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英国有合作对华贷款关系的德国，也在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1898年3月6日），强使总理衙门同意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德国不但使它对胶州湾的占领“合法”，而且规定，在胶州湾沿岸一百华里以内的地区德国军队可以随时进驻，而中国政府如果要在这地区内发布行政命令，派驻军队，须事先取得德国的同意。同时，德国取得了在山东境内修筑铁路和开采矿产的特权。一句话，胶州地区成为德国的殖民地，整个山东省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帝国主义列强以中国为牺牲品你争我夺。在他们的激烈争夺中，有时也可以为各自保持既得的赃物而互相妥协。但是他们的力量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暂时形成的某种平衡不久又会打破，暂时形成的某种妥协不久又会转为激烈的互相争夺。
如同英、法间曾订立对南方几个省的侵略的协议一样，英、俄间在经过几年的互争优势后也暂时达成了一个妥协。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初，英国向俄国表示：“我们彼此的目的并没有任何严重的矛盾；另一方面，我们都能够做出许多有害对方的事，如果我们想这么做的话。最好是我们达成一项谅解。如果我们能够认为俄国愿意同我们合作，那么，我们愿为促进俄国对（中国）北部商业目的而作很大让步。”
①英、俄之间，一面斗争，一面商谈妥协，谈了八、九个月，到1898年9月，取得使山海关——牛庄铁路“中立化”的协议，到1899年4月28日，终于进一步达到主要内容如下的协定：“一、两国表示它们决不侵犯中国主权或中国与列强之间的既存条约的意思；二、俄国保证不在长江流域为它自己或为俄国臣民或为其他国家人民谋取任何铁路让与权，并且不直接或间接阻碍那个地区内英国政府所支持的铁路事业；三、英国对于长城以北的铁路让与权也负有一种类似的义务。”①这个协议表面上讲的是划分在中国修建铁路权利的问题，实际上是英、俄两个帝国主义经过反复斗争，从中国掠夺了大量权利以后，暂时确定了势①转引自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上册，太平洋书店1928 年版，页214.②《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769.①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页231.①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页387—388.力范围的划分方案。
中日甲午战争后最初几年间，当英、俄、法、德四家这样地宰割中国的时候，日本正在初步消化它所占领的台湾，并且以由战争而得到的巨大赔款来养壮自己。虽然它被迫吐出了辽东半岛，但是仍以贪婪的眼睛望着中国大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日本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不把福建省割让或租借与其他国家”的要求，也就是要把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省划做它的势力范围。
至于美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一样，也利用中日甲午战争趁火打劫。
这次战争尚未结束时，大批美国人就涌到中国，“带来建筑铁路、设立银行和开发矿产的建议。”美国驻天津领事说，来中国的美国“冒险家和幸福追寻者之流的人物特别多。”②1895年4月，中日甲午战争刚结束，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就明确地说，中国为了赔偿战费必须出让“从未让与之各项特殊权利”，“它可以把铁路建筑权卖给一家辛迪加，把采矿权卖给另一家，把开设银行的权利卖给第三家，造成一系列特殊的权利关系”，而美国必须获得这些“巨大特权”，才能保证美国享有“巨大的威信和优势地位”③。但是美国采取的政策不是参与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如前所述，美国在取得粤汉铁路的借款权后，已经得到清朝政府的同意，将粤汉路的干路和支路沿线划为美国势力范围，但美国对此并不热心，没有积极去“经营”。美国驻华公使康格曾经在1898年11月向美国政府建议占领大沽口，后来美国又考虑过占领三沙湾（在福建省北部沿海），但是都没有实现。其原因并不是清朝政府独独拒绝美国的要求。原来美国比起西欧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来，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它已经在工业生产上大大超过了英国，跃居世界第一位。正因此，它不愿意同其他列强一样仅仅分割中国的一部分地区作为势力范围，它有更大得多的野心，它企图通过别的途径实现这种野心。这是我们在不久以后就可以看到的。
中日甲午战争后只过了短短几年，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年中，中国沿海重要港湾——旅大、威海卫、胶州湾、九龙、广州湾，都树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旗帜；许多重要的铁路干线的修筑权，为它们所攫夺；中国的几乎全部国土被分划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所谓“租借地”、“租界”、“租借港口”实际上已经成了殖民地，它们和所谓“通商口岸”都是列强在中国领土上扩张其势力范围的根据地，所谓“势力范围”实际上是走向独占的殖民地的过渡形式。中国面临着从半独立国——半殖民地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
②福科森：《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杨诗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年版，页35.③福科森：《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页23.（五）所谓“以夷制夷”
以洋务派为支柱的清朝政府为了应付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贪得无厌的侵略，实行了他们自称为“以夷制夷”的办法。在中国近代，最早提出这个办法的是林则徐。当他在广东同私运鸦片的英国商人斗争时，朝廷中有的官员主张“封关禁海”，停止对一切国家的贸易。林则徐不赞成这样做。他认为，“不分良莠”，一概打击，是不妥当的；他说：“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间相睽。”①他的意思是利用矛盾，这本来是不错的。不过他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能坚强地自立，是谈不到利用矛盾的。到了中国已经落到半殖民地的时候，标榜“以夷制夷”的，是些洋务派官僚。他们的所谓“以夷制夷”，根本不是独立自主地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而是反过来，把自己的生存仰赖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
执行这种所谓“以夷制夷”的办法的代表人物就是李鸿章，他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二十五年间，经手处理了许多对外重大事务。他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以全权代表的身份访问了俄国及其他欧洲几国和美国，回国后同恭亲王奕、张荫桓一起负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长时期间，李鸿章成为清朝政府外事活动的中心人物。而他的后台，如前所说，是慈禧太后。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里，所谓“以夷制夷”的办法实行得比过去更加露骨，这种做法的实质及其后果也就显著地表现出来了。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不是积极地进行抵抗，却总是希望靠英、俄的力量来制止日本。这个希望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俄、法、德三国的干涉，居然使日本吐出了辽东半岛，这被认为是“以夷制夷”策略的一大“成功”。
所以在李鸿章出使俄国临行前向人说：“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
这里所说的“西洋”，主要是指俄国。在和德国订立了《胶澳租界条约》后，他又向人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①事实上，哪里有什么“二十年无事”！紧跟着的两三年间，就出现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夺取领土，分割势力范围的空前危机。据当时人记载，在俄国索取旅大时，宫廷中有过这样的场面：光绪皇帝责备作为总理衙门大臣的恭亲王和李鸿章说：“汝等言俄可倚，与订约，许以大利，今不独不能阻德，乃自渝盟索地，亲善之谓何！”这两个外交大臣免冠叩首答道：“若以旅大与之，密约如故。”②就是说，为了得到俄国的帮助，还得用旅大去喂它。
本来表示拥护联俄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这时改变了主意。日本的参谋本部派了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等人向他做工作，要他创议联合英、日。当时为了对抗沙皇俄国，英国已经在东方采取和日本结成联盟的政策。于是张之洞向总理衙门提出：“彼（日本）既愿助我，落得用之。……联倭（日本）者所以联英之枢纽也。倭肯出力劝英与我联，而我可借英之援助矣。”③湖南巡抚陈宝箴表示同意张之洞的意见。他说：虽然“急于联英，必开罪于俄，然①林则徐：《覆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林则徐集。奏稿》，页795.①黄遵宪记载了这两次谈话，见黄著《人境庐诗草》，文化学社1930 年版，页310.②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沧海丛书刊本，页24.③《张文襄公全集》卷七十九，页20.英方忌俄德占地，我不联英，英亦必图自占，而分裂之形成矣”④。他似乎认为，与其英国“自占”，不如送个人情，好得到它帮助。总理衙门不赞成他们的意见，答复说：“俄焰日炽，各国畏忌，日英尤切，其欲联我，无非借我为屏蔽，无资于我也。既与联则必有密约，……中俄之交绝，德法乘之，其祸不可思议。”⑤总理衙门的意见是说：英、日固然很愿意中国和他们结盟，但并不是真想帮助中国，如果要同它们联盟，就必须先给他们好处，这一来，不但惹怒了俄国，而且德、法也会乘机要索，所以“其祸不可思议”。这番话固然说得不错，但他们是站在主张继续联俄立场上来反对联英、日，而事实上联俄的结果也同样是得到了“不可思议”的灾祸。
对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所说的“以夷制夷”的实际情况，可以这样来说明：他们先把中国的某些领土和主权奉送给甲国，企图依靠它来对付乙国。甲国接受了礼物并不感恩，也从来没有准备同清朝政府结成联盟来反对乙国。当乙国来找清朝政府的麻烦时，甲国往往以调停为名，实际上反而同乙国配合起来，强制清朝政府接受乙国的要求。过去向甲国送礼，这时成了乙国要求“补偿”的根据；又须另外“补偿”一些领土或主权给乙国，才能了事。转过来，甲国又以“调解有功”为理由，再向清朝政府索取更多的权利。由于同时侵略中国的不是两个，而是好几个强盗，因此“以夷制夷”
的结果就是所有的强盗互相呼应，轮番勒索。
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几年间，就是这样的状况。严格说来，这时清朝政府说不上有什么主动的外交政策，它只能按照帝国主义列强的意愿，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血肉轮番地填塞一个个饿狼的肚子。在这些饿狼相互间的确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所谓“以夷制夷”好像是利用这种矛盾，但事实并不是清朝政府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而是它们不断地以中国的领土主权为牺牲品来调节它们之间的相互矛盾。
所谓“以夷制夷”实际上成了引狼入室。这倒并不是违反“以夷制夷”
的“外交家”们的意愿而出现的结果。无宁说，把所有的狼都引进内室正是他们所想造成的事实，以为这样可以达到所谓“互相牵制”的目的。
在清朝官僚集团中早已有人认为，让列强“互相牵制”是有好处的。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就说过：“自英法住京后，臣等屡次于接晤时，窥见各国心志不齐，互相疑贰，是以彼此牵制，未敢逞志。即如俄罗斯侵占吉林等处边界，英法两国，均以为非，盖其意恐俄国日益强大，不独为中国之患，即伊等亦不能不暗为之防。”①同治六年（1867年）有个官员周星誉上奏说：“夫中国为地球第一大国，原隰沃衍，民物蕃阜，西夷之觊觎久矣。……目前得幸而议和者，则以俄、英、法、美四大国，地丑德齐，外睦内猜，互相钳制，莫敢先发耳。”②这说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后的形势。李鸿章之流就是根据这种经验而形成了他们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前面曾说过（见第十三章第五节）在中日甲午战争时，唐景崧曾设想把台湾变成各国的公共租界以避免割给日本，这种想法的发明权其实也属于李鸿章。他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看到包括日本在内的不少国家都对台湾④《清光绪朝中日外交史料》卷五十一，页13.⑤《张文襄公全集》卷七十九，页26.①《咸丰夷务》卷七十九，页16.②《同治夷务》卷四十九，页41.有野心，就曾说：“与其听一国久踞，莫若令各国均沾。”③光绪五年（1879年）李鸿章写信给朝鲜的大臣李裕元，为朝鲜画策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
④他的所谓“与泰西各国立约”，其实就是给西方列强一些好处。李鸿章在中国所实行的正是他为朝鲜所画的策。这也就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到俄国及其他西方各国去前所说的“此行要策”。这以后列强在争夺中国越演越剧的局面，正是李鸿章的“联络西洋，牵制东洋”的政策的必然结果。
盛宣怀这个买办官僚是李鸿章的门下士。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提出了一种“合纵”论，大大丰富了他的老师李鸿章的“学说”，也可以说是揭穿了“以夷制夷”论的底。盛宣怀说：“救分裂之弊宜合纵”①，就是要用所谓“合纵”的办法来解救中国被列强分裂的危险。其理由和办法是：“鄙见各国窃保护之名，分占边疆海口，渐入腹地。一国起争，数国效尤。牵制之法，不足破其阴谋；通商之利，不足抵其奢欲。处今日而欲散其瓜分之局，惟有照土耳其请各国公同保护。凡天下险要精华之地，皆为各国通商码头；特立铁路矿务衙门，统招中国及各国股份，聘请总铁路司、总矿务司，职分权力悉如总税务司。”②“合纵”说来源于战国时期，其意是使潼关以东的齐、楚、燕、赵、韩、魏等国，联合起来，对抗秦王朝。盛宣怀借用“合纵”这个词，主张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保护”中国，把中国的铁路、矿务以及一切经济权益都主动全部送出，以免列强互相争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据他看来，这样就可以“散其瓜分之局”，而得到了“各国公同保护”。保护什么呢？
很明显的，就是说，清朝封建统治政权可以在列强共同保护下继续存在下去。
如果中国全部国土分成一个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那么清朝政府也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使中国保持半独立国，也就是半殖民地的地位，从而使清朝政府作为列强共同需要的代理人存在下去，这就是盛宣怀的这条妙计的实质，这也是洋务派的“以夷制夷”政策的必然趋向。清朝政府事实上就是沿着这条路走的。
以前有些中国近代史作家，企图在读者中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清朝政府及其大臣们是列强侵华活动中的受害者和受骗者，他们在列强的要挟下也感到为难和表示不满；似乎他们主观上是想保卫中国的权利，只是力不从心。
事实并不是这样。当然，他们未尝不梦想恢复封建帝国的昔日的威风，但是他们的没落的、腐朽的统治只能使他们不断地去奉送中国的主权。只有这样，列强才给他们保留一个位置，他们才能继续维持对人民的统治权。他们的卖国经验使他们归结到，在列强互相矛盾、争夺的情况下，与其供奉一个强盗，不如把所有的强盗都招来反而对自己“有利”。到了九十年代末，那些“最识时务”的洋务派官僚们已经甘愿受洋人的“保护”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了。
有一段记载说：“鸿章隐窥朝廷之旨，惟在求好，偷安旦夕，遂以此自结于内，而引重于外，养痈遗患，安然不顾。尝于席间对客曰：”苟延之局，③《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二，页42.④《清季外交史料》卷十六，页15.①《愚斋存稿》卷三十一，页32.②同上书，卷三十，页23.何必认真‘。客作色谓，’傅相安得为此言‘。举酒笑曰：“谬耶？罚酒一钟。’”①这段记载，不仅活活画出李鸿章以国事为儿戏的无赖态度，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李鸿章办外交的目的是“引重于外”，以“偷安旦夕”。所谓“引重于外”，就是借洋人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权位。再说，洋人对于这些卖国的大臣是常常让他们分润到一些好处的。例如，总税务司赫德就让芜湖海关成为“李鸿章家族的专用牧场”，也就是让这个海关的收入都归李家所有②。至于每一次卖国条约和借款合同的签订，经手的大臣都能在贿赂和其他形式下得到好处，那是前面已经举过实例的了。
鲁迅曾经深刻指出“以夷制夷”的实质：“至于中国的所谓手段，由我看来，有是也应该说有的，但决非‘以夷制夷’，倒是想‘以夷制华’。然而‘夷’又那有这么愚笨呢，却先来一套‘以华制华’给你看。”
①清朝政府决心出卖中国的主权，以换取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来维持对中国人民的统治，从而也就使自己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奴才和帮凶。帝国主义列强在互相争夺中国的权益时，需要保存这个反动腐朽的政权，就是利用它来统治中国人民。清朝政府及其大臣们甘愿充当这个角色，而且唯恐帝国主义列强不需要这个角色。这样，以夷制夷就变成了以华制华。打碎一切枷锁，从帝国主义和卖国的清皇朝的双重统治下解放出来，就成了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任务。
①魏元旷：《坚冰志》卷一，页4—5.②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页423 注一。
①《伪自由书》。《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页88.第十五章第二次革命高潮出现前的国内阶级形势（一）清朝政府成了外国帝国主义的税吏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情势下，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前期的第二次革命高潮。同作为中国近代史前期的第一次革命高潮的太平天国革命相比，第二次革命高潮具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色：第一、在第二次革命高潮中，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的锋芒主要是针对着外国帝国主义。
第二、在第二次革命高潮中，已经出现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初步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这个阶级还担当不了革命的任务，而只能演出了一场失败的政治改良运动。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已经深深地侵入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互相勾结而在它们的互相勾结中又难免还发生某些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被压迫的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严重任务，他们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但仍旧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停留在自发的斗争的水平上。——这些因素互相纠结在一起，形成了比第一次革命高潮复杂得多的阶级矛盾的形势。
清朝政府大借外债，来支付对日本的赔款。为了偿还外债，它向人民敲骨吸髓，大肆搜刮。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的若干年间，清朝政府的财政状况大体上是收支平衡，还有一点节余。例如光绪十一年到二十年（1885—1894年），按户部（即中央政府中的管理财政的部门）的逐年报告，这十年间平均每年有四百万两的盈余。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后，这种财政收支平衡的状况再不存在了。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起，每年要偿还外债本息二千万两，光绪二十四年起增为二千五百万两。这几年的国家的正常的财政收入大致是八千几百万到九千万两，这个数目主要是用来供养皇室、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光绪二十二年户部奏报筹还每年应付外债本息的困难时说：“国家财赋，出入皆有常经，欲开源而源不能骤开，欲节流而流不能骤节，其将何以应之？”①户部所说的财政收入，除海关税收（大约占全数的四分之一）以外，主要是地丁、漕粮、盐课、厘金，都是直接对人民的剥削。但这并不是以国家名义取之于民的全部，因为这里并不包括各级地方的财政收入，而且此外还有相当大的部分为各级官吏所中饱，进入了他们的私囊。
弥补财政亏空的办法就是向各省摊派贡纳。各省如何来完成摊派的任务呢？无非是以各种名目增加捐税。举几个例：山西省，从1896年开征烟酒税，到1900年，每年全省人民负担的烟酒两项捐税就达二十余万两②。四川巴县，中日甲午战争后新增的苛捐杂税即所谓“新捐输”，每年一万九千两至三万三千两，加上“常捐输”岁派银一万五千两至一万七千两，“较正供几近十倍”①。山东巨野县，“甲午战后一、二年，赋税倍增，到1900年间，更增加到两倍”②。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决定用举借内债的办法筹款，发行的债券①《光绪政要》卷二十二，南洋官书局宣统元年版，页16.②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页407.①《民国巴县志》。转引自《近代史资料》1955 年第四期，页14.②《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 年12 月版，页36.名曰“昭信股票”，其办法是“在京自王公以下，在外自将军督抚以下，无论大小、文武、现任、候补、候选官员等，领票缴银，以为商民之倡。其地方商民愿借者，即将部章程，先行出示，并派员剀切晓谕，不准稍有勒索”③。
但是这个反动政府在人民中已经完全失去信用，所谓昭信股票只是为各级官员提供了一个向人民进行广泛勒索的新的机会。“名为劝借，实则勒索，催迫骚扰，贻累闾阎”④。例如在山东安丘县，“计田苛派，按户分日严传，不到者锁拿严押，所派之数，不准稍减分厘。”⑤原定共筹银一万万两的“昭信股票”，结果只搜括到一千多万两，在全国人民怨声载道下，不得不停止发行。地方官员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开始发行股票时，就奏报说，他自己认缴银二万两，加上其他官员共认缴银七十多万两，并说，两淮盐商也认银一百万两⑥。但是到了朝廷宣布停办此事时，他上报说：“各该文武等员，或因交卸赔累，或因事故出缺，力有未逮，已虑解不足数；其盐商认借之款，迄今呈缴无多”⑦。这些官员们即使如数地缴款，他们也必定是把这个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那是不用说的。
昭信股票失败后一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廷又实行了一次所谓“整顿”财政。慈禧太后召集的御前会议决定了“裁革陋规，剔除中饱，认真整顿，化私为公”的十六字方针。太后的宠臣、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奉令南下根据这个方针进行搜括。他首先到江苏，一举括得一百一十万两银子，继又到安徽、浙江、广东，一共搜括到一千万两银子回朝交差。他的方法是要各级官员把他们中饱的钱财上缴归“公”，但是这些官员照例总是用人民的血汗来成倍地补偿他们的损失。所以英国人办的《北华捷报》在那时写道：“为这个不幸的帝国增加苦难，刚毅又被派遣到广东省搜括钱财和兵丁，看来这差不多像是慈禧太后急欲把那里经常燃烧着的叛乱星火煽成大火”①。帝国主义者不能不为已经成为他们的走狗的清朝政府的命运担心了。
从昭信股票和刚毅南下这两件事，可以看到当时清朝政府不惜用尽一切方法进行搜括。从朝廷到地方督抚、州县官役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剥削网，在它笼罩之下，一切沉重的负担最后都落到了以农民为主体的贫苦人民身上。
民族资产者、商人、中小地主也都不能不分担到这种压力。
基层的人民群众，在重重的苛捐杂税以外，还承担封建差徭的压迫。差徭是封建国家强迫人民提供劳役的一种制度。清朝在形式上用征收“地丁”
（人口税）代替差徭，但实际上劳动人民仍被强迫从事各种无偿的劳役，而且地方官吏利用拉差对人民进行残酷的敲诈勒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一个叫曹志清的官员在他的奏折中对直隶省的差徭情形作了一个比较具体的供述：“直隶省差徭之繁重，甲于天下。常年杂差，民力已苦不支；去岁兵差络绎，州县横敛暴征，而民愈不堪命矣！……无如不肖州县，藉差为肥私之计，胥役视差为致富之门，敲骨吸髓，毫无顾忌。勒派之法不一：有按牛③《光绪政要》卷二十四，页3.④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七日上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此书以后简称《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 年版，页16.⑤《李忠节公奏议》第十二卷，转引自《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1 年版，页90.⑥《刘坤一遗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59 年版，页1023.⑦同上书，页1076.①原载《北华捷报》1899 年9 月11 日。转引自《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页183.马捐者，有按牌户捐者，有按村庄捐者。明以要车为名，其实全行折价，一马一牛，折钱百串及数十串不等，下至一驴，亦折十数串。一牌一户，捐钱数十串及七八串不等，甚至无衣无褐之户，亦捐钱一两串。其按村庄捐者，过三百户为大村，捐钱二千串及一千串，三百户以下为小村，捐钱七八百串及五六百串，甚至数十户之村，亦捐钱至二三百串。……差役四出，虎噬狼贪，惨难言状！少不遂意，立加拘比。……尤可骇者，去秋水灾，哀鸿遍野，……
