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宝塔山，清凉的延河水，铭刻着革命的深情。那一排排窑洞，留下了无数革命者的辛劳汗水和前进的脚印。一旦离开它，谁的心情不沉重！一路上，彭德怀发现有的干部很悲痛，有的沉默不语，有的频频回首，眺望朦胧中的宝塔。彭德怀边走边沉思着，不时对大家说：“延安撤得好，把胡宗南引进来了。我们这里虽然苦一点，晋南陈赓那里却减轻了负担，可以放手发展。”
“胡宗南志大才疏！不要看他这么疯狂，赶得我们丢了老家，还得走夜路。敌人占领延安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要回来的。”“延安是我们的，谁也搬不走；不久全中国都将是我们的。”他的话把大家的情绪鼓了起来。
20日中午，彭德怀率领指挥机关抵青化砭西北的梁村。他在这里召开司令部全体人员会议，正式组成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张文舟和王政柱分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兼野战兵团后勤司令。司令部工作人员共五六十人。
在广阔的西北战场上，彭德怀率领着这样一个精干的、高效率的司令部，指挥不到3万的英勇子弟兵，开始了万里转战的壮举。
第16章 三战三捷
国民党胡宗南部在3月19日占领延安后，蒋介石得意忘形，21日致电嘉奖胡宗南，并授以二等大绶云麾勋章。5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对其将校军官说：攻占延安，中共军队的“首脑部就无所寄托，只能随处流窜，即使他们还有广播宣传，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和他发生联系，为此就绝对不能建立中心的力量了”。蒋介石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夸口说：“到8月底或9月初，共产党人不是被消灭，就是将被驱往僻远的内地去。”国民党的宣传工具也大肆宣扬“陕北大捷”，声言“中共已成流寇”。胡宗南更是趾高气扬，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大功，又出捷报又开庆祝会，把西安的鞭炮燃放一空。他亲自给“有功人员”授奖章，委任了延安行政督察专员，还请人到内政部活动要把延安改名为宗南县。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经延川到清涧，在清涧枣林沟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分成两套班子——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代表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又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副书记，率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大部分工作人员，到晋西北地区，统筹中央后方工作。3月27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彭德怀深知其分量：西北战场能否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关系着解放战争的全局。他每到一地，住处尚未找好，即催促通信科迅速架设电台，同中央电台保持联系。部队准备行动或转移时，凡接到中央军委、毛泽东发来的注有“AAAA”或“AAAAC”的十万火急的电报，彭德怀就把译电员和警卫分队留下来，等到收完、译完之后才走。每次重要的战役战斗，他都及时向中央报告请示，认真执行中央和中央军委对野战军的指示。这样，陕北战场和中共中央意图息息相通，并与全国各战场紧密配合。中央留在陕北，陕北战场的胜负进退，都关系着中央的安全，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并为中外所瞩目。彭德怀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央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我要是指挥不好，犯了错误，那就是我彭德怀无能，对人民犯了罪，对不起中央的重托。又说：“带兵打仗是十分严肃而责任重大的事，稍一不慎就要死人，人命关天呀！”①
中共中央在撤离延安时，预计敌占延安后必然非常骄横，指示西北野战兵团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以一部兵力同敌军保持接触，诱敌深入，主力隐蔽延安东北方向待机。彭德怀和习仲勋将野战兵团主力集结延安东北的甘谷驿、青化砭地区，以第一纵队独一旅的二团二营在延安西北诱敌迷敌，并同敌人保持接触，佯作掩护主力撤退之势，诱敌主力上安塞。
胡宗南部在进占延安后忘乎所以，认为西北野战兵团“不堪一击”，已“仓惶北窜”，随即将其前进指挥所由洛川移至延安。除以一部兵力巩固所占领的交通线外，将主力集结延安附近，急于寻找野战兵团主力决战，妄想“肃清延水以北”②共军，但却侦察不出野战兵团主力的动向。由于野战兵团的一部分兵力在延安西北的积极活动，边战边退，敌人误认为野战兵团主力向安塞方向撤退。随即以整编第一军的第一师、第九十师5个旅的兵力，由延安沿延河两岸向安塞前进。24日占领安塞。为保障其主力的侧翼安全，另以整编第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欠第九十一团），由临真镇向青化砭前进，建立据点。
3月21日晚，野战军电台截获并破译了胡宗南发给三十一旅的电报。彭德怀为抓住战机，不顾已是三更半夜，和习仲勋、张文舟、徐立清到作战值班室查看地图，分析研究敌情。在判明敌军动向后，彭德怀决心采取伏击战术，歼灭侧翼之敌三十一旅，打好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仗。
3月22日上午，彭德怀和习仲勋接连向中央军委报告：胡宗南21日令三十一旅经川口渡延水，进至青化砭筑工据守，限24日到达。“我军拟以伏击或乘其立足未稳彻底歼灭该敌”。同时令野战兵团各纵、旅于22日晚和23日拂晓前，按指定地点隐蔽集结，看好地形，并封锁消息。
彭德怀把部队部署于青化砭附近蟠龙川东西两侧及以北地区。第一纵队在川之西山，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在川之东山，北面新四旅在青化砭东北。布成了对沿咸榆公路北进的敌军张开口的口袋阵。待敌后尾通过房家桥后束紧袋口，截断敌之退路，进行两侧夹击。另以独一旅为预备队，并监视安塞、延安方向之敌。
为确保初战胜利，彭德怀和习仲勋、张文舟、徐立清及旅以上指挥员到青化砭四周察看地形，在现地分配战斗任务，具体部署了兵力。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50余里处，在一条40多里长南北走向的蟠龙川中。咸榆公路沿大川而上，穿过青化砭。公路两侧为连绵起伏的山地，便于隐蔽的部队出击，是打伏击的理想战场。观看地形后，指挥员们都佩服彭德怀的这个布阵。认为三十一旅只要钻进“口袋”，等待他们的只能是灭亡的命运。但这一带山地都是光秃秃的，不容易隐蔽好，彭德怀一再交代：“一定要注意隐蔽。敌人来了就不顾一切地杀下去！要突然，要猛，一鼓作气把敌人歼灭在这沟槽子的公路上。”边说边挥手做出围歼的姿势。
24日拂晓前，野战军各旅进入伏击阵地。当时陕北高原的山地尚未完全解冻，春寒料峭，冷气袭人。指战员们伏在冰冷的山岭上，紧握钢枪，严密注视着河川，随时准备出击。可是从天明等到下午5时未见敌军踪影。彭德怀命令各部于下午6时后撤出阵地休息。
指战员们埋伏了一天而敌人没来，预定的歼敌计划未能实现。这下子，议论纷纷。有些人担心离延安这么近，会不会走漏了消息；有的人沉不住气，怀疑情报的可靠性。有的战士还说：准来？哪有那么准，敌人听你指挥啦！彭德怀了解了这些情绪，说：老根据地的群众是不会去向敌人告密的，情报也是不会错的。敌人是一定会来的。今天伏击不成不要紧，就当成咱们的一次演习。告诉大家要有耐心。他分析道：你们要掌握敌人的心理嘛！胡宗南虽然是个草包，但是他的主力由延安北上安塞之后，需要派兵保障其侧翼安全，这一点军事常识他还是有的，不然他怎么能捞一个陆军上将当呢？何况他有大炮、坦克，有汽车，又想捕捉我主力部队，这陕北唯一的一条公路，他能不走吗？所以说，他一定要来。
当晚，彭德怀和习仲勋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报告：敌三十一旅24日到达拐峁，停止前进，可能是待补粮食（按：事后得悉，三十一旅在川口宿营补给）。我们明日仍按原计划部署待伏三十一旅。同时电令各纵旅首长：“明日我军仍以伏击之势，按24日部署坚决执行伏击。必须耐心认真布置，勿因敌一二次不来而松懈战斗准备。”彭德怀再三强调：要严格做好伪装保密工作。
3月25日凌晨4点左右，寒星闪烁，群山灰蒙。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进入原地区设伏。上午6时许，胡军第三十一旅由川口、拐峁沿公路向青化砭前进，其空中侦察和地面的火力搜索，都没有发现野战兵团的伏击部队。于是大模大样朝前走，机枪、小炮裹着枪衣、炮衣，还捆在驮子上。10时左右，其先头部队进至青化砭附近，后卫过了房家桥，整个行军纵队完全进入彭德怀布下的伏击圈内。在信号枪发过后，西北野战兵团按预定部署，在石绵羊沟紧紧封住袋口，拦头断尾，东西两侧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猛烈夹击敌人。迅速将敌压至不到7公里长，只有二三百米宽的川沟里。敌军首尾不能相顾，兵力尚未展开就完全丧失指挥，顷刻间乱作一团。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三十一旅直属队及九十二团2900余人全部被歼灭，旅长李纪云被俘。整个战斗打得非常快速，干脆利索，子弹消耗少，缴获多，当时被新华社称为“模范战例之一”。
战斗结束后，彭德怀兴奋地说：“敌人气势汹汹，可是在眼前这小小的战场上，我们以绝对优势兵力压倒了它。在具体战斗中，就得杀鸡用牛刀！”
彭德怀高度赞扬边区群众的作用，说：“古人写信，信封上写‘如瓶’两个字。边区群众对敌人真是守口如瓶，不是自己人就不给你说真话。青化砭这一仗，要不是在陕北，是很难打的。”
青化砭之战是西北野战兵团撤离延安后，彭德怀依靠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彻底干净歼灭敌人的第一仗，既打击了胡宗南军的嚣张气焰，又振奋了西北野战兵团的斗志，提高了边区军民的胜利信心。
当蒋介石、胡宗南正起劲吹嘘攻占延安的“大胜利”之际，青化砭歼灭战给了胡宗南当头一个闷棍。他不敢吭声，总结教训是因兵力分散而被歼。西安绥署在其“得失检讨”中认为：三十一旅之所以被歼，一因兵力单薄，再因疏于搜索警戒，三因未走山地而专用川道，遇伏击不能立即占领高地作坚强之抵抗而使全军覆没，是为前车之鉴。于是采取其国防部制定的“方形战术”，实行宽正面集团式的“滚筒”前进。队伍开进时集结几个旅为一路，数路并列，缩小间隔，互相策应。白天走山窜岭，轻易不下山沟；夜间露宿山头，构筑工事，稳扎稳进。认为这样既可以避免分散孤立而被歼，又可以找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进行决战。
彭德怀识破胡宗南的新战术，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组织小部队在敌兵团的前后左右不断进行袭扰，长时间地疲惫消耗敌人。野战军主力选择有利于机动的地点隐蔽，耐心等待敌人弱点暴露和兵力分散再行聚歼。彭德怀说，你大部队滚筒式一跃再跃，我就让你在滚动中推磨转圈，把你当小毛驴那样牵着走。
青化砭战斗后，胡宗南判断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即于3月25日令其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共11个旅，由安塞、延安、临真镇地区，兵分3路，经延长向延川、清涧地区前进，企图在这一线寻歼野战军主力。西安绥署命令：要“以主力由延川、清涧地区先切断黄河各渡口，尔后向左旋回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
3月26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胡宗南目前寻我主力决战”。“我们拟顺应敌人企图，诱敌向东。以新四旅之两个营，宽正面位置于青化砭东及其东南，节节向延川方面抗击”。
从3月29日至4月3日，敌人先后占领延川、清涧、瓦窑堡（子长）三城。但连连扑空，未找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其部队却被拖得疲惫不堪，给养也严重困难。
4月初，毛泽东给彭德怀、习仲勋来电提出：“我军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砭打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彭德怀认真思考电文意见，认为敌人已改变战法，重兵集团密集行动，我以不足3万的兵力，对挤成一团的8万敌军，既难包围，也难分割，因而我方也需改变战术。他同习仲勋等商量后，即向中央军委报告，说明自青化砭战斗后，敌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道山梁；不就房屋设营，多在山头露宿；不单独一路前进，而是数路并列，纵横三四十里以10个旅布成方阵。以致三面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变成正面攻击。敌人此种小米碾子式的战法，减少了我各个歼敌的机会，须耐心长期地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寻找弱点歼灭之。彭德怀的这个作战指导思想，为后来毛泽东提出的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做出了贡献。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意见深为赞许，说，作为一个指挥员，就是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独立地做出决断。即给彭德怀、习仲勋回电：敌10个旅密集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
彭德怀以少量兵力同敌人周旋，使胡宗南的数万军队，在延长、延川、清涧、子长一带兜了个大圈，处处扑空。敌军在陕北的千山万壑之间转了12天，“武装大游行”400余里，也不知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何处。胡军士兵在无数山梁之间爬上爬下，睡野地、啃干粮，还经常挨游击队袭击，精疲力尽，士气沮丧。4月初，陈赓部在晋南展开强大攻势，晋南之敌告急。胡宗南不敢再北进转圈，便以整编第七十六师守备延川、清涧，以第一三五旅留守瓦窑堡，主力于4月5日南下蟠龙、青化砭集结补给。尔后，视情况变化再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彭德怀乘敌主力南撤之机，于4月6日，在永坪地区对刘戡的整编第二十九军打了一次伏击，歼敌600多人后撤出战斗。这时，胡宗南判断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转移到牡丹川（延安市）、李家川（子长县）地区，遂决定彻底“扫荡”牡丹川以北并摧毁我游击根据地。于是集中主力8个旅，分别由蟠龙、青化砭向西北方向移动，调一三五旅南下策应，企图“逐次扫荡牡丹川以北各山沟并向右回旋，会同瓦窑堡南下之一部包围匪军而歼灭之”。
在瞬息万变的西北战场上，西安地下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4月11日，中央军委收到西安来的情报：清涧敌第二十四旅1个团于本日调赴瓦窑堡。该团到后，一三五旅可能调动。中央军委当即将此情报电告彭德怀。
