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在母校教书的同时，也在华尔街继续他的投资事业。
1929年的华尔街，已经达到疯狂的顶点，1921年—1929年，股价狂涨了450％。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对保证金的要求很低：购买股票时只需支付股价的10％，其余部分可由经纪人贷款。1928年是牛市的最后一年，道·琼斯指数上涨了51％。
多年以后，格雷厄姆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发现自己很奇怪：虽然已经感觉到危险，却没有把自己的投资完全处理掉。显然，年轻的投资者还没有意识到这次巨浪会掀翻所有的船只，包括他自己在内。不过，格雷厄姆还是极为谨慎地防范了风险：他选择了低值股票，并在投资中进行了套期保值。
1930年是格雷厄姆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年，他能生存下来全靠自己的声望。尽管格雷厄姆想尽办法基本上清偿了全部空头股票，可是多头投资却由于股价的波动使他积累了200万美元的保证金债务。股市反弹持续到四月份，可惜好景不长。这一年年末，联合账户损失了50％，而同期的道·琼斯指数下跌29％，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5％。
联合账户仍在赔钱，但是与整个市场相比，格雷厄姆更快地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两年之中，他不断缩小损失的余额。1929年—1932年，联合账户的资本损失达到70％，但是1931年的损失已下降到16％，而同期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48％，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4％。1932年，联合账户的损失只有3％，而道·琼斯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分别下跌17％和8％。在这样一个凶险的年代，格雷厄姆和杰里经营账户的能力使他们摆脱了华尔街其他小公司的命运，后者在华尔街已经消失殆尽了。
联合账户能存活下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杰罗姆·纽曼在处理财产清算方面的天才。海尔布鲁恩在和格雷厄姆的交往中，也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
“杰里·纽曼——与其说他是个证券分析家倒不如说他是个狡猾而成功的商人。”大萧条为纽曼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他能够迅速抓住赢利机会，买进处于危机之中的公司，然后对他们进行财产清算。许多投资者没有能力组织财产清算，因为这包括关闭工厂、解散人员和售卖资产，它要求果敢决断和冷静的头脑。但是纽曼“作风凶狠，手段强硬。格雷厄姆就软弱得多了”。
他们的存活还要归功于格雷厄姆、归功于他发现特殊机会和进行套利活动的高超才能，以及他安排的分散投资。20世纪50年代，沃伦·巴菲特到格雷厄姆－纽曼基金工作的时候，仔细研究了它1926年—1956年（这是公司的全部经营时期）的套利收入。他发现，未经调整的套利收益率是20％。巴菲特吸收了这种套利技巧，并不断加以应用和改进。他没有详细计算过自己的套利收益率，但他相信这个数字要高于20％。“当然，”巴菲特在1988年的报告中写道，“我所处的环境比格雷厄姆有利：他必须应付1929年—1930年的萧条时期”。
由于利润分配方法的特殊性，格雷厄姆和杰里要从联合账户中得到收入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最困难的时期毕竟已经在1932年结束了。因为公司所持证券的价格严重下跌，他们必须把账户的价值增加三倍以后才能重新获得收入。
基金中的一位合伙人建议对管理者的收入做些变动，一些主要投资者经过考虑之后同意让格雷厄姆和杰里从1934年1月1日开始直接获得利润的20％。这样他们二人又重新从联合账户中得到了收入。到1935年，所有投资者在账户中的损失都已得到了完全的补偿。
格雷厄姆总是小心谨慎地根据事实作出决定，从不盲目乐观。但是在大崩溃之前，他走过一些捷径，也因此犯过错误。虽然格雷厄姆能够特别迅速地重新崛起，返回股市，但是在“黑色星期二”之后，他喜欢冒险的日子就结束了。从那以后，他一方面追求最大的投资收益率，另一方面还要保证投资有较大的安全系数。他拒绝接受可能会造成损失的挑战，这或许是因为这种损失的后果给他的印象太深了。格雷厄姆在有价证券中的平均收益率与大萧条之前相比有所下降，但他仍能不断地为投资者带来丰厚可靠的利润，同时他在政府雇员保险公司（GEICO）中的收益率再一次在投资者中引起了轰动。
知行合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
1937年开始的股市下滑是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5年），而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仍然在这个停滞阶段应付自如。格雷厄姆根据熊市的情况对自己的方法做了些调整，改变了会计分析中的侧重点，最终，萧条的结束时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买进了许多低值资产。20世纪40年代末还出现了一次熊市时期，不过下降幅度很小，持续时间也不长。“韩战”使股市重新崛起，开始了新一轮的狂涨浪潮。此时，对低值公司的投资已经成熟，这种丰厚的利润使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保持了繁荣的势头。除去1946年和1949年的反复以外，这种总体的上升趋势在1956年格雷厄姆退休以后仍然持续了很长时间。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目标并不复杂，年度报告对此作了说明。它们是：在仔细分析的基础上买进价格低于内在价值的证券，尤其强调买进价格低于清算价值的证券，以及在证券交易中运用套利和套期保值方法。
