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次上海会议期间，彭德怀和陈云同住在瑞金二路五号，同席进餐，饭后一起散步，交谈过不少问题，而且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比较一致。在修改和调整当年的钢铁生产指标中，毛泽东在会上多次称赞陈云关于这方面的正确意见，还说有时候真理是在一个人手里。会后，毛泽东即委托陈云领导中央财经小组，研究落实钢铁生产指标的问题。彭德怀对陈云坚持实事求是，不随声附和而又勇于直言的精神，一直是很敬佩的。
彭德怀在小组会上言人所不敢言，有人赞同，有人为他捏一把汗，还有人冷眼旁观。
彭德怀从来不看人家的脸色讲话，仍然照直说下去：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百分之十三。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
“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彭德怀在发言中还间或加杂有粗俗的言辞，引起了一些人的极大不快，这是不难理解的。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他那本著名的《西行漫记》中说过：“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彭德怀不仅在小组会上直言不讳，当着毛泽东的面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常委会上，当有人说到1958年全国土法炼铁，地方已补贴20余亿元，国家还要补贴20余亿元时，彭德怀插话说：“这个数字好大！比一年的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去买消费物资，把它堆起来，恐怕会有庐山这样高。”
毛泽东说：“呃，不会有这样高。”彭德怀接下去说：“那就矮一点吧，总而言之不少！”
在庐山，经常和彭德怀见面的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他们两人的住所只相隔一条甬道。还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湖南省委副书记周惠，水电部副部长李锐等。周小舟、李锐二人在不同时期当过毛泽东的秘书，被毛泽东称为“秀才”。他们对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和彭德怀相近。特别是周小舟，曾向彭德怀反映了许多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情况和问题。
7月12日，周小舟到176号去看彭德怀，谈到粮食问题时，周说：“去年粮食产量造了假！是压出来的。一次上报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上报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清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
彭德怀愤怒起来：“乱弹琴！只能有多少报多少，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怎么能这样胡来！”
“做不到，上面压力太大。”周小舟谈了自己的体会。过一会儿他又对彭德怀说：“现在农民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禾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里用点热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
“这些问题，你该照实向主席反映一下。”彭德怀说。
“我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
周小舟把头天晚上他和周惠、李锐在毛泽东那里谈话的情况，向彭德怀详细谈了。接着又建议说：“彭总，主席对我们的意见是能听得进去的，你也找机会同主席当面谈谈吧。”
彭德怀说：“军队方面也常反映一些社会情况，我都送给主席看了。”在山下，彭德怀常常把部队反映的一些问题转呈毛泽东，他希望引起毛泽东更加重视工作中的问题。
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会议印发的《简报》中，把彭德怀意见中那些言词最尖锐的部分，特别是直接涉及毛泽东的一些话，都删去了。发现这种情况，彭德怀很不满意。其实，负责整理《简报》的工作人员是出于一片好心。
7月10日，毛泽东在各组长的联席会议上讲话。
毛泽东那天情绪乐观，态度轻松，对于城乡仍然存在着的紧张局势，很少提及。他说，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算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问题，经过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已逐步解决了。他还一再提出坚持农村公共食堂和社员分配中的供给制。在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上，他的设想也仍然是过高的。
毛泽东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他的讲话与当时全国城乡出现并日益发展的严峻形势，相距甚远。
就在7月10日前后，毛泽东指定了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吴冷西、李锐和田家英，成立一个起草文件的小组，胡乔木任组长。由他们负责把各组对十九个问题的讨论意见加以集中、整理，写出庐山会议议定的记录（草案），印发各组研究修改，准备最后定稿，然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全党贯彻执行。
这个文件的草稿，于14日印发给各组，名叫《关于形势和任务——1959年7月2日至×日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再用几天时间把《议定记录》修改好，通过一下，印发下去，庐山会议就可以按期结束了。许多人看出这种趋势，会上不再谈什么缺点、问题，研究经验的空气也淡薄了。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已在筹划下山的路线和交通问题。
