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会赌场有堂屋，堂屋之上有小楼阁，楼阁地板中间开一洞，一尺见方，跟堂屋相通（如酒菜馆楼上楼下吊送酒菜用之孔）。小楼阁自洞中挂下一箱，叫“彩筒”。每天日夜开两次。“老师父”独居小楼阁，每日不到第二次开筒不得下来，也不得与任何人接触。每天上午“老师父”在36 门中提出四门（早晚各2 门），叫做“门将”。门将一般是前两天开出的门。门将是要当众宣布的。在余下的32 门中，任选一门（据说为了趋吉避凶，子日不开马，丑日不开羊等等）装入彩筒，封固、签字、插花、披花，自小孔悬挂而出。第一次开筒后，再选一门装入彩筒。
“老师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众多的赌客当然无从猜透的。他们只好碰“运气”了。他们见到猪就押猪，见到羊就押羊，或者押睡梦中见到的事物。他们日思夜想如何能押中，经常弄得神魂颠倒。只要有一人偶然押中，他便要到处宣扬，使得更多的人对花会发生兴趣。看起来花会赌场关防甚严，“老师父”不可能跟人串通作弊，似乎是天公地道、童叟无欺的，其实不然。花会的骗术留待后面详述。
白鸽票。
这种赌博方式，最初是以猜那只赛鸽得胜来下赌注的。那时赛鸽用《千字文》中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字编号。例如，比赛结果，“天字第一号”鸽胜了，那么，凡猜“天字第一号”的，都为赢家。后来，白鸽票的赌法有了变化。先由赌局将《千字文》前面80 个字印在票上，让每个参加赌博的人在票上各圈10 个字。然后赌局开出底字20 个，相当于中奖号码。赌客所圈10 字中，有5 字以上相符，便可得奖彩。白鸽票每张赌本3厘。国民党政府“废两改元”后，白鸽票每张赌本改为若干铜钱或一个铜仙。因赌本低微，参加赌白鸽票的人极多。抗战前，赌白鸽票之风尤以香港、广州等地为盛。
枪场。
枪场的赌博跟其他方式赌博不同之处在于，枪场赌博是赌客与赌场决输赢。这种赌法是，以大型轮盘一个，上绘1—12 个号码，另外还有一个零和一个花星，共计14 门。在距轮盘一定远的地方，放一支猎枪，由赌客轮流向轮盘射击，射中了某号，买该号票者即得奖。射中花星和零号，则全部落空，赌资概归赌场所得。
斗蟀。
斗蟋蟀的赌场，一般选在空旷地带。搭有棚子，棚子内用布帐分设若干圈。每圈内设斗蟋蟀场地及旁观者席位。斗蟋蟀双方约定输赢金额，旁观者也可押注。每次赌注多者几百两、上千两银子。这种赌博在天津一带曾盛极一时。天津益临照海张五（张锦文）家，南斜街郭家，北门里王家，都开设斗蟋蟀赌场，并派人各处捕捉优良品种蟋蟀，雇佣把式饲养。
广州在解放以前，每年端午节一过，赌斗蟋者就开始选购蟋蟀佳种，精心喂养，准备秋天斗蟋。蟋蟀一年产两季。初夏所产名茶蟀，夏末初秋所产为麻蟀。茶蟀比麻蟀寿命短，体重小，体力弱，只能参加小猎（小决斗）。故斗蟀者多注重喂养麻蟀。当麻蟀幼小时，要喂以草鸡虫、风车草、绿豆芽等。当其长大时，要用莲肉、豆角等滋补。当其衰老时，要喂给参汤、蟑螂肚燉饭等，以之培补。麻蟀壮大时，就可参加大猎（大决斗）。大猎地点选在广州城外10 里左右地方。为举行大猎，人们事前在近河的村子前搭起一座大棚子，并在河面上建起一排临时木屋，辟为酒楼酒馆、赌场烟室、旅店剧院及各种商店。斗蟋的赌场（蟀猎）设在一排临时小木屋的附近。赌场有方桌几十张，另有斗蟀小室数间。赛期一到，火轮鱼舫齐集河面。剧场开演，不售门票，任人入观。烟室里烟雾镣绕，有一种叫“珠娘”或“蛋女”的女子，专替烟客烧烟。每天早上，斗蟋蟀者们带着蟀盆，走进蟀猎，将蟀盆置于方桌上。这时便有“草证”（赌场人员）给斗蟀者作介绍。参加斗蟀的两方，如果一方携赌资180 两白银（60 两白银称为一“猪”），另一方携赌资120 两白银，那么，输赢就以120 两为限度。草证人将当斗双方及助兴之人带入斗蟀小室，入室人数，双方对等。室门拴着一根长索，赌场派人在室外手拉长索，将室门关紧。决斗结束，始得开门。胜负双方，分头向柜台领款、交款。如赢方所得超过180 两白银，赌场除送花红串炮之外，并赠给帅旗一面。得胜者高举帅旗得意而归，当晚是少不了要大排筵席的。
回力球。
回力球和赛马的赌博方式一样，都是借体育竞技下注赌钱，赌场按一定比例从中抽头。
回力球分单打和双打两种，单打一般6 人，其中两人对打，逐个淘汰产生优胜者。双打12 人，2 人一组，其中的两组对打，逐个淘汰产生第一名。单打6 人每赛一次，双打12 人每赛一次，都叫一盘，每晚可打8 至16 盘。球员背上都编有号码。赌客判断哪号球员得第一的可能性大，就购哪号票。如该号球员获第一，那么，购此号票的赌客均可赢钱若干倍。赌票分“独赢”、“双独赢”、“座位”、“联号”几种。“独赢”指某一球员独得5 分。“双独赢”是指两场球赛均得第一名。“座位”是指第一、第二名球员。“联号”是每一场的一、二名。除一般比赛外，还有特别赛，如红蓝赛，即由穿红、蓝球衣的两队球员角逐。每盘每张赌票2 元。
回力球场有跑票员100 多人，专替赌客购赌票，领彩金。赌客中了彩，跑票员能得到一笔赏金。一名跑票员的一月收入，多的达数百元。为得到跑票员的差使，须花一笔“运动费”，还要交纳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押金。有的跑票员专跑阔赌客的公馆，为其传递消息，购买赌票。这种跑票员，有的自备汽车，以车代步，气派不小。有的阔绰的豪赌者，在回力球场派有“驻场员”，令其守在电话机旁，随时报告场内情况。自己则在公馆内墙上挂起场上球员号码牌，按电话报来的胜负情况记录分数，用电话通知“驻场员”下注。
回力球场的老板从售出球票的总收入中，提取15％到20％，其余80％到85％作为彩金，在中彩的赌客中分配。回力球场生意兴隆，巨商豪富一掷千金。很多穷苦劳动者也带着侥幸心理来到球场，将血汗钱毫不吝惜地扔出。球场开张不久，老板就得以暴富。上海回力球场创办人之一海格，初来上海时，除了一双破皮鞋和一只破皮包，别无长物。不久就购置了汽车、洋楼。山票。
山票又称“十五字有奖义会”。其赌法是，票厂（赌场）出120 个字，任人猜买。这120 个字抄自《千字文》（从“天地玄黄”到“遐迩壹体”，中间删去“吊民伐罪”一句）。投买者在这些字中选买15 字为一条，每条赌本1 角5 分，买多少条不拘。有一种叫做“带家”的人，专门负责串街走巷，兜售山票。所以，买山票不用到票厂。投买者将赌本和圈了15 个字的山票交给带家，带家开给临时收据。第二天投买者凭临时收据向带家换取票根。票根四联，每联有15 个空白小方格，由带家将投买者所圈15 个字，填在空格内（带家有一套木活字，刻着山票120 个字）。四联一式，编有号码，盖有图章。第一联交投买人，开票后，凭票根对奖、领奖。
山票每月开票3 次，日期为每旬的逢二日。开票就是从山票120 字中开出中彩的30 个字。这30 个字以“搞珠”的方式决定。票厂备有比乒乓球略大、一样大小的圆球三套。第一套120 个，不涂颜色，各刻山票上120 个字中的一个字；第二套30 个，涂红色，无字；第三套90 个，涂白色，也不刻字。开票的这一天，公证人都到场，参观者挤得水泄不通。台上左右两边，各放一个大圆筒。当众检查，圆筒内确实空无一物，这才把120 个有字的圆球一个一个放入左边的圆筒内，把30 个红色圆球和90 个白色圆球一起放入右边的圆筒内。封盖完毕，开始摇动。两个大圆筒都设有机关，每摇一次，即有一个小圆球滚出筒外。比如第一次左边摇出的是“河”字球，右边摇出的是个红球，左边的人便高唱：“海咸河淡个‘河’字”。右边的人接着唱道：“中”。意思是“河”字被选中了。有人随即将“河”字球和红球串连一起，挂到了前排显眼处。如左边摇出的是“壹”字球，右边摇出的是白球，左边便有人高唱：“遐迩壹体个‘壹’字”。右边的人接上去唱道：“吉”。这个“吉”意味着摇出的字落选。有人马上将“壹”字球和白球串连一起挂在后排绳子上。摇完120 次，30 个中彩的字也就开出了。“搞珠”完毕，揭开圆筒检查，仍空无一物，开票就算顺利结束。
开票后第二天，票厂即印发“谢教单”（奖金派彩单）。彩金总额为出售山票总收入的65％。如卖出20 万条，总收入就是3 万元。抽出65％，奖金即为1.95 万元。头、二、三奖各得全部奖金的60％、25％、15％。同中同分（这里头有很多名堂，后面还要讲到）。如10 人得头奖，则每人的奖金各占奖金总额的6％。通常开奖一次，头票独得的奖金总在万元以上。奖金不可谓不高。很多人都想侥幸取胜，一博成功，一夜之间，由赤贫户变为大富翁。故山票的吸引力极大，平民百姓趋之若鹜。投买者所买的15 个字，最低要买中11 个字甚至11 个字以上，才有得奖的希望。
出售山票的总收入，除去奖金，剩下的35％便是票厂的毛利。扣除税金及其他各项费用，票厂老板的纯利是十分可观的。
铺票。
风行于民国时代的铺票赌博，早在清代就开始了。民国时赌法跟清代有些不同。
清朝光绪年间，广东南海、顺德两县的士绅为筹款修筑防洪大堤，发起了有奖“铺票”活动。为何取名铺票呢？因它跟店铺、商号有关。先是向120家商店每家捐借款10 两，总计是1200 两，用作修筑大堤款项。为归还这笔款子，特印发一种奖票，票底印着捐借款各店铺的名称。如“兴隆”、“祥记”等，以示褒扬这些商店热心公众事业。这种奖票取名“铺票”，每张有1 两、5 钱两种，由各镇大商店售卖。投买者在票底所印各店铺名称中任选10 个字为一条，满1000 条为一卷。
