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相遇背景是在波兰首都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秀。美国外交官四处寻找在座的中国外交官。中国外交官看到几个美国人交头接耳并隔着房间对他们指指点点，立即起身离席，避免被卷入交谈之中。美国外交官决心将命令执行到底，跟随中国人而去。发现有人跟踪，绝望的中国人加快了步伐，美国人开始跑了起来，并大声呼喊：“我们是美国使馆的人。我们相见你们的大使。。。尼克松总统说他要恢复与中国人的谈话。”
两个星期后，中国驻华沙大使邀请斯托塞尔到中国大使馆会谈，为恢复华沙会谈作准备。重开论坛就得不可避免地碰到下面两个问题。两边将要谈什么？谈到哪里为止？
这就要公开探讨一下中国和美国领导人的在谈判技巧和风格上的差别了。这些差别在这么长的会谈死结中是显现不出来的，两边都认为这个死结为他们各自的目的服务：中国要求回归台湾主权；而美国要中国放弃使用武力，虽然问题是中国两党之争的一个结果。
既然现在两边都寻求进步，谈判风格上的差异就显得重要了。中国的谈判家善于用外交将政治、军事和心理因素统统编织到一个总括的战略设计局中去。外交对他们来说就是战略原理的详细阐述。他们对谈判过程不给予特殊的重视；他们也不认为开启谈判是一个特殊的变化形成事件。他们不认为个人关系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尽管他们会利用私人关系为他们的努力提供方便。他们对谈话的死结没有个人感情因素；他们把它当作外交机制不可回避的结果。他们赞赏善意的姿态，只要它们有利于可定义的目标或技巧。而且，他们耐心地守待长期观点，最后使不耐烦的会见人站在他们的一边。
美国外交官的态度变化相当大。在美国政治体中占上风的观点是把军事和外交基本上看作区分开来的行动阶段。军事行动有时被认为是开创谈判条件的必要，但是一旦谈判开始，谈判就被内在的逻辑主控着向前推进。这是为什么在谈判开始时美国都减少军事行动，如在朝鲜，如在越南停止轰炸，在每个事件中用保证替代鸭梨，为了非物质的意愿降低物质刺激（战场上的收获，译者）。美国外交通常喜欢具体的而非一般化的，实际的而非抽象的目标。它鼓励“灵活”；它感到有义务用新的提议打开死结—非本意地招致新的死结而不得不又提出新的提议。这些有可能被意志坚定的对手加以利用达到拖延的战略目的。
在华沙会谈中，美国人的脾气带来相反的效果。中国回到华沙会谈是因为毛决定遵循老帅的建议寻求中美高层对话。但是美国外交官（与他们的总统相反）没有想到—甚至不敢相像—这样的突破；或者毋宁说，他们定义的突破就是给他们通过134次会议护理到现在的这一过程吹口活气儿。一路走来，他们已经积攒了一打议程项目反映两国之间的实际问题：双方宣称的债务问题；关在监狱的对方人员；贸易；武器控制；文化交流，等等。美国谈判者关于突破的想法就是中方准备谈论这些议程。
恢复后的头两次华沙会谈分别在1970年2月20日和3月20日召开，会上双方几乎是对牛弹琴。作为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我不得不要求谈判团队重复我们的使馆人员在追着中国外交官跑的时候喊的话：“美国准备考虑派代表去北京去直接与你们的官员讨论或迎接你们的代表到华盛顿。”中国谈判者标准性的重申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位置，但以一种温和的形式。把台湾问题包装在套话式的回应里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动作：“为了缓解中美之间的紧张和从根本上改善关系”，中国愿意考虑华沙渠道以外的大使级谈话或其它形式的谈话。它没有把台湾问题的解决作为这样谈话的先决条件。
美国的谈判者寻求避免这种形而上的路线。中国第一次提出时，他们根本没有回应。之后，他们罗列了一连串谈话要点，想把中国的全面关系回顾路线改道成围绕着美国在二十年来毫无结果的会议中积攒起来的议程。
