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忠勤识略，久为圣明所洞见，其于中外古今利病得失，讲求至为精审。似宜特旨迅召入都，赞助新政，与军机总理衙门王大臣及北洋大臣遇事熟筹，期自强之实效“①。陈宝箴与张之洞关系密切，许多事仰承张之洞的意旨。这个建议不可能不经过张之洞同意，或者就是他授意的。张之洞是想利用时机使自己能够进入中央政府，掌握大权。只是北京的政变消息没有立即传到外省，陈宝箴发出这个电奏时已在突发的政变后一天了。
政变发生后，杨锐、刘光第被捕。张之洞曾急电军机大臣王文韶（此人也属于洋务派）营救杨锐，电文说：“杨叔峤锐，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论议，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②但同时，张之洞又电请慈禧太后重惩维新党人③。这次政变固然有些洋务派的人受到牵连，如陈宝箴受到革职的处分，杨锐、刘光第且被杀，但这些人的后台张之洞不但稳如泰山而且得到慈禧太后的嘉奖。
有人认为，张之洞在戊戌变法时期的表现是一个看风转舵、依违两可的投机政客。康有为后来也对他作出“巧于观望，但求身安”的评价①。如果从张之洞善于应付光绪和慈禧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来看，可以这样说；如果就他同维新派之间的关系来看，则并不是这样。在整个戊戌变法时期，他在思想和舆论上，在政治和组织上，积极反对维新派，毫不依违两可。他实际上是反对维新派的主角之一。人们往往认为，当时维新派的主要对手只是慈禧太后及其左右的守旧大臣，张之洞一伙洋务派同那些守旧大臣不同，还是赞成维新的，只是抱投机态度而已。这也是由于当时权力斗争和政治路线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人们容易把张之洞在权力斗争中所采取的投机态度误认为他在政治路线的斗争中采取了投机立场。
①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6 年版，页122.②《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五六，页31.③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263.①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525.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对这次维新运动和这次政变采取什么态度呢？康有为在香港同一个从英国派到中国考察的贝斯福爵士谈过话，贝斯福在所著书中记载了这次谈话，表示他对康有为很尊敬，但又说：“我很遗憾，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维新者办事没有章法，过分急于求成，因而造成了他们的救国事业的失败”②。这个看法大致可以代表英国官方态度。英国公使窦纳乐于政变发生二十天后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上说：“我认为中国正当的变法，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③上海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转述北京外交使馆对百日维新的看法是：“维新党的计划是不合实际的。光绪皇帝可能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太后是宫廷中唯一头脑清晰的人，而她之及时干涉是有裨于时局的。”④帝国主义者所说的“正当的变法”就是既使中国摆脱不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而又能保持内部的统治秩序稳定的那种变法，也就是洋务派所要的变法。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的纲领和步骤，尽管实际上是很温和的，既不是明确地反对封建势力，也不敢反对帝国主义，但是毕竟包含着要求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容，并且在客观上有激化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的可能，所以在帝国主义者看来，是“过份急于求成”，是“不合实际的”。英国在华官员还做出这样的判断：“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间的冲突，并未涉及政见的不同”。说“太后敌视变法，是无根据的，或过甚其词的”①。他们认为，这两个人政治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只要谁能够维持中国内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他们就支持谁。
当时的《字林西报》还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当我们接到皇帝被废和太后重行听政的消息时，我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又是窦纳乐爵士和巴甫洛夫侯爵的北京棋局中的另一个新动作”②。这就是说，不久前李鸿章的被黜是英国公使窦纳乐对付俄国的一步棋，而这一次则是俄国的巴甫洛夫作出的一个答复。由于光绪皇帝趋向于接受维新派的“联合英日”的政策，沙皇俄国对于慈禧太后发动的政变当然是十分满意的。但是英国其实也不反对这次政变。因为慈禧太后并不是只能做沙皇俄国的工具，同样也能做英国及其他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在戊戌政变以后，英国带头施加压力，使慈禧太后不敢正式废除光绪皇帝，这就是为了使她不完全倒向沙皇俄国一面去。
在戊戌政变中，慈禧太后及其左右的守旧派胜利了，洋务派跟着慈禧一起也胜利了。在中国的这些最反动的势力背后还站着帝国主义者，他们也发出胜利的笑声，满意地感到中国的命运似乎已逃不出他们的掌握。
但是所有这些胜利者，在取得胜利的时候，又都是忧心忡忡的。为什么？
因为在这一出从维新到政变的历史剧中还有一个没有出场的角色。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他们在这出历史剧中并没有出场，然而所有的剧中出场者都不能不看到他们的形象，听到他们的声音，并且因为看到他们的形象，听到他们的声音而心惊胆颤。
②Beresford：TheBreak-upofChina.1899 年版，页199.③《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页532.①《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页536、537.②同上书，页480.（五）没有出场的角色康有为之所以认定从上到下实行变法维新具有极端的迫切性，一方面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危机，一方面又是鉴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他在光绪二十三年向皇帝上书中明白地说：“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①这年年初，康有为在广西时，兴安县农民造反，攻占灌阳县，各地群众纷纷响应。康有为要求大绅士唐景崧（前台湾巡抚）出来领导地主武装，镇压农民起义。唐景崧接受了他的建议，拿出数千两银子招兵。康又去找按察使蔡希绅，请求协助解决武器问题。康有为和门徒是对现存的统治秩序提出了一种抗议，但他们对社会最底层的群众用武装提出的抗议是害怕和反对的。康有为在他为光绪皇帝编撰的《法国革命史》一书的序言中竭力申述革命的可怕，就是为了说明，统治者必须主动地实行他所主张的变法维新，才可以避免可怕的革命。他还有一篇也是献给皇帝的《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其中说：“突厥苏丹，以其黑暗守旧之治法晏然处诸欧洲列强狡启之中，偃然卧国民愤怒革命之上，……岂有不危哉？突厥不亡国，则革命殆不远矣，无可救药矣，岂止削弱而已哉？”他以为“今中国之形与突厥同，中国之病亦与突厥同。”①这也就是说，如不变法，纵然不亡于外国，革命也不远了。
康有为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的高潮呼之欲出的形势下发生的。如果没有革命高涨的形势，也不会有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统治者虽然拒绝采用康有为开的药方，但是他们对于革命危机的存在也是感觉到的。就在维新运动的时期，光绪二十四年，慈禧太后的心腹、直隶总督荣禄上了一道密奏，奏文中充满着对革命形势的恐惧和仇恨，其中宣称：“现值时事多艰，肃清内匪，固结人心，实为目前切要之事。”
②封建统治集团的当权者们在感到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解除革命危机的时候，把希望寄托到外国帝国主义者身上。张之洞说：“各省商民惊扰，匪徒乘机遍烧教堂，大局不可为矣。今日急著，……首在迅速兼联英倭”③，他的意思就是主张联合和依靠英、日帝国主义，借他们的洋枪洋炮来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
帝国主义者面对中国人民革命的锋芒，也同样感到很大的恐慌和忧虑。
他们本来以为，既已经使清皇朝成为自己的驯服的工具，就可以无所忌惮地在中国为所欲为。对于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潜在力量，他们本来是很少估计到的。用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施达格的说法是：“西方的政治家看不见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他们以为瓜分一个‘东亚病夫’的财产，是不会引起反抗的。”①客观事实粉碎了他们的这种乐观情绪。
①《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92.①《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7.所说的突厥，即土耳其。
②《戊戌变法档案史料》，页346.③《张文襄公全集》卷七十九，页18.①施达格（Steiger）：《中国与西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发展》，1927 年版。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的译文。
　　　　　　　　　　　　　　　　　
这里举一些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帝国主义列强的官员们的言论和报纸上的评论，由此可以看到他们是多么忧郁地、惊慌失措地看待中国的形势和他们在中国的处境。当然，使他们害怕的不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而是普及于下层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这种情绪和由这种情绪酿成的行动使美国公使康格写道：“整个中华帝国的局面很严重”②。这年10月，英国人的《字林西报》估计中国的局势是处在类似太平天国那样的大革命的前夕。它列举了当时广西、四川、西北和长江流域各省发生的“叛乱”
和“不安定”的状况，总结说：“这一切因素构成了堆聚于各地的可燃之物，只须等待某一角落爆发一点点星星之火，便立即成为烈焰。果然如此，必不免大量的无辜生命与商业利益的牺牲。上面所说的这一事实的可能性是不应低估的，而其可怕的结果也不能忽视”③。也就在这个时候，赫德这样描述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处境：“时代是太动荡不安了，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园地上也不可冒险，处处都必须小心和谨慎。”①他所说的“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指“租界”、“租借地”等等。帝国主义者连在他们已经得到的根据地里也觉得不安全了。
在香港同失败后的康有为会晤过的贝斯福是英国前海军大臣、国会议员，他以半官方的姿态在1898年到中国考察。在他进行“考察”后写的书中忧虑重重地指出：对中国的商业和投资是处于很不安全的状况中。他认为，这种不安全是由于中国政府的腐朽，由于整个国家内经常发生的叛乱和骚动使中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革命危机。他写道：“在像整个欧洲那么大的国家中，普及于四万万人口中的一次革命将是一种可怕的景象，要抗御这个灾祸，欧洲文明在沿海的稀薄的一线以及少量军舰是很少或没有效力的”②。贝斯福主张英国政府派遣军舰到中国内地去，帮助清朝政府镇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总之，无论是中国封建统治者，还是外国帝国主义者，都在这时异常不安地看到，在中国广大人民中正酝酿着一场革命的暴风雨。
所以，我们必须指出，在演出从维新到政变的这一出历史剧的时候，还有一个没有出场的重要角色。他虽然还没有出场，但已经使一切登场人物感觉到他就在舞台的帷幕后面。他立刻就要出场了。他的声音快要从地下冒出来了。他所发出来的使一切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和他们的皇太后、皇帝、一切帝国主义者听了发抖的震天动地的声音已经迫在眼前了。
②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二卷，页607.③《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页490.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页167 注①。
②Beresford：TheBreak-upofChina，页437.
　　　　　　　　　　　　　　　　　
第十八章义和团的勃起（一）从拳会到义和团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一个称为义和团的自发的农民运动像火山突然爆发一样，以山东为中心涌现了出来。这个火山的爆发，按时间说，几乎紧跟着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以后，它构成中国近代史前期第二次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义和团这个组织来源于长江以北各省中流传甚久的一种民间秘密结社——白莲教。在嘉庆元年（1796年）起历时九年的白莲教大起义和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白莲教的支派天理教起义失败以后，几十年间，白莲教的各个支派继续暗暗流传。在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省有八卦教、红阳教、荣华教等名义的秘密结社，都属于白莲教系统，其中八卦教传播最广。清朝官方规定，凡传习八卦教的，不但要查拿禁止，而且为首的要处以极刑。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八卦教徒用传习拳术来隐秘自己。中日甲午战争时，山东的有些地区已有义和拳组织的活动，战后几年在鲁南活动的大刀会，也同义和拳组织有联系。这种组织有过“拳会”、“红拳会”、“义和拳会”等名义。
我们在这里把这种义和拳组织一律称为义和团。但必须指出，开始时它并不自称为“团”，“团”的名义是后来在一种特殊条件下才取得的。
当时，流行在长江以北各省的主要是白莲教系统的各种秘密结社，而流行在长江以南各省的主要是哥老会（天地会，三合会）系统的秘密结社。二者都是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具有同样的特点和弱点。和哥老会一样，白莲教也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而是分散在各地的许多平行的小组织。它的成员中有大量的贫苦农民，但江湖游民常常在其中起主要作用。
它是江湖游民及各种贫苦劳动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互助团体。它缺乏明确的政治斗争纲领，往往抵制不了别有用心地混进来的地主豪绅的影响，甚至为他们所把持。比起南方的哥老会来，白莲教的宗教迷信色彩还更浓厚一些。
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的发动者，在当地原有的天地会组织以外，另行创立了拜上帝会，尽可能排斥了（虽然没有能完全排斥）传统的秘密结社所包含的在政治、思想和组织形式上各种不利于农民革命发展的渣滓。但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拜上帝会的组织却没有能流传下来，这主要是因为它所袭用的基督教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愈来愈遭到广大人民唾弃的原故。
到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农民革命的敌人不只是封建势力，而且还有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后者甚至已突出为主要的敌人。反动的封建势力既依附于外国帝国主义，而又在有些方面同它有矛盾。这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是以往的农民革命所没有遇到过的。面对这种复杂情况，从封建时代留下来的像哥老会和白莲教这种现成的组织形式，对于农民革命，更加显出其不足之处。但是直到九十年代末，没有先进的阶级为农民提供更好的组织形式，农民群众自己也没有创造出较好的组织形式。当一场反帝的农民大斗争的各种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农民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群众就只能利用现成的组织形式来进行斗争，正如同他们拿起老式的刀和矛，而不是等待有了新式枪械再来战斗一样。
南方的哥老会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反对教会的群众斗争中起了显
　　　　　　　　　　　　　　　　　
著的作用，但没有能造成全国性的斗争高潮（见第十一章第三节）。把这个斗争推到高潮的任务落到了北方的义和团身上。它的勃起正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瓜分危机的时候，又是在最靠近京畿，也就是最靠近封建统治势力的中枢神经的地区。
山东省东部沿海，在甲午战争中直接受到日本侵略军的蹂躏。继之，德国和英国分别强占胶州湾和威海卫。德国还把整个山东划做它的势力范围，它在1899年开始强行修筑胶济铁路，并着手开发沿线的矿产。外国传教士很早就到山东活动，在九十年代末，外国人办的基督教教堂及其他教会机构在全省星罗棋布，其中，天主教的势力最大。和其他沿海省份一样，在山东省，洋纱、洋布及其他洋货的大量输入，许多农产品的商品化，严重地摧毁农民的手工业，破坏农村的自然经济，使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生存更加艰难。郁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反对和仇视外国帝国主义的情绪，就通过义和团的斗争而爆发起来了。
在光绪二十四年到二十五年（1898—1899年）间，山东全省，包括省城附近，几乎到处都有义和团的活动。在山东西北部沿运河的各地，包括寿张、聊城、临清、清平、茌平以至高唐、恩县等，义和团的声势最大。南北运输这时已主要转移到海运，失业船工、搬运夫和运河附近其他生计上受到打击的劳动人民，为义和团提供了骨干分子。这里又是在全省中外国教堂最密集的地区。入教的中国人中既有受蛊惑的贫民，也有不少地主恶霸流氓分子。
广大群众同外国教堂和依仗洋教堂势力为非作歹的坏人的矛盾极为尖锐。光绪二十四年山东巡抚张汝梅奏折中说：“直隶、山东交界之区，拳民年多一年，往往趁商贾墟市之场，约期聚会，比较拳勇，名曰亮拳。”①这说的就是鲁西一带的情形。所谓“拳民”，以练拳为名形成与洋教会为敌，并与官府为敌的组织。这种组织也传入了直隶省境内。在光绪二十五年秋天，在威县、清河、故城、景州、东光、交河、阜城这些邻近山东省的地方都已有义和团的活动。
山东省平原县在光绪二十五年发生了一次义和团与官军的交战。这里有加入基督教会的地主分子，依仗教会的势力，乘连年灾荒之机，高抬粮价，囤积居奇。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很多人组成义和团与教会发生冲突。地方官派兵弹压，逮捕了六个义和团员。为了营救被捕者，这里的义和团就到附近的茌平县求救于朱红灯。朱红灯和本明和尚（原姓杨）是高唐、茌平、长清一带的义和团的首领。
朱红灯率领二三百人的武装部队到平原，与当地义和团群众相会合，使平原县县令蒋楷大为恐慌。济南府知府带了包括骑兵在内的部队到平原县。
在平原与恩县交界的森罗殿，朱红灯的队伍同官军打了一仗。官军虽然依仗新式的枪械，也没有能取得完全的胜利。
朱红灯仍回茌平，继续同本明和尚一起领导当地的义和团进行反对外国教会的活动。不少教堂被他们烧掉。有个意大利教士这时向山东巡抚毓贤控告这里的义和团，说他们揭有“保清灭洋”的大旗。毓贤派了军队到茌平，但并没有交战，却计诱朱红灯和本明和尚，加以拘捕。在官方抄获的数十通信件中，有“明年四月初八日攻打北京”这样的话②。
①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 年版，页15.②关于朱红灯和本明的活动和被俘情节，主要据蒋楷撰《平原拳匪记事》。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朱红灯并不像有些史书所说是山东省义和团的领袖。义和团并没有全省统一的领袖。但朱红灯的活动情况可以说明当时各地义和团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北方的白莲教，和南方的哥老会一样，历史上都曾以反清复明作为他们造反的口号。但是事实上恢复明朝这样的口号已愈来愈不能起动员广大群众的作用了。朱红灯假托是明朝的后裔，他的同伴又以“本明”为号，这虽然表明他们同清朝统治政权敌对的立场，但也说明他们提不出足以动员广大群众的反封建积极性的新的适当口号。“反洋”、“灭洋”的口号反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的客观形势，因而能够对于身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广大群众起鼓舞和动员的作用。但是当时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还没有得到先进阶级的领导和先进思想的指导，只能凭狭隘的直接经验煽起对外国侵略势力的仇恨；他们不能明确看出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已成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工具的事实，不能解决在帝国主义侵略者成了主要斗争对象时，如何处理反帝斗争和反封建斗争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小生产者的立场出发，他们更不能懂得，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同时，要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进步的事实。他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停留在感性认识的低级阶段，表现为笼统的排外主义。他们的主要活动是烧教堂，反对外国传教士和外国人，并且一般地敌视信洋教的人，以至对从外洋来的东西一律采取敌视的态度。实际形势既然使他们把斗争的主要锋芒转向了外国侵略者，“反清复明”的旗帜就更显得不合用了。他们在放下这面陈旧的旗帜的时候，很容易地接受了“保清灭洋”这面旗帜。
义和团的活动中带有文化落后、闭塞的农村中固有的许多迷信，这同白莲教的传统是有关系的。他们用画符、念咒、请神的“法术”，自称能练成“神拳”，刀枪不能伤身，还能使敌方刀枪失灵。当然，在战场上，这种法术是无用的，他们所依靠的还是同仇敌忾的勇气。他们所请的神五花八门，大多是神话故事和流行小说中的角色，如洪钧老祖、骊山老母、关羽、张飞、黄三太、黄天霸、孙行者、猪八戒等等。这种情形是他们在组织上的分散性的反映；没有统一的组织，也就没有统一的“神”。
面对勃然兴起的义和团运动，当时的清朝地方官员大体上有两种主张。
一种主张认为义和团既然是来源于白莲教这种“邪教”，那就除了加以扑灭外，不能采取其他办法。平原县令蒋楷就是这种主张的最初代表人之一。还有一个在光绪二十五年任直隶省吴桥县令的劳乃宣当时也竭力宣传这一主张。他认为，义和团仇视洋教“其本心实在惑众以作乱”，“其处心积虑，在乎聚众而抗官，传单一出，千人立聚，兵刃森列，俨同敌国”①。劳乃宣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出发认定，义和团尽管打出“扶中朝灭洋教”的旗帜，也不应当容许它存在，甚至假如它真能战胜洋人，也是对封建统治者不利的，“使其果胜西人，则彼亦不可制矣”②。
另一种主张是光绪二十四年任山东巡抚的张汝梅提出的“收编”义和拳的主张。他报告朝廷说，他派了专员调查，了解到冠县、南宫、曲周等县都有拳民的活动，“如任其自立私会，官不为理，不但外人有所借口，并恐日久别酿事端”。所以他认为，“改拳勇为民团”，也就是“将拳民列诸乡团和团》（神州国光社1951 年版。以下简称《义和团资料》）第一册，页356—361.①《拳案杂存》。《义和团资料》第四册，页454、456.②同上书，页453、458.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这样的办法是适当的③。次年二月继任巡抚的毓贤也用“抚”的策略来对待义和团。毓贤本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任曹州知府时查拿大刀会，在一年多中残杀二千余人。
他只要感到杀的政策有效时，是决不会手软的。清朝地方官员最害怕在自己治下发生大规模造反，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至朝廷的严重惩罚首先落到自己的头上。在靠近京畿的地区，这种惩罚必然加倍严重。因此在火势难以扑灭时，他们宁愿苟且偷安，用安抚政策把火包起来。义和团的斗争锋芒主要针对着外国侵略者，这也是这些官员认为可以采取抚的政策的一种根据。
他们为使自己躲过群众斗争的锋芒，装得好像是支持群众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但他们不可能真的反对外国侵略，他们是为了保卫封建主义的旧事物而反对一切与资本主义有关系的新事物。他们用这种封建主义的立场来影响群众的斗争，尽量把它引导到绝对排外主义方面去，并使它更多地染上迷信的色彩。他们又竭力煽起群众对一般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的仇恨，加深他们所说的“拳民”和“教民”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由于山东巡抚从张汝梅到毓贤基本上采取抚的策略，所以义和团在山东获得了至少半合法的地位。向来下层社会中非法秘密结社都是称为“会”的，而只有地主阶级所组织的地方武装才称为“团”。“义和团”这个名称就是由于官方实行这种抚的策略而取得的。各地义和团的组织渐渐地都采用了“保清灭洋”的口号，也是和张汝梅、毓贤实行这种抚的政策有关的。
义和团得到为巡抚所承认的某种合法地位，就引起了两个结果。第一，它的发展更加迅猛了。像平原县令蒋楷这样的小官当然无力阻止，而且他还因为一意主剿而被撤了职。所以他后来愤愤不平地记载说，当时“义和拳徒党”宣称：“巡抚为我，知县如我何？”①第二，以为巡抚站在自己这一方面的这种想法，对于自发的群众革命运动，显然是十分有害的毒剂。朱红灯和本明和尚被诱杀就是这种毒剂起了作用。而且由于义和团取得了合法地位，参加进来的人就更加复杂了，其中包括根本不是造反的人。在任何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它比较顺利地发展的时候，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形是在所难免的。在义和团运动中，这种情形尤其严重。
劳乃宣在光绪二十五年的文章中说：“各处拳党，尽有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杂乎其中，非尽无业游手也。”①这就是说，虽然多数是“无业游手”（各类贫苦人民），但也有不少地主阶级分子参加了进去。劳乃宣以为这些“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是“受惑”而参加的，其实应该看出，毓贤等官员采取抚的政策，正是为了要让地主阶级分子参加进去，夺取领导权，以求达到加以收编，使它转化为地主阶级武装的目的。
毓贤的这种恶毒的策略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没有完全实现的。固然地主阶级把“保清”的口号和其他一些恶劣的影响带进了义和团的组织，但是并没有能够根本改变它作为下层人民群众的自发的革命组织的性质。劳乃宣从敌视义和团的立场出发，把义和团同鸦片战争期间的广东三元里的义勇相比，认为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他说，“粤之义勇，主持者巨室，谋画者正绅”。
而义和团不同，虽然“尽有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杂乎其中”，但总的说来，他认为还是“主之者莠民，从之者匪类”，也就是说，其骨干力量和基本队③《义和团档案资料》上册，页15、16.①《拳案杂存》。同上书，第四册，页452.伍，是地主阶级心目中的“莠民”和“匪类”。他还认为，道光年间的那种义勇，结果是“尾大不掉，渐至仇官，其流弊已不可胜言”，而现在的义和团，如果任其发展，那么“广西金田之祸，不过期月间事耳”①。这种观察是大体上符合事实的。把前后这两个时期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鸦片战争时期，广东沿海的地主阶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而到了义和团时期，地主阶级分子对于群众的反帝斗争已只能起败坏的作用。
