封信纸，并加盖红色纪念邮戳。都锦生丝织厂用纯丝织成杜月笙肖像，专送外宾和一些有地位的来宾。凡去道贺的客人都可以得到一枚精致的纪念徽章，凭这一徽章可以去看戏吃饭。
举行入祠典礼时，由陆海军、公安局西乐队等组成的大乐队奏乐，要塞司令部在附近鸣礼炮二十一响。首先由杨虎以国府中将参军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和主席蒋介石道贺。当日报纸载有这样一则电报：“上海杨参军啸天勋鉴：本月十日为杜月笙先生新祠落成，请执事代表致贺，国民政府秘书处青。”看，一个帮会头子的家祠落成，堂堂的国民政府竟派代表道贺！
公祭典礼由吴铁城、宋子文等人的代表宋子安，孔祥熙的代表许建屏，何应钦的代表何辑五等执祭，杜率儿子在旁答礼。接着是来宾道贺，其中有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公共租界警务部长毛鼎，还有日本总领事和日本驻军司令板西将军及许多外国客人。此外，各省主席、市长的代表，各地帮会头子，上海工商、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共1 万多人参加典礼。南北京戏第一流名角也云集上海，从10 日到12 日连演三天连台好戏，使上海、南京为之轰动。1万枚纪念章早已发完，临时还加添了几千张入场证。每次开饭1000 桌左右，要分四五次才能开完。预先熬好的5000 两鸦片膏，第二天就抽光了，又赶熬3000 两，才勉强应付过去。
杜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曾查过许多代祖先，也没找到一个可以给他撑点面子的先人。这次祠堂落成，吴佩孚送了他一面特大金匾，题了“武库世家”，这样，其他的人也跟着送了些“武库家声”、“武库经纶”等金匾。经吴佩孚这么品题一下，杜月笙一下子成了晋朝名将杜预（时人称为杜武库）的后裔了。
据说，这是上海开埠百年来，上海人从未见过的一次“大出丧”。勉强可与“媲美”的，是清朝末年大官僚、大买办盛宣怀的出丧，和外国“冒险家”哈同的大吊葬。然而，就是那个被上海人称作“洋财神”的哈同，也未能组成那样一个仪仗队。社祠落成之后不久，宋子文的老娘出殡，虽有蒋介石、孔祥熙去执绑，在中国四大家族中占了三个是她的子婿，也没有杜祠落成那样的排场。事后杜月笙说，连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大的场面。最使他感激的，是法国主子准许他那样大摆威风。正如当时报上特别点出的，中国的武装军警，租界是从来不许通过的，连蒋介石去上海住法租界公馆时，也只能带便衣警卫，那天，却整队整队，全副武装，鱼贯而过，说明帝国主义如何给杜月笙以“法”外的殊荣！
难怪多少年后，杜在津津有味地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是得意非凡，视为他的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应该说，这是帮会流氓头子与各种反动势力相勾结的一次大检阅。
帮会与官场之勾结。
与官场相勾结，依仗官府的势力为非作歹，这在某些帮会，例如青帮中，是有其历史传统的。青帮创始，本来就是为清廷漕运服务的，帮首及各级头目，均有职有响，这就使其有条件与各类官场人物由相接近进而相勾结。再加上青帮所立十大帮规，也明明有不许奸盗邪淫之条，恪守仁义忠信之语，这就使得一些政府官员以为该帮宗旨与他们信奉的“仁义道德”那一套并不违背，因而官员入帮并不罕见。青帮“通草”里的《前人题名录》、《同道题名录》等所列举的数千个老头一类人物的名单中，有10％左右为粮帮时代的守备、千总、武举、文牍之类的官员。
尔后漕运既废，青帮生计断绝，无所事事，种种横行不法行为于是滋生起来。而此时官员入帮人数已日渐众多，久而久之，官员通帮之事就一幕幕地发生了。
清末民初，某县有个地方叫十八段，方圆数十里，几乎全为帮会世界。
