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19日，彭德怀第三次出行，视察川南煤矿。这次川南之行，他了却了一桩历史上的心事：长征中，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命令彭德怀从红三军团中抽调三、四百人，由得力干部率领，到川、滇、黔边开创新根据地。彭德怀选派了400余人，派师政治委员徐策率领前去。以后，这支队伍与红军失去联系，最后杳无音信。事隔数十年，彭德怀仍然挂念着这批指战员的命运，特借视察之机到琪县打听这支部队的下落，方知他们于当年（1935年）转战数月，只余数十人，最后被敌人包围，全部壮烈牺牲。彭德怀听后，为之停署减食，痛悼不已。1965年到1966年岁末年初，当彭德怀奔走于巴山蜀水之际，在遥远华北的太行山，有一个人默默地注视着他，深深地怀念着他。这就是和他一起在庐山被黯的黄克诚大将。
1965年11月，以相同的原因，在相同的时间，彭德怀被下放到西南，黄克诚被下放到山西省任副省长。抗战初期，黄克诚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山西是他战斗过的地方。黄克诚重访太行、太岳，想到26年前阎锡山发动十二月反共事变中，彭德怀从洛阳冒险回前方，路过高平县二四四旅的驻地，夜里，两人纵谈时局，不觉东方已白。就在这个夜晚，彭德怀下决心调集兵力，准备发动反磨擦战役，终于打破了抗日敌后根据地遭敌顽双方夹击的困境。想起这位忠诚革命、威震敌胆而横遭冤屈的老战友，黄克诚不禁感伤。遥望西南，赋成《江城子》一阙：
江城子 忆战友
久共患难真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嵋岗。经常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奔走呼号，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已偿，且共勉，莫忧伤！
这首词一直深藏在黄克诚心中。直到1981年9月的一天，本书的几名作者前去访问，他述及往事，才将这首词口诵出来，让大家记下。这时彭德怀已含冤逝世7年了。
1966年5月25日，彭德怀准备第四次出行，经重庆、遵义到贵州看六盘水煤炭基地。第一天刚到大足，突接三线建委的紧急通知，要他马上返回成都。
5月27日，彭德怀从大足急返成都，被告知是听传达，内容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于5月16 日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决定重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康生任顾问，陈伯达任组长，江青等任副组长，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在这次会议上，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候补书记杨尚昆均以“反党”的罪名被撤销职务。
在三线建委会传达《通知》后接着进行的座谈会上，彭德怀成了被批判的目标，座谈会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陪同彭德怀外出掌握情况的人，有的就出来揭发：“彭德怀到处放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翻案”……彭德怀说明、检讨，三次不能过关。继而，又追问彭德怀和彭真的关系，要彭德怀交代“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
彭德怀回答说：“庐山会议主席是要快一点，我的意见是慢一点，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 “我说三年到五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则不达。”“组织‘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杀了头也没有！这是具体问题，可以调查。我对毛主席也谈过，这两点要保留。”
批判彭德怀的座谈会暂时收场，西南局书记处决定建委成立一个批判小组，写文章在内部通报彭德怀的种种“问题”。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这些简报在各级干部会上传播，这就把我做调查的道路堵塞了。”
西南局三线建委“揭发”彭德怀的《情况简报》送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看过后，给顾问康生和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写信说：“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揭穿他的丑恶面目” ，“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希望中央“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欢呼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世，《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兴起，“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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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共和国主席、党的二把手刘少奇岌岌可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也遭“炮轰”而自顾不暇，管不得彭德怀了，只是向他封锁了一切中央文件，也回避彭德怀的电话和约见。彭德怀不顾建委给他的“你就不要出去”的告诫，天天上街去看大字报。一次被红卫兵认出来，他就戴上一个大白口罩。9月1日，西南局书记处通知彭德怀立即离开成都，出去躲一躲。彭德怀对着话筒大喊：“我为什么要离开成都？共产党员哪有怕群众的道理！”“怕红卫兵找我算帐？！算新帐没有，算旧帐不怕，算一百次也不怕！”彭德怀密切注视着“文化大革命”，寄希望于“文化大革命”。他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现象早就深恶痛绝。毛泽东关于中国存在“国变色”、“党变修”的巨大危险的论断在他心中引起了共鸣。他对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心毫不怀疑。
经常有红卫兵闯进彭德怀住的永兴巷7号的院子里来。开始是请他讲革命历史、红军长征的路线、怎样打仗、生活怎样艰苦等等，他热情作答。有些人提出些责难，他耐心解释。他很喜欢和青年交谈，帮助他们了解革命。
然而，红卫兵运动朝着和他的期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并摧毁一切，也包括他自己。