12日，野战兵团司令部查明董钊、刘戡两个整编军的主力，正由蟠龙、青化砭向西北方向移动。经对胡军调动情况的综合分析，判断敌一三五旅可能南下向其整编第二十九军靠拢。歼敌的机会已经到来，彭德怀决心来一个“虎口夺食”，在该旅同第二十九军会合前把它消灭掉。他预计这个旅沿瓦窑堡、蟠龙大道行动的可能性大，因其路程短，距敌主力近。为此，彭德怀部署第一纵队于蟠龙西北牡丹川、云山寺一线，坚决阻击敌8个旅，迟滞其北进；以第二纵队、教导旅、新四旅设伏于瓦窑堡以南，准备伏击一三五旅。根据4月12日敌军主力前进态势，显示一三五旅必经瓦窑堡、蟠龙大道南下。彭德怀当即决定，将南面进攻之敌主力吸引到蟠龙西北，把一三五旅歼灭于瓦窑堡以南。为了不暴露意图，他命令伏击部队让出一三五旅可能经过的高地，务必诱其就范。
4月13日，彭德怀在后四湾野战兵团司令部驻地召开旅以上干部会。会上他分析敌军态势及其企图，具体提出歼灭一三五旅的作战方案。他风趣地说：“敌人游行了十多天，寻找我军主力，到处扑空。他们认为这次找到了，急匆匆扑了过来。好吧，这次就答复他们的要求，就在这个地方来个虎口夺食。”边说边在地图上的羊马河一带画了一个圈。
接着，各纵、旅领导干部各抒己见，热烈讨论。普遍认为我军的兵力有限，将要两面作战，弄不好会遭到敌人夹击。彭德怀听完大家的意见，指出：这次羊马河战役必须将敌主力吸引于西，歼灭一三五旅于东。他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要坚决阻住南线敌军主力的进攻，不让它同一三五旅会合；一是要速战速决，不能拖延时间。否则敌人增援上来，不但不能歼灭一三五旅，我们自己还会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所以各部队都要好好配合，坚决打好这一仗。
在一切部署停当以后，已是深夜，窑洞外呼啸的冷风卷着沙土，不时钻了进来。彭德怀半躺在炕上，反复琢磨：全歼第一三五旅，关键在于能不能把敌军北上的8个旅拖住，不使其增援。他觉得有必要具体了解一下阻击地区的情况。于是起身走出窑洞，跨上马，带着随行人员，直奔第一纵队独一旅旅部，查看阻击地区地形和作战部署。他询问了独一旅旅长王尚荣关于阻击的准备情况后，指着地图上蟠龙西北的榆树峁子、云山寺、元子沟一线说：“你们一纵队今天就在这一线摆出一个决战的架势来，把敌人一大坨坨引过去。”“三五八旅已把第一军吸引向西，你们如能把二十九军阻在羊马河以南，歼灭一三五旅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只要你们能坚持到下午两点钟，就算完成了任务。”王尚荣表示：再大的困难也保证完成任务。
佯装野战兵团主力的第一纵队，在“每天只让敌前进5—10里”的命令下，采取运动防御，积极顽强抗击。以两个旅的兵力拖住了董钊和刘戡两个军共8个旅的主力。坚守阵地的指战员高兴地说：敌人执行彭总命令的准确性与我们差不多！
胡宗南根据我抗击部队的坚强阵势，断定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蟠龙以西地区，命令整编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猛进；同时命令一三五旅火速南下，以便围歼野战兵团主力。
4月14日8时，奉命迅速南下的胡军一三五旅离开瓦窑堡，沿瓦、蟠大道两侧高地逐山跃进。上午10时左右，同西北野战兵团担任诱敌之小部队接上了火。胡军且战且进，全部进入羊马河以北高地，被预先埋伏在这一地区的第二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包围。野战兵团形成了以4个旅围歼敌人1个旅的绝对优势。一三五旅前不能进，后不能退，急电胡宗南速派援兵解围。
下午两点左右，彭德怀到前线的一个团指挥所，具体观察战斗进展情况。他看到三五九旅和独四旅打出去的炮弹净在敌群中开花，胡军像丧家犬一样乱跑瞎撞，连声赞扬：“打得好，打得好！”由于对敌情判断准确，部署周密，指挥果断，部队机动勇猛，至下午4时，全歼一三五旅4700余人，创西北战场歼敌一个整旅的先例。彭德怀得知敌代旅长麦宗禹已被俘，笑道：“这会儿就不需要他代理了！”
这时董钊、刘戡所率8个旅主力，正遭野战兵团第一纵队的顽强抗击，几乎是寸步难行。在野战兵团围歼一三五旅于前后李家滴哨、羊马河地区之际，胡军主力才进到瓦窑堡西南的南山、高山。南北对进的两部胡军，相距不及50余里①，却再也“会合”不上了。
中共中央军委在接到彭德怀、习仲勋全歼一三五旅的报告后，向各战略区发出通报说：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望对全军将士传令嘉奖，并通令全边区军民开庆祝会，鼓励民心士气，继续歼敌。
4月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根据前一段的作战经验，提出西北战场“蘑菇”战术的作战方针。指出：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强调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彭德怀说：我们贯彻毛主席的方针是采取不即不离，把敌人缠住，找准机会消灭它。他正确地解决了磨和打的关系，磨是为了消耗疲劳敌人，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
国民党军进入边区后，很难搞到西北野战兵团行动的情报，成了聋子和瞎子。其部队行动主要根据空中侦察，往往主观推断。4月下旬，国民党军空中侦察，发现绥德、米脂以东黄河各渡口集中了一批船只，解放军多路小部队向绥德方向前进。敌军统帅部根据所获情报，断定共军主力正向绥德附近集结，准备东渡黄河。就命令胡宗南部迅速沿咸榆公路北进，又令驻榆林的邓宝珊部二十二军南下米脂、葭（佳）县策应，企图南北夹击，将野战军一举歼灭于葭县、吴堡地区，或逼野战军东渡黄河。胡宗南除以一六七旅旅部带一个团加一个保安总队，加强蟠龙的守备外，命刘戡、董钊率9个旅于4月26日从蟠龙、永坪分左右两路向北进犯。董、刘两军主力开始出动的当天，彭德怀、习仲勋即令有关部队派侦察队迅速查明敌军去向。次日19时，彭德怀和习仲勋向毛泽东报告：“董、刘两军27日15时进抵瓦市，有犯绥德模样”。“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毛泽东复电：“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
为了“调虎离山”，造成敌军错觉，彭德怀还“投敌所好”。以三五九旅一部，并从其他旅中各抽出一个排，配合绥德分区部队，扮演主力向北撤退，节节抗击敌人。沿途故意丢弃一些部队的臂章、符号、破旧鞋袜和衣物，制造假象，诱敌加快北上。
延安东北的蟠龙镇，是胡宗南部集散的战役枢纽，前方补给基地，储存着大量军用物资。胡军每次“武装大游行”之后，就到这里进行补给。守敌一六七旅是蒋介石嫡系整编第一师的主力旅，装备精良，火力强。加上地方反动武装陕西人民自卫军第三总队，兵力近7000人。蟠龙是个小盆地，群山环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敌人利用蟠龙周围高地，修筑许多大、小地堡，组成地堡群，形成交叉火力网；环绕地堡群挖有宽、深各六七米的外壕。其东山主阵地集玉峁，更是工事坚固，明碉暗堡，星罗棋布。
攻打蟠龙是西北战场第一次攻坚作战。彭德怀分析，野战兵团南下攻打蟠龙，敌军必然回援，但最快也要三四天才能到。必须抢在敌军之前攻下蟠龙。他在作战会上说：“最少我们有四天的攻击时间。但这是场攻坚战。如果说青化砭、羊马河两仗我们是吃了两块肥肉，那么，蟠龙这一仗我们要准备啃骨头，要切实做好攻坚、打硬仗的各项准备。”
当胡军摆成纵横几十里的“方阵”尾随野战兵团“主力”向北疾进时，彭德怀率领野司机关，就驻扎在敌“方阵”边的一个叫新庄的小山村里。侦察员和参谋不断送来十万火急的报告。这里同敌人仅隔几个山头，相距才1000米左右，随时都可能遭到敌人的袭击。司令部的人员都荷枪实弹，严密注视着敌人的行动，准备随时同敌人战斗。彭德怀说：“敌人怕我们打它的埋伏，是不敢下到山沟来的。”他若无其事，躺在土炕上，筹划着打击敌人的方案。当侦察员报告：敌人过去了。他从炕上一跃而下，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向北，我们向南，各走各的路，各办各的事噢！”即命令队伍向蟠龙进发。
4月29日，彭德怀、习仲勋发出围攻蟠龙的作战部署。以一纵队、二纵队之独四旅及新四旅攻歼蟠龙守敌，三五九旅一部和教导旅分别阻击南北可能增援之敌。30日，野战兵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敌人重兵把守的蟠龙镇。5月2日晚，进攻蟠龙的战斗打响。野战兵团缺少攻坚火炮，主要靠土工作业和爆破作业来摧毁敌人的坚固工事。从2日夜晚打到3日晨，只夺取了敌人的前沿据点，外壕不能通过，几次攻击都未能奏效。西北野战兵团确实碰到了硬骨头。
这时，彭德怀下令停止攻击，巩固已得阵地，主力进行休整，发扬军事民主。各攻击部队召开连排干部会、战士会，讨论如何夺取主阵地，准备黄昏再攻。指战员纷纷献计献策，提出采用对壕作业逼近铁丝网、外壕和敌堡，攻击部队编组轮番佯攻，以消耗敌人火力等多种有效办法。根据这些建议，彭德怀调整了攻击部署，集中火力，改进战术，再次发起猛烈攻击。当天打下集玉峁，动摇了守敌。
在攻打蟠龙的紧张时刻，彭德怀及时同王震通电话说：“万一敌人想跑，不论从哪一个方向突围，都要坚决围歼，绝不能让跑掉一个人。”当部队报告，敌人开始向西山逃跑时，他马上致电第一纵队张宗逊、廖汉生：“现敌向核桃坪方向逃窜，必须堵击、截击、追击，务求彻底消灭。”彭德怀的意图很明确，就是力求全歼，不使一人漏网。
5月4日，野战兵团夺取了蟠龙之东山、北山主阵地，黄昏后从四周居高临下向蟠龙镇敌人猛攻。夜晚12时，蟠龙攻坚战胜利结束，全歼一六七旅6700余人，活捉了旅长李昆岗等。缴获夏季军服4万套，面粉1万余袋，子弹100余万发。
5月9日，当疲惫不堪的敌军主力从绥德赶到蟠龙时，街上已空无一人。5月8日，新华社记者在《评蟠龙大捷》一文中，写了一首打油诗，刻画胡宗南军的狼狈相：“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像狗熊；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战斗结束后，彭德怀召集营以上干部，到集玉峁察看，研究敌人防御特点，对比前后几次攻击的利弊，做实地战斗总结，以吸取经验教训，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
西北野战兵团在战斗中实行军事民主，发动指战员献计献策和及时总结战斗经验的做法，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并给予很高的评价。1948年初，毛泽东曾对陈毅说：“你们要好好学习西北部队的民主作风，特别是战斗指挥上的民主。”陈毅也说：“这样的民主是正确的，适合打胜仗的要求。”1948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其撰写的《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一文中又提到：“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第二天，毛泽东再次在一个批示中写道：“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
撤离延安后一个半月内，西北野战兵团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之下，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歼敌1.4万余人，稳住了陕北战局，极大地鼓舞了我西北军民的胜利信心，为争取更大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彭德怀善于领会中央的战略意图和作战方针，准确掌握敌情，一再诱使敌军犯错误；充分利用陕北的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条件，以“蘑菇”战术牵大吃小；善于集中兵力，巧设伏兵歼敌于运动中，或以攻坚手段歼灭孤立据点之敌，屡战屡胜。野战军指战员对彭德怀的指挥艺术高度信赖，说：这是老鹰抓小鸡，一次一个旅、两个旅，一个个地把敌人收拾干净。就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彭德怀指挥之高明。刘戡曾对其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说：“彭德怀有实战经验，指挥相当谨慎，又非常灵活。”
5月14日黄昏，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了5万余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从真武渠到山坡上，坐满了充满胜利喜悦的西北野战兵团指战员、民兵和四乡农民。周恩来、陆定一从百里外翻山越岭赶来参加。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祝贺西北军民的巨大胜利，并宣布了一个使人们更加激动的消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自从撤出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他号召边区军民下定决心，全部消灭胡宗南军队，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并同全国军民一道，将卖国的蒋家军全部消灭。
彭德怀检阅了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并在大会上讲话，说：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有兄弟解放区的配合；我们有广阔的良好的回旋地区，有边区人民的拥护和帮助，有忠实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全体将士的艰苦努力。只要我们不犯错误，不骄傲，和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不懈，就能全部消灭蒋胡军，解放大西北①。习仲勋也在会上讲了话。15日，大会在夜色苍茫中闭幕。与会者大大增强了消灭胡宗南集团的胜利信心。离开会场时，有的战士兴奋地说：现在是晚上开，明年一定要到延安开庆祝大会，到那时就是白天开啦！
3月中，趾高气扬地进占延安的胡宗南军，到5月初已连吃3个败仗，有的人感到情况不妙。原整编第二十九军参谋长文于一说：在陕北作战，补给困难，情报不灵，地形不利。“我们得不到老百姓的帮助，总是摸不到敌情，老打青光瞎子仗，致常坐失战机，并易为共军所乘”。整编第一师师长罗列在致胡宗南电中报告敌军损兵折将、人困马乏、士气低落的情景，说：“竟日行军，每于拂晓出发，黄昏入暮始克到达。夜则露宿，构工戒备，毫无休息。是以人则疲劳，马则困顿，伤落倒毙者日渐增多，战力消耗极剧。”“人马时致枵腹。故不特军纪日坏，且士气亦远非昔比。”胡宗南集团这支蒋介石的战略总预备队被拖在陕北，连遭沉重打击，被磨得精疲力竭，进退维谷，而蒋介石3个月解决西北问题的计划亦告破产。
第17章 扭转西北战局
胡宗南集团进占延安后，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辕”之青海军阀马步芳（青马）、宁夏军阀马鸿逵（宁马）趁火打劫，不断进攻陕甘宁解放区。至5月中旬，先后侵占了陇东地区的庆阳、合水、环县和三边地区的盐池、定边、安边等城镇。青宁“二马”集团在占领区进行野蛮的“清剿”，烧杀抢掠，甚至把捉去的民兵、干部和战士，割头破肚，残暴异常。
蟠龙战役后，胡宗南部集结于蟠龙、青化砭地区整补，主力缩集一团，野战兵团一时难以寻得各个歼敌的战机。在真武洞祝捷会期间，彭德怀、习仲勋同周恩来、陆定一接连开会，分析西北战场的局势，制定下一步作战方案。决定6月份集中全军主力西出陇东，歼击青宁“二马”有生力量，收复庆阳、合水，然后相机南下关中或北上三边，以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寻找战机歼敌。