该会徒众聚集于此为数超过万人，为首者名叫顾三五子。他部下统有男帮徒数千人，分居于各村庄各乡里，每段派有男女帮徒上百户，分界居住。段的四周筑有土城，厚五六尺，高2 丈余，且辟有东、西、南、北四门。墙垣之上，造有更楼，筑有炮位。帮徒居于其中，无事时也从事耕织，并开有各种杂货店，以贩卖本地土产。有事时一声令下，就变为四处抢劫的土匪了。类似这样的段，共有18 处，因此此地就叫“十八段”。各段平时守望相助，都备有当时最新式的枪械。因而附近驻扎的政府军队，除了与之勾通一法，也没有别的办法与他们对抗。
各段中的徒众（以红帮为主，青帮次之），开始时劫夺行人，抢掠邻近地面，弄得商旅视为畏途，富户都迁往别处，连小商贩也逐渐绝迹了。后来，帮会就逐渐扩张其势力，合队远出，到其他县境抢劫，干起了不折不扣的土匪勾当。因为帮匪众多，每月每段出去抢掠一次，就有18 次。因此邻近各县官厅，今日闻报被抢，明日闻报被劫，自然申报上级，要求会拿帮匪。省警厅看到各县详报，就命某长官率军警1000，驰赴犯案地点，相机剿办。谁知该军既到之后，十八段一带反而如虎添翼了，因为这个带兵的长官乃是在帮的会徒。他与顾三五子会见之后，始知为同参兄弟。从此严守帮规，猫鼠合为一窝，双方“有福同享”了。于是，该长官与顾三五子立约，此后不得在本州境内犯案。如顾三五子要派段中兄弟外出“开武差”，必定事先通知该长官，得到允许方可“出差”。从此以后，附近10 余县果然盗风顿息，而那位带兵的长官因此而声威大振了。
然而，奇怪的是，此处盗风虽然暂息，彼处却从此鸡犬不宁。原来，自顾三五子与该长官洽谈以后，便派段中兄弟远出，至该长官管辖范围以外去从事劫掠，因而盗案发现大都在数百里之外。并且定下章程，一县之内，一月不得犯案两次。即其他被劫的远处各地，所受“待遇”似非常公允，一县一起，循环往复，而不至于多少不均，甘苦不一。
这个办法可谓止于至善了，但久而久之也露出了破绽。有一次，州官细查境内各盗案之申详文件，每每看到“尾得各盗携赃窜入十八段而去”等语，忽然忆及以前犯案本以十八段一带为多，何以现在竟无一次告劫？此中真相，不能无疑。于是就派了一名委员秘密到该处调查。岂知一到十八段，耳闻目睹，竟是一片对那位长官的颂扬声。再逐段考察，则果然一派“升平景象”：男子执犁于田，妇女采桑于野，孩童则牧牛而吹笛。和风霭霭，暖日融融，何异于世外桃源！该委员一路行来，不觉喷喷称羡。他哪里知道帮会世界内部组织之完善若此？每每是抢劫得手，则三三两两，秘密回段，披蓑戴笠，从事农耕。加之不扰近邻，不劫本地，近处居民得以安居无忧，对于帮匪就没有什么恶感，那个委员当然调查不出真相了。唯有一端，他曾引起注意，即各段土城筑得非常坚固，且置有炮位，各住户又都藏有快枪。他就查询几家住户，问其武器从何而来，都这样回答：“委员大人，你难道不知道此地过去是盗风最盛的地方吗？我们农民从前因没有枪械，因而时时被抢。故而今天为了自卫，特严装以待。各地盗匪都知道到此地劫掠不易，近几年才保得个太平无事。”该委员再到别段查询，所答众口一词，毫无破绽，只得如实上报。而那个长官通帮匪之事，竟长久未得泄露。这一幕可谓当时帮官勾结之缩影。
民国时期，是青帮红帮等帮会盛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帮会上层分子与新老军阀、官僚政客进一步互相勾结的时期。一大批著名的官僚政客如吴佩罕、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江朝宗、袁克文、杨字霆、陈调元、张之江之流，都是青帮著名的老头子。而帮会内原先是一般分子的，一旦做了老头子，也莫不竞相向上层趋附，走上帮会流氓政客化的道路。其中，上海三大闻人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交往，特别是与蒋介石的交往，便是民国时期帮官勾结的集中表现。
蒋介石没有发迹的时候，原在上海物品交易所当“划线”小职员，收入甚微。为了找个靠山，就托人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黄同意之后，由徐福生当传道师，正式举行拜师仪式，投了门生帖子。1921 年上海交易所发生不景气风潮，蒋介石和陈果夫等经营的恒泰号经纪行亏空甚巨，蒋本人亦负债数千元，经黄金荣出面代为了结。不久，黄又资助蒋一笔旅费，使蒋得以前往广州。因为有这一段历史，所以，作为“帮首”的黄金荣与后来作为“党魁”的蒋介石，建立了特殊关系，1926 年至1927 年期间，蒋介石当了北伐军总司令。到上海后，蒋由虞洽卿陪同，特地去黄家探望。黄对蒋说：“总司令亲自到我家来是我的光荣，过去的那段关系已经过时了，那张红帖子我找出来交给虞老送还。”蒋介石谦虚地说：“先生总是先生，过去承黄先生、虞先生帮忙是不会忘记的。”说罢从怀中取出一只黄澄澄的金挂表送到黄的面前说：“这是我送给黄先生的纪念品，聊表心意。”黄对这只金表，极为珍视，每逢喜庆大事，总要拿出来炫耀一番。
