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最珍贵的纪念品之一，是长期锁在保险柜里的一枚“一级红星奖章”。这枚奖章是1933年8月1日根据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7月11日的决议，作为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而授予的。
对于勋章、奖章制度的建立，彭德怀认为在军队建设中是必不可少的。1953年4月，副总参谋长李克农向彭德怀汇报许多默默无闻、忠心耿耿的情报工作人员的英勇事迹。彭德怀满怀深情地说：“这些同志都是无名英雄，可惜现在我们不能公开表扬他们，等到将来我军有了勋章、奖章制度，就可以奖励这些同志了。”这次谈话，显露出彭德怀认为建立勋章、奖章制度的必要。同年9月8日，在他给毛泽东的报告里，正式提出实行勋章、奖章制度的建议：“颁发勋章、奖章条例，以代替过去不很完善的立功条例。”毛泽东批准他的建议后，总干部部便开始了拟草勋章、奖章条例的工作。到1953年高干会讨论时，已先后15次易稿，于1954年11月报送中共中央审阅。195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条例》、《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进行国防建设中有功人员的决议》以及《关于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但后两个决议，因没有颁发相应的条例而未付诸实行。1956年2月，彭德怀视察武汉的一个军队被服厂后，在一次会议上还说过，“被服厂也有许多创造，我们在今年把新的勋章奖章制度搞起来，可以给他们发勋章奖章”。但是这项工作后来再未提及。因此，50年代的这项制度，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开端。
第28章 为了祖国安全
彭德怀到军委工作以后，为了祖国的安全，从1952年冬天开始，每年都抽出两三个月的时间到全国各地勘察地形。到1955年底为止，他亲自察看了北自鸭绿江口，南到海南岛天涯海角的万里海岸线。每到一地，他都要看望部队战士，访问地方干部。勘察地形时，对于重要岛屿、港湾和滩头，都要亲自登临，详细询问水深、潮汐和滩头沙石状况，并同当地和随行干部交谈军队设防的意见。
彭德怀每年勘察沿海地形的活动，这里无法全部述及。仅从1953年初他到华东地区视察的活动情况，即不难看出他为祖国安全曾付出过多少心血。
1952年冬，为准备对付美军以扩大军事冒险手段解决朝鲜问题，除志愿军在朝鲜做好防御美军在侧后登陆的战备工作外，针对美国可能从海上封锁中国大陆，指使国民党军窜犯华东，并轰炸上海等地，1953年1月25日，彭德怀偕工程兵司令员陈士集和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乘火车赶赴华东检查战备工作。他先到南京。陈毅、饶漱石此时不在南京，参谋长张爱萍正在福建部署战备，遂由副参谋长周骏鸣和几个参谋陪同彭德怀到沿海视察。上火车后，周骏鸣向彭德怀一一介绍随行人员，介绍到军区空军参谋袁仲仁时，彭德怀说：“我认识你，48年初你跟陈总去陕北开会，咱们还在一个桌上吃过饭哩！”他的记忆力，使袁仲仁异常钦佩。1月29日，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兼防空司令员郭化若陪同彭德怀登上国际饭店楼顶，俯瞰上海市区，彭德怀说：“建筑如此拥挤，人口这么稠密，遭到空袭可是个大问题。”郭化若接上说：“1950年1月25日，国民党飞机14架，炸沉黄浦江码头上的舰船26艘， 2月6日，国民党军飞机17架又来轰炸，投弹70多枚，死伤群众1400余人，毁民房2000余间。”彭德怀说：“这还只是群众的损失，如果计算工业生产的损失，就更多了。那次杨树浦发电厂被炸，停电停水，工厂停工，每天损失就是上千亿元。”
随后，彭德怀检查了江湾机场、高射炮阵地、雷达和探照灯阵地，回到防空指挥所后，他说，防空问题比防止敌军沿海登陆更困难。指挥所设在闹市区砖木结构的楼上，又无地下室，一颗炸弹命中，就要中断指挥，应迁移到机场附近，另建新址。第二大，他从吴淞口乘护卫舰“南昌”号出海勘察，郭化若也随行。登舰后，舰长曾泉生向他介绍驾驶舱内的设备，当说到“这是罗经，它的前身就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时，彭德怀笑着插话：“莫吹牛嘛！我们是发明得最早，可现在我们落后了。”军舰出长江口，寒风卷起海浪，舰体颠簸得厉害，不少人晕船回舱躺下，彭德怀毫无倦容，在甲板上四面眺望，同来的人怕他受寒，建议说：“前面的泗礁岛还没有修建码头，军舰无法靠岸，就不要上去了吧！”彭德怀马上说：“不行，这个岛必须上去看看。”军舰靠近泗礁岛己是下午4点多钟，换乘小艇上岸，走到官山村的连队住下，天已黑了。彭德怀看到连队的干部和战士，问这问那，兴致勃勃。晚饭后，随行人员发现他嗓音嘶哑，似患感冒，劝他早点休息，他说：“住在连队里，不和班、排长们谈谈，那怎么能行！”接着便召集班、排长开座谈会，就连队训练、生活、文化学习等问题征询大家意见。当谈到将要实行薪金制时，他向排长们说：“排长每个月薪金60万元够不够？”一位排长吃惊地说：“哪能用得了那么多！”当时正排级津贴是每月19.54万元彭德怀象一个老管家似的向他们算起细帐：将来军官的伙食都要自理，还要赡养父母，娶老婆，生孩子，总不能当一辈子“和尚” 吧！顷刻之间，满屋气氛活跃起来。待彭德怀就寝时，己是午夜12点了。
第二天一起床，彭德怀的感冒症状已很明显，又无医务人员同行，陈士集劝他休息半天，可他不让改变活动计划。饭后，先去看炮兵阵地，发现炮位背后靠近岩石峭壁，他责问道，如果敌炮打来，弹片碎石乱飞，人员、火炮又无遮蔽，这符合实战要求吗？接着又沿海滩步行五、六里路，来到高墙湾村。为了察看全岛地形，原定从村北登上老虎山，大家看他已患感冒，便劝他不必上山了。他一言不发，一股劲往山上走，直到顶端，一面观察地形，一面了解沙滩硬度、水的深度和潮汐变化，还详细询问了过去日军在此处登陆的地点、时间和兵力。下山后，彭德怀若有所感地说：“战斗打响以前，干部多辛苦一点，战士就能少流血。平时我们当领导的多辛苦一点，战时就能避免很多战士和人民的牺牲。”
下午航行时，陪同的几位领导人商议，下决心改变航向，绕过岱山岛，直驶舟山岛的定海县，登陆到驻军医院为彭德怀作治疗，因为他的病情又加重了。
2月3日，启程察看象山港、穿山港，随后从镇海上岸，到驻军营房住下，在勘察了宁波地区后，乘汽车经绍兴到杭州。2月8日开始北行，勘察钱塘江北岸。出发之际，彭德怀发现有人往汽车上装绍兴酒，即问随行参谋许之善：“酒是哪里来的？” 参谋答：“有买的，也有送的。”彭德怀顿时怒容满面，厉声问：“谁送的？送谁的？哪个出的钱？”在场的浙江省军区和省委领导等送行人员和保卫人员面面相觑，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彭德怀接着又大声问：“伙食费算了没有？”参谋答：“这里的算过了，‘南昌’舰坚决不收几个首长的，不给算。”彭德怀听了更是火上加油，斥责道：“已经讲过多次，为什么就是不执行？”参谋一肚子委屈，没有办法分辩。这时，省委书记谭启龙站在彭德怀身边说：“下面同志办事太简单，好心办了糟事。”转过脸向送行的人说：“那些酒，看他们需要多少，带走的都按市价付钱，带不走的退回去！”陈士集接着说：“今天要勘察的地点很多，上车走吧！”彭德怀勉强息怒，转身向送行的几位领导人握手告别。
离开杭州，一路上在海宁、漱浦、乍浦、金山嘴和拓林等地停车仔细察看，当晚返回上海。
2月11日，勘察长江口的崇明岛。岛上驻军团长来迎接，准备请到团部稍事体息。彭德怀说：“先到阵地去。”沿途他向团长询问长江口过往船只及国外军舰上的火炮性能等情况，团长都未答出。在一处炮阵地上，彭德怀看到炮位和弹药所距离很近，又无防护措施，就对着连长有些责备地说：“为人民服务，你这个连长就是要为全连服务，你们弹药所离火炮这么近，一发炮弹击中，全连的人和炮都完了，你还服什么务？！ ”转过身来，看到团长，这时，压制在心头的怒气，禁不住迸出来：“你这个团长怎么当的？应当撤职，送军法处！”陪同的海军副司令罗舜初走向前去解释说，火炮阵地设计是上边定的，是外来的。又说，要看的地方已看完，到团部去谈一下吧。彭德怀才从阵地离去。中午在团部吃饭时，彭德怀发现团长未到，就派人找来，让团长坐在自己旁边，温和地说：“我今天又说了错话，不该说把你撤职，送军法处，现在向你道个歉吧！其余的话你认为不对也可以批评，但饭还是要吃啊！”团长的心情虽未恢复平静，但仍连忙说：“首长批评得对，是我的错。”
2月14日，正是春节，彭德怀一行从上海回南京，中途在苏州下车，乘汽车去视察仓库。彭德怀看到门窗、出入口等都不适合战备要求，又严厉批评一顿，说领导人不深入现场，不发现和解决问题，是严重官僚主义。到南京后，向政治部主任唐亮和己归来的张爱萍交谈了视察中的问题。于2月17日回到北京。
1956年3月，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战略方针的报告，题目是：《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他在这个报告里，把50年代前期毛泽东和军委关于战略指导思想的指示和决定，综合起来作了全面阐述和发挥。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下发，用以统一全党全军战略思想，指导全国全军的战备和军事工作。彭德怀于1955年下半年把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摆在军事工作的重要位置，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他提出，当时西方阵营除了早已组成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又陆续组织了东南亚条约、巴格达条约等有军事意义的集团；苏联和东欧各国在召开保障欧洲和平安全会议后，己成立了华沙条约国集团。毛泽东1955年3月，在中共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进行突然袭击。”4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彭德怀关于反侵略战争准备和作战计划的汇报。彭德怀在《报告》中说：“为了有效的防御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突然袭击，为了切实执行宪法赋予我军的光荣任务：”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在我们武装力量统帅部机关面前，就首先提出必须解决战略方针的问题。“
其次，是考虑到苏军奉行的先发制人战略方针，中国决不能照搬。1955年5月，彭德怀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华沙条约国会议。出国前，毛泽东在4月底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重申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指示彭德怀此行到莫斯科，就共同反侵略战争问题同苏联交换意见。5月21日，彭德怀从华沙到莫斯科，在同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和国防部长朱可夫会谈中，弄清了苏联已由“加强积极防御，防止敌人侵略”的战略方针，转换为火箭核战略，强调核武器的首次突击作用，认为现代战争在几分钟内就决定胜负。彭德怀讲述中国坚持积极防御后发制人的方针。会谈以各自保留意见宣告结束。就在这次访问苏联和波兰的过程中，彭德怀深深感到苏、波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囚缺乏战略防御的具体准备而遭受严重损失，应当引以为戒。因之他在《报告》中，突出阐述了我军在战争初期必须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要求一切战备工作、军队训练和组织编制，必须以积极防御为依据。
再次，军队内部建设，到1955年底，各方面工作已基本走上正常轨道，应当适时地把军事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家防务建设上来。同时，全国拟制第二个五年经济计划和远景规划已提到议事日程，军事工作也需要全面安排长远规划。彭德怀说：“战略方针很重要，关系整个战争的胜负。但战略方针本身，只是个抽象的东西，如果没有各种具体措施，仍然不能使战争达到胜利。”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虽然在军事统帅机关中是明确的，但军队和地方的许多高级干部还不了解，还需要一个系统阐述的正式文件统一思想，才有利于开展全面的战备工作。
在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前夕，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这次会议讨论的战略方针问题，同国家经济建设关系极为密切，建议邀请一些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参加。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建议，因此，参与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除去军队的93名高级将领以外，还有国家计委主席李富春、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财政部长李先念、铁道部长滕代远、交通部长王首道、一机部长黄敬、二机部长赵尔陆、重工业部长王鹤寿、三机部长李聚奎等。