5月21日，彭德怀率领野战兵团各纵、旅自安塞地区西进。至7月7日，先后进行了陇东、三边战役，收复了环县、定边、安边、靖边等地，歼灭马步芳、马鸿逵所部2400余人。
三边分区的定边、安边（今安边堡）、靖边，位于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部，大都座落在古长城脚下，处于毛乌素沙漠的边沿，干旱多风，缺少植被，一派荒凉。气候变化无常，昼夜温差很大，往往风吹沙起，搅得天昏地暗。
出发之前，野战兵团司令部要各部自带饮水。当地出产一种葫芦，晾干后可做水壶用。彭德怀看到直属队的同志身上背着水葫芦，高兴地说：“你们是革命的李铁拐。李铁拐那个神仙葫芦里装的不知道是什么药，连自己的脚也治不好。你们葫芦里装‘甜水’，能治渴，还能治脱离群众的毛病，这才是真正的宝葫芦。”一番话把大家都说笑了。
6月下旬，部队由环县向三边地区进发。光秃秃的黄土高原，水源奇缺。大部队连续行军，饮水极端困难。全军以惊人的毅力，冒炎热，战干渴，越过荒凉的苦水（水为盐碱质，涩苦而不能饮用）地区，于6月底进入定边南山。
时值盛夏酷暑，骄阳似火，把浩瀚的沙漠烤得滚烫。战士们把烫热的步枪，从这个肩头换到那个肩头，迈着沉重的脚步前进。干渴成了前进路上的大敌。由于极度干渴，许多人鼻孔流血，嘴唇干裂，呼吸困难。有的战士因中暑而牺牲了。
彭德怀已是近50岁的人了，白天和部队一道行军，晚上同睡在沙窝里，劳累缺水，嘴唇血肿。一次，警卫员从沟底提上来一壶水，准备给他润喉。有个战士渴得难受，想要喝一点，警卫员不乐意。彭德怀说，一口水就是一条命啊！要给更需要水的战士！他自己一口也没有喝，继续往前走。经过新四旅四十九团，团里送了一杯甜水给他。他仍然说：“给战士喝吧！我到前边能找到水。”一天，彭德怀又要警卫员拿水壶来给一个干渴难耐的战士喝水，警卫员急了，说：“喝光了你喝什么？看你的嘴唇都肿得那么高了。”彭德怀说：“你跟我在一起，还不晓得我本来就长着厚嘴唇吗！”警卫员苦笑着，只得把水壶交出来。
和战士同甘共苦，“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这是彭德怀从红军时期以来始终坚持的八个字。从延安撤出后，他就命令取消了司令部的小灶，说：“大灶吃啥我吃啥。”自此以后，司令部管理科的千部常因给彭德怀改善一下伙食而受到他的严厉批评。这次进军三边，极为艰苦。7月中旬，司令部进驻靖边张家畔。管理科的干部看到彭德怀辛劳过度，日益消瘦，都很焦急。一天，炊事员杨应国超过了伙食标准，以每条两千元边币的价钱，在集市上买了20条新上市的黄瓜（按：相当于半斤小米一条黄瓜），想给他增加点营养。彭德怀把管理科长高克恭找来，问道：“战士们能吃到黄瓜吗？吃不到！战争打得这样苦，二纵队过沙漠时就渴死了人，我们应当多为战士着想呀！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来支援我们，他们的负担已经够重了。多浪费一分钱，我们也应当觉得惭愧！”第二天，他在团以上干部会上，就此事作了自我批评，吩咐把凉拌黄瓜送到参加会议的各个小组。事隔5年之后，彭德怀在一次谈话中提及这件事时，还说：“黄瓜本是极普通的菜，黄瓜虽小，影响事大。在大家艰苦困难时，都吃苦没话说。可大家连饭都没得吃，你买几千元一条的黄瓜，事就大了。”
由于国民党军抢劫，战争破坏，加上这年陕北先旱后涝，边区人民生活很苦，不少群众以榆树皮、槐树叶、野菜充饥，却把保存下来的一点粮食拿出来供给部队，说：“宁愿饿肚子，也要让部队吃饱打胡儿子。”所以彭德怀常说：边区人民对我们的恩德如同父母。以后，在沙家店战役时，部队的粮食供应时断时续。有的团一天只领到7斗黑豆，连队以黑豆、粗糠糊糊为食。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听说有个营没有粮食做饭，立即命令管理员把司令部仅有的4斗小米全部送去，自己和司令部人员却以一些粗糠和黑豆“钱钱”（压扁了的黑豆）充饥。有的人实在不忍心让日夜操劳的司令员吃这样的饭。可是彭德怀却乐呵呵地说：“这就很不错了！长征时，要是有它就好了！
这时，他因忙于指挥作战，眼睛熬得发红，己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内线防御作战，歼灭了国民党军112万人，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成熟了。为组织和发展全国的战略进攻，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会议进行研究。7月16日，彭德怀和习仲勋一道，从野司驻地张家畔出发，到靖边小河村出席于7月21日至23 日召开的这次重要会议。
靖边小河村是个绿树掩映，依山傍水的小山村。会场设在一顶用柳枝、草席搭成的凉棚下。从陕北、晋绥和太岳区来的将领们在这里欢聚一堂，议论战局，互通情况，交流经验。会议总结了第一年的作战形势，研究了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即进行全国范围的战略进攻，部署了各解放区的配合作战问题。
会前，中央领导人分别同先后到达靖边小河村的彭德怀、贺龙、陈赓等，研究太岳纵队的使用方向。原来中央军委准备调陈赓纵队由晋入陕，和西北野战兵团一起歼灭胡宗南部与解放大西北。鉴于晋冀鲁豫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强渡黄河实施战略突破后，战局已有重大变化。中央改变了在陕北打大仗的计划，决定陈赓纵队改为南渡黄河出豫西，协助刘邓出击经略中原，从相反的方向牵制敌人，配合陕甘宁边区军民击破胡宗南部的进攻。毛泽东指出，现在决定边区、陈赓两部分开打，从战略上与粮食上均有利。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5年解决。西北战场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陕甘宁边区在军事上与财政上均以依靠晋绥为主。敌人寄希望于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彭德怀完全赞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在会上说：陕甘宁、晋绥两个区统一，很有必要，财政统一也很重要。精简非厉行不可，前后方均应有严格的编制与制度。陕甘宁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不能维持3个月。有人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彭德怀建议野战军成立党的前线委员会，以讨论重大方针政策和执行战略任务。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7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给彭来电，同意前委以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5同志组成，彭为书记。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
会议决定将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1948年2月改称联防军区），由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的地方武装。贺龙还兼任西北财政委员会和财经办事处主任，以他为核心，统一领导两区的地方工作和财经工作，加强陕北作战的后勤支援。
小河会议后，习仲勋留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在贺龙、林伯渠、习仲勋的领导下，通过统一金融贸易、整顿税收、实行统筹统支等措施，迅速实现了两区财政经济的统一。集中两区的人力、物力，全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毛泽东在1948年1月赞扬说：你们前后方合作，团结得很好。
7月下旬，中央军委调晋绥军区许光达第三纵队西渡黄河，参加陕北作战，归西北野战军建制。至此，野战军共辖8个旅，约4.5万人。
为调动胡宗南集团的主力北上，以策应陈赓、谢富治纵队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并相机夺取榆林战略要点，以取得兵员、物资补充，巩固解放军的后方，西北野战军前委和彭德怀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部署进攻榆林。彭德怀对干部讲：毛主席说过，这里是战略牵制区，要把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牵在这里。我们就是要把敌人拖住在陕北，不让他走。我们拖他，毛主席、党中央也在这里拖住他，胡宗南的部队就走不了。
7月30日，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由大、小理河向榆林开进。8月6日，对榆林外围进行攻击。到7日，肃清了敌军外围据点，但攻城战斗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榆林是国民党政府“北平行辕张垣绥靖公署晋陕绥边区总部”的所在地，西与宁马集团，南与胡宗南集团形成特角之势，北与绥远傅作义相依，是绥远、陕西的重要门户。有“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邓宝珊部第二十二军、胡宗南的一个旅及地方团队1.5万多人守备。
蒋介石得悉西北野战军围攻榆林，认为如榆林不保，则宁夏孤立；胡宗南一旦失去北面的作战配合，必将影响整个西北战局。即令榆林守军坚守待援，急调在安塞、保安地区的胡宗南主力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共8个旅，分两路向绥德、霞县方向急进。另以钟松的整编第三十六师组成援榆件陕速兵团“，轻装日夜兼程，限于11日进抵榆林，路上靠空投和抢粮补给。
彭德怀获悉援敌急速前进后，在8月9日向中央军委请示：榆林城坚，东、北两面沙漠，西、南两面水坑水道，不易进行攻城。现钟松增援甚急，决以两个旅继续围城，集中6个旅先歼灭援军再攻城。当天，中央军委同意以一部围城，主力先打钟松后打榆林。随后野战军得悉整编第三十六师在8月9日进抵距榆林320里之龙州堡，10日继续向横山前进。于是彭德怀决心争取先攻克榆林，而后再打援。8月10日和11日，西北野战军对榆林进行两次爆破与强攻，由于野战军缺少炮火的有力支援和周密的组织准备，攻击均未能奏效。中央军委在11日来电：榆林非急攻可下，而钟松仍有可能迅速增援。似宜决心暂停攻城，集结7个旅打钟松。
钟松很狡猾，他率整编二十六师走长城外沙漠地驰援，绕过西北野战军阻援部队，8月11日已进抵横山以北地区。敌军靠拢，野战军围城打援己不可能。为争取主动，另行寻机歼敌，彭德怀决定12日撤离榆林。有的指挥员要求再攻一次，彭德怀斩钉截铁地说：“说不打就不打，再有一个钟头能打下也不打了。再打下去就要被动，撤出来是主动的。撤出去，打的机会有的是，还可以打援兵。问题不在邓（宝珊），而在胡（宗南）。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把敌人来回拖，找准时机再钓他上来。”
10月21日，彭德怀总结说：打榆林，战役目的是引诱敌人北过无定河，给陈、谢渡河南进造成有利形势。榆林虽未打下，但吸引敌人北进目的是达到了，此役是胜利了。
从榆林撤围后，中央军委指示西北野战军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隔断刘裁、钟松两部，吸引该敌，以利陈赓、谢富治集团行动。所以，彭德怀把主力集结在榆林东南、米脂西北地区。为了保障后方机关安全，并进一步迷惑敌人，诱使胡宗南在指挥上再犯错误，中共西北局和各后方机关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从霞（佳）县移至黄河以东，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的一些电台也过了河。同时以一部兵力掩护，显示大军将要过河的样子。胡军果然又上钩。根据其电台测向及侦察报告，说西北共军正“仓惶逃窜”；还说什么共军到了佳县已经弹尽粮绝，把大炮都埋了。胡宗南断定西北野战军主力将渡河东去，严令各军“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令刘裁率5个旅向佳县急速前进，于8月16日进到绥德义合镇地区；又令钟松率整编三十六师由榆林南下，与北进主力会合。胡宗南的意图是：“迫敌于两河（黄河、无定河）之间决战”，在榆林、米脂、佳县三角地区歼灭西北野战军。
钟松的整编三十六师，是胡宗南部进攻陕北的主力师之一。自吹：“共军可以吃掉别的军队，就是吃不掉三十六师。”钟松自恃援榆有功，异常骄傲，声言要“一战结束陕北问题”13日进入榆林城，14日即马不停蹄地率两个旅经归德堡南下，16日到达镇川堡。
彭德怀对这个整编三十六师特别“关注”，下令准确侦察其编制、兵员实数和轻装程度；又部署部队严密监视它和刘裁部的行动方向，将情况随时向他报告。他说：“决心是建筑在准确掌握情况的基础之上。”现在，他决心要先来敲整编三十六师。他认为这个师虽是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但经过长途行军，严重减员，也己是疲惫之师；而钟松刚愎自用，利令智昏，为再立“战功，” ，竟远离主力，孤军冒进。因此，它又是一支“骄兵”。彭德怀说：“‘骄兵必败’！要利用三十六师的弱点消灭它。”17日，彭德怀把野战军主力隐蔽集结于镇川堡东北地区待机，命令各部观察地形，准备战场。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率领的中央机关，刚经过乌龙铺向北转移。而南北对进的刘裁、钟松两部敌军，相距只有百里左右。如南北之敌会合，东向封锁黄河各渡口，并控制无定河及米脂、佳县之线，中共中央机关和野战军将被挤在佳县、米脂、榆林3县间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的狭小地区内。这里，北面是浩瀚的沙漠，东面是滚滚黄河，西、南是无定河和敌军，野战军将处于侧水侧敌，回旋余地很小的困难处境。中央领导的处境更是异常危急严峻。一贯镇定的彭德怀在和参谋长张文舟等人研究如何保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时，也不禁满头是汗，把军帽摘下来放在桌子上，时而细看地图，时而来回踱步。他对张文舟说：“必须切实保障党中央的安全，要给中央以安全感。”为确保万无一失，立即派许光达率领第三纵队，到乌龙铺、曹庄一带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转移。后来又急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请中央机关向佳县西北方向转移，靠近野战军主力。
8月17日，刘裁率主力北进至吉镇以南地区。同日，钟松将该师分为两个梯队，以第一二三旅为前梯队，由镇川堡向佳县西的乌龙铺突进。鸟龙铺距刘勘和钟松两部都只有几十里，是敌人的会合点。依据钟松部分路前进情况，彭德怀断定其主力必将经沙家店地区东进，决心在其未与刘裁靠拢前，在运动中歼灭之，以粉碎敌人的合围夹击计划，确保中央机关的安全，改变西北战局。
8月18日3时30分，彭德怀发布“以伏击姿态歼灭该敌三十六师”的命令。命第三纵队（并指挥绥德军分区两个团）以一部兵力吸引钟松的前梯队，以主力抗击刘裁所部，阻止该敌与三十六师会合。集中一、二两个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先歼灭三十六师的后梯队，再歼其前梯队，以收各个歼敌之效。当天上午，野战军主力与敌交锋，因天降大雨，敌之后梯队仓惶撤至沙家店地区。