尤其使黄感到荣幸的，是他80 寿辰的庆典上，蒋居然亲自前来拜寿。1947年农历十一月四日下午，陈布雷从南京打电报给黄金荣，说蒋介石翌日来沪，到黄家花园拜寿。次日下午蒋介石果然光临，他身穿蓝袍黑褂，头戴铜盆帽，黄金荣率领一批门人在花园前面迎接。到四教厅时，蒋对黄金荣说：“未来拜寿，因玉佛寺人多不便，又因公事很忙，请原谅。”随即亲自动手搬了一张红木大椅，陈希曾上前把椅子接住，蒋介石叫他搬到八仙桌前正中放下，又亲手从其他椅上取下一只软垫，把黄金荣扶到当中的红木椅上，黄金荣连忙说：“不敢当，不敢当，行个鞠躬礼吧。”可是蒋介石却已跪下向黄金荣磕了一个头，并说：“这次特来拜寿，表表我的心意，因为前线情况紧急，我马上要走，请保重身体，多福多寿。”说罢就向黄金荣告别，匆匆离去。以后黄金荣不住夸赞说：“蒋总统真是个礼重义厚的大人物，我能受到他这样的尊重，真是一生荣幸。”
当然，蒋介石如此厚爱黄金荣，既非出于徒弟对老师的尊重，也不是因为这个总统特别讲义气，而是有着更深层的利害关系。从上海滩混出头的蒋介石，当然比谁都更清楚在当时的特殊社会条件下，帮会流氓势力具有多大的能量。在其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曾经一再巧妙地利用过这种黑社会势力，为其反共反人民的事业效力。
蒋阴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就曾派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等去找黄金荣，由黄再召集杜月笙、张啸林等定计设谋，组织起一支二三千人的流氓武装队伍，并以“中华共进会”的名义，在报上刊登反共启事。接着又与第二师刘峙部策划，由黄派出便衣流氓数百人，持械围攻宝山路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工人纠察队总部。正在捣毁袭击之时，刘峙部队突然又将共进会分子赶走，对被害的工人纠察队假意慰问。临去时，邀请工人纠察队全体到北站广场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工人纠察队不知是计，竟去践约，被预伏的反革命部队包围缴械，接着就开始了反革命大屠杀，抢夺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果实。为了表彰黄金荣及其徒众的反共殊勋，蒋介石委任黄、杜、张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议，从此三人就成了“党国”新贵。黄金荣一直以此为荣，杜也常说，他一生事业，奠基在反共之上。这一事件在青红帮发展史上，也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帮会由社会黑势力演变为政治黑势力，而帮会上层流氓则走上政客化的道路。
此后，蒋介石曾一再指示把帮会流氓组织起来搞特务活动。1937 年淞沪抗日战争发生，戴笠就秉承蒋的旨意，借抗日的名义，利用杜月笙把上海青红帮的力量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建立了一支拥有5 个支队、2 万余人的别动军。这支别动队与日作战一触即溃，残部经蒋批准改称“忠义救国军”，归军统局领导，成了一支特务武装部队。抗战胜利前夕，忠义救国军所属各支队先后由中美合作所分批抽调训练，全部换发美式装备。截至日本宣布投降时为止，从未和日军作战一次，而在日本投降后，却首先进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协助蒋军抢夺人民抗日的胜利果实。