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殖民者用经济手段进行财富掠夺时，在掠夺地区所遭遇的最大的障碍就是以主权国家名义出现的政府的保护。自由贸易理论就是极力排斥国家因素和政府因素的学说，这实际上是排除各国主权或傀儡政权对西方殖民掠夺抵的制。
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理论虚构了商业中政府的缺席，我们看看在西方人自己的商业运作中，是不是排除了政府因素。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的时候，伊丽莎白女王颁给东方贸易特许状，也就是赐予它们在东方世界的贸易独占权，其他英国公民若是敢在这个领域从事贸易，货物一律没收，没收所得一半归王室，一半归东印度公司。这种特权就决定了它的经营模式跟“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没有关系。女王还赋予东印度公司制定法律、受理行政和建立贸易据点及军事据点的特权。在后来的实际运作中，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据点发展为殖民地，它们以印度为基地，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南亚地区进行殖民，这个公司实际上成为一个殖民政府机构，比荷兰东印度公司有过之而无不及，它跟商业的关系，其实就是政府跟商业的关系，而不是他们所标榜的“自由商业”。
颇为讽刺的是，东印度公司的船队所做的头两笔生意，都是抢劫。他们在接近好望角的时候，遇到一艘葡萄牙商船，于是将其洗劫一空。船队到达印度尼西亚之后，又有幸遇到一艘葡萄牙大型商船，船上载满了印花布和手工艺品，英国东印度公司果断地将所有货物填满了自己的船舱。
欧洲在发展资本主义贸易的过程中，前期的海盗抢劫和后期的殖民抢劫，是他们最主要的资本积累方式。单是西班牙从美洲劫掠的金银，就使得欧洲的金子增长了五倍，从50吨发展为300吨；银子增长了十四倍，从700万吨发展到1亿吨。
西班牙政府规定，只有西班牙船只才能承运美洲殖民地的货物，金银贵金属尤其如此。大量英国海盗专门劫掠西班牙船只，其中有的海盗跟英国女王合伙经营，女王参与分赃。英国海军就是在海盗船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跟英国女王合伙抢劫的海盗被女王任命为海军司令。英国东印度公司为第一次出海远航的船队所选择的船长，就是一位名满全国的大海盗兰卡斯特。
在英国人控制印度洋航道之前，这里曾经是葡萄牙海盗的一统天下。葡萄牙人来到印度洋之后，发现印度和中国都如此富裕，他们自己则穷得叮当响。他们根本没有钱购买这里的商品。他们只好发展海盗抢劫的技能，向自己能够涉足的地区和航道收取保护费，也就是职业强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武装贸易”。武装贸易的含义就是抢劫。
英国能够从葡萄牙人手里拿下印度洋航道的控制权，非得抢劫能力胜出一筹不可。而在葡萄牙人、英国人控制印度洋航道进行武装贸易之前，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先后控制印度洋航道一千余年，此间这一带一直是和平经商、和平航行，完全不存在武装贸易问题，也不存在保护费问题。
由此不难推测，欧洲人为什么发展起资本主义——这跟赤裸裸的抢劫密切相关。
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期，其理论支撑是经济学上的重商主义，而重商主义经济学的另一个名称就是抢劫经济学。
十七、中国外汇储备成了美国人的取款机（1）
英国在其国土面积156倍的土地上尽情掠夺，用来养育那个小岛的岛民，他们的权贵当然可以穷奢极欲，他们的穷人也不难拥有足够可观的分赃。
顺便说一句，不要将英国人的民主、人权等等学说和社会状况道德化，在“羊吃人”时代，英国的权贵曾经用割鼻子、割耳朵的酷刑逼迫英国的穷人为他们服牛马之役，那种残忍世所罕见。是殖民地的掠夺所得无限丰富之后，那些穷人的境遇才有所变化，因为他们作为强盗国家的国民，有幸从权贵们的指缝里获得了可观的分赃。
西方国家穷人境遇之改善，制度之改善，都是用中国人、印度人等等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和尸骨堆砌起来的，简单说就是国家内部的分赃机制带来的。
就此而言，并不是西方人创造了民主制度，而是被压迫、被掠夺的东方殖民地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和尸骨造就了西方的民主制度。
英国强盗用枪炮成功地维持了他们遥遥领先的“生活水平”，这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是基于他们永不餍足的欲望精心策划、强力制造出来的结果，简单地说，就是赤裸裸的抢劫的结果。
美国人用什么维持他们财富的最大化呢？用他们所制定的全球经济秩序及其游戏规则来维持。其中一个重要的游戏规则就是由他们制定的金融体系。按照他们的金融体系，中国的产品不能不卖给他们，但是却拿不到货款，只能拿到以美元名义存在的“外汇”。这些外汇只要写在金融组织的账单上就可以了，美国连印制钞票的成本都可以省略。
目前的中美关系大致地体现了这种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关系模式：中国人负责生产产品，美国人负责享受这些产品，而且不用付款。他们的欠条被冠以外汇储备的美名，被发展中国家看作财富和身份的象征，看作融入高贵的西方人群体的希望。
美国人从中国“借”来的这些财富，不但用于自己的消费，还用来赏给达赖集团、热比亚集团，赏给中国大陆那些死心塌地的洋奴派文人和政客，让他们致力于分裂中国、颠覆中国的活动，让他们一代一代继续给中国的精英和大众洗脑。
中国人除了血汗之外，还必须牺牲自己的资源、环境，才能换得起码的生存；却让美国将我们的钱用于分裂中国、颠覆中国，用于给我们洗脑，好让我们永远跪伏在他们面前，永远崇拜他们。
美国如果不想兑现目前的欠款，他们只要开动印刷机哗哗的印钞票就可以，中国人民的血汗瞬间就化为一钱不值的绿色美元。
到时候中国的穷人将怪罪政府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政府将会责备穷人不能体谅自己的苦衷（因为有国际惯例制约呀）。双方的矛盾一旦激化，中国的动乱在所难免。
