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赚钱的时候，股东们多少还能得到点年终分红，但这种情形很少。亏折则全部落到股东的身上。因此，官督商办的名声越来越坏。又有改为官商合办的，这就是官商各出股份，共负盈亏，但是实际上，管理权仍然完全属于官方。
例如张之洞办的湖北纺纱局，开始由官商各出资三十万两合办，管理人员则全由张之洞委派。这是个赚钱的企业，投资的商人要求参与管理，张之洞强迫商人退股，把这企业收归官办。
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虽然规模还不大，却企图利用官势来造成垄断的局面。最明显的例证是上海织布局。在它筹建时，李鸿章呈请朝廷批准，“该局用机器织布，事属创举：自应酌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②张之洞在广东想办织布局，就向李鸿章询问说：“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①李鸿章含糊答复说：“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②到了上海的厂子烧掉，李鸿章重建华盛纺织总厂时，他想把当时上海、宁波、镇江等处的已有的官办和民办的纺织厂以至张之洞在湖北设的厂都统一在他这个“总厂”下面，订立了一个“纱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的计划，并且奏请：“应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立案，合中国各口综计，无论官办商办，即以现办纱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为额，十年之内，不准续添，俾免壅滞。”③显然，这种垄断只是针对纯粹私营的企业。封建官僚对外国资本无可奈何，却总是想阻止民族资本的自由发展。清朝曾明令禁止纺织机器进口，也就是只有官方才有权向外国购买纺织机器。纯粹私营的工商业不但逃不了苛重的官税，而且还难免遭到层层官衙的勒索。所以商人办的小规模的机器工业虽已出现，但很难发展起来。
封建官僚们办起了原来封建社会中没有的现代机器工业，这不可能不促进社会经济的变化。他们的原意是想因此而能维持和加强封建主义的统治，不但加强对内的镇压力量，而且对外也不至于只能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步步退让。但是他们所办的企业大多失败了。他们的失败证明，现代的新的生产力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外壳中发展起来的，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洋务派官僚的控制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但是既然引进了现代的机器工业而又要原封不动地保持封建主义的旧中国是不可能的。和洋务派官僚的原意相反，他们兴办工业，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不可能不起刺激和推动的作用。
以下，略述几个洋务派官僚办的企业的情形，这虽然还算是办得比较有成效的几个企业，但可以使我们看到，封建官僚的腐朽统治是办不好现代企业的。
一、轮船招商局①《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页33.②《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十三，页44.①《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三一，《电牍》十，页16.②《李文忠公电稿》十，页39.③《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八，页1.招商局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成立后发展得非常艰难，这除了由于英商太古公司、怡和公司的竞争和排挤以外，它本身的腐败性也是重要原因。
光绪六年（1880年）有人说：“查该局开办之始，道员朱其昂（此人是李鸿章任用的人——引者）等领官款，集商股，购第一船名伊敦，船大而旧；第二船名福星，舱通而小，均即沉溺。余船合用者少，致连年皆有漂没，而购买价值反较洋行新造之头等好船尤贵。用人之滥，糜费之巨，殊骇听闻。其后亏折殆尽”①。李鸿章又改派盛宣怀、唐廷枢、徐润等人办招商局。盛是久在李鸿章手下的干员，以后成为晚清著名的买办官僚之一。唐是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徐也是个买办；这二人都捐有道员的官衔，因盛的介绍而为李鸿章所重用。他们续领官款，添招商股，光绪三年（1877年）收买了美国旗昌洋行所有的轮船、码头、栈房。这桩买卖中是有不可告人的黑幕的。旗昌洋行的轮船及其他设备已经陈旧，不足以与英国人的轮船公司竞争，因此决定全部出卖。盛宣怀等人先乘旗昌洋行股票跌价的时候，利用局款为自己买了不少旗昌的股票，然后再经他们的手由招商局高价买下那些美国人的破烂东西，他们还从中取得巨额的佣金。这种黑幕虽经揭发，但在李鸿章的保护伞下（可以想见，李本人也得到了好处），他们的地位毫无动摇。招商局在买了美国人的船后，虽然船只多了，但是经常还是每月亏损五六万元。李鸿章因为人言沸腾，曾不得不派人调查招商局的情形。调查报告中说：“用人之弊，失之太滥。各局船栈，人浮干事，视太、怡行（指英商的太古、怡和）
不啻三倍，而得用者无多。甚至首领要缺，委之疱代，……皆不在其事，但挂名分肥而已。“”每年结帐又徒务虚名，纷然划抵，究难取信。患在公私混乱，挪欠自如“等等①。
英商的怡和、太古二公司在长江航运中用降低货运价格的办法来压迫招商局，使招商局更难维持。至于远洋航运，在光绪六年（1880年）前招商局的轮船曾试航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美国，但是竞争不过外国轮船公司，不能继续下去。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时，盛宣怀竟把招商局全部产业押卖给美国的旗昌洋行，第二年赎回后，又向英国汇丰银行抵借了三十万镑。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战争以至后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时，盛宣怀多次玩弄把招商局向外国公司卖出买进的这种把戏。
二、上海机器织布局李鸿章在光绪四年（1878年）派人开始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六年的《招商集股章程》中说：“此事由中堂（指李鸿章——引者）委任。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方能持久”②。必须做这样的声明，可见得官办的名声很臭。但织布局仍是同招商局一样的官僚机构。虽然收齐了商股，向英国洋行订购了机器，又聘请了美国工程师，还选定了厂址，“但以任事人任意挥霍，局事未成，而用途已至四万余两，且又①《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奏》。《洋务运动资料》第六册，页38.①马良：《改革招商局建议》。《洋务运动资料》第六册，页125、126.②《洋务运动资料》第七册，页469.有买空卖空等弊，以致延搁八年，毫无成就。”①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
另换官员重新开办。已交的商股每一百两只算七十两，要认股的人追加三十两，才给以新股票一百两。光绪十六年工厂建成投产后三年，遭到火灾。盛宣怀这个为李鸿章宠信的人受命结束旧厂，重建新厂。盛宣怀提出的办法是把旧厂剩余的资产分摊给商股，发给新厂股票，其数目只有原股金数的二成。
官方对旧厂的投资则由新厂以后“每出纱一包捐银一两，陆续归缴”。这样，官方一点也不吃亏，而认股的商人，“十年以来一无利息”②。他们所付出的每一百三十两银子，变成了一纸二十两的股票。
三、汉阳铁厂汉阳铁厂是张之洞办的。张之洞（1837—1909）是同治二年（1863年）
的翰林，光绪七年（1881年）任山西巡抚，十年（1884年）调两广总督。他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打算在广东设立炼铁炼钢的工厂，并委托驻英国公使刘瑞芬购办机器设备。由于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这个拟办的工厂也就跟着他到了湖北。光绪十六年四月，他设立铁政局于武昌，并且确定厂址设在汉阳。当年十一月开始建厂，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建成。全厂包括大小十个分厂，有炼铁的高炉两座，炼钢的酸性转炉两座、平炉一座，还有轧制铁轨的设备等等。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高炉开始出铁。据张之洞说，这个厂的生产能力全部发挥出来，每年可出精钢、熟铁三万吨。不过事实上从来没有达到这样的产量。
张之洞在开始筹办这个厂时说：“华民所需外洋之物必应悉行仿造，虽不尽断来源，亦可渐开风气。洋布、洋米而外，洋铁最为大宗。在我多出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是以虽当竭蹶之时，亦不得不勉力筹办”①。他开始时曾设想，“洋铁针及一切通用钢铁料件，如各种农具、锚、缆、钉、链、铁线、铁管、各种螺丝，用处行销最多，拟兼造”②。他还不知道，只有炼铁炼钢设备是不可能造出这一切钢铁器物的。在他移任湖广总督时，清朝当局准备修筑卢汉铁路（卢沟桥到汉口），他办的钢铁厂就以铸造铁轨为主。
在对冶炼工业毫无经验，也缺乏知识的情况下，张之洞办铁厂，不免有不少饵误。他还不知道什么地方有煤矿，什么地方有铁矿，就贸然决定在广东建立钢铁厂。幸而他调任到湖北，厂子设在汉阳，在不远的大冶找到了铁矿，条件比广州好多了。他向英国定购炼钢炉，人家告诉他，要先化验铁砂，才能决定用什么样的炼钢炉，他答复说：“中国之大，何处无煤铁佳矿，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也。”③结果，买来的三座炼钢炉中的两座酸性转炉，不适合于后来汉阳铁厂所用的含磷较多的大冶铁矿，影响了所产钢轨的质量。汉阳铁厂开工时，铁矿来源虽然有了，炼焦煤却尚无着落，仍在到处寻找。在湖北境内找到了两处可用的煤，但储量很少，又没有机器开采。由于①徐蔚南：《上海织布局的始末》，载《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1937 年版。页306.②《洋务运动资料》第七册，页492.①《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二十七，页3.②《张文襄公全集。电牍》卷十一，页18—19.③转引自吴杰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页375.煤供应不上，生产时常陷于停顿，以至只好高价购买北方开平煤矿的煤和外国进口的焦煤。这是汉阳铁工厂失败的一个原因，虽然还不是主要的原因。
应该承认，当时办这样一个厂是很有魄力的壮举。工厂快要建成时，张之洞说：“地球东半面凡属亚洲界内，中国之外，自日本以及南洋各国各岛，暨五印度皆无铁厂。……中国创成此举，便可收回利权。各省局、厂、商民所需，即已甚广”，而且他认为产品还可外销日本，因此，“此后钢铁炼成，不患行销不旺”①。事实上，这个工厂确是当时东方的一个最大的钢铁厂。日本八幡制铁所到1901年才开始投产，晚于汉阳铁厂七年。
封建主义的统治使这个壮举迅速遭到失败。张之洞开始时的想法是先用官款把厂子办起来，然后招集商股，归还官本，实行官督商办。但是这时这种办法已经行不通，所以只好继续使用官款。由于张之洞在朝廷中得到了主持海军衙门（这是中法战争后新设立的衙门）的醇亲王奕訢的支持，所以他能得到巨额拨款，一共花了五百六十多万两银子。可是生产和销售的情形远不如张之洞预想的那样美妙。虽然重金聘用了外国技师，但产品质量并不高。
由于上述燃料供应困难和其他原因，产量也不如预计那样多。卢汉铁路还没有开工，而且李鸿章表示：“造路专任洋匠，彼以华厂试造，不若洋厂精熟可靠”，所以不能买汉阳出的铁轨②。由于找不到销路，张之洞甚至把自产的钢铁请上海的洋行试销，当然只能遭到抵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间，上谕责备张之洞说：“铁政局经营数年，未见明效”③。这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战争的失败似乎更证明这个大钢铁厂只是个赔钱的包袱，毫无用处。
就在光绪二十一年下半年，即在汉阳铁工厂开工后一年，张之洞决定把“铁厂一切经费包与洋人”，他派人多方探询英、德、比各国大工厂，是否愿来“估价”、“包办”①。湖南巡抚陈宝箴为此致电张之洞说，办铁厂本来为了少用外国的钢铁，现在“忽与外人共之”，岂不和本意“大不符合”②？
由于怕成为在官场中被攻击的口实，张之洞放弃了出售工厂给外国的主意。这时，在洋务运动中神通广大的盛宣怀出场了。此人亦官亦商，同外国商人和上海的买办商人有很多联系。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之洞把汉阳铁厂连同大冶铁矿交给盛宣怀接办。盛宣怀名义上是招募商股一百万两，实际上是靠挪用招商局、电报局（盛又是这两个局的总办）的款项并向外国银行借款来维持这个企业，从此这个企业差不多成了盛宣怀的私产③。他以官僚制度来办这个企业，其腐败与招商局相同。盛宣怀及其亲属都发了财，而这企业则为日本、德国和比利时等国资本所侵入，成为他们争夺的对象。
（四）后膛枪和铁甲船在太平天国战争末期，李鸿章已经形成了一套唯武器论。以满洲贵族奕①《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三十三，页7、8.②《覆鄂督张香帅》，见《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四，页24.③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2 年版，页809.①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2 年版，页818—819.②同上书，页820.③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后来又加上江西的萍乡煤矿，合组为汉冶萍公司。萍乡煤矿多年来用民间土法开采，光绪二十四年，盛宣怀占买了这个矿，改用机器开采。
訢、文祥等为首的总理衙门非常赞同这种唯武器论。他们曾把李鸿章的主张归结为这样几句话：“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①。
从六十年代初年起，办洋务的官僚们在“自强”的口号下，买洋枪洋炮，请外国人练兵，提倡办军火工业和与军事工业直接有关的采矿、冶炼工业。
他们从事可以赚钱的轮船运输业和轻工业，也还是为了充实军饷，增加搞军事的本钱。就连提倡学外国语文，提倡某些“西学”，派人出洋留学也是围绕着军事的中心。由于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创议，同治十一年（1872年）起派了几批幼童赴美留学，但多数都未学成即撤回。光绪二年（1876年）李鸿章派了几个武弃到德国学习水陆军械技艺，同年福建船政大臣也开始派学生出洋学习海军和造船。这是向欧美派遣留学生的开端。曾国藩、李鸿章为发起派留学生致总理衙门的信中说：“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②超过这个范围的“西学，‘是他们所不愿意提倡的。
这些封建官僚认为他们之所以只能向外国侵略者屈服，是因为武器不如对方的原故，而他们之所以能把太平天国及其他人民起义镇压下去，是因为从外国人那里得到洋枪洋炮的原故。因此他们要使洋枪洋炮成为官方垄断的秘密武器。总理衙门说：“此项精秘之器……仍禁民间学习，以免别滋流弊”。
又说：“如令洋并教练，总宜拨给旗兵或地人地人绿营正身兵丁，断不可令招募之勇学其兵法，以免后患”③，外国人肯把枪炮卖给中国封建统治者，愿意教会他们使用，甚至传授制造的“秘诀”，这是洋务官僚们认为万幸的事。
他们以为学到了这套本事，就至少可以同外国人平起平坐了。
但是事实上，清朝政府不但继续在西方列强的军事讹诈面前屈服，而且还在七十年代初，被东方近邻新出现的一个侵略国家所吓倒。日本在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迅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且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表现了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派兵三千人，在一些美国军官的协助下，突然在台湾南部的琅峤（今恒春半岛）登陆。这一袭击使清朝从中央到沿海各省全都张皇失措，恐慌万状。他们不敢武力抵抗，害怕引起战争，便只能接受英、美、法等国站在袒护日本立场上的“调停”，送给日本五十万两的“赔偿”以换取日本退兵。由于当时日本还被视为一个落后的小国，因此，这一可耻的妥协使清朝统治者也不能不说，喊叫了十年“自强”，其实毫无实效。总理衙门在这一年提出六条“紧急机宜”，以期达到“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的目的，就是为了表示接受这一次为日本侵略行动所吓倒的教训。
这里应该说一下，正是在六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工业的发展，战争的武器有了很大的改进。恩格斯在1860年著的《步枪史》中指出，当时普通使用的虽然是前装枪，但适于战士使用的后装枪，已经出现，恩格斯说：“看来这种枪一定会逐渐代替所有其他类型的枪”①。不久后，普鲁士①《同治夷务》卷二十五，页1.②《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一，页20.②，外国人肯把枪炮卖给中国封建统治者，愿意教会他们使用，甚至传授制造的“秘诀”，这是洋务官僚们认为万幸的事。他们以为学到了这套本事，就至少可以同外国人平起平坐了。
③《同治夷务》卷二十五，页3；卷三十，页10.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十五，页239.首先用后装线膛枪来装备了全体步兵，而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双方军队使用的都是后装线膛枪。这点恩格斯在1878年著《反杜林论》中曾加以论述。
恩格斯在同一书中还说到海上武器的变化，他说：“仅仅在最近二十年中就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更加彻底的变革”②。
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时，军舰还是靠帆力航行而以蒸气机作辅助作用的木质舰船，“到这次战争快结束时，出现了浮动的装甲炮台”。“不久以后，军舰也装上了铁甲”，装甲的厚度从至多四英寸逐步发展到十、十二、十四和二十四英寸厚。“现在的军舰是一种巨大的装甲的螺旋推进式蒸汽舰，有八千到九千吨的排水量，有六千到八千匹马力，有旋转的炮塔，四门以至六门重炮，有装在舰首吃水线以下的突出的冲角来冲撞敌人的舰船。这种军舰是一部庞大的机器。……”①恩格斯指出，武器的这种变化是和经济发展情况有关的。他说：“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②。
中国的一些封建官僚看到了西方的武器的改进，但丝毫也不懂得这种改进与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李鸿章在同治二年（1863年）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③。可是现在总算已经有了大炮、轮船，为什么外国人还敢于来欺负，而且竟然挑唆日本这个区区“小国”来挑衅呢？李鸿章作为熟悉洋务情况的唯武器论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还不懂得使用后膛枪（即后装线膛枪），还没有铁甲兵船的原故。光绪九年（1883年）李鸿章向总理衙门说：“同治初年我军在苏沪与洋人合力剿贼，其时洋人与我军所用者皆系前门枪炮，尚无后膛名目。……西方军实，日新月异，各国尽改用后膛新式枪炮，操练精熟，中国若为弗知也者，殊可愧叹。”④他自夸他的部队是最先购置后膛新式枪炮的。所以他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响应总理衙门的六条“紧急机宜”说：“各省抽练之兵……用洋枪者已少，用后门枪及炸炮者更少。”他认为这样的军队“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侮实未敢信”。所以他主张“现有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沿海防营并换用后门进子枪”①。淮军系统的湖北提督郭松林在光绪五年（1879年）奏请所有军队“一律改换后门洋枪，用西人之法以练其纪律。……”②当时的各地机器局虽然能够造成一些枪，但后膛新式枪却只能向外国买。光绪十三年（1887年）新任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说：“臣查上海、天津、金陵三厂为中国机器局之大观，然皆未铸后膛洋枪，而川省机器局竟公然铸之。臣于去年冬间初到川时，诧为神异，心窃喜之”，但他说：经过实际操习，原来花了很大本钱造出来的这些枪全不合用，“以更贵之价，铸无用之枪，殊不合算”，因此他决定停办这个机器局，而以省下来的钱向“上海地亚士洋行购定后膛毛瑟枪一千五百杆”以及其他枪支弹药③。虽然清朝的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页211.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页211—212、206.③《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三，页19.④《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十五，页23.①《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页13、14.②《洋务运动资料》第三册，页514.③《洋务运动资料》第四册，页359、360.中央和地方政府没有财力做到普遍使用后门枪炮，但这种主张显然使上海的洋行和德国的克虏伯、英国的阿姆士特龙等军火工厂做了一笔笔大宗的买卖。
至于装甲的大兵舰，自己更是造不出来，只能花钱去买。当时不少洋务家们认为同治十二年之所以对日本委曲将就，根本原因就在于铁甲船上。文祥说：“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借端发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金以铁甲船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④。总理衙门也说：“伏查上年日本兵扰台湾，正恃铁甲船为自雄之具，彼时各疆臣防务未集，骤难用兵，均以彼有此船，中国无此船为可虑之尤。”①属于李鸿章系统的福建巡抚丁日昌更说：“查铁甲船为目前第一破敌利器，泰西各国皆视铁甲船之多寡以为强弱。即如日本墓尔小国，尚且罄其全力购成铁甲船数号以壮国势。……故大学士文祥亦曾请购办铁甲船以为自强根本，此论均属切中目前事机”②。他还说“彼族（指西方各国——引者）所恃以纵横海上者，铁甲船、蚊子船及水雷、后门枪炮而已”③。但是据说“铁甲船每只价银二百余万两及百万以外”④。所以，总理衙门虽在光绪元年（1875年）已主张先买一两只试用，却在几年内未能做到。
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从光绪元年到六年（1875年到1880年）先后委托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的阿姆士特龙兵工厂买了十艘小型的兵舰，即所谓蚊子船和碰快船，花了近二百万两银子。在他提议下，广东、山东等省也纷纷购置蚊子船。但李鸿章认为这些还是不够的，“欲求自强，仍非破除成见，定购铁甲不可”⑤。这时清朝当局得到消息，说是英国新买下两艘德国制成的“八角台铁甲船”，可以转售，其价“合中国银两核计约二百余万两之谱”。李鸿章认为虽然筹款困难，但是决不可错过这个机会。他说：“若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⑥。
在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买办性的封建官僚们就是用唯武器论和单纯军事观点来空谈“抵御外侮”，并用以掩盖他们的投降主义的。
由于某些原因，从英国转购德国所制的“八角台铁甲船”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在总理衙门的支持下，李鸿章终于经过驻德公使李凤苞向德国的伏尔舰厂订购了两艘较大的有六千匹马力的铁甲船（“定远”“镇远”）和一艘有二千八百匹马力的钢甲船（“济远”）。这三艘军舰造好后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驶抵中国。这三只船和一切所属设备以及送船来华的一应费用，超过四百万两银子。
李鸿章得到这三艘船的时候，已经是在中法战争（光绪十年，1884年）
之后。算是接受中法战争的教训，光绪十一年上谕说：“惩前毖后，自以大④《同治夷务》卷九十八，页41.①②《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337、369.③④同上书，页415、337.⑤《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十五，页28.⑥《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十六，页4.治水师为主”①。这时设立了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訢总理海军事务，并且决定首先加强在李鸿章主持下的北洋水师。继定远、镇远、济远三舰后，李鸿章又先后从德国、英国买进了若干艘船只，并建设了军港、船坞等设备。李鸿章的海军，同他的陆军一样，用了许多外国人。例如在定远、镇远、济远三船上有德国人四十二人。北洋舰队的副统领是英国人琅威理，旅顺、大连和威海卫的军港和炮台也是由外国人，主要是琅威理和德国人汉纳根等人设计和监造的。当时，其他地方的名义上算是防御外国侵略的防务设施也总是靠外国人搞的，例如长江上的吴淞炮台、江阴炮台就是由英国人参加建筑和教习的。
李鸿章在自称他的海军建立成功以后，光绪十七年（1891年），进行第一次大检阅，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月进行第二次大检阅（按规定，每三年检阅一次）。他自我吹嘘说：“……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他认为海防已非常巩固，“此后京师东面临海，北至辽沈，南至青齐，二千余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②。
就在第二次大检阅的这一年七、八月间，中日战争爆发，在战争中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旅顺、大连、威海卫等要塞全部被敌军占领。
清朝政府在海军方面动用了很大数量的经费，这大笔经费成了从皇室到各级有关官员贪污中饱的对象。为慈禧太后的游乐而建筑的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经费内腾挪三十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①。不过这个数目其实只是海军经费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在李凤苞最初受李鸿章委托购买兵舰时就有人指摘说：李凤苞“浮开价值，尽入私囊，闻其数目足敷十余营一年之饷。”②这种指摘是可信的，因为“采买西洋军火器械，有浮报价银两三倍者，并有浮报至四五倍者”③，这是官僚机构中的通常现象。在已经停止购置新舰时，北洋海防费支出每年仍达一百四五十万两，其中究竟有多少真正用在海防上是很难说的。
贪污不过是封建官僚机构必然具有的腐朽属性之一。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军事力量，正是为了卫护这种封建官僚机构，为了卫护整个封建统治和这种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的。他们希望牢牢地维持原来的社会政治制度而只加上一点从外国买来的新式武器，就能达到他们所谓“自强”的目的，当然只能是个梦想。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在其极盛时期，虽然好象是个很有力量的庞然大物，但这不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极其脆弱的畸形的怪物！
（五）洋务问题上的一种分歧在洋务派官僚大肆购买洋枪、洋炮、轮船、兵舰，并开办各种工厂的时候，封建官僚内部有一派人提出了反对的主张。由于这派人坚持拒绝任何在封建社会中原来没有的新东西，可以称之为极端守旧派。
①《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565.②《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八，页14、17.①《光绪十七年二月总理海军事务奕劻等片》。见《洋务运动资料）第三册，页141.②《国子监祭酒盛昱片》。同上书，页12.③刘锡鸿：《筹办海防划一章程十条折片》。见《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485.同治元年（1862年），总理衙门在北京创设同文馆，招收学生，学习英、法、俄文，所收学生只限于满族青年。到了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又奏请说：“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所以要在同文馆内另设一馆“延聘西人”教习天文、算学。
显然出于害怕洋人的本领传到民间去的用意，规定必须是“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并须“取具同乡京官印结”，才能投考入学①。虽然有这些限制，但这个主张仍然遭到极端守旧派的强烈反对。
首先是监察御史张盛藻表示特别反对“专用正途科甲人员学习天文算术”，他说：“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
②接着，大学士倭仁也再三提出反对意见，他说：“今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恐不为夷人所用者鲜矣。”“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③。倭仁是当时所谓理学的权威，又是大学士的身分，响应他的意见的一时颇不乏人。结果同文馆虽然按照总理衙门的原议办起来了，但是在倭仁等人造成的反对舆论的影响下，投考的人寥寥无几。
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总理衙门提出六条“紧急机宜”，发交各省总督、巡抚筹议以后，由于李鸿章为首的实力派的倡导，办洋务已经成为官场中的时髦风气，许多人把买军火、购机器、办机器局当成升官发财的捷径。但是官僚集团中仍有不少人以极端守旧派的观点发出反对的呼声。
从上述倭仁、张盛藻的议论中，可以看到，极端守旧派是以“孔孟之道”