这样的结果与彭德怀原来对会议的期望，存在很大距离。特别是听到会议将于7月15日结束的消息后，他更加着急：开了这么多天会，问题并未很好地解决，难道就这样结束了？想到这些，彭德怀在7月11日晚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7月12日上午，彻夜未眠的彭德怀踩着晨露向毛泽东住的“美庐”走去。经过一夜的反复思索，他决心找毛泽东面谈，把自己对当前问题的看法统统告诉他，希望毛泽东能在会议上把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再着重讲一讲。在他看来凭着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扭转这些问题并不困难。
事有不巧，“美庐”的警卫人员告诉彭德怀：主席昨晚一夜没有睡，刚刚躺下。
彭德怀只好怅然而归。
在战争年代，彭德怀为了紧要事情，曾经排开警卫人员的阻拦，掀过毛泽东的被窝。那时，闯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都是急急披衣起坐，谈完要谈的问题，有时候还笑着说：“只有你彭德怀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进来提意见！”
现在的情况虽然也紧急，但毕竟已不是当年了。从彭德怀住的176号别墅到毛泽东住的“美庐”，走林阴甬道不过200来米，但是一次面谈的机会却失掉了。
当晚，彭德怀从周恩来总理处开会回来，向随行参谋王承光说：
“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谈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有思想性的发言。我在西北小组会上讲的一些意见，简报上也没有看到，恐怕也不会引起大家注意。”
随行参谋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彭德怀又说：
“去年大跃进的经验很丰富，发生的问题也不少，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可是在会议上，到现在还没有人讲这个问题。我有些意见又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请主席在会上讲一下。只要主席讲一次，就会起很大的作用。”
这是彭德怀第一次明确表露给毛泽东写信的想法和动机。
在此之前，周小舟到176号别墅去看望彭德怀，两人也曾谈到写信问题。彭德怀在笔记中记下的情况是这样的：周小舟向彭德怀问了一些他出访八国的情况，话题就转到这次会议上来。彭德怀问周小舟：“你们小组对于国内形势讨论得怎么样？”
周小舟说：“不怎么样。讨论不容易展开。”
周小舟谈到小组会上发言时，只要一谈缺点和问题，就会被人打断。
彭德怀说：“西北小组讨论得不错。我还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不便在小组会上讲，打算把没有讲完的意见，写一封信给主席。”
周小舟说：“你同主席当面谈谈不好吗？”
彭德怀说：“当面谈固然很好，不过我说话总是不容易说完全，又好顶撞。主席对问题的看法很尖锐，看得很深。对问题没有很好研究时，当面谈不仅浪费他的时间，有时还容易引起误会。”
周小舟说：“那你就写信也好，把你在西北小组会上的插话加以充实，写给主席看看，也就很好了。”
彭德怀笑着说：“你当了我的参谋了。”
7月13日中午，彭德怀拿着拟好的提纲，把参谋王承光叫来，口述了他给主席写信的内容，让参谋起草初稿。然后，彭德怀作了修改，交参谋誊清，成为二稿。7月14日中午，彭德怀又对二稿仔细作了修改，交参谋誊抄清楚后，彭德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下午5点半左右，王承光奉彭德怀之命，把信送给毛泽东的秘书高智。
这就是触发了一场政治风暴的所谓彭德怀给毛泽东上书的简单过程。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接受批判时，为了保护身边工作人员，一直坚持说这封信是自己花一夜的功夫写成的。王承光在抄信时，把彭德怀信中说大炼钢铁“有得有失”错抄成“有失有得”。毛泽东在批判这封信时，对“有失有得”四个字特别指责说，把“得”放在后面，“失”放在前面是经过仔细斟酌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也没有作一句解释和辩驳。他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株连身边的工作人员。
这封具有特殊价值的信，全文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其中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粮棉增长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的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十八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也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可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的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7月14日
信送上去之后，彭德怀如释重负，静待毛泽东的回音。在萌生了写信的念头之后，彭德怀曾对人谈过他在写这封信前的一些考虑：他知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对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都有觉察和担心，但他认为刘少奇不便讲；周恩来刚被批了“反冒进”不能讲；陈云、邓小平在山下没有机会讲；只有他来谈谈比较适当。他认为：“如果有意见不讲出来，那我们党还有什么战斗力！”
彭德怀估计毛泽东看完信后会找他去谈谈，或把信拿到中央常委会上议一议。但毛泽东对那封信的处理方式，完全出乎彭德怀的意料。
1959年庐山开会时，毛泽东住的“美庐”别墅②，门牌为180号。