3月6日下午，军委扩大会议在国防部大楼正式开幕，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宣布开会后，彭德怀便开始作主题报告。他在宣读讲稿过程中，间或插进一些解释。力求大家能够加深理解报告中的重要观点。
关于确定“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根据，他说，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出发，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出发，以及从军事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出发，我军应当采取的战略首先必须是防御的，而不是进攻的。但我们所采取的战略防御，必须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或单纯防御。
对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在报告里概括说：“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在战前）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军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把战线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迫使敌人同我军进行持久作战，以便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使我军逐渐转入战略的主动，也就是由战略的防御转入战略的进攻。这就是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内容。”彭德怀对战争初期的这种战略设想，在当时是以美国为作战对象、敌军的大规模进攻来自海上为背景的。他规定我军的战略目标，也是从敌我装备技术实际情况出发的。他说，在战争初期“企图完全把敌人歼灭于海上和滩头，根本不让敌军侵入我国领土，这种想法固然很好，但根据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情况，不但做起来有很大困难，而且也是很危险的。”而把敌人消灭在陆地上，我军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为着实现上述战略设想，他还提出了我军应采取的主要作战形式。他认为：在战争初期我军“既不单是运动战，也不单是阵地战，而应当是阵地战结合运动战，也就是以阵地的防御战和运动的进攻战相结合”。
彭德怀报告的第二部分是国防建设问题。他说：“为了使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得到切实的保证，我们就必须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对这些准备工作，他讲了三个方面，包括全部的国防建设工作。
一、军队建设和国防设施。重申国家常备军为350万人，和各军种、兵种各自发展的重点，提出陆军必须逐步增加机械化的比重，争取到1967年我军的装备接近世界上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关于国防设施，由于内容复杂，他要求在“全面筹划、重点建设、逐步进行”的原则下，必须协同国家机关，结合经济建设，于1962年底完成沿海和纵深的国防筑城防御体系。
二、战争动员准备工作。他要求根据战时需要，对于后备军官、士兵、技术专业人才等，作出登记、训练和储备计划，对于武器装备要保证战争初期6个月所需的储备，争取在1957年拟制出第一个完整的全国战时动员计划。
三、建立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他把几年来已经起步的军事科学研究提高到全面有计划开展的新阶段。在内容上，从军事学术到军事技术，从武器装备到军用器材，从常规到尖端，从科研机构到知识分子政策，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方针和要求，可说是全军的第一个军事科学发展纲领。
彭德怀这个报告，不仅系统地阐释了毛泽东和军委的战略指导思想，而且包含着他个人的丰富军事经验。在会议上经过讨论，上报中共中央，并得到批准下发全党全军贯彻执行。1959年他受批判后，这个文件也随之被否定。它的历史作用、是非功过，仍待后人评说。
第29章 在争论的漩涡里
50年代，军队在学习苏联经验问题上，存在着一个争端，就是学不学和怎样学的问题。1956年以前，“学不学”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军队干部同苏联顾问的争端；1956年以后，“怎样学”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军事训练部门、军队院校中的争端。彭德怀在后一个问题上，直到1959年他被免职的时候，也没有真正使全军统一认识。
新中国建立后，军队从苏联购买飞机组建航空学校，聘请一些苏联顾问帮助训练。从那时起，便有了军队干部同苏联顾问的关系问题。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提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在政治上要“一边倒”。1950年2 月，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全党全军掀起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热潮，各个业务系统都聘请了苏联顾问，因之学不学苏联经验，尊重不尊重苏联顾问，就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态度问题。
彭德怀到军委工作时，正值全军学习苏军经验活动普遍展开之际。由于当时许多干部认识比较模糊，对苏军的某些经验不愿学习，他曾经在两次全军性会议上进行专题阐述，动员大家认真学习苏军的经验。一次是在1952年12月，全军各大区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他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还对学习苏军经验中的种种错误认识，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另一次是在一年以后，1954年1月，他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总结中，进一步讲解学习苏联军事科学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四条学习要求：一、就是要学，向苏联顾问学习；二、要亲自去摸，到实践中去下一番苦功夫；三、要发展，把苏联军事科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使其条理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提高干部军事理论水平；四、要克服骄傲自满、墨守成规和防止机械搬运。
总的来说，在1955年以前，彭德怀所侧重的主要方面，是动员大家积极学习，批判那些不愿学习的思想。在强调这个方面的同时，他也经常嘱咐大家，在运用苏军经验解决我军实际问题当中，不要机械搬运。他说：“我们不回避原则性的争端，他们（按：指苏联顾问）不了解的情况，一定要说通；他们从愿望出发对我们不满的意见，要解释通。”“在政治上，谁不拥护苏联，那是错误的。在战术、诸兵种合成战斗战术方面，都要百分之百的学习。但有些问题是可以争论的。这样的争论，不是反苏。”
这个时期，在他处理的事务中，就有不少没有采纳苏联顾问意见。遇到下边有些事情盲目听从顾问建议的，他便予以批评。
1952年10月15日，他主持第一次军委例会，把部队训练时间的分配确定为，军事训练占60%，政治教育占20%，文化教育占20％。事后苏联顾问提意见说，文化教育时间占的太多，没有必要。彭德怀对顾问解释说，旧中国文化教育落后，文盲多，战士入伍以后才能学文化，学了文化才能掌握军事技术，将来复员回家也便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和一些发达的国家，征来的新兵不仅多数人有文化，有的还会开汽车、拖拉机。中国现在则相反，是军队把战士培训成司机或坦克手，然后复员到地方上才能开汽车和拖拉机。这是中国的实际。1953年初，在军委例会上讨论国防工程建筑，业务部门依据苏联顾问的意见，为了国防保密，要求把内伶仃岛上的居民全部迁走。彭德怀当即批评说：“迁移居民一定要慎重，要积极动员。岛上的（居民），有证明的留下，重大嫌疑的迁走，但这是极少数。内伶仃的居民全部迁走，要不得，这是单纯军事观点。”对于当时按照顾问意见构筑的一批海岸炮阵地，彭德怀每次看到都要发脾气，从山东一直批评到海南岛，还把具体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这批海岸炮，是抗美援朝开始以后，为加强沿海防务，从苏联进口的几十个连的火炮，按顾问的设计构筑了阵地。彭德怀在报告里说：“所有这些阵地都出于一个公式，战术缺点很多而且严重：阵地完全是露天的，对空毫无遮蔽；火炮位置放在最前沿，胸墙很薄（30——50公分水泥，仅能防弹片）；炮和炮之间距离很近（每门炮相隔40公尺，中间安放弹药库），而且等距离排列在一条直线土，只要有一枚凝固汽油弹或重磅炸弹落入阵地，全连火炮和弹药都有被毁的危险。到了战时，在敌人飞机轰炸和舰炮射击的情况下，不待发挥作用就可能被敌火力摧毁。”这些炮阵地的设计，在苏联有强大空军掩护，有大、中型口径火炮的海岸防御火力配系，或许是适用的，但照搬过来，就是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战术思想。
彭德怀对待顾问提供的建议和经验，绝不盲目采纳，绝不机械照搬。但是在有的问题上，他的看法和做法也不是没有矛盾的。对于军队是否学习苏军实行“一长制”的问题，就是一例。1953年上半年，他曾一度设想和准备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在一次军委例会上，他提出军队团以上的政治部（处）可以不设政治部（处）主任一职，其职务由该级政治委员兼任，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培养为军事指挥员。并且将这个建议作为军委决定通知全军实施。他的这一建议，当时有些人认为这是降低了政治委员的地位，削弱了政治工作，受到明显的抵制。就在这个期间，总政治部起草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送交军委讨论，军队是否应当实行“一长制”的问题，又发生了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彭德怀认为主张“一长制”的那种意见“是有道理的”。同年4月中旬，军委审查《内务条令》修改稿时，彭德怀把有关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的职责全部删去，也表现出他准备首先在营、连两级试行“一长制”的想法。到5月间，他在同总顾问的一次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准备十年之后实行‘一长制’”。
50年代，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的主张，是遭受多数干部反对的，特别遭到政治工作干部的强烈抵制。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曾找过不少干部交换意见，最后他终于改变了原来准备实行“一长制”的主张。在同年10月准备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报告时，提出军队必须实行的是“党委集体（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而不是“一长制”在报告中曾列为专题详细阐述。以后的几年中，他对“一长制”的思想，甚至还作过不止一次的批判。
学习苏联经验，军队和全国一样，到1956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在这以前，领导上强调的主要方面，是要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在这以后，强调的则是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彭德怀在1957年2月到南京军事学院，批评该院学习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在1956年3月17日的一次军委会议（有各大军区的首长参加），黄克诚传达说，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对于军队如何保持优良传统的问题曾有指示，即在实行军衔等一系列正规制度之后，担心我们军队的优良传统不能很好保持，如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政治工作、群众路线、党委领导等，应该引起严重警惕。让各军区、各院校、各部门加以检查。很明显，这些问题是和如何学习苏军经验有着密切关系的。