蒋介石必须利用青红帮，青红帮更须投靠蒋介石。流氓政客化的过程，也就是他们政治地位提高、权势增长的过程。而“有势就有财”，权势的增长意味着财源的茂盛，意味着他们原先经营的种种不法事业可以得到权势的保护而畅通无阻，并且可以勾结官场的上层人物共同经营。比如杜月笙就曾乘日本侵略和投降之机，一再勾结孔祥熙大发国难财和接收财，一再勾结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做贩运鸦片的生意，关键时刻还一再从蒋介石那里求得保护。抗战前，上海南市太平里闹了一次大吗啡案：这里一家庞大的吗啡制造厂是杜月笙叫他的徒弟包下来的。以后因与宪兵、特务分赃不匀而被破获，由宪兵司令部派一连宪兵看守。结果这一连的官兵都大偷吗啡，从连长到士兵全部逃走。蒋介石大怒，下令非彻查不可，闹得上海满城风雨。杜知道追查下去，必然会查到他的头上，只好带着一笔巨款赶到南京，一面买通蒋的左右，一面自己见蒋，请求不要彻查下去。于是，这件轰动一时的大案子，就虎头蛇尾地收场了。另一件事是杜月笙最有钱的徒弟徐懋棠的兄弟徐懋昌，抗战那年在上海和官僚资本勾结，做棉纱交易，引起了市场上一次轩然大波。蒋介石命令戴笠在上海逮捕徐。杜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刻飞到庐山去见蒋，请求不要将徐逮捕。蒋同意了杜的请求，叫戴笠和他商量办理。而戴笠和杜是拜把兄弟，对杜更是言听计从，加之此案以后又牵涉到孔祥熙的老婆，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帮会与军警之勾结。
民国之前，差役入帮者已屡见不鲜。民国时期，随着帮会组织之膨胀及势力之增长，军警入帮者就越来越多了。而按照帮规，凡出了事情，在帮的军警负有通风报信的责任。这样，帮会徒众犯下盗案、命案、赌案或其他案件，被警厅、捕房追捕时，因有在帮军警通风报信，作案者轻易就能逃脱，等到军警虚张声势列队而至，则早已不知去向了。因此，各地帮会经营种种不法事业，无论是“开文差”，还是“开武差”，更觉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了。
当时苏南有一镇叫望平桥，东西街长约二里多，市面繁盛，居户众多。
镇北有条纪家弄，居户较少一点。弄内终年设有一种赌台，叫摇宝台，即以四粒骰子分输赢。赌台多时有10 余处，均在空地上搭起席棚以避风雨。每棚两台或三台不等。赌台之主都是青红帮里的光蛋。以此为生者，每日不下数十人。他们日则在棚内聚赌，夜则在自备的船上住宿。因此江中光蛋们的船只，多至百余艘。船中均备有新式快枪，以备不测。而且他们初至该镇，所设赌台全是崭新，故镇中喜赌之人都往这里聚集。不数月，赌名大震，远近数十里的赌徒闻风而至，雇船乘车而来者，每日数十起，镇中各种营业居然借此而发达起来。两三年内地方官厅也就听之任之，从未过问。久而久之，该镇及附近一带的居民中，因报效赌台弄得倾家荡产的，比比皆是。该镇镇长李某就向县里密告。县警长亲自带领数十名兵士前来捉拿。谁知到了镇上，但见这一天各赌棚内无声无息，赌台亦不复见，仅有10 余处空棚而已。警长遂命兵士举火焚之而去。再到江边查看，光蛋船只也已杳无踪影。及至警长回城之后，镇上依然狂赌如故。于是，镇长又请兵捉拿，如此此来彼往，彼往此来，警长疲于奔命，而该镇之赌台依旧，从来没有一个光蛋被拿获过。其中奥秘，都是因为在帮之军警通风报信的原故。后来，镇长访得实情，一一禀告警长。警长就在第一天晚上只命一队军警出差，而不告诉他们出发地点，使其来不及通风。次日黎明，大队军警突然来到镇上，各光蛋尚在梦中，及至闻警跃起执械抵抗，已经来不及，当场被捉10 余人，从此各光蛋在该镇绝迹了。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因为这次捉赌，在帮之兵警都怀故纵之念，因而仅抓获光蛋船只五六艘，大部均被逃脱，安然驶入太湖之中。从此，这伙漏网之光蛋对镇长李某衔刻骨仇恨。不久，这伙光蛋会合大队帮匪船只夜间驶至该镇登岸。五更时分，即明火执仗向李家村进发。李村虽然也有数十杆快枪以资防卫，但终究寡不敌众，被匪徒冲进庄来，大事抢杀掳掠，李镇长亦被击毙。临末，忽有一人声言：“李某屡次请兵烧我们的席棚，今日何不以火报复？”该匪一言，李村数百户房屋就被付之一炬了。烧毕，安然上船出发。数小时后，号角响起，捉拿帮匪之军警浩荡而来，例行公事地沿湖追击一番，举枪乱开，仿佛为匪船送行。这便是军警捉拿帮匪之战功！