1966年12月，在江青、戚本禹的授意下，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组织“东方红”战斗队来到成都 “揪（意为抓出来批判斗争）彭”，他们向彭德怀提出了几个问题：你对庐山会议持什么态度？对红卫兵有什么看法？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彭德怀一一作答。红卫兵听过彭德怀的回答，对彭德怀产生了好感，说：“你很直爽，我们回去了。”
红卫兵认为“老头子（彭德怀）是对的”，对要不要“揪”彭德怀拿不定主意，派两个人回京请示。戚本禹听了汇报，对“东方红”的头目很不满意，说：“你立场动摇，受了彭德怀的欺骗”， 要“东方红”赶快再派人去成都“揪”彭德怀。
12月23日晨5时，天还没有亮，数十名经过再次“思想武装”的“东方红”红卫兵，按事先侦察好的路线冲进成都永兴巷7号院，直扑彭德怀住室。顿时，他们怔住了：室内无人，彭德怀不知去向……
原来，彭德怀在两小时前被北京另一个“响当当”的造反组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揪”走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一天凌晨3点，北航“红旗”八九个红卫兵翻越铁门进入永兴巷7号，把住在东屋的秘书景魁英叫起来，硬推着他向彭德怀屋子走去。彭德怀闻声开门，问什么事，为首的说：“奉中央文革之命，让你跟我们到北京走一趟。”
“行，什么时候走？”彭德怀很痛快。红卫兵说：“现在就走。”“红旗”红卫兵也是奉戚本禹之命，紧急来成都“揪彭”的。戚本禹怕“东方红”右倾动摇，来了个双管齐下、互不通气的计谋。总之，一定要把彭德怀弄到手。
“东方红”不甘失败，乘“红旗”不备，将被“红旗”拘押在成都地质学院的彭德怀劫走，还派人抄走了彭德怀住处的全部文件资料。双方争吵一顿，最后议定，对彭德怀实行共管，要求三线建委用飞机送他们押彭德怀去北京。
戚本禹得知“揪彭”成功，十分得意，马上派出一个记者组去成都，准备召开百万人的“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大会”，还确定在沿途组织若干次斗争大会。12月26日，戚本禹报告江青：“彭德怀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学生己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周恩来接到三线建委的紧急电话，心知“揪彭”一幕是江青策划的，非常气愤，又阻止不了，只得指示几点：不得开批斗会；由成都军区派部队护送彭德怀来京；只许坐火车，途中确保安全；到后由北京卫戍区接走彭德怀负责安排食宿。周恩来还不放心，又让秘书将几点指示直接用电话通知“东方红”的“揪彭兵团”特意说：“我亲自关心这件事。”
12月25日晚，被红卫兵控制了3天，已经十分疲惫的彭德怀，由一伙红卫兵推搡着，在成都军区的一名干部和几名战士的护卫下上了34次火车的一节专挂车厢。满身灰尘、爬满了“大串联者”的列车吃力地驶出成都北站。
从1965年11月30日至1966年12月25日，彭德怀在大三线度过了1年又25天。
从北京跟随彭德怀到四川的景魁英和景希珍，这时也和红卫兵一起挤坐在车厢过道中。彭德怀本不让他们上车，说：“你们不要跟着我了，你们都有老婆孩子！”
红卫兵一路看守和提问彭德怀，彭德怀有问必答。景希珍劝他：“你少说几句吧，你就是吃的这个亏呀！”彭德怀摇摇头：“我现在一无所有，只有一张嘴了，不抓紧时间说，恐怕机会不多了。”在彭德怀的心头，对红卫兵的热情中，隐隐升起了矛盾和困惑。
12月27日16时25分，34次列车进入北京站。北京卫戍区奉周恩来的命令派一连兵力到车站接彭德怀，红卫兵拒绝交人，说：“要请示中央文革”，当即在车站打电话报告戚本禹。这时中央文革正在开会，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报告戚本禹，机敏的周恩来已走过去，接过话筒说：“这事我来办。”周恩来在电话中对红卫兵说：“中央决定把彭德怀送往卫戍区。”戚本禹却指使红卫兵悍然抗命，强迫司机将列车退出卫戍区把守的北京站，停在一个叉口上，然后把彭德怀劫至北京地质学院。为此，周恩来直接质问了戚本禹，又不得不折中处理，把彭德怀交卫戍区，地质“东方红”和北航 “红旗”可参加管理。
极度疲劳的彭德怀由两个战士撑扶着登上卫戍区的汽车，最后还一路跟随着彭德怀的景魁英和景希珍被留在车上。车轮转动，他们突然发现彭总比几天前苍老了许多，这两个在彭德怀身边工作了十几年的秘书和警卫参谋，禁不住痛哭起来。
彭德怀被带到北京西郊五棵松卫戍区的一处营房里。这是卫戍区的一个“监护点”，陆续有一些被打倒的“当权派”被关押在这里，叫做“监护”。在极度疯狂的红卫兵岁月里，这确实是既监管也保护其免受造反派的过度摧残。
彭德怀被安置在一间建筑队丢弃的简易工房里，屋内有一桌、一椅、一床、一炉。彭德怀拿出日记本，记下了几天来的经历，最后写道：“为什么揪我来京，一点也不了解。”
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真正失去了自由。不是红卫兵而是解放军战士在持枪看守着他，不许他出屋。他问： “把我弄到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是算旧帐？他着急：成都住屋内有许多绝密文件被红卫兵抄走了；他要求看报纸；……没有人答复他。红卫兵住在他的隔壁，整天找他谈话，谈了几天，彭德怀问：”你们想干什么呀！“1967年元旦，红卫兵忽然气势汹汹骂了彭德怀一通，说他想翻案，声言要”敲打死你，揍死你“，说：”对你这样的人（指彭）就得武斗。“他们在彭德怀屋里夺烟斗，翻书包，辱骂彭德怀”老混蛋“。彭德怀本着毛泽东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教导，始终心平气和。当晚，彭德怀记下这一天的感受：”今天是1967年元旦，我的生活情况处于另一种生活环境，即被革命群众组织揪来北京待审。时间已过7天，还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写完，彭德怀从日记本上撕下一页白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仔细叠好，放到眼镜盒里，随后悄悄要哨兵替他转交上去。
彭德怀的信由“监护点”层层上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上宣读：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
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部分，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第38章 伟大的囚徒
彭德怀在囚窗里翘首盼望毛泽东的答复，就此一等8年，直到他的生命结束。
1967年元旦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又一篇气势汹汹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晚上，彭德怀刚要休息，红卫兵进屋叫他写对姚文元大作的看法。