山东的这种局势引起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的震动。在胶州湾驻有军队的德国，竟然出兵到胶州、高密、日照等地焚毁村庄，劫掠城镇，杀死居民，直接镇压群众的反帝斗争。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也以在山东省有他们的传教士和工程师为借口，由他们的驻京公使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坚决取缔义和团的活动。光绪二十五年十月美国公使康格向总理衙门直接了当地提出把毓贤撤职的要求，说是应该派能够和愿意“镇压暴徒”的人去代替毓贤。慈禧太后虽然很赏识毓贤，但是不敢违抗洋人的旨意。上谕申斥毓贤对“红拳会”弹压不力，“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似此因循日久，必致滋生事端”②。毓贤被调任山西巡抚。在戊戌政变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
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他所统率的“新建陆军”七千人是一支拥有新式武器的军队，后来他在山东把这支军队扩充到二万人。他就任山东巡抚后立即发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他绝对否认义和团的合法性，实行武力镇压。毓贤的“抚”和袁世凯的“剿”，虽然办法相反，其实是为达到同一目的而互相为用的。毓贤的抚的策略起了从内部腐蚀和涣散义和团的作用。山东的义和团没有能够以坚固的组织和强大的声势来对抗袁世凯的武力镇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了毓贤的愚弄的原故。
袁世凯虽然做到了使他统治下的山东没有大规模的义和团的活动，但是毕竟他不可能完全扑灭已经烧起来的这场大火。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的活动的中心渐渐地从山东转移到了直隶省。
①《拳案杂存》。《义和团资料》第四册，页458、451.②同上书，页8.（二）义和团进入北京、天津直隶省境内义和团的活动，起先还只是在与山东省邻近的地区。到了光绪二十六年的三四月间，义和团的组织已经几乎遍及全省所有的州县了。
外国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在直隶省的势力更甚于山东省。各地的义和团开始时都是以传习拳棒而组织起来，称为“拳厂”。他们以外国教会和依仗教会势力为非作歹的教徒作为直接的斗争对象。虽然他们提出的号召是“扶清灭洋”，但是他们的基本队伍是受到严重封建压迫的贫苦人民，而且清朝官方总是顺应洋人的要求，保护外国教会的利益，所以义和团不能不在实际上同封建统治势力相对垒。各地的义和团的创立者和传教师，有些是从本省别处来的和从山东省来的人，但是每个地方的义和团组织可以说都是土生土长的，即由本地的群众，主要是贫苦农民和城镇贫民自发地组织起来的。
为了对抗外国教会（不少地方的教堂是有武装的）和在教会庇护下的土豪恶霸势力，为了对抗清朝官军的镇压，相近地方的义和团组织互相联系起来，于是分散的各点就渐渐地形成成片的势力。
卢保铁路（从卢沟桥到保定，并已延长到正定）沿线是天主教堂密集的地区，这里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一个中心地区。定兴县的一个绅士记载当地义和团组织形成的情形说：“吾邑之有义和拳也，自今年（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中旬，由新城之沈各庄传习而来。始因仓巨村天主教民欺凌善良，霸占公产，官不能申理，百姓控诉无门，始习拳以敌。数十余日间，蔓延牛家庄、老李村等村，近又传染东江村、石柱等十数村。涞水亦有之，禁不胜禁。……
其教师皆由山东来，隐其姓名，行踪诡秘“①。
正定是个府城，天主教会把这里当做它在直隶省西南部各州县的中心，设有主教。一个天主教徒著的书中叙述正定府各地的义和团组织兴起的情形说，光绪二十五年十月，有一个冀中的饶阳县姓尹的人来到晋州（正定府城以东）的棚头村，“设坛授徒”，开始只有二十四人学习拳术，渐渐发展起来，除在本县各村以外，还在相邻的深泽县的一些村子中和正定南的石家庄（属获鹿县）设立“拳厂”。同时又有一个冀中的深州姓曹的人到宁晋（正定东南）的孟家庄教拳，“不数日即传布于邻村……势颇昌盛”。到十二月初，孟家庄发生了义和团同天主教徒的冲突。在教会的督促下，正定府的官兵对义和团进行了“痛剿，枪毙十三人，余众悉散。”晋州、获鹿等地的“拳厂”也被当地的地方官员“捣毁”。但是这里的义和团并没有因此而消灭。
“二十六年四月初，拳焰又起。晋州、定州、新乐、宁晋、广宗、获鹿等处，拳场林立，指不胜屈。”②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各地的义和团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义和团的发展情形，同太平天国那样的农民革命大不相同。好像雨后春笋一样，它的组织几乎同时在所有的地方一下子冒出土来。就每一点说，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力量，开始时并不显眼，但集合所有的各点在一起，就成了一片燎原的烈火。
从山东省跑到直隶省各地教拳的人，对于传播义和团的组织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并不是一支有组织的义和团力量从山东进入直隶，如同洪秀全、杨秀清率领的太平军从广西进入湖南等省那样。
①艾声：《拳匪纪略》。《义和团资料》第一册，页444.②李杕：《拳祸记》卷下，1905 年版，页220—221.直至光绪二十六年二、三月间，朝廷和直隶总督裕禄还没有感到形势会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裕禄一直把在他辖区内发现的义和团，说成是“外省”来的“匪徒”。他在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派了部队到邻近山东省的地区进行“弹压”，他又在二十六年二月初根据上谕发出了“严禁义和拳”的告示。这个告示说：“尔等须知招引徒众，私立会名，演习拳棒，均属违禁犯法。”“再有设厂练习拳棒，射利惑民情事，即由地方官会营捕拿，从严惩办，决不稍从宽贷。”①但是事实上，恐吓和惩办并不能达到阻遏的目的。负责对外事务的总理衙门对此特别感到忧虑。三月中旬，俄国公使通知总理衙门说，据他所知，涿州、易州等处月前已有义和团在活动，近日又到了卢沟桥。总理衙门把这情况电告直隶总督裕禄，并说：“查拳会渐及近畿，早有所闻，俄使所言，不为无因。此事关系紧要，务须赶紧严密查办，免滋事端。”裕禄答复仍只是说，他已在全省各地“派有营队，分路弹压，并饬地方官严行察禁。”②这时，不顾他的弹压和严禁，义和团的势力已经扩张到了全省，扩张到了京城附近地区。甚至在京城和直隶总督驻地天津，也已经有自称义和团拳师的人沿街练拳，招收徒弟了。四月十一日上谕说：“近闻畿辅一带，义和团拳会尚未解散，渐及京师。”所以在京城里也必须“严密稽查，设法除禁。”③……
如何对付在京城附近野草一样蔓延生长的义和团，愈来愈成为统治者心焦的事。朝廷中有个官员说：“拳民丑类甚众，诛之不可胜诛，即令震我兵势，暂就范围，而积恨既深，溃决必速，燎原之势，殊可忧虑。”①从这种考虑出发，朝廷中不少官员认为，用兵讨伐是极为危险的事，不如还是用毓贤在山东用过的“抚”的策略为好。四月初监察御史郑炳麟上奏说：“目击情形，五中焦灼。筹思至再，莫如用因字诀，因其私团而官练之，消患于无形耳”。他主张在直隶、山东都派道府大员当“团练局总办”，并且选择绅士做“团总”，收编义和团，使“私”办的义和团化为官办的团练①。上谕把这个御史的奏折发交直隶总督裕禄和山东巡抚袁世凯考虑。裕禄和袁世凯覆奏，都反对这种主张，他们认为把非法的“拳会”改编成合法的“团练”是行不通的③。
就在清朝官方感到对付义和团“剿”、“抚”两难的情形下，四月下旬，卢保铁路北段沿线的涞水、定兴、涿州一带发生了使封建统治者大为恐慌的形势。
涞水县高洛村的居民群众因为不堪忍受当地教会的欺凌，在四月初设立了拳厂。邻近的定兴、新城、涿州、易县的义和团组织都派人来协助，同教会势力发生了冲突，焚毁了当地的教堂和其他一些房屋。同时，定兴县的仓巨村也发生类似的斗争。由于驻北京的天主教主教法国人樊国樑向清朝当局施加压力，直隶总督裕禄派遣军队驰往镇压。分统杨福同带领骑兵部队在高洛村诱捕了习拳的群众二十人，并在战斗中杀死群众几十人。杨福同继又带队到定兴县，途中遭到义和团二三千人的伏击，杨福同被打死。在和京城相距咫尺的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事，这对于封建统治者，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裕禄又派出了提督聂士成所部的武卫前军前往镇压。聂士成的以洋枪洋炮武①《义和团资料》第四册，页478.①②《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84、85.③同上书，页90—95.装起来的部队，在遍地蜂起的义和团面前无能为力。他的部队同所有的清朝官兵一样，纪律极坏，在所到之处以“剿匪”为名向居民勒索抢掠，反而驱使更多的群众参加到义和团的队伍里去。为了抵抗官兵的进攻，义和团以“反洋”的名义破坏铁路。他们在四月底五月初相继焚毁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卢沟桥的火车站。京津铁路线上的丰台车站和机械制造局也被他们烧毁。这时，卢保铁路北段沿线都成了义和团的天下。义和团群众又蜂拥进入涿州城，实际上占领了涿州城。
聂士成部队的担任左路统领的军官杨慕时在五月初向聂士成报告说：“涿州城不失而失，城门启闭，概由拳匪，办公之人，不得入城，城内文武具文而已。此外松林店（涿州城南二十多里）为大宗，余则无处不有，穿起衣巾则为匪，脱去衣巾则为民，至于不可究诘。论者谓其党二三千，实则倡首二三千，附和者且一二万也。”①他说“涿州城不失而失”，因为并不是经过战斗，义和团攻下了涿州城，而是大量的义和团群众从农村渗入城内。城内的文武官员虽然没有被戕杀或废弃，但他们只能坐视城内的秩序为义和团所控制。清朝官方把义和团称为拳匪，但是这个负责“剿匪”的军官不能不承认，他所说的“匪”，其实就是“民”，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他无法说出“民”和“匪”的区别，除了后者穿上了义和团的衣巾以外。
涿州和涿州以北的铁路沿线属于顺天府尹辖区。叛乱的烽火这时是真正烧到朝廷的脚跟前了。虽然直隶总督裕禄认为非实行武力进剿不可，而且派出了北洋军队中的主力部队，但显然看不出有什么效果。老奸巨猾、富有统治经验的慈禧太后深知在京城周围动刀兵是过于危险的事。她在五月初七日向节制北洋各军的军机大臣荣禄叮嘱说：“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①她派了协办大学士刚毅和刑部尚书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到涿州方向去“宣布朝廷德意”，幻想以这样的大员的身份向群众说几句好话就可以使义和团自行解散。刚毅等五月十八日在窦店向朝廷报告他们所看到和了解到的情况说：自芦沟桥以南，“拳民三五成群，所在皆有”，良乡的“各乡村镇，均设有拳厂”，“琉璃河左近，聚集甚伙”，涿州“麕集尤多”。他们为群集在这一带的义和团的声势所吓倒，并且看出了如果大肆进剿，也未必能堵住他们北进的道路，可能造成更大的危机。他们认为：“万一拳民奔北，逼近京畿，殊与大局有碍。”因此他们主张撤去聂士成的军队，而用劝导和晓谕的方法达到解散义和团或加以收编的目的②。
当刚毅等在涿州一带“劝导”、“晓谕”的时候，京城里面的义和团的活动越来越扩大了。五月十二日有个官员报告说：“自三四月间，都城即有聚习拳棒之事，犹属闾巷幼童，近则外来拳民，居然结党横行，深可骇异”。
“宣武门外炸子桥内有破庙名朝庆庵者，自五月初一日，忽来五六十人，供立神牌，演习符咒，日以砍刀炫惑市人。至初八日不知移住何处。仍有其党数人留住庵内。闻内城大佛寺，亦有此事。则其他旷僻之区，更可知矣。初十日清晨，又有拳会一百余人，分持刀枪棒，直出彰仪门，不知何往。尤可骇者，近时前门外打磨厂等处铁匠铺，日夜工作，铸刀甚多”③。这时，京城①《义和团资料》第四册，页339.①《荣文忠公集》卷三，页14.②《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37—138.③同上书，页121—122.内到处出现了以义和团名义张贴的反对洋人的揭贴。朝廷多次下令，一定要“查拿”、“禁止”、“弹压”、“解散”，但是在京城里的义和团越来越多，而且公开地设立“坛棚”。五月十五日，日本使馆的书记生杉山彬在永定门外被董福祥的部下所杀死。董福祥所部甘军当时驻防京畿，其中有一部分士兵附和义和团活动。十七日起，义和团群众连续在右安门内、崇文门内、宣武门内和正阳门（前门）外，烧毁外国人的教会设施，火势蔓延，正阳门外发生了连续三天的大火。十九日上谕说：“辇毂之下，扰乱至此，若再不严行惩办，为祸不堪设想”①。但实际上，清朝当局已经渐渐失去了控制北京城内的局面的能力了。
同样的情况也在天津发生。四五月间，天津城内传授拳术设立“拳厂”
的情形越来越多。同时，又有义和团群众从天津附近的静海、文安、霸县等地农村陆续拥入天津。五月十八日，义和团群众焚毁天津的一所天主教堂。
直隶总督裕禄虽然主张对义和团“严行剿办”，但他无法制止义和团势力在天津日益扩张。从天津到北京的铁路这时也已经因为义和团的活动而不通。
沿路各地都树起义和团的旗帜了。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40.（三）慈禧太后的“宣战”
帝国主义列强在看到清朝政府已控制不了局势，义和团势力渐渐渗入北京、天津的时候，就决定出动兵力，直接出面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光绪二十六年三月间（1900年4月间）英国已派了兵船三艘，美国、德国、意大利各派兵船一艘，开到了大沽口。四月间，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先后到总理衙门，要求清朝政府迅速采取有力措施镇压在北京附近和进入北京的义和团。总理衙门四月二十四日（5月22日）关于此事的奏折中说，这些公使“皆有派兵自行保卫之说。”①也就是说，他们表示要派兵入北京。
俄国公使这时特别向总理衙门通报说，“各国政府以为中国自己不能管辖其民，势必派兵来京，自行保护”，并说，俄国在中国没有传教活动，“是无利益可图”，而且“念中俄数百年友谊，不忍看各国派兵来京，扰乱中国”，所以在驻京各国公使开会时，俄国公使曾对主张派兵的各国公使“从中开导，极力劝阻”云云①。但实际上，俄国的出兵行动不但和其他各国完全一致，而且还尽力争取带头的地位。
五月初一日（5月28日），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举行会议，决定立即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到北京，并且把这决定通知总理衙门。英国公使向总理衙门的官员说：“任何阻力也不能拦挡各国公使调兵保护使馆的决心。至于兵数的多寡，是调来一支保护使馆的卫队，抑或调来可以镇压有组织的反抗的大军，将视中国政府如何作为而定。”③清朝政府不敢拒绝帝国主义列强这个无理要求，只能采取拖延的办法，要求缓期调兵。英、法、俄、美四国公使，代表要调兵来中国的各国于五月初三日到总理衙门向主管的大臣表示，“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他们威胁说：清朝政府“如果坚持反对，那么结果如何就很难预料了”④。清朝当局让步了，经慈禧太后批准，总理衙门同意各国立即调兵入京，只要求数量少一些，并且通知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裕禄，为从塘沽登陆经天津入京的外国军队准备火车。五月初四日到初六日间，英、俄、法、美、意、日、德、奥等国的军队，官兵共四百五十余人，由天津先后到达北京。
这时，各国的海军舰艇开到大沽口的已近四十艘，其中且有十艘炮艇驶入大沽口内。登陆驻在天津租界的各国军队有三千多人。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在英国的倡议下，从这里面抽出了一支包括上述各国的官兵共二千人，由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统帅，前往北京。裕禄虽然想阻止他们成行，但他们仍然取得了所需要的机车和车厢。但是这时，铁路已经遭到义和团的破坏，这支由西摩尔率领的军队沿路遭到武装的义和团群众的袭击，他们费了五天的时间只走了从天津到北京不到一半的路程。由于伤亡很多，也由于粮食弹药接济困难，这支军队终于只能很狼狈地向天津撤退。
清朝政府在得到西摩尔的军队离开天津往北京来的消息后，认为如果听凭外国军队“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命令裕禄加强大沽口和天津附近的防务，“倘再有各国兵队欲乘火车北来，责成裕禄实力禁阻”。这是给裕禄出了个难题。裕禄在五月十九日的回奏中委婉地说：“若再有洋兵进京，①②《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98、99.③《窦纳乐1900 年6 月10 日致英国外交大臣信》，见《近代史资料》1954 年第二期，页14.④同上书，页15.自当以理阻止。彼如不听，若以兵力拦阻，必即开衅。现在中国兵力、饷力，即一国尚不可与敌，况以中国而敌八国之兵，其势万难与争衡，断无失和之理。”这是说，他无法“实力禁阻”外国军队入京。那么怎么办呢？裕禄说：“察探各国（驻天津）领事之意，如中国肯于剿办拳匪，诸事尚可和商。……
为今之计，如能庙谟早定，明降严旨，特派大员将滋事拳匪，严行剿办，庶各国洋人无词可借，即续派兵进京，既可以理商阻，于大局亦可借资补救。
刻下事机危迫，倘再迟疑不定，则内患外侮，相逼而来，实属无从措手。“①他认为，只有对义和团实行”剿办“，才能使各国满意，不再出兵，而且即使出兵，”于大局亦可借资补救“，这暗含着可以借外国兵来帮助”剿匪“的意思。他把责任推给朝廷，要朝廷早下决心。
到了五月二十四日，裕禄又上奏说：“天津义和团民，近已聚集不下三万人，日以焚教堂、杀洋人为事。值此外患猝来，断难再分兵力剿办拳民，势不得不从权招抚，以为急则治标之计。当将该团头目传集，示以收抚之意。
该头目等均称情愿报效朝廷，义形于色。“②同是一个裕禄，只相隔五天，前一奏折中称义和团为”拳匪“，认为必须加以”剿办“，后一奏折中称为”团民“，认为可以”从权招抚“。裕禄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子，是跟着北京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的风向而转的。
五月二十日起，连续四天，慈禧太后召集大臣，举行御前会议。这时，朝廷大臣中，基本上有两派意见。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等人都主张一定要把义和团当作“乱民”镇压下去，这样才能使洋人满意，不再派兵入京，万万不可得罪洋人。这是一派主张。另一派人则以端王载漪、庄王载勋、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义和团势力已经无法扑灭，如果强行剿办，那就会立刻在京畿一带造成大祸，而且义和团有“法术”，可以靠这种法术来战胜洋人，所以他们主张招抚义和团，利用它来一战消灭洋人势力，把洋人赶跑。前一派意见，代表了洋务派官僚的立场，当时有力的封疆大臣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都是这种主张。已经处于无权地位的光绪皇帝是支持这种主张的。经过御前会议，这一派人失败了，慈禧太后采纳了后一派人的主张。后一派人所代表的是封建主义的极端守旧派的主张。他们既害怕洋人势力，屈服于洋人势力，又幻想有个奇迹出现能使他们恢复没有洋人的封建主义的一统天下。他们也极端害怕人民群众的力量，崛起在京畿的义和团使他们惊惶失措。而义和团的装神弄鬼的迷信色彩和“扶清灭洋”的旗帜，又使他们感到这可能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奇迹到来了。
慈禧太后的统治向来平衡地运用洋务派与极端守旧派这两部分官僚。在有关洋人的事务上，她经常是靠洋务派的大臣们来办事的。但在这几天御前会议上她采纳了极端守旧派的主张。这并不是表示她排斥了洋务派官僚，而是她在充分估计了当时形势后所选择的一个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决策。主张剿灭义和团的一派人的主要发言人，一个官爵较低的官员袁昶在他的日记中记载道：在二十日的会议上，他“力言莫急于先自治乱民”，就是说，当前最急的事是用自己的力量消灭义和团，然后才能同外国公使商量，请他们不要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42—143.②同上书，页158.再调兵入京。对此，慈禧太后说：“现在民心已变，总以顺民心为最要，汝所奏不合”①。这个富有统治经验的老妇人看出了，对于就在自己脚底下的已经表现为暴烈行动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民心”，如果不至少暂时采取“顺”
的策略，打击就会立即落到自己头上。事实上，当时清朝政府没有力量来自行消灭弥漫京城的义和团，更无法保证在皇城脚下用兵不会造成无法收拾的灾难。
就在御前会议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又实行了一个新的严重侵略步骤。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夜间，在大沽口，由俄、英两国官员代表俄、英、德、法、意、奥、日本七国通知清朝守将罗荣光，说是因为清朝当局“并不实力剿办”义和团，而且在海口安设了水雷，“明系有与各国为难之意”，所以各国要求次日清晨二时“让出大沽南北岸炮台营垒，以便屯兵，疏通天津京城道路”①。二十一日，法国驻津总领事把同样的通知交给直隶总督裕禄，但事实上，各国舰队这时已经炮轰大沽口炮台，并且迅速占领了这些炮台。
帝国主义列强本来把清朝政府看成是虽然不很得力，然而驯服可用的工具。他们对它不下决心镇压义和团感到不满。他们以为可以用武力威胁迫使它下决心，并且用武力来帮助它实行镇压。但是事实上，他们的加紧侵略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群众中反侵略斗争的情绪，这种斗争情绪还感染了清朝军队中的一部分官兵。因此，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动得到的结果与他们所想的相反，清朝统治者更加不敢和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镇压义和团。
五月二十三日的北京还不知道大沽口已经失掉，还以为大沽口的守兵正在与侵略军激战。这天的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表示决心采取极端守旧派的主张，对侵略中国的各国宣战。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发出了一个诏书，它形式上是个宣战书：“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②这里所说的“义民”就是指义和团。按这些文字来看，似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政府已经同义和团站在一条战线上决心向外国侵略者开战了。
但这道宣战诏书其实是很荒唐的。从这里面看不出究竟是向哪一国或哪几国宣战。这道诏书没有点出任何国家的名字，也从未以任何形式送达给任何外国政府。这道诏书只是向内部发布的。甚至发生了这样奇怪的事，在奉天（沈阳）的盛京将军增祺六月初二日向朝廷请示说：“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和？传闻未得其详。应恳明示，以便相机应敌”①。
其所以不得不对内发布这样的诏书，从前一天发各省总督、巡抚的上谕就知道了。这个上谕说：“近日京城内外拳民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剿抚两难。洋兵麕聚津沽，中外衅端已成，将来如何收拾，殊难逆料”②。对于义和团，“剿”呢？是剿不了的。“抚”呢？在二十日的御前会议后，有道上谕责成刚毅、董福祥“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①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义和团资料》第一册，页337.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64.②同上书，页163.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201.②同上书，页156.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③。但这办法也显然行不通。所谓“宣战”，实在是在剿抚两难的情形下不得已采取的办法。
慈禧太后这个决定，同她和皇帝之间争夺权力之争也有关系。经过戊戌政变，已经在实际上剥夺了光绪皇帝的权力，但她还想进一步在形式上也废除他的皇帝地位。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间，慈禧太后决定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做同治皇帝的继承人，让他入宫，称为“大阿哥”，这是为废除光绪皇帝而作的一个步骤。在立大阿哥的时候，各国驻京公使拒绝入贺，表示了他们对光绪皇帝的支持。他们支持光绪皇帝，其实并不就是反对慈禧太后，而是表示他们要求清朝政府实行洋务派的政策以便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更得力的工具。已经不能不看帝国主义颜色办事的慈禧太后，因此不敢遽然实行她所预谋的废立。在五月二十日御前会议时，慈禧太后得到了其实是不确的情报，说是洋人提出了照会，有四条要求，其中有一条是要太后把权力交还给光绪皇帝。这个情报大大地触怒了慈禧太后。她不能不担心外国军队如果愈来愈多地进入北京，会导致不利于她的地位的后果。但是她终究并不是因此而下决心与帝国主义列强真正决裂。
宗教迷信是封建统治阶级用以在精神上束缚被压迫群众的一种武器。许多封建官僚自己也满脑子装着迷信观念。曾到涿州一带视察义和团状况的协办大学士刚毅就相信，学了“神拳”真是“能避刀避枪”①。在朝廷已宣布承认义和团，并下了宣战诏书后，京城里的许多官员纷纷上书称述各种奇谈怪论。有的说，“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有的说，“从关壮缪得帛书，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有的说，“山东老团一扫光、金钟罩、九龙灯之属，能役鬼神，烧海中船尽坏，居一室斩首百里外，不以兵”②。他们奉迎朝旨，慷慨激昂地主战，其实是抱着一种愚蠢的希望，以为靠神奇的法术就能轻而易举地把洋人的势力赶跑。有个御史奏摺说，“今皇天佑我大清，假以神力，殛彼异类，义民云集，抗刃前驱，不烦一兵，不糜一饷……”③就表现了这种自欺欺人的愚蠢的希望。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法术”虽然并不是完全不相信，但是她毕竟没有愚蠢到以为靠这种法术就能战败洋人势力。在下了宣战诏书后五天，有一道给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各省长官的上谕说得很明白：“尔各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无如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①。
慈禧太后之所以下五月二十五日的宣战诏书，根本上是为了避免义和团的刀锋落到她的头上，落到以她为代表的统治权力的头上，并且把义和团群众推到同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的第一线上，使用帝国主义列强的力量来消灭义和团。这是一个彻头彻尾虚伪的宣战诏书。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③同上书，页145.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40.②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义和团资料》第一册，页15.③《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256.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87.（四）义和团占领了北京吗？
义和团进入了北京，北京城几乎变成了他们的天下，但是义和团毕竟没有真正占领北京。
北京的前三门内外大火，烧掉了几千幢房子以后，义和团的声势笼罩着北京全城。洋教堂、外国使馆固然首先感到紧张，所有的朱门大户也都在蜂起的穷人所造成的恐怖下面发起抖来。从四乡打着义和团旗号拥进城来的群众日以千计，城里的贫民也纷纷地自行组成义和团队伍。他们头上包着红帕，手持刀矛，成群结队地在内外城自由行动。他们进入王公府第，就在里面设“坛”居住。官员们在街上乘轿的，遇到义和团，往往被喝令下轿，骑马的，往往被喝令下马。许多达官贵人的仆人车夫，参加了义和团，主人不敢怠慢他们，反而要请他们保护。满城几乎家家门上都贴上表示信奉义和团的红纸条。义和团的活动甚至进入了紫禁城里，谁也不敢干涉。卫戍紫禁城的是荣禄所统率的武卫中军，这支军队向来以无纪律著名，这时乘机在城内大肆劫掠。许多达官贵人，包括皇亲贵族如贝子溥伦，一品大员如大学士徐桐、孙家鼐，尚书陈学棻等人的家中，被洗劫一空。这些劫掠有些是义和团以搜查的名义进行的，有些则是武卫中军干的。不少官员看到形势不妙，仓皇出都，跑往南方去。六月二十六日光绪皇帝三十岁生日，虽然照例在乾清宫受贺，但是气象萧条，一个记载说：这一天“东华门不启，群臣皆入神武门。冠裳寥落，仅成朝仪。红中满都市，服饰诡异，持刃汹汹杀人。诸巨入贺者咸有戒心”。①总之，义和团的活动已经在北京城内造成了为清朝当局所无法控制的局势。
那么义和团为什么毕竟并没有真正占领北京，使自己真正成为北京的主人呢？