尼克松对这一路线失去耐心，肯定不比毛更小。“他们会在孩子还没出生时就杀了他,”当尼克松看到谈判团队提交的计划时生气地说。但他不愿意让他们去谈地理政治，因为害怕（国会的）汇报体制会燃起熊熊大火，并要求他在还不清楚中国的态度之前作出一系列的保证。毛的态度当时也捉摸不透。一方面，他要探索与美国和解之路。但他的意思是在1970年初传递的。那时，尼克松政府正面对抗议派兵柬埔寨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派兵的军事目的是切断河内进攻南越的供应线。）毛的问题是这些游戏示威是否表示着世界革命的真正到来，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经常盼望而又经常失望的问题。如果中国这时接近美国，是不是正赶上世界革命的议程得到实现的时候呢？等待这一前景明朗消耗了毛在1970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以美国军事介入柬埔寨为借口取消了定期于5月29日的华沙会谈。后来，华沙会谈再也没有恢复过。
尼克松想找一个不那么官僚化的、自己能够控制的对话平台。而毛每次作出一个坚定的决议之后，总是寻找直达美国政府最高层的途径。两人都得小心动作，以免提前暴露遭到苏联的绞杀或对方窒息这一倡议。当华沙会谈终止时，美国的操作层面似乎感到放松了，因为这让他们从担心与北京谈判而引来的国内政治风险中解脱出来。在那一年当尼克松和毛都在寻找高层对话途径的时候，美国外交机构的低层人员从来没对白宫提出问题--华沙会谈怎么回事--或建议重新开始。
两边都在走八卦圈，互相够不着。两边选定的中间人为中美搭桥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1970年7月，尼克松趁全球访问之机告诉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主人他要寻求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高层会晤，并说他们可以自由地转告北京。作为国家安全顾问，我把这点也告诉了让。圣特尼，他是前法国驻河内大使，我的多年好朋友，也是中国驻巴黎大使黄镇的朋友。简言之，华盛顿选择了一位中国的非盟朋友（巴基斯坦），一个争取与莫斯科独立的华沙条约成员国（罗马尼亚）和一个强调战略独立性的NATO成员国（法国）。北京通过驻挪威奥斯陆（NATO成员）和--有点奇怪的—阿富汗喀布尔使馆向我们传递了暗示。我们没理会奥斯陆，因为那里的使馆不具备条件；喀布尔更是遥远了。而且，我们再也不想通过大使馆谈了。
中国没有理会直接的巴黎路线，但最终回应了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的姿态，毛与我们交流的方式太微妙太间接以致于我们没有看到意思。1970年10月1日，毛又一次特邀斯诺会谈。为了展示时机的重要性，毛让斯诺站在他的身边检阅国庆大游行。一个美国人站在主席身边象征了—或许有意地向中国人民展示—与美国接触不仅是允许的更是优先的。
会谈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进行。斯诺被交给一份会谈记录但他被要求只许间接引用其中的语录，并且任何公开发表须拖延到三个月之后。中国人的想法可能是斯诺会将它交给美国政府而那时公开的记录摘要就如上车后补的票。
可是，事情不是那么回事，就像1965年那次会谈没有影响美国政策一样。斯诺是PRC的长期朋友没错，但正是这点让他上了白宫的黑名单，认为他是GC中国的同情者和宣传者。他的会谈记录没有到达政府的高层，就更别说白宫了。当这份文章几个月后出现时，通信已经在其它渠道进行了。
有点遗憾的是这份会谈记录没有到达我们的手中，因为毛作出了一些革命性的态度改变。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几乎绝断了与世界的联系。现在，毛甚至表示他很快就开始邀请美国各党派势力到中国来：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在暂时。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毛的态度从将美国妖魔化变为邀请美国总统对话。更令人惊奇的是毛对国内局势的评价，这暗示了毛要停止文化大革命，对话将与一个新的中国开始。
