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抛弃了维新一代中西融汇、兼收并蓄的文化思想，而将中西文化完全对立起来，极其极端地排斥一种、膜拜另一种。
陈独秀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陈独秀的想法，堵住了中西兼容的发展之路，将中华民族的文化选择逼到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境地。他的真实意思，实际上并没有两种选择，而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对于“西洋”的选择。
像陈独秀一样，胡适也是把是否能够复制西方的道路，看作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愚昧、卑贱的位置上。他们接受这种思想当然极不乐意，甚至充满了屈辱感，但是他们大多数时候，是以强烈的自虐倾向来发泄那种屈辱感的。“百事不如人”的判断昭示了自虐的程度有多深，当然，也昭示了屈辱的程度有多深。
此后鲁迅一辈子坚持不懈地进行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现和发泄。
精神崩溃是危机导致的创伤，崩溃之后以漫长的、持久的精神自虐来修复创伤，无法起到疗救作用，只会让自己的精神病症状日益加深，最终病入膏肓。这种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较合适。
华夏秀才就这样按照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进行了文化转型，至于按照西方人建构的“社会图式”进行转型，虽然一直在努力，却无明显效果。
一个孔孟之徒，就这样被一群留学生及其背后的殖民文化改造为洋奴。
我们都认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因为我们认为洋种族比孔孟种族高贵。
五、五四精英是西方殖民者的帮凶吗？
百年以来，也出现过几回精英群体言论空间权利比较发达的时候，他们利用这种言论空间讨论得最为热烈的话题，常常是“全盘西化”、“国民劣根性”、“世界主义”、“全球化”等等，这些话语往往占压倒性优势，至于“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爱国主义”等等话语，则几乎成为负面价值，受到精英群体的否定和批判。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错过了许多次国家发展的机会，这跟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文化战略上的失误是否有关？
五四前后他们不好好推进民族国家认同，却通过批判传统文化而主动解构我们的民族认同，通过国民性批判将中国国民从人种上予以小丑化、卑劣化、龌龊化甚至妖魔化。这场运动对于民族精神的摧毁，甚为严重，我们至今还在承受其恶果。
“国民性批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实际上是按照西方殖民者对我们的污蔑性描述，来体验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
当我们将自己小丑化、卑劣化之后，自然会在中西关系模式和国际社会格局中，为自己安排那种低下的、卑贱的、屈从性的角色，而这正是西方强者的意图所在。
无论是当年“停滞的帝国”叙事，还是后来的“世界主义”叙事，以及今天的“全球化”叙述，西方人建构这些意识形态，都是为了把自己推举到国际社会的金字塔塔尖上，而将其他国家都安置在金字塔的基座上。
中国人在这一百余年大多数时期，不但承认金字塔的合理性，而且自觉地趴下来献身于金字塔基座的事业。
五四运动是一场主动将自己的国家纳入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运动，它给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天正在突显出来。
西方殖民者入侵以来对于中国人的所有批评，在五四前后都得到了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精英群体的认可和称道。
西方殖民者不承认自己的掠夺本质，自诩为前来传播文明的，中国精英人物赶紧说中国人本来就愚昧，正需要文明改造。
西方殖民者认为只有西方社会才是光明的文化，所有非西方世界应该打开国门接纳他们的光明文化，中国精英人物赶紧说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如此黑暗，的确太需要西方的光明了。
西方殖民者说东方人种是劣等人种，中国精英人物赶紧说中国人的确具有民族劣根性。
西方殖民者最讨厌东方世界的暴力反抗，因为这得增加他们的殖民成本，中国精英人物赶紧说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确残忍成性，必须赶快改正。
西方殖民者最憎恶中国人不愿意敞开胸怀任由他们随意攫取，诅咒中国人封闭保守，中国精英人物赶紧说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确太闭关自守，必须立即铲除封闭心理。
西方殖民者希望通过普及西方文化，摧毁东方各国的文化保护和政治保护，逼迫殖民地人民直接认同殖民者作为全世界的统治者，中国精英人物赶紧对全中国人民发出了最紧急的号召：全盘西化。
五四那一代中国精英人物，虽然个个为寻找中国的前途殚精竭虑，可是他们那样片面地歌颂西方文化、围剿自己的民族文化，实际效果也许是为西方殖民者奔波操劳。
特别是，在广大学生、市民、商人发起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反帝运动之后，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依然没有审时度势，引导国人形成坚实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从而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进一步寻求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他们在所有的文化问题上，不遗余力地为西方文化高唱赞歌，他们的思想和言论的客观效果，乃是与西方霸权和殖民势力相呼应。