当日晚，野司接电报得知，葭芦河因大雨水涨，不能徒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无法向北转移，改为向西北方向冒雨行进，尚未脱离险境。彭德怀用手指在地图上估量着两路敌军相距的里程，板着脸一言不发。他坐坐站站，对着地图沉思。作战值班室里鸦雀无声。参谋们进出窑洞，都是轻手轻脚，生怕打扰了他运筹歼敌的思路。彭德怀要参谋通知部队，继续严密监视敌人，一有情况，立即报告。这几天，他每天只喝几口小米粥，很少睡眠。
18日战斗后，刘裁并未增援钟松而率主力5个旅继续北进。19日占领神泉堡和佳县城。钟松率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在沙家店附近高地构筑野战工事。这时钟松发现西北野战军主力并未渡河，而在他部队的附近，急电其前梯队一二三旅回撤沙家店。彭德怀分析两部敌军态势，判断敌军并未摸到西北野战军意图，决心仍先行歼灭第三十六师。同时，适当调整了部署，以新四旅抗击回援之一二三旅。
19日戌（19—21）时，彭德怀报告中央军委：“拟于明号（天）拂晓包围沙家店附近敌之两侧而歼灭之。得手后逐次向东北各个歼击之。”20日3时，毛泽东亲拟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你对三十六师的作战计划。”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是在19日转移至“镇川堡正北80里之梁家岔地区（老苏区）与主力会合”的，从而结束了自小河出发以来19天的长途艰险行军。中央在8月21日特电告中央工委、中央后委及各战略区说：“大家都安全”，以解除各方的挂念和忧虑。
8月20日拂晓，第一、第二纵队向整编三十六师发起攻击。该师第一二三旅为解其师部之围，由乌龙铺折回。午后被野战军教导旅和新四旅包围于常家高山附近。彭德怀命令：坚决把一二三旅消灭掉，不能让它往西靠。就这样，整编二十六师的两个旅被分割两地，全部被包围，前后两个梯队无法相顾。
为了在刘裁赶到之前迅速消灭被围之二十六师，彭德怀发出了歼敌动员令：“彻底消灭三十六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要发扬无限英勇的精神“立即消灭三十六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完成战斗任务”！全军振奋，斗志昂扬。向钟松师展开猛烈冲杀。
胡宗南接到钟松的呼救电报，即令刘裁增援。又急电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固守待援，将派飞机参加战斗。”刘裁也致电钟松：“已令五十五旅就近来援，主力继后即到。”但是刘裁所率主力被我第三纵队及绥德分区的四、六团奋力阻击，难以前进。连他的警卫部队也一度被冲散。直到黄昏前，距离钟松的阵地还有30多里。孤军突进的整编三十六师，如今只能孤军作垂死挣扎了。骄横一时的钟松，盼援军无望，暴跳如雷。眼看形势急转直下，阵地相继丢失，电台亦被击毁，各方联络断绝，便和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等换衣化装，乘黑夜逃跑。野战军经过激战，当天黄昏歼灭了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共6000余人，俘旅长刘子奇。
沙家店战役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化险为夷，是扭转西北战局的关键一仗。彭德怀说：这“是陕北战局的转折点”，“基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西北战场由被动转入主动，野战军开始转入内线反攻。敌人则开始走下坡路。整个陕北军事形势为之改观。中共中央高度评价沙家店战役的影响，说：“经此一战，局势即可改变，利于陈（赓）谢（富治）南进。”22日，陈谢集团相机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转战豫陕鄂边地区。
8月23日，彭德怀在前东原召开旅以上干部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亲临会场，向指战员们祝贺胜利。毛泽东在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陕北战争已经过坳了。他称赞说：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们的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毛泽东讲话后，彭德怀站起来说：“毛主席讲过坳了，这是对我们的鼓励。我们要真正过坳，还要多打几个胜仗。”24日，毛泽东致电贺龙和习仲勋：昨日我到前委参加会议，彭及各纵首长对于继续在现地区歼敌信心甚高，部队士气高涨，均愿先在现地歼敌，然后南下。该电要求贺、习派几批得力人员大力动员粮食，以完成作战计划。
8月26日，绥德以北敌军主力开始南撤。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乘机“击其惰归”，于9月中旬进行了岔口、关庄追击战，歼敌4000余人，迟滞了敌军行动，使敌人迅速抽兵东顾潼关、豫西的计划流产，策应了陈谢集团在豫西的作战。
西北野战军组建时，陕甘宁边区的警备第一旅、第三旅编为地方部队。在王世泰率领下于关中分区开展游击战争，袭击公路运输，牵制敌军兵力，配合主力作战。根据中央军委指示，9月，以陕甘宁边区的地方部队警一旅、警三旅和骑兵第六师组成第四纵队，王世泰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0月11日，又将教导旅、新四旅组成第六纵队，由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治委员，张贤约任副司令员。至此，西北野战军发展为5个纵队、10个旅另1个骑兵师，共7万多人。胡宗南部主力于9月20日撤到延安地区，而作为延安外围据点的绥德、子长、清涧至延长的100多公里交通线上，只有廖昂率整编七十六师师部、第二十四旅及一六五旅残部等不足两个旅的兵力担任守备。黄龙山区仅有6个团的兵力分散防守。中央军委在9月22日和23日，连续电示西北野战军主力暂留内线，肃清清涧、子长、延川、延长之敌，筹集粮草并准备打援。根据军委指示和陕北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彭德怀决定野战军各部内、外线配合作战，先攻延川、延长，同时准备打援，得手后再攻清涧、子长（瓦窑堡）。一个月后打出去。24日，彭德怀令王震率第二纵队由甘（泉）、富（县）、洛（川） 线节节击敌，逐渐转向关中，与王世泰第四纵队靠拢，进行外线作战。第二、第四纵队会合后组成外线兵团，统归王震指挥，开辟黄龙山区工作。这个部署既可以适时转向外线，解决粮食困难，又能迷惑敌人，使胡宗南部误认为西北野战军主力南进，而分散其主力，有利于野战军在内线各个歼灭延安以北孤立据点之敌。10月 1日，第三纵队及教导旅攻克延长、延川两城，全歼守敌。第一纵队攻占清涧城南之三十里铺，割断清涧、子长、绥德守敌与延安之敌的联系，创造了围攻清涧的有利条件。清涧城位于延安、绥德之间九里山以南，是北上绥德、榆林，南下延安、西安的交通要冲。清涧河夹城东西，在城南汇合向东南流。城西的笔架山与城东北部的制高点隔河相望，构成东、西屏障，地形险要。廖昂军侵占清涧后，在城周大修碉堡，以交通壕相连，并设置大量障碍物，企图凭险固守。
10月3日，彭德怀召开西北野战军前委会，研究攻打清涧的部署。他认为收复清涧是收复瓦窑堡和绥德，巩固后方，夺取榆林，向关中进军的关键。由于清涧的地理位置，我攻清涧，敌必来援。会议决定以第一、第二纵队坚决夺取清涧，新四旅、教导旅分别阻击南、北来援之敌。10月4日完成对清涧的包围。彭德怀根据清涧守敌纵深配备、并有相当强的工事，野战军则缺乏攻坚火器和攻坚经验的情况，向部队发出作战指示：必须准备数日的连续战斗，要不怕疲劳，发扬高度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战术上，攻击每一据点事先要有充分准备，隐蔽运动，突然攻击与短促火力相结合，集中优势兵力、火力突破一点，割裂敌人阵地，各个包围歼灭。各兵团必须协同动作，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争取在敌人援兵到达之前歼灭守敌。攻城部队按照彭德怀的指令，于10月6日黄昏同时发起冲击，至7日攻克外围据点10余处。
清涧城的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一日数电向胡宗南求援。10月8日，刘裁率5个半旅的兵力，由延安出动增援清涧。9日，敌援军到永坪，即清涧仅一日行程。而野战军进攻部队尚未肃清清涧的外围据点，尤其是可以瞰制全城的城西险要高地笔架山尚在敌手，对攻城部队构成很大威胁。
笔架山，当地老百姓称它“耙子山”，周围是数丈高的陡崖峭壁。加上廖军多次进行人工切削，攀登极为困难。担任攻击的三五八旅由于炮火不足，加上开始时选择目标不准确，因而连续数次攻击均未能占领。如不及时拿下这个屏障县城的山峰，必将影响逼城夺取清涧的战斗。彭德怀打电话给纵队副司令员贺炳炎说：你要赶快给我拿下耙子山“。贺炳炎强调攻击部队伤亡大，有困难。两人在电话里顶了起来。彭德怀的作风是果断，雷厉风行，在下决心前欢迎人家提意见，下了决心作出部署后，就要坚决执行，但给下面一定的机动处置权。这时他压下火气，立即带了副参谋长王政柱和几个参谋、警卫人员，直奔二五八旅指挥所，同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等，到攻打笔架山的前沿阵地，观察地形和敌军火力点分布。
彭德怀站在一条横向的堑壕里观察。这里常遭受敌人火力袭击，机枪可以打到。余秋里说：“彭总，这里危险，快换个地方吧！”彭德怀说：“你们经常在这里观察都不怕，我怕什么！”黄新廷、余秋里见时间长了要出危险，只得上前把他硬架了下来。刚离开，一梭子弹就打在刚才站的位置上。彭德怀风趣地说：“看来任务没完成，马克思不要我。”
从前沿回来，彭德怀和三五八旅领导一起，重新调整部署，集中组织了攻击火力，于10日上午一举拿下了笔架山，全部肃清了清涧的外围据点。
当天，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和刘裁援军前进速度，调教导旅主力协同新四旅坚决抗击敌之增援部队。同时命令攻城部队做好准备，在10日晚上发动总攻，争取11日拂晓前解决战斗。他说：“绝不能功亏一匮！要在敌援军到达前攻下清涧，活捉廖昂。”
当晚，攻城部队连续炸开城东门和北门，部队同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11日晨，全歼守敌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部及二十四旅主力，俘敌中将师长廖昂、旅长张新。刘裁所率领的援军，在野战军阻援部队顽强抗击下，这时还在20公里外，对整编七十六师被歼束手无策。胡宗南军因连续被歼，绥德、瓦窑堡方面更加孤立。刘裁率领的援军害怕遭到围歼，连清涧城也没敢进，急忙把守备绥德、瓦窑堡的部队接应出来，一同撤回延安。延（延长、延川）清（涧）战役共歼敌8000余人，收复了绥德、子长、延川、延长等城及延安东北广大地区。
廖昂是个反共老手，本是彭德怀的手下败将。1936年11月，彭德怀在红军西征中指挥山城堡战役，全歼廖昂旅，廖昂落荒而逃，仅以身免。现在廖昂升了官，当上中将师长，但打仗的本事却没多大长进，又遇上彭德怀，这次没能逃脱当俘虏的命运。廖昂被俘后，提心吊胆，睡不着觉。彭德怀找他谈话，他埋怨胡宗南指挥不当，说：“清涧工事虽多而坚固，但胡宗南竟拿我一个整编师部和一个旅部来守据点，简直是和我开玩笑。”彭德怀说：“你们的失败主要并非指挥问题，而是由于你们进行的是反人民战争，士兵厌战，人民反对你们。”谈话后，彭德怀留廖昂吃饭。警卫员端来一盆面条，廖昂惊讶地说：“副总司令太艰苦了。早就听说彭副总司令生活简朴，万万想不到你就吃这样的饭，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彭德怀沉下脸，说：“这样的饭不好吗？中国老百姓吃不上这样的饭有的是。我彭德怀吃这样的饭已经是享受了。你们这些达官显贵看到这样的饭大惊小怪，觉得难以下咽，正说明国民党腐朽透顶，注定要被人民打倒。”谈话后廖昂连声赞叹解放军，称彭德怀为英明的将领。
延清战役前后，野战军在外线作战的两个纵队，在土震、王世泰指挥下，于9月下旬至10月下旬进行了黄龙战役。南北两军相互策应，内线反攻与外线作战密切配合。黄龙战役歼敌3000余人，一度解放了黄龙（石堡人白水、韩城、宜川等县，俘宜川守敌中将指挥官许用修，打开了开辟黄龙新区的局面。随后，第四纵队撤至固临地区，第二纵队由宜川东的屹针滩东渡黄河休整待机。
10月11日，中央军委向各军区、各野战军通报关于西北战场的情况和作战经验：西北我军在彭副总司令指挥之下，全军共计4万余人。边区人口150万，三分之一左右沦于敌占。本年荒旱，近数月粮食极端困难。7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7个月中没有作过一次超过两星期的正式整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作战中。然而，我军战斗意志极其坚强，士气极其高涨，装备火力大大增强。利用边区地方广大人民拥护，7个月内击破了胡宗南中央系步骑24个旅及杂牌10个旅的攻势，被我歼灭及受歼灭性打击者达11个旅，加上敌人拖疲饿瘦，使我转入了反攻。望各首长转知所属，加以研究，建立一切从打胜仗中解决问题的思想，争取大反攻胜利。毛泽东写的这个军委通报，是对半年多来西北解放战争的评价和精辟总结。
延清战役前夕，中央军委调一纵队张宗逊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同时，甘泗淇到野战军政治部接替徐立清任主任。
从1947年11月下旬至1948年2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和前委的领导下，利用冬季战斗间隙，在清涧、绥德、米脂、靖边地区（第二纵队在山西曲沃地区），进行冬季整训。在整训中放手发动群众，发扬解放军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同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着的整党运动、土改运动相结合，开展以“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从撤出延安以来，西北野战军经过9个月作战，部队得到了扩大和锻炼。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成分不断增加，特别是补充了大批解放战士（俘虏兵）。有的连队达80%，平均在70%左右。加上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战斗频繁，政治思想教育跟不上，党的工作较弱，不少解放战士阶级界限模糊，不知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存在“吃谁家的粮就当谁家的兵” 的雇佣思想，情绪极不稳定。在部队的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少数人怕艰苦，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不断发生。个别干部骄傲自满，斗志不强，厌倦战争，贪生怕死，“造假情况，打滑头仗，阳奉阴违，不负责任”，不能坚决完成战斗任务。上述情况在1947年10月至11月间第二次攻打榆林时集中的暴露出来，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发挥。
当时解放区正进行轰轰烈烈的消灭封建剥削的土改运动。农民的翻身解放与诉苦斗争激励着部队的指战员。这对解决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有利的。
11月27日，彭德怀和张宗逊向中央军委报告：部队需要有一时期训练。需要普遍深入诉苦运动与土改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增强团结，排除某些人对俘虏兵的恐惧心理。29日，彭德怀召开一、三、六纵队旅长、政委以上干部会，安排了整训计划。要求进行民主检查，“表扬优点，揭发缺点，总结过去，策划将来”。通过整训，扩大党的组织。他强调“工作重点在连队，旅、团、营干部要深入连队，尤其深入支部。健全支部生活，发挥支部的积极性”。反对过去只有政治工作人员做政治工作，而没有发动全体指挥员做政治工作的非群众路线的方式。