“尧舜之道”来反对洋务的。他们担心“洋学”盛行，封建传统的思想体系将受到冲决，因此而动摇封建政治和封建经济体制。光绪元年（1875年）通政使于凌辰的奏折说：“夫制洋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学洋学”，“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①其实洋务派和极端守旧派并没有原则上的对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和其他办洋务的官僚都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卫道者，他们丝毫无意于学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李鸿章早在同治三年（1864年）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②一个曾任浙江巡抚的内阁学士梅启照在光绪六年（1880年）说：“泰西各国，一切政事皆无足取法，惟武备则极力讲求；武备亦无足取法，唯船坚炮利四字则精益求精”③。此人是个主张买铁甲船，热中于办洋务的角色。封建官僚中的洋务派和极端守旧派同样都是要竭力维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他们的分歧不过在于洋务派认为必须给封建主义的统治机器加上一些洋式的利爪，以挽救它的垂危的命运。洋务派的反动目的固然不能达到，极端守旧派以为拒绝“洋器”
和“洋学”就能维持封建主义于不坠，当然也只是反动的空想。
极端守旧派对办洋务的讥讽，有些话是说得很尖锐而符合事实的。例如①《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22—23.②同上书，页28—29.③同上书，页34、38.①《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121.②《同治夷务》卷二十五，页9.③《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489.刘锡鸿于光绪元年（1875年）致书李鸿章，申述洋务派的练兵、理财、造船、制器均无实效，他说：“迩来帑藏竭于上，民财殚于下，惟各省局卡官吏顿成豪富者甚多，则诸所作为无益实用可想。将来恃以御敌，决必大误机宜，尔时图官得官，图利得利者多饱飏去矣。”①但他当然不愿意承认，这是腐朽的封建政治下的必然现象。
极端守旧派认为洋务派是“用夷变夏”。他们当中有人骂李鸿章、丁日昌是“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②。又有人指斥李鸿章是“竭中国之国帑、民财而尽输之洋人”③。这种攻击，固然为许多顽固地企图一切照旧保持封建秩序的地主官僚赞赏，一切痛恨投降主义的人士听了也感到言之成埋。但是投降主义并不是从修铁路、造轮船而来的，而是腐朽的封建主义的派生物。极端守旧派虽然用这点攻击洋务派，其实他们自己也是投降主义者。例如上面提到过的刘锡鸿，在他致李鸿章反对洋务的信中说：“今西夷远隔重洋，势不能跨越数万里并有华夏”，所以他以为“西洋之事当以和为主”，“平日接待洋人亦宜以诚以信，袒怀相示”④。这个反对洋枪、洋炮、洋船的人竟不反对用洋税务司，甚至主张“仿税务司而推广之，各省似不妨增设洋务司正副两员，以洋人之有才而能习正音（意谓能说中国话——引者）者充当”。他以为，一切中外交涉，交给这些担任“洋务司”的外国人去处理，这样，“中国贵官”就不必亲自去接待洋人，以至失去体统①。他所要求的只是保留封建主义的“体统”，当然不可能在实质上反对投降主义。
极端守旧派还抓往了洋务派的唯武器论这个弱点，例如刘锡鸿说：“军民之心皆涣，虽有轮船火器，畴则驾而用之？”“士卒同仇，则制挺可挞坚甲利兵；士卒逃散，则干将莫邪亦成废铁，在人不在器也”②。这些话固然好象很有道理，但是他们想用这个道理来证明，中国不应该使用新式枪炮，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应该出现铁路、轮船、机器、电报等新事物，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我们必须检查他们用什么东西来反对洋务派的唯武器论。
通政使于凌辰说：“官畏夷，民不畏夷，夷人敢与官争，不敢与民抗，其畏我人心，更甚于我之畏彼利器”③大理寺少卿王家壁说：“敌所畏者中国之民心，我所恃者亦在此民心”④。他们用“人心”和“民心”同洋务派所推崇的后膛枪和铁甲船对立起来，以为只要牢牢地保持“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就能得“人心”⑤，装成好像是由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经验而得出了重视人民的力量的结论。但是他们从维护反动的封建礼教的立场出发，决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仁义忠信可通令人习之，机巧军械万不可多令人习之也”①。他们从反动的立场出发推崇鸦片战争时的三元里的斗争，并赞扬当时的人民群众的反教会斗争。他们想用在萌芽状态中的中①《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273—274、277.②《光绪元年通政使于凌辰奏折》。同上书页121.③《光绪元年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奏折》。同上书，页135.④《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275—276、288.①《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297—298.③同上书，页121.④同上书，页134.⑤同上书，页121.①《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290.国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外国侵略的斗争，来证明封建旧制度、旧思想似乎能够代表和动员人民的力量。官至四川按察使的方濬颐在所著《二知轩文存》（光绪四年刊）中大谈“民为邦本”，并且用“三元里之战”等的经验来证明中国不需要“泰西机器”。他说：“彼之人（指资本主义外国——引者）无礼乐教化，无典章文物，而沾沾焉惟利是视，好勇斗狠，恃其心思技巧，以此为富强之计，而我内地奸民遂与之勾结煽惑，陈书当道，几几乎欲用夷变夏。
夫岂知中国三千年以来，帝王代嬗，治乱循环，惟以德服人者始能混一区宇，奠安黎庶。……而所谓天锡勇智，表正万邦者，要不在区区器械机巧之末也。
曰有本在。本何在？在民。“②极端守旧派的这种议论充分表明封建传统思想所说的”民为邦本“一类口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中国封建制度濒于没落，中国社会面临巨大震荡和变化的时候，他们仍想把中国人民束缚在封建传统中，抗拒任何一点新的变化和进步。他们是用比洋务派更加落后的观点来反对洋务派。
（六）洋务问题上的又一种分歧在洋务问题上还有另一种分歧，这种分歧开始时虽然还没有表现为明显的对立，然而是很值得注意的。
光绪元年（1875年）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中说：“窃谓造船、制器，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
近天津招商局（指李鸿章主办的轮船招商局——引者）亦略得此意，然其法在招致商人，而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多怀疑不敢应，固不如使商人自制之情得而理顺也“。又说：”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①郭嵩焘也是个热心提倡洋务的官僚，在许多问题上同李鸿章是一致的，但他的这一番话却同李鸿章多少有点不同。他不认为”泰西各国，一切政事皆无足取法“，而以为它们富强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只是因为现在还不能一下子从根本上学它，所以只好先从造船制器学起。他认为必须像西方那样”通商贾之气“，让商人自由地经营造船、制器等业，而不大赞成官督商办的招商局的那种做法。他还以为”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是谈不到”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的②。
类似的看法还可以举一些例。中过举但没有做官的强汝询针对同治十二年总理衙门所提六条紧急机宜发表的意见中，虽然赞成选用新式武器等，但又认为“西洋之强岂专恃乎器哉？其官民甚和，其心志甚齐，其法制简而肃……”表示了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的羡慕。他认为官办的事业靠不住，“天下唯由官办者最不能久”③。光绪四年（1878年）监察御史李璠主张对付西方经济侵略的办法是“唯有以商敌商，鼓励沿海义民仿照外国凑集公司，前往贸易，收回利权”。他又说：“外国官与商合，商之势大，故日臻富强；②同上书，页455.①②《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138、139，142、143.③《求益斋文存》。《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361、365.中国官与商分，商之势卑，故日趋贫弱。”④光绪五年（1879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也认为，“西人之法例有足采者，可参用焉”，他主张鼓励富商投资办各种企业，“中国商民有能备火轮船一只驶于长江大洋，及以五十万金为本资贩丝茶于外洋者，并能于京师及各直省设火轮车及电线者，皆酌赏以官职。”⑤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要求发展私人资本，要求（虽然是更加含糊和不明确地要求）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这种主张的出现，是当时除了官僚资本以外，已有一部分地主和商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事实的反映。
在中国封建经济内部本来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除了继续受着封建主义的严重束缚外，又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下遭到摧残。原有的工场手工业在艰难条件下挣扎，发展到机器工业的可能是很少的。拥有私人资金可以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只有官僚、地主、商人和买办商人。封建统治者长期间认为机器流传到民间是十分有害的事情，例如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北京附近的通州有个武举人李福明开办了一个每天能磨成细面二百担的机器磨坊，竟被御史参奏，以“私开机器磨坊”的罪名受到惩戒⑥。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实行官督商办，企图在官僚机构的控制下集中私人的资金，实行垄断，其效果如何，前面已经说过了。光绪元年（1875年）有人指出：“自中外通商以来，江、浙、闽、广诸商，亦有置买轮船者，大抵皆附西商之藉，用西国之旗，虽经费甚大，利归西人，而诸商曾不以为悔者，其故何也？盖为华商则报税过关，每虞稽滞，掣肘必多，为洋商则任往各口无所拦阻，获利较易也”①。事实上，除投靠外国轮船公司外，还有许多官僚、商人、地主的资金存到外国的银行和洋行中。在这种种情形下，直到九十年代初（即中日战争以前），私人资本经营的新式工业是为数很少的。其中多数在上海。
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上海的私人资本经营的新式企业（即使用机器的企业），不过是轮船修理、缫丝、轧花、粮食加工（碾米、磨粉）、火柴制造、印刷出版（石印）等行业，企业的总数（包括存在不久就歇业的）大约在五十家左右。有的雇佣工人五六百人，在当时也就算规模不小了。除上海外，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和沿海的福州、汕头、宁波、厦门、台湾等地也有若干这类企业出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有一个广东南海的举人陈启源（他曾到南洋经商）在他的家乡创设机器缫丝厂，以后继续有人仿行，到光绪七年（1881年），在南海、顺德一带有了十一家这样的厂，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发展到五六十家，每家雇佣的工人自数十人、二三百人至七八百人不等。至于全国其他地区，只有重庆、汉口、镇江、杭州、太原存在极少数的这种私营的新式企业。投资设立这些企业的，多半本人就曾是官僚，至少是有功名的地主绅士，因而同当权的官僚有联系；有的本是外国洋行的买办，同外国资本有联系，与洋务派官僚有联系。
上述的郭嵩焘等人虽然提出了与洋务派的主导观点有所不同的主张，但他们不能自觉地同洋务派对立起来，就是因为他们的主张所代表的并不是真正的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是这种刚开始企图使自己资产阶级化的地主、④《求益斋文存》。《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166、167.⑤同上书，页178、181.⑥见《光绪朝东华录》，总页3553.①薛福成：《应诏陈言》（这是代山东巡抚丁宝桢起草的）。《庸庵文编》卷一，光绪年间刻本，页23.官僚。
这样，就在办洋务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两种分歧，也就是洋务派遇到了两种反对者，一种是站在极端守旧的封建主义立场上的反对者，一种可以说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反对者。前一种分歧虽然曾表现为尖锐地互相攻击，但双方在保卫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这一根本点上其实是一致的。因此到了下一时期，当面临着是否要在政治经济制度上按资本主义方向实行某种变革的问题的时候，封建官僚中的洋务派和极端守旧派就能够抛开他们之间的分歧而采取共同的行动。后一种分歧虽然开始时是并不明显的，却是带有本质意义的分歧。随着实际社会生活的发展，这一分歧势必要越来越扩大起来。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逐渐出现了一些人，比较明白地以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洋务派，例如光绪十二年（1886年）宋育仁著的《时务论》中说，对于西方国家，“不师其法，惟仿其器，竭天下之心思财力以从事海防洋务，未收富强之效，徒使国兴聚敛，而官私中饱，此不揣本而齐末，故欲益而反损”。
另一方面，他又说：“拘于墟者闭明而塞聪，耳食而目论，以为一切宜报罢，不者以为天下殃。问何以策此时，则乌猝嗟诿之于无策。”①前一段话是反对洋务派的做法，后一段话则是讥讽那种站在封建主义立场否定洋务的人。
提出这种议论的人，有的是地主阶级出身的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经过科举考试，有了功名，做过小官，但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学”的影响，或者还参与过工商业活动；有的是在上海、香港学过外国语，和外国人有较多接触，甚至充当过买办商人，并因此而为洋务派官僚所任用。他们认为，像洋务派那样学习西方是不够的，由封建官僚来办洋务也是不行的。
他们开始用“变法”来做自己的旗帜，把自己同洋务派区别开来。他们的主张，最突出的有两点：第一，他们认为，国家应当容许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郑观应在光绪六年（1880年）出版《易言》一书，主张开矿、办工厂等，但究竟是官办还是民办，还不明确；光绪十九年（1893年）他又出版了《盛世危言》一书，主张既要讲求武备，对付外国资本主义的“兵战”，更要振兴民族工商业，同外国进行“商战”。他还说：“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令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①。陈虬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所著《经世博议》说：“保险、信局、铁路、矿务、织布等局，官方所未及办者，可准华商包办，许其专利若干年。”②他们中有人明确地反对官督商办。汤震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所著《危言》说：“西人言理财，从无以商合官者。今乃混官商而一之。官有权，商无权，势不至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③。
第二，他们主张效法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设立“议会”。他们所设想的“议会”，可以拿光绪十九年（1893年）陈炽所著《庸书》中的说法来代表。他说：“各府州县则仿外洋议院之制，由百姓公举乡官，每乡二人，一正一副，其年必足三十岁，其产必及一千金。……每任二年，期满再举，邑①宋育仁：《时务论》，光绪年间的刻本，页1.①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三，光绪二十一年刊本，页8—9.《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524.②陈虬：《经世博议》卷二，光绪十九年瓯雅堂刊本，页12.③汤震：《危言》卷二，光绪十六年刊本，页16.中有大政疑狱则聚众咨之。”④他主张，从地方到中央逐级都实行这种“议院”制度，不必担心这样的制度会有害于“国家”。他说：“今通邑大都，多有绅商董事，有事秉公理处；争讼日稀，惟力薄权轻，无由上达耳。未闻绅董之害政，而疑于议院之抗官乎？”①这虽然可以说是资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治的呼声，但并不真是要以资产阶级制度来彻底反对封建主义制度，而不过是在原有的封建统治制度下，为“绅商董事”，即企图使自己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官僚，争取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较多的权力。
这种变法主张虽然比较明确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洋务派，但是因为它所反映的是从封建阶级中分化来的资产阶级的观点，所以只是一种软弱的改良主义。到了洋务派因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声名狼藉之后，这种变法的主张日益成为有广泛影响的思潮。
（七）中国无产阶级的诞生毛泽东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②近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八十年代才开始与买办资本、官僚资本逐渐分离而形成。近代中国无产阶级则在此以前已经诞生了。
毛泽东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①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已开始有一些穷苦劳动人民成为直接受外国资本奴役的雇佣劳动者，他们是外国轮船上的船员和香港及沿海通商口岸的船坞工人、码头工人以及其他很少数的工厂的工人。到了六十年代后，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工厂渐渐多起来，再加上封建官僚举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初期的民族资本的工业也开始发生，无产阶级的数量随之而逐渐增多起来。在这里所说的三十年的末尾，即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据估计，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总数，已有近十万人。这时，在外国资本直接经营的企业中的工人共约三万四千人，在官办企业中的工人也和这数目差不多（其中，军事工业的工人约一万人，矿山和冶炼工业、纺织工业的工人约二万四千人），在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包括工厂和矿山）中的工人则约二万七千人。这三项合计，共约九万五千人左右②。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当时，属于无产阶级的还有海员、船员，④陈炽：《庸书》内编卷上，光绪二十三年刊本，页7.①陈炽：《庸书》外编，卷下，页1.②《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1488—1489.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21.②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有1894 年近代工业中雇佣工人人数的估计（见该书页1201）。这里是根据该书提供的材料作了某些调整，取其大数。
码头运输工人，城市建筑工人，还有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还有农村中的雇农以及其他的城乡无产者。他们的总数当然要比上述产业工人的数目大得多。但是产业工人（一部分船员也应该属于其中）是整个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核心。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新的最革命的阶级的产生。
早期的中国产业工人，不仅是受着资本主义剥削的雇佣劳动者，而且直接身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外国资本家称中国工人为“苦力”，以极低的工资，在极恶劣的工作条件下驱使中国工人从事劳动。担任“监工”的洋人实际上是手执皮鞭的奴隶主。外国资本家还利用封建的把头制来奴役中国工人。清朝政府的官办企业对于工人也实行超经济的残酷剥削，并直接使用暴力压迫和统治工人。例如官办的开平煤矿，李鸿章批准有权设立刑具，对工人判刑①。
第一代的中国产业工人用事实证明，中国劳动人民凭着勤劳和智慧，只要接触到新式的机器，就能够很快地学会掌握它。这一点，即使是抱着种族偏见的西方人也不能不承认。英国人的一家在中国办的刊物这样叙述江南制造局的工人说：“在早期，当这年轻的兵工厂主要从事制造小型军用品的时候，外国监工们看着那些中国工人工作的迅速和灵巧，十分敬佩和惊叹。这些工人比街头乞丐好不了很多，获得了一点使用机器的知识，但他们显然具有控制和使用机器工具的天赋能力。”②那些办工业的洋务官僚们虽然总是以为离开了洋人就办不了事，而被聘用的外国技师也不愿尽心竭力地教中国工人，但事实上，中国工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实习就能独立地进行工作。
福州船政局在光绪五年（1879年）在没有洋匠的情况下制造了铁胁船，当时的督办船政大臣奏报说：“洋匠撤后，华工……年来改制铁胁，造法虽殊，而工料之坚则与从前无异”，“所有铁胁、铁梁、铁牵、铁龙骨、斗鲸及所配轮机，均系华工按图仿造。”①官办的工厂之所以成效不好，不是由于工人们无能，而是由于封建官僚的腐朽的管理制度。
外国资本在中国办的企业，清朝官办的企业，以及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几乎都是设立在几个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因此形成了初期的中国产业工人总数虽不大，但在地区上高度集中的状况。据估计，1894年除矿工以外的全国产业工人总数中的百分之八十，集中在上海、汉口、广州、天津这四个城市，而上海就占了百分之四十七。又由于中国的近代机器工业一般不是从手工业作坊发展起来，而是由力量雄厚的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创办的，所以又形成了中国产业工人一开始就集中在较大的企业中的情形。据估计，在1894年雇佣工人五百名以上的企业（包括工厂、矿山）约有四十个，他们所雇佣的工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②。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近十万的产业工人当然是很小的数日。但是由于他们学会使用机器，成为中国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由于他们一开始就具有高度集中的特点，因而他们同极端分散的、从事手工操作的其他城乡劳动群众相比较，具有很大的先进性。他们中潜藏着的政治能量比他们在总①《开平矿务创办章程》。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243.② 1893 年6 月9 日《北华捷报》。转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页 1224.①《洋务运动资料》第五册，页221、208.②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页1203.人口中所占比例大得多。
八十年代，新生的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写下了他们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的纪录。例如在开平矿务局（它是个封建统治势力严格控制的企业），煤矿工人曾为要求提高工资而罢工，又曾为反对外国技师的欺压而进行斗争。在江南制造局，也曾发生工人反对延长工作时间的罢工斗争。香港工人阶级很早就有同外国侵略者斗争的突出表现，咸丰八年（1858年），香港的市政工人和运输工人二万多人举行罢工，他们中许多人回到广州，参加反对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城的斗争。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战争期间，香港工人阶级举行大规模的罢工，针对以香港作为其军事补给站的法国侵略者，进行了有力的斗争。
中国的第一代的工人阶级，如同在以后的年代里不断地增加到它的队伍里来的新的成份一样，多半是出身于破产的农民。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所具有的特出的优点之一就是他们“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①但是新生的无产阶级不是立即就能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的。早期的工人阶级不但带有小生产者出身的痕迹，而且还受着手工业行会和地方帮派这些封建组织的严重影响。行会和帮派的组织使工人群众的眼光限制在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上，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他们的觉悟的提高。在这里所说的三十年间以及在这以后的二十多年间，新生的无产阶级还处于从自在的阶级逐步地进而为自觉的阶级的过程中。只是到了1919年以后，中国无产阶级才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走上革命的舞台，并在本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
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39.第十一章反对外国侵略的群众运动的兴起（一）六十年代的反侵略群众斗争在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中，人民斗争的主要锋芒是针对国内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以后，人民斗争的主要锋芒逐渐转向外国侵略者。在这里所说的三十年间，群众性的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虽然还处于逐步兴起的过程中，但连绵不断地在全国各地发生。由于外国传教士作为侵略的先锋深入到中国广大内地，群众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和斗争，大量地表现为反对外国传教士和外国教堂的行动。由此而引起的同外国的纠纷，当时被称为教案。
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具有极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比起反封建斗争，它能够把更多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卷进来。但是在一个时期中，这种斗争还不能形成全国性的高潮。人民中占最大数量的农民，经历了反动势力的严重镇压以后，要恢复元气，重新组织起来，不是很快就能做到的。又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势力伸入全国各地有先有后，群众的反抗斗争的发展在各地区是不平衡的。所以这种斗争分散在各地，此起彼落。
在农民阶级还不能重新形成有力的斗争组织的时候，许多地方的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参加到反侵略的人民斗争中来，甚至成为这种斗争的鼓吹者和发动者。他们企图利用下层人民的力量来抵御外国侵略者对他们的统治地位的损害。但是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不可能坚持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立场。大地主阶级当权派已经确立了对外国侵略者妥协投降的方针，各个地方的地主阶级至多也只能在一个短时间内表现出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激烈姿态。他们力求使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具有维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性质。他们的参加，在恩想上、行动上对群众运动起了败坏的作用。他们总是把斗争引起的牺牲和损失推给下层群众而自己迅速地退出斗争。
在最早同外国侵略者相接触的沿海地区，地主阶级退出反侵略斗争也最早。这里可以拿同治五年（1866年）前几年间英国人要求进入潮州城的纠纷为例。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承认广东的潮州为新开放的商埠之一。英国虽然立即派出领事驻在汕头，但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领事在清朝官方保护下进入潮州城时，“突有数百千人，抛掷瓦砾，蜂拥鼓噪，势不可遏。该领事即时退出”①。这以后，英国坚持要求清朝官方负责造成让英国人安全进城的局面。英国人赫德在同治四年（1865年）写的《局外旁观论》中把这一点当做清政府是否遵守条约的一个重要问题，并且进行威胁说：“潮州进城之事，经五年之久，文书来往，至今领事未曾进城，而事愈久愈难，……
若再不办，必致生事“②。
潮州进城问题虽然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广州进城问题（见第四章第一节）性质类似，但解决的过程颇不相同。清朝官方和当地的多数地主绅士并不像在广州进城纠纷中那样比较坚持地利用下层群众的力量来使外国人放弃进城的要求。