铺票每月开奖一次，开票共开12 个字，用的是“杯卜”法。即用向空中抛出杯子，视其落地情况决定开何字。杯卜在神庙前举行。开票之日，庙前广场人头攒动。开票办事处人员，在人丛中抛出三色暗码，任众人抢夺。夺得暗码的三人，一人负责抛杯，一人负责执杯，另一人唱票。抛杯人先将木杯当众剖开，放在天平上称，使两杯重量相等。然后将两杯放在盆内，用力向上一抛，抛的高度不得低于面前预先所拉绳索的高度。杯子落下，执杯人将杯拾起，如两杯一只口朝上，一只口朝下，就报“胜杯”。两只都口朝上，报“阳杯”。两只都口朝下，报“阴杯”。唱票人先唱票底印的第一个字，如“兴隆”的“兴”字。得胜杯，再抛，一直抛到得阳杯或阴杯止。连续得几个胜杯，就叫做得几杯。第一字得几杯报完，接着唱第二字。以此类推，直到票底每个字都唱完。抛杯结束，当众选出得胜杯最多的12 个字，这12个字称为“票尴”（即票母，相当于中奖号码）。中字最多的为头票，次为二票，再次为三票。同中同分，如头票仅一张，则头票奖金由中奖者一人独得。奖金总额为1000 条票的票款1000 两的60％，即600 两。在这600 两奖金中，头奖得60％即360 两；二奖得25％即150 两；三奖得15％即90 两。开票办事处在总票款中提取40％即400 两，先归还10 家店铺的捐借款，共100 两（12 个月开票12 次，即可还清120 家的捐借款）。在余下的300 两中，抽取10％即30 两，作为办事处经费。还剩270 两，用作修堤专款。如每月售票1 万张，则除奖金外，尚余4000 两。归还捐借款100 两后，仍余3900两。开票办事处抽10％，即390 两。售票越多，开票办事处所得款越多。铺票最初为募款而设，但发起不久，一些见利忘义之徒便利用它谋取暴利，以致铺票很快成为名副其实的赌博。
清末，慈槽太后以筹措海防经费为名，大开赌禁。广东遂有一些赌商向藩台（主管一省财政）衙门承包铺票赌博，以助饷若干作为代价。赌商们编造了五言韵语24 句，共120 字，作为铺票的票字。开头几句是：首会发其祥，鸿图得意扬。
高标辉百粤，本是始基良。
秀丽赏琼芝，丁男协去时。
联芳常足愿，乐有好称宜。
巨业就恭逢，。。。
120 个票字，任投买者圈定10 字，作为一票。一张票价格有5 角、1 元、2 元、5 元、10 元几种（实际照九折收款）。1000 票为一卷，取《千字文》中一字为卷名，如“天字卷”、“地字卷”、“玄字卷”等。开票开12 个字，仍用杯卜法。奖金比前提高，为售票款总额的70％，其余30％为票厂费用及饷银。当时广州有铺票两厂，一名“昌兴”，一名“发财”。昌兴每月逢五、十开票，发财每月逢三、八开票。两厂一月共开票12 次。
民国元年曾一度禁赌。1915 年，赌商乘广东水灾之机，向省府请求开设“有奖义会”，理由冠冕堂皇：筹款救济嗷嗷待哺的遍地灾黎。所谓“有奖义会”，实即铺票。所不同的一点是，改杯卜为搅球。搅球就是：备圆盆两只，第一只放入120 颗圆珠，每珠刻一字，分别为“首”、“会”、“发”、“其”、“祥”等等。第二只盆盛108 个刻“吉”字的圆珠，12 个刻“得”字的圆珠。搅动第一只圆盆，漏出一珠，比如“祥”字。再搅动第二只盆，漏出一珠“得”字，则“祥”字即为所开12 字之一。也就是说，凡第一只盆漏出的字，遇上第二盆漏出的“得”字珠，就表示中；遇上第二盆漏出的“吉”字珠，则表示不中。两只盆各搅动120 次，12 字都开出，搅珠就此结束。番摊。
这是一种不定期的赌博，人数不限，十人八人也行，一人也行（因为是跟番摊馆赌，所以一人入场即可以赌起来）。赌法简单，易输易赢，旋输旋赢，往往一夜之间能使人倾家荡产。因而番摊为害尤烈。
其赌法是，在桌子上放一大堆铜钱或圆形豆青色光滑小瓷片，作为“摊皮”。从中又开一小堆，将有短柄的铜制盅盖（摊盅）盖住。另将一块正方形锡片或木片（名叫“摊正”）摆在一小堆摊皮之前。任人猜买“一”、“二”、“三”、“四”。如赌徒猜买“一”，就把赌注押在摊正靠一小堆摊皮的那一边；猜买三，押在摊正的对面；猜买“二”，押在摊正右边；猜买“四”，押在摊正左边。开摊时，揭去摊盅，用长约一尺的竹片（摊竹），将一小堆摊皮往大堆摊皮那边拨。一次四个（称作一皮）。根据最后剩余的摊皮数跟猜买的数字是否相符，来决定胜负。如猜买“一”，摊皮剩一，则猜买者赢。买法有多种。一是“番”，即专买一门。如买“四”，则开“四”得彩（赌本三倍），开“一”或“二”、“三”输。二是“捻”，即买一门为主，邻近为辅。如买“三”搭“四”，则开“三”得彩一倍，开四保本，开“一”或“二”输。三是“角”，即兼买相邻的两门。如买“二”、“三”，则开“二”或开“三”都中彩（照原本一样），开“一”或“四”皆输。四是“正”（又名“正头”），也是专买一门，但跟“番”的专买一门不同。如买“三”，开“三”时得彩照原本一样，开“二”或“四”不输不赢，开“一”输。除此之外，还有“射三红”和“两头番”。前者是买相邻的三个数字，如买“一”、“二”、“三”，即开这三个数字中的任何一个都中彩（原本1／3），只有开“四”才输。后者是同时买相对的两个数字，如买“一”、“三”，则开“一”、“三”都中彩（照原本一样），开“二”、“四”输。
番摊馆老板的主要收入是“抽头”（又名“抽水”）。投买者中了彩，不能全得，番摊馆要从中抽取1／10。清末初开番摊时抽1／22，后增至1／11，又增至1／10。番摊馆即使输与投买者，也只输九成，而赢了却赢十足。而投买者赢了只赢九成，输却输十足。所以番摊馆始终处于有利地位。加上每次猜买，同时有几个人，各人猜买数字不一，番摊馆纵然输给这个猜买者，也可从那个猜买者那里得到补偿，番摊馆更是稳操胜算，有恃无恐。只有投买者将赌本赌光，被抽头抽干的，没有番摊馆将老本赔光的。
流氓赌徒的赌博奇计。
流氓赌棍所以百赌百赢、“所向无敌”，是因为他们各有一套秘而不宣的赌博“奇计”。他们或是在赌具上玩花样，或是在赌法上动点子，有时“人自为战”，有时数人串通一气。他们的黑暗勾当，外人本无从知晓。只是由于赌博集团中有人走上自新之路，才揭开了赌博的一些黑幕。
牌九郎中的本领。
6 所谓牌九郎中，即精通牌九赌术的赌棍，其害人本事言之足以惊人。
（1）认牌法。
凡牌九郎中，最初都要练认牌这项“基本功”。要练至全副牙牌32 张没有一张不暗记默识。
认牌之法有四：一曰乱筋法。随意买一副牌，有的牌面竹丝很有条理，有的散乱无序。牌面竹丝不管是有规律的，还是没有规律的（乱筋），都要一一牢记。这是认牌中最上乘之本领。
二曰对筋法。先到制作牌九的店铺定做一副牌，要求每对牌用同一段竹子刻成，以便同一对牌牌面竹丝相同。这样，记住了一张牌，也就记住了一对牌。记住了16 对牌，也就记住了全副牌32 张。
三曰云头法。就是将牌面染上极细微之污点，如天牌染左角，人牌染右角等等。
四曰准头法。此法即硬认每张牌牌边所镶之准头。一张牌竹与牙骨相合处总有些参差不齐，不齐的情况，各张牌不一样。记住怎么不一样，就可以辨别不同的牌。
（2）掉牌法。
掉牌之一法是“袖箭”。即预先将一张牌藏于抽中，必要时，自袖中取出，跟某张牌调换，就像演魔术一样。但至末条后洗牌时，要调还原牌。不然的话，要闹出三只天牌的笑话，被人拆穿西洋镜。
掉牌之第二法是“攉跳”，又名“跳龙梢”。即于靠身一幢之牌尾，脱下两只，而以无用之两只补之。运用此法，必须在每次洗牌时，预先拣出点色大的牌两只，叠成一幢，砌于牌尾，以备调用。
掉牌之第三法是“拍准”。即当着众人的面，硬用手法将牌拍下一只，之后又能以法收取。神鬼不觉，手段惊人。
掉牌之第四法是“挖角”。即在别幢角挖下两只，而以无用者补之。
（3）使骰法。
赌棍们掷骰子法门很多，有一种叫“掼杀”。骰子两粒，中有一颗名“根子”。作弊者事先将其中间挖空，以水银、象牙粉等充实其中。掷骰时，需要掷出七点就将骰子摆作七点，然后将骰子在赌桌上一拍，水银等物即下沉，掷出以后必为七点无疑。因一拍就成，每掷必准，故名曰：“掼杀”。
赌牌九老手相遇，必有一番好戏。某甲，赌牌九高手，人称“牌九师父”。他每天都要入赌场，并且每赌必胜。有人就想治治他，特邀来乙、丙，此二人也是“牌九师父”。一日，三“牌九师父”同入赌局，甲不知乙、丙底细及来意，欣然自任上风。乙、丙分坐上下门，赌了约一小时，乙、丙均大输。丙对乙说：“老兄，今天大大不利。”乙说：“不然，胜负兵家常事。况且第三条大有希望。不必胆怯，尽力下注就是了。”于是丙掏出皮夹一只，乙摸出钞票大卷，尽罄所有下注。上风分牌之后，丙忽顿足说：“完了！”将牌一掷站起来要走。大家一看，丙的牌是：“人牌配幺钉”，只得一点。乙急忙制止丙：“别急，别急。上风的牌是‘别十’，你赢了。”旁观者都不相信。果然上风认输，乙、丙大赢而去。其实上风手中的牌并非如乙所说，是“别十”，而是“幺钉配二四”，为最大的牌。乙的牌是“天方八”，上风应统吃。丙对此不是不知。他神不知鬼不觉将一张牌换成幺钉（事先准备好的），并抢先掷出。因一副牌不能有两幺钉，所以上风手中有幺钉而不敢掷出。因他掷出来，众人会指责他舞弊，并且不容他分辩。甲吃了哑巴亏，从此，这家赌场再也见不到他的踪迹。
麻将牌桌上的“抬轿”、“脱靴”
民国时，沪上麻将牌赌风终年不绝。麻将郎中日日活动于麻将赌场。洋场十里，赌害最烈，要数麻将。赌麻将，不仅上层社会盛行，而且中下层社会，也相当普遍。有的到赌场赌，有的在家中赌。平时睹，过年过节赌，甚至利用丧葬、嫁娶等赌。有沉溺其中，耗尽家财，熬干精力、心血，而至死不悔者。
麻将郎中作弊手法无奇不有。最常见的一种谓之“抬轿”，实即串骗。
其法大都两人串通一气，欺骗其他两人。比如四人同局，甲、乙为狡黠赌棍，而丙、了不知。甲、乙两人对面坐，佯作素昧平生，萍水相逢。赌时，甲须某牌，乙预先知之而照发。乙须某牌，甲也照发。由于配合默契，故甲、乙二人得心应手，百战不殆，无一度之失。其通风之法，赌棍谓之“令子”。令子分口令和手令两种。口令以一字代一牌，如以“打”、“拍”、“抚”、“摸”等字代东、南、西、北风，以“顺”、“湿”、“稳”等字代中、发、白，以“顶”字代一四七，以“釨”字代二五八，以“吃”字代三六九，“和”、“听”等字代同、索等。甲须东风这张牌，则只要说“打”，乙就立即发出东风。手令不须用嘴，也不靠手势，只要将香烟一支、火柴匣一只，摆在不同位置，就可给串通作弊者种种暗示。这只是一般的抬轿法。赌棍们还经常在临入局之前，约定某几种暗号，或变换某几种口令、手令。这其中的名堂就更多了，不是局外人所能尽知。