拿义和团和以往的封建时代的历次大的农民革命运动，直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相比较，可以看到，义和团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就是缺乏政权观念，没有政权组织。“彼可取而代也”，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总是想这样做的，或者就是这样做了的。义和团以前清朝多次的农民战争，都想打到北京城，推翻清朝皇帝的统治，但都没有能做到。现在，义和团竟然一举进入了北京，实际上控制了北京城，在北京城里为所欲为，通行无阻。同时也控制了天津这样的重要城市，控制了京畿一带。而且，义和团的烽火，除了在直隶、山东以外，还在山西、奉天、内蒙古、河南等省区蔓延开来。可是义和团却没有想到用自己的力量来把这个已经腐朽不堪的卖国的清朝政府推翻掉，没有能够建立一个自己的政权来代替这个政权。皇太后、皇帝仍然坐在“龙庭”
上，惴惴不安的文武百官也仍然保持着他们的官位。前文所说义和团进入涿州城的情形已经表现了义和团的这种弱点。当时他们并没有赶跑涿州城的清朝官员，虽然他们如果要这样做是完全做得到的。
义和团并不是无缘无故地脱离了农民革命的历史传统的。它发生于历来的农民战争所没有遇到过的新的历史条件中。它把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作为主要斗争对象，是适应于新的历史条件的，因此它能够在靠近京城的地区这样迅速地发展起来，以至顺利地，不费力地进入了北京。但是它既然解决不了如何把反帝斗争和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的复杂问题，因而被“保清灭洋”
①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义和团资料》第一册，页52.这样的含糊的口号所迷惑，它也就在政权问题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陷入混乱。
义和团在组织上一直是分散的，这个弱点，前面已经说过。它在进入北京后，仍然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集中的领导核心。任何人，不管从什么动机出发，都可以自称为义和团。它的声势愈盛，队伍愈广，它的成份就愈庞杂，组织上的散漫性也就愈厉害。它既然始终不能形成统一的组织，当然也就不可能把建立政权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在进入北京后，至少有一部分义和团提出了反对“一龙二虎”这样的口号，所谓“一龙”，指光绪皇帝，“二虎”，一个是主持总理衙门的庆亲王奕，又一个是李鸿章。他们反对这三个人，并不错误，不过光绪皇帝其实并没有实权。他们把载漪、刚毅这样的封建守旧派误认为自己的朋友和支持者，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知道，这些封建守旧派只是想利用义和团火中取栗，随时都会对帝国主义者实行彻底的投降。
从这里更可以看到，慈禧太后为什么在紧急关头，感到必须采纳封建守旧派的主张，不惜宣布对外作战来表示自己同义和团站在一个立场上。因为不这样做，她也会立刻变成义和团所要打击的真正的“龙”。
在决定发布对外宣战诏书的同时，慈禧太后命令庄王载勋和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义和团，还拨出了两万担米，十万两银子“赏”给团民。在庄王府中设坛，要义和团来“挂号”，领取粮米。载勋和刚毅虽然并不真能把义和团的行动控制起来，但是许多“挂号”过的义和团队，打出了“奉旨义和神团”的旗帜。这一来更加在群众中造成了义和团并不同朝廷对立，而是接受朝廷号令的印象。
慈禧太后的更阴险的一个措施是驱使义和团去攻打在东交民巷的各外国使馆和在西什库的天主教的北堂。驻北京的各外国使馆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代表。这时，进入北京的各国士兵，在东交民巷使馆区附近四处巡街，屡屡开枪伤人。群众对于这些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使馆是痛恨在心的。但是，对帝国主义侵略者作战当然不能拿这些使馆开刀。“歼灭”这些使馆，丝毫无助于打退外国侵略者，这个道理，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并不是不懂得的。在慈禧太后安排下，除了义和团群众外，荣禄的武卫中军和新调进城里的董福祥的甘军，都参与了对使馆和北堂的围攻。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围攻使馆区以前的五月二十三日，走出使馆区，在东单牌楼附近被枪杀。开枪的是载漪所统的八旗军的一个士兵，但并不是奉上面的命令办的事。围攻延续了近两个月。董福祥部有万人，荣禄的武卫中军也有八千人，再加上几万义和团群众，竟没有攻下兵力只有四百人的使馆区和兵力只有四十多人的北堂。如果说，这也算是一场战争，那是慈禧太后挑起的用以愚弄和陷害义和团的一场“战争”。
慈禧太后之所以对外宣战，本是为了躲避义和团的锋芒。把在北京城里的义和团群众吸引去攻打使馆和教堂，正是最好地达到了这个目的。义和团虽然有几万群众，但手里有的只是大刀长矛，清朝官方是一支新式枪也没有发给北京的义和团的。在狭窄的、有许多房屋建筑物障碍的战场上打进攻战，他们大量死亡在外国兵的枪口前面。慈禧太后叫荣禄和董福祥的军队参战，既是为了表示真的宣战，以煽起义和团群众参与这场“战争”的狂热，又是为了防止义和团打胜这场“战争”。荣禄的武卫中军驻在东交民巷以东，但他们只是虚张声势，并不真打，更不急攻。董福祥军驻在东交民巷以西和以
　　　　　　　　　　　　　　　　　
北，也只有少数兵士受义和团群众的斗争情绪的感染而比较认真地打几下。
围攻西什库天主教堂的，是义和团群众和荣禄的武卫中军。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也看出来：“荣禄与法教士友谊甚好，暗中维持，命军队不必猛攻，实有一种延缓之政策，与其所施于使馆者同”①。但荣禄这样做，并不只是因为“与法教士的友谊甚好”，而是领会和执行了慈禧太后的意图。
荣禄和董福祥都很懂得，太后给他们的真正任务，与其说是攻打使馆，不如说是在义和团的进攻前加以保护。六月二十三日给沿江沿海各省督抚的一道上谕说：“一月以来，除德使被乱民戕害，现在严行查办外，其余各国使臣，朝廷几费经营，苦心保护，均各无恙”②。从上述慈禧太后的这些布置来看，的确可以说是“苦心经营”。六月二十八日的又一道上谕中说：“现幸各国使臣，除克林德外，余均平安无恙，日前并给各使馆蔬果食物，以示体恤”②。一方面形式上派兵和义和团群众一起围攻外国使馆，一方面又派官员送“蔬果食物”到使馆去表示慰问。显然，这不过是慈禧太后所导演的一场闹剧，为的是把义和团群众的反帝斗争的精绪和精力白白地发泄掉。
①PutnamWeale（辛普生）：《庚子使馆被围记》。《义和团资料》第二册，页293.②③《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344、365.（五）在反侵略战争的前线在天津方面，义和团站在反侵略战争的前线。受反侵略的群众运动的影响，清朝官军中一部分下层官兵积极地同义和团并肩作战。
帝国主义各国在大沽口的舰队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凌晨占领了大沽炮台，是经过了六小时的激烈战斗的。清朝当局在大沽口设有相当完备的炮台，但是对这次战争毫无具体准备。守炮台的官兵仓卒地对敌人的挑战作出了反应，开炮轰击，使敌方为占领炮台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据当时李鸿章的一个电报中说，他从清朝驻日本使馆得悉，在这次大沽口之战中，“英损一舰，日毙一将，俄死伤较多”①。
这时，由天津出发想到北京的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统率的二千名由各国海军官兵组成的军队，在五月十九日到达廊坊后，因为义和团群众的阻击无法继续前进，被迫退回，沿途又遭到义和团和清朝军队的袭击、包围。除非得到增援，他们回不到天津租界。而天津外国租界的兵力只有二千四百人，其中主要是一千七百人的俄国陆军。他们被蜂起的义和团群众所包围，无法分兵接应西摩尔的军队。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天津租界的外国军队曾决定，如果没有从海上来的援军进到天津，他们就只好放弃天津租界，向大沽口方面撤退。而这种撤退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从天津到大沽四十公里的途中，有密集的义和团群众和清朝军队。在各侵略国夺占了大沽炮台后，大量的军队登陆。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有俄、日、英、美、法等国的军队共八千人由大沽一路经过激战到达天津租界。加上原在天津租界的兵力，再加上由于得到接应而在五月三十日退到天津租界的西摩尔的军队，集中在天津城外紫竹林租界的侵略军共达一万二千人，其中俄国兵六千人，日本兵四千人。
在大沽还有六千多的兵力。侵略军既然得到加强，他们就想立即实行占领整个天津。这样就在天津发生了历时近一个月（五月二十日左右到六月十七日）
的激烈战斗。
在五月里，义和团势力已遍布天津。当时人记载，五月中旬，“在城内三义庙，树义和团旗，设坛聚众，无业游民纷纷往投”。“津城内外设坛数十处，群推三义庙为首，号曰总团。凡会议皆诣三义庙”。“团皆红巾蒙首，余布二尺余，托至脑后，红布围腰，红布裹腿，手执短刀，数十成群招摇过市。……途遇道府县，皆叱令下舆免冠。司道、府县、衙参皆不敢冠带。”①义和团群众焚毁了所有的外国教堂，而且同进行干涉的洋兵发生了初步的冲突。对于这种好像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力量，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裕禄毫无办法，只能承认它的存在，而且甚至让义和团派人来保卫他的衙门。
到了大沽口之战后，跟着北京朝廷的风向，裕禄公开实行招抚义和团的政策。天津附近各县的义和团纷纷进入天津。六月初，裕禄报告朝廷说：“各属义和团民先后来津，随同打仗。”他接见了一些义和团的头头，例如“带同所部团民五千人”的“静海县独流镇团总张德成”。裕禄说，除张德成外，“如静海之曹福田、韩以礼，文（文安）、霸（霸州）之王德成，均尚可用”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86.外国人的材料说：“联军的损失是六十四名阵亡，八十九名受伤。”
（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中译本1960 年版，页221）
①《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资料》第二册，页141、142.①。这时，在天津的义和团群众已达三万人以上。奉朝廷命令到天津了解情况的官员刘恩溥报告说：“团民虽有大小头目，而肯报名造册，藉便稽核者，不过十之四五”②。可见大部分义和团群众并没有接受招抚。裕禄虽然并不能通过他所认为“可用”的头子来把义和团群众控制起来，但却做到了使他们不能自行联合组织起来，三义庙的所谓“总团”渐渐地也就不存在了。
在天津的清朝官军原有聂士成（任直隶提督）所率的武卫前军，六月初，朝廷又遣马玉崑率领一部分武卫左军到天津。聂士成的部队曾奉令在直隶各地“剿灭”义和团，但在抵抗外国侵略军的天津保卫战中却进行了比较英勇的战斗。聂士成自己于六月十三日在天津城以南的八里台为抵抗侵略军的进攻而战死。他的部队转归马玉崑统帅。马玉崑在作战时要义和团群众作先锋，让官军殿后。在十三日夜里进攻租界的一次战斗中，义和团群众阵亡二千多人，而官兵连受伤的人都很少。当时有人记载说，义和团既遭到洋兵的轰击，又被在他们背后的官兵所枪杀，“故是夕团匪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③朝廷又派了一员大将宋庆到天津任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当裕禄的助手。
宋庆在受任时为慈禧太后接见。此人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不战而退的将领，他向太后表示：“中东之役，仅与日本开衅，尚不能支，何况今拒八国”④？
可见慈禧太后派他来，并不是为了认真打仗。宋庆在十四日到天津，十七日就“下令军中，痛杀”义和团群众④，当时人记载说：“宋军遇团即杀，年十六岁以下，则酌给川资，令其回里。半日间城内外树旗设坛者皆散去。”①就在六月十七日（7月13日）这一天，俄、英、美、日、法等国的军队发动了对天津城的进攻，第二天清晨攻入城里。这时，天津城外，清官兵还有七八十个营，并没有受到严重损失，都纷纷向西撤退了。
在城市的复杂条件下，又加以义和团的存在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以义和团名义活动的人中间不可避免地混入更多的动机不纯的分子和流氓分子，他们乘机谋取私利和造作各种荒谬无稽的谣言（例如说用这样那样的“法术”
就可以轻易地战败洋人等）。落后的迷信在当时的城市居民和官场中是很有市场的。于是环绕着义和团的神话就越来越盛了。例如参加义和团活动的有不少妇女，她们在天津被称为“红灯照”、“蓝灯照”。社会上传说，她们能够“作法”，云游到远处纵火杀人，夜间空中就出现红灯、蓝灯。这种怪诞的神话不能掩盖来自下层社会、较少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妇女群众勇敢地参加战斗的精神。
义和团的基本群众在天津是同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的主力，他们英勇地战斗在反侵略的前线。他们曾打开官方的军械所，得到了一些枪支。但是他们一般地只有老式的冷兵器。他们在迎击当面的敌人时，又往往遭到从背后来的枪弹的射击。上述的奉旨到天津视察的官员刘恩溥向朝廷的报告中说：“团民大半手持刀矛，以血肉之躯与火药相敌，均属发于义愤，然皆勇而无谋”②。他又说到他所目击的十七日的战斗情形说：“宋军马军后队均退至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210.②同上书，页279.③《遇难日记》。《义和团资料》第二册，页171.④⑤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同上书，页35、39.①《天津一月记》。《义和团资料》第二册，页156.十八里之北仓。团民虽抵御不退，苦无军火”②。可见在天津失守前一天，真正坚持作战的还是义和团。义和团的爱国群众，没有正确的领导，误信清朝官方真是要和洋人打仗，被驱使在一场城市保卫战中以血肉之躯与洋枪洋炮为敌。清朝官方当然没有资格讥笑他们“勇而无谋”。其实，官方正是利用他们的“无谋”，而把他们碾碎在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争机器里。
监察御史郑炳麟（就是四月初提议收编义和团的那个御史）六月初九日的一个奏摺很能说明问题。他主张，对于京城内使馆区的洋兵，“请饬城内武卫各军尅期迅奏肤功，犁庭扫穴，尽戮之，以灭洋人之口。将来可尽诿之乱兵、乱民所为，非我所能禁御”。这时虽然朝廷已下过宣战诏书，这个御史却预计到，将来要用朝廷控制不了的理由而把杀洋人的责任推给“乱兵”、“乱民”。但是让“乱兵”、“乱民”久处在京城中是危险的，所以他接着说：“然后，尽移武卫军率义和团均赴津沽，俾当前敌，而以官军鞭笞督饬，使义和团奋勇杀敌”①。也就是，让义和团尽为外国军队杀掉。这样，他以为就可以使京城里“安堵如常”了。虽然事情的发展并不尽如这个御史的设想，但是他的确说出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所施行的计谋。
还可以看一下在天津沦陷后不久，清朝政府给东北三省官员的指示，那更是赤裸裸地表现了它的恶毒的可耻的阴谋。那时东北三省也兴起了义和团运动，群众拆毁俄国人修筑的铁路。俄国人有借端大举出兵的态势。六月二十六日朝廷给盛京（即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长官的上谕说：“此次衅端，本由拳民而起，拳民首先拆毁铁路，我仍可作弹压不及之势，以明其衅不自我开。各该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①。七月九日，俄国军队已经侵入边境，吉林将军得到的上谕说：“该将军当懔遵叠次谕旨，如与俄兵接仗，务令拳民先驱，我军不可明张旗帜。”
①但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看来，清朝政府采取了这种策略，毕竟不是一件好事情。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不可能设想无论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还是任何当权派会发出五月二十五日那样的宣战诏书。清朝政府本来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百依百顺的奴才，现在却突然陷入了义和团反帝运动的俘虏的地位，它正在不择手段地尽力从这种地位里摆脱出来。帝国主义者的出兵，就是要扑灭义和团，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帮助清朝政府摆脱它所处的困难地位，以便重新建立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秩序。
②③《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279、299.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245.①②《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360、429.第十九章八国联军和义和团的失败（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占领了天津的各国侵略军，立刻组织兵力，策划向北京进军。在天津沦陷二十天后，一支共为一万九千多人的侵略军由天津沿着运河两岸向北京出发了。
在这支侵略军中，日本兵为数最多，有八千人。英国当时正陷入南非的殖民地战争中，只能派出三千人的兵力参加对北京的侵略。美国对这次侵略进军虽很积极，但也只能以二千五百人的兵力参加。英国、美国都怂恿和支持日本多出兵，是为了抵制俄国和德国在这场联合的侵略战争中取得优势。
沙皇俄国这时除了乘机侵略中国的东北地区外，又积极地参加对北京的侵略进军。在这支侵略联军中，俄国兵有四千八百人，数量仅次于日本。抱着在远东扩张侵略势力的野心的德国皇帝，以德国驻北京公使被杀害为借口，已下令组成七千人的对中国的侵略军。但在这支侵略联军从天津出发时，德国军队还没有赶到。法国人参加这支侵略联军的有八百人。此外，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在远东都没有什么兵力，各派了五十多人参加这支侵略联军。
这支侵略联军从天津出发后十二天，在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打到了北京城。这是继四十年前的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北京城又一次为外国帝国主义强盗所占领。
这时，清朝政府在京津之间拥有相当大的兵力。从天律撤退下来的裕禄、宋庆、马玉崑等人的部队有两三万人，卫戍北京城的有荣禄、董福祥等人的部队约三万人，还有两万多的八旗兵（满洲兵），再加上这时应清朝政府的征调从外省来到京畿的军队，一共至少有十万人的兵力。在英法联军之役时，清朝政府正以全力与太平天国搏战，根本无意在北方抵抗外国侵略者。而这次，清朝政府已经宣布对外作战。如果它以在京津间的军队认真作战，并且真正发动和依靠义和团群众的力量，那么，不到二万人的侵略联军，这样轻易地侵入北京，是不可能的。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当局只是在字面上发布了宣战诏书，事实上没有应战的决心，也没有坚决抵抗的部署。一些懦怯的将领所统帅的腐朽的军队，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几乎全部是不战而溃。侵略联军在天津以北十公里的北仓遭到聂士成的一些残部和几千义和团武装群众的袭击，发生了比较激烈的战斗。北洋大臣裕禄和他的副手宋庆的部队，在天津以北三十公里的杨村和侵略军稍一接战，就全部败退。裕禄自杀，宋庆和马玉崑从此就一路逃跑，再不作战了。在侵略军进抵北京前十天，原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的李秉衡奉旨进京，慈禧太后派他到通州以南御敌，归他指挥的三十个营，一万多人的部队，大部分在只听见敌人枪声时就四散逃跑了，其他一小部分在进行了一些不像样的战斗后也都溃散。李秉衡上报朝廷说：“就连日目击情形，军队数万充塞道途，闻敌辄溃，实未一战。所过村镇，则焚掠一空”①。李秉衡手下已无一兵一卒，他无法再战，服毒自杀。侵略联军进抵通州。
义和团群众虽然在京津之间不断给予侵略军以袭击和骚扰，但是他们不可能实行有力的和有效的抗击。他们不但没有较好的武器，而且没有统一的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469.组织。由于清朝当局的摆弄，义和团成分极为复杂，良莠不齐，有些地方的义和团组织其实是在土豪、恶霸、流氓、地痞操纵之下，这种挂着义和团招牌的组织在侵略军来到的时候也就自行涣散。成分较好的义和团队伍则分散到了铁路线以外的乡村中去了。
七月十九日夜间，侵略联军到达北京城外，他们从南面和东面攻城。有一部分义和团群众自发地上城抗御敌人的进攻。清朝官军中董福祥的甘军号称是最能作战的，他以迎战为名率部出城，其实是向敌人来的相反的方向，北京以西撤退了。荣禄统率的武卫军以及载漪统率的称为神机营、虎神营的旗兵一听到敌军压城，全都逃散无踪，荣禄本人带了几个营经西直门逃走了。
这样，一夜之间，侵略联军就攻进了北京城。
在北京沦陷的时候，慈禧太后携带了光绪皇帝和一些皇族、大臣，仓皇离宫，从北京城西北，出德胜门逃亡出去了。他们经昌平，出居庸关，转入山西省境内。
尽管慈禧太后的朝廷五月二十五日下过宣战诏书，但是，在侵略军队步步逼紧的过程中，清朝政府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向侵略各国表示朝廷本意并不是要作战，请求各国“谅解”。
六月初三，这时，大沽口已经被占，各国侵略军正在进攻天津，朝廷有一道电文通知各驻外使臣，要他们向各国政府“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
这道电文一开始就说：“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料所及。”电文中明确地把义和团说成是“乱民”、“乱党”，电文说：在直隶、山东两省的“乱党”“熔成一片，不可开交”的时候，“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深恐保护不了各国驻中国的使馆——引者）激成大祸”。电文更说：“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持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①到了六月初七日和二十一日（这时，天津已经沦陷），清朝又以皇帝的名义向俄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分别发出国书。这些国书的基本内容都是要求它们“设法维持”，“挽回时局”，所用的语言大体上是一致的，都是说：“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扰，各国致疑朝廷袒民嫉教。……
致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于是兵连祸结，时局益形纷扰“②。这些国书，很明显的，是乞怜求和的姿态，是要求各国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清朝政府真是同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人民站在同一立场上。
侵略各国也确实自始至终没有发生这样的误会。当它们共同以武力夺取大沽炮台，占领天津的时候，它们一致认为，“对中国（也就是对清朝政府——引者）的战争状态并不存在”③。各国司令官共同决定采取的态度是：“我等之本国，现与中国政府保持和平，故决非对中国政府进兵”。“此次进兵之目的，在讨伐以义和团之名欲颠覆中国政府之有力叛徒”。“援助中国政府镇压叛徒，若中国政府不讨伐叛徒，则各国自行讨伐。”④日本六月十七日发出对清朝皇帝六月七日的国书的复信，其中说：“迩来北方团匪，日益猖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202—203.②同上书，页228.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页244.④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1932 年版，页10—11.獗、妄动乱举，无所不至。现驻北京各国钦差暨各署员等，被其绕围攻击，并闻某国使臣已被击杀，而贵国所派官兵不能救护使臣，又不能弹压匪徒。……自上月以来，各国将大兵派往天津，日本亦不得不调派兵员至该地，此系专为弹压匪类救护使臣起见，并无他意。”①日本的这个国书是有代表性的。参加侵略联军的各国虽然各有他们自己的打算，但是在这一点上它们是一致的，它们都表示，进兵北京的用意是在于救护在北京被围困的使馆，并且帮助清朝政府“剿匪”。
在四十年前的英法联军之役时，侵略者宣布，他们是以战争的手段来惩戒顽固不化的清朝政府，不与人民相干，想以这种说法来骗取中国的民心。
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的结果是侵略者与清朝政府携手共同镇压太平天国。但在这一次战争中，侵略者一开始就明确地表明，他们进兵北京是为了镇压以义和团为代表的敢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而并不是与清朝政府为敌，恰恰相反，他们倒是要来拯救这个政府，使他不至于在“暴乱”的人民群众的挟持下继续干自己所并不想干的事情。
逃亡出北京的朝廷，在七月二十五日有一道上谕给在上海的已经奉命向侵略各国乞和的李鸿章，其中说：“此次衅起民教互斗，朝廷办理为难情形，已历次备具国书，详告各国。彼方以代民除乱为词，谓于国家并无他意（就是说对清朝政府没有坏意——引者），而似此举动（指攻入北京城之举——引者），殊属不顾邦交，未符原议”②。这段话表现了一点对侵略者的怨恨：本来讲好是为镇压义和团而用兵，怎么闹到使朝廷不得在北京安身，实在是太不给面子了。
①《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十四，页21.②《义和团资料》第四册，页39.（二）“东南互保”和李鸿章议和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各省，特别是在京津地区造成这样大的声势，甚至迫使清朝朝廷作出对外作战的姿态，当然不能不在全国引起强烈的震动。
六月份，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各省都发生了火烧外国教堂的群众行动。湖南南部的衡阳、衡山、安仁、常宁、耒阳、零陵各地的教堂差不多同时被烧掉，并有充当主教和其他教会职务的洋人被杀死。浙江西部江山、常山的群众反洋教的斗争发展为武装起义；群众占领了江山县城，杀死了西安县（今衢县）的知县。同时，在浙东沿海许多地方也发生了外国教堂被烧毁或被捣毁的事件。在这些南方省份中虽然没有义和团组织，但是下层群众中的各种类似性质的秘密结社在这时都活跃起来了。有些地方官绅趋向于乘机发泄他们隐藏在心底的对于洋人的仇恨。北京的朝廷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发布对外作战的诏书（这个诏书是下达到各省督抚的），虽然是个大骗局，然而不可能不在全国造成影响。
北京朝廷已经难以控制整个国家。帝国主义侵略者虽然可以出兵打下天津，打进北京，但显然也不可能直接用兵力来镇压全中国到处沸腾起来的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的热潮。
在这种情形下，以洋务派官僚为主的南方各省的督抚，成为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最有用、最得力的工具。他们在这些省份中，竭力继续保持半殖民地的秩序，从而受到了帝国主义者的高度赞赏。
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一开始就坚决主张剿灭义和团。他们对于朝廷听从守旧派官僚的主意，以“抚”字诀对待义和团是一贯反对的。他们以为这样做，只会得罪外国帝国主义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刘坤一、张之洞在五月十九日联名电奏朝廷说：“拳匪势甚猖獗，各国纷纷征兵调舰，大局危急。……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这个电文还提到，赫德有电给他们说：“大局若无速转机，各国定并力大举，危亡即在旦夕”①。可见代表英国利益的赫德这时正在动员坐镇长江流域的这两个总督，想用他们的力量来影响朝廷的决策。长江流域是英国视为势力范围的。这时英国政府又授权驻上海和驻汉口总领事通知这两个总督：如果他们“采取了维持秩序的方法”，他们将受到英“帝国海军的协助”②。张之洞五月二十二日电告刘坤一说，他已向英国人表示：“我与刘帅皆极愿与英联络”③。张之洞还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说：在湖南、湖北，对于“洋商洋教士”，“本部堂力任保护，当不致痞匪滋生事端，即使偶有生事猝防不及者，乌合之众，官兵威力，亦可立时弹压扑灭，断断不能任其滋蔓。长江下游一带，有两江总督部堂刘。昨与电商，亦已严密布置防范，意见相同，力任保护下游”④。可见，张之洞与刘坤一已明确表示，一定要负责保护各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在长江中下游各省的利益。