①《同治夷务》卷三十七，页20.②《同治夷务》卷四十，页20.为了满足英国人的要求，同治四年（1865年），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郭嵩焘派专员到潮州城“会集同城文武，邀约绅耆，面为剖析，并出示遍贴晓谕，俾知此次洋人入城，系钦奉谕旨，遵守条约，万无中止之理”。但是英领事这次进潮州城，仍然遭到群众的抗议。“入城之先二日，潮民又复沿街遍张揭帖，肆意阻挠”，进城后“百姓因之大张揭帖，商贾均至罢市”，所以英领事只在官衙内住了三天，仍被护送出城，出城时“百姓沿街拥塞，抛丢石块”。英领事向两广总督表示很不满意，并且认为在潮州百姓的这种行动背后，有一部分地方绅士在“挑唆摆布”①。这个问题立即由英公使在北京向总理衙门交涉。总理衙门的答复是：“此事广东地方官，实属尽心竭力办事，领事官须加体谅。其哄闹之人，恐系发逆奸细，或本地匪人乘机煽惑，借以生事。”②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也再三说明，地方绅士并没有存心反对洋人进城，官绅间是合作得很好的。他们说：“其倡议阻止洋人入城，事隔多年，起自何人，无凭查究。而愚民浮动之气，一发而不可遏，反复开导，持之愈坚。”③朝廷把李鸿章手下擅长办洋务的官员丁日昌（他是潮州人）派到广东去，帮同地方官办理此事。为了完成让英国人进潮州城的任务，丁日昌同广东地方官一起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他们通过潮州的绅士们制造舆论，“由绅士刷印公启，挨户遍分，使之晓然于逞忿开衅之不祥，违旨恣行之非法”。又通过绅士们维持地方治安和控制群众，在潮州城内设立了十三个“局”，“每局雇勇一百名，各派绅董约束，如一隅有事，即惟该局之绅董是问。”还把“平日造言生事之詹大吉等六名，借他故次第弋获，使喜事之徒，有所儆惧。”
经过这样的周密的准备后，英领事及其随员在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安然无事地进了城，地方官绅和他们酬酢交欢，八十多岁的绅士邱步琼等特别去拜会英领事，使“该领事尤为欢欣鼓舞，谓官绅真能款我以礼矣。”官绅们还同意英国人在城内“设立公馆，常相往来。”
①潮州进城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明，沿海地区，特别是通商口岸的地主阶级，得风气之先，已经追随卖国投降的清朝政府，放弃对外国侵略者的反抗，连温和的反对派也不当了。
与此同时，在较晚接触到外国侵略势力的内地，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地方上有权势的豪绅直到地方官员，往往在当地开始兴起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运动中充当带头人或幕后策动者。
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湖南已有地主绅士刊行反对天主教的书籍，散发攻击天主教的檄文。江西的绅士立即加以翻印，“刷印数万张遍贴省内外通衙”②。这时法国的传教士正拿着总理衙门给的执照来到湖南、江西活动。
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南昌发生了群众捣毁教堂的事件。发动和参加这次行动的主要是在省城应考的生童们，他们大都是地主富农的子弟。受省城的影响，南昌东南的进贤县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同时，在湖南的湘潭、衡阳等县，外国人设的教堂，相继被群众烧毁或拆毁，其情节也大致类似。例如①《同治夷务》卷三十七，页21—24.②同上书，页41.③《同治夷务》卷三十八，页19.①《同治夷务》卷四十三，页18—19.②江上蹇叟（夏燮）：《中西纪事》卷二十一，页5.在湘潭，据湖南巡抚说是“倡首滋事之人，查系阖郡生童，乘考聚集，一时乌合。”①这些事件发生后，法国公使在北京向总理衙门交涉，借端进行勒索。
江西、湖南省当局为此而处分了一些县官，给法国人赔了银子，并划给了建造教堂的土地或代为重修被毁的教堂。两省官方都表示无法捉拿到为首闹事的人。这几次斗争，如果不是由当地有权势的绅士策动，也是他们所支持的。
偏僻的贵州省，在这时发生的教案甚至还是地方官员所促成的。贵州提督田兴恕、巡抚何冠英曾向全省官员发出公函，号召驱逐外来传教的人：“不必直说系天主教，竟以外来匪人目之，不得容留。倘能借故处之以法，尤为妥善。”②田兴恕是个年轻的军官，他在咸丰十一年指挥地主武装烧毁青岩的天主堂，杀死四个信教的中国人。到了同治元年，开州知州戴鹿芝，利用当地地主武装和外国教堂间的纠纷，杀死了一个法国传教士和五个中国教徒。
这些案件涉及拥有兵权的地方大员。法国人起先坚持要把田兴恕处死，清朝政府感到十分为难。在同法国人反复进行讨价还价后，清朝政府除了要地方上付出巨额赔款外，把田兴恕撤职，充军到边地，才算了事。
以上所说湖南、江西、贵州的几次教案发生的时间还是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前。这以后，从同治四年（1865年）到八年（1869年）这几年间，在这几个省份和其他若干沿海和内地的省份的许多地方，层出不穷地涌现带有群众性的反外国教会的斗争。四川东部的几个县的斗争尤其激烈，并具有代表性。
法国人在重庆设立了川东主教，他所派出的传教士在川东各地进行活动，引起了群众的强烈反感。在这些地方，豪绅地主势力向来很大，“团防”
（即地主武装）是官方所依靠的一个重要力量。在酆都、彭水、西阳各地几乎连年不断地发生以团防武力为主体的反对洋教的斗争。同治四年（1865年）和七年（1868年）有两个法国传教士在西阳先后被杀，教堂被毁。法国人认为这些事件都是在地方官员纵容下地方绅士主使造成的，要求严办。为了解决同治四年的事件，西阳的豪绅抓了一个叫冉老五的人作为替罪羊，处以死刑，并且筹款八万两银子赔给法国人。这些赔款当然要分摊到一般居民头上，所以清朝官方说：“治罪之外，又令不滋事之人，代滋事之人摊赔银两巨万，以致众心愤怒不平，”就又继续酿成新的“仇杀巨案”①。同治七年的事件发生后，法国公使进一步胁迫清朝政府，认为必须严惩地方官和地方绅士，甚至要求处分四川总督。清朝政府特派当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入川处理此案，并处理接着发生的贵州遵义的教案。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遵义县城鸣锣聚众，将新城老城封闭，经堂学堂医馆尽行打毁”，也有一个法国传教士死于此役②。这次遵义的反教运动的主力也同样是地方豪绅领导的团防力量。
由于法国主要利用天主教向中国各地，包括比较偏僻的内地，发展其势力，所以绝大部分的教案都与法国有关。法国侵略者经常宣称，教案的发生是由于清朝政府无力约束地方的官绅，所以他们要自己来处理。例如同治五年（1866年）法国公使向总理衙门照会说：“照得南方有数省之官员及各该①《同治夷务》卷十六，页20.②《同治夷务》卷六，页44.①《同治夷务》卷六十四，页35.②《同治夷务》卷六十八，页2.处绅士富豪通同一气，欺凌陷害传教士及习教人，本大臣不得不派本国兵船到各处所，俾该处官员及劣绅富豪悉按和约，保护教务。……凡法国兵船到处，必须该处官员及绅士富豪，至少每日供给兵船费用一千两。”①到了同治八年（1869年）正在李鸿章奉派入川处理川、黔教案时，法国公使罗淑亚出京，到天津带同兵船到上海，并进入长江，到南京、安庆、九江。一路上清朝地方当局对法公使奉命唯谨，按照他提出的要求，付出一笔笔银子来了结当时在安徽、江西各地发生的教案。最后，法国公使到了武昌，声称还要入川。湖广总督李鸿章连忙从四川赶回武昌，向法公使报告他对西阳教案的处理情形。李鸿章本来在川时已经把一个据说是杀外国教士的凶手砍了脑袋，并和法国人讲妥赔银一万八千两，但法国公使认为不够。结果李鸿章承认赔银数增为三万两，并且接受法公使的要求，把被认为是西阳反教会行动的后台的一个豪绅迁移到别的地方去，这样才算把西阳教案了结。至于贵州遵义的教案，最后是以赔银七万两结案。
这些年发生的教案有些是涉及英国的。例如同治七年（1868年）三月台湾的台南的英国人设的教堂被群众捣毁，同年七月江苏的扬州也发生针对英国人的教会的暴动。有个英国传教士为了在中国内地发展教会势力创办了个“中华内地会”，扬州是中华内地会最初设立传教站的十一个城市中的一个。
这次教案发生时正值府考。事先，全城贴出告白，称英国教士们为“耶稣教强盗”。参与行动的群众不下万人，英国人认为这次群众暴动是地方绅士和生童们煽动起来的②。两次事件发生后，英国人曾出动兵船到台湾和南京进行威胁，达到了勒索“赔款”和处分地方官员的目的。
这几年间的教案，使我们看到，在各地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包括豪绅和某些地方官员的支配下，反对外国侵略的群众运动是不可能健康地发展起来的。
那些地方上的封建官绅之所以仇恨外国侵略势力，是为了维护本来由他们所独占的统治权力。同治五年江西巡抚刘坤一说：“行教者（指外国传教士）每纵教民以干预公事，挟侮长官，甚至地方匪类，假冒招摇，而各教士辄出把持，使各州县不得行其法。”①这是说出了地方官绅痛恨教会势力的根本原因。刘坤一还从维护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立场出发，认为外国人传教比通商害处更大。他的看法是“通商不过耗我之物产精华，行教则足变我之人心风俗”②。同治元年刊印的一本反天主教的小书中说：“天主教不许供君亲牌位，不许把祖先父母，真率天下而无君父者也。”③在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尚在进行和余波未平的情势下，封建官绅引导群众反对外国教会，就其主观意图说，是包含着诱使群众离开反封建斗争而把锋芒转向外部的用意的。
封建官绅当然不可能正确地揭发外国教会及其传教士作为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先锋所起的罪恶作用。由于仅仅用维护封建的“人心风俗”不足以鼓动群众，他们还造作了种种奇谈怪论，例如说外国传教士有什么迷惑人心，使人忘记父母的“迷药”之类。这些编造的故事虽然在当时条件下很①《同治夷务》卷四十二，页56—57.②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页249.①②《同治夷务》卷四十一，页43、44.③《辟邪纪实》卷上，同治元年刻本，页10.能起煽动群众的作用，但显然妨碍群众得到正确的认识，并把群众的行动引入歧途。
外国传教士能够吸引到的信徒，在各地方居民中总是占少数。教会除了从思想上蛊惑他们以外，还以他们的实际利益的保护人自居。信教的群众中有不少是为了逃避封建势力的无穷压榨，例如入教后有权拒绝地方绅士以迎神、赛会、修庙等名义摊派款项的负担，这种权利得到教堂的保护，并为清朝政府所正式承认。其实，人们在逃避了这方面的压榨后，又陷入了教堂的种种剥削。还有些流氓无赖投入外国教会倚仗洋人势力为非作歹。当地的官绅痛恨这一部分人托庇于洋人而摆脱自己的统治网，就竭力挑起不信教的人对他们的憎恨、敌意和仇杀。在清朝的官方文书中也习惯地使用“民教仇杀”，“教民、团民仇杀”之类的用语，实际上是把信教的人当成了“化外之民”。
在反教的地方官绅的煽动下，不分皂白地迫害所谓“教民”，只是更把他们驱逐到洋人的保护伞下面去。
地方官绅既然只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反对洋教，所以在他们感到外国侵略势力反不了的时候，在他们看到容忍教堂势力并不会在根本上危害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时候，他们当然不会再同曾接受他们煽动的群众一起继续斗争下去。
同治元年十二月（1863年初），江西巡抚沈葆桢上报说：“街谈巷议，咸谓官藉外国，威逼小民，人情汹汹”①。他派员到民间私访，据报，私访者遇到的不知姓名的人说：“官府绅士总是依他（指洋人——引者），做官的止图一日无事，骗一日俸薪，到了紧急时候，他就走了，几时顾百姓的身家性命？绅士也多与官差不多，他有家当的也会搬去，受罪的都是百姓，与他何干。我们如今都不要他管，我们止做我们自己的事。”②这个议论可以代表当时已经看出不可能依靠官绅来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下层群众的愤慨情绪。但是人民群众要完全摆脱封建地主阶级的坏影响，正确地展开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还需要经历相当长时期的实践和学习的过程。
（二）洋务派对教案的态度和天津教案前文（第十章第四节）曾说到，在封建官僚中洋务派和反对洋务的极端守旧派虽然在要不要引进洋枪、洋炮、机器工业等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他们同样都是封建主义的维护者。从这个立场出发，极端守旧派固然对洋教的传播痛心疾首，洋务派也认为洋教是极其有害的。例如，洋务派的巨头李鸿章在同治六年（1867年）说：“自天主教弛禁以来，各省多毁堂阻教之案，足见民心士气之尚可恃，而邪教不能以惑众也。最可虑者，教士专于引诱无赖穷民，贫者利其资，弱者利其势，犯法者利其逋逃，往往怂恿教主与地方官相抗。因习教而纵奸徒，固为地方之隐患；因传教而召党类，尤藏异日之祸根。”①这种议论和守旧派是大体一致的。
但是，从洋务派的有些议论中，却可以看出，他们对教案的态度一开始就同极端守旧派有所不同。极端守旧派一般都认为，因为国家没有办法制止①②《同治夷务》卷十二，页27、33.①《同治夷务》卷五十五，页16.外国人的传教活动和其他侵略活动，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纵容和利用群众的力量。满洲贵族醇郡王奕訢在同治八年（1869年）发表的议论可以代表，他主张：“设法激励乡绅，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夷酋向王大臣拄告，则以查办为词以缓之，日久则以大吏不便尽治一省之民为词以绝之。……若谓该酋以利诱民，使无斗志，亦可明告百姓，凡抢劫洋货，任其自分，官不过问”②。他以为这就是“收民心以固根本”的办法，其实是卑怯地企图利用群众力量来反对他们所痛恨的洋人。洋务派则认为这种办法是很危险的，行不通的。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的议论同他的弟兄奕訢不同，他说：“传教一事，实无良法箝制。……若再过事迁就，教士教民，必将更事鸱张。且恐民间积恐已深，万一以诛杀教民为名，势必至衔恨之人群起而应。彼时事变既成，臣等无术羁縻，必至决裂。尤可虑者，民心既已煽动，后患不可胜言。”①他们既害怕反教的活动招致外国侵略者的“决裂”，又担心“民心”煽动起来后引起的“后患”。他们认为断不能同外国侵略者闹翻，所以虽然口头说，不能对外国人“过事迁就”，实际上每次处理教案都是完全顺从外国人的意志，而宁可镇压群众。他们处理教案的办法常常遭到极端守旧派的攻击。但是极端守旧派并不真是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并不真是敢于和能够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反对外国侵略者，这是我们已经说过的了。那个愚蠢的贵族醇郡王不过是以为可以用“财货”来煽动群众，把群众推到反洋人的第一线上去，并以为“王大臣”们可以用封建官场中习用的推卸责任和拖延的办法来对付洋人。
他们被洋务派讥为“不识时务”。
同治九年（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引起了洋务派和极端守旧派的激烈争论，但是从此洋务派的方针明确地成为官方处理这一类事件的主导方针。在极端守旧派思想指导下煽动群众反洋教斗争的各地官绅也就渐渐地偃旗息鼓了。
天津教案的发生，和地方绅士也有若干关系。事前，“乡绅集会孔庙中，书院停课”②；社会上纷纷传说教会的种种罪行。五月二十三日，有群众几千人聚集在法国人办的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自己带了枪到教堂前，向当时正在处理此事的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并打伤了刘的仆人，更激起群众的义愤。群众当场把他打死。跟着，群众放火烧掉了教堂和其他多处外国人的房屋，在纷乱中被杀的有二十个外国人（其中大部分是法国人，有三个俄国人）和若干中国教徒。丰大业无理开枪，显然是造成这一事件的主因。事件发生后，不但天津人心浮动，社会秩序混乱，而且影响到京畿附近以至外省各地。清朝当局和驻华的各国人员都感到十分震动。
除了法国公使借端向清政府提出威胁外，英、美、俄、意等国也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进行示威。
从事件发生后总理衙门的文件中可以看到，这些办洋务的大员们担心的是什么。第一，他们怕各地群众效尤，“为谣言所惑，群起与洋人教民为难”。
根据总理衙门的请求，朝廷立即下谕，“着各直省督抚，严饬所属地方官，务须剀切晓谕，妥为弹压，并将各处通商传教地方，随时保护，毋任愚民借②《同治夷务》卷六十四，页13.①《同治夷务》卷十四，页29.②王文杰：《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1947 年版，页76.端滋事”①。第二，他们怕法国人“遽行决裂”，“因此用兵”，其他各国也配合行动，“协以谋我”。其实，当时法国在拿破仑第三统治下，国内局势十分不稳定。在天津教案发生后只有一个月，普法战争就开始了，法军迅速被打败，拿破仑第三在色当之役中全军覆没。所以法国并没有能力来在远东采取什么行动。对于国外局势，清朝官员丝毫不了解，反而把法国在华公使的踌躇不决的为难情况看成是一种凶兆。总理衙门说：“查该使臣遇各省细故，皆暴躁异常，此次反若不甚着急，似伊已有定谋，恐成不测。”②朝廷根据总理衙门的建议，特派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充任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去赔礼道歉。至于天津教案本身，则派令直隶总督曾国藩立即由保定前往天津处理。
天津教案可说是曾国藩一生所办的最后一件大事。在办完天津教案后，他被调任两江总督，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就死了。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处理天津教案。当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又被派到天津协助。他们都认为，如果不向外国人交出足够数量的人头，是解决不了由这次教案引起的危机的。但因为是群众一拥而起的行动，很难找到证据确凿的“正凶”。曾国藩、丁日昌在八月下旬向朝廷报告说：“自七月下旬设局发审，严立限期，昼夜追求，直至中秋节前，仅得应正法者七八人。”他们说，“若拘守常例，实属窒碍难行，有不能不变通办理者”①，也就是说，定罪不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这样总算把“可以正法”的人数增加到十五名。二十天后，又把处死刑的人增加了五个，此外还有一批判处充军和徒刑的人。被官方捕拿、追逼供状的受害的人，为数更多。曾国藩等报告说：“先后两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办理不为不重，不惟足对法国，亦堪遍告友邦。”②此外，总理衙门在北京按照法公使开的数目给了四十六万两银子的赔款，对俄国人也给了三万两银子，数目之大也超过以往历次教案。
在办案过程中，曾国藩说：“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他认为教堂在中国并没有干什么坏事，唯一可疑的是社会上有些“迷拐人口”的罪犯可能同教堂有关，所以他说：“挖眼剖心决非事实，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③他不追究外国教堂的活动在侵略中国中所起的作用，不查问为什么外国教堂会引起群众的仇恨，为什么种种有关教堂的流言会到处流播，却把教堂说成是蒙了不白之冤，应当为之“昭雪”。他把“迷拐人口”说成是教堂惟一可疑的事，正是掩盖了外国侵略者以传教的名义所干的全部真正罪行。
事后，曾国藩谈到这次教案的处理时说：“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为一生憾事。”但是他的“内疚”并不是因为对人民滥施重刑。他说：“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尤不可长。”
又说：“此案因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①要这些“愚民”“刁民”交出脑袋，在他看来是合情合理的。使他感到遗憾的只是天津知州和知县这两个①《同治夷务》卷七十二，页29.②同上书，页30.①《同治夷务》卷七十六，页28、29.②《同治夷务》卷七十七，页18.③《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五，页10、12.①《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五，页11、13.官员受到牵连。他本来并不想定地方官的罪，只是因为法国公使坚持要知州、知具抵命，他才被迫上报朝廷把这两个官员下狱，以致这两个官员遭到流放的处分。曾国藩向朝廷说：“微臣之所深自负疚者此也。”
②受了极端守旧派的议论的影响，朝廷在六月底曾下令说：“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并表示要在各地作军事戒备。曾国藩立即回奏说：“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并且说：“皇上登极以来，外国盛强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以善全和局。”曾国藩的这个奏文结语说：“臣此次以无备之故，办理过柔，寸心抱疚，而区区愚虑，不敢不略陈所见。”③会读官场文牍的人当然看得出来，他的这些话，好象是自责，其实是说，他的“办案过柔”，是有理由的，由于中国没有力量抗御外国侵略，所以只能委曲求全，只能采取对外柔顺的态度。
协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丁日昌刚一到天津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他的方针。他说：“大约如此大案，总须缉获四五十人，分别斩绞军流”。又说：“彼英、俄等国，此时但恐中国官吏，无弹压百姓之威权，致异日彼族蹈聚歼之覆辙，是以汲汲然聚而合谋于我”①。因此，他认为，封建统治者为求保存自己，就必须表现出他们还具有弹压百姓的充分权威。丁日昌的这种态度也就是曾国藩的态度。
曾国藩这个农民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这个标榜“自强”的洋务派的头子，的确是外国侵略者认为满意的工具。
封建官僚中反对办洋务的极端守旧派，在天津教案发生后进行了一阵鼓噪。例如内阁中书李如松说，天津的人民群众是因为保卫官员而杀掉洋人，“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他还以为可以“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②。他们不敢直接反对曾国藩，便以丁日昌为攻击对象。例如太常寺少卿王家壁在奏折中说他在江南就被人称为“丁鬼奴”；其“抑民奉外，罗织株连，以求快洋人之意，自可想见”③。
当时发表这种议论的主要人物是皇族中的醇郡王奕訢，他非常愤慨地表示反对天津教案的处理办法。极端守旧派斥责洋务派在天津教案上丧权辱国，抑民奉外，一时形成了使洋务派官僚们抬不起头来的舆论。但是极端守旧派官僚以为腐朽的封建统治势力能够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站在自己这一边，一举而把洋人势力赶走，这种议论，洋务派官僚也有理由认为只是非常胡涂的空谈罢了。丁日昌说：“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倡百和，亦足荧听闻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①他所讥讽的“清议”就是指极端守旧派的议论。事实上，这些极端守旧派官员也只能揎拳持袖，空喊一阵，而让一切涉及洋人的事务由善于迎合洋人意志的洋务派官僚去处理。
②《同治夷务》卷七十六，页40.③《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五，页13、14.①《同治夷务》卷七十五，页7.②《同治夷务》卷七十三，页17.③《同治夷务》卷七十八，页17.①《同治夷务》卷七十四，页19.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一方面按洋务派的方针镇压群众的反侵略运动，向外国侵略者表示自己还是值得他们来加以支持的政府，一方面又让极端守旧派发表些应当“爱护民力”的“清议”，以求在人民群众中造成这个皇朝是能够同人民群众一起去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幻想。封建统治者为维持自己的生存而同时施用这两手，的确是既恶毒而又狡猾的。
（三）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年的反侵略群众斗争天津教案重刑镇压的先例虽然使地主阶级在反教斗争中退缩，却不能阻止下层群众的斗争的继续。随着外国传教士到处横行霸道，在这以后十几年间，发生教案的地区比过去更广得多。
像在天津教案以前贵州的田兴恕那样公然煽动反对外国教会的地方官员，这时已经没有了。各地大小官员，对外国传教士和任何外国人保护唯恐不周，对他们的欲求不敢有一点违逆。各地的有声望的上层绅士一般地也都退出了反教的斗争，只敢在私下里吐露他们对“洋鬼子”、“洋教”、“吃洋教的人”的愤懑。下层群众激于义愤自发地进行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总是遭到官方的镇压。在个别地方，仍然有些地主阶级分子利用这种群众斗争混水摸鱼，谋求自己的利益。例如光绪二年（1876年）四川邻水和江北厅的反洋教斗争是这几年中规模比较大的，当地的“团首”（即地主武装的头头）在斗争中向群众发号施令。但他们当然不会把斗争引导到同官方的镇压坚决对立的方向上去。
光绪初年发生在福建省北部山区的延平县（今南平县）的教案，可以说明在反侵略斗争的发展中，下层群众和地主绅士们的分裂。光绪元年、二年（1875、1876年）延平群众两次捣毁美国教堂。地方绅士支持这个行动，联甲总局绅董发出公启，指斥教会“蛊惑人心，败坏风俗，大为地方之害”。
商人也参加斗争，各铺户遍插“齐心联甲，驱逐番夷”的旗帜①。可见在这里的反洋教斗争曾经包罗上下各阶级和阶层。到了光绪五年（1879年）美国传教士以开设书店为名，重建“福音堂”，进行传教活动，引起群众的反对。
美国传教士开枪打伤了一个中国人。愤怒的群众捣毁福音堂。在地方官的保护下，美国传教士才得逃脱。闽浙总督立刻应美国领事的要求派员前往“查办”、“惩凶”。曾经表示反对洋教的联甲总局的绅董们这时退缩不敢再有所动作。街头贴出了些新的告白，其中说：“当今洋鬼子，诡计多端，存心叵测。弹我民财，鸦片恣其流毒；谋我土地，租买恃其钱财。起洋楼于海口，隐占要关；设教堂于冲途，显招牙爪。无非欺我冲主，谋我中国。正臣子痛心疾首，仇同不共戴天者也。”告白又针对官员们和绅士们说：“若听鬼子一面之词，倒行逆施，则是鬼子私他贿他，特谋此差而来，纵然回去讨好，得了高官，何颜对人，与宋代秦桧无异也。木偶乡绅，平日常与地方官说话，不知大义，一味巴结。官说是则应是，非则应非，皆洋人驱使。”①这个告白显然出于参加下层群众斗争的小知识分子的手笔。从告白中可以看到，下层群众已把反对洋教的意义提高到反对外国侵略的水平，并且看出官绅实际上站在外国侵略者一边。但是告白的作者仍以忠于朝廷的臣民自居，为受洋人①《清季教案史料》第一册，故宫博物院1937 年版，页74.①《清季教案史料》第二册，页159.欺负的“冲主”（年青的皇帝）鸣不平。其实官绅对洋人的态度就是朝廷的态度，群众对巴结洋人的官绅的故意不可能不进一步发展。所以光绪五年翰林院侍读王先谦表示担心：“始则愚民不知（不知道朝廷对洋人的态度——引者），仅怨官府；今知之，而骎骎乎怨及朝廷矣。”
②群众斗争的火焰燃烧得更加炽烈起来，是在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战争以后。如果说，在天津教案以前的几年间，内地的上层地主阶级常常担当反对洋教斗争的吹鼓手和策动者，那么，过了十多年后，在许多地方这种斗争的主角则是民间的秘密结社——哥老会（天地会）。各地方的地主阶级和他们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已经完全站在运动的对立方面了。
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东部地区，群众的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从六十年代的西阳教案以后，几乎逐年不断发生。光绪十二年（1886年）五六月间，法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在重庆所建的教堂和其他设施几乎全部被打毁。打教堂之风立即传播到了铜梁、南川、大足、綦江等地。其中大足县龙水镇的法国教堂在光绪十二年、十四年、十六年三次被打毁。法国教士彭若瑟在龙水镇大量占买土地，仅在龙西二村这一个村子里，他所占买的水田即达一千二百亩之多。许多在中国内地的教堂占有大量耕地，实际上成为封建庄园主。
使信教的中国人既在精神上受奴役，又成为被剥削的佃户，龙水镇的情形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六月间，龙水镇教堂被打毁时，县里的官兵进行弹压，并要捉拿被认为是主犯的一个小地主蒋赞臣。以蒋赞臣的朋友余栋臣为首，就在这时发动了武装暴动。余栋臣别号余蛮子，出身于只有少量土地、不得不当挖煤苦力的家庭，他是当地哥老会的头头。在他领导下的基本队伍是“煤窑纸厂工人一百多人”，其实都是贫苦农民。他们曾占领龙水镇。次年三四月间，他们被川东道派兵击溃。这次起义在川东各地下层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道、县官员向上报告说：“现在县属绅团，非但不与匪勾连，并且均愿随同官兵径往攻捕。”可见当时的“绅团”（地主武装）是完全站在官兵一方面的①。
在长江下游的广泛地区内，光绪十七年（1891年）掀起了群众斗争的新浪潮。开始是四月间，芜湖贫民聚众万余，焚毁教堂。这事件迅速影响到安徽、江苏二省沿江一带，并进而波及江西、湖北的若干地方。以江苏的情形来说，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报说：“本年四月间，安徽芜湖教堂被匪造谣焚毁后，江苏之丹阳、金匮（在今无锡县境——引者）、无锡、阳湖（在今武进县境）、江阴、如皋各属教堂接踵被毁。虽滋事情形轻重不一，要皆由于匪徒潜窜，捏造无根之言，煽惑愚民，聚众滋闹”，“此外各属亦复谣言四起，并有张贴揭帖情事。”他还说：“此等造谣滋事之匪，极为诡秘，行踪飘忽，缉捕较难。”不久，官方在芜湖杀了两个被认为是“预谋滋闹焚抢”的犯人。刘坤一说，他对这两个人“按煦惩办会匪章程，批饬立予就地正法，传首江宁、镇江、上海等处示众”。所谓会匪，就是指哥老会。第二年，刘坤一又上报，在江苏各地抓了好些哥老会的人，其中有人承认“商谋毁抢教堂”。刘坤一认为沿江一带的教案就是由哥老会发动的①。当时的北京②《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191.①关于余栋臣的起义材料，见《近代史资料》1955 年第四期和1958 年第一期，《关于余栋臣与四川农民反帝运动的资料》。
①上引刘坤一语，散见《刘坤一遗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 年版，页698、704、 727.朝廷和外国人也都把哥老会看做是这些教案的祸首。上谕说：“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等省，屡有焚毁教堂之事，半由会匪从中主谋”②。美国公使田贝在1891年五月向他国内报告说：“这几年来，几乎在长江各通商口岸都有骚乱发生。……据说，秘密的会社是这些骚乱的根本原因。该项会社以长江流域为最多，他们都是反对外国人的，他们同时也是中国官吏所最恐惧的对象。”
③光绪十七年（1891年）冬天，又在长城以外的热河东部朝阳、平泉、赤峰一带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起义者也以消灭洋人传播的天主教为号召，同时还号召反对欺压人民的清朝官员和蒙古王公。直隶省的东北部和奉天省的西南部都受到影响，发生群众的骚动。清朝政府调动热河、奉天、直隶的军队实行残酷的镇压，被屠杀的起义群众达两万余人。这次起义的骨干是在理会，它是哥老会到了北方演变成的一种秘密结社。