彭德怀送去的信，毛泽东看后，没有立即做出评论。两天以后，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对中央常委的几个同志说：“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决定会议讨论的时间延长一周，并且通知留住北京的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立即上山来参加讨论。在电话上还告诉彭真说，如果林彪身体情况允许，请他也一起上山。毛泽东要中央办公厅将会议小组重新划分，由原来按大区编配的6个小组，改为各地区穿插编配的6个小组。目的是为了各地区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避免同一个地区的人谈来谈去总是一个调子，问题展不开。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使彭德怀感到十分突然。他事后在一本笔记中写道，我是给主席个人写的信，是供他参考的，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意见书》，事先也不跟我招呼一声，就印发给大家呢？
第二天上午，《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印发给到会人员。它像一块巨石投入本来已不很平静的湖水，激起层层波澜。原已沉寂下来的“神仙会”骤然活跃起来。人们的发言由研究《议定记录》（草稿）转向集中讨论《意见书》。有些没有讲话的人开始谈出自己对形势的看法，模糊的观点趋向明朗，会上开始有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从7月17日到22日，各组共讨论了6天，完全赞同或明确反对《意见书》的，只有几个人。大多数人是基本上赞同《意见书》的看法，但对其中个别问题的提法、分寸掌握和文字表达上，有些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意见书》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讲够了，但在讲如何总结经验教训时，有的话讲得重了一点。还有人说，《意见书》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政治性”等说法不妥，值得斟酌。赞同《意见书》的人，包括参加起草会议《议定记录》（草稿）的几位“秀才”表示，彭德怀信里的观点和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有的说：“只有彭老总才有胆量敢于这样写。”他们认为，彭德怀的信对于引导大家畅所欲言，对于打破会议的沉闷空气，把讨论继续引向深入是很有好处的。当讨论中听到有人批评信里的某些提法不妥时，有人还起来为彭德怀解释、辩护。
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们说，有的地方热得过火，有的县提出三五天消灭文盲，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并不过分。
关于“政治性”一语的提法，他们说：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严重影响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说它是政治性也未尝不可。过去中央转发上海市委文件的批语中，也说过市场紧张是政治问题。
许多人在发言中，称赞彭德怀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而大胆直言的精神。一位省委书记说：“彭总那封信里虽然有个别地方提法需要斟酌，但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个别字句可以不去计较，要看总的精神，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一位在中央负责国防工业的领导人，在会上联系自己作检讨说：“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已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了些微的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以致造成这种后果，想起来感到很沉重。”
也有人基于某种经验，表示了自己的担心，悄悄对人说：“这封信可能要惹乱子！”
在为数众多的赞同的发言中，最重要的是黄克诚、周小舟和张闻天3个人的发言。
黄克诚是7月17日早晨才到达庐山的，上山后和彭德怀共同住176号别墅。一个住东头，一个住西头。他们两人在庐山第一次见面时，彭德怀就问黄克诚，“我给主席写的信你看了吗？你觉得写得怎么样？”
黄克诚坦率地说：“我看了，这信写得不怎么样。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信里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太妥当。”
在7月19日的第五小组会上，黄克诚作第一次发言。他表示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认为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那句话——“问题不少”。他同意《议定记录》（草稿）中所提的三条缺点。又补充了几点：
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
他认为，作风上的主要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
工作中的缺点造成的后果是：一、紧张。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基建原材料、市场副食品也紧张；二、党与群众的联系受到了影响；三、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
黄克诚在发言中没有使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政治性”等等词句，但可以看出，他对形势总的看法和彭德怀的信是一致的。
7月19日，周小舟在第二小组会议上发言。他说，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他赞成刘少奇所说的“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他说，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浮夸作风，与我们上面的计划偏高偏大是有很大关系的。“我认为彭老总给主席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我同意。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在赞同和支持彭德怀《意见书》的发言中，观点最鲜明，对问题分析最透彻的，要算7月21日小组会上张闻天的发言了。他的长篇发言，分作13个问题，系统地阐述了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经验和教训的看法。自庐山会议开幕二十多天来，像这样态度严肃，内容精辟，对大跃进从理论上加以分析的发言还没有第二份。