1946年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大量削减了手中的证券，“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市场风险正在增加，而是因为按照我们的技术标准，市场中有吸引力的普通股票已经非常少了”。1946年的年度报告进一步写道：“只要目前的上扬状态持续下去，我们就不可能达到普通股票的总体收益水平。”尽管如此，他们保留的证券仍然在增值。
格雷厄姆仍然和1929年大崩溃前一样对他的投资进行套期保值，只是现在的他决意要彻底保护自己的资产，不会再发生保证金债务使他一无所有的危险了。
格雷厄姆不仅在选择证券时，在纽约金融学院的课堂上也估计到了市场的变化，还特别预言了重工业、铁路和大钢铁公司将面临的更加长期的困难。分析过美国钢铁公司的收入之后，格雷厄姆向学生们指出，它的收入要比实际公布的情况更反常，因为美国钢铁公司规定在繁荣时期要留出一定的储备以弥补它在不景气时的亏损。
格雷厄姆的谨慎差一点让他错过了自己最辉煌的投资业绩——买下了20世纪60年代增长神速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简称GEICO）的大部分股权。
故事开始于1948年。这家规模很小、办理直接邮购业务的私人保险公司的所有者想把股票变现，于是派出两名代表到华尔街寻找买主。这两个不幸的人——E·R·琼斯和华盛顿的律师大卫·洛伊德·科瑞格，在华尔街艰难跋涉，徒劳无功，最后找到了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希望能让格雷厄姆相信GEICO符合他对特殊情况的定义。
GEICO的规模比夫妻店大不了多少，但它的数字却很有说服力：每年的保险金收入在200万到300万之间，1946年的每股收益是1.29美元，1947年则是5.89美元。
洛里默·戴维森也参加了这次谈判，他说：“和格雷厄姆做生意不需多讲。”
戴维森曾是GEICO的营销员，后来成了它的高级主管。“他看到了大卫·科瑞格和我都看到的东西——这个公司巨大的潜力和光明的前景。”科瑞格和他都进行了投资，1970年，科瑞格也步他的后尘成了一名高级主管。
格雷厄姆十分相信GEICO的价值，开始就买入控制权进行谈判。但是沃尔特·舒勒斯回忆说，当时54岁，在这一行已有30多年经验的格雷厄姆也确实为自己留了退路。
“沃尔特，”格雷厄姆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决定收购这家充满活力的保险公司那天对他说，“万一这次收购的效果不好，我们随时都可以清算它收回投资。”
格雷厄姆的犹豫或许更多地是由于这次交易的规模。毕竟，GEICO收购业务动用的资金比任何一次收购都多。
格雷厄姆设法克服了自己对保险业的顾虑。作为GEICO最大的股东和董事会成员，他能够避免自己认为对股东不利的作法。
GEICO一半的股份——1 500股——是以每股475美元或总值712 500美元购入的，这是格雷厄姆-纽曼公司25％的资产。在最后时刻，由于格雷厄姆和杰里要求收购价格完全与资产价值相符，交易险些流产：财务报告表明资产价值少了5万美元。经过一些犹豫，这次交易还是圆满成功了。对于一个坚持分散投资、手中经常有上百种不同股票的投资经理来说，GEICO的交易可算是一次大胆的改变了。虽然他是凭本能完成这一改变的，事后却证明本能是可靠的，而他对舒勒斯说的那番话却是毫无意义的。
知行合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
格雷厄姆对保险公司的评价是正确的，但是他也的确犯了一个大错误——清算GEICO并不是个好办法。格雷厄姆和杰里很快就发现，他们的错误是不该这么大规模地收购任何一家保险公司。他们事后得知，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规定，投资公司拥有保险公司的股份超过10％是违法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取消这次交易，把股份还给它的创建者。然而当格雷厄姆找到公司的出售者利亚家族时，他们却拒绝收回股票。
作为替代方法，证交会同意他们把股票剥离给自己的股东。 1948年7月分配股票时，GEICO的市场价值是每1.08股27美元，到年底，它的交易价格已达每股30美元，而且这只是开始。
“后来我们整个公司的市场价值超过了10亿美元，”格雷厄姆说，“这是意想不到的。”
米奇·纽曼同意这种观点。“这是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历史上最幸运的事。”
格雷厄姆承认在GEICO的收购中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他也坚持认为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运气，或者一个关键决定的背后，必须有精心的准备和训练有素的实力作保证。一个人必须有实力和声望，机会才会敲他的门。一个人必须有手段、判断力和决心来利用这些机会。”
