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站起来——我们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
作者：摩罗
书籍简介：
本书反思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泛滥的文化软骨病，说破中国百年西化史的真相；揭露西方殖民史的真相，首次撕破西方人“自我美化”的画皮，打破国人“西方崇拜病”的迷信。
本书抨击“身在中国、心系西方”的洋奴精神，高举“拒绝西化、重返巅峰”旗帜，呐喊“中国人没有特殊的劣根性、不是劣等民族、更不是西方奴隶”；呼吁中国人重树民族自信，找回民族尊严，重塑大国豪情，挺起脊梁做“崛起的一代”。
章节介绍：
中国人一百年来为何跪在西方人面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西化时代何时终结？中国人怎样在精神上站起来，平视西方，将中国崛起的大趋势变成现实？
一百年来，中国人在精神上始终跪在西方人面前，虔诚地顶礼膜拜西方人，一味地崇洋媚外，虚心地接受被污蔑、被臭骂、被改造的可悲境遇，不自觉地戴上“唯我独劣、封闭愚昧、迷信落后”的精神枷锁，养成了“自轻、自贱、自虐”的洋奴精神。
就人性的基本特征来说，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性，没有两种人性。
有人认为西方人有一种高贵的民族性或者国民性，东方人有一种卑贱低劣的民族性或者国民性，这等于说地球上具有两种不同的人类。
作者简介：
摩罗，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20世纪末，陆续出版《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大地上的悲悯》等思想随笔集，将真切的个人体验融入灵动的理性哲思中，引发全国大学生的普遍共鸣……
《中国站起来》评介：
呐喊：拒绝西化，呼唤国胆，做大国民
——2010年最震撼中国人的精神福音书
中国人一百年来为何跪在西方人面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西化时代何时终结？中国人怎样在精神上站起来，平视西方，将中国崛起的大趋势变成现实？
日前，摩罗新书《中国站起来》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做出了响亮的回答。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为该书感动作序，钱理群、刘震云、梁文道、孔庆东、刘仰、时寒冰、向松祚、乔良、王湘穗、张忠智等两岸三地的名家联袂推荐，共同表达“中国站起来”的呼声。
摩罗反思中国百年西化史，发出新时代振聋发聩的呐喊：“中国要么崛起为世界的榜样，要么沦落为公共食堂”，呼吁中国人从西方崇拜的迷信中醒来，呼吁对中国洋奴精英进行一次新的思想启蒙，呼吁中国人挺起脊梁做“崛起的一代”。
该书甫一上市立即引起了轰动，其中“义和团拯救中国”、“天朝没有夜郎自大”、“乾隆会见英国使臣没有错”等独树一帜的观点，更是引发了学界的热议。作者开风气之先，第一次大胆重评中国近代史，挖掘积极向上的历史资源，加强中国人的自信心，助推中国崛起与民族精神。
“身在中国、心在西方”的中国洋奴
一百年来，某些中国精英将全盘西化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疯狂地顶礼膜拜西方文化及其国家，在精神上沦落为“身在中国、心系西方”的洋奴。摩罗斥责：“中国的某些精英人物就像西方殖民势力安置在中国的思想警察，中国的思想稍有一点为西方世界不喜欢的苗头，他们就立马端起了灭火器。”
现如今，我国的主流精英日益将八十年代乌托邦化、理想化，神州大地也日益泛滥起洋奴精神。“他们发现自己站立了几十年既没挣到钱，也没有理顺国内各个群体的利益关系，自卑之心油然而生，于是重新跪了下来，不但跪在西方文化的神龛底下，而且跪在西方国家的神龛底下。”
有鉴于当代中国人“全盘西化、崇洋媚外”的可悲现实，摩罗大声疾呼：西方人犯下的罪恶与错误，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种族；中国人再也不能跪在西方人面前甘做奴隶，必须砸碎一切精神枷锁，挣脱西方人的精神奴役，而要在精神上站起来，做高贵、自信、精神崛起的大国民。
摩罗呼吁：“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把颠倒的价值理顺过来。没有这样的启蒙，中国纵使在经济上崛起，也不过是一堆立不起来的银子，这些银子跟国民的福祉很可能关联甚少，因为它们只是为国内和国外的既得利益集团预备的。”
中国人是低等民族、是西方奴隶吗？
鸦片战争摧毁了许多中国人的自信，他们开始承认并虔诚地认同西方殖民者给我们描述的一切病症。摩罗研究西方殖民史后，惊呼：西方人批评甚至污蔑中国人是蓄谋已久的，是潜藏着殖民中国的祸心。其实，中国人并没有特殊的国民劣根性，国民劣根性正是西方人亲手打造并戴在国人身上的精神枷锁。
西方人批评天朝夜郎自大，中国某些精英随声附和并痛心疾首地忏悔，激烈地批判国人的自尊自大与排外，惟恐批判得不积极得不到洋人的赏识。摩罗认为，这实质上是亵渎自己民族的尊严，难逃“洋奴”之嫌。“如果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种族和文化没有自尊、自信、自大倾向，那才是不正常的。”实际上，西方人充满了自我中心主义意识，充满了凌驾于一切其他人种之上的傲慢与偏见。他们不断丑化中国人，将中国人视作畜生。
西方人批评中国人很奴性。“鲁迅一有机会就提醒国人，别忘了咱们是奴隶，一生气就诅咒国人甘做奴隶和奴才。”摩罗告诉我们：“人类文明史就是殖民史。西方人也曾被征服过，也很奴性。“如果我们曾经认真研究过梁启超、鲁迅、陈独秀、谭嗣同、陈天华、秋瑾、孙中山等等前贤的文字，我们不难从每一笔每一划中感受到一个奴隶灵魂的灼人伤痛。这种灼人的伤痛感，标识出我们民族与奴性之间的深刻界限。这种灼人的伤痛感有多深，我们与奴性之间的界限就有多深。”
美国人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捏造数据，污蔑中国人的暴力倾向世界第一。摩罗指出，人类历史上唯一杀遍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群在欧洲，唯一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群在欧洲，唯一对一个散居的古老民族（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大屠杀的人群也在欧洲。500年来，他们每天都在制造9·11事件。西方人的暴力倾向雄冠全球，亨廷顿没有资格批评中国人。
美国国父华盛顿是殖民头子吗？
孟德斯鸠、黑格尔、达尔文、华盛顿、史密斯、亨廷顿等都是不少中国人顶礼膜拜的西方圣贤，但在摩罗眼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殖民者的帮凶。因为站在中国人立场上，他们为殖民掠夺提供了思想理论的支撑，摇旗呐喊，杀人于无形。
摩罗以详尽的史实揭露西方殖民史的惨无人道：“美国总统华盛顿在指挥独立战争的同时，就曾经四处张贴布告，通缉他的逃亡白奴。他还写过文章，介绍给印第安人剥制头皮的方法和经验。美国政府曾经大张旗鼓地鼓励美国市场上的印第安人头皮交易，一遍鼓动全社会剥印第安人头皮的商业热情。”
尤其可怕的是，西方殖民史与种族大屠杀仍在当代延续。“西历1973年，就在当年大屠杀的现场（翁迪特尼），当年惨遭杀害的民族举行了一个纪念会。……会后，美国政府悄悄杀害了他们300名部落成员。……许多人为基督徒殖民者辩护，认为这些罪恶发生在殖民时代，好像那就应该是一个野蛮时代，所有的罪行都可以一笔抹杀。可是，他们制造第二次翁迪特尼大屠杀时，已经是1973年。如果我们说美国在1973年还处于野蛮状态，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文明起来呢？”