同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着重提出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外国经验，“不能盲口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同年，《人民日报》编辑部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反教条主义的问题。随后，在同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进一步提出“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当时军队在有组织地深入学习这些文章和文件中，许多干部的思想认识起了变化，学术研究空气活跃起来。特别是军事训练系统中，在如何学习苏军经验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这种争论当时在南京军事学院更加公开化，在全院学习中央关于5个文件的通知中，暴露出对教学工作看法的很大分歧，直到学习5个多月以后，准备进行学习总结时，有些看法还没有取得一致，一时难于作出定论，以致学院党委不得不宣布暂时不作文字总结。军事学院有一个战役系，在这里学习的有52名将军，他们多数是红军老干部，参加过国内战争和朝鲜战争，具有实战经验。他们之中有些人在学习过战役法之后，认为苏军经验有些是先进的，有些虽然先进但对我军并不适用，还有些其本身就是不先进的，囚此必须批判地学习。同时，迫切要求学院做出改革措施。 1956年8月25日，一位战役系的学员写信给彭德怀，提出“几年以前，我们在‘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的口号下，从教材、教法和许多教育制度方面全盘学苏联，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感觉在向苏联学习中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他建议：“基于以上看法，学院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似应请领导上加以考虑。”彭德怀对这封信没有作任何批示，但开始引起他对南京军事学院一些问题的重视。
同年11月30日，彭德怀又看到一封信，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学习苏军经验问题的。信是直接写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经过中央办公厅转给了彭德怀。写信的人是军事学院的战史系教授会主任，不久前曾担任军委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的处长蔡铁根。
信的开头写道：“邓小平同志：我是最近离开军委训练总监部的，我在那里曾经工作了4年多。在我离开之前，深深感到北京存在着严重的军事思想上的混乱，急需提请中央和军委领导上的注意。为此，我写了《关于向苏军学习的问题》，请您看看，并把它转给中央负责同志和军委负责首长。”由于作者直接把问题反映给中共中央，彭德怀自然不能不给予特别的重视。
信中对于学习苏军经验的方法写道：“为了确实了解苏联军事科学的全部内容，在步骤上，第一步应该是全部学会、学通。只有真正地全部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几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苏联军事科学的系统性，它虽然不是天衣无缝，确实漏洞很少。小自对一个日常生活小节的规定，大至军事原则的规定，都是互相结合、互相为用、互相保障着的一整套。但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采用了这一套，丢掉了那一套；吸收了这一规定，抛弃了那一规定，结果弄得四分五裂，驴唇不对马嘴，八方不对头。还美其名日‘批判地接受’，最后只好都执行不通。不说自己学习上有问题，还说苏军的东西不适合我军的情况。”
写信的人最后恳切表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危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基于自己为党为国的热诚，我不敢隐讳自己的愚见，并大胆地把它提出来。
彭德怀看过这封信，立即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看来，他已感到学习苏军经验这个问题，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一个工作组到了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举行一系列座谈会，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在报告中肯定了几年来院校学习苏军经验的成绩，同时指出学习中的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军队的东西也学来了。彭德怀看过这份调查，感到南京军事学院的问题，很有必要亲自前去进行了解，以便着手解决。
1957年2月21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专门报告他准备同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 10余人，到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和勘察地形，另外了解一下学院工作、军事训练、军内关系、军民关系等。毛泽东于25日批复“同意”并附注：“请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情况。”
彭德怀一行于27日到达南京，住西康路33号。第二天即开始了解军事学院的教学情况。他和陈赓、谭政一起，上午听取高级速成系和战役系部分学员的汇报，下午听取学院政治部两个领导干部的汇报。3月1日，同学院训练部门和其他机关干部交谈，听取他们对教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每日听完汇报，在吃饭时间和晚土，彭、陈、谭3人交换意见。3月2日听取学院领导干部集体汇报，刘伯承院长由于在上海休养，没有参加。彭德怀在听取汇报后，谈了自己对学院教学工作的意见。这次讲话，便是后来引起很大争论的那篇《在听取军事学院汇报中的谈话》。
在这篇讲话的前一部分，他肯定了学院的成绩，并详细列举了学院的各种成果。接着他具体指出学院教学工作中的缺点说：“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当然就军事学院的历史和客观情况来看，就现在的事实来看，产生了现在这种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
彭德怀讲话的后半部分，主要是阐述学院的教学方针应当是“以我军现实装备技术情况为主，照顾将来可能发展的情况作为依据”。
关于学习苏军经验的问题，他认为“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经验，我们是坚定不移的，但应坚决贯彻‘批判地学习’方针。在这个方针之下，就全军范围来说，应当以学习苏联的军事技术和合同战术为重点，对于苏军的战役、战术，应当从我军的现实情况出发，在以我军经验为主的基础上加以学习和参考”。
彭德怀回到北京，对这篇讲话记录加以斟酌修改，于4月24日送给毛泽东，并附信说：“这次我在南京着重了解了军事学院的情况，同他们的教职学员分别座谈了3天，感到该院在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学院是训练我军高级干部的学校，对于全军的学校和部队影响很大，所以我特别向该院党委讲了一次话，着重提出该院应当展开反教条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在25日批复：“退彭。此件已阅，同意。”
彭德怀还把这篇讲话稿送给了邓小平，邓阅后转送周恩来。后来对这篇讲话，他又稍加整理（把其中“工作是有成绩的”改为“成绩是显著的”） ，作为《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汇报》中的一个部分，分送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尽管彭德怀这次讲话慎之又慎，后来事实证明，学院有的领导干部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这一点，在军事学院的《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中表现得很清楚。这个决定是在他讲话后的第4天，即3月6日，学院党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经过6天热烈讨论作出来的。决定中对于学院的工作成绩写的是：“会议认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而没有采用彭德怀所讲的 “工作是有成绩的”或“成绩是显著的”写法。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决定》中也仅仅是写作“教条主义倾向”，而没有同意“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提法。彭德怀看后，没有不满的表示，用肯定的语气批复道：“你们关于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很好，同意你们这个决定，望按照决定的精神贯彻执行。”又叮嘱，在执行中“应坚决执行和风细雨的精神，以便达到真正提高认识和改进教学工作的目的”。“要反复向群众讲清楚，不要追究责任，追究责任就会更不好。同时教条主义现象，不但是在学院教学工作中存在，而且是在全军许多工作中存在。如果要论责任，军委的责任更大”。
彭德怀对于军事学院的某些干部一时思想不通，以及北京有的干部说他的讲话是错误的，当时他都未予理会，认为把那些不顾实际情况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倾向反掉，他最终是会被人理解的。
1958年5月至7月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军内闻名的反教条主义会议。会议的主持人是彭德怀，会后30多年来，对于他在会议中的态度和作用，有着各种不同的，甚至互相对立的评论。他在这一历史公案里，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这次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是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有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各地区、各部门争相提出跃进计划。中央用地方来鞭策军队，说是军队落后了，应当赶快跟上来。正式“建议军委召集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
根据中央这个建议，彭德怀打电话给北京的黄克诚，黄立即召集各总部首长开联席会议，传达中央的精神，并着手准备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工作。
这次扩大会，从5月27日正式开幕，到7月22日结束，共开57天。会议的规模和讨论的重点，都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彭德怀在会议中的态度和作用，也明显表现为两种情况。
5月27日到6月9日这个阶段，参加的人数较少，没有贴大字报，会议的内容也没有集中到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当时彭德怀的态度主要是：一方面站在会议主持人的立场，想方设法把与会人员发动起来，大胆发表意见，揭露矛盾，大争大辩，统一思想；另一方面又从军委工作领导人的角度，把自己当作整风主要对象，带头进行检查，暴露思想，“引火烧身”。他虽然在发言和插话里，也多次提到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但并没有把反教条主义作为大会的中心议题。