1949年，GEICO的利润突破了100万大关。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买下它的时候，GEICO已经快要起飞了，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没有人认为它的逐渐增长会加速前进，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只是一个可以挣钱的小公司。当然，收购以后GEICO突然飞起来了——他们的时机太好了。
增长成了GEICO的神秘口令。1958年，管理层把顾客范围扩大到非政府职员的专家、经理、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个决定的市场容量从所有车主的15％增加到50％，而风险水平仍然较低。另外，公司还增加了政府雇员人寿保险和其他相关业务，格雷厄姆和杰里开始热衷于这些了。GEICO的扩张引人注目，很快就成了全国第五大汽车保险公司。在公司业绩达到巅峰的1972年，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原来持有的股票价格增加到16 349美元，格雷厄姆估计总投资的收入大约有3亿美元。
GEIGO不仅在格雷厄姆那里缔造了神话，而且神话在格雷厄姆的得意门生巴菲特那里继续被书写。
20世纪50年代，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牛市来临，这次牛市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终于20世纪60年代末，而此时的格雷厄姆却因为对此索然无味而退休了。成功对他来说太容易了，在1956年，他结束了自己的投资生涯。
格雷厄姆在华尔街工作了42年，独立管理资金长达33年。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存在的历史只有20年，但是格雷厄姆和杰里并肩工作，管理投资资金却已有30年了。
格雷厄姆说：“由于让谁接管的问题得不到满意的解决，我们最终决定对格雷厄姆－纽曼公司进行清算解散。我们都觉得，已经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情能让我们动心了。我们把公司的最高资本限制在 1 500万美元（相对于整个市场上的资金总量而言，这不过是沧海一粟），却建立了我们所期望的庞大事业。”
“我们感兴趣的是能否创下最高的年投资率以及每年取得的回报率，而不是回报总量。”
1960年圣诞之前，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财产清算工作终于结束了。这一工作推迟了4年之久，是因为发生了一桩起诉新天堂铁路公司的案件，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也是众多受牵连者之一。在付清了1万美元的债务之后，它的股东分到了最后一笔清算财产——每股90.4962美元。纽曼和格雷厄姆基金也经历了相似的解散过程。
1956年8月20日，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举行了最后一次股东大会；这意味着成绩出众，历史悠久的管理活动的终结。一份经营报告显示：20世纪40年代末和20世纪50年代末的回报率与创办者的预期一致；在整个经营历程中，实现了20％的回报率。报告分析表明：公司的经营风险远远低于市场平均风险。在不考虑GEICO股票时，公司年平均回报率是17.4％，给股东的回报率是15％。假如考虑发放的GEICO股票的长期收益以及GEICO寿险业务的收益，回报率将大大高于这个数字。1948年首次公开发放GEICO股票时，它的价格（经过后来的拆股及股利调整）仅为每股21美分。在受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危机打击之前，其价格在1972年达到顶点，超过61美元。24年内，价格上涨了280倍。
晚年以及婚姻(1)
1956年，格雷厄姆离开华尔街，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金融系教授，一面执教，一面从事研究。他追求着一种撰写金融著作、滑雪、读古典文学书籍的生活。格雷厄姆对财富决不贪恋，他把自己许多的金钱都花在慈善事业上，他认为任何在自己名下有多于100万美元财产的人都是十足的傻瓜。
格雷厄姆来到贝佛利山以后确实淡出了华尔街，但他并没有完全不闻不问。在搬到新居后不久，格雷厄姆就在著名的市政厅会议上发表了一次很有影响的演讲——“普通股票的价格水平”。演讲的内容紧紧围绕当时最热门的话题：股票市场的价格究竟会升到多高？此次演讲受到《贝佛利山市民报》的高度评价。
退休以后，格雷厄姆仍然尽量避免预测市场。他总是全面分析各种可能性，提出各种可能的趋势，但他也同样认为，无法预测的事随时都可能发生。格雷厄姆在《商业和金融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指出：“丹麦摄影家基柯加德曾经说过，评判生活要向后看，而真正地享受生活却要向前看。这对于股市也是千真万确的。”
格雷厄姆不像在纽约时那么忙碌了，却依然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他在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为保险公司财务主管们讲过课，担任几家公司的董事，还应纳克斯－法克多公司的邀请，成了它的财务顾问。
格雷厄姆写了大量的文章，甚至还给“民主宪法研究中心”提了一条异想天开的建议，阐述在经济健康发展时控制失业率水平的方法。他建议给工人更多的休息时间，由此造成的损失将会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得到补偿。反对者认为这种方法根本行不通，因为工人不会放弃他们的加班费。
格雷厄姆继续着自己感兴趣的事业。当然，现在的他更悠闲了。格雷厄姆最小的儿子布兹回忆说，他父亲曾花了很多时间在后园的小屋——他的摄影棚——研究摄影技巧。