那时候，吃饱喝足的美国将带领全世界的强国声讨中国不民主、不人权，那些由中国财富养得白白胖胖的美国人还将天天诅咒中国是邪恶国家，还将像当年的传教士那样诅咒中国的国民劣根性。
与此同时，他们所豢养的分裂集团将会趁势而为。
与此同时，他们不会忘记制定更大规模地掠夺中国的计划、方法、实施途径。
我的确羡慕美国人，由于他们的国家长于抢劫，全国人民都能加入那个庞大的分赃体系，安享民主和福利。
开心的时候他们可以怜悯我们不懂市场经济，不开心的时候他们可以声讨我们抵制民主自由。
美国人为什么可以安坐财富的巅峰？他们的方法跟他们的祖宗英国有所不一样。
严格地说今天的美国没有一块殖民地，可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他的殖民地比当年英国广阔得多。除了西欧之外，全世界都在他的控制之中，其实西欧何尝不在他的控制之中，北约国家不都是看美国脸色行事的吗？只是因为美国需要这样一群跟班时时起哄几声，对他们就格外客气一些而已。
美国不需要一块殖民地，可是全世界都沦为它的狩猎场。历史终结在这里，那是多么美好的“美国世纪”。
美国凭什么安坐于世界财富的峰巅呢？其实奥秘中的奥秘跟英国还是一样的，那就是靠军队，靠暴力。
美国的军事投入占全世界的一半。也就是说，世界上美国之外两百多个国家，其军事投入的总和，相当于美国这一个国家的军事投入。
除了本国的强大军队之外，美国在外国曾经安置了接近3000个军事基地。如果全世界按200个国家计算，平均每个国家有15个。冷战结束以后，经过好几次调整，美国依然在海外拥有大型军事基地接近500个，小型军事基地接近1000个。每个国家依然平均有7个。
有这么强大的杀人机器，还怕抢不来金银财宝！
美国就是靠这样的方式维持他的财富之王地位的，不知那些信奉市场经济的中国经济学家是不是能从中看出一点市场经济的踪影。
饶有趣味的是，当美国对伊拉克人民发起狂轰滥炸时，中国的教授这样为美国兵赋诗：“时代在前进，伊拉克的民主，/只有靠破鞋巡航导弹呼啸携来。/你的笨重的军靴，跨涉在伊拉克沙漠的地平线，/那是人类文明的走，/如果你倒下了，人类将失去正义的脊梁。/如果你的国家跨掉了，人类将回到中世纪的蛮荒。/丑陋的嘴脸在电视屏幕里评点战争，/实乃一帮号称专家的巫婆神汉胡批乱侃。/彻底的陈词滥调，全心全意的愚民，/是我逃不脱的声音聒噪。/我的心遥向伊拉克战场千百呼喊：向我开炮！向我开炮！/美国兵，请允许我喊你一声brother！/如果招募志愿者，请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就作美国破鞋下的亡灵。”
长期以来惨遭多重掠夺的中国，他的知识精英就是这样歌颂掠夺者的。他还嫌中国遭遇的掠夺不够严重，还呼唤美国军队向中国开炮。
一个人如果被一种邪恶的意识形态洗脑，他会做出怎样滑稽的表演！
一个民族也是一样啊！
十八、美国用市场经济玩弄中国
西方人的所谓自由贸易，其实是他们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一直在国家和政府的控制之下。可以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贸易以及抢劫一直是西方最大的政治，所以一直是西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国际贸易流程中，西方国家的政府娴熟地控制着每一个环节，随时按照自己国家的利益和战略需求予以干预、调整，或肯或否，从来不依据教科书上的任何教条，唯一的依据在于它的利益和战略需求。
教科书上那些教条是用来哄哄中国和俄国的经济学家的。
2007年美国爆发的房地产次贷危机，让全世界的投资者血本无归。中国的损失尤其巨大。这个生意的缘由是，美国资本家企图用精心策划的房地产贷款的衍生金融产品赚钱，于是将那些贷款打包销售给其他国家的投资商。
中国是他们所瞄准的大客户。2008年9月，美国住宅与城市发展部部长杰克逊亲自到中国访问，推销这个产品，他要求中国央行和其他银行大笔买进他们的房贷债券。
中国人能不给美国政府面子吗？于是，买！
最后呢，在次贷危机中，中国人的血汗大多化为泡影。
我只强调一句：这个金融产品是由美国政府出面推销的。
美国政府介入商业竞争的最著名的近期案例，是他们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金融危机本来是美国金融机构的过度掠夺导致的。危机发生以后，全世界的经济体被迫为危机买单。美国政府要求各国政府为金融危机担当责任。中国本来是发展中国家，在跟美国等强国进行经济往来时，连“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都没有。可是美国忽然要求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做负责任的大国。负责任的大国是什么意思，就是买单能力很强而且买单态度积极的国家。
美国自己是不是负责任的大国？不能说他不负责任，但是从他大印钞票损害其他持有美元者的利益而言，从他规定用于救市的资金购买钢材时只能购买美国钢材的规定来看，它只对自己的国家利益负责。
全世界都对“购买美国钢材”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表示反对，美国却无动于衷。如果其他国家都按照美国的风格进行贸易保护，那对金融危机的缓解只会有害，美国对此也无动于衷。
2008年，在西方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澳大利亚经营铁矿石的力拓公司举步维艰，企图用出卖股份的方式向中国的中铝公司融资将近195亿美元。可是，美国方面向澳大利亚鼓吹“中国威胁论”，要澳大利亚积极扩张军事，应对中国的威胁。澳大利亚社会出现了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中国企业的并购行为怀着强烈的抵制心理。这虽然可能不是力拓并购案流产的唯一原因，但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商品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在全球铁矿石市场，中国的铁矿石购买量占一半份额，在买方市场中应该最有发言权，对价格的影响力也应该最大。