冬季整训开始就从土改教育入手，发动士兵诉苦，开展诉苦运动，提高阶级觉悟。解放军大多数指战员都是穷苦农民出身，亲身遭受过地主与富农、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给予的各种痛苦。有的家里卖儿鬻女，逃荒要饭，家破人亡；有的几辈子当牛做马，到头来房无一间，地无一垅，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他们都有一本血泪帐。经过诉苦，挖穷根，算剥削帐，再从大量典型事例中，归纳出问题一层层深入讨论，搞清楚阶级剥削、阶级压迫是怎么回事，反动统治阶级代表谁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是谁，天下穷人为啥是一家，等等。讨论具体深入，有情有理，生动实际，紧扣人们心弦。广大指战员通过诉苦这个深刻而实际的阶级教育，把苦变成恨，把个人仇恨变为阶级仇恨，知道了“苦从何来，仇向谁报”，发自内心地喊出“穷人要翻身，消灭国民党军”。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在战场上报仇。”彭德怀指出：诉苦运动还清算了地主、富农思想影响，“大体的划清阶级与敌我界限”， “达到挖穷根坚定斗志”， “建立明确的为土地而战的意志”， “建立彻底打倒蒋介石的思想”。
第一纵队三五八旅的忆苦三查搞得较早，彭德怀非常重视，亲自指导。一天，他和甘泗淇来到三五八旅，听了汇报，又去参加诉苦大会，还找干部战士座谈，了解情况。听到解放战士于德水的悲惨遭遇，他的心情非常难受。沉默了好久，然后转头对三五八旅政委余秋里说：“翻身农民参军的子弟兵，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只受一重苦；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绝大多数是贫雇农，他们在家受地主剥削，在国民党军队里又受压榨打骂，受的是双重苦，是我们的阶级弟兄。”这次调查，彭德怀印象非常深。事隔20年之后，彭德怀在“十年动乱”被囚禁中回忆这次调查，写道：“一纵队三五八旅战士中有一名四川人，是俘虏来的。深夜，一个人在野地，写着他母亲的神位，哭诉他母亲是怎样惨死的，仇恨国民党和当地的恶霸地主，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要如何为母亲报仇。一位连指导员悄悄在旁听着，他也有类似苦难，结果他们拥抱相诉相哭。”他写得如此真切动人，可见这次诉苦大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受尽旧社会苦难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彭德怀充分肯定三五八旅的经验，对余秋里说：“你们搞的忆苦三查很有意义，这是政治工作的一种新样式。有了彻底的群众路线，就能充分发扬民主。你们要决心抓下去，抓出成效来。”回到野战军司令部后，即通知附近的纵队组织团、营干部去参观学习，推动全军的诉苦运动。
在诉苦和讨论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转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的三查阶段。在群众发动起来后，有的更主动地查经济、查纪律、查领导以及查支部与党员的作用，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称“三查”运动是“过秤”——看你够不够党员标准、干部条件：“照镜子”——找出自己的缺点、错误。彭德怀指出：通过三查，揭露了思想作风上的不纯问题，检查了违反群众纪律的具体事件和有关人员，批判了个人主义享乐思想、贪生怕死的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清查出暗藏在部队中的敌军军官和混进党内来的坏分子；撤换了一些斗志不强，坚持地主、富农立场的干部，达到“纯洁思想、纯洁组织，加强工作效率，提高战斗力”的目的。
在三查过程中，也存在着运动发展不平衡，有的一度发生过火的捆、吊、打和逼供信的错误。彭德怀指出，虽时间很短，共有几天即行纠正，但真正的奸细不易除根，其罪恶也未充分暴露，不易教育群众。针对那种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追查成分，忽视思想教育的情况，彭德怀明确指出：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的二查运动是有联系的。查阶级查思想，查的目的是为提高阶级觉悟，坚定斗志，提高战斗力。过分的强调成分，就会走上唯成分论的偏向。
1948年1月，彭德怀和前委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各纵队首长汇报前一阶段诉苦、三查的情况，交流了经验。会后，部队在诉苦、三查的基础上，转入第三阶段，即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通过练兵，使勇敢与战术、技术密切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和干部的指挥能力，为转入外线进攻作了思想上、军事上的准备。
关于这次运动，彭德怀在整军报告中总结道：经过诉苦和三查，“部队中的气象焕然一新”，党在部队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过去解放兵、子弟兵间的隔阂和不团结的现象，被阶级友爱代替了。它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战斗意志，增强了部队团结，加强了群众纪律，更加密切了军民关系，发扬了群众创造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同时，发扬了民主作风，部队中的管理教育方式，亦有很大改善。这“是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是继承了古田会议的精神，是我军新的整军方式，是毛主席建军思想的坚持和继续。
1948年1月底，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野战军进行诉苦三查的汇报。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毛泽东把它称为新式整军运动。经过他的倡导，全军都开展起来了。其后，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又指出：“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周恩来则赞扬诉苦三查做得很好，是“壮大军队”的法宝，说这是“创造了政治工作的新方式”。
部队开展新式整军运动过程中，彭德怀于1947年12月还参加了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阐明了革命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以后所需要解决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
彭德怀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联系当时党内军内存在的偏向和政策上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他在26日发言说：在贯彻中央指示时，要注重调查研究，区别对待。革命斗争在胜利中易于轻敌，在受挫时易于怯敌，军事上如此，地方工作也是如此。土改中 “左”倾是当时要解决的主要错误倾向。对此，彭德怀又说：土地问题已上轨道。“团结中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城市工商业一定不要破坏，即使政治上必须没收的，也不必性急”。他特别强调发扬民主，指出：部队要放手发扬民主，政治教育靠民主，军事上也要民主。战役检讨也必须充分民主化，何以胜，何以败，这个教育最有效。彭德怀预计西北的军事形势在1948年将发生根本变化。
根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1948年1月，彭德怀在杨家沟主持召开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彭德怀在报告中回顾了从延安以南抗击战到二次攻打榆林的战斗历程，简明扼要地总结了4点经验：“指挥者对敌、我、民情及地形要熟悉”，这“是下决心的根据”：“要善于根据敌人之企图来诱惑敌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要善于各个击破敌人，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不要想一口吞”：“兵不要太大，只要齐心；要练得好，用得法”。会上，彭德怀强调要执行好党的城市政策，指出：我们城市政策执行的好坏，将影响西北大中城市工商业家的向背。在农村“宁肯饿肚子也不能动中农”。要求各纵、旅党委一定要注意纪律教育。
前委扩大会议提出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一是大量消灭敌人；一是建立根据地。会议从方针政策上为在西北开展新区和城市工作，作了具体规定和必要准备。
第18章 外线歼敌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到1947年12月，处于外线作战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完成了在中原的战略展开。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开辟了广大的中原解放区。内线的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及东北等战场的解放军，在反攻与进攻作战中，收复了大片失地，扩大了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队进一步向点线收缩，重新划分绥靖区，实行分区防御。胡宗南也先后从陕北调3个师至潼关及其以东地区，连同整编第六十五师统归裴昌会指挥，企图配合顾祝同集团打通陇海路和平汉路，与解放军逐鹿中原。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经过9个月作战，歼灭蒋介石正规军6.1万人，非正规军1万余人，迫使胡宗南部困守一些点线，采取“机动防御”部署，陷入被动地位。这时，陕甘宁解放区失地己大部收复，与晋西南解放区相联结，支援前线的能力有了提高。野战军增加到7.5万余人。敌我兵力对比己由约十比一变为五比一。虽然敌大我小的形势仍然存在，但西北野战军己开始掌握战场主动权。在大量歼灭敌人和新式整军的基础上，执行中央军委关于举行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的主客观条件完全具备了。
1948年1月在野战军司令部讨论战略进攻方向时，彭德怀提出转入外线作战，有北攻榆林、西出陇东和南出陕中三个方向可供选择。他发扬军事民主，鼓励大家各抒己见。与会者纷纷发言，有的建议打延安，说收复延安政治影响大；有的说应向陇东出击，打击“二马”还有的主张直插关中，捅胡宗南的老窝去。彭德怀善于集思广益，博采众议，在听完议论后说：敌人在延安盘踞近一年，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又有1万多兵力守备，攻打延安要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还不到火候。向陇东出击，路上缺乏粮食；同“二马”骑兵打仗，可能打不成歼灭战，胡宗南的力量又没有消耗，两头一夹击，我们就会打消耗战。他走近地图，在延安以南一带的地图上画了一圈，说：胡宗南在宜川、韩城一带的工事虽强，但比延安差，且兵力不足。黄龙山道路崎岖难走，如敌人增援，便于我们伏击。现在敌人占据黄河渡口，如我们利用的好，就会出其不意来一支奇兵（指当时在山西的王震第二纵队）。他分析了敌我态势，权衡了各种利弊，提出向延安以南出击，插到敌人后方去，向黄龙山进军。认为咸榆公路和黄河西岸的中间地带，是实施战略进攻的最好方向。彭德怀画龙点睛地说：我们是打宜川、调洛川（敌人）；歼灭刘裁，收复延安。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南出陕中，向黄龙山进军确是把握全局，高瞻远瞩的一着好棋。1948年1月下旬，彭德怀和张宗逊致电一、三、四、六各纵首长：派副旅长或参谋长，率有力侦察部队附测绘员，到延安以南进行敌情、地形侦察，绘制敌军配备要图，捕捉俘获逃兵，搞清敌人的实际兵力及位置，向野司报告，要求在2月10日前完成一切出发准备。
当时，胡宗南集团以整编七十六师一部守备韩城及禹门口，阻挡在晋南的第二纵队西渡；以其第二十四旅防守宜川；以整编第十七师两个旅及陕西保安十一团守备延安及延安至富县的公路线；由刘裁率主力整编第二十七、第九十师集结于洛川、黄陵（原中部）、宜君、临真镇地区机动，以便北援延安，东援宜川，阻止西北野战军南下，实现其所谓“监视三面”，并保护其后方补给供应线。
宜川东依黄河，西连洛川、富县，是陕东战略要地，胡宗南视之为关中屏障。宜川象是黄龙区同晋绥、太岳解放区之间联系的一个钉子。拔掉这颗钉子，解放黄龙山诸城，可进一步打通与晋西北的联系，巩固后方，造成解放大西北的有利态势。1948年1月29日，彭德怀在米脂县吕家沟召开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进攻，以建立渭北根据地的指示，决定第一步以围城打援的战术攻宜川。彭德怀说：宜川是胡宗南棋盘上的一个重要棋子，我们打宜川，胡宗南必然派兵来增援。敌人一向对我军实力估计不足，刘裁还有股蛮劲，所以一定会来增援。这就便于我军以逸待劳，选择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各个歼敌。指挥员一致赞同，说：这一招把刘裁的坟墓都准备好了。会议确定进行宜川战役，先以一部兵力围攻宜川，调动黄陵、洛川等处敌军来援；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先歼援敌，然后再夺城。彭德怀明确提出，在战术上，攻城部队应积极动作，但勿急克，逼敌驰援；打援部队应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速战速决。彭德怀把这个“围城打援”的方案报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迅速得到批准。
彭德怀在部署攻打宜川的同时，即着手进行打援的准备。他依据侦察的材料，分析敌军从黄陵、洛川等地增援宜川，可能走三条路线：一条是经瓦子街到宜川。这是条公路，便于大部队机动，距离近，增援快，可迅速解宜川之围，但有遭野战军伏击的顾虑；二是经石堡（黄龙）到宜川。虽也是一条公路，但路况差，距离远，不利速援；三是沿第一条道路以北的进士庙梁到宜川，这是条山间小路，地形复杂，翻山越岭，行动缓慢，重武器不易通过。