以上讲的是两人吃两人，还有一人吃三人这种奇而又奇的事。例如甲、乙、丙、丁四人同赌，甲是郎中，乙、丙、丁三人都是一般赌客，对甲不知底细，不加防备。甲先对乙讲：“我告诉你一个暗号，你可到某处去搓麻将，有必胜把握，终局后输赢我们两人分摊。”甲又以同样方法，分别跟丙、丁两人约定，只是跟各人讲定的暗号不同。甲跟乙、丙、丁三人中每一个人的“君子协定”，都不让另二人知道。入赌局后，乙暗示甲，需要一张什么牌，甲立即给予。丙、丁二人各以暗号告诉甲，需要什么牌，甲也一一予以满足。甲“慷慨”得令人不可思议。他为了供给其他三人所需之牌不惜自己输钱，而且输钱愈多愈好。手中虽有大牌，也都丢给别人。终局后，如甲输400 元，乙输200 元，丙、丁各赢300 元，甲便分别找乙、丙、丁三人要求“输赢共摊”。甲先对乙说：“唉，真没想到，今天牌运这么不好！我两人共输了600元，我已付出400 元，你应当还我100 元。”乙无话可说，只得给甲100 元。甲本输400 元，这一来，仅输300 元。甲又找丙，对他说：“我输400 元，你赢300 元。你应当拿你赢的300 元来补偿我输的钱。还差100 元，我们两人分担。”丙只得照办。至此，甲已转亏为盈，收入50 元。甲最后至丁处；将对丙说的话重述一遍。丁除了将赢的300 元全部交甲外，还倒贴50 元。甲不仅将所输400 元全部倒了回来，而且多得400 元。最大的输家居然是最大的赢家！这一玄而又玄的赌术，叫做“麻将脱靴”。
摇摊时吸铁石的妙用。
摇摊即是用骰子四颗，摇出青龙、白虎、进宝、出宝四个门色中的一个门色，以分输赢。此赌亦弊端丛生，奥秘莫测。赌法一般有“大家生”、“小家生”、“车轮”、“缆子”等，名字很怪。所谓大家生，就是利用吸铁石作弊。四颗骰子中，三颗以点数分配双单，其他一颗中空，实以铁屑。塞有铁屑的这颗骰子，名叫“药骰”，又叫“根子”。摇时，需单即单，需双即双。作为上风的赌客备有拳头大小的吸铁石一块，置于膝盖之上，藏于赌桌之下。如见龙虎门下注重，上风便移动吸铁石，使缸内药骰由双色变为单色。开盆时，竟变龙虎而为出进。如见出进门下注重，使用同法，即可由单色而变为双色。施展这种鬼蜮伎俩，在一般情况下都能稳操胜券。“小家生”、“车轮”、“缆子”等赌术异法而同功，无甚大出入。
用吸铁石的赌徒，并不能始终如愿以偿，有时也会棋逢对手。因为他知道用吸铁石，别的赌徒也懂得这一手。吸铁石有大有小，使用吸铁石有先有后，各自巧妙不同，所以同样拿着吸铁石这种赌博利器，仍可以分出输赢来。某甲素来靠骰子和吸铁石为生。一日忽遇到同道中一前辈。那人戴着一顶有披霞的帽子，样子像北方人，甲在赌场中从未见过。那人下赌注，由轻而重。某甲因有吸铁石，故有恃无恐，不把那人放在心上。那入斜眼看了看甲，轻蔑地笑了笑，把钱包往桌上一掷。开盆时，那人因急于看结果，头低下贴近盆盖。点色看清了，那人赢。甲大惊，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交给了那人。钱数还没有凑足，好在那人并不计较，让甲立一字据作罢。甲心想，我用了吸铁石，怎么会有这样的错着？思前想后，不得要领。后来，甲又遇到那人，竭诚向他求教赌术。那人居然和盘托出。原来那次赌博，先是甲用吸铁石在赌桌下吸转骰色，等到那人举起钱包一掷，甲又用吸铁石一次，那人看在眼里，只是不动声色。他在甲第二次用过吸铁石之后，也用吸铁石吸转骰色。那人的吸铁石较甲所用为大，预先藏在帽沿披霞之中，一低头骰子点色即变。甲只知自己会用吸铁石，不曾想到对手更精于此道，所以他输了还不知是怎么输的。听了那人的一席话，他才恍然大悟。真是小偷遇到了强盗。
有一个姓潘的人，是官宦后裔，本饶于家财，因沉湎赌博，家道中落。
然而赌技却因此日精。他尤善摇摊。除了使用吸铁石外，还在四颗骰子中灌铅。在赌桌上，他脚趾间藏吸铁石，用吸铁石吸骰子，想摇出几点就摇出几点。可说是所向披靡，战无不利。跟他交过手的赌徒，都躲避三舍。没有人肯跟潘某赌，潘某的赌博利器就只能搁置不用。他将四颗骰子售出，索价4000元之巨，平均一颗骰子1000 元。他卖掉了灌铅骰子，丢掉了吸铁石，照样能赌赢。有个姓王的人，摇摊赌技尤精，骰子中并不灌铅，也能摇如所欲。姓潘的人在跟他同赌之前，作了一番准备。他密购摇盆一只，大小、色泽跟姓王的人所用摇盆相同。在盆盖内面靠边沿处，镶玻璃一层，嵌入骰子四颗。一天，潘、王同赌。潘买通侍役一人，又拉同伙一人入局。姓王的做庄，开三（即出门）。这时，潘递个眼色，让侍役给姓王的人送上热毛巾一条（赌场有送热毛巾规矩）。潘的同伙故意伸手押注，将衣油遮住王的视线。潘乘机将王所用摇盆之盖换成自己准备的有夹层的盖子。王哪里知道，就在他在用热毛巾擦脸的一两秒钟内，赌局风云突变。自此，每次所开，点色都是出门。王输于潘之手。
掷骰“捉牛头”。
掷骰赌博中的歪门邪道也不少，有一种掷法叫做“掷老牛”。一次同时掷出六颗骰子，有三颗点数相同，方论输赢，称作“合”。除去三颗点数相同的骰子，其余三颗骰子点数合而计之，以决胜负。掷老牛中，又有“掷十十二”、“掷九十三”等名目。掷十十二，即由上风一人独掷。合计10 点，上风输；11 点和12 点，上风赢。有一个混名叫小记根的流氓赌徒，擅长“捉牛头”的赌术。何为“捉牛头”？原来赌棍切口（黑话），五六谓之“牛头”。捉牛头即每次掷骰子，能确保六颗骰子中，有一颗是五点，有一颗是六点。小记根练就了一种本事，掷骰子时，能将六颗骰子由碗内抓起，两只夹于指缝中，不管其他四颗骰子落下时是什么点色，指缝中掉下的两颗，必定一为五点，一为六点。除去三颗点数相同的骰子，余下三颗，有两颗点数之和恒为11。另外一颗，不论是一是二，或者为四为五，跟11 相加，点数至少为12。故捉住牛头，即每掷必胜。
铺票“搞珠”开彩时的鬼名堂铺票开字的方法之一是“搞珠”。赌场老板作弊的手法一般这样：预先特制一套120 颗分别刻着“首”、“发”、“会”等字的圆珠，和12 颗都刻着“得”字的圆珠，比标准的圆珠略小一些，准备到时应用。另外，在每一券铺票（1000 张）中，偷偷塞进一票。开字时，按塞进铺票上圈定的几个字，拣取几个略小圆珠，混入标准圆珠。并将几个“得”字略小圆珠，混入12个“得”字标准圆珠。搞珠时，两个盆子首先漏出混入的略小圆珠。这样，就能保证塞进的票得彩。如一般投买之票没有一票中彩，则赌场老板可独得奖金。即便一般投买之票有几张得彩，赌场老板也能平均分得一份奖金。赌场老板做手脚是很方便的，尤其是在开“联榜”和“大联榜”的铺票时。这两种铺票，每条票分别收二角、一元。联榜每月逢三、八开字。大联榜每月逢五、十开字。联榜是几十万条、几百万条票联在一榜，不设卷口。多一条头票（头奖）根本就没法查对。二票（二奖）、三票（三奖）随意增加几百份，也不会让人看出破绽。所以，铺票的赌法，极便于赌场老板上下其手。花会开字连骗带赖。
花会老板有时也要赔钱，赔点钱可以取信于投买者，表示他们本分、公正。但他们既不会赔大钱，又不会老是赔钱。如果某一天他们见所开之门色，被人投买得多，他们就借口军警可能来抓赌，提前截流（停止投买）和开简，以免输得过多。截流和开筒的时间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根据需要，时而早，时而迟。
花会彩筒装入应开门色，就加锁并贴上封条，似乎做不了手脚。其实彩筒的门做得较厚，中空而夹以薄板，置有弹簧。每次将两个门色各卷成一卷，一投入箱中，一夹于中空的门，然后加锁、贴封条。及截流后，如投买者最多的门色跟投入彩筒中的门色相符，就把夹在中空的门上的门色取出，以扭转败局。开筒时，因有打手围着，同时又燃放大串爆竹，故花会老板捣什么鬼，投买者是发觉不了的。若是投入筒中及夹在门上的门色，投买者都很多，花会老板赔起来心疼，便暗中指使一些人假装劫赌场，将彩筒抢走。花会老板向投买者虚报被匪徒抢劫，乘机将投买者的赌本吞没。有时为维护“信誉”，将赌本发还各投买者，这种事情也是有的。
花会老板生意清淡时，便求助于鬼神。当时有些寺庙为配合社会上的花会赌博，特设字花筒，以备人们前来向菩萨求字。求字就像求签一样，将字花筒摇一阵，就有字掉下。如求得“逢春”，就买“逢春为状元为孔雀”这个门色。花会老板买通庙中主管字花筒的僧人，通过僧人之口广为宣传，某人（也是被花会老板收买的人）到菩萨前求得某字，于某日中彩。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但出自僧人之口，是不会有人怀疑的。同时指使“中彩”的某人，装作好像真的中了彩，特意制做“横财就手”或“佑我生财”之类的红地金字匾额，大张旗鼓抬到庙里去，说是“还神”，意即感谢菩萨庇佑他中了彩。为了加强宣传效果，花会老板还指派一名“航船（即带家，专司上门收集赌资及投买门色）出来作伪证，说是某人中彩，是他经手的。因僧人、带家、“中彩”的某人说的有鼻子有眼，故人们深信不疑。花会生意随即兴隆起来。
番摊馆“老撇”。
在广东话中，“老撇”（又称“老千”或“老迁”）即骗子。其骗术之一名曰“落冧”，就是借助特制的摊皮（“冧”）作弊。这种特制的摊皮跟普通的摊皮看似一样，到必要时用摊竹的尖端轻轻一拨，一颗就变成两颗。开摊时，揭去摊盅，掌管扒摊的摊官用摊竹将摊皮四个一扒，扒到最后一下，大约需要一分钟左右时间。这时几双甚至几十双眼睛都盯着摊官手中的摊竹。特别是快到扒最后一下的时候，赌客的眼睛眨都不敢眨。摊官的助手冒充赌客，夹在人群中。看到即将开出的门是重门，就装作很随便地抽进一口烟，然后喷出，模糊众赌客视线。摊官乘机用摊竹将特制的摊皮一挑，使一颗变为两颗。所开之门如本应为1，这么一搞，就变为2，番摊馆老板就可转输为赢。
“老撇”的骗术之二名曰“飞子”。摊官扒摊皮扒到最后时，看到所开之门为重门，赌场老板要赔大钱，而剩下的摊皮中又没有叫作“冧”的特制的摊皮，不能将一颗变为两颗，此时便施展“飞子”的魔法，即在剩下摊皮中飞去一颗。本来该开2，由于飞去一子，变成开1。