关于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彭德怀在成都会议期间曾经同周恩来交换过意见，原是想解决别的问题，并没有准备把反教条主义拿到军委扩大会议上来。他在5月24日的预备会议上也是这样布置的，他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过去的任务是打破国民党的国家机构，现在要保卫人民的国家机构，这就要解决人民军队的三大问题：一是建军原则，包括党的领导，军民关系，军队内部关系等问题。二是建军方针，原先的方针是现代化、正规化，后来主席提出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这两个方针在1954年春高干会文件中，我们同时都用过。现在看来，只提现代化、正规化的方针，就可能产生否定我军优良传统的偏向，事实上也一度产生过，不如提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好。大家可以考虑。三是战略方针问题，它关系着军队三大方面的工作：关系着战争准备，关系着组织编制和各军、兵种建设的重点，关系着训练和科学研究。我们这次会议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三方面的问题搞一致。在这种一致的基础上，其他的不一致，就比较好解决了。”彭德怀在会议的这一阶段，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为着把会议开好，可以说是禅精竭虑、费尽心血的。但是从会议的实际情况看，无论是会议的热烈程度还是揭露问题的深度，都没有达到他预期的要求。甚至他希望着重解决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方针问题，也没有形成会议的中心议题。
会议开到6月9日，开始转入第二阶段。
这天下午，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他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军分区的不来）。另外，黄克诚在6月9日还传达了毛泽东讲的一个理论问题：说是“教条主义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意识又反过来影响（推动）社会存在。大国有大国的宪法，小国有小国的宪法，教条主义即不承认这条真理。苏军条令、规章制度，是在苏联土壤条件中产生的，这些人不承认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不承认中国有它特殊的东西”。这项传达，对于会议的重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反教条主义开始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彭德怀对会议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有了明显的改变。
据林彪在1959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时候说，毛泽东去年对会议下那么大的决心，主要是他林彪的功劳。他在一次发言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在军委扩大会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在他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以后，就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他就把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林彪还说：“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次会议。”
1959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林彪是主持人，彭德怀是批斗的对象。林彪讲的这些话，显然有打击彭德怀、抬高他自己的成分。但是他所说的以反教条主义为会议主题是他出的主意，是毛泽东作的决定，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彭德怀遵照毛泽东指示的精神，立即调整会议部署，第二天便发出增加与会人数的通知。
6月20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正式出席的1004人，列席的438人，会场由三座门大街20号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大会主席团由32人增加到41人，真正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的会议便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这一天的全体大会上，彭德怀代表主席团首先讲话。他一开头就提出了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他回顾了建国以前军队中教条主义的危害，又讲到全国胜利以后军事教条主义重新复活了，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在讲话的最后一部分，他还说：“在教条主义问题上，我是有责任的”。但“这是有原因的。有些原因我可以说，有些原因我不能说。没有教条主义，至少也有官僚主义，我不逃避这个责任”。
在讲到“为什么不早点提出反教条主义”的问题时，他还流露出某些“委屈”情绪。他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的，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在这方面我有自卑感。”
彭德怀这篇讲话，表露了他对教条主义的强烈不满和早有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他自己也认为这篇讲话非同一般，曾专门把会议简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也很重视，在简报上批道：“刘、邓、朱、周、陈云同志，此件值得一阅。阅后退彭。”
21日，毛泽东向大会讲话。
他说，他这几年对军事没有抓。军事工作基本上做得好，有成绩，也有缺点。军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大家对军委、对彭德怀同志的批评，也就是对他的批评。
关于教条主义问题，他说我军有两种传统，一是优良传统，一是错误传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解放后又出现了教条主义，看来有一点，份量可以研究。说完全没有，是不妥当的，不加分析的搬外国，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之后，好象意犹未尽，在23日，他又把军委委员和各组组长召集到中南海游泳池，座谈两个来小时。他在插话中说，说军队中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定要有选择的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接着，在6月29日，毛泽东又召开第二次组长座谈会，比较集中地谈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指名批评了刘伯承（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和肖克（训练总监部部长），说他们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因之，大会在7月1日以后，人们的发言便全部集中到反对教条主义。在7月9日和10日的大会上，刘伯承、肖克和其他被认为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人，被迫进行了检讨。批判性的发言一直持续到15日。在这期间，彭德怀主持起草大会的总结发言，在起草过程中，他听取了主席团其他成员提出的意见，亲自主持逐字逐句的修改，充分地反映了他的观点和态度。
在7月19日的全体大会上，彭德怀宣读了这篇总结发言。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几年军队工作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第三部分是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工作，第四部分是思想工作和领导工作。
在前两个部分里，他错误地指责训练总监部和军事院校说：“在军事训练部门和某些院校中，极少数同志具有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他们一直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抗拒中央和军委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严重地阻碍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开展。”甚至指名批评个别干部是“从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军队的面貌”。由于这种过火批判，使功勋卓著的刘伯承元帅蒙受委屈，被迫在大会上检讨，导致对肖克和训总的一批干部进行了错误的组织处理。他的这篇总结发言，是1957年反“右派”以后党内“左”的思潮的产物。他当时不仅没有感到错误，而且认为讲的比较“有力量”。可是过了4年之后，1962年他被“罢官”在吴家花园给毛泽东写那封长信（被称为《八万言书》）的时候，他开始认识到这篇发言和对刘伯承、肖克等人的批判是错了，是“言过其实”的，会后对肖克和训总一批干部的组织处理，“并非出于我的本意”。为此，他曾经嘱托他的侄儿彭起超，在有机会时一定要代他向肖克道歉。
这次军委扩大会后，在全军范围掀起一场反教条主义的运动，致使绝大多数担任过训练工作和军事院校工作的领导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被迫进行检查，引起许多干部不安心训练工作和院校工作，严重地伤害了这部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同时由于批判和否定某些旧的作法之后，一时又拿不出新的作法来代替，打乱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使军队训练和院校教学遭受很大危害，给军事建设工作带来不良后果。这次运动彭德怀虽然不是主要的发动者，但他的思想和发动者是完全一致的。加上他是这次会议的主要主持者，因而后人认为他对会议的错误应负更多的责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彭德怀在会议的总结里，迎合当时“左”的思潮，把一些不赞成或抵制“批判地学习”苏军经验的思想，夸大为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进行严厉批判，这当然是错误的。但他在这篇总结中，根据毛泽东讲的要“搞出自己的一套”的指示，还详细阐述了军事工作要“以我为主”的方针。事实证明，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对于后来全军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推进国防事业的发展，曾经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30章 未了心愿
彭德怀为建立中国军队的后备力量，解决“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矛盾，通过不懈地摸索、实践，创立了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积蓄后备兵员的有效办法。但他的探索历程是相当曲折的。
早在1955年，彭德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报告兵役法时讲：“志愿兵役制，在中国过去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对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优良制度。但是，由于志愿兵役制度缺乏定期征集和定期退伍的制度，已不利于积蓄强大的经过训练的预备兵员，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军队建设的需要了。”
按兵役法规定，复员兵和适龄青年均需登记，编为第一、二类预备役，由省、市、县兵役部门负责组织领导，定期实行军事训练。这是学习苏联的办法。由于登记工作量大、表格项目繁多，对地方政府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作任务。1956年3月31日，军委会议讨论了一个登记和训练计划，提出：“今年先搞几十万作试点，重点要放在实战应用训练上，不要搞形式。训练的时间也要尽量缩短，每年可以训练10天，每天训练 6小时，每人每天发给一角至一角五分的伙食补贴。”