其实，中国的精英人物就像是西方殖民势力安置在中国的思想警察，中国的思想稍有一点为西方世界所不喜欢的苗头，中国的精英人物就立马端起了灭火器。
六、五四运动造就了中国洋奴吗？
五四运动以后，对于中国社会精神生活影响深远的，不是作为群众运动的五四运动，而是由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人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它以对于西方种族的极度赞扬、对于西方文化的极度崇拜为一面，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度鄙视、对于中国国民性格的极度批判为另一面。
它把一种深刻的自卑心理永远种植在民族的神经元上，让中华民族成了一个失去理性思考能力、永远自轻自贱的可怜名字。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从此套上了牢固的枷锁，所有的创造力、所有的信心、所有的智慧和尊严，都被牢牢地锁在其中。
这套枷锁名叫“洋奴”，二十世纪之初的精英人物亲自锻造了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精英人物又郑重其事地将它套得更加坚固一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一个重新睁眼看世界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精英人物早就遗忘了被殖民的痛苦，却充分继承了五四时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深刻批判，尤其继承了胡适关于全盘西化和充分世界化的主张。
有的极端分子甚至遗憾当初英国人和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殖民战略为什么没有获得全面成功，进而为中国没有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而痛苦得仰天长啸。
他们向苍天祷告，中国需要殖民三百年。
他们几乎坚定地相信中国人就是劣等民族，我们只有拜倒在西方国家的脚下才是唯一的出路。
西方的种族主义是唯我独尊，中国部分精英人物的民族主义却是唯我独劣——他们代表这个种族承认了唯我独劣。
这种丧失基本理性和良知的自卑思潮和洋奴思潮，将近三十年来在神州大地绵延不绝，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几代中国人深受浸染和毒害。一个民族或者说一个民族的精英群体因为一种种族自卑心而无法抬起头来做人。
一代代国人就在这样的自卑心态中接受教育，精神难免受到严重的伤害和扭曲。王小东他们将此种心态及相关思想命名为逆向种族主义，真是非常准确。
平心而论，这种丧失基本理性和良知的自卑思潮和洋奴思潮，其出发点依然是爱国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如此强烈地批判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如此痴迷地崇拜西方殖民国家及其文化，就因为我们一百多年来在政治制度、社会模式、产业结构、文化目标的调整和改造上，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
倘若我们的民主化进程能够让人每天看到希望，倘若我们的产业具备国际竞争能力，倘若我们的外交总能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倘若我们的国民总能像这次派专机从甲型H1N1流感疫区墨西哥接回中国公民那样受到尊重，倘若我们的穷人能够享受到稍多一点的公平和帮助，那么，这种崇洋迷外的洋奴思想和逆向种族主义思想就不会具有如此大的市场。
我们只要相信每个生命个体的自私、自爱是永不更改的本能，我们也就能够相信，“爱氏族主义”、“爱酋邦主义”、“爱城邦主义”、“爱国主义”也是人类永不更改的本能。只要我们相信“爱国主义”是人类永不更改的本能，我们也就能够相信，不但五四时贤的全盘西化主张充满了爱国、救国热情，即使是最近几十年来日益发达的这种丧失基本理性和良知的逆向种族主义思潮和洋奴思潮，也是爱国、救国热情的一种畸形表现。
但是，逆向种族主义思潮和洋奴思潮，以及作为这两种思潮之基础的国民性批判运动，对于我们的民族精神真的伤害太大了，这是不得不引起警惕的。
正如梁启超所言，大同时代尚未来临，为期尚远。至今为止，人类社会的第一分群界限依然是国家，那么，爱国主义就是人类一种依然有效的精神价值。
我们不要担心自己的同胞不爱国，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值得每个国民为之自豪的共同体，而不要让它成为少数人的私货。
七、义和团拯救中国
我们甚至经常用欣慰和庆幸的语气纪念罪恶的鸦片战争，把侵略者射向我们的隆隆炮声看作我们的福音。我们找出一百条理由为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辩护，却不愿意寻找一条理由对销毁鸦片、抵制侵略的民族运动之正当性予以认可。
我们每天都找出一百条理由为八国联军屠杀义和团辩护，却不愿意找出一条理由承认义和团反抗殖民、抵制奴役的正义性和神圣性。
事实上，殖民者在每一个地区（日本除外）都遭到了原住民的誓死抵抗，中国如果没有那场义和团运动，我们一部惨遭殖民的屈辱史将只需要“服从、送银子”两个词就写完了，这对于人类文明史和中国发展史是多么不负责任。
由于过于缺乏技术力量，由于对西方殖民者的社会文化缺乏了解，由于文化资源和社会政治资源极为有限，义和团的反抗行为及其效果确实令人心酸不已。可是，当时那些掌握着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权贵集团和精英群体，为什么不能像义和团那样燃烧起反抗激情，并帮助他们提高反抗的效果呢？
