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拼搏的历程即将结束，伟大的囚徒即将落下生命的帷幕。
在这样一个时刻，谁敢来关心他的命运，给他以最后的安慰呢？
6年前，1967年6月，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曾被允许给彭德怀送衣物食品，但不久，就开始全国大批彭德怀。彭梅魁和他的弟妹们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几乎人人受审查、挨批斗”，“我们继续给您送东西，一次一次又一次……三年五年又过去了，我们仍得不到您的消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想到了周总理”。
1972年底，彭梅魁鼓起勇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打听伯伯的下落。
信落到专案组手里，专案组上报说：彭德怀“经党的多年教育至今仍不认罪……暂不准探亲”。只允许寄送食物及日用物品，仍由卫戍区转交。以后彭梅魁就继续给伯伯送东西。
1973年4月17日，彭德怀经确诊患晚期直肠癌。当晚，专案组在关于彭德怀的病情向中央的报告中才提出：“鉴于彭德怀病情严重，准其侄女彭梅魁等家属探视。”报告附301医院对彭德怀病情的诊断书说：
“便血原因可以相当肯定为此癌瘤破溃所致，癌瘤位于直肠左后壁，离肛门缘约6—7厘米。癌约5厘米，中心部有一溃疡，癌瘤较大，已属晚期。”
4月18日上午，监护点要彭德怀去301医院住院，彭德怀说：“我只需要把政治问题搞清楚，给我治政治病，不要住院。请示审委不要住院了。”下午，彭德怀3次便血，病势严重，监护点不得不紧急送彭德怀去医院。
是夜，残月昏黄。彭德怀脸色苍白，向日夜监视他的战士说“再见”。至此，他结束了长达6年零3个月加23天的囚居生活，走出了铁网高墙，走向生命的最后途程。
翌日，彭德怀躺在301医院十四病室的第五病床上。这是一间单人病房，雪白的墙壁，雪白的床铺，只是窗户从底到顶用报纸糊着，昏暗、郁闷。病房门里门外都站着哨兵。按周恩来的指示，彭德怀应“保外就医”，但并未被遵循。
21日早晨，护士来扫除，打开一扇窗户，病房顿时明亮起来。彭德怀对医生说：“帮我把窗户上的纸去掉。”医生说：你给警卫战士说。彭德怀勃然大怒，拍桌说：“我不是‘145’（为在医院保密，对彭德怀不用名，而用十四病室5床的编号，一如对犯人一般），是庐山那个彭德怀！住院了，你们还不放心！？我不住这个月婆房（指像产妇房不透风不透光）！我回去住监狱！”哨兵说，以后有什么事给专案组说。彭德怀气得把桌子拍得更响。他发现，他仍然是囚徒，住进了新的囚室。
22日晚，医院通知他，按病情需要做手术。彭德怀提出要上面派人来与他谈话，与侄女彭梅魁见面。
第二天下午，专案组两人领彭梅魁到病房。彭梅魁见到病床上分离7年、过了6年囚犯生活、终于被摧残病倒的伯伯，一阵心酸，张着嘴，怎么也喊不出来。彭德怀伸出颤抖的手，紧紧握住彭梅魁。因专案组的人在旁，彭梅魁不能多问多说。一会儿，在专案人员的催促下，彭梅魁向伯伯挥泪告别。彭德怀说：“走吧，以后不要来看我，免得妨碍工作。”彭梅魁来探病如探监，彭德怀怕连累侄女。
周恩来得知彭德怀患直肠癌已到晚期，十分着急，指示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自强带着他的批示到301医院了解彭德怀的病情，查问：为什么便血一年多没有发现？在一年多的时间中看过多少次病？哪个医生看的？并问：彭德怀同意手术吗？
24日，医院开术前会，决定26日手术。晚上，彭德怀拒绝做手术。25日，专案组的人匆匆去找彭梅魁，让她去动员彭德怀做手术。彭梅魁一听伯伯病势沉重，五内俱焚。进了病房，只见伯伯坐在病床上，紧闭双唇，凝视着墙壁。彭梅魁悲唤一声：“伯伯！”彭德怀先是不作声，慢慢扫视一下，才说：“我不做手术。”彭梅魁刚要劝说，彭德怀转头对专案组的人大声说：“手术前我要求去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明天手术，我今天去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讲清楚……”越说越激动，从床上下来穿鞋就要向门口走去。医生劝道：“不要生气，咱们慢慢再商量一下吧！”彭德怀把手一摆：“我就走，现在就走。”“问题搞清楚了再手术！”“背了一身黑锅，莫须有的罪名，死了也不甘心！”
彭德怀提出要见医院领导，301医院副院长和副政委一起来了。彭德怀郑重提出：“一、推迟手术，我有一个材料要写，关于三线建设与战略防御方针问题。趁手术前头脑清醒写出来。二、今天晚上你们打电话联系，让主席、总理接见我。”医院领导人答应替他反映要求，坚持手术还是得做，然后和专案人员一起故意退场，留下彭梅魁一个人。
彭梅魁搀扶伯伯坐在沙发上。彭德怀问当医生的侄女：“梅魁，我这病只能手术吗？”“对，手术是最好的办法了。”彭梅魁又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能去见毛主席吗？你现在就得和医生配合，争取多活些年头，一点儿坏处也没有，你还是做了吧。”彭德怀静下来，听彭梅魁说下去：“伯伯，你冷静点，什么事情不是一下子解决的，你的病不能拖了，早做手术有好处！”
