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主科表一：转换工作的过渡时间会计（职） 0.5 护理（职） 0.7 药剂（职） 0.8 教育（职） 1.2服装设计（职） 1.3图书馆学（职） 1.3建筑（职） 1.4电脑程式设计（职） 1.7 化学（学） 1.8 企业管理（职） 1.9 新闻（学） 2.0工程（职） 2.2生物（学） 2.4地质（学） 2.5心理（学） 2.9 统计（学） 2.11物理（学） 3.1经济（学） 3.4数学（学） 3.10人类学（学） 4.1舞蹈（学） 4.1 社会学（学） 4.7 艺术（学） 4.11 外国语文与文学（学） 5.2 宗教（学） 5.3政治（学） 5.7音乐（学） 6.6历史（学） 7.5英语（学） 8.2
主科性质：学=学院训练，职=职业训练，过渡时间是以年及月来表示，5.7=5 年 7 个月。表中数字为中位数而非平均数，因为到 1984年，样本中的成员中， 22%有“之前” 的人在离开学校 20 多年以后，仍没有熬过过渡期。
表中的数字是用担任某一工作“之前”和转换工作“之后”来计算的。
“之前”是下列 3 个项目的加权平均数：（1）个人从大二到大四主科的平均 成绩；（2）在这 3 年当中，个人为了加强自己的主科而自动奉献出来的余暇时间；（3）个人愿意继续做这类工作的年数（把分别在大二、大三及大四春 季收集来的答案加以平均）。比重为 35∶35∶30.由此观之，那些在主科方面表现不好的学生，常不愿自动奉献一点周末或暑假的时间，来增进自己在 这方面的知识。此外，那些不愿意奉献很多年或一生在所学这一行的人，由于无法衡量其担任工作之前所下的工夫，因此也就无法衡量其转换工作所需 的过渡时间。
“之后”是下列 3 个项目的加权平均数：（1）回答者对他们正在从事的 工作喜爱的程度（以 100 分为标准）；（2）余暇在这一行自动付出的进修时间；（3）回答者宣称为了继续在这一行工作而愿意接受的减薪百分比。比重 为 30∶30∶40.
不安分的下场
罗伯及乐娜把他们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试图击败现有的制度上，但却没有 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作为。另一方面，贝利却不想打败工作制度；他希望与工作制度认同，并做到这一点。第三种例子——史坦利。古柏——比较像罗伯 及乐娜，但他却很明确地摆出与任何制度作对的姿态来。“我没有必要忍受这种狗屁！”史坦利在 16 岁时愤怒地向我们谈到他的一位老师。
史坦利在学校的成绩很不稳定。一方面是因为他很少做家庭作业，另一 方面是因为他不愿静下来反刍在课堂里学到的东西。“谁有那么多时间啊！”
他说道。事实上，他只是太缺乏耐心罢了。
在社交场合，他却不像是没有耐心的人。虽然在余暇花费 5 分钟时间看 课本对他而言，就像要他的命似的，但他却可以无所事事地和朋友相处 5 个钟头，而丝毫未注意到时间的消逝。“他是个好人，”他的一位朋友评论道。 另一位则说：“他很有趣，对人很体贴。”
从念中学的第一年到最后一年，史坦利并没有改变多少。他考试经常作 弊，而且也乐于承认这一点。仅有一回他被抓到过，那是他高三参加法文期中考的时候。虽然因此得了个零分，他却没有感到畏缩。在那学期剩下来的 日子里，他上课比较注意听讲，在家里也念了一点书，因此到了学期结束时，他在这门课得了个 C.但他不但没有因此感到高兴，反而把他的老师当成傻瓜。在他的眼里， 法规就是法规，没有通融的余地，如果有人只为了他做的一点事就试图让法规让步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个笨蛋及懦夫。虽然他经常反抗现有的法规， 但却又缺少不了这种法规，原因有三：（1）他需要一个可以反抗的对象来证明自己；（2）帮助他整顿内心中的混乱；（3）使沸腾在他内心中的敌意能 宣泄出来——如果一直把这种怨恨积压在心中的话，他会变得对自己更加不满，甚或更加沮丧。因此，每条法规在他的眼中都变得比实际情形还更冷硬， 也更难以通融。
这种看法使他能肆无忌惮地大声斥骂各种法规，并因此赢得许多朋友。 但到了大学时代，他的做法却不再生效，突然之间，所有那些他一向习惯于在公开场合嘲笑的法规都突然消失了。现在，没有人规定他穿什么衣服；他 可以随自己的喜好穿着。如果他不愿意的话，他大可不必洗澡、刷牙及梳头。
房间整齐或脏乱也是他自己的事。在这个离家 800 里的地方，他甚至可以凭 自己的喜乐来决定是否和同学们打招呼。在偌大的校园里，很少有人会去注意到一两个学生。
至于学业呢？高中时代学校规定的一星期三次自习时间已不复存在。史 坦利现在已失去打破这种规则的乐趣；只要他把课业弄好，学校任由他自己决定自习的时间与场所。
在这样一个缺乏纪律的环境里，他并不能找到几位大学公认的敌人来宣 泄自己内心的怨恨。这使他非常焦虑。史坦利是一个对什么事都不能长期集中注意力的人，更别提念书这码子事了。“我想我会被当掉，”他在大一结 束前的两个月恐慌地说道。但他却没有被当掉；由于在期末考前苦拼了一阵子，史坦利终于使自己那学期的平均成绩得到 C.但他并不兴奋，反而更加 感到不安。“我不知道自己以后是否仍能做到这点，”他在两个星期以后说。
但到了下学期，他又回到学校，准备再做一番尝试。注册时，他选择企业管 理做为主科。
人们花在打倒制度的精力与时间，是我们用以衡量他们是否喜爱工作的 主要依据之一。那些喜欢自己工作的人，只是单纯地尽他们的本分；那些不喜欢自己工作的人，反而会花更多的时间来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他们正在做 事或已完成了某些事。此外，他们也可能找寻一个伎俩或策略，以尽速、轻松地完成工作。在很多情况下，这意味着抄袭别人的工作，或采用各种形式 的欺骗；举例言之，装病、偷看答案、让别人替你写作业或考试等。
在可能的范围内，史坦利也尽量地使用这些伎俩，但客观的环境却不容 许他再经常运用它们；中学时代孕育在同学们之间的同盟气氛（“我们一起对抗老师，”）在大学时代已大大减弱。“这儿的人都太拘谨了，”史坦利 在念大二的那年说，当时他向一位朋友索取一些功课的答案，但却被拒绝。
“都是些古板的人，害怕被抓到。”
到了学期中，史坦利的功课早已落后了一大截。“我似乎已跟不上其他 的人，”他在 11 月的第一个星期担忧地说道。由于从一开始他就没法配合教育环境，所以他有击败制度的强烈欲望。现在这种欲望更是高涨。那些在某 方面表现良好的人，并不需要想办法去排挤别人；他们早已做到这点。反倒是那些自觉是输家，或实际上处于劣势的人，比较容易想用不公平的手法与 人竞争。他们所要找的只是一个能击败他人的神奇办法，而非真的想出人头地（虽然他们口头上会宣称，这是他们采用这个方法的目的）。
到了 11 月底时，史坦利的想法有了急遽的转变。大多数他认识的学生都 是玩归玩，用功起来时却很卖劲，并且把上学和获得好成绩很当成一回事看待。但在史坦利眼中，这些学生突然间不再是使他处于劣势的竞争者，反而 是一群被社会欺骗的傻瓜，愚昧地相信自己做的事是正确的。“光凭啃书本，他们根本成不了什么大事，”他说道，脸上显出几个月以来头一次有的快乐 表情。“他们被这个社会欺骗了，”他几乎是吼叫着说出这句话来。
这个新看法使他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和这些学生做相同的事：读书。他 已找到一个能超越他们的办法：离开学校。尽管别人并不赞同他的做法，但史坦利却相信自己走的是正确的路径。“何必把自己的人生这样可怜兮兮地 浪费掉！”接着，他又满脸笑容地补说一句：“我为这些笨人感到遗憾。” 在 12 月10 日那天，他带着胜利的心情正式离开学校。
汲汲于名利
毫无疑问地，在史坦利的心目中，他已达成人生的一个重要目标：公开 地打败学校制度。但他却没有料到这样做的结果，只使他倒栽葱似的掉进另一个更大、也更难以逃脱的制度里。现在他无需像在学校时那般地担心分数 问题，但却必须担心如何维持生计。在他的想法里，这一点应不是大问题。
“这总比待在学校里好多了，”他在离开校园的前四天说。 当我们开始做这个研究时，并不认为史坦利的想法有何不对，因为在学校里表现不好的人，不见得日后在社会上就无法发达。每个人的天分不一样：学校成绩好的人日后也许做教授，在学术界发展；不热衷课业、但有生意头 脑的人则可在企业上出人头地。各人在不同的领域里都有成功的机会，这似乎是件很公平的事。
但我们却没有料到一件事：在我们的样本里，许多像史坦利这样因为无 法适应学校环境而中途辍学的学生，在日后也无法适应他们的工作。从学校（在那儿他们感到不自在）转入工作世界（一个被假定成更能让他们发挥才 能的场所），对他们不啻是从煎锅跳入火里。他们不但没有开花结果，反而 迅速地凋萎了。
值得人深思的是：当工作出了差错，或他们不能获得自己所想要的工作 时，这些大学念了一阵子便辍学的人会立刻把责任归诸于他们没有大学文凭。在某些情况下，事情的确是如此，但在大多数的例子里，真正的问题往 往出在他们自己的目标上。什么目标呢？“我想赚钱——很多的钱——愈快愈好，”史坦利在找第一个工作时说。他终于找到一个侍者的工作。这个工 作听起来似乎并不能带来什么财富，但史坦利却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在办公室里工作，我知道自己的薪水是多少。但在这儿，谁知道呢？”由于拿 的并不是固定的薪水，也无法预先测知确实的数目，史坦利任由自己的想像力扩张到令他兴奋的地步。
做了 7 个月的侍者以后，他兴奋的感觉很明显地降低了。换到另一家餐 馆工作使他的收入增加了一些，但却没有改善他的情绪。“我赚的钱仍是少得可怜，”他很失望地说，他实际上的收入与他的梦想仍有一大段差距。有15 个月的时间，为了贴补收入，他也做点贩卖大麻的小生意（“每个星期可 带给我 70 元甚至到 100 元的额外收入，”）可是在一个同行被捕以后，史坦利立即洗手不干了。“我可不想坐牢，”他说。