天地会、哥老会、在理会这一类民间秘密会党，是清朝官方严格禁止的非法组织。由于他们采取宗教迷信的形式，统治阶级称之为“邪教”。在光绪十七年以后不久，一个地主阶级分子写文章讨论教案问题，提出了“兴正教、安异教、除邪教”这样三条纲领性的主张①。他所说的“正教”是指“圣人孔子之教”，“异教”主要就是指天主教、耶稣教，而所谓“邪教”就是指秘密会党。但这里说的当然并不是什么宗教问题。这个纲领表明，地主阶级认为他们的孔孟之道是可以和代表外国侵略势力的天主教、耶稣教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的，而为了“安异教”，就必须“除邪教”，铲除下层群众的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力量。这文章说：“自教案之起，上下江教匪声应气求，势皆联络。今日虽得其主名，擒戮殆尽，然哥老会匪特其一党耳。此外伏患于无形者尚不乏人”。“今之邪匪与天主耶稣为仇，勾连盘结，仍然肆妄，一旦变起，诚有不可卒制者也。非严刑峻罚剪除党类不可”。这一类言论最鲜明不过地表明，地主阶级中不少人已不同下层群众的暴乱行动相牵连，他们退出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群众斗争，并且力求镇压这种斗争。
在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对于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群众运动从不表示同情，而站在与之对立的立场上。他们不从本质上看问题，只看到地主阶级参与这种运动而使这种运动染上的落后性，便加以反对；以为群众的“暴乱”行为只能引起外国人的干涉而造成祸端。他们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同洋务派官僚比较明显地区别开来，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则和洋务派官僚划不清界限，在有关教案的问题上就是如此。例如，汤震和陈炽（在第十章第六节谈到这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时已提到过他们）在他们所著的书中，都把教案的发生说成只是由于外国教会吸收的教徒多半是“顽钝无耻之徒”的原故，他们以为只要采取官方掌握“教民”的清册之类的办法就可解决问题①。这些初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把反对外国教会的群众看成“愚民”，更把会党看成是“作乱犯上”的“暴民”。他们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软弱的资产阶级立场，使他们只能和封建地主阶级站在一起反对群众自发的反侵略斗争。
②《光绪东华录》，总页2914.③《美国外交档案》。转引自卿汝揖著《美国侵华史》第二卷，页600.①叶瀚：《整顿中国教务策》。见《增订教案汇编》卷四，光绪二十八年刊本，页6—7.①见汤震：《危言》卷三；陈炽：《庸书外篇》卷下，《教民》。
我们已经指出过（见第五章第一节），天地会、哥老会、在理会这些秘密会社的主要成分是各式各样的江湖上流荡的游民，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日益使得封建经济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这种游民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的秘密结社不顾清朝统治的严厉镇压越来越发展。他们参加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造成了浩大的声势。但是他们不可能使这种斗争提升到较高的政治水平。
如何克服封建地主阶级参与这种斗争而给予它的坏的影响，同时又把一切仇视外国侵略者的社会力量都动员和组织起来，如何把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同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把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的斗争同争取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是历史提出来的新的课题。害怕和反对群众斗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以游民为主要成分的秘密会党都解答不了这些课题。
第十二章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和半殖民地的外交（一）俄国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沙皇俄国不仅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吞并了我国东北边疆的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见第六章第五节），而且紧接着，又把黑手伸进我国的西北边疆。咸丰十年（1860年）俄国强使清朝政府接受的北京条约中有一条是关于西部边界的（该约第二条）。随后，清朝政府和沙皇政府各自派出官员在新疆的塔城（塔尔巴哈台）会晤，按照这一条文的规定，进行西部边界问题的谈判。中国在新疆的西北国界原来是在已尔喀什湖的北岸，但是北京条约第二条却举出巴尔喀什湖以东约三百多公里的斋桑泊和在它以南约四百多公里的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作为划界的标志。俄国人还按照自己的需要解释这个条文，以便更多地占夺中国的领土。他们以武力做后盾迫使清朝政府按照他们的解释来“严格遵守”条约的规定。在同治三年九月（1864年10月）签订的关于划定中俄西部边界的塔城议定书，完全是沙皇俄国方面的欺诈和武力威胁的产物。
沙皇俄国派出的全权代表巴布科夫在他所著书中供认了俄国政府和官员们如何挖空心思进行欺诈。为了把斋桑泊地区和特穆尔图淖尔地区都说成是俄国的领土，他们利用北京条约第二条汉文本和俄文本有些用语的不同来捣鬼。北京条约第二条把雍正六年（1728年）所立的一个沙宾达巴哈界碑作为西部国界的起点，中文本中说，国界线是由此“向西”到斋桑泊等等①，而俄文本却说是“向西南”。由于“向西南”划，对俄国更为有利，他们坚持，在这点上只能以俄文本为根据，因为俄文本是“庄本”，而“在译成中文抄写时，造成了明显的错误”②。但是他们是不是一切都以俄文本为准呢？也不。
他们发觉，俄文本中所说的“中国现有卡伦”在中文本则说是“常驻卡伦”
（卡伦即哨所），而“常驻卡伦”这个用语可以被利用来做文章，他们决定在这里必须照中文本。他们把“常驻卡伦”解释为固定设制的卡伦。由此，他们就说，中国的国界必须按那些固定设制的卡伦来划，至于在此以西的“前列卡伦”和“外线卡伦”一概不算数。这一点是俄国方面始终坚持，而清朝官员开始时是坚决反对的。巴布科夫书中说：俄文本和中文本的这种不相吻合处“应当归咎于在最初制定时核对条约的两种文字上的疏忽大意。”（其实可能是因为当时并没有想到可以这样来利用常驻卡伦这个用语。）但是被认为“正本”的俄文本毕竟没有“常驻”字样，怎么办呢？这个厚颜无耻的扩张主义者认为这没有什么关系，“由于中国委员完全不懂俄文，这种情况在当前的谈判中并没有什么特别不便之外”③。
清朝官员们到了具体划界时才看出俄国人在北京条约中把西部界线写得那么简略是存心不良。代表清朝政府参加塔城会议的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说：整个界线虽然“袤延万里”，但“其中并未指明逐段立界地名，已属有意欺混侵占”①。由于中国方面拒绝接受俄国人对条文的解释，同治元年的第①《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150.②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上册，中译本1973 年版，页265.③同上书，页206.①《同治夷务》卷八，页54.一次塔城会议没有得到什么结果。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在北京向俄国公使继续辩论有关问题。他们说，如果早知道条文中说的不是由沙宾达巴哈“向西”，而是“向西南”，他们是不会同意这个条文的。他们又说，“常驻”并不是长驻的意思，而且北京条约的条文中也没有明白说常驻卡伦就是边界线，但是他们始终不知道在俄文本中连“常驻”这个字眼都没有！
当然，蓄意侵略的强盗不会因字义学、法理学的辩论而让步。俄国人从会议开始前就不断地出动军队，分股进入阿尔泰、塔城、伊犁等地区，抢劫骚扰，宣称要强占他们认为属于他们的地方。像巴布科夫书中所说，他们在新疆，仿照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方面已经实行过的做法，用武力造成既成事实。巴布科夫说：“我国部队分布在国界上（他们所片面认定的国界——引者）的这一事实明确地向中国人表示，我们有充分的可能随时以武力来支持我们的要求。”“我们在实际上占据了接近常设卡伦线的地方，以此向中国代表们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认定这条线就是国界线。”②同治二年五月间，在伊犁地区，清朝军队与侵入的俄军接仗，互相开炮轰击，俄军受到挫折。
但是负责边防的将军们断定自己毫无作战能力，清朝政府也十分害怕决裂。
总理衙门说：“查西北一带边疆，道路绵远，防不胜防。似目前议战议守，两无可恃”。因此，只能接受俄国方面的分界的方案，“倘再不准其照约议分，迁延日久，势必愈形决裂。现值兵饷两绌，若堵御不力，致被深入，恐所失愈多，转圜愈难”①。虽然总理衙门又说，在会议中，还要“酌量情形妥为商办，倘能挽回一二，于边疆亦不无裨益。”②但是妥协的调子已定，软弱的态度只能使蛮横的敌人更加蛮横。
俄国人对于清朝方面要求重开塔城会议的答复是，只有“不加变更地接受我国的划界草案”，才能派出代表到塔城开会，否则就“停止划界事务”③。
这就是说，根本不是举行什么会议，完全没有商谈的余地，清朝政府的代表所能做的事只是在俄国提出的划界草案上签字。沙皇俄国的这种极端蛮横的态度使腐朽无能的清朝统治者只能屈从。以明谊为首的清方代表们不敢提出任何异议地接受了俄国人起草的议定书和他们画的地图。就这样，沙皇强盗又从中国割去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但这还只是他们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一系列的巧取豪夺的第一步。
扩张主义者的胃口永远不会满足。沙皇俄国经过同治三年（1864年）的划界议定书而夺得的中国领土，虽然已经超过了北京条约第二条的规定，但是他们觉得，北京条约对他们还是一个束缚。他们在消化已得的赃物的同时，利用当时新疆的形势，继续寻求机会攫取更多的领土。
这里要说一下当时新疆的形势。
有一个原在陕西的阿訇名叫妥明（又称妥得邻）的人，到了乌鲁木齐，和清朝的参将索焕章相勾结，在同治三年（1864年）利用当地回人和汉人间发生纠纷的机会，杀死提督，赶走都统，占领了乌鲁木齐。妥明又排挤了索焕章，自号为清真王，企图号令陕、甘各股回军。但他的政权没有可靠的社会基础，他的残暴的军事统治引起了回、汉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反对。他虽然②《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上册，页187、278.①《同治夷务》卷十八，页51、52.②《同治夷务》卷二十二，页26.③《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上册，页287.占领了乌鲁木齐附近若干城市，并曾向西发展到伊犁地区，但没有能长久维持他的统治。在伊犁地区兴起了另一股势力，为首的是号称“塔兰齐苏丹”
的阿布特拉，他在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占领了伊犁大城①，继之还占领了塔城。妥明则在同治八年（1869年）被以南疆的喀什噶尔为据点的阿古柏所战败和杀死。
南部新疆的各个地区，也有一些上层封建主利用维吾尔和其他各族人民群众对清朝的腐朽、卖国的统治及其欺压少数民族的政策的不满情绪，实行地方割据。阿古柏是浩罕汗国的一个军官。浩罕与新疆西部接壤，在光绪二年（1876年）为俄国吞并以前是一个独立的汗国。其疆土包括现在苏联的吉尔吉斯的大部分地方和乌兹别克、哈萨克和塔吉克的一部分地方。浩罕的汗（王）曾与清朝政府修好，但有时也有侵入中国领土的活动。南疆维吾尔人中早就失去了权力的统治者（和卓）的后裔布士尔克一直流亡在浩罕。这时，浩罕利用南疆的混乱形势帮助布士尔克实行复辟。阿古柏在同治四年（1865年）带了浩罕兵进入中国境内实行了这个阴谋，他们占领了喀什噶尔，并渐次占领南疆各城。到了同治六年（1867年）阿古柏赶走了布士尔克，自己称汗，号为毕调勒特汗。在他战胜了妥明以后，又向北疆发展其势力，但他没有能吞并在阿布特拉占领下的伊犁地区。阿古柏的统治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各族人民实行残酷的奴役和掠夺。他勾结沙皇俄国和英国，指望依靠它们的支持，分裂中国国土，维持一个独立的王国。
这样，无论在南疆或北疆，都出现了复杂的混乱的形势，清朝统治遇到了严重困难；这对于沙皇侵略者说来，是个好机会。
沙皇俄国多次派遣军官同南疆的阿古柏接触，进行拉拢，在同治五年（1866年）已同阿古柏成立协定，规定俄国有权到南疆追捕逃人。同治十一年（1872年），沙皇政府在同阿古柏订立的条约中，承认阿古柏是“独立国君主”，而阿古柏则承诺给予俄国某些在南疆的特权。但是在同阿古柏的关系上，沙皇俄国遇到了英国的争夺，后者比较成功地使阿古柏充当自己的走狗，这点我们在以后还要提到。
在北疆，按照同治三年（1864年）的塔城议定书仍然属于中国的整个伊犁地区、首先成为沙皇侵略者所觊觎的目标。同治十年（1871年）沙皇侵略军袭取了伊犁城，由此引起了中俄之间在七十年代的一系列的紧张局势。
起先，在伊犁以东的地区被自称清真王的妥明所占领，而伊犁的清朝官军受到威胁的时候，清朝的伊犁将军在同治三年底到四年间居然不计后果，屡次向俄国人乞求派兵援助。北京朝廷虽然不反对地方当局这样做，但也感到这有引狼入室的危险。在看到俄国人并不急于出兵的时候，总理衙门说：俄国方面“于借兵助剿之事，情词闪避，难保非俟我之降心相求，以便其乘机挟制之汁。”①又说：“俄人诡橘性成，每多乘危挟制，无论现在不肯借兵，有意居奇，就使拨兵前来，能为我用，胜则要求滋甚，败则任意索赔，种种掣时，已难筹办。”②总理衙门对于沙皇俄国的侵略本性，总算还有点认识。
在同治五年（1866年）伊犁已为阿布特拉占领后，总理衙门说：“伊城与俄①伊犁地区当时有九个城，伊犁大城即惠远（今伊宁）。
①《同治夷务》卷三十四，页2.②《同治夷务》卷四十，页1.境毗连，现既为贼所踞，俄人易起侵占之心“①。
果然，俄国人在观望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决定出兵消灭阿布特拉的地方政权，直接向清朝政府进行勒索。当时，清朝官方在具体实施塔城议定书时采取了十分迁就的态度。本来塔城认定书规定在一年后要在议定的国界线上具体勘察，设立界牌，但这工作拖延多年未办。同治八年（1869年），在俄国方面要求下，双方派出大员，从沙宾达巴哈到塔尔巴哈台山脉的哈巴尔—阿苏山口这一段的地区内进行了这一工作。这是整个西部国界线中在伊犁地区以北的一部分。清朝派出的大员，是署理伊犁将军兼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和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俄国方面的主持官员巴布科夫十分满意地说：“荣全和奎昌都以充分的信任对待我，把全部边界事宜交付我的手中，同时还委派了中国官员归我指挥。”而且荣全和奎昌在工作开始后不久就离开边界听任已布科夫一个人指挥一切。巴布科夫说：“实质上我不只是俄国的委员，而且是代行中国委员职务的委员。这一切都能指望中国官员在设置界牌的时候，确切遵循我的指示，毫无反对意见，这后来也就得到了证实。”
②因此，在这次划界中，俄国又在这里那里多占了不少的地方。这就又一次用事实证明，腐朽的清朝统治，包括其全部官僚机构的存在，对于俄国扩张主义者是多么有利的事。
沙皇的军队在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以“代管”伊犁地区的名义占领了伊犁，并且宣称还要进兵乌鲁木齐。清朝政府连忙叫荣全从科布多率兵前往“接受”伊犁，遭到俄国人的拒绝。俄国人在塔城附近同荣全谈判中反而提出了更多的领土要求。荣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谈判移到北京进行。俄国公使的照会声称，只有在清朝政府能保证“其地安辑，并设官治理”的条件下才交还伊犁，还说，同治三年所定的边界“有弊病”，应当加以修改“使之分明便利”，又要求“在蒙古地方与天山南北路即布伦托海、乌鲁木齐、哈密、阿克苏、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设立领事馆”等等①。事情愈来愈清楚，沙皇扩张主义者不仅要借口新疆局势混乱而久踞伊犁地区，还想乘机对同治三年议定的国界，作更加有利于他们的修改，并表现了对整个新疆以至蒙古的野心。谈判了一年多毫无结果，总理衙门无可奈何地说：“该国既于伊城遂其鸠居之计，复于各处冀为蚕食之谋，其心殊为叵测。”②沙皇侵略者盘踞伊犁地区达十年之久。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进军新疆，粉碎了企图分裂中国的阿古相反动政权，也就剥夺了沙皇侵略者不交还伊犁的借口。但沙皇侵略者又换用了别的手法，继续进行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在叙述这些以前，我们要先来看一下对中国西部领土抱着野心的另一个侵略国家——英国在这时期的活动。
（二）英国对中国西部边疆的侵略英国依靠炮舰政策，同别的侵略国家一起打开了中国的沿海的大门，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英国所占的份额长期居于首位。它主要以东南沿海为①《同治夷务》卷四十二，页27.②《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下册，页414、415.①《同治夷务》卷八十七，页14、16、17.②《同治夷务》卷八十八，页35.根据，向长江流域伸展其势力。但它的活动并不仅限于沿海、沿江地区。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它以已经成为它的殖民地的印度为基地，把侵略的黑手伸向了中国的西部，即云南、西藏和新疆等地区。
在英国势力已经侵入与印度相邻的缅甸的时候，为了打开一条从上缅甸到云南的道路，英印政府在同治七年（1868年）第一次派遣所谓“探险队”
由缅甸境内的伊洛瓦底江边的八莫出发，闯入中国境内，意图经过腾越（现名腾冲）到达大理。这个由斯莱顿上校率领的队伍只到达腾越，当时统治这个地区的杜文秀拒绝他们继续前进。（见第九章第二节）在杜文秀的势力被清朝镇压下去后不久，同治十三年（1874年），英国又一次组织“探险队”，由上校军官伯朗率领，人数约有二百，实际上是支武装部队。但驻北京的英国使馆向清朝政府把它说成是少数几个人的“游历”。英使馆还派了一个翻译官马加理前往参加。伯朗的部队在光绪元年（1875年）初越过中国边境后，遭到了当地中国人的武装的阻击，侵入者被迫退回八莫，马加理在蛮允（离边境不远的一个地方）被打死。英国方面立即抓住这个题目，掀起了一场大风波。
在伦敦政府指使下，驻华公使威妥玛（此人在中国已活动过三十年，以擅长讹诈勒索而著名）向清朝政府提出了范围极为广泛的要求，连妥协成性的总理衙门官员也觉得无法完全接受。清朝当局捕杀了被认为凶手的十几个人，还答应赔偿巨款，但仍不能使英国人满意。在事件发生后的一年半的时间中，除了总理衙门在北京同咸妥玛进行谈判外，在天津的李鸿章也受命进行谈判。这种谈判无非是请求对方降低要价。英国人添派军队驻扎在缅甸、云南边境，并且出动兵舰到渤海湾内。威妥玛表示，如果不全部接受他的要求，就要撤退使馆，断绝关系，也就是以战争来威胁。他几次中断谈判，径自出京到上海，做出决裂的姿态。清朝官员们对决裂二字怕得要命。李鸿章说：“若果决裂，不仅滇边受害，通商各口先自岌岌莫保。南北兵力皆单，已有之轮船炮台断不足以御大敌。加以关卡闭市，饷源一竭，万事瓦解”①。
这时，俄国人已经占领了伊犁。李鸿章向总理衙门通知了这样的情报：俄国人与英国人密商，“将来英兵进滇，俄兵亦由伊犁进，使中国首尾不能相顾”
②。李鸿章这个情报是从美国一个副领事得来的。这其实是各个侵略者互相配合共同施加恫吓与压力。
最后，谈判的任务完全落到了李鸿章身上。光绪二年（1876年）六、七月间的烟台会议上，李鸿章全部接受了威妥玛提出的要求，成立了烟台条约。
烟台条约规定，为马加理被杀，中国赔银二十万两，还要派专使到英国去赔礼道歉，又规定云南边境通商事宜应订立章程，而且英国官员得在大理或云南其他地方驻留五年察看通商情形。这样，清朝当局就被迫把云南完全开放在侵略势力面前。不但如此，烟台条约中还包含了远远超过这次云南边境事件的内容。条约规定宜昌、芜湖、温州、北海成为通商口岸，英国可以派员驻在重庆，并指定长江沿岸六个城市准许外国轮船停泊，还对领事裁判权作了更具体的规定等等。
烟台条约在正文之外，附有关于西藏的一个专条。这个专条的内容大致是，英国人为了“探访”印度、西藏间的路程，将派员由北京出发“遍历甘①《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三，页47.②同上书，页5.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或“由印度与西藏交界地方派员前往”，总理衙门都要发给护照，“妥为照料”③。英印政府早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就不断阴谋通过北印度进入西藏，所以在订立烟台条约时乘机搞了这个附件。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印度官员马科雷根据这个条约要求总理衙门发给护照，组织了约三百人的武装队伍，企图由哲孟雄（即锡金）越过边境入藏，遭到藏族人民的坚决反对。次年，英国和清朝政府为缅甸问题订立条约，清朝政府承认英国对缅甸的最高主权，而英国则表示放弃派员入藏的行动。虽然如此，英印政府侵入西藏的野心仍不死。
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英国方面坚持要求下，清朝政府派驻藏帮办大臣副都统升泰为代表，在加尔各答同印度总督会商，缔结了藏印条约①。继之，双方又派员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续订藏印条款②。这两次条约除了划定西藏和哲孟雄的边界外，给了英国对西藏通商的便利条件，把亚东开放为英商能自由往来和居住的商埠。虽然由于西藏人反对，亚东的开放没有实现，但是英印政府由此打下了进一步侵略西藏的基础。
侵略中国的列强既互相配合、勾结，又互相竞争、排挤。在云南，同英国竞争的是法国，而在西藏，沙皇俄国也同时进行着侵略阴谋。关于法国对中国西南边境包括云南的侵略，将在下文谈到。沙皇政府在七十年代派遣到中国西部进行活动的以陆军上校普烈热瓦尔斯基为首的所谓调查团，曾两次潜入西藏境内，光绪五年（1879年）他们深入到距拉萨不远的地方，为西藏地方当局阻止，被迫出境。沙皇俄国还从布里亚特人中培养了一个名叫德尔智的奸细，此人精通蒙文、藏文，在八十年代到了西藏，成为尚未成年的达赖十三世的教师，他不但为沙皇政府提供种种情报，而且努力用反华、排英、亲俄的情绪影响达赖十三世和西藏官员。
在那个时期，英国与俄国是亚洲大陆上的两霸。已经占领了印度和克什米尔的英国在六十年代末，又使形式上还是独立国家的阿富汗成了自己的附庸。沙皇俄国势力也深入中亚细亚腹地，一直到达阿富汗的边境。它们在中亚细亚形成了尖锐对立的形势。俄国力求阻止英国势力继续向北扩张，而英国方面则担心北极熊的鼻子甚至有伸进印度来的危险。它们双方对于我国的新疆的侵略活动是它们在中亚细亚的对立和争夺的一个部分。
当阿古柏的反动政权以南疆的喀什噶尔为中心渐渐地几乎吞并了整个新疆的时候，英国的间谍人员就不断地来到喀什噶尔地区。同治九年（1870年），曾经与俄国政府谈判英俄两国如何在中亚细亚划分势力范围的英印政府的重要官员弗赛斯来到阿古柏的朝廷，和他联系。阿古柏既和俄国人订立了条约，又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同英印政府订立条约，英国得到了在阿古柏的统治地区内通商、驻使、设领事馆的权利。阿古柏想利用这两大国间的抗衡而实现其分裂中国的国土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狂妄野心。英印政府除向阿古柏供给武器外，还派出了军事教官，军事工程人员以及其他人员为阿古柏服务。阿古柏愈来愈投入英国的怀抱，使俄国人十分妒嫉。
在清朝政府命令左宗棠进军新疆的时候，英国就以阿古柏的保护人的身份进行活动。英国驻华公使竭力劝说清朝政府不要出兵，而要承认阿古柏在③《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346—350.①《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551—552.②同上书，页566—568.新疆南部的政权。英国侵略者的阴谋是想通过阿古柏政权使新疆南部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用以阻挡沙皇俄国势力向南发展。至于沙皇俄国，如果遇不到什么阻力，就一定会从它已经占领的伊犁出发，进而占领新疆北部。这样，中国的新疆就会在实际上为英俄两国所瓜分，并成为它们互相争夺的地区。
（三）左宗棠的西征和伊犁条约当沙皇俄国侵占了伊犁地区，而喀什噶尔的阿古柏的势力扩及南北疆的时候，在伊犁以北的塔尔巴哈台地区，乌鲁木齐以东的古城（奇台）地区，虽然还有一些清朝军队，但数量很少，完全没有什么战斗力。此外，在新疆北部还有一些汉族地主阶级组织的民团，其中最著名的是乌鲁木齐附近的徐学功，他的部队以骑兵为主，最多时达五千人，很能打仗。俄国人从伊犁向东想占领玛纳斯的途中，曾被徐学功拦截，遭到很大损失，因而未能达到目的。但是这些民团毕竟只是分散在各地的地主武装，成不了气候。为了恢复新疆的秩序，清朝当局不能不从关内派出军队。这个任务落到了左宗棠的身上。在左宗棠统帅下，为镇压陕西、甘肃省回民起义，积聚了一支相当强大的武力。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的军队到达河西走廊。次年，他的一部分军队（由张曜带领）进驻新疆哈密地区，在这里兴办水利，垦荒田二万亩。
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的军队在新疆进行的战争，形式上是它在陕、甘地区的军事行动的延续，其性质则有了改变。陕、甘的回民起义的领导者虽然几乎都是上层封建主，但是这种起义是下层群众在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下对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反抗的表现。残酷地进行镇压的左宗棠，是执行了封建统治者的反动的民族政策和阶级政策。在进入新疆后，左宗棠的军队所面临的敌人是对于新疆各族人民实行暴虐的统治和压迫的阿古柏政权。阿古柏本人是从国外来的一个阴谋家，他的政权对内依靠新疆某些民族的上层反动分子，对外又和英国、俄国的殖民主义者、扩张主义者相勾结。左宗棠的西征消灭了反动的阿古柏政权，打乱了英国、俄国侵略中国的西北地区并在这个地区分割中国的领土的阴谋。所以总的来说，这是一次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战争。
在左宗棠准备出关西征时，封建官僚集团中有很多人提出反对。西征的总兵力约为二百二十个营。虽然在哈密地区实行了屯垦政策，但军队远不能自给。部队每年所需饷银共一千万两以上都须由关内各省分摊。反对者既怀疑出兵能否致胜，又认为不值得为此而花费这样大的财力。这种反对意见还有国际的背景。
李鸿章在同治十二年（1874年）的一个奏疏中从“筹饷”的角度出发反对用兵新疆，他认为新疆这个地区“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似乎新疆只是个应该及早卸掉的包袱。他还进一步说，阿古柏已经“与俄英两国立约通商，是已与各大邦勾结一气，不独伊犁久踞已也。揆度情形，俄先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而论中国目前力量，买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痡，尤虑别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①在这①《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页19.个问题上，特别显出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两个洋务专家只能成为卖国的奴才。
他们竟公然认为应该整个放弃玉门关外的中国领土！同他们相反，左宗棠决心从阿古柏手里收复新疆。针对李鸿章放弃新疆的主张，他指出：“若此时而拟停兵节晌，自撤藩篱，则我退守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②这是说，甘肃和蒙古西部都将受到威胁。
李鸿章明知当时新疆是处于俄、英两国虎口之下，阿古柏不过是它们运用的一个小卒，但他主张承认阿古柏的政权。他的主张完全适应于英国侵略者的阴谋。光绪二年（1876年），在烟台会议结束时，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李鸿章提出了阿古柏的问题。李鸿章报告总理衙门说：“喀什噶尔回王（指阿古柏——引者）现求印度大臣介绍，转嘱该使（即威妥玛）探询中国之意，能否准喀酋投诚，作为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免致劳师糜饷，兵连祸结。”①这所谓“投诚”显然是要求在实际上承认其为一独立国家，只是在名义上算是“属国”。这时左宗棠的大军已经开入新疆。李鸿章和与他接近的官僚们完全赞成接受英国方面提出的办法。清朝派驻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在后一年致函李鸿章还说：“去岁威妥玛代为之请，实机会之不可失者。”②李鸿章对他的看法完全同意，并且讥讽左宗棠的行动说：“左帅新复吐鲁番、托克逊等城，自谓南路折箠可下。朝廷日盼捷书，催协饷如星火，更无以雅各刊（即阿古柏）投诚之说进者。然将来势必旋得旋失，功不覆过”③。
由于阿古柏同英国勾结得很紧，所以俄国人对于左宗棠向南疆进兵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左宗棠的军粮有一部分还是向俄国人买的。而英国人则竭力向清朝政府为阿古柏作说客。李鸿章这个在清朝外交活动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的角色，这时主要是充当着英国的工具，这点在阿古柏问题上是表现得很清楚的。
当时，李鸿章正在把国家财力大量用于经营他的北洋海军，所以他极力强调海防的重要，而视西北边防为可有可无。左宗棠处于在西北地区拥有重兵的地位，使他不能不重视新疆问题。从本质上看，他们之间在新疆问题上的分歧，是要不要捍卫领土完整的问题，是在帝国主义势力压迫面前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左宗棠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是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的爱国主义的表现。
左宗棠的大军以刘锦棠所部为先锋，在光绪二年（1876年）首先向天山北部进兵，同阿古柏手下的白彦虎等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夺取了乌鲁木齐及其附近各地。白彦虎原是陕西回民起义的一个头子，起义失败后逃到甘肃，又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出关到了新疆北部。他率领手下数千兵力，投靠了阿古柏，成为阿古柏的得力打手。他是起义回民的叛徒。刘锦棠所部在光绪二年九月占领玛纳斯后，没有再向西进，这显然为了避免同俄国人直接冲突。第二年开春后，他们转向南路，迅速攻下阿古柏、白彦虎及其他部将据守的吐鲁番、托克逊、达坂等地。阿古柏退到库尔勒，绝望自杀。为争夺继承权，他的儿子伯克胡里杀死他的另一个儿子海古拉。伯克胡里和白彦虎分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页36.①《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六，页28.②《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一，页9.③《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七，页13.兵把守天山南路各地。正在这时，英国人和受英国人影响的郭嵩焘又提出了让喀什噶尔独立成国的建议。左宗棠对此尖锐地表示了异议。他说：英国人既然要为“安集延人”立国（阿古柏来自浩罕国的安集延，所以当时称之为安集延人），“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