他还进行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新型滑尺的发明也是格雷厄姆的众多成果之一。他利用相似三角形的原理，建立了大量的模型，最后取得了成功并申请了滑尺的专利。
“就在这时，电子计算机问世了，他的成功也就没有意义了。”布兹说，“这并没让父亲感到难过，他并不在乎成功与否，只是对智力研究感兴趣。”后来，布兹把专利书镶起来挂在了自己房间的墙上。
格雷厄姆热爱滑雪。但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在西拉内华达山区的滑雪胜地马莫斯山突然心脏病发作，第二天，布兹也摔断了腿，于是父子俩一起住进了洛杉矶医院。
格雷厄姆于1970年11月1日给巴菲特写了回信，他显然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有了起色。“我们明天去澳大利亚，12月12日返回。我会为修订搜集一些统计数据。衷心祝福你和苏茜——格雷厄姆。”
然而，格雷厄姆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但他仍坚持写作。1973年，《聪明的投资者》第四版问世了，这里面凝结着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他看望儿女的次数越来越多，尤其是孩子很多的布兹。为庆祝格雷厄姆的80华诞，全家人——包括四个健在的孩子和10个孙子、孙女们又聚在了一起。格雷厄姆的哥哥维克多还为格雷厄姆出版了一本诗集，收录了格雷厄姆的一些作品。虽然孩子们对这些诗的评价不高，却都高兴地发现格雷厄姆的感情生活不断丰富了，抒发感情的意愿也日益强烈了。
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总是那么的粗心大意，从来不肯造就一个完美的人，格雷厄姆也不例外。在投资界，他声名显赫，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然而，在婚姻问题上，却遭人诟病，他很难称得上是一位好丈夫，也不是一位好父亲。
进入华尔街后，他就通过哥哥认识了活泼好胜的哈塞尔·玛珠，不久之后，他们就结婚了。“我妈妈住在本森赫斯特，而爸爸住在布朗克斯，因此在恋爱期间他必须开车走很长时间。”他们的女儿埃莱恩说。结婚的时候哈塞尔是一位舞蹈和发音学教师，比格雷厄姆挣的钱还要多。或许因为他们都喜欢独立思考，有时会产生极大的意见分歧。
晚年以及婚姻(2)
紧张的工作以及对女人的贪心，终于造成了家庭矛盾。女儿玛约莉开始听到父母在夜里争吵，随后，母亲突然带着她和其他孩子乘船出走了。经过巴拿马运河，她们抵达了加利福尼亚。
“后来得知，是格雷厄姆有了外遇。哈塞尔完全崩溃了。格雷厄姆这个人讲道德、很诚实，但他在男女关系上却犯了错。”格雷厄姆的表妹罗达·萨奈特说。
格雷厄姆给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哈塞尔写信说要申请离婚。哈塞尔发疯似的一个人走了，把其他孩子都留给了玛约莉照顾。最后，玛约莉不得不写信请她回来，“我们没钱了。”玛约莉说。
玛约莉是孩子中年龄最大的、受的苦也最多。“他们离婚时的争吵很可怕，我常常半夜被惊醒。我希望父母能解决他们的矛盾、保持婚姻关系，可是他离婚的决心已定。”
“他在家的时候特别忙，”女儿埃莱恩回忆道，“他和母亲离婚那年我十岁。”
1938年5月，格雷厄姆举行了他的第二次婚礼，婚礼在雪利荷兰大酒店举行了，当时的新娘卡罗尔26岁，格雷厄姆44岁。富丽堂皇的雪利荷兰大酒店位于第五街，与皮埃尔酒店相临、和广场相对，
“第二次婚姻并没持续多久。”玛约莉说。
格雷厄姆和卡罗尔结婚没满一年就离婚了。朋友和家人都认为这次婚变是因为年龄相差太大，格雷厄姆跟不上他这位年轻的加拿大新娘的节奏。但是真正的原因却不得而知。“一般地，”玛约莉说，“妻子们都认为他太冷淡、没有感情，而他认为生活就应该这样。他受到早期哲学家的影响，也快变成一个禁欲者了。”
二战末期，格雷厄姆娶了第三位妻子，这次是他的秘书埃丝泰尔·墨欣。年轻的埃丝泰尔善解人意，对任何事情都很乐观，也喜欢开别人的玩笑，尤其是格雷厄姆。他们住在南中央公园的一幢房子里，邻居的女主人比埃丝泰尔小了将近十岁，却也和她一样嫁给了老年男子。当时51岁，已作祖父的格雷厄姆第六次尝到了作父亲的滋味。
“我生于1945年，”小本杰明·布兹·格雷厄姆说，“而我确信他们也是那一年结婚的。”
格雷厄姆与埃丝泰尔的婚姻持续得还算比较久，但是，他还是晚节不保。
格雷厄姆的儿子小牛顿，因为父母的离异，性格孤僻，用最好的语言形容，他可以说是敌视社会的人。他参加了朝鲜战争，并曾在欧洲服役。他和一个比他大几岁名叫玛莉·路易斯的情妇同居，可是他的精神却正在走向崩溃。格雷厄姆对此早有警觉。他写信给政府官员，尽一切努力让小牛顿复员，他认为儿子长期受精神错乱的困扰，已经根本无法在军队服务了。格雷厄姆的担心终于成了事实，小牛顿自杀的消息突然从天而降。
格雷厄姆急忙赶往欧洲处理小牛顿的后事，并整理他的遗物。当然，他也在那见到了儿子的情人——玛莉·路易斯。
布兹在十几岁时就注意到父亲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母亲也越来越不快乐。格雷厄姆去欧洲旅行越来越频繁，不久以后人们发现，原来他是和小牛顿的情人玛莉·路易斯（又叫玛娄）在一起。他们是在格雷厄姆到法国收拾小牛顿遗物时第一次见面的。
1962年，巴菲特收到一封格雷厄姆从巴黎寄来的信。信上说他马上要到英格兰的剑桥大学看女儿埃莱恩，然后再回巴黎。“我正住在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社区里，享受一种典型的巴黎式生活，这很有趣。”
开始的时候，格雷厄姆经常去欧洲看望玛莉，后来他又在拉约拉买了一幢别墅。
这个丑闻很快在格雷厄姆的朋友之中传开了，人们纷纷议论这件事的性质——是爱情，还是犯罪。