敌人究竟会走哪条路呢？彭德怀在野战军司令部全神贯注地估量着，象是问自己，又象问其他同志：“来不来呢？可能从哪条路来呢？”一科副科长接着他的话茬说：“敌人胆小，我估计不敢走小路。”彭德怀说：你这个估计基本正确。根据敌军过去的作战行动规律，刘裁从自身的安危出发，是会走小路的。但下命令的是胡宗南，而刘裁上次增援清涧时来得慢，受了处分。这一次他一定要走得快，要走公路。彭德怀进一步分析，胡宗南要兼顾守军与援军，经瓦子街往宜川，既近且好走，可以达到迅速解围；此人又主观成性，对下骄横，必然命令刘裁经第一条道路驰援。因而决定把部署打援的重点放在第一条路线上。另一方面，也准备“如敌不援，则夺取宜川后继续南进，夺取韩城、白水、合阳、大荔等城”。决心下定，彭德怀风趣地说：“围城打援，钓大鱼。我们钓刘裁，钓来钓不来两种可能。刘裁只要进来，就别想出去。”按照围城打援的作战意图，西北野战军主力于1948年2月12日，分别由志丹（保安）、米脂、绥德、清涧地区向南开进。16日到达甘谷释、延长待机地域集结，进行战役准备工作。同一天，第一纵队由晋南曲沃地区西进，准备由禹门口渡河，参加宜川地区作战。2月20日，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联名发出宜川战役“进字第一号”命令，令各纵队于24日到达指定位置。命令所作的兵力部署，构成三个歼敌方案，不论增援宜川的敌军是取道瓦子街或经石堡（黄龙），或者走进士庙梁，野战军均能从所在地区出发，进入预伏区，合围歼灭增援之敌。为了不暴露野战军的企图，彭德怀把打援部队集结于离预伏地区20多里之外，待确实弄清敌情后，再令各纵队以急行军进入伏击地区。按照野司的部署，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的任务为“协同歼灭宜川守敌，夺取宜川并准备打援”，于24日完成对宜川城的包围。27日，占领了宜川外围主要据点。准备打援的第一、第四纵队也于23日到达瓦子街以北进攻的出发位置。同日夜，王震率领第二纵队开始由禹门口强渡黄河，集结于宣川以南约50里的屹台街附近。
西北野战军包围宜川后，彭德怀带了副参谋长王政柱和几个参谋、警卫人员，到城北的塬上观察城内外敌军的防御工事。由于城郊烟雾缭绕，看不真切。彭德怀说：“咱们再往前走走。”他边说边走，一直走到敌军的炮火射程以内。忽然有一发炮弹在离他十几米处爆炸，弹片从他头顶飞过，尘土落满全身。彭德怀骂了一声：“耍什么威风，你们很快就要完蛋了！”他转过身对王政柱诙谐地说：“敌人的炮镜比我们的望远镜强，我没看见他，他倒看见我了。”在阻击打援打响前，他又同副司令员和各纵队首长，到瓦子街一带察看地形。
瓦子街是洛（川）、宜（川）公路咽喉。由此到宜川西南的铁笼湾，长约15公里。在狭窄的公路两侧，山高坡陡，沟深谷狭，遍布梢林，便于野战军隐蔽集结，进行野战。彭德怀察看地形后十分满意，说：“敌军如走这条路，可打他个措手不及。这真是歼敌的天然好地形啊！”但直到深夜，他仍在反复推敲作战方案，检查是否有什么漏洞，还将身旁刚到职不久的副司令员赵寿山推醒，问：“你看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赵寿山回答说：“嘿！就看胡宗南肯不肯往里钻了。”
这时，在西安绥署的胡宗南，正接连收到守宜川的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的电报，呼救求援。胡宗南又一次低估了西北野战军的力量。据当时缴获的刘裁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命令和通报等材料，胡宗南认为彭德怀只有5个纵队，部队经连续作战伤亡大，又无重炮，不能攻坚。他判断二纵队渡河后必先夺取韩城、合阳，不可能用在宜川方面。其余4个纵队，可能以3个纵队的兵力围攻宣川，只有1个纵队用于阻击援兵。因此，胡宗南命令张汉初依据宣川的险要地势和巩固工事，坚守待援，令刘戳率整编第二十七、第九十师理个旅的兵力，即日前往解围。刘裁接命令后，连会都没有来得及召开，就下达出发命令。于2月26日，由洛川、黄陵出发，沿洛宜公路经瓦子街，日夜兼程增援宜川，27日进到瓦子街地区。
由瓦子街到宜川西南的铁笼湾，洛宜公路的两侧是东西走向的两道山脉。刘裁的参谋长刘振世建议，不要直往东走，可先向北绕打共军一翼。刘裁对这一带地形熟悉，怕西北野战军打伏击，也想从左侧向观亭绕进。请示西安绥署，胡宗南回电：宜川紧急，按原定计划，不顾一切，兼程向东驰援。还说：找共军大队找不到，现在到了你们面前了，不打还行。
2月28日晨4时，彭德怀等下令：决于明日拂晓发起总攻，歼灭来援之敌。命令适当调整了部署，以三纵、六纵各1个旅继续围攻宣川，诱使援敌深入就范。全军集中9个旅的兵力，在瓦子街至铁笼湾之南北高地按预定方案进入阵地。同时电令二纵队集结于圪台街与瓦子街之间，准备由南向北侧击瓦子街及以东的援敌。
28日，刘裁率援军继续东进，在任家湾、丁家湾地区遭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与第六纵队部分兵力的阻击。刘裁判断阻援部队只有1个纵队，几千兵员，不能阻其驰援，命令部队继续攻击前进，限于当天到达宜川。这样，连其后续部队均于当日进入瓦子街以东的隘路。28日下午，天空阴云密布，开始下毛毛雨，后变成小雪，入夜，鹅毛大雪漫天飞扬。野战军第一、四纵队和第三、六纵队各一部，冒雨雪由预伏地区隐蔽接敌。
2月29日晨，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敌整编二十七师、九十师进到宣川西南之王家湾、任家湾以南高地。昨晚大雪数寸，本晨敌未动。我无粮不能等待，故决向该敌围攻。”同日晨2时，负责扎口袋的第一纵队于瓦子街以西尾敌前进，6点攻占瓦子街，断敌后路。这时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发现第二纵队因距离远，雪路难行，尚未占领瓦子街以南高地，而敌人正向该地集结。如不迅速堵塞这一缺口，敌人将有突围逃窜的可能。于是在前卫独一旅三团插过公路开始攻击之后，又命令三五八旅一部向瓦子街东南高地攻击，以切断敌人南逃退路。三五八旅的七一四团附七一五团1 个营，与敌五十三旅1个团的兵力，反复肉搏，将敌击溃，占领了阵地。并向东发展，同友邻部队一起，完全截断了敌军回窜的道路。
同一天，第一、第四纵队和第三、第六纵队主力击退了企图夺路突围之敌。担任攻击敌右翼的第二纵队亦赶到投入战斗。到黄昏，野战军紧缩包围圈，将敌人压缩在乔儿沟、任家湾、丁家湾及其附近高地的东西不到10公里长，南北宽约5公里的狭小地区内，形成铁桶合围的态势。当天夜里，部队冒着大雪严寒露营，不顾疲劳饥饿，积极准备第二天总攻。刘裁也命令其所部各旅连夜构筑工事，继续顽抗。
3月1日拂晓，彭德怀下达总攻击命令。第一纵队沿公路及其两侧高地由西向东，二纵队由南向北，四纵队由北向南，六纵队一部由东南向西北，三纵队一部由东北向西南，向敌人发起总围攻。枪声、炮声、军号声、冲杀声，震天动地。这一天，全线战斗十分激烈。刘裁的援军顽强抵抗，与西北野战军反复争夺位于公路南侧、居高临下的东南山。彭德怀在当天的一份文电中写道：“每攻一山峰，须反复数次，用刺刀才能取得。” 名闻全军的刺杀英雄刘四虎，原是苦大仇深的翻身农民，也是新式整军中提高阶级觉悟的典型，一个人刺死7个敌人，自己身上也挨了11刀，负了重伤。七一四团团长任世鸿，带领特务连夺取敌军指挥所盘踞的山梁土寨子，身先士卒，英勇牺牲。
彭德怀一直注视着战斗的进展情况，对广大指战员鏖战东南山，英勇拼搏的战斗作风深为满意。他在前线指挥所观察到，敌人死守丁家湾的一个山头阵地，我攻击部队多次进攻受阻。而在附近担任“阻敌东进”的一个旅，只顾阻击，没能见机行事，协同兄弟部队出击。彭德怀在电话上批评该旅旅长表现迟慢。旅长即带一个团出击。彭德怀又踏着烂泥直奔该旅指挥所，对在场的旅参谋长说：把机枪布置好。你带领这个团顺山沟下去，再往对面敌阵地冲击。他对旅首长说：“打仗，战机非常重要，指挥员要有战场的全局观点，善于协同配合，狠狠打击敌人，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
经过连日激战，至3月1日下午4时，西北野战军占领了公路两侧全部阵地，整编二十九军军部被歼。残敌都被驱赶到沟里，狼奔豕突，争相逃生。但到处都是解放军，哪儿也跑不出去。下午5时，增援宜川的胡宗南军全部被歼。
3月2日，西北野战军包围宜川的部队发起总攻。3日上午8时，全歼宜川守敌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跳山逃跑时，腿摔坏被俘。至此，宜川、瓦子街战役胜利结束，歼灭胡宗南集团1个整编军部、2个整编师部、5个旅共2.9万多人，取得了西北战场的空前大捷。
一年前率部进攻陕北的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蒋介石嫡系高级将领刘裁，从丁家湾山梁的土寨子往外逃跑，走投无路，以手榴弹自毙，充当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另一个曾扬言他一个师可打共军两三个纵队的整编九十师师长严明，见大势已去，坐了滑杆（即轿子）逃跑，被西北野战军击毙。随后在西府战役中，宝鸡守敌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徐保受伤被俘后因伤重而毙命。国民党军3个高级将领接连丧命，所以当时西安流传这样一幅对联：上联是“刘戡戡‘内乱’，‘内乱’未戡身先死”；下联为“徐保保宝鸡，宝鸡不保命也亡”；横额是“纪律严明”。此联辛辣地嘲讽了那些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卖命，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国民党将领的可悲下场。
西北野战军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了刘裁、严明的尸体。彭德怀交代：“要把尸体包裹好，在掩埋的地方做个标志，我们还要通知胡宗南和死者的亲属来认领咯！”不久，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受野战军司令部的委托，通告刘裁、严明的家属和亲友说，如来运回刘、严的尸体，解放区军民将予以方便。这使胡宗南十分难堪。他认为这是中共的一颗“政治炸弹”，目的在瓦解其军心。但不去接运，又无法向全体将士及死者家属交代。不得不派人把刘裁、严明的棺材运回西安，予以厚葬。
宜川战役对蒋介石、胡宗南的打击是沉重的。败讯传到南京，蒋介石极为震怒，为敷衍国大代表对胡宗南的责难，给胡宗南以撤职留任的处分。3月13日，蒋介石给胡宗南的“手启电”悲叹：“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痛悲哀，情何以堪！”
原整编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说：“彭德怀的口袋战术，使我们走进了死胡同。”敌空军第三军区司令部在其《宜川会战史》检讨部分承认：“战略上处于被动”， “对共军企图、兵力无正确判断”， 行动过于迟缓，“致使共军王震部亦能参加宣川附近作战”，加以指挥上错误，导致全军覆没。
宜川战役开辟了黄龙分区，使黄龙区与关中打成一片，奠定了以后作战的有利态势。刘裁部被歼后，西北野战军大举南进，胡宗南不得不将位于潼关以东的裴昌会兵团向西安回调。这就减轻了中原野战军的负担，有力地配合了中原战场和其他战场的战略进攻。毛泽东在 3月7日发表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写道：“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
宜川战役之后，不论在全国、在西北，形势都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中共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适应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需要，决定离开陕北，东渡黄河转到华北。3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及解放军总部，从米脂杨家沟出发，由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四五月间相继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委会合。
宜川战役之后，为乘胜扩大战果，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进行黄龙山麓战役。因洛川久攻不下，增援洛川的裴昌会兵团滞留于合阳、澄城、白水及其以南地区，不敢北进。彭德怀打援不成，遂决心西进。他设想，野战军大踏步向胡宗南的后方挺进，把主力插到凤翔、宝鸡一带，夺取麟游山脉各县，可以调退延安、洛川守敌，调动、分散裴昌会兵团，寻机各个歼敌，巩固黄龙新解放区；又能夺取敌人的军需物资和武器弹药，解决给养，改善野战军的装备。
西安以西，泾河和渭河之间地区，古称西府，首府凤翔。包括现在宝鸡市和咸阳等市县，地处陕西关中、汉中和四川的咽喉要冲，向为兵家争夺之地。国民党在这个地区兵力空虚。胡宗南集团重要补给基地宝鸡，仅有第七十六师（清涧被歼后重新编成的）师部率1个团 2000余人驻守，其余地区都是地方团、队守备。所以西府既是胡宗南的战略后方，又是他统治区的薄弱环节。根据彭德怀的部署，西北野战军以第三纵队继续围困洛川，迷惑敌人，第一、二、四、六纵队于4月7日由黄陵、澄城地区向西移动，12日集结于马栏、转角、照金地区。13日，彭德怀在马栏镇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上，称这次西府作战为调虎离山，说：我们威胁胡宗南的战略后方，搞他的补给基地，他就顾不上延安了，可以逼使敌人不战自退，撤出延安。只要能把敌人调过来，就可以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消灭他。彭德怀部署以炭、四纵队为左路，一纵队为中路，六纵队为右路，渡径河后攻击前进。左、中路相机夺取宝鸡，右路切断西（安）兰（州）公路，抗击可能来援的马步芳部。16日，部队开始分三路西进。
彭德怀在20日致电中央工作委员会转毛泽东，报告夺取麟游、陇山山脉的计划说：黄龙区缺粮；黄陵、宜君打援，敌徘徊不进。“我无粮不能久待，故决提前夺取麟游山脉与陇山脉诸县及断西兰与川陕交通。相机夺取宝鸡。以陇（山）两山脉根据地。求得在广大地区解决给养减轻老区负担。”毛泽东在26日复电：“你们第一步向径渭之间，第二步向甘肃，甚好。”并告诉彭，中央已和中央工委会合，这里一切很好。
西府战役初期的战斗进展顺利。先后攻克径河以南、渭水以北的麟游、扶风、岐山等9个县，切断了西兰公路。25日夜，第一、二纵队向宝鸡之敌军发起总攻击，至26日全歼守敌，占领宝鸡。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徐保重伤被俘，第二天毙命。缴获的武器弹药、军用物资堆积如山。
西北野战军南渡径河，切断西兰公路，蒋介石、胡宗南闻讯大为震惊。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胡宗南急电延安守敌弃城南撤，以缩短防线。4月21日拂晓，何文鼎率整编第十七师南逃。被敌人占领一年一月又二天的民主革命圣地延安，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彭德怀以外线进攻，逼敌自撤的战略意图顺利实现了。延安城内外一片欢腾。路口、崖畔、窑顶、街头，到处是欢呼的人群。干部和乡亲们兴奋地互相道贺：“延安，我们回来了！”
在彭德怀率部西进后，蒋介石也看到，西北野战军的正规部队远离解放区，处境不利，乃命令胡宗南“彻底以大军轻装尾匪穷追，不使稍有喘息之能力，尤应不分界域越境追击，马继援部应协力向西南堵击，务将匪军完全歼灭”，各部“勿因补给与疲劳迟滞行动”。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胡宗南急调裴昌会率所部配合马步芳之整编八十二师共11个旅兵力，分两路驰援宝鸡。当时，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彭德怀决心在运动中再歼敌几个旅。他部署六纵队教导旅于长武、彬县（原那县）地区转入机动防御，保障主力右侧后之安全；四纵队及二纵队之独六旅在武功至凤翔地区转入机动防御，保障主力左侧后的安全。但四纵队在扶风杏林镇地区的防御，兵力分散，被裴昌会兵团突破阵地。27日，裴部经岐山西进，直逼宝鸡。与此同时，马步芳的整编八十二师突破了教导旅的长武、亭口阵地，向崔木镇急进。宝鸡地区的野战军主力反处于敌人左右夹击的不利形势。一、二纵队更陷于背水侧敌的被动地位。既无时间准备以粉碎敌军的反突击，也搬不走在宝鸡缴获的物资。为摆脱敌人，彭德怀果断命令部队，在28日拂晓前撤出宝鸡，向陇东转移。