在离开大学 3 年以后，一位常光顾他餐馆的主顾向史坦利提供了一个推 销员的职位。“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推销员，”这位衣着光鲜的客人这么告诉他。“你知道如何应付人，如何和他们讲话。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星 期二下午 4 点钟来看我。这是我的名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史坦利就变成了一个向各个商店兜售成衣的推销员。“我喜欢到处跑，”他一年以后说。
“经常在路上奔波对我并不是苦差事。”
直到 12 年后的今天，史坦利仍留在这一行里。在这段期间，他替 5 位雇 主工作过，并结婚及离婚两次。不论他的雇主是谁，他最感兴趣的永远是如何打败现有的工作制度；对他而言，与其说这是一个目标，倒不如说是一个 顽固的迷信。他对自己的工作最感到自豪的一点是：他可以到处旅游，其他的工作者却被关在办公室里；他不断地见到新面孔，他们却得天天看同样的 人；其他的人有一份固定的薪水，他却有一个相当大的开销帐，这使他“可以玩数字游戏，期骗国税局及上司。没有人知道我实际上赚多少钱。”
在我们的眼里，这并不是一笔好交易。就像辍读大学一样，史坦利获得 的只是心理上的胜利罢了。
没有真正从学校过渡到社会
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琳恩。威尔森。她和我们所遇到 的人都不一样。罗伯及乐娜在不自觉的状态下试图打败工作制度；史坦利则蓄意这么做；至于贝利呢？他愿意接受现有的工作制度，并做个有成就的人。 在这方面，琳恩和贝利很像。她的个案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她代表一大堆从来没有真正从学校过渡到社会阶段的男女。
身为一个 14 岁的中学新鲜人，琳恩的智商及精力比一般同学都高，但她 却是个表现平凡的学生。像史坦利一样，她在那个时候对任何事的注意力都不能持久，但她会乖乖地按时做她的家庭作业。
她有许多朋友，其中包括由三个女孩及一个男孩组成的死党。他们谈论 的事情既非知性上的问题，也非恶意的是非，而是对他们认识的人做一些有趣的评论。“爱咪的母亲脸上拉过皮，”琳恩向她一位同学说道，“现在只 要一张开嘴说话，她的眼睛就会闭起来。”
也许光从她随和的举止与轻松的闲谈中，我们看不出琳恩是个有野心的 人。但她实际上却是个相当有冲劲的女人，有冲劲的程度比她自己了解的还要多。在念中学的最后两年里，我们曾分别问过她大学要主修什么科目，而 每一回她都毫不迟疑地回答：“英文。”可是在高中毕业、进大学前的那个暑假，她却因为念了两本有关社会学方面的书而深受影响。她改变主意，决 定在大学主修社会学。
但在念大学的头两年，她却不觉得自己所修的课程有多吸引人。这点使她感到很困惑。“也许这和他们采用的教科书有关吧！”她不只一次这么解 释。真正维持她对这方面兴趣的原动力来自她课外自行找寻的读物。“我可以走进一家书店，”她在大二上学期时说，“然后找到 10 本写得比这更好的 书，”她手里拿着一本泰寇特。巴森写的书。这是教授指定的教科书，但她却弃之如敝屣。然后她又加了一句她下一年度又会重复讲的话：“有时候我 会觉得他们正试图扼杀我们对这个科目的兴趣。”
琳恩当然不愿意让这种情况发生。虽然到目前为止，由于课程内容缺乏 吸引力，她对自己主修的科目多少感到有点失望，但课外阅读的书籍仍支撑着她朝社会学这个方向走下去。她的成绩非常好，而她也计划大学毕业后念 研究所。但到了真要申请表格的时候，她反而改变主意了。
这使我们感到很惊讶。过去 3 年以来，我们看到琳恩一直很努力地在她 选择的这一行发展。在努力的过程中，她曾遭到很多的阻碍。夸大、内容贫乏或枯燥的社会学教科书不只一次使她感到困扰，并减弱她对这一科的热 忱。但她不但没有放弃这一行，或对它肆意嘲讽，反而想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而现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因素却突然出现，且左右着她的想法。“没有必要 念研究所，”她说，显然已做好决定。“当我念出来时，可没有什么学校的工作会等着我。”她在 6 月毕业的时候，心中已没有一丝再继续深造的念头。 在接下来的 19 个月里，琳恩替美国一家数一数二的大保险公司工作，但她却觉得自己与所做的工作有一段距离。“我并不关心自己做的事，这不是 好现象。”琳恩在工作 10 个月后，带着歉意的口吻说道。抛开个人的感受不谈，她觉得自己欺骗了她的雇主。这使她决定换到另一家公司工作。她的第 二任雇主是一家玩具制造公司。打从一开始，琳恩就立志要表现得比前一份工作更令自己满意。 她把自己完全投入工作中，做完自己份内的工作，又急匆匆地找寻别的事情来做。“在这儿有好多事情要做！”她在那里工作一年后，苦恼地说道，“我真不敢确定自己能跟得上。”她的勤快和她同事平常做事的步调成了强 烈的对比。一位同事评论道：“她做起事来像着了魔一样，总是那么忙碌。”
琳恩以这种快速的步调连续工作了 3 年多。“我不能呆呆地坐在那儿，什么 也不做，”她不只一次说道。“我不是这样的人。”
然而做了 3 年多的事以后，琳恩不得不承认自己遭遇到一些问题，这和 她的婚姻无关，她很确定这一点，但她表示，“当工作不如意时，我的家庭也会受到影响，”于是她试图再继续寻找问题的根源。
有一件事令她极端困扰，那就是她所学的和她的工作似乎没有什么关 联。刚从保险公司转到玩具公司上班的确令她感到兴奋，因为闲暇时她要读一些关于娱乐器材、玩具方面的书，这些书对她来说都十分新鲜有趣，而念 有关保险额的文章却令她感到非常无味。就这点来看，她换工作是对的。可是日积月累，她大学时代所读的与她日常的工作愈来愈缺乏关联，以致她总 觉得自己的工作缺乏意义。在 27 岁时，她仍无法与自己的工作认同，这使她 很不安。
然后，琳恩决定去念研究所，并很欣慰自己找到了所谓的答案。她把填 好的申请表格送出去。“我只希望自己仍能进得去。我那时实在该去念研究所才对。”对获得社会学硕士与博士的人而言，这时的工作市场比 6 年前更 不景气，但这一点并没有困扰琳恩。她所要找寻的是学校本身，而非它日后所可能带给她的工作机会。
4 个月以后，她很兴奋地进入一家离她办公室还不到 30 分钟车程的大 学。“我会全力以赴，”她由衷地说。然而，回到校园里没几个月，她的心情又有了转变。“我觉得自己好老，”她指着一群年轻的学生说。但她真正 的意思并不是指年龄，而是觉得自己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虽然以前念大学时，琳恩对系方安排的课程很反感，但她也明白身为这 一行的入门者，她的看法或许是错误的。“十几岁的年轻人又能知道什么？” 她在 19岁时说；很显然地，她是想抹掉自己一刻钟以前所说的那些贬损课程 的话。现在，她的态度却不大相同。经过几年社会的洗礼，当她以过来人的眼光再度衡量学校的课程时，以往的激情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自我 的一种肯定感。
“这简直是场闹剧，”念研究所的第二学期她平静地说道，“那些教授 根本就不切实际。”什么事情是她最反对的？“他们只会不着边际的谈论一些抽象的理论，这些理论既无实质意义，也无内容。他们简直是生活在象牙 塔里，难怪他们的意见听起来这么贫乏、空洞。”但她大部分的批评仍是针对她自己，而非那些教授。“我过去一直以为自己能回到大学时代的生活，” 她在拿到社会学硕士的那一年说道。“我错了，我再也无法回去。这个地方和那家玩具公司一样，也是个商业场所——只是规模较小罢了！”
事情到此似乎也该告一个段落。根据我们的观察，当一个人对学校或工 作世界的任一方产生反感时，会自然地去接受他认为还有救药的另一方。琳恩两方面都尝试过。在 29 岁时，她对学校的敌意已大到足以令她乐意地把注 意力再度放回到工作上。大多数我们研究过的人都是这个做法，而起码有阵时期，琳恩也这么做。可是到了她 32 岁时，以往那种不满的感觉又再度浮上 心头。尽管她把自己全副的精力都投注在工作上，她仍无法得到成就感。她虽然能在别人面前掩藏这个事实，但却欺骗不了自己。“我就像是个旁观者 那般地看待自己的工作，”她说，心中对自己这个想法感到很不快乐。“也许我该做些别的事。”
她决定攻读社会学的博士学位。这一回，她可不像上次那么兴奋，以为 自己又回到一个舒适而且令人心醉神驰的知识世界里。现在她可是完全从现实着眼，希望凭一纸博士文凭增加她在工作世界的威信。她决定不做正式的 学生，每学期仅选修 9 个学科。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距拿到学位还要多久的时间？”我们最近问她。
“也许还要 10 年吧，”她答道。 琳恩并不是一个特例，事实上，徘徊在学校与工作之间的人不计其数。
虽然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回到学校选课，甚至放弃工作正式回学校做 学生，但大多数人都曾想过这个问题。有些人仅是想获得另一个学位，以便利自己的升迁，或获得别人的尊敬。其他的人是因为离开学校太久，已对它 产生了不实际的幻想。他们心中想到的是一个能让他们感到轻松、愉快而且又增长智慧的场所。有些人可能幻想成真，但大多数的人（包括琳恩在内） 就没这么幸运了。不幸的是，许多人在面临学校与工作的抉择时，往往拿不定主意，一会儿决定朝这个方向走，但在遭到一点挫折后，又决定换另一个 方向。由于他们无法一直快乐地留在其中的一个世界里，因而他们永远不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也就无法专心发展自己的事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 人花费了一二十年的时间，仍徘徊在学校与工作之间，深为自己的何去何从 而苦恼着。
冲向名声与财富
讨论完个别的案例之后，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回这一整群人身上。看 完上面各种不同的案例，我们该了解人们从学校过渡到工作的这段冗长时间里，所经常遭遇到的各类问题及因应之道。