用今天流行的文化人类学眼光来审视之，义和团的一切缺陷都是非常自然的，非常符合当时的历史语境的。
连侵华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和代表殖民者把持中国税务司最高职务的赫德，都把义和团的抵抗，看作是一个独立、自由的民族对待入侵者的正常的感情反应和文化反应。他们因此意识到了中国的民间社会决不会像满清朝廷那样对他们言听计从。如果他们越过满清王朝来直接统治中国，中国社会的反抗将会像山呼海啸一样将他们颠覆和淹没。
西方列强正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为了降低征服的代价和殖民统治的成本，才决意放弃瓜分中国、建立殖民政府的罪恶打算，而是依然推行紧紧掐住满清政府的脖子勒索钱财的殖民策略。
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义和团拯救了中国。
一百年来，我们民族精英学者中一少部分极端分子，却像最邪恶的殖民分子那样，将“义和团”当作妖魔鬼怪、洪水猛兽的代名词，当作表现和证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重要材料，极力蔑视之、诅咒之。“像义和团那样”成了中国语文中表示邪恶意象的固定词组，文人雅士每一次消费这个词组都能增长一份优越感。
这些土生土长的部分精英，已经习惯于跪在西方人面前，跟着那些屠夫的后代，歌颂他们的前辈前来美洲、中国以及世界各地进行烧杀抢掠的丰功伟绩。
一个族群的精神被打垮之后，它会生产出多么丑陋的洋奴心理和嘴脸！
八、中国崛起只是权贵的狂欢吗？
一些常识、一些基本的正义和价值，已经被我们颠倒了。我们一百年来的启蒙运动，就此角度而言，一定程度地是一场“新蒙昧运动”。
它祛除了一些蒙昧，却制造了一些新的蒙昧。
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把颠倒的价值理顺来。
这场新的启蒙运动，应该是专门针对中国的一部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它是一场关于中国立场、中国利益、中国战略的启蒙，一场关于社会组织模式和国际社会游戏规则变革的启蒙，也是一场关于脊梁骨和膝盖骨的生理常识的启蒙。
没有这样的启蒙，中国就永远不会有自己的话语，永远只会跟着全球化金字塔塔尖上的既得利益集团鹦鹉学舌。
没有这样的启蒙，中国纵使在经济上崛起，也不过是一堆立不起来的银子，这些银子跟国民的福祉很可能关联甚少，因为它们只是为国内和国外的既得利益集团预备的。
九、“身在中国、心系西方”的中国洋奴
我们有时不自觉地成了维护西方国家利益的忠实奴隶。
西方人说殖民史是一部文明战胜野蛮的历史，我们说他们就该战胜野蛮的中国，胡适甚至曾经愤世嫉俗地发挥道：中国不亡天理不容。
西方人说哥伦布占领加勒比诸岛和美洲大陆，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时代，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附和道：就是就是，世界从此就文明了，就光明了。
1992年，当西方世界隆重欢庆发现美洲新大陆五百周年的时候，那么多中国学者跟着歌颂那个给全世界带来屠杀、掠夺和史无前例之黑暗的殖民时代，好像这五百年、这殖民史给中国和全世界带来了什么光荣似的。
拉丁美洲的主流社会及其知识阶层，基本上都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后裔，或者是殖民者与原住民的混血后裔。可是他们普遍不认同他们的父系血缘祖先，而是认同自己所生活的这片苦难的土地。他们以美洲大陆的苦难之名义，对于西方的殖民者及其暴行控诉了几百年。
当西方世界无耻地歌颂发现新大陆的伟大意义时，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愤怒地说，什么发现，1936年，我发现了纽约，1974年，我发现了巴黎！
他们在情感上跟绵延至今的殖民势力及相关种族、相关国家势不两立。
印第安种族的学者，更是立场坚定地谴责殖民罪恶以及引发这些罪恶的那个所谓地理大发现。
一位来自墨西哥的拉丁美洲学者说：“对于我们这些亲身体验过历史上最大不公正的印第安人来说，庆祝发现美洲500周年有何意义？我们遭受过痛苦并继续成为最残忍地毁灭我们文化的牺牲品。这种庆祝多半是迎合某些人的政治利益的、厚颜无耻的又一表现。”
一位秘鲁学者说：“我们究竟庆祝什么呢？庆祝我们受奴役？庆祝我们在经济、意识形态和精神上受剥削和利用的漫长岁月？”
在500周年庆祝活动来临之前，1986年，《印第安民族》杂志九月号就此写道：“应当认识到，对我们美洲印第安人来说，根本不存在‘两种文化会合’的问题，而只存在入侵、割让我们的领土及殖民奴役我们的民族、人民和文化的问题。”
中国近代以来所遭受的丧权辱国之痛，都是从欧洲侵略者的大炮、鸦片和传教士的十字架开始的，这些悲剧也是“发现美洲”和“全球化进程”的悲惨后果之一。
可是，中国学者却如此积极地跟着西方中心主义者隆重庆祝海盗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的伟大事件，生怕积极性不够得不到西方种族的认可和称赞。
我们不懂得、其实是不敢像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那样，拥有自己的立场（而不是全球化金字塔塔尖上既得利益集团的立场），言说自己的话语（而不是全球化金字塔塔尖上既得利益集团的话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全球化金字塔塔尖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在直接关系到当下之中国立场、中国利益和基本道义的问题上，中国不少知识分子也是这副洋奴嘴脸。
美国军队炸毁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我们说，那肯定是我们的大使馆干了错事。