27日这天，彭德怀率野战军司令部驻在凤翔南的屈家山村。与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相距只有几十里，前线的枪炮声已依稀可闻。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为了彭德怀的安全，极力催促他转移。他却岿然不动，命令电台继续工作。他为四纵队抗击不力而震怒，为足够野战军使用两年的弹药物资未能大量运走而痛惜。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当机立断，使野战军主力迅速摆脱危险的处境。当天，野战军攻克宝鸡的部队未料想敌军骤至，正分散做群众工作，运送和处理战争物资。彭德怀让电台叫通每一个纵队，亲自布置撤离的路线和集结地区，交代一、二纵队：集中一个团、撤一个团，集中一个旅、撤一个旅。这时天己渐黑，野司一些单位已准备出发。但有个部队的电台未联系上。从传来的枪炮声判断，敌人更为逼近了。彭德怀背着手踱来踱去，决然说：“电报发不出去不能走！”警卫营紧急挖工事警戒，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彭德怀把警卫员的左轮手枪要去，带在身上，说：“只要部队撤出去，我个人没什么。我还可以带警卫营打游击。”直到给各纵队的紧急电报发完后，他才让撤天线，率司令部向北转移。28日中午，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撤出宝鸡及今后行动计划，准备提前实现第二步，转向陇东。中央军委复电：你们的行动由你们按情况临时决定。
西北野战军左路阻援未成，右路抗击也受挫。马步芳部非常猖狂，整编八十二师又一再袭击六纵队教导旅，至29日进占旧永寿县、构（旬）邑及彬县，截断野战军与陕甘宁根据地的联系，继续向麟游地区急进。由于东面的裴昌会兵团兵力集中，野战军不易捕捉战机。彭德怀于5月1日率主力北上，以摆脱被动，寻机消灭八十二师。3日夜晚，通过西兰公路，涉过径河继续北进。这时裴昌会部一改过去密集方阵推进，实行数路并进长追不舍的战术，在其途经地区不留兵守备，企图挟其优势兵力围歼西北野战军主力。
鉴于胡宗南部尾追不放，马步芳部积极配合，敌人的兵力占明显的优势，预定各个歼灭整编八十二师的计划无法实现。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主力向东转移，于5月12日转移至老解放区马栏、转角、高王镇地区，才完全摆脱了敌军的追堵。
从挺进西府到转向陇东，在1个月里，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转战1500余里，取得了重大胜利，也受到相当损失。他清楚地看到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必须切实地加以解决。5月15日，彭德怀和张宗逊、赵寿山致电各纵首长，指出此次出西府的行动中有严重缺点，在战役上、战术上犯了某些错误，主要原因是轻敌（亦有怕敌者），造成个别纵队的相当损失。“我们确定彻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民主的检讨经验教训”。
5月26日，在洛川县土基镇，彭德怀主持召开了西北野战军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贺龙、林伯渠、习仲勋、王维舟等参加了会议。这是西北战场在这次西府战役中遭受到较大挫折之后召开的，出席会议的纵、旅领导素知彭德怀严于治军，所以会议一开始，气氛就比较紧张，连平时爱说爱笑的人这时也很严肃。会上，彭德怀作了春季攻势概况的总结讲话，指出：出击西府的方针是正确的，取得了很大战果：光复延安，夺取洛川，扩大与巩固了黄龙分区，歼敌2.1万多人，一度攻克县城14座，摧毁敌人西北供应基地宝鸡，扩大了我党在蒋管区的政治影响。同时，对“未能完成建立麟（游）千（济山）根据地及收复陇东、收复三边的任务”，他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认为这是因为在战役指导上犯了若干错误，说：“特别是我应负主要责任”。彭德怀总结西府战役在指导上的错误是：过分强调突然性的一面，怕暴露我军企图，行动前因粮食困难，时间仓促，战役的准备不充分；对四纵队党委会中存在严重自由主义，对干部迁就放任，内部不团结，斗志不坚强等问题，未深刻了解；在敌情判断上，对胡宗南能集结11个旅增援宝鸡估计不足；对马步芳实力亦估计过小，特别是对胡、马两部积极配合认识不深刻。由于敌大我小的客观情况，主观上总想利用敌人阵营的若干矛盾，过分强调利用敌人矛盾才吃了亏。说到这里，彭德怀用手指着自己的脑门说：“彭德怀呀彭德怀，你的马列主义就是没有学通，一格一格的。只看到胡马互相矛盾的一面，忽视胡马两军在反共反人民这一基本点上完全一致的一面。”他十分沉痛地说：“出动前准备不充分，个别纵队内部情况了解不深刻，对敌人估计不足等三项，战役领导机关与战役直接指导者应负责任，也就是我个人应负更多的责任。”在停顿片刻之后，他感慨说：我们打了礼泉，应观望一下再打出去，没停。打了扶风，应该背靠麟游，钳制马军，消灭胡军一部，可是我们又前进了。一个人哪，“悬崖勒马”是不容易的。事过20余年后，在《彭德怀自述》中，他又一次总结了这次战役在指导上的深刻教训，写道：“当时想乘胜进攻宝鸡，破坏胡宗南后方，缩短西北战争时间。这就是思想上的急躁病，产生了轻敌思想。”“过急求成，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行动上是冒险主义，而且往往发生于连续大胜之后。”
在土基前委扩大会上，彭德怀对造成战役被动局面负有直接责任的部队负责人，也毫不留情，当众严责。他说：四纵队负责同志采取严重的自由主义态度，己影响其内部团结，以致邪气抬头，正气受到压制，发展到不执行命令，几次丧失有利战机，放弃与放走可能与应该消灭的敌人。在历数了一件件失职行动后，彭德怀声色俱厉地说：“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从给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说，是应该砍脑壳的！”彭德怀越说越怒不可遏，质问四纵队负责干部：你有电台，完全可以请示报告，敌人力量大抗不住也可以报告。而你既不抗击于岐山之东，又不抗击于岐山之西。你撤，既不通知友邻部队，又不告诉我们，总该打个招呼吧！部队在行军路上住老乡的房子，走时还给房东打招呼嘛！你们的组织纪律性哪里去了？！一席话说得纵队负责人羞愧沉痛，不敢抬头正视台上的彭德怀。参加会议的人也一个个屏息静气，会场鸦雀无声。彭德怀话语尖锐，但件件是事实。为帮助犯错误者提高认识，他剖析了部队中存在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指出其本质是“缺乏阶级责任心，考虑问题不从全局出发，从个人得失出发，局部安危出发”， “以致违犯纪律，损害革命利益在所不顾”。彭德怀环视会场，看着一张张饱经风霜的熟悉的面孔，加重语气说：“战争是流血的斗争，要求各级军事指挥员、政治委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不能丝毫疏忽。”指挥员失职，必然带来意外的损失和不应有的流血牺牲！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到土基镇后，同纵队首长广泛交谈。经过调查研究后，他在5月31日讲话指出：西府战役“彭总的决心是正确的。我们缴获了不少弹药、武器、汽车和物资，特别是因此收复了延安，对全国全世界影响很大”。“但是，在实现彭总这一正确决心的过程中，某些将领出了毛病，造成了美中不足。……至于不执行命令，那是平时治军不严造成的，党纪军纪所不容。问题在下面，责任在上头，纵队首长要承担主要责任”。最后，贺龙指出要搞好整训，检讨经验教训，准备再次打出去。前委扩大会议贯穿了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西府、陇东战役，认真地从战役、战斗指挥，部队协同作战和战斗作风方面，分析总结了经验教训。对失职的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个别人对抗击不力的干部非常气愤，要求按军法从事，进行严办。四纵队指挥员在会上作了检讨。在分清是非，明确责任，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会议决定对因不执行命令而造成整个战役失利的个别旅、团干部，给予了纪律处分。
彭德怀的脾气很多老同志都了解。他坚持党的原则，赏罚严明，不徇私情。不论哪级干部，只要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就当面批评，而且“火力”很猛，毫不客气。特别是对高级指挥员，谁要是不考虑全局，搞本位主义，玩忽职守，打滑头仗，他是绝对不容忍的。他说：“你不恨敌人，我就恨死你。”以后，在9月间的第三次前委扩大会上，他再次说道：土基会议我对四纵队的问题那样凶，为的是他们的自由主义相当严重，用猛火一烧以提起他们的警惕。不严格批评整顿，不能把这个纵队的士气和战斗意志鼓起来。我们高级干部中应讲原则，不看面孔。当犯错误的干部认识提高了，检查改正了错误，他就高兴地说：“对啦！就是要这样。”一旦发现批评过头了，在冷静下来后，他又自责地说：“我是很粗的，有点象李逵。”“我这个人是高山倒马桶，臭气远扬。”“我是阎王老子开饭店，鬼都不上门。我以后要注意这点。”有时，自我批评说：“我头上长着角，常常碰着人，使别人不高兴。我脾气不好，有缺点，有错误，希望和我一道工作的同志不顾情面地给我指出来。咱们赤诚相见，我愿意接受和改正。”但也有人对彭德怀的严厉态度和率直的批评有意见，说他太威严了。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土基会上寓意深长地说：“彭德怀同志是有德可怀，有威可畏啊！彭总有坦荡的胸怀，你愈是了解他，甚至受他的批评越多，便越能深刻地感受这一点。”当时对彭德怀的严厉作风不大习惯的副司令员赵寿山也说：“彭总忠诚感人！”“他能打大胜仗，也能打好败仗，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是真正的大将军！”
前委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春季攻势总结与目前工作指示》 .6月30日中央军委电示，同意前委这个决定，并已发西北以外之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参考。8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彭德怀在土基会议上的讲话。
西北野战军根据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于六七月间在黄龙城地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政治、军事整训。开展了评斗志、评政策、评工作、评作风，评功查过的运动（简称“四评运动”）。
土基会议对西北野战军严肃军纪、提高战斗力起了重大作用产生了深刻影响，也显示了彭德怀严格治军的巨大才能和魄力。
1948年8月至11月，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按中央军委的指示，先后进行了澄（城）合（阳）战役、荔北战役和冬季战役，粉碎了胡宗南军在渭北地区的“机动防御”，进一步削弱了胡宗南集团，使其不能抽兵增援其他战场作战，并为最后消灭胡宗南集团创造了条件。
彭德怀在部署澄合战役时，以一部抗击敌4个整编师大部，集中11个旅的绝对优势兵力，采取中央突破两翼包围迂回的作战指导原则，粉碎了敌军以整编师为单位，以攻为守的机动防御体系。在战术上集中兵力、火力攻敌一点，以重点突破、割裂围歼敌人的战术手段，给整编三十六师又一次歼灭性打击。整个战役歼敌近万，收复了韩城、合阳、澄城，扩大了黄龙分区。
在澄合战役中，正当攻击整编三十六师主阵地壶梯山的紧张时刻，彭德怀又冒着炮火到了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的指挥所。这里距离前沿部队很近，只构筑了一些简单的防弹掩蔽部。王震发现他来，顾不上汇报前面的战斗情况就说：“这里太危险，你还是到后面去。在这里出了问题我可负责不起。”彭德怀举起望远镜，一边看一边问：“怎么你在这里可以，我在这里就不行？你死得，我就死不得？”这时，战斗正激烈进行，不断有炮弹在指挥所附近爆炸，硝烟腾起，弹片横飞。彭德怀听完汇报，又到掩蔽部外面观察，工震实在急得无法，大声说：“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指挥？” 彭德怀笑答：“我看我的，你指挥你的，保证不干预你的指挥。”事后，王震深情地说：“彭总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打起仗来，哪里是前方，他偏偏就往那里钻。”而彭德怀谈起他同王震的关系时，则作了个诙谐的比喻：“我和王胡子（指王震）象一个槽里吃草的两头湖南骡子，吃着吃着就踢起来了。但我们拉起套来，使的却是一股劲。”
澄合战役后的休整期间，彭德怀深入部队，了解到有些搞后勤工作的人员不安心，认为没有前途。工作很累还时常招来埋怨和批评。为此，彭德怀在8月中旬召开的野战军后勤工作会议土，首先肯定了搞粮食、做财经工作的成绩，指出，从延安保卫战以来，由于后勤工作人员的努力，任劳任怨，使部队的粮食、被服等基本问题解决了，保证了全军的需要。接着谈到了对为人民服务的体会，说：“庙里的泥菩萨和屋里的扫帚都是工具。我们革命干部在人民群众中，时时刻刻要象扫帚一样的供人民使用，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让群众感到我们是人民生活中最实际最有用的。不要象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抬高我们，赞颂我们，害怕我们。”“有人想当菩萨不愿做扫帚，这是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革命干部，都要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要做人民一把有用的扫帚。”他要后勤工作人员坚持制度，坚持原则，不能眼睛里只看见首长，夹着私心杂念给首长送东西。还批评那种“在首长面前毕恭毕敬，背后则各自干各自一套”的阳奉阴违的坏作风。这番话是彭德怀对干部的告诫，也是他自己一贯奉行的准则。
8月中旬，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指出：敌军摆成一线，利于我各个歼灭。在渭北再歼几部胡军，对于抑留胡宗南部在陕西不向中原进犯，又是一大利益。目前一个长时期，宜在渭北打胡。“九月起全国各区均将有大战，希望你们能配合。”根据军委指示，彭德怀决定秋冬两季在渭北作战，再歼胡宗南部几个旅，使其完全处于被动。并确定于9月间发起秋季攻势作战，本着出其不意地分割围歼敌人的战役思想，歼灭大荔以北之整编第十七师及三十八师。
当时胡宗南为阻止西北野战军南下潼关或再出西府，在洛河以东、大荔以北、大峪河以南地区，以3个整编师分散守备在蒲城、澄城、大荔间正面20公里，纵深30公里的防御地带。以城镇及平原村落为据点，形成纵深配备，但各据点之间间隙很大。彭德怀预定的荔北战役作战方案，是由一纵队沿澄城大荔公路攻击敌人正面，二、三纵队在左，四纵队在右面配合。一纵队在讨论这个方案时，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认为从敌人防御正面攻击比较困难，不易得手；如从敌人侧翼打进去，插入敌人心脏地区，出敌不意，行动突然，可以减少伤亡，又利于消灭敌人，会加速战役进程。当时一纵队侦察科副科长刘桐树曾率领侦察人员进入敌人心脏地区做详细侦察，摸清了敌人的兵力分布、据点工事结构和地形特点，也建议把正面攻击改为从侧翼楔入，然后割裂包围，各个歼敌。本来，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各个聚歼，是彭德怀指挥作战的一个特点。这次，他仔细听取了一纵队的汇报，赞许地说：“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谁提的方案好，就用谁的方案。在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上不能搞将帅尊严。黄新廷同志的意见很好，就照这个主意办。”遂改变作战方案，取得了歼敌2.5 万余人的胜利。