骗术之三名曰”扒大细”，或曰“扒三鸡五公”。照规矩，摊官扒摊皮应该四个一扒。但当摊官看到即将开出重门时，便违反规则，三个一扒，或五个一扒。三个一扒叫“扒三鸡（细），五个一扒叫“扒五公（大）”。一次少扒一个或多扒一个叫“扒大细”。如果摊官骗术不精，手脚不灵，被赌客当场捉住，那么，不论赌客押哪一门，押多少，番摊馆老板都要照赔。所以，摊官不轻易“扒大细”。只有乡间演戏时临时所设番摊赌场，因有流氓恶霸做后台，敢于肆无忌惮地“扒大细”。但赌客中也自有强横之人，有的搬来人马，踢盘抢摊，闹得天翻地覆，甚至生出人命案来。
番摊馆蒙骗赌客，赌客也不甘心认输，琢磨了一套对付番摊馆的办法。
有些赌客考虑到无计划的“硬赌”挤不过番摊馆，就转而凭借雄厚赌资，运用周密注码，靠着坚忍的耐心，花费长久的时间，来跟番摊馆博胜负。这种赌博叫赌缆。赌缆一般买“番”或“角”，很少买“捻”或“正”。如买“角”（兼买相临两门），第一次买1 元，输了，第二次买3 元。要是买中，得彩2.7 元，除第一次赌本1 元，还有1.7 元盈余。如此赌下去，以一、三、八、十八。。的比例累增赌注，像缆绳一样，连绵不断。如接连10 次都输，就算“断缆”，从头再赌。若是买“番”（专买一门），按一、二、四、八。。的比例累进赌注。赌本比买“角”要小一些，但买番不容易中，要连买10多次、20 次，才有赢的机会。即使赌缆赢了，也是以巨注博取小胜，一天不过赢三五十元酒食钱。旧时下台的政界人物和失意文人，常合伙赌缆，运用数学知识，制订“赌缆计划”，指定“舰长”（即赌缆负责人）和“参谋”，成年累月向番摊馆进攻。断了缆，筹集赌资再赌，似有不获全胜誓不收兵之概。侥幸赢了钱，即挥金如土、花天酒地。久赌必败。合伙赌缆，不管“舰长”有多少临场指挥才能，不管“参谋”有多少奇计秘策，最后都惨败而归。番摊馆对付赌缆者的高招是，将一次赌注限定在1000 元以内。这样，赌缆者赢，赢不了大钱；输，欲翻本而不能。这叫做：你有张良计，他有过墙梯。赌缆者总是斗不过番摊馆的。
赛马会“做趟子”。
“做趟子”，即舞弊，也即故意让某号马赢，让某几号马输。
天津在1937 年以前，春秋两季起码要进行28 天赛马赌博。在日伪时期，只要天气允许，几乎每星期六、日都有赛马。每天最多赛13 次。比赛的主要项目有新马龙门赛、大比赛、新老马香槟赛。在每趟比赛前，赛马会要出售彩票，每张一元、二元。彩票号码由摇彩决定。如某日第一趟比赛准备出马5 匹，出售1000 张彩票，便将1—5 号五个木球投入第一个圆铜球内，另将l—1000 号的木球投入第二个圆铜球。在赛马会董事监督下，当众摇动圆铜球。如前第一个圆铜球摇出4 号，第二个圆铜球摇出150 号，那么，4 号马的彩票号就是150 号。5 匹马的彩票号都摇出后，即张榜公布。赌客判断某号马最有获胜可能，就买某号马的彩票。若果真这号马得了头马，则买这号马彩票的人便得奖。赛马会“做趟子”，就是要让买彩票的赌客中奖的希望化为泡影，将他们的赌资吞没。
“做趟子”的手法多种多样。例如：（1）欲赢先输。
某匹马明明是骏马，马主人和骑马师在长期操练中都知道，它完全能得头马。但赛马会为骗取赌客更多的赌本，采取了“欲取故予”的策略，授意骑马师让某匹马多次输掉，以便在赌客心目中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这是一匹没有希望的马。等到谁也不会把赌注下在这匹马身上时，马主人和骑马师却买了该马的彩票。在比赛时，骑马师让该马把潜在优势全部发挥出来，出奇制胜，夺得头马。奖金为马主人和骑马师所得，众多的赌客上了大当。
（2）私让头马。
甲、乙两马势均力敌，在比赛中谁胜谁负还很难说。赛前，甲、乙两马的主人或骑师暗中达成一项协议，让两马中的某一匹马胜。两马的主人和骑师都买这匹马的票。比赛结果，奖金自然归他们所得。而局外人怎能知道赛马会中有这笔肮脏交易呢？
（3）故意溜缰。
数匹马角力赛马场，其中有一匹马显然对众马占有绝对优势。赌客都能判断出来，头马必定是这匹马，因而都买了这马的票。但出乎意料，这匹马输了。比赛一开始，该马的骑师蓄意让它脱缰，跑了一段路后再回去起跑。纵然快马加鞭，也追赶不上。买该马票的赌客都只好自认晦气。
（4）转移铅饼。
参赛的马匹，必须按照规定，负重比赛。马身高3.2 尺，负重158 磅；高3.1 尺，负重155 磅；3 尺以下，负重152 磅。如骑马师和马鞍的重量不足规定的负重数，应加铅饼。如马高3 尺，骑马师和马鞍重140 磅，应加铅饼12 磅。使达到规定的152 磅负重数，每次赛马前，骑马师都必须亲自拿着马鞍，在马会过磅员监督下过磅。过磅以后，备马鞍之时，骑马师就开始做文章了。他偷将铅饼交给马夫，让马夫暗藏在身。比赛结束，卸鞍时再由马夫将身藏铅饼偷偷取出，放在马鞍袋里去复磅，参赛的马因负重减轻，故跑得轻快，易于获胜。
士荷丹牌桌上的“偷鸡牌”和“十全大补汤”。
士荷丹纸牌由扑克牌变来，输赢很大。赌法是：有一人（首家）发牌，各发暗牌一张，明牌一张。然后每个赌客在碟子里下赌注，赌注或一元，或数元，或几十、上百元，由各赌客商定。再发牌，以下所发都是明牌。赌客如觉得自己的牌可以赌下去，就添加赌注，添注没有定额。如牌不行，不堪一博，就不再添注，暂停赌博，已下赌注算是输掉。添加赌注由明牌大者带头（施令），他向碟中投入50 元，下家如愿继续赌，就也向碟于投50 元，也可超过此数。超过多少，则带头添注者应向碟中补多少。这么一轮一轮赌下去，赌注越下越大，赌客没有把握的都暂时退出，最后剩下两人。这时碟子赌注已堆得很高，争夺更形激烈。甲以为自己必胜，成千元地加赌注。乙不甘示弱，也照这个数字加赌注。接着继续发牌，继续添赌注。牌未发完，甲宣布不再赌下去，各赌客所下全部赌注为乙所得。其实最后胜利的，牌不一定最大。因其每次加注数字都特别大，出手特别干脆，把别的赌客都吓住了。这种虚张声势的赌法，名曰“偷鸡牌”。
除了采用“偷鸡牌”这种心理战术外，士荷丹纸牌上的“老迁”（赌棍、骗子）还经常交替使用以下10 种赌术。
一曰“卖”。即同党合伙捉弄、对付、挤垮非同党赌客。
二曰“要”。同党与非同党赌博，同党中某人有大牌，但缺一张牌，不能成对，或不能顺。他便用某个动作或符号暗示手中有这张牌的同党，很快地就能从同党那里得到他要的这张牌。
三曰“飞片”。即牌由同党中一人之手递到另一人之手。传递可在赌桌底下进行。
四曰“带”。也就是夹带。赌客身上藏着几张牌，必要时即带出来使用。五曰“叫”。手中无某张牌，能叫之使来，就像玩魔术一样。
六曰“照”。请技术高明的工匠，将绿豆大小的镜子一块，镶于戒指面上。赌荷士丹纸牌时，将镜面向里，朝另一只手的手掌，发暗牌时，从镜子里即能见到发给自己的是什么牌，下赌注就心中有数了。
七曰“天开眼”。一般赌桌桌面都涂着暗色油漆，能照出入影，又不很显著。赌时，眼睛一扫桌面影子，何人手中暗牌是何牌，基本可以弄清。
八曰“自然来”。荷士丹牌桌上的老迁有这样一种本事，能在洗牌时将每张牌记住。虽经别人倒牌（随手抓一叠，放到余下一堆牌的下面），仍然不会认错。同赌几人，各人发到什么牌，老迁一清二楚。桌上有这么一人，同赌者必输无疑。
九曰“藏牌”。赌客将牌藏于一只手的掌心和另一只手的手背间。掌心朝下，牌在掌心；掌心向上，牌到了手背，牌在手心手背间转移来转移去，十分自如。虽在稠人广座之中，虽有极锐利眼光，也难以看出破绽。
十曰“清”。老迁能用一种办法将赌桌上各人暗牌算出。先记住各人的明牌，再用某个动作或符号询问同党手中暗牌是什么，则非同党赌客手中的暗牌就可以推算出来。
以上十种赌法，名叫“十种老迁魔术”，又名“十全大补汤”。一般的赌客遇到“十全大补汤”，一博一负，再博再负，终博终负，以至“捐祖业，卖妻孥”。
旧时有句俗话，叫做：“十赌九骗”。其实“十赌”何止“九骗”，应当说无赌不骗，赌局即骗局。赌局如陷阶，一旦被人诱至赌桌旁，就堕入陷阶，不能自拔。
以上所叙，是赌棍、赌场老板们的一些鬼蜮伎俩。更有甚者，另有一些人借赌博为名，精心设计骗局，诱人上钩，骗人钱财。
下面所讲的真实故事，只是无数这类案件中的一个。
曾经当过安徽省财政厅处长的唐少侯，失势后携巨款至上海，当起了寓公。这么一个老于世故、工于计谋的下台官僚，居然一次赌博即被骗50 万元。骗子有两人，一名刘瑞卿，一名魏仞千。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刘瑞卿和魏仞千从外地到上海后，搜罗了10 几名赌棍，开设起单双保（又名“百子摊”、“金钱摊”）赌局。一次，魏仞千化名“陶然客”，带着两名仆人，乘小包车来到唐少侯的公馆。唐少侯见到名片，怎么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这个来访者，便叫门房询问来意。“陶然客”答曰：“拜会旧交老友。”既然是“旧交老友”，那就见吧。“陶然客”进得门来，寒暄过后，即自我介绍：20 多年前，唐少侯在河南某县当油行经理时，正好他也在该县某街开杂行，而且他的财东即是唐少侯的财东。唐少侯听了，觉得来访者所说都对，只是眼前这个人，似从未谋面。他不敢轻易相信，就在“陶然客”告辞后，驱车往访黄金荣。对黄说，有个叫“陶然客”的来访，疑其有诈，请给予帮助。黄金荣建议唐少侯次日回访，探查虚实。他指派四名暗带手枪的便衣，随唐前往。第二天，唐少侯来到“陶然客”住处，见其住房华丽，排场阔绰，所谈无非是生意经，疑心顿时冰释。以后你来我往，关系渐渐融洽。“陶然客”特地托唐少侯代购一批货物，价值100 根金条的费用一次爽快付清。唐少侯感到“陶然客”是可信赖之人，便衣已用不着了，就还给了黄金荣。不久，“陶然客”约唐少侯到寓所共进早餐，并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唐如约而至。“陶然客”对他说，有人有2500 根金条要出手，不知能否购进，想听听他的意见。正说着，仆人报：“老师长”来了。“陶然客”于是介绍唐少侯跟“老师长”钱守仁认识。少时，仆人又报：“侯羊子”来会。“侯羊子”见屋内有客，欲进又止。“陶然客”说：“没有外人，就请进来坐吧。”“侯羊子”说：“既无外人，就坐一坐吧。”接着悻悻地说：“你说到我家去，为什么又不去？你既然失约，我就只好上门了。请你把欠款交我带回去，我急等着用钱。”