计划讨论后，彭德怀于4月1日批发的国防部指示中又特别说明，登记预备役的工作“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期、分批逐步完成，在完成的时间上不强求一致。条件较好的地区，在今年、明年两年内完成，条件较差的地区，可以推迟到1958年完成，不能进行的地区，还可以暂不进行”。
尽管如此，指示下达后，不少地方政府仍感到执行起来难度很大。6月10日，邓小平把河北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时说地方工作任务重、时间紧，最好把预备役登记工作推迟一年的意见和毛泽东表示同意一事写信给彭德怀考虑。彭德怀在6月20日给邓小平的信中说： “4月1日国防部发出的指示中，规定得是很机动的”，但“为了照顾地方工作任务繁重的情况，国防部准备再发一个补充指示，把军官、军士和兵的预备役登记工作一律推迟到1958年完成”。补充指示发出后，预备役登记工作在一些地方实际上停顿下来。彭德怀己感到，这一积蓄后备兵员的办法不能解决我国的问题，必须作很大改进才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采取过组建预备师的办法。1955年6月15日，彭德怀在军委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为应付突然事变，光靠常备军不行，要搞国民训练，成立预备师，就地训练，训练后解散，必要时集中，好处很多。”会议责成黄克诚主持同各总部研究提出方案。8月14日，彭德怀签发了先组建10个预备师的命令。规定预备师机构组成后，集训4个月；于1956年2月15日接收新兵，4月1日开始训练，期限为一年半。
预备师开始训练后，显露出不少矛盾：预备师的待遇是否相同于正规师的标准？而且组建这么多预备师，突破了全军原定350万的总定额。
就在这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把军费和行政费用限制在国家总开支的 20％左右。并在9月的第八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通过。彭德怀在军委会议上说：“怎样使国家军政费用降至国家财政的20％？军队是否应继续缩减？这件事我同林彪同志商议过，军队原定额是350万，去冬今春突破定额达到380万。”接着又说：“搞预备师是错误的，此事虽经集体讨论决定，但责任在我，算是犯了一个小错误。”
“现在看来，钱用的很多，也妨碍群众生产，行不通了，所以10个预备师要取消。”
1957年5月30日，军委会议检查兵役法实行后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彭德怀说：“毛主席同我谈过几次，要把义务兵役制改为志愿兵制，我都没有表示态度。因为这是一个需要慎重处理的问题。”叶剑英说：“我去缅甸访问以前，主席找我去谈，也说依靠义务兵积蓄后备力量，不能解决问题，每年最多80万人，100年才能积蓄8000万人，跟不上战时补充和扩大部队的需要。”会上研究了义务兵役制实施的情况，大家认为工作进行顺利，做法稳当。缺点是登记18至30岁男性公民和有技术的女性公民3327万人，面太宽，手续过于繁杂，费力不小，作用不大等等。彭德怀听取大家的意见之后说，“平时常备军如何尽量少，而战时又如何尽量多，要解决这个矛盾，义务兵役制和募兵制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1955年9月我到汕头，同南澳岛驻军团长交谈过这个问题，今年3月又到舟山作了调查，都说必须把民兵和预备役结合起来。民兵要分为一般民兵和基干民兵，把每年复员的士兵编入基干民兵作骨干，同18至25岁的基干民兵一起进行训练，每年打一次靶，要求能作班排动作。按这个方法训练1200万至1500万后备兵员，预计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可以达到”。
6月19日，彭德怀把会议上大家讨论的意见，整理成《中央军委关于改进兵役工作的指示》，报送毛泽东，并亲笔写了一封信。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并送给政治局常委传阅后下发全国。
民兵与预备役合二为一的原则就这样正式确立下来了。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他受批判时，还担心去职后这项制度会被废弃。
1954年9月9日，彭德怀同刘伯承率军事代表团，应邀赴苏联参观原子弹实爆的军事演习，同去的有粟裕、陈赓、许光达、刘亚楼、邓华、陈锡联、宋时轮、周希汉、王尚荣。在演习总结会上，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把一个精美的包装盒赠给彭德怀，内中装有飞行员投原子弹的金钥匙。会后代表团的成员们争相传看，陈赓说：“光给一把钥匙，不给原子弹有啥用？”彭德怀说：“你是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咱们还是自己干吧！”
彭德怀去苏联之前，8月20日，请物理学家钱三强到他的办公室，为他讲解原子弹、氢弹的构造原理和生产方面的问题，还交谈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条件。钱三强说，生产原子弹原料，反应堆比气体扩散方法省力，但应先建一个试验性原子反应堆准备条件。
新中国建立5周年，苏联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率代表团来参加庆祝盛典。同时与周恩来为首的中方代表团（成员有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会谈。会谈前彭德怀对李富春说，要把建造试验性原子堆的问题，提请苏联帮助。宁可削减别的项目，这个堆一定要争取尽早建起来。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汇报发展原子能问题。彭德怀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决定从各方面努力把这一工作开展起来。2月18日，彭德怀在向毛泽东书面报告1954年的军事工作中，提出“要逐步研究和争取生产核子武器”。
1955年5月，彭德怀去柏林、华沙返国途中在莫斯科停留，赫鲁晓夫接见时，主动提出可以看看他们的核动力潜艇，随后安排彭德怀和随行人员去列宁格勒访问波罗的海舰队。彭德怀在旗舰上检阅了仪仗队，受到隆重接待。舰队司令满口答应第二天即去参观核潜艇，可翌晨却说“核潜艇已出海”。彭德怀有些气愤，但也知道这并非当地驻军领导所能决定。经交涉后苏联方面又说可以到塞瓦斯托波尔去看，到后又说“黑海舰队没有核潜艇”。彭德怀对此非常愤懑。两次碰壁，使他对独立自主发展本国一切武器的信念，更加坚定不移。6月3日，他回到北京，向毛泽东和中央汇报东欧之行。中央为加快发展核能事业，7月4日决定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负责筹划并组织实施。
中国留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1955年10月回国。彭德怀同中央领导人欣感钱学森回来对发展中国的火箭事业是一个有利条件。12月中旬，陈赓向彭德怀建议：军事工程学院有一些懂航空、火箭的专家教授，也有教学仪器设备，最好邀请钱学森去参观一下，听听他对研制中国火箭问题的意见。彭德怀说：“这个意见很好，如中央同意即可安排。”
12月中旬，钱学森到哈尔滨，会见了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些老同学。陈赓趁机向钱学森提出中国研制火箭的条件和可能性，并鼓励专家们提出建议。钱学森回北京后，彭德怀邀请他来商谈，陈赓陪同。彭德怀请钱学森考虑一下，在中国现有条件下，研制射程300至 500公里的火箭需要多少时间？向钱学森说明当前中国急需的是解决防空火箭和海岸对海上目标的火箭。钱学森说，如果只是能够发射的火箭，那用不了很长时间，费时间的是发射出去后的控制系统。彭德怀说，当然要同时解决这个问题才行。正在这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专业教授会的任新民、周曼殊和金家骏等3 人，向国防部提出研制火箭的建议。彭德怀和黄克诚看后，批交总参装备计划部长万毅征询钱学森的意见。钱学森表示，射程300至500公里的火箭，弹体及燃料有两年可解决，但这仅是20%，还有80％的自动控制问题，如果没有苏联或其他国家的资料，靠中国现有条件从头研究，可能要将近10年的时间。研究工作不宜设在军事工程学院，因为要有大的靶场和专用设备，试验中还要准备出危险。
彭德怀同钱学森商谈时，请他为驻京军事机关干部作有关火箭问题的报告，钱学森欣然答应，在元旦前后，讲了三次。1956年2月27日，钱学森提出了《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第二天，周恩来即批示：“印发军委各委员和黄克诚。”彭德怀看后说：“这件事情，军队不仅可以出人，而且可以出钱。”3月6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的报告，其中专题讲了“我们必须积极着手研究我国尚不能生产的新式武器（如核子武器、导弹和其他新式武器等）的设计制造问题”。“为开展此项工作，我军的军械部门和各技术兵种必须逐渐建立自己的军事技术研究机构。建议在国务院或国防部直接领导下积极筹建航空和导弹的研究机构，并准备筹划核子武器的研究机构”。
聂荣臻是军委分工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的，本来还在休养，当时的健康状况虽然刚刚好转，但他受命主持“两弹”研制任务后，雷厉风行，加班加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先是提出一个《关于航空工业委员会工作问题》的报告，接着又提出《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周恩来看过这个报告，同彭德怀商定，尽早由军委召集会议进行讨论。
5月26日上午，周恩来准时来到国防部办公大楼会议室，亲自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除聂荣臻外，还有彭德怀、钱志道、赵尔陆、李强和军队系统的有关干部。周恩来针对问题的核心，一针见血地提出，中国导弹研究的方针，应当“采取突破一点的办法”，不能等待一切都具备了才开始进行。接着，他解答了会上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并指定专人及部门负责办理。关于招揽聘请专家，他说：“国内国外凡是可以吸收来做这项工作的专门人才，都应当设法吸收招聘，请宋任穷同志负责组织一个小组，专门落实联系人才和搜集技术资料的工作。”关于组织机构，他同意成立导弹管理局作为办事机关，调任钟夫翔为导弹局长。关于所需房舍，他指定由肖向荣召集薛子正、安东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具体研究，提出解决方案。最后他还特别叮嘱，建立导弹研究工作所需要的技术专家和行政干部，都可以由工业部门、高等学校、研究机关和军队系统抽调，要注意做好思想工作，要说服更多的人都来为研制导弹贡献力量，军队更要起模范作用，要人要钱，首先拿出来。
周恩来刚讲完，彭德怀马上接过他的话头说，搞导弹是要花很多钱的，但花钱再多也一定要搞，军队在这方面有所准备，可以拿出钱来补助政府开支。
从1956 年5月开始，导弹研究院、原子能研究院以及电子、航空、舰船等研究院、试验基地以及军内科研机构陆续组建起来，干部都是挑选最优秀的，经费、设备、器材均优先保证。经过两年多的建设，科研和试制机构都初具规模。为加强统一领导，集中力量攻关，聂荣臻同彭德怀商议，认为应把原来建立的国防部第五部同航空工业委员会合并，组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经157次军委会议讨论通过，上报中央得到批准，由聂荣臻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59年6月29日，在彭德怀上庐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夕，苏共中央来函，借口同西方国家谈判禁止核武器试验，而中断若干原定援助中国的项目，单方面撕毁了两年前的协定。由于来信的时间是59年6月，因之“五九六”就成为中国原子弹的工程代号，激励着科技工作者奋发努力。1964年10月16日，被罢官了5年之久的彭德怀从新闻广播中听到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同在吴家花园的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们一齐欢呼起来。核爆炸的秘密，被中国的钥匙打开了。1966年10月27日，中国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消息公布后，又使彭德怀为军事防御能力的增强，感到莫大欣慰。
彭德怀根据中共中央“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精神，在草拟战略方针报告时，除对战略战役后方建设计划提出要求外，还开始挤时间去现地勘察。1956年1月，他利用疗养的机会，对陕西、四川、云南战略大后方进行了巡视。1957年秋天，到张家口、大同、太原和石家庄，研究首都周围的防卫工作。1958年，他又到四川、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以及东北和西北地区作了考察。这几年他每到一个地区，都着重对战略后方的某些问题加以研究和安排。1957年动员军官家属还乡，也是这项工作中的内容之一。