埃丝泰尔起初还能容忍格雷厄姆往返于拉约拉和贝佛利山的行为，因为她认为格雷厄姆的狂热会降温，这种状况只是暂时的。而事实并非如此。埃丝泰尔对婚姻破裂的反应和哈赛尔相似，但是这种相似很快就结束了。埃丝泰尔不断反抗，陷入了痛苦之中。
晚年以及婚姻(3)
哈赛尔离婚后独自奋斗，积极投入犹太复国运动并在犹太人妇女组织“哈德萨”中当上了电影主管。她利用胶片和镜头记录了全世界犹太人在二战及战后的斗争情况，现在这些照片和影片都保存在以色列的博物馆里。她又结过两次婚，到晚年的时候，格雷厄姆和哈赛尔又成为好友，格雷厄姆还为他的第一任妻子在马萨诸塞州的温雅德买了一幢别墅。
可是埃丝泰尔却无法排遣心中的忧伤，早已明白这一切的埃丝泰尔从没有安于现状，她绝不同意离婚。几年后，她死于肺癌，在临死前，她仍不屈服。
1976年9月21日夜，带着所有的荣誉和争议，格雷厄姆安祥地离去了，享年82岁。
而格雷厄姆的离去丝毫没有削弱他在华尔街的影响力。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所创立的证券分析理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投资者。他所培养的一大批弟子，如沃伦·巴菲特等人在华尔街异军突起，成为一个又一个新的投资大师，他们将继续把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学说发扬光大下去。
附：格雷厄姆的投资原则
1 价值投资
根据公司的内在价值进行投资，而不是根据市场的波动来进行投资。股票代表的是公司的部分所有权，而不应该是日常价格变动的证明。股市从短期来看是“投票机”，从长期来看则是“称重机”。
2 买进安全边际较高的股票
投资者应该在他愿意付出的价格和他估计出的股票价值之间保持一个差价：一个较大的差价。这个差价被称为安全边际，安全边际越大，投资的风险越低，预期收益越大。
3 分散投资
投资组合应该采取多元化原则。投资者通常应该建立一个广泛的投资组合，把他的投资分布在各个行业的多家公司中，其中包括投资国债，从而减少风险。
4 利用平均成本法进行有规律的投资
投资固定数额的现金，并保持有规律的投资间隔，即平均成本法。这样，当价格较低时，投资者可以买进较多的股票和基金；当价格较高时，就少买一些。暂时的价格下跌提供了获利空间，最终卖掉股票时所得会高于平均成本；也包括定期的分红再投资。
最伟大的投资家
沃伦·巴菲特 最伟大的投资家
如果你在1956年将1万美元投资给巴菲特，并且一直持有到现在，那么在扣除所有的费用、开销和税金后，这笔投资的价值将超过3亿美元！1956年，巴菲特投资了仅仅100美元，到了2006年，这笔投资为他带来了价值440亿美元的财富。
巴菲特的成功与许多富人不同。他不拥有任何专利，没有发明过一项新技术，甚至没有开办过一家属于自己的企业，也没有通过继承遗产、结婚或者中彩票获得任何财富。他投资的原则是从他的导师格雷厄姆那里学来的，他在投资和商业上的非凡成就不是来自于任何的发明或创新方法，而是通过不断的采用那古老而又弥新的投资原则来实现的，他成功的秘诀对商业世界的任何人都是公开的：勤奋的修炼和坚持价值投资的原则（这些原则只是简单的常识，既易学又易行）。
正是这易学又易行的原则成就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沃伦·巴菲特！
初露锋芒(1)
1930年8月30日，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城，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沃伦·巴菲特。在家里的三个孩子中，他排行第二，上有姐姐多莉丝，下有妹妹罗贝塔，父亲叫霍华德·巴菲特，母亲叫利拉·巴菲特。霍华德·巴菲特在奥马哈经营一家股票经纪公司，后来成为了一名共和党的参议员。父亲没有给巴菲特留下什么物质上的遗产，留给他的是对于股票的强烈热爱、出人头地的自信心和对于政治的灵敏嗅觉。
还是小孩子时，巴菲特就对数字特别敏感，他对数字的喜好超过了一切。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帮助他在进入投资领域后比别人更能精确计算投资的风险和回报。他常与小伙伴们这样消磨整个下午的时间：俯瞰着繁忙的路口，记录下来来往往的车辆的牌照号码。暮色降临以后，他们就回到屋里，展开《世界先驱报》，计算每个字母在上面出现的次数，在草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变化的数字。
在他只有6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颇具经济头脑的商人了，他花了25美分从他祖父的商店里面买了一箱六瓶装的可乐，然后把它分开来卖，每瓶卖5美分，由此，他定下了一个坚持了一生的获得20％的投资回报率的标准。11岁那年，巴菲特购买了他平生的第一只股票，6股第一市政公司的股票，其中有3股为他姐姐多莉丝买的，每股的股价为38美元，这3股股票代表了他当时财富的大部分，股票价格很快跌到27美元，但不久之后又攀升到40美元，巴菲特卖掉了他的股票。但是他刚刚卖掉股票的时候，就遭遇到他早期的一个重要的教训，因为股票价格后来涨到200美元。他当时可能并不知道，这次卖得太快并且是基于价格而不是价值基础进行投资决策的经历，形成了他投资哲学的基础。
在他父亲任参议员期间，他们全家搬到了华盛顿。然而，巴菲特在那里过得并不开心，他曾经试图与几个同病相怜的小伙伴一起逃离这个令他感到压抑和失望的地方，但还是无果而终。于是，他将心思放在了挣钱和学习上面。13岁那年，他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为《华盛顿邮报》送报，每天送大约500份，每个月挣175美元。14岁那年，他用送报以及在少年时代其他商业冒险中攒下来的钱，投资了 1 200美元购买了内布拉斯加40英亩的农田，然后将其出租。这充分展示了他的机智与自信，因为他当时还住在华盛顿，不在产权所有地居住，这是一项大人才能完成的复杂交易，但是，年仅14岁的巴菲特做到了。