他又指出英国人的阴谋是“为印度增一屏障”，却要把自从汉朝以来就属于中国的喀什噶尔分割出去，这有什么道理呢①？光绪三年，左宗棠的各路军队在南疆连续多次击败了白彦虎，先后占领了喀喇沙尔（焉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等地。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继续在喀什噶尔、和阗、叶尔羌、英吉沙一带作最后的顽抗。整个战争在这年十一月间结束，伯克胡里和白彦虎逃到了俄国境内。
左宗棠在新疆的进军能够比较迅速而顺利，主要的原因是在于阿古柏、白彦虎的反动统治极其不得人心，遭到维吾尔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强烈反对，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阿古柏自杀，他的儿子们互相残杀，他的部下分崩离析，使左宗棠所部在南疆广大地区内没有在作战中遇到很大困难就取得了完全胜利。但是左宗棠的军队毕竟是支封建的军队，也从来不以纪律严明著称，它在所到之处给居民的扰害是无可讳言的。
俄国人起先没有料到清朝能够出兵新疆而且很快地恢复在这个地区的统治，所以他们在开始占领伊犁时表示，只要清朝能够保证这个地区的安定秩序，就交还伊犁。俄国人把战败逃亡的伯克胡里、白彦虎等人都收容下来，当然是不怀好意的。光绪四、五年间（1878、1879年），阿古柏残留下来的力量曾屡次在俄国人的支持下企图打回喀什噶尔，都失败了。俄国人再没有借口可以霸占伊犁，但仍继续推拖延宕。光绪四年（1878年）底清朝政府为索还伊犁派出的专使到达俄国。
这次派到俄国去的专使是个被认为通洋务的崇厚，但他甚至连伊犁地区的形势也全不了解，一切都听凭俄国人要怎样就怎样。利用了这个谈判对手的颟预胡涂，俄国人使他在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签订了一个条约，按照这个条约，伊犁地区的九城虽然还给了中国，但是在这地区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南境特克斯河一带地区仍属于俄国，交还中国的伊犁地区处于西、北、南三方面被俄国占领地区包围的孤立地位。而且，中国方面还要给俄国五百万卢布的“偿金”。条约又把同治三年的议定书中规定的塔城附近和喀什噶尔附近的边界作有利于俄国的修改；还给了俄国以在蒙古和新疆全境进行贸易的权利，并作了使俄国能够通过西北地区到天津和长江流域进行贸易的各项规定。而且新条约还包含了俄国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的松花江上的某些特权的规定。
崇厚未经请命擅自订立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引起了朝廷中多数官员的愤慨。朝廷决定拒绝承认这个条约，并且把崇厚拘捕起来，定为死罪。沙皇政府立即通过驻华公使提出抗议，并且实行武力恫吓，除了在伊犁地区集结军队以外，又调动太平洋舰队向黄海进发。这样，在光绪六年（1880年），中俄间形成了极其紧张的关系。
但这时，俄国并不真是要对中国进行一场故争。俄国已经和正在逐步地征服中亚细亚几个汗国，而且刚取得对土耳其的战争的胜利（1877—1878年），参与了瓜分土耳其的国际会议（1878年）。沙皇俄国需要一个时间来①《左文襄公奏稿》卷五十一，页18.消化它在欧洲和亚洲取得的大量赃物。对俄国说来，不用进行一次战争而能使得自己在中国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是最有利的。而且英俄间的矛盾特别在中亚细亚地区继续尖锐化。俄国在向各方面膨胀其势力中，不得不考虑到不要过分造成同英国的对抗。英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既不愿意俄国一下子得到如此巨大的收获，也不愿意清朝政府在一次同俄国的战争中崩溃，它竭力运用自己的影响使清朝政府妥协让步以解决中俄间的问题。
清朝的官员中虽然有人喊叫不惜对俄一战，但是主要的当权者完全接受了英国方面的斡旋，采取了避免战争、委曲求全的一系列措施。清廷派出了原任驻英公使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出使俄国，并开释了对崇厚的惩处。
左宗棠的军队进入新疆作战时，他自己一直驻在肃州（酒泉），光绪六年（1880年）他把肃州的大营移进到哈密，这虽然是表示对俄国的强硬态度，但不久清朝政府就把左宗棠从新疆召到北京，名义上说是因为“时事孔艰，俄人意在启衅”而要他“来京陛见以备朝廷顾问”①，但这明显的是不准备在西北边疆上战争的一种姿态。
曾纪泽在俄京圣彼得堡同俄国人进行了历时一年的谈判，终于在光绪七年正月（1881年2月）订立新的条约（这叫做《改订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即中俄伊犁新约）以代替崇厚所订的条约。按照新的条约②，崇厚原约所割让的特克斯河一带地方要还给中国，原约所给予俄国的那样广泛的贸易权利也做了某些限制，而作为俄国的这种“让步”的交换条件，中国对俄的“偿款”提高到了九百万卢布。曾纪泽之所以能够做到改订条约，主要是英国起了作用。俄国这次“让步”，实际上具有同英国妥协的性质。但这所谓“让步”，不过是把它本来想贪婪地一口吞下去的东西让出了一小部分罢了。新的条约当然并没有使它有什么损失，而只是使它取得的赃物盖上了合法的印记。后来，根据这个条约的规定，清朝政府又签订了几个勘界议定书。经过伊犁条约和这些勘界议定书，沙皇俄国在中国西北边疆，除了由于塔城议定书而吞并了的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以外，又多攫取了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但是在这方面俄国对中国领土的蚕食还没有停止。光绪十八到二十年（1892—1894年）间，清朝连年派官员同俄国人分段具体勘测边界。利用清朝官员的昏庸胡涂，俄国人又越过已有的条约的规定而多占了不少地方。主要在帕米尔地区，中国又有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被沙皇俄国侵占了。
（四）半殖民地的外交在发生了同治九年（1870年）的天津教案后，法国人借端讹诈，清朝政府被迫派出专使到法国去“赔礼道歉”。（见第十一章第二节）这是清朝政府第一次正式派出使节到西方国家。派出的大臣是崇厚，他在1871年初到法国时，法国正处在翻天覆地的动荡中。为战争和革命所震撼的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无法接待他，他被搁在一个小城市中等了半年。他的主要随员是法国驻华使馆所推荐的两个法国人和另外一个英国军官（他们都做过中国海关的官员）。这些宝贝随员足够使他对于法国当时的局势毫无了解。他向朝廷的报①《清季外交史料》卷二十二，页6.②《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381—390.告中把在他到法国后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说做是“法国都城散勇内乱，巴里（巴黎）不守”①。他的随员把他带到英国、美国逛了一阵。等到法国资产阶级政府镇压了巴黎公社而站稳了的时候，他才被带回到法国。这时，以血腥地屠杀巴黎工人而著名的梯也尔刚登上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宝座不久，他傲慢地接见了中国皇帝派来“道歉”的使节。
但崇厚还不是常驻国外的使节。他在完成了“道歉”的使命后就回国了。
到了光绪三年（1877年），清朝政府开始在西方各国设立若干常驻的使馆，其中的第一个设在伦敦，公使是郭嵩焘，他又是作为一个“道歉”的使者而派出去的。英国人利用马加理案迫使清朝政府派出这样一个使节，由此就有了驻英使馆。
外国公使能够进入北京，是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了北京的结果。而清朝政府最初到外国的外交代表是在无理的压力下被迫地派出去的。这样的互换使节，显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正常情况，而是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的一种反映。
在崇厚出使的前两年，清朝政府还在外国人的摆布下搞了一场派遣“外交代表”出国的滑稽剧。其所以是滑稽剧，因为这个代表团是以几个外国官员为主而组成的。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起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蒲安臣在同治六年（1867年）准备卸任回国。由于蒲安臣自己的建议，并由于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从旁怂恿，总理衙门决定聘任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前往西方各国。因为生怕英、法见怪，又找了一个英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和一个担任过中国海关官员的法国人充当蒲安臣的副手。另有几个中国官员随同而去。总理衙门当时申述派遣这个代表团的理由是：“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①。但是想依靠这些外国人来了解外国之情伪，解决外交上的问题，只能说是异想天开！对于清朝政府的这个任命，蒲安臣向美国国务卿报告说：“为着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明的利益，我决定接受”②。
这个由一个美国人为首“代表中国”的奇怪的使团于同治七年（1868年）
出发，首先到了美国。蒲安臣在那里以中国的代表身分向公众发表演说，大放厥辞，说中国“欢迎你们的商人，欢迎你们的传教士。要求你们的传教士把光辉的十字架插到中国的每个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③他的演说是按照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梦想来描画中国的前途，而他竟自称是在向世界介绍中国已经走上了“进步”的途径。蒲安臣在美国还擅自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一个所谓《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按照清朝政府聘任蒲安臣时对他的职权的规定，他是无权自行签订条约的。起草这个条约的西华德说：“该约包含了目前美国政府所认为最重要的事项。”①这个条约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人和美国人可以“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的规定②，这种形式上好象是平等互惠的规定完全是伪善的语言。它丝毫没有改变美国①《同治夷务》卷八十五，页1.①《同治夷务》卷五十一，页27.② F.W. William s：An son Burlingame，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页90.③同上书，页139.①F.W. William s：An 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页147.②《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262.人在中国所享有的种种特权，而只是使中国穷苦人民被用诱骗和贩卖的方法输送到美国去充当“苦力”的事实合法化。美国在开发和建设沿太平洋的西部地区时大量地利用中国的劳动力。1860年中国人在美国约有三万五千人，到1870年增加到六万二千多人。他们都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从事筑路、开矿、垦荒等苦工。六十年代在修建西部铁路的工程中死亡的中国工人的数目之多，使人可以说，从加利福尼亚州往东一千几百公里的大铁路几乎是用中国工人的骨头铺成的。在六十年代末，加利福尼亚州等西部各州的资本家仍继续需要吸收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供他们剥削，所以在西华德的条约中才有这样的规定。这种规定并不妨碍美国资本家在不久后感到中国工人为数过多时又煽动起种族主义的排华运动。许多在严酷的劳动中幸存下来的华侨，在七十年代以后美国西部各州的排华运动中遭到了虐杀。这些事实，由于已超过这里所谈的主题，就只能简单地提一下了。
前文已经说过，美国当时主张侵略中国的列强实行合作政策，共同维持清朝政府的统治（见第九章第四节）。这种政策的实质就是使中国成为在列强共管下的半殖民地国家。西华德在1861—1868年间任美国国务卿，他是使美国成为太平洋上的帝国的主张的创始人。为了实现这个主张，美国力求使自己在共管中国的列强中居于领先的地位。蒲安臣争取充当清朝政府的外交代表是适应这个目的的。他在用清朝政府名义签订的条约中大讲什么中国的一切内部事务“总由中国皇帝自主”，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正因此，这个条约受到了英国的嫉视。在英国人看来，“美国这个暴发户，作为主角直接向……英国在东方的优势地位挑战，这样的前景是极难容忍的事情。”
①所以，以蒲安臣为首的这个使团到了英国时，英国政府对它采取很冷淡的态度。新上台的自由党的外交大臣克拉兰顿在致蒲安臣的信中表示英国侵略中国的领导地位是决不放弃的。接着，蒲安臣的使团又到欧洲大陆的各国，最后到了俄国。蒲安臣在俄国病死，这才结束了这一幕荒谬的滑稽剧。
在蒲安臣的使团后，清朝政府虽然没有再干类似的傻事，但是清朝政府派出的使节，无不以外国人作为顾问。例如，上述到法国的崇厚就有两个法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和他同行。第一任驻英国公使郭嵩焘的顾问是英国人马格里，此人曾受李鸿章重用，从光绪三年（1877年）起，他担任清朝政府驻英使馆的顾问几达三十年，在此期间，自郭嵩焘以后的每一任驻英公使都依靠这个英国人办事。在光绪六年（1880年）到俄国谈判伊犁问题的曾纪泽，是在前一年接替郭嵩焘担任驻英公使之职的。他到圣彼得堡时以马格里和日意格作为自己的顾问。日意格是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就和左宗棠勾搭，为他办理各种“洋务”的一个法国人。
不但清朝政府派出国的使节离不开外国顾问，而且它的全部重要的外交活动都有外国人参与。特别是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几乎成了主持对外事务的总理衙门的总顾问。李鸿章在光绪二年同英国人举行烟台会议时，赫德和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成了他所仰仗的帮手。驻藏帮办大臣副都统升泰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同英国的印度总督缔结藏印条约时，赫德派了他的弟弟赫政充任升泰的助手，这样的事，现在看来，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下文我们还将看到，在中法战争期间，赫德及其属员起了，多么显著的作用。
①F.W. William s：An 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页163.在外国的公使入驻清朝的首都后，提出了面见皇帝的要求。这个要求为清朝官员们所竭力拒绝，起先他们说：皇帝尚未亲政，摄政的皇太后不便延见外国公使。但是由于外国人坚决反对这个借口，而且皇帝总有一天要亲政，所以这所谓“觐见”的问题成为总理衙门和其他官员们在好几年间纷纷议论的一个大问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认为不应当让洋人面见皇帝，更绝对不能容忍洋人在面见皇帝时不行跪拜的礼节。到了同治十二年（1873年）初，皇帝亲政，外国公使们乘机又把这件事当做迫切的问题提出来。清朝当局无法推诿，经过大臣们又一次进行了广泛的议论后，终于在这年五月实行了一次觐见。参与觐见的有俄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的公使或代办及一个德国的翻译官（德国公使那时不在北京）。日本这时有一个特派大使在北京，也同时得到了皇帝的接见。在此次觐见前，总理衙门和外国公使们进行了反复的辩论，最终的决定是按照外国人的办法以鞠躬礼觐见皇帝。
在当时“觐见”成为一个严重的争议，显然不只是形式问题。各国公使是作为战胜者，甚至征服者而进入北京的，他们要求确立自己在半殖民地中国的主人的地位。如果让外国公使不用跪拜礼随时入见皇帝，在清朝官员们看来，就是公开承认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已经屈服在外国侵略者面前的事实。他们虽然无力改变这个事实，但是把这个事实向被统治的广大人民明白地宣布出来，毕竟是足以招致危险的后果的。
虽然同治皇帝不久就死掉，清朝当局又可以用皇太后摄政的理由来拒绝外国公使觐见，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统治势力已经在各个方面受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支配这一事实，却是怎样也掩盖不住的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个初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马建忠概括叙述这种形势说：“其公使傲睨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①。这越来越成为谁都看得见的事实了。
担任总税务司的赫德和他所任命的各个海关税务司不但由于掌握了中国的海关，因而控制了中国出入口贸易，控制了清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而且他们所进行的广泛活动使他们实际上对清朝的外交、军事以及地方的用人行政拥有很大的发言权。这种情形使当时的某些官僚和知识分子感到忧虑和愤慨。光绪五年（1879年），总理衙门曾有令赫德总管南北洋海防的主张，薛福成表示反对，他说：“赫德之为人，阴鸷而专利，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彼既总司江海各关税务，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若复授为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①任赫德为总海防司之职的荒谬主张虽未成为事实，但是他的势力继续有增无已。光绪十六年（1890年）左右陈炽所著《庸书》中不指名地提到赫德说：“海关厘税岁入三千万，仰其鼻息以为盈虚。引党类数百人，糜工资二百万。渐而阴持朝议，显绾邦交，偶或侵之，颠蹶立至。……英君主授以男爵，功在彼国，其事可知。……国家旧制，于臣工制驭綦严。乃独于一西人，倚任多年，毫无疑虑，中外大臣，皆尊而信之！”②薛福成和陈炽都是初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们比较勇敢地指斥清朝政府不该如此信①《适可斋记言》，中华书局1960 年版，页89.①薛福成：《庸庵文编》卷二，页53.②陈炽：《庸书外编。税司》卷上，页14.②郭嵩焘：《使西纪程》卷下，光绪年间刻本，页24—25.赖这个外国人。但这当然并不是赫德一个人的问题。封建统治者已经甘心让中国陷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他们只能在各方面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支配，在这条件下，他们的统治地位也才得到帝国主义的承认。
帝国主义竭力要清朝政府派出驻外公使，是为了增加一个直接的渠道来把他们的影响渗透到封建统治集团中去。这个目的显然是达到了的。前面已经说过，第一个担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在阿古柏的问题上就完全接受了英国的主张。郭嵩焘在光绪二年（1876年）所著的《使西纪程》中说：“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称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而俄罗斯……英吉利……
足称二霸，……绝不一逞兵纵暴以掠夺为心。其构兵中国，犹展转据理争辩，持重而后发。……处今日之势，惟有倾诚以与各国相接，舍是无能自立者。“③他在这段话中对帝国主义世界的统治秩序是多么心悦诚服！帝国主义者就是要中国人承认，除了老老实实地接受这种世界秩序，以半殖民地的地位与这些”很讲道理的“侵略者”倾诚相接“，中国是再没有别的出路的。
另一个早期著名的驻外使节曾纪泽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英国的《亚洲季刊》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先睡后醒论》，其中说：经过中法战争后，“反而中国与西国人相交，更为亲睦，更出以实心，为从前所未见。其于英国尤为莫逆。诸国有所请于中国，苟能合理，每许虚公妥议，可从则从，从前亦无此舍己从人之美意。近日与诸国交接，中国可谓和谐而无强求，以后当复如是也。愚以中国虽记其前之屡败，决不愿弃其和好之心，盖中国不似他国，一受灾害始终切齿”①。这种言论可说已经达到了公开地向侵略者献媚的程度。
郭嵩焘和曾纪泽是当时官员士大夫中最了解世界局势的人。有所了解当然胜过瞢然无知。但是有所了解而只能在既成的事实前匍匐屈从和敢于打破旧局面、开创新局面，这二者间的距离是十分遥远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所企图培养的就是按照它们的需要而认识世界的“外交家”。
①用当时颜咏经、袁竹一的译文，见何启著《新政真诠》第一编的附录。
第十三章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一）中法战争之一：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南方的邻国之一——越南，早在十八世纪末叶，就遭到法国的侵略。
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拿破仑第三的法国政府按照大银行家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需要在远东积极推行殖民政策。在英、法二国共同对中国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同时，法国也向越南进行多次武装侵略。
1858—1862年法国进攻南析（越南南部），迫使越南的封建王朝接受赔款割地的条约。在并吞了南圻诸省以后，法国侵略者在七十年代又开始把它的魔爪伸向北圻。他们的野心不但是要把整个富饶的越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而且还企图由此打开通向中国西南地区，首先是云南省和广西省的大门。
当时有些在越南活动的法国侵略者明确地供认，侵略中国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目的。例如西贡总督杜白蕾致法国海军和殖民地部的信中说：“我们出现在这块富有的土地上，出现在这块与中国交界，也是中国西南各个富饶省份的天然产品出口的地方，根据我的意见，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今后在远东地区争霸的生死问题。”①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也向一些传教士申述法国必须占领北圻的理由说：“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①。
同治五年到七年（1866—1868年），在越南的法国殖民者作了一次深入中国国境探路的尝试。他们组织了一个探查团从西贡出发，沿湄公河而上，水陆并进，到了中国的云南境内的思茅，又经过云南东北部的会泽而到了四川的宜宾，并由此经长江到上海，然后由海路回到西贡。他们发现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不宜于通航，因此转而企图利用下游在越南北部的红河作为进入中国的通道。同治十年（1871年）后，法国商人堵布益几次经过红河运军火到云南给镇压回民起义的马如龙。为了占领越南北部，为了控制红河航行权，法国侵略者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出兵攻袭河内及其附近各地。他们遇到了顽强有力的抗击，这种抗击一方面来自越南各地奋起斗争的爱国人民，一方面来自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的中国人刘永福所率领的黑旗军。黑旗军在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1873年12月）在河内城外的一战中使法国军队遭到严重的创伤，法将安邺在战场上被杀死。虽然法军在军事上并不完全得利，但是以顺化为首都的越南阮氏王朝对侵略者采取了违反越南人民意志的妥协投降政策，它在法国侵略者的讹诈下签订了屈辱的条约，承认法国对北圻和中圻的“保护权”。
刘永福（1837—1917），出身广东钦州的贫农家庭。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八岁时随父亲流亡到广西南部的上思县。他当过船工。在他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太平天国起义正处于高潮。广西南部到处兴起农民起义的部队，他们大多属于天地会的系统，没有统一的组织，形成了群雄并起、各踞一地的局面。刘永福投身到农民起义的潮流中，先后依附于几个地方的头头。到了同治四年（1865年），这时太平天国已经覆灭，他率领二百多人到广西西部靠边镜的安德，投奔在这地区称王的吴亚忠，成为他的部下。但在一年之后，①（越）陈辉燎：《越南人良抗法八十年史》第一卷，中译本，1960 年版，页71.①依罗神父：《法国——东京回忆录》。转引自《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页71.当清军大举围攻吴亚忠时，他和吴亚忠闹翻了。他率领自己的队伍进入越南国境。他的队伍打的是七星黑旗，所以被称为黑旗军。这是产生于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时期而流散出国的一支农民部队。刘永福善于团结部下，而且机智多谋，勇敢善战。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战败法军的时候，他的部队已有二千多人。这一战以后，刘永福被阮氏王朝封为三宣副提督，他的部队驻扎在宣光、山西、兴化三省，控制着红河上游，成为法国侵略者通过红河侵入中国的绊脚石。
到了八十年代初，法国的金融资本特别迅速地发展，法国政府在远东的殖民政策也加倍积极起来。以镇压巴黎公社而起家的茹尔。费里在这时候两次担任内阁总理（1880—1881年，1883—1885年），整个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和法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就是在这个屠杀法国工人阶级的刽子手执政时期发生的事。清朝政府虽然在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才宣布对法战争，但实际上在前一年，法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已经开始进行了。
法国急于要占领越南北部，是有意要入侵中国，这点清朝官方也不是看不到的。光绪七、八年间（1881—1882年），清朝政府派出了一些军队进驻广西、云南省和越南的边境地区，并且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
当时清朝官僚中虽然有些人认为，越南与中国有“唇亡齿寒”的关系，主张不惜对法一战，但是当权的主要势力采取的是妥协苟安的方针。法国政府一方面积极准备侵略战争，一方面要求同清朝当局进行谈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当权派唯恐对外战争加深自己内部统治危机，把处理中法之间存在的严重形势的责任完全交给李鸿章。光绪八年（1882年）一贯对外实行投降主义的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宝海在天津进行了谈判。进驻边境地区的清朝官军奉到的命令是“以剿办土匪为名，未可显露助战之迹，致启衅端”①。而且李鸿章在同宝海谈判中还答应撤退这些军队。但是这种态度并不能使侵略者止步。
光绪八、九年（1882—1883年）法军又一次武装侵入北圻，先后占领了河内和南定。越南政府再度要求黑旗军参战。刘永福的黑旗军进攻河内。光绪九年四月十三日（1883年5月19日）两军在河内城西二里的纸桥进行了激烈战斗。黑旗军又一次打败了法国侵略军，击毙法国侵略军的司令李维业中校。法国政府立即任命了新的统帅，加派军队，发动新的进攻。驻在越南北部的中国军队中，仍然只有刘永福的黑旗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它在河内附近的怀德和丹凤使敌人受到挫折。就在邻近率军驻于山西、北宁等地的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和云南布政使唐炯却坐视法军同黑旗军作战，对黑旗军不给任何援助，反而把它的战绩作为自己的功劳上报朝廷，因此他们被升为广西、云南二省的巡抚。法国侵略军先后大举进攻山西、北宁，唐炯、徐延旭率领的清军几乎都是不战而溃退，放弃了他们所防守的各个据点。清朝政府还派了云贵总督岑毓英去指挥战争，这个以屠杀起义回民而发迹的军阀，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也望风而逃。到了光绪十年二月（1884年3月）就只是在靠近广西边疆的越南境内还有点清朝官军。刘永福的黑旗军也退到了靠近云南边境的保胜（老街）。唐炯和徐延旭被革职拿问。
清朝政府对于刘永福的黑旗军采取什么态度呢？在官方的文书中，黑旗军甚至曾被称为“匪”。虽然为了利用黑旗军的武力，官方给过它若干枪械①《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五，故宫博物院1932 年版，页27.接济，但是“前后济刘（永福）洋枪不过五百杆，皆天津解粤之笨枪，弹药多不着火”①。四川总督丁宝桢在一个奏折中说穿了利用黑旗军是一个卑鄙的阴谋，他说，如果“该匪幸而获胜”，那么可以使越南感激中国，而由于黑旗军并不是正规的中国军队，又不至于使法国得到对中国寻衅的借口；如果黑旗军打不过法国人呢，“设此类竟为法国所歼，亦隐为中国除一大患。驱狼斗虎，似属一举兼得”②。甚至有的清朝官员认为黑旗军得胜是件危险的事，“若刘永福果终于胜法，又必骄悍难制，……各省亦须设防，是又岂浅鲜之害哉！”③在他们看来，让法国人歼灭刘永福这支农民军队，倒是更为有利的。