美国军机在中国南海领空巡逻，并撞毁了中国的军机，我们说，中国的军机就不该离它那么近。
美国悍然发动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我们说，这是文明和民主的胜利——我们甚至这么快就忘记了，当年西方列强就是以文明的名义前来屠戮中国的。
我们之所以不懂得在国际秩序中必须强调中国立场和中国利益，还处处为西方国家及其政客着想，就因为我们一直以奴隶的身份跪在西方文化和西方国家面前，忘了抬头、直腰、伸腿，忘了挺起脊梁。
久而久之，我们竟然认为跪着才是庄严、美好的，如果谁敢于站起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表现出中国立场和中国视角，大家只会觉得这个人不像个知识分子，倒像个地痞流氓，最多也只是一个“爱国贼”。
十、鲁迅果真没有奴颜和媚骨吗
毛泽东曾经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堪称一语中的。鲁迅博大的精神资源中，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对于奴隶地位的痛苦体验，和对于奴性的尖锐批评。这种品质当然是殖民地人民最为宝贵的品质，而且也是可以用来反抗包括国内强权在内的一切强权的宝贵品质。
但是，鲁迅作为一个文化人的成长经历，是从戊戌变法的失败开始的。1898年，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亡命天涯的那一年，鲁迅17岁，刚刚考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进入到当时最为先进的教育体系之中，有条件全面了解天下大势和中国境遇。
我的判断是，中国读书人对于中国前途的绝望，是从变法失败开始的。鲁迅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求学生涯，也恰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中国文化界所有的绝望体验、沉沦气氛，都在鲁迅的内心沉积下来，成为他日后思考中国文化、寻找民族前途的基调。
大兵压境的时候，谁都会处于反抗侵略的亢奋之中，根本没有时间绝望与沉沦。殖民压迫和掠夺缓解之后，那一代精英人物发现中国依然自救无门，这才细细思量外国殖民者对于中国的所有批评，觉得果然中肯而准确。
由此更加确信，那能够将我们打败的种族，的确具有物质的、军事的、种族的、心灵的、道德的、文化的种种优势。既然古老的文化不能帮我们收拾残局、重振国威，何不归依处处拥有优势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国家，借助他们的立场来批判自己的不足，借助他们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发展。
于是，崇洋迷外的心理定势和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就顺势而成。
鲁迅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自然无法免俗。他的硬骨头精神表现在对于外国权势和一切其他权势的抵制上，至于文化选择上，他也是崇洋迷外、全盘西化派。他企图将抵制西方权力和崇拜西方文化区别开来，可是他忽略了一点，文化权力从来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屈从于一种文化就等于屈从于那种文化所强加给我们的权力关系。
当鲁迅按照一位外国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污蔑性描述来体验中国的时候，当鲁迅按照《中国人气质》的一个个观点来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时候，这个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这个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中国人，实际上是在呼应西方殖民者对于我们的文化毁灭和精神奴役。
面对手抱《圣经》、胸挂十字架、口念自由、平等、博爱的对中国人的种种污蔑与批评，面对带着有色眼镜、趾高气扬地的西方传教士史密斯向中国人的心灵伤口撒盐的恶性，声称睚眦必报的五四精神领袖的鲁迅压根儿就不曾想过如何辩驳。我们痛苦地发现，无力寻找药方、只求引起疗救注意的鲁迅，竟然将这部充满傲慢、偏见与污蔑的《中国人气质》捧为至宝，按图索骥地“创造”独属于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不自觉地给所有中国人戴上了“国民劣根性”的精神枷锁。可惜，过去的几十年里，没有一个中国人说破这个真相。
崇洋迷外、全盘西化难道就是中国人的宿命吗？
中国的崛起将是从反抗并改变这种宿命开始的。
GDP的增长只是中国崛起的铺垫，中国真正的崛起一定是从摆脱崇洋迷外宿命、挺起精神脊梁开始的。
十一、鲁迅种下的中国特色洋奴相
无论是史密斯还是鲁迅，他们对于中国人性格中丑陋部分的批判都是对的。既然是对的，那不是批评得越多越好吗？
可是其中的猫腻在于，他们所批评的这些所谓“国民劣根性”，并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而是全人类共同的特性。这些本来能用人性论解释清楚的普遍性问题，全都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别有用心地偷换为中国“国民性”的特殊性问题。这一偷换就将人性中的罪恶因素全部转换成中国国民的罪恶表现，这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歧视中国、奴役中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口。
鲁迅如此虔诚地服膺于史密斯的“中国论”，必定会为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留下后患。鲁迅身上，一直有一个悖论。他的目的是激励国人精神上挺立起来，尽早摆脱西方的奴役，他这方面的急切和炽热是举世罕见的。