摩罗立足于中国立场，在书中表达了“批西方、批洋奴、批精英，改变全球化的国际惯例；爱中国、爱愤青、爱草根，树立大国民的民族信心”的赤子情怀。“历史的经验表明，那些‘文明’国家一爱上我们这些‘野蛮族群’，我们就连热爱自己的文化和生命的权利都没有了。无论是日寇铁蹄下的中国人，还是白人刀剑下的印第安人，都曾经用自己的家破人亡验证过这条简单的道理。”实际上，擅于自我美化的西方人从来都没有道德优势，没有蔑视中国人的资格；西方人吹嘘的民主与自由的天堂，里面包裹着血腥肮脏的殖民历史。
中国人怎样挺起脊梁、做大国民？
殖民时代，弱国被强国的枪杆子所统治。全球化时代，弱国被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即所谓国际惯例所统治。所谓的全球化是美国人精心设计的世纪大骗局，是充满了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血腥陷阱。全球化的格局只对富强国家有利，贫弱国家则极易遭受利益的损害。
摩罗认为，中国崛起，就应该勇敢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民福祉，勇敢挑战国际惯例。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扎根于民间，必须扎根于民族，必须扎根于中国，才能成为勇敢捍卫国家利益的国胆。
摩罗相信：“《中国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货币战争》、《中国怎么办》、《金融超限战》等书的作者群体是新一代启蒙思想家与国胆，将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与此同时，崛起的中国需要文化自觉与自信。费孝通先生虽然是西方文化的嫡传弟子，但他始终扎根于中国大地，是中国文化自觉的先驱。他给人类留下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体现了中国文化博大、包容、和谐、共生的真髓，呼吁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必将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文化力量。如此，中国人才能自信地站起来。
名人推荐钱文忠、宋鸿兵感动作序
钱理群、刘震云、梁文道、孔庆东、刘仰、时寒冰、向松祚、乔良、王湘穗、张忠智等联袂推荐
摩罗的思想是喷涌的熔岩，摩罗的文字是犀利的斧钺。一切模糊和常识都被他的思想烧炼，一切虚伪和结论都被他的斧钺责问。每一次读完摩罗，我都必须俯首捡拾起自己的知识碎片，重新整理缀合。我相信，这就是摩罗的力量；而如此强大的力量，在今天是绝不多见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
摩罗老师在《中国站起来》中，饱含深情地梳理了那几代人精神崩溃的过程，描述了至今依然残留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创伤，并告诉我们前人之所以对那些强悍而又唯我独尊的西方文化顶礼膜拜，是因为前人被枪炮打败之后，一直趴在地上仰视征服者的“伟岸”形象。
——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
读了摩罗这本书，我十分震惊。本来他是肯定五四和鲁迅等人的，现在变成怀疑和批判。他在批判“西方文明”的同时，开始相信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力量，相信民间及其文化的力量，相信中国和中国人能够崛起。或者，像汤因比的书一样，这也是一本预言书。摩罗说这本书是写给七零后以后的人看的，我倒建议六零后五零后之前的人也看一看。
——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
刚刚展卷拜读摩罗先生大作《中国站起来》，真是文气浩瀚，佩服。
——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
忧患意识最能促使一个民族在自省与反思中，踏过荆棘之路，勇敢前行。没有一个大国能在盲目的自我膨胀中实现崛起。因此，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少谈崛起，多谈危机的化解。这或许正是《中国站起来》的价值之所在吧。
——著名财经评论家、《中国怎么办》作者时寒冰
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只是中华民族精神主体的宣言。我相信摩罗的论述，会感动那些曾经把中国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前辈，他们的在天之灵会说：“其实我们所切盼的，正是这个站起来啊！”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
别人诋毁中国不可怕，中国人主动自我妖魔化才是真正的危险。丑化中国就是企图从精神上阉割中国。经历了五四之后的逆反，21世纪的中国需要再次逆反。中国5000年历史应该重新书写，摩罗先生的《中国站起来》走出了第一步。21世纪，我们要重新做一个高贵的中国人。
——《中国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作者刘仰
只要读一读摩罗的《中国站起来》，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我们从小就一直接受许多似是而非的讯息。《中国站起来》破解了为什么五四以来中国一直站不起来的迷思，21世纪的中国盛世更需要海峡两岸共同去努力。
——台湾远东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张忠智
摩罗语录
（摘自摩罗著《中国站起来——我们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
中国要么崛起为世界的榜样，要么沦落为公共食堂。
我们不要担心自己的同胞不爱国，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值得每个国民为之自豪的共同体，而不要让它成为少数人的私货。
最无能的男人总是抱怨祖宗没给他留下更多的财产，最无知的精英总是抱怨大众过于愚昧听不懂他的伟大思想，最无耻的失败者总是歌颂强盗劫掠时打断他一条腿给他开创了生命新境界，胡适博士三者兼备焉。
中国的某些精英人物就像西方殖民势力安置在中国的思想警察，中国的思想稍有一点为西方世界不喜欢的苗头，他们就立马端起了灭火器。
若是有谁对于西方国家的弱肉强食、穷兵黩武说了一句批评意见，必有一大批洋奴对他拍案而起。若是有人对于国际社会的不公平略有批判倾向，必有一大批洋奴斥之为爱国贼。
倘若我们的民主化进程能够让人每天看到希望，倘若我们的产业具备国际竞争能力，倘若我们的外交总能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倘若我们的国民总能像这次派专机从甲型H1N1流感疫区墨西哥接回中国公民那样受到尊重，倘若我们的穷人能够享受到稍多一点的公平和帮助，那么，这种崇洋迷外的洋奴思想和逆向种族主义思想就不会具有如此大的市场。
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把颠倒的价值理顺过来。没有这样的启蒙，中国纵使在经济上崛起，也不过是一堆立不起来的银子，这些银子跟国民的福祉很可能关联甚少，因为它们只是为国内和国外的既得利益集团预备的。