仍向民间苛派，……至转于沟壑，无所控告！“①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搜括是在血腥的刺刀下进行的，残酷的经济剥削伴随着野蛮的政治迫害。除了各地监狱外，从宫廷到地方，大大小小的官府衙门，以至豪绅府宅，都有变相的牢房，还有遍布各地的所谓”待质公所“一类的拘留所。许多无辜的人民被加上”土匪“、”盗贼“、”奸民“、”暴民“的罪名，投进了黑暗的牢房，禁受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在湖南的监狱里，就有所谓”吊半边猪“、”扳罾“、”倒扳罾“、”烟熏火炙“、”踩刺筒“、”鹰衔鸡“、”打地雷“等等酷刑，”惨酷之情，令人耳不忍闻，口不忍道“②。在各地的”待质公所“里，”无罪之拘留，苦更加于监禁“，”问官不即审结，弥月经年，饥寒交迫，疫疬频生，家人不许通问，差役横加需索，稍不遂意，即加凌虐“，其凌虐”皆属不可思议，被押者多至瘐毙“①。在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清朝政府，把全国变成了一座黑暗的地狱。
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几年间，直隶、奉天、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等省先后发生严重的水灾或旱灾。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湖北大水灾，灾区极广，宜昌、施南、郧阳三府尤甚，张之洞在“致总署”的电奏中说：灾民“饥寒交迫，……多食草根、树皮、观音土，惨不忍睹，以至饿殍枕藉”②。光绪二十三年，湖南出现数十年未有的大旱，在重灾区“咽糠茹草，至有饿毙及自尽者”③。同年淮河泛滥，安徽凤、颍、泗一带“陇亩庐舍，一片汪洋”④。黄河“几于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而河工败坏日甚一日”⑤。二十四、二十五年间，黄河连续大溃决，直隶、山东沿河两岸多被淹没，死亡人数达十六七万。二十三到二十四年，江苏北部徐、海各属连续两年遭到严重水灾，“饥民数十万，灾区数十县，颠沛流离，死亡枕藉”，“沿途售儿女者纷纷”⑥。当时外国人的报纸写道：苏北的灾民“出卖孩童，特别是女孩，以免饿死，其价格每孩从五十文到一千文”⑦。
帝国主义列强在吞噬中国这块肥肉时，已经不再担心从中国封建统治者方面遭到反抗。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英国人赫德在给另一个帝国主义①《光绪朝东华录》，页3632.②《湘报》第十七号，中华书局1965 年影印本，页66 下。
①《光绪朝东华录》，页3649—3650.②《张文襄公全集》卷七十九，页8.③《湘报》第十五号，页57 下。
④《光绪朝东华录》，页3991.⑤光绪二十二年山东巡抚李秉衡奏。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页409.⑥《湘报》第七号，页28 上。
⑦《北华捷报》1899 年3 月20 日。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页172.分子的信中说：中国政府的态度是“一旦被要求，就会惠然让与别国”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浙江孝廉陈虬在一篇奏章中说：“外人以虚声恫吓，朝廷未交一兵，未折一矢，甘以祖宗百战经营之土地，拱手让之他人”②。帝国主义列强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就可以从清朝统治者手里得到它们所想得到的一切。
封建统治者从来都是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的，但到了这时候，这种剥削与压迫已具有一种特殊意义。封建统治者以横征暴敛的所得来供奉外国帝国主义者，他们成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收税吏。他们武力镇压中国人民，以维持外国帝国主义所需要的统治秩序。整个封建统治的国家机器实际上已经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在上皇帝书中说：“日本索债二万万，是使我臣民上下三岁不食乃能给之。若借洋债，合以利息折扣，百年亦无偿理”，“吾民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即无外患，必有不可言者。”③所谓“必有不可言者”，就是说，被剥削到“膏血俱尽”的人民群众有起来造反的征兆。
也就在订立马关条约时，一些翰林院的官员上奏说：“江宁约定而金田匪起，前事非远，可为寒心”④！他们是把南京条约订立后发生太平天国大革命这个事实引为鉴戒。但是封建统治者既然是继续对外步步投降，对内加强压迫剥削，想逃避他们所害怕的革命的到来是不可能的。
①《赫德致杜德维函》。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页54.②《湘报》第一○六号，页422 上。
③《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40、145—146.④《中日战争资料》第三册，页596.（二）暴风雨的前奏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列强。
反教会的斗争仍然在这个时期广泛地发生。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几年间，这种斗争越来越同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挽救祖国危亡的总目标联系了起来。它的意义是不能简单地用杀死教士和焚毁教堂的数目来估量的。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马关条约签字后不久，由四川省城开始爆发的反教会的群众暴动，蔓延到川西、川南许多地方。这次暴动发生前，成都广泛流传这样的消息：“某家有牛忽作人语，言后年外人将攻四川”：“外人拐杀小孩榨取油脂”等等①。这类传说成了暴动发生的引火物，足以说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斗争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成都暴动尚未平静，同年八月，福建古田的秘密会社——斋教又发动了反教会的革命暴动。斋教是白莲教的流派，活动于湖南、江西、福建一带。
这时，福建斋教队伍迅速扩大，拥有会员一万二千人。它的基本群众是贫农，此外还有苦力、矿工、手工业者、小商贩以及一些从台湾撤退下来的士兵。
古田斋教群众在刘祥兴（江西人）等人领导下，号召抗税，定期举行起义，被英、美教士侦知，向古田知县告密。愤怒的人民把斗争锋芒直指帝国主义。
领导者号召群众说：“不把洋人消灭干净，人民受苦受难就永无终止之日”②。
群众高举红旗，上写“龙爷将要征服外国人的上帝”①。他们手持刀枪，焚烧教堂和洋人住宅。暴动的群众借宗教的语言表达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意志。俄国驻福州领事波波夫向他的外交部报告说：“中国人袭击教士住宅，其目的不是掠夺而是杀人，为了报仇雪恨，而非抢掠财物。”②这个俄国官员清楚地说出了这次暴动的政治性质。
成都、古田暴动相继爆发，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异常恐惧。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发生的暴动，“目的不仅是反对传教士，而是蔓延全国的排外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它决定增强在亚洲的舰队，宣称“这是由于远东局势可能将比现在变得更加可怕的危险性所决定的”。英国在香港的《孖刺报》惶惶不安地写道：中国人的“排外”情绪“现在已具有全民性的规模”，暴动的接踵出现“已如明天出太阳一样无可置疑”③。清朝政府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成都，杀了朱瑞亭等六人，还有十七人枷杖充军；在古田，逮捕了二百余人，二十六人被判死刑，十七人被流放。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单是要求赔款和杀戮一些下流社会的匪棍，对整个中国人民来说，还不够发生恐吓的效果”，他认为还必须惩办一些高级官吏④。在帝国主义压力下，四川总督刘秉璋和川闽地方官员十四人被撤职。帝国主义的目的是要督促清朝官员们切实负起保护外国侵略者的任务来。果然，各省各地都立即根据总理衙门的咨文作出了有关保护①王文杰：《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1947 年版，页69.②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页92.①王文杰：《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页129.②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页93.③同上书，页89、94、97 等处。
④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第二卷，页616.外国教会的命令、通告、章程等等。例如湖广总督命令所属“凡有教堂处所，密派兵役，认真巡查，妥慎保护。”“倘有造言惑众，以及匿名揭帖，定当按律拿办，决不姑宽。”①直隶省保定府的布告中说：“西人传教，无非劝善为心，我邦务须一视同仁，切勿轻听浮言，以免别生事故，而再失吾华体统。……倘有奸徒造言惑众，遇事生风，则国法俱在，定当严拿惩办，决不姑宽”②。封建统治机器虽然用全力进行防范，但是光绪二十二年、二十三年（1896、1897年）间反教会的风暴继续席卷湖南、湖北、江西、江苏、贵州、四川、山东等省数十州县。清朝政府在二十四年六月“谕各省大吏实力保护传教西人，不准再有教案。”③七月又通令各省负责官员“实力保护教堂教士。”
④官方的一切禁令恰恰好像是火上浇油。一个英国传教士梅殿华哀叹说：“虽迭奉上谕，剀切开导，官府亦屡经出示，严禁滋事，而毁教堂、杀教士之案，几于无年不有，……闹教之祸愈禁而愈不能止。”
⑤在有些地区，已经不只是突发的反教会暴动，而开始形成了持续性的反帝武装斗争。
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军进入山东时，著名的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会已经在这里活跃起来了。它组织群众，发展队伍，表现了武装反抗侵略的鲜明立场。同拳会有联系的大刀会也在鲁南的单县一带发展起来，它活动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交界的地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们在这地区焚毁外国教堂二十余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山东巡抚李秉衡奉命派军队“会剿”，但没有能加以消灭。在德国强占胶州湾、英国强占威海卫后，山东各地人民的反帝斗争更加频繁地发生。有人统计，胶州湾事件后约一年半间，山东人民为捍卫路矿主权，反对外国教会而进行的反帝斗争，多达一千余次①。在第二次革命高潮中，山东的义和团运动突然爆发不是偶然的。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夏，广西发生了天地会首领李立亭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的檄文痛斥帝国主义的侵略，“立誓驱尽洋人，以保卫华民”②。
起义的队伍曾发展到十一万人，先后攻占过梧州、郁林、容县、兴业、陆川、博白等地，遭到两广总督谭锺麟的残酷镇压。
同年七月，四川大足县爆发了余栋臣（“余蛮子”）领导的起义。他曾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发动反帝武装起义失败（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失败后他仍坚持斗争。二十四年春，余栋臣被官方逮捕，由他的同党营救出狱。
他又宣布起义。他发出的檄文中阐述民族危机的深重：“胶州强立埠，国土欲瓜分。自古夷狄之横，未有甚于今日者”。他也痛斥清朝统治者的倒行逆施，但主张不分官民，一致对外，共同“剪国仇”、“雪国耻”，提出以是否反对外国侵略者作为敌友界限。檄文最后号召群众：“脱目前之水火，逐异域之犬羊。”③由于参加起义的地主分子蒋赞臣等人的影响，檄文中特别声①程宗裕辑：《增订教案汇编》卷三，光绪二十八年刊本，页2.②同上书，页5.③《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三，页1.④同上书，卷一三四，页18.⑤《湘报》第一六五号，页659.①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2 年版，页198.②《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
③《余栋臣与四川农民反帝运动》。见《近代史资料》1955 年第四期，页29、30.明：“但诛洋人，非叛国家”；而且，起义过程中还用过“扶清灭洋”这样的口号。七月下旬，起义军在击溃前来“剿办”的官军以后，分路出击，起义的影响波及四川、湖北三十多个州县。面对余栋臣的声势浩大的起义，清朝统治者深感武力镇压的困难。因此一面进剿，一面由四川藩司王之春通过混入起义队伍的地主分子，实行招抚诡计。这个诡计终于获得了成功：招降了余栋臣，瓦解了起义军。这一“胜利”，显然使腐朽的统治者学到了一个乖：当群众的革命斗争的锋芒主要是针对外国侵略者时，利用“扶清灭洋”
这类口号来实行招抚是可能的。清朝统治者后来在对付义和团运动中，就是大规模地使用了这种“抚”、“剿”相结合的反革命策略。
生活在各个租界、租借地直接遭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人民群众，也以抗捐、抗粮等形式掀起了一次次的反帝斗争。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广州湾人民的反帝斗争。
法国侵占广州湾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到十月，遂溪的海头、南柳各村人民（其中有不少三点会，即天地会的分子）自发起来，对法军军营进行了三次英勇的袭击。新任遂溪知县的李锺珏及一部分地主绅士也卷入了人民反侵略的浪潮。次年，李锺珏组织团练四千人。参加团练的和团练以外的群众又结合起来，先后在黄略村和麻章村两次同法国侵略军作战，每次都毙伤敌军官兵数十人。李锺珏表示赞助这种斗争。但是，清政府派往广州湾合勘界务的钦差大臣、广西提督苏元春勾结法军镇压了遂溪人民的反帝斗争。苏元春早在中法战争后在广西同法国人办交涉过程中就被法国人收买。
李锺珏描绘这个钦差大臣说，他“所乘者法兵舰，所驻者法兵营”，“不啻一法国官员”①。
农民群众在这次斗争中表现了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按照李锺珏的叙述，遂溪团练的基本群众“皆田间耕作之农”，他们“心志团结，一意扼敌”，在遭到敌人残暴镇压时，“无一人肯披发左衽以从”。以李锺珏为首的一部分官绅，本来对人民的反帝斗争是采取“多方约束”的反动立场的。当他们自己面临“家室田庐，势将尽沦异域”的威胁时，“上念祖先，中顾己身，下视子孙，彷徨失所，举无所安”，他们这才跑到人民反帝的队伍中来。这个事实说明，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民族矛盾的突出和尖锐化，地主阶级内部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下层官吏和中小地主企图利用人民的反帝斗争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意识到，抓住民族斗争的旗帜，对他们有利。但这些人在参加斗争时，其态度是消极动摇的。他们“约束练勇，不准穷追逞杀”①，随时都准备同外国强盗妥协。他们采用“团练”这一传统的地主武装形式，也是为了把愤怒的群众纳入他们所容许的轨道上来。由此可见，中日甲午战争后，对外的民族矛盾和内部的阶级矛盾错综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发展趋势。
当人民反帝斗争浪潮涌起的时候，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群众斗争也燃遍了全国各个角落。
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年），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等十多个省，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群众性的抗租、抗税、抢米风潮。在有些地方，这种反封建剥削的①李锺珏：《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序》，见《广西历史资料》1959 年第二期，页103.①李锺珏：《遂良存稿》，见《广西历史资料》1959 年第二期，页73—99.经济斗争还发展成为武装暴动，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二十一年（1895年）
夏，广西的来宾、武宣一带爆发了陈沅湘、韦老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二十一年、二十二年间，甘肃回族人民为反抗清朝的暴虐统治而发动了武装斗争，先后参加的群众达数十万人。二十四年十一月，江苏邳州农民领袖孟继善在呦鹿山率领数千农民起义。十二月，安徽涡阳、亳州一带又爆发了一次农民起义。起义军由二三百人迅速发展到两万人，波及皖北各州县和江苏徐州、河南归德等地。据《国闻报》记载，这一年在广东、福建边境，有四万群众活跃于深山密林之中，“各等旄旗绣以谋叛之词”，并且“深山之中，多有制造枪炮局火药局”，准备武装暴动。《国闻报》不安地写道：群情“鼓动异常，汹汹若叛，设使时事一变，必成星火燎原”①。
封建统治者用屠杀政策来对付造反的人民，其效果如何，可以从两广总督谭锺麟给皇帝的奏稿中看到。这个总督写道：“土匪四起，到处民心惊惶，各州县风鹤频闻，请兵者纷至沓来”，他“抵任未久，日以杀人为事”。但是造反的群众“陆捕则入海，水捕则入山，……莫能得其踪迹”，“聚则为盗，散则为民，此拿彼窜，固非一州县之力所能穷究也”②。
上述这些分散在各地的反帝反封建的自发的斗争，是预告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雷鸣和电闪。
①转引自《湘报》第七十六号，页304 上。
②《光绪朝东华录》，页3680、3681.（三）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前面已经说过（见第十三章第四节），在马关条约订立时，康有为曾率领公车上书，提出了资产阶级倾向的变法主张。到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冬，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康有为又在给皇帝的一个奏文中，以激昂的调子指出局势的危急。他说：“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海内惊惶，乱民蠢动……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知死所。”他直接了当地向皇帝说，照这样下去，你这皇帝怕要当不成了：“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他更指出下层人民会起来造反，以此警告统治集团：“自台事后（即台湾割让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加以贿赂昏行，暴乱于上，胥役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即无强邻之逼，揭杆斩木，已可忧危”①！康有为把局势说得这样岌岌可危，是为了证明变法维新势在必行，万万不可推延。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间的活动，形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政治运动。他们举着“救亡图存”的旗帜，要求抵制外来侵略，他们不满于腐朽的封建统治，主张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图样实行某些政治上的改革。但是从上引康有为在光绪二十三年向皇帝上书中的话就可以看到，他们同封建统治者一样，害怕和反对下层人民群众中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他们希望，封建统治者接受他们的主张，自上而下地实行变法维新；并且通过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避免正在兴起的农民革命。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以康有为为首的变法维新运动的经济基础。初步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特点和弱点决定了这个政治运动的软弱的改良主义性质。
当中日甲午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恩格斯就预言说：“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①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事实，证实了恩格斯的预见。
中日甲午战争后，资本输出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人民的主要形式。而帝国主义列强的资本输出又为它们的商品输出开辟道路。同战前相比，洋货的输入数量有了急剧的增长。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年）四年间输入超过输出一点三倍，平均每年入超四千七百多万两，总计入超近一亿九千万两。
针对棉花出口，而棉纱、棉布大量进口的事实，一个当时经营纺织业的资本家忧郁地说：“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损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肉袒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
②帝国主义分子却兴高采烈地说：“今天，随便走进哪一家农户，人们都可以看到，曾经是不可缺少的纺车，都蒙上了尘土，被人遗忘了。一捆捆机器压①《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89、190、192 等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三十九，页288、297.②《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一，中华书局民国二十年印，页7.的孟买棉纱似乎使人注意到手纺车已经不合时宜了。“③这种情况表明，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已经逐渐解体的自然经济，在许多地区是进一步面临崩溃瓦解的境地了。
但是，帝国主义强盗却未曾想到它们的“胜利”会走向它们愿望的反面：既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浪潮，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设了条件。
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倒闭，使农村日用必需品进一步依赖城市，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大了商品市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倾家荡产，逼得他们或辗转死于沟壑，或背井离乡，纷纷流向城市，寻找出卖劳动力的场所。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如上海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人口为二十九万三千人，二十四年激增到五十八万六千人，三年间增加了一倍。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充斥于城市之中，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农产品自给性质的衰退，商品性质的加强，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大了原料来源。这一切给广大劳动农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则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初步发展起来了。
清朝统治者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宣告了洋务派官僚的官办工业的彻底破产。这时，代替李鸿章而成为洋务派前台领袖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
张之洞本来是一个守旧的封建官僚，但又善于乘潮御浪，随机应变。中法战争后，他一变而为兴办官营企业的洋务派的要角。中日甲午战争后，张之洞又察看风色，感到需要变换腔调，因此他说了不少“保护华商，厚集商力”
之类的话，把自己打扮成好象是个民族工业的保护神。实际上张之洞依然是继承着李鸿章的衣钵，想重整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洋务工业的破烂摊子。但是以清政府的十分拮据的财政状况，是无力创办新企业的，连原有的官办企业也支撑不下去。有的官办企业只能改为商办，有的则乞求外国资本的输液，如张之洞自己创办的汉阳铁厂，从光绪二十四年起也不能不靠日本资本过日子。张之洞认为，至少铁路等要害部门不能让商民自办。他说：“铁路为全国利权所关，不甘让利于商，更不肯让权于商”，“必须官商合办”①。张之洞这种“不甘让利于商”、“不肯让权于商”的叫喊，并不足以说明官方还有垄断新式企业的力量，恰恰是反映官方的指挥棒已经失灵了。
民族企业的投资者及其政治代表人物谴责官府的垄断，要求自由发展工业的呼声，越来越高了。他们揭露“以官侵商”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黑幕说，“不知官也者，昔日日以朘商为事者也，故富人无肯出巨资以办商务者”①。他们主张：“民间之事，宜听民办，操刀代斲，必至伤手”②。“商人能集资自办者，多多益善，尤当力为保护，毋得以官权侵之”③。他们要求打破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枷锁。张之洞不是高喊招商集股合办铁路吗？结果是“察访商情，意谓官商颇难合办”④，“号召华股，迄鲜应者”⑤。张之洞不是宣称“铁路为全国利权所关”，只能官商合办吗？民族资本的代表人③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 年版，页1367.①《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二，页23、24.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 年版，页49.②麦孟华：《公司。民义》。《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第三十四册，页3.③《翰林院编修黄绍第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页130.④《黄遵先等复张之洞电》。《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五○，页23.⑤《刘坤一遗集》，页1410.物驳斥说：不错，铁路固然是“天下之利薮”，但是，“以官侵商，固未有不败者也。若民间自为兴办，则闾市相习，无患欺诈，事权自操，无患侵没，大利所在，万众所趋，不召自来，不求自至，踊跃赴利，惟恐后时，患不举事，奚虑不集哉！”