在学校的时候，不管一个人的成绩有多差，他毕竟还是有进步的感觉。 每经历一个学年度，他就在教育的阶梯上明显地向上升了一级。比较起来，工作世界就显得太静态了；往往在过了许多年以后，一个人才能在事业的阶 梯上向上爬一级。更糟的是，在完成学业以后，许多学生发现自己必须面对一个令他们感到吃惊的事实：一切必须从头开始。这件事本身也许令人兴奋， 但对他们的自尊心来讲，未尝不是一个打击，所以在下意识里，他们会稍微扭曲事实，好使自己心里舒服点。由于他们都还很年轻，很容易把事情看得 太乐观。乐观并没有错，因为抗议或抱怨不但不能改变现状，反而会让人注意到他们卑微的职位。问题是过度乐观也会产生一些反效果，其中最严重的 就是，他们认为工作世界会很快地提供他们各种报偿。
乍看之下，乐观是这个国家的瑰宝之一。然而，事实却不像表面上看起 来那么简单。一旦这些年轻人发现他们无法立即得到预期中的报偿时，他们 的态度就会产生180 度的大转变。在 20 来岁时，受过大专教育的工作者会认 定学校是满足心灵生活的场所，而工作则是图利的行为。前者是高尚的，而后者则是鄙俗的。这种看法基本上和他们的自卑感有关：在社会工作的头 10 年里，他们可以借此宣称他们的职位并不卑微，卑微的只是金钱罢了。他们并未降低自己的身分，只是为了五斗米而折腰罢了，他们爱好真理、美德的 纯洁天性仍没有遭到污染。
问题是这种保全颜面的说法忽略了两个要点，第一，近年来毕业的大学 生偏偏很喜爱金钱；第二，这种说法妨碍了他们与新的工作环境妥协的能力。
由于他们在社会上的发展并不如原先想像的那么如意，他们会在心目中把学 校美化成一个充满诚实与美德的场所，而把企业界视作是一个充满欺骗与邪恶的大染缸。这种夸张的比较虽然能令他们心里舒服点，但也使他们不能以 正确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工作环境。
许多人曾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过去他们一直以为学校是个干净的发射基 地，能使他们光明正大地冲向名声与财富。而现在他们却必须为了区区的金钱，做些微不足道的事。为了逃离这种命运，大多数人会试图反抗工作制度。 于是，他们会不自觉地把学校的印象加以美化，因为他们需要一个道德基础来支援他们往后完全利己却不道德的行为。同时，他们又觉得在学校所学的 能够帮助他们在社会发展。他们不希望自己是那种赤手空拳敲企业界大门的 人。
在过去，语文及古典文学被视作是珍贵的资产。然而，这些学问仅适合 于那些毕业后早有好职位等候着他们的富家子弟。一旦大学教育不再是富贵人家的专利品时，这些学问实在不足以使平常人家的子女应付一个科技日趋 进步的工业社会。
对于第二次大战以后，象潮水般涌进大学的中等家庭的子女而言，光是 用一些形而上学的观念来衡量大学教育仍是不够的，因此，金钱就成了衡量的标准。“大专教育具有 10 万元的价值，”这是 60 年代早期流行的神话，就算这种说法在当时是正确的，70 至 80 年代的学生却知道它已经过时了。 他们心里很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就像一位学生在 1983 年所说的——当时他刚付完一年 10000 元学费的帐单，并另外准备好 5000 元做一年食宿及其他杂项 支出的开销——“想想看，往后我得赚多少钱，才能在财务上弥补回这项念大学的投资。”他所想到的不只是自己这四年所必须支付的一大笔学费及生 活费，还包括他在这段期间内是一毛钱也没赚到。
由于他们明白完成学业并不意味会有大笔的金钱报酬自动上门，于是他 们必须找个更新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继续念大学甚至念研究所。考虑 1970 年代 及1980 年代初期经济不景气的状况，这点更是格外重要，因为除非家境富 裕，或是心理上早已准备好将来不赚大钱，否则光凭知识上的乐趣不足以构成人们上大学的动机。抛开法律、医药这类需要大学及研究所文凭的行业不 谈，是什么新的理由促使人们愿意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呢？其实理由仍是一样，只是一般人把他们对金钱报酬的期望稍微做了一番调整。
我们样本中的年轻学生相信，一旦他们工作之后，就算他们在金钱上所 获得的报偿与他们在教育上的投资不能成正比，但起码当一些管理职位出缺时，他们会优先获得擢升的机会。大体言之，“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个古老 的观念仍维持着原状，只是稍经修正罢了。总之，在他们心目中，升迁机会变得比薪资多寡更为重要。
许多雇主与经理因此感到非常懊恼；他们显然不明白现代的年轻人为什 么会变得这么急功近利。一个常听到的批评是：“他们才离开学校，在这儿 只工作了 3个月，就妄想自己成为公司的董事长。现在的年轻人比以前糟多 了。”不错，他们说的是事实，但别忘了背后的理由：“大学教育值 10 万元”
这个神话粉碎的结果，迫使大学生以其他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总而言之，当学生们毕业并开始工作以后，发现他们的教育程度并不能 带给他们预期的利益时，他们决定自己采取可以打败工作制度的措施。当然，并不是每位大学毕业生都会有这种反应，但它却是最普遍的现象。
由于这些年轻人当初对教育抱了很高的期望，但却没有获得他们所渴求 的东西，他们觉得这世界亏欠了他们。不说别的，光凭他们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在学校里，就使他们觉得自己有资格受到青睐。在办公室里试图三级跳， 以便一下子就超越同事的心理，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想收回应有的报酬。
我们不应该贸然地指责他们在工作上有不诚实的行为，因为他们仅是遵 照内心中的一个假设行事：只要你愿意留在学校，学校这个发射基地就会把你当成火箭般地发射出去，使你在名与利方面，都远远超过同辈人物。他们 的要求很简单：“我已经达到你的要求，因此值得获得应该属于我的奖赏。
把它给我吧，如果不是薪酬，那么就是升迁的机会。“
老是在移动的标的
由于有太多能力相当的人争吵着索取同样的东西，个人的要求很快地就 被淹没在一片喧闹声中。然而——这是重点所在——真正的伤害往往是自找的。很少人会承认自己在工作上有欺骗的行为，相反地，他们往往会怪罪周 遭的生活环境。他们会变得完全能接受一些自己以往所谴责的行为。举例言之，如果他们想说谎或欺骗，他们现在会有足够的动机鼓舞自己这么做。有 一个人就曾以异常坦白的口吻说道：“我当然恨我的老板。我非恨他不可。
我总不会偷一个我喜欢的人的东西吧。“他当时正准备把公司里的一台电脑 削铅笔机偷偷带回家。
大多数有他这种态度的人所偷到的只是一些无形的东西：时间与对工作 的热忱。但这种偷窍的行为却产生了不利的后果。因为它使他们更加疏远一个原可使他们安身立命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会把自己想成是纯洁、 无辜的受害者。而企业界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兽窟。有些人终其工作生涯都会沉湎在这种幻觉中，而失去了自我成长的机会。
人们可以用一个测验来决定自己在这方面是否会遭遇麻烦，不过，要说 明这个测验何以有效，首先我们必须稍加说明。
如果把大多数人早年工作的感觉作一番分析的话，会找出两个极端来： 一是“专心投入”，一是“欺骗”。有些人显然热爱并投入他们的工作，而且每天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相对地，另外有一些人并不喜爱他们的工作，能 敷衍了事就尽管敷衍。对他们而言，每天工作的时间似乎过得特别缓慢。为什么我们不单纯地称呼这些人在“捱时间”，而要用“欺骗”这种损毁性的 字眼来形容他们呢？理由很简单，如果他们受过大专教育的话，这正是他们自己的感受。而且教育受得越高，他们也愈容易把自己从事不喜爱工作的行 为视作是一种欺骗。
也许有人会提出抗议，认为就算是最认真的人有时也会厌倦自己的工 作；相反地，最不热心工作的人有时也会突然地认真起来。我们承认这点。
但十年来，每天两次、每年持续三星期的调查结果却显示出：有些人的确是 比别人对工作更感兴趣，而且能数十年如一日地维持着相同的态度。
现在我们可以提出下面这个问题：就工作这方面而言，人们每天有多少 时间会觉得自己是个骗子？光是问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有多吸引人，并不是个问问题的好办法，因为在试图回答的过程中，人们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答案。
（这种情形也经常会在人们感到快乐时发生；一旦他们说自己感到很快乐以 后，他们就发现自己不再快乐了。）
另外一个问这问题的方式和恐惧感有关，而大多数我们研究过的人也比 较知道该如何回答它。它就是：你每天花费多少时间等着被“逮个正着”？