GDP记在中国的统计表上，利润却流进外国人的金库。消耗的资源是中国人的，流出的血汗是中国人的，掏空腰包的也是中国人，只有利润不是中国人的。
在最近两年的金融危机中，一位中国官员壮着胆子说，西方人已经失去了道德优势。这简直是个大笑话，西方人从来就没有道德优势，何以直到今天才“失去”道德优势？可见我们中国人被他们“自由市场”等等道德面纱欺骗了多久，可见我们在这个以枪炮和军事基地统治世界、奴役万民的种族面前跪伏了多久！
金融危机本来是美国金融机构的过度掠夺导致的。危机发生以后，全世界的经济体被迫为危机买单。美国政府要求各国政府为金融危机担当责任。中国本来是发展中国家，在跟美国等强国进行经济往来时，连“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都没有。可是美国忽然要求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做“负责任的大国”。“负责任的大国”是什么意思，就是买单能力很强而且买单态度积极的国家。
跨越五四，回归康梁，从康梁这里重新起步，以“飞龙在天”的雍容豪迈之气崛起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中华文明，这才是我们的康庄大道。
西方殖民者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的批评，实际上是强盗对于劫掠对象的批评。一边劫掠一边对劫掠对象进行道德批评和心理摧毁，本是历史上一切强盗集团的惯用伎俩，并无新鲜可言。
中国长久的失败使得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就被西方人洗脑了，我们许多人不自觉地成了洋奴，成了西方立场的坚守者、西方利益的维护者。这些人给中国造成的伤害，是西方殖民者给中国造成的伤害的延续。
中国那些最具影响力的学者，还不愿意接受佩雷菲特的结论。他们已经习惯于按照西方殖民时代的口型卷动自己的舌头，习惯于从中国历史的一切悲惨故事中寻找国民劣根性的证明材料，并用以证明西方种族的伟大和神圣。他们的这种恶习一时还难于更改。
你看那义和团，不但排外，还喜欢装神弄鬼，多么没有理性。你看那大跃进，就那傻冒水平，还想着赶英超美。一百年来，我们对于自己民族的类似指控无穷无尽，蔑视、鄙薄之情溢满胸间。
屈辱之中谁都容易狭隘，仇恨之中谁都容易凶残，困窘之中谁都容易荒谬。
一个人越是激烈地批评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就越是觉得自己光荣伟大，这是殖民地居民讨好殖民者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
既然谁都曾经被征服，谁都曾经在屈辱的境遇中卑屈地残喘，那么为什么人们偏偏强调中国的屈辱历史，偏偏突显中国人的奴性呢？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殖民史。可是所有那些惨遭屠戮和殖民的民族都不得不从血泊中爬起来，在屈辱的殖民模式中继续繁衍生息。
我们像一个虔诚的孩子，循规蹈矩地期待着国际社会的一句认可与表扬，最好还能得到一块奶糖的奖赏。我们等了三十年也没等到一句表扬，那块奶糖更加缈不可及。相反，我们书包里原有的奶糖大多都给塞进了强国的口中。
那种花一百元把自己灌肥，再花一千元给自己减肥的生活方式，是比裹脚布和贞操带更为荒唐丑陋的文化。
有的极端分子甚至遗憾当初英国人和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殖民战略为什么没有获得全面成功，进而为中国没有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而痛苦得仰天长啸。他们向苍天祷告，中国需要殖民三百年。他们几乎坚定地相信中国人就是劣等民族，我们只有拜倒在西方国家的脚下才是唯一的出路。
序一 钱文忠：伟大史诗般的呐喊
吴洪森让我相信在这个时代世界上还有挚友，而他的朋友摩罗则让我相信在这个时代世界上还有神交。因为，我至今还只和摩罗见过一面。
最早听说摩罗的名字并阅读摩罗的作品，都是拜洪森兄所赐。摩罗对于我，意味着剧烈的冲击和绵延的记忆：摩罗的思想是喷涌的熔岩，摩罗的文字是犀利的斧钺。一切模糊和常识都被他的思想烧炼，一切虚伪和结论都被他的斧钺责问。每一次读完摩罗，我都必须俯首捡拾起自己的知识碎片，重新整理缀合。我相信，这就是摩罗的力量；而如此强大的力量，在今天是绝不多见的。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私言。洪森、孟繁华等都是我内心非常敬重的人，他们和摩罗的交往，以及对摩罗的理解与精当评价，都是我无法比拟的。但是，我之所以相信和认同他们对摩罗的判断，绝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名字和品行，而是因为他们说出的正是我心灵深处的感受。
摩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世纪过去了，历史没有满足我们的期待，而是赏给我们更多的丑剧和闹剧；民族没有回答我们的呼唤，而是加给我们更多的奴役与凌辱。我们这些将醒未醒的奴隶，只有带着最大的哀痛，彳亍于时间的黄昏，无望地临风而歌。”这段话，至今还在我的读书笔记里，未敢或忘。
但是，摩罗终究是一个临风亢立的歌者，即便哀痛，甚或无望，他都只会笔直地站立着，直面所有的奴役与凌辱，直击所有的丑剧和闹剧，大声呼唤出他的期待和希望，穿透漫长的时间走廊。这是令人油然生出敬意的伟大史诗般的悲壮努力。
《中国站起来》正是努力的结果。摩罗是一位作家、诗人、学者，然而他更是一位知耻的勇者。在他以往的文字中，“耻辱”像茫茫夜空中的闪电一样，刺破浓浓的黑暗，挑开我们被遮蔽的良知。正如《中国站起来》的副标题所昭示的那样，摩罗关注的是“我们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他的歌、他的哭、他的喜、他的哀，所关乎的都不仅是他个人。尽管我们知道，摩罗感受了太多的苦难。
摩罗年长我五岁，而我将他视作兄长，却绝不仅仅因为序齿的关系。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人生轨迹几乎全不相同。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精神自有契合。摩罗在后记里说：“我这本书本来就是写给70后、80后、90后一代人看的”。摩罗和我都是60后的一代，我们又凭什么可以写给后来者看呢？《中国站起来》是摩罗的答案。我的答案是，或许我们还曾经在理想主义的岁月里浸润过，虽然在记忆中，理想难免堕入虚妄，但是，理想对于我们，依然是一个美丽而高尚的字眼。正因为此，我们除了微笑和冷漠之外，还会歌，也还会哭。
我之所以愿意、敢于给摩罗的《中国站起来》写序，并不是因为我赞成摩罗的所有主张。摩罗不需要世俗的客套和伪饰。对于摩罗新书里的不少见解，我都持有不一样、甚至很不同的看法。只不过，我坚持认为，我们不能没有刺破迷雾、击透寂寥的歌哭者。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向摩罗这样的歌哭者致敬，是我无上的荣光。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序二 宋鸿兵：中国文化也要站起来
读完摩罗老师的《中国站起来》，我仿佛听到了远处地平线上沉沉的呐喊，这是新一代中国人在精神上拔地而起的呐喊！
中国崛起了吗？一个没有在精神上完全崛起的民族能够号称崛起了吗？
一个没有自信的人是不可能做出什么伟大事业的，同样，一种缺乏自信的文化也不可能孕育出强大的国家。如果说打垮一个人首先就要摧毁他的意志，那么打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阉割其文化自信心。