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的呢，他认为只有在文化上彻底放弃自己，完全归化西方，才能求得国人的精神独立。这是一代五四时贤的共同认识，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动机。
可是，文化本来就是精神的载体，当我们将西方文化供奉在神龛里，世世代代顶礼膜拜，我们在精神上还有可能挺立起来吗？
不但无法挺立起来，相反，我们只会按照西方种族对于我们的命名来体验我们的内在生活，甚至只会按照西方种族的意图来安排自己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角色和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久而久之，我们只会成为真正的洋奴。
当代中国的读书人，要么是胡适的信徒，要么是鲁迅的信徒。
这两个群体在具体的文化观念上不无抵触和对峙，但是，在蔑视民族文化、崇拜西方文化方面，在批判中华民族性格、崇拜欧洲白人种族性格方面，他们却基本一致。
他们甚至将五四时贤对于西方文化的无条件崇拜，发展为对于西方国家实体的崇拜。这是五四留给我们的恶果之一。我们这几代知识分子，作为五四意识形态的消费者，比他们更加缺乏文化创造力。
若是有谁对于西方国家的弱肉强食、穷兵黩武说了一句批评意见，必有一大批洋奴对他拍案而起。
若是有人对于国际社会的不公平略有批判倾向，必有一大批洋奴斥之为爱国贼。
这种洋奴相，在鲁迅的作品中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在鲁迅的作品中，谁若是不接受史密斯对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评，那受到的诅咒与今天的爱国贼颇为类似。
鲁迅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他一辈子的创作，竟然如此严重地受到殖民主义者的影响和支配，虽然我们相信他的主观意愿在于激励中国人摆脱外国人的奴役，可是它在效果上也许难免适得其反。
我们有意按照殖民主义者的命名来体验自己，只会越体验越觉得自己是劣等民族，这实际上就是或主动或无奈地将他们给我们锻造的精神枷锁戴在自己的脖子上。
鲁迅如此折服于一个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人的挑剔和批评，中国读者又如此折服于鲁迅的作品与思想，这条文化传播的纽带，染满了精神奴役的底色。
无论这里开出多么美丽的文学之花，花瓣里流淌的汁液永远无法摆脱精神奴役的养料。
殖民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关于国民劣根性的精神枷锁是何其沉重，由鲁迅的创作可见一斑。
十二、爱国主义成为西方殖民的护身符
民族国家理论，本是西方建构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理论从建构到践履，到最后被他们自己否定，跟他们的殖民历史及殖民模式的转换基本同步发展。
在传统殖民时代，西方世界借助民族国家理论，一方面在欧洲内部为维护国家利益而相互混战，几百年的相互屠杀之后，终于逐渐划清了政治和利益的边界，从而形成了今天所谓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等民族国家单位。
另一方面，他们借助民族国家理论到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掠夺，以谋求他们国家利益和国民福祉的最大化。经过五百年的殖民掠夺，他们终于实现了对于全世界财富和资源的长久控制。
欧洲人内部的相互掠夺和屠杀，给欧洲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面对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恶果，他们认为这种悲惨局面跟他们提倡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知识界就开始了对于民族国家理论和民族主义的否定与清算。
对于广大的被殖民的东方地区而言，民族国家理论乃是一个尚未失去正面价值的有效学说。西方国家很可能正是发现了民族国家理论被东方社会所用，乃加速将此一学说妖魔化，以此消解东方主权国家的政治价值和人文价值面，同时也有通过消解殖民地居民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进而为新的殖民掠夺扫清障碍的用意。
二战结束以后，传统的殖民模式大致终结，为了巩固他们的殖民成果，保卫他们殖民掠夺的历史地位，西方世界设计并推行着新的殖民模式，不惜一切代价扑灭挑战他们统治地位的因素。
他们先是建构一个冷战格局，英美集团和苏俄集团各自抢占势力范围，跟以前英法之间抢占殖民地盘异曲同工。
苏联垮台之后，欧美体系迅速推进“全球化”运动，将原先英美集团建构的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覆盖全球。在这个体系之中，西方集团高居金字塔的塔尖，所有其他国家都只能屈居塔基地位，通过牺牲自己的资源、环境、公民权利和血汗，供养者那个养尊处优的塔尖集团。其实这就是一种新的殖民模式，实现此种殖民的主要手段就是金融体系和各种跨国公司构成的产业体系。
在新的殖民模式之中，世界被区分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所有不发达国家都是那些发达国家进行殖民掠夺的对象。而不发达国家的国家主权再一次给西方掠夺者设置了障碍，主权国家总是国家利益和国民福祉的保护伞，它还有能力跟急于进入境内的西方跨国公司讨价还价，总是让西方跨国公司的利益诉求不得不打折扣。于是发达国家动用侵略战争、策动政变、金融操控、意识形态改造等等手段，对这些不利于他们进行掠夺的国家主权予以摧毁，帮助目标国建立符合他们意志和利益的、受他们控制的政府。