在谈到彭德怀的《意见书》时，他表现了毫不含糊的赞同与支持：“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应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他对《意见书》中某些不大准确的提法，逐个为彭德怀作了解释。
在张闻天谈的13个问题中，特别强调说，“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多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问题是存在的。我们胜利一个接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随着发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谦虚一点有好处。头脑冷静一点，倾听一下不同意见，苦苦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把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否则，满足于成绩，虽然心宽体胖，却研究不了问题，接受不了教训……”
这几天，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的发言，还有许多人的虽然不很系统但观点鲜明的发言，都是对彭德怀《意见书》的有力支持。
在分组讨论《意见书》的几天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对各组讨论的情况一直是十分关注的。他仔细阅读会议“简报”，接连分头召见持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和各组组长谈话。
鉴于有些发言中提到《意见书》中有些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又作了几次发言，反复说明他给主席的信，是在听到会议即将结束的消息之后仓促写成的。他申明他的信在文字上、逻辑上有不少缺点，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严密，未能充分表达他的本意，他欢迎大家对信多提意见。他说自己的信原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他建议会后把信收回来存档。
对《意见书》持反对态度的人，为数不多。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前，他们很少发言，发言也是笼统地提到彭德怀的信“不是个别词句和分寸问题”，“是看问题的思想立场有问题”等等。但也有人明确地说彭德怀的《意见书》“刺”很多，“是影射毛主席的”；更有人加以发展和推论说，“既然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路线性质的问题，路线错了，就必须改换领导才能纠正错误！”
持反对意见的人从彭德怀的信中仔细挑“刺”，大多也无恶意，他们主观上是在忠心耿耿地维护党的利益，因为那时大家都认为并坚信，维护党的利益的最高标志就是无条件地相信毛泽东。
第33章 风云突变
7月23日上午，开全体会议，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讲话，有时看起来很随便，而里面蕴含着无穷的意味。这次他又以随便的口气开始，但一开口就使人觉得不一般：“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到有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①。因此，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不愿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下去。”
他接着说：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万里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
毛泽东列举了一些单位和地区有不少人反对“大跃进”的情况之后说：“现在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在整风中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听它一两个星期。”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于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的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市场紧张，搞得人心紧张。”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并不那么多……”
听到此处，人们明白了：主席今天的讲话是对着彭德怀那封信的。
毛泽东讲了去年7、8、9三个月先后有30万人到嵖岈山公社去参观取经的例子之后，说：“对这股热情怎么看法？总不能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
与会者对毛泽东讲话的锋芒所向已非常清楚，大多数人对情况突然变得如此严重缺乏精神准备，感到惶惶然。
彭德怀坐在座位上，听着毛泽东继续讲：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边讲？”
“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相当危险。”毛泽东不指名地对彭德怀信中所讲的“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等，逐一作了批驳。接着，把他的讲话推向高峰，气愤地说：“假如（做了）十件事，九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到会人员，包括平日和毛泽东接触较多的中央领导，听毛泽东在这样大的范围内提出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问题，这还是第一次。谁也没有想到问题已经严重到了这种程度。会场气氛十分紧张。