长江沿岸许多州县、码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差役不过帮，饭碗端不长；帮会不通差，生意敲不成。反映了帮会与军警勾结之密切程度。
何以差役不进帮，饭碗端不长呢？因为军警职在破案，而在帮会势力盘根错节之处，犯案者必定是帮中人物为多。如使帮外人经办其事，就理不着头绪，宛如“瞎子摸竹园，一世摸不清”了，势必百案而难破其一。如果军警在帮，则犯案之人，多为军警所熟识。案发之后，只须略加查询，就可以知道此案为谁所犯了。正因为如此，帮会头目都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神通。这里略举几例。
约在1928 年春，英国政府派一外交官携带重要文件，由伦敦专程来华，轮船到上海外码头，这位外交官年纪较轻，初次来华，稍不留神，手臂所夹一公文包不翼而飞。当时他惊得面容失色，包里钞票是小事，一份英国政府给上海领事馆的国际性密件一旦遗失，非同小可。他赶紧向领事馆报告公文包失窃的情况，整个领事馆人员也急得手足无措。只得通知巡捕房立即出动探捕，限三天侦破。
英国人明白，上海五方杂处，人口众多，英巡捕人生路不熟，无能为力，只有依靠中国侦探来破案。因是密件，不敢告诉中国上海市政府，任务落到了捕房华探长身上，这位华探长侦查了一天一夜，音讯全无，于是不得不到成都路季公馆，请老头子帮忙。
老头子是谁？无锡人季云卿也。他是20 年代著名的青帮老头，常居上海，门徒众多，能与上海三闻人分庭抗礼。这位英租界巡捕房的华探长便是他的大徒弟。那一天，他听到大徒弟报告的案情，觉得问题严重，决定从摸底入手。原来，上海那些“跑生意”的扒手、小偷等，绝大多数是青帮的徒子徒孙，且各有门头，设小头目管理，一有所获，须向头目汇报，将物件或现金交出，然后分配，帮规如此规定，谁也不敢违反。于是他命大徒弟派出手下探员，分片通知季家门下包括南市、闸北、浦东等中国地界所有小头目，晚8 时，集合于季公馆排情况，是谓摸底。
当夜季公馆灯火通明，各地小头目50 余人准时而来，等于开了一次小小的“香堂”。华探长先向大家说明了案情，季云卿接着说：“我们先从家门里查起，不要惊动黄金荣、杜月笙那帮人，你们在这两天中，曾否有小脚色在外滩做到生意，是一只黑色羊皮的公文包？”大家听得老头子一说，各人自己排，一小时内，都保证自己所辖地区内，没有得到这只公文包。这是老头子可以绝对信任的。因为帮规规定不得欺师灭祖，否则受到“三刀六侗”的严惩。大家一直讨论到深夜，竟毫无线索。季云卿只得命大家回去，进一步向下层侦察，捕房人员向大小旅馆、妓院、燕子窝等处查探。次日仍无消息，季云卿一夜沉思，找寻线索，决定到汉口去一趟。
第二天，季云卿带着贴身小徒前往汉口。师徒二人下轮船后走向江边一家大茶馆“得意楼”。二人吃过点心，上楼找一沿窗座位坐下。原来，这得意楼乃是汉口一个青帮老头子杨某所开。此人在汉口、武昌一带很有势力，门徒甚众，很讲帮会义气，凡有青帮中人路过或犯事逃亡出来，总是留宿三天，给以盘缠，打发离去。茶馆里的做手，都是杨的门徒，以此会友。当下，季云卿坐定后，就将茶壶、茶杯摆出青帮中会友的格局，果然跑堂的一看是自己人，就对了一通“海底”，得知是上海鼎鼎大名的青帮老头季云卿驾临，马上领他到杨老头子家里。
杨某也久仰季的大名，一见之下十分热情，问起来汉口何事，季云卿径直相告：“为破失包案，不得不亲自出马，一来到此访友，二来看看长江沿线情况，大哥若有线索，还请多多指教。”