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没有根治中国一些人身上存在的严重的文化软骨病。这一病根直接源于西方的侵略。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交锋。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首次大规模碰撞之时，中华文明竟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如此之不堪，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由惊奇到惊愕，由惊吓到惊骇，六神无主，方寸大乱，发出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的惊呼。国人先是认为洋人船坚炮利，遂实行洋务运动，以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没想到还未与洋人交手，竟惨败于国力军力不相伯仲的后起西化的日本。
痛定思痛，中国的知识界认定甲午之战，败在政治制度腐朽，于是就有了康、梁变法，试图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社会结构。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延续两千年的沉重社会结构岂可一朝推翻，强大的保守势力从社会的各个角落涌出，汇集而成一股庞大的逆流，顷刻之间就剁下了戊戌六君子的头。辛亥革命固然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但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北伐战争，军阀割据，列强染指，中国丧失了中央集权的力量，中国的民族危机更甚于清末。政治改革的彻底失败，军事领域的全面崩溃，民族经济的破败凋敝，使整个中国社会陷入空前混乱。
在有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的深刻历史传承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第一次产生了对于中华文明深刻的怀疑和否定的思潮。从鸦片战争前后对西方文明全面的不屑，到洋务运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再到“五四”时期的“全面西化”，中华民族对自身文明的自信心全面地崩溃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也无法以中庸平和的心态面对这场亡国灭种的危机，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集体陷入迷茫和偏执，歇斯底里地抨击一切传统文化。他们不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也咒骂与封建制度共生的儒家文化，甚至连承载中华文明的汉字也未能幸免。他们的逻辑非常简单，枪炮不如人是工业不如人，工业不如人都因为科技不如人，科技不如人肯定是教育不如人，教育不如人全怪汉字不如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史的一系列惨败对中国知识界的心理冲击所造成的内伤，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完全平复。
摩罗老师在《中国站起来》中，饱含深情地梳理了那几代人精神崩溃的过程，描述了至今依然残留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创伤，并告诉我们，前人之所以对那些强悍而又唯我独尊的文化顶礼膜拜，是因为前人被枪炮打败之后，一直趴在地上仰视征服者的“伟岸”形象。《中国站起来》将那些不能容忍别人文化的霸道文化从道德神龛上拉下来，让我们能够充满自信地看待自己的文化资源，并且用自己的文化医治自己的内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在国际上确立了大国地位，从而在政治上站立起来了。
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这是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确保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再也不敢对中国轻启战端，中国在军事上站立起来了。5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每天仍然在享受着那场战争所带来的和平红利。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被压抑已久的经济爆发力得到了空前释放，经过30年的巨大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的分量已经接近以美国为代表的第一集团。中国在经济上也完全站立起来。
2009年，当全世界都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中下滑时，中国的经济仍然在发展，尽管中国难以在这场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中独善其身，但中国社会所内含的经济增长潜力并未受到实质性伤害。
英特尔CEO葛鲁夫在其名著《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中首创“战略拐点”（Strategic Inflection Point）概念，即当环境逐渐变化到某一临界状态，公司将不可逆转地兴盛或衰败。公司如此，国家和文明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华文明在十七世纪就经历了由盛转衰的“战略拐点”，此后三百年中，在与西方文明的竞争中不断衰弱下去，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文明的衰落终于触底。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中华文明处在艰难的复苏阶段，而现在正在逐渐靠近新的“战略拐点”，一个可能开创未来数百年全新发展阶段的新的历史起点。
中国社会的巨变，中国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归根到底是中华文明被压抑了三百余年的心理能量释放的物质化过程！五千年艰难困苦所历练出的智慧，无数沧桑巨变所孕育的豁达，与贫瘠的土地和肆虐的自然无休止抗争所造就的坚韧，在和西方文明剧烈碰撞的巨大痛苦和强烈刺激之中，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的文明因子被注入进来，一种从未泯灭的舍我其谁的豪情被激发起来。一种全新的中华文明正在蓄势待发，它应该有：在经济版图内开疆辟土的雄心，在科技殿堂里煮酒论英雄的冲动，在政治天平上平衡王道与霸道的自信，在文化与艺术的王国中追寻完美的执著。中华文明必然也必将在即将到来的“战略拐点”上勃然而兴！
从1949年开始，中国分别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完全站立起来，但在文化思想领域仍然只站起来一半。我们坚信，2009年将作为一个重要的年份被载入史册，这就是随着中国模式的确立和中国模式学派的发展壮大，中国的文化思想界从这一年开始，也将完全站立起来！