在新的殖民时代，他们选择和培植傀儡政权的手段更加突出。谁不做傀儡就灭掉谁。用战争的方式和颠覆政府的方式摧毁了他国的国家主权之后，他们的金融集团、跨国公司以及所谓国际组织才能一往无前地进行掠夺。一旦用金融方式和跨国公司模式对一个国家实行了控制之后，那种掠夺将是长久而又制度化的，此后在这个国家他就不再需要付出战争的代价。
对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妖魔化描述与解构，跟他们的侵略战争、政变颠覆、金融控制、跨国公司吸血，构成相互支持的关系。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他仅仅用这种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就获得了殖民吸血的成功。这些中魔中邪的国家，充分展开自己的身体，任由西方掠夺集团肆意妄为。他们甚至因为自己有资格跟西方高贵种族建立这种吸血和供血的关系而感到骄傲，认为这就是全球化，这就是加入国际体系，这就是跟高贵种族达成平等。
这种方式其实在传统殖民时代就已经具有苗头。当年中国出现太平天国起义时，西方不少人士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政权进行考察，企图在太平天国和清王朝之间做出权衡与选择。当他们发现太平天国政权不支持外国人在中国进行殖民掠夺，他们就决定帮助清政府剿灭太平天国。
在清政府内部，慈禧太后的权力集团与光绪皇帝的权力集团出现权力之争，光绪皇帝积极向西方学习，努力寻求变法改制的可能性，也就是愿意有条件地走上西方化的道路。可是光绪皇帝的变法战略背后是实现国家的独立，以便能够抵制殖民者的支配和掠夺，这就增加了殖民者的担忧。慈禧太后变法的积极性远逊于光绪集团，对于维护中国的固有体制和固有文化则更加坚定，对于西方的殖民掠夺他们只是采取消极应付的政策，甚至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姿态，做西方人的傀儡。于是，西方人不选择积极西化的光绪皇帝，而愿意支持慈禧太后的权力集团。
十三、五四精神领袖忘了爱国
康梁之后的大多数时期，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精英群体，大多跟着西方国家鹦鹉学舌，习惯于照搬西方的命题和思想。
西方人吃饱了，中国精英就忙着打饱嗝；西方人感冒了，中国精英就忙着咳嗽；西方人在某个方面虚火过旺了，中国精英就马上跟着拉肚子。
西方人批评中国自尊自大，中国精英也跟着批评中国自尊自大，而不知道西方的自尊自大比中国严重一百倍。西方人批评中国缺乏诚和爱，中国精英也跟着批评中国缺乏诚和爱，而不知道西方的诚和爱都转化为子弹和刀枪的事实。西方人批评中国最富于暴力，中国精英也跟着批评中国最富于暴力，而不知道中国从没有人到西方世界施放过一枪一弹，西方却使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东方国家一次次尸横遍野。
中国精英中一部分呼风唤雨的人，基本丧失了思想能力，只能双目紧盯着西方人的口型，然后紧紧跟着他们鹦鹉学舌。
在五四运动前后，世界上被压迫民族，掀起了一个摆脱殖民统治的高潮，这种社会运动不难从民族国家学说中找到理论支持。
世界上任何强势集团所创造的文化思想，都是用来维护他们作为强势集团的统治地位和相关利益的，这种思想必定包含着驾驭和奴役弱势集团的精神内核。所以，弱势集团接受并消费强势集团的文化思想的过程，就是接受奴役的过程。
在经受漫长的殖民掠夺和奴役之后，中东地区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弱势国家深知这个道理，他们看清了接受强势集团的思想文化就是接受了强者对于弱者的权力关系，于是，那些地区的精英人物坚决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扩张和覆盖。
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备受欺凌的弱者，它的精英人物却没有这样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五四时贤在探索民族前途过程中，漫长的迷茫和疲惫最后导致了精神崩溃。崩溃之中他们把西方强者及其文化当作唯一的光明，刷一声跪将下去从此不想爬起来。
一个失败的民族面对那个强大的凶手，就这样长时期处于跪伏的崩溃状态。为了挽回屈从的面子，我们暂时不承认我们崇拜的是那些强盗国家，只承认我们崇拜的是那些强盗国家的美好文化。
他们毅然决然地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极尽诅咒之能事，不留一点余地。
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和追随被看作是中国唯一的福音和出路。
我们不是不理解，五四时贤的此等选择和作为，所表现的依然是他们对于民族国家的钟爱之情和责任感。他们用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疗法，企图用这种极不理性的、极为畸形的方式，引导苦难的中国起死回生。可是，实际效果未必如他们所愿，历史的客观影响尤其不会考虑你的主观意图何在。
当西方学者拿着世界主义、国际主义的学说，来给那些要求民族自治、国家独立的亚非拉地区民众灭火的时候，中国的精英学者也跟着猛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肚子，实在难逃洋奴的嫌疑。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资源极为稀薄的国家，近代以来处于欧美和日本这些民族主义疯子的重重包围之中，长期面临着灭国的威胁。
中国的精英群体却不知道适时地利用西方社会出现民族主义疑虑的国际背景，好好鼓动国民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文化，以便适时地强化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在虎狼环伺的险恶境遇中打开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