【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予，后头用 步枪 、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斯诺说毛还谈到个人崇拜：
【克服三千年崇拜皇帝的习惯是困难的。。。。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断言。国家刚刚经历过大动荡，GCD组织几乎瘫痪，只剩下对毛的个人崇拜粘系着全国，而这时毛决心放弃一切。
那么管理中国之船驶向哪里呢？是毛以他特征的椭圆弧步引导一个外国记者理解中国正欲展示一个新阶段以达到中国与美国建立新关系的主要目标吗？斯诺报道，毛相信：
【在中美人民之间不应有偏见，而只应有互相尊重和平等。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
尼克松从地理政治观念出发，打破美国外交传统，为了把中国拉回到国际大家庭而作缓解紧张的努力。但对中国中心论的毛，主要的景愿不是国际体系而是中国的安全。为了获得安全感，他愿意移动中国政策重心吸引反转联盟—不过，不是以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名义而是中国社会的新方向—并向美国学习：
【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毛摊开双手）】
后来，毛又肯定了由孔子的道德修养铸就的传统中国统治理念。他把一部分会见时间用来批评红卫兵而不是美国人。说他们“一个是讲假话，。。。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
昨天还口中喷火的意识形态主义者今天穿着孔圣人的服装。他的结束语好像带有顺应形势的意思，或像他往常那样，一语双关？毛说，他是：“和尚打伞—”
（斯诺的英文记录：“a lone monk walking the world with a leaky umbrella”，直译过来是，一个孤独的和尚拿着一把漏雨的伞走世界，译者）
毛的最后一句话比他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发起者的身份自称是隐退到哲学含义上的一个孤独的教师这一习惯性的戏谑式语言更具深意。其实这是中国的一个经典歇后语，要义在（毛没明说出来）后半句：
“无发（法）无天。”
更直白的意思就是“Defying laws both human and divine--违反人类和神祗的法则”或“Neither God-fearing nor law-abiding--既不怕上帝又不守法。”
换句话说，毛的结束语比词面意义更深远。毛把自己当作一个在法律之上独行的经典圣人。毛在戏弄他的讲英语的会见人吗？他认为斯诺能够理解这一歇后语吗？这通常对一个西方耳朵几乎无法明白。考虑当时相关的围氛，毛的歇后语很可能是说给国内的听众，特别是那些有可能反对他与可憎的美国和解的其他领导人。仅在美国对中国开放不久就出现了林彪叛变的危机—一个被指控为政变的企图。毛实际上是宣布他要把世界再翻个个。在那个使命中，他不会受“人类和神祗的法则”约束，甚至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法则。他在警告怀疑者躲一边去！
毛的会见记录文稿肯定在北京高层中传阅，而在华盛顿它却被忽视了。斯诺被要求推迟发表使得中国有时间开发一个官方的倡议。毛决定打断中间人的传话直接对美国政府高层发声。1970年12月8日，周恩来的一封信送到我在白宫的办公桌上，是由巴基斯坦大使直接从伊斯兰堡带来的手写稿。北京的来信正式承认收到中间人转达的信息，并注意到尼克松总统对巴基斯坦总统阿噶。莫哈默德。叶海亚。汗表达的评论语。几个星期前，叶海亚被白宫召见时，尼克松，当时正与苏联谈判，说：美国不会参加“反中国阵营”并准备派一位特使在双方方便的地方与中国高层接触。
周恩来不提以前的事儿而直说，这是“来自元首，通过元首，直达元首”的信息。强调这一答复是毛和林彪（当时还是指定接班人）同意的，周邀请美国特使到北京讨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休庭争执”并指出它被“美国的外国军队占领了十五年。”