“我不写，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不发表（看法）也是我的自由。”
“你到底写不写？”
彭德怀叹了一口气。他想起来，此时，姚文元有诽谤他人的“自由”，而许多人已丧失了为自己申辩的权利。但经过数十年战火考验的彭大将军，还是“自由”地还了姚文元一“枪”。
彭德怀提笔给素不相识的姚文元写了一封信：
“姚文元同志：
读了3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同志要我对其中一段表示态度，即‘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把我国拉回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如果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实事求是一些，我就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彭德怀在信中叙述了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那封信的经过和信的主要内容。
1月6日，彭德怀的这封信被送到彭德怀专案组，成为彭德怀的新“罪行”。
彭德怀按红卫兵的要求写了四份材料：《挖思想根》、《建军问题的错误》、《评军衔过程》、《为什么在庐山写信给毛主席》。材料送到中央文革，康生批：“彭德怀写的材料是又一次的向党进攻，材料应送毛主席、林总、总理阅。”毛泽东阅后批：“林周阅后，退康生同志存案。”
红卫兵又提出高岗、饶漱石和“军事俱乐部”等等问题，对彭德怀说：“你就是高饶反党集团的干将！”勒令彭德怀：“把你们那个军事俱乐部写出来。”
“没有什么俱乐部。”彭德怀瞪眼答复。
“非写不可！”
“啪”的一声，彭德怀的手掌打在桌子上。他终于忍耐不住了，大吼起来：“杀掉头也没有！”
这时，彭德怀正受着疾病的折磨。由于心情焦灼，房屋阴暗潮湿，又没有衣服可换，在朝鲜战场矿洞里患过的神经性皮炎复发了，双腿长满湿润和糜烂的斑块，并向上身扩散。
2月中旬，彭德怀的腿、臀、背长满红疮，奇痛奇痒，不能弯腰，不能躺卧，这时他才向监护点的人提出能否治疗一下。
他身上仍然是从成都穿来的一套内衣裤，已沾满了脓血。袜子早破了，棉裤露着棉花。
监护点内，被监护的人都收到家人送来的衣物、食品，唯彭德怀没有人送。监护干部问他要不要告诉家属送些换洗衣服来，彭德怀总是说：“算了吧，算了。”他料想浦安修处境不会好，又怕连累侄儿侄女。想来想去，才给彭梅魁写了一封信。
在吴家花园时，彭梅魁曾对伯伯说，不管在哪儿，我都要来看你的。彭梅魁说到做到了。彭德怀到大三线，春节时，彭梅魁到成都看望伯伯，给伯伯洗衣服，缝缝补补。临走时，彭德怀问她1962年给中央的那份八万字长信的抄本保存情况，彭梅魁瞒着伯伯说：“烧了。”彭德怀用眼睛打量着彭梅魁，说：“这样好，这样好。”以后彭梅魁常写信问伯伯好。1966年12月，彭德怀又把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抄了一份寄给彭梅魁，让她保存。此后，彭梅魁就再没有收到彭德怀的信，不知道伯伯的情况。
2月底的一个晚上，监护点的两个参谋按彭德怀告诉的地址来到彭梅魁家里，交给她一封信。彭德怀在信中告诉彭梅魁，他已“被抓来北京”。“到京两月，红卫兵对我所追问者，还是庐山会议情形，此事无再谈必要，仍如既往，服从中央决定。其他一切愿受革命群众审查，请你放心吧”。“今冬皮肤炎（痧疹）变为疮疤，痛痒异常，近警卫部队负责人派医生专治，已见成效”。“在成都被抓时很急，未带应用东西，仅穿着黑棉布衣服，现已破烂不堪，春暖后无法换洗”。“如景希珍在成都，请他找两条短裤、上黑下蓝那套布制服、袜子、布鞋，还要寄一点儿钱”。
后面署名是：伯父清宗。
彭梅魁激动极了，一个多月以来，她寝食不安，为伯伯担心，今天总算有了下落。
3月6日，彭德怀和其他“犯人”被转移到距五棵松不远的罗道庄卫戍区干部队驻地监护。
大门口有守卫，“案犯”（《哨兵日记》上对被监护人的称呼）门口各有一个哨兵，彭德怀屋内还设有一个哨兵。一言一行都被记录在案。
到了罗道庄，彭德怀发现对他的看管更严了，自言自语：“我知道这里不是营房，是班房”，“我是在这里坐监狱”。冬日将尽，他还穿着那身破棉袄裤，无衣可换。他向哨兵要来一根针，一点线，自己补破袄。有时对着哨兵拍腿感叹：“今年我已经撤职八年了，这八年白白地浪费过去了！”
3月19日，一个参谋拿着彭梅魁送来的衣物和水果来到彭德怀囚室。东西是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转来的。参谋让彭德怀签收据，彭德怀在上面写了“石穿”两个字。
彭梅魁的物品给他带来安慰，也带来了希望。4月1日，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谈被抓的经过和目前的情况。因报纸上有文章，不点名地说他到西南搞翻案活动，在这封信的最后，他向毛泽东声明：“我到西南区头7个月，大约走了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区（云南还未去），目的是想收集一些材料，做些研究，增加自己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提供领导参考，并无其他意图。”
仍然没有回音。
4月20日晚，又提笔给周恩来写信。称呼“总理”，信中谈四川石棉厂矿碴堆积在南岸，流失不少。他曾报告西南局领导人，此矿碴可加工成钙镁磷肥，成本低，肥效高，恐此事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该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下署名“石穿”。
彭德怀在囚室里给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写信，给中央文革写信，奇怪的是他没有给“副统帅”林彪写过信。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长篇讲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建军纲领》，戚本禹说：“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为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人翻案，企图煽动别人起来同他们一道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报纸上已多次不指名地骂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闹翻案等，对他用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一词。戚本禹此文在报纸上第一次指“彭德怀”之名而攻击之。彭德怀坐在桌旁，先是看到文章中点了一串名字：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田汉、邓拓……怎么，都成了反革命？！他在这些名字下用红铅笔重重地画了一道又一道。再看下去，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在那一段话下面也画了重重的一道，喘了一口粗气，把报纸扔向一边，躺到床上唱起“国际歌”来：“起来……起来……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低沉而粗犷的喊声，震动了囚室内外冷凝的空气。