⑥对于这种要求打破官府垄断，自由发展新式工业，挽救民族危机的历史潮流，封建统治势力是无法抗拒到底的。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终于不得不表示“提挈工商”，在光绪二十四年由总理衙门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规》。这表明封建国家通过洋务派官僚垄断新式企业的局面从此结束了。
由于马关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取得了在中国设立工厂的权利，不过在最初的几年间，他们还没有较多地利用这种权利。这时他们的资本输出主要采取更方便有利，更多带有政治性质的贷款和修铁路两种形式，这种情形也使中国民族工业有了一个发展起来的机会。
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几年间，民族资本的发展在数量上虽然还是很微弱的，但毕竟它是中国社会中从未有过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旧的生产方式，即地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土地，对劳动农民实行封建剥削的那种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同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相比较，民族资本还只是地壳变动时涌出水面的一些小岛，但它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要比它在数量上所占的比重大得多。
据不完全的统计，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几年间，即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1895—1900年）间，全国各地新办的私人资本工矿企业，其创办时资金在一万元以上的，共有一百零四个。在这里也包括个别的所谓“官办招商集股”和“官督商办”的，那是直接受官府控制的私人资本企业。这一百零四个企业的资本总额为二千三百多万元。如果不把采矿企业计算在内，私人资本的工厂共为七十九个，其资本总额为一千七百多万元。这个数目是很小的。
当时清廷每年偿还外债本息，如前所说有二千万两到二千五百万两，即二千七百多万元到三千四百多万元。这六年间的私人投资工矿企业的总额还抵不上一年偿还外债的数目。但是同中日甲午战争前相比，战后的发展是很明显的。战前的二十多年间，私人资本办的工厂（不包括采矿企业）不到八十家，其资本总额约为七百三十万元。这就是说，中日甲午战争后六年间创办的私人资本工厂，以厂数计，和战前二十多年间差不多，以投资总额计，则为二点三倍。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私人资本的企业的确得到了初步发展，出现了一个兴旺的局面。
在这七十九家工厂中，棉纺工厂有十家，在上海和浙江的杭州、宁波、萧山，江苏的无锡、苏州、南通等地。其创办资本总额约为五百万元，其中最大的是江苏南通的大生纱厂，创业时资本有七十万元。以五十多万元创办的浙江萧山的通惠公纱厂、浙江杭州的通益公纱厂，以四十多万元创办的浙江宁波的通久源纱厂、苏州的苏纶纱厂在当时也都算是规模较大的了。缫丝工厂共有四十六家，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和广东的顺德。在顺德，厂数虽多，但规模都很小，一般每个厂的资金不过几万元。在上海先后建立了八家缫丝厂，其中较小的创办资本也在十五万元左右，较大的有六十万元左右。在江苏的镇江、苏州、丹徒，浙江的杭州、萧山也有规模较大的缫丝厂。此外，属于食品工业方面的有十二家。在山东烟台由华侨资本家设立的张裕酿酒公⑥麦孟华文，见《时务报》第三十四册，页3—4.司，创办资金有一百万元。在上海则有几家规模稍大的面粉厂、榨油厂、碾米厂。安徽芜湖、江苏南通、湖北汉口也各有规模稍大的面粉厂。其它的日用工业，包括织呢、织麻、轧花、硝皮、火柴等工厂，有十家，它们除设立于上海外，分散于其它各省，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天津的硝皮厂和织呢厂，湖北汉口和湖南长沙的火柴厂等。
这六年间设立的机器厂，可以查知的有二十二家，它们从事机械的制造和修理，船只的制造和修理，但它们的规模都非常小，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只有一家，其余一般地都是几千元的资本，最小的只有一千元。这些小型机器厂几乎全部都在上海。
在这几年间各地创办的采煤和金属采矿企业共有二十五家，其中包括一些官办招商集股和官督商办的矿场。纯属商办的比较重要的矿有：湖北阳新的炭山湾煤矿，福建政和的南太武山煤矿，广东北海口的北海煤矿，江苏南京的青龙山幕府山煤矿，四川冕宁的麻哈金矿，广西贵县的三岔银矿等。这二十五家采矿企业的创办资金合计五百八十多万元，平均每家只有二十三万多元。
应该指出，在这时期私人资本发展是很艰难的。有的工矿开办不久即告倒闭，有的创办后，几经停工停产的波折，才勉强苟延下去；许多厂矿处于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很难进行扩大再生产。为了说明初步发展起来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弱点和特点，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作一些分析。
（四）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下层在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中，投资创办工业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主要是下列三种人。
甲、地主、官僚、封建大商人。在封建社会中，社会财富大部分掌握在这些人手里。当他们投资于近代工业时，他们就从封建剥削者转化为资本主义剥削者。但是许多大地主和中小地主，由于仍旧可以靠封建的土地剥削增殖他们的财富，对投资近代工业没有什么兴趣。他们的多余资金主要是用来经营商业、放高利贷，或者宁可窖藏起来。只有极少数人尝试对新办的近代企业搭一点股。封建大商人，主要是由封建国家政权给与特权，垄断鸦片、盐、茶等大宗商品贸易的官商。经营高利贷的票号、银号、钱庄、典当等也大都同封建官僚机构有密切关系。这些封建大商人中，虽有个别的人投资于创办新式工业，但是总的说来，他们还是宁愿保持他们的旧业。封建官僚都是地主和大地主，除了土地剥削外，又由做官时的贪污受贿、营私舞弊而轻易地积累了巨量财富。他们中一些人在不放弃封建土地剥削的同时，把一部分资金用来经营新式企业。他们纵然已经卸了实缺官职，但因为与官场有密切关系，在社会上有特权身份，他们具有办企业的有利条件。早期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创办情况表明，大地主兼官僚乃是这些企业的主要投资人。
乙、买办、买办商人。狭义的买办，专指外国人办的洋行和银行所雇用的经纪人。有一种商人，形式上独立，但专门为洋行收购土货或推销洋货，他们是与封建商人不同的买办商人。附带说一下，随着民族工业的兴起，当然也就有与民族工业相联系的商人，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民族工业还很薄弱，这种商业资本家也就还很不发达（这里还应指出，封建商人、买办商人、民族资产阶级的商人这三种商人，实际上往往互相结合，而不能严格区别开来）。不少买办和买办商人成为暴发户，他们也是近代工业的主要投资人。
以上甲、乙这两类人的财富，前一类人是通过封建性的剥削，后一类人是依靠帝国主义势力积累起来的。这两类人又往往有密切的联系。不但封建商人和买办商人不能严格分开，而且许多买办、买办商人发了财后，也购置土地，成为地主；他们又往往购买官衔或受官僚机构聘任而跻身于官绅之列。
丙、手工业作坊主、中小商人。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镇中的手工业作坊，是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内部成长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代表。鸦片战争后几十年间，手工业作坊大量破产。但是，正像封建势力的压迫不能完全扼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一样，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也不能完全摧毁手工业作坊。仍在挣扎求存的手工业作坊中，有一些利用时机，逐渐转入机器生产，向着近代工业转化。中小商人是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活动在城镇乡村的坐商、贩运商、包买商，他们本来属于封建商人的范畴。有一部分中小商人的资金这时也有逐渐转向工业资本的趋势，虽然为数还很少。
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情况表明，它的内部结构，有上层和中下层的区别。上层资本多，力量大；中下层资本少，力量弱。一般说来，从大地主、官僚、大商人、买办转化而来的资本家，构成民族资本的上层；从手工业作坊主、中小商人等转化来的资本家，构成民族资本的中下层。前者是在十九世纪末叶活跃在民族经济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主要力量；后者只能处于前者的附庸和助手地位，远未能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独立的发言权。上一节讲到
的十个纺纱厂，可以代表上层民族资本，而二十二个机器工厂，则可以代表中下层民族资本。十个纺纱厂的创办人，能查出身分的有九人，七人是现任官僚或退职官僚（其中有三人是直接以当朝宰相、头号大官僚李鸿章和以曾国藩的女婿、大地主兼官僚聂缉椝作后台老板的），一人是华俄道胜银行的买办，一人是所谓上海“商绅”。显然这些人同帝国主义的“洋场”和封建主义的“官场”有着密切联系。他们的政治地位较高，经济势力相对说来也比较雄厚，各厂的创办资本都在二十万元以上。二十二个机器工厂的创办人中，能查明身分的有二十一人，其中除了买办一人外，有小商人三人，手工业作坊主四人，手工业作坊职员一人，工头三人，工厂领班八人。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低。他们的经济力量也很薄弱，二十二家资本总计才不过五万多元。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上海设立的民族机器工厂中，有十家是从手工业作坊发展而来的。发昌机器厂创设最早，它设立于同治五年（1866年），同治八年开始使用车床生产，由锻铁的手工业作坊发展为近代的机器工厂，到八十年代成为能制造轮船和其他车床的上海最大的一家民族机器工厂①。这是手工业作坊主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一个典型。在西欧各国，曾经有两个世纪以上的工场手工业时期，不少工业资本家是由手工业作坊主经过几代的资金积累和生产扩大而变成的。但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手工业作坊主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中小资本不但无力抵抗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而且投资于近代工业的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买办凭着他们的政治和经济上优势地位，也排斥中小资本。这都使得由工场手工业转化为近代工业的路途上充满着险阻。正因此，由大地主、官僚、大商人、买办转化而成的资本家就能够居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主要地位。这些情形都表明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在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摧残的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生长起来的。
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①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时候，一方面破坏了封建自然经济结构，刺激和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又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严重地阻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上海《字林西报》（英帝国主义者的喉舌，1864年创办的英文报纸。）发表的一个署名“白人”的文章中叫嚷说：“今若以我英向来制造之物，而令人皆能制造，以夺我利，是自作孽也。”
②这个“白人”是说出了英国和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寡头们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态度。
帝国主义列强凭借它们在中国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把它们廉价的商品向中国倾销，控制和垄断了中国的工业品市场。以棉纱市场为例，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的纱厂虽有了初步的发展，可是棉纱市场却几乎全部被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英、日两国所瓜分和垄断。据统计，1899—1900年，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的棉纱输出总量中有88.8％输入中国，1903年日本棉纱输①参见《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66 年版，页71—78.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22.②《英人论机器不宜进中国》。转引自《时务报》第八册，页14.出总量中的90.9％倾销到中国①。在华东、华南、东北的市场上，民族纱厂出产的棉纱完全没有插足的余地；在华中市场，1894—1898年，洋纱占棉纱销售总量的86.4％，而本国纱只占13.6％；在华北市场，同样的年份中，洋纱占棉纱销售总量的93.7％，本国纱只占6.3％②。失去了国内市场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怎么能发展起来呢？帝国主义列强还通过贷款、投资等方式，控制和兼并民族资本的企业。光绪二十一年创办的裕晋纱厂，到二十三年即被外国资本所吞并，换了招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压迫，连它们的走狗中国封建买办势力也不能不有所供认。买办官僚盛宣怀说：“在上海，华洋商厂，皆聚于杨树浦一隅，互相倾轧，无不亏本”，裕晋厂“全厂售归德商；裕源厂亦禀请另召洋商入股；大纯、华新均岌岌自危，不可终日。”③这个买办官僚说得吞吞吐吐，把帝国主义对民族资本的压迫说成是“互相倾轧”。张之洞说得更加明确：“近日洋人太狠”，“熊、虎、豺、狼，名异实同，无不噬人”④。“洋商见我工商竞用新法，深中其忌，百计阻抑，勒价停市。上年（光绪二十二年）江、浙、湖北等省缫丝、纺纱各厂，无不亏折，有歇业者，有抵押与洋商者。以后华商有束手之危，洋商成独揽之势”⑤。
帝国主义在中国办的银行和厂矿，还竭力吸收中国人的资金。一方面，私营企业招股困难，一方面则有许多官僚、商人、地主把他们的资金投靠洋人。光绪二十四年初，一个叫黄思永的官员的奏文中说：“缙绅之私财，寄顿于外国银行，或托名洋商营运者，不知凡几。”①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这几年中，投资于上海鸿源纱厂、耶松船厂等八家外资工厂的中国股东就有三十三人②。
民族资本发展的困难，除了外国帝国主义这个强敌以外，还受到国内封建统治势力的摧残。封建统治势力不但是帝国主义蹂躏中国劳动人民的帮凶，而且也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资本的得力的工具。
一个由官僚绅士而成为资本家的张謇说，清朝当局“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③，“商之视官，政猛如虎”④。张謇从光绪二十一年开始筹办南通大生纱厂。由于官府设置重重障碍，这个纱厂几乎死在胎内，直到二十五年才脱险告成。张謇中过状元，虽未做大官，却是地方绅士中的头面人物，同不少封建大员有来往。当他“致力于实业”，想当一个资本家的时候，也逃不脱官府的掣肘和阻抑。其他身分较低，没有官场背景的人想要办工业，其所受到的留难和需索，就更不用说了。当时有人说：中国商人要办什么企业，非附于洋人资本不可：“即全系华商股分，而不挂一洋旗，不由一洋商出面，亦成而必败。或督抚留难，或州县留难，或某局某委员留难。有衙门①见严中平编：《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63 年版，页132.②同上书，页131.③《愚斋存稿》卷五，页41—42.④同上书，卷三十一，页31.⑤《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五，页18—19.①《光绪朝东华录》，总页4031.②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页1065.③《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一，页19.④《奏复请讲求商务折》。转引自《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399.需索，有局员需索，更有幕府需索，官亲需索。不遂其欲，则加以谰言，或谓其资本不足，或谓其人品不正，或谓其章程不妥，或谓其与地方情形不合，甚或谓夺小民之利，夺官家之利。路矿则谓碍风水，碍坟墓，又添出绅士之需索矣。内河行轮，则谓碍民船，碍厘金，又添出厘员之需索矣。种种留难，凡待华人莫不如是。”①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鬼魊，从四面八方伸出它们的触角，民族企业要能出世实在困难重重。
民族厂矿的产品一进入流通领域，逃不了常关厘卡的枷锁。进口的洋货缴纳7.5％的正税和子口税，就可以到处畅行无阻，而国货却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从内地运茧至海口，经各处关卡，平均须纳税27％以上②。福建省各地的茶叶，经由福州出口，所纳的各项厘金和出口税高达35％③。连张之洞也不能不这样说：“此明明力窒华商之生机，而暗畅洋商之销路矣。”
④资产阶级的革命派邹容，对封建势力加于民族资本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作过相当生动的揭露。他说：“外国之富商大贾，皆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乃一旦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皆莫不取之于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税，若者加以洋关而又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关，震之以报效国家之名，诱之以虚衔封典之荣，公其词则曰派，美其名则曰劝，实则敲吾同胞之肤，吸吾同胞之髓”⑤。就是说，除了捐税厘金以外，清朝政府还在各种名义下对民族资本实行勒索，使它的生存发展十分困难。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生长遭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各个阶层对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不满以至对抗的情绪，原因就在这里。
民族资本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但是另一方面又同它们保持各种各样的联系，对它们这样那样地依赖。这种又对抗又依赖的矛盾状态，就是民族资本的生活轨道。
在通商口岸，有些中国商人办的企业，吸收外国资本参加，挂起洋人的招牌。例如海关的1892—1901年的《报告》中说，在牛庄，“1896年一家机器豆油厂开工了。它或许是为了躲避中国官方的监督，用了外国的名义”①。
1899年的海关总务司的《关册》中说：在烟台，“现在只有一个缫丝厂，这个工厂为中国人所有，但租给华、英二商合办。”②托庇于外国资本，就能减免官厅的需索和为难，是造成这种情形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买办和买办商人，他们本来就是分润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他们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后，更是同帝国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存在着这种种联系，民族资产阶级往往对帝国主义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光绪二十三年，上海的一批①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页1126.②《上海经济史话》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年版，页73.③见《时务报》第一册，页11.④《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五，页21.⑤邹容：《革命军》。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张枬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年版，页659.①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页1128.②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页1128.民族资本的纺织厂的厂主们，曾给美国驻华公使田贝送去了一个“请求书”，“请求”援助中国的民族工业。田贝把这“请求书”转送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上写道：“我看不出，中国棉织业的发展会对我国有什么好处。”美国国务卿奥尔尼完全同意这个公使的意见，他说：“我们的利益就在于为我国工业品开辟国外市场。”
③民族资本同封建主义的联系更甚于同帝国主义的联系。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成员是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在政治、经济、思想各个方面带着浓厚的封建主义痕迹，同封建经济、封建政权保持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民族资本主义是新的生产关系，同封建的生产关系和统治秩序相对立，一方面它又要借助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统治秩序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一方面地主、官僚、大商人、买办投资于新式企业，成了新的社会阶级，一方面他们又仍保持原属阶级的社会身份。在政治上，民族资本特别是上层民族资本往往仰赖于封建政权的支持和维护。张之洞形容说：“商民延颈举踵，正以宽恤保护之法，望之朝廷”①。这是符合事实的。前面讲到的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就曾再三求助于刘坤一、张之洞等封建大官僚。事实上，大生纱厂是在刘坤一的大力帮助下，领借了官机、官款，恃官军护厂，恃官力开辟销路才能办起来的，它还从官方取得“二十年内，百里之内，不得有第二厂”的专利权。张謇自称他是居于“通官商之情”，“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②的地位，这很能说明上层民族资本家的政治经济地位是同封建政权分不开的。又如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也依靠官方势力而得到了专利权。它的招股章程中说：“本公司虽系商办，全赖官家维持保护。……本公司矿界于光绪二十五年奏明，距矿百里内他人不得再用机器开采煤觔，十里内不许民人用土法取煤。”
③民族企业在资本的周转中，还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由封建剥削积累起来的资金转为工业资本，又把由资本主义剥削所得的利润转而进行封建剥削。
这种现象在上层民族资本家中间是普遍存在的。以光绪二十二年创办无锡业勤纱厂的杨宗濂、杨宗瀚兄弟为例。他们的当过县官的父亲已置田二百亩，他们都以军功得道员官衔，并任过税务商务官员，他们集股二十四万元创办了业勤纱厂，后以他们的母亲名义“足成千亩庄屋一区”①。又如张謇本是大地主，他创办了大生纱厂后，又办了个通海垦牧公司，从事种植棉花。这个垦牧公司把土地分片租给小农耕种，实行封建地租剥削。大生纱厂以赢利投资于垦牧公司，垦牧公司除了供应棉花原料外，也在资金上接济大生纱厂。
这是很巧妙地把封建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结合起来的一个典型例子。这种情形足以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立场极为模糊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的。
此外，民族资本的企业的管理和对工人的剥削，也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
无论是上层还是中下层的民族资本都是无情地剥削工人的。中小资本家由于处境特别困难，往往利用手工业工场的旧传统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把自己的③《美国外交文件》1897 年。转引自福科森：《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页61.①《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五，页19.②《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一，页8、15.③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页1111.①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页1020.困难转嫁到工人身上。至于上层的资本家更往往利用封建统治势力的协助而把资本主义的“饥饿纪律”和封建主义的“棍棒纪律”结合在一起，实行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他们的企业中采用封建性质的把头制、包工制。一些厂矿的招工章程中明文规定工人必须“取具连环保结，填注簿册，方准入厂作工”②，有的甚至规定工人“给穿号衣，均住厂内”，“日暮收厂，齐到卡房照册点名，逐一检收，然后各归住处”③。体罚也是普遍现象，工头、监军可以任意鞭打工人，有的厂矿内设有刑具，还能“请地方文武营汛随时弹压照料”④。