毛泽东的讲话，是动员大家批判彭德怀写的那封信。之所以要发动这一场批判，是同毛泽东对当时情况的认识密切联系的。
对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他认为，是为人民办了好事，群众是拥护的。他说，群众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他们占农村人口的30％，加上随大流的中农占农村人口的40％，合起来就是70％。他谈到“共产风”时，说这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的工夫，在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往哪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他还说：公共食堂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是好东西，可以解放劳动力，节省物资。我赞成积极办好。
对于大办钢铁，他说，1958年要搞1070万吨钢，是我建议的，我下的决心。其结果几千万人上阵，20亿人民币，“得不偿失”。我看了很多讨论材料，大家讲还是可以搞，要提高质量，降低硫的成分，出真正好铁。努力奋斗，只要抓，也有可能办得到。
对于当时的困难及其后果，他则认为：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会像1927年那样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到会的同志都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也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多付了代价，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他还说，对于工作的缺点，我们不晓得做了多少检查了，从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
毛泽东通篇讲话的意思是，人民公社、大办钢铁、农村公共食堂是在他积极倡导或热情支持下搞起来的，他还要坚持继续搞下去。在他看来，这才是一条正确路线。谁反对这样做，谁就是“动摇”，就是有“方向”问题，就是反对正确路线。
毛泽东结束了近3个小时的讲话，就宣布散会。人们从会场里走出来的时候，大多是心情沉重的。
毛泽东的讲话，对彭德怀来说，更是晴天霹雳，几乎使这位以沉着坚定著称的大军统帅失去自制。他出了会场走出不远，周恩来派人追来，请他去开会。彭德怀猛一回头，看到毛泽东夹在人群中正朝他这边走来。被一种难以克制的力量推动着，彭德怀迎过去，走到毛泽东身边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
毛泽东怔了一下，回答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
这个回答，使一向不善辞令的彭德怀一时语塞。后来，他在笔记中写道：“信上明白写了是给你参考的，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我们30余年患难相处，我7月14日的信（即使）真有那样严重的错误。你要印发，展开讨论，也可以先找我谈谈吧！我当时尽量抑制了激动的感情，避免争吵，离开他到总理处开会去了。”
中午，彭德怀回到自己住处，和黄克诚一起用餐。两个人相对无言，谁也没说一句话。黄克诚只吃了几口饭，把碗一推，站起来走了。彭德怀更吃不下，在餐桌前坐了片刻，也放下碗筷离席而去。回到自己办公室，彭德怀坐在写字台前，点燃一支香烟，吸两口，熄灭。接着，又点上一支，又熄灭，丢进烟灰缸。他把桌上堆积的文件，拿过一份，信手翻两页，看不下去，又把它丢在桌上。
整整一个下午，纷乱、烦躁、委屈和忿忿不平的情绪折磨着彭德怀。此时此刻，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从他在当时所写的一本笔记中看，他所想的主要还是有关信的本身问题。
他首先想到，毛主席的批评，是不是因为他在信中谈到的缺点有什么不符合实际的地方。他写道：“在信中说‘农村公社化……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说缺点错误是不存在的，主席说‘成绩伟大，问题不少’，那么，‘问题不少’又是指什么呢？”
“信中说‘在全民炼钢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而且只是说多办了一些，难道不合事实吗？”
他又想，毛主席的批评，是不是因为他在信中有什么否定成绩的地方：“信中说‘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在这一大段的结尾还说到，‘仅从上述几点看，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这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绩方面再一次加以肯定，又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反对总路线呢？”
他也想到，毛泽东的批评，是不是因为他在信中的措辞有什么过火的地方。他在笔记中写道：“信中指出‘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现在还不能证明有哪些省、区、市和部门没有浮夸风，也没有说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都有浮夸风。即或说得笼统了一些，也不能说这就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更不能说这就是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吧！”
信中指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跃进的成绩和群众热情所迷惑。在这里首先指出我自己和其他不少同志，既没有说多数同志，又没有说中央领导同志，更没有说群众热情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怎么能说是彭德怀同志打起无产阶级旗帜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呢？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究竟有没有呢？是有的。主席在讲话中说，‘在公社和县两级是有一点点’。我说，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这到底有什么根本不同呢？”