彭德怀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看着彭梅魁，说：“那我就做手术吧。”
26日7点15分，手术开始。301医院外科主任陆维善大夫主刀。切片检查确诊为恶性肿瘤。即进行根除，并做结肠造瘘。
下午1点40分手术完毕。
彭德怀在病床上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凄怆的一声：“我成了一个残废人！”
由于手术后虚弱，心绪恶劣，大夫的努力未能阻止癌细胞的迅速扩散。
专案组说彭德怀“常常放毒”，不让侄女正常探视。护士对彭德怀的照顾不能等同于其他病人。彭德怀在病床上读书，以抵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从1973年初搬到政法干校，“案犯”被允许委托监护点代购食物和书籍、用具。在被囚25人中，他买食物最少，买书籍最多。说，只要有新书就给我买。他读《马恩选集》，读《史记》，读完了《史记》，又要读《隋书》、《唐书》，想把二十四史都买来读。
读书也不能平复他心头的愤怒。一次，买来一本小册子：《我们正在前进》。书中又指名道姓骂彭德怀。彭德怀看着看着，把书一搁，愤愤说：“不讲真理！不调查乱写。”
半年过去，彭德怀的伤口仍然红肿，10月24日拍片检查，癌扩散至肺部。11月19日开始化学治疗。
化疗一个多月，反应日益严重，呕吐出汗，大便从稀到水，彭德怀坐立不安，心绪缭乱。医生决定停止输液，彭德怀说：“输吧，可以吸取经验教训。”
1974年元旦，彭德怀躺在病床上。没有人来看他，他自言自语：“又过去了一年”，“这是最后一个年了！”他预感到1974年将是他生命的终点。
新年的《人民日报》送到他手中，他阅读着，元旦献辞又是“大批判”，又点了彭德怀的名。他把报纸一扔，气得胸脯一起一伏。
癌细胞迅速扩散到全身，进行了第二次化疗。彭德怀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了。专案组允许彭德怀的侄儿女在星期日来探视。彭梅魁、彭正祥、彭康白和彭钢在《泪水沾湿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当我们去看望您时，您用尽全身的力气也没有坐起来，您躺在床上悲怆地喊道：”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瘫了，自己不能料理自己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彭德怀嘱咐侄儿女们：”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埋在地下，上面种上果树，骨灰可作肥料。“他永远忘不了养育他的人民。
在医生的要求下，病房窗口上糊的报纸撕下来一半，彭德怀可以看到阳光了。经医生要求，准许他晒太阳，但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阳台，进出还要回避和其他病人见面。总之，要他与世隔绝。
十四病室是301医院的高干病房。在这里住院的几个老将军发现5号这间被严密封锁的病室里住的是彭老总，他们的心被强烈地震动了。彭老总就在这里！他怎么样了？能不能去看看他？有的人在他去阳台晒太阳时偷偷从楼下张望；曾跟随他参加平江起义的解放军上将李聚奎装作走错地方，闯进病室，看了他一眼，向他致以无言的慰问和敬意。
1974年2月，彭德怀的右手指又开始剧痛，接着刀口疼，右肩疼，剧烈的疼痛折磨得他大汗淋漓，在床上翻腾。
被剧痛折磨到1974年6月，彭德怀已消瘦不堪，神志昏迷。“晚上不得天亮，白天不得天黑”，哨兵记载，他一遍遍说着这句话。他想和护士握手，护士不伸手；他要和战士握手，战士也没伸手，他说：“告别了！”
他不再有任何拘束，在病床上使尽全身的气力发出吼声：“我没有里通外国！”“把我写的那封信拿出来看看，究竟是不是攻击？”
8年了，他在一个特殊的战场上孤军战斗，坚持真理，坚持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大无畏的精神敢言、敢怒、敢骂，正气凛然，视死如归。他的鲜明个性，为中国现代史上的这幕政治悲剧留下浓重的色彩，历史将永远回荡他最后的吼声。
1974年8月，彭德怀病势垂危，叶剑英元帅得知，指示人去看他，问他“有什么事要说”。
9月2日上午，专案组两个人进入彭德怀病室。彭德怀躺在病床上，挣扎着、艰难地、断断续续地向来人说：
“……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
“……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胜利。”
“我们国家建设，战略防御设施不完备，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需要，这是我最担心的……”