毛泽东在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时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①。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纪末，从地主、官僚、大商人、买办转化而来的资产者，是同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势力联系较多的，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从手工业作坊主、中小商人转化而来的资产者，一般说来，同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势力没有关系或关系较少，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左翼，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代表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要是被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呼唤出场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要求，决定了康有为维新变法运动的方向和内容。
②《申报》1895 年9 月25 日。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页1220.③《通化、怀仁两县金矿章程》，光绪二十四年。引自同上书，页1221.④《开办奉天东边矿务章程》，光绪二十三年。引自同上书，页1220.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页131.第十六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一）维新运动及其领导者康有为在八十年代后期，虽然已开始出现了一些以资产阶级观点提出“变法”
主张的人，他们著书立说，发表个人意见，但他们人数很少，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很弱，对社会影响很小。而且他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一般是依附于封建主义的洋务派的。
经过中日甲午战争，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主张迅速发展为一个有相当声势的政治运动，这就是康有为所领导的维新运动。维新派用各种方式制造舆论，组织社会政治团体，并且初步形成政党式的组织。康有为和他的门徒、朋友们直接向皇帝提出变法主张，企图通过皇帝的力量来实行他们的纲领。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下旬到八月初的一百天中，维新派似乎达到了成功的顶峰。他们在皇帝的支持下参与了政权，但是立即在一次宫廷政变中遭到惨败。
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以前多次向皇帝的上书，当时都刊印流行，事实上也成了他向公众的宣言。他以外患的危急，瓜分的危机作为立论的根据和要求变法的出发点。他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他所作的《强学会叙》中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凡百君子，岂能无沦胥非类之悲乎！”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他在北京的保国会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中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②他以奋起救亡号召会众：“故今日之会，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励其心力，增长其心力，……
果能合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②当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道路相传，亡国的大祸使人忧心如焚。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
维新派是敌视农民革命的。占全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力军；但是，这时农民革命的新的风暴还在酝酿中，没有爆发起来，也没有任何一个比维新派更进步的社会力量能够领导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的爱国救亡运动。因此，资产阶级维新派就以全体人民的代表自居，而且在一个短时期内，它也成了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使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衰败不振的封建主义统治的人民群众的唯一的代言人，虽然是不很称职的代言人。
维新运动是在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大众试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的反映。这次运动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初次走上政治舞台为特征而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前奏。
在这次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中，站在前列的是上层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①《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384、385.②③同上书，页407、412.民族资产阶级中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关系较多的一部分。正因此，康有为这样一个半资本主义、半封建主义的人物能够成为这个政治运动的领袖。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县人，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康家最显赫的人物是他的叔祖父康国器，此人在左宗棠部下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同治十年（1871年）官至护理广西巡抚。康有为的父亲康达初，是康国器军中的幕僚，曾在江西任知县。他的祖父、伯祖父和二叔也都曾在本省或外省参加过武装镇压农民起义。
康有为青年时期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他的祖父康赞修讲程、朱之学，是他最早的教师。他从十九岁起到广州有名的理学大师朱次琦那里学了三年。朱次琦的理学是以程、朱之学为主，而又兼陆、王之学的①。这一派理学家标榜阐发儒家经典的“义理”，反对乾、嘉以来的所谓“汉学”。康有为受到这种影响，鄙弃汉学家在故书堆里进行繁琐考据的风气，企图独立地思考问题。康有为后来反对宋、明的理学，以为宋、明理学“仅言孔子修己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②，而他是自命为有“救世”的大志的。康有为一生主张“尊孔”。在他领导变法维新运动的时候，他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掺入到他所宣扬的“孔教”中间；在这以后，他成了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顽固的尊孔派。他的变法维新主张以不破坏君权为限度，就这点说，他从来没有越出传统的儒家学说的樊篱。
康有为在光绪五年（1879年），二十二岁时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在西樵山白云洞读书。翰林院编修张鼎华游西樵山，遇见了康有为，同他交朋友。
张鼎华向他谈论当时京城内外的情形和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时事。受张鼎华的影响，他读了不少“经世致用”之书，即前代留下来的《文献通考》、《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等。就在这一年，他到了一次香港。他自己说，此行使他“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①三年后，他入京投考，经过香港和上海，不但更多地见识了世面，还收集了不少当时出版的外国书的译本，包括讲述世界大势和工艺技术等等方面的书籍。由此而得到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自然科学的知识，虽然很粗浅，但这些是构成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成份。
康有为的思想是封建社会急剧崩溃和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现实的反映，是和封建阶级还保持着难解难分的关系的初兴的资产阶级面对这种现象寻求出路的表现，但康有为却把自己的思想的形成描写得非常神秘。他说，他曾“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
又说，他初到西樵山时，“专讲道佛之书，……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诸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习五胜道，见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②。虽然他说，不久后，“遂断此学，”但对于这种“内心经验”，是颇为沾沾自喜的。
①程、朱，是宋朝的程颢、程颐和朱熹。陆、王，是南宋的陆九渊和明朝的王阳明。
②梁启超：《康有为传》。见《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16.①《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115.②同上书，页114.在这种玄虚的话中，康有为不过是狂妄地把自己想象为“超人”，同天上、人间的诸“魔”战斗，结果取得了胜利，证明了自己“神明超胜”。他把自己和世间的凡人相比，把后者看成不过是一群蠢猪。他说，后来又“专意养心”，这就使他“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①。他还说，在二十七岁时，也就是中法战争的那一年，“秋冬独居一楼，万缘澄绝，俯读仰思，至十二月，所悟日深。……其来现世，专为救众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狱，不投净土而故来浊世，不为帝王而故为士人，……故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①……
一切剥削阶级总是不承认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的力量，而认为自己比群众无限地高明，群众要依靠他们方能得救。他们看不到“民生艰难”
是阶级压迫的结果，而认为主要是由于“民智不开”，需要他们来启迪引导。
康有为以“救众生”思想激励自己，但也正表露了这种剥削阶级的意识。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十年间，康有为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乡一面讲学，一面建立他的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法战争的失败使他强烈地感受到民族的危机。他和他的学生们密切地注视时局的发展。光绪十年（1884年）他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此书后来改名为《大同书》。在这个著作里，康有为用他所学到的“西学”和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知识进行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并且指出了一个“大同世界”的远景。在经过多次补订后，这本书很晚才发表。为了使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招牌联结起来，康有为在光绪十五年，受廖平《今古学攷》一书的影响，开始形成孔子托古改制的思想；光绪十七年（1891年），写成《新学伪经考》，并立即刊行。光绪十八年，在他的学生陈千秋、梁启超等人的协助下，编撰《孔子改制考》，这本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刊行。前一本书，在卫护孔子的名义下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本书把孔子打扮成好象是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平等观念的倡导者。这两本书虽没有直接议论当前的政治问题，但都在知识界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为康有为及其门徒发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而被正统的封建主义者斥为异端邪说。
在中法战争后三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又一次到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九月，他上皇帝的奏书，因为当政的大臣感到文字“过火”，被截留了，这是康有为参加实际政治活动的第一步。这次上书①……
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当时“外夷交迫”，“兵弱财穷”的危急状况，认为当此“非常之变局”，不能再保持“祖宗”留下的“旧法”，必须改行“新法”。
他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虽没有作较具体的阐述，但已孕育着后来提出的一系列具体主张。他考试既失败，上书又不达，只好废然回乡。
到了中日甲午之战时，他第三次到北京，组织了“公车上书”（见第十三章第四节），他所起草的准备由一千多个应考举人联名上奏的呈文，被称为康有为的上皇帝的第二书，也没有能到达皇帝面前。
康有为从他已经形成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出发，抱着狂热的政治雄心。为了实现这个雄心，他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争取皇帝的赞同和官僚①②《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115、117、118.①《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23—131.集团中的同情，使自己成为大官，从而实际参与政权。在朝廷已经批准马关和约，原来参与联名上书的举人们唯恐惹乱子而妨害自己的功名，纷纷散去的时候，康有为则不顾风险，坚持想达到他的目的。于是他把本来准备联名上奏的呈文修改了一下，再以个人名义呈送皇帝，这是他上皇帝的第三书①。
第三次上书到达了光绪皇帝手中，而且皇帝看了很受感动，下令把它抄送各省督抚，征求意见。这使康有为大为振奋。但发交各省督抚，其实是等于烟消云散。于是康有为接着又作第四次上书。这时他已考中进士，而且有了官职，但只是个小小的工部主事。工部主事无权直接上奏皇帝，必须经由工部堂官（工部的主管官员）转递。工部堂官拒绝为他转递。
光绪皇帝读到的第三书完全是发挥变法的主张。康有为指出局势十分危急：“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讧，祸在旦夕，而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今乃始基耳。”因此必须“大讲变法”，实行新政。“若非大讲变法，是坐待自毙也。”他所要求的“新政”，有一部分是洋务派所讲惯了的，如铁路、轮船、开矿、练兵等，但他认为这些还不是根本，他把他的根本主张概括为三点：“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
这是说，现在皇帝左右，多半是庸碌无用的人，所以必须破格任用真正的人才，并且广开言路，使下情能够上达，使皇帝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在皇帝没有能读到的第四书中，他更具体地说明了他的这些主张。但说来说去，他的变法主张，归根结蒂要靠皇帝一个人下决心。他的第三书中说：“凡上所陈，其行之者仍在皇上自强之一心，畏敬之一念而已。”②第四书中说：“夫中国人主之权，雷霆万钧，惟所转移，无不披靡。”他认为，只要皇帝“引咎罪己”，然后对大小官员，严行赏罚，再擢用新进人才，并且下诏“求言”，那么立刻“天下雷动，想望太平，外国变色，敛手受约矣。”于是就可以放手实行种种新政，从改革官制直到开矿修路，振兴工农商业，“十年”就可以使中国成为富强的大国了①。
从他的四次上书的内容来看，他的基本方向在于争取皇帝从上而下地实现他的政治主张。这是传统的“圣君贤相”主义。他要光绪皇帝做圣君，他自己就是贤相。他想使皇帝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向进行政治改革，他攻击现存的官僚体制，想用新的人才来挤掉旧的官僚，这使守旧的官僚们大起反感。
康有为既未能实现其“一步登天”的想望，又不愿在京城里做侍奉上司的小官，于是在这年六月，即在第四书受梗不能上达后，他在北京转入组织强学会的工作。不久离开北京，他和他的门徒们在各地进行制造舆论和组织团体的活动。
①《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66—174.②《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时务报馆印本），页32.（《戊戌变法资料》所载第三书有删节，这几句话被略去了。）
①《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85—186.（二）维新派的宣传组织活动康有为这样的政治活动家只是在“上面”碰壁后，才到“下面”去找寻支持力量。但他所要找的并不是广大的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力量。
康有为后来叙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北京组织强学会的起因说：“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明朝禁止士人结社集会——引者），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在外省开会，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士夫开之于京师不可。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而举之于辇毂众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故自上书不达之后，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①。这段话里除了说明他是因“上书不达”才去“开会”以外，还说明了：一、他的所谓“大群”，并不包括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不过是指“士夫”，也就是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二、他认为在京城里集会号召，既可以影响各地，又可以避免造反的嫌疑。事实上，他也的确不是要造反。
在康有为考中进士时，由于几次上皇帝书，加上他的门徒的吹嘘，他在上层社会中已成为知名人士。所以他号召成立强学会，虽然在当时算是空前的事，但得到了某些当政的官僚的支持。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列名为发起人之一，光绪皇帝的老师，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答应每年拨给固定经费。他们都是光绪皇帝的亲信。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在小站练兵的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也加入了。李鸿章表示要捐二千两银子入会，由于中日甲午战败后李的声名不好，没有被接受。
这时，维新派和洋务派的界限是不分明的。维新派把洋务派看作同志，洋务派则把维新派看作洋务人才中的后起之秀。康有为说：“患贫而理财，而专精农工商矿之学者无人；患弱而练兵，而专精水陆军及制造船炮之学者无人；乃至外国政俗，亦寡有深通其故者，此所关非细故也。顷士大夫创立强学会于京师，以讲中国自强之学”②。由此可见强学会标榜的宗旨同洋务派所说的“自强”是差不多的。但是采取群众集会的形式，这是洋务派没有做过的事。
北京强学会活动的时间只有四个月左右。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天，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上奏，指责成立强学会是“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经慈德太后批准，下令封闭。李鸿章这时倒并不是把维新派看做大敌。他破坏强学会，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官僚集团内部主战、主和两派互相龃龉的一个表现。强学会既把李鸿章拒于门外，翁同龢、文廷式等“主战派”又是强学会的支持者，强学会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与讲求中外掌故”，免不了要谈到战争失败的教训和李鸿章的责任，这是李鸿章所不能容忍的。
北京强学会成立后，康有为创办《中外纪闻》，由梁启超、麦孟华主编，木刻活字印刷，每月一小册，随《京报》（当时一种专门录印朝廷中的上谕和奏折的官报）分送在京的官员们，不收费。内容多半是转载上海广学会（外国教会的一个组织）办的报刊上的文章，每期有论说一篇。开办时每期印一千份，后增至三千份左右。这份报纸的内容单薄，社会影响不大，但它是维①《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133.②《上海强学会序》（康有为撰，以张之洞名义发表）。《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385—386.
新派所创办的最早的刊物之一。
在北京强学会被封闭以前，康有为已到了南京，同两江总督张之洞联络。
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十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上海强学会的序（宣言）由康有为起草，以张之洞的名义发表，章程是由张的幕僚梁鼎芬和康有为共同拟定的，经费主要由张之洞资助。章程中规定：“入会诸君，原为讲求学问，圣门分科，听性所近。今为分别门类，皆以孔子经学为本”，“到局之后，倘别存意见，或诞妄挟私及逞奇立异者，恐于局务有碍，即由提调董事诸友公议辞退。”①这样的规定，显示了张之洞控制上海强学会的痕迹。反对所谓“诞妄挟私及逞奇立异”，是为了防止强学会的言论行动超越洋务派所容许的范围。
上海强学会发行《强学报》，这个报纸不用清朝的纪年而以孔子生日纪年。张之洞立即站出来干涉，下令停发会费，并禁止报纸发行。不久，北京强学会被封闭，上海强学会也随之瓦解。但实际上，由于张之洞改而采取反对态度，即使没有北京御史的参劾，上海强学会也已站不住了。
《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停刊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维新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同年冬，在澳门创办《知新报》，次年夏，在长沙创办《湘学报》，十月，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这几份报纸，成为维新派的主要舆论机关。他们大声疾呼，痛切申述国家已处于危亡的状况，旗帜鲜明地表示他们所主张的变法不仅是修铁路、造轮船、开矿、练兵、买新式枪炮，而是要在政治上有一番改革。
《时务报》的主编梁启超（1873—1929），是维新派的一个最著名的宣传家。他是广东新会县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他十七岁时中举人，次年开始读到《瀛环志略》和翻译的西书，并且遇到了康有为，被康有为的言论所震动。从此成为康有为的弟子，积极参加康有为所领导的活动。他在《时务报》上从第一期起发表《变法通议》长文，以慷慨激昂的语调论述，能否认真实行变法是关乎中国存亡的大问题。他以比较通俗的文字发挥新颖的思想，所写的文章能够适应当时初接触新事物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在感情上深深打动读者，因而他的文章非常受人欢迎。
维新派通过报刊把他们的思想诉诸社会，广泛地影响群众，左右舆论。
《时务报》发行数量达万余份，这是空前的事。反对维新派的胡思敬说，《时务报》“张目大骂，如人人意欲所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①持同样立场的屠仁守也说，《时务报》发行以后，“虽以僻寂荒城，独无分局，而皆辗转丐托，千里递寄，数人得共阅一编，资为程课”②。
维新派明确地把报纸作为政治工具来使用。康有为说：“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③。梁启超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④。严复为《国闻报》作的缘起中也说：“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①《上海强学会章程》。《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392、393.①《戊戌履霜录》卷二，民国二年刊本，页2.②《翼教丛编》卷三，光绪二十四年刊本，页26.③《上清帝第二书》。见《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49.④《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521.而吾之群强；……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⑤。这三个维新派的名人，一致强调报纸的社会政治作用，把报纸当成救国的手段。中国从同治初年起就有报纸，但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维新派中最激进的谭嗣同还称报纸为“民史”⑥，把它同“官书”对立起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在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康有为重到北京，他一方面继续用上书皇帝来叩击紫禁城的宫门，一方面和他的门徒积极组织学会，发动他们所能发动的群众。当年十二月以后，先后在北京组织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知耻学会等。这时恰逢会试，应试举人在北京云集，康有为利用这个机会，经过李盛铎、梁启超、康广仁的活动，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间在粤东会馆召开了著名的保国会。第一次到会的约二、三百人，其中包括一些小官员，由康有为登台演讲。他慷慨陈词，号召人们起来挽救国家危亡的局面。他说，在中法之战后，他“曾上书请及时变法自强，而当时天下皆以为狂”。经过创巨痛深的甲午之战后，“仍不变法，间有一二，徒为具文”。到了今年胶州湾事件后，形势越来越危急了。“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故今日当如大败之余，人自为战，救亡之法无他，只有发愤而已”①。几天后，又连续开了两次大会，参加人数都超过百人。
大会发表的宣言《保国会序》，由康有为执笔，内容同样是痛述危急的局势，历数当年丧权辱国之事二十件，指出北京已成为“崇祯甲申之燕市，北宋政和之汴京”，“筑路用人之权皆失，则是国土夷于属地，君上等于仆隶，岂得为有国者哉！”面对这种局势怎么办呢？“昧昧我思之，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耻以振之，惟有厉愤气以张之。”