事有凑巧，杨老头当即表示：“东西在我这里，既是季大哥的事，原物奉还。是我的三个小脚色，路过上海，在外滩顺手牵羊而来的。”中午，杨某设宴招待季云卿师徒。席散后，季云卿又说出了苦衷：“光是赃物交差，本人就犯嫌疑，故须人赃交差。至多吃二三个月官司，姓季的保证安全回来，如有损伤或性命出入，按照帮规抵命。”杨老头儿果然当场叫来那三个徒儿，吩咐明日跟季师伯到上海投案自首。老头子一句话，徒儿唯命是从。次日买好船票，一行五人，带着公文包原件返回上海。捕房和领事得到消息，一块石头落地，检查公文包果然原封未动，称赞中国人破案迅速。人犯押进提篮桥西牢，因是自首，判处三个月徒刑，就此结案。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姓杨的，曾任福建督军周荫人的秘书长。卸任时，以历年搜刮所得，装了六个大皮箱，其中全是珠宝古玩，派人押运到上海，准备在租界做寓公。不料船抵上海时，发现六个箱子全已不翼而飞。杨得讯后，即来沪请护军使何丰林代为查访。何毫无办法，乃转请杜月笙帮忙。杜只用三小时，就全部追回了。他究竟如何破案，外人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帮会与军警勾结，在那个社会里建立起一套效率极高的情报网，这就使这位帮会头子几乎无所不能了。
从这类故事就可以明白“差役不进帮，饭碗端不长”的原委，那么，又何以“帮会不通差，生意敲不成”呢？这道理也明白得很，因为帮会流氓的所谓“敲生意”，都是经营种种不法的“特种事业”，倘或军警认真起来，岂不是要处处受阻？设若帮能“通差”，且军警之中帮徒甚众，那就可以合伙“敲生意”了。常有这样的事情：帮会流氓要开武差，就先通知在帮之军警，协商妥当以后再去作案。如果是外来的帮徒要在本码头开武差，必先投帖求见本地在帮之军警头目，陈明来意，先挂上号。军警对于挂号之帮徒，不但不去捉拿，反而按照帮规供其食宿，并且告知本地情形，诸如谁家可以偷盗，谁家可以绑票，谁家势力大断断不可惊动，等等，此等报告叫做“衬底”。帮徒得到衬底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于当晚行事。第二天大早，必定满街传遍骇人消息：某大家巨款被盗，某大家珍宝被窃。被盗者纷纷向警厅报案，他们哪里知道盗贼就藏在军警家中呢！事过之后，所获赃物帮警按一定规矩分成，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事了。
也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失主以大帽子强压警厅非破案不可，这时警官就会找一个小喽罗来，命他限期破案，十天一催，半月一问，到期不破案，就要挨板子，再给他少数金钱作为挨板子的酬劳。有些瘪三专以代人挨板子为业，这个差使叫做“拍豆腐”。何谓“拍豆腐”？原来清代衙役都要练就一种打板功夫，但闻板子响，被打者不觉痛。练时以老豆腐一方，日夕鞭打，功夫到者，能使豆腐不失原状。本是衙役询私舞弊的方法，一直沿习下来。那瘪三挨过板子后，就哀求警官道：此案实在难破，否则，小人断不肯以血肉之躯，受这般痛苦。这一来，案子也就常常不了了之。
如果失主还是不肯了结，以种种权势压下来非破案不可，那也有办法对付。办法就是与窃贼商量，花点钱叫帮会中的一个小盗犯（谓之“边风子”）到堂了案。“边风子”到案后，只须略认一二犯罪事实。如果逼令交出全部赃物，就这样对答：此案是三四个人一起作的，他们早已逃跑了，我得的就这么一点。于是警厅叫尖主将这点赃物领去，判这个“边风子”一年半载的徒刑了结。军警于是塞责，而犯案者安然无恙，一如既往地经营其种种“特种事业”。
正因为帮警勾结对于帮警双方都是利害攸关，所以，到了民国时期这种勾结日益密切了。其密切程度，从黄金荣在上海军警界的门生名单中，就可管窥一斑了：法捕房督察长 金九龄。
法捕房政治部主任 程子卿。
法捕房探目 陈三林 丁永昌。
法租界强盗班探目 曾九如。
英捕房督察长 陆连奎。
英捕房探长 尚 武 冯志明。
英捕房探目 汤 坚 马德荣。
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 韦钟秀 乔松生 卢英。
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 张 荣（副队长） 董明德（分队长） 周相成（秘书） 宋云涛（指纹科）。
苏州警察局侦缉队长 曹安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