这是一个艺术性的文献。周恩来到底要讨论什么呢？台湾回归的问题还是美军驻台的问题？其中并没有提到美台共防条款。不管它是什么意思，那是二十年来北京关于台湾问题语气最软的一次表达。邀请一个腐朽的资本主义代表到北京，当务之急的事情肯定不止是台湾问题，因为二十年来通过华沙会谈的渠道一直在谈，这必须是跟中国安全有关的问题。
白宫把这个问题的回答留给直接接触以后。我们的回应原则上接受特殊的邀请但把他的使命定义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的广泛问题讨论。”—换句话说，美国特使不会同意把议题只局限在台湾问题上。
为了以防巴基斯坦渠道不那么有效，周恩来又通过罗马尼亚送过来一个平行的信息，不知道什么原因，它比巴基斯坦转来的晚了一个月，在1月份才收到。同样地，我们被告知这封信“毛主席和林彪都看过。”它也把台湾描述为中美之间的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但它添加了另一个新的因素：因为尼克松总统访问过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GC国家的首都—他也会在北京受到欢迎。鉴于过去二十年的全面对抗，只提台湾问题意义重大；换句话说，很清楚地，越南根本不是和解的障碍。
我们通过罗马尼亚渠道也回复了，接受特使的原则但拒绝了总统的邀请。在这样接触的早期，接受总统访问还不是时候，更别说太冒风险了。为了避免含糊，我们表达了我们认为合适的议题，与通过巴基斯坦转发的一模一样，即美国准备讨论一切双边关心的问题，包括台湾问题。
周恩来曾经分别在1970年10月和11月见过叶海亚总统和罗马尼亚副总理。毛在10月会见过斯诺。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这一连串的动作不仅仅反映外交战术问题而是为大团圆结局而奏的大合唱。
但是，令我们吃惊和不安的是，三个月过去了却没有一点回音。也许因为那时南越在美国空中力量的支持下正朝着经过老挝南部的北越主要后勤供应线胡志明小道发起进攻。毛的另一只眼睛好像也正盯着美国国内的反战示威，因而另有想法？也许北京想按他们自己的步伐节奏走，装出对战术动作的藐视以掩盖战略上的热切，这不算暴露弱点。更有可能的是，毛在国内有更棘手的问题处理（离林彪事件不到一年，译者注）。
直到1971年四月初，我们才听到北京的动静。它没有经过我们以前建立好的渠道，而是另辟蹊径。这一招公开展露了中国想与美国交好的意愿， 而且与美国政府行动无关。
这就是民间传说的乒乓外交。其背景是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第一次派体育代表队参加国际比赛。当时，在中国的领导层对即将发生的中美两队相遇有过相当激烈的争论。中国外交部起初建议在锦标赛上彻底避免遭遇，或至少要对美国队态度冷漠。周把事情转告给毛让毛重新考虑。毛两天未睡。一天深夜，服了安眠药以后（毛经常失眠），毛伏案酣睡。突然，他从药物的催眠中一激灵醒来，喊护士赶快给外交部打电话：
“把美国队请到中国来！”
护士问他：“你吃过催眠药的话也算吗？”
毛回答：
“是的，每个字都算数。快点！要不就晚了！”
拿到毛的钦旨，中国的运动员借机邀请美国队访华。
1971年4月17日，这群年轻的美国人充满好奇地发现自己站在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跟 周恩来在一起，多少外国驻京大使都翘首以盼其身影而不得见啊。
“你们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关系的新篇章”， 中国总理肯定地说，“我相信中国人民会全力支持这一友谊的开始。”
运动员们由于被不自觉地推入高层外交政治之中而目瞪口呆，他们无语。这迫使周赶快用一句问话结束会见：“你们不是这样认为吗？”—引来一片掌声。后来，我们琢磨出这是中国特色的方式。
如惯常的中国式外交，毛和周同时在几个层面上玩。在一个层面上，乒乓外交既是对美国一月份发出的信息的一种回答。它向中国公众展示了中国沿着其决定的事业走下去的承诺， 而之前只是通过秘密外交渠道。在那个意义上，这就是保证。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警告，即使秘密渠道阻断，中国也将公开地将事业进行下去。那就是，北京有可能开展一场真正的“人民外交”。