他还担心毛泽东的讲话将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信里写的问题，是对具体工作讲的，这怎么能联系到总路线上去呢？我好心好意写了个信，就惹起这样大的问题，这样一来，以后谁还敢讲话？”
特别使彭德怀感到惊异和伤心的，是毛泽东竟把问题提到解放军跟谁走的严重程度。由此使他进而想到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在笔记中写道：“这里明白说出，（我）只能检讨，不能辩驳。现在的形势，我不能招架，更不能还手。招架和还手对党对人民都不利。”
尽管彭德怀这样想，但要让这个一向刚直不阿的人向不正确的事情低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写道：“像我这个人，十一种自由主义或多或少都有些，唯‘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这种明哲保身的常识我没有。所以应该挨打。挨打也不应该屈服。”
一连几天，彭德怀食不甘味，晚上在床上躺下，难以入睡，不时又起来在房子里踱来踱去。庐山176号窗上的灯光从深夜一直亮到天明。
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全体会议上，严厉批评彭德怀，突然转舵，使本来要纠正“左”的错误的庐山会议，变为一场批判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件事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没有料到。
到会人员都面临严重的抉择。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争辩，还是为照顾团结而进行妥协？由于多数人对1958年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危害性缺乏认识，由于毛泽东在全党所处的重要地位和享有的崇高威望，由于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由于多少年来在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养成的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的利益、维护毛泽东的领导的真诚，再加上几个人的推波助澜，结果，在毛泽东讲话以后，各组对于彭德怀信的评价，由原来多数人基本赞同变成了向毛泽东方面的一边倒。
7月23日以后的几天，也许是彭德怀三十多年革命生涯中最痛苦、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日子。
庐山的仲夏，潮湿，闷热。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彭德怀走到室外，在林阴道上漫步沉思。忽听对面有人喊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聂荣臻迎面走来。他仍像过去一样面带和蔼的微笑，走到彭德怀身边说：“老彭，在这儿做什么？”
“散步，乘凉。”彭德怀回答说。
“主席的讲话对你的那封信已经提到原则的高度，你是怎么考虑的？”
“一下子说不清楚。只好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
聂荣臻担心这位秉性刚直的老战友，由于思想不通而产生对抗情绪，便耐心地劝说道：“老彭，可不能这样想。应当认真地考虑一下，怎样处理才能对党有利。……考虑好了再写成稿子，到大会上去讲一下。”
“我现在很疲劳，一下也写不成。”
“可以请两天假，不参加小组会，把你考虑好的问题讲给秘书，让他记录下来，加以整理，然后你自己再斟酌、修改。这样既节省时间，文字上也会更周密些。”
“本来我没有准备在会上讲话，就没有带秘书来，身边只有一个军事参谋，他不能写这类文稿。”
“那就赶快打电话叫王焰立即来庐山，要抓紧，不要再迟延了。”
“好吧。我再想想……”
彭德怀完全理解老战友聂荣臻的一番好意，他是希望彭德怀很快作一个既严密又比较深刻的检讨，以取得毛泽东的谅解。至少不要再节外生枝，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聂荣臻的良苦用心和他那热情恳切的态度，使彭德怀甚受启发。
彭德怀面临新的考验，新的抉择。但他所考虑的也仅仅是“如何……对党有利”，并不是承认自己信中那些意见都错了。
两天后，彭德怀打电话给北京，让办公室主任和秘书到庐山来。
从24日以后，彭德怀请了两天假，没有参加小组讨论。连续几天，他反复考虑的是对毛泽东的讲话应如何表态。他是个心口如一，从来不说违心话的人。但在当前情况下，他若毫不让步，那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从毛泽东讲话以后，他没有到餐厅去同大家一起吃饭，也再没有人到他的住处来。他每天很少和别人见面。一道无形的高墙把他同其他与会者隔离开来。只有随行参谋和其他几个身边工作人员，有时可以听听他倾吐心声。
7月25日上午，彭德怀向随行参谋谈到自己的心情：
“我这个人，就是爱放炮，伤过不少人。但只要我认为是对的，我就要讲。去年经济工作上出了不少问题，我想应该讲一讲，讲错了挨批评也不怕。有意见不讲，党还有什么战斗力！”
“这两天，我又把信看一遍，觉得并没有反对总路线的地方。我的信是写给主席，向主席请教的，态度还是诚恳的。如果提得不妥当或有错误，主席应该找我说一下，批评一顿也可以。”
下午，彭德怀又把随行参谋找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信初稿，并把7月14日那封信作了一些修改，要参谋誊抄清楚，准备一并送给毛泽东。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改变主意，不送了。他说：“那封信虽然有的提法不够妥当，可是有些意见并没有错，不能全部否定。问题是毛主席已经讲了话，而且提得那样高，我若是不作检讨，这个弯子也不好转。”
他极力寻求一条摆脱困惑的正确途径，但没有结果。
毛泽东23日讲话以后，庐山会议进入集中批判彭德怀错误的阶段。最初几天，大部分人发言态度比较冷静，语气也比较缓和，基本上还是按照处理党内思想认识问题的方式进行的。许多人发言明显带有“转弯”的性质。例如下边这样一些发言：
“对彭总的意见书，开始只当作一般文件看待，没有引起重视。经过大家讨论，特别是听了主席的讲话以后，再看意见书，就越看问题越严重……”