可是，事实是中国对于铁矿石价格几乎完全没有发言权。过去五年，铁矿石涨价500%，中国为此损失高达7000亿美元。
在这两年的经济危机中，中国希望铁矿石在涨价500%的高台上下调40%，这么低的要求经过漫长的谈判，就是无法实现。
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因为这个价格根本不是由市场经济的原理决定的，而是由西方垄断资本和政府合谋决定的。套用郎咸平“中国最根本的不是缺乏金融人才，而是缺乏金融权力”这句话，我们可以说，在铁矿石谈判中，中国所缺的不是谈判能力，而是定价权力。
而这种权力并不取决于市场本身，而是取决于市场背后的政治权力。
更有甚者，2009年9月11日，就在中国人大委员长刚刚送给美国一百多亿美元订单，尚未离美回国的那一天，奥巴马总统签署了对中国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文件，这个明显违背WTO政策的错误规定，又一次嘲讽了自由贸易的原则。
像美国的资本家一样，美国政府从来不为自由市场的虚幻原则所拘束。
当然，西方政府也不是专门破坏东方买主对西方公司、股权等等的收购，他们实际上没有用法律规定什么可收购、不可收购的界限，而是根据每一单生意的具体情况，衡量利弊。
某一单生意如果在他看来对他们不利，他们就阻止它；某一单生意如果对他们有利，政府不但支持，而且充当操盘手或者说客。
西方人从来不被自己所制造的意识形态捆住手脚，他们任何时候都是按照自己的利益作出选择，对于教科书上的说教，他们收放自如、取舍随时。那些说教对他们有利时，他们就姑且用之；对他们不利时，他们就反其道而行之。
说到底，那些金科玉律都是用来规范别人的。
这就像法律一样，世界上的强权集团制定任何法律，自己都不曾打算过遵守，因为它本来就是用来制约被统治者的。西方强权集团给国际社会制定的游戏规则，也是如此。
我们作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消费者，除了当奴隶、被掠夺，没有第二种可能。
中国人应该醒来。
为了促进中国的崛起，必须有一大批知识精英，创造出与此相适应的文化。
十九、中国人是西方奴隶吗？
就人性的基本特征来说，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性，没有两种人性。
有人认为西方人有一种高贵的民族性或者国民性，东方人有一种卑贱低劣的民族性或者国民性，这等于说地球上具有两种不同的人类。
实际上，上苍只创造了一种人类。上苍将人性所能秉持的一切特性，包括自私、残忍、贪婪、掠夺、屠杀等等丑恶的东西，和仁慈、悲悯、施予、互助、智慧等等美好的秉性，都很公平地赐予了人类的所有种族，甚至每个个人。
所以，世界上每个民族、每个个人，都是天使与魔鬼的复合体。
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样，中华民族也有许多缺点甚至缺陷。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国民和民族的缺点与缺陷，进行了兴奋过度的描述与批评。这些描述和批评，一方面充满了偏见与臆测，另一方面当然也确有如实之处。
人性的缺陷浩如烟海，一个民族的缺陷也是一样，所以对于一个民族的任何负面描述和批评，都有至少一部分的如实之处。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我为什么要对西方殖民者为我们总结的国民性（又称国民劣根性）提出质疑和否定，并且要费心费力来梳理之并反驳之？
那是因为，西方殖民者在描述中国乃至整个东方世界的国民劣根性时，他们暗中把自己作为正面的对应物摆在一个金碧辉煌的神殿里。
当他们说我们野蛮时，同时是在强调他们自己理所当然是文明的；
当他们说我们残暴时，同时是在强调他们自己理所当然是文雅仁慈的；
当他们说我们缺乏同情心时，同时是在强调他们自己理所当然是悲悯天下的；
当他们说我们缺乏诚时，同时是在强调他们自己理所当然是诚的最高代表；
当他们说我们缺乏爱时，同时是在强调他们自己理所当然是爱的最高体现；
当他们说我们自尊自大时，同时是在强调他们自己理所当然是谦卑而又平等的；
当他们说我们富于奴性时，同时是在强调他们自己理所当然是挺着脊梁过日子的；
当他们说我们“民族主义”时，同时是在强调他们自己理所当然是代表全人类整体利益的世界主义者。
他们的直接结论非常简单明了：东方民族骨子里充满了劣根性，西方民族浑身充满了优根性。
这个直接结论背后还有一个最后结论，也同样简单明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东方民族就应该接受西方种族的殖民和奴役，西方种族理所当然应该掌握全世界的权力和财富。
我不想枉费心力去批驳西方殖民者的“直接结论”和“最后结论”，也不想就“野蛮”、“残暴”、“缺乏同情心”、“缺乏诚”、“缺乏爱”、“自尊自大”、“奴性”等等负面描述为中国辩诬。相反，我认为他们对于中国国民和民族的这些描述和批评都含有正确的成分。
我想说的仅仅在于，这一切都不是中国独有的缺陷，甚至也无法证明中国在这些缺陷方面比世界上其他民族比如西方民族更加严重一些。
人类是一种不完善的存在，具有无穷无尽的缺点甚至罪恶。中国跟所有其他民族一样天然地秉持这一切缺点和罪恶，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所以，我决不会认为，中国国民是没有缺点、没有罪恶的。
那个天天标榜自己高人一等的种族，实际上跟中国以及整个东方世界一样秉持他们所批评的一切缺点和罪恶。由于他们在最近几百年拥有技术上的优势，其犯罪能力和破坏性远远超过所有其他种族。所以，如果一定要像西方人所力图实现的那样，把人类分作魔鬼与天使两个不同的等级，那么，正确的角色安排可能跟西方人所设定的方案相反。
当然，这种相反的安排，我也不想过于强调。
我只坚持一个观点，实际上只有一个人类，没有哪一个种族比其他种族更加高贵一些，也没有哪一个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加卑贱一些。
西方殖民者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的批评，实际上是强盗对于劫掠对象的批评。一边劫掠一边对劫掠对象进行道德批评和心理摧毁，本是历史上一切强盗集团的惯用伎俩，并无新鲜可言。
二十、西方人如此丑化中国人