哨兵在登记本上记下了彭德怀以上的“反应”。
1967年7月，“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中国“全面夺权”，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高潮。《人民日报》号召“革命派”痛打“落水狗”。一代民族精英、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被揪上批斗台，遭肆意凌辱。
江青十分“关注”彭德怀。在她的心目中，元帅——“海瑞”，正需要痛打一下。她几次不阴不阳地提到：“彭德怀在卫戍区养得胖胖的，过去还没有公开批判一下呢！”“要把他批倒批臭呵！”戚本禹连忙告诉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头头韩 × × ：“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把彭德怀拉出来斗”。红卫兵提出没有“炮弹”，戚本禹马上叫专案组给红卫兵提供材料。
野蛮的、可悲可叹的历史一页揭开了。
先在6月21日，“重新调整”后的专案组在戒备森严的八里庄审讯室里第一次提审彭德怀，要彭德怀交代是怎样“里通外国”和组织“反党集团”的。彭德怀说：“你们不了解，小娃娃不懂事！”主审人喝道：“老实点，要坦白交代！”彭德怀无可奉告。
以后许多天，彭德怀根据专案组的命令写自传，他不愿意写，专案组说：“这是组织的决定。”彭德怀说：“既然是组织让写，我服从。”他面对一个无情的事实：专案组代表至高无尚的党，代表他一贯服膺的组织。
7月19日早饭后，彭德怀正埋头写自传，被告知要去“开会”。彭德怀抬头问：“开什么会？带纸笔吧？”
“不需要带什么东西。”
直到吉普车开进北京航空学院，他才想到，这是开他的“批斗会”。
中午，有人给他一个玉米面饼子。下午他被带到北航六系楼的一间教室里，面对着60多个红卫兵造反骨干。
“彭德怀，交代你的问题！”一个“头头”厉喝一声。
彭德怀态度温和，答：“我不明白有什么问题。几十年忠于毛主席，勤勤恳恳为中国人民出力。”
“你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
“打日本鬼子呗！”
“百团大战没有请示毛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评？”
“嘿，不对的。打电报了嘛！毛主席、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祝贺，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在山东及其他地方组织一两次’？”
听到伟大领袖发了贺电，审问者不知怎么“审”下去——这是为开批斗大会而举行的预审会。
彭德怀给红卫兵讲为什么打百团大战，打得怎么英勇。一部分红卫兵似乎听入迷了。在以后中央文革的一份《快报》上，描述了这一场面，说：“他竟恬不知耻，慢条斯理地吹嘘他当时如何英雄，打死打伤多少敌军等等，好像讲故事一样。”
号称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韩××赶快扭转局面，喊：“彭德怀，交代你在庐山会议上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
“我没有罪行，只有错误。对庐山会议还保留我的看法。”
“你为什么写意见书？”
彭德怀板起面孔答：“我就不该写那封信。”“我有话就讲，憋不住。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毛主席反映情况，这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你万言书里骂毛主席，妄图篡党篡军！”
口出此言的红卫兵，根本没有看到过他说的那份“万言书”。
“我从来没有野心，我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是有很深的感情。”
“那为什么毛主席要打倒你？”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打倒我。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吧。”——这确是8年来彭德怀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无奈何地想到的理由，此时冲口而出了。
全场喧哗起来，有人带头高呼：“打倒彭德怀！”
“彭德怀早就被打倒了！”彭德怀挺身，在喧闹声中提高了嗓门。
韩××从桌子上跳过去，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吼：“你反不反对毛主席！？”
“我不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毛主席无话不谈。”
韩××一拳出去，打得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忽啦围上去一堆人，拳脚交加。彭德怀认得其中一个红卫兵，说：“小同志，你不要发火，你不懂事……”话未说完，有人一猛拳冲着彭德怀胸部打去，彭德怀头撞在课桌上，跌倒时又撞在水泥地面上，发出重重的响声。
彭德怀忍痛喊：“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快七十岁的人！”
会场大乱。有了带头人，原来文明一些的也要表现“革命性”了，胆子小的也“勇敢”起来了。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连续七次！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右胸踢去，彭德怀深哼了一声，昏迷过去。
下午5时50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英雄和民族英雄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人架回囚室，勒令起身，连夜写“认罪书”。
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晚得知彭德怀被斗的情况，打电话问韩××为什么不执行总理的“五不”指示。预审会前，卫戍区专人去北航向韩××等人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街，不准武斗，不准开万人以上的批斗会。韩××听后，即打电话报告中央文革，戚本禹回答：“不要武斗，但对彭德怀不要限制过多。”
第二天，彭德怀伤重不能起床，被送到267医院检查，病志记载：“胸部正位相X线所见：（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3）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叶部分不张。”