②康有为又起草了保国会的章程。章程中第一条指出：“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
又具体揭示宗旨：“为保全国家之政权土地，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为保圣教之不失，为讲内治变法之宜，为讲外交之故”③。
列名参加保国会的有一百八十六人。同强学会显然不同的是，洋务派的大官僚均未列名。一些大官的子弟，如翁同龢的从孙翁斌存，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经是强学会的活跃分子，但都未加入保国会。
保国会的召开，是百日维新前维新派政治活动的高潮。它的活动基本上是一次爱国主义运动。康有为在大会上的演说和保国会章程，主要是以救亡相号召，虽然提到变法，也是放在不显著地位。维新派这样做，显然是为了便于动员更多的群众团结到他们的旗帜下。在另外的场合，例如康有为的上皇帝书中，则把救亡和变法的关系说得很清楚。参加和响应保国会的有些人并不完全同意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但是都被维新派提出的救亡口号所打动。
维新派的声势因此而大大加强了。
在京城以外，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1896—1898年）间，各种名目的会，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建立，形成了一股立会、办报、办学堂、办⑤《严几道诗文钞》卷之四，上海国华书局民国十一年版，页17.⑥《湘报后序下》。《谭嗣同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 年版，页139.①麦孟华记康有为在保国会的讲词。《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407—410.②《保国会序》。《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397、398.③《保国会章程》。同上书，页399.书局的潮流。有的学会，如苏学会（光绪二十三年在苏州成立）虽然是在维新派立会潮流的影响下成立的，但其章程中规定：“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会之宗旨”，还规定：“勿议朝政，勿谈官常”①。这显然还是洋务派的调子。不少学校，原来就是洋务派举办的训练洋务人才的场所，有些学校只是将书塾或书院的招牌换个名称，课程内容丝毫没有改变，也不能算做维新派的阵地。但是新建的这类机构，在维新思想支配下的终归是多数。
见于记载的比较著名的学会在三十个以上，报刊在五十种以上，学校也在五十所以上。
学会的性质是多样的，有纯属政治性的学会，有兼学西方政治和技术的，有专学西方技术的，有讲求幼童教育的，有提倡改变社会风气的（如不缠足会、戒烟会）等等。虽有这些区别，总的宗旨是向西方学习，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改革旧社会、旧政治的要求。算学会、农学会、地学公会这样的组织，也是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方式来参加政治运动，不能单纯看作是学术团体。但是，这些学会分散在各地，都只有松散的组织，缺乏集中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各自为政，旋生旋灭。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湖南建立的由谭嗣同、唐才常等领导的南学会，是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个组织。当时湖南的巡抚陈宝箴，是接近张之洞的洋务派官僚，在省内推行有限度的“新政”。长沙赞成维新的人集聚在南学会中，讨论时局，提出建议，发行《湘报》，鼓吹革新，在同地方保守势力的对峙中，占有优势。梁启超甚至把南学会说成是“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①。
维新派的学会、报刊、学校所组织和影响的基本群众是对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的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维新派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在他们的报刊上，提出了“民权”的口号。
西方资产阶级所讲的民权，其实是资产阶级之权。维新派有时明确地说，他们所要的乃是“绅权”。梁启超说：“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教之维何？唯一归之于学会而已”②。他们以为通过学会可以把他们所依靠的这种绅士力量组织起来，并通过学会及其他宣传教育工具而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维新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
在立强学会时，维新派并没有把学会当作政党。梁启超后来说：“彼时同人固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①但是后二、三年成立的南学会、保国会这样的组织，有了比较明确的政纲，虽然组织还非常松散，可以说已经是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雏形。
保国会活动的时间很短。在它成立一个月后就有御史黄桂鋆上奏弹劾说：“近日人心浮动，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若准各省纷纷立会，恐会匪闻风而起，其患不可胜言。且该举人等无权无势，无财无位，赤手空拳，从何保起？抵制外人则不足，盗窃内政则有余。况即如所说，浙人保浙，滇人保滇，川人保川，推而广之，天下皆为人所保，天下不从此分裂乎？名则保①《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446.①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同上书，第一册，页300.②《上陈宝箴治湖南应办之事》。《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553、555.①《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同上书，第四册，页254.其桑梓，实则毁其家邦，此风万不可长”。“如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皆由保国会党包藏祸心，乘机煽惑，纠合下第举子，逞其簧鼓之言，巧立名目以图耸听，冀博一准办之谕旨，便可以此为揽权生事之计”②。
康有为力求不被误认为造反，但在封建守旧派看来，他的这种组织活动却大有造反的嫌疑。保国会有的发起人从签名簿上删去了自己的名字。还有别的御史也上书弹劾。军机大臣刚毅还准备查究。据康有为说，由于光绪皇帝说了“会为保国，岂不大善”③，才免于查究。但经此挫折，保国会也就涣散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维新派的宣传、组织活动，的确起了重大的作用。
虽然是混杂着封建思想的不纯粹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但比起传统的封建思想来，毕竟是新鲜的和有锐气的。它冲破封建社会腐败沉闷的空气，激发起人们关心国家命运的热情，启发了人们探求救亡之道的积极性。一时社会风气大变。
有一个当时人描写说：“至戊戌春康君入都，变法之事，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①，康有为的学生欧榘甲后来回顾说：“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潏沸，不可遏抑也”②。胡思敬则说：“乙未（光绪二十一年）以后，士习日嚣，无赖者混迹报馆，奋髯抵掌，议评国政。农学、商学、算学、蒙学诸名色，此犹一家言也。津、澳、闽、粤、湘、汉之间，私署地名，大张旗帜，以次流衍，都二十余家，而《时务报》蔓延最广。”③这个维新运动的反对者的愤愤的叙述恰恰反映了这个新思潮的声势。
维新派要求的只是改良而不是革命。但是他们通过学会、学校、报刊，把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卷入政治运动之中，使他们在思想上资产阶级化，他们又通过这些工具而使资产阶级分子政治化。他们的宣传组织活动所起的影响，超越了他们自己的意愿，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作了准备。
②《禁止莠言折》。同上书，第二册，页465.③《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143.①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同上书，页249—250.②《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同上书，第三册，页156.③《戊戌履霜录》卷一，页18.（三）维新派和洋务派的论战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在实际上宣告洋务派破产，而在政治上、思想上驳倒洋务派则是维新派的功绩。维新派相当全面地批判了洋务派的主张，从批判中阐明了自己的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
在这场论战中，维新派主动发起进攻，生气勃勃，发表了大批具有鲜明的观点，论辩性极强的文章。在洋务派方面，论战的主角是张之洞。除了以他的名义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发表的《劝学篇》外，他的一些幕僚和追随者也发表了大量攻击维新派的文章。顽固的守旧派当然坚决反对维新，他们也参加论战，成了洋务派的同盟军，但并不能使洋务派增添多少力量。
论战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中心问题是一个，就是要不要让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实行君主立宪，以代替向来的地主阶级一个阶级专政的君主专制制度。
洋务派也用过“变法”的口号。维新派从事实出发批判洋务派的变法，使自己的主张同洋务派区别开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在《上皇帝第四书》中就说：“近者设立海军、使馆、招商局、同文馆、制造局、水师堂、洋操、船厂，而根本不净，百事皆非。故有海军而不知驾驶，有使馆而未储使才，有水师堂、洋操而兵无精卒，有制造局、船厂而器无新制，有总署而不通外国掌故，有商局而不能外国驰驱。若其徇私丛弊，更不必论。
故徒糜巨款，无救危败，反为攻者借口，以明更张无益而已。“他把洋务派的变法称作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把洋务派的变法称为”小变“。”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②同年，在《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中他又说：”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他指斥洋务派的变法仅仅是”变事“，认为”变一事者，微特偏端不举，即使能举，亦于救国之大体无成“③。他认为洋务派的变法只能叫做”弥补“，而弥补并不是真正的变法。他声称自己所主张的变法是”扫除更张，再立堂构“①。因此是根本的变，不是枝节的变；是”大变“，不是”小变“。
洋务派不能否认他们自己的一套已经宣告失败的事实，只能进行狡辩。
张之洞称维新派为“苛求之谈士，”把他们的批判斥为“局外游谈”，他不承认洋务运动本身有弱点，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国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责任之不专，经费之不充，讲求之不力”②，这种辩解是很无力的。
维新派主张从“根本”上进行变法，那么究竟什么是“根本”呢？通过论战，维新派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明。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①《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78.（据时务报馆印本校正）
②同上书，页197.③同上书，页216.①《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79.②《劝学篇》。《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页229—230.（《变法通议》中的一节）。他也同他的老师一样指斥洋务派是“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他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③差不多同时，谭嗣同也与人辩论说：轮船、电线、火车、枪炮、水雷以及织布、炼铁机器，都不过是“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他讥笑洋务派对于西方的“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④。可见，在他们看来，变法的本原或根本，就是要改变“官制”，要学西方的“法度政令”。
光绪二十四年初，康有为在答复总理衙门大臣宜如何变法的询问时，声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①；同一个时候，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又说：“故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原也”②，同梁启超讲的是一个意思。他们要求改变官制就是要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洋务派的主张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什么是“中学为体”
呢？张之洞解释说：“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也。”③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四维指礼、义、廉、耻。这是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和宗法关系的规定，实际上就是指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封建守旧派连“西学为用”
也不赞成，但“中学为体”却是洋务派和守旧派一致同意的。维新派的言论家们虽然并不能真正同封建思想彻底决裂，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企图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输入中国，这就动摇了“中学为体”这个原则。在他们和一切封建主义者之间也就不能不形成尖锐的对立。
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严复就在《辟韩》一文中批判了君臣之伦，他以为，工人、农民、商人为便于从事自己的本业，才共同推举了一个君主来保卫他们的生命财产。“故曰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④。严复不能从阶级观点出发说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他用这种说法否定了君臣之伦是“天道”，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来驳斥把君臣关系看成主奴关系的封建主义传统思想。这篇文章于光绪二十三年在《时务报》上转载后，为反对“中学为体”的路线提供了理论根据。
谭嗣同在《仁学》中对君臣之伦，父子之伦，夫妇之伦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他不仅同严复一样，认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君末也，民本也”，而且提出了“君为独夫民贼”的看法。他否定封建主义的父子关系、夫妇关系。他指出：“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①。《仁学》虽在他死后才刊行，但这类思想是维新派批判封建主义的武器，并已开始在社会上传布，当无疑问。
为了反驳维新派对三纲五伦的批判，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③《时务报》第三册（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见《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页19、21.④《报贝元徵》。《谭嗣同全集》，页397.①《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140.②同上书，第二册，页200.③《劝学篇。变法》。《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三，页22.④《辟韩》。《严几道诗文钞》卷三，页6.①《仁学。卷下》。《谭嗣同全集》，页56、66.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他认为变法决不能抛弃三纲五常的封建之道，大骂维新派“忘亲”、“忘圣”、“有菲薄名教之心”、“欲尽弃吾教以从之”、“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②。
《时务报》转载《辟韩》一文后，张之洞支使屠仁守写了一篇《辩辟韩书》在《时务报》上发表，文中说：“夫君臣之义，与天无极，其实尊卑上下云尔，自有伦纪以来，无所谓不得已之说也”，从而骂《辟韩》是“蔑古拂今，干纪狂诞之说”③。一些封建守旧派也跟着大骂。例如有人说：必须遵守“君为臣纲”的原则，所以“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否则，“不十年而二十三行省变为资贼渊薮矣。”又必须遵守“父为子纲”的原则，否则，“父殴子坐狱三月，子殴父坐狱三月，轻重罕别，伦理灭绝，不十年而四万万之种夷于禽兽矣”④。
这些人维护三纲五常的理由只是：从古如此，今后也必须如此，实际上除了谩骂以外，什么道理也说不出来。
对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的反驳，维新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之说加以痛斥：“由于深中陋儒之毒，桎梏于纲常名教之虚文，谬创‘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说，以为上可虐下，下不得违上，而臣子之含冤负屈，草菅于暴君顽父之前者踵相接，以是毁家亡国者，不可胜数也。而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君得自主，臣亦得自主，父得自主，子亦得自主，夫得自主，妇亦得自主，非君尊而臣卑，父尊而子卑，夫尊而妇卑，可以夺人天赋自由之权也”①。
维新派高唱自由、平等、民权、立宪、议院这一套从西方资产阶级学来的东西，在当时是对于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的猛烈的冲击。洋务派和其他一切封建主义者对此感到非常惊惶。
张之洞说：“方今中华，诚非雄强，然百姓尚能自安其业者，由朝廷之法维系之也。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
②。一些封建守旧派也跟着喊叫说：“人人平等，权权平等，是无尊卑亲疏也。……平则一切倒行逆施”，“治之下者，大权不可旁落，况下移于民乎？
所宜通者，唯上下之情耳。“③”悍然忘君臣父子之义，于是乎忧先起于萧墙，……而隶卒优倡俨然临于簪缨巾卷之上。“④封建统治秩序已经十分腐朽，禁受不住资产阶级新思想、新政治的冲击。这些封建主义者在这种冲击下无限恐惧地预感到颠覆传统的统治秩序的局面将要出现。
封建主义者认为，“大权下移于民”是万万不能做的，可行的只是“通上下之情”，这所谓“下”其实只是指地方士绅。维新派也常鼓吹要“通土下之情”，不过他们所说的“下”，包括新起的资产阶级在内，比封建主义者所指的“下”范围广一些。至于封建主义者害怕提倡民权会引起“下民”
造反，“一切倒行逆施”。我们不久以后就会看到，维新派在反对资产阶级②《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二、二○三，《明纲》、《变法》等篇。
③《时务报》第二十九册，页20、22.④《王干臣吏部实学平议》。《翼教丛编》卷三，页14.①欧榘甲：《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页159.②《劝学篇。正权》。《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二，页24.又见《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页222.③《翼教丛编》卷五，页2、3.④曾廉：《蠡庵集》卷十二，《上杜先生书》。
革命派时用的是同样的话。但在这时，维新派还以为宣扬“民权”，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而且可以起消泯被压迫人民造反的作用。
维新派探讨救亡之道，还得出一个结论说，只要“开民智”，国家就不会亡；即使亡了，也没有关系，还可以恢复。所以，他们认为，要保国，必须先保教、保种。他们说的教就是孔教。他们仍然打着封建主义的传统的孔子之道作招牌，这是他们并没有彻底的反封建立场的表现。至于他们所谓保种，其含意至为模糊。按照他们的说法，要保种就必须开民智。立学会、办学校，就是为了开民智，而达到保种、保教的目的。为表达这种观点，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甚至这样说：“我辈以教为主，国之存亡于教无与。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①从这种似乎很奇怪的说法，可以看出，这些自命为懂得新学的知识分子，如何狂妄自负地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主体，开民智要靠他们，国家的命运，以至人类的命运也要由他们决定。
这些维新派人物一方面说亡国也没有关系，一方面又提出保国的口号。
他们自己解释不清楚这种矛盾的观念。实际上，他们是在模糊地表示，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存亡已不值得留恋，而应当代之以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不过他们不能自觉地说出这样的思想，更不可能通过实践来实现这个思想。
正因此，维新派的保国会成立以后，御史文悌上书弹劾说：保国会的宗旨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张之洞也在《劝学篇》中痛心疾首地攻击维新派的观点说：“今日颇有忧时之士，或仅为尊崇孔学为保教计，或仅以合群动众为保种计，而于国、教、种安危与共之义忽焉。传曰：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孟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此之谓也。”①在他看来，种属于国，教属于国，必须把保国放在第一位。他所说的国即现有之国，也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清朝政权。形式上，两派间争论问题好象是保国和保种、保教何者为先，从实质看，两派的分歧在于要保的是不同阶级的国家。
①《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544—545.①《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二，页4.（四）维新派的向西方学习毛泽东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②康有为、严复都属于戊戌维新时代的人物。
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县人。他在十四岁时考入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同治九年（1870年）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了几年，光绪三年（1877年）二十五岁时，被派到英国留学。二年后回国任船政学堂教习。光绪六年（1880年）调任李鸿章主持的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这个职务他连续担任了二十年。严复在英国时已读过欧洲著名资产阶级学者亚当。斯密、边沁、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著作。他的西方知识比维新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多得多。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天津主办《直报》，两年后又主办《国闻报》，发表过几篇主张变法的有名的论文。他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虽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才正式出版，但译稿至迟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已完成。梁启超曾读过译稿，并且把它的内容介绍给康有为。《天演论》的译本在出版前已成为维新派的主要思想养料之一。以后严复又翻译过多种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关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的书，但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天演论》的影响最广。
严复说：“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他又竭力鼓吹“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他认为要使中国像“西洋”一样地富强起来，必须“用西洋之术”
①。康有为、严复和其他维新志士都明确地主张，要找到救国的途径，必须向西方学习。他们所说的“西学”，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
维新派拿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做衡量的标准，使他们痛感到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和腐朽。他们以“西学”为武器，向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挑战，向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观念挑战。他们强烈地反对八股文的科举考试制度。他们提倡“兴女学”，鼓吹废除女子缠足这样的恶习。他们敢于理直气壮地提出这些对于封建主义“离经叛道”的主张，是因为他们学了西方资产阶级之学的原故。