五月二十五日朝廷的宣战诏书下来以后，两广总督李鸿章把它看成是个伪诏，决定不照办。他有一电报给在上海的盛宣怀说：“廿五矫诏，粤断不①《刘坤一遗集》第三册，页1431.②《英国蓝皮书——议会文件》。《义和团资料》第三册，1953 年版，页518.③《张文襄公全集》卷一六○，《电牍》三十九，1928 年刻本，页17.④同上书，卷一○三，《公牍》十八，页19.奉。希将此电，密致岘香二帅”⑤。“岘香二帅”就是指刘坤一、张之洞。任铁路督办的买办官僚盛宣怀，这时成了串连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共同实行所谓“东南互保”的中心人物。盛宣怀致这几个总督的电文中说：“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东南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①这个电文的意思是，如果东南各省按照上谕所说，发动义和团这类组织抵御外国侵略，那就会同归于尽，所以必须采取权宜之计来维持各省的现有秩序，使各国放心。
在盛宣怀策划下，由上海道台余联沅加上张之洞、刘坤一委派的官员（盛宣怀本人也列席），组成代表团在上海同以美国总领事古纳为首的各国领事进行会商。双方在五月三十日签订了所谓《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其中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允认切实保护”②（两江总督刘坤一又有南洋大臣的职衔）。对于刘坤一、张之洞和外国人订立的这个章程，李鸿章当然完全赞成。
长江上游的四川总督奎俊也立即表示同意和响应。闽浙总督许应骙七月二日电告盛宣怀，他在福州实行的也是同样的办法，因为他已同驻福州英领事建立了类似的联系，所以他同意加入“东南互保”。这个章程使帝国主义各国可以放心地在北方用兵而不必担心南方发生对他们不利的局势。所以当时的美国人说：“所有的南部和中部各省的高级官员，……都已与各国结成联盟”
③。英国并有十三艘兵舰驶入长江。七八月间，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又相继派了一些军队在上海登陆。
和南方各省督抚采取同一立场的，还有陕西巡抚端方和山东巡抚袁世凯。袁世凯所部号称是北洋军队中的劲旅，他的驻地又同天津战区近在咫尺，但他不出一兵一卒援助天津。他在山东实行所谓“保境安民”。在英国人向他征询对于东南互保条约的意见时，他答复说：“我的意见和那几位总督相同”①。
这些督抚自行和帝国主义各国联络，承担保护他们的利益的责任，这在形式上显然同北京朝廷的宣战诏书相抵触。山西巡抚毓贤在六月十一日报告朝廷，他刚收到盛宣怀从上海来电说，“长江、川、东（山东）、苏、浙、闽、粤各省，已与各国议明，中外互相保护，两不相扰，各国已经照会应允。”
毓贤表示，他看到这个电报后，“不胜骇异”，认为“似此情节支离，显系奸宄捏造”②。这大概是朝廷第一次得到有关此事的报告，但它对此并不采取任何措施。后来还有官员弹劾李鸿章，说他“纠合十余省督抚，保护外洋商务，使敌国无粮饷匮绝之虞，并力抗我”③。也有官员攻击说：“东南各省督抚，谬托保守大局之名，定约九条，实则为苟且偷安之计”③。这些官员都不懂得朝廷宣战的本意。朝廷不但不责备东南各省督抚，而且是同意他们这样做的。
⑤《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二，1905 年刻本，页40.①《愚斋存稿》卷三十六，页6.②《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968.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页248.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页248.②《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257.③④同上书，页394、573.六月二十五日，刘坤一、张之洞和四川总督奎俊以及安徽、浙江、江苏三省巡抚联合奏报，用含糊其词的说法报告了他们同各国“订定章程”这件事⑤。朝廷在答复他们的上谕中却毫不含糊地表示了同意：“朝廷本意，原不欲轻开边衅。故曾致书各国，并电谕各疆臣，及历次明降谕旨，总以保护使臣及各口岸商民为尽其在我之实，与该督等意见正复相同”⑤。到了各国侵略联军占领北京后，逃出北京的朝廷在一道上谕上说得更加明白：“前据刘坤一、张之洞等奏，沿海沿江各口商务照常，如约保护。今仍应照议施行，以昭大信。”
①在这些督抚中，李鸿章是个头头。他虽然在光绪二十四年由于英俄矛盾而被排挤出总理衙门，但在官僚集团中，仍然被认为是最善于同洋人打交道的人。他在二十五年底任两广总督，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奉旨立即北上入京，那正是大沽口被侵略军夺占的时候。朝廷这时起用李鸿章，当然是为了想靠他来联络各国，和缓局势。李鸿章看到北方局势混沌，他还要观望一下，所以借故留在广州，迟迟不北上。他在广州“五次电奏，均请先清内匪，再退外兵”②。六月五日他致电刘坤一说，“荣庆（指荣禄和庆亲王奕劻——引者）尚不能挽回，鄙人何敢担此危局？各国兵日内当抵城下，想有一二恶战，乃见分晓”③。他是在坐待这场“恶战”的结果，然后再定他的行动方针。
六月十二日，朝廷又授给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有实权的职位。经过朝廷的催促，李鸿章在六月二十日才乘轮船离开广州到了上海。
这时天津已经沦陷了。他并没有按照朝廷的要求赶快入京，而是在上海停留下来。七月初一日，刘坤一、张之洞纠合了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两广总督德寿、陕甘总督魏光焘、山东巡抚袁世凯以及浙江、安徽、江苏、陕西巡抚等共同电奏，要求授李鸿章以“全权”，让他“就近在上海与各国电商，藉探消息，察其意向”④。这个电文表明这些督抚一致主张赶快求和，而且他们一致把李鸿章看做唯一能担当这个任务的人。这时，李鸿章在上海已开始同清朝派驻各国的公使直接联系，让他们探听各国意向。七月初六日，李鸿章在上海同刘坤一联名上奏朝廷，要求朝廷立即下令各省督抚和各统兵大员办几件事，其中主要的就是“按照条约一体认真保护”“各国洋商教士”，并“认真剿办”一切“土匪”和“乱民散勇”。这时侵略联军尚未从天律出发，这个奏文中说：“目前各国添兵，以救使剿匪为词，声明天津之战非与我国家开衅，尚不致为非常之祸”，但延迟下去，再不切实地剿匪和保护外国人的利益，京城就难免受灾了①。这个奏文很明显的，完全是按照侵略各国的意旨说话。
当侵略联军在从天津到北京路上的时候，七月十三日，朝廷授命仍在上海的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于是一方面是各国侵略军攻入北京城，一方面是李鸿章在上海向各国打听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停战。到了北京已经沦⑤⑥同上书，页356、365.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489.②同上书，页317.③《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三，页11.④《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387.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416—417.陷后，七月三十月，正在向山西太原逃亡的朝廷下令，“全权大臣李鸿章，著准其便宜行事，将应办事宜，迅速办理，朕不为遥制。”
②这样，洋务派官僚成了收拾时局的中心力量。向占领首都的侵略者求情乞和的任务落到了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的身上。
②《义和团资料》第四册，页43.（三）一群明火执仗的强盗侵略联军侵入京城，朝廷仓皇逃遁，文武百官也纷纷窜逃。没有来得及跑，还在京内的大学士昆冈等几个官员找到了有清朝官衔的英国人赫德，要求“设法斡旋，以救眉急”。赫德表示应该让庆亲王奕劻赶紧进城，与各国“商议和局大事”①。英国人不急于要李鸿章到北京是因为他同俄国关系密切的原故。在流亡途中的朝廷接到昆冈报告后，下令著已经跑到宣化的奕劻立即回到北京，同时催促还在上海的李鸿章北上。奕劻在八月初十日回到北京。
英国、日本的军队把他护送进城，他带的卫队则全被解除武装。他进城后，见到了各国公使，但他们却并不同他“商议和局大事”。一个当时在北京的英国记者说：“人言庆王今在日本人掌握之中，如一囚徒，无权开议”②。他自己在向朝廷的奏报中说：虽然由于李鸿章尚未来京，无法同各国开议，但他已经“往拜俄、英、美、法、意、比、日本各公使，备述此次拳教相仇，致使各国动兵，并婉谢各国洋兵保护宗社臣民盛意”③。居然向升堂入室的强盗表示感谢，这个亲王其实不能说是囚徒而是个道地的奴才！
由于俄国人向李鸿章表示愿意承担“保护”他的责任，李鸿章在八月二十五日从上海坐船北上。他向朝廷报告说：“天津进口，须有各国保护接待，乃可畅行无阻”④。他和他的随员到了大沽以后，就在俄国的哥萨克兵的伴同下乘火车到津。这时的天津已成为列强军事管制下的殖民地城市。侵略各国在六月十八日占领天津之后立即成立了所谓“天津市临时政府委员会”（当时，中国人称之为“天津都统衙门”），由参加天津战事行动最多的俄国、英国、日本各派一名代表组成这个委员会。后来由于其他侵略国也坚持要参与，这个委员会增加了代表德、法、美、意、奥的委员。列强共管的临时政府在天津向居民抽税，进行司法审判，用砍头示众的办法对付他们认为是义和团的中国人。李鸿章是有直隶总督的官衔的，当他到了天津后，这个临时政府认为“李鸿章可作为私人看待，而他的来临并不影响天津临时政府的工作”①。一个在天津负责接待李鸿章的俄国官员说：“李氏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②。
李鸿章在接受俄国人保护的同时，也力求设法讨好其他各侵略国。他把随带的五十万两白银存进了英国的汇丰银行。他在天津住了半个月，闰八月初九日到达北京。庆亲王也被授为议和全权大臣，会同李鸿章办理。但侵略各国仍然不同这两个全权议和大臣开议。直到十一月初，侵略者才正式提出议和的条件。这不仅因为列强之间需要调整相互间的矛盾，经过磋商才能在议和条件上取得一致意见，而且因为它们都不急于议和。他们要乘此时机，大肆进行一番掠夺，同时对敢于反抗的中国人民进行武力镇压。它们之所以需要李鸿章和庆亲王，首先还不是要他们在议和条件上签字，而是要通过他们使流亡的朝廷懂得只有彻底采取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态度才能存在下去，并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497.②《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资料》第二册，页388.③《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574.④同上书，页664.①《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页320.②科罗斯托维茨：《俄国人在远东》，李金秋等译，商务印书馆1975 年版，页140.且需要他们约束残留在北方的清朝军队，顺从侵略者的意志，共同镇压义和团势力。
八国联军到处烧杀抢掠，以致京津之间，“沿途房屋未经被毁者极为罕见。大都早已变成瓦砾之场。……从大沽经过天津直到北京之路线上，至少当有五十万人，变成无屋可居”③。当各国侵略联军打进北京城后，就像一群强盗在被他们打开了的宝库前面一样。整个北京城，包括城市中心的皇宫和城外的颐和园，遭到了洗劫。除了军官和士兵外，还有传教士也参加了掠夺。
当时的法国报纸有这样的记载：“一个回国的兵士叙述说：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道士们跟着我们去”，“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①联军统帅瓦德西的笔记中招认：“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②瓦德西是德国的元帅，德皇威廉第二派他统率侵华德军，并且为他争取得了联军总司令的地位。德国侵略军是在北京沦陷后赶到北京的。瓦德西本人则在闰八月初（1900年9月底）才到天津，而于这个月二十四日（10月17日）到北京。他的笔记生动地描绘了英、日、美、俄、法各国军队在对北京的劫掠中谁也不甘落人之后。当时在北京的一个英国记者则记载说，在闰八月间，“仍时有新兵入城，其中以德兵为最横，天刚黑，他们就从事劫掠，自称德皇训词中命令他们这样做，他们不过是遵奉命令而已。”③在北京城内，侵略各国的军队实行分区占领。但对于紫禁城，他们相约不实行占领。这表示他们仍然承认清朝政府。不过事实上各国的军官们和兵士们都曾利用各种机会进入紫禁城劫掠财宝。瓦德西在中南海的仪鸾殿里设立他的司令部。仪鸾殿是慈禧太后住过的地方，珍宝甚多，在瓦德西迁出时，就被烧毁了。
侵略联军在所到之处屠杀义和团和其他群众。一个当时在北京的中国文人记载说：“城破之日，洋兵杀人无算。……街上尸骸枕籍，洋兵驱华人舁而埋之。畚锸既毕，即将舁尸之人尽行击死，亦埋坑中。”①英国记者辛普生也记载他目击的情形说：“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搀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②。
在侵略联军占领了天津和北京后，北京天津附近地区已没有清朝官军，但不少地方还有义和团在活动。侵略联军首先在这个地区内到处进行劫掠焚烧。例如八月间侵略联军到天津西南二十多公里的独流镇，这里是义和团活动的一个中心，侵略军焚毁了这个镇子。侵略军在劫掠北京以东的通州、武清，以南的良乡、涿州和以西的三家店等地的时候，都遭到义和团群众的激烈的抵抗。
③《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资料》第三册，页29.①转引自邵循正的文章，见《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年版，页127.②《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资料》第三册，页31—32.③《庚子使馆被围记》。《义和团资料》第二册，页388.①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义和团资料》第二册，页470—471.②《庚子使馆被围记》。同上书，页358.侵略各国争先占领从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线。在这条铁路线上，芦台、秦皇岛、山海关等地还有清朝军队。已经到达天津的李鸿章，根据俄国人的要求，下命令给这些地方的军队对于前来占领的侵略军不得进行抵抗。俄国军占领了芦台，接着就乘火车到山海关，但英国军舰抢先一步到了山海关，占领了这里的炮台和车站。为此，英俄间发生了争执。经过瓦德西的调解，强盗间达成妥协；山海关的炮台和车站由各国共同占领，山海关要塞司令由英国人担任，而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由俄国人管理。这条铁路线上的秦皇岛、北塘则已由德国军队占领。
侵略军队又以讨伐义和团的名义进兵冀中地区。一支法国军队到达了献县，这里是直隶省东南部天主教的中心。这支法国军队摧毁了这里的若干被认为积极进行反教会斗争的村庄，接着又向西到保定府。同时，又有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联合组成的纵队从北京和天津出发也到了保定府。保定是直隶省的首府，这时在城里的清朝最高官员是在裕禄死后曾代理直隶总督的布政使廷雍，他已奉朝廷的命令用他的军队全力镇压义和团。在北京的庆亲王根据各侵略国的公使们提出的要求，通知廷雍，一定要对顺天府和直隶省境内的义和团“迅速查办解散”①。廷雍向在太原的朝廷报告说：“现查顺直各属，拳匪众多者，共计三十余州县。拟就现有兵力，先就拳匪猖獗之区办起。……总期一律廓清，以仰副朝廷除莠锄奸，绥靖畿疆之至意”②。清朝军队就是这样地为外国侵略军的深入预先扫清了道路。侵略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这样说：“当联军前进之际，常常发现中国军队与拳队相战之遗迹。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已斩拳队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③。
闰八月二十日，侵略军到达保定的时候，廷雍及其他在保定的官员开门揖盗，把他们请进城里。李鸿章在闰八月十八日到北京的当天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送急信给廷雍，通知他在联军到达保定时，要“执白旗相迎”，“务祈严谕将士，勿轻用武挑衅，致启不测之祸”④。侵略联军进入保定后，进行了掠夺和焚杀，而且把主要官员们逮捕起来，说他们曾纵容义和团，并把廷雍和其他几个官员枪毙，枭首示众。这些官员对侵略军“以礼延接”⑤仍免不了被杀，这是使清朝朝廷大为震惊的。
侵略联军从保定向南到了正定一带。它除了继续分别以小股军队骚扰冀中各地以外，又显示了要进兵山西省的姿态。九月里德、意、奥三国军队经由宣化侵入张家口。差不多同时，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军队经由易州占领紫荆关、广昌（今涞源），清朝军队退到了山西省灵邱、平型关。十二月里，德法两国军队由正定向西出兵获鹿，清朝军队退到娘子关。次年的三月初法军又进占了娘子关。
一本天主教会编的书描述当时的形势说：“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还应该加上西至娘子关——引者），均在联军势力圈内，往来巡逡，足迹殆遍。凡拳匪巢穴，无论官衙民居，遇则焚毁，往往全村遭劫”①。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575.②同上书，页599.③《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资料》第三册，页30.④《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702.⑤同上书，页741.①献县天主堂出版：《圣教史略》。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1951 年版，页471.李鸿章向朝廷的报告中也说：“联军”入京后，“迟迟不允开议停战，以致纵兵四出，大肆掳掠，并向地方官绅勒逼银钱”②。
上述保定的情形，是清朝官兵对待侵略者的态度的典型。作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描写归他所统率的军队的情形是：“偶与洋兵相遇，或勉强应敌，溃败相继，或逡巡避退，仅能全师。”②但事实上，连“勉强应敌”的情形也罕见，有的只是“逡巡避退”。宋庆（他带领军队从天津战场一直退到山西境内）在侵略军西到获鹿时这样说：“正值议和之际，（洋兵）所到各城，官皆出迎、供应，民（其实是绅商——引者）亦力求勿战，免撄其怒，遂使洋兵无所忌惮，且到处要挟，收我军械，前进不已，无所底止”④。
应侵略军的要求，在直隶省境内的清军都向西撤退，李鸿章和奕甚劻至向朝廷无耻地奏报说：“查洋人性最好胜，因晋军仍驻井陉县境，营垒相望，势不两立，必开攻战之衅。请饬各防军全数退入晋境，勿在井陉左近与洋军作相持之势，致令借口进兵，是为至要。”①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朝廷，在闰八月初八日从太原迁到了西安，一心一意地盼望李鸿章和奕劻能在北京早早同侵略各国讲好议和条件。它虽然很怕侵略军继续深入，但竭力制止自己的军队在任何地方对侵略军实行抵抗，以免惹怒了侵略者而妨碍“和局”。朝廷给山西官员们的训令是：“现在将与各国开议和局，万不可决裂。……如洋兵前进，即著先行派员劝阻，固不可鲁莽从事，亦断难听其长驱直入”②。显然，这是个步步退让的方针。甚至对河南省，朝廷也下了类似的命令。由于侵略军南下到正定，而且还一度分兵骚扰直隶省南端的大名、磁州等地，所以河南省也感到非常紧张，惟恐侵略军通过豫北而西叩潼关。朝廷于九月间命令河南巡抚说：“现在正将开议和局，万不可决裂。如果敌兵临境，先行遴派妥员前往劝阻。固不可轻启衅端，亦断难听其直入”③。在北京的李鸿章也致电河南巡抚，就说得更明白了：“如洋兵到豫，丰备牛羊诸品，礼貌相迎。”
③当时，进入京畿和直隶省的八国侵略联军，经过逐步增加，最多的时候一共也只有十万人多一点，而且各国之间互有矛盾，作为统帅的瓦德西并不能实行统一的指挥。侵略军在占领了北京、天津直至山海关一线之后，很难深入内地。它之所以显得那样威风，好像要到哪里就能到哪里，因为它有了一个事实上的同盟军的原故。清朝统治者已经全力从事消灭义和团的工作，并且对外国侵略者绝对地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因而已经成为外国侵略军的不可缺少的助手了。
义和团虽然在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的合力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千百万仇恨外国侵略者的中国人民还存在着。如果侵略联军分散兵力，深入更多的地方，势必更加激起这种仇恨，重新引起已经在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激烈的反抗。固然清朝统治者只会节节退让，但这一来它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地位将更加削弱，它作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同盟者和工具的作用也将更加削弱，这也是帝国主义列强所要避免的。正因此，列强的联合侵略军把自己②③《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775.④同上书，页787.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1005.②同上书，页747.③④同上书，页751—752、763.的军事活动限制在直隶省境内，而把在其他广大地区内镇压中国人民的工作，让清朝统治者自己去做。为了教训清朝统治者老老实实地接受列强的议和条件，这点军事行动是足够的了。
在这里，还要叙述一下沙皇俄国单独对东北三省的军事侵略。
沙皇俄国把天津、北京相继被帝国主义列强占领的形势看做是它侵占中国的东北的好机会。前面已经说过，义和团运动在五六月间已经蔓延到东北三省，主要是盛京（辽宁）。英国、法国、美国人办的教堂和俄国人修的铁路成为群众仇恨集中的目标。奉天（沈阳）和其他各地的教堂被焚毁。俄国修的东清铁路（由西伯利亚穿越黑龙江、吉林省境连接海参崴的铁路）已经快要全线修通，它从它强占的旅大地区向北修筑的铁路（南满铁路）也已经修到了开原。俄国人在中国领土上，驱使中国的劳力修筑铁路，早已激起群众中广泛的愤怒。六月十八日盛京将军奏报说：“查俄人假道兴修火车，其意本属叵测”。“自兴工以来，强占民地，虐待土工，无不疾首痛心”。“现在由省北至开原，南至海城，计五百里，所有俄铁路桥房均经百姓拆毁”①。
由于朝廷已经下了宣战诏书，这三省的长官虽然再三奏报说，他们的兵力不足以抵御俄国军队的进攻，但又不得不说，他们已遵照朝旨，召集义和团，布置兵力，准备作战。
在天津沦陷后，朝廷给东北三省长官下命令，要他们务必让俄国人了解，拆毁铁路全是“拳民”干的，官方只是“弹压不及”，而如有战事，要“令拳民作为前驱”，这是前文已经说过的了。这种卑鄙的方针，显然是要三省的官兵在俄国军队前来进攻的时候实行不抵抗主义。三省的军队本来已腐朽不堪，又在这种方针指导下，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和侵略联军在关内由天津向北京进军的差不多同时，俄国军队全面进犯东北三省。它一方面由北面和东面分路侵入黑龙江、吉林省境内，一方面从旅大地区沿铁路线向北攻击。黑龙江将军寿山在敌军占领瑷珲、墨尔根（嫩江）时，派员求和，表示已自行镇压义和团，这也不能使敌军止步。八月初六，俄军进入省城齐齐哈尔，寿山自杀。吉林将军长顺向来反对对外作战，在三姓（依兰）、宁古塔（宁安）、珲春被敌人占领后，他就让各地官兵持白旗迎接敌人。八月二十九日，吉林省城也为俄军所占。在南路，继熊岳、盖平、营口、海城相继失守以后，俄军于闰八月初八日不战而进入了奉天省城。盛京将军增祺已经率残部事先逃走了。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俄国军队占领了几乎东北三省的所有主要城市。在占领过程中，俄军到处残酷地杀戮中国的平民。六月下旬，俄军在进攻瑷珲时，把黑龙江北岸的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中国居民五千多人驱逐过江，迫使他们几乎全部溺死在江中。接着俄国军队又在江东六十四屯屠杀和驱赶中国居民，造成二千多人死亡。这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上罕见的惨剧。
俄国为什么要“保护”李鸿章入京，并且向他表示要在议和中给以协助？
为的就是要换取李鸿章的效劳，使清朝政府容忍它在东北自由行动。在侵略联军进入北京后十多天，八月初四，俄国突然照会其他列强，建议侵略联军退出北京城。虽然其他列强一致反对，但俄军自行把它在北京的大部分军队撤退到了天津。其用意也是为了向清朝政府表示“友好”，以达到它对东北的欲望得到满足的目的。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307.虽然沙皇政府长期来抱着的独占中国东北的野心似乎已经可以如愿以偿，但它认为不宜于实行公开的兼并。这是因为它看出来由俄国人直接统治中国这样大的地区是很危险的事。当时占领旅大地区的俄国军事长官阿列克塞也夫就认为“在关东省（俄国人把所占领的旅大地区称为关东省——引者）
以俄治华的试行中，已充分暴露出条件还未成熟。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即在整个东北三省——引者）再犯同样的错误，实在是冒险“①。这就是说，还是要实行以华治华。再则，如果俄国公开兼并中国东北，那就势必引起列强的强烈反对，并可能造成列强纷纷兼并中国的各个地区的形势，这种形势是并不仅仅满足于吞并东北的俄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俄国当局决定在形式上恢复清朝在东北的行政机构。盛京将军增祺逃出奉天后，躲在新民厅。俄国的关东区军事长官阿列克塞也夫叫人去找到了他，让他派遣代表到旅顺进行谈判。所谓谈判就是要在一个所谓”交还奉天“的临时协定上签字，按照这个协定，形式上清朝的盛京将军仍然回到奉天，恢复其地位，实际上全省仍然在俄军控制下，而盛京将军则成了对俄国的关东区长官负责的属吏。作为盛京将军增祺的代表的几个官员起初不敢在这样的条约上签字，说是如果这样做了，他们”有被视为卖国而被贬和受审的危险“①。在俄国方面的威胁下，终于不但这几个代表，而且增祺本人也签了字。这样，到了十月初，增祺就回到了省城奉天。吉林、黑龙江也是同样的情况。沙皇政府自己制定了一个”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按照这个原则，东北三省实际上成了俄国军事占领的殖民地，只是在名义上的行政管辖权算是属于中国。
李鸿章当时通知增祺等人说：“东三省各城，俄廷已允交还，惟保路之兵，一时尚不允全撤。”②但这种交还，显然不过是个骗局。由于日本、英国、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俄国占领东北的问题还没有就此了结，下文还将继续谈到。
①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页152.①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页155.②《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890.（四）帝国主义列强的“门户开放”政策和辛丑条约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虽然作为议和大臣呆在帝国主义列强占领的北京城里，但是实际上在他们和各侵略国家的代表之间，并没有进行什么“议和”。
有的只是在各侵略国家之间的“议”。它们为如何对待中国，如何对待清朝政府，以及提出什么条件，相互间商议和争执了几乎一整年。李鸿章和庆亲王，在议和这方面做的事，不过是把各侵略国家“议”的结果传话给在西安的朝廷，直到最后的签字罢了。
要不要瓜分中国，这是帝国主义列强所考虑的首要问题。当时在中国势力最大的英俄两霸，实际上都作了瓜分中国的准备。英国曾想策动张之洞在两湖“独立”，并且加强它在长江中下游的军力，同时又想策动李鸿章在两广“独立”。俄国则如前说，已把整个东北置于自己的武力控制之下，又野心勃勃地还想囊括蒙古和新疆。它们都准备好了如果发生必须瓜分中国的形势时，为自己取得尽可能多的一份。但另一方面它们又表示瓜分中国是它们所不赞成的。在天津刚沦陷时，英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通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顷奉本国政府电，谕令转达贵大臣，现在保全中国，准视各疆臣之能守靖地方与否，本国非特决无瓜分之意，并未闻别国有此举动”①。在侵略联军刚从天津出发时，英国的外交大臣向议会说明英国对华政策，他说，一定要使长江一带无风火之警，如果长江各省督抚兵力不足，英国要给以帮助，同时他又说，英国要“确守保全中国，不使瓜分之策。”②俄国的沙皇政府在准备出兵中国的东北时，由它的外交大臣声明说，它“反对中国现状的任何变更和瓜分中国的任何企图”，并说，它的对华政策是以协助清朝政府维持其国内秩序为前提③。它们不赞成瓜分，也不是假话，如果真的实行瓜分，它们势必要为应付帝国主义列强间必然发生的激烈争夺而付出很大的力量，它们在中国的既得的巨大权益也不能保证不会遭受损害，以至有丧失的危险。
英国、俄国以外，在中国已经分划到一定的“势力范围”的德国、日本、法国，这时也同样一方面准备瓜分，一方面又反对瓜分。
义和团的经验，特别使得帝国主义列强感到瓜分中国是很危险的事。因为它们不能不看到，如果实行瓜分，会更加激起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反抗情绪，使帝国主义列强直接面对无穷无尽的像义和团这样的斗争。侵略联军的统帅瓦德西曾在给德皇的奏议中讨论“瓜分中国”的问题，他除了认为各国在如何瓜分的问题上不可能成立妥协以外，又根据他在中国的经验指出，中国的皇室和官吏以至上流阶级虽然很腐败无知，但是中国还有四万万人，“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在山东直隶两省之内，至少当有十万人数加入此项运动；彼等之败，只是由于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并火器则无之。”①所以瓦德西又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315.②《义和团资料》第四册，页249.③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云南大学1947 年版，页301.①《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资料》第三册，页86.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②英国人赫德在那时写了篇《中国实测论》，文中认为瓜分中国虽然是难免的，但现在还不能马上这样做。