与此相反，中国精英群体竟然跟着西方学者盲目嚷嚷着世界主义之类，同时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发起猛烈的、毁灭性的攻击，还自以为这样就是站到了国际前沿，就跟那些伟大民族的伟大学者同样伟大了。
长久言之，也许这是断送中国前程的愚蠢行为。
十四、愤青爱国何错之有
氏族时代，人类社会分群的第一条界限是氏族，于是“爱氏族主义”成为主流。
酋邦时代，人类社会分群的第一条界限是酋邦，于是“爱酋邦主义”成为重要的人文价值。
国家时代，人类社会分群的第一条界限是国家，于是“爱国主义”成为重要的人文价值。
2009年5月北美洲爆发传染病甲型流感，中国政府派专机到墨西哥疫区将特定的几百人接回中国，中国政府和同胞之所以最关心这几百人的生命安全，仅仅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跟我们具有民族和国家认同。这一事件和行为将国家是人类分群的第一原则阐释得清清楚楚。
在这样的人类分群模式中，国民将国家看作与自己生命和利益相关的人文价值之一部分，乃是顺理成章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一个人不爱自己的国家是不可思议的。
爱国主义是人们自爱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从“爱氏族主义”和“爱酋邦主义”发展而来，非常自然，非常顺理成章。它既含有血缘的、种族的认同，也含有地域的、文化的认同，同时还含有法律的、利益的认同。在今天的国际交往中，一个人的国籍往往是他的第一属性，而且国籍常常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爱国主义除了文化、利益认同之外，还充满了命运的纠缠。就像自爱是一种无可厚非的生命本能一样，爱国主义也是一种无可厚非的本能的情感。
但是，爱国主义发展到极点，也就难免出现一些悖谬之处。各种集体（无论是氏族、酋邦、城邦还是国家）也像每个个人一样，对于利益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如果过分追求自身的利益，就难免对他者的利益构成伤害。
每种发展到极致的人类品质都是非理性的，爱国主义也是一个没有限度的价值观，它只能是一把双刃剑。
一个氏族成员从另一个氏族劫掠的财产越多，就越是被自己的氏族奉为大英雄。可是对于被劫掠的民族来说，他却是一个恶魔。
成吉思汗对于汉族人、斯拉夫族人来说无疑是杀人魔王，对于蒙古族来说却是空前的英雄。
伊藤博文、东条英机对于中国人来说，一个是逼迫中国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的奸雄，一个是罪恶的刽子手。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都是国家的圣人和功臣，因为他们能够从外族掠夺无穷的财富和光荣，奉送给他的同胞，所以日本人世世代代将他们的灵位供奉在靖国神社，永远祭拜。
华盛顿、杰弗逊对于美国来说是立国圣人和英雄，可是对于英国来说他们是叛徒，对于印第安人来说他们则是施行种族灭绝大屠杀的刽子手。
哥伦布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为他们找到新的财富来源的大英雄，所以欧洲人歌颂他长达五百年；对于美洲原住民来说，他是五百年屠杀史的先驱和元凶。
五百年来无数欧洲人对全世界所有其他民族和国家展开殖民大屠杀、大掠夺，无数尸骨和财富养肥了欧洲国家和国民，他们是这个地球上最早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殖民地的居民都不爱国，或者无国可爱，好让他们各个击破，随意掠夺。
殖民者最珍惜自己的爱国主义精神，最恨其他国家的人怀有爱国主义精神，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就是假装没有参透。
对于被殖民、被屠杀、被掠夺的民族来说，那些以文明国家的名义烧杀抢掠的西方爱国主义者，个个都是魔鬼。
为什么我们认为殖民者是魔鬼？因为我们也是爱国主义者，我们也爱我们的国家。一切损害我们国家和国民利益的强盗，都是魔鬼——从鸦片贸易的商贩到八国联军的军人，到侵华日军的官兵。
而这些魔鬼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大的魔力，就因为他们是代表国家而行使职能的。哥伦布如果没有西班牙的支持，就没有能力航行到美洲。如果没有西班牙源源不断派来军队和殖民者，他在美洲也会十分孤立。
在国家成为人类社会分群界线的第一原则的时代，功臣与罪人、圣人与魔鬼的区分标准，与个人品德全无干系，仅看他谋求的是哪国的利益，损害的是哪国的生命。
这个标准简单地说其实就是所谓“爱国主义”。
在大家都讲爱国主义的时候，一个国家如果傻乎乎地专讲什么世界主义，那就只能等着那些骨子里爱国主义、口头上世界主义的掠夺者和屠杀者来收拾你。
爱国主义既是侵略者杀人的理由，也是弱势国家抵御屠杀的武器。
我们不但应该理解所有人的爱国之情，而且应该理解弱国国民的强国之志。
愤青爱国何错之有？
中国，就是应该强大起来。
十五、蔡元培造就了中国教育洋奴吗？
在激进派看来，中西并重、中西兼通的文化政策，只是一种消极的应变策略，“全盘西化”才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振兴战略，才能给民族带来真正的振兴和新生。蔡元培担任民国政府的教育部长之后，用法律的方式将激进派的这种主张变成了中国的国策。1912年（壬子年）至1913年（癸丑年），蔡元培先后颁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师范教育令》以及一系列补充文件，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学制系统，被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在这个学制系统所划定的教育资源中，最让激进派得意的是废除了中国文化资源，除了安排一些古典文章实现汉语传承外，其他教育资源都是西方文化。
