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凭这一点，这个世界上还有他的舞台。
*
公元前697年，前任郑国君主郑昭公姬忽又回到了新郑，重新成为郑国的主人。当然，这一切还是祭仲老先生的安排。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郑昭公再回来的时候，祭仲已经做了五朝君主的臣工。无论从年龄上还是精力上，他都明显的老了。
我不知道郑昭公有没有发出“前度刘郎今又来”之类的感慨，但我可以肯定，他看着眼前态度依旧谦卑的祭仲，不免百感交集。
四年前，就是眼前这个老头儿把自己扶上国君的宝座，屁股还没坐热，又被他赶下台来；四年之后，他又派人将自己从卫国接回来，再一次坐到了国君的位置上。取舍予夺，仿佛都在这老头的股掌之上。
他没有对祭仲说太多的话，只是拍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辛苦了。”
祭仲将头低下去，泪流满面。
谁辛苦？郑昭公辛苦，还是祭仲辛苦？也许生活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大家都很辛苦。
毫无疑问，郑昭公和郑厉公一样，都不是善于玩弄权谋的人。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到有点固执的地步，否则的话，他也不会两次拒绝齐侯把女儿许配给他的好意。他似乎总弄不明白，既然生于公卿之家，婚姻就是政治，与爱情和个人气节是没多少关系的。
如果那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想必不会有这四年的流亡生涯吧？宋国不可能冒着与齐国战争的风险来搞这样一场阴谋。那样的话，不止是自己免受颠沛之苦，郑国也不会陷于混乱，父亲郑庄公的威名也不会受到损害……总之，一切都会不同。
虽然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如果，但我还是要说，如果他知道那位从齐国抱得美人归的鲁桓公是一个什么下场，估计不会后悔。
*
公元前706年，也就是鲁桓公娶文姜的第四年，他们的儿子同诞生了。鲁桓公对这个儿子十分重视，根据《左传》的记载：“以大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大牢，卜士负之，士妻食之……”总之是举行了相当隆重的仪式，小心翼翼地将这位未来的国君迎接到了世上。
“母宠者子抱”，鲁桓公如此郑重对待同的出生，与文姜受到宠爱有关，也与文姜是齐侯的女儿有关。
这里有一个疑问：文姜既然这么受宠，为何结婚好几年才怀孕生子呢？以那个年代的医学知识，他们想必不会采取什么有效的避孕措施，而且也没必要。
答案只有一个，鲁桓公不够勤奋。
老婆长得漂亮，老公又不够勤奋，很容易出问题，即使是诸侯家里也不例外。
据冯梦龙先生说，文姜在齐国的时候，与世子诸儿（也就是她同父异母的哥哥）眉来眼去，关系暧昧。文姜嫁到鲁国，诸儿曾以诗相赠，诗云：“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苴。吁嗟兮复吁嗟。”而文姜亦以诗相和：“桃有英，烨烨其灵。今兹不折，讵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
凭心而论，诗写得不错。但是考虑到这段地下恋情是兄妹之间的不伦之恋，就有点变味了。
齐僖公死后，诸儿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襄公。
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前往齐国会晤齐襄公，他此行的目的有二：一是去年齐、鲁两国军队在边境上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他希望通过会晤来消除双方的误会；二是周天子要将女儿嫁给齐襄公，指定他为主婚人，因此他要和齐襄公商量有关操办婚礼的事。
文姜得知消息，要求跟着鲁桓公回一趟齐国省亲。
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这一要求合情合理，但在当时，这是一件“非礼”的事，遭到了鲁国群臣的反对。鲁桓公历来宠爱文姜，不忍心看她不高兴，还是带着她出发了。
齐侯、鲁侯在泺（luo 四声）地相会，宾主相谈甚欢，该消除的误会都消除了，周天子与齐侯家的婚事也谈妥了。文姜又见到了思念已久的诸儿哥哥，想起当年“吁嗟复吁嗟”的诗句，不觉旧情复发，两个人干柴烈火，碰到一起就点燃了。