1957年7月，总后勤部长洪学智向军委写了一份《关于随军家属增加情况的简要调查报告》，反映军队从战争时期转入和平时期，由于实行薪金制时没有对军官结婚和家属来队加以限制，致使1955年以来随军家属、小孩和保姆人数猛烈增加。据统计，在 1956年第一季度，全军随队家属、小孩和保姆已有33万多人，到第四季度即剧增为60多万人，相距仅9个月，几乎增加一倍。在军事机关和学校里，军官和家属的比例，一般的达到1：2左右；在野战军里也接近1：1.由于家属、小孩激增，给部队带来一系列的难题，如住房紧张，医院不够用，儿童入托、入学困难，家属找不到工作，影响军官的工作和学习，军官调动工作顾虑重重等。更严重的是给部队行动造成累赘，影响战斗意志，遇到战争情况很难进行疏散和安置。报告的最后部分，提出了几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彭德怀阅后，感到这是一个有关战略后方的重要问题，立即批交军委会议加以讨论。在会议上，大家认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这些问题给领导工作带来的麻烦比正常业务都伤脑筋。彭德怀说，这确是一个影响重大的问题，但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可以先把这份报告印发给正在开会的大军区组织部长会议讨论一下，然后确定解决办法。
8月12日，彭德怀在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陪同下到张家口、大同、太原和石家庄视察。主要是研究战争时期确保首都北京的安全问题，同时也考察了军官的随队家属问题。
对于随队家属问题，彭德怀在大同、太原和石家庄的驻军直接了解了情况，同驻军领导商谈了解决办法。在大同的一个军部里，他到军官宿舍和家属进行了交谈。
一天早晨，他穿着便衣，一边散步，一边要服务员带他来到军官家属大院。军官们都出操去了，家属们有的在做饭，有的站在门口没事干。彭德怀便走到一个家属跟前同她攀谈起来。“还没有做饭吗！”他随便地问。
“我们是从食堂打饭，自己不做。”她答。
“你是哪里人？”
“保定府的。”
“嗬！大地方的！”彭德怀为了减少她的拘束，故意开了一个玩笑。
接着他便问她，在家乡干过什么工作，来部队住多长时间了，今后是长期住这里还是很快就回去等。另外还问了左邻右舍的一些情况。
这天上午，彭德怀同该军的领导干部谈了在战备工作上要注意的问题后，便同他们研究随军家属的问题。这个军随队的家属小孩约为军官人数的70％多，地方上群众对此也有些不好的反映。彭德怀要求他们对这个问题从战略上来考虑：现代战争是原子条件下的战争，是突然袭击，家属问题解决不好，一打起来就会闹出大的乱子，老婆哭，娃娃叫，部队怎么能拉得出去。他提出一个办法说，在大同附近有很多荒地，军队可以投点资搞军营农场，譬如组织10户20户家属到那里开垦一点土地，种点粮食，喂点猪，养点羊等。三、五年内逐步发展，使她们有点事干，逐渐把家安在那里，离开营房，情况就会好些。还有些家属本来就是农村来的，应当鼓励她们回农村去参加生产。军官可以每年回家住个把月，家属也可以来住个把月，一年有两个来月在一起，比牛郎织女好多了。地方上两地分居的干部也不过如此，多数军官和家属是会照顾这个大局的。
9月中旬，他在军委会议上谈了这个想法，大家赞成。后来他又在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汇报。 11月间，陈毅主持军委会议，讨论并决定以总政治部名义发出一个《关于动员家属还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这一文件的基本思想是按彭德怀的意见草拟的，文件中也规定了可以留队随军家属的条件。此时彭德怀已去苏联访问。文件下达后，全军很快出现了一个家属还乡的高潮。12月彭德怀回国后，又研究确定校官家属可以留队，当时80万户随军家属中校官仅占3万户。到1958年1月中旬，仅仅3个月的时间，全军随军家属还乡的已达30多万户。彭德怀在1958 年7月军委扩大会上说，在青海建设家属根据地，战争来了，第一线部队的家属可以输送到那里去。9月，他回顾军官家属还乡问题时说，对军官家属的规定，要离开前线、离开营房、参加劳动生产的原则是正确的。但在实际处理这一工作时，对于驻在后方的机关部队的情况照顾不够，对于参加生产的多种可能性考虑不够，偏重于“还乡生产”一种方法。有些远在后方的单位，本来有条件就地安置生产的，也一律送回原籍了。也有少数家属回到原籍后，因为一时无法安置，生活困难，又向部队倒流。他又说：“在组织军队参加劳动生产的时候，也就可以同时考虑军官家属的安置。凡是现在还未安置，或者安置不当的，除了参加到公社中去劳动以外，军队开办的各种农场、工厂和副业生产都应当优先吸收家属参加。在前线担负战斗任务或流动性大的部队，也可以师、团为单位将家属集中起来，在军队后方组织农副业生产。使这些军官家属就在那里安家落户，军官子女就在那里入托、入学、参加劳动。这样，比较复杂的家属问题，也就可以大体上解决了。
关于战略后方的工作安排，彭德怀计划还要解决战时内地的防轰炸和反空降等问题。为此他在军委工作的 7年中，己走遍大陆的绝大部分省市，拟逐省考察后进行专题研究和工作部署，只有广西和西藏两个自治区作了安排而未能成行。由于1959年8月他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不得不忍痛离开军队，中断他对战略后方安排的工作计划。
第31章 “请为人民鼓咙胡”
1957年11月中旬以后，彭德怀发现报纸上出现一个新的口号：“大跃进”。他对这个口号有些不以为然。他认为，“跃进”应当是一种质的变化。如果仅仅是工农业产值幅度增长比较大一些，那只能算量变，不能叫质变，就不应该叫“跃进”。基于这种看法，彭德怀在次年春节为《解放军报》、《元帅和士兵的愿望》专栏撰稿的时候，把秘书在文章初稿中使用的“大跃进”，全部改成了“大发展”。
事有凑巧，就在同一天，195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文中写道：“……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彻底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②毛泽东使用的仍然是“大跃进”。
到了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把“大跃进”作为一次运动明确的提了出来。指示中写道：“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大鼓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
彭德怀对“大跃进”这一提法仍然存在怀疑，但在发表文章和讲话时，却严格注意和中央提法保持一致，不再使用“大发展”这一说法。
彭德怀从思想上接受“大跃进”，是在1958年3月中共中央于四川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那次会议，各省省委书记汇报情况，毛泽东有20几次插话，另外还作了几次长篇讲话，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已经开始形成。它是在过去八年的实践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在全国6亿人和全党1200万党员中，现在认识并从思想上接受这条路线的，可能还只有少数人。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接受这条总路线。毛泽东的插话和讲话，体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勇于探索的精神，而且鼓舞着更多的人参加这种探索。
毛泽东还讲：我们要发扬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人创造出来的。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机会主义（帽子），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脸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也不怕了。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毛泽东讲话的本身就充满着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魄。彭德怀被他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对“大跃进”这一口号的疑虑随之烟消云散。
在成都会议后期的谈心会上，彭德怀以自我检讨的精神袒露胸臆说：“回想十年之前，有惭愧感，对毛主席的认识，不是一见如故，又不是同床异梦，而是在这两者之间。”①他感到，通过这次会议使他大彻大悟，思想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新的提高。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规定小社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会议还决定，1958年全国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会议设想通过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的途径，实现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加快进入共产主义的步伐。彭德怀参加了讨论，举了手，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北戴河会议闭幕第二天，彭德怀到东北地区视察。他首先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个坐落在松江平原上占地五十多万平方米的培养高级军事技术人才的最高学府，和全国其他院校一样，正处在“大跃进”的滚滚热浪中。一座座宫殿式的教学大楼和办公大楼的墙壁上，悬挂着鼓舞人们“苦战”、“攻关”，“争放卫星”的巨幅标语，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有成群的人在辩论，在思考，在汗流浃背地忙碌着，彭德怀在哈尔滨市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搬进了学院。为的是要亲眼看一看、亲自体验一下这座人民解放军科技人员的摇篮，是如何迎接正在全国澎湃兴起的“大跃进”的。
彭德怀深入各教学系和专业教学组，同教授们进行了交谈，察看了许多实验室、实习工厂、学员食堂和进行野外作业的帐篷。考察中，彭德怀听到的是一个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彭德怀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又从齐齐哈尔转回沈阳，一路上，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全民“大跃进”的生动图景。一望无际的松辽平原上，到处是一片片刚刚建起的炼铁土高炉，白天烟雾弥漫，夜晚火光冲天。列车经过的城镇和车站的墙壁上，贴满庆祝人民公社成立的大字标语和工人农民抒发豪情壮志的诗歌。彭德怀在火车上不禁赞叹说：“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向着党所指引的宏伟目标开始跃进了！”他自己的热血也在沸腾。每到一地，他都热情洋溢地鼓励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向部队干部讲话的时候，他曾激动地说：“……过去唱歌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国人民几千年来饿肚子的问题，今年解决了！今年粮食产量是7000亿到8400亿斤，明年是1.5万亿斤。每人年平均有1吨粮，什么战争、灾害都不怕了。今年钢产量是1070万吨，明年钢产量是2500万吨，可能达到3000万吨。马克思讲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证实了。我是最近才相信这番话的……”①
彭德怀在难以抑制的兴奋中结束了他的东北之行。在那“大跃进”的浪涛席卷神州大地的狂热年代，他和许多人一样，曾以虔诚的心情，拥护“大跃进”，指望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跃进”，给全国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取得人们所向往的、震撼世界的成就。
他从东北回到北京，处理了国防部的一些重要军务，欢度建国9周年的国庆节，随后又风尘仆仆地奔赴西北地区考察。他到了内蒙、青海、甘肃、陕西等省，重点是了解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情况。