傅崇碧向周恩来报告彭德怀伤势，并附上胸片。周恩来看后，批评卫戍区有关人员没有尽到责任，指示马上给彭德怀治病，将结果报告他；今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卫戍区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然而，风云日紧。彭德怀遭毒打的第二天，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紧接着林彪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使已成为囚徒的彭德怀，又成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报纸大造舆论，掀起“批彭高潮”。
从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人民日报社、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各文体单位、北京邮电学院等数十个单位的“造反组织”连续“揪斗”。其中6次为万人大会，7次“游街”。张闻天、黄克诚和解放军的一批被“打倒”的著名将领谭政、张爱萍、萧向荣、王尚荣、廖汉生、李志民等被拉来“陪斗”，和彭德怀一起在万千公众前遭受摧残凌辱。彭德怀不甘受辱，强直着头，挺立着身躯。一些彪形大汉被选来按低他的头，反提他的胳膊。长时间的伤痛、愤怒，使他在被“游斗”中几度昏迷。
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卷起，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就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尽管她原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职务早已经“落选”，被派去担任师大附校办公室主任，仍属“当权派”之列。而最关紧要的，她是彭德怀的妻子，这使她成了“造反派”的大目标。
1966年7月，浦安修的家被抄，人进了“专政队”，白天劳动，夜晚住在没有完工的一间浴室里，潮湿的水泥地面上铺着一床薄褥子。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红卫兵押到校内数学楼前。几个月来，她茫然地承受着一切。骤然间，她看到人群中一辆三轮车上押着一个人。纵然是衣貌全非，她也一眼就看出是他——一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都痛苦地低下头。
当晚7点半，彭德怀和浦安修被拉上会台。由北京师范大学造反组织“井冈山兵团”主持召开的“批判斗争反党篡军的大野心家彭德怀和彭贼的臭妖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浦安修”万人大会在一片口号声中开始。
浦安修被两条粗臂反提着胳膊，两只大掌猛按着头，做成“喷气式”；耳里灌进了一连串彭德怀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和她如何与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浦安修心头阵阵酸痛，眼前一片漆黑，连怎么被拉下台，怎么被放回去都记不清了。
这一幕“史无前例”的悲剧，成为他们30年夫妻的最后一面。
浦安修被传去勒令交代彭德怀的罪行。一向温和文静的浦安修，这时顽强地闭口不答。1967年10月出版的红卫兵《大批判通讯》上，登载当时对浦安修审讯记录的按语说：“时至今日，浦妖婆拒不揭发彭贼，企图顽抗到底。还千方百计的为彭贼涂脂抹粉。”扁担落在浦安修的肩背上，她的头被揪着往墙壁上撞得咚咚响。造反派还递给她最后通牒：“再不交代，砸烂你的狗头！”
8月31日晨7点，北京西郊颐和园的朱红大门徐徐打开，浦安修低头匆匆而入。
两小时后，有人发现了她。她静静地躺在昆明湖边，已经没有了回忆，没有了痛苦。衣袋里还有未服完的安眠药。
这时，北京师范大学浦安修专案组的头头，正在胜利的兴奋中仔细研究如何贯彻戚本禹关于对浦安修的“问题”要“抓紧搞”的指示。
浦安修被抬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抢救，大夫从她身上发现一枚校徽，才弄明了她的身份。
半夜，浦安修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她又回到了多难的人世。
一天后，专案组头头下令将她从医院押回学校管制。
北师大批斗会以后，彭德怀因精神受重大刺激，右半身麻木。但这个铁铸的历史巨人，两天后又站立起来了。
8月15日晚，彭德怀在囚室内听到部队在院子里集合。接着，窗外高音喇叭传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的播音。
从1959年8月在庐山上产生了这个决定他的命运、也影响着整个中国命运的《决议》以来，还是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这个文件（摘要）。这意味着什么呢？彭德怀先是一怔，随即把椅子向门口移动一下，仔细听下去。他有时点点头，有时发出笑声。哨兵走到他身旁，可能是为了解他的“反应”，他说：“这叫我怎么活咯。”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决议》（摘要）和一篇题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的社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文化大革命”中，这两报一刊是传达最高司令部声音的。马上在全国掀起又一次批彭高潮。
在北京，彭德怀再度被连续“批斗”，军内外各大单位争先恐后来押走彭德怀。不管哪个单位，只要申请的报告一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就批：“可以安排”。北京军区、第二炮兵司令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海军司令部、北京卫戍区、通信兵、防化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司令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第六研究所、中央直属机关等大单位12次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公审”彭德怀。69岁的元帅被两个大汉拖着跑步上台，在烈日之下，在拳脚之中，在对一串串谁也不识真相的罪行罪状的声嘶力竭的揭发批判声中，他顽强地挺着腰杆，屹立于天地之间。
残酷的“批斗”一直进行到1967年末。
1967年11月，彭德怀专案组划归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掌管。彭德怀专案组是二办所辖专案中最大的一摊，管辖被认为是彭德怀“黑线”的17个对象：彭德怀、黄克诚、谭政、李锐、张闻天、王平、苏振华、李志民、杨勇、刘震、钟期光、饶正锡、洪学智、邓华、万毅、吴自立、浦安修。大摊称大组，下设有彭、黄专案小组，专审彭德怀、黄克诚二人。