高中时代，他与一位好友丹利共同投资购买二手弹球机，放在理发店里面出租。为了避开那些流氓地痞的骚扰，他们选择那些比较偏僻的理发店，为了让这些年轻人听起来更加的可信和权威，他们创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公司——威尔森角子机公司，他们总是暗示，他们不过是不可轻视的企业的跑腿人。至于收入，巴菲特回忆道：“我们每周挣50美元，我从来没有梦想过生活会如此美好。”后来，他们将这些机器以1 200美元的价格卖给一个退伍老兵。
1947年巴菲特中学毕业，父亲建议他去附近的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财务和商业系念书，巴菲特的回答是在那学习只会浪费青春。他已经分发了近60万份报纸，并从中挣了5 000多美元。这些钱有的来自送报所得，有的来自威尔森角子机公司，还有的来自内布拉斯加的农田。另外，他已经读了不下一百本有关商业的书籍。他还需要学什么呢？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两年后，他转学到家乡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在那里，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学生。实际上他正在发展他的事业。他计划了一项艰苦的任务：在1949年秋季上5门课，1950年春季上6门课，其中多数是商学和经济学的课，但他的注意力都放在校外了。巴菲特在3年内就飞快地完成了学业，他一边干着实际是全职的工作，一边依旧打着桥牌，一边拿到了A的成绩。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的财富积蓄达到了9 800美元。
初露锋芒(2)
1950年，他向哈佛大学商学院申请经济学的研究生，但是被拒绝了，尽管他很失望，但是却因祸得福，他得知《聪明的投资者》的作者本杰明·格雷厄姆在芝加哥大学教书，于是他提出申请并被芝加哥大学接受了。1951年，他发现导师格雷厄姆正在担任GEICO董事会的主席。格雷厄姆是否参与了投资呢？直觉告诉巴菲特，他应该了解更多的情况，于是他亲自去了华盛顿特区，从那里了解所有关于直销汽车保险业务的第一手信息。这早期的经历也有助于他了解这个将来全部都属于他控制的公司。经过调查，他认为GEICO的股票价格是很便宜的。于是，他将他的全部财富——10 282美元投资到这只股票上来，一年以后，他以15 259美元将之卖出。
1951年，巴菲特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在那里，他获得了格雷厄姆教投资分析课程22年来的唯一的A+。他本来想去华尔街工作，但是他的父亲霍华德和导师格雷厄姆都建议他不要去。这两个巴菲特生命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都经历了大萧条时代，太了解股票市场的起起伏伏，他们都建议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追求工作的稳定性。巴菲特拒绝了父亲和恩师的建议，他后来回忆道：“我当时有1万美元，如果我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我现在可能还是只有1万美元。”巴菲特提出了一个似乎令人无法拒绝的建议，要免费为格雷厄姆做股票分析和研究，但是格雷厄姆还是拒绝了，巴菲特曾经开玩笑说他的导师迅速做了一个成本利润分析，决定即使是巴菲特无偿工作，这笔买卖还是不划算。当时格雷厄姆拒绝他是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那是一个华尔街排挤犹太人的时期，格雷厄姆公司有一个政策，那就是尽可能多地雇用犹太人，以平衡华尔街其他公司犹太人较少的状况。
巴菲特没有去华尔街工作，而是回到了家乡奥马哈，奥马哈国民银行为他提供了一项工作，但他拒绝了，他更乐意去他父亲的巴菲特－福尔克公司工作。父亲的一个朋友问他：“你是去巴菲特父子公司工作吗？”“不，”他俏皮地回答道，“是在巴菲特及其父亲公司工作。”在这时候，他开始与苏珊——他未来的妻子，他妹妹的大学室友——约会。1952年他们终成眷属。
巴菲特在他父亲的公司里艰难地开展工作，他从事的是股票销售工作，然而，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他的好友丹利说：“我知道他很讨厌它。”巴菲特在他父亲的公司里取得的最大进展不是在投资上，而是在他讲的戴尔·卡内基的公开课上。上完卡内基的公开课以后，巴菲特通过教一个夜班来使自己的投资技术日臻完善。他在奥马哈大学教授投资学原理，学生都是30至40岁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医生。当这位瘦瘦的年仅21岁的老师走进来的时候。这些医生们不禁发出一阵窃笑。
1952年，巴菲特的梦想实现了，格雷厄姆打电话来说宗教的障碍已经不复存在了，于是给巴菲特提供了一项工作。连工资是多少都没问一句（结果工资是年薪12 000美元），巴菲特就搭上了去往华尔街的飞机。华尔街在迎接巴菲特的到来时正处于一段被扭曲的时期，老一辈人都笼罩在对另一次大危机的恐惧之中，新一辈尚未崛起。
格雷厄姆把巴菲特当作他门徒中的精英，并且承认他们两人之间有相似之处。一天，当他们去办公室附近的一家熟食店吃午饭的时候，格雷厄姆说：“沃伦，金钱对于你我而言没有任何差别，我们是一样的，我们的妻子都会过得更好的。”但巴菲特的工作好像并没有像他曾希望过的那样，可以和格雷厄姆很接近。用巴菲特的话来说，格雷厄姆“有一层外壳围绕着他。每个人都喜欢他，每个人都崇敬他，（同时也）喜欢在他周围……但没有人能接近他”。其实，同样的评价也可以用于巴菲特本人。