“我自己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
“已经审查我八年了，现在还没有做出结论。”
来人向叶剑英报告彭德怀的病情是：“左侧肢体偏瘫，右下肢浮肿，小便失禁，舌头发硬，说话不清。”
彭德怀持续高烧，停止进食，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一次清醒过来，要哨兵给他泡一壶湖南茶水，给他买一点西北的白兰瓜。他用力喝下了半壶家乡的茶水；西北的白兰瓜，他最后没能吃上。
9月16日以后，彭德怀失去了痛觉，进入深昏迷状态，顽强的生命在死亡线上抗争了两个多月。
1974年11月29日14时50分许，彭德怀的脸上突然出现一阵红晕，随之鼻口出血，呼吸停止。14时52分，心脏停止了跳动，他静静地躺在301医院十四病室五号病床上，再没有愤怒，没有呐喊。身旁没有亲人，没有同志。
窗外北风呼啸，大地呜咽。
彭德怀逝世后，专案组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如是说：
“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11月29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批示：“照报告上所提办法办。”
1974年12月17日，彭德怀的遗体由301医院送北京火葬场火化，申请表上写着：“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女，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一二六九○。”
专案组的人带着上面贴了一张纸条、写着“王川，男”3个字的骨灰盒和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到成都，指名见四川省委、省革委会和成都军区的3名主要负责人，说明骨灰由来，交代要绝对保密，放在一般公墓即可。又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地方，以免查找时弄错。已身患癌症且亦处境险恶的周恩来总理，可谓用心良苦！
1976年，神州大地被全民族的巨大悲痛、不安和惊喜接连震动。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文革”结束。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
19年的批判，8年的囚禁，4年的徙骨灭名，终究未能把彭德怀这三个大字从历史上抹掉。随着“左”倾错误、“文革”灾难日益被人们认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直言也在亿万人心中叩响。人们从实践中、从历史的惨痛教训中重新认识、重新发现了彭德怀。他的崇高品德和伟大精神使人肃然起敬，他的惨遭迫害、含冤逝世使人悲痛沉思。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陈云的提议，审查和纠正了对彭德怀所做的错误结论，重新肯定了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树的伟大功勋，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委决定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彭德怀元帅忠魂何处？中央军委指示查找彭德怀的骨灰。托名为“王川”的骨灰盒存放在成都市东郊火葬场273号骨灰架上，寄存单上写着的是：王川，男，终年32岁，籍贯四川成都市。
为什么“王川”又成了32岁的成都当地亡灵了呢？原来是经手寄存的人在填表时想，这份骨灰非同寻常，当代名人中并无王川其人，想必是个化名，于是就临时改填了一下，觉得这样更不引人注目一些。
火葬场负责保存骨灰的一位老工人也意识到这骨灰必有隐情。到1977年10月退休之际，把它慎重交待给接班的人，又谆谆嘱咐：“千万要慎重对待全部寄存的骨灰，不要轻易处理。”
1978年12月22日，当年跟随彭德怀来三线的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受命护送彭德怀的骨灰乘飞机去北京。从火葬场到飞机场，得知消息的干部、工人和乘客自动向6尺红绸包裹着的骨灰盒默哀、洒泪致敬。
飞机在首都机场着陆。根据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指示，綦魁英、景希珍捧着骨灰乘同机在已是万家灯火的北京上空绕航一周，然后作为专机在西郊机场降落。等候在机舱下的人——彭德怀的亲属、老战友、老部下泣不成声。党的、政府的、解放军的代表挥泪肃立，向彭老总的英灵致敬。