严复到过欧洲，看到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贫富对立的现象，所以他在文章中写道：“夫自今日中国而视西洋，则西洋诚为强且富，顾谓其至治极盛，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二百年来，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民生日用之际，殆无往而不用其机。加以电邮、气舟、铁辙三者，其能事足以收六合之大，归之一二人掌握而有余。此虽有益于民生之交通，而亦大有利于奸雄之垄断。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他还指出，西方国家贫富悬殊的现象比中国更利害，因此在这些国家中也存在着“大乱”的危机①。但是严复所学的西学，不能帮助他懂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西方国家中为什么会有贫富的差别，为什么社会②《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1474.①见严复著《原强》、《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等文。《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页57、63、74 等处。
①《原强》。《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页50—51.财富为少数人垄断，他作不出正确的解释。（他把垄断的产生说成好象是由于有了铁路、轮船等原故）。他模糊地看到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封建的奴役制度有所不同，但贫富悬殊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所以他说：“尚幸其国政教之施，以平等自由为宗旨，所以强豪虽盛，尚无役使作横之风，而贫富之差，则虽欲平之，而终无术矣。”
②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已经兴起，对于这些，代表中国初起的资产阶级的维新派是完全不能了解的。像严复上述的言论，算是看到了一点资本主义的病态，在维新派中是个别的例外。他们一律地都是以幼稚的学生的态度唱着“西学”的赞美诗，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包括其社会政治制度说成是至善尽美。
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一篇文章中把封建的中国说做“不新之国”，而赞扬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为“求新之国。”他说：“求新之国，其君明以仁，其臣忠以毅，其民智以雄，其政通，其事精，其器莹，其气则华郁缤纷，其屋室城池郭邑宫府委巷街衢园囿台沼椽采，皆瑰玮丽飞，朱华高骧，平夷洞达，光焰炤烂。徘徊其乡，则心旷神怡，乐以忘返矣，遑问其国之治否之何若矣。”①他在同一年的另一篇文章又说，二千年来的中国，是“千疮百孔，代甚一代”，而“欧洲各国，百年以来，更新庶政，整顿百废。
议政之权，逮于氓庶。故其所以立国之本末，每合于公理，而不戾于吾三代圣人平天下之议。其大国得是道也，乃纵横汪洋于大地之中而莫之制，其小国得是道也，亦足以自立而不见吞噬于他族“②。梁启超的这种对资产阶级文明的礼赞在维新派中是有代表性的。谭嗣同也说：”西人之治之盛，几轶三代而上之“③。他们用封建的传统语言颂扬资本主义。在这种语言中，所谓”三代之治“是至高无上的理想政治。
严复说：“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呜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④这也是把西方资产阶级所实行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看成是至善尽美的政治。
康有为写过一本《大同书》，论述他的理想社会。这本书的内容极其庞杂，充满了各种互相矛盾的观念。详细地分析这本书不属于我们这里的任务。
这里要说的是虽然他在描述他的大同理想时有些语言类似于空想社会主义，但是就其主要内容而言，他所憧憬的理想其买是个资产阶级王国。他说，他的大同世界是“无有阶级”、“人人平等”的，但他所谓“阶级”其实是指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他所谓平等，仅仅是“无有臣妾奴隶，无有君主统领”意义上的平等，是资产阶级的平等概念。他所说的大同之世，是有国家、有政府的，所实行的乃是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度。他把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极度地美化和理想化。他说：“凡扫尽阶级而人类平等者，人必智而乐，②《原强》。同上书，页50.①《经世文新编序》。《饮冰室文集》之二，上海中华书局1936 年版，页47.②《西政丛书序》。《饮冰室文集》之二，页63.③《延年会序》。《谭嗣同全集》，页141.④《原强》。《严几道诗文钞》卷一，页26.国必盛而治，如美国是也”①。原来资本主义的美国就是他的“大同社会”的标本。
康有为写成《大同书》后，终其身没有全文发表。他的学生张伯桢说：“书成，既而思大同之治，非今日所能骤行，骤行之恐适以酿乱，故秘其稿不肯以示人”②。康有为在维新运动中要皇帝效法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他所想实行的只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他把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编织进他的“大同世界”的浪漫主义的幻想，那是他所不敢设想能够付之实践的。
维新派又把资本主义的国与国的关系极端地美化和理想化。这从他们对国际公法的赞扬中可以看到。谭嗣同说：“万国公法，为西人仁至义尽之书”
③。他们完全不懂得，民族压迫和民族侵略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引起的现象，却以为西方资产阶级所制定的国际公法就能够保证每一个国家的独立。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会遭到西方国家的侵略呢？谭嗣同的解释是：“惜中国自己求亡，为外洋所不齿，曾不足列于公法，非法不足恃也”①。维新派用这种说法来论证必须赶紧实行“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他们其实是散布了这样一种幻想，以为中国不需要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认真地进行斗争，只要向西方学习，同西方国家一样实行资本主义，就可以依靠“仁至义尽”的国际公法而得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由。谭嗣同的说法是：“凡利必兴，凡害必除，如此十年，少可自立，不须保护，人自不敢轻视矣。每逢换约之年，渐改订约章中之大有损者，援万国公法，止许海口及边口通商，不得阑入腹地。……但使一国能改约，余皆可议改。如此又十年，始可由富而强，始可名之曰国”②。
所以维新派既在国内政治上采取改良主义的立场，也在如何摆脱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抱着改良主义的幻想。这种幻想使他们甚至于提出一套完全是为帝国主义侵略者辩护的说法。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三年作的《南学会序》中说，现在西方国家要来分裂中国实在容易得很，它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瓜分中国会造成“沦胥糜烂”的局面，对它们的商务不利。“而无如中国终不自振，终不自保，则其所谓沦胥糜烂者，终不能免，而彼之商务，无论迟速，而必有受牵之一日。故熟思审处，万无得已，而势殆必出于瓜分云尔。然则吾苟确然示之以可以自振，可以自保之机，则其谋可立戢，而其祸可立弭，昭昭然矣。此所以中东之役（即中日甲午战争——引者）以后，而泰西诸国犹徘徊莫肯先动，以待我中国之有此一日。及至三年，一无所闻，而德人之事（指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引者）乃复见也”①。按照这种说法，帝国主义并不愿意瓜分中国，倒是希望中国自己振作起来、富强起来的，而且是在耐心地等待的。只要中国自己振作起来，也就是按照这些维新志士们所说的实行变法维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机就自行消弭了。
这种议论无异于说，帝国主义列强是善意地希望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①《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 年版，页110.②《南海康先生传》，页66.③《报贝元徵》。《谭嗣同全集》，页423.①《报贝元徵》。《谭嗣同全集》，页423.②同上书，页412、413.①《南学会序》。《饮冰室文集》之二，页66.义的。这是根本违反历史事实的论断。抱着这种幻想，当然不能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口号。他们的所谓“自振”显然不是唤起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认真作斗争。
不但如此，维新派甚至幻想中国可以依靠某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来实现变法主张而达到富强的目的。光绪二十四年初，日本参谋部派神尾光臣、梶川重太郎、宇都宫太郎三人到中国，游说和拉拢中国各派政治力量。这三个日本人曾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络，又在汉口同维新派的谭嗣同谈过话。谭嗣同的朋友唐才常在《湘报》上发表《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一文中说，这三个日本人向谭嗣同表示极为赞赏湖南的新学运动，而且表示日本愿同中国结成盟好，并说：“如联盟计成，吾当为介于英，而铁轨资焉，国债资焉，兵轮资焉，一切政学资焉”。唐才常在文章中高兴地说：“今日人既愿联盟我，且愿密联中、英相犄角，且愿性命死生相扶持，千载一遇，何幸如之，何快如之”②。这种联合日本和英国的想法是维新派中许多人的共同主张。当时帝国主义各国在东方大致上是俄、德、法为一方，日、英、美为一方，互相抗衡。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在李鸿章主持下主要是投靠俄国，而维新派也就把幻想寄托到后一方面去了。
康有为在光绪二十三年的《上皇帝第五书》中列举他的变法纲领，其中有一条就是：“大借洋款，以举庶政”①。谭嗣同在光绪二十一年的《报贝元徵》书中甚至提出这样荒谬的设想，说是“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不如拿来“分卖”给英、俄二国，他以为这笔卖地得款，除了偿还对日本的战争赔款以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②。可见这些维新派人士在当时如果真能取得政权，大行其志，也很难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殖民地的道路。他们是解决不了使中国独立自强的问题的。
他们要使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也只能是个幻想。
②《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页104.①《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94.②《谭嗣同全集》，页406.（五）庸俗进化论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维新派要求变法，要求社会上层建筑发生某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变，所以他们对于封建主义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康有为说：“盖变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沧海成田，历阳成湖，地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不一变，无刻不变。”③“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④。这些议论是虎虎有生气的。
但是维新派是以庸俗进化论作为指导思想，他们所承认和要求的只是渐进的变化。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①维新派最先利用了从外国输入的庸俗进化论。
康有为的变法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书，形式上是讲西汉时期公羊学派的三统三世说和孔子托古改制说，但实际上他是把西方的庸俗进化论塞进了公羊学说框子。他用庸俗进化论来解释公羊学说，制造成他的变法理论。
西汉公羊学派三统三世说是适应方兴的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所谓“三统”是说，每一个新的朝代的出现，都各自受命于天，自成为一个“统”。由此证明，刘邦虽然出于亭长的卑微地位，但他所建立的朝代是受命于天的一个新的“统”，同上一个朝代没有继承关系而完全有存在的权利。所谓“三世”是说，社会的发展，按先后次序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由乱到治，愈变愈好。公羊家的三统三世说虽然托名于孔子，但其实是同孔子本人的社会历史观对立的。孔子认为，一切典章文物，到周朝已经十全十美了。周代以后，则是每下愈况，所以为治之道，必须向周朝学习，复三代旧制。
公羊学派的学说在东汉以后长期湮没不彰，至晚清时才有人注意到它。
在康有为之前，刘逢禄、龚自珍、陈立等人开始以公羊学说为依据议论改革。
康有为锐敏地抓住这个学说，把两千年前还在上升期的地主阶级的思想武器，利用来作为他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立场上主张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并且又把西方的庸俗进化论渗入到他的理论中去。
康有为曾说：“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①。这段话中所说的族制、部落、国家的演变，以至君主、立宪、共和的各阶段的发展都是根据严复翻译的斯宾塞的《群学肄言》②，在这段话里反复讲的“渐至”观念是同公羊家的说法不合的。按照公羊的学说，后一朝代与前一朝代，即新统与旧统之间截然无关，因而并不③《进呈俄罗斯彼得大帝变政记序》。《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页1.④《应诏统筹全局折》。同上书，第二册，页198.①《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页276.①康有为：《论语注》卷二。《万木草堂丛书》，1917 年刊，页10—11.②《严译名著丛书：群学肄言》，商务印书馆版，页50—51.能说是什么渐至。斯宾塞《群学肄言》的严复译本中说：“民之可化至于无穷，唯不可期之以骤”，严复在《原强》一文中就特别介绍了斯宾塞的这句话。不承认骤变，而只承认渐变，这正是庸俗进化论的观点。
这种只承认渐进的观点是康有为始终反复强调的。例如他说：“进化有渐进，仁民有渐进，爱物亦有渐进，此皆圣人所无可如何，欲骤进而未能者”
③。“万无一跃飞越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④。
庸俗进化论只承认事物的量变，否认量变过程的连续性的中断，否认质的飞跃，否认从旧质到新质必须经过骤变，即突变才能实现。这种观点，在政治上，就是只主张点滴的改良，否定革命，主张同旧势力妥协，否定决裂。
康有为强调这个观点，用它来为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服务。
康有为抬出孔子作变法的祖师，也是由他的改良主义路线决定的。他既然否定革命，否定用暴力推翻现有制度，主张依靠皇帝的意旨，依靠京师士大夫的响应，他就必须打出封建圣人孔子的招牌来证明自己的主张的合法性。他认为从公羊学说中能够发现孔子的微言大义，而这正好作为他的变法主张的依据，因此便竭力加以宣扬，以争取皇帝和士大夫的支持。但是他所讲的并不是当时占正统地位的程、朱、陆、王所解释的孔子学说，所以仍然不能不遭到封建主义者的激烈反对。
《新学伪经考》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版，二十年（1894年）给事中余晋珊就参奏其“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①。光绪皇帝叫李瀚章查办，结果是“饬其自行抽毁”。封建守旧派叶德辉说：“汉之公羊学尊汉，今之公羊学尊夷”②，又说：康有为“欲删定六经而先作伪经考，欲搅乱朝政而又作改制考，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③。封建主义者认为康有为“尊夷”，“其心则夷”，就是因为他在孔子学说里加进了资产阶级的东西。
康有为和他的门徒们，在一些涉及当时时势的文章（包括康的几次上皇帝书）中，极力描述现存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程度，通过这种描述，他们实际上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控诉。虽然他们的控诉集中在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上面，但也使人们看到了广大人民遭到残酷的压迫，政治上腐败不堪的封建社会末期的景象。
维新派是以批判封建制度和“为民请命”（自称是全体人民的代表）的姿态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人民大众。他们对封建制度的批判丝毫没有触及作为封建社会的基础——封建的土地制度。对于封建统治势力已经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并成为后者的附庸这一个事实，也丝毫没有触及。因此他们对封建制度的控诉与批判是肤浅的，软弱无力的。而且他们并不是自觉地站在封建制度的对立面去进行批判，相反的，他们对于封建制度的无可挽救的灭亡命运是抱着无限悼惜的心情的。他们不是对封建制③康有为：《论语注》卷七，页12.④《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中之附录，该书上册，页212.①《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128.②《叶吏部与石醉六书》。《翼教丛编》卷六，页15.③《叶吏部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同上书，页17.度进行无情的批判，而是为它唱着绝望的挽歌。
康有为说：“举朝上下，相顾嗟呀，咸识沦亡，不待中智。群居叹息，束手待毙。耆老仰屋而咨嗟，少壮出门而狼顾。并至言路结舌，疆臣低首。
不惟大异于甲申（指1884年，即中法战争时——引者），亦且迥殊于甲午（指1894年，即中日战争时——引者），无有结缨誓骨，慷慨图存者。生机已尽，暮色凄惨，气象如此，可骇可悯，此真自古所无之事。“①的确是”自古所无之事“。中国长期的封建时代经历过好多次的改朝换代，而这时则是封建制度的行将沦亡。康有为虽不懂得这种差别，却是感到这种差别了。封建统治制度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这些维新志士的谴责和控诉客观上正是革命的暴风雨的前奏，但是他们在主观上却是想用改良主义的变法来为这个”暮色凄惨“的旧制度注入新的”生机“。
康有为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他把君主立宪解释为“君民合治”。他所谓君，是封建统治势力的代表，他所谓民，则在实际上主要是指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这时自命为全体人民的代表。他说：“君民合治”的好处是“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以之筹饷，何饷不筹？以之练兵，何兵不练？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②他所要建立的国家，不过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而且在这种联合中还是以地主阶级为主体。
康有为并不是不知道西方有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康有为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翁，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城市为墟，而革变频仍，迄无安息，旋入洄渊，不知所极”①。他把革命描写得如此悲惨可怖，是由于他从心底害怕革命。他幼年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下层农民起来造反有多么大的威力。他主张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的变法，就是因为要避免革命。他不敢设想通过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实现资产阶级的专政。所以只能希望和要求封建统治阶级自动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以共同建立对劳动人民的专政。
所有的维新派人物，包括最激进的谭嗣同和对西方知识最多的严复在内，在政治上都停止在君主立宪上，不敢再前进一步。谭嗣同痛骂君主的残暴，却得出“易君”（换一个皇帝）的结论。严复承认君主是可以废除的，但认为这是遥远将来的事。他们都离不开皇帝，因为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还离不开封建地主阶级。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是软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①《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92—193.②《上清帝第二书》。同上书，页153.①《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页7—8.第十七章百日维新及其失败（一）维新派的上台前面说过，康有为领导的保国会成立后不久就涣散。这固然是因为遭到某些当权派的攻击的原故，但同时还因为这时康有为已经打通了一步登天的途径，不再需要这种群众性的组织了。他的政治活动的着眼点在于争取皇帝赞成他的主张，利用皇帝的权力来推行他的主张，这点，似乎已经开始可以做到了。
由于都察院的一个官员高燮曾推荐，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是受到了恭亲王奕的阻拦。恭亲王说，按照老例，非四品以上官员，皇帝不能接见。光绪皇帝只好下令要大臣接见康有为问话。二十四年正月初三（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被邀到总理衙门，同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几个大臣进行了一次关于变法问题的辩论。康有为向他们申述了他的主张，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决不能一成不变地照行“祖宗成法”，必须酌情改变，实行“新政”。
李鸿章、荣禄反对他的主张。只有同光绪皇帝比较亲近的翁同龢采取同情态度，他向皇帝报告了谈话情形。这时皇帝已经读到了前一年十一月康有为的第五次上书。据梁启超说，这个上书中所说的一旦亡国，皇帝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甚至可能像明朝末代皇帝那样吊死在煤山上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皇帝①。但是光绪皇帝仍然不敢违反老例召见康有为，更不敢破格擢用他，只是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搁，并且要康有为呈送他所著书。
康有为在正月初八向皇帝上了一个《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他的第六次上书。他又把他所撰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彼得变政记》送呈皇帝，意思是要皇帝以日本的明治天皇和俄国的彼得大帝为榜样。接着他又上了第七书，其中着重论述彼得大帝是如何敢于向西方学习的。后来康有为在一首诗中说：“忧时七上皇帝书”，指的就是他在直接见到光绪皇帝以前，也就是百日维新以前的这七次上书。
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这可以说是一篇政治宣言，在这里，说到了“变法自强”，并有肯定“西学”的话②。
五天后，皇帝在颐和园内召见康有为。其所以不在紫禁城内而在郊外行宫内是为了使这次接见带有非正式的性质，以免过于违反“老例”。光绪皇帝虽然表示接受康有为的主张，但只能授康有为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样一个六品衔的小官，不过，同时又给了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这样，总算打开了他和皇帝之间的通路。在康有为受到召见后半个月，梁启超也以举人的身分被皇帝召见，他也只得到了六品卿衔，受命办理译书局事务。
在四月二十三日的明定国是诏以前，光绪皇帝已经颁发过若干属于所谓“行新政”的诏书。在这以后，这一类的诏书又陆续不断地大量发出，甚至一日数令，倾泻而下。这些诏书属于政治方面的主要有：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撤除无事可办的衙门，裁减冗员；废除满人寄生特权，准许自谋生计。属于经济方面的主要有：提倡实业，设①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资料》第一册，页250.②《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7.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兴办农会（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和商会，鼓励商办铁路、矿务，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发明；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节省开支。属于军事方面的主要有：裁减绿营，淘汰冗兵，改变武举考试制度，精练陆军；筹办兵工厂；添设海军，培养海军人才。属于文教方面的主要有：开办京师大学堂，并要全国各地设立兼学中学、西学的学校；废除八股，改试策论；选派留学生到日本，设立译书局，编译书籍，奖励著作，等等。但诏书的发布并不等于事实上的执行。任免各省督抚的权力，并不操在光绪皇帝，而操在慈禧太后的手里。各省督抚对于小皇帝要他们办的和要他们提出意见的新政事项，一概都置之不理，或者作些模棱两可的回答。
光绪皇帝通过他颁布的诏书所要实行的新政究竟是什么性质，将在后面去分析。无论如何，这些诏书总是给人以一种印象：传统的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不能照旧不变了。维新派的两个巨头康有为和梁启超相继受到皇帝接见，至少使维新主张不再被认为非法。这在全国的官绅和知识界中不能不引起巨大的震动。议论新政，高谈变法，成为一时的时髦的风气。在光绪皇帝广开言路的号召下，呈送给皇帝的条陈纷至沓来。七月二十七日光绪皇帝还下了一道上谕说：“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以补我所未及”。这是说要向西方学习。又说：“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这是说一定要变法行新政。又命令各省各州县官员要切实进行宣讲，务必使“四月二十三日以后所有关乎新政之谕旨”做到“家喻户晓”①。这道诏书是谭嗣同起草的，所以维新派的色彩特别浓厚，但这时已经快到百日维新的末日了。