周很快传达外交渠道仍然是他选择的方式。4月29日，巴基斯坦大使带来又一封周亲笔手写的信，落款日期是21日。它解释了三个月的沉默期是由于“当前的形势”，没有指是国内还是国际的形势，但重申了接待代表使团的意愿。周指名北京希望的特使是我，（当时的）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或总统本人。至于恢复关系的条件，周只提出美国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走武装部队—至今为止最无争吵性的问题—而省略了台湾回归。
到了那个时刻，这一秘密行动几乎要与正常的（之前与北京打交道的）外交企业活动脱轨了。尼克松决定通达北京的渠道只能局限在白宫。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被告知周恩来来信的事情。这样，在4月28日的一次公众汇报会上，国务院的发言人仍宣布美国的立场是“台湾的主权问题是一个未决问题最终要由国际决议而定。”当国务卿赴伦敦召开外交会议第二天发表电视讲话时，他评论了毛与斯诺的会谈，称对尼克松的邀请是“太随便”和“不严肃”。他把中国的外交政策描述为“扩张式的”和“有点偏执妄想”。他还说，只有中国决定以某种方式回归国际秩序并“服从国际法原则”以后，谈判—甚至尼克松访问中国—才能可行。
正是中国战略的当务之急推动了恢复对话的步伐。北京政府发言人反驳台湾问题未决这一说法是“欺骗性的”和“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但是指责的同时又称赞（美国）乒乓球队的访问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新发展。
五月十日，我们正式接受周恩来对尼克松的邀请，但坚持广泛的议题。我们的通信这样写道：“在这一会议上，双边都可以提出任何主要关心的问题。”为了做好最高峰会的准备，总统建议我作为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手代表他打前道会见周恩来。我们指定了一个日期。其理由不是什么高级政策。在春末夏初之交，内阁和白宫通常都有大量旅行活动，而那时正好有一架高等飞机有空儿。
6月2日，我们收到中国的回音。周告诉我们他“很高兴地”向毛报告了尼克松接受中国的邀请， 并且他会在指定的那天在北京欢迎我。我们当时没在意林彪的名字从他的通信中被拿掉了。
在短短一年之中，中美外交关系从水火不容的对抗移进到总统特使及其后的总统本人访问北京。此一行是绕着双方口水仗的边缘但目力集中在地理政治战略目标上而行走过来的，其结果构建了冷战后期的国际大格局。如果那时尼克松听取专家的劝告的话，他就会把中国的邀请当作条件先回到传统的议题然后再考虑。那样的话，这不仅会被当作拒绝，整个中美的接触过程就会被两国国内的和国际的压力所压倒。尼克松对即将出现的中美关系的贡献与其说是他明白两方的愿望毋宁说是他能够铺开一个概念化的基础，使得中国能够与其休戚相关。对尼克松来说，对中国开放是总战略设计的一部分，不是互相刺激的购物单。
中国领导人遵循了平行的路线。回归现存的国际秩序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正因为他们认为现存的国际秩序不是他们插手形成的，因此跟他们无关。他们从来不习惯把自己的安全放进一个法律条框安排的主权国家共同体里。美国至今还认为对中国开放是把她领到摆置好的（静止的）友谊圆桌旁入座。但是中国领导人提到一个“势”的高度—即掌握物体流动的艺术。
当周讲到建立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时候，他表现的态度是促进一个新的国际平衡，而不是两国人民关系的一个终止态。在中国的文献里，找不到用美国词语堆砌的合法国际秩序。中国追求的是这样一个世界：中国在其中以斗争共存的方式得到安全和进步，和平共存和斗争准备处于相等骄傲的地位。美国以首次共产中国之旅跨进这样一个世界。
第九章 恢复关系：与毛周第一次相遇