1956年，格雷厄姆厌倦了投资生活，他解散了格雷厄姆－纽曼公司，退休回到了贝弗利希尔斯，在加州洛杉矶分校教书，他和自己的妻子以及一位女法语教师一起追求着一种撰写金融著作、滑雪、读古典文学书籍的生活。
初露锋芒(3)
但是巴菲特默默在做着自己的投资，他取得了更好的业绩。自从 1950年离开大学校园以来，巴菲特的个人资本已由9 800美元激增到了14万。现在他有了赌注，他又想回到家乡奥马哈。站在火车站平台上，四周满是纽约的人来人往，他明白这并不是他向往的生活。
那段时间，格雷厄姆公司的一位投资者，同时也是一位物理学家的霍默·道奇向格雷厄姆提了一个人们常常提起的问题：“谁将继承您的衣钵？”
格雷厄姆暗示说是沃伦·巴菲特。当道奇在车后牵了一艘独木舟驱车往西去度暑假时，他在奥马哈作了停留。他和巴菲特简短地谈了几句，然后答应投入120 000美元。
大显身手(1)
1956年5月1日，巴菲特刚刚从华尔街回到奥马哈的那天，他将一帮亲戚和朋友组织在一起，一共7个人，筹集了10.5万美元资金。但是，他们没有投票权，对于公司的经营没有任何发言权。巴菲特作为总合伙人，投入了100美元，就是这一个小小的数目，巴菲特不用再为他的父亲或导师挣钱，而是为自己的合伙公司——巴菲特有限合伙公司挣钱。
1956年5月5日傍晚，7个合伙人聚在一起，巴菲特发给每人一份叫做“基本规则程序”的简短文件，文件上面印有这样的文字：“我们公司的赢利或亏损将由一般经验来衡量。”巴菲特说：“第一批投资者非常信任我。他们一直都对我充满信心——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说服我婶婶卖掉股票，即使你拿着铁棍威胁她也没用。”
在公司经营期间——从1956年—1969年——每年的利润率达到了30％，在缴纳酬金前，公司的运营资金从1万美元增长到3万美元。
在巴菲特合伙公司开张的时候，巴菲特已经结婚四年了，并生有两个孩子。他刚刚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并在华尔街工作了两年。巴菲特强烈呼吁人们，学习拓荒者身上那种创新精神和代表农业利益的美国中西部地区那种自力更生的精神，他离开了华尔街，永远在奥马哈这片他非常热爱的土地上施展他的才华。
有一次，当巴菲特在国会为萨洛蒙丑闻案作证时，美国代表皮特·霍格兰德把他介绍给房屋能源及财政小组委员会，皮特说有机会为人们介绍美国最杰出、最能鼓舞人心的公民之一而深感荣幸。
霍格兰德把巴菲特的成功归因于“奥马哈这片哺育他的土地，奥马哈人把诚实、正直、教养、名誉的老式价值观念慢慢地灌输给他。”
合伙企业中负无限责任的合伙人沃伦·巴菲特居住在丛林大街5202号，他在那儿租了一间房子，凑了100美元。所以，巴菲特合伙公司是以10.51万美元的注册资金开始运行的。“巴菲特对公司的第一次投资（不包括那100美元）是从伍尔沃斯连锁店里花了49美分买的一个账簿。”当时，还有一件奢侈品——一台手动打字机。他愿意把自己更多的钱投入到成功的企业上去。作为经理，巴菲特收取赢利额的25％，而每个投资者年终储蓄存款账户上只有6％。对于年轻的巴菲特来讲，代理佣金实际上是一笔很大的收入。
“我对自己合伙公司的经营理念来自于为本杰明·格雷厄姆工作的经历。我从他的经营模式中得到一些启发。我只是对其中某些事情做了变动，但这个经营模式不是我最先想到的。这一点从未得到认可。”巴菲特说。
为了寻求新的赚钱领域，巴菲特去拜访了其他一些投资者，有时还带着纳税申报单，并诱惑他们说：“难道你们不想也能缴纳这么多的税吗？”
桃乐茜·戴维斯是巴菲特的邻居，她非常富有。根据《财富》杂志的报道，她在1959年的一个晚上邀请巴菲特去她家，“‘我听说你在赚钱方面很有一套，’她说。巴菲特回忆说，‘她非常细致地就投资哲理问了我两个小时。但是，她的丈夫，戴维斯医生则一个字也没说。看起来甚至好像没有倾听我们的谈话。突然，戴维斯医生宣布说‘我们给你10万美元。’‘为什么？’我问，‘因为你让我想起了查尔斯·芒格’”查尔斯·芒格是谁？那时巴菲特甚至还不认识他。两年之后戴维斯医生介绍他们两人认识。
在合伙公司的早期经营阶段，巴菲特同奥马哈一位商人接洽并请求他投资1万美元。这个商人告诉他的妻子说他想这么做，但是，他妻子告诉他说，他们拿不出1万美元。“我们可以借钱。”他说。“根本不可能。”他的妻子回答说。
今天这个商人的儿子哀叹说他的父母没有投资，从而错失了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并补充说“从那以后，我们一直都在辛苦地工作来维持生计”。
查尔斯·海得尔是巴菲特早期的合伙人之一，今天，他是奥马哈市海得尔韦兹合伙公司中负无限责任的合伙人。海得尔说：“我告诉我的家人‘看呀！沃伦将时时刻刻为我们考虑如何用我们的钱进行投资。’”
大显身手(2)
另外一个投资者是佛瑞德·斯坦班克，他在哥伦比亚见到巴菲特后，便对他留有深刻的印象。斯坦班克因为长期拥有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福德赖恩公司的股票以及其他公司股票而闻名。
时光飞逝，原来的一些合伙人不断增加投资，另外一些合伙人进入到董事会中来。后来，其他一些合伙公司也加入到原来的合伙公司，到1961年年末，巴菲特把10个合伙公司联合起来并把原来的名字巴菲特联盟变更为巴菲特合伙公司。
1957年，巴菲特合伙公司创下了赢利31 615.97美元的纪录和10.4％的增长率。这可能听起来并不怎么令人激动。但是和那年暴跌8.4％的道·琼斯工业指数相比，情况就相当不错了。
巴菲特，当他在1956年开始经营合伙公司的时候，只有10万美元的资产。但是到1959年，他的资产已经达到了40万美元。
巴菲特合伙公司的利润率总是高于道·琼斯工业指数的涨幅，从没有亏损的时候。平均来说，从1957年—1962年间，尽管道·琼斯工业指数每年增长8.3%，但是，巴菲特合伙公司的增长率却是在26％。