想想看，文姜当年大概三十五六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齐襄公虽然也有三宫六院，但自古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何况偷的还是自己的妹子？用郭德纲的话说，“我的妈呀，太刺激了！”如果要兰陵笑笑生来写这个故事，肯定写得激情四射，而左丘明老先生显然没那个兴致，就用了干巴巴的四个字：“齐侯通焉。”通就是通奸，你要是没文化，还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也许是两个人做得太过火，这事竟然让鲁桓公给知道了。武大郎戴了绿帽子还发飙呐，何况是堂堂的一国之君？鲁桓公很窝火，但人在齐国的地头上，好汉不吃眼前亏，也没有找齐襄公算账，只是在宾馆里将文姜好好臭骂了一通。
很显然，鲁桓公和武大郎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戴了绿帽子不敢直面奸夫，只好拿妇人来撒气。
据《水浒》记载，武大郎发现潘金莲和西门庆偷情，寻思又打不过西门庆，回家骂潘金莲：“你做的勾当，我亲来捉着你奸，你倒挑拨奸夫踢我心头，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们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们争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须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归来，他肯干休？”潘金莲把这话转达给了西门庆，两个人一合计，与其等到武二回来找他们麻烦，不如先下手为强，就把武大给毒死了。
鲁桓公把文姜骂了一通之后，文姜也跑到齐襄公那里，把挨骂的事告诉了齐襄公。齐襄公的想法和西门庆一样：与其等到鲁桓公回国乱说，不如杀人灭口。
齐襄公安排了一次盛大的宴会招待鲁桓公。在宴会上，齐国群臣不停地给鲁桓公敬酒。鲁桓公心情很不好，正好借酒浇愁，很快被灌得烂醉如泥。齐襄公又令公子彭生驾车将鲁桓公送回宾馆。彭生是齐国有名的大力士，走到半路略施手脚，将鲁桓公肋骨拉断。鲁桓公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薨”了。
《春秋》简单地记载：“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而左传也仅仅是语焉不详地说：“（齐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翻译成现代语言：齐侯派公子彭生为鲁桓公驾车，鲁桓公死在车里。
明明是被谋杀的，史书上为什么要记载得这么遮遮掩掩呢？
第一，鲁桓公带文姜去齐国访问，本来就是一件“非礼”的行为，他本人应该对此负责任。
第二，鲁桓公正月访问齐国，四月被杀，整整在齐国流连了三个多月，不理国内政事，又是一宗罪责。
第三，鲁桓公的死与绿帽子有关，所谓家丑不可外扬，鲁国人写起这段关于国君的历史，总是感觉难堪，难以下笔。
鲁桓公死得暧昧，当时鲁国的群臣对于这件事的态度就更暧昧。他们给齐侯发了一份含糊其辞的外交照会，大概意思是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却回不了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很没面子，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
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齐襄公收到这份照会，倒是毫不含糊，将公子彭生当作替罪羊给杀了，算是给了鲁国人一个说法。
鲁桓公和文姜的儿子同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庄公。
文姜一来留恋与齐襄公厮会的快乐，二来也无脸回鲁国见人，干脆在齐国定居下来。那些年间的《春秋》和《左传》频频记载了文姜与齐侯私通的丑事：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庄公二年）
“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庄公四年）
“夏，夫人姜氏如齐师。”（庄公五年）
“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庄公七年）
“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谷。”（庄公七年）
……
这哪里是偷情，简直就是明火执杖！
我有点怀疑，鲁国人是不是派了一支狗仔队，专门盯着文姜，一有信息就直接向鲁国的史官报告，然后记录在案。
当面不说，背后拚命说，还要记于史册，鲁国人对齐国人的弱势心理，由此可见一斑。