黄克诚和彭德怀一样，先被关在五棵松，后又被转到罗道庄。在五棵松，黄克诚从他的高度近视眼镜片后发现哨兵押过一个衣服褴褛的人，正是他“经常相逢在梦中”的彭老总——彭德怀。黄克诚常常反抗监管，一次（也许是故意）在院中和监管人员顶撞起来，大吵大骂，彭德怀听出了是老战友黄克诚，激动得紧贴到窗户上去听。在批斗的高潮中，黄克诚常和彭德怀被押在同一串车上游街示众，被“揪”在同一个台上批斗。在目光中交换心声，共同承受这一时代的疯狂。
“大批斗”的暴虐过去了，1968年开始了一场更为残酷的隐秘的斗争——审讯。
中央专案领导小组的要求是对所押“案犯”在春节前定案，提出要“只争朝夕”，“歼灭战一定要打下来”。
1967年9月28日至12月6日，专案组8次审讯彭德怀的入党问题，目标是“彭德怀是假党员”，以达到对他的历史“一否全否”的目的。偏偏出现一份历史文件，证明彭德怀是1928年入党的真正共产党员。专案组初战失利。从新年开始，又突击审讯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问题。彭德怀对专案组提出抗议：“对我的审查，用党内同志式的谈问题可以。审讯式的，拒绝谈问题。”主审人答：“对你就是这样，你要老实认罪。”对专案组来说，彭德怀是敌人，并非同志。
从1952年抗美援朝期间至1959年庐山会议前，彭德怀五次去苏联谈判或访问，在专案组的方案中都当作“里通外国”罪行来审查。其中，1955年和1959年的两次访问被列为重点。
1955年5月24日，彭德怀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回国，途经莫斯科，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让翻译费德林向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转达他的意见，他要和彭德怀谈话，主要是谈军事问题，因机密性大，建议苏方只由安东诺夫大将、中方只由刘晓大使参加，指定由费德林任翻译。费德林要刘晓向彭德怀解释，彭德怀听后说，应尊重苏方意见。会谈后回国，彭德怀将会谈内容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
审讯开始，从彭德怀谈的情况中得不出“里通外国”的结论，审讯人火了：“我们看你是与赫鲁晓夫共同搞阴谋。”“由你们定，我无法说，你们说搞阴谋就搞阴谋，你们是客观的吗？”彭德怀回答。
1968年1月10日、11日、12日连续3天，6次审讯，彭德怀正患感冒，不断咳嗽。“过堂”回来满脸怒气，一次气得把收音机扔掉。
15、16、17日3天，又连审6次。审讯者追逼不已，彭德怀大声回答：“我不能满足你们的主观需要！”审讯人大骂：“你攻击！放毒！反攻倒算！抗拒审查！对审查怀恨在心！……”彭德怀忍无可忍，腾地跳起来，拍桌子大吼：“你们的目的达不到！”
从19日起，专案组策划一番，采用车轮战突击鞫讯彭德怀。每日从晚上7点左右，审讯到第二天凌晨3点。一堆人围着彭德怀，你一喝，我一喊，轮班无休止地追逼，一句话反复问，直至彭德怀极度疲劳，精神恍惚，“要什么给什么”。专案组天天向上报告“战绩”。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催促专案组的人，“想尽各种办法把进度搞快点……抓紧时间突，大会斗，小会突，专案审”。24日，专案组汇报战绩后，又指示：“专案工作最大、最难办的是彭德怀。”“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解决问题时要人多一点，人多说得过他，人多压得住他。”“‘九大’以前定案。”
26日，从下午6时到第二天凌晨3时，专案组鞫讯彭德怀连续9小时。《哨兵日记》记载彭德怀从审讯处被送回囚室的情况：“东倒西歪，前仆后仰，精神处于昏迷状”。
春节后审讯的次数更多，时间更长。2月5日从下午2点30分到6日凌晨1点钟，审讯人轮流休息、吃饭，彭德怀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休息，连续被折磨11个小时。
专案组车轮战的鞫讯，不是为了弄清问题，而是逼取口供以便定罪。这一切又是以革命的名义、党组织的面目出现的。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曾经要求党中央审查他：“文革”开始，他衷心欢迎审查，相信审查会洗清他的冤屈，澄清事实的真相。残酷的事实使他认识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那从少年时代铸就的疾恶如仇的霹雳般个性，他一生一世只服从真理，不屈服于压力的刚烈气质，时而表现为对那些无端诬指的痛斥痛驳，时而爆发为对专案组的冲天怒火。他不顾灾难的后果，在被审时，对操生杀予夺之权的专案人员捶桌怒吼：“我就是顽固，顽固到底！”“你们把我枪毙了吧！我什么都不怕！”专案组恫吓说：“你这样做没有好下场！”他冷笑道：“好啊！看你们有什么下场！”
春节以后，专案组又逼彭德怀承认1959年在阿尔巴尼亚参加霍查举行的宴会前，和赫鲁晓夫在小休息室“密谈”，“勾结苏修”。彭德怀反复说明，当时有各国贵宾在场，他和赫鲁晓夫只是礼仪性的见面，交谈数语，根本不可能密谈什么。彭德怀把为这一问题被迫写的“认罪书”抄在日记本上，后面写上了一段话：“为此事费了半个月时间，有时搞到半夜。于是，我把平日里所想的和所说的，说成是同赫谈了。现在我知道了，一定要说成是同苏修勾结反对毛主席……现在我懂得了这一条。我过去的了解是，审查是要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做出合乎事实的真理结论。”“入党宣誓时说过，为了革命利益，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是时候了，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和提高毛主席的威信，我应当坚决这样做。”
为了革命，为了党的利益，应当按专案组的要求“认罪”以“巩固毛主席的威信”，还是“抗拒审查”以坚持实事求是呢？他在极度痛苦与极度矛盾中做出极度痛苦和极度矛盾的选择。
1968年3月，林彪的亲信黄永胜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接管了专案组，对彭德怀继续审讯。
5月7日，从下午开始到8日凌晨1时，专案组5个人“攻他的核心问题”，审讯室内彭德怀忍无可忍，火山爆发。他怒吼、痛骂。回到囚室，拿出一张纸条，写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必要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入党誓词的最后一句，现在是时候了。”
江青直接控制的专案组经过10个月的审讯，用千古切齿的“莫须有”，“逼供信”手段，制造出了一个遗臭万年的《关于彭德怀里通外国问题的审查报告》，于9月18日定稿上报。报告中说：“1959年彭、赫在地拉那直接勾结，是有预谋的，他在同赫的谈话中，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露骨地向赫修表示了他的反党野心。赫鲁晓夫对我党也大肆攻击，支持彭德怀取而代之。彭德怀供认他到国外反对毛主席是为了制造国际舆论，取得赫修集团的支持，以达到篡党篡国，夺毛主席的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