根据巴菲特的计算，巴菲特合伙公司的资产净值，即使在巴菲特家里经营的时候，已达到7 178 500美元！
1962年11月，一直在旋转玩具制造业和无烟煤生产方面进行投资的巴菲特合伙公司又开始购买伯克希尔—哈萨韦纺织制造厂的股票。股票的价格已经跌到蓝筹股的价格以下，连存在银行的现金也是如此。
巴菲特以7.6美元的价格购进他第一批股票，并按照7～8美元之间的价格不断地购进。到1966年，他从经济上已经控制了伯克希尔公司，并成为公司的一名董事。
从一开始，巴菲特就知道他的使命是让他的钱大幅度地、稳定地增加。1963年巴菲特给他的父母写了一封信，并告诉他们说“金钱的增长带给他很多的快乐”。
1962年，巴菲特把他的合伙公司搬到了基威特大厦810号，到那时，足以耀人的是公司雇用了第一个雇员——比尔·斯科特。到1993年退休前，比尔·斯科特一直经营管理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业务。现在他仍然持有伯克希尔公司以及海外他自己的慈善机构的股份。
巴菲特合伙公司信誉卓著，并得到了这样的描述：“由于这种商业行为的特点不是追求普通的商业信用，而是维持当地最高支付能力的纪录。”
至于公司的财务状况，据报道，在1963年初，公司拥有价值94万美元的资产，“包括现金资源，有价证券以及所做的其他一些投资。公司的运行状况依然保持良好的势头”。
当时合伙公司共有90多个有限责任合伙人。
在1964年1月18日的信中，巴菲特报告说，当年公司是以 1 745万美元的资金开始运行的。“苏茜（苏珊的昵称）和我在公司里有239万美元的投资。第一次，为了支付每个月的开支，我不得不抽出一部分资金，但是，你别无选择，否则就会让美国国税局失望。”
1965年，巴菲特告诉他的父母说，“如果我们的纪录高于市场平均值的话，那么不论盈利还是亏损，我们都认为是红火的一年。如果我们的业绩低于市场平均值的话，人们可以公开表示对我们的不满”。
在合伙公司刚刚建立的时候，巴菲特总是谈论他公司的三大投资方向。
1. 股票——买入价值被低估的股票，然后长期持有。
2. 债券——买入未到期的债券，利用企业合并或重建等机会进行套利交易。
3. 企业控制权——拥有相当数量的股份，获取企业的控制权。
在此期间，巴菲特说：“我们喜欢良好的管理——我们喜欢体面的行业——我们喜欢在原有的静态的管理模式或是股东群体中有一定程度的‘动荡’。但是，我们需要有价值。”
随后的5年里，巴菲特继续小量地购买股票，到1961年年中，巴菲特合伙公司的股份已占到全公司的70％以上。
大显身手(3)
到1965年，巴菲特合伙公司的净资产——通过股东们的不断加入和它自身的增长——从10年前的10.5万美元增长到了2 600万美元。
巴菲特在春天举行了庆祝活动，另外租用了一间227平方英尺，相当于普通房间大小的地方作为公司的总部。
“1965年，我们在针对贫穷的战斗上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年底我们的收益比预计多了1 230万美元。”巴菲特在1966年1月20日给他父母的信中写道。那一年（1965年），当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了14.2％，巴菲特的合伙公司的业务已进入到国际市场。“我们的收益率高达47.2％！”巴菲特在开始的时候就说，“民主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但在投资决策方面却是个例外。”
尽管巴菲特告诉过他的合伙人说，他的目标是超过道·琼斯工业指数10个百分点，事实上，超过了将近20个百分点。从1957－1965年，一般地说，道·琼斯工业指数每年的上升幅度为11.4％。但是，巴菲特合伙公司的年投资回报率却保持在29.8％。不仅实现了预定目标，并且超过了预定目标。
“现在我感觉到，数量的增加使我们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他说。他几乎每一年都这么说，这句话他说了30多年了。但是，巴菲特合伙公司的平均年资金回收率仍维持在20％以上。
1966年，巴菲特合伙公司继续取得令人震惊的成功，在1967年1月25日的信中，巴菲特写道：“到1966年公司已经运行了10年了。这种庆贺活动是无可厚非的——相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我们公司的经营业绩已创下了空前的纪录（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公司的利润率上升了20.4％，与此同时，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15.6％。”
他在1968年1月24日的信中写道：“按照大多数的标准，1967年都算的是上生意红火的一年。和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了19％相比，我们总的业绩上升了35.9％，所以说，超过了我们以前所定的超过道·琼斯工业指数10个百分点的目标。我们总的赢利为1 938万美元，即使在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下，我们的赢利额也能买下很多家百事可乐公司。但是，由于适销证券市场上一些有悠久经营历史的大型公司的出售，我们还是赚到了2 738万美元的税前收入，这和公司1967年的经营业绩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在4月15日的股东联会上给个人一种积极参与的感觉。”
当他报告说，通过巴菲特合伙公司的两个控股公司——迪佛斯菲尔德零售公司和伯克希尔公司，又购进了另外两个公司，即后来被称作联合零售商店的联合棉花商店和国民保险公司及其附属的国家消防和海运公司时，也有此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