康有为在颐和园进见皇帝时，光绪皇帝说，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之手，但他无权去之，也势难尽去。康有为替皇帝划的策是：“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②。康有为后来把他的这种主张概括为：“吾向来论改官制，但主增新，不主裁旧”③。也就是说：不是革旧更新，而是留旧增新。他所希冀的只是靠皇帝之力让维新派逐渐挤进政权里去，在旧的官僚机构身旁设立一些并行的新机构，逐渐地使实际权力落到新机构的手中。这种方针只是极其懦弱而幼稚的梦想，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在百日维新中，从中央到地方全部原有的官僚机构丝毫未动，而且守旧势力的总头子慈禧太后还俨然驾凌于皇帝之上，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一点哪怕是小小的改革，也只能是空谈，而不能真正做到。
像光绪皇帝不断发上谕一样，康有为也不断地上奏折。据他的学生麦仲华说：“戊戌数月间，先生手撰奏折都六十三首”④。在上奏折最勤的期间，几乎每天发出一封。这些奏折绝大多数毫无成效。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渐渐地感到不耐烦了。他向哥哥说：“办此琐事无谓”，“上既无权，必不能举行新政，不如归去。”⑤①《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84、85.②同上书，第一册，页251.③《康南海自编年谱》。同上书，第四册，页157.④麦仲华编印的《南海先生戊戌奏稿》（宣统三年刊本）的《凡例》。
七月二十日，光绪皇帝下令赏给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预新政。这算是实行康有为所说的擢用小臣建议的一个重大步骤。这四个人虽然只是以“章京”（办理文书的官员）的名义进入军机处，但毕竟这是处于靠近皇帝的地位。光绪皇帝把各方有关新政的奏折交他们审阅，并由他们草拟诏书。一时这四个人在官场上被视为颇有点权势的人物。不过时间很短，只有十五天，百日维新结束，他们都掉了脑袋。
对于军机四卿的政治面貌，值得说一说。
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的谭嗣同（1865—1898），湖南浏阳县人，是世家子弟，他的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他在十九岁时因父亲做官而到兰州，继又入新疆巡抚刘锦棠的幕府。以后近十年间游历各地，除西北几个省外，到过直隶、河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等省，对于国势民情有了很多见闻。中日甲午战争前一年在上海读到了许多翻译的西书。受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更加发愤提倡新学，主张变法。他虽不是康有为的学生，但非常佩服康有为。他的政治思想在有些方面比康、梁激进一些，例如，他勇于揭露君权的残暴，敢于说：“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无所谓叛逆也”
①。不过他自己并不能做叛逆者。他在思想上是个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过渡人物。他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办理新政，担任南学会的学长，因而有点声望。他鄙薄科举，他的父亲花钱给他捐了个候补知府的官衔。光绪皇帝在宣布实行新政后就召他到北京。
四卿中最年轻的林旭（1875—1898），福建侯官县人，是有名的洋务派官僚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婿，考中过举人，并入赀得内阁中书的官职。他当过坚决反对维新的守旧大臣荣禄的幕僚。但他对康有为很折服，拜康有为为老师，康有为也想利用他同荣禄拉关系。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在京城倡办闽学会，又为成立保国会奔走甚力。入军机后，他所拟文稿比较激进，与谭嗣同同为顽固守旧的官僚所深恶痛绝。
还有杨锐（1857—1898）和刘光第（1859—1898）二人则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有密切关系的人，张之洞让湖南巡抚陈宝箴把他们推荐给光绪皇帝。
这时张之洞是当权的洋务派领袖人物中最活跃的一个。在康、梁因主张变法维新而声名渐起的时候，张之洞曾拉拢康、梁，想使他们为己所用。前面已经说过，他还插手康、梁在上海办的《时务报》。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已越出洋务派所许可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设法破坏维新派的舆论机关。在上海《时务报》馆中掌管财政、人事权力的汪康年在光绪二十三年底挤走了梁启超，改出《昌言报》。汪康年的后台就是张之洞。《昌言报》在汪康年主持下不再刊载维新派的言论。担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容许湖南巡抚陈宝箴实行大体上还是洋务派所容许的新政，但他认为《湘报》的言论越来越难以容忍了。他通知陈宝箴：“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①，《湘报》被迫停止发表议论文章。光绪皇帝在下诏定国是以前，曾经诏令张之洞入京襄助，这是得到慈禧太后同意的。虽然由于官僚集团内部倾轧和其他原因，张之洞没有到北京，仍旧留任湖广总督，但他在百日维新中是插了手的。军机四卿中的杨锐可以说就是他的代表。四川绵竹县人杨锐是张之洞的学生，他在考中举人后任内阁中书。张之洞资助①《谭嗣同全集》，页51.①《致长沙陈抚台黄臬台》。《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609.他长驻北京进行活动，通过他随时了解京城的政治情况。甲午战争后，他从忧国救亡的立场出发，先后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强学会、保国会，但其实并不是个维新派。他入军机处与林旭在一起工作时，往往认为林草拟的文稿过激，强令易稿三四次，而他自己从未上过一折。四川富顺人刘光第在入军机前任刑部主事，虽然也曾参加保国会，但他标榜自己“无新旧畛域”，采取调和态度，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
①由此可见，光绪皇帝所起用的军机四卿，虽然可以说是为辅佐皇帝主持新政而组成的一个工作班子，但这其实是洋务派和维新派联合组成的。其中，站在维新派立场上的是谭嗣同、林旭二人，而张之洞的人也有两个。
所以在百日维新中，维新派好像是上台了，但这种上台其实是一种虚假的现象。远不能说，维新派已经真正参与了政权。
①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页51.（二）百日维新中的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究竟执行了什么路线，或者说可能执行什么路线，这是值得考察一下的问题。
由于光绪皇帝表示了对康、梁、谭一派人的同情，而发动政变扼杀百日维新的慈禧太后在一举粉碎康、梁、谭一派人的同时，把光绪皇帝看做维新派的保护人而加以贬黜，还由于失败后的康、梁竭力把光绪皇帝歌颂为他们的理想的圣主，于是读历史的人往往认为光绪皇帝是一个维新派的皇帝，也就是说，这个皇帝是代表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企图实行一种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路线，只是遭到了惨败。
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于历史事实的。拿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期间的许多实行新政的诏书的内容来看，拿光绪皇帝对于维新派向他提出的具体主张的态度来看，光绪皇帝并不能够真正实行维新派的政治路线。他所采纳的其实是洋务派的政治路线。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区别，前面已多次说到。前者基本上是同买办资产阶级相结合的封建大地主的政治路线，后者是软弱的动摇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形式上是接受了康有为这一派的主张，实际上他还是在走张之洞这一派的路子。在组织上，他主要也是倚重洋务派，而不是依靠维新派。他在百日维新一开始时就想把张之洞召入京城，他的军机四卿中就有两个张之洞的人，那都不是偶然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绪皇帝很难真正成为一个维新派的皇帝，而倒是可能成为一个洋务派的皇帝。光绪皇帝之所以如此，不是由他个人意志决定的。作为维新派的社会基础的民族资产阶级，既然还处于那样软弱的地位，对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很大的依附关系，不能独立地打开局面，他们就不可能有一个自己的皇帝。维新派只能在幻想中把光绪皇帝打扮成他们自己的圣主，但不能在现实中创造出这样一个皇帝来。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和《上皇帝第四书》中都提出了召开国会的建议，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又提出了定宪法的要求，并在奏书中多次提出“君民合治”的主张。这些都是维新派的最主要的政治纲领，也是维新派和洋务派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康有为所说的国会虽然只是一个民选的咨询机构，谈不到为资产阶级争取立法权力，可是，他的这种主张，在百日维新的上谕中没有只字的反映。光绪皇帝允许资产阶级发言的限度，仅仅是“士民有上书言事者，……不准稽压，倘有阻格，即以违旨惩处”①。过去，士民（包括资产阶级）连上书的权利也没有，现在可以有这点权利了。但维新派对这道上谕的意义竭力加以渲染。梁启超说：“即今日全世界之国，号称最为文明者，亦不闻举国士民皆可上书于其君，而惟我皇上有之，以从古最塞之国体，一变而为最进之国体，呜呼！有圣主如此，宜上下读诏书者莫不流涕也”②，“州县递折，本朝已无，至于士民上书由道府代递，……此则中国四千年尧舜禹汤文武所未有者矣。呜呼！非圣主而能如是乎？”③其实，仅仅允许士民上书言事，离“最为文明的”“最进之国体”，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康有为的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建议是：“开制度局于宫中，选公卿诸侯大①《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71.②③同上书，页70、91.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总裁，议定参预之任，商榷新政，草定宪法，于是谋议详而章程密矣。”④这是《应诏统筹全局折》和《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的中心内容。这个“制度局”所要起的作用，在后一个奏折中说得较具体，那就是要对变法的“规模如何而起，条理如何而详，纲领如何而举，节目如何而备，宪法如何而定，章程如何而周，损益古今之宜，斟酌中外之善，若者宜革，若者宜增，若者宜删，若者宜改，全体商榷，重为草定”。制度局下面又设法律局等十二个局来分管各事。很明显，康有为想使制度局成为一个具有立法职能的新政领导机构。康有为还认为：“今欲行新政，但听人言，下之部议，尤重者，或交总署枢臣会议，然大臣皆老耄守旧之人，枢垣总署，皆兼差殷忙之候，求其议政详善，必不可得也”⑤。这就是说，原有的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都没有用处，因此要添设制度局，由维新派来掌握中央立法、行政权。
康有为关于制度局的第一次奏折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送上去以后，光绪皇帝交给总理衙门大臣“妥议具奏”。拖了两个多月，庆亲王奕（他这时是主持总理衙门的大臣）复奏，说些空洞的官话，否定了康有为的建议。皇帝又命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大臣重议，“毋得空言搪塞”。但是，仍遭到这些大臣们的坚决抵制。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于六月十五日复奏，提出了些所谓“变通办法”，把康有为的建议在实际上否定了。他们说：“皇帝延见廷臣，于部院卿贰中，如有灼知其才识，深信其忠诚者，宜予随时召对，参酌大政。其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值日之日，应轮流派讲读编检八人，中赞二人，科道四人，随同到班，听候随时召见，……此制度局之变通办法也”①。按这种办法，康有为所说的“草茅才士”是没有份的。对于世铎等的复奏，光绪皇帝表示同意，“奉旨允行”。康有为只好叹息说：“与我本意大相反矣”，“此折又皆成为虚文矣”②。
光绪皇帝把这件公开斥责“老耄守旧之人”的奏折交给“老耄守旧之人”
去会议，把削弱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地位的主张交张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征求意见，这个做法本身就和康有为的建议精神相反。关于制度局的第二次奏折送上去以后，石沉大海，渺无信息，连下部议的待遇也没有得到。
对于康有为的重要奏议，光绪皇帝经常“下诏部议”，议来议去，或则不了了之，或则议出“变通办法”，弄得面目全非，“皆成虚文”。康有为也感觉到这一点，他屡次在奏议中呼吁“臣请皇上断自圣心”、“惟皇上乾纲独揽，速断圣心”，甚至明白地提出“请勿下部议，特发明诏”①。可是，他始终没有觉悟到光绪皇帝对有些事情下明诏，另一些事情下部议，这种选择，一方面，反映了光绪皇帝的处境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光绪皇帝的政治态度的表现。他的处境使他只能采取这种政治态度。
梁启超认为，六月十一日的上谕令各衙门删改则例，另定简明则例，这是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的主张的一种苦心。“盖制于西后，未敢开局大修法④同上书，页199.⑤同上书，页216.①《戊戌变法档案史料》，页10.②《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154.①《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请废八股式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216、211.制，先借是为嚆矢耳”②，实则修改旧衙门的办事细则，同开制度局规定宪法、全面变法，是远不能相提并论的。
在经济方面，康有为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议是设通商院（或称为工商总局）和废除厘金制度。这两条都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
他在《公车上书》中就提出：“似宜特设通商院，派廉洁大臣长于理财者经管其事。令各直省设立商会、商学比较广，而以商务大臣统之，上下通气，通同商办，庶几振兴。……商会者何？一人之识未周，不若合众议，一人之力有限，不若合公股，故有大会、大公司，国家助之，力量易厚，商务乃可远及四洲”③。当时所谓商务，是包括工业在内的，康有为要求设商会、股份公司，主张“广纺织以敌洋布，造用物以敌洋货”，这些显然是代表了要求独立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振兴商业”的口号是洋务派也赞成的，但他们的办法另是一套。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多次发出“振兴商业”的上谕。四月二十四日的上谕说：“前经该衙门（指总理衙门——引者）议请于各省会设立商务局，公举殷实绅商，派充局董，详定章程，但能实力遵行，自必日有起色。即着各省督抚，督率员绅，认真讲求，妥速筹办”①。六月初七的上谕又说：“着刘坤一、张之洞拣派通达商务明白公正之员绅，试办商务局事宜。”②这两道上谕都说，由地方长官拣派和督率“员绅”来办商务局。“员”就是在职官员：“绅”
就是卸任官僚或有科名的地主阶级头面人物。商务局必须由员绅试办而不让普通商人参加，这纯粹是洋务派的政策，而且是早期的洋务派政策。
百日维新中，康有为专就商务问题上了两次奏折。第一次的奏折原件已佚失，只在《自编年谱》中有记载：“六月一日，乃上商务一折，请令十八省各开商务局，先在上海、广东善堂中，公举通达时务殷实商人试办，限两月内草定章程，呈总署进呈御览，荐上海经元善、严作霖为总办，广西龙泽厚副之。奉旨交各直省督抚议行。广东商务局七十二行，即举何穗田为总办”
③。上面提到的光绪皇帝六月初七日的上谕，实际上否定了康有为的这项建议。他指示刘坤一、张之洞拣派员绅试办，而不是“公举通达时务殷实商人试办”。
六月十五日，康有为又上了一道《条陈商务折》。在这次奏折中，他代表商人电诉了得不到政府保护，反而受到官方欺压的痛苦：“商官商律不设，故无以定价值之低昂，治倒帐之控诉，治伙友之倒亏，治滑奸之诓骗。银钱无定价，则受平色之困。行规不与官通，则官可任意遏抑。体制又与商隔，则胥吏可借端欺凌”④。根据这种情况，康有为提出：“窃谓朝廷若不设立商部，乞即以总理衙门领之，令各省皆设立商务局，皆直隶于总理衙门，由商人公举殷实谙练之才数人办理，或仿照广东爱育堂商董轮办章程办理”①。他希望借北京总理衙门的大官的权威来使商人摆脱地方官员的欺压，希望各省②同上书，页46.③同上书，页146.（据光绪二十一年石印本校）
①《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20.②同上书，页43.③同上书，第四册，页151.④同上书，第二册，页246.①《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249.商务局完全由商人来办理。但是就在这一天，光绪皇帝的上谕重申，要求“各省督抚”设立商务局，选派员绅开办“②，与康有为所上奏书的调子显然不同。
七月初五，光绪皇帝又发出“训农通商”的上谕③。这道上谕虽然说要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但并不是康有为的由中央直接管理各省商务的主张。
当时，商务应由中央机关统管还是由各省分办，是维新派和洋务派争论的问题之一。维新派主张由中央机关统管，反映了民族资本要求冲破分割状态下的封建制度给发展工商业所造成的各种障碍。洋务派地方官仍主张分办，目的则在于发展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势力。光绪皇帝的这道上谕规定，农工商总局大臣的任务仅仅是“随时考察”，并无权指挥各省农工商分局；各省设立的农工商分局则是由督抚选派绅士管理。被任为督理农工商总局的三个官员，不过是赏给三品卿衔的道一级的官员，当然管不了各省督抚。而且这三个官员都是洋务派所信任的人，与维新派毫无瓜葛。所以这道“训农通商”
的上谕是完全适合洋务派的需要的。
康有为关于废除厘金的建议，也遭到光绪皇帝的拒绝。对于厘金制度，当时已是怨声载道。这种苛暴的税收勒索，严重阻碍商品流通，窒息工商业的发展。康有为在七月间的《奏请裁撤厘金片》中说：“若夫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卡厂日增，密如织网，吏役日多，托为巢穴，每省厘卡百数，吏役数千，……胥役咆哮恐吓，锁拿逼辱，小民畏累，皆如数而偿，得赃放行，饱其私橐，否则船货充没，锁禁交加，或且鬻卖子女，以偿罚款，如斯之类，殆难悉数”。他认为：“似此弊政，病国害民，岂皇上爱戴元元，通商惠工之意？宜决裁之，以嘉惠商民。”①七月二十九日，光绪皇帝专门发了一道关于厘金问题的上谕，其中说：“即如厘金一事，起自军兴，为东南各省饷项所从出，经曾国藩、胡林翼厘定章程，法称最善，行之既久，经理不得其人，遂致弊端丛集，利析秋毫，徒滋纷扰。值此帑藏奇绌，需饷浩繁，户部职领度支，当思如何兴利除弊，如何开源节流，统筹全局，力任其难。总之理财之道，取之农不若取之商，用吏役不若用士人，不外从前创办厘金之良法”②。这道上谕实际上是为厘金制度辩护，同康有为的看法南辕北辙。在这个问题上，光绪皇帝显然不能代表要求自由发展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文教方面，康有为最重要的建议是改革科举制度。百日维新开始后，他所上的第一道奏折就是要求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在康有为看来，八股改成策论，不只是个形式问题，而且要在内容上进行根本改革。他要求通过策论的考试，“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③。这是要把西学引进策论之中。
光绪皇帝于五月初五下令废除了八股。但是，所采取的办法却是废形式而不废内容。上谕中说：“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紧接着马上又说：“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②同上书，页48.③同上书，页57.①《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265、266.②同上书，页93—94.③同上书，页211.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义，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总期体用兼备，人皆勉为通儒，毋得竞逞博辩，复蹈空言，致负朝廷破格求才至意。”①光绪皇帝的这道上谕，彻头彻尾是洋务派的主张。五月十六日张之洞发出了《妥议科举新章折》。所谓“妥议”，就是说康有为之议不妥。这封章奏与康有为的建议针锋相对。六月初一，光绪皇帝发出上谕，大事表扬张之洞的奏折，同意了张之洞所提出的乡会试分三场考试、第三场试四书五经的方案②。对两派在改革科举制度上的争论，光绪皇帝的上谕毫不含糊地支持了洋务派。
光绪皇帝并不是完全不采纳维新派的建议。例如广开言路是维新派所竭力主张的，这个建议光绪皇帝采纳了。禁止缠足是维新派大力提倡的，光绪皇帝也发了上谕支持。但这些只是次要的问题。在重大问题上，维新派的建议是没有被采纳的。
有一些上谕的内容，虽然在康有为的奏折中提到过，但并不是维新派独特的主张。例如裁军、练兵、推行保甲制度、开筑铁路、举办邮政、废除漕运、开办学堂等等，都是洋务派一贯主张的，在张之洞、王文韶、荣禄、胡燏芬的奏折中也有详细的论述，而且大都是先于康有为提出的。就这些建议的内容来看，康有为同洋务派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作为百日维新的开端的“下诏定国是”这件事还值得说一下。据各种记载，这件事的直接发动者是翁同龢，他起草了两篇《请定国是》的奏折，先后交御史杨深秀和侍读学士徐致靖，用他们的名义送给皇帝。光绪皇帝在征得慈禧太后的同意后才下了四月二十三日的《明定国是诏》。所以明定国是诏书的发出，虽然从总的形势上说，是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思潮所促成的，但是直接推动者却是翁同龢和徐致靖这样的老官僚。至于杨深秀前面已说过，虽在政变后被杀，却并不是个维新派。得到慈禧太后同意的“国是”，其实并不真是维新派所说的“国是”。
康有为在定国是的奏折中，先是大讲变法的必要性，然后指出：“非大举誓礼，明定国是，昭示圣意，俾万众回首，改视易听，不足以一人心而定步趋也”。至于定什么国是，他只扼要讲了两句话：“采万国之良规，行宪法之公议”①。话虽少，是讲出了要害问题的。但是光绪皇帝的定国是诏书却是说：“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②。康有为说的“国是”，是效法西方，实行宪政；光绪皇帝诏书中所说的“国是”，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也说要“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但其目的只是“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所发上谕虽然有一百多条，但其重点和脉络很清楚，反复强调的主要是练兵和筹饷。筹饷是为了练兵，所以其实是一件事。
定国是的诏书中就指出：“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以后诏书又说：“今日时势，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操①《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24.②同上书，页41.①《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207、208.②同上书，页17.兵第一要著”。“裁空粮，节饷需，为方今救弊之要图。……无论水陆各军，一律挑留精壮，勤加训练，俾成劲旅。并着遵照前降谕旨，力行保甲，诘奸禁暴，相辅而行；再能整顿厘金，严杜中饱，富国强兵之计，无有亟于此者”①。这都是明确地把练兵作为“第一大政”，重点是很清楚的。这是洋务派的老方针。在光绪皇帝亲政后，洋务派胡燏芬在二十一年（1895年）就曾上奏认为“目前之急，首在筹饷，次在练兵，而筹饷练兵之本源，尤在敦劝工商，广兴学校”②，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嘉奖。这是早已行过的，而且早已遭到失败的一条方针。
这条方针，同维新派所提出的“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的主张是有原则区别的。都说兴办工商业，维新派的着眼点在发展资本主义，洋务派的着眼点在筹集军饷；都说兴办学校，维新派的着眼点在开民智，洋务派的着眼点在训练洋务人才；都说选拔人才，维新派的着眼点在“从事科学，讲求政艺”
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洋务派的着眼点在“杜绝滥保”，选用“体用兼备”
的“通儒”；都说向西方学习，维新派的着眼点在效法西方国体，洋务派的着眼点在练洋操洋炮，等等。在这些方面，光绪皇帝都站在洋务派一边，而同维新派是同床异梦的。
光绪皇帝究竟实行什么路线，从他对张之洞的《劝学篇》所采取的态度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张之洞这篇东西是专门攻击维新派的，列举维新派的观点，逐条批驳，破口大骂。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两次发出上谕推广《劝学篇》，大肆表扬张之洞，称之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③。
光绪皇帝既然并不能采纳维新派的主要政见，为什么又重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呢？
光绪皇帝当时不可能区别维新派和洋务派，他是把维新派当做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的。维新派在强学会和保国会中的活动，使他看到这批人有动员社会力量的本领，他企图通过维新派利用这种社会力量，同慈禧太后对抗。
洋务派和维新派相互间也常常是划不清界限的。翁同龢和徐致靖政治上都不是真正的维新派。翁同龢看中了康有为的才能，认为他有“经世之才，救国之方”①，徐致靖在《保荐人才折》中，推崇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是“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认为康有为“其才略足以肩艰巨，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②。他们引荐维新派，使维新派同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康有为也曾引张之洞为知己、光绪二十一年的《公车上书》中很推崇张之洞。梁启超也曾经向张之洞执弟子礼。光绪二十三年时，两派的政见分歧虽然已经明朗化，但维新派的有一部分变法主张，是同洋务派一致的。当时洋务派的内部，也有政见的分歧，联俄派和联英派就吵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光绪皇帝虽然知道张之洞和康有为有分歧，仍然可以把康有为看成是洋务派的同党。他同意维新派和洋务派相一致的意见，而否定①《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7、22、39.②同上书，页278.③同上书，页43.①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页121.②《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336.维新派所提出的同洋务派有抵触的主张。维新派则从来一厢情愿地把光绪皇帝看作自己的“圣君”。