夹在中间难以做人的是鲁庄公。既要忍受丧父之痛，又要埋藏对母亲的思念，实在是难为他了。公元前690年，十七岁的鲁庄公偷偷越过边境，前往齐国的禚地与齐侯会猎。说是打猎，实际上还是想探望一下自己的生母文姜。鲁国的史官对此不满，因此在《春秋》上记载：“冬，公齐及人狩于禚（zhuo 二声）。”越过边境去和齐国人的打猎，当然是“非礼”的行为。然而，母子之间的舔犊之情，又岂是一个“礼”字所能泯灭？公元前689年，齐、鲁等国联军讨伐卫国，“夫人姜氏如齐师”，一方面是为了和齐襄公相会，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看一看自己的儿子吧。
既贪恋肉体的欢愉，又思念他乡的儿子，这位绝世佳人文姜分身乏术。《左传》在“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之后，紧接着又记录：“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
读起来宛如一首带着淡淡忧伤的小令。
*
较之齐姜的乱伦，她姐姐宣姜的故事同样令人唏嘘。
记性好的人也许还记得，当年卫国的州吁之乱后，卫国人迎立了公子晋为国君，也就是卫宣公。
《左传》记载，“卫宣公烝（zheng 一声）于夷姜。”夷姜是卫庄公的小妾，也就是卫宣公的庶母，用现代市井的语言来说，就是所谓的小妈。卫宣公与夷姜有私情，这在当时被称为“烝”。在《左传》中，我们还将多次看到“烝”这个字眼，它的特定含义是“上淫”，也就是男姓晚辈与女性长辈通奸。
想想看，在春秋年间，诸侯娶十几个小老婆是很正常的事，而诸侯的精力有限，加上年事已高，小老婆久旷，被自己的儿子烝掉也就不足为奇了。
卫宣公不但烝了夷姜，还和她生了一个私生子，取名叫急子，寄养在民间。卫宣公即位之后，干脆与夷姜不避人耳目过起了夫妻生活，因此也将急子从民间领回来，委托给公子职培养。等到急子长大，还替他向齐侯（当时是齐僖公）求婚，娶齐侯的大女儿宣姜为妻。
宣姜和文姜一样，都是艳绝一时的大美人。卫宣公见了这么漂亮的媳妇，早就六神无主了，也顾不得什么廉耻，竟然捷足先登，又把儿媳给占有了。当时有人作了一首《新台》诗讽刺卫宣公：
“新台有泚（ci 三声），河水弥弥。燕婉之求，籧篨（qu chu 均二声）不鲜。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意思是宣姜好端端一朵鲜花，却插在卫宣公这堆牛粪上。
卫宣公得了儿媳宣姜，忘了小妈夷姜，一连与宣姜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寿，一个叫做朔，并命公子泄负责培养这两个儿子。
夷姜受不了冷落，自缢身亡。
在我们看来，宣姜无疑也是个悲剧人物。但她的悲剧不仅仅在于嫁给了卫宣公这个本来应该成为公公的人物，更在于她生了两个儿子之后，就一心一意想着怎么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卫国的继承人，为此而急于搬开急子（也就是本来应该成为她的老公的这个人）这块绊脚石，甚至于不择手段。
为此，她和小儿子朔总是在卫宣公面前说急子的坏话。最离谱的一次，是说急子喝醉酒以后，居然称公子朔为“儿子”，而且说宣姜本来应该是他的老婆，公子朔就算叫他为父亲，也是应该。
如果急子真说过这样的话，倒也没说错。可是据记载，急子是一个很温顺的人，对于父亲强抢媳妇的事情，从来没有怨恨之意。见到宣姜也总是毕恭毕敬，如母子之礼。在他嘴里说出这些话来，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卫宣公虽然淫乱，对于自己的儿子还是比较了解，因此对宣姜的哭诉不置可否。
过了一些日子，卫宣公派急子出使齐国。宣姜和公子朔得到消息，决定派人在半路拦截刺杀他。
这个情报让宣姜的大儿子公子寿知道了。他深为母亲的行为感到羞愧，连夜告知急子，要他赶快逃跑。
急子淡然一笑：“出使齐国是父亲的委派的任务啊，如果弃父命于不顾，还要儿子干啥呢？你说，这世上存不存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国家，如果有的话，我倒是可以逃到那里去。”
你可以笑他的迂腐，但不可以笑他的淡定。这是生于乱世之中的人对于荒唐乱世的无语抗争，视死如归的姿态令人折服。
“既然如此，”公子寿说，“兄长即将远行，请容我略备薄酒相送。”
兄弟俩在河边摆开席位，寿以酒敬急子，三杯五盏下去，急子不觉颓然而醉。等他醒来，公子寿已经穿了他的衣服，持了他的仪仗，乘舟而去了。
急子大哭：“我是一点也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寿这个傻瓜怎么就搞不明白呢！”他连忙登船去追赶。
埋伏在芦苇从中的刺客看见公子寿载着急子的旗号面来，误以为是急子本人，蜂拥而上，将公子寿剁成肉酱。
急子赶到的时候，刺客们还没退去，急子站在船头大呼：“来杀我吧，我才是你们要杀的人！”
那还等什么？照杀不误。