“陶然客”央告道：“眼下款子不够，请你稍待，今日准能将款送到。”“侯羊子”不答应。“老师长”板起面孔说：“我们在这里研究一点事，请你先回去，过一会就给你送款，不会食言的。你看如何？”“侯羊子”说：“既是这位老兄这么说了，那我先回去。到时如不将款子送到，我还会来的。”“侯羊子”出门后，“老师长”愤愤地说：“这是你的什么朋友，这么不讲道理？真是半吊子。你欠他什么钱，催得这么急？”“陶然客”装作难以启齿的样子，半晌才说：“姓侯的霸占了一个已故的军官的姨太太，吞没了她的家产，很有财势。前日偶然在他家赌钱，我输了，欠他1万多元钱。他今天上门就是收赌帐的。”“你们赌的是什么？”“老师长”问。“我们赌的是‘单双保’，就是把100 个钱币放在包里、伸手抓一把，放在桌子上，用茶碗盖上。下赌注后，把碗揭开，将钱币五个一数。数到最后，剩下一枚钱币，就是单保；余两枚，则是双保。如果押单保，而开出的是双保，那么押单保的就输。如果押单保，开出的也是单保，则押单保的就赢。这种赌法是很规矩的。“陶然客”回答说。“老师长”对“陶然客”所说单双保是一种规矩赌法表示怀疑，他说道：我要去赌，一定有办法赢那个姓侯的。“陶然客”见有了救星，忙说：“你既有把握，请你给我出了这口气吧？”但“老师长”表示不屑于跟“侯羊子”那种人较量。在旁的唐少侯这时插话道：“我看那个人很狂，我们就帮朋友出这口气吧。”当即三人商定，打电话约“侯羊子”来赌单双保。很快“侯羊子”就赶来了。赌了十保，“侯”输了1.6 万多元。他打开皮包要付款，“老师长”说：“你说我们没有现款，我现在也不要你的款。我们拿了现钱来，你还赌不赌？”“侯”说：“看来你们也很规矩，如能对款赌，输死我都要来的。”“侯”走后，“陶然客”和唐少侯都问“老师长”，为什么不收“侯”的钱。“老师长”说：“要叫他相信我们，我们还要多搞他一点。”他又说：“我来上海玩，带的钱不多，只有20 多万元。”“陶然客”说他有50 万元。唐少侯也说，他有准备购货的40 万元支票，可拿来作赌本。“老师长”说：“有100 万元就行了。我们把款子拿到桌面上，给那个姓侯的王八蛋看见。”三人款子凑集，一个电话，把“侯羊子”召来。这一回，“老师长”、“陶然客”跟“侯羊子”穿起连裆裤来，赌不了几保，就叫唐少侯输了50 万元。唐少侯方知上当，但为时已晚，只有叫苦不迭。
原来“老师长”即刘瑞卿，“侯羊子”真名叫吴彦臣。在上述单双保赌博骗局中，刘瑞卿、吴彦臣和“陶然客”魏仞千各自扮演了一个角色。魏仞千充当“套客”，其使命是诱人上钩；刘瑞卿作“前面子”，即会赌人；吴彦臣作“后面子”，即向“套客”要帐者。三人演戏演得逼真，阅历之深如唐少侯者都中了他们的圈套，可见他们骗术之高明。
赌窟——魔窟。
旧时几乎无时无地不可以赌博。聚赌的地点，可以在租界，也可以在华界；可以在专门的赌场，也可以在军政要员的公馆；可以在银行，也可以在商场；可以在寺庙，也可以在民居；可以是秘密的，也可以是公开的；可以在婚嫁等喜庆日，也可以在办丧事时；。。上海虹口赌窟。
上海虹口大赌窟是民国黑社会中万千赌博团体和场所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旧时在上海居住稍久的人，都能知道上海虹口大赌窟中赌棍神通广大，一掷盈千累万，毫无吝色。至于个中黑幕，则知之者鲜矣。那些赌棍居心险诈，善于隐秘，其赌窟中内幕，实非外界所能窥知。
有一名青年，曾被那些赌棍诱惑，沉沦赌窟中三四年，俨然成为中坚分子。其赌术愈精，而德性愈坏，为亲朋所不齿。其胞兄自南洋返回，闻其胞弟堕落，便邀集亲戚、朋友多人，劝导其弟归家。后其弟出浊流而上正途，并将赌窟种种黑幕揭露出来。
（1）赌窟组织。
赌窟中赌棍结成了“义利会”的赌博团体，会员分内部、外部、银主三部分。
内部会员大约400 人，其中的骨干分子分三等，即先生、上手、快手。
先生仅四人，其中一人掌金库，为党魁；一人掌赌场监视；一人掌“规费”（贿赂费）。党魁为广东人，高视阔步，状类富绅巨贾，日吸广福和烟膏一两二（价值20 元），年年月月如此，既不减，也不增。众赌徒奉若神明。若问党魁真实姓名，连其徒子徒孙也无有知者。党魁与人交往，从不提及自己的履历，也无入敢于询问。有人说，党魁实为某省一巨案中之逃犯。以上四人，在赌窟中被称为“四大天王”。上手共48 人，有宝官（赌场主席，掌抓摊权）、楂牌（每次宝官抓子毕，由楂牌高声问：“天牌注若干，买某番？”得到赌客回答后，以薄铁片摆在一定方位，作为赌客买某番的标记）、银台（掌管检验、估定银元、钞币、金珠宝饰等的真假、价值）等。快手负责弹压赌场、跑腿、望风、传递现金入库等。
外部会员有大好佬（流氓中之强有力者）、同道之老千（赌棍、骗子）
等。
银主是投资入股者，只分红利，不负内部责任。
（2）按等分肥。
内部会员中的先生每日工资20 元，每夜工资也是20 元，按日发给。先生中的党魁工资加半。上手每天工资4 元至10 元不等。快手每天工资最多1元，最少4 角。每天免费供应四顿酒食，每餐必四盘、八碗、两汤、酒四壶（每壶半斤）。
外部会员每人每日少则分1 角，多则得一二十元，这要看他们各人的势力如何，赌徒对他们的依赖程度如何。钱由掌“规费”的先生亲自送上门，或差人送去；也有外部会员自己来领取的。收受虹口赌窟“规费”的，人数多达千余，一个赌窟，喂养多少流氓、渣滓！
银主所得，不及内部会员中坚分子的1／10。
（3）赌博地点。
赌博场所有时一日三四迁，有时一月不换地方。一般选在：小巷之内冷僻残陋住宅；交界地点、四不管处；租界内高大洋房地下室等等。由于赌博场所隐秘无常，即使老练的侦探，也难以侦知。
（4）望风防捕。
赌窟为防警方拘捕，除了贿买警方人员、买通警察机关附近小商店老板（警方一出动，店老板就用电话向赌窟报信）外，还在警察机关至赌窟的沿途，每隔20 步布置一岗哨，以顽劣儿童充任。倘警方采取行动，最靠近警察机关的岗哨就用暗号通知下一岗哨，这么一岗一岗传至赌窟。暗号有搔头、脱帽、举手、叫车、倒行（与警察迎面行）等。警察才出门，赌徒早跑得无影无踪。
天津租界赌窟。
天津过去曾有英、法、德、日、俄、意、奥、比八国租界，没有一个租界不设赌窟，尤以日租界为甚。
（1）日租界赌窟。
同文俱乐部：日租界具有政治作用的最早赌窟之一，曾在日本驻天津领事署备案。由亲日的方若（药雨）纠集周寅初、费振甫等宁波帮、粤帮商人在桥立街（同庆后大胡同）开办。大厅中高悬日本驻津领事署发给的执照。俱乐部每日备有中西餐和点心，步入赌窟的赌徒，即使不赌，也可无偿地享用。再加上俱乐部以“业余雅集”相标榜，故官僚政客、富商大贾经常光顾此俱乐部。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张弧，是俱乐部常客和最大赌客。大约在1928 年的一个晚上，他在同文俱乐部推牌九，随身所带两万几千元输得精光；把赌窟中现金全部借来作赌本，又输得干干净净；俱乐部会计替他从别处挪借了2 万元，不一会又都被他输掉。这一晚他一共输去6 万元，他是既不急，又不恼，既不心慌，又不心疼，依然嘴叼雪茄，镇定自若，谈笑风生。该赌窟赌牌九，2000 元一庄，赌麻将500 元。此外，还有金钱摊、骰子摊等赌博。赌桌上以高级香烟为筹码，桌面不见钱，赌局终了，到经理处结帐。
中和公会：前身是1919 年帮会流氓刘金标开设的小赌局，那时仅有一张借来的打弹子的球台，权作赌桌。不久由日本人豢养的流氓、走狗谢介石（后充任伪满洲国外交总长）主持。赌窟设于芙蓉街（今新华北路）一幢大楼里。日文《天津日报》的中村博彦是其主事人。中和公会不仅是赌窟，而且是以赌博作掩护的日本间谍组织。在这里，赌博的名目有牌九、盒子宝、金钱摊、骰子摊等。四大汽车行赌窟：在春日街（今河北北路）。恶霸袁文会特地从上海请来一个叫汪渭渔的人，主持此赌窟。经常有一二万人在那里聚赌。赌窟养着一帮打手。赌客输了钱，有时被剥光衣服，等亲属、朋友来赎回。即使隆冬也是如此。
日租界赌窟还有心天道龙华会、松岛街赌窟、万国赛马会、富山石厂赌窟、太平里赌窟等。
（2）意租界赌窟。
安乐宫：在今五马路。赌窟老板为刘德标。赌法多种多样：三十六门转盘赌场设一楼；二楼赌金钱摊、骰子摊、盒子宝等；三楼赌八九点、麻将、扑克。三十六门转盘由上海传来，天津赌客觉得新鲜，入局者很多。不仅官僚、富户赌，有些姨太太、小姐也着了迷。有时输光了，只得脱下手镯、钻戒等装饰品作抵押。此外还有吉拉枪场、回力球场等。
（3）英租界赌窟。
英商赛马会：英国人施就、好屋司等创办，股金近百万元。今工业展览馆即其旧址。每逢赛期，不仅街谈巷议以赛马为主要话题，而且报纸也以赛马为报道中心。如《商报》还刊登头马预测表。英商赛马会不仅吮吸天津市民的血汗，而且侵占了马场道西南大片土地。
此外，英国营盘赌窟、潘复公馆等赌窟，也都在英租界。
（4）法租界赌窟。
泰安俱乐部：在二十六号路（今赤峰道）泰安里口，由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和天津海关道监督蔡绍基之子蔡国葆等组织。赌博项目有金钱摊、牌九、麻将等。经常光顾的有张弧、李律阁、苏守愚、潘复、张宗昌等人，多为官僚政客、巨商豪富。如李律阁曾任北洋政府财政部高级顾问、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署长。这家俱乐部是高级赌窟，只有会员和会员所介绍之人才能人局，一般赌客不敢问津。赌窟特聘川、粤高级厨师，烹调佳肴名点。有的人为饱尝口福来到赌窟。
法租界固定赌窟较少，多为流动性赌局。
（5）德租界赌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租界收回，这里改成特别一区。这一区域的赌窟有德国球房、光陆影院、无锡道白俄赌窟、万国球房、堂子街赌窟等。其中无锡道（今徐州道）白俄赌窟规模颇大。除了赌三十六门转盘外，还赌金钱摊、牌九等。赌窟有男有女，多是上流社会人。袁世凯的两个儿子袁六、袁八，京津《泰晤士报》经理熊少豪等，是这个赌窟的常客。赌窟每月报效特别一区主任（初为卢篆，后多次易人）5000 元。