无论是60年的民族独立，还是30年的经济腾飞，都是以五千年民族文化为支撑的。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自己的发展模式屹立于世界，摩罗的《中国站起来》，就是汹涌澎湃的民族复兴浪潮中一朵闪亮的浪花，它映现着中华民族在精神文化上拔地而起的伟大前程和信心。
1949年，毛泽东挥笔写下“别了，司徒雷登”。2009年，我们振臂呐喊“别了，美国模式！”。
华尔街“彼岸”沉没了，中国模式确立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中国的“战略拐点”就因此而生成，中华民族的巍然屹立就以此为坚实的基础。
（本文作者系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货币战争》Ⅰ、Ⅱ作者）
前言 崛起思潮激荡着神州大地
1909年，看不到中国的崩溃是有眼无珠。
2009年，看不到中国崛起的趋势也是有眼无珠。
如果说1949年以后三十年的主题词是独立创业，1979年以后三十年的主题词是改革开放，那么，2009年以后三十年的主题词更为简洁：崛起。
用不着三十年后再来总结出这个主题词，最近三两年的流行词语中，“崛起”已经脱颖而出，形成汹涌的潮流。
自从满清入关以来，中国进入了将近三百年的文化停滞期。这个时期跟西方殖民者屠戮全世界的时期基本相当。
当西方殖民者的魔爪伸向中国以后，中国更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血腥、动荡、屈辱、抗争时代。自从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几代中华儿女为了摆脱殖民掠夺，实现国家富强，维护和振兴民族文化，进行了极为悲壮的奋战。
四百年的期待实在太长久，两百年的奋战实在太艰苦。此间我们甚至错过了一些很好的发展机遇，我们甚至因为内部的纷争白白耗费了太多的能量。
然而，我们毕竟有关键的几步走得十分坚实有力，在应该独立的时候我们终于独立了，在必需解决温饱的时候我们终于实现了温饱。这两步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为了实现民族独立，那么多英雄的中华儿女倒在枪林弹雨之中，为了在英语民族所控制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谋求经济的增长，据报道中国的工人阶级仅在珠三角地区流水线旁每年奉献出四万根手指。这是一条多么血腥的解放和发展之路。
今天，当我沐浴着北京的秋风，写下我们是“崛起的一代”，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壮和哀痛化作泪水滚落下来。四百年的期盼，两百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这次崛起的机遇。无数前辈的鲜血、汗水、智慧、祝愿，化作沙砾和碎石，铸就了我们今天崛起的基础。我们承续着前辈的血脉，我们牢记着前辈的祝愿和嘱托。我们必须为一部悲惨的近代史续写出壮丽辉煌的篇章。
然而，就像我在本书中所说，中国的崛起目前尚难说已经成为事实，而只是某种趋势。我们不但应该看到这个趋势，而且必须抓住这个机遇，用我们的战略智慧和辛勤劳动，将这种趋势化作现实。
对内而言，我们的崛起应该让每一个利益群体和所有国民都成为受益者，国内各阶层利益的分配必须达成某种均势，这种均势必须足以保证不引起剧烈的、广泛的社会动荡，必须足以保证经济发展中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因此，加大第一次分配的公平，也就是增加从业者的工薪待遇，是刻不容缓的第一个改良措施；加强公民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让所有遭遇困难的公民有所依赖，是刻不容缓的第二个改良措施。建立一个社会较为永久的内部和谐和良性循环，才能保证所有公民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至为坚定的国家认同，才能保证一个强国永不衰竭的凝聚力，才能保证在国际社会拥有相应的号召力和感召力，才能保证中国的崛起不至于像当年的德国、日本、苏联那样半途而废、而成为改变人类社会政治格局和历史命运的伟大事件。
对外而言，我们的崛起，意味着我们要在国际社会享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这有可能让国际社会的强势国家感到不适应。举一个很小的例子，目前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仅占3.42%股份，美国却占有17.4%。当我们的经济总量扩大，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占的股份和发言权就将扩大，这就势必要压缩欧洲和美国人所占的空间。今年美国要求欧洲给发展中国家让出5%的股份，美国自己却独自占着17.4%的股份分毫不让。而且，这个17.4%的股权比例拥有独家否决权。明年，明年的明年，美国还能独自守住这个拥有独家否决权的股份吗？如果发展中国家要求更大的股份，甚或提出干脆废除目前的游戏规则，另创一套自己的游戏规则，美国和欧洲又会作何反应？美国的反应将会激烈到什么程度呢？
任何国家的崛起过程都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博弈过程。所有强国都不愿意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因为谁也不愿意轻易放弃已经拥有的权力和利益。
谁都知道，英语民族的霸权地位使得这个世界极不公平，他们控制世界的秘诀就是遏制所有其他国家的发展。历史上好几个强势国家起而挑战他们的霸权，可是所有的挑战者都一败涂地。法国的拿破仑时期、德国的威廉二世时期和希特勒时期、俄国的社会主义时期、日本的二战时期和八十年代的产业扩张时期，都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向英美霸权索要更大的话语权。可是他们全都遭到惨败。
挑战的失败是血腥的，挑战的成功也同样是血腥的。四百年殖民史上，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先后成为世界霸主，霸主权杖的交接大都是以残酷的战争完成的。就此而言，反抗殖民注定是一条血腥之路，崛起未必就不是血腥之路。
这几年，我们一直强调要和平崛起，这无疑是正确的崛起之路。但是，我们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幸运，并不是取决于我们单方面的愿望。我们在奉行和平崛起的战略方针的同时，还得具有应对一切恶劣时局和事件的预案。当然，这并不是本书所关注的重点。
本书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尽早摆脱殖民时代所加给我们的精神创伤，我们应该挺起精神脊梁，以饱满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走向崛起之路，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伟大气魄，将今天崛起的趋势变为明天崛起的现实。
四百年的期盼，两百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今天这个崛起的机遇。如果错过这个机遇，我们不但愧对先辈的奋战，而且可能把我们的后代重新推到奴隶和难民的非人境遇之中。
今天的中国人，如果不适时地从“国民劣根性”的自卑体验中走出来，就无法建立民族自信，就无法完成底层与精英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就只能永远卑躬屈膝地拜倒在昔日歹徒面前。“国民劣根性”的自卑体验，其实就是被打败之后精神崩溃的体验。