随后，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为钳制胡宗南部，配合淮海战役，并解决粮食问题，便于以后冬季整训，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于11月中下旬进行了冬季战役。彭德怀把野战军分成东西两个集团，不断制造与捕获战机。胡宗南的几个军被牵着来回转，拖过来，打过去，兵力分散，疲于奔命。胡宗南东奔西窜的所谓“机动防御”、“重点增援”，在西北野战军的机动迅猛打击下，一败再败。对此，彭德怀当时就写道：自我荔北战役胜利以后，胡宗南集中9个军番号（国民党军从1948年10月1日起，将整编师、旅恢复为军、师番号）的兵力以对付我们，自以为得意。其结果在东至洛河以东，西至咸（阳）同（铜川）铁道，12天中往返奔驰3次，平均每日走80至100里。象乒乓球一样，被打得东西奔跳，其疲惫之状可想见。他幽默地说：“打敌人要象打乒乓球一样，来回都能打他。那边打过来，这边打过去，过来也打，过去也打，不使他清醒，不让他喘息，而要他乱蹦乱跳，兵力分散，各个被歼。”
冬季战役歼灭胡部第七十六军等共2.5万余人。七十六军军长李日基及两个师长被俘，十七师师长被击毙。胡宗南集团进攻延安以来，在一年多一点时间里，七十六军（原整编七十六师）三次被歼，三任师、军长（廖昂、徐保、李日基），一人丧命，二人作了西北野战军的阶下囚。
渭北3个战役共歼胡宗南集团6万人。如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所要求的，西北野战军不仅使胡宗南不能抽一兵一卒增援中原战场，还得抽调部队到关中地区，以保卫其老巢的安全。
第19章 解放大西北
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东北、华东、中原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相继进行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战略大决战。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被消灭。全国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1948年，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以8.1万兵力向优势数倍之敌进攻，全年消灭敌军约16个师11万余人，收复延安，解放黄龙分区；钳制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部，使中原与华东两大野战军减少西顾之忧，顺利地进行淮海大会战，并获得伟大胜利；使华北一兵团和晋绥军区部队无南顾之忧，顺利肃清晋南阎军。西北野战军本身亦发展壮大，战斗力更加提高了。
1949年1月，在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彭德怀在《1948年几项工作的基本总结和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中说：敌人目前总的军事方针是依托巴山，扼守长江，以保守江南及西南各省。从全局看，西北还有几个大仗要打。他向全军提出1949年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消灭胡宗南的兵力，扩大解放区；要占领一连串的城市，必须有一套城市政策；必须进一步加强纪律性，克服胜利途中的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西北野战军从1949年2月1日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阎揆要任参谋长。同时，纵队改称军，旅改称师。同年6月间，以所辖的一、二、七军编成第一兵团，王震任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以三、四、六军编成第二兵团，许光达任兵团司令员，王世泰任政委。全军约11.5万人。
西北野战军兵力少，转入外线作战后更感到兵力不足。1949年1月中旬，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华北部队参加西北作战问题，待你们来中央时面商。2月8日，彭德怀在赴中央开会前致电毛泽东，报告西北敌军动态和野战军概况，提出本年春、夏的作战方针。说明如三四月间在山西的第一野战军部队能归还建制，徐向前、周士第部能入陕西，夺取潼（关）渭（南），进逼西安，则一野四五月间即可攻击西府、宝鸡。如此，胡宗南必弃西安，退汉中，我军可乘敌撤离之际，在追击截击中歼灭其主力。毛泽东12日复电说：太原解放后，华北3个兵团中，至少两个兵团17万人可以用于西北。毛泽东早已筹算增兵西北一事，他告诉彭德怀说：要彻底解决胡、马，占领潼关、西安、汉中、天水、兰州，有待于两个兵团之到达。
2月17日，彭德怀同王震一道离开战火纷飞的西北前线，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参加于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彭德怀在3月11日的全会上发言说：毛主席的报告是发展胜利，争取新民主主义在全国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了防止左右的倾向，尤其是这时提出不骄不躁，特别重要。他在谈了土改政策、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和西北战场的作战情况后，说：我个人这两年在西北战场上，基本上是执行了政策的，但有缺点。去年4月间毛主席给我来电，要我不急性、不硬性。可是我尚未克服。他说：今后应动员全党着重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必须联系实际，这样可以防止骄傲，使自己进步，做好工作。
会后，彭德怀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于3月28日到达太原前线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司令部。当时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徐向前患肋膜炎，经中央军委批准，彭德怀代替徐向前指挥攻打太原的作战。徐向前后来深情地回顾道：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毛主席要彭德怀返西北途中，来太原前线看一看，解放太原后，即可将十八兵团调往西北作战，归彭指挥。他到峪壁村（引者注：位于榆次以南10多公里）看望我，讲了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也向他介绍了攻打太原的部署和准备情况。我说：我的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身体虚弱得很，没法到前边去，你就留下来指挥攻城吧，等拿下太原再走。他表示同意，报请军委批准后，彭总便留在太原前线指挥作战。为避免影响军心，那时下命令、写报告，仍用我的名义签署，实际上是彭老总在挑担子。他新来乍到，对敌我情况都不熟悉，但慨然允诺，勇挑重担，实在难得”。
4月5日至7日，彭德怀参加了太原总前委扩大会。代替徐向前负指挥总责的彭德怀，在会议上热情直爽，毫不见外。一开始，他就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太原前线办两件事：一是总攻太原。太原敌人城防坚固，我参加此役，主要是学习攻坚战的经验。二是来带兵的。打下太原以后，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将调西北战场参加对胡、马军的决战，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部解放大西北。”会议分析了敌我形势，讨论了作战方案，统一了战役思想，研究了敌人战术特点及我军的战术要领，强调各兵团、各部队相互间的团结和协作。会议结束前，彭德怀明确指出：“这次战役的规模大，参战兵种多，战役战斗样式复杂，一定要有坚强的集中指挥，特别要注意搞好兵种、部队间的协同动作和各种保障，把胜利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华北最后一仗了。我们要用新的胜利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
随后，彭德怀同总前委几位负责人一道，指挥了太原战役的后期战斗。
4月20日，经过充分准备的攻城部队按预定计划，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分10路向太原发起攻击。至22日，摧毁了敌军城外的全部据点，直逼太原城下。24日拂晓总攻开始，至10时全歼守敌，华北重镇太原城解放。6个多月的太原战役，共歼敌13.5万余人。
毛泽东在25日复电彭德怀，同意他于5月初回陕。要彭德怀在回陕前对十八、十九两兵团的部署加以确定，再次告彭：“尔后该两兵团即由你直接指挥。”于是，华北军区的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拨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先后由山西入陕参加解放大西北作战。
5月25日，彭德怀回到乾县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指挥陕中战役。
太原解放后，胡宗南料知解放军华北部队必将西进，他害怕被歼，开始实行战略退却，企图与青宁“二马”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保住西北，屏障西南，迫不得已时则退踞陕南、川北。第一野战军不失时机，于5月16日发起陕中战役。5月20日解放了胡宗南长期盘踞的西安市。至5月底，虢镇以东、渭河南北广大地区均获解放。胡宗南集团主力撤至宝鸡及秦岭西段布防。在粉碎胡宗南和青宁“二马”精心策划的联合反扑后，6月17日，陕中战役结束。
6月上旬，中共中央根据西北形势的发展，决定由彭德怀等23人组成中共西北局委员会，统一领导西北党政军工作。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为中共西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企图争取时间，重整旗鼓。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平阴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分别向西北、东南、中南和西南进军。处于穷途末路的蒋介石，这时把一线希望寄托在盘踞西北的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身上，寄托在退缩中南的白崇禧集团身上。想依靠他们尚存的几十万兵力保住西北，屏障西南，待机反扑。
5月23日，中央军委在关于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中，确定第一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消灭西北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5省。要求年底前占领甘肃、宁夏、青海。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解放并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入川，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川、黔、康诸省。这样，消灭胡宗南集团和青宁“二马”，解放大西北5省的重任，落在了彭德怀指挥的第一野战军肩上。
6月中旬至7月初，第十九、十八兵团先后取道禹门口、风陵渡，进到西安、咸阳、三原地区。西北、华北兄弟部队胜利会师关中。这时，西北战场上第一野战军的兵力由15万人增加到34万人，连同地方武装达40万人。而西北地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还有30多万人。敌我双方相比，野战军兵力仅占相对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因此必须把胡、马两部分割开来，集中兵力一个一个地歼灭。
在陕中战役结束，胡、马兵力后撤之际，中央军委在6月下旬给彭德怀等来电指出：马、胡军之行动给我军以首先歼灭胡军的机会，希望你们针对先打胡宗南的方针，集中3个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部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杨得志兵团应立即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据守，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
胡宗南和青宁“二马”6月中旬的联合反击受挫，又见解放军华北两个兵团陆续到达西北，便改变方针，向后收缩兵力。6月下旬，青宁“二马”退守彬县、长武、永寿一带。胡宗南主力由武功、周至向扶风、郿（眉）县收缩。另一部撤至宝鸡，由斐昌会统一指挥，转入防御。胡、马两集团这一部署的特点是互相利用，都想要借助对方力量，互为犄角，便于联合作战；又各怀鬼胎，企图保存各自的实力，摆脱被歼的命运。
彭德怀分析胡宗南把五个军部署在扶风、眉县地区渭河两岸，其意图是作战中可以南北呼应，无论是进攻、坚守或退却，兵力都相当集中。但是存在严重弱点，即没有战役预备队，摆在秦岭的少数兵力只能起钳制作用；而且渭河两岸并无大军渡河设备，在第一野战军进攻时，南北之敌不能渡河迅速增援。如野战军能在扶风、眉县地区将其主力分割包围，其纵深无预备队可援，必招致全军覆没。中央来电提出的“先胡后马”的方针是完全切合实际的。
7月6日，彭德怀在咸阳主持召开有各军党委书记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执行“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彭德怀说，消灭胡宗南和“二马”这两股敌人，不是一个战役能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力争于漆河、千河之间歼灭胡宗南的主力。会议确定以第十九兵团钳制两马，集结第一、第二兵团全部及第十八兵团主力，实行大迂回大包围，歼灭胡宗南部主力，再集中全力歼青马。彭德怀特意提醒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说：“最关键的是二兵团。你们要隐蔽开进，路上如遇小股敌人不要纠缠，突然插入敌后，直逼渭河。在占领青化镇、益店镇后即向罗局镇、眉县车站进攻，抢占蔡家坡，切断陇海路，阻击敌人向宝鸡撤退。”
7月10日，扶眉战役打响。第十九兵团为迷惑敌人，掩护主力运动，于10日进入西安西北的乾县、礼泉以北高地修筑工事，以一部逼近“二马”所部，形成将对“二马”部队开展进攻之势，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卫戍西安的第六十一军向西安南的子午镇地区之敌发起进攻作战，使胡宗南无法判明第一野战军总的作战意图。野战军主力部队于11日拂晓开始进攻，像一把巨大的铁钳，夹渭河两岸插向扶眉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