他从义和团运动中看出，现在中国人“大梦将觉，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思想。……自今以往，此种精神必更深入人心，弥漫全国”。
在他看来，马上实行瓜分，只会加速激起这种精神，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保持中国现状，由列强扶植清朝政府来使中国人没有亡国的感觉，渐渐消磨掉在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③。
美国当时是反对对中国实行瓜分，主张照旧维持原有的中国政府的一个主要国家。它把它对中国的政策称为“门户开放”政策。早在义和团运动发生前，光绪二十五年八月（1899年9月）美国政府已分别向英、俄、德、日、意、法各国提出关于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内，美国之所以不积极参与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是因为它抱着比仅仅取得一个地区的势力范围更大得多的野心。美国在1898年战败了西班牙，夺取了关岛与菲律宾之后，把扩张的野心伸展到太平洋此岸来，谋取最终达到称霸于中国的目的。它虽然无法反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既成事实，但它以“门户开放”的名义要求任何一国的势力范围都不能向它关闭。“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列强都承认现在的中国政府，维持中国的完整，而共同享受在中国的一切权益，实行所谓“利益均沾”。美国提出这个政策，既利于自己依靠优势的经济势力逐步地加强在中国的地位，又可以赢得惟恐列强实行直接瓜分的清朝政府的感激。同时，这个政策也是侵略中国的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所可以同意的。它们在答复美国照会时都表示赞成或至少不反对，因为在谁也无力独吞中国的情形下，每一个侵略国都觉得，由列强共管中国，使自己在中国的势力没有被排斥的危险，而有利用各种机会发展的可能，是很有利的事。
虽然英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比美国还早，但是以正式的文件向各国提出这个政策的是美国。在义和团运动勃起前夕，帝国主义者中比较有观察能力的人已经感到，锋芒朝向帝国主义的革命危机，迟早会在中国土地上爆发。
正在这时，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又具有呼吁列强联合起来应付这种危机的意义。利益均沾，这是减少列强相互间冲突的一种方法。扶助清朝政府而保持在这个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的完整，这是无损于列强在华的权益，而有助于麻痹中国人民斗争的做法。美国当时竭力号召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是想使列强组成一个反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神圣同盟”，并为自己争取得侵略中国的领导地位。
到了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也就是侵略战争的火焰已经在天津烧起来的时候，美国又向各国发出了关于门户开放问题的第二次照会。
其中宣布美国的政策是要“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实体，维持一切以条约和国际法所保证的友好国家的权利”等等。这就是要求帝国主义列强继续共同保证清朝政府在全国的统治，使它老老实实遵奉一切已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从而使各国在中国的权利得到保障。美国的前一次照会主要说的还只是各国在中国的租界地和势力范围“开放”的问题，这次照会②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页502.③据梁启超在《灭国新法论》一文中对赫德文章内容的概述。见《饮冰室文集》之六，页44.《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版）收有赫德的全文。
更扩大到全中国的“开放”。
在美国的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后一个多月，列强军队占领了北京。在各国争论议和方针时，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1990年10月），英国和德国成立了一个对中国政策的协约。其中说，为“保持在中国的利益和现行条约上的权利”要遵守这样的原则：“中国的内河和沿海的港口，对一切国家的贸易及其他各种经济活动，都应无差别地自由开放，以谋各国共同永久的利益。
凡英德两国势力所及的中国领土，相约遵守此主义“，”英德两国政府不利用现在事变为本国谋取中国的领土利益，应维持中国的领土不变更政策“。
这就是所谓“利益均等”，“保全中国”的原则。所谓“保全中国”就是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而保全中国的意思。英德两国政府把这个协约送交其他列强，希望它们也承认这些原则。美国表示，这些原则同它的两次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声明是完全一致的。日本一向不愿意看到西方列强瓜分中国，而愿意让中国这块肥肉完整地留在自己近旁，所以它表示完全赞成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也完全赞成英德协约。法国虽然在这时很想乘机吞并云南省，但它也表示，它向来主张“为全世界的经济活动而开放中国”，而且认为“保全中国的原则是列强合力圆满解决目前危机的基本原则。”当英德成立协约时，俄国正在吞噬东北三省。但是俄国认为它无须乎反对英德协约中提出的原则，它说，中国的自由开放是“以不变更基于现存条约的现状为基础”的，至于保全中国的原则，那本来是“俄国对中国的根本原则”。
这样，美国创导的门户开放的政策就成为列强公认的原则，并且成为这时列强联合向清朝政府提出的条件的基础。列强终于互相约定，这一次谁也不提出割地的要求。
美国、俄国、法国都主张，既然要扶植清朝政府，那就还是要让慈禧太后做这个政府的头子。英国、德国、日本虽然有过要慈禧太后交权给光绪皇帝的想法，但在议和过程中放弃了这种想法。列强终于决定继续共同维持这个闯了祸而“悔过”的皇太后（清朝朝廷签署同意的议和大纲中就有“表明悔过”这样的话）。在议和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各国提出要惩处祸首的问题，德国对这一点尤其坚持。这就是要惩办那些曾表示支持义和团的清朝大员。
经过反复讨论后，各国提出了要求处以死刑的十一个朝廷大员的名单，其中身份最高的是端王载漪（他的儿子本已定为皇位继承人）。下过宣战诏书的慈禧太后最担心的是列强把罪责加到她身上。在她看清楚列强追究到端王就可以满足，而她仍然是列强所需要的人的时候，她就心甘情愿地接受对方提出的任何要求了。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列强提出了它们商定的和议大纲十二条。流亡在西安的朝廷，在签字承认了这个大纲后，发出一道上谕，说是：“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①。列强没有提出割地的要求，尤其是照旧承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在中国的统治（这就叫做“不侵我主权”），这是使这个朝廷感激涕零的。但是和议还只有大纲，细目还待商定。这道上谕说，朝廷的态度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①。这就是说它一定要把“中华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巴结这些武装占领了首都的“与国”，使它们感到这个朝廷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946.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945.确是值得“保全”的。
在议定大纲的细目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赔款”的数目。帝国主义列强认为，中国必须为他们这次出兵费用和他们所遭受的其他“损失”
而付出一笔巨额的“赔款”，其数目最后确定为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在四十年内分年付清，还要加上利息，本利共达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此外，再加上各省的地方赔款，总数在十亿两以上。这个数目相当于至少十二年的清朝政府的财政总收入。这样空前巨大数量的“赔款”（习惯上被称为庚子赔款），实际上是要清朝政府负责对全体中国人民进行最大限度的勒索，用来奉献给帝国主义列强，以赎取自己在中国的统治地位，换得帝国主义列强对这种统治地位的保障。
根据十二条大纲而由列强提出的条约（习惯上称为辛丑条约）在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签订。条约中规定，上述数量的赔款，以海关税、盐税和常关税（内地关税）为保证。但是只靠这些税收还远不够数，因为还有旧的外债要偿付。清朝政府又叫各省每年摊派二千万两，以应付庚子赔款的需要。
除了赔款问题外，辛丑条约还规定清朝政府要切实负责严厉镇压人民群众中一切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行动与组织，而对于在这方面做得不好的大小官员都要加以惩办。在辛丑条约签字前，清朝政府已经按照列强的要求，颁发了这方面的谕旨。辛丑条约规定，除了继续实行这种惩办以外，要把有关谕旨在中国的一切府厅州县张贴出来。
辛丑条约规定，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划出一个外国使馆区，并使这个使馆区实际上成为国中之国，帝国主义各国都有权用他们的军队来“保护”其使馆。根据这个条约，清朝政府还必须拆除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沿线的全部炮台，并且不能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驻扎中国军队，而帝国主义列强则有权驻军各处以保证从北京到沿海的通道。条约使清朝政府承认了列强军队驻扎在从北京到天津到山海关沿铁路的十二个地方的既成事实。这样，北京到沿海的道路就敞开在帝国主义军队前面，北京城内也有外国军队，清朝政府完全处于列强刺刀监护之下。
这些就是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签字在这个条约上的有八个出兵的国家：德国、俄国、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此外还有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这三个国家。代表清朝签字的是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
李鸿章在签署了这个条约后两个月病死，结束了他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作帮凶和走狗的一生，他的前半生主要是为英国效力，后半生主要是为沙皇俄国效力。
辛丑条约的订立使清朝朝廷以全国的统治者的身份回到北京，中国在形式上仍然是个独立的、统一的国家。但是，如同当时一个美国人所说，中国“已经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①。帝国主义列强使清朝朝廷在辛丑条约中承认了中国不过是个在列强共管下的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倡导，列强公认的门户开放政策所要“保全”的中国，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
辛丑条约虽然没有割让土地的条款，但是在列强军事占领天津期间，俄国在天津强行攫取了一块租界，跟着，意大利、比利时和奥地利也各取得了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页383.一块租界。在这以前，天津本已有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的租界（美国的租界后与英国的合并）。列强对天津的军事统治一直保持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交还给中国的天津已是一个有九个国家租界的城市。
在辛丑条约订立前，清朝朝廷以其驻莫斯科的公使杨儒为代表，同俄国方面进行关于东北三省的问题的谈判。前一节已经说过，沙皇政府根据它自己片面规定的“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和它强迫盛京将军增祺订立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对东北三省实行军事控制。但是地方官员本来无权订立这样的协定。由于英、日、美各国强烈反对，清朝朝廷也表示不能承认。沙皇政府感到必须从清朝朝廷取得一个正式的协定来使自己对满洲的独占得到“合法”的根据，而堵住反对它的英、日、美各国的嘴。因此，正当列强在北京提出议和大纲的同时，俄国要求清朝朝廷委派代表在莫斯科进行谈判。
俄国方面向杨儒提出的条件草案，虽说是要把满洲交还中国，“吏治一切照旧”，但是以保护铁路的名义，规定俄国仍不撤兵，而在铁路竣工前，中国方面不得设置军队，以后要派军队，须先同俄国商定数目。这个条约草案还规定，整个蒙古和新疆的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于田等处的矿山铁路及其他利益，非经俄国许可、不得让与他国，而且非经俄国许可，中国不得自行筑路。条约草案还要中国允许俄国由东北三省铁路干线或支线修一条朝向北京的铁路，直到长城。沙皇俄国提出这些要求，显然是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清朝政府承认它不仅在整个东北，而且在中国的蒙古、新疆地区也拥有独占的权益。
沙皇政府秘密提出的这些要求泄漏出来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首先是英国、日本、美国纷纷表示反对。它们警告清朝朝廷，如果同俄国成立这样的协定，那就要造成瓜分中国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朝廷不敢接受俄国的要求。杨儒在莫斯科的谈判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到了辛丑条约签字以后，俄国军队仍然驻在东北三省境内，拒不撤退。
后来到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年4月）在北京成立了一个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承认要从东三省撤兵，但既是分期逐步进行，又附有其他条件，而且中国在东北的军权和其他主权仍受到种种限制，实际上还是把东北当成俄国独占的区域。
俄国以外的其他列强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名义下反对俄国独占中国的东北。其实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力谋在共管中国中为自己争取得优先的地位。后来，到了1904年，为争夺中国的东北三省，日本和俄国间发生了一场战争。
　　　　　　　　　　　　　　　　　
（五）义和团的历史功勋和资产阶级对义和团的态度天津、北京相继被侵略军占领后，立即形成了清朝统治者同帝国主义侵略者全面地携手合作，共同镇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局面。清朝统治者昨天曾在朝廷文书中称义和团为“义民”，今天又称之为必须“痛加剿灭”的“匪徒”了。他们之所以愚弄义和团就是为了出卖他们。义和团没有能识破并正确地对付这种愚弄，结果就在内外反动派的屠刀下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分散到了直隶省农村中的义和团武装，虽然还继续进行了些斗争，但已不再能重新积聚起他们的力量来。在这个省份和北方其他地区的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是失败了。但是，在广大农村中，农民在重重压迫下的反抗的火焰并没有熄灭。北方的义和团运动中的许多活动分子在失败后奔走到南方各处。有些人到了四川同当地原来有斗争传统的民间秘密结社结合起来，重新举起义和团的旗帜。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川东一带的义和团在揭贴中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号召人民起义。次年，从资阳县开始，川东各地，以至川北、川南的一些地方爆发了抗拒官兵，焚毁教堂的群众斗争。同时，在直隶省南部的广宗、巨鹿也发生了以景廷宾为领袖的农民群众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扩展到山东、河南两省边境的一些县份。在这些地方潜伏下来的义和团群众参加了这次起义。起义群众打出“扫清灭洋”的口号。发生在川东和直南的这两次起义虽然维持不久，都在官方血腥的镇压下失败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提出的新的口号。血的教训使“扶清灭洋”
这样的口号从此再也听不见了。川东和直南这两次斗争虽然可以说是义和团运动的余波，然而它们又是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已经完全成为外国帝国主义工具的清朝统治者的斗争相结合起来的先声。
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不但是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义和团运动虽然没有处理好这两方面斗争的关系的问题，但是当它的力量以汹涌澎湃之势从地下冒出来时，竟迫使清朝朝廷作出它本来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对外宣战。
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把中国这个巨人看做是可以任意操刀宰割的对象，义和团运动使它们恐怖地看到中国社会的底层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反抗力量。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当时起了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瓜分中国的作用，它又成为在此以后中国人民的一浪高过一浪，直到完全胜利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斗争的先驱。
义和团运动是一个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以贫苦农民为主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就这点说，它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反复发生的农民革命、农民战争的继续。它是这种农民革命、农民战争的最后一次。中国已不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封建主义的中国。世界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已经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义和团运动突出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但是没有能把这个任务同反对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的进步的任务结合起来，而且严重地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义和团的失败证明，这种单纯的自发的农民革命、农民战争不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从此以后，占据历史的中心地位的已再不可能是像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这样的旧式的农民运动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中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只有在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够充分地发挥出
　　　　　　　　　　　　　　　　　
来。中国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能够动员和团结起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把农民运动提高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那样的自发的运动所远不能企及的高度水平，因此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成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能够把这个革命一直发展到彻底胜利。
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在那时候，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虽然就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来说，就它的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来说，是比农民先进的一个阶级。
但是这个阶级，由于它所具有的种种弱点，不能成为农民革命的领导者。
在义和团运动的时候，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总是指摘义和团的弱点，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出义和团的伟大的革命作用。
在戊戌政变后逃走出国的康有为、梁启超组织保皇党，以保卫光绪皇帝为宗旨。在北方义和团运动勃起的时候，他们认为是在国内进行活动的好时机。唐才常作为这一派的代表从日本回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他在上海，以值此事变，人民须自行“保种救国”为理由邀请了数百人举行会议，号称“国会”。与会的人大部分是上流的资产阶级倾向的人物。他们推中国最旱的一个美国留学生容闳为会长（我们在太平天国时期已经谈到容闳此人了，见第八章第四节。他后来先后供职于曾国藩、张之洞、刘坤一门下，并曾任清朝官费留美学生的监督，这时在上海是个社会名流），推严复为副会长（严复是我们在戊戌维新运动中谈到过的人）。唐才常自己担任总干事，他为“国会”订的三条宗旨是：“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三、清光绪帝复辟”①。既说不承认清朝政府，而又不过是要光绪皇帝夺慈禧太后的权，这显然是自相矛盾。
唐才常除召开公开的“国会”之外，又秘密建立了称为自立会的组织，联络长江中下游各地的哥老会，准备用自立军的名义发动起义。他携有从华侨募得的相当大的款项，靠财力使不少哥老会的头头愿意跟着他干，又收买了一些清朝军队中的官兵。因此，自立军很迅速地在形式上有了很大的力量。
唐才常决定在当年七月里同时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发动起义，而以武汉为中心。他自己在武汉。在预定的起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安徽大通的自立军组织首先被清朝当局破获。接着，武汉一些被唐才常所收买的清军军官出首告密。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破获自立军的总机关，抓住了唐才常和其他二十多人，立即把他们处死，又在湖北其他各处捕杀了参与自立军的哥老会头头多人。湖南、安徽也为此而捕杀了不少人。康、梁一派所策划的唯一的一次武装起义就此失败了。
当时康有为向华侨募捐的信中，吹嘘他有胜利的把握，并要人相信他能够得到外国的支持。他说：“新党已于上海设立国会，预开新政府，为南方立国基础。将来迎上（迎光绪皇帝——引者）南迁，先布告各国，保护西人洋行、教堂等事。”又说：“我南方勤王义军已分布数路，不日将起，既成方面，可与外国订约，行西律西法。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救光绪皇帝）。英既相助，则我可立不败之地”①。由此可见，他的方针，是根本不反帝的。他不但力求使他的运动区别于义和团，而且还预约他的军队将北上帮助外国侵略军攻打义和团。自立军在准备起义时，请容闳起草了①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页192.①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1928 年版，页81.一个英文对外宣言，那里面也是既表示反对义和团，又表示，由于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之事“须与各国联络”，所以“凡租界、教堂……等，均须力为保护”②。康、梁一派素来主张联合英日，唐才常曾竭力鼓吹这一点，他的《自立会章程》中明确规定欢迎日本人参加。事实上，也确是有日本的浪人参加他的起义活动。唐才常在准备起义前，还曾经过日本人去同张之洞联络，表示自立军可以拥戴张之洞据两湖而宣布独立。张之洞没有马上答复他，他扬言说：“倘张之洞奉清廷之命以排外，吾必先杀之，以自任保护外人之事。”
③以上种种情形都表明，康有为这一派所要建立的“自主国”，不但只是百日维新时所设想的君主立宪国，而且也决不是向帝国主义宣布独立自主的国家。
张之洞直接同英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东南互保章程已经成立。他不需要借助于唐才常。在军官告密以前，其实他已经知道自立军的谋划，因此他很容易地把这场起义扑灭掉。他立即把唐才常等人处死，显然是杀人灭口。
唐才常事先曾同他联系，而他没有立即采取镇压行动，是可以成为他的一条罪状的。
唐才常的起义是在保皇维新的旗帜下，而不是在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
但经过这次失败后，本来接受康有为的主张的爱国知识分子开始发生了分化，有些人转向了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唐才常企图依靠会党力量来发动起义，这一点也成了以后一系列的革命党人的行动的先声。
梁启超在义和团运动时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之所以积弱，原因之一是“愚昧”。他说：“夫今日拳匪之祸，论者皆知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
然试问全国之民庶，其不与拳匪一般见识者几何人“①。这完全是用贵族老爷的态度来看待人民群众。尤其奇怪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痛斥中国人有一大病是”无动“，就是说”全国之人如木偶、如枯骨，入于隤然不动之域“。
他把中国人描写得如此麻木不仁：“污吏压制之也而不动，虐政残害之也而不动，外人侵慢之也而不动，万国富强之成效灿然陈于目前也而不动。列强瓜分之奇辱咄然迫于眉睫也而不动”②，这真是奇怪的论调。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底层的人民大众正在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作出强烈的反应，进行着虽然具有很大弱点，虽然遭到失败，但具有伟大历史功勋的斗争，而在梁启超这样的资产阶级言论家看来，进行这种斗争的人乃是愚蠢的匪徒。由于广大人民起来斗争，中国正在发生，并将连续发生什么力量也遏制不住的激烈的震动，而梁启超所看到的却是“无动”！
康、梁一派这时所代表的是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系较多的上层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民族资产阶级中另一派，即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时已冒出头来。孙中山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在檀香山华侨中建立了名为“兴中会”的组织，开始他的政治活动。