天津租界各赌窟除吉拉枪场外，都不与赌客直接赌博，而只是负责安全保卫。它们的收入靠抽头（又叫水子）。赌家来赌窟坐庄开赌，赌窟按一定标准向庄家抽头。三十六门转盘赌按天抽头，每天一二百元不等。也有赌窟跟庄家对半分帐，或四六分帐的。
赌窟中有一种特别的祭神仪式。其密室内设神堂，两侧贴字条，各书“杀杀杀”三字。所祀何神，外人无从知晓。每月朔、望，赌头是必得祭祀的。除了朔、望外，赌窟还择定吉日良辰祭祀。祭祀时，要烧香、放鞭炮、上供，还要杀一只大公鸡。神案前悬一张写着“大杀三方”四字的长长红纸条。深圳赌场。
深圳跟九龙仅一水之隔。民国初年，香港诸赌皆备，唯独没有摊馆，因此就有一个叫张寿的人在深圳圩内开办了一家摊馆，招引港客聚赌。赌客当天来，当天去，甚感方便。张寿的摊馆特聘男女“进客”若干名，负责到香港勾引赌客。摊馆从各人拉来的赌客所下的赌注中，按一定比例抽取佣金，作为进客的报酬。一些女进客能言善辩，到处钻营，拉来女赌客不少，好些是港商们的宠妾和小姐。女进客中有个绰号叫“肥婆五姑”的，打扮阔绰，特别活跃。
1930 年前后，广东省税捐局局长关道的心腹郑润琦，在广州募集10 万元（其中有关道等人股本），交给他的弟弟，人称“郑六叔”的，带到深圳开办赌场。“郑六叔”在深圳圩上大街设立了大利公司，专营赌博。他派人跟摊馆老板张寿洽谈，要买下张寿摊馆。没有靠山的张寿不敢违抗有来头的“郑六叔”，只得将摊馆转让大利公司。大利公司资本雄厚，雇用的进客多，虽还是利用原属张寿的摊馆，但生意好得多了。不久，大利公司在深圳大车站旁边空地上，搭起一座大棚，将赌场迁至此处。除了这座深圳大赌场外，圩内还有五家小摊馆，都是大利公司所设。原来张寿雇用的女进客“肥婆五姑”，这时为大利公司所用。大利公司每月付给她的佣金近千元。公司属下各摊馆特规定，外埠赌客，不论是输是赢，回去的路费一律由公司支付。香港来的赌客在深圳输光了，不愁回不去。到深圳赌博的，三教九流都有，有的既是赌客又是嫖客，而有些穷极无聊、到深圳赌博取乐的妇女，输了就出卖肉体。于是赌窟变成了淫窟。
关道等人下台后，大利公司失去了靠山，“郑六叔”等人不得不离开深圳。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小老婆莫秀英，在独霸广东的陈济棠的支持下，于深圳大赌场原址，盖起了一座官殿式大楼，叫做“深圳大饭店”。这里既是赌场，又是烟馆、淫窟。至少须付上1000 元，才能购得进入该饭店赌、嫖和抽大烟的筹码。
秘密赌窟。
旧时每逢过年，上海总有一批人租借秘室，大开赌场，抽头渔利。这种勾当，叫做“挑头场”。其具体做法是：事先遍邀有名赌客，约定开赌日期。为笼络赌客，招徕生意，“挑头场”的场主还奉茶送酒，敬赌客如上宾。开赌之日，场主特备汽车、马车等交通工具，将赌客——迎至秘密赌室。场主首先开口：“今天请诸位帮帮兄弟的忙。幸得诸位光临，兄弟实深感激。且请哪位先掳几方（意即当上风）。”赌客中必有一人出而为上风。若推牌九，吃注（赢）10 元，抽头5 角；配出（输）者1 元抽5 分。这叫“进出头”，抽头都是5％。要是上风赢了，又须抽若干，叫作“护庄头”。而代为“戳角”（在赌桌旁帮助点钞、收付款）、供应茶水、递送毛巾等，还有一笔收入。每一名赌客，不论是赢是输，总须向场主支付费用，谓之“拆小头”。大约赢100 元实得不过70 元，另外30 元被场主以各种名目所攫取。若是输100 元，则须抽头5％，所以实际是输105 元。1 元钱在赌桌上进出20 次，这一元钱就尽入头盆（场主存放头钱用）中。场主每天收入，一般数百元，多则一二千元。“挑头场”的营生，有时要从春节一直干到阴历三月底。民国时，上海除春节前后有秘密赌窟外，平日也到处都有。一处秘密赌博地点用过一二次后，即迁往他处。变动不已，出没无常，警方不易觉察。秘密赌窟的开办者，专喜物色富有者，找准对象，才肯下手。要掳就掳一大笔，小打小敲，是不屑为之的。有个姓潘的富家子，从外地到上海。住得久了，上海三教九流都熟悉。经友人介绍，潘某认识张某。张某自称是某买办之子。日子一长，两人深相投契。一天，张某拿出一只小方匣，对潘某说：“这个小方匣，是我发明的赌具，它用厚纸板制成，里面暗装弹簧四副，各夹着‘天’、‘地’、‘人’、‘我’四张牌中的一张。在纸匣两端紧捺，欲得之牌即应手而下。另在袋中装入跟纸匣里相同的四张牌。入局时伪装探囊取牌，罩入纸匣中，其实纸匣中牌并未取。匣旁用白纸一张写‘天’、‘地’、‘人’、‘我’四字，作下注用。若见‘天’、‘地’、‘人’牌上有重注，即捺纸匣两端，使‘我’牌出现于赌桌。此赌具操纵灵活，胜负在我。我有一个朋友，是前清要人的孙子，家资丰厚，酷嗜赌博，十万八万不惜付诸一掷。若用这个赌具，巨款不难立得。可惜家中财政大权操于严父之手，我搞不到赌本，无法下注。”潘某听了，为之动心。将赌具拿过来，多次试验，无一失误。心中大喜。急问张某：“就是不知需要多少赌本才能去赌。”张某说：“如果想得到数万巨款，至少需准备1 万元。”张某去后，潘某自忖，能赢三四万元，两人备可得一二万元，何乐而不为。但要赢钱，就要先筹1万元赌本。踌躇良久，决定窃取其父往来庄折。得手后，潘某带着钱急忙找到张某住处。张某说：“先要找好地方，再邀某公子登场同赌。”过了一两天，张某前来通知潘某：“今晚可开赌了。我再三邀请某公子，他已答应了。”张某去不多时，即有张某所派包车夫来迎潘某，潘某立即携带万元乘车前往。到了赌场，已有所谓某道尹、某少爷、某富商等六七人先到，某公子也在座。品茗片刻，张某即提议入局。因向某公子说：“鄙人发明一种新赌法，匣于中装‘天’、‘地’、‘人’、‘我’四牌，任人猜押。中者下1 元赌注可赢2.8 元。今有敝友潘，最喜这种赌博，平常万金出入毫不在念，今即请潘君坐庄，与诸君一战何如？”在场几人都表赞同。潘某即拿出赌具。各人团团围坐，随意下注。开盒三四次，潘某已赢2000 余元。第五次，公子一人下注2000 元，又遭失败。至第六次，公子怒曰：“下注有限制吗？”张某说：“没有，没有。只管下注好了。”公子便将钱包的一半倒了出来，押“人”牌一门。数一数，有7000 多元。加上其他人下的注，合计1 万元出头。“天”、“地”两牌虽有注，但数目很少。张某特别示意潘某小心在意。潘某抱笃定态度，以为上场以来一帆风顺，这次也不难手到成功。谁知一开匣，竟是一张“人”牌。潘某初以为眼花，没看清楚。待定神再看；三魂吓掉了两魂。而张某还对潘某怒目直视，深恨其疏忽。潘某呆若木鸡。公子等人喜不自胜，坐等潘某赔2.8 倍钱。潘某已不能点钱，幸张某从旁帮忙。潘某共须赔2.8万元，除去前次盈余，还输2.4 万元。将带来的1 万元全部交出，尚少1.4万元。张故意问潘：“还带有现金吗？”潘某说：“我就带了这么些，请诸位明晚再来吧。”其他赌客散后，张某喋喋不休地责怪潘某：“你怎么这样糊涂，竟错开了‘人’牌。”潘某说：“不要再说了，明天去翻本。”第二天，潘某窃取庄折私提万元之事被其父察觉，否则还要一再上当。原来开赌之前，张某就跟某公子设计好圈套。第五次开匣后，潘某赢，来不及数钱，张某在一旁协助。张又帮助收匣藏牌，乘机将“人”、“我”两牌颠倒了位置。第六次众人均下重注于“人”牌，“天”、“地”两牌也有数百元小注。潘某见“我”牌无注，遂按机关，捺“我”牌下，不知早有人以“人”牌顶替“我”牌。故开出的恰恰是众人下重注的“人”牌。
寺庙赌窟。
寺庙本是礼佛之地，但流氓赌徒也钻进了有的寺庙，毒化了那里的空气，亵渎了佛教教义。杭州有一名不知从哪里来的“游方僧”，人称赌博魔王。他在杭州的寺庙中另辟密室，作为赌窟。为引诱更多的人到寺庙中赌博，特在上海设置“办事处”，招牌上写着“杭州三□竺院”。“办事处”尤喜招集不安于室的巨绅豪商家的姨太太等，往杭州以烧香为名，任情狂赌。输赢之数，动辄干元。姨太太们回上海后，她们的丈夫问起钱怎么用的，她们都推托说已施舍寺院，或作了水陆道场。该游方僧雇有流妓一人，20 余岁，取名百媚，姿容俏丽，能操上海、杭州、苏州、宁波、广东五处方言。在赌场应酬灵活异常，人多呼为“和尚嫂”。该游方僧给百媚封了个“女总会总理”。以这个流妓作为钓饵，引诱上海、杭州、宁波等处一些不守佛教戒律的阔和尚，到赌窟中聚赌。游方僧以“倒脱靴”等种种手段将阔和尚们的钱包洗劫一空。富僧们明知落入陷阶，但因犯了赌、嫖两条，不敢到官府告发，只得自认晦气。以故该游方僧更加嚣张。
银行贿窟。
民国时期，成都的字号、银号，好些都设有秘密赌窟。如华兴街多益字号，南新街东升字号，春熙南段利丰银号，春熙北段西南银号等，都是日夜聚赌的赌场。有个旅长叫覃筱楼，1927 年春节期间，在利丰银行当宝官推牌九，一夜之间输掉20 几万元。当时步枪50 元一支，20 万元可卖4000 支步枪。覃筱楼一夜所输的钱，如果买成步枪，可武装比一个旅还要多的部队。后覃筱楼从宜宾贩了几十船硫磺和很多鸦片，倒卖后赚了很多钱，才把赌帐还清。
那时成都的银行，有些专为赌博服务。各大银行都乐意放赌帐。一般放款利息为二分，放赌帐利息为三分，年利率30％，放赌帐比一般放款利息高出50％。
搅赌局。
赌局抽头，收入之大可用“日进斗金”四字形容。有的人想争行夺市，取而代之；有的人则企图通过大闹赌场，分得一杯羹，因而便有“搅赌局”这种事。
清末至民国年间，天津有一种流氓叫“混混儿”，又叫“混星子”，官方称为“锅匪”，专喜搅赌局。有时是单枪匹马闯进赌场，平白无故破口大骂，扬言如赌局局头不将赌局让给他干几天，他就把赌局闹个天翻地覆。赌局局头亲自出面，连哄带吓，混混儿不吃这一套，仍吵闹不止。局头一声令下，打手们蜂拥而上，操起斧把乱打。混混儿立即躺倒在地，两手抱后脑，胳膊护住太阳穴，两条大腿并紧，侧身而卧。倒还要倒在门口，拦住去路。倒下后，口中还恶骂不止，为的是刺激赌局局头等人，好叫他们将自己痛打一顿。打够了，局头吩咐打手们住手。这时另有人来问明受伤的混混儿的姓名、住址，用门板将他抬回去治疗、养伤。按当时天津地方的规矩，赌局局头还要亲自登门探病，送钱送礼。痊愈后，赌局每天给予一两吊钱津贴。只要赌局开一天，就要给一天津贴，这叫“拿挂钱”，或叫“拿毛钿”。这是用送上门去挨打的方式搅赌局。