1968年8月25日，彭德怀和其他“案犯”由罗道庄被转移至什坊院继续监禁。
从被揪以来，彭德怀忍受着红卫兵的批斗，哨兵的监视，专案组的审讯，期待着一个伟大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他期待“九大”使党的一切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他相信毛泽东驾驭历史的能力。冲动的热浪过后，定会有冷静的总结与处理。
1969年4月1日，彭德怀期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当他在囚室里听到院外群众游行，高呼庆祝“九大”开幕的口号时，激动得不禁痛哭，这是被监禁以来，他第一次滴下英雄之泪。
“九大”开了24天，他深深失望。
他对自己的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但他不能不担忧党和国家的命运。林彪的政治报告不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认为，“这是比任何时候都担心的问题”。他对“文革”中只抓阶级斗争，不抓经济建设也有意见。这些都作为异说被哨兵记录在案。哨兵的登记上还记着，彭德怀在看到这次大会的公报后，常常彻夜不能入睡，有时叹气、流泪、摇头，有时“呆坐发愣”，“突自笑起来”。在看“九大”公布的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名单时，他发现“八大”的中央委员到“九大”不足一半，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留下的也不足一半，他“扳着手指头数”，“流泪4次”。
“九大”以后，彭德怀明显地衰老了，经常失眠。9月11日至14日连续4夜，他几乎彻夜没有入睡。他常常自言自语，有时静坐出神，有时唱歌发笑，有时发脾气、闷声出气。
1970年7月2日，江青催促专案组对“主要案犯”定案。7月21日，彭德怀专案组上报《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并据此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除了开杀戒，一代元戎竟被几个由江青封为“无名英雄”的无名走卒判了最高徒刑。
与此同时，已被迫害辞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由专案组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阅后批示：“暂时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犯人都宜调查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到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不妨请中央一议。”
毛泽东的指示于7月28日传达到各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还不甘心，又向上请示了两个问题：“①上报材料时对案犯提不提处理意见？②如果不提，去年10月政治局会议研究时提的意见，还提不提？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长期关押。”
8月14日，黄永胜答复：“原来讲送材料不提处理意见，现在看还是可以提处理意见，判刑意见亦可以提。提了以后再写一段：”以上意见仅供参考‘。根据对王光美的批示，究竟如何判刑，请中央讨论审定。“
于是，9月17日专案组再次上报了对彭德怀“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处理意见。
11月2日，彭德怀专案组第三次上报：“可以结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又加了一句：“未处理前，继续关押。”黄永胜批示“同意”，然后上报中央。
7月2日，江青在催促定案的同时，还指示专案组：“我现在还有点时间，希望七、八、九3个月把主要案犯的材料弄出来，向中央报材料。”“每个案犯都要摘一个传记，要详细的。”
根据江青的指示，彭德怀专案组一面起草对彭德怀的审查报告，一面出提纲要彭德怀写自传。彭德怀答复专案组说：“在三年多受审过程中，已经写了两次简历材料，这是第三次了，我诚不愿意再写了，因为它毫无用处，也毫无意义。”专案组的人说：“不写不行，从八岁写。”“不准放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党的政策吹嘘自己。”
彭德怀从极度精神折磨造成的失态中挣扎出来，再从头“交代”——写第三次简历材料。
他把这种“交代”变成他为革命、为真理的最后一次搏斗。继1962年写《八万言书》之后，他再一次仔细回顾生平，将一世风云、毕生追求尽情倾注于笔下。从童年的苦难到青年的探索，从平江起义的怒潮到开创红军根据地的鏖战，从万里长征的奇迹到敌后抗日的烽火；从大西北的解放到抗美援朝的胜利；从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到庐山上的罢官，70年岁月像一幕接一幕的历史长剧在他心中重演。他一天天伏案写、伏案抄，似乎忘记了自己是身系囹圄，而生活在回忆之中。他有时在12平方米的囚室内挥拳飞脚，转身跳跃，仿佛回到了昔日驰骋的战场。有时他沉思叹息，潸然泪下，也许他是在缅怀那些在他的简历中深情记述的为革命牺牲的战友。有时他兴高采烈，哼起湖南小调，那是他在过去的战争中，战胜强敌之后，常常情不自禁要哼起的。他时而点头自语，时而又横眉冷对。那些日夜监视他的人，对他那悲壮跌宕的思想旋律进行揣测。有的在记录中说，他“好像在搞回忆似的”；有的记录说，“案犯情绪反常”；有的又记载说，这是“狡猾顽固，不老实”。
彭德怀的第三次简历为人们留下了一份10万言关于他波澜壮阔一生的记录。彭德怀在这一份以及过去所写的几份“交代”材料中，对他一生所作的生动、忠实的叙述和对有关重大历史是非的坦率陈词，以及对那些强加于他的种种歪曲真相的“批判”的愤怒驳斥，被当作他拒不认罪的证据，收藏在“彭德怀专案”的档案里。9年之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恢复了名誉，人们发现了这些材料，才惊叹于它的珍贵价值。人们从这些材料中看到，纵然身为囚徒，彭大将军仍然是彭大将军——横刀立马，正气凛然。“交代”材料最后的一声呐喊——“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声问心无愧”，将响彻千古。
什坊院的“案犯”各自进行具有个性特点的反抗。彭德怀写得最多。写出历史真实是他对专案组颠倒黑白的最大抗争。彭德怀的老战友黄克诚则拒绝写交代，拒绝回答专案人员的审问。专案人员为黄克诚专门准备过一次“打态度”的会，审讯室里挂着大黄纸写的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主审人对挺着瘦瘦的身子、坐在被审位置上的黄克诚喝道：“念墙上的毛主席语录！”黄克诚拖着长声回答：“我——知——道！”“知道也要念！”“看不见！”“你戴眼镜干什么？”几个审讯人一齐站了起来。黄克诚仍不理睬；主审人上前一把将黄克诚的眼镜抓下来摔在地上，一条眼镜腿摔断了。主审人骂黄克诚：“你是反革命分子，不老实决没有好下场！”