法国茹尔。费里的政府对于驻华公使宝海同李鸿章成立的协议还不满意，因此，它在向越南北部增强侵略军力的同时，改换了驻华公使，并派驻日公使特利古为专使到中国找李鸿章谈判。光绪九年五月间，特利古同李鸿章在上海谈判，八月又在天津继续谈判。在这期间，法军攻占越南首都顺化，强迫订立法越顺化条约，要越南承认是法国的保护国。越南国王要求中国予以援助。在同李鸿章谈判中，特利古以绝交和开战要挟清朝在越南问题上彻底让步。李鸿章虽然主张妥协，并且承认刘永福是应该清除的土匪，但是谈判没有达成协议。九月（1883年10月）特利古宣布中止谈判，因为这时法国已决心先用武力来把进入越南的中国军队赶走。到了光绪十年三月（1884年4月）法国又通过曾任天津税务司而同李鸿章关系密切的德国人德璀琳提出议和。一个月后，李鸿章同法国的代表福禄诺在天津订立了《简明条款》五款①。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法国有权“保护”越南，并把进驻北圻的各防营调回边界，法国商品可以由越南自由输入中国。至于刘永福的队伍，李鸿章采取听任法国人加以消灭的态度。他在上报简明条款的奏折中说：“刘永福黑旗一军，从前乘法兵单寡之时，屡殪法将，法人恨之切齿，必欲报复，上年曾纪泽（驻法使臣——引者）叠与该外部（法国外交部）商论，由中国设法解散约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此次福禄诺绝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论。”②这个简明条款明显地违背了中越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自动向侵略者打开了西南的大门，因而在官僚集团内部也引起了一片反对声浪。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完全同意这个条约，以为这样一来，就避开一次危险的战争了。
（二）中法战争之二：从开战到停战越是想委曲求全地逃避战争，却越是免不了战争。光绪十年五月，在中法简明条款订定后不久，法国侵略军就向驻在谅山的还未接到撤防命令的清朝军队发动进攻，声称一定要清朝军队立即让出靠近广西边境的谅山等地。
这回清军进行了反击，侵略军遭到一些伤亡，被迫后撤。法国政府通过它的驻北京公使向清朝政府提出极端无理的要求，说是中国应该为这次军事行动①唐景崧：《请缨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以后简称《中法战争资料》）第二册，页80.②《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三，页12.③《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九，页15.①《中外旧的章汇编》第一册，页455.②《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十九，页50.“赔偿”法国二亿五千万法郎（约合银三千八百万两），并且声称要以海军进攻中国。
清朝政府不能不认为这是毫无道理的勒索，但仍派两江总督曾国荃到上海同新到中国的法国公使巴德诺进行谈判，并且寄希望于其他各国来主持公道。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从这时起一直成为中法间的斡旋和谈的中间人，他实际上是帮同法国人来向清朝政府进行讹诈。六月间，法国兵舰突然向台湾的基隆发动进攻，并登陆占领基隆炮台。督办台湾防务刘铭传的部队进行抵抗，击退了法军。当法军占领炮台时，法国公使声称，这是为了取得赔款的“质押”。曾国荃在上海的谈判没有结果。
从黑旗军刘永福的战绩来看，从谅山一战，基隆一战来看，法国军队并不那么可怕，这些事实使清朝的一部分官员反对求和，主张作战。但是以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主要的当权派不但不采取备战的措施，而且还给敌人创造了进攻的有利条件。一支为进攻中国而来的法国舰队在这年的闰五月底（7月中旬）像进入自己的军港一样地驶入了福建的马尾军港。这时，马尾造船局创办以来已十几年，这个厂陆续造出的一些兵船，加上从外国买来的船只，已经形成一支除北洋海军、南洋海军外在当时说来还算有相当规模的福建海军。这支海军就停泊在马尾军港。福建的地方大员们（他们大多是李鸿章淮系的将领和官僚）居然把敌人引进自己的腹心要地。七月初三日（8月23日）法国驻福州领事通告说，本日开战。马尾港内的法国舰队立即发动攻击，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击沉了在这里的全部中国船只（包括十一艘兵船和十九艘商船），并且击毁了整个造船厂。福建海军中的部分官兵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下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只能做到使几艘法国兵船遭到损伤。洋务派所建立起来的这支福建海军就这样地被自己的投降政策所毁灭了。
马尾的海战使得清朝当局无法掩饰战争实际上早已开始的事实，七月初六（1884年8月26日）朝廷下诏宣布对法战争，指出法国方面“先启兵端”，“衅自彼开”①。但是封建统治者并不真是动员一切力量来抵抗侵略，而是继续寻求使侵略者同意和解的途径。因此，从宣战起七个半月后，下诏停战。
在这七个半月的战争中，法国侵略者并没有取得全胜，而且在陆战中还遭到惨重的失败，但是投降主义的清朝政府却使得侵略者在谈判桌上得到了完全对他有利的和约。
法国用海军在台湾再次占领了基隆炮台，宣布封锁台湾海岸，并占领了澎湖。它的舰队又进攻浙江镇海海口，受到中国方面的炮台轰击，未能得逞。
侵略军在陆战中受到了很大的失败。由于黑旗军横梗在从北越通往中国的云南省的路上，所以法国侵略军把主要的进攻方向放在广西方面。在这方面清方的主将，属于李鸿章淮系的广西巡抚潘鼎新，同被撤职的前任徐延旭一样，也继续采取逃跑主义，自动放弃谅山，逃进了镇南关（现改称友谊关）。侵略者乘机侵入广西境内，形成了严重的局势。这时曾任广西提督的七十岁老将冯子材奉命率部来到前线。他收集了溃散的兵勇，以积极进行抵抗的方针激励他的部下，并且在军事上作了反攻的具体部署。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在镇南关外，冯子材部同法国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使后者遭到了完全没有料到的重大打击。法军被歼灭的有千余人，全军仓惶后撤，连谅山也只得放弃。法军的这次失败的消息传回法国，不但激起了法国人民对①《中法战争资料》第五册，页518.于代表金融资本家利益的政府的强烈不满，而且引起了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严重争吵。挑起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茹尔。费里的内阁因此而倒台。
但是在前方坚决抗法的官兵取得的胜利，却成了清朝政府用以进行乞和活动的资本。这种乞和活动在正式宣布战争以后事实上没有一天停止过。由于战争正在进行，清朝官员不便直接同法国人谈判，英国人赫德就更加成为不可缺少的中间人了。由赫德派到巴黎的金登干（也是个英国人）取得了代表清朝政府向法国政府进行和谈的全权。李鸿章一贯主张只要多少能保全“面子”就该妥协求和，在他看来，战争进行下去“大局将不可收拾”①，他完全支持赫德进行的活动。英国、美国、德国等国政府也都极力要促成以中国方面的妥协让步为前提的和议，因为他们既不愿意法国得到过多的胜利以致造成清朝统治的严重危机，更不愿意看见中国方面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这种胜利当然会激起中国民族的自立精神，那是对侵略中国的列强都是十分不利的。法国在谅山方面大败以后，不得不稍稍降低议和的条件。清朝的投降主义者们认为，这是成立和议的最好机会。赫德这个代表英国利益，同时又代表侵略中国的列强的共同利益来管制清朝政府对外政策的角色，在这时也加倍地积极活动起来。金登于以清朝政府的名义在巴黎和法国政府签订了停战草约，其内容除停战外，重申在天津订立的简明条款有效，并规定中国从越南撤兵。于是在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1885年4月7日）慈禧太后颁发停战令。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订立正式条约，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并且给予法国以在广西、云南通商的特殊权益，规定中国以后如在这两省修造铁路，要同法国人商办。投降主义者既不敢抗议法国并吞越南，又使法国侵略者打开中国西南边境大门的目的如愿以偿。由于侵略者在战场上失利而没有提出“赔款”的要求，并答应从基隆和澎湖撤兵，这使投降主义者感到是在“面子”
上已经很过得去了。
在镇南关外击退法军的主将冯子材，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是农民起义的大叛徒张国梁的部将。他和其他一些将领虽然对战胜后的屈辱和仪表示不满，但都老老实实地接受了退兵停战的命令。剩下来比较使清朝感到棘手的就是刘永福的黑旗军。法国人并没有能消灭黑旗军，就要求清朝负责加以解散，声称如果一天做不到这点，它就一天不交还澎湖。刘永福在中法战争期间同清朝官方已有许多接触，并接受了“记名提督”的官衔。战争结束半年后，光绪十一年八月（1885年9月）他终于按照清朝政府的命令率部撤退，当了广东南澳镇总兵。法国侵略者没有能够用武力排除掉的障碍，清朝当局就这样为他们排除掉了。跟随刘永福撤退的只是他的部下的一部分，留散在越南的余部中有不少人后来参加了安世地区的越南农民领袖黄花探领导下的反抗法国侵略者的武装斗争。刘永福虽然是农民起义风潮中涌起来的人物，但他抵制不了清朝当局官爵的诱惑，也无力改变整个局势。在中法战争以后，他成了个普通的清朝官员。
（三）中日战争之一：被迫应战在中法战争后十年，发生了中日战争，这次战争在光绪二十年六月（1894①《李文忠公电稿》卷三，页60.年7月）到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历时八个月。光绪二十年是甲午年，所以称为甲午战争。
这次战争在日本方面是蓄谋已久，做了充分准备的。日本这个初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带有依厚的封建性，它从一开始就强烈地要求对外侵略扩张。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曾武力侵犯中国的台湾（见第十章第四节）。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并吞了琉球国。这时，日本已经积极向朝鲜伸张其侵略势力，并且企图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光绪六年（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写呈天皇的一篇《邻邦兵备略》已经明确说明，为了准备对中国战争，扩充军备是当务之急①。从1885年起，日本进行十年扩军计划。这个计划提前两年于1892年完成。光绪十九年（1893年）日本成立战时大本营，作好了武力吞并朝鲜并进而同中国作战的准备。
日本的对外扩张活动，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同治十三年日本侵略台湾的军事行动就有美国人做它的后台，这以后，美国一直想利用日本来为它充当侵入朝鲜和中国的助手，所以中日战争中，美国很明显地是站在日本的方面。英国想把日本用做在远东牵制俄国的走卒，对于日本势力向朝鲜和中国的东北部发展采取鼓励的态度。在中日宣战前半个月，日本和英国在伦敦订立了新的条约。英国用这条约在实际上支持了日本对中国进行战争。在此以前，日本和西方各国所订的条约都具有不平等条约的性质，新的英日条约使日本第一次被认为是和西方列强具有平等地位的一员。
朝鲜是具有悠久民族文化历史的独立国家，这时在腐朽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倾轧很厉害。日本侵略势力乘机在政治和经济上日益渗透到朝鲜内部。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立一个有关朝鲜的条约，规定以后遇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须互相通知。日本后来利用这个条约出兵朝鲜，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南部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机，它先诱使清朝政府出兵朝鲜，表示“贵政府何不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①清朝政府得到日本的这种“保证”，又应朝鲜的请求，于五月初一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一千五百人进驻朝鲜京城汉城以南的牙山。这时，日本军队突然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大量进入朝鲜，五月初七（6月10日）占领了朝鲜京城汉城。
在战争形势逼在眼前的时候，清朝政府没有丝毫认真作战的准备，却先后央求俄国和英国进行“调停”。英国既然站在支持日本北进的立场上，当然谈不上什么调停。至于沙皇俄国，虽然对于日本势力的扩张采取警惕的态度，但是在它看来，中国和日本间的战争有可能造成对它有利的机会，它宁愿等待这种时机的到来，而不愿采取任何步骤来阻止日本的行动。在清朝当局抱着靠国际调停避免战争的幻想的时候，日本动起手来了。
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首先在牙山口外的丰岛海上击沉了装载着中国军队的一艘英国商轮，这批中国军队是李鸿章派到牙山去增援的。李鸿章从半殖民地的奴才心理出发，以重价租用英国商轮，以为可以得到英国国旗的保护。随船护航的北洋舰队的几艘兵船，一艘被俘，一艘①井上清等：《日本近代史》，杨辉译，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页43.①《李文忠公电稿》卷十五，页33.受重创，其中较强的一艘铁甲船在船长的命令下临阵脱逃。在实行这种海盗行为的同时，日本军队陆上由汉城方面进攻清朝军队，聂士成所部在牙山附近的成欢驿与日军稍一接触，即狼狈败退。驻扎公州为后援的叶志超部队也早已放弃阵地逃跑。聂士成部队赶上后，一起绕道北走，辗转到了平壤。
在海上、陆上遭到日本方面的突然袭击后，七月一日（1894年8月1日），清朝朝廷下诏宣战。同一天，日本也正式宣战。对于这场早已可以预料到的战争，清朝政府处于被迫应付的状态。
八月中旬，日本军队用一万多人分路进攻朝鲜北部的平壤，在这里驻有清朝军队左宝贵、丰升阿、马玉崑、卫汝贵等部和从牙山方面逃来的叶志超的部队。叶志超是李鸿章的亲信，李鸿章曾在奏折中夸奖地说：“叶志超所部，能以绿营抽调之兵熟精泰西操阵之法。”①这回他虽然在牙山败逃，但李鸿章却根据他的报告，认为他是一路打败了日本军队而到平壤的，所以任命他为驻平壤各军的统帅。在他指挥下，聚集了一万四千多兵力在平壤一城，只是筑垒防守，摆着挨打的架势。当日军进攻时，只有部分军队进行了坚强的抵抗，将领中英勇奋战的是左宝贵，他在阵地上中炮牺牲。有的将领如卫汝贵率营遁逃。统帅叶志超一看到战场形势不利，立刻树起白旗，命令各军一起弃城北走，把积储在平壤的大小炮四十尊，枪万余杆和一应粮饷都留给了敌人。溃退的清军除了被日军堵截杀死的以外，一口气退到了鸭绿江以北，实际上成了把敌军引入国境的向导。日本军队经过了一番准备后，在九月下旬渡鸭绿江攻入中国境内。守江的清朝军队近四万人，都不战溃退，使日军轻易地在几天内占领了沿江的安东（今丹东）、九连城等地，并且进据凤凰城（今凤城）。
与此同时，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在一次被迫进行的黄海海战中遭到挫折。
北洋舰队从大连护航运兵到大东沟，在准备返航时，八月十八日（9月17日）
为日本舰队所袭击。北洋海军由丁汝昌统帅，他担任此职已十四年，当时人认为丁汝昌是“畏葸无能，巧滑避敌，难胜统带之任”，李鸿章极力为他辩护说：“目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①。这次海战刚开始时，了汝昌在旗舰定远号的飞桥上。飞桥年久失修，在定远号发出第一炮时就被震断。丁妆昌自空中坠落，负重伤。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代替丁汝昌负起了指挥作战的任务。这次海战进行了一个下午，北洋海军参战的大小十三艘船中有两艘在战斗激烈时逃走，其中一艘还撞沉了自己的一艘船，有三艘被敌人击沉，其余七艘中，包括旗舰定远号，都遭到轻重不等的创伤。虽然如此，在作战中，有不少官兵很英勇。以邓世昌为舰长的致远号在舰只重伤，弹药用尽的危急时刻，开足马力向日本快舰吉野号撞去，不幸中鱼雷下沉，全舰二百五十多人壮烈牺牲。经远号舰长林永升指挥官兵奋勇作战，在竭尽所能地打击了敌人以后全船沉没。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在不利的形势下坚持战斗到底，终于使敌舰队不得不退却。日本共十二艘船的舰队并没有得到全胜，它的旗舰松岛号被打得陷于瘫痪，有几艘兵舰受重创，一艘较弱的船被击沉。
但是这二战使李鸿章吓破了胆。他命令他的舰队从此全部躲进威海卫港口内，实行他既定的所谓“以保船制敌为要”的方针②。这实际上是保存自己钠①《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八，页14.①《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八，页53.②《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八，页53.实力，等待战争结束的方针。他没有料到，就是这个方针导致了他的舰队悲惨地覆灭。
在给予李鸿章的海军最后一击以前，日本军队先袭攻了旅顺港。旅顺港是北洋海军的一个基地，它与山东的威海卫对峙，扼守着渤海的大门。光绪六年（1880年），在这里开始修筑炮台。光绪十一年（1885年）后，在旅顺口内修筑了供海军修船用的大船坞和相应的设备，到了战争发生时，在旅顺口已经修成了一系列的炮台，所用的大炮大多是从德国买来的。日本当时的兵力要从海上正面进攻，并不容易。它以海军运兵在花园口登陆，从后路抄袭。这时北洋海军已经再不出头露面，陆上也没有一兵一卒来阻拦，所以日军能够从容不迫地登上花园口，经由皮子窝而直扑金州。李鸿章在事后奏报说：“查旅顺一岛，孤悬海中，所筑炮台，专为备击洋面敌船而设。若论防守周密，必须于后路金州一带设立重兵。当无事时，莫不以为过计，且实无此财力。此次倭兵于金州东北之皮子窝登岸，本非旅顺海口守台兵将所能远防。贼已袭据金州，则大连湾和旅顺俱成绝地”①。其实，在金州和旅大，当时清军还有相当大的兵力，但是几乎所有的将领都相卒放弃阵地，望风逃遁，因此敌军在攻占金州后，只用了两天，就占领了大连。当它在大连休整十天的时候，集中在旅顺的清方部队还有一万三千多人，但将领们仍然毫无主动作战的布置，都在各自图谋如何保全自己的生命和所蓄积的财富。所以日军在重新发动进攻时，只用了四天，就从不战而逃的清军手里拿下了旅顺。这是十月下旬的事情。在整个战役中，只有总兵徐邦道所率的六个营在金州附近和在大连、旅顺间进行了认真的抗击，虽然他的兵力很少，也使敌军受到若干挫折。可见如果所有的部队齐心协力地抵抗，孤军深入的敌军是难以得逞的。
两个月以后，日军以同样的后路抄袭的方法进攻威海卫。它的海军护送了两万多兵力在威海卫以东的成山角登陆。躲在威海卫港内的全部北洋舰队（大小兵舰十五艘和鱼雷艇十三只）守定宗旨，不出来拦阻。登陆的日军十夭后就进兵从后路攻占了威海卫港口南北两岸所有的炮台。防守炮台的军官们在敌军压境时纷纷不战自逃，只有部分兵勇自发地进行抵抗。在岸上的所有炮台都落到了敌人手里时，敌人又用海军封锁了东西港口，港内的北洋舰队就成了瓮中之鳖。他们的唯一希望是陆上的反攻，但是清朝当局根本没有反攻的布置。这时，威海卫口外的刘公岛还在清军手里。如果配合上刘公岛上炮台的威力，港内的舰队全力冲击突围，也还不是不可能。但是军官们不敢下这决心。在北洋海军中有不少洋员，他们都主张投降。其中主要的是担任海军副提督的英国人马格禄和担任顾问的美国人浩威，他们和有些清朝军官勾结起来，唆使刘公岛上的兵士们哗变，并且胁迫了汝昌采取投降的步骤。
丁汝昌这时已无力统帅全军，也不敢承担投降的罪名，他在绝望中服毒自杀。
其他将领在洋员的指使下向敌人发出了由浩威起草的投降书。于是北洋海军的尚存的十一艘兵船和刘公岛的炮台及一切军资器械都在光绪二十一年正月里（1895年2月）全部完好地成了敌人的战利品。
渡过鸭绿江的日本军队分途向辽阳进军。除聂士成和依克唐阿所部在凤城以北进行了顽强的抗击以外，其余各军几乎都是敌来即逃。只是由于日本在这时要分兵进攻旅大和威海卫，所以它在辽东方面没有迅速展开攻势。中①《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九，页34—35.国在辽南的军队数量大于进犯的日军，而且各地人民群众已有自动起来打击敌人的，如果各军在统一指挥下有力地进行反攻，至少能使侵略军陷于困境。
但是清朝军队最多只能在敌人进攻时进行消极的防御，而在敌人停下来休整待机的时候，他们也但求暂时无事，坐对敌人无所作为。到了旅大失守以后，日军在辽南先后攻占了海城、盖平，于是不但辽阳、沈阳受到威胁，而且从营口、牛庄直到辽西的锦州都大为震动。
到这时，李鸿章的淮军势力的腐朽无能已暴露无遗，它无论在海上和陆上都每战必败。湘系的势力乘机起来攻击李鸿章，企图取而代之。这时，湘系的最大军阀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他在光绪二十年十二月被朝廷任为钦差大臣，驻山海关，担任统帅。湖南巡抚吴大澂和四川提督宋庆任他的副职。当日本军队渡过鸭绿江时，宋庆是驻防江边不战而退的各军的统帅。吴大澂则是个进士出身的文官，擅长金石考古，自鸣风雅，还自以为懂得军事。刘坤一、吴大澂从湖南、湖北、安徽调动了不少军队出关，加上原在关外的军队，声势很大，似乎可以扭转形势。
他们的计划是首先收复海城。吴大澂、宋庆都亲自到海城附近。他们用来向海城敌军进攻的有一百余营、六万多人的兵力。但是由于将官指挥无能和部队腐败，并没有能进行有效的攻击，反而在敌人的反扑下全部溃退了。
敌人先占领了海城以北的鞍山，然后西向占领牛庄。牛庄由号称能战的一部分湘军据守，但战斗不到一天就失掉了。听到这个消息后，身在牛庄以西九十里的田庄台的吴大澂慌了手脚，立刻率军西逃。带了三万兵力屯驻营口的宋庆也连夜跟着退却，把营口丢给了敌人。宋庆所部退到田庄台时遭到敌人围攻，损失惨重。他的余部会合吴大澂部一起退到了锦州附近的石山。看到这样的几万部队的大溃退，清朝政府惊慌失措，认定锦州到山海关也将是无法防守了。
为什么在战场上每战必败？当时日本的军备，在数量上，其实并不比中国强。以海军说，日本海军所有的舰数与总吨数同李鸿章所掌握的北洋海军大致相当，而且中国除北洋海军外，还有规模较小的南洋海军和福建、广东的海军。可是到了战争临头的时候，李鸿章却极力夸张敌人的力量，而把自己经营多年的海、陆军说成不堪一战。他说，日本的兵舰新，行驰速度比中国的船快得多，日本陆军的枪炮也比中国的“精而且多”。他说：“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①照李鸿章说来，武器装备的状况注定了中国必败。但是战争进行的实际情形表明，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并不是由于跑得慢的原因，陆上战争的失败同样也不能归罪于武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一向抱着决定战争胜败的唯一因素是武器的观点，他们的唯武器论的实质就是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这在甲午战争中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四）中日战争之二：议和与反对议和的舆论失败主义是和投降主义形影相随的。掌握朝廷大权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其实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打算使战争继续下去，但他们找不到办法使日本同意停战。在战争进行了两个月的时候，慈禧太后重新起用她在十年前罢免了的①《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八，页61.恭亲王奕诉主持总理衙门，以代替庆亲王奕訢.当时有些朝廷大臣因为感到奕訢贪庸无能，所以坚决主张起用奕诉。这个富有“洋务”经验的亲王，一上台后，立即同李鸿章一起分别向英国和俄国的驻华公使联络，希望他们出面进行“调停”。英国、俄国各有自己的打算，并不急于使日本停战。英国这时曾向美、俄、法、德提出由各国共同进行调解的建议。这个建议特别受到美国的反对，英国也就罢手了。美国之所以反对这建议，因为它的政策就是让日本得到充分的胜利后，由它来独家经理中日间的和议。
恭亲王看出了美国同日本关系最为密切，在十月初就经过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呼吁美国政府来调停。田贝和美国驻日本公使谭恩根据美国政府训令开始在中日间做了些联系传话的活动。由于急于求和，李鸿章在恭亲王同意下派遣了一个德国人、担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作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去探商和议的条件。为了使这个德国人有正式的身分；还给了他以头品顶戴。正在日本军队攻下旅顺口的时候，这个德国人携带了李鸿章求和的亲笔信来到日本，日本政府拒绝同他谈判，但同时又通过美国人要清朝政府派出“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经过美国人居间进行了一番斡旋后，清朝政府决定派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曾任台湾巡抚的邵友濂为代表到日本去。这两个官员在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六到达日本的广岛，在日本住了十多天，这正是日军攻占威海卫，聚歼北洋海军的时候。日本方面仍拒绝同这两个代表谈判，理由是他们并未由清朝政府授与谈判的全权。张荫桓和邵友濂没有能从日本人那里探听到一点讲和的条件就被实际上驱逐回国。
日本方面又经过美国人向清朝政府说，必须改派“声望甚尊，声名素著的大员，给与十足责任”，方可进行谈判，而且还表示，日本将不仅要求赔款，而且要求割地，所以清方的代表必须是有权订立这样的条件的大员才行。
日方还透露，他们所中意的大员就是奕沂或李鸿章。这时，清朝政府已经自认一败涂地，为了求得停战，不惜任何代价，所以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到日本乞和。李鸿章率领了大批随员在二月间到达日本的马关，随行的人员中有几个美国人，其中主要的一个是科士达，此人曾于1892—1893年任美国国务卿，在张荫桓和邵友濂到日本时已被清政府聘为顾问。这些美国顾问所起的作用就是使李鸿章的代表团老老实实地接受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
以李鸿章为一方，以日本的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为另一方的马关议和在二月二十三日开始。日本方面拒绝先停战，再议和约，所以战争状态仍继续存在，虽然事实上日本已经没有力量立即进行新的战役。由于有个日本浪人开枪打伤了李鸿章，谈判日程拖延了些时间。三月初五，双方成立了以二十一天为期的停战条款。接着日方才提出了他们的和约底稿，并且威胁说，和议不成，就要重新进行战争，进攻北京。伊藤博文向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他在李鸿章养伤的时候，被任为钦差全权大臣）说：“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命令一下，七十艘运送船，搭载大军，舳舻相接，直往战地。
如此，则北京之安危，有不忍言者。再深切言之，谈判破裂，中国全权大臣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①这种威胁，对于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朝当权派是很有效果的。在李鸿章伤愈后，同伊藤博文进行议和条款的谈判时，他们问有如下一段谈话②，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如何咄咄①工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天津大公报馆1932 年版，页317.②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页324.逼人，一方面是如何俯首听命。
伊藤：停战多日，期限甚促，和款应从速定夺，我已备有改定条款节略。……中堂（指李）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李：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李：既知我国为难情形，则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为。
伊藤：时限既促，故将我所能做到者，直言无隐，以免多方辩论。
这样，到了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就完全按照日方提出的条件签订了《马关条约》③。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要把辽东半岛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
日本军费二万万两，添设湖北沙市、四川重庆、江苏苏州、浙江杭州为通商口岸。条约中还规定，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并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享受与进口货物一样优待的权利。这一条当时对日本说来，并不是现实的需要。可以说，这一条是按照支持日本的美国和英国的意愿而订立的，因为根据所谓利益均沾的原则，这种规定，其他国家都能一体享受，而当时的美国和英国就是要求进一步开放中国，使中国成为他们进行工业投资和其他投资的场所。
从中日甲午战争一开始起，在朝廷中，在官僚集团中，在社会上，都有谴责战争不力、反对乞和的呼声。对于这种呼声，应当加以分析。
光绪皇帝在中日甲午战争时形式上已经执政五年了，但用人、行政大事其实还是由慈禧太后决定。李鸿章是慈禧太后所宠信的。光绪帝所最亲信的大臣翁同龢一向对李鸿章揽权太大不满意，朝鲜问题和中日战争为他和别的某些大臣提供了攻击李鸿章的机会。因此在官僚集团中就似乎出现了受到皇帝支持的主战派和受到太后支持的主和派的对立。但其实这种两派之间的对立并没有超过宫庭和官僚集团内部在通常情况下因争权夺利而引起的互相倾轧。
懦弱的光绪帝丝毫不敢违抗太后的意志。军机大臣中的翁同龢、李鸿藻等也没有提出过什么扭转局势的主张，他们只能满足于在军事失败时给李鸿章以这样那样的处分，但剥夺不了他的权力。在日本方面选定李鸿章作谈判的对手时，他们也就乘机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李鸿章去负担。翁同龢这时只是主张宁可多赔钱，不能割地。等到马关条约签订时，这些主战派的大臣们都噤声不响，承认了既成的事实。
朝廷中不少较小的官员，包括本来只是空发议论的御史，纷纷上奏主战，在和约订立后也表示反对。他们的大部分议论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战败乞和的责任都归罪于李鸿章一个人。有的说：李鸿章“以洋人得功，遂终身以洋人为可师”，“此次战争实为李鸿章因循怠弛所酿成。”有的说：“李鸿章志存和局，致诸将观望不前。”有的骂李鸿章是“老悖糊涂之人”，是“内奸”。有的说日本之所以“明目张胆如此之横者，皆李鸿章与之狼狈为奸也”①。他们这样猛烈地攻击李鸿章，以为似乎只要去掉李鸿章一个人，一切事就③当时马关签订的有《马关新约》十一款，《另约》三款，《议订专条》三款，《停战展期专条》二款，一般总称为《马关条约》。见《中外旧的章汇编》第一册，页614—618.①以上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此书以后简称《中日战争资料》第三册，页61、109、327 及第四册页33 等处。
好了，这不过是痴人说梦。他们并不是认真反对投降主义，所反对的只是李鸿章的投降主义。
有些所谓主战派官僚提出了极其荒谬的主张。例如礼部右侍郎志锐、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都提出过送给英国几千万银子以“联英伐倭”的主张。