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逝世的陶铸共同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为彭德怀恢复了名誉。悼词说：“彭德怀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他“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彭德怀同志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悼词回顾了彭德怀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建立的伟大功勋，说：“彭德怀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戴。”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深刻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沉冤昭雪，正义伸张。
1981年，彭德怀在被囚禁中写的“交代”——简历材料，以《彭德怀自述》的书名整理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感动了千百万读者，发行290余万册，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革命回忆录中的最畅销书，并被译为英、日、俄、朝等文字。
彭德怀的亲密战友、曾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在《读〈彭德怀自述〉》一文中写道：“他临阵对敌的雷霆之威，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忱，政治上的松柏之节，生活上的冰雪之操和作风上的朴实无华，使他不愧为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的表率，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
彭大将军还活着——在人民的心中，在民族的灵魂里。
后记
全面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76年生命历程的《彭德怀传》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彭德怀元帅，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彭总。他的一生，从旧社会最底层一个赤贫的农家之子到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杰出领导人；从一位功勋卓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到“右倾机会土义分子”、“反党集团的头子”，直至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囚徒；从蒙冤受屈、含恨以终到终于恢复名誉，受到举国上下的同情与追念，他的76个春秋是如此波澜壮阔、风雷激荡，又如此曲折坎坷。他的生命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华民族从上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的苦难、追求与奋斗，反映出中国现代史上一场翻天覆地的人民革命的必然性及其辉煌胜利，也揭示了革命进程中曾经发生的错误和应当吸取的教训。
基于这一历史情况，要写出一部彭德怀的信史，需要直面一段给人们留下痛苦回忆的历史；需要突破一些历史研究的“禁区”，也需要传写者不断摆脱自己思想上的束缚。因而，《彭德怀传》从写作到和读者见面，也是不无曲折的。
1978年12月，在彭总被迫害致死4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二中全会为他恢复了名誉。继而，在几位老革命家的倡议下，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帮助下，成立起一个彭德怀大事记编写组，准备以两三年的时间收集史料，编写出一部彭德怀大事记，把长期被歪曲、被颠倒的彭总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但很快，编写组就发现自己把事情估量得简单了。从1959年7月至1978年12月近20年间，彭总的手稿、笔记，大量地被销毁，关于彭总的公开的、内部的文字资料，则充斥着对他的“错误”和“罪行”的“清算”。面对连篇累版、触目惊心、大量散布的“批彭”材料，编写组深感所负之重。于是改变计划，从编纂《彭德怀年谱》入手，首先弄清彭总一生革命活动的轨迹；然后对1959年以后加在彭总头上的一连串罪名逐一考证，弄清真相，分辨是非，对有的重大问题写出专论。1983年《彭德怀年谱》的初稿编成后，编写组受领了《当代中国》丛书《彭德怀传》的撰写任务。1984年，编写组先撰写出《彭德怀传略》作为《彭德怀传》的总纲，1985年开始写作《彭德怀传》。此后，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的工作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党委的领导下进行。