《诗经·卫风》中有《乘舟》之诗，据说写的就是这件事：“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
而我看到这个故事，只是想起北岛的诗句：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就事论事，我想加上一句：高尚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件很无奈的事。
急子与寿的死，最大的获益者是公子朔。他和宣姜本来只想杀死急子，没想到连寿这位同胞哥哥也搭了进去，卫国下一任国君的位置，已经非他莫属。
卫宣公死后，公子朔如愿以偿地继承了君位，历史上称为卫惠公。但是卫国人没有忘记他对急子和寿的所作所为，公元前696年，卫惠公上台的第四年，公子职和公子泄发动政变，立公子黔牟为君，卫惠公逃到了齐国。
《左传》记载：宣姜的两个儿子，一个被杀死了，一个逃亡了，她还是过得蛮潇洒，若无其事地和卫宣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顽通奸，并且生了一堆儿女。
这关系，实在是太乱了。
一个甜瓜引发的血案:
公元前695年，郑昭公复辟的第三年，郑国再次发生政权更替，大夫高渠弥蓄养死士，找机会刺杀了郑昭公，立昭公的弟弟公子亹（wei 三声）为君。
高渠弥对郑昭公的仇恨有些历史渊源。早在郑庄公时代，高弥渠就是一员虎将，随着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因其战功赫赫，郑庄公曾经考虑提拔高渠弥为上卿，被郑昭公，也就是当时的世子忽制止了。
“高渠弥为人狡诈，不可重用。”世子忽如是说。郑庄公见其态度坚决，也就听从了他的意见。
高渠弥闻知这件事，对世子忽耿耿于怀。等到郑昭公二度为君，他又害怕昭公有朝一日对自己下手，旧恨加上恐惧，于是铤而走险，发动了政变。
五朝元老祭仲以政治不倒翁的姿态继续担任公子亹政权的首席重臣，变成了六朝元老。当然，现在的首席重臣不止他一位，还有另外一位是新上任的上卿高渠弥。
自郑庄公殁后，郑国君主如走马灯一般轮换，今天公子忽，明天公子突，后天又是公子忽，大后天则变成了公子亹，老百姓们看着这几兄弟走马灯似的轮番上阵，对于举办即位大典之类的盛事已经麻木了。但这一次仍然不是结束。仅仅过了一年，公子亹的昙花便也开过了花期，悄然凋落了。
这一次操刀的乃是齐国的君主、文姜的情夫齐襄公。那一年，正值鲁桓公携文姜访问齐国，被公子彭生杀死于车内，齐国上下都对国君的行为感到不齿。齐襄公听到郑国发生的弑君案件，意识到这是一个转移舆论注意力的大好时机，亲率大军抵达首止（地名），窥探郑国的局势，并派使臣到郑国，邀请郑国国君前来会盟。
亹和高渠弥两个家伙欣欣然应邀前往。在他们看来，如果能够获得齐国的外交承认，无疑是稳定国内情绪的一剂良药。但是他们没想到，齐侯也正想拿他们的脑袋作为稳定自己国内外舆论的一件道具。
结果，亹被杀死，而高渠弥被处以车裂之刑。车裂是极重的刑罚，别名“五牛分尸”，受刑者其状极惨。齐襄公想以此昭告天下，他是一个重义之人。
亹此行本来也要求祭仲同去，但祭仲耍了个心眼，借口患病，窝到家里，因而躲过一劫。亹死后，他又出来主持大局，迎立郑昭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仪为君。这样算起来，他已经是郑国的七朝元老了。
郑国的老百姓再一次打起精神，欢天喜地地庆贺了新君的即位。
*
公元前689年春，齐襄公再一次干涉他国内政，发动鲁国、宋国、陈国、蔡国出兵讨伐卫国，要替他的外甥卫惠公讨回个公道，帮助卫惠公复辟。这一年，距卫惠公逃亡到齐国，已经有七年之久了。
出人意料的是，自被郑庄公打过一巴掌之后，长期不干涉诸侯事务的周王室，这次竟然派了一名叫做子突的下级官员，象征性地带了一些部队前往卫国，声援卫国现任国君黔牟。
这种声援自然无法抵挡入侵者。战争持续的时间不长，四国联军春季举兵，到了夏天，卫国就放弃抵抗了。卫惠公在外国势力的帮助下，重新登上了国君的宝座。
复辟政权没有给卫国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仅仅杀了当年政变的主谋公子职和公子泄，大夫宁跪被放逐于秦国，而做了七年国君的黔牟，被交给周王的军队，带回雒邑去了。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周王的军队在这次事件中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的角色，成功地保护了一批战争受害者。
《左传》对于公子职、公子泄七年前发动政变赶走卫惠公、扶立黔牟的事，发表了一番马后炮的评论，认为他们没有认清形势，做得太草率，所以才会有此一劫。
齐襄公没有空手而归，带走了卫国大批财宝，而且相当大方地给鲁国分了一杯羹。鲁国史官酸溜溜地写道：“文姜请之也。”说是文姜给他吹了枕边风才给的。