在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的陪同下，彭德怀乘吉普车从青海省的格尔穆出发西行。他坚持多年来视察工作的老习惯，不让事先通知要去访问的单位。当他们的车子开进沙漠绿洲中的敦煌，在县委门前停下来的时候，县委的领导人没有一个在家。出来迎接他们的是县委的一位年轻秘书。彭德怀对秘书说：“小同志，我们要在这里住一宿，吃两顿饭。一顿在你们机关食堂吃，一顿到人民公社食堂去吃。大家吃什么，我们吃什么，跟大家一起吃。”
在县委食堂就餐的人看到彭德怀也在食堂用餐，站起来笑着向他这边张望。彭德怀也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他和人们随意交谈，在食堂里不时响起阵阵笑声。
晚上，由敦煌县县委副书记刘孟晋介绍情况，这是彭德怀初次亲身接触人民公社这个在中国大地上正在兴起的新生事物。刘孟晋是个淳朴老成的中年人。他告诉彭德怀，这里是全县组成一个人民公社，8万人口，分8个大队。9月2日试办，11日正式成立。试办中群众写了7万张大字报，贫农最积极，要求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交归公社，不要任何代价；中农有些是被迫的，很勉强；富农的生产资料不肯全部交出来，有的把猪、羊藏起来，有的把毛驴杀掉。听到这里，彭德怀不无担心地说：“你们一县一社，不一定是方向。公社并非越大越好，主要是看对于发展生产有利没利，超越现实条件就不能算是先进了。在由高级社合并成公社当中，要注意到避免发生破坏生产资料的现象就好了。”
第二天，他又在县委副书记的陪同下，参观了郊区的杨家桥生产大队。沿途看到许多棉花掉在路上。在菜地里，他看到大量白菜零乱地堆放着，遍地散落着菜叶。到了村里，社员们正在开饭，彭德怀走近锅台，用勺子搅着盆里的稀面糊看了看，发现里面掺的是土豆块。
彭德怀转身带着疑惑的神情，小声问刘孟晋：“这么多人一起吃饭究竟行不行？”杨家桥大队的一些景象，向他提出不少值得疑虑的问题。
到了兰州，省委副书记霍维德陪他去参观了一个近郊区的雁滩人民公社。参观完毕，彭德怀那颗被阴云笼罩的心情又变得明朗起来。
雁滩公社地处黄河两条水流之间，是黄河中间的一个狭长小岛，自然条件很好。公社一位姓马的社长，领着彭德怀一行一边看，一边介绍说：雁滩公社是由5个农业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社共1.7万多人，2.66万亩耕地，其中有1万亩是菜地。主要是向兰州市、工矿区供应蔬菜。由于公社规模较小，土地肥沃，又比较集中，管理上也比较有秩序。从果园、苗圃到鸡鸭场、奶牛场；从托儿所到幸福院，处处搞得很整齐，井井有条。
在公社的第七食堂，彭德怀一面同炊事员握手，一面问：“现在能不能吃得饱？”一个女炊事员笑着答道：“饱得很，没得数地吃！”
在雁滩公社，彭德怀边走边看，边与人交谈，参观了3个多钟头，始终兴致勃勃。陪同来的省委领导人告诉他：今年全省粮食是特大丰收，每人平均可达到1500斤。洮河引水工程也已经全面铺开，竣工以后，黄土高原靠天吃饭的历史就要结束了。
在西北地区的这段考察，彭德怀可以说是喜忧参半。他不怀疑人民公社运动的正确性，但是，公社究竟如何办才好，却是一个十分重要又亟待解决的课题。在他看来，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具有像雁滩人民公社这种自然条件的毕竟还是少数。
彭德怀在西北地区进行考察的那些日子，正是全国“大跃进”进入高潮的时期。彭德怀和许多人一样，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是乐观的。但是，他的乐观是有限度、有保留的。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特别是经过西北地区的一段考察之后，他看到了事物的复杂和不平衡，他处事也就更加谨慎。
“大跃进”的热风也吹进军营，有的部队写信给他，要求军队成立公社。还有几位团政治委员联名上书给他，要求部队立即实行供给制。尽管“形势”逼人，彭德怀还是冷静地处理了这些问题。他给部队回信，明确地说：“社会分工不同，军队是一个担负战斗任务的军事组织，把军队改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不恰当的。”“现在军队内部实行供给制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不能把我们过去采用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和未来的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混淆起来。我们现实的分配原则，只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彭德怀对“大跃进”中的问题，在认识上发生明显变化，是1958年12月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时开始的。首先对当年的粮食产量，他提出了不同看法。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小组会上，讨论公布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数字的时候，许多人赞成公布1万亿斤或1.2万亿斤，甚至还有人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彭德怀不同意这些意见。他直截了当地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人批评彭德怀思想“保守”，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可怎么办呢？”彭德怀解释说：“公布的数字宁可少一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的数字多了，将来被动。”①
武昌会议结束后，彭德怀便回到湖南家乡去做调查，决心把有些情况弄个水落石出。
彭德怀在湖南做调查，是由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的。周小舟和彭德怀同乡，也是湖南湘潭人，学生出身，抗日战争以前就给毛泽东当过秘书。小舟这个名字就是由毛泽东叫他“小周”叫起来的。他是一个头脑清醒，工作深入，讲求实际的人。他陪彭德怀先到了湘潭县乌石大队彭家围子所在的卫国人民公社。周小舟告诉他：前些时候湖南省委开过一次常委会，会上大家都不同意把当年的粮食产量估计得那么多，也不同意把次年的粮食产量指标定得那么高。所以，近几个月湖南老是挨批评，还被拔了“白旗”。可是后来证明，“插红旗”的某些省粮食相当紧张，而他们这个被拔了“白旗”的省，粮食倒还富裕。竟出现了“红旗省”向“白旗省”借粮的怪事！
谈到土法炼钢，周小舟说：全省共建起5万多个小土高炉，生了火的还不到一半，出了铁的就更少。
谈到公社食堂，周小舟告诉彭德怀：公社食堂没有给群众带来什么方便，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
周小舟还认为，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富裕的时候也不能搞。
听着周小舟的介绍，彭德怀发现，湖南的情况和他在甘肃河西走廊看到的情况是那样的相似。他更感到这次回乡做调查的必要。
为了便利于听到群众的真实反映，彭德怀没有住招待所，而是住进了彭家围子自己的旧居。到家乡的当天晚上，乡亲们都来看望，老人、妇女、孩子，挤了满满的一屋，问长问短。彭德怀向乡亲们宣传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询问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在公社和大队干部座谈会上，当有的干部谈到今年粮食大丰收，吴公塘生产队亩产过千斤时，彭德怀未敢轻信。他立即同干部们步行数里来到吴公塘田边，打着手电筒，蹲下身来，拔起一兜禾茬，数着一兜禾上有多少株稻穗，每个穗上大约有多少颗稻谷，细心计算着每亩地的产量。他对干部说：“我最近看过不少地方，有的讲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吹得很厉害。老实说，我是有怀疑的。我们当干部的，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
听公社干部说，他们公社的炼铁厂出了640多吨铁。彭德怀就去看了公社炼铁厂。情况和他在别处看到的一样，是“大兵团作战”。事后，彭德怀跟公社干部算了算账：为了炼那么一点铁，集中公社、大队全部劳力运料，丢开农业生产，让稻谷烂在地里；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拆毁了社员许多住房，砍伐了大片山林；为了收集原料，连社员的农具和做饭的铁锅都砸了……这是多么大的代价呀！彭德怀对干部和社员说：“过去技术落后，民间需要制造农具用这种小土炉炼铁。现在大规模这样搞，看来不是好办法。”
在乌石学校，彭德怀看了教室和教员们的宿舍，尝了学生们的饭菜；在赵家弄子大队，彭德怀参观了设备十分简陋的幼儿园；在许家塘大队敬老院，彭德怀和几位少年时代的伙伴进行了亲切交谈，得知他们每餐每人只能吃到二三两米（16两一斤），数九寒天老人们还睡在光光的篾席上，连褥单都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彭德怀紧锁着眉头忍不住说：“这叫什么敬老院、幸福院！”
他捐了200元钱给幼儿园，为孩子们买一些生活必需用品。还捐了200元，让干部给敬老院添置些铺垫。
对家乡的考察，使彭德怀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中的问题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给他增加了更大疑虑。
故乡之行，使彭德怀感触最深，让他最感不安的另一件事情是农村干部的领导作风问题。许多乡亲们向他反映，由于上边给的任务又重又急，基层干部的领导作风也就越来越坏。不讲民主，强迫命令，随便打人、骂人、捆绑人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愈来愈严重。彭德怀想起了在延安、在太行山的岁月。那时的干部和群众，军队和群众，甚至领袖和群众，关系是何等亲密啊！真是血肉相连、鱼水关系。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他为这种变化而深感痛心。
离开家乡彭家围子时，彭德怀殷切地叮嘱前来为他送行的干部：今后再不准搞瞎指挥，不准搞浮夸，不准说假话，不准强迫命令，不准打人骂人，不准罚口粮，不准拆毁社员房屋，不准砍伐山林。20多年以后，在彭德怀早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当地干部和群众对他当年规定的“八不准”，还记忆犹新。
直到返回北京中南海，农村干部的作风问题，仍然令彭德怀放心不下。过了3个月，他借着退还给生产队蜂蜜折款的机会，又写了一封长信，寄语乌石大队的干部。信中说：“回到北京住地，数星期以后，才发现你们送我一瓷坛蜂蜜。这是乌石生产大队全体人民的劳动果实。我对中国人民和邻友们无多贡献，吾心为之不安，深感惭愧。拟将原物奉还，又不便投寄，约折款30元，请予查收，交大队投入副业生产。”接着他写道：“搞好生产，增加收入，是领导和群众的共同要求。既然领导与群众愿望相一致，就应当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例如，长远计划与年度的具体工作安排，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拟制。拟制以后又必须同群众反复研究，反复商量，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对于不同意的那部分群众，还需要耐心地不断地进行教育。长远计划也好，年度工作安排也好，如果不认真发动群众，反复讨论，取得多数群众的认识一致，计划和安排即便是正确的，也难以完成各项任务。何况少数负责同志缺乏与群众商量的精神，得不到群众的热情支持，工作任务当然要遭到挫折。”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彭德怀和周小舟离开乌石以后，又到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公社，所见所闻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
随后，彭德怀来到他30年前举行起义的地方——平江县。在这里他无心重温那些轰轰烈烈的往事，集中精力考察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在参观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吃惊地发现有两个数字竟然是颠倒着公布的：把收成最好的1957年的粮食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的数字，说成是1957年的产量。彭德怀后来忆及此事，还感叹地说：“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
平江考察中，还有一件事使彭德怀终生难忘。一位土地革命战争时负伤致残的红军战士，在人群中悄悄给他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
彭德怀小心翼翼地把纸条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事后，他在笔记中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