两江总督张之洞向来慷慨主战，但他又是个极力主张求援于英、俄的人。马关条约订立后，他立即表示反对，他提出的办法仍然是“速向英、俄、德诸国恳切筹商，优与利益，订立密约，恳其实力相助，问其所欲，许以重酬，绝不吝惜”②。这种为了反对这一个强盗而向另一些强盗卖身投靠的主意，同李鸿章的投降主义并没有原则的区别。
用湘系力量来代替李鸿章，事情就好了吗？吴大澂率兵出关时，大言不惭地声称胜利在握，但一到战场上就现出了是个可耻的逃兵。刘坤一没有指挥打过一次仗，当时人说他：“顿兵于关门而毫无振作”①。又有人这样描画他：“刘坤一驻山海关，一日讹言倭兵至，坤一惧而三徙，其悖谬如此”②。
这些口头上的主战派当然不能真正反对投降主义。
任何反动统治势力都不会心甘情愿地走下坡路。对于清朝政府说来，被日本这样一个初兴的岛国打得没有还手之力，只能以赔巨款和割重地来苟且偷生，实在是一口难以咽下的苦水。但是封建统治阶级这时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再也产生不出像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那一类比较认真的主战派了。从他们中发出的破落户的愤懑，“尊王攘夷”的空谈和对于实行投降政策的负责官员的咒骂，其实不过是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孪生子。张之洞等人的上述主张更是表明封建统治者已经有意识地想走半殖民地的道路来保全自己的地位。
腐朽无能的封建统治阶级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初起的软弱的资产阶级面对这种危机，也发出了自己的呼声，形成了反对投降主义的社会舆论。前面已经说过（见第十章第六节），直到甲午战争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经济上、政治上独立的阶级，他们的发言人多半是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同买办商人有联系的文人，他们发出的呼声在内容上往往同上述官僚分子的议论有相通处，但毕竟还是有自己的特点。这种同没落地主阶级的愤懑和空谈有所区别的资产阶级倾向的反投降主义舆论的出现，是以往几次中国遭到侵略战争时所没有过的现象。
上海成为这种舆论的中心。这时，北京、天津、上海间已通电报，所以京城消息能很快传出来。上海已有的几种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沪报》，都是英国、美国人投资创办，有买办商人参加，由中国文人编辑。
这种报纸固然不可能以独立的资产阶级立场评论国事，但通过这种报纸，战争与议和的真象比较广泛地为社会人士所了解。执笔的文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市民群众的观点。他们主张对日本作战采取积极的方针，虽然他们所提出的办法（例如把哥老会等秘密会社的力量动员起来出兵打到日本去）
①②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页370.①《中日战争资料》第三册，页502.②《中日战争资料》第五册，页496.①当对报纸上发表的《论防倭不如剿倭》、《论中与日战宜出奇兵以乘之》等文。见阿英编《中日战争文学集》，北新书局1948 年版，页25、27.不切实际，却也表示了对清朝当局消极挨打的政策的强烈不满。他们愈来愈感到战争失败的根源在于清朝统治的腐败。他们写道：“盖我中国数十年来，凡秉钧衡，都系伴食，其于四方之凭陵侵削，置若罔闻，得失是非，付之不顾……”。“自通商而后，虽同文馆立于京师，方言馆建于上海，武备学堂置于天津，水师学堂立于金陵，各省复设机器、船政、轮船、电报等局，要皆虚应故事，徒糜经费”②。清朝当局的乞和活动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奉命赴日本的张荫桓、邵友濂路过上海，他们奏报说：“迨行抵沪上，匿名揭帖，遍布通衢，肆口诋諆，互相传播”③。以上海为中心的这种群众性的舆论预示着一个资产阶级性的政治运动即将兴起。
正在北京应考的康有为起草了一个反对议和的万言书，邀集各省应考的举人一千多人，准备联合向朝廷呈递。由于马关条约已经签订，这些为求做官而来的人绝大多数是三分钟的慷慨派，也就以为“成事不说”，纷纷散去。
但康有为的这份万言书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它的主要内容，如他的学生徐勤所说是：“请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盖非迁都不能拒和，非变法无以立国也”。清朝当权派认为非和不可的一个主要理由是，日本将打到京城；康有为则主张，为了下决心打下去就要迁都。类似康有为的这种主张，在官僚集团中也有人提出过，但当权派根本不加考虑。康有为的万言书的内容最主要的特点是“变法”。他说，迁都、练兵等等还只是“权宜应敌之谋”，而根本的“立国自强之策”则是变法。关于怎样实行变法，康有为提到，要准许民办各种机器工业、民办轮船、铁路的运输事业，要鼓励商会。他说：“商会者何？一人之识未周，不若合众议。一人之力有限，不若合公股。故有大会大公司，国家助之，力量易厚，商务乃可远及四洲”①。康有为总结他的变法主张说：“今若百度更新，以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人，二十六万种之物产，力图自强……何至含诟忍耻，割地款于小夷哉？及今为之，犹可补牢。苟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诸夷环伺，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必来。后欲悔而改作，大势既坏，不可收拾，虽有圣者，无以善其后矣！”②康有为的这番主张，是从和战问题出发，初步地提出了一个按资产阶级要求改变国家面貌的纲领，这同仅仅从维护封建统治政权出发，并把战败乞和的责任归罪于李鸿章一人的主战论是有明显区别的。
（五）中日战争之三：保卫台湾的斗争康有为的万言书虽然提到了“四万万之人”，但如何把这四万万人中的绝大多数动员起来，他是提不出办法来的。
有几个奉天（辽宁省）举人向朝廷奏告说：对于日本侵略者“奉天人民无不痛恨，贼（指日本侵略者）虽百计利诱，犹皆私立团防以拒之，若果因势利导，则遍地皆兵，而贼到处掣时”①。这所谓“私立团防”，就是说，不②同上书，页30、56.③《中日战争资料》第三册，页442—443.①②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后此书简称《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 年版，页146、153.①《中日战争资料》第四册，页38.是官办的。在辽东的岫岩东南的桂花岭，“居民皆习淘煤，俗呼为煤黑，连村数十，自练乡团”，对于来犯的日本侵略军，“乡团极力堵御，以抬枪毙贼无算。自十月中旬至下旬，相持甚久”②。但这种情形并不多。封建统治者在对外打仗时，不可能真正发动民力。第一，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枷锁使人民动员不起来，特别是封建的军队的扰民行为直接阻碍了战区人民的发动。一个奉天府丞这样说：“兵于贼将至之时，或托言击贼而先逃遁，或扬言贼至而先肆掠，奸人妇女，抢人财物。敌人不曰被贼祸，而曰遭兵劫。离散人心，莫甚于此。”③第二，封建统治者利用民力的办法是由官方指定的地主绅士办团练，这种办法只是束缚人民的手脚，而不能真正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所以在中日战争中，辽东和山东的战区，只有个别地方有下层人民群众的自发的斗争。
从马关条约订立后保卫台湾的斗争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在下层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反对侵略者的巨大力量，封建统治者中的投降主义者固然只能出卖人民，他们中宣称主战的人也只是空谈，而资产阶级倾向的爱国者也不能同下层人民群众在一起坚持斗争。
台湾在中法战争结束的那一年（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为一个行省，在这以前是属于福建省的一个道。建省后第一任巡抚是刘铭传，他在台湾修建了铁路、电报线，设制了一些军事防务。继任的邵友濂，在中日战争发生后害怕战争波及台湾，设法让朝廷把他调离。于是原任台湾布政司的唐景崧便升任为巡抚。唐景崧在十年前中法战争时，任吏部候补主事，自告奋勇到越南北部同刘永福联系。他主张利用刘永福的兵力，实际上是要把黑旗军这支产生于农民起义的部队纳入清朝统治者的轨道。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由此而在官场上步步上升。刘永福在中日战争开始时，由广东南澳调到台湾，他手下只有两个营，以后在台湾逐渐扩充到八个营。由于他在中法战争中声名很大，这时朝廷里也有人想到他，有过把他调到北方去参加作战的打算，但没有成为事实。唐景崧虽然同他是老相识，但在台湾却极力排挤他，生怕巡抚的位置被他夺去。唐景崧让自己的亲信部队驻守台湾北部比较富庶的地区，而要刘永福以帮办台湾军务的官衔驻守台南。
唐景崧自命懂军事，其实只是个纸上谈兵的书生。他的腐朽的官僚习气不次于清朝的其他封疆大吏。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底，当李鸿章已在马关开始进行乞和谈判的时候，日本以海军轻易地攻陷隶属台湾省的澎湖岛。台湾形势大为紧张。台湾要被割让的消息也渐渐传出来。唐景崧电奏朝廷，反对割让台湾。怎样避免割让台湾，他在马关条约订立后向朝廷提出了个“妙计”，说是“如全台许各国为租界，各认地段开矿，我收其税，彼利益均沾，全台将益繁盛，而各国有租界，商本萃集，自必互禁侵扰”①。唐景崧的想法显然是，如果台湾为日本独吞，他立刻当不成台湾巡抚了，而如果让列强在台湾“利益均沾”，他还可能保留自己的地位。他出的这条荒谬的主意虽然未能实现，但是这条主意实际上就是清朝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在全国实行的办法。
台湾省各阶层人民对于马关条约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唐景崧电告总理衙②《中日战争资料》第一册，页113.③《中日战争资料》第三册，页363.①《中日战争资料》第六册，页387.门说：“城（指台北城）内外已竖旗聚众，台变在俄顷，崧命在旦夕，危不可言”①。又说：“纷传和约已画押，有割台一条，台民汹汹，势将哗变，恐大乱立起”②。在因为被自己的政府所出卖而愤怒的人民群众面前，唐景崧怕得要命，他怕这种愤怒首先落到自己的头上。他是不敢同台湾省人民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虽然他曾向朝廷吹嘘说：“臣职在守土，倭如攻台，战事死生以之”③。
清廷派出的割让台湾的专员李经方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九日，在靠近基隆的日本兵船中，同日本人签定了交接台湾的字据。在这以前，清政府已经命令唐景崧和在台湾的大小文武官员撤离台湾，但是唐景崧没有立刻就走。
先几天因为他还幻想由于国际干涉而可能不割让台湾，后来文因为他被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人民群众所包围，跑不了。
反对割让，反对日本侵略者，在台湾已经成为沸沸腾腾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开始时是由一些地方绅士所领导，其中最著名的是丘逢甲。他是台湾苗栗县人，考中过进士，但没有做官，甲午之战时三十一岁，就其思想说，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一个知识分子。战争发生后，他以绅士的资格组织团练，后改称义军。事实虽然使得以丘逢甲为代表的爱国绅士们不能不对清朝政府绝望，但是他们还是想把唐景崧挽留在台湾，做他们的领袖，以为可以依靠他的兵力。
日本侵略军在五月初六由基隆以东的底澳登陆，经由三貂岭、瑞芳而指向基隆和台北。唐景崧不愿依靠熟悉地形的本地人的武力，而他自己从广东招募来的队伍，缺乏训练，没有纪律，多数遇敌溃散，只有少数队伍还能抵抗一下。到了十二日，有一群溃兵进入台北城，纵火劫掠，造成了混乱的形势。唐景息并不设法安定局面，却化装溜出台北，搭乘英国船逃到厦门去了。
唐景崧的逃跑使日本人唾手而得基隆和台北。这时台湾省各地群众武装组织还在纷纷起来活动，但是同这些武装组织有联系的丘逢甲认为大势已去，在唐景崧逃走后不到两个月，他也和他的全家一起离开台湾，跑到广东去了。
继续抗击侵略者的义军的领袖，最著名的有徐骧，他是苗栗县的一个库生。他和本县的另一个庠生姜绍祖，本县的一个生员吴汤兴各自率领了一支义军，在新竹、苗栗一带抗击由基隆、台北南下的侵略军。他们都是比较接近下层群众的年青知识分子，姜绍祖只有二十二岁，他们所领导的义军主要是由农民群众组成的。他们在战斗中得到了在台南的刘永福的支持。
刘永福这时是留在台湾的清朝最高的官员。在台北失陷后，刘永福发出布告表示要和台湾省人民一起坚持战斗。闰五月初，日本兵舰进攻台南的门户安平口，刘永福亲自率兵防守海口，日本人没有能在此登陆。因此，日军只能在陆上一步步由北向南推进。刘永福派出一部分军力和徐骧等人的义军在台湾中部配合作战。参加作战的还有原来被称为“土匪”的简精华、林义成、黄荣邦的部队。刘永福的黑旗军和群众武装队伍都打得很勇敢顽强。但他们采取的是死守一个个城市的办法，他们只能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不能不付出严重的损伤做代价，却无法阻止一个个城市为敌人所占领。义军领袖吴①《中日战争资料》第四册，页95.②《中日战争资料》第六册，页384.③《中日战争资料》第三册，页488.汤兴、姜绍祖和刘永福的部将杨紫云、吴彭年、杨泗洪等先后英勇地战死。
日本军队占领了台中等地并向台南进攻。徐骧也在坚守台南城北面的门户嘉义城时战死。同时，日本海军又在台南以南的打狗登陆，攻陷打狗的炮台。
刘永福并不是真正有在台湾作战到底的决心。看到战场上形势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刘永福送信给日本方面，表示“本帮办意欲免使百姓死亡受累，故本帮办亦愿将台让与贵国”，并且提出两条要求，即一、要求日本“厚待百姓，不可践辱”，二、要求日本用船把刘永福及其所部“载回内地”。尤其可耻的是，刘永福在给日本人的信中竟说：他的部队都驻在台南城内，“决无由我动兵攻击之行动”，而台中各地的战事都是“台湾土人”干的①。日本人在回信中傲慢地拒绝了刘永福提出的条件，要刘永福自己到日本军中来乞降。刘永福骨头已经软下来了，再也硬不起来。他在九月初也同唐景崧一样，抛弃了他在台湾的部下和台湾人民，化装逃上一艘英国轮船，用重金贿赂轮船主把他送到了厦门。有人曾向刘永福建议退入内山，坚持战斗，但他不能这样做。刘永福早已为封建官僚集团所同化，正如当时有人评论他所说的，“其富贵功名之愿已遂，室家妻子之恋难忘”②。他是不可能同台湾坚持斗争的人民真正结合在一起的。
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整个台湾，但是从台湾各族人民中兴起的反抗斗争仍然连续不断。领导群众起义的著名人物在最初几年间先后有林大北、陈秋菊、柯铁、简大狮、詹阿瑞等人。日本人的著作中说：“第一次中日战争后，日本政府在台湾面临着汉族的强力反抗，就不得不首先确保自己的军事警察的统治。最初实施军政，凭借军队的力量执行一切政务，同时对反叛军队进行讨伐，但这并没有获得成功”。在1898年后“完成了特殊的警察制度，台湾才告‘平定’”。在所谓“特殊的警察制度”下，“和人民直接接触的官吏只有警官”，同时还实行“保甲制度”这种“利用居民连坐负责来维持治安的封建办法”①。但实际上，在日本占领台湾的五十年间，台湾广大人民群众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①《中日战争资料》第六册，页495、496.②易顺鼎：《盾墨拾余》。《中日战争资料》第一册，页138.①小山宏健：《日本帝国主义史》第一卷，许国佶译，三联书店1961 年版，页106—107.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
　　　　　　　　　　　　　　　　　
第三编戊戍维新和义和团运动
第十四章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
（一）沙皇俄国和辽东半岛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肢解和瓜分的严重危机。清朝政府在初兴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打击之下，如此可耻地屈服，使得中国看起来已经是个奄奄一息的巨人。帝国主义列强，一群饿狼一样争先恐后地扑上来，撕裂这个巨人的肢体，吞噬这个巨人的血肉，并且因此而在它们相互间引起了激烈的矛盾和斗争。在甲午战争后，对中国下手得最快的是沙皇俄国。马关条约中有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的一条。这一条使沙皇俄国感到极大的震动。俄国联合了德国和法国，在马关条约签字六天后，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要求日本放弃占有辽东半岛，这是以武力为后盾强迫日本让出已经到了嘴边的肥肉。日本估计到自己在军事上无力对抗以俄国为首的这三国，英、美也不可能为此而给它以实力帮助，所以只好接受了三国的要求。中国必须为此再付出一笔巨额的赎金，也由俄、德、法三国同日本商量好了。然后，日本政府才同清朝政府进行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清朝政府派出的谈判大臣仍然是李鸿章。谈判的结果是根据三国已经同日本商定的办法由中国付出三千万两银子以换取日本吐出这一份赃物。
沙皇俄国插手干预，当然不是为了中国，而是要把辽东半岛这块肥肉留下给自己享用。
通过1858年5月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11月的《北京续增条约》这两个不平等条约，俄国强占了在尼布楚条约中规定为中国领土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沙皇政府的野心不止于此。由于俄国所霸占的太平洋沿岸各港口都在冬天封冻，不能常年通航，从七十年代起俄国的侵略政策中就提出了在远东地区取得不冻港的目标。朝鲜东南部的港口和我国渤海海峡口上的旅顺、大连和威海卫都曾经是它所看中的目标，它最终选择了旅顺和大连。因此，当日本想把辽东半岛攫为己有的时候，沙皇政府认为它必须站出来进行干涉。
在马关条约尚未签订，但日本所提要求的内容已经传播出来的时候，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上沙皇的奏折中就指出：“日本所提和约条件中最引人注意的无疑是他们完全占领旅顺口所在地的半岛，……由我国利益来看，此种占领是最不惬意的事实。”①沙皇尼古拉第二立即召开大臣特别会议讨论对策。这次会议决定：“必须坚决主张日本放弃占领满洲南部”，“假使日本坚持拒绝我们的劝告，就对日本政府宣布，我们将保留行动的自由，而我们将依照我们的利益来行动。”①在这次会上，侍从武官长万诺夫斯基说：“占领南满以后日人将逼近我国边界，在我们有必要重划阿穆尔疆界时，将使我们非常困难”。财政大臣维特说：“我们最好现在就积极行动（以阻止日本进占满洲——引者），暂时不修正我们阿穆尔的疆界及不占领任何土地”；①《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年版，页149.①《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页159.“如果出乎意料之外，日本对我国外交上的坚持置之不理，则令我国舰队不必占领任何据点，即开始对日本海军作敌对行动，并轰击日本港口，这样我们就成为中国的救星，中国会尊重我们的效劳，因而会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们的国界。”②他们一再提出“修改阿穆尔（即黑龙江）疆界”，就是因为兼并满洲（我国的东北）的政策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已经确定了。
俄国在1891年开始建筑西伯利亚铁路，其主要战略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实现对中国的侵略计划。当中日甲午战争正在进行时，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上沙皇的奏折中说：“我们要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冻港，为便利西伯利亚铁道的建筑起见，我们必须兼并满洲的若干部分。”③1895年，西伯利亚铁路的路基已经修到了赤塔，沙皇政府在迫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的同时，开始向清朝政府提出了使这条铁路经过中国的满洲地区直达海参崴的要求。财政大臣维特在1896年4月给沙皇的报告说，“从政治和战略方面来看，这条铁路将有这种意义，它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相当数目的俄国军队在上述据点的出现，一种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并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并将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
①由于以俄国为首的三国干涉日本还辽，在清朝政府的眼中，俄国简直成了“救星”。为了报答这个“救星”，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作为祝贺沙皇尼古拉第二加冕典礼的专使，被派到俄国。俄国利用这机会诱使李鸿章签订了一个密约。这个密约的中心内容是同意俄国人修筑铁路经过我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密约中规定：“平常无事，俄国亦可在此铁路运过境之军粮”；并规定“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根据这个密约，后来就建筑了由俄国人控制的“东清铁路”。
在中俄密约订立后一年，沙皇政府出兵占领了旅大。俄国强占旅大，又同德国强占胶州湾有关。或者说，俄国是怂恿德国攫取胶州湾，并通过一系列阴谋诡计为自己造成了攘夺旅大的机会。
德国参加了三国干涉日本还辽以后，就向清朝政府索得在天津和汉口的二块租界地作为“报酬”。它还想在中国占领一个港口。在三国共同进行干涉行动时，沙皇尼古拉第二已向德皇威廉第二表示：俄国“赞许地”对待德国“在不使你感到不便的某地”取得“一个港口”②。德国在1896年12月由它的驻华公使海靖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指名索取山东省的胶州湾，总理衙门以“恐各国援照，事实难行”为理由拒绝了③。但是德国并不把清朝政府的拒绝看成难以排除的障碍，它所担心的倒是俄国人对此的态度。德国知道俄国对于胶州也很感“兴趣”，而且已经使清朝政府同意俄国的舰队在胶州湾过冬，因此德国觉得有必要去探询沙皇政府对于它占领胶州湾的态度。1897年，德皇威廉第二访问彼得堡时，曾同沙皇尼古拉第二当面谈了这个问题。
德国看到，俄国虽不积极支持德国占领胶州湾，却也不会干涉德国的行②同上书，页155—157.③同上书，页150.①《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页169.②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陶文钊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页75—76.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动。于是德国就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武装占领了胶州湾，其借口是山东曹州府巨野县有两名德国教士被人杀害。威廉第二正式通知俄国，德国舰队要“进占胶州”。尼古拉第二立即复电说：“我既不能赞成，也不能不赞成你派遣德国舰队到胶州去”①。但同时，俄国又宣布俄国军舰这年仍要进驻胶州湾过冬，并由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夫把这项声明交给德国。
因此德国人对俄国十分不满，大骂俄国“表里不一致”，“有意阻止我们长占胶州湾”②。
俄国为什么这样干呢？俄国驻北京代办巴甫洛夫在发给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夫的电报中作了部分的说明：“根据阁下11月4日的电报，11月6日我在总理衙门通知消息说，我国舰队的队伍在圣彼得堡得到德国舰队进入胶州的消息以前已接到命令驶至此一海湾。这个消息对所有的中国大臣发生了最强烈的印象。我完全相信，假使在此时肯定地加强他们的信念，相信我们准备给中国政府以积极的援助，并帮助它解决和德国已造成的纠葛，那么我们对中国政府所提出的若干其他问题，如有关教练、松花江上航行及通商、山海关以北的铁路等等，一定可以如我们的意愿十分迅速地作出决定。”
①很明显，这是想利用时机为自己夺取在中国的新的权益。
在此以前，担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李鸿章曾经两次亲自找巴甫洛夫求救，希望俄国干涉德国占领胶州湾。他听说俄国军舰将开进胶州湾后，几乎每天都派员去俄国使馆打听消息。可是所谓俄国军舰进驻胶州湾只是一句空话。实际上俄国军舰并没有到胶州湾，倒是强行占领了大连湾和旅顺口。德国政府在看穿了俄国的目的后通过外交途径通知俄国政府说：“它（德国政府）还是随时准备通过对俄国的酬答来平衡德国因此而获得的利益。”
②虽然事实上是俄、德两个强盗互相协作，各自占领中国的一个港口，但是沙皇政府仍然无耻地以帮助中国对付德国作为它占领旅大的理由。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通知总理衙门说：俄国并没有夺取中国领土之意，占领旅大是为了保护中国免受德国的侵略，一俟德国军队撤退，俄军也即撤退。清朝政府竟然表示相信这种鬼话，并允供给俄舰用煤。俄国以沙皇名义正式宣告说：“由于德国舰队占领胶州，显然是想无定期地留驻海湾中，皇帝认为必须命令我国太平洋舰队开去暂时驻在旅顺口，此事已得中国政府方面的同意。皇帝陛下完全相信俄国及德国在远东问题上应当及可能互助携手……。”
③既然德国舰队无定期地留驻胶州湾，俄国人似乎也就有了无定期地留驻旅大的理由。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1898年3月27日）俄国强制清朝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为了促成这个条约的成立，俄国人发出最后通牒进行威胁，说是如果不在规定时间签字，“俄国另有办法。”①同时，俄国对于负责谈判的李鸿章和张荫桓，各送了巨额的贿赂。从俄国方面的文件中可以看到，李鸿章当即收下了送给他的五十万两银子，而张荫桓则因为“对①《红档杂志有关中国文涉史料选译》，页89.②《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0 年版，页153.①《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页112.②《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卷，页184.③《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页121.①王弢夫编：《清季外交史料》卷一百三十，页13.于他的受贿已有无数控告，他宁愿等到闲话平息以后”再收取送给他的五十万两②。
由李鸿章和张荫桓代表清朝政府和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签订的《旅大租地条约》，除了使俄国成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的主人以外，又使俄国人有权从大连湾修筑一条铁路以连接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所规定的那条横越满洲地区的铁路干线，这就是后来筑成的从哈尔滨到大连的铁路，即所谓“南满铁路”。
这样，不但清朝政府付出三千万两银子赎回来的辽东半岛，而且整个满洲，即中国的东北地区，就在实际上落到了沙皇俄国的控制下。
②《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页210.（二）政治奴役性的贷款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几年内，向清朝政府贷款，成为侵略中国列强竞争的焦点之一。列强纷纷主动向清朝政府提出贷款，诱使或强迫它接受。为了争作中国的债主，它们互相排挤。它们的驻北京公使到总理衙门吵架，耍流氓手段，也往往用大量的钱财贿赂清朝官员，以达到签订借款合同的目的。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三十多年间，清朝政府向外国借过二十五次外债，大半是由地方政府出面，借自外国银行（绝大多数是英国的银行），每次款数不大，总额共为四千一百多万两（约合六百六十万英镑）。这些借款都以海关收入为担保，年息一般是百分之六、七。在中日甲午战争前，都已还清。
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对清朝政府放的债，不但数目之大为在这以前所不能比，而且显著地具有政治奴役的性质。
马关条约规定的“赔款”达二万万两之巨，还规定，在条约批准后半年内要先付五千万两，余下的款项分期付清，还要负担百分之五的年息。后来又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限在半年内付出。当时，清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全年还不到九千万两。为了交付“赔款”，清朝政府的唯一办法是举借外债。帝国主义列强也就乘机争着向清朝政府提供带有政治条件的贷款，为此而在俄、法、英、德、美各国间，主要是英、俄二国间，引起了激烈的争夺。
马关条约订立后四年间，清朝政府共举办了七次向外借款，其中三次数额最大，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俄法借款，二十二年（1896年）的英德借款和二十四年（1898年）的英德续借款，每次都是一万万两白银。
英国在马关条约刚订立时，就经过担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赫德进行活动，要由英国的银行承揽一笔大借款。正在以清朝政府的朋友的姿态干涉辽东半岛问题的俄、法、德三国听到这个消息，都出来阻拦。特别是俄国，立即向清朝政府提出，由于它领先对日本进行干涉，这笔贷款必须由它承担，说是俄国银行可以贷款一万万两。俄国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财力，所以它向法国联系，要求法国共同投资。法国决定把德国排斥在外而同俄国在这问题上合作。
这时，英国固然仍不愿意放弃贷款，德国也很想参与。清朝政府感到与其只向一两个国家借款，不如让各国都参加一份，所以曾向俄国表示，只愿向俄国借五千万两。但是在俄国坚持下，终于在1895年7月在圣彼得堡签订了由俄国和法国的银行联合贷与清朝政府四万万法郎（合一万万两白银）的合同。
俄法集团在第一次大借款中取得了胜利。被排斥在外的德国转过来同英国合作。在俄法借款合同签字前，清朝当局向英德表示，下次借款，将一定轮到它们。所以到了1896年1月，英德两国驻华公使就主动向总理衙门提出，要由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贷款一千六百万英镑（也相当于白银一万万两），并且拿出合同底稿，限期签字。俄法两国不甘退让，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提议由俄、法、德、荷四国共同贷款，由于英国坚决反对，德国也不愿参加，没有成功。于是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单独活动。他向总理衙门提出由法商承担，并且说，折扣可以低于英德提出的九五扣①。总理衙门虽然同他进行了谈判，但他终于没有能做成这笔买卖。为英德垄断组织奔走的赫德设法①当时的借款在支付时都有折扣，例如名义上是一亿两的借款（按照此数计息还钱），实际上只付九千五百万两，扣除了百分之五，这就是九五扣。