有了这次分脏，齐襄公和鲁庄公的关系处得越来越融洽。公元前686年，甥舅两个联合起来讨伐倒霉的郕国。郕国再一次放弃抵抗，向齐襄公请求投降。鲁庄公没占到什么便宜，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公子庆父很不服气，提出偷袭齐军的建议，被鲁庄公否决了。他说：“人家投降齐国而不投降我，是因为我们的德不如齐国，齐国本身没有什么责任。”于是心平气和地带着部队回国了。
我只能说，他心态真好。
*
就在齐襄公踌躇满志，准备依仗武力号令中原的时候，一场政变击碎了他的春秋大梦。和那个年代诸多盛极一时的人物一样，他那看似强大的国家政权和战争机器，其实都建立在一种极度虚弱的平衡之上。正如前面所说，当国君是一件很不好玩的事，一行一言的错失，很有可能导致整座大厦失去平衡，轰然坍塌。只不过，齐襄公的倒台比别人更富有戏剧性，是由一个甜瓜引起的。
公元前687年，大夫连称和管至父奉齐襄公之命，前往葵丘戍边。镇守边疆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连、管二人还没出发，就跑到宫里来谈条件：要我们去没问题，但是得先说好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时值七月，齐襄公正在吃甜瓜呢，随便答了一句：“及瓜而待。”意思是下次瓜熟的时候，我派其他人去葵丘轮换二位。
瓜一年一熟，下次瓜熟也就是一年之后。连称和管至父想，时间长是长了点，但还能接受，咱们就当是下乡挂职锻炼吧。于是告别家人，带着亲随士兵前往葵丘而去了。
边疆的生活确实单调，不如城里的丰富多彩，两个人在那百无聊赖地生活，业余时间也就是钓钓鱼，打打牌，喝喝酒；实在郁闷不过，便光着膀子站在旷野里喊几嗓子，听听远处的回音；憋不住了就跑到附近村里抓几个姑娘，有时其乐也融融，有时其乐也泄泄……总之，一年时间晃晃悠悠也就过去了。
某个炎热的夏日，两个人摆了张席子，坐在大树下纳凉，士兵端了一盘新鲜的甜瓜给他们解暑。吃着吃着，连称突然说：“瓜熟了啊。”管至父也说：“瓜熟了啊。”
可是瓜熟了很多天，也不见齐侯派人来接管工作。
看来齐襄公把这两个人的事给忘了。也难怪，他成天想着东征西讨，还要抽时间和文姜约会，不在戎车上，就在文姜的绣榻上，不在文姜的绣榻上，就是去文姜绣榻的路上，哪里还想得起葵丘有那么两个人在傻乎乎地等着他派人去轮岗啊。
没过多久，葵丑的边疆部队派专人不远千里给国君送来一个熟透了的甜瓜。齐襄公吃了两口，说味道不错嘛，怎么只送一个来？
使者说：“这个，嗯，啊，那个连称大夫和管至父大夫说，嗯，这个瓜，您知道的，就那什么……”
齐襄公瞪了他一眼，使者吓得打了一个寒噤，头低得更下了：“他们说，瓜又熟了，您该找人去代他们了。”
齐襄公又好气又好笑：“那么点破事，犯得着兜这么大一圈子吗？你回去告诉他们，下次瓜熟的时候再说。”
使者说：“诶。”一溜烟跑了。
*
荣格的共时性理论告诉我们，本来毫不相干的两件事，在某一特定的时空相遇，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来看看《左传》记载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就是前面刚刚说过的事，不再赘述。
第二件事，“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嫡，襄公绌之。”说的是齐僖公有个侄子叫公孙无知，深得齐僖公宠爱，从小享受的待遇与世子差不多（又是一个“不正名”的案例）。齐襄公对此很不满，即位之后，时常给公孙无知穿小鞋，扣减他的工资奖金。
可想而知，很长时间以来，无知对于齐襄公都很有意见。但这件事如果没遇到第一件事，他就只能继续仅仅是有意见。
可巧，公元前686年，第一件事和第二件事在同一个狭窄的时空发生了，化学反应是巨大的。
前面说到，连称和管至父白送了齐襄公一个甜瓜，得到的答复是继续呆在那山旮旯里。两个人觉得自己被耍猴了，越想越恼火，有了要造反的念头。
造反就意味着弑君。对他们来说，弑君很简单，但要解决弑君之后的合法性问题，则存在一定的困难。用上个世纪流行的话来说，打破一个旧世界很容易，建立一个新世界则很难，重点是解决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
很快，郁郁不得志的公孙无知进入了他们的视线。连称和管至父一分析，无知这个人简直是为这件事而生的：具有纯正公室血统，曾深受齐僖公宠爱，对襄公极端不满意，有急迫改变现状的愿望……不用说，就是他了。连称和管至父偷偷写了一封信给无知，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要造反的心迹，热情邀请他“同去，同去”，并许诺事成之后立无知为君。
公孙无知做梦都在想这回事啊，立刻回信答应。他和我们前面说到的共叔段、公子州吁一样，都是从小受到了过分的宠爱、大了却要面对俯首称臣的残酷现实的人，只有一有机会，他就会要求重新摆正自己的位置，不管采取何种手段。