自此以后，中国学子在受教育过程中只知有西，不知有中。当他们中学毕业或者大学毕业，满腹诗书所装全是达尔文、亚当·斯密、蒙田、歌德，以及耶稣和亚里士多德。
自此以后，中国文化人对西方文化和社会的了解越来越多，跟西方文化人的知识储备越来越接近，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人伦，则了解越来越少。
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思想和立场，一个不知有中、只知有西的中国学子，为了维护他的知识的有效性，只会致力于维护西方文化与西方国家的尊严与地位。何况，这种文化背后的国家力量是作为征服者和成功的掠夺者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这种知识结构的人最适合充当西方势力的买办和西崽，最适合充当西方文化的传销者、推广者、普及者。而且，他们把从事这种工作看作最大的光荣，如果一旦某个人沦落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那将会感到锥心的耻辱和痛苦。
一代士风已经沦落如此，蔡元培以割袍断义之勇，制定《壬子癸丑学制》，切断民族文化传承之路，实属顺势应变。
由于蔡元培的作为具有法律效果，中华民国和五四运动一直被认作历史的正统，所以，蔡元培的文化选择，就此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并必将进而影响中华民族的千年命运。
吕纬甫和魏连殳们，怀着如此强烈的逆向民族主义倾向，以及对于中国社会和人群的强烈怨恨和蔑视，如此执拗地朝着西洋文化狂奔猛跑，他们将跑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几乎不用细想就能知道，必定是跑出一个十分简单的文化思想，必定是跑出一个不加甄别、不加辨析的历史选择。五四期间胡适他们“全盘西化”的主张，只是对于蔡元培《壬子癸丑学制》的阐释和论证而已，当然，也只是对于吕纬甫、魏连殳的意愿的口号化而已。
西方殖民者正在绷紧神经、铆足劲头给世界各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每个地方的进展都十分艰难。就中国而言，他们费了许多精力传教、办报纸杂志、办教会学校，所费人力财力不小，收效一直无法满意。突然之间，由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用法律、文学、论说等各种方式，用政府、民间、学校、传媒等各种渠道，全力配合他们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文化渗透，实属喜出望外。
我想他们最为欢迎的肯定是蔡元培的作为，蔡元培的作为规定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最古老的文化，要用国民教育的方式，举全国之力，将全民族都培养成西方文化的买办和西崽，这在西洋人自己，一定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西方资本家在中国所获得的产业成功，无论如何是不能与他们的意识形态宣传者所获得的成功相比。一百年来的某个阶段，中国所有的买办和西崽都走到了命运的尽头，直到很久之后才得以中兴。但是，中国的文化买办，却一直没有遭遇过低谷。
当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成了某种异族意识形态的消费者，这个国家和社会要想谈论精神上的独立、文化上的创造，暂时还没有可能，因为它有一个门槛不容易越过，这个门槛就是文化信心。
十六、走投无路掉进市场经济的陷阱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精英群体对于民族文化的憎恶已经登峰造极，正处于饥不择食的窘境。此时他们对于自己所向往的文化资源，当然不会有鉴别力、辨析力，甚至不会觉得还需要有所取有所舍。这时候他见到西方文化只会照单全收，就好像脑子里被西方人植入了一个芯片，整个大脑，乃至于四肢百骸，吃喝拉撒，全都被这个芯片所控制。
本书对于中国人从西方学来的好东西，一概不表（何况咱们挨的枪子儿、被劫掠的银子，比那些所谓好东西多得多），单表咱们轻信那些谬说，是多么的脑残。
首先表一表西方人在进行殖民抢劫的过程中所建构的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学说。这个后来被命名为“市场经济”的学说，征服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知识精英。最近三十年来，中国知识精英最为推崇的西方意识形态，就是这个市场经济。
西方强盗征服全世界之后，所有的被征服者都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大多数失败者都决心学习他们的文化和制度。这时西方人开始主动传道了。他说，告诉你我是怎样强大的，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就是我们强大的奥秘，你们要想跟我们一样牛逼，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们学习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
全世界很多走投无路、救国无门的知识精英，诚惶诚恐地表示要学习他们的这个根本经验，西方人自己则躲在英吉利海峡的避风港里窃笑呢。
所谓自由贸易，就是按照市场的需求，进行商品的流通，从中赚钱。所谓自由市场，就是既然市场具有此种需求，就应该允许商贾将相关商品流通到这个市场来，通过满足这种市场需求而得利，不可设置人为的阻碍。
在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运作中，政府不应该干涉，应该放手让商贾经商牟利。
所以，当咱们西方人到中国来做生意的时候，你们政府不能干涉，如果干涉，就是破坏自由贸易原则，就是损害自由市场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