但是早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在国内影响还不大，而且他们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界限也还不很清楚。孙中山一派人当时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性质也是不了解的。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到闰八月②同上书，页75.③同上书，页76.①《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32 年版，页22.②同上书，页26.间（1900年9、10月间），在孙中山的策划下，发动了广东惠阳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主要是依靠当地的三合会、哥老会的力量。在广东巡抚德寿（他在李鸿章北上后，兼署两广总督）的武力镇压下，这次起义失败了。起义发动前，李鸿章尚在两广总督任上时，孙中山曾在香港进行联络李鸿章的活动，这个活动实际上是英国方面的一种策划。香港政府的议员何启（此人早在八十年代用中文发表了一些主张中国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实行政治改良的文章）同孙中山一派在香港的人员有联系。他主张孙中山一派人同李鸿章合作，实行两广独立。这时李鸿章尚未离开广州北上。在何启怂恿下，由孙中山领衔写了一封信给香港总督。这封信向来被认为是孙中山的手笔，其实就其内容说，完全是何启的思想。这封信说：“满政府庸懦失政，既害本国，延及友邦”，信中历数清朝政府的罪状，把没有剿平义和团看做是一条罪状。这封信表示希望在英国的帮助下“改造中国”①。李鸿章经过英国人而知道这个“两广独立”的计划后，正同张之洞一样，不是没有考虑过的。李鸿章在六月二十日离开广州，到上海以前经过香港，还同香港总督会面。这时英国官方已经放弃搞“两广独立”的计划了。孙中山一派人当时只是坚持要推翻清朝的统治，不但没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明确认识，而且也同康有为一派人一样寄希望于英国和日本的支持。日本浪人就插手了惠州起义。惠州起义时，孙中山本人是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日本官方还表示要支持他。但不久，日本政府也同英国及其他列强一样，确定了“保全”在清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的政策，孙中山所预期得到的支持当然也就谈不到了。
二十多年后，孙中山对义和团作了公允的评论。他认为，在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中表现了“对于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同时高度赞扬义和团反抗侵略者的战斗精神：“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精神，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
②但是在义和团运动的当时，代表资产阶级倾向的舆论界一般地都是把义和团看做是受清朝统治者支持的落后的、祸国的运动。
当时，只有个别的爱国知识分子对义和团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评价。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杂志《开智录》发表了一篇题为《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文章③。文章说：“世界上最令人可惊、可惑、可憎、可恶者，莫如今日之所谓文明国”，义和团是这些“文明国”
压迫中国之反响。“压之愈力，则起之愈骤，自然之理。故北部山东、直隶之人民，日唱外人之侮我，上天亦代为不平，当联络民气，共竭腕力，顺天之命，尽人之责，幸则杜绝列强，不幸亦振起国民排外之思想，此义和团之所由作也”。文章驳斥当时流行的认为义和团是闯了大祸的匪徒的观点：“义和团虽一败涂地，为人不齿，而亦为中国种无算之强根，播国民独立之种子，我中国人其亦知之否耶？”文章认为，义和团的斗争之勇使得企图瓜分中国的列强不能不有所顾虑：“今虽败师逐北，溅血横尸，然其‘勇’之一字，未尝不轰全球人之耳，电全球人之目也。外人于此，则平日唱兵力瓜分、和平瓜分之议，或涂红圈绿线于支那（中国）地图谓某地为某国势力范围之企图，亦未胆敢如前之猖獗耳。”
①《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 年版，页191—192.②孙中山1924 年的《民权主义》演讲，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页758—759.③张枬等：《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年版，页58—62.这篇文章虽然仍包含着对义和团的一些错误看法，没有能对义和团的弱点作出具体的分析，但是它不把义和团看做有罪，而看做“有功于中国”，是在当时言论界中极为罕见的①。
①这篇文章的作者在《开智录》上未署名，1903 年出版的《黄帝魂》这个论文集中收入此篇，亦未署名，据章士钊说，《黄帝魂》一书的编者是黄藻，他也是这篇文章的作者。（见章士钊的《疏黄帝魂》，刊于中华书局1961 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册，页238—239.）
第四编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第二十章第三次革命高潮的酝酿（一）日俄战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帝国主义列强，在订立辛丑条约中，暂时表现了它们为侵略中国的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很快就为互相倾轧和冲突所代替。在辛丑条约订立后四年发生了日俄战争（1904—1905）。这是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利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在这次战争中，站在日本背后，支持它的是英国、美国。英国和日本在1902年1月订立了英日同盟条约。
这个条约中说，订立这个条约是为了“维持清帝国的独立和完整，并保证一切国家获得在清帝国中的商业和工业的机会均等。”这就是前面说过的门户开放主义。也就是要保证中国成为一个对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大开门户的半殖民地国家。这个英日同盟的锋芒是针对俄国的，因为俄国当时对东北三省实际上实行了独占。在日俄战争进行中，美国方面也向列强发出一个通牒，重申门户开放主义，表示保持中国的完整是各国得到商业上机会均等的必要手段。
沙皇俄国武装占领中国的东北，清朝政府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只能依靠其他列强的反对来和俄国情商，希望它逐步撤兵。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年4月）俄国同清朝政府成立了一个撤兵协约，俄国答应从签字时起，分三次，每次相隔六个月撤退在东北全境的军队。虽然这年九月，俄国依约撤走了盛京（辽宁）西南部的军队，但到了光绪二十九年三月（1903年4月）第二次撤兵期届满时，俄国不但不遵约撤退在盛京的其他各地和吉林的军队，而且提出七点要求，作为撤兵的先决条件，这些要求实际上是要清朝政府承认不但东三省，而且蒙古都是俄国的独占势力范围。沙皇俄国的这种侵略野心，引起了日俄间的战争。英国和美国企图用日本的力量来打破俄国对中国东北的独占，并且削弱俄国在远东的势力。日本是想取代俄国在东北的地位，它在向俄国宣战时还唱着“保全中国的主权土地”和“各国在中国工商业机会均等”的调子。
在日俄战争发生前，清朝有些官员主张联合日本，对俄作战。但清朝政府既没有对外作战的力量和决心，日本也不愿意中国参战。战争甫经爆发，日本政府就以“清朝财政现状，到底不许与外国战争；不宁惟是，倘中国人民于战争中，对一般外国人开始排外运动，殊有遗祸日本之虞”为借口，劝告清廷，在东北三省以外地区严守中立，而以全力维持国内安宁①。这也就是说，要清朝政府让出东北做战场，坐视日俄在中国境内厮杀。
日俄战争从1904年2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开始。清朝政府竟然宣布把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而自称是处于“局外中立”的地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这时的一个奏折表明了当时清朝政府的窘态。他指出，在这两强交兵之际，要“谨守局外”，也必须有重兵设防，而“详查形势，扼要设防，至少亦须有六万人，以万人拱卫京师，以五万人分布边要，庶可资以屏蔽”。但是他手头只有二万兵力，饷源也无着落，因此他说：“甲午之役……
①牧野义智：《中国外交史》。转引自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1947 年云南大学出版，页350.关内外各军不下二十万，仍每以兵单为忧。况现在俄日交閧，人之兵力倍蓰畴昔，而弩下如臣，处此财力极窘之秋，提此二万余众之卒，布置防守，实有不能不为鳃鳃过虑者也。“①俄国在海陆战场上都遭到失败，而日本也打得精疲力尽。在美国的调停下，双方进行和议，战争以1905年9月订立朴茨茅斯条约而结束。朴茨茅斯条约规定，辽东半岛南端俄占旅顺口、大连及其附近水面和从长春到旅顺口的铁路都转让给日本。日本曾向清朝政府表示，”日本政府于战事结局，毫无占领大清国土地之意“②，这不过是一句假话。清朝政府在日俄议和时也曾发出照会说：”在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③但是，日俄和议订立后，日本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使清朝政府承认了俄国在满洲南部的特殊地位完全由日本继承。清朝方面由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和北洋大臣袁世凯为代表，在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1905年12月）按照日本的意愿，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三款，附约十二条。清朝政府不但表示”概行允诺“朴茨茅斯条约中的有关规定，而且还同意额外给予日本以某些权益。
在日俄战争时，英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西藏的武装侵略。英国侵略军一千多人在光绪二十九年十月（1903年12月）强行越过印度和西藏的边界，在次年二月（1904年4月）攻陷江孜，又在六月（8月）进踞拉萨。侵略者以武力威胁西藏的一部分宗教领袖订立了《拉萨条约》。由于这个条约是撇开清朝政府而订立的，其内容又是旨在使西藏完全沦为英国支配下，清朝政府不能不表示反对，它命令在拉萨的驻藏大臣有泰拒绝签字。以后，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十二年（1906年）清朝政府派官员同英国代表在印度和北京先后两次谈判，结果仍没有能完全废除拉萨条约所规定的内容，但英国分裂西藏的阴谋没有得逞。英国侵入西藏的军队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底才完全撤出。
英国的这次入侵西藏又具有同俄国抗衡的作用。俄国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已开始扩张势力到西藏，特别到了1900年，俄国勾结西藏的宗教领袖达赖十三世企图独占西藏。在英国出兵时，沙皇政府向英国提出抗议，说是“对于英国此举，认为有碍大局，或须设法以保护在西藏的俄国权利。”①由于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俄国只能放弃了它对西藏的野心。
虽然发生了日俄两国以中国领土为战场进行的火并，发生了英国对西藏的武装侵略，但是总的说来，在辛丑条约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主要不是用战争的手段，而是用和平的、比较隐蔽的手段进行压迫和侵略。这是因为，第一，通过义和团运动，它们感到用武力征服中国并不是轻而易举的；第二，它们已经使得清朝统治者重新成为它们的驯服的工具。
辛丑条约第十一款里说，“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地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这就是说，要完全按照帝国主义各国的需要来修改关于“通商行船”（其实是关于中外经济关系）的已有的条约规定。在辛丑条约订定后两年间，清朝政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二十六，项城袁氏宗祠藏版，页2、3.②《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一，1932 年刊印，页27.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十九，故宫博物院1932 年编印，页14.①王勤堉：《西藏问题》，商务印书馆1929 年版，页33.府先后同英国、美国、日本订定了新的所谓《通商行船续约》。这些条约牺牲中国主权为外国轮船航行于中国长江上游和其他内河，为外国资本到中国内地设厂开矿，为外国商品在中国内地倾销，设立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在对外贸易中，拿1901年到1903年这三年来说，平均每年进口额四亿七千三百万元，出口额三亿一千一百万元，入超达一亿六千二百万元。与十年前，即中日甲午战争前三年（1891—1893年）相比，进口额增加了一倍以上，出口额只增加百分之八十六，入超增加了二倍多一点。
中国的沿海和内河轮船航运业，几乎完全为外国公司所操纵。在光绪三年（1877年）进出于各通商口岸的轮船，以吨位累计，外国轮船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七（六百七十二万吨），中国轮船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三（四百万吨）；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外国轮船所占份额达百分之八十四点九（六千二百多万吨），而本国轮船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一千一百多万吨）。中国的大轮船公司仍只有一个招商局。虽然在1900年前后许多地方办起了不少轮船公司（它们多数是地方绅士和商人办的，也有官办的），但它们的规模很小，发展困难，往往只办了几个月或几年就倒闭了。
外国的轮船公司，最主要的还是英商的太古公司和怡和洋行。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德国、法国、美国、荷兰等国的轮船公司也都来经营在中国的航运。长江沿岸各口的对外贸易几乎占全国的一半，所以在长江上（由上海经汉口到宜昌）展开了许多外国轮船公司的激烈竞争。在义和团运动时，从事长江航运的除太古、怡和二家外，还有英国的两家较小的公司，日本的大阪商船公司，德国的汉堡公司和北德意志公司，四年后，又增加了个日本邮船公司。日本还设立湖南轮船公司经营汉口与湖南之间的航运。接着法国的东方轮船公司也加入长江航路。为了有利于竞争，日本把它的几个公司合并成为日清轮船公司。英国太古、怡和两家和日本的日清公司成为这场竞争中的胜利者。中国自办的招商局虽然一直进行着长江航运，但它和外国轮船公司相比，越来越处于劣势。1903年，航运长江的轮船以吨位计，英国的太古、怡和和日本的大阪公司共为二万多吨，招商局是七千多吨（为前者的三分之一强），到了1911年，英国的二家公司和日本的日清公司已达近五万吨，而招商局却只有八千多吨（为前者的六分之一强），所以长江实际上成为外国轮船的天下。
前面（第十四章第三节）讲过在1900年以前列强争夺在中国的铁路修筑权的情形。许多铁路的实际修筑则是在1900年以后。1900年前开始兴筑的有些铁路也是在1900年后才完成。直到清皇朝覆灭的1911年，中国土地上有了九千六百多公里铁路。其中，东北的东清铁路、南满铁路分别由俄国和日本直接经营，山东的胶济铁路是德国直接经营的，云南的滇越铁路是法国直接经营的。这几条具有殖民地性质的铁路共长三千七百多公里，为全部铁路总长的百分之三十九。这时，北京到奉天（沈阳）、北京到汉口、石家庄到太原、上海到南京、开封到洛阳、天津到浦口等线已修成铁路，这些铁路由于借款而受到外国势力控制。这一类在外国势力控制下的铁路共约五千二百公里，为全部铁路总长的百分之五十四。以上两部分共占百分之九十三。
只有百分之七，即六百六十多公里的铁路是中国自主的，其中包括清朝官方出资并用本国工程师筑成的北京到张家口之间的铁路和民间集资修筑的若干短距离的铁路，如潮州到汕头的铁路，以及有一些已经出卖给外国又花钱赎回的铁路。
　　　　　　　　　　　　　　　　　
帝国主义列强在1900年后的几年间变本加厉地在中国攫夺开矿权。首先就是李鸿章创办的颇能赢利的开平煤矿落到了外国资本支配下。在八国联军进兵京津时，开平矿务局的总办张翼在英军的威胁下，把矿务局全部资产卖给了英国商人。这笔买卖其实完全是个骗局。英商为经营这个煤矿设立了个“开平有限公司”，资金定为一百万英镑。它以三十七万五千镑的股票分给中国的老股东，作为购买全部产业的代价。其余的属于英商的六十二万五千镑的股票绝大部分都是所谓“虚股”，也就是根本没有缴纳股金。这样，英国商人几乎没有花一点资金就把中国当时最大的一个煤矿拿去了①。
帝国主义以多种形式霸占了中国各地的矿权。有的援德国在山东的先例，取得铁路附近的矿权，例如日本南满铁路公司取得奉天省的抚顺、烟台煤矿，俄国的东清铁路公司取得满洲里、扎赉诺尔煤矿。有的与清朝官方协议合办，实际上取得了支配权，例如安徽巡抚与英国签约合办歙县、铜陵、大通、宁国、广德、潜山六处煤铁矿，袁世凯手下的官员与比利时签约合办直隶临城的煤矿，又与德国签约合办直隶井陉的煤矿。有些中国商人经营的矿，因资金不足而出租给外国商人，或向外国商人借款，因而落到了外国商人手里。例如直隶宛平、河南焦作的煤矿就是这样地为英国资本所控制。帝国主义列强还胁迫清朝政府，出让某个矿区或某个地区的开矿权，例如清朝政府曾把四川江北厅的煤矿出让给英国的布仕公司，把山西的东部、南部的许多州县的开矿权让给英国的福公司，把云南东部七个府（几乎占全省面积的一半）各种有色金属的开采权让给了英法合资的隆兴公司。在清朝末年，全国煤产量，除土法开采的近四百万吨外，用机器开采的约五百万吨，其中属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煤矿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除了航运、铁路、矿业外，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工业投资也迅速地增加。以棉纺织业来说，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资本先后在上海开办了八个大厂，1900年以后的十年内，又先后出现了日本资本的三个大厂。在清朝末年，外国资本在上海纺织业中居于绝对优势，在全国也几乎占了一半。以造船业来说，英国资本的耶松船厂在1900年合并了祥生、和丰两个厂，大肆扩充，垄断了当时上海的造船工业。以烟草工业来说，1902年成立的英美烟公司，在十年中，工厂由一个增加到四个，工人由百余人增加到近万名，资本由十万零五千元增加到一千一百万元，超过当时中国所有烟厂资本的七倍。
从1901年起到清朝末一年（1911年），外国在中国开办工矿企业的资金大约在七千万元以上。但应该指出，这些资本很大部分并不是从它们国内带来的。不少身无一文的外国流氓来到中国，凭借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进行其“冒险家”的活动，若干年内就成了拥资百万的资本家，他们的资财是在中国国土上巧取豪夺，剥削得来的。正因此，帝国主义的少量投资能够发展为巨大的势力，一位近代经济史研究者指出：“在二十世纪初年占了中国发电业一半天下的上海电力公司，我们能相信，从帝国主义者口袋中拿出来的资本，只有区区五万两之数么？可是这是事实。英国的老公茂纱厂老板就拿他的纱厂情形给我们作证，证明这并不是上电一家所独有的现象。他在1914①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在开平附近成立了滦州煤矿公司，这是在直隶总督袁世凯支持下的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其初意是同开平竞争，并达到收回开平的目的。但结果，官僚主持的”滦州“竞争不过帝国主义的”开平“，1911 年”滦州“并入”开平“，成为英国资本支配下的开滦公司。
　　　　　　　　　　　　　　　　　
年就这样对股东们透露过：纱厂现共有纱锭四万另九十六枚，这个数目是在没有要求增加资本的情况下，从1900年起由一个三万纱锭的纱厂添置起来的“①。
帝国主义采取“和平”的经济侵略的方式，清朝统治者是满意的，但是帝国主义以为这种侵略方式不至于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那就大错特错了。
以下我们将看到，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努力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一方面，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这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人民以不同于义和团的形式进行新的斗争。
①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序言》，页11.（二）慈禧太后的“变法”
在戊戌政变中，慈禧太后剥夺了光绪皇帝的一切权力，打掉了他举起来的变法维新的旗帜。但是，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这一系列事变以后，慈禧太后也想把自己打扮成主张“变法”，实行“新政”的旗手了。
慈禧太后本来已经准备用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代替光绪做皇帝。由于订立辛丑条约的列强的要求，端王载漪定了斩监候（不立即执行的死罪），充军到边地永远监禁。他的儿子也就失去了候补皇帝的资格。光绪的皇位算是保住了，但他在朝廷中没有发言权。一切实权仍操在慈禧太后手上。
当朝廷还在西安的时候，慈禧太后已经开始唱起变法的调子。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发布的上谕表示，皇太后和皇帝同心一致地要实行变法。上谕中说：“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①。这道上谕还限期要求朝廷百官，驻外使臣，各省督抚各抒己见。二十七年三月初下令成立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人组成的“督办政务处”。说是为了实行“变通政治，力图自强”，所以要设立这样一个机关进行统筹考虑。七月里，下令从明年开始，在科举考试中，不再用八股文。八月初，又下令整顿京师大学堂（百日维新中创设的京师大学堂在政变后继续存在），并把各地原有的书院改成学堂，要求各省城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接着又命令各省选派学生，用官费送到外国留学，学成后，将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的头衔。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曾明令废除八股文而代之以所谓策论，把旧式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这两件事在政变后立即被慈禧太后否定，而现在正式加以肯定了。要各省派遣留学生，这是在百日维新中还没有正式提出过的办法。
朝廷在离开西安的前四天，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二十日，以慈禧太后的名义发布一道文告中说：“变法一事，关系甚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又说：“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②这简直是发誓赌咒要实行变法了。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所以要在这样的时刻高喊变法，首先是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列强，博取列强的信任。在看到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的变法上谕后，买办官僚盛宣怀这样说：“今两宫一心，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指清朝朝廷和帝国主义列强——引者）必能益加修睦，悉泯前嫌”①。盛宣怀为朝廷草拟致列强政府的信稿中写道：“敝国现议实行新法，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在正式发出的国书中“实行新法”四个字改成了“力行实政”①。这些话明白地点出了所谓“变法自强”的新政的实质。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要求，在二十七年六月间，原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为此事而发出的上谕说：“从来设官分职，惟在因时制宜。现当重定和约之时，首以邦交为重，一切讲信修睦，①《义和团档案史料》，页914—916.②同上书，页1327—1328.①②《义和团档案史料》，页924、931、933.尤赖得人而理。”③这就是说，从此以后要一心一意以同帝国主义列强和好为最高宗旨了。十一月下旬，朝廷回到北京，它在快要返抵北京的时候，发布上谕说，一到北京后，“各国驻京公使亟应早行觐见，以笃邦交而重使事”，除了由皇帝接见各国公使外，还要由皇太后接见各国公使夫人③。是否接受“觐见”，过去是长期引起争论的问题。
总之，慈禧太后之所以要宣布实行新政，主要就是为了要在回到京城时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帝国主义列强前面，向他们表明：她的政权决不是一个顽固守旧的，而是一个能够顺应帝国主义需要的政权。
曾经作出对外宣战诏书的慈禧太后，现在说是要“变法自强”，为什么不但不使帝国主义担忧，反而使他们放心呢？这是因为所谓变法自强不过是洋务派封建官僚的老调子。我们已经说过，慈禧太后虽然由于争夺权力的原故而打断百日维新，但她对洋务派的主张是并不反对的。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洋务派的封疆大吏显示出他们最能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宠信。洋务派的纲领也就成为从西安回到北京的慈禧太后所遵循的纲领了。
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的宣布要变法的上谕重申了康有为一派的“罪行”：“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①。表示同康有为的变法划清界限。这个上谕中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①。这是说，封建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不可能变的，能变的只是某些方法。
显然，这完全是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
响应朝廷的号召，刘坤一和张之洞这两个在长江流域首创“中外互保”
的总督，在二十七年五、六月间联名发出三个奏折，当时被称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③。他们认为，变法的第一步要从“育材兴学”做起，其办法就是开设“文武学堂”，废除八股考试制度和旧式的武科考试制度，奖励到外国留学。他们又提出了“整顿中法”和“采用西法”的各项措施。他们所说的“采用西法”，无非是用洋法练兵，用开展览会等方法来鼓励工艺，以至铸用银元，行印花税票等。他们也声明，他们提出的办法和康有为的主张“判然不同”，而且“大率皆三十年来已经奉旨陆续举办者”。慈禧太后对他们的奏折表示欣赏，说要“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④。
在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坤一也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死去。于是袁世凯与张之洞成为各省督抚中的主要人物。他们两人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联名上奏，主张停止科举，推广学校。他们说：“近数年来，各国盼我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①。可见他们之所以主张废除科举考试，着眼点还是在于使封建主义的统治政权披上“维新”的外衣而求得帝国主义的信任。
在八国联军之役以前，慈禧太后是平衡地使用封建守旧派的官僚集团和③④同上书，页1256、1342.①②《义和团档案史料》，页915、914.③《张文襄公全集》卷五十二，1928 年刻本，页9—29.④《义和团档案史料》，页1328.①《养寿园奏议辑要》卷三十五，页2—3.更多带有买办性的洋务派官僚集团。自经此役以后，可以说，慈禧太后已经使朝廷成为洋务派的朝廷。从此，守旧派与洋务派这两个官僚集团的区别也就不再存在了。
慈禧太后之所以高唱变法，又是为了应付国内的危机。辛丑条约的订立虽然使她逃避了从外国来的危机，但是国内的危机却显然是更加严重了。不但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广大群众中到处埋伏着待燃的火种，而且属于上层社会的一些阶级、阶层，包括各地的士绅、中小地主、商人、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于清朝政权的不信任感也空前地增长了。为了使这些阶级、阶层感到这个政权还是有希望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重新弹起三年前光绪皇帝弹过的调子。