令我们惊讶的是，在我们的样本中，有将近 37%的人承认他们经常生活 在这种恐惧中。许多人在年近 30 的时候，才察觉一件事：即从十几岁的时候开始，他们便期望着能逃过别人的侦察。就如其中一个人说的：“我总是在 祈祷，千万不要让那些老师发现我实际上知道得很少。”然而，这种态度不仅是出现在学生时代。在五位说这种话的人当中，有三位从学校过渡到工作 世界的时候，会在不自觉中把他们逃避老师侦察的态度用到他们的上司身上。他们原先的恐惧感并没有随着离开学校而消失，反而跟随他们到社会上。 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害怕什么，只笼统地感到焦虑。有趣的是，他们在下意识里却阻止自己弄清楚这种焦虑的感觉。因为如果他们说：“老板在身 边的时候，我必须留神点——我必须确定他不会发现我到底做了多少，或知道多少，”下面一个问题自然是：“为什么？你想掩藏什么？”为了避免他 人或自己问这个问题，他们总生活在一种难以名状的紧张状态中，同时又尽量地表现出很尽责的样子。 他们怎么应付自己这种情绪呢？那就是不断地采取快速的行动。那些觉得自己有些事情必须隐瞒的人几乎毫无例外地相信，保卫自己最好的办法就 是不断地行动——动作上或口头上都可以。他们在这件事上最常发表的意见是：“你无法打中一个老是在移动的标的。” 停下脚步，在一个地方驻留长久一点的时间，可能会促使不利的后果产生。“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人们会看穿你这个人，”一个 29 岁的青年这么说，“这时你就完了。你会丧失你的魅力（在这里指的是有能力的形象），没有 人会想和你来往。这可能使你失掉工作。”
从所有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年累积下来的恶性循环。这些人在 学生时代并不觉得自己学到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很高兴自己能够毕业，或留下自己大部分的缺点不为人发现。可是当他们正式进入社会工作时，他们又 觉得自己尚未做好适度的准备。为了支持自己身为专业人士的形象，他们不得不伪装自己，然而很快地，他们所戴的假面具就不再足以使人信服（人们 正逐渐看穿它），于是新的蒙骗手段又应运而生。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使他们的职位与能力、知识之间产生愈来愈大的裂缝，终使他们不得不想法转 换工作环境。但这样做将使他们更难以静下心来填补原有的裂缝，为更高一级的职位做准备工作——即使他们已获得了更高的职位。
我们在这儿所要强调的并不是他们名不副实，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不 断地调动工作，他们没办法真正安定下来，了解自己最感兴趣的工作是什么，并全力朝这个方向发展。他们不但不能专心工作，而且还必须耗费大量的时 间去隐藏自己技不如人的秘密。
因此我们对下面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就工作而言，每个人每天花多少时 间在担心自己的底细被揭穿上？就算有些人的回答仅是一天 15 分钟那么短的时间，我们仍看得出这对他们事业的发展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然，这类 潜在的损害因素必须隔一段相当长的时日才会显现出来。那些害怕自己能力不足的人，往往会做下面两件事，致使他们自己及他们事业的成长受到伤害。 第一，他们不想法增长自己所需要的知识。第二，他们在加强自己能力方面所做的努力微乎其微。就算有些人早具备良好的基础来尝试不可知的事 物，但他们仍觉得这是孤注一掷的冒险。他们避免在公开场合学习，因为他们认定这样做很可能会把他们的无知暴露出来。 结果是他们必须假装自己拥有这些技能，甚至可顺理成章的要求升迁。
这听来也许很奇怪，但如果我们了解他们的心理，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有什么 怪异了：他们私底下希望自己能被提升到“不会再被人质询”的位置。
但他们现在却发现天底下没有这档子事。
二、让别人感受到你的独特性
独立与反抗
当人们年幼时，经常需要父母提醒他们说“你好”、“再见”、“请”、“谢谢”及“我可以吗？”等礼貌语。等上小学以后，这种礼貌语变得格外 重要：师长会根据这些来决定他们的操行成绩。在父母及师长眼中，操行成绩不好就和学业成绩不好似地一样令人不快。
进了初中之后，一般人对学业的重视开始凌驾于品行之上，到了高中， 这种转换变得更加明显。虽然行为的好坏有时仍会影响到成绩，但它已不像 小学时那么重要了。
到了大学，品行已无法完全左右一个人的成绩了。前述史坦利的反应就 是一种典型的例子。学生们经常会因为自己一下子被容许有这么多个人自由而感到惊讶与兴奋。学校当局除了学业以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所以有 些名列前茅的学生穿得像乞丐一般也没人管。
大学生所需服从的范围逐渐缩小，且通常以学业为主。他们必须熟悉课 堂上所教的，否则就有被当的危险。然而一旦踏入社会，一个人行为举止的重要性却又忽然增加了，甚至较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不守规矩的孩子， 为人父母者可能会斥责甚至于体罚，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却不会因此而破坏。对于年纪较小的学生的调皮捣蛋和恶作剧，为人师长者也能适度容忍， 知道这是这个阶段所无法避免的。然而做老板的人，却不太可能宽恕员工在工作上有太多逾矩的行为。事实上，每个公司都存在着一些无形的行为准则，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然而公司却期望每个成员都能遵守。如同琳恩所说的，“从前上课时我只需要对老师微笑，然而现在我却必须不断地对所有的上司 微笑。”罗伯的感受更是难堪，科长要求他每天经过办公桌前要说“早安”，他懊恼地告诉我们：“简直又像回到了七岁！”其实罗伯还算是很幸运的。 我们发现有些上司虽然讨厌某个属下粗鲁的行为，但却不会坦诚相告；反之，他们会向其他的同僚提及这件事，或是在这位部属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借题发 挥。
总之，工作世界中存在着一种反民主的气氛。而美国许多公司的规模日 趋扩展及近年来流行的企业接管，更扩大了这个问题。虽然美国人并不喜欢独裁，但在工作世界里，服从被视为必要的条件，不服从则会遭到处罚。
一般的工作者和学生并非不知道这种现象，但他们总认为，只要能够及 早打算，他们一定可以设法逃避。“如果我喜欢听命于人，我早就去当兵了。”
亨利。柏克说，但他并不想这么做。念完研究所以后，亨利进入一家小规模 的顾问公司工作，在那儿可以像隐士般地独自解决电子工程方面的问题。“大部分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像陈尸间般的安静，”亨利快乐地说道。除了工作 环境安静这一点令他很满意以外，能在穿着上依然不修边幅也令他很高兴。
他的头发又长又油腻，身上总是穿着一条褪色的牛仔裤及一件肮脏的汗衫。 在这家公司工作了 4 年以后，他决定转到别家规模较大的电脑公司做系统工程师。在新环境里，他的办公室比原先的大三倍，而更重要的是，一打 开门就可以看到许多人。他原先工作的公司里只有 10 个人，而这家公司的员工却超过 1000 人。 光看亨利的行为表现，我们绝无法了解环境不同对他的差别。他注意到新环境的噪音（“这儿比较吵，但如果我觉得受到干扰的话，关上门就行了。”）
除此之外，他觉得新公司和前一家公司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在他心目中， 这两家公司都像学校一样。就像他所说的：“我之所以喜欢在研究发展部门工作，是因为在这儿，你仍是‘你自己’。他们只在意你的研究成果。”
在亨利念大学及研究所时，情况的确如此。事实上，我们得承认这使亨 利更能专心一志地做他的研究工作。就如他在大四时发表的意见：“如果我不需要费神去想我牛仔裤是否肮脏的问题，我就可以更专心些。”由于亨利 及校方都只在意他成绩好环，因此并没有什么麻烦发生。但这却使他贸然下了一个错误的结论：不但在学校情况是如此，在其他地方也应该是如此。他 以为任何公司如果希望他全力以赴，就得参照学校的方法行事，并且不在意他的穿着。这是一种不用言喻的互惠交易：在工作上他会全力以赴，创造优 良的成果，唯一的条件是公司不要管他邋遢的外表。
公司也没有管这些，起码没有对亨利如此表示。在这个时候，亨利已是 一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他对工作投入的程度实在令人没话说。每个星期他工作的时间比公司要求的还要多出 10 至 20 个钟头，且经常为雇主做些连他 们都不知道的额外工作。
不过，我们仍想知道享利在这家公司的发展。薪酬及升迁对他很重要， 但他的独立性也一样重要。如果保持独立意味着他必须接受较低的薪酬或较不易被升迁的话，他可能也会接受。问题是亨利根本不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 么冲突。别忘了，他之所以选择在公司里的研究发展部门工作，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觉得只有绩效才是最重要的。
就某种程度而言，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一年年过去，他在公司发展的 情形并不像其他能力和他相当的同事那么顺遂。在这家公司工作的第 6 年，一位同事建议亨利买套西装。“为什么？”亨利反问道，“我又不是要参加 葬礼。”在同一个月之内，他又听到类似的讯息，但却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他在无意中听到一位上司说：“不，我不想派亨利到外面（去 见顾客）。他看起来像个流浪汉。我们不能给别人这种印象。”