“对彭总的意见书有个认识过程。初读，只觉得有的提法不当，有些过火；但大胆地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听了主席讲话以后，才认识到这个意见书提出的是方向性问题。”
这时也有人把问题提到原则高度，说彭德怀的信是“大是大非”，“路线之争”的重大问题。更有人以先知先觉的姿态站出来说：“我早就说过，彭总的信不是个别词句问题，而是总的精神上有问题。”
不论批评者讲得怎样严重，这一时期批评的范围，还仅仅是限于彭德怀那封信的本身。多数人仍然是怀着对这位战功卓著的开国元勋的敬佩之情，对他进行同志式的批评。
在7月26日的小组会上，彭德怀作了第一次检查。他承认由于个人思想存在的片面性，7月14日那封信对“如何肯定大跃进的伟大成绩和正确地研究经验，看法上是有错误的”。产生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思想落后于实际，对全面情况了解甚少”。谈到写信的动机，彭德怀说：
“当时我只感到这次会议，对经验教训方面探讨得很不够，简报上几乎看不到不同意见，会议上空气有些沉闷，于是思想上产生了急躁情绪，担心这样下去错误可能还会重复，不利于今后的跃进。特别是听说会议15日就要结束了，心情更加急切。为了让主席注意这一情况，就在13日给主席写了那封信。我感谢主席的严正批评，纠正了我这一错误。”
彭德怀再次说明：“那封信，当时考虑只是供主席作参考用的，写得很仓促，信中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提出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交代清楚。如信中的‘有失有得’、‘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提法，都是不妥或错误的。”特别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一提法，彭德怀着重作了检查。他说，这一说法“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也打击了干部的积极性”。
彭德怀在检查的最后说：“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对我教育很大，现在会议快要结束了，建议中央办公厅会后将我7月14日给毛主席的信收回，存入中央档案，作为我今后思想检查的资料。”①
对彭德怀的这个检查，多数发言表示谅解和赞同。具有长者之风的朱德，认为一向倔犟的彭德怀能作这样一个检查，已属不易，对写信问题的批评应该到此告一段落了。朱德说：“彭总发言的态度好，我相信他是畅快的。彭总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在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听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作包袱背起来了。”
朱德在另一次发言中又说：“彭总的一个缺点，是有股傲气，今后应注意改掉。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上他。只要能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这只表现了朱德的良好愿望，他对会议形势的估计过分乐观了。
彭德怀作过检讨，回到住处，情绪沮丧。后来他在笔记中写道：“7月26日，我出席了小组会，对我7月14日信内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作了检讨。主要说明这个提法是对革命群众热情泼了冷水，对‘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比例失调’，也讲得严重了些。其实这些检讨是言不由衷的。”“我在小组会上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之后，心情十分不安，多么难过啊！真如万箭穿心似的。”
从他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的不安，他的难过，是担心这个检讨会助长毛泽东对形势的错误看法，因而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他想再去找毛泽东面谈一次，说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是错误的，他可以作检讨，“以便转弯”。为的是他还想着重告诉毛泽东，现在的形势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缺点已是两三个指头的问题；工作上的主观主义是严重的，对于群众的命令主义已成风气。切不可由于他的检讨而放松对这类错误的纠正！可是，他最后还是没有再找毛泽东去谈，因为他想：“这些意见不是已经概括在7月14日的信上了吗！现在要开八中全会，把我这封信当作反党纲领，事先也没有找我谈一下。这时再去找主席谈这些，是毫无益处的。”最后还是打消了去谈的念头。
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叫做“对事不对人”。但在7月26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就在指示下达的同一天，毛泽东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印发给到会人员。写信的人名叫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他在信里反映了许多当时经济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和严重问题。
毛泽东在《评论》的开头写道：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是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他认为，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在于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很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等。毛泽东称写信人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甚至是“有失无得”论者。