慈禧太后的朝廷在回到北京后最初三年间所实行的“新政”，比较突出的有三件事：第一是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光绪二十九年八月（1903年9月）
朝廷成立了商部，由前一年曾被派往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和日本考察的皇亲贵族载振任尚书，工矿业和铁路都归这个部管理（三年后这个部改称农工商部）。商部成立后就着手制定商律，并提出了“奖励公司章程”。章程中说：“向来官场出资经商者颇不乏人，惟狃于积习，往往耻言贸易，或改换姓名，或寄托他人经理，以致官商终多隔阂。现在朝廷重视商政，亟宜破除成见，使官商不分畛域，合力讲求，庶可广开风气。”①允许私人资本自由发展，原是维新派的主张。直至中日甲午战争时，清朝一直实行的是把新式工业紧紧地控制在官方手里的政策。到了外国资本已经深深地侵入中国工矿各部门，官方已经无力控制时，清朝才来鼓励私人资本，这虽然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让步，但显然已为时太晚。而且它的奖励办法不过是对于投资设公司的商人按照投资数量的多寡给以不同的官衔。实际上保护私人资本的措施是一点也没有的。
第二是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设立学堂，提倡出国留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朝廷又一次通令各省选派学生到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了学生章程。这时，已经实行了对各级学堂毕业的人授与贡生、举人、进士等名衔的办法，而且规定按照科举考试制度通过会试的人还必须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三十一年（1905年）根据袁世凯、张之洞的建议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为形势所迫，封建统治者终于不得不给与资产阶级的西学以合法的地位，如同给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合法地位一样。
第三是改革军制，这就是逐渐裁撤旧式的绿营、防勇，组成新式的军队。
清朝末年的各省“新军”就在这时开始形成。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北京成立练兵处，主管官员名义上是光绪皇帝的叔父奕劻，实际上是袁世凯。在袁世凯统率下的北洋六镇是最先成立的新军。为了培养新军的官兵，清廷令各省设武备学堂，并且从三十年（1904年）起，每年派百人左右到日本学习军事。
这些新政既没有起到加强清朝统治的效果，也远不足以使社会各阶级、阶层感到国家已有了新的气象。如果说光绪皇帝依靠康有为一派人造成的维新运动的声势而弹出的调子在社会上层各阶级、阶层中曾经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么到了这时候，以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和沉重赔款为背景，这些调子①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页641.已经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作用了。
封建官僚政治的腐朽黑暗一切照旧。为了年年支付巨额的庚子赔款，全国各省，原有的赋税加码征收，新创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各省长官除贪污中饱外，又以筹款办理新政的名义自行增加捐税。光绪三十年（1904年）官方文书中承认：“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其中官吏之抑勒，差役之骚扰，劣绅讼棍之播弄，皆在所不免。”①这样的事实，当然不是一些不痛不痒的“新政”所能掩盖得了的。
清朝统治者已经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甘心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以维持自己的存在，这更是掩盖不了的事实。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家陈天华在1903年这样说：清朝政府“及到庚子年闹出了弥天大祸，才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实何曾行过？不过借此掩饰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喜欢罢了；不但没有放了一线光明，那黑暗反倒加了几倍。”
①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慈禧太后居然同意一些官员的建议而考虑立宪问题，并在第二年宣布预备立宪。这看起来，好像比百日维新的光绪皇帝还走得远一些。所谓预备立宪的真象如何，将在下文去讲，这里要说的是，清朝的朝廷，在度过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难关之后，依靠帝国主义者的支持，才得以重新回到北京，它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危机。这时，不但被剥削被压迫的下层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且统治者和剥削者也感到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慈禧太后从表示决心变法到开始预备立宪，既是为了向帝国主义讨好，又是统治者已经感到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形势的反映。
①《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中华书局1958 年版，总页5251.①《警世钟》，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此书以后简称《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页113.
　　　　　　　　　　　　　　　　　
（三）孙中山的早期活动第三次革命高潮紧跟着第二次革命高潮到来了。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是第三次革命高潮开始的标志，它和义和团运动在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失败，相隔只有五年。
经过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中国的内外矛盾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加倍激化起来了。这些矛盾主要的就是中国人民同外国帝国主义的矛盾，同封建主义统治势力的矛盾。由于清朝统治者已经完全成为在帝国主义面前唯唯诺诺的奴才，已经完全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也就集中表现于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
前文已经说过，在第二次革命高潮中，走上政治舞台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八国联军，辛丑条约及其以后的社会政治形势，迅速地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推进到爱国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中。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带来了在第一次革命高潮和第二次革命高潮中所没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革命理想和革命组织。它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这是第三次革命高潮的根本特点。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代表人是孙中山（1866—1925）。
孙中山，原名孙文，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现称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租种别人的几亩田地，还兼充更夫。童年的孙中山参加家庭的农业劳动。比他大十二岁的哥哥孙眉（孙德彰）曾不得不到地主家里当长工，并在同治十年（1871年）出国到檀香山去谋生。孙中山在光绪四年（1878年），十三岁时也到檀香山，在这以前，他只在家乡的旧式书塾读过几年书。
檀香山（火奴鲁鲁）是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的首府。美国殖民主义者，以传教士为先锋在十九世纪初叶开始侵入这个岛国。当地原有的居民在残酷的剥削下大量死亡，人口不断减少（十九世纪初叶有二十万人，1850年左右就降到十万人，1893年仅余五万八千人左右）。由于缺少劳动力，从1865年起开始从中国输入“苦力”。也有些中国人去经商。孙眉到了那里先是做农业工人，积了一点钱后独立开荒，经营农场，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间渐渐发展为一个农牧业资本家。那时夏威夷虽然名义上还是独立国，但已在美国势力支配下。后来，在1898年，美国帝国主义终于并吞了夏威夷。
孙中山在夏威夷五年，依靠哥哥的资助，先后攻读于英国教会和美国教会办的两个中学校。他在学校里信奉了基督教，遭到他的哥哥极端反对。因此他只能辍学回国。这时他的家庭的经济状况已经由于孙眉的原故而发生根本变化。他的父亲不再当更夫，有了土地，而且雇工帮助耕种。孙中山也就能继续求学。光绪十年到十一年（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他在香港英国人办的拔萃书院和域多利书院攻读。这以后，他开始学医，先是在外国教会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医校，继又转入香港的雅丽医学院，这个医学院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英籍华人何启办的。
由此可见，孙中山在青少年期间，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影响很少。他所受的是西方国家培养殖民地知识分子的教育，但由此他接受了与封建思想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经验比同时期的康有为多得多。他的出身也同来自官僚家庭的康有为不同。
　　　　　　　　　　　　　　　　　
孙中山青年时期对他的前辈广东人洪秀全的事业表示敬仰。他在广州和香港学医时常同一些同学和朋友议论时事和政治。孙中山在广州的一个同学郑士良（他在离开博济医院附设学校后到惠州开办了一个药房）同洪门中人交往很多。孙中山在广州时还结识了在广州舆图局任测绘生的尤烈，他也同洪门有联系。洪门是天地会、三合会系统的江湖秘密结社，洪门中传统的反清思想对孙中山是有影响的。在香港和孙中山交往密切的有陈少白（美国人在广州办的格致学院第一期毕业生，又转入雅丽医学院学习）、尢烈（这时到了香港华民政务司署任书记）、杨鹤龄（澳门的一个大商人的儿子）等人。
这四个年青人被他们的亲友称为“四大寇”，是因为他们敢于讲些反对清朝腐朽统治的议论的原故。
光绪十八年（1892年），二十七岁的孙中山从雅丽医学院毕业后，先在澳门，然后在广州行医。二十年夏，他和他的一个在少年时就意气相投的同乡陆皓东一起到北方游历。他们由广州过上海而到天津。在上海，孙中山会见了郑观应和王韬，这都是当时著书立说，鼓吹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改良的著名人物。王韬给孙中山介绍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门下的一个幕僚。
孙中山到天津后，经过这个幕僚送给李鸿章一封他在出行前已经准备好的长信。
国民党的历来的一些历史撰述者力图论证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从幼年时就已经确立，以后一直不变地保持下来，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孙中山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可以证明，直到这时，他的基本思想并不是革命。
他在这封上书中的基本主张是“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①这样的主张比封建官僚的洋务论虽然进了一步，但并没有超过同时期的康有为的上皇帝书的水平。
国民党右派吴稚晖为孙中山写的别传中说：“中日交战前，先生（指孙中山）由湖南出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老辞”。这是荒诞的神话。李鸿章既没有接见孙中山，孙中山的上书也显然决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如同从来的读书人一样——求知于当道。他的信中说：“推中堂（指李鸿章——引者）育才爱士之心，揆国家时势当务之急，如文者亦当在陶冶而收用之列”②。信中又说明他个人的计划是想致力于农业，拟先赴法国及其他各国考察，然后回国，“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深望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①。
孙中山是个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但他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他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发展过程。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时，他基本上还没有跳出改良主义的范围，在这以后，才有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萌芽。
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时是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他的书信没有从李鸿章那①《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8.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16.①《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18.里得到什么反映。他和陆皓东游历了北京后经武汉回到南方。甲午战争爆发时，孙中山重到檀香山，在那里成立了名为“兴中会”的组织，这是在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
参加檀香山兴中会的有当地华侨工商界人士二十多人，其中包括孙眉（孙中山的哥哥；这时已成为相当大的资本家）、邓荫南（一个在檀香山发迹的农业资本家，参加三合会）、何宽（当地一家银行的经理）等人。檀香山兴中会以救国为宗旨，章程中对中国处境表示深切的忧虑，不指名地斥责清朝统治者的误国。其中说：“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
又说明立会的宗旨：“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②但是这个在侨民中的小组织对于如何才能救国，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方针。在这个小组织成立后，孙中山随即回到香港，光绪二十一年正月（1895年2月）又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
参加香港兴中会的除了孙中山和他在香港的旧友陈少白、陆皓东等人外，还有属于辅仁文社这个组织的一些人员。辅仁文社成立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其中主要人物有杨衢云（新沙宣洋行船务副经理）、谢缵泰（一个在澳大利亚的著名侨商的儿子）、刘燕宾（炳记船务公司的经理）等人。
杨衢云被选为香港兴中会的会长。
香港的兴中会一成立，立即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孙中山到广州以行医为名进行军事准备，他还设立了农学会的组织作为掩护。杨衢云在香港负责接应。香港的兴中会的章程中也没有明确地宣布革命，但入会的人须一律宣誓，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①。这是把三合会的反清复明的老口号，改造成了资产阶级语言。孙中山的有些朋友本来就和洪门有联系，辅仁文社的杨衢云等人的这种联系更多。杨衢云等人又同香港的英国势力有较深的关系。在兴中会的活动中有在香港政府中供职的何启和两个英国记者插手，他们参与了讨论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会议，并且表示可以运动英国政府承认起义后成立的新政府②。这时是在中国遭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订立了马关条约之后。英国人之所以对于兴中会的广州起义发生兴趣，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出现中国全面崩溃，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这是他们可以利用的一着棋子。日本在港领事在知道了这事的时候，也曾派人向兴中会表示，如果发动起义，日本政府可以暗中帮助③。
兴中会在广州的起义，预定在这年九月初九日发动。但事先，广东官方发觉了。官方破获了起义的机关，查到了从香港偷运到广州的枪械。孙中山的老友陆皓东和参加起义的会党头头丘四、朱贵全等人被捕，都遭残杀。孙中山幸能逃脱。
这次起义力量基本上是靠三合会。杨衢云预定从香港召集会党三千人到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19.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中华书局1960 年版，页14.②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革命史编辑社1928 年版，页12.③《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页13.广州，此外还联络了广州附近各地的会党组织。关于三合会这类的秘密结社的性质和弱点，前面已经多次谈到过。这种秘密结社在国外侨民中散布很广，成为他们在国外艰苦生活条件下的互助组织。兴中会所号召起来的会党群众，主要是城市贫民，而且带有花钱雇佣的性质。所以一下子就好像能集合相当大的力量，但一受挫折，也就立刻涣散了。
清朝官方悬赏缉拿这次起义的为首人物。孙中山的名字在通缉文书中写作“孙汶”，表示这是洪水猛兽一般的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官方侦察到孙中山在英国伦敦。孙中山自广州失败后，即由香港赴日本，再经檀香山而到美国，又转到了英国。清朝驻伦敦的使馆设计把孙中山诱骗入使馆，准备把他偷偷押运回国。由于他的英国朋友的营救，他才得以释出。经此事件，孙中山在国际间开始作为中国的革命家而驰名。
孙中山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转变到主张革命这点，他自己曾谈到过。1896年他用英文写的《伦敦被难记》中说，他本来赞助那种“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的政治运动①，这显然是指康有为领导的政治运动。这种政治运动“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只是在看到请愿上书方法不可能生效的时候，“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①孙中山在海外流亡各地时，仍以兴中会的名义在华侨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但收效很小，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又到了日本。这时在日本还很少留学生，在华侨万余人中，赞助他的人不过百余人而已。在国内的知识界中，这时正是康有为的全盛时期。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都流亡到日本。孙中山、陈少白还想同康有为商谈合作，为康有为所拒绝。兴中会的杨衢云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曾到南非等地，这时也在日本，与梁启超会谈过一次，也没有谈成。但孙中山和梁启超在1899年过往甚密，梁启超甚至同意双方合并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由于康有为和他的其他学生徐勤等人的坚决反对，没有成为事实。
孙中山在香港的同志继续进行联络会党的工作。到了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孙中山又到香港图谋同李鸿章合作实行广东独立，并在惠州举行了依靠会党力量的武装起义。这两个活动都没有成功，这是第十九章第五节已经说过的了。领导惠州的军事行动的是孙中山的老同学郑士良。
惠州之役后，孙中山继续他在国外的流亡生活。他在日本住了两年，又到过越南，并经檀香山而到美国。这时期，他从留学生和华侨中得到了较多的同情者。后来孙中山说：“当初次之失败也（这是指1895年广州起义的失败——引者），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
惟庚子失败（这是指1900年惠州起义的失败——引者）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①1904年，他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一文，这篇文章说，只有推①《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0.①《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2.①《建国方略。心理建设》第八章。见《孙中山选集》，页199.翻清朝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文章中说：”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我们的任务确实是巨大的，但并不是无法实现“。这篇文章”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别是向美国的人民“发出呼吁：”要求你们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以同情和支援，因为你们是西方文明在日本的开拓者，因为你们是基督教的民族，因为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②孙中山在这里实际上是向西方的资产阶级呼吁。西方的资产阶级已经腐朽没落，不能成为东方民族求独立求进步的事业的支持者，这点是孙中山当时不了解的。但是，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派的立场是已经确定了。
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活动家的社会影响，在1900年后迅速地扩大，是由于当时国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政治运动正在涌起，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许多先进分子已经不满足于改良主义的思想而趋向于革命的原故。
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254、255.（四）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表现出继续发展的趋势。拿全国各地逐年创设的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来说，中日甲午战争后六年间（1895—1900年）共有一百零四家，资本总额二千三百多万元，每年平均投资三百八十万元多一点。这以后，从1901年到辛亥革命前一年的1910年十年间，共有三百七十家，资本总额八千六百二十万元，每年平均八百六十二万元。特别是1906、1907、1908这三年，新设的工矿企业及其资本总额分别为六十八家，二千三百万元；五十八家，一千四百万元；五十二家，一千六百万元。这可以说是出现了个发展的高潮。
这些民族资本的企业，大多数都是规模不大的。各地还有不少资本不足一万元的工厂，没有包括在上述统计之内，这些小工厂多数其实只是手工业工场。在上述三百七十家企业中，资本在一万到五万元的有一百五十三家，五万元到十万元的有五十九家，十万元到五十万元的有一百一十六家，五十万元以上的有四十二家，其中超过一百万元的有十五家①。
有些大企业家在这时期发展得很快。突出的例子是张謇，他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在1899年投产，该厂资本当时是七十万元，到了1908年，已增加为二百八十万元。十余年间他陆续创办和参加投资的企业有二十多个，这些企业的资本共有九百多万元。能够发展得快的大企业家同封建官场有较多的联系，或者同帝国主义有较多的联系，或者这两方面的联系都较多。至于众多的中小企业家，既受到帝国主义在华资本的压力，又无法抗拒封建主义的摧残，其处境一般都是很困难的。
新式企业为数诚然还是很少的，但是它们集中在若干城市中，所起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许多人认为，振兴实业是救国的重要方法，而为了振兴实业，就不能不反对和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
这时，开始发生了不同于义和团的新形式的爱国群众运动，那就是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主的爱国运动。康有为一派人当初成立保国会等组织，虽然已经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爱国运动，但斗争的锋芒没有针对帝国主义，它所吸引的主要的只是地主阶级中倾向于资产阶级化的一部分人，尤其是这种知识分子。到了1900年后的几年间，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商人、学生成群地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而且这种爱国运动开始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发生了联系。这些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为反对帝国主义攫夺我国的矿山和铁路，在各有关省份里，展开了收回权利的运动。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界在这个运动中很活跃，他们要求收回清朝政府已经出让给帝国主义的矿权和路权，创立商办的公司，准备用自己的资本来开矿修路。
山西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发起了反对英国福公司霸占晋东、晋南各地的开矿权的运动，结果是“赎回”了开矿权，还新成立了一个商办的保晋矿务公司。但任这个公司经理的渠本翘原是一个经营“票号”（封建性的金融机构）的商人，1902年曾和人合资经营双福火柴公司。由于英国福公司已经在河南北部修武采矿，留日河南同乡会发表了《告河南同乡速办矿务书》。除了主张招股成立办矿公司以外，这个宣言书中说：“今先在有矿的①这些统计数字根据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页399—401.地方立一个保矿会，凡附近人民都得入会，立一誓约，永远不准把矿地卖给洋人；如敢故违，加以重罚。其有奸猾巧诈小人，贪小利忘大害，不入本会，想卖洋人地者，一经本会稽查出来，加以倍罚，处以死刑。……地方官吏，督抚、司道有敢谄媚洋人强迫百姓卖地，一面河南京官奏参，一面河南绅商学生控告。那些赃官污吏，汉奸民贼，虽想苟图富贵，偷卖民矿，谅他也是不敢的。”①这个宣言书使用通俗易晓的文字，显然是想用爱国保乡的情绪感染和鼓动广大群众。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左右，收回矿权的运动也发生于安徽、山东、云南、四川、吉林、黑龙江等省。收回粤汉铁路的修筑权的运动，在有关各省中形成了蓬勃的热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广东、湖南、湖北三省都有绅商成立组织，主张废除清政府同美国的合兴公司订立的合同，把铁路收回商办。留日本的学生组织了鄂、湘、粤三省铁路联合会，支援这个运动。经过两年的斗争，终于迫使清朝官方向合兴公司交涉，付出一笔赎款，把已修成的广州到三水的一小段铁路和合兴公司所享有的各种特权收回。在已经由清政府出卖给帝国主义的京汉、津镇、道清、沪杭甬、川汉等铁路预定通过的各省，也纷纷发生收回路权的运动。