自此，亨利终于了解自己无法完全任意而为，虽然，他仍不打算改变自 我。在他的心中仍深印着以爱因斯坦为首的传统科学家形象：杰出，但衣衫褴褛。在偷听到他上司评语的同一年里，亨利说：“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该做 什么——我是指怎么穿着。”这是仅有的一次我们听到他脱口说出这种话来；但他把工作和穿着混为一谈却让我们明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本书并不想讨论有前途的主管该如何穿着，而亨利为他破烂的牛仔裤 小题大做，也不是我们在这儿想讨论的重点。重要的是，亨利把他的服装当成是一种独立的宣言，他的服装代表他这个人。也许在很多地方，亨利都显 得很宽容，很愿意与人合作，但在衣着这方面，他是一点都不肯让步的。他认为，如果在这方面做丝毫的妥协，就是对他个人完整性的一种威胁。“一 旦我让别人支配，谁知道以后会演变成什么样子？”他不只一次问道。这是一个他一心想防卫的领域，哪怕因此失去工作。
当然，他并没有失去工作，但这并不见得是好现象。在工业界里，好的 科学家如果到后来不能升到主管的位置，那就像是棒球场上的老球员退休后不能获得教练职位一般地糟糕。两者很快地都会被年轻的竞争者取代。亨利 感到最痛苦的是，下列这种情形就发生在他的眼前：一些资浅的同事已超越他，并在最近被升到他认为自己早该获得的管理职位上。
做一个有“个性”的人
亨利的许多同事认为他的薪水及升迁问题出在他的衣着上。他们错了； 因为我们发现许多十分注重穿着的男女也发生和亨利一样的问题。
“我喜欢让人看起来觉得很舒服，”格儿。史梦思说，而她也的确努力 这么做。她并不觉得花时间买衣服、鞋子及化妆品有什么不对，她认为职业妇女本来就该打扮一下才对。“我会计划好第二天该穿什么衣服，”她说。
“这只需花几分钟的时间。有时我会把先要穿的衣物摆出来，这样我第二天 早上就可准备得更快一些。”
格儿在一家资产数十亿，拥有美国三大电视网之一的大众传播公司工 作。在大学时代主修英文时，她的态度及外表经常看起来很随便；然而一旦毕业，并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以后，她在这两方面都改变了。“怎么回事呢？” 我们问她。“我希望好好表现——”她答道，“在某些方面。但我还不知道是哪些方面。”
在她工作的头 8 年里，格儿换了三次工作，而每一回她对工作厌恶的程 度都比以前更严重。“这里的组织一点都不完善，”她在第一及第三个工作任期内时都这么说。“在这儿，我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这是她对三个工 作共有的评语。这几年虽然过得不怎么得意，但她在不知不觉中还是从学校过渡到工作世界里，她不再像学生时代那么不知天高地厚了。
熬过这段过渡期以后，她准备安定下来，这回格儿特意选择一家规模大 而且多元化的公司，因为它可以提供她各种不同的事业途径。生产部门对她的吸引力最大。“这是业务的神经中枢，”当她决定接受这家公司提供的职 位时说。
格儿做这份工作还不到 4 个月就与人发生争吵，而往后的岁月里，这类 型的争吵也经常发生在她身上。她的上司莎莉，一个肥胖的女人，对某项工作计划有些意见，而格儿极端不同意她的看法。“我告诉她我觉得这很荒谬，” 格儿得意地说道，同时又补充了一句：“那个胖女人连皮毛都不懂，却自以为什么都知道。”莎莉得知后很生气。从那个时候开始，她们之间就经常发 生摩擦。“谁在乎啊？”事隔几个星期以后格儿说。“如果他们够聪明的话，就该早点让她走路。”
这种微妙而又长期性的冲突，不仅发生在格儿与莎莉之间，同时也开始 出现在格儿与其他同事的人际关系上。就某些方面而言，这种现象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格儿完全是以强烈的个人角度来看工作世界的：不是朋友， 就是敌人，很少有人能处在中立的位置。格儿大学时代的室友就发现她是个很好辩的人，经过这些年后，这种情形更加严重了。也许在谋求生计方面， 她很乐意做某些让步，比如说早上早点起床、准时上班，并认真工作等。然而，有一方面是她绝不肯做任何妥协的，那就是她的意见。“我觉得怎样， 就该是怎样！”她经常这么说。“我知道自己的想法。”而她也相当乐意让人们“领受”她的看法。
除了同事外，她对上司也是这个态度。只要牵涉到任何判断问题，格儿 就希望能把自己的意见以强而有力的方式陈述出来，并使人们认真考虑它。
她和小她两岁、但职位和她相当的爱咪，就为了谁该管理新进来的行政助理 而发生口角。“她是个白痴，”格儿在事后生气地说道。“我们一天做的事比她那一组人一个月做的还要多。”
我们并不想让人们对格儿有错误的印象，她绝对不是那种把所有上班时 间花在与人争吵的人。相反地，她算是个做事很认真的人——虽然有些地方有点保守。就像亨利一样，她很愿意在企业界好好工作，也愿意成为公司的 一份子。但在这儿，我们所想要强调的一点是，如同亨利用他的穿着表达自己的独立一般，格儿也用她的意见做为达到独立的手段。
在 35 岁的时候，她仍坚持 19 岁时的方式。“如果你相信自己的想法是 正确的话，不把它讲出来实在是一种罪过，”她这么说，她的话听起来也许很有道理，可是把她过去 15 年来发表的意见仔细做一番分析以后，我们就会 发现，要嘛就是她的意见像天气那么变换不定，不然就是她故意摆出坚决的姿态，以使自己看起来像是有强烈的信念。
有趣的是，大学毕业后，她曾到法国玩了六个星期，回来以后发表了很 敏锐的看法。“法国人经常把别人（在政治或知识方面）的意见据为己有，好使自己看起来很世故的样子。”她带着微笑说道。但她却没有察觉到 10 年之后，自己在工作上也犯了同样的毛病。
对她提及这点（我们并没有这么做，但她几位同事却这么做了），就如 同亨利的朋友对他提及他的衣着一般，只会获得激烈的反应。她有一个强烈的信念，认为一个人若不能尽量把握机会表达个人的意见，就不能算是风格 独特的人，更糟糕的是，安静地坐在那儿，聆听别人讲一些你并不苟同的话。
前一项作为会损害到个人的特性；后一项则意味着一个人并不配拥有任何独 特的人格——或者根本就没有。
根据格儿的标准来看，她的所作所为无异于定期地向人宣扬她的独特 性，尤其是当她和同事及上司之间产生激烈争执的时候。这些争执虽然不会造成彼此互相咆哮的场面，但却有两个特点，那就是它们会使人情绪紧张， 而且是持续地紧张。那些激怒她的人会让她感到非常气恼，而这种气恼的感觉在几个月后仍停留在她脑海中，使她感到痛苦。不过不管怎么说，它们总 算让她有了表现自己独特个性的机会。就如她在 34 岁时所说的：“光是安静地坐在那儿，你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无名氏罢了！”
格儿的态度固然能使她达到个人的目标，但对她事业上的目标却造成很 大的伤害。在过去 12 年里，她一直在这家公司做事，但进展的速度却比公司里其他资历及经验和她相当的人缓慢。“为什么呢？”我们问她一位已经离 职的上司，回答是：“我和其他几位同事都认为，她有个性方面的问题。”
这个回答一定会使格儿大吃一惊。就她个人的观点而言，她是公司里难得的几位算是“有个性”的人。
让别人停下来，感受你的存在
约翰。哈特是我们要提出的第三个人，也是最后一个例子。他和亨利格 儿不一样：不象亨利，因为他总是穿着很整齐；也不像格儿，因为他是个相当有礼貌的人。我们不久就可看出，这是其来有自的。
“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当一位同学催逼着当年 20 岁的约翰回答一个 问题时，他这么答复着。每当约翰要做一个决定时，总会再三思考。人们经常责备他行动迟缓（“他总是花费很多的时间来下决心，哪怕只是为了一些 小事，”他的女友说，）但你必须承认一点：从没有人曾经指责他行事轻率或冲动。那些不喜欢他的人则认为他胆小如鼠。这种形容词并不适用在约翰的外型上，他身高 6 尺 3 寸，体格非常强健；但就心理方面而言，这项形容 词有几分真实性。他一向就不愿和人们打架，更尽量避免与人有任何口头上的争执。
大学时候他主修企管，这是一个他很喜爱的科目。“我可以预期自己将 来正可好好利用这些学到的东西，”他大三时说。他不但对这个科目感兴趣，也喜欢伴随着它而来自我形象。他并不觉得把自己的未来人生花在忙碌的办 公室里有什么不对。“那是发展事业的地方，”他大四时说。
在获得企业管理的硕士学位以后，他加入一家国际性的化学公司工作， 并对自己刚开始获得的职位很满意。薪水还算不错，而升迁的机会也很大。
“不须从基层干起实在很好，”他在提及自己的好运时说。“我原先的期望 没有这么高。”由于约翰主要的兴趣是在管理方面，而学生时代他也主修这方面的课，他亟须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付诸实行。“我觉得这儿有很多事可以 做，”他在工作 4 个月后说。
然而，直到约翰在这家公司工作 15 个月以后，他才开始察觉自己的弱 点，而这也是他以后经常会遭遇到的麻烦。他被邀请加入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审理公司里的源源不绝的活动报告。“这家公司的问题出在：必要的消 息传达不到最高阶层，”约翰这么说。这家公司的规模非常庞大，分支机构遍及全世界各地，所以需要很多人集体努力，提出一个有效的审理报告。
不幸的是，这使约翰的上司有机会把他的表现和委员会中的其他成员做 一番比较，在工作计划开展的头几个星期里，他们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约翰的进度比其他人缓慢许多。“快点，约翰，动作迅速点吧？”他的顶头上 司友善却认真的说。
约翰的速度不但没有因为这句话加快，反而停顿下来。“速度，”他憎 恶地说道，“这是这儿唯一重要的事。每个人都期望你昨天就把事情做完。”