今天的中国，真的到了砸碎昔日歹徒强加给我们的精神枷锁的时候。如果当初我们接受这些精神枷锁有其万不得已的合理性，那么今天，我们再戴着这样的精神枷锁在全球化的大会堂里依然跪伏在昔日歹徒的后代面前，实在没有一点合理性可言。
所以，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志在必得。
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殚精竭虑，誓死拼搏。
“血沃中华劲草肥”，我看见工人农民的血汗正在浇筑着中国崛起的基座；我看见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20峰会、气候峰会等等国际舞台上，中国政治家和外交家捍卫国家利益的身姿越来越自信；我看见大量文化人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崛起的伟大意义，一股“崛起论”的思潮正在神州大地上汹涌而来。
中国具有最为丰厚的文化资源、政治资源、人力资源、智力资源，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崛起的优势。中国有所不足因而尚需加强的，可能在于民族信心，以及与世界霸权博弈的战略意识。
我们是继续消费五四时代给我们建构的意识形态，继续沉溺于崩溃的痛苦和跪伏的习惯之中；还是挣脱枷锁，以天下平等意识和中华文化的自信崛起于东方、腾飞于世界。这是当代中国人需要作出的选择。
有一些人继续体验崩溃和跪伏，有一些人正在意识到崛起的趋势和力量。他们各有自己的理由，但是能够为中国的未来带来光明的、能够为克服世界性危机提供贡献的，显然是后一种人。
殖民时代，一些西方人喜欢将中国比喻为睡狮。今天的中国正在醒来，但是如果它的国民不能挺起脊梁，醒来的中国将只有一堆由GDP构成的肌肉，而无法站立起来。新一代国人在精神上的崛起，才是中国崛起的先声。
本书自觉地加入到蔚然成风的“崛起论思潮”之中，为振奋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激发国人挺起精神脊梁而尽绵薄之力。倘若能够以此跟“崛起的一代”实现沟通，笔者将会感到十分荣幸。
有人说，中国是这一次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如果就唤起中国人的崛起意识、激发中国人的崛起思潮、促进中国人的崛起信心而言，我认为这话是有道理的。
二战时期，日军摧毁美国军港珍珠港的第二天，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务院分别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建构一个二战结束以后由美国控制的世界秩序。美国竟然拥有如此深谋远虑的战略家，难怪他们能够如愿以偿地称霸世界。
这一次金融危机正向纵深处发展时，著名经济学家向松祚在他所主编的《环球财经》杂志上提出，金融危机乃是中国的战略拐点。他的反应虽然不及当年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对珍珠港事件的反应那么神速，但是，对于蛰伏四百年的中国人来说，已经堪称明敏了。在向松祚提出这一观点前后，关于“大国崛起”、“大国战略”的出版物和电视节目，潮水一样漫向市场。这说明，这个死里逃生的苦难民族已经朦朦胧胧意识到了这个战略拐点。
我个人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崛起意识提前十年形成了思潮，而且激发中国读书人像康有为、梁启超那一代人一样，再一次将眼光扩展到了全世界。
新一代中国读书人，再也不是有眼无珠的书呆子，而是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崛起代。
在应该独立的时候我们终于独立了，在必须解决温饱的时候我们终于实现了温饱。今天，在应该崛起的时候，我们正在紧紧抓住崛起的机？。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部曲。
崛起的思潮激荡着神州大地，民族复兴迈上了最后的征程。
一、中国人为何自我精神阉割
一百年来，中国人在精神上始终跪在西方人面前，虔诚地顶礼膜拜西方人，一味地崇洋媚外，虚心地接受被污蔑、被臭骂、被改造的可悲境遇，不自觉地戴上“唯我独劣、封闭愚昧、迷信落后”的精神枷锁，养成了“自轻、自贱、自虐”的洋奴精神。
原来，这是五四启蒙运动种下的祸根，这是鲁迅、胡适、蔡元培、陈独秀等精神领袖们惹下的祸。原来，他们率先丧失了中国文化和民族信心，率先精神大崩溃，盛情礼赞西方人，无情妖魔化中国人，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开启了“全盘西化”的民族自强的发展战略，最终将中国人带上了崇洋媚外的疯狂列车。
中国国民劣根性这道精神枷锁，就是首先由西方殖民者精心锻造打制，然后由五四时期的中国精英学者给中华民族戴上的。
在戊戌政变之前，中国代表性的精英人物诸如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等都是坚定的“中体西用”论者，他们跟西方文化霸权保持着不失尊严的距离，基本上不认可殖民主义者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建构的妖魔化东方形象。一位西方人说：“中国人把英国人当作野蛮人，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文明人；英国人也普遍把中国人当作半野蛮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各民族中最文明的。”由这条描述不难看出，当时的中国精英的确曾经将前来提出各种殖民要求的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看作野蛮人。
跟英国人把未能满足他们全部愿望的中国人看作野蛮人相比，中国人把他们看作野蛮人显然是更加具有理由的，因为踏上中国领土的英国人，对中国人所干的都是逼迫、侵害、掠夺、屠杀、割地、设租界、强行传教等等野蛮勾当。
随着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的节节败退，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他们在文化上抵制殖民者文化入侵和精神摧残的努力很难长期奏效。一个弱者在面临绝顶危机时难免随之出现精神崩溃。这样的全面崩溃出现在戊戌变法失败和八国联军屠杀之后。
戊戌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转折性事件，它使得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按照现代性价值理念改造中国、壮大中国的愿望遭遇重大心理挫折，从此以后，他们对于通过迅速的富国强兵举措来抵制西方的屠杀与掠夺完全绝望。
借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正是这种被打败而又看不到反败为胜的希望，中国社会才出现了广泛的精神崩溃。
中国精英群体在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溃之后，不得不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权及其对中国的妖魔化描述，不得不从精神文化、民族性格甚至人种层面为中国的失败与绝望寻找原因。
以诞生于1902年的梁启超《新民说》为标志，中国精英人物逐步认可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许多批评。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鲁迅则将“国民性批判”发展为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