《评论》的后半部分，着重谈的是庐山会议形势。毛泽东写道：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大，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大了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做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了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的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毛泽东最后写道：我们党38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
毛泽东的“划清界线。不仅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和《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对会议起了加温的作用，使批评的调子再度升高。
在批判彭德怀的会上，有人发言开始涉及到他写信的动机和出发点，说“不管彭德怀写信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都是向总路线的进攻”。
会内的紧张气氛，波及到了会外。负责彭德怀保健工作的护士惴惴不安，不仅每天晚上只给他两片安眠药，而且开始要求他必须当面服下去。彭德怀会心地笑了，他说：“小同志，放心吧，我决不会自杀！”他顺手从抽屉里抓出一大把药片。护士定睛一看，全是安眠药，不禁伸了一下舌头，把安眠药全部拿走了。
7月29日上午，毛泽东在大区负责人会上宣布准备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7月30日上午，聂荣臻和叶剑英一起来到彭德怀住处。彭德怀追忆道：“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事实有些出入，总是难免的），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检讨的时候，就要能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有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更会加深‘左’倾危险，使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同日上午，毛泽东找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和他们谈话。从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历史谈起，谈到当时一、三军团的情况，引导大家重温党和军队的历史，暗示他们要注意同彭德怀划清界线。毛泽东还希望周小舟“不远而复”，及早回头。
这次谈话时间不长，内容广泛。毛泽东对在座的几个人尽管有批评，但总的调子使周小舟几个人感到宽慰。
7月31日一早，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电话，通知他到毛泽东处去开会。彭德怀走进“美庐”二楼客厅，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已在座，另一边坐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这是一次中央常委会，黄克诚他们几个人是被召来列席旁听的。
会议从上午10点50分开始，一直开到下午5点。首先是毛泽东讲话。他没有谈7月14日彭德怀的信，却系统地讲起了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批评彭德怀在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
彭德怀插话说：“到1934年1、2月间就已经转过来了，认识到还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好，这是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向黄克诚谈过。”
毛泽东接着说，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毛泽东讲到这里，彭德怀说了一句：“我都六十一岁了，耳已顺了，不要紧的。”
毛泽东又问彭德怀：“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没有正面反驳毛泽东，而是从具体问题作解释。他说：“政治与感情，你是结合在一起的，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理解，跟不上，掉队远。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对问题认识上有分歧，但不能说感情不融洽。”
彭德怀接着讲了一些往事。一方面是想表明他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先生，对他是很尊敬的；另一方面是想说明他不同意毛泽东说的他两人的关系是“三七开”。
最后，彭德怀勉强表示：“我认为我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
毛泽东依然说：“还是三七开。”
在对半开还是三七开上，二人一来一往。最后是以彭德怀的沉默做结束。
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进行。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仍然是原来的一些人。彭真让李锐做记录。会议从上午10点开到下午5点，有多一半的时间是毛泽东讲话，他谈的内容很广泛：从井冈山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到斯大林，从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到苏联的教训等等。他的讲话是漫谈式的，但观点是很鲜明的，批评彭德怀。
在毛泽东讲话的间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都有一些插话，大都是向彭德怀提一两个具体问题或对前面的发言作点补充和说明。
一直沉默的林彪则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林彪是7月29日上山的，他在北京就知道庐山“出了事”。他的发言，加重了火药气味，给问题升了格，也给彭德怀定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