一个女人在这桩阴谋中提供了重要的情报。她是齐襄公的小妾，同时也是连称的堂妹。和公孙无知一样，她也是个郁郁不得志的人，不过她不得志的场所在后宫。
她为什么不得志？其实不止她不得志，几乎后宫所有女人都不得志。前些年周天子将女儿王姬嫁给齐襄公做老婆，第二年也就郁郁而终了。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从鲁国回来的文姜，她以她的酥风媚骨带给齐襄公无限美好的偷情感觉，成为了齐国后宫佳丽共同的噩梦。
为了争取这个女人入伙，公孙无知牺牲了自己的色相。他许诺，如果自己当了国君，就立她为夫人。
至此，“连称、管至父——公孙无知——齐襄公的小妾”这个造反的铁三角形成了。请原谅我这样表述，因为《左传》没有记载这个女人的名字，我也不便杜撰。
*
同年十二月，齐襄公前往姑棼赏雪，并计划在贝丘举行狩猎活动。这一消息通过后宫被传到公孙无知那里，他与连称、管至父三人决定动手。
说来也是冤冤相报，齐襄公在贝丘打猎，冷不丁冒出一头野猪来，挡在他的车前。齐襄公命贴身小厮孟阳射杀它，孟阳瞪大眼睛一看，大惊道：“这哪里是猪，分明是公子彭生！”
齐襄公又惊又怒，骂道：“彭生哪敢见我？”张弓搭箭便射。那野猪如人站立，不住哀啼，把齐襄公吓得魂飞魄散，从车上滚下来，不但崴了脚，还丢了鞋，十分狼狈。
回到姑棼的行宫，齐襄公方才发现自己有一只鞋不见了，叫徒人（随从）费来问，费说：“鞋被野猪给叼去了。”齐襄公一肚子火正没处出，正好拿费来撒气，亲自操起皮鞭，将徒人费打得皮开肉绽。
徒人费一拐一拐地走出宫门，没走几步，就遇到一群黑衣武士。他想叫，没叫出声，被对方拿刀柄一撞，就倒了。“昏君呢？”问话的人是连称。
“在，在寝宫睡觉……”
“把他杀了。”连称简短地说，带着人就往里冲。徒人费一把抓住他的衣角：“别杀我，我进去替你们做内应。”他把衣服褪下来，让连称看他背上的伤口。
没错，新鲜出炉的，还流着血。
连称信了他，让他先潜回行宫当内应。这一举动虽然没有影响这次行动的最终结果，但从战术上讲显然是犯了个低级错误，错就错在连称低估了某一种人的奴性。
徒人费跌跌撞撞跑回宫，上气不接下气地把外面遇到的事讲给了齐襄公听。齐襄公吓得脸色煞白，不知道如何是好。倒是徒人费三下五除二安排好应对之策：他和护卫石之纷如掩护齐襄公逃出，孟阳则穿上齐襄公的衣服卧在床上，以欺骗刺客。
《左传》记载，徒人费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刺客们闯进齐侯寝宫，将孟阳乱刀砍死，拿灯一照，发现那不是要杀的人，遂四处搜索，结果在帷幕遮掩的门槛下发现了齐襄公的脚，拉出来“弑”了。
冯梦龙先生杜撰得更精彩，他说当年公子彭生为齐襄公暗杀鲁桓公，又被齐襄公处死，临死前发毒誓说，就算死为妖孽也要取襄公性命。而政变那天晚上，刺客们在门槛下发现齐襄公的脚上，赫然穿着白天被野猪叼走那只鞋！
我不能只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来评价古人的所作所为，比如徒人费的所作所为。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价值观，脱离历史背景来对他们评头论足等于是放马后炮，很有失公允，于历史研究也很容易产生傲慢的情绪。但我忍不住要说，徒人费，如果有来生，还是继续做奴才比较合适。
*
公孙无知如愿当上了国君。按照约定，连称的堂妹自然也成为了国君夫人。连称和管至父则担任了齐国的上卿。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齐襄公在位的时候，行事反复无常，让人捉摸不定。他的弟弟小白深惧伴君如伴虎，在师傅鲍叔牙的陪同下，早早避往莒国。公孙无知弑君之后，齐国大乱，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纠则在师傅管夷吾、召忽的陪同下逃往鲁国寻求政治避难。
小白和公子纠，鲍叔牙和管夷吾，这几位人物很快会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大众的焦点。
姜小白郁闷开局:
公孙无知的短命政权仅仅维持了一个月。公元前685年春节刚过，齐国大夫雍廪发动政变，杀死了公孙无知和他的两个同谋连称与管至父。对于这件事，《春秋》的记载是：“齐人杀无知。”《左传》的记载是：“雍禀杀无知。”请注意，用的都是“杀”而非“弑”字。按照那个年代的语法，杀君为“弑”。无知既然是被“杀”而非被“弑”，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没有承认无知政权的合法性。