德国作家麦尔在《那不勒斯与那不勒斯人》中，描述了他在那不勒斯参观神父办的培养中国传教士的“中国学院”。他对所见的6位中国学生进行了细致的描写，那心态、眼光和笔触，让人相信他所面对的乃是动物园中那些不熟悉的动物。
我们被领入另一个房间，那里出现几个中国人，穿着教士长袍……他们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为我们介绍他们的学习与生活，花了很长时间跟我们交谈。他们的脸是黄色的，但并不很黄，头发亮而黑，直直地盖住前额，额头很窄，奇怪的小眼睛，半睁半闭，但很灵活……他们的脸形椭圆扁平，鼻子扁而短，侧面看上去面孔没有任何棱角。他们总是像孩子那样不停地笑，笑时龇出满嘴的牙齿，他们的动作僵硬而沉重，正好与他们短小浑圆的身材相符……你甚至可以把这几个中国小人儿放在地上，卷成一个圆桶提走。他们拿出一张天朝的地图给我们看……还有一个有趣的小瓷塔，据说是南京的一个塔的模型。他们兴高采烈地给我们讲解……其中一个还给我们读了几段译成汉语的《旧约全书》，语音奇怪极了……另一个把嘴张到极大，用最野蛮的声调，给我们唱了一首中国歌。（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两广总督叶铭琛不幸被捕，被侵略者押解到印度，最后被英国侵略者折磨致死。英国人用这样的笔触描写一位中国官员，用以发泄他们对于中国人的蔑视和仇恨。
叶体格非常健壮，个头很高，约五英尺十一英寸，长着稀疏的中国式胡须，醒目的扁脑门，一个满是愚忠思想的脑袋，圆滚粗胖的脖子，普普通通的后脑勺。头发几乎留到了头顶上，稀稀疏疏。我们这位大人真是头骨学研究的绝好标本。他的辫子灰白，又短又细。中国最小的猪的尾巴都比这位高官的辫子长。他脸庞厚重：下巴要比一般中国人粗壮得多，下颌和腮结实，是意志坚定顽固不化的标志。鼻子又长又扁，鼻孔呈钝角冲天。从侧面看，他的鼻子尤为醒目丑陋，从前面看，这个全身最困难的部位倒是有所缓和。那双蒙古细眯眼——是坐在我对面的最富表情的部位，像我现在描写的那样怀疑地盯着我。一般状态下，这双眼睛是他脸上唯一运动的部位，透出机敏与狡诈；但是我见过他在性命攸关时刻的表情：眼珠瞪得像铜铃，充满恐惧与愤怒。他的吻部外突，厚嘴唇，黑牙齿。因为他说，他家没有用牙刷的习惯。不过，这也是某些中国家庭的普遍习俗。（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事实证明，中国人并不天生地比其他民族具有更多的排外心理。几百年的中西交往中，西方人在中国人面前的自尊自大，远远超过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的自尊自大。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排斥和蔑视，远远超过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的排斥和蔑视。西方人甚至缺乏基本的人文态度，常常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看待。即使在惨遭殖民掠夺和屠杀的漫长岁月，中国人的全部反应也没有越出过反抗、妥协、理性地与之合作等等正常的反应模式。
如果说这些反应都很正常，我们为什么就这些正常的反应对中国人揪住不放？如果说这些反应是错误的，我们为什么对于错误更加严重的西方人不予以声讨，对于错误较小的中国人却要进行如此漫长的自虐式的所谓“国民性批判”？在中西交往的几百年历程中，究竟谁更居高临下自尊自大，谁从骨子里把对方看作畜生，谁更喜欢把对方列为掠夺和奴役对象，谁更喜欢把军队开到对方领土上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谁至今不懂得自我忏悔和自我调整，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精英群体更是以破釜沉舟的气魄，选择了全盘西化的文化发展战略。时至今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学科结构和文化制度已经基本上搬用了西方模式。在人类社会应对欧美强盗殖民掠夺和征服的整个历史时期，率先摆脱西方奴役并迅速强大起来的是日本，中国大致能算是第二个摆脱奴役的东方大国，经过一百年极其艰难的自救和奋斗，目前终于在经济上一定程度地有所崛起。日本和中国的成功，直接得力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制胜策略，由此证明这两个国家在文化适应能力上超群出众。
在我们的老大帝国选择全盘西化的文化发展战略百年之后，欧美主流社会却始终是一副傲视群小、睥睨天下的老大心态，挖空心思证明天底下只有他们的文化是正宗，只有他们的发展模式是正道。其他一切文化都被他们定性为邪教、邪灵，从来不曾投以正眼，而只施以蔑视、压制和毁灭。
不独中国为然，在惨遭西方殖民并被迫卷入所谓全球化运动之中的所有非西方民族，或多或少都跟中国和日本一样，表现出了程度不同的文化适应能力和自我调整能力。只有西方自身，基本上拒绝适应和调整，依然在一厢情愿把自己看作天下至尊的中心和老大。
西方殖民者批评中国和其他东方民族的自尊自大和自我中心意识时，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这种自尊自大和自我中心的意识，也不是打算跟这些殖民地民族一起克服人人皆有的这种文化心理。他们的目的在于，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文化压力摧毁所有其他民族的自尊自大和自我中心的意识，好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那个唯一保持着自尊自大和自我中心心理的种族——西方白人种族——的奴役。
史密斯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批评，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意图。
玩了几百年的一个意识形态游戏，其谜底竟然如此简单。
二十一、在乾隆与殖民者之间，你支持谁？
至于英国人想在中国做生意，乾隆根本没有拒绝，而是让他们按照当时的惯例，以当时的中西贸易中心澳门为基地进行交易和其他活动。乾隆的处理不但符合当时的国际惯例，也符合今天的国际交往准则。
当时的英国人之所以不能容忍乾隆的意见，是因为这种法度不利于他们前来进行殖民掠夺。为了达到殖民掠夺的目的，他们才不愿意尊重中国人的选择，才对乾隆的态度进行政治上的批判和道德上的否定。