在株洲，彭德怀与薄一波相遇，谈到当年粮食产量时，彭德怀更有把握地说：“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1200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生产情绪。估计征购900亿斤为宜。”薄一波建议彭德怀给中央发个电报。他便写信给中央，建议把当年的征购粮减到900亿斤。这是彭德怀在听到人民沉痛的呼声之后，第一次为人民“鼓咙胡”。
第32章 身在庐山
彭德怀是在并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奉命上庐山开会的。
1959年4月24日至6月13日，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先后对苏联及东欧各国进行了近50天的友好访问。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便不顾旅途疲劳到旃坛寺国防部大楼去办公。总参谋长黄克诚向彭德怀询问了访问的情况和观感，然后向他汇报国内经济形势和当前部队的思想情况。使彭德怀感到担心和意外的，是国内非常严峻的经济形势。黄克诚向他汇报时说，全国不少地方灾情严重，特别是甘肃省，有的地方已经断粮，外出逃荒的群众越来越多……
听到这里，彭德怀再也坐不住了。他背着手，在室内踱来踱去。甘肃省是他亲自考察过的省份，就在几个月之前，省委领导和下面干部还告诉他，全省每人平均可占有粮食1500斤。现在怎么忽然变成了严重缺粮省？
在回国的最初几天里，彭德怀阅读了中央文件和各地送来的大量有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材料。他发现国内形势远不像他在国外从报纸上看到的报道那样乐观。全国的粮食、日用品、建筑材料、电力、运输……都处于紧张状态。月末，彭德怀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7月2日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各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彭德怀沉思良久。他想让黄克诚去庐山开会，自己留下值班。彭德怀所以有这个念头，是因为他考虑到：黄克诚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地方的情况比自己熟悉；另外，彭德怀计划写一本关于建军经验的书，想抽空做些准备，并看看出访期间积压下来的文件材料。当彭德怀找到黄克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时，一向不避辛劳的黄克诚却出乎意料地没有立刻表态。这位素来稳重的总参谋长考虑得更多一些，他想到在不久前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突如其来地点名批评彭德怀，口气严厉令人摸不着来由，使彭德怀一连几天迷惑不解，闷闷不乐。黄克诚唯恐彭德怀不出席庐山会议引起毛泽东的误解，便非常恳切地说：“老总，你是政治局委员，你怎么能不去呢？还是我留下来值班，你去开会的好。”
无论是彭德怀还是黄克诚，都没有预料到庐山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彭德怀是7月1日早晨到庐山的。和他一起到达的有：贺龙、李富春、习仲勋、陆定一、康生、张闻天、贾拓夫等。他们从北京出发，乘一组专列先到武汉，然后换乘江轮到九江，由九江登岸乘汽车上山。在火车上，彭德怀一直埋头阅读这一时期中央发的重要文件、内部资料和群众来信。50多天的八国之行，与国内隔绝，他需要了解的情况太多了。
在火车上，保健人员发现彭德怀吃饭很少，两顿饭都是只吃几口就把碗筷一放，回自己的包厢去了。在包厢里，他长时间地凝视着窗外，闷坐不语。保健人员便不安地问：“是不是病了？”彭德怀轻轻摇摇头。“是在车上睡眠不好？”彭德怀又摇了摇头。接着用手指了指窗外说：“你看看他们……叫人怎么还能吃得下去！”
这时保健人员才注意到，在列车停靠的站台外边，拥挤着许多人。他们衣衫破烂，蓬头垢面，有的背着肮脏的行李卷儿，有的妇女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孩子。他们一个个面带菜色，用手把着站台边的白色栅栏，向列车这边张望着。很显然这是一群被保卫人员赶到站外的灾民。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次重要会议的总称。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8月16日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始的计划只是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7月2日到达庐山后，被安排住在河东路一侧的176号别墅。这是一座有一间大厅，两头各有一套卧室、书房、卫生间，设备齐全的美式建筑。
7月的庐山，万木葱郁，气候宜人。变幻莫测的庐山云雾，给本来就千姿百态的峰壑不断地改变着容颜，为她涂上一层又一层神秘虚幻的色彩。
毛泽东把第一阶段的庐山会议称作“神仙会”。上山之前，与会人员得悉会议的议题主要是继续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传达毛泽东提出的十三个问题。上山以后，毛泽东在接见一些负责同志时，也明确地说过：“这次会议主要是纠‘左’，要搞一个文件。”
7月2日开过一次中央常委会，会上确定的庐山会议正式议程，是分组讨论毛泽东先后陆续提出的十九个问题：一、读书；二、形势；三、今年的任务；四、明年的任务；五、四年的任务；六、宣传问题；七、综合平衡问题；八、群众路线问题；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十、体制问题；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十二、公共食堂问题；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十四、三定政策；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十七、农村党团基层领导作用问题；十八、团结问题；十九、国际问题。
当时，毛泽东把国内形势概括为这样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的概括，使初上庐山的彭德怀对会议满怀希望，以极大热情参加了小组会的讨论。
会议初期，气氛轻松、融洽，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有点神仙会的味道”。白天开会，晚上看戏、看电影、跳舞。
但是，这“神仙”般的生活只继续了不长的时间。随着讨论的深入，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逐渐显露出来，会议气氛开始发生变化。分歧是从对毛泽东概括形势的三句话那中间四个字“问题不少”的不同解释开始的。
庐山开会的时候，全国城乡的经济情况，已经开始有所缓和，但没有根本好转。从1958年冬到1959年7月，毛泽东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已经从思想上提出纠“左”的问题。他多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和中央全会，制定一些方针政策，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并且获得了一些成效。毛泽东对于这方面的成绩是相当满意的。
但是，由于当时所有这些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仍然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提出和实行的，因而这种纠“左”的工作也是很不彻底的。一再修改后的指标仍然偏高；公社中仍然保留着供给制、公共食堂等许多“左”的做法，严重危害着人民生产和生活的正常秩序。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在彭德怀和一部分与会者中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要求，主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迅速扭转紧张局势。
对当时形势，特别是对存在的问题的不同看法是：一部分人认为，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伟大成就要充分肯定，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或“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经过1958年下半年以来中央一系列会议采取措施后，缺点错误已经纠正，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积极的领导人。他们不喜欢听别人谈“大跃进”中的问题和缺点。认为那样就会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是“给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泼冷水”。
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也暴露不少问题，有些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值得重视。中央虽然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制定了一些措施来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如批评“共产风”、“浮夸风”，生产上的比例失调，干部作风中的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等，但收效甚微，有的地方还在发展，还需要下大力才能解决。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大跃进”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好好总结。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不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而正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这样做不但不会否定已经取得的成就，相反，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把今后工作做得更好。
彭德怀是属于持后面这种观点中的一个。
彭德怀登上庐山，对于闻名遐迩的匡庐胜境没有多少心思去领略。“暇日登临固宜乐，其如天下有忧何。”在山上，他除了参加国务院的会议以外，就是整天翻阅中央和各部、委的文件，以及参加小组会议讨论。
会议是按照当时的行政大区编组的，共分6个组，彭德怀参加的是西北组。从7月3日到7月10日的8天中，他先后作了7次发言和插话。以他自己一贯的风格，发言开门见山，毫不拐弯抹角。有的话直涉毛泽东，他也不加回避：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月至11月）发生的，而影响不只三个月。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认识）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①
4个月前，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在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中，号召大家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学习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他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众把人打死，还是有臣下敢进言。当时尽管海瑞对皇帝攻击得很厉害，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会后彭德怀返回北京，一直到出国访问，大约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的案头总是放着一本线装的《明史·海瑞传》，批阅文电之余，便拿起仔细阅读。在彭德怀作以上发言和插话的时候，他脑子里是否想到了海瑞，人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从毛泽东号召讲真话、学海瑞中受到了鼓励，则是可以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