由于上述特殊的历史情况，编写组对《彭德怀传》的取材务求其实，着笔力求其直。所用史料依据中央和地方所藏的原始文献、各历史阶段出版的报纸书刊和与历史文献相印证的对有关人士的访问录和回忆录。编写组曾经沿着彭总生活和战斗的足迹踏访了湖南、江西、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甘肃、山西9省的旧战场和革命根据地的数十个城镇村庄；访问了彭总生前的百余名战友。从他们对彭总的深情回忆中，我们体会到人们心中的彭总形象不仅未因20年蒙尘而污损，反而“吹尽狂沙始到金”，变得更加光辉。编写组所到之处，总是得到热忱的帮助和鼓励。在此，我们要感谢当日所到的武汉、昆明、兰州、成都、南京军区和各省军区、军分区，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采访的指导和方便条件。我们要感谢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和我们所去各省、市、地、县的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文化馆，是他们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许多珍藏的甚至是孤本的资料，使我们得以广泛阅览、探寻、钩沉，弄清了彭总一生的功业轨迹。我们要感谢众多的彭总生前的战友，他的亲人及故乡人民；感谢彭总戎马一生足迹所至之处的地方老干部、老乡亲；感谢曾参加我们举行的数十次回忆彭总的座谈会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和志愿军的指战员，是他们的回忆与评说使我们不只进入彭总的历史活动而传述他的丰功伟绩，还得以进入他的精神世界而传述他的刚风劲节；进入他的日常生活而状写他的音容笑貌；也得以开阔自己的视野，评价他的功过。
撰写《彭德怀传》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繁到简的过程。从8万字的《彭德怀传略》到传记初稿的 120万字，到二稿70万字，最后压缩为本书50万字，其间曾送请60多位彭总生前战友及党史、军史界的专家指正。成书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研室主持召开评审会，请毛泽东传记组、朱德传记组、刘伯承传记组、贺龙传记组、陈毅传记组、罗荣桓传记组、徐向前传记组、聂荣臻传记组、叶剑英传记组，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军事科学院战史部、《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的负责同志进行评审。编写组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传记做了多次修改和校订，使传记得以更加准确翔实。在此，我们谨表谢意。
当我们将这本书呈献于读者面前时，我们还要向编写组的顾问王政柱同志致衷心的感谢；对已病逝的浦安修同志和杜鹏程同志致以深切的哀悼。浦安修同志曾和编写组一起万里寻踪，进行采访；王政柱同志为编写组提供了个人珍藏的史料；杜鹏程同志为传记的构想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他们都曾一再披阅传稿。浦安修和杜鹏程同志直至病危还在关心着传记的情况，他们未能看到《彭德怀传》问世，使我们深憾于心。
在对彭总一生进行了10余年的研究之后，我们深信他将是我们民族历史天幕上一颗不灭的巨星；将是一个永远使人景仰、为人传颂的英雄；也将是一个具有永恒魅力、永远引人探究的历史人物。我们为自身条件所限未能更鲜明地再现这位人们喜爱的英勇无畏、刚正不阿的彭大将军而歉疚。我们也相信这仅仅是第一部《彭德怀传》，后来者将会以更高更广的历史视野写出一部又一部更透辟、更深蕴丰满的《彭德怀传》来。至于本书中难免出现的不周和错误之处，则望读者指正，稗来日修订。
《彭德怀传》的作者：项羊（撰写第1——2章）、蒋宝华（第3——8 章）、何定（第9——14 章）、吴序光（第15——19 章）、张希（第20——24 章）、王焰、王亚志（第25——30 章）、王焰（第31——34 章）、何定（第35——36章）、门吉寿（第37——38 章）。何定负责全书统稿。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