另有一种搅赌局的方式，讲起来叫人简直不敢相信。混混儿闯进赌场，到赌桌前操刀割下自己大腿上一块肉，作为押注。有的宝官二话不说，从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三倍大的肉，作为赔注。如混混儿赌输了，宝官将混混儿的腿肉拎走，混混儿就占不到便宜。只好使出另一招，就是进行挑衅，有意招来毒打。有的赌局局头怕把事情搞大，赶快对混混儿赔笑说：“朋友，咱不过这个耍儿。”并吩咐手下：“快给这位朋友上药！”有人便拿来“药”——一把盐：敷在混混儿的伤口上。混混儿尽管疼痛难熬，也要装作不在话下。敷过了“药”，赌局劝解一番，答应每天支付津贴，混混儿才肯收场。混混儿送上门挨打，要让人打出个名堂来，方能得到赌局每天开给津贴的报偿。如打得不重，或打时忍不住哼了两声，混混儿就达不到目的，有时还要被奚落。
这就是赌棍和流氓相遇，演出的一幕丑剧。
混混儿集体搅赌局的事，也时有发生。一伙混混儿，冲进赌局，掀翻赌桌，砸坏家具。宣称：今天要来接收赌局。赌局打手在赌局局头指挥下，一拥而上，双方展开恶战。交战结果，如赌局败，则赌局局头就带着手下人弃赌场而去，赌场为混混儿所占领；如混混儿输，他们便乖乖地撤走，赌场仍为赌局局头所有。要是双方相持不下，就会由局外人从中调解，以混混儿跟赌局局头共同占有赌场而了结纷争，混混儿算是达到了目的。这种集体搅赌局的场面，真有点像群狗抢啃肉骨头，你咬它，它咬你，难分难解。
吃人魔窟民国时期有赌博嗜好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中谁都想一夜之间发横财。固然有通过赌博成为暴发户的，但那毕竟是极少数人。他们都是些黑心的赌场老板，狡诈的流氓赌棍，赌博集团骨干分子，赌场实权在握的职员，赌场聘用的无孔不入的“进客”、“航船”之流，跟赌场串通作弊的赌徒，等等。绝大多数是必输无疑。输的情况不一样，有的赌输了随身所带现金，也就歇手了。有的输得囊空如洗，偏不认输。越输越想赌，这大概是这类赌徒的共同心理吧。没有钱可押，就向赌场上“放包人”（专放赌博款的高利贷者）借债。而一旦跟“放包人”打上了交道，就如妖魔缠身，摆脱不掉。有一种赌博高利贷叫“八撞十”，即借10 元钱实际只付给8 元，另2 元作为利息先行扣下，但在还债时，还10 元是分文不能短少，并且限定一天内归还。隔日还款，即加利息半成至一成。借了款再赌，又一次输了，就只好廉价变卖衣物来还债。衣物卖光了还偿不清债务，便只得变卖田地、产业。输得极惨，死不回头的赌徒，甚至有卖妻鬻子的。当然，还有比这个结局更悲惨的，一些人赌到最后，或是悬梁自尽，或服毒自杀，或投河而死。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就是很多赌博者的归宿。
安徽合肥有一个姓陈的人，祖传房屋、良田颇多，家境富裕。但此人嗜赌，几年之间即将田地房产变卖殆尽。其妻屡劝不听，绝望之余，竟上吊而死。死前留下谏夫诗十首。
其一云。
是谁设此迷魂阵，笼络良人暮作朝？
身倦囊空归卧后，枕边犹听梦呼幺。
其二云。
焚香宝鼎祝苍天，点佑良人性早迁。
菽水奉亲书教子，妾归泉下也安然。
妻子的死并没有使陈某痛心疾首，翻然悔悟。老天爷是更不会“点佑”
他了。陈某没有照他妻子所说，在家服侍父母，教导子女，克尽为子、为父之道，而是狂赌不止。后陈某沦为乞丐，流落他乡，不知所终。
合肥还有个吴某，曾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其兄吴新田手下任职。1920 年后，携巨资返乡定居。刚回乡时，貂冠狐裘，气派不凡；广置良田、华屋，富甲一方。他日日夜夜为“方城之战”，赌博劲头没有减弱之时。几年之后，竟一贫如洗，不齿乡里。其女一再央求他不要再赌，他怎么也听不进去。于是她以投井自尽来警告其父。但女儿自杀归自杀，他赌博归赌博。1937 年，吴某家徒四壁，瓮餐不继，无以为生，与妻子双双投河自尽。
像合肥陈某、吴某这样的赌徒，在民国时代是处处都有的。据统计，上海沦陷时期参加赌博的人有50 万以上，其中因赌博而破产的不下4000 家。赌风之盛，不独上海为然。赌博而毁家者，各地都有很多。
官场与赌场。
官场和赌场以各种不同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好些官场人物，包括当时在台上的，以及下了台当寓公，伺机东山再起的，都是赌场的常客。有的官场人物甚至本身就是赌场老板，或者是赌场后台。即使有人以“禁赌者”面目出现，也往往是为了借禁赌索贿。
承办赌博。
1912 年至1913 年上半年，广东省实行禁赌，赌商们转入地下。但过不多久，赌商们就时来运转。1914 年龙济光一进入广东，即恢复山票和铺票赌博，改名“十字有奖义会”和“十五字有奖义会”。1916 年，陆荣廷赶走了龙济光，次年升任两广巡阅使。在他执掌两广政权的四年时间里，他的部下、先后任广东督军的陈炳焜、谭浩明等，借筹措军饷之名，招商承办番摊馆。在提交省议会讨论时，副议长陆盂飞和一批议员支持招商承办赌博，为此他们都捞到了一大笔钱。招商承办赌博，还得到了省长李耀汉的支持。为冠冕堂皇起见，承办赌博称作“承办防务经费”。先由一个大赌博商向省财政厅承包。为获批准，大赌博商除交纳“正饷”之外，还要向省有关方面分送“公礼”和“干脩”，每一个环节上的人都要孝敬到，“烧香”要烧遍。大赌博商承包下来，再划片转包给其他赌博商人。层层转包，层层刮皮。很快，全省各县各乡都办起了番摊馆，旗号都是“办防务”。除了番摊，山票、铺票也都招商承包。
广东省财政厅招商承包赌博，收入可观。1927 年以后，省库收入有所谓“筹饷收入”一栏，即是招商承办番摊、山票、铺票的收入。1932 年5 月，区芳浦任财政厅长，为增加赌捐收入，他在《整顿税捐办法大纲》中，将所谓“防务经费”照原额增加三成。同年又规定，承办番摊和山票铺票（官方文书中分别称为“防”、“义”）须以广州市不动产作保。区芳浦为借赌博发财，巧立了“监办费”的名目。监办费就是财政厅长派出监办员监督赌商的承办情况，赌商为此而付出的费用。“监办”其实是有名无实，财政厅根本就没有派人下去。有时随便派个张三、李四，并不是监办员，但“监办费”是少下了的。这笔费用就在财政厅的高级职员中瓜分。连财政厅的秘书，每月都分得300 元的“监办费”，主办“防务经费”的人和主要头目就更不用说了。“公礼”、“干脩”在布告上是被禁止了，“监办费”实际上是变相的“公礼”、“干脩”。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伪政权也招商承办赌博。
1938 年10 月21 日广州陷落后的第六天，大街上就到处摆开了番摊、骰宝、牌九等赌案。一些天良丧尽的地痞恶棍，将趁火打劫得来的财物作押注，尽兴赌博。又过了几天，赌博忽然变得有“秩序”起来。赌棍们纷纷将赌案搬入空无一物的店铺内，门前有一日本兵把守。店内另有一日本士兵坐在高椅上监视，用日语告诉赌徒们不必害怕，由皇军保护着呢，放心赌好了。每天赌毕，由日本士兵按赌桌收取保护费。伪维持会开张后，1938 年6 月由伪财政处批准裕荣公司承办番摊、骰宝，大利公司承办山、铺票及白鸽票。他们给番摊、骰宝赌捐取了个雅驯的名字：“第一娱乐捐”。似乎天下娱乐莫过于番摊、骰宝。娱乐场指定设在南华路、大同路、带河路、米市路、天成路。
1941 年，伪广东省财政厅撤销市区的赌博公司，另指定广州市郊的南村（南田）为特别区，准予开设赌场，由广福公司承办。从南村村口泰山庙到村中，设立10 多个“娱乐场”，番摊、骰宝、烟馆等色色俱全。从海珠桥到南村，赌徒熙熙攘攘，不绝于途。各县的“第一娱乐捐”照旧办理。
借赌索贿和行贿。
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当局，对赌博态度不完全一样。有时有些地方当局公开提倡赌博；有时有些地方当局虽然口喊“禁赌”，但却是明禁暗护。民国赌风日炽，跟官吏们的鼓励、支持、庇护有关。官吏们为何采取这种于国于民有害的态度呢？因为赌博对他们来说，是一大财路。他们不仅可以借赌博筹饷，还可以借赌博索贿。要是真的禁起赌来，岂非自己断了自己的财路？
拿在西北独霸一方的马鸿逵（曾任昭武军帮统、师长、军长、绥西清乡总司令、十五路军剿匪总指挥、宁夏省主席）来说，他经常邀请其下属、幕僚中家底厚实者到他公馆中赌博。他对下属、幕僚谁能拿出多大赌资摸得很清楚。他点到谁，谁就不得不往，而且要带一笔巨款。非输到分文不剩，不得回家。有个秦某，在有“宁绥门户”之称的磴口县任税务局长，搜刮了很多钱财。马鸿逵知道他是“肉头户”，特找他来赌。一次，秦某在马公馆将所带2000 元现洋赌光了，马鸿逵还不放他走。秦某只得借1000 元再赌，很快又输光了。马鸿逵觉得这次油榨得差不多了，才放他出马公馆。马鸿逵的部下个个都清楚，凡进马公馆赌博，就是向“马老总”“进贡”。
20 年代，安徽安庆一带的土皇帝马联甲经常在他的营务处长袁生杰家中（安庆小二郎巷）推牌九。每晚输赢都是几万元。入局者大半是各县知事和厘金局长，他们故意输给马联甲，把赌博作为行贿的一种巧妙方式。马联甲有次做生日，一群附炎趋势之徒借机孝敬，取悦主子。和县知事金保权，用黄金特制麻将牌一副，作为寿礼。他用自己的行动给自己的姓名作了注解：“金保权”，即用黄金行贿保权位。
旧时安庆的商人，尤其是钱业商人，常以请客为由，请地方官到家中赌博。或推牌九，或叉麻将，或摇摊。如昌祥钱庄、春祥钱庄等，都曾以这种方式结纳官府中人。那些官员一旦得了县知事、厘金局长等肥缺，到任后，即将公款存入跟他们关系最密切的钱庄，所得利息装入个人腰包。贪污款也存入钱庄，或由钱庄代为转移。
赌场发放“香烟费”。
赌场要在地方上立脚生根，防止被捣掉，必须跟备有关方面搞好关系。
官吏、军警、地痞流氓，都必须一一打通关节，千万怠慢不得。