在这个声势浩大的“国民性批判”和“传统文化批判”思潮中，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批知识精英几乎全都声气相投。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等，竞相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地批评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弱点，连一直坚定维护中国文化价值的梁漱溟，也不得不顺应时俗，给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总结出十几条缺陷。在那个精神崩溃的时代，各路中国精英达成一个共识，大家顺理成章地将“国民劣根性”看作中国不能及时实现现代化的最主要障碍。
由于五四新文化被后来的历史奉为主流，“国民劣根性”学说自然也有幸享有主流文化之尊，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为热闹、最为核心的主题之一。
我们这几代读书人都是在这样的教育资源中成长起来的。吃狼奶长大的幼崽，对于捕杀兔子只觉得理所当然；在非洲狮子群体中长大的幼狮，对于猎杀非洲水牛只觉得理所当然。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几代中国人，对于猛烈批判本民族、本人种、本社会的国民劣根性，也一直觉得理所当然。
而且，我们一直把西方社会和西方人作为我们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最重要的正面资源，看作我们在国民性改造方面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往往谁在批评国民性上表现得最为尖锐，谁就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和学者。当年陈独秀、鲁迅都是这样振聋发聩的，后来的柏杨、李敖也是这样脱颖而出的。
二、一百年前的精神大崩溃
近代以来中国的失败是西方殖民者反复侵略与掠夺的结果，中国的精神崩溃则是所有这些失败累积起来导致的心理效应。
所以，中国精神崩溃的原因，必须从中国与殖民者的关系中寻找，必须从中国精英群体对于殖民者的认识中寻找，还必须从西方殖民者的文化密码之中去寻找。
失败与崩溃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有的人虽然失败但并不崩溃，有的人事实上尚未失败得不可收拾却已经精神崩溃了。
在西方殖民者攻占与掠夺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中国一开始就一败涂地，但是并没有马上出现精神崩溃。从魏源到王韬到严复到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几代学者，从林则徐到曾国藩郭嵩焘到陈宝箴李鸿章等等几代政治家，他们在殖民者面前一直失败，但是他们的内心一直坚忍不拔，至少没有出现一溃千里的崩溃现象。
尤其是由光绪帝、陈宝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共同发起的维新变法、改制图强的维新运动，是中国自遭遇殖民掠夺以来所出现的最伟大的自救自强运动，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意志、智慧面临困厄时闪烁的奇光异彩。这一抹奇光异彩不但照亮了苦难中国的天空，也照亮了几百年来一直惨遭殖民掠夺与屠杀的整个东方世界的浩瀚天空。
这场改良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间接结出了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果实。由制度变革的战略思想发展到政权更替的革命主张，颇为水到渠成。尤其是制度变革的失败，更是为政权更替的革命运动指明了唯一的出路。
孙中山、黄兴这一代革命家，与康有为、梁启超虽然政见不同，有时候甚至形同水火，但是他们在心理状态和精神力量上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能够以如此坚韧、顽强、挺立的姿态反抗西方的殖民掠夺，应对世界历史的新格局。这是他们的共同特征，这也是梁启超日后能够在民国政府中出任要职的共同基础。
可是，这种坚韧、挺立的姿态，止于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那两代。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代，拥有话语权的中国精英群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崩溃。维新运动在慈禧的铁掌下灰飞烟灭，中华民国空有名号却无以自立，引来的只是无休止的混乱和混战。
前几代历史人物这些惨不忍睹的一连串失败，作为历史的尘埃集结在五四精英群体的神经上，终于将他们压垮，导致了他们神经断裂、精神崩溃。
五四以后的这几代人，全都是吃五四的奶长大的，五四时贤在我们心中享有不可怀疑的权威地位甚至神圣地位。今天的中国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鲁迅的信徒，另一类是胡适的信徒，总之，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信徒。所以，当有人说五四一代是精神崩溃的一代，无疑是一个触犯众怒的观点。
如果今天的读者像当年的康有为梁启超那样具有坚韧、挺立的精神状态，而不是像五四一代那样精神崩溃，也就不需过早发动自己的极端情绪。
三、梁启超和鲁迅，谁更伟大？（上）
清末时期，中国受尽了西方殖民者的凌辱和掠夺，可是那几代人一直没有低下头来。无论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还是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以及或开明或保守的各路大臣，没有人被西方殖民者所编造的意识形态谎言所诓骗。他们对于殖民掠夺者的丑恶行径具有清醒的认识，一直不接受西方人所建构的意在为其殖民掠夺服务的世界图式，一直把西方意识形态当作一种地方性知识拒之门外，而没有主动地将自己安放在西方意识形态给我们设置的屈辱地位。
康有为梁启超维新一代，面对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并没有出现精神崩溃。相反，鲁迅胡适五四一代已经生活于中华民国时代，亡国之忧已经有所缓解，为什么他们倒出现了精神崩溃呢？
戊戌维新一代与五四一代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戊戌维新一代对于西方殖民势力有清醒的认识，对于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在感情上、精神力量上始终保持对峙。五四一代对于西方殖民者的罪恶行径常常关注不多，对于西方意识形态则几乎全面认同。五四一代精神崩溃的第一道裂缝，就是他们对于西方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接受。