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他速度缓慢这个问题很快就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因 为事实显示虽然最高管理阶层能获得全世界各地的活动报告，但这些消息总是到得太晚，以致他们不能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在这种情形下，约翰谨慎而 又慢条斯理的行事方式很教人头疼。他组里的一位同事讽刺的说：“如果你有什么坏消息，并希望它像蜗牛走步般地传出去的话，把它告诉约翰。” 由于在这个工作计划快结束时，约翰突然加起劲来，工作得和别人一样快，所以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受到多大的伤害。“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工作 得和别人一样快，”他懊恼地说，“但这并不表示我喜欢这么做。”在接下 来的 5年里，他被擢升了两次，但升的幅度都不大。在一次会谈中，他的上 司告诉他升迁的消息以后，对他说：“你的工作表现不错，虽然有时缓慢了点，但是很好。” 约翰觉得自己如果换一家化学公司工作，发展的机会会更大一些，因此便开始做换工作的准备。当时，他 31 岁，并在另一家公司再度获得一个比他 原先预期还要好的职位。“我很喜欢这儿的环境，”他在接受这份工作的几个月以后说。“这个地方很适合我。”然而，在后来 13 年里，他的同事和上 司却在约翰身上看到一些他们当初没有预料到的、也不喜欢的特性。
如果在约翰加入这家公司两年以后举行一个人缘比赛的话，他一定拿最 后一名。这并不是说他的能力比那些较受欢迎的同事差。但毫无疑问的，在其他同事的眼光里，约翰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为什么呢？且听一位办公室与约翰隔两个门的同事离职后的说法：“他有时实在会气死人。当你给他看一些东西，突然一切就停顿了。他会抱住那 个东西不放，好像在孵豆芽。用来等他的时间，你简直可以织出一张蜘蛛网 来。”
约翰对自己做事的看法则很直截了当。“我不会为了配合任何人而加快 自己的脚步！”他在 32 岁时说。“我在这儿可不是要做个人云亦云的人，” 他 33岁时又补充了一句。35 岁时，他在电话里问：“我不应该花这么长的 时间看它吗？”然后回答：“那么，真对不起，他们只得等了。”到了 38岁时，他说：“等我一切准备妥当以后，自然会做的。”停顿了一会儿，他 又补加一句他常发表的评论：“这是原则问题。”
也许他是对的；但他的“原则”却妨碍了他事业的发展。到了 44 岁时， 他的成就并不比 31 岁时高出多少。就像亨利及格儿一样，好几位比较年轻的竞争者很轻易地就超越过他。4 年前他恼怒地问我们：“他们有什么条件是 我没有的？”也许把约翰顽强的态度和亨利宽松的牛仔裤、格儿粗鲁的意见做比较，会显得太轻率了点，但在这三个案例中，你都可看到重要的相同点。 拿约翰和格儿来讲吧，自始至终，他们都决心要出人头地。然而，约翰并不打算用个人的魅力或吸引力来达到这个目标。约翰不像格儿，他是个不多嘴 的人。事实上，以她的标准来衡量，他甚至可说是个缺乏个性的人。
不过没关系，他有自己的一套。这个方式他已采用了很多年，而且认为 随着自己职位的升高，他可以更有效地运用它。这个方法就是他所说的：“我要正确地做我的工作。”但他又如何知道怎样才是正确的呢？他自有一套评 判的方法。“当别人因为我做事的方式而生气时，我就知道自己做对了。”
当然他不会一直做计划中的绊脚石，因为这未免太明显了，而且可能会使他 遭受被辞退的命运。他只想让别人感受到他的存在，并不想被解雇。
所以他精挑细选了几个主要的工作计划，提出一大堆反对的理由，试着 使别人停顿下来，并感受到他的存在。读者也许会奇怪他怎么知道该选择哪些工作计划呢？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就 留给别人决定。
他们愈是对他提出的异议感到不耐烦，就愈表示这个计划很重要，起码 对这些人是如此。如果他们不耐烦的程度已到了公开发怒的地步，则表示这个计划极端重要，这时，他会变得格外顽固。对于这种不合作的态度，他该 以什么做借口呢？最好的借口是：“我要有独立判断的能力；这是公司付我薪水的原因。我也不愿意因为受到催促而冒失地行事。这是个人原则的问 题。”“不把一件事情好好地想过一遍就贸然行事，是非常不负责的行为，你说对吗？”他会傲慢地回答善意劝告他的人。
格儿的态度基本上和约翰差不多，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她攻击的目标 是别人的意见，而非工作计划。如果她的同事或上司持一种看法，她在不自觉间就会想持另一种看法。就像约翰一样，她不能冒险每次都与别人的意见 抵触。这样子做未免太明显了。选择几个意见争论一番就足够了。问题是怎么选择呢？答案是选择那些人们带有最强烈信念的意见。如果有任何激烈的 争执因此而展开的话，则表示她做了正确的选择。无怪乎她会讨厌那些没有“个性”的人。她觉得他们就像是光滑、溜脚的石块，使她跌入一条溪中， 冲向一个致命的瀑布，而这瀑布被命名为“无名氏”。
试图与众不同以上三者，及许多类似他们的人，在事业生涯中所遭遇到的问题并不只 是大学时代的后遗症。要找到问题的根源，我们必须回到高中、初中甚或更早的时代。少年人寻求别人注意力——或者害怕大家都注视他——是很正常 的现象。这是一种充满焦虑，而非喜悦的欲望。
随着年岁的增长，一般人更害怕的是自己还没有独特到能引起别人的注 意。因此，少年人及青年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在任何一方面都不特殊的话，又怎能在一群人中显得突出呢？”学校是美国小孩首度与社会 接触的场合，从一开始，它就在两方面提供他们挑战。一方面，由于它是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必须与它妥协，并适应它，不然就会长期的感 到心情烦闷。另一方面，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隐没在一大群人当中，也不是大多数青少年所能接受，他们想使自己在一群人当中脱颖而出的欲望是非常强 烈的。
为了使自己显得独特，一般青少年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使自己与父母“分开”。要使自己和亲友之间产生距离，有许多方法可行，最激烈、也最 有效的办法就是发怒。对一个和自己有关系的人发脾气，可以暂时切断彼此之间在感情上的联系，然而，这种方法却容易令人感到精疲力竭。而且一旦 愤怒的感觉消失，双方的疏远感也逐渐消失。
等和父母分开的程度已到能产生“我们对他们”的心态时，青少年开始 处理他们第二件想做的事：在他们所处的社交圈中变得特殊起来。请注意他们行事的顺序——首先是全力寻求独立，然后是不断地努力在公开场合表现 自己的个性。
许多青少年把这两件事合起来一起做，我们并不感到惊讶。要达成其中 一个目标就已经困难重重了。同时达到两者对大多数青少年而言，是非常辛苦的事。在不自觉中，有些人会把这两个目标融合成一件事情看待。这是一 个简单、可以理解，但却悲惨的策略，因为有许多人因此再也无法恢复正确的心态。几十年以后，他们仍会追寻其中一个目标，或是另一个目标，他们 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亨利希望自己是个独特、与众不同的人，这点并不是他的错，因为每个 人都有这个渴望，只是程度上不同罢了。但他在 34 岁时的行事方式却仍和那 些 14岁的少年差不多。在 14 岁那个年龄，青少年的个性还没有发展得很完 全，不管他们喜欢与否，他们仍必须依靠他们的父母。所以他们所能做的，只是集中精神在第一个目标上，即借着反抗父母来寻求独立。不论他们的父 母做什么——或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做相反的事。如果他们的父母穿着整齐，则他们会穿得很随便。反之，如果他们的父母穿得像是嬉皮或阿 飞，他们可能会随时穿西装、打领带。他们重复采用的方法则是：如果他们这么做，你就采取相反的举动。如果他们因此生气，那就表示你做对了。这 是你得知自己在做他们所不愿做的事情的办法，而这也是你知道自己真正独 立的办法。
格儿一向就是一个善于表达自己的人。事实上，她比亨利口齿清晰多了。 所以对亨利试图用衣着来达成的目标，她会用言语来达成。两者在办公室里采取的媒介虽然不同，但基本动机是一样的。格儿会等待别人先发表意见， 然后再说出相反的意见来。她在工作上所表现的态度可以用几句话来形容：“如果你想在听众面前表现出一个独特的自我，你就必须和他们的意见相左，有时态度还得很激烈才行。诚然，他们也许会因为你的立场而不喜欢你， 而你也不见得像表面上那么不赞同他们的意见，但如果你主要的目标是想突出自己的话，你显然做到这点了。”
约翰采用的方式和亨利及格儿大同小异，只是更巧妙罢了。虽然他是三 者当中最安静、也最不冒失的人，他却可以仅凭别人对他行动的反应而决定这个行动是否有价值。换句话说，别人的反应愈激烈，愈表示他做对了。如 果亨利周围的人每天穿着都和他一样随便，尤其是当老板叫他们全体都穿同样的服装时，那么亨利反而会感到恐慌。如果格儿周围的人都同意她的看法， 就像做属下的人经常尝试做的一样，她不吓得跳起来才怪。同样的，如果每个人都赞成约翰的决定，他一定会认为做了些可怕的事。旧日怕淹没在众人 之中的恐惧一直滞留着，而他们采取的对策也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大胆地反抗别人的立场，好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来。不幸的是，这种办法只能收一时 之效，一旦那些可供他们攻击的对象不复存在时，这种方法便无用武之地了。
这时等待的过程又再度展开，直到另外一些适当的攻击对象出现为止。
由于他们三个人的确都很喜爱自己的工作，所以他们在不自觉中采用的 这种自毁前程的方法，的确令人感到可悲。他们并不是那种一心一意想摧毁工作制度的懒虫。事实上，他们不但喜爱自己的工作，而且每年还快乐地额 外为它付出几百个小时的时间。问题是他们的才华及付出的精力并不能从他们的薪水及职位上反映出来。因为在与同事及上司所发生的各种冷热的争吵 中，再也没有比他们自己更阻碍到自己事业成长的人了。
治一治青春期“后遗症”