黄克诚怒气填胸，喊起来：“谁说我是反革命，谁就是反革命！”
囚室严密隔离，“案犯”放风去厕所都要分开，以免互相见面。一天，彭德怀从附近囚室传来的一阵抗议声和剧烈咳嗽声辨出了是黄克诚。他千方百计利用一次去厕所的机会和黄克诚挨身而过，向黄克诚低声问好。
他们又走到一个“战场”上来了。
由于“案犯”的“不老实”，监视早已变成虐待。上厕所、喝水、站起、坐下，都要“报告”，哨兵（实际是看守）又故意拖延不理。彭德怀小便急，去厕所常常被看守用“等一等”三个字拖延。这使彭德怀不堪忍受，有时气得拍桌捶墙。哨兵记录说他“大发雷霆，发出虎叫狼嚎般的声音”。继而，监护点又规定案犯睡觉时必须面对室外的灯光，不许翻身向里。彭德怀痛恨抗议，倦极翻身，哨兵就连连擂门叫喊，根本不许他睡觉。1971年8月某日，《哨兵日记》写道：“犯想睡觉，可哨兵就不让睡着。只要犯一闭眼，哨兵就拍打柱子，犯只得睁开眼看着外边。”
1971年9月13日零点30分，彭德怀忍受着失眠的痛苦，猛叹一声，翻身朝里。哨兵在外敲门，不准彭德怀脸朝里睡觉，彭德怀回了一句：“我不得死！”伸伸腰，索性挠腿睁眼，盯着电灯出神，蓦然又唱起来：“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低沉嘶哑的声音，在夜空中震荡。
正是在此刻，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事情：副统帅林彪在山海关爬上一架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钻进漆黑的夜空，外逃叛国。
林彪叛逃丧命了，林彪的同谋心腹黄永胜等人被抓起来，经黄永胜同意的将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的罪恶方案终于未能执行。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极力纠正“文革”中打击残害老干部的做法，力所能及地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对不能解放的，则设法改善他们的处境。
11月初，周恩来开始在国务院提出要检查北京监狱的待遇问题。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领导人奉命到什坊院监护点检查后向周恩来做了书面报告。
周恩来认为卫戍区各关押点的条件差，且分散。经过挑选，决定全部监护对象集中到德外监狱和政法干校两处。
原政法干校位于复兴门外木樨地运河畔。校内东北角有一座拐形二层小红楼，外有院墙，房屋宽敞明亮，被选为什坊院“案犯”的新监护地。
1972年1月5日夜，彭德怀、黄克诚等24名“案犯”被秘密押转到这儿。彭德怀被监禁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按房间顺序编号为“5”。他就被呼为“5号”。其实，他一直是这个监护点的头号“案犯”。
到政法干校后第四天，彭德怀又被“传讯”，专案组向他宣布林彪反党事件。长期与世隔离的彭德怀难以置信，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怎么会谋杀毛主席？怎么成了可耻的叛徒，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党和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很长时间心神不定，烦躁不安。
到政法干校后，伙食明显改善了，哨兵的态度也和蔼多了。他本来就爱战士，现在可以和哨兵——年轻的战士谈谈话了。但是，他不明白哨兵的态度为什么有了变化，因为对他的审讯仍然继续着过去的一套。在一次提审中，专案组甚至提出，1950年11月在朝鲜前线牺牲的毛泽东的爱子毛岸英不是美国飞机炸死的，而是彭德怀有意害死的。这次诬陷给彭德怀精神造成很大的刺激，使他既气愤又伤心，连续失眠，甚至发生了幻视幻听。
11月17日，专案组又为毛岸英的问题提审彭德怀。据哨兵记载：彭德怀回来时神智模糊，走错了地方。哨兵叫住他，领他回到屋里。他倒床时昏迷，“扑通一下，头朝下磕在床板上”。哨兵扶起他，他两眼含泪说：“我认不清你是谁了。”
11月21日下午，带班员又来通知彭德怀，专案组找他谈话。彭德怀问道：“是审查委员会的吧？来审个啥，再审也是顽固，越审越顽固！”一进审讯室，没几句话就顶起来。彭德怀气得敲桌打椅，咆哮声震撼了整个楼房：
“什么反党集团！？我是反错误路线！”
“我又没跑，我又没有自杀，是什么反革命？！”
审不下去了，只得放他回去。哨兵记载：“他气哼哼，上不来气”，毕竟是70开外的人了。
走到四号房门前，他故意停了一下。他已从隔墙的咳嗽声辨出来那是黄克诚。他们竟住到紧邻来了。咫尺如山，无法见面，他就常常故意弄出些声响来传递友情。哨兵回忆说：一天，彭德怀问他：“我的战友情况怎样？你给我问好。”又说：“他的一举一动，说话咳嗽我都听得出来。”黄克诚也早从隔墙的各种声音中知道，那就是他——彭老总。
彭德怀进到屋内，还在大声抗议：“骗子！骗子！……”把满腔悲愤之气传向隔室的“案犯”。
1971年12月30日夜晚，彭德怀看着表，送走旧岁，迎来新年。当时针指向12时正时，他自言自语：“又一年！”
从1967年6月21日到1971年末，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对彭德怀的残酷审讯达200多次，直至他的健康完全崩溃。
1972年新年过后，彭德怀突然沉默了，不说不笑，也不骂人。他脸色青黄，每日大便四、五次，便前总重复着一句话：“肚子不好，要快！”
从转移到政法干校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于1972年3月16日，从各大医院抽调医生为“案犯”做全面身体检查。彭德怀拒绝检查，说：“我不检查，我现在也不工作，是反革命，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看什么病！”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
第二天，医生来到5号屋，只说服他抽了血，验血结果正常。实际，致命的癌细胞已在噬蚀着他的生命。
不久，他的右手指剧痛，长了一个小疙瘩；他经常便稀；失眠加重，每日凌晨一两点就醒来，睁眼到天明。
之后，他常常便血，昏倒两次。
1973年4月10日16时，彭德怀一次便血800—1000毫升，经驻点医生检查，发现有一外痔，做了止血处理。专案组想到周恩来关于案犯有病可住院治疗的指示，报了彭德怀病情，建议送医院检查。
当晚，彭德怀又便血。监护点联系送阜外医院，医院拒收。联系卫戍区一师医院，又拒收。直至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彭德怀才被送到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第九诊室就诊。经内外科会诊为直肠癌，已属晚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