今天的中国人谈起这场礼仪之争，多半批评乾隆朝闭塞浅陋，不懂国际社会的习惯，要求英使下跪过于无理。尤其是那封乾隆爷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复信，遭到非议尤多。
难道一定要乾隆皇帝给英国强盗无条件奉送几个岛屿，供他们做殖民中国的基地，这才算不荒谬吗？
实际上，强烈的荒谬感是那段荒谬的殖民历史启示给我们的。而造出那段荒谬历史的责任者是谁？是乾隆这个人，还是乾隆的汉族臣子执笔的这封信，还是用枪炮逼着中国购买毒品（鸦片）的英国强盗？
这样明白的事情还用得着多问吗？
既然责任在于罪恶的英国强盗，我们为什么总是批评当时的中国朝廷怎样无知，怎样荒谬，而不是更多地谴责英国强盗多么贪婪、多么无耻？
对于这则公案，中国学者应该改变立场。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也不能理解乾隆思维的合理性？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按照英国等等西方国家的腔调来批评乾隆、批评清朝？
清王朝压迫汉族两百多年，我们对他们没有好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英国、俄国、日本等等殖民国家与清王朝之间，难道我们只有选择站在英国、俄国、日本一边才是正确的吗？
在鸦片战争中，难道我们应该帮英国人说话？在《瑷珲条约》中，难道我们还应该要求清王朝给俄国的割地更多一些？难道干脆把整个东北全部送给俄国我们才开心？
在甲午海战中，难道我们应该为清朝舰队的覆亡而欢呼？难道那殉国的不是我们汉族人？受辱的不是我们中国人？葬身海底的不是中国人的财富和尊严？
在八国联军屠杀中国时，难道我们还要要求那些外国屠夫将清王朝的子民屠杀得更多些才解恨？
在《辛丑条约》中，难道赔给外国强盗的四亿五千万白银不是中国国民的血汗而是大清的血汗？难道非得要大清赔上十个亿我们才能解恨？
在清朝和西方殖民者之间，跟我们的利益捆绑得更加紧密的肯定是清朝。就此而言，我们也应该站在清朝一边。
清朝每挽救一寸国土，每挽救一两白银，都是在维护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利益。而西方殖民者的任何掠夺，都是使我们受到绝对的伤害和损害。
连义和团都懂得的这个道理，今天很多国人竟然不懂。他们不但不能理解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就是当时境遇中爱国精神的具体表现，甚至连义和团本身也被这些人妖魔化了。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笔下，义和团跟魔鬼完全是对等的概念。
西方人对于义和团的妖魔化是他们对于中国妖魔化的一部分，当我们按照西方人的立场、眼光、利益来批评义和团、批评清朝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维护西方人的立场和利益。
中国长久的失败使得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就被西方人洗脑了，我们许多人不自觉地成了洋奴，成了西方立场的坚守者、西方利益的维护者。这些人给中国造成的伤害，是西方殖民者给中国造成的伤害的延续。
五百年来，西方在殖民扩张的漫长历史中，已经了解了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文化，试问他们何曾有过一丝乾隆回信中所表达过的这种宽广、远大、雍容的文化胸怀？
不但以前忙于烧杀抢掠的时代他们不曾有过此等识见，即使是今天所谓全球化时代，他们也不可能有此觉悟。
因为他们只想着榨取他人的财富和血汗，根本没有心思正眼瞧一下别人的生活；因为他们为了保持掠夺者的心理优势必须无条件地否定所有其他人的文化和社会，而从来没有精力考虑其他人的文化和社会实际上是不是具有合理性。
西方民族要想达到乾隆回信中所体现的文化胸怀，必须在经历大约一百年的挫折和失败之后。这种不可避免的挫折和失败，将会伴随着西方世界的衰落接踵而至。这种衰落已经出现了一些苗头，所以他们的挫折和失败也为期不远了。
而乾隆帝表达这种文化胸怀的时候，他是一个从来没有失败过的大清皇帝。
二十二、拿破仑为何支持中国人
即使是那场礼仪之争，恐怕也不能一味谴责中国王朝的傲慢。当时西方的大政治家拿破仑的看法就跟马戛尔尼不一样。1817年，被英国军队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会见了刚刚从中国归来的英国使臣阿美士德。阿美士德率领着英国第二个政府使团，再一次浩浩荡荡出使中国，却因为见面礼仪上出尔反尔，在约定觐见的日子声称所有正副使臣都身体欠佳，拒不入宫，结果给中国政府赶出国门。
拿破仑仔细研究了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的文字材料，认真听取了阿美士德关于中国之行的介绍。他对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不给中国皇帝下跪提出了批评。
他说：“外交官拒绝叩头就是对皇帝不敬。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提出中国国君答应如派使节去英国也要他叩头！中国人拒绝得对。一位中国的使节到伦敦应该向国王施英国大臣或嘉德骑士勋章得主一样的礼。你们使节的要求完全是荒谬的。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们的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地位平等的人。被派到土耳其的勋爵在受苏丹召见时难道可以不穿要求的皮里长袍吗？……一切有理智的英国人应该把拒绝叩头看成是不可原谅的事。觐见中国皇帝却要遵行英国的习俗，这是没有道理的。”
拿破仑坚定地认为，外国使臣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习俗给出使国行礼，而必须按照出使国的习俗给出使国君王行礼。为了加强表达效果，他甚至用了一个粗俗的说法来阐明这个道理：“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