江苏无锡市在日伪占领时期，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大赌场，设在观前街（曾数度迁移）。该赌场规模宏大，设备富丽，职员多达数百人。帐房间钞票宛如山积，简直就像是一家生意兴隆的大银行。该赌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各机关部队发放所谓“香烟费”（这真是挖空心思想出的名词）。县政府从科长到听差，警察局由局长到门岗，各部队的翻译、密探，马路上的白相朋友，等等，都统计周密，无一遗漏。名册厚厚一本，姓甚名谁，何处任何职，“香烟费”若干，全都记载详明。数目最低者每月1 元，最高达数百元。有的派专人送致，有的须自行领取。赌场特辟三间大厅，排列10 几张桌子，作为“香烟费”发放处。并指定10 几名职员，每天在大厅分发“香烟费”。前往领钱的（当时社会上称作“领饷”），一天有数千人。县政府的职员照样跟地痞流氓挤在一起。只要有钱，也就顾不得体面了。领饷者每人持有赌场发给的卡片一张，正面注明姓名、地址、每日应领金额，背面是一张月历。领过几号的钱，就在几号上盖个章，就像现在的牛奶订户每天清晨到牛奶站拿牛奶划奶证一样。每天上午9 时，大厅开门，各色人等把卡片放在桌上。10 时开始呼名领钱。先到老先领，据说还秩序良好，没有争先恐后现象。“香烟费”起初一天一发，不久改为两天一发，最后定为五天一给。总计一天开支约在几万元以上（那时米价10 几元一石）。你看，无锡的这家赌场，它的关系网多大多密，它的社会基础多广多深。
赌场开办久了，向赌场索要“香烟费”的机关、个人越来越多。尽管赌场进帐很大，也觉得渐渐承受不起。无锡的这家赌场，靠“香烟费”站住了脚，又因“香烟费”浩繁而倒了台。
那几千名领香烟费的人（主要是官府中人），谁希望赌场关门呢？
上海在沦陷时期，沪西一带的大赌场从6 个迅速发展到21 个，各赌场不仅在日本宪兵沪西分队领有执照，取得了日本宪兵的承认和保护，而且还到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登记注册。每月按照规定，根据各自资本、规模和营业额，向七十六号交纳“孝敬费”。七十六号负责赌场业务的是吴四宝，他派出手下特务，到各赌场“抱台脚”，即充当保镖。一则严防重庆国民党政府派遣的特工人员进行破坏活动，二则监督各赌场的营业情况，防止赌场少交“孝敬费”。各赌场老板因有日本宪兵、汪伪特务保护，故腰杆特硬，胆子特大，手段特狡诈。赌场天天用汽车接送赌徒，并免费供应西餐、茶点、鸦片。附设舞厅，还有舞女陪舞。鸦片、舞女、西餐、赌博，每样都是那么诱人。不仅上海一地的赌徒，而且沪宁、沪杭铁路沿线的赌徒，也被吸引到这些赌场，这些甘愿做亡国奴的人，沉溺赌窟，听任中华河山沦于敌手，听任中华儿女在日本铁蹄下呻吟。当时沪西赌风之盛，为上海建城以来所未有。赌场老板一个个大发横财，志满意得。七十六号的大小特务也将腰包塞得鼓鼓的。“孝敬费”在七十六号“劈霸”（分赃）时，处长级的头目每月可得500 元，以下400、300、200 元不等。丁默村、吴四宝等人当比处长级头目分得更多。
赌场“片官”有恃无恐。
旧时成都地区赌场一般晚上营业，流氓、土匪、地主、商人等白天无所事事，就相约在某些公馆开设临时赌场，叫做“摆片”。赌场经常变动，一处公馆赌个把月或四五十天就换地方。这种流动赌场的负责人叫做“片官”。他们负责赌场招待（有上等饭菜和鸦片等），并垫钱放赌帐。片官还负责赌场安全。有片官在，赌徒就赖不了帐，军警就不会来抓赌。
赌客输了，第二天交现金四成，其余允许欠帐。再赌输，第二天再交四成现金。每次所输的钱都许可欠六成（中间赢了须还帐），到一次摆片结束，再算总帐。如付不清，可向片官请求拖欠一段时间，等卖了房产等再清偿债务。因片官放帐，钱少能赌，无钱也能赌，所以赌徒们都放开手脚大赌起来。片官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怎么有这么大的势力呢？原来他们大都是帮会头子，有的是一些旧军官。如广汉的侯少煊、向载明（绰号豌豆米儿），郸县的钟汉芳等，都是帮会头子，都当过片官。新都的李显之曾任团长，也当过片官。他们本人有相当的势力，又多与军政要人有勾结。根本用不着给军警送“包袱”（贿赂），军警也不敢过问他们。赌徒如在赌场发生争吵，自有片官的兄弟伙维持秩序。赌徒赖帐，片官便派兄弟伙去索要，不怕赌徒不给。片官要是不客气，就会派兄弟伙把赖帐的赌徒“毛了”（暗中收拾掉）。赌徒们知道轻重利害，他们是再也不敢赖帐的。
片官的责任是组织摆片，负责赌场安全等，其权利是向赢家和输家按5％抽头。扑克抽头按“朗”计算，20 转为一个大朗。一个大朗，片官可抽头10 几元。一副扑克，每天要打20 个大朗，一共要抽头200 多元。如同时有10 副扑克在赌，那一天抽头就有2000 元。一天开一二十桌是平常的事。除了奖赏兄弟伙，招待赌徒，赏给赌徒所雇车夫酒钱用去很少一点外，头钱绝大部分为片官所得。片官有势又有财。
官员开赌。
四川地区因军阀、官吏、哥老会头子、恶霸地主、大小土匪参与赌博而赌风更盛。
驻川各军军官大都嗜好赌钱。每年农历正月初一上午，驻扎成都的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军高级首脑的部下，都要到首脑家去拜年。借此机会，就在首脑家推牌九、掷骰子。各军首脑团拜时，也要推牌九，并且跟各军部属一起赌。首脑赢了钱，也要赏一些给各军部属，以示笼络。正月初一是刘文辉部师长邓权才的生日，当天午后，各军将领就以拜年拜寿为名到他家赌博。麻将、牌九、骰子，外加扑克、纸牌，一开就是10 几桌、20 桌。初二上午，邓锡侯、田颂尧两军将领相约到刘文辉家拜年，少不了又要聚赌。初三以后，则按次序到什么参谋长、什么处长家拜年、赌博。初五以后，三军将领又互相请客。再掀起一次赌博高潮。正月里吃春酒一直要吃到二月赶青羊宫花会时，军官们的赌会也要一直延续到这时。这么转过来赌，转过去赌，叫做“吃转转会”。每次赌博，每人输赢至少几百元，多者万元以上。过了青羊宫花会，转转会吃完了，赌场就从官员们的公馆转移到银行、字号和俱乐部等赌窟。除了打仗，子弹飞来时，不得不停一下外，平时是一年赌到头。军队中的将领如此嗜赌，其下层军官和兵士是可想而知了。
军官们不但吃转转会，而且还公开地或秘密地开设赌场，招徕中小官吏、帮会流氓、土匪、商人等聚赌。公开的赌场叫做“明堂子”，秘密的赌窟叫做“私窝子”。刘文辉的护卫队队长朱瀛洲开设的牌坊巷赌场，是成都的四个著名的明堂子之一。其他三个是：刘文辉的亲信、朱瀛洲的连长冷少康开设的狮子巷赌场；邓锡侯的侍从副官喻载阳、荣昌义、谷毅、王席儒等开设的塘坎街赌场；田颂尧部郑南夫师的团长张绍泉开设的笆笆巷赌场。朱、冷、喻等的赌场，所得头钱，连刘文辉、邓锡侯公馆里的弃兵、奶妈等都能分得一份。“下人”都有份，主子就更不用说了。这些赌场都有全副武装的士兵保护。就是军警团的巡查队，也不敢打这里经过，要绕道而行，怕引起赌场误会，以为是来抓赌的。
军官开设的私窝子就更多了。贵州军阀袁祖铭的驻川代表吴楷儒的如是庵街公馆，田颂尧的驻省文报处长冯笃生的棉花街公馆，邓锡侯的副官长文盂陶的三多里公馆，等等，都是私窝子。每天晚上，这些公馆门前车水马龙。主子们在屋里赌，弁兵、保镖、车夫们在门口地上赌。呼么喝六，里应外合，好不热闹。巡查队、年轻妇女都不敢从这里经过。前者怕引起冲突，后者怕被污辱。
抓赌闹剧。
国民党政府在《违警罚法》内规定，凡违犯赌博条例的可处罚款（不超过15 元）或拘役（不超过一星期）。而广西省府制定的《广西禁赌单行条例》载明，凡犯有赌博罪者，最高可罚款500 元广西金库券，同时没收全部赌资（不仅有现款，还有金银、首饰等）。所得罚金，20％归省库，40％奖励检举报信者，抓赌者和办案者各得20％。条例并规定，对检举报信人要加以保护，不得泄露其姓名。
此条例一公布，检举、告密之风大兴。很多人为得到数额可观的奖金，“六亲不认”，涌至警察局、所密报亲友赌博。警察局、所听说报赌案，顿时来了劲头，因为发财的机会来了。警察局、所去抓赌，除了按规定获得奖金外，还可乘机敲诈勒索，顺手牵羊，并克扣发给密报人的奖金（起码扣去1／4），多的扣去1／2。在警察局、所，抓赌被视作美差，莫不个个争先，人人奋勇。有一名警探长，破获了“亚卢”、“会仙乡”两个大赌窟，共得奖金1000 元，抵得上大半年的工资收入。
在抓赌闹得很凶的时候，广西的很多赌商都转入地下，并寻找保护。桂林的赌商们私下里给临桂县府（1940 年前，桂林归临桂县府管辖）、广西绥署宪兵团（后改为特务团）、省会警察局等有关人员送去“保护费”。赌商们认为，这下赌场“保了险”。哪知仍常有抓赌的事发生。原来”保护费”有的环节送到了，有的环节没有送到；有的送得多，有的送得少。这样，赌商们取得了这部分人的庇护，相反却同时得罪了那部分人。
1939 年秋，广西省会警察局白桂分局派局员曹凯率一队员警到榕荫路湖南会馆隔壁的一幢房屋内抓赌。这个赌扈受宪兵团二营营长陈某庇护。宪兵二营就驻扎在湖南会馆内，闻知白桂分局到隔壁抓赌，认为有意跟他们作对，断他们的财路。于是派出大队武装宪兵，将白桂分局抓赌员警一一缴械，还结结实实地捆绑起来，打个半死。又将赌徒、赌具、赌资全部抢回。省会警察局得到白桂分局告急，立即派出大批武装保安警察，前往出事地点。他们一到榕荫路，就跟宪兵二营的人真枪真刀干了起来。事情闹大了。第五路军总部和广西省府得报，立即派军警督察处处长唐纪到现场制止。并责令宪兵团长邓光伦和省会警察局局长周炳各自将部下撤回，严加管束。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是避免了，但白桂分局的曹凯等人均被打伤。事后，第五路军总部和广西省府不作认真调查，不分是非曲直，即将白桂分局局长陶荣，以及宪兵二营营长陈某一起撤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