各省进行的这种运动，带有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保卫家乡的性质。因此，参加这种运动的除了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以外，还有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以至一些地主绅士和地方官员，下层广大群众也为这个运动所激动。这种运动采取向清朝当局提出要求，并且通过清朝当局向有关的帝国主义国家交涉的方式，所以它本身并不是一种造反或革命的行动。官方有时还不能不表示支持这种运动，例如张之洞在收回粤汉铁路的问题上自命为“三省绅民代表”办理向合兴公司交涉事宜②。由于各地民族资产阶级没有雄厚的实力，经过这种运动而成立的矿务公司、铁路公司一般的都没有什么成效。赎回粤汉路权的款项甚至是由张之洞向英国借的。但是这种运动在当时所起的政治作用还是很显著的。它使广大群众感到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迫切性，并加深了对清朝政府的卖国政策的憎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还发生了拒法拒俄的运动。在这年春天，广西发生了以王和顺、陆亚发等人为首的会党起义，他们的力量发展得很快，已控制了广西的西部十余州县，且有波及湖南之势。清朝军队镇压无效。广西巡抚王之春打算向法国借款借兵来“平乱”。这个消息从在日本的留学生传到了上海。在上海的张园①举行了有四五百人参加的会议，决定通电反对王之春。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一般并不赞成会党的起义行动，但他们的拒法反王的运动在客观上具有同广西起义相配合的意义。王之春这个洋务派官僚乞求法国帮助的阴谋被揭露，没有能成为事实。两年后，清朝以广西、湖南、湖北三省的兵力把广西会党的起义镇压了下去。
由于抗议俄国在东北拒绝撤兵，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在张园又举行会议，通过了致北京外务部电说：“闻俄人立约数款，迫我签允。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又向各国外交部通电说：“闻俄人强敝国立满洲退兵新约数款，逼我签允。现我国全国人民为之震愤。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倘从此民心激变，遍国之中，无论何地再①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页748.②《张文襄公全集》卷八十五，页34.①张园是当时上海租界上的一个娱乐场所，有可供开会的场所给人租用。
见仇洋之事，皆系俄国所致，与我国无涉。“②同时，北京的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也举行会议，向俄国抗议。东京的留学生还组织了拒俄义勇队，表示要回国充当抗击俄国侵略者的先锋。
上海的拒法拒俄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是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这两个组织。资产阶级革命倾向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蔡元培（蔡孑民〔1868—1940〕）
和他的同志们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准备编辑教科书，出版书报，并打算自办学校。官立的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的前身）中有一部分学生因反对学校当局的专制统治而退学，蔡元培（他是南洋公学的教员）和他们一起引退。中国教育会就以这些学生为基础，成立了爱国学社。爱国学社既是个学校，又有爱国团体的性质。据一个当时在爱国学社担任教员的人说：“学社既由退学风潮而产生，故学生极端自由。内部组织分全部学生为若干联，每联约二三十人，听学生自行加入某联，公举一联长，凡有兴革，多由学联开会议决，交主持者执行。”当时，各省官立学堂常常发生退学风潮，“学社中遇此事，必发电以贺之”。而且每礼拜，学社社员还在张园，“开会演说，昌言革命”①。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的新风气。
虽然说爱国学社的集会是“昌言革命”，其实，教育学会和爱国学社的参加者后来渐渐分成了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另一部分人则倾向于向清朝当局请愿立宪。在参加拒法拒俄会议的人群中基本上也是这两部分人。但在当时这种区别还不明显。在清朝官方眼中，凡是敢于自行集会，同官方唱反调的人都是作乱造反的人。所以商约大臣吕海寰在要求江苏巡抚将为首集会的人“密拿严办”的信中说：“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
①爱国学社还同一个报纸《苏报》有关系。《苏报》本是一个平庸的报纸，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初开始由爱国学社的师生撰稿，成为鼓吹爱国运动和反清革命运动的舆论机关。这年闰五月，清朝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当局查禁《苏报》。爱国学社就在这时解散了。中国教育会还继续存在。二十九年冬，教育会的蔡元培还组织“拒俄同志会”，发行《俄事警闻》一种报纸，进行反对俄帝国主义的宣传，直到日俄战争爆发的时候。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发生了几乎遍及于全国各城市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运动，这次运动以商人抵制美国货为主要形式，这是过去未有过的新的形式。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大量输入中国的苦力，这是前面（见第十二章第四节）说过的。在1877年美国的经济危机中，加利福尼亚州首先发生排斥中国人的运动。美国资产阶级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归罪于中国工人太多，煽起了排华运动。当初在需要中国劳力的时候，同治七年（1868年）美国人蒲安臣擅自以中国政府代表的名义同美国订立条约，表示鼓励中国人去美国。到了光绪六年（1880年）起，美国一方面多次要清朝政府和它订立限制中国人入境的条约，一方面又在国内颁布种种对中国人的禁例。在美国的中国工人、商人不但受到苛待，而且在许多城市里，成百的中国人死于种族主义的排华②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页129.①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见《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1939 年版，页87—88.①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页134.暴行中。光绪二十年（1894年）美国和清政府订立了一个载明“两国政府愿合力办理，禁止来美华工”的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以十年为期。在美国，对中国侨民的暴行继续在各处发生。这种情形使得一个美国传教士这样写道：“比起中国最糟糕的义和团的残暴程度来，在基督教的美国城乡中对中国人的暴行，有过之无不及。但是对前者的报复是浩大的军事讨伐和巨额的赔款，而后者则几乎没有一件事受到过惩处。”①光绪三十年（1904年），美国方面要求继续保持禁止华工的条约。美国的旧金山和其他各地的华侨组织首先发出了主张废约的呼声。他们的呼声得到国内各地的响应，迅速地形成了一个控诉美国的排华罪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的空前大运动。
在美华侨以广东人居多，所以这个运动首先在广州掀起。不久后，资产阶级力量较强的上海成为运动的中心。光绪三十一年六月间，上海商务总会召集会议，作出了不用美国货、不定购美国货的决定。铁业、机器业、洋布业、火油业、面粉业等方面的商界头面人物签名承认执行这个决定。北京、天津和其他外地商界派了代表到上海参加这次会议。上海商务总会还发出致全国二十多个城市的商会的通告，动员参加这个运动。有些团体在社会上散发了许多传单，张贴了许多揭帖，号召商界不卖美国货，消费者不购用美国货。报纸和出版物造成了支持这个运动的强烈舆论。
这个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许多地方。上海、南京、北京、天津、保定以及其他各地学生纷纷集会响应，大大增加了运动的声势。上海的有些美国教会办的学校学生罢课，许多地方的工人和手工业者也以集会和其他方式表示他们对这个运动的支持。营口的码头工人曾拒绝为美国商轮起卸载运来的煤油。
在抵制美货运动中，许多人提出“振兴工艺”，用自产的商品来代替进口货的主张。据当时的《时报》载，“自抵制美约之风潮起，花旗（即美国）
面粉大为滞销“，汉口就有巨商集资创办面粉公司。《时报》又说：上海的各织布厂，”连年亏折“，而在光绪三十一年”生意之佳，为往年所未有，实因各处相戒不用美货，是以本布销场，顿形畅旺“①。这样的运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显然是有利的。
在中国，突然发生了这样规模巨大的新形式的爱国运动，不但使首当其冲的美帝国主义大为震动，而且其他国家也感到不安。美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和教会人士向领导这个运动的资产阶级分子作软化和分化的工作，还向清朝政府威胁说：“中国如不能照约保护美国利权，中国政府担其责任。”
②英国公使也以在华英国商人的名义向清政府表示，“华人禁止美货一事，非但美商受损，凡各国商务均有危险之虑”②。根据帝国主义的意旨，清政府下令各省督抚禁止抵制美约运动，说是“倘有无知之徒从中煽惑，滋生事端，即行从严查究，以弭隐患”④。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地方大员都采取步骤限制和阻止这个运动。
这个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爱国运动在发展中不久就发生了分化。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张謇、汤寿潜、汪康年等人散布种种破①A.H.Smith：ChinaandAmericaTo-day，1907 年出版，页165.①上引均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页736、737.②③《1905 年反美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一期，页47、51.④同上书，页47.坏和诋毁这个运动的言论，并且提出了实际上使这个运动涣散的措施。还有些买办商人迫于形势，签名参加运动，却仍偷偷地照常贩运美国招牌的煤油、棉布等。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曾铸是在运动开始时起了积极的领导作用的人，他在七月里就宣布不再过问这个运动，发表了《留别天下同胞书》，但认为运动还应进行下去，他说：“抵制办法，仍以人人不用美货为宗旨，千万不可暴动。”
①只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和学生群众的支持，这个运动维持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的确，这个运动并没有发展为“暴动”。参加运动的一些资产阶级团体坚持使用所谓“文明的方法”。上海的一个自称为“文明拒约社”
的代表说：“文明办法朝廷自不致压制，野蛮举动朝廷自应禁止”②。但是事实使得许多人看到依靠朝廷是没有出路的。在运动中，上海的《时报》发表一篇文章说：“我政府之不足为吾民可恃也久矣，衮衮诸公类具奴隶性质，而无爱国思想，拥虚位食厚禄，日以苟且图存为事”。这篇文章作者寄希望于“商民”，“禁用美货专在商民，务使与政府不着一丝牵挂”。《广东日报》也有一篇文章说：要达到废除美约的目的，“勿依赖清政府，而专恃民气是也”③。抵制美货并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结果，这使一部分激进的爱国者不能不考虑，应当把“民气”引导到什么方向去。
①《1905 年反美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一期，页71.②《1905 年反美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一期，页67.③同上书，页18、19.（五）知识界中的革命思潮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左右，知识界中的革命潮流开始涌现。一些年青的知识界人士通过书报制造革命舆论，有些人还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
他们主要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早在1900年以前，已有一些留学日本的青年出版杂志，翻译十八世纪的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对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起了推动作用的著作。但直到1900年，在日本的留学生不到百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所宣传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对国内还没有什么影响。
从1901年起，赴日本留学的人数骤增，1904年已达三千多人。这种情形虽然同前述清朝政府提倡出洋留学有关，但是官费派遣的不过十分之二三，多数是靠自己筹款。由于到日本的费用较少（当时的人说，每年约需三百两银子），所以去欧美的留学生增加得不多，大量的是到日本。能够获得官费和自行筹款的，绝大多数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这时，许多中小地主和富农在经济上陷于破落的危机。由科举考试而做官的路子眼看就要断绝。从这些家庭出身的青年为寻求出路，拥入国内办的新式学校，有办法的就出洋留学。当时有人说：“日本留学为终南捷径”①。虽然留学生中多数是为了做官的目的，但其中有一部分人由于接触到资产阶级的新学，由于感受到国家危亡的严重状况，觉悟到要救国不能靠清朝统治政权，也不能靠康梁的改良主义。他们感到封建旧社会已面临绝境而想探求新的出路。他们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拥护者和宣传者。
1903年，在日本的留学生陈天华写了两本通俗小册子，《猛回头》和《警世钟》②。这两本小册子在国内散播很广，影响很大。陈天华（1875—1905），湖南新化县人，由新化实业中学堂资送出国留学。这两本小册子的中心内容是指明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危亡局势，唤起人们为改变这种局势而斗争①。他说：列强“把我们十八省都画在那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中国的官府好像他的奴隶一般，中国的百姓好像他的牛马一样。……
我中国虽未曾瓜分，也就比瓜分差不多了。“他认为，列强之所以没有实行瓜分中国是”因为国数多了，一时难得均分，并且中国地方宽得很，各国势力也有不及的地方，不如留住这满洲政府代他管领，他再管领满洲政府，岂不比瓜分便宜得多吗？“因此他提醒读者说：”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倘不把这个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虽说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抗，难道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抗么？“这样，陈天华实际上得出了为反抗帝国主①《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见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页391.②《猛回头》和《警世钟》全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以后此书简称《辛亥革命资料》）
第二册，页112—170.① “帝国主义”是当时的报刊上已经使用的名词，例如1901 年在日本横滨出版的《开智录》中有《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一文（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页53）。陈天华的《猛回头》中说：“你道于今灭国，仍是从前一样吗？从前灭国，不过是把那国的帝王换了坐位，于民间仍是无损。于今就大大的不相同了，灭国的名词叫做民族帝国主义。”这实际上是说，帝国主义使被压迫国家沦为殖民地。
义的侵略，必须反对清朝统治的结论。
陈天华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必须死死苦战，才能救得中国”。但他认为，绝不能像义和团那样地搞排外主义，那样地排斥“洋务”。他说：“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若有心肯学，也很容易的。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不学断不能报”。这虽然好像是重复了六十年前魏源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话，但是这时候的先进知识界对于要从外国学习什么的认识已经到达高得多的水平了。在这两本小册子中，陈天华还没有明确地提出要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说：“国家譬如一只船。皇帝是一个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资本的东家。……倘若舵工水手不能办事，东家一定要把这些舵工水手换了，另用一班人，才是道理。”
两年后，陈天华发表了《论中国宜改行民主政体》的文章。
在1903年已经喊出民主革命口号的代表作品是邹容所著的《革命军》这个小册子①。邹容（1885—1905）的父亲是个重庆的商人。邹容幼年时候受康梁维新运动的影响，关心国事，不愿在传统的经籍和八股文中讨生活，学了英文、日文，求得了些新的知识。1901年他到成都应官费留学日本的考试，虽然先被录取，但官方发觉他平日有越出封建主义常规的言论，除了他的名。
于是他以自费到日本。他在日本只住了一年多，就因为反对清朝政府派在日本监督留学生的一个官员（他把这个名叫姚文甫的官员的辫子剪下来，挂在留学生会馆“示众”）而于1903年被迫回国。他到上海，与章太炎和爱国学社的一些活动分子相结识，参加了拒俄的运动。就在这时，他写了《革命军》。
这个十八岁的青年在这本两万字的小册子中充满热情地高唱革命的赞歌，主张用革命来推翻清朝的统治，求得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立地位。他写道：“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
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他赞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就，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念。他把革命分为”野蛮之革命“与”文明之革命“，他所说的”文明之革命“其实就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他尽情地暴露了清朝政府是个腐朽、落后、卖国的政府，主张在推倒这个政府以后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法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他说，”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他以高喊”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的口号来结束他的文章。
邹容的《革命军》由章炳麟（章太炎）作序在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在上海出版。差不多同时，章太炎还发表了一篇《驳康有为书》。章太炎（1869—1936）那时已是著名的学者和著作家。他在戊戌维新时是梁启超的朋友，但由于有反对清朝统治的思想，逐渐在政治主张上同康梁一派分道扬镳。张之洞曾慕名聘他为幕僚，终因为有人攻击他“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词”而把他辞退。1899年他在日本同孙中山相识。1902年，他同一些日本留学生在东京发起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他为这个纪念会撰写的宣言书强烈地表现了反对清朝统治的宗旨。1903年他在上海参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康有为这时发表了一篇《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认为“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章太炎针锋相对写了《驳康有为书》。他主要以①《革命军》全文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页649—677.反对满族的统治来论证革命的必要，同时也认为革命的结果必然要实行民主。康有为说，“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所以他断定革命一定会造成混乱，不会有好结果。为驳斥这种论点，章太炎的文章说：“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它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他认为，现在提倡革命，必然要提倡“合众共和”，“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他把革命看做是促成“民智”和“人心之智慧”（也就是人们的思想、觉悟）发展进步的动力。从这点出发，他以和邹容同样的激情歌颂革命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①章太炎的文章在《苏报》上发表，《苏报》上还刊载了书评，介绍和赞扬邹容著的《革命军》说：”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②。此外，《苏报》上还发表了一些别的鼓吹革命，反对清朝统治的评论文章。《苏报》就是因此而被查封。邹容、章太炎和其他几个有关的人被英帝国主义租界当局拘捕。邹容这个年青的革命家死在租界的牢狱里。章太炎坐了三年牢，在1906年出狱。
1903年起，在国内（主要是在上海）和在日本的留学生中，革命的出版物急剧增加。上述陈天华、邹容、章太炎的著作可以代表这时知识界中兴起的革命思潮。
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舆论界中起过显著作用的梁启超，到了日本后，在横滨主办《清议报》（旬刊），这个刊物出到1901年底，次年他又创办《新民丛报》（月刊）。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在国外以“保皇会”的名义进行活动，所谓“保皇”的含意是保光绪皇帝而反对慈禧太后，其宗旨是恢复“百日维新”的新政，实行君主立宪。他们反对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清朝统治。
梁启超的刊物遭到清廷的严禁，但仍能在国内的知识界和留学生中广泛发行，受到欢迎。梁启超写了大量文章，以流畅浅显的文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经济学说，歌颂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中的历史人物，鼓吹种种同中国的封建传统相违背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观念。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宣传工作，在数量与质量上都超过了同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分子。读他的文章的人，固然有受他的影响而赞成君主立宪的人，但也有不少人是经过梁启超而迅速地趋向于当时正在兴起的革命潮流。应该承认，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到1903年是做了富有成效的思想启蒙工作，帮助许多原来只知道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的人们（特别是青年）打开了眼界，并且从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对比中，更感到自己民族的落后，更强烈地燃烧起救国和革命的热情。梁启超在这时期的政论尖锐地指出列强“保全中国”正表明中国处于被列强支配宰割的严重状况中，他还淋漓尽致地揭露清朝官僚政治的腐朽堕落，抨击慈禧太后的徒有虚名的“变法”，这些也正是革命派所要说的话。对于中国究竟应该进行怎样的改革，梁启超的文章，特别在1902年到1903年间表现了一种矛盾。他一方面对于推翻清朝，实行民主的革命表示怀疑和反对，另一方面又说，要救中国，不经过一次大变革，①《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页760.②《上海研究资料》续编，页78.即革命是不行的①。他用“报馆”的宣传“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激焉而不为病”作为理由来解释他的这种矛盾。他说：“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民权，欲导民以民权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吾所欲实行者在此，则其所昌言者不可不在彼。”②因此，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他的君主立宪、“保皇”的主张很不满意；另一方面，他的老师康有为和他的坚持改良主义立场的朋友们则感到他的言论走得太远，不能不给以劝告以至警告。
梁启超所表现的这种矛盾，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正在取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而成为先进知识界中的主导思想的反映。
①例如梁启超在《释革》一文（《新民丛报》第二十二期，1902 年12 月）中说：“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 之事业——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见《饮冰室文集》之九，页41—42.②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1902 年10 月）。《饮冰室文集》之十一，页38—39.
　　　　　　　　　　　　　　　　　
（六）知识界中革命组织的产生孙中山的兴中会在檀香山和香港成立时，它的成员中大多数是侨民中的商人、农场主，也有一些侨民中的工人。它在1895年策划广州起义和在1900年发动惠州起义，所依靠的都是会党的力量。关于从1895年到1905年这十一年中参加过兴中会活动的人员，有这样的材料：总数是279人，其中侨居国外和在香港经商、做工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有219人，在广州等地的60人中多数是会党分子。国内的知识界和留学生参加孙中山的组织的人是很少的。
在1902年，参加兴中会的资产阶级分子企图在广州发动一次以秘密会党为主力的起义。洪全福（原名洪春魁），是洪秀全的侄儿，年青时参加过太平天国战争。他在太平天国失败后逃到香港，当了海船上的厨师，经过三十多年海上的劳动生活后，住在香港。他在三合会中交游甚广，有一定的号召力。他有个老朋友，澳洲经商的谢日昌，即香港的兴中会创立者之一谢缵泰的父亲。谢缵泰在兴中会中是同杨衢云相接近的。在1901年初，杨衢云在香港被清朝官方暗杀。谢缵泰想利用洪全福在秘密社会中的号召力再发动一次起义。这时又有一个香港富商的儿子李纪堂（他也参加了兴中会）愿意投资帮助。他们成功后的国号将叫做“大明顺天国”，预拟的檄文强调反满，并说，要行“欧洲君民共主之政体”①。这是会党的色彩很浓，而民主革命的气味较少的一次起义。对这次起义，孙中山没有与闻。前面说过，杨衢云、谢缵泰这一派人同英国人联系较多，所以这次起义还有香港的英国人支持。提倡新学资格最老的容闳（他在基本上不是个革命派）这时也在香港，同意在胜利后担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不过他在行动未开始时就到美国去了。在洪全福、谢缵泰、李纪堂的经营下，为这次起义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他们在香港和广州设立了机关，还购置枪械，设法运入广州，约定了广州附近各路的英雄好汉，准备在光绪二十七年除夕（1902年2月）放火为号，一举占领广州各衙署，宣布成立新的政府。但是由于内部有人向清朝官方告密，预定起义的那天却成了他们在广州的机关全部被清朝官方破获的日子。这次起义在摇篮里被扼杀了。洪全福改名跑到了新加坡，几年后病死。谢缵泰后来同英国人一起在香港办英文的《南华早报》，不再过问兴中会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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