以梁启超为例。梁启超是五四一代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中国社会最激进地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可是梁启超始终坚韧地挺立在中国的大地上，他对中国的批评，对外国文化精华的礼赞，从来没有丧失过民族尊严；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及其主体地位，从来没有怀疑过。对于殖民者为了侵略他者所编造的说辞，常常一针见血地予以揭露和批判；对于西方殖民者变换各种花样的殖民伎俩，他也从来不曾失去体察和洞见。
当西方强盗用枪炮征服全世界的时候，他知道这些强盗的目的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所谓传播文明，而是赤裸裸的抢劫。当他们在一国开矿、修铁路、置产业的时候，他知道这是殖民掠夺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当西方人诱使或者逼迫殖民地国家向西方借贷的时候，他知道这是西方强盗利用金融手段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
既然西方国家玩的是战争动员和劫掠动员，他们的所谓国民性批判，岂有奉为圭臬之理？少年梁启超的洞察力，竟然超过了五四时期整整一代精英人物。
在中西文化关系上，梁启超那一代人一直相信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认可体现在洋务、变法、教育改造、废科举等等实务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按照殖民者建构的世界图式，将中国文化置于愚昧、野蛮、黑暗的洞窟里、而将西方文化置于道德的神龛里。
当时的中国社会，也有一些浅薄之士，抵挡不住西方世界图式的诱惑，常常企图钻进那个框架之中，可是，梁启超、康有为以及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等等具有真知灼见的人，一直在告诫人们，那是一个文化的火坑，我们可不要自蹈火海。
对于殖民者意识形态的认同，绝不是简单的观念问题，而是关乎一国一族的命运。我们如果认可了殖民者为自己虚构的道德优势，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为奴隶的地位和受奴役的命运。这是一个种族的崩溃。
为了避免这种种族大崩溃，我们不仅需要以国家作为我们的保护伞，还需要以我们自己的本土文化做我们的保护伞。失去了这两重保护伞，我们的命运更加悲惨。
就此，康有为曾经这样以印度和香港人的命运警示国人：印度被英国所灭，国人只能做亡国奴，在国家的阶级构成中，所有的亡国奴都是第六等以下的政治等级。英国标榜自己的民主制度，可是在印度的政治史上，自乾隆三十六年至光绪二年，百余年间仅有两位印度人担任过议员。香港被英国人殖民，至今为止香港本土人不能担任政治职务，香港人最伟大的前途就是当洋人的买办，成为买办是他们的至高光荣。
而按照殖民者建构的世界图式，主动将殖民者及其国家、文化供奉在道德神龛里，将自己的种族打入道德地狱之中，这本身就是成为精神奴隶的开始。康有为担心的中国全体国民都沦为印度人和香港人那样的亡国奴，并不是杞人忧天。这样的危机曾经长期盘旋在中国命运的深处。而在精神上沦为西方世界的奴隶，在康梁之后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进程，其高潮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代巨人梁启超不但预言了中国人的这种悲惨命运，甚至连国人精神崩溃的第一道裂缝，也预先指认得清清楚楚。
那是远在1902年，梁启超还在积极提倡向西方学习、主张用西学进行思想启蒙和制度变革的时候，他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一种深远的忧虑，那就是照这种食洋不化的路数走下去，中国精英群体很可能只能沦为洋奴。那一年他写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开篇语重心长地说：“且吾有一言，欲为我青年同胞诸君告者：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夫二十？间之不发明，于我学术思想必非有损也。虽然，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今正当过渡时代苍黄不接之余，诸君如爱国也，欲唤起同胞之爱国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闲视矣。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
从引进西学以促进中国变革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运动的继承和延伸，可是这种延伸所达到的尽头，几乎与康梁变法的初衷相对立。
从1902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还不到梁启超所预料的二十年，“全盘西化”的思潮已经成为时尚，在中国传媒上占据主流地位的一部分知识精英的话语体系中，已经完成了从“崇拜古人”到“崇拜外人、蔑视本族”的过渡。
四、梁启超和鲁迅，谁更伟大？（下）
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创造新文化，只是简单地以西方文化为新文化。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给这个民族洗脑，最后终于引领这个民族意气风发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隶的牢笼。
五四精英群体之所以犯下这样的错误，跟他们的精神崩溃密切相关。他们本不是以融会中西的从容心态发起这场运动的。在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戊戌变法失败了，甲午海战失败了，君主立宪不过是一场骗局，辛亥革命也没革出个好结果，还有袁世凯复辟，还有张勋复辟。
那个以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代精英在精神崩溃之后，使出的一些溢出常轨、违背常情的险招和歪招。
他们的精神崩溃，跟他们心中中国文化的崩溃，是互为表里的。
最简明、最准确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背景的，是鲁迅的一句话。1925年盛夏，鲁迅在《忽然想到》第十一节第八条写道：“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
鲁迅的意思是，五四之所以那么激烈地鄙弃传统文化，就因为我们被殖民者的枪炮打败了。这种文化无法组织我们进行自救，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古老文明尽是糟粕，唯应弃之如敝屣。
鲁迅的判断是否有依据，这种思路是否具有正常的逻辑、正常的判断？这就好比一个秀才被强盗打劫，秀才劫后余生，却将自己被打劫的原因描述为自己所学过的诗书文章。实际上，那帮强盗打劫过所有的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俗文化的雅文化的，甲文化的乙文化的，只要有人动手打劫，无论你持有什么文化都只能有一个相同的结果：失败。犹太民族是创立基督教的民族，可是他们在基督教国家的围剿中，接近种族灭绝。德国跟英美联盟不是同一个文化体系吗？可是德国在英美联盟的共同打劫中，一次又一次失败。
将中国的失败归结为文化，跟那位秀才的看法一样，没有起码的依据。
在精神崩溃之中，那一代人就中西文化关系所作出的判断，就中国文化前途及民族前途所作出的设计，都是不符合正常逻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