作为英国的俘虏，拿破仑的评价无疑包含着对于英国的不恭。但是拿破仑是当时国际舞台上无可匹敌的大政治家，他的看法肯定包含着当时欧洲世界所理解的常识性道理。
马戛尔尼使团出发时，内务部长敦达斯还特地谆谆告诫：“您一到便要受到接见，您要服从中国朝廷的礼仪，既不要损害自己君主的尊严，又不要被礼仪上的小事束缚住手脚。”
敦达斯的嘱咐既包含了外交常识，又非常具有政治含义，其实就是要求使团不要因小失大。
可是马戛尔尼使团在礼仪上没有起码的协调能力，以至于完全没法就自己的使命展开任何外交努力，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想当年，战国时代的中国外交家张仪怀揣阴谋走天下，人人都知道他怀揣阴谋但是他依然处处得手。
马戛尔尼同样也是怀揣阴谋走天下，却被清王朝有理有据地拒绝得干干净净。他不思反省，却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了目标国的礼仪体系的一个下跪细节上。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如此僵化，作为一个外交家他如此迂腐。浩浩几百人，奔波近一年，不得不灰溜溜地空手而归，只给历史留下了偷偷摸摸和气急败坏两个特写镜头，以及将一切过错归咎于他人的思维模式。
如此恶劣的表现，为什么不是表现了英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呢？难道马戛尔尼及其使团的表现，还有什么优根性可言吗？
尤其荒谬的是，第一个使团因为礼仪之争无功而返，当他们派出第二个使团时，本应明察前车之鉴，出发之前应该就礼仪问题达成某个定见。可是他们竟然稀里糊涂就出发了，到了双方约定觐见的日子，竟然极其不严肃地声称使臣身体不适，中国朝廷网开一面，严肃地准允他们副使觐见，他们竟然声称两位副使也生病了。
似此等鄙陋、嬉皮士风格的外交行为，乃是世界外交史上极其少见的笑话。如果日后这个国家不是用枪炮和屠杀弥补了他们的这种鄙陋、狭窄、固执、少见多怪，那么天天坐在那里反思国民劣根性的也许就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
可是，这帮僵化、迂腐、鄙陋的外交使者，这帮想掠夺财富和土地而又一时无法得手的潜在强盗，在连连演出外交丑剧之后，却一口咬定是中华帝国的僵化和自大让他们丢丑了。之所以没有人嘲弄和批判他们的此等劣根性，仅仅因为他们凭着军事工业的技术优势，成为了征服一切的强者，而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什么种族优越性。
当时的满清朝廷没有给这样贼头贼脑、戏弄王朝的丑陋外交官治罪，而仅仅是勒令他们赶紧离境，这已经是非常宽厚的举措。
那些站在今天的立场谴责清王朝和乾隆爷，为英国政府和马戛尔尼使团辩护的人，显然是基于这样一个先在的判断：清王朝和乾隆爷代表着落后的文化、僵化的制度，所以是错的；英国政府和马戛尔尼使团代表着先进的文化和制度，所以是对的。
事实上，两个平等的国家在外交上是没有先进落后之分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制度，必须相互尊重、彼此协调。乾隆皇帝给乔治三世的回信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典范，两百多年之后他们依然没有看懂。
二十三、美国人亨廷顿为何污蔑中国人
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殖民时代早已结束，然而西方主流学者打量包括中国人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眼光，基本没有什么改变。享誉当今世界的著名作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就体现了这样的眼光。
亨廷顿说，中东地区与“他文明的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对抗性的，他们之间大部分在历史上的某一时刻曾发生暴力冲突，很多在90年代仍处于暴力冲突中。”总之，中东地区的“边界是血腥的，其内部也是如此。”进而做出结论说，中东地区的居民具有“偏好暴力冲突的倾向。”
亨廷顿用统计学方法为自己的判断提供了足够有力的证据，他说，中东地区的国家“在国际危机中还具有强烈的诉诸暴力的倾向。”在讨论完了中东地区之后，亨廷顿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他说在世界上的大国之中，只有中国的暴力倾向超过了中东地区的国家，因为中国在其76.9%的危机中使用了暴力。这个比例比中东地区的国家高得多。
亨廷顿在对中东地区的暴力倾向进行了极力渲染之后，就这样隆重推出“中国比中东地区更加具有暴力倾向”，也就是“中国最具有暴力倾向”的结论。由此，他们苦心建构的中东地区的暴力和邪恶形象，突然成了描述中国人更加暴力更加邪恶的形象之铺垫。
看来这些结论很有说服力，因为有统计数字作为依据。然而对这些统计数字我有两点质疑。第一，在没有介绍统计方法的情况下，这些统计数字其实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因为数字不是事实本身。第二，这些统计数字的时间段，对于各个国家来说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对一头狮子统计他捕猎时间的表现，它频频出击的行为当然暴力倾向很强。如果你对另一头狮子专门统计他两次捕猎之间的表现，则他一直在闭着眼睛打坐参禅呢。这样的统计对于比较两头狮子的行为模式和性格特征，究竟有多少意义？
亨廷顿对于中国的判断实在耸人听闻。他以为一个来历不明的统计数字就能把一个民族的人文形象定格。即使亨廷顿所引用的这个统计数字是公正的，他所作出的结论也是极其不公正的。
中国在清王朝建立以后的两百多年中，几乎从来不到境外用兵。
直到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以后，中国才被迫跟这些强盗一次次交火。所有这些交战都是在自己的家园进行的，纯粹是自卫性质。连日本人池田大作都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所有战争，都是为了抵抗外族侵略，都是正义的。