光绪皇帝之所以起用维新派，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③。康有为也提出破格擢用小臣的要求来为维新派争取政治地位。两人所说，表面上相同，实际的阶级内容并不相同。且不说光绪皇帝还不能区别这两种说法的阶级差别，即使他能区别，由于他企图实现一定程度的“变法”，由于维新派衷心地拥戴他，而且他面临着同慈禧太后争权的斗争，他仍然会把维新派引为同志，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实现眼前的目的。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光绪皇帝没有放手地起用维新派人物。卓有声名的康、梁两人虽蒙召见，却都只得到了六品衔的小官。光绪皇帝固然无权任命二品以上的大官，但有权至少给他们以谭嗣同一样的品职，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当时的人说：“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①，康、梁所受到的待遇不是破格地提高，反而是破格地压低。可见光绪皇帝是不想因信用维新派人物而冒风险的。那么，谭嗣同的思想比康、梁更激进，为什么会较为受到重用呢？这是因为谭嗣同没有康、粱的名声大；足以表现他的思想的《仁学》，秘不示人，还很少有人了解；他又是世家子弟，易为统治集团所接纳的原故。
③光绪皇帝给康有为的“密诏”。《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92.①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同上书，页573.（三）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慈禧太后并不反对洋务派的路线和政策。她历来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大臣。因此，对于光绪皇帝的四月二十三日的那个内容带有洋务派浓厚色彩的《明定国是诏》，她并不觉得有在原则上反对的必要。
既然如此，为什么慈禧太后又处心积虑地反对百日维新呢？
慈禧太后和百日维新中的光绪皇帝有这样的区别：慈禧既依靠洋务派官僚，也依靠极端守旧派的清室贵族和汉族官僚，这两派之间，前文已说过，虽然有政治主张和实际权益上的对立，但在维持封建统治旧秩序立场上，是一致的。慈禧太后按照时势的需要有时偏重于用洋务派，有时偏重于用守旧派，但总的说来，她是“公平”地对待自己营垒中的这两个派别，而使自己的统治权力建立在这两派势力的互相牵制与平衡之上的。百日维新中的光绪皇帝所企图实行的政策不但打破了这两派势力的平衡，偏到了洋务派一边，而且他还想利用维新派和他们所动员的社会力量。他抓起维新的旗帜，企图从慈禧太后手里夺取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力，这更是慈禧太后和跟着她的守旧派所不能容忍的。
光绪皇帝在形式上亲政以后，实权仍为慈禧太后所掌握。对这种状况，光绪皇帝和他的父亲奕譞是极为不满的，曾作过多次夺取权力的尝试而未能成功。中日甲午战争中，慈禧和李鸿章等丧权辱国，威信扫地，重新燃起了光绪皇帝争权的欲望。光绪二十四年春天，他对庆亲王奕劻讲：“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并要奕劻把他的意见转告慈禧。慈禧知道以后发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经过奕劻竭力劝解，慈禧才表示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奕劻向光绪皇帝复命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①，光绪皇帝就乘此机会搞起了百日维新。他想实行一定程度的变法，依靠张之洞等洋务派，利用维新派，并企图通过他们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摆脱太后这个事实上的太上皇帝，使自己真正行使皇帝的权力。
四月二十三日诏定国是的锣鼓一响，北京的政治形势就十分紧张。二十七日，慈禧采取了三项措施：一、命翁同龢“开缺回籍”；二、以荣禄为直隶总督；三、命二品以上大臣到太后前谢恩。二十八日，命崇礼署步兵统领；五月初四、初五，又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并使他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初六，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派刚毅管理健锐营。此时，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军，均驻扎京、津周围，由荣禄统帅。
慈禧采取了这些部署，就去掉了光绪皇帝最亲信的重臣（翁同龢）；由她的亲信荣禄直接统辖北洋三军，在军事上控制着京畿，把北京城的军队指挥权抓到手中；加强了她周围的警卫工作；亲自察看二品以上大臣的动静，使他们感到权力并不属于皇帝，而仍在她的手中。
当时既无洋人兵临城下，又无内乱威胁京师。慈禧太后采取那样严重的军事部署，担心的是什么呢？她是防光绪皇帝利用变法把各省实力派争取到自己身边，并拉拢洋人同他进行斗争；她还防北洋三军，特别是在办洋务中崭露头角的袁世凯的一军倒向光绪皇帝一边；她也多少要防维新派在北京发动群众来威胁自己的地位。
①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第一册，页331.慈禧在完成上述部署以后，直到七月中旬，就没有什么大动作了。她仅向光绪皇帝表示：“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①。她住在颐和园静观。光绪皇帝隔一二天到颐和园一次，向慈禧请示。对光绪皇帝在此期间所发上谕，慈禧没有表示过不同意见。有的上谕，如设商务局，还经过慈禧批示同意。有的上谕是慈禧用光绪的名义发布的。例如，七月二十二日，接连发了两道上谕：“派裕禄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李鸿章、敬信均著无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①历来有许多著作认为，这两道上谕是光绪皇帝发下的，由此引起了守旧大臣的恐慌，加速了政变的发生。梁启超也认为，光绪皇帝“逐敬信、李鸿章出总署，实有大明黜陟之力”②。事实并非这样。李鸿章被调离总理衙门，是慈禧亲自下的命令。当时在卢汉铁路借款合同草约签字以后，英国出面干涉，英国公使窦纳乐到总理衙门大吵大闹，要索山海关——牛庄等五条铁路的筑路权，以对抗俄、法、比集团控制卢汉铁路。此时，英国调动军舰到大沽口，以示威胁。“太后闻有英师，大惧，即日逐李鸿章出总署，悉许窦纳乐所请，英人始敛兵退”③。在总理衙门接受英国的要求后一天，亲俄的李鸿章被逐出。这与维新运动中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关系。
慈禧采取这种静观的态度，以及她仍把持着任免二品以上大员的权力，皇帝还不得不经常向她请示的事实，在有经验的官僚们看来，当然都不是有利于光绪皇帝的迹象。皇帝的新政的雷声虽然很大，但是跟着来的究竟是什么风雨是很可疑的。正因此，皇帝的新政上谕不能从各省督、抚得到积极的响应，他们都装聋作哑，观察形势，等待政局的分晓。刘坤一在颁发《明定国事诏》后一月（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有一段话可以代表这种态度：“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其然，不暇究其所以然。朝廷行政用人，更非封疆外吏所敢越俎，而其责成各督抚者，可办办之，否则静候参处”④。其实他们是在等待慈禧太后的态度明朗化。
张之洞就只对经过慈禧批示的办商务局的上谕起劲筹划，复奏条陈意见，对其他上谕则视若无睹。
在变法维新的口号已经空喊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光绪皇帝为了打破困境，在七月中旬大胆地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七月十四日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这些多半是无所事事的衙门，充满着尸位素餐的官员），并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因为这三省省城内既有总督，又有巡抚）；二是七月十六日下诏把阻挠主事王照上条陈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交部议处；三就是前面已提到的任用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是七月二十日的事。
这三项措施都未涉及新政内容本身，只是组织性的措施。但正因为是组织性措施，对慈禧和光绪皇帝来说，是同权力有关的大事。慈禧可以容忍光绪皇帝颁发某些新政上谕，而绝不能容许光绪皇帝排斥她的亲信，更不能容①《戊戌变法资料》第一册，页342.①《光绪朝东华录》，总页4180.②《戊戌政变记》卷九。《戊戌变法资料》第一册，页311.③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二，页16.④《刘坤一遗集》第五册，页2229.许他在朝廷内组成自己的党羽。
梁启超记载说，光绪皇帝处分怀塔布等的上谕发出后，“守旧者初而震恐，继而切齿，于是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人员数十人环跪于西后前，痛哭而诉皇上之无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谋于荣禄，而废立之议即定于此时矣。”①这是说，在七月二十日左右，慈禧太后和他的亲信荣禄等人决定处分这个行动越轨的皇帝——把他废除。梁启超又说，早在四月二十七日慈禧已决定在九月间带着皇帝到天津阅兵，乘机以兵力废之②。但这种说法不全可信。何必一定要到天津才能废立呢？不过废立的打算可能早已在酝酿，而在七月二十日左右达到山雨欲来之时了。
七月二十九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见慈禧太后，慈禧明确表示她的态度，对皇帝施加了压力。皇帝从颐和园回宫后，当天就写了一道密谕交给四卿之一的杨锐：“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
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①。从这道上谕也可以看出，斗争的焦点仍在争夺用人权这一点上。
光绪皇帝执行的虽然基本上是洋务派的政策，但是有实力的洋务派大臣们对他态度消极，并不承认皇帝是可靠的中心。所以他到了危急时只能向康有为一派人呼救。不过他也知道这些书生赤手空拳，无权无势，是无能为力的。三天后，八月初二日，他又命林旭带出密诏一封，命康有为迅速出京。
诏中说：“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②。
康有为这一些书生倒不是没有采取一些办法来救他们的皇帝，他们的办法是两条：一是借用袁世凯的力量发动推翻慈禧太后的军事政变，二是请求外国帝国主义者出面干涉。
康有为知道维新运动没有武装力量支持是不行的，并且看出京畿的兵力都在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控制下是很危险的。他设想的办法就是把荣禄部下的北洋军队分化出一部分来。在他看来，北洋三军中的袁世凯与聂士成、董福祥不同，是个通洋务、讲变法的军人，而且听说袁世凯对他康有为很表钦佩，认为是可以拉到维新运动方面来的。他请徐致靖和谭嗣同向光绪皇帝推荐重用袁世凯。光绪皇帝接受了这个意见，令荣禄通知袁世凯到北京见皇帝。
这还是在七月二十九日以前的事。袁世凯奉旨入京后，八月初一日见了皇帝，当日上谕宣布，授袁世凯以侍郎官衔。这是想使袁世凯感恩图报，脱离荣禄的控制，效忠于皇帝。
在接到皇帝求救的密诏后，维新派的书生们觉得可以依托的救星还是袁世凯。为此，谭嗣同实行了一个自以为直截了当的办法。他在八月初三日深夜，到了袁世凯的住处法华寺，拿出光绪皇帝的密谕，要求袁迅速举兵，先杀荣禄，然后包围慈禧的住处颐和园。并说事成以后，立即升袁为直隶总督（按康有为的说法是，要袁带领敢死队数百人把光绪皇帝拥上午门城楼，下①《戊戌变法资料》第一册，页272.②同上书，页260.①《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92.②同上书，页97.诏杀荣禄，清除旧党）。谭对袁说：“你如果不答应我，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你的生命在我的手里，我的生命也在你的手里。我们至迟要在今晚决定，决定后我立即进宫请皇上办理。“袁世凯十分狡猾，当面并不拒绝谭嗣同的要求，而且激昂慷慨地说：”圣主乃我辈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又说：”如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但是，他提出粮、械、子弹准备不足，须等到九月份慈禧和光绪皇帝到天津阅兵时才能执行。谭嗣同再三要求提前，他表示无法做到，欺骗谭嗣同说：”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谭嗣同无法，只好同意袁世凯的意见。他以为，这一下已经把袁世凯拉过来了①。两天后，八月初五，袁世凯又见了一次皇帝，就回天津去了。
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的书生们拉拢袁世凯的办法显然是不聪明的。即使袁世凯可靠，那样的做法只能引起慈禧和荣禄的警惕。
维新派的另一道妙计，求靠外国帝国主义，也是在七月二十九日以前已经想到的了。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光绪皇帝在七月二十八日“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认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①。这个办法同康有为原提开制度局的建议相比，多了一点，就是“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
维新派显然是认为，有洋人在懋勤殿坐着，支持新政，包括慈禧在内的一切反对者都会瞠目结舌了。但是这个办法没有来得及实行。维新派还曾向光绪皇帝推荐一向为英国侵略利益在华活动的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顾问大臣；当日本的伊藤博文来华活动时，他们又竭力主张光绪皇帝接见伊藤，想以此来震慑慈禧。七月二十九日以后，康有为还请容闳去向美国公使馆求救。康有为又找了李提摩太，由李提摩太同他一起去英国公使馆。接着，他又去拜会刚到北京的伊藤博文，请伊藤向慈禧说情。及至八月初七日（政变后的第二天），梁启超还去找李提摩太，商量营救光绪的办法。由于帝国主义各国并不认为有必要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争权斗争中明确表示支持那一方面，维新派的这些活动都没有得到结果。
当维新派仓皇地设法营救他们的皇帝的同时，慈禧和荣禄积极行动起来了。
看到了光绪皇帝是在拉拢袁世凯，荣禄于八月初三日向总理衙门打了个电报，讹称英、俄两国在海参崴开战，各国兵轮游弋大沽口，要求迅速调袁世凯回津布防。同时，荣禄调聂士成的武毅军五千人进驻天津，切断袁世凯的新建军进入北京的通道（袁世凯驻天津东南的小站），又调董福祥的甘军进驻北京。康有为记载这时的情况说：“京师市人皆纷纷传八月京师有大变，米面皆腾贵，并董军纷纷自北门入，居民震恐，乃有纷纷迁避者”①。同时，荣禄又支使杨崇伊等言官多次到颐和园请慈禧“训政”。
八月初五日，袁世凯从北京一回到天津，立即向荣禄告密，全盘交待了谭嗣同夜访的情况。当天荣禄就乘专车赶到北京，同怀塔布、许应骙、杨崇伊等面见慈禧，会议至夜半方散。
①梁启超：《谭嗣同传》；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52；第一册，页551.①《戊戌变法资料》第一册，页272.①《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161.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百日维新结束。这天黎明，皇帝还到颐和园去请安，慈禧却已由间道入西直门。她带人直达皇帝的住处，把一切文件都搜括拿走，又把皇帝召来训斥说：“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皇帝好久才说出一句话：“我无此意”。慈禧又唾他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慈禧当即传旨说皇帝生病不能办事，由她“临朝训政”②。
当天，慈禧下令逮捕康有为，查抄康有为的住处南海会馆，只抓到了他的弟弟康广仁。康有为已于前一天离开北京到天津。他由塘沽乘英国轮船“重庆号”到上海，捉拿他的命令已在上海等待他，如果不是英国领事馆帮他脱险而到香港，他大概是免不了殉身在这次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中的。梁启超也于八月初七日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从天津乘日本兵船逃到日本。
被逮捕的人很多，其中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在八月十三日被杀于菜市口。其余不少有牵连的人，或被流戍，或被监禁，或被罢官。
政变发生以后，谭嗣同本来还有机会逃走，但他决定不走，静待逮捕。
在他被捕前的几天内，他还同北京的镖客王五筹划，想把光绪皇帝劫救出来。
他的一些日本朋友劝他到日本避难，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①。
临刑时他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②政变后第五天（八月十一日）慈禧下诏恢复詹事府等衙门；停止“不应奏事人员”上书言事；取销《时务报》；不久又下令恢复考试八股。但对向来实行的洋务“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即当切实次第举行”③。她并没有全部取消光绪皇帝所举办的“新政”，只是压制了他想当真皇帝的愿望，扑灭了维新派。
②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戊戌变法资料》第一册，页476.①梁启超：《谭嗣同传》。《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53.②《谭嗣同全集》，页512.③《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02.（四）政变中的失败者和胜利者慈禧太后的扑灭维新派，可以说是轻而易举，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维新派志士们除了在政变后被杀的以外，有的流亡到国外，有的退隐到国内各地，有的政治热情已经衰退，悄悄地收起维新派的旗帜，甚至对过去言论的过于“激烈”表示忏悔了。
严复是维新派最早在政治思想上倒退的一个代表。他在戊戌的前一年（光绪二十三年）看到梁启超在《时务报》上鼓吹民权就不以为然了。他对梁启超说：西方各国实行民主是因为远在古希腊、罗马时已有民主“胚胎”，中国是个没有“民主胚胎”的“专行君政之国，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入民”①。在这一年，他发表了《中俄交谊论》一文，大讲中国应当联合沙皇俄国，实际上是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进行辩护。当时，维新派一般主张联合英、日，固然也是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但是李鸿章的联俄政策已被社会舆论公认为卖国政策，严复竟公然给他帮场，这是明显的政治动摇。而且在这篇谈所谓“中俄交谊”的文章中，还硬插入一段反对民权的言论，说是“夫君权之重轻，与民智之浅深为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乎，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②这是连君主立宪的可能也否定了。严复在光绪二十一年发表的宣扬资产阶级民主的《辟韩》一文，次年为《时务报》转载后，张之洞看到了大怒，除叫人写文反驳外，还准备对严复进行迫害，经别人劝说才未下手。严复在二十三年写的这段反民权的文字是屈服于压力的表现。严复长期在李鸿章手下任水师学堂总教习，郁郁不得志，屡次想谄事李鸿章，以求夤缘上升。这篇文章又是为了这个目的。到二十四年春天，严复在《国闻报》发表《上皇帝万言书》，在这篇洋洋大文中，虽说要为富国强兵而变法，却根本不谈任何政治改革，更不谈民权主张，完全是为现行的君主统治作长治久安打算。百日维新期间，由于严复是个讲新学的言论家，光绪皇帝也曾召见他。皇帝问他有什么得意文章，他说，无甚得意者，有的只是这篇近作的拟上皇帝书。这时，他已讳言三年前写的《原强》、《辟韩》等生气勃勃的文章了。可见，当康、梁积极展开变法维新运动的时候，严复已经从维新思想后退了。在政变的风潮中，他没有受到较深的株连，但在行动上被监视，他主办的《国闻报》被封闭。
这使他写出了“燕市天如晦，天南雨又来”这样悲愤的诗句①。不过，此后，他也就洗手敛迹，“安份守己”了。
严复一生同洋务派有密切联系，生活依附于洋务派，所以当洋务派同维新派的分歧逐渐明朗，斗争甫见尖锐时，他就像丢掉一个烫手的烟头一样，丢掉了民主言论。严复在政治上退潮最早，固然有其个人的原因，但整个说来，软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禁不起阶级斗争的风浪的。动摇、变节、倒退是它的不易逃脱的命运。
康、梁跑到海外后的活动，将在以后去讲。他们所进行的政治活动渐渐变成了主要是反对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他们也倒退到了弃绝民主、膜拜君权的立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维新派的唐才常等还图谋发动武装①转引自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同上书，第三册，页30.②严复：《中俄交谊论》。《晚清文选》，生活书店1937 年版，页682.①严复的《戊戌八月感事》，见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四十五（上），页2.
起义，未遂失败（下文还要讲到），那是维新运动之火的最后一点余烬。
直到戊戌年，维新派思潮是中国社会中最先进的思潮，但毕竟它只是主要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激动。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它再也不能起先进的作用了。维新派是付出了鲜血的，但付出鲜血的结果，并不是谭嗣同所设想的，维新变法运动能由此高涨而直到胜利，恰恰相反，倒是证明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维新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在维新派志士伏尸于菜市口的刑场上的时候，光绪皇帝被幽囚于中南海的瀛台。但光绪皇帝的失败同维新派的失败，二者的性质是不尽相同的。
前面已经说过，光绪皇帝并不真正是维新派的皇帝，他不可能真正实行维新派所主张的资产阶级路线。在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已经同帝国主义深相勾结，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超越他的阶级地位而做出维新派所指望他做的“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可能由他来开创一个资本主义的天下。历史不允许他做日本的明治天皇。章太炎曾经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对于百日维新运动斗争作过一个分析。按照他的分析，光绪皇帝所担心的，是太后把他废置。他经过盘算，知道不实行变法，不能取得外国帝国主义的欢心，也就不能排斥太后的权力。他搞百日维新，是为了保自己的权位。如果那时太后死了，他能够独揽大权，他的那些“新政”也只会败坏下去，不但如此，他还可能反过来武力镇压坚持走资产阶级路线的人①。章太炎的这个推断是很有见地的。
光绪皇帝的失败是封建统治集团核心中的权位之争的失败。由于光绪皇帝利用维新派，又在争权斗争中被慈禧太后击败，陷入同维新派类似的境地，这就使人们很容易误认为他同维新派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前文又说过，光绪皇帝所执行的其实是洋务派的路线。那么他的失败是否表示洋务派的失败呢？不是的。事实上，政变以后，百日维新中所提出的带有洋务派性质的新政并未全部取消。
在当时，所谓变法是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的。一种是洋务派的变法，一种是维新派的变法。就前一种含义讲，慈禧、奕、奕劻、荣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并不反对变法，而且是这种变法的主持者。荣禄的党羽陈夔龙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即慈禧太后——引者）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即颐和园）还京”①。说慈禧太后不恨新法，那是指洋务派的新法。这个分析是不错的。政变后，监察御史王培佐上奏书作了一番“正名”的工作。他说：“今之乱者，窃变法之说，为作乱之谋，实则其人原不足与变法，其志亦不在变法，特借以谋乱而已。臣恭读屡次诏旨，罪其谋乱，并非罪其变法，使第以变法为罪，则彼转得末减矣。……今皇太后皇上于惩乱之余，取近所举行者，熟权得失，而更正之，一秉大公，断非以乱党曾经言及，遂概从蠲除也”②。这就是说，政变以后，还是要举起变法的旗帜来，不必一概反对百日维新中的新法。这个御史认为康有为之所以不可饶恕，是他假冒变法之名谋乱。他当然不懂得从阶①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 年版，页199.①陈夔龙：《梦焦亭杂记》。《戊戌变法资料》第一册，页481.②《戊戌变法档案资料》，页481—482.级关系上来识别康有为的变法，但他主张对百日维新中的新法加以“更正”，也就是使其严格回到洋务派的轨道上来。
洋务派不但不是戊戌政变中的失败者，而且还是胜利者。这点是特别值得说一说的。
有的近代史著作沿袭康、梁著作用过的说法，把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对立看成是维新党与守旧党的对立。这种说法是不足以说明当时的斗争形势的。第一，光绪皇帝并不是维新党的头头，而且被认为帝党的人并不都是维新派。第二，这种两党对立的看法中没有洋务派的地位，而洋务派是当时政治斗争中的一个要角。洋务派在阶级立场上基本上是同守旧派一致的，但因为也讲变法，所以又似乎可以同维新派站在一起。洋务派插手于百日维新中，也可以说是参加了“帝党”，然而是在“帝党”内部同维新派进行斗争，以后又站在慈禧太后一边参与了扑灭维新派。张之洞就是这样的左右逢源、两面三刀的洋务派的代表人物。
张之洞插手百日维新，已见前文。军机四卿中的杨锐、刘光第就是他的人。光绪皇帝的许多新政诏书是按洋务派的精神写的，当然也和他们有关。
湖南巡抚陈宝箴还曾电奏请求把张之洞调到北京。他的电文说：“变法事体重大，必得通识老成重望、更事多而虑患密者，始足参决机要，宏济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