《春秋》微言大义，对于遣词用字非常注意。同样是死，有的人叫做“崩”，有的人叫做“薨”，有的人叫做“卒”；有的人本来应该“薨”，却因为丧礼没有办到位，变成了“卒”；有的人本来应该“崩”，却因为死得太早，变成了“薨”。现代人也许会嘲笑古人的繁文缛节，然而只要检视一下现代教育，不难发现，其实我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延续着古人的陈词滥调。我记得很清楚，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我写死去的爷爷，用了“逝世”二字。语文老师教育我说，“逝世”只能用在大人物身上，比如马克思逝世，毛主席逝世，周总理逝世，至于我爷爷，湖南乡下的一个漆匠兼木匠，用“去世”就可以啦。
闲话少说，回到正题。
无知的死给齐国造成了权力真空。公室的子弟都跃跃欲试，准备争夺国君的宝座。这些人当中，夺标呼声最高的公子小白和公子纠。
前面说到，小白很早就在鲍叔牙的陪同下去了莒国避祸。莒国是与齐国接壤的一个小国。小白选择到莒国居住，有其深思熟虑：一是莒国很小，不敢怠慢他这位来自齐国的上宾，不会有寄人篱下的种种难堪；二是莒国离齐国的都城临淄比较近，一旦齐国有事，可以很快回到国内。
公子纠则在管夷吾和召忽的陪同下去了鲁国，理由同样也有两点：一来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投奔鲁国等于投奔舅舅家；二来鲁国是一个大国，一旦齐国有事，可以依靠鲁国的力量杀回国内。
可想而知，齐国的众臣也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迎立公子小白，另一派主张迎立公子纠，两派人马都在积极对内对外联络，准备夺取政权。
《左传》记载，雍禀杀死无知后，鲁庄公很快与“齐大夫”缔结了盟约。这里没有对“齐大夫”指名道姓，也没有写明盟约的内容，但很容易猜得到，这是鲁庄公以公子纠的保护人的身份，与齐国的“挺纠派”接触和会晤，就立公子纠为国君的事达成一致意见。在这之后，鲁庄公亲自率领大军，护送公子纠回国。
而那边厢，齐国的世袭贵族国氏和高氏也暗中联络公子小白，准备迎立小白为君。得到“挺纠派”与鲁庄公会盟的情报，小白觉得情况紧急，在莒国派出的小支部队的护送下，也启程赶往齐国。
这是一场政治赛跑，谁先抵达齐国的首都临淄，谁就占据了主动。小白轻车简从，离目的地又近，自然快过公子纠。这一点，公子纠的师傅管夷吾看得清楚，他向鲁庄公讨要了几十乘轻车，倍道兼行，在路上截住了小白。
对于管夷吾，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管仲来说，这是他与小白第一次发生命运的交会。电光火石的一瞬间，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与眼前这位年轻人在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更为密切的联系。他甚至来不急细想，在时速40公里的战车上匆匆忙忙射出了一支利箭。
他历来对自己的箭法很有信心，拔箭、扣弦、张弓，发射，一气呵成。随后他看到小白口吐鲜血，面目扭曲地倒在了车上。
管仲来去如风，没等小白的随从反应过来，已经带着手下跑得无影无踪。鲍叔牙气得大哭：“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鲍叔牙为什么这么说？他与管仲之间，原来很有些渊源。
据管仲后来自述，他与鲍叔牙自幼相交，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开始，就成为了死党。管仲家里穷，鲍叔牙则是个富家子弟，很关照管仲。两个人曾经合伙做生意，也赚到了一些钱，每次分红的时候，管仲总是给自己多分一份，而鲍叔牙知道他穷，更需要钱，所以从来不计较。鲍叔牙托管仲办事，管仲给办砸了，鲍叔牙也没什么抱怨，反而安慰管仲说，那是时运不济，不要有心理负担。齐襄公年代，管仲三次出来当公务员，三次被单位开除，也是鲍叔牙在安慰他，告诉他是金子总会发光，总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更让管仲感动的是，他们一伙人出去找人打架，打三次他跑三次，兄弟们都很看不起他，唯有鲍叔牙替他开脱：“管仲家里还有老母亲要服侍呢，如果被打死了，谁来照顾老人家啊！”
其实，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谁都有老有小。鲍叔牙这样对待管仲，让管仲十分感动，经常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哉！”
感情这么深厚的两兄弟，因为各事其主，竟然也成为敌人了。管仲射杀了小白，急急忙忙跑回去向鲁庄公和公子纠复命，路上还在想：“原谅我啊鲍叔牙，你一直让着我，这回也让着我吧，等我的主人当了国君，我再来好好报答你的恩情！”
管仲找到鲁国的大队人马，回报说：“事情办妥了，咱们可以从从容容地回齐国了。”鲁庄公和公子纠都松了一口气。于是鲁国军队改变急行军状态，迤逦而行。原本十日可走完的路程，现在估计要二十日才走得完了。