　　　　　　　　　　　　　　　　　
使总理衙门同意把这笔借款交给他办理。到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下半年，清朝政府为了最后付清中日甲午战争的赔款，又必须进行第三次大借款。
李鸿章奉令办理这件事。他本想越过列强政府而在上海直接找外国商人进行借款。美国的一家德伦公司想揽这笔买卖，同李鸿章的代理人盛宣怀接洽，但没有能谈妥。李鸿章又同英国的哈利詹利士公司初步商订了借款合同草案。但英国政府出来阻难，这个草案被废弃了。在英国政府看来，这个公司所订的草案并没有能充分反映英国利用这次借款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夺取沿海港口，分割势力范围，互争在对中国侵略中的优先地位，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清朝政府的这次借款仍然不得不卷入以俄法为一方，和以英德为另一方的激烈争夺中。这两方面各自提出条件争着要承担这次借款。各国公使天天在总理衙门进行威胁利诱，英国和俄国也在伦敦和圣彼得堡进行交涉。这场斗争的结果是英德方面取得了胜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总理衙门同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签订了借款一千六百万英镑的合同。这次借款被称为英德续借款。
为什么帝国主义列强如此热烈地争做中国的债主是很容易理解的。
每一笔大借款都增强了贷款国家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帝国主义列强争夺贷款权，是同它们侵略中国领土，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为自己争取奴役和宰割中国的优先地位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例如1895年俄法借款的成立，就为沙俄势力南下满洲，法国势力深入两广、云南诸省开辟了道路。1898年成立以英国为主的英德续借款时，英国迫使总理衙门用照会形式声明：长江沿岸地方，“中国断不让与或租给他国”①。这是清朝政府第一次以正式文件承认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卖国的清朝政府就是这样地在列强的竞争中为得到一次次借款而出卖着中国的国土和主权。
这三次大借款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列强争夺中国海关和中国财政的控制权。当时海关税收每年约二千多万两（例如1894年是22，523，605海关两），为清朝政府主要的一项财政收入。控制海关就基本上能够左右中国财政，并保证对中国资本输出的安全。这三次借款都以海关收入作抵押，英德续借款中并加上苏州等七处厘金收入五百万两作抵押。海关的绝大部分税收（约十分之七）都用以偿还借款本息，“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的外国债权人的收款机关”①。更为重要的是，控制海关可以垄断中国进出口贸易，保证帝国主义以低税率输入商品和输出原料，从根本上取消了中国实行关税保护制度的可能性。控制海关的国家就得到了一个排斥其他国家垄断集团的竞争的手段。所以争做中国的债主的列强都想通过贷款以达到控制中国海关，进而控制中国财政的目的。
从六十年代以后，中国海关一直控制在英国人手里。在俄法借款谈判过程中，法国向俄国提出，作为借款条件，由俄法两国的银行团建立联合组织，对中国的国债实行管理。法国认为，海关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以海关收入作为抵押并不可靠，必须另外建立一个驾临于海关之上的组织，才能监督中国还债。这个方案，实际上就是要垄断中国的包括海关税、地丁、厘金等在内的全部财政收入，排斥英国在华势力。在借款合同签订的第二天，俄国财政大臣维特邀请法国金融资本家共同组成“华俄道胜银行”，负责对中国的贷①《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732.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页421.款。这个银行在当年十二月背着清朝政府拟订了一个章程，由沙皇批准。这个章程规定，华俄道胜银行的业务是：在中国境内承包税收；经营有关中国国库的各项业务；在中国政府授权之下，发行货币；偿付中国政府所负的债息；修建中国境内的铁路及安装电线等等。这个章程显然是更发展了法国原提的方案，后来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全部实现，但这些打算是沙皇俄国始终没有放弃的。
在1896年第二次大借款中，法国财政部长要求法国银行垄断组织承揽这次贷款，向它保证，法国人可以在中国海关内占优势。英国的赫德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焦急地说：“法使力促总理衙门接受法方借款，条件之一是法国管理海关。……如俄、法控制借款和海关，中国就须听命于他们，而不肯听任何人的话了。”①英德终于争得了这次贷款权。章程签字的第二天，赫德发回伦敦的电报中说：“借款签字，海关终获保全。”
②第三次大借款中，海关仍然是争夺的主要目标。俄国向李鸿章提出三项借款条件，其中第一项是“中国海关税务司的职位出缺时，应任命一个俄国人充任”。英国人听到了又非常紧张。英国的《环球晚报》说：“这简直荒谬极了，对英国是一种侮辱，英国政府应断然回击。”③英国还经过它的驻华公使，通知总理衙门说：“不论借款与否”，英国“政府决定”，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必须永远由一个英国人来担任。”④英德续借款合同中特别规定：“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⑤。
按照这个规定，英国人将霸占中国海关至少到1943年。
三次贷款的还款年限，头二次为三十六年，第三次为四十五年，而且都明确规定，不许可提早还清。这种规定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的新现象。可见这些贷款不是资本主义国家通常的经济贷款，而是垄断组织的资本输出；它不仅仅追求经济利益，更主要是追求政治特权，是要把借款作为勒索和长期霸占中国主权的一个手段。英德在两次贷款中，都规定在全部还清借款以前，中国的海关管理制度不能作任何改变。这就是说，在所规定的长时期内，海关必须由英国垄断。这类规定的另外一个作用是防止中国“借债还债”，也就是：甲垄断组织防止乙垄断组织用资本输出的方法来夺取它在中国已经和准备占有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
国际垄断组织向中国的贷款，除了进行政治上的勒索以外，还获得巨额的垄断利润。研究了这三次大借款的人指出：在这三次大借款中，“俄法借款的利息率形式上是年息4％，打折扣后实交额的利息率就是4.25％，到1910年按所欠银数核计就达年息5.67％；从1895年至1934年偿清时止，所得的利息合计达库平银117，940，606.77两，比所付本金超过130.2％。英德借款的利息率形式上是年息5％，实交额的利息率是5.26％，到1910年按所欠银数核计就达6.88％，从1895年到1932年偿清时止，所得利息合计达库平银141，165，832.01两，比所付本金超过152.7％。英德续借款利息率是年息4.5％，实交额的利息率则达5.4％，到1910年按所欠银数核计就达7.05①《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七编，科学出版社1958 年版，页206、208.②同上书，页213.③《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八编，页25.④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胡滨译，商务印书馆1962 年版，页229.⑤《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735.％，从1898年至1934年间所付利息达库平银133，123，843.06两，已超过本金164.8％（照借款合同，本息须至1943年始能偿清，尚有九年本息，因缺乏资料未列入）。”①这就是说，仅就利息一项来说，已超过本金一倍以上。
此外，还有操纵外汇兑价，在交款时少付银两，收取本息时多收银两所取得的差额利润，再有，发行公债所取得的差额利润，为数也很大。
①徐义生：《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的外债》。《经济研究》1957 年第四期。
（三）抢夺中国的铁路列强在争夺三次大贷款的同时，又在中国进行争夺铁路建筑权的斗争。
清朝政府曾竭力阻止外国人在中国修铁路。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擅自修筑了一条上海到吴淞十五公里长的轻便铁路，一年后，由清朝政府以二十八万五千两的代价收回，但它从极端守旧的观点出发，把这条小铁路拆毁掉了。后来有些洋务派官僚主张办铁路。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办的开平矿务局为了运煤而在英国人帮助下修建了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以后陆续延展，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西延到天津，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东延到山海关和关外的绥中，这是在中日战争前北方的唯一的一条铁路，全长三百二十多公里。在南方则只有一条台湾的基隆到新竹之间的七十七公里的铁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路争夺战面前束手无策，先是无可奈何，然后是心甘情愿地把一条条铁路权拍卖了出去。
列宁指出：“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像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十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①帝国主义把铁路当成剥削和侵略落后国家的战略手段。帝国主义以贷款形式为清朝政府修筑铁路，附有种种条件。修筑某一条铁路就是控制了这条铁路以至控制了沿线地区。由于修筑铁路，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从我国沿海港口深入到广大内地。帝国主义从投资修筑铁路本身还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铁路修建权，有的是用强制手段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取得的，例如俄国修建东清铁路和南满铁路就是这样。
而更多的则是采取贷款的形式。列强对中国的铁路贷款次数很多，数量也很大。在旧中国，从清朝到国民党政府，在1898年到1946年之间，铁路借款契约、垫款共达七十八次，其中仅1898年到1936年的借款总数就达七亿二千三百多万元。我们在这里所要说的1898年至1900年这三年内，有四次铁路借款，总额为一亿三千七百多万元。见下表①：时间借款名称债权国借款额年利折扣1898关内外铁路英德英、德、3，930，070 元
　　　　　　　　　　　　　　　　　
俄各银行借款俄1898卢汉铁路借款比46，615，691元5厘90 1898关内外铁路借款英24，838，007元5厘90 1900粤汉铁路借款美62，320，000元5厘90总数：137，703，768元在这几年内，俄法垄断集团和英德垄断集团激烈争夺卢汉铁路（从卢沟桥到汉口）和津镇铁路（从天津到镇江）的修建权，英、美间则争夺粤汉铁路的修建权。这三条铁路都穿过中国的心脏地带。修筑卢汉铁路的问题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几年已经提出来了。那时法国人曾向总理衙门闹着要承揽修筑。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政府先想用官款修这条铁路，但由于国库空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列宁选集》第二卷，页733.①摘自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 年版，第190 页后附表。
虚，官办行不通。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十二日的上谕主张官督商办：“提款官办，万不能行，唯有商人承办，官为督率，以冀速成”，“不得有洋商入股为要”①。这个上谕很快又被否定了。张之洞认为：“华商本无远识，求利极奢，可与图成，难与谋始”②。事实上，在已有的官督商办的企业中，腐败透顶，私商无利可图，而且官股利息总是照付，商股都被吃掉了事，所以商人早已望而生畏，不愿上钩。官督商办这条路既行不通，就只剩下由“洋商垫款包办”即借洋款由洋人包建一个办法了。清朝政府最后决定采用这个办法，派大买办盛宣怀来主持。
借款筑路定议以后，列强蜂拥而上。英、美、法、德诸国争相提出条件，“各国洋人纷纷赴京向其公使处，营谋承办铁路，不下数十人”③。英国人送了一个条陈，不但要求贷款造卢汉铁路及这条铁路的各个支线，还要求承担粤汉铁路的修建。美国人甚至一面谈判，一面就擅自派人勘查粤汉路的路线。
比利时公使费葛也派人到湖北同张之洞联系。
李鸿章主张向比利时借款。他在1896年去俄国和其他欧洲几国访问时，就同比利时国王谈过借款修建卢汉铁路的事。比利时是一个有殖民地的国家，它当时同俄、法关系密切，比、法两国的财团是联系在一起的。向比国借款，就是把卢汉铁路的建造权交给俄、法集团。这一点李鸿章懂得，张之洞也懂得。这是他们执行亲俄路线，向俄、法两国“进贡”的一项措施。可是他们还自欺欺人地说：“此事断不宜英法诸大国商人包办，恐获利以后，收回或费唇舌。惟小国远国商人，则无此患”①，“比系小国，仅于购料催工斤斤较量，……别无他志。”②比利时在俄、法支持下，大耍无赖手段，一再推翻协议和草签的合同，改变和增加借款的条件，以图攫取更多的权利，使得张之洞也觉得“比国反覆可恶，愤闷之至！”③当比国推翻协议，无法签订合同时，法国公使毕盛出面干涉，威胁说：“比款有法国银行工厂所出资本”④，强迫清朝政府接受比国无理要求。俄国的巴甫洛夫也出面质问总理衙门：“比公司承办铁路，何以日久未定？”并要求李鸿章通知盛宣怀：“速与定议，勿再耽延。”李鸿章立即电告盛宣怀：“费（比利时驻华公使费葛——引者）不来说，由俄转商协谋，彼固勾结一气，我当善为因应，宜速图之。”⑤张之洞也告盛宣怀说：“鄙见可即画押，以免反复。”
⑥1898年6月，卢汉铁路的借款合同终于签订。借款总额为四百五十万英镑。原来合同（1897年5月27日签订）规定年息四厘，九扣，续订详细合同（1898年6月26日签订）改为年息五厘，九扣，自1909年起，分二十年偿还。合同第十款规定此项借款以“该条铁路及车辆、料件、行车进款”为①《德宗实录》卷三八七，页9.转引自《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页225.②《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五，页26.③同上书，卷七十八，页21.①《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页201.②《愚斋存稿》卷一，页35.③同上书，卷三十一，页8.④《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三，页15.⑤《愚斋存稿》卷三十二，页10.⑥同上书，页17.担保，如果中国方面不能按照合同付利还本，这条铁路就要由比公司所“照顾”⑦。这样，俄法集团不仅取得了这条铁路的建筑权，而且准备进一步夺取这条铁路。
合同签订以后，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说：“法国与比利时、俄国协同一致，从1897年起，在借款形式下获得了（卢汉铁路）这个让与权以及经营中国这第一条铁路干线的权利，……在中国铁路上乃取得了真正突出的地位。
这第一次的决定性战役，对我们来说，是以无可争辩的胜利而告结束的。“①在英国看来，俄法集团得到卢汉铁路的修筑权，就是伸了一只脚到它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当合同尚未经清朝政府批准时，英国政府致电驻华公使窦纳乐说：”这种性质的让与，已不再是工商企业，而变成为一种反对英国在长江流域利益的政治活动了。你应该通知总理衙门：满洲的优先权益已让给俄国，山东的已让给德国，而在长江流域又要对这些或其他强国特别开放或赋与特权，则英国政府不能再在有利于中国的事务中继续抱着友好的态度进行合作。如果中国政府想招集英国资本来开发这些省份，则我们会立刻提出令人满意的建议的。“②窦纳乐到总理衙门恐吓说：”此路名为比商承办，而实系道胜银行之款，与俄商揽办无异，……英国必不甘服。“③接着，英国的”令人满意的建议“就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来了。这个”建议“一下子就要求修五条铁路：一、天津至镇江的铁路；二、由山西经河南达于长江沿岸的铁路；三、九龙至广州的铁路；四、浦口至信阳的铁路；五、由苏州经杭州到宁波的铁路。筑路条件必须同卢汉铁路完全相同。英国政府通知窦纳乐说：”如果你有任何理由担心他们（指清朝政府——引者）会迟不接受的话，兹授权给你告诉他们：除非他们立即同意，我们就将认为他们关于卢汉铁路事的背信是故意敌视我国的一种行动，而且我们将采取相应的行动。“”你在和舰队司令磋商之后，可以发出限定他们（对津镇等五路要求的）答复的日子的通牒。耽搁的时期是不能太长的。“①这份”建议“和”训令“可以看作是帝国主义欺压中华民族的标本文件。它所表现的横蛮无理，无须再作任何说明。
已经习惯于在帝国主义的威逼下投降的清朝政府只好表示，除津镇铁路“另议”外，几乎全部接受英国的要求和条件②。津镇铁路可以“另议”，是因为德国表示，山东已经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所以这条通过山东的津镇铁路应该由德国修筑。
但是，有关津镇铁路的“另议”，清朝政府却没有资格参加，而由英、德两国在伦敦进行。1898年8月间，英国向德国提出共同分割葡属非洲殖民地，以换取德国同意修筑津镇铁路；德国欣然同意，但要求英、德共同投资修筑这条铁路，英国也同意了。两国在伦敦签署了谈判协定后就向总理衙门提出共同贷款修筑津镇铁路的要求，总理衙门立即同意，并派员同英、德商谈具体的借款条件。1899年5月18日，正式签订《津镇铁路借款草合同》。
⑦《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775.①施阿兰：《使华记》。转引自《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页307.②同上书，页309.③《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四，页16.①《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页432—433.②总理衙门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致窦纳乐照会，见上书，页435.清朝政府只是在英、德两国议好以后，接到一个执行通知。但清朝官员们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得计，认为“全路两银行合办之，均有牵制。”
③卢汉铁路借款订立以后，湘、鄂、粤三省的绅商上书要求自建粤汉铁路。
书中说：“恐他人先我而办铁路，切肤之痛，患在心腹，皆愿合群力兴办，塞绝其觊觎。”“三省人士往返亟商，意见均合，亟为和众丰财，克期并举，拟呈请俯赐电奏，并咨明总署，先行立案。”①但是，洋务派既不相信“绅商”有此力量，也不考虑“患在心腹”的问题，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向那一国拍卖路权较有利。张之洞等上奏主张让美国来承办粤汉铁路。其理由是：“各国铁路，惟美最新，距华最远，尚无利我土地之意。”②对这点，洋务派大官僚们的态度非常坚决。张之洞说：“粤汉自以美款为妥”，盛宣怀说：“粤路非美莫属”。张之洞主张：“国事日艰，速定为妙”，盛宣怀认为：“鄙见迅速定议为是”③。他们快马加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初开始同美国谈判，三月二十九日就签订了借款草合同。他们既然认为美国这样好，似乎事情应该办得顺利一些，可是在签订草合同以后，美国同比利时一样，又推翻原定协议，提出许多增加条件，其中主要是不满足于草合同中“准在粤汉路附近采煤”的规定，而要求把湘、粤两省的煤矿开采权都拿去。这就使得昨天还在为美国唱赞歌的盛宣怀也觉得“美国骄狠更甚，现议续约，争论数月之久，辄致翻脸，将来驾驭更难于比。”④张之洞则主张讨价还价：“美公司欲得矿，似不妨许以粤矿。”⑤他们去请示李鸿章。李鸿章很干脆：“粤汉续约，可照伍使所请（伍廷芳转达的美国要求），会我衔办理。”⑥完全接受了美国的要求。
已经取得了广九铁路的修筑权的英国，也渴望取得粤汉铁路的修筑权，使香港同它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连结起来。到了1899年，它向美国提议共同修筑粤汉铁路。这时美国才只在广东境内修筑了一小段。1899年2月1日，两国签署协定，规定广九铁路允许美国投资，粤汉铁路由英、美两国联合投资修筑。以后美国又把粤汉铁路的大量股票转卖给比利时垄断集团。这条铁路成了各国垄断资本集团做交易的筹码，引起了鄂、湘、粤三省绅商的愤慨，一致要求收回路权。1905年8月，清朝政府终于废除了同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的合同。为了偿付废约的赔偿费六百七十五万美元，洋务派决定向英国借款。
张之洞向英国声明：“将来粤汉铁路修造之款，除中国自行筹集外，如须向外洋借款，当先向贵国询商，开价如与他国所开息扣比较相同，先尽英国银行承办。”①这些洋务派大臣始终认为，要修铁路就免不了要靠帝国主义。
③《愚斋存稿》卷三十三，页20.①《皇朝蓄艾文编》卷三十六。转引自《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页494—495.②《愚斋存稿》卷七，页17.③同上书，卷三十一，页16、17.④同上书，卷三十四，页25.⑤《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五九，页5.⑥《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二，页40.①《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页781.（四）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列宁指出，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世界是被帝国主义列强分割完毕了。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独立国的斗争一定会特别尖锐起来”②。所谓半独立国也就是半殖民地，中国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列强瓜分中国的竞争是以俄、英两国为主角展开的。中日甲午战争前的基本形势是俄国企图并吞中国的东北地区并进而控制华北地区，英国则主要控制着长江流域并想从缅甸出发囊括云南、四川，使长江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连成一气，全都纳入英国势力范围。它在华南和华北地区，也有相当的势力。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还辽以后，形势发生变化。如上所述，俄国借还辽“有功”，企图染指海关管理权，卢汉铁路又使俄国势力侵入华北并有伸入长江流域的可能，因此，俄、英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在1895年至1897年这段时间内，俄、英两国的斗争中，俄国占了上风。
作为清朝政府支柱的洋务派官僚集团本来是在英、美势力卵翼下的。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洋务派大官僚为保全自身计，并鉴于俄、日之间为争夺我国东北地区而存在矛盾，转而投靠俄国。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在清朝政府中形成了一条亲俄路线。张之洞虽然常常借端攻击李鸿章，但对于中俄密约却十分赞成。他说：俄国“此次为我索还辽地，虽自为东方大局计，而中国已实受其益。日人凶锋，借此稍挫，较之他国袖手旁观，隐图商利，相去远矣。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盖俄深忌英独擅东方之利，中俄相结，则英势稍戢，俄必愿从”①。
英国面对这种形势感到忧虑。赫德说，“俄、德、法三强，特别是俄国，为中国帮了这样大忙，已使中国人的眼睛再也看不到别的，英国人只好远远地退处下风。”但是他接着说：“我们面对风暴（指俄国势力占上风——引者），不免要暂时屈身，相信不久必能重新抬头。”英国驻北京公使欧格纳也说：“王牌都在别人手里，我们只有打长算盘了。”
②法国在这期间，曾加紧在中国南方扩展它的势力。它在参加三国干涉还辽和成立俄法大借款时，已经迫使清朝政府订立了有利于法国进一步侵入云南、广西的补充条款（对于中法战争后订立的有关条约的补充），这使它除进一步取得某些商务特权外，还取得了云南、两广的矿山开采权和把它在越南的铁路延伸到广西境内的权利。下一年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法国人表示可以出钱帮助清朝政府重建福州船政局。重建起来的福州船政局的实权为法国人所揽。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清朝政府又因法国方面的要求而宣布了“海南岛决不割让与他国”，这是承认了法国在海南岛有特殊权利。光绪二十四年，在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旅顺、大连的时候，法国也乘机以“保存均势”为名义向总理衙门提出了四项要求：一、中国不得把云南、广西、广东等省让与他国；二、中国邮政局总管由法国人充任；三、法国修筑自越南至云南昆明间的铁路；四、把中国南部海岸的广州湾（即广东省西南部的湛江）“租借”给法国。总理衙门照例不敢违抗，对这些要求②《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页802.①《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六，页36.②《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页173—174.都在原则上承认。关于广州湾租借的具体划界问题则由双方派员到当地进行商量①。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在法国的兵舰进入港内进行威胁下，缔结了租借广州湾的条约。
但是俄国、法国的实力终究还不能绝对压倒英国。1895年1月俄国大臣特别会议纪录中说：“顾虑到我们现在并没有充足的资源来有力地压迫日本，为审慎起见，最好与其他国家取得协议，尤其要与英国取得协议，因为英国与我国对远东的关系最为密切。”同年3月30日的大臣特别会议纪录中又说：“我们的海军足以对付日本，但不足以对付英国。”②当时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成，俄国调动军队到远东与英、日抗衡有困难；它的财力又不足，无法独占对华贷款，因而不能做到完全控制清朝政府。另一方面，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根深蒂固，对洋务派官僚有实际的控制力（洋务派的经济力量主要在长江流域），财力又比较雄厚。当英国对俄国采取攻势时，俄国不能不有所让步。
同样，法国也不可能在华南完全排斥英国的势力。所以英、法两国于1896年1月在伦敦进行协商，成立英法协议，规定在中国的云南省和四川省的一切权利由两国同样享受。
英国在1896年初拉拢德国取得英德贷款的成功，是它对俄法集团的一个胜利，这也阻止了俄国从它手中夺取中国海关管理权的企图。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俄国占领旅大以后，英国决定占领威海卫，在渤海海峡与俄国对峙。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曾取得驻军威海卫的权利，当时约定，在清朝政府付清对日本的赔款后，日军从威海卫撤退。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在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训令驻华英使窦纳乐说：“渤海湾上的均势由于总理衙门把旅顺口让给俄国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必须以你认为最有效和最迅速的方式，获得当日本人一旦撤出威海卫后对威海卫的优先占有权。条件必须和给予俄国对旅顺口的条件一样。英国舰队正由香港驶往渤海湾途中。”①三月初十日窦纳乐到总理衙门提出要求，“要挟谓十二日若不定，水师提督带兵到烟台，事且不消。……千万语不变，所要者威海租地与俄抗衡耳。”②清朝政府居然认为这个要求“尚属实情，并非无端图占。”③过了一天，就爽快答应了。总理衙门的大臣唯一的表示是，只希望英国不要再提出新的要求。但是窦纳乐却说，取得威海卫只是为在北方对抗俄国，而为了在南方对抗法国，还必须提出新的要求。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初，英国已经以同法国势力相平衡为理由，追使清朝政府订立有关英国在南方几省的利益的协约，协约规定中国开腾越、思茅（均云南省）、梧州（广西）、三水（广东省）为通商口岸，英国得在这些地方设领事馆，并规定英国在缅甸筑的铁路与云南的铁路相连接等等。
到了光绪二十四年在清政府原则上同意把广州湾租借给法国的时候，英国立即提出了“租借”香港对岸的九龙半岛的要求。总理衙门不敢不接受这个要求，但希望以九龙山上不筑炮台为条件。英国的公使却说：“中国租广州湾①《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一，页4—6.②《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页145、157.①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页290.②《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日。
③《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二，页7.与法国以危香港，故英租九龙以为抵制，其为军事之设备固不待言。若中国能拒法不租广州湾，英亦不租九龙。“①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98年6月9日），由李鸿章经手，完全按照英国的条件成立了关于九龙的以九十九年为期的租借条约②。
这样，英国就在华北占领了威海卫以阻挡俄国势力南下，在华南强租了九龙半岛以抗衡法国势力。同时，针对俄国取得卢汉铁路的控制权，英国又从清朝政府取得津镇铁路（南段）、沪宁铁路、浦汉铁路、苏甬铁路、广九铁路的建筑权，以求巩固香港军事基地和它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它还取得了山海关到牛庄铁路的建筑权，把势力伸进满洲地区，引起了俄国强烈的反对和极大的恐慌。赫德在1895年5月所说的“相信不久必能重新抬头”，在三年后基本上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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