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是心理医生的事，但在绝大多数的例子中，情形却 非如此。大多数人所需要的只是勇敢面对他们的问题，而非退缩回来。但在正视他们的问题，并采取因应之道前，让我们仔细思考两个看起来很简单的 名词：独立性（independence）及个别性（indi-viduality）。
在我们所讨论的工作环境里，这两个名词的主要区别点是非常明显的。 独立性表示一个人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且可随自己的喜好来去自如。它意味着行动的自由，也意味着思想上的自由；换句话说，不论大小事情，一个 人都可以自行做决定，而不会受到不当的压力或胁迫。
另一方面，个别性则表示一个人很独特，而且能够表达出他的这种独特 来。我们在往后的讨论中把重点摆在后者上，主要的理由是：我们发现往往正是那些“怀疑”自己不够独特的人，会格外地想在工作上或闲暇时，把握 住各种机会来表达出自己的独特性来。某种东西正在这些人的心中作祟，使他们觉得自己在周围的人当中还不够突出到足以让人识别出来。因此，他们 会抓住每一个向人显示他们独特性的机会。这种倾向到后来会惹恼他们的同 事及上司。
对自我个别性的看法往往和独立自主的观念有密切的关联。简单的说， 在我们的样本中，那些怀疑自己不够独特的成员，经常会过度地关切他们的独立性是否遭受损害。下意识里，他们过度地害怕自己会被人影响或左右， 因此，他们担心自己和同事之间的情感距离会太近。
在美国，这是一个心理兼文化方面的问题，“不受人影响”是许多人的 目标及烦恼。典型的评语是：“我不喜欢别人告诉我该做什么。”身为美国人，我们在这方面很容易受到伤害。我们希望保有自己的权利。我们希望是 自己自愿答应某件事，而非被胁迫的，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大多数人之所以会产生这方面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下意识里期待着冲突的产生。更明确 的说，他们希望有人反对自己，因为仅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感觉到自己的独立性及个别性。像他们这样的人很容易把自主性和个体性混为一 谈，并同时追求两者。
有时候，人们会过度强调他们不受他人影响的独立性，但大多数在工作 中产生的严重问题，却和他们观念的混淆有关。换言之，个别性意味着在某些方面显得与众不同。这一点在美国虽然格外地受到强调，但是我们很惊讶 地发现：没有多少美国人真正认为自己很独特。其实他们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只有外国人才会在我们眼中“看起来完全一个样子”，相同的，我们在 外国人的眼中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我们每天在工作环境中所见到的人都是很独特的；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认识他们。如果我们能很轻易地辨识出 他人的个别性，毫无疑问地，别人也能辨识出我们的个别性来。
如果到 30 岁，我们还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独特的话，就该当机立断把这种 怀疑的念头切断。每个人事实上都很独特；自己看不出来这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别人能看得出来。
追溯以往，我们会发现最有理由担忧自己个别性的人，是那些处于青春 期的青少年，因为他们仍在经历成长期中各种快速的变化，而且不知道这种变化会使他们未来的人生朝哪个方向走去。学校使他们第一次领略到在一群 人当中生活的滋味；但学校生活却也在许多人心中留下创伤。毕业以后，许多人会带着一丝绝望的承认，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小圈子”里的人，或成 为学校里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几十年以后，这些人仍担心自己是否能表现出自我独特的地方；但这回却是在他们的工作环境里。这种心态不但摧毁了 他们内心的宁静，而且在很多例子中，也妨碍到他们的事业。这种青春期遗留下来的焦虑感是他们必须摆脱的束缚。
总之，要明白为什么有许多人在事业上会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只要观 察一下他们与别人意见相左的情形就行了。虽然他们当时不会有任何明白的表示，但就他们事后私下发表的意见来看，你会以为他们过去——而且现在 仍是——在为自己的生命格斗。一再使用这种求生存的策略，不但使他们筋疲力竭，而且也使他们的上司不堪其扰，后者每经历一次争论事件，就更冲 动地想说：“我已经受够了。”
坦然、冷静地应付各种纷争 当人们在工作中表现得过分自卫时，很可能让人误以为他们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无知而故作姿态，在其他的个案中，这种假设可能是正确的，但亨利、格儿和约翰的情形却非如此。事实上，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和工作知之 甚详，可惜的是，他们却不免做出一些自毁前程的举动。
他们深信唯一能“显出你的个性”（亨利经常说的），“让别人听到你 的声音”（格儿的话）及“使人感受到你的存在”（约翰最爱说的句子）的办法，就是采取坚强、不妥协的立场。虽然没说出来，但他们心中真正的想 法是：“我要采取一个坚强、不妥协的立场来‘反对’别人的意见。”
反对谁的意见呢？有谁会比上司的意见更值得反对？因此只要上司一提出某个建议，这三个人便立刻开始找反对的理由。“我可以感到自己正在建 立一些反对它的理由，”格儿 33 岁时说，当时她的主管正提出某项建议。可笑的是，这个建议正是格儿自己一个月以前提出来的。
这三个人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隔了几年以后，他们的上司——其中有许多人现在已离开原来的公司——告诉我们自己仍记得他们那种“老是和别人发生摩擦”、“幼稚”、“卑鄙”、“神经质”及“令人厌恶” 的态度，多么令自己恼怒。其中一个人谈到格儿时说：“我又不是她母亲，让她（因为言语粗鲁）自找苦头吃吧。”另外一个人谈到亨利时，则说：“让 他做经理？做梦！我情愿把这个职位给一只猴子。”他们心中最感到厌恶，但却不愿明讲出来的事，就是亨利、格儿及约翰不顺服的态度。在一个民主 社会里，“顺服”是一个很敏感的题目，但在工作时，却被视作是理所当然 的。
有些读者也许会觉得我们是在挑这三个人的毛病，要求他们做一些人们 本就不应该做的事。然而，自始至终我们从没有暗示过亨利应该丢掉他的牛仔裤，格儿该假装喉头发炎，约翰则该凡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也从 来没有要他们对上司献殷勤。这种试图操纵人性的做法会被识破，而且会比他们原先顽强的态度更令他们的上司厌恶。
我们必须了解，亨利、格儿和约翰对独立性及个别性这两个观念所产生 的混淆，正是促使他们表现出不合作和不顺服态度的原因。顽固、对同事吼叫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过分的是在不自觉中恩将仇报，与上司作对。不幸 的是，他们却觉得自己的做法很恰当，甚至是自己雄图大略的一部分。就如亨利最近说的：“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是个有独立性的个体。”然而，他的行 动却说明他对这句话的含意一无所知。
由于我们所讨论的行为模式，对人们是否成功或失败有很重大的影响， 所以值得我们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在我们的样本中，有许多人之所以攻击他们听到的意见，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表达自己的主张，而是因为他们 害怕受它影响。借着当场反击的方式，他们希望能把它挡开。
在局外人看来，这种行为也许很愚蠢，因为这顶多“只是言语上的争端” 罢了。但几千年以来，言语不但有治疗的功效，更有强大的伤害力量。事实上，马赛尔。摩斯（Marcel Mauss，AGeneralTheoryof Magic—New York W.W.Norton，1967）在他的书《魔术的一般理论》中就会说明，人们之所以 发明魔术，是想用来阻挡天灾及邻人在愤怒之中对我们施加的邪恶咒语，这种咒语在某种情况下，能够造成死亡。
在现代的工作环境里，我们也经常看到人们采用自己的魔术来达到同样 的目标。他们所遵循的指示是：“攻击是最好的防御”，而起码从十几岁的时候开始，他们就一直采用这个方法。然而，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却能获得 成人的宽容，然而一旦进入社会后，这些行为就不再那么容易被宽恕了。
他们这种顽固或好辩的态度，源自他们恐惧在言语上被人击溃的心理。 从他们攻击别人言语所表现的凶猛、急切的程度，你就可以看出他人的言语对他们是一种多可怕的威胁，为了规避人们语言上的影响力，他们通常会设 法还击。他们所采取的自卫性反击往往是口头式的，尤其是在工作的环境当中，但他们所感受到的威胁却势必是以言语的方式出现；如果是的话，那更 好，因为他们会有一个具体的攻击目标。
简单的说，亨利、格儿及约翰在工作上的行为表现，反应出他们惟恐自己不够独立——或者是说独特的心态。这种自卫性的心理是青春期残留下来 的后遗症，是阻碍人们事业成长的主因之一。