如果管仲看过龟兔赛跑的故事，他就不会犯这个错误。
小白那边，鲍叔牙正蹲在地上大哭呢，突然一只手按在他肩膀上，一个平静的声音说：“还哭什么，快走吧。”
他抬起头，小白手里拿着那支箭，正笑眯眯地看着他。
鲍叔牙一时感觉有点头晕。
也许是因为紧张，管仲那支箭射得有失水准，他以为自己射中了小白的腰，实际上只是射中了他腰带上的带钩。所谓带钩，是古人用来挂玉器等饰物的装置，功能和今天的钥匙扣差不多。小白急中生智，咬破自己的舌头，做口吐鲜血状，就势倒下。他演得实在是太逼真了，不但骗过了管仲，也骗过了鲍叔牙等一干随从。
小白没有去好莱坞，他的目标很明确：去临淄，当国君。一行人继续上路，马不停蹄地开进了临淄城。
*
公子纠和他的鲁国朋友在齐国边境被拒绝入境。齐国人告诉他们，公子小白已经在各位大臣的拥戴下，就任国君了。
小白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桓公。
公子纠和管仲面面相觑，管仲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事已至此，只能接受现实。然而鲁庄公对此很不服气：齐国人和他有盟约啊，说好让公子纠即位的，怎么一下子老母鸡变了鸭呢？
齐国人解释，那盟约是齐国的大夫和鲁国签的，可以不算数。事实也确实如此。你要是和一个公司签合同，得找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找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的人，而当时齐国群龙无首，根本就没有法定代表人，这合同的法律效力又从何谈起呢？
鲁庄公想不通啊，觉得自己被人耍人，很不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不该派那么多军队前往齐国护送公子纠。如果从保护公子纠的人身安全考虑，轻车数十乘足矣。数万大军前往齐国，看起来很威风，但是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行动迟缓，被公子小白抢了先机；二是明显带有威压的性质，很容易引起齐国上下的反感。任何事情只要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
一个人感到很不爽的时候，往往容易犯更大的错误。鲁庄公想，反正部队已经带来了，不能只当摆设，打吧！
齐桓公针锋相对，派大将王子成父等人率军抵抗入侵，双方在一个叫乾时的地方相遇。
战争的结果，鲁军大败，而且败得很狼狈。鲁庄公在战场上被齐军追得东奔西跑，走投无路，只得换了一台兵车逃命。而秦子、梁子二将继续驾着他的戎车（国君所乘之车，有明显的旗号标志）引诱齐军，结果连车带人被齐军俘获。
成者王也败者寇。公子纠离国君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终被小白捷足先登。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有如古罗马的角斗场，失败者的命运完全操纵在胜利者的手里，而胜利者往往拇指朝下，斩草除根，以免后患。
鲍叔牙带着齐国的军队来找鲁庄公谈判，其实也就是对失败者进行宣判：
第一，公子纠乃是齐侯的兄弟，虽然有罪，齐侯不忍亲自动手，请鲁君代劳。当然，人头还是要送到齐国来验货。
第二，管夷吾差点射死齐侯，大逆不道，必须送到齐国来，由齐侯亲自监斩，以快齐侯之意。
《左传》记载：“（鲁庄公）乃杀子纠于生窦，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事到如今，鲁庄公也保不住公子纠这个亲戚，只好派人把他给杀了。召忽也自杀以殉葬。而管仲则被装在一辆囚车里，准备交给鲍叔牙带回齐国去。
管仲请囚而鲍叔受之，这说明当时管仲已经意识到自己此去的命运，在主观上也要求把自己送回齐国去听候发落。齐国有鲍叔牙这样的朋友在，他一点也不担心。
当时鲁国的大夫施伯看出了门道，对鲁庄公说：“管仲这个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如果为齐侯所用，对鲁国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齐国要回管仲，表面上说是报一箭之仇，实际上肯定是想重用他。”
鲁庄公说：“那怎么办？”
施伯说：“杀了他，把尸首交给鲍叔牙带回去。”
这消息不知为何让鲍叔牙知道了，他马上派使者去找鲁庄公，再一次强调，齐侯必须亲自在群臣面前处死管仲，如果只给一具尸首，不如不给！
鲁庄公刚刚打了败仗，不想在这些小事上节外生枝，把管仲活生生地交给了鲍叔牙。
囚车一入齐境，鲍叔牙就把管仲放出来，给他换上好衣服，好酒好菜招待。
什么叫管鲍之交，这就叫管鲍之交，管袍又管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