中国近代仅有两次在境外用兵，那是为了履行宗主国的义务，倾全国之力帮助藩属国抗击侵略者。一次是帮助朝鲜抗击日本的吞并，一次是帮助越南抗击法国的侵略。如果没有西方强盗的殖民侵略，就不会有中国的对外用兵。
对于作为绝对强者的西方国家，有能力用和平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却长期杀气腾腾、屠戮天下、践踏世界，倒是应该予以反省和批评，若是有一点他们自己所标榜的“忏悔精神”当然更好。
可是，西方殖民者在拥有绝对优势和绝对控制力的情况下，还从来不吝惜他们的枪炮和屠刀。仅仅一个西班牙，就在美洲屠杀了1900万印第安人，这难道还算少吗？
有一项研究指出，亨廷顿的所属国美国，是二战结束以后向国外派兵最多、挑起战争最多的国家，1945-2008年63年时间，美国共发起或参加了全球30场战争。就是这个不到一年半就要到境外发动一场战争的国家的一个学者，竟然敢于指责其他国家具有强烈的暴力倾向。这样的学术已经不愿意面对基本事实，完全是一种为霸权服务的意识形态建构。他们为了建构一种对他们有利的意识形态，不惜虚构他者的邪恶供其所用。
几百年来，西方人的意识形态建构极为成功。他们不但掠夺了全世界的金银财宝，也掠夺了一些文化群体的自信心和判断力，甚至掠夺了许多人的灵魂。
中国人不难想起，我们批评自己的“国民劣根性”已经批评了一百多年，目前还在狠批，暂时还没有休止或者放松的迹象。而这种自我批评，正是由欧美人对我们的妖魔化描述逐渐发展而来的。
孟德斯鸠、孔多塞、赫尔德、杜赫德、黑格尔、达尔文、明恩溥等等，这些伟大人物在描述东方民族的奴性、野蛮性和劣根性上都显示出了杰出的虚构能力。
欧美的普通人需要一群这样的魔鬼用来帮助他们体验文明与自由，欧美的政治家需要一群这样的魔鬼用来作为组织民众、动员民众的粘合剂。
二十四、西方殖民者是索马里海盗的老师吗？
索马里海盗在西方殖民者面前，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学生拜老师罢了。西方人的暴力倾向和掠夺本性还能从印度洋贸易航线的命运中略见一斑。
从公元650年到1500年，印度洋航线上所有的商船都不需要军舰保护。那时候从东非到阿拉伯，再到印度和西太平洋，都是伊斯兰世界，这些权倾一时的穆斯林国家，从来没有试图用劫掠的方式从这条世界财富的血脉通道上获得好处。所有的船队都是和平贸易，航线上所有的港口城市都是不封闭不设防的。
中国的唐王朝占有巨大的贸易份额，未曾在此觊觎过贸易之外的便宜。明代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七下西洋，没有给这条航线制造任何麻烦。
可是从1500年开始，欧洲人将“武装贸易”的模式引入了印度洋，先是葡萄牙人、荷兰人，接着是英国人、法国人，他们的军舰和海盗船耀武扬威地驶进了印度洋，从此，所有的商船要么不得不自己武装起来（由此增加巨大的商业成本），要么被迫向欧洲武装船只缴纳保护费（由此付出巨大的牺牲）。到了十九世纪，欧洲人凭着蒸汽船，完全控制了这条航线，阿拉伯、印度、中国的贸易都不得不听任他们搜金掠银。
至少自十字军时代以来，欧洲本土的征战屠杀，也一直十分肆虐。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打了116年，这种吉尼斯纪录只有欧洲人才能创造得出来。三十年战争更是热闹非凡，欧洲所有重要力量都卷了进来，战争时间是后来两伊（伊拉克、伊朗）战争的四倍。七年战争，从欧洲打到北美又打到印度，差不多打成世界大战。早期殖民大国西班牙和荷兰的衰落，就是因为打不过英国，活活给治死了。为了遏制法国崛起，如日中天的英国曾经每隔十来年就找借口跟法国厮杀，以便消耗它的国力。欧洲的边界难道还不够“血腥”吗？
到了二十世纪，正是欧洲人一连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而这两次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主要正是欧洲基督徒之间的相互屠杀。厮杀的起因是什么？就因为他们掠夺东方世界的金银财宝和鲜血时，利益分配不均衡，于是强盗与强盗之间大打出手，这还够不上“内部也是如此”吗？
在那个黑暗时代，七个西方强盗曾经勾结一个东方强盗（日本）一起来屠杀中国，这种暴力倾向难道还不够明显吗？在那个黑暗时代，欧洲之外的全世界所有地区，没有哪一寸土地不曾遭到欧洲人的抢劫和屠杀。从土耳其到中国，从巴西到北美，从摩洛哥到马达加斯加，从菲律宾到新西兰，每一棵花草都遍体鳞伤。是全世界的鲜血养肥了那个贪婪而又残暴的“现代化”巨人。
人类历史上唯一杀遍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群是欧洲人，唯一先后十多次以宗教名义冲到外族进行大抢劫大屠杀的是欧洲人（十字军），唯一宣布亿万美洲印第安人不是人而是动物进而大开杀戒的是欧洲人，唯一宣布所有其他民族都是劣等民族的是欧洲人，唯一对大规模平民百姓使用过原子弹的是欧洲人（即其后裔美国人），唯一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群是欧洲人，唯一对一个散居的古老民族（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大屠杀的是欧洲人。
二十五、摩罗为“大跃进”正名
困窘之中谁都容易荒谬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最近几百年西方势力能够征服全世界，基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技术优势。他们的军队凭借这些技术优势，在全世界锐不可挡。中国在被西方军队击败之后，经济上一直惨遭掠夺和遏制，本来作为世界首富的中国日渐衰落。毛泽东建立政权以后，千疮百孔的中国在经济上十分虚弱。
这时候，毛泽东和他的僚属们企图用大跃进的方式，尽快“赶英超美”，实现国家的富足和强大。对于刚刚摆脱殖民者之控制与掠夺，而且依然处于殖民者的巨大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之下的中国来说，这样的愿望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但是，在试图加速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运动中，出现了许多没有实际经济效率的盲动（比如每个单位都动用没有技术保障的土炉自炼钢铁，炼出一些废疙瘩），有的甚至是破坏性的、毁灭性的行为（比如为了得到用土炉大炼钢铁的能源，毁灭大量森林）。