人们怎样才能知道自己已把青春期的焦虑抛诸脑后，且不再威胁到自己 的事业呢？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确定，自己已能在工作中分辨出独立自主及独特的差异来呢？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再明确不过的测验法：当人 们能够坦然地赞美同事，尤其是上司，而不觉得自贬身价甚或若有所失时，就表示他们已从青春期过渡到成熟期了。
个人与团队的关系如果你访问美国各类型的工作者，你会发现他们在表面上都很重视“团 队”问题。由于“团队”这个字眼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有组织的一群人参与一项运动比赛，大多数人想到团队时都会用最受欢迎的运动来做类比，“我是 这个球队的队长，”一位总经理这么说。另外一位高级主管则说：“我是指 挥全队的人。”
让我们先相信他们的话，且暂时不看商业界与运动场上的许多不同的地 方。要玩团队运动，就必须一个人在两方面都很卓越，第一，他必须能把自己独特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第二，他必须与队友合作无间。
第一点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大多数美国人都拥有不断提升自我的热忱。 我们喜欢琢磨工作技巧，并增广我们的知识与见闻。问题出在第二点上：如何调整、综合我们及别人的技巧与知识。在 20 来岁及 30 来岁的时候，有许 多不同的理由阻止我们达成这种期望。在人们 20 岁到 30岁的时候，最渴望 的就是个人工作上的努力能获得别人的确认。他们会信口吐出一长串名人的 名字来，并渴望自己的名字也能列在这些人当中。
到了 30 来岁时，光是个人的荣耀已不能满足他们；他们同时也希望借此 获得加薪或高阶层管理的职位。然而，在事业阶梯上往上爬的速度却无法令他们感到满意。很多人会认为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唯有做一些值得人赞美的 事，或起码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就如一个人所说的：“光是做我份内的工作并不能使我受到注意。”另外一个人则说：“你必须让别人‘看到’你的 表现，否则你永远无法成功。”对他们而言，把自己隐没在一群人当中是件毫无意义的事；他们不愿做无名小卒。
简单的说，团队工作在美国就好像是供人看热闹的运动一般，对别人适 合，对自己则否。而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一点在办公室尤其显得正确。虽然美国人会赞扬一个球队在运动场上合作无间的精神，但在办公室里，他们采 用的则又是另一套法则。金钱和职位的升迁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只有傻瓜才会为了与人合作而牺牲它们。任何会使自己失去表彰自我机会的事，都不值 得做。
做好换工作的准备 乍看之下，这些态度看起来似乎是“天生的”，无需多加解释，事实却 显示只要循循善诱，人们仍能改变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而与团队合作。
然而，目前的美国社会却提供不了什么动机来诱导人们这么做。在学校培养 出来的那种极端个人主义的态度——举例言之，学生们在考试时不能互相传递消息（这叫作弊）——在人们踏入社会工作以后，不但没有缓和下来，反 而变得更加严重。在美国社会的工作环境里存在着一些特点，使得最认真的工作者也仅会关心他们个人事业的成功。 举个例子来说，换工作就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在意味着有必要这么做以前，就该做好换工作的准备。准备的时间也许会因为被开除或临时解雇而 缩短，但大多数的人却认定自己迟早会离开公司。下一步，应该往何处去，则是需详加考虑的问题。但同样重要的问题则是，他们离开时能带走什么真 正完全属于他们的东西。
当然，他们能带走的绝不是公司的利润；哪怕他们在这方面曾有过很大 的贡献。他们最可能带走的就是自己的专业技术。这一点并非是他们雇主给的，就算是，他们仍能在离开时带着它走。这种携带的心理说明了，有些工 作者为什么会这么重视他们的工作摘要，以及专业化在美国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工作摘要是每一个人的通行证；工作头衔则是他换工作的许可证。
但这点却使那些努力工作而又有才华的人受到束缚。他们已习惯于做比 自己份内还要多的事；他们工作的实质内容远超过规定的分量。在我们的样本中，大多数能力很强、工作卖劲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要在纸上写 下我实际上做什么事，实在很困难。”
且试着把这点告诉那些负责招募人才的公司主管吧。一位职业介绍所的 负责人就说过：“我能怎么办呢？他们是不错，但我总不能光站着叫卖，拿不出一点东西来呀！”另一家介绍所的老板则说：“我很讨厌人们跑来对我 说：”我很能和人相处。‘光是这样讲是不够的，我很难根据这点为他们找工作。“这也就是说，任何人如果想换工作，就不能忽略掉一点：他们的履 历表写得越详细，别人就愈容易为他们安插职位。
第二个一般人离开公司时可以带走的，就是他们的“功劳”。然而要取 得功劳，通常需要经过一番和同事间的激烈争斗。因此，大多数的人在平日就必须学会在众人中脱颖而出，以确定不会错过每个受赞美的机会。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一年比一年地更渴 望获得他人的认可与称赞。这使我们感到很讶异，因为我们原以为他们这种渴望会随着青春期的结束而日渐降低。但就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一样， 在许多个案例子中，情况却非如此。
当毕业生刚开始踏入社会工作的时候，他们会花费很多时间向我们阐述 未来计划成就的事。可是等工作十年以后，他们便开始瞻前顾后起来。他们会审察自己目前的成就与以前预期的目标，并发现自己愈来愈难逃避一个问 题：“到目前为止，我到底已有多少成就？”大多数人会坦白地承认：“没有多少。”这个发现不但没有使他们认输或把前进的步伐放缓一些，反而使 他们比以往更渴望获得别人的赞赏。在一家公司工作了一阵子以后，他们会觉得自己值得获得一些赞赏。很少有人会愿意坦承自己只是尸位素餐。
结果是：在 20 来岁晚期及 30 来岁的期间，我们样本中大多数的成员会 花费格外多的时间在心理上及谈话中排挤他人，每个人都抢着邀功图赏，就像鸟巢里饥饿的雏鸟一般。
问题是他们正试图平分一些不能平分的东西。一个公司的成长有赖全体 员工的密切合作，而不是各自为政。就连公司中的各个工作计划，也需要许多默默无名者的通力合作才会开花结果。
亨利、格儿及约翰在工作上表现出来的态度说明了一点，即他们并不想 成为那些默默无名的人。“我是这件事的主要功臣，”格儿说，她指的是自己加入的一项冒险事业。约翰对他所参与的一个工作计划也发表类似的感想：“我想我有资格说大部分重要的工作都是我做的。”这类的说法经常会 在同事之间引发一种特有的反应。一旦一个人为了宣传的目的而决定抢功劳，则其他参与者也不得不这么做；如果不为别的目的，则起码是为了保护 自己。由于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大多数的工作者已很习惯于把它当成一种借口。就如亨利所说的：“在这里，你必须凡事小心，否则别人会把你的功劳 抢走。”
自封为“王”
有趣的是，这类评论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在保护自己，但实际上却是一项 极富侵略性的战术。事实上，它在美国工作界是广为人利用的个人策略。通常，人们会在工作的第二个 10 年里采用它，并迅速地成为他们思想与行为的 基础。
要明白人们在日常工作环境里如何采用这个策略，我们选了两个具有代 表性的个案：杰夫。普莱斯及卡洛。戈登。
杰夫在 31 岁的时候说：“这里除了我以外，没有人真正关心工作或好好 做事。”根据卡洛在 30 岁的说法，她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包括上司在内，都只关心“他们的薪水及假期”。杰夫和卡洛的确很关心他们的工作，有时比 其他的人更卖力，工作时间也更长，但认定公司里的其他人不像他们那么关心工作，却使得他们有了“放纵自己”的理由。
放纵自己做什么呢？不停地赞美自己。而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赞美；由于 他们相信自己是唯一关心公司的人，他们会不断地自夸——以公司为名义。
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是唯一以公司利益为前提的人。
在确立这种信念以后，他们会满怀信心地采取第二个步骤。他们会做两 件事：批评别人（声称他们懒惰，对工作不关心），并积极地宣扬自己的名声（自认是唯一适合接掌公司最高职位的侯选人）。
把他们的作为坦白相告，只会制造出震惊的反应。“什么？”当某个人 说卡洛很自大，并指责她越权时，她这么回答：“你以为我愿意处在这种立场吗？”杰夫及卡洛早已替自己建立起难以攻破的心理城堡。他们时时告诉 自己，他们之所以会有那样的表现，并不是因为喜欢那么做，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如此做。他们是公司唯一——而且寂寞——的保护者。因此，虽然心 不甘、情不愿，他们仍碍于现实而被迫放弃团队工作的观念。请注意了，他们并不喜欢这么做，只是试着在一个很艰难的情况下，尽量求变通罢了。除 了在工作上变得极端个人主义以外，他们已别无选择。总之，这并非利己主义，而是现实需要。
他们及许多人在工作时采用的四个步骤可简单地摘要如下： 第一，否定竞争的可能性——“他们都很草率、无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