这种瞎折腾给中国的环境和资源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同时也鼓励了不用科学技术的方法，而用牺牲环境、浪费资源的瞎指挥方法进行经济建设的不良作风。
大跃进运动的非科学、非理性表现，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教训和伤痛。有的人禁不住用国民劣根性的理论予以批评，说咱们中国人就是缺乏理性。
我不敢说这种批评没有道理。我只想说，中国人处于技术上落后、经济上贫穷、政治上孤立的困窘之中，出现急躁和不得法的盲动是不难理解的。越是急躁，越是找不到好的方法来提升自己，越是想讨巧，越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欲速则不达”、“弄巧成拙”的道理。
在这种困窘中做出荒谬的举动，乃是人类社会很常见的反应方式。不只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难免如此；不只东方人如此，西方人也难免如此；不只亚洲人如此，欧洲人也难免如此。
跟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样处于困窘之中的，还有很多从殖民者的控制中独立不久的其他国家。其中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之中，也都各有自己的问题和错误。比如，跟中国一样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罗马尼亚，他们的经济建设之中，也常常出现那种急躁的盲动。
在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被处决、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以后，新华社驻罗马尼亚记者（佚名）写过一篇《齐奥塞斯库覆灭纪实》，介绍了齐奥塞斯库政治上专制、经济建设上瞎指挥的一些行为。文章说，齐奥塞斯库为了在短期内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发展化工、机器制造和钢铁工业。
在20世纪80年代，罗马尼亚党政机关自上至下浮夸、作假成风。1988年齐奥塞斯库70大寿时，罗马尼亚报刊大肆宣传齐奥塞斯库著作在国外出版的盛况，罗报刊报道说在维也纳、纽约，以及在加拿大、土耳其等国都出版发行了齐的著作。知情人说，这是罗马尼亚派人出了重金买下了出版权。
1989年10月8日，他在未通知手下人的情况下到布加勒斯特几个大的副食商场视察，看到那里的货架上空空如也。他十分生气，批评了有关部门。两天后，他在打了招呼的情况下再到这几家商场视察，看到那里的鲜肉、熟肉、奶制品花样繁多，十分丰富。他认为是他的“视察”使市场供应发生了变化。但他走后，农副食品又从货架全部撤掉。
我们再看看齐奥塞斯库在全国建设小型轧材厂的故事。伟大领袖齐奥塞斯库决定，设法让全国40个县每个县工业年产值都达到100亿列伊。罗马尼亚西南部的梅赫丁茨县虽已建成一座大型化工联合企业，但工业产值还是达不到100亿的要求。县领导决定根据齐奥塞斯库的指示建设一座年生产25万吨轧材的轧材厂，1979年开建，1987年建成。1988年全年只轧了17630吨小型钢材。齐奥塞斯库得知后十分高兴，下令在这里再建一套轧制20万吨钢材的生产线。1989年新生产线投入使用，全年只生产了48626吨钢材，远远低于实际生产能力。
这个给每个县提出经济指标，随意决定重大项目的故事，跟中国大跃进的故事是多么相像，简直是中国大跃进的翻版。
在这个故事中，缺乏论证的拍脑袋的决策方式、瞎指挥、走形式、仪式的做作，处处都是“非理性”的。对于习惯于把自己的民族看作劣等民族的中国读者来说，我们更愿意相信这不是外国的故事，而是中国的故事。可是，中国的故事不只是出现在中国，外国也有如此“中国化”的故事，这对我们来说，除了开眼界，应该还有另一番思考和收获吧。
本文无意于对大跃进做出政治上经济上的评价，我只是反对把大跃进中一些非理性行为，作为论证中国国民性具有“非理性”特征的材料。如果根据一个国家的非理性行为就判定这个国家是一个“非理性”国家、根据一个国家的暴力现象就判定这个国家是一个“暴力”国家，这样的研究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
中国的确有很多非理性的现象，但是非理性现象决不是中国所独有。人在困境之中都难免做出荒谬举措，人在绝望之中都难免做出非理性行为，这是人性的一般反应模式，中国人在这方面并没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性。
二十六、美国国父华盛顿是殖民头子吗？
有谁敢于相信，在美国的同一个地方，先后出现了具有因果关系的两次大屠杀呢？美国人的爱一定是大大超越于其他种族，才会有如此伟大的创举。
还是在翁迪特尼这个地方，距离上一次大屠杀83年之后，也就是西历1973年，就在当年大屠杀的现场，当年惨遭杀害的民族举行了一个纪念会。他们借此机会宣传苏民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要求美国政府的代表同他们的领袖展开83年来的第一次谈判。苦难的印第安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纪念会之后，美国政府悄悄杀害了他们300名部落成员。这些绝对弱势的“野蛮人”一个个悄悄地倒在自己的家园里。
在西方延续500年的殖民罪恶期间，他们遭遇了殖民地居民一次被命名为911的反抗，可是，被殖民地的人民和社会，每天都在忍受911式的屠杀和恐怖。简单地说，五百年殖民史上，每天都是911。今天的伊拉克人民、阿富汗人民，依然深陷此种悲惨的命运之中。
其实，自从那些基督徒踏上美洲的土地之后，印第安人就被驱赶着走上了种族灭绝的悲惨旅程。他们的土地被一片一片地霸占，他们赖以生存的动物群落被这些白人基督徒灭绝性地屠杀。白人基督徒在美洲土地上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奴隶制。他们不但将印第安人作为他们的奴隶，而且大规模地捕猎非洲黑人，运到美洲作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