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最具戏剧性的事件是以近乎秘密的方式进行的。尼克松认为，北京的外交之旅要获得成功就必须保密。行动公开会启动美国政府内部的复杂的许可程序，更要咨询包括台湾在内的世界各方的意见。这将迫使我们将北京之行的前景作抵押，而在我们去之前又无从了解北京方面的态度。公开透明是政府运作的根本原则之一；但是，建立更加和平的国际秩序这一历史机遇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于是我们一行经由西贡、曼谷、新德里和拉瓦尔品第前往北京，代表总统进行一趟没有声张的发现之旅。我的随行人员除其他美国官员之外，还有一个以北京为目的地的核心小组 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我本人，3个助手和两名秘密特工。由于最后一个目的地的戏剧性，我们必须在每个城市进行令人厌倦的停留，其日程特意设计为枯燥无味的例行公事，好让媒体不再跟踪报道我们的行动。在拉瓦尔品第，我们消失了48小时，对外宣称的理由是我要在巴基斯坦位于喜马拉雅山脚的一个山中避暑地修整一下（我佯装身体不适） 但我们真正的目的地是北京。在华盛顿，只有总统和我的首席助手亚历山大•黑格知道我真正的使命。
当美国代表团在1971年7月9日抵达北京时，我们对微妙的中国式交流有所体验，但对与北京如何进行实质性谈判则毫无经验，更不用说中国的待客之道了。美国对共产主义外交的经验来自同苏联领导人的接触，主要是同安德烈•葛罗米柯。他倾向于把外交变成一场对官僚意愿的测试。他在谈判中彬彬有礼但实质上毫不妥协 一有时候人们会感到他正在强制克制自己。
但中国在接待我们的秘密来访以及在之后的对话中完全没有强制克制的感觉。在之前的筹备工作中，他们在传递信息时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断断续续。但我们猜这跟文化大革命有关。现在则似乎没有任何事干扰到我们东道主的泰然自若，他们看起来就仿佛欢迎来自美国总统的特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一件最最平常的事。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更接近中国传统外交风格，而非我们与其他共产国家谈判时见到的并且习惯了的装腔作势的风格。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家善于用款待、庆典和精心培育的私人关系来达到他们治国的目的。这种外交风格非常适合于中国传统的安全挑战—在周边不断的武装挑衅下保存一个平静的农业大国。中国生存下来，并且通过巧妙的平衡艺术运用恩威并施加上辉煌的文化熏陶保持长期的强盛。
在我们这次行动中，接待服务不是在我们到达北京而是在沿途的伊斯兰堡就开始了。令我们惊奇的是，一群会说英语的外交官已经被派到巴基斯坦，随同我们旅行并在五小时的飞行途中帮助我们解除任何对不详目的地的紧张情绪。他们先我们登上飞机，让我们随行的安全特工吓了一大跳（差点拔枪，译者，呵呵），因为他们受训把穿毛式服装的人当作敌人。在途中，这队人开始验证他们对我们的研究成果，练习他们的外交举止，和为他们的总理收集我们使团个人性格方面的情报。
这个团队是周在两年前亲手选拔的，那时与美国开放的想法刚刚萌生，在四位元帅的报告以后。中方陪同人员有唐龙彬（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进（前大使，外交部欧美和海洋事务专家）、毛的侄孙女王海容（外交部翻译）和能力非凡的唐闻生（南希）（布鲁克林出生，后随家回国参加革命，外交部翻译和咨政）。后两位年轻女性据说是毛派的人。两位外交部的官员在被派来前接受任务的反应跟四位老帅一样，都需要周对他们亲自解释这不是考验他们而是毛的亲自部署。这些都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当我们的飞机在中午降落时，叶剑英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席，毛推荐的研究中国战略选项的四大元帅之一—在北京机场欢迎我们，这象征着PLA支持新的中美关系。元帅用中国造长版高级（红旗）轿车载着我们一行，车窗挂着黑色窗帘，一路安静地驶向钓鱼台。这是一座位于北京西郊由红墙围着的皇家园林宫观，里面有以前皇帝钓鱼的湖，现在是国宾馆。叶建议我们稍事休息，四个小时以后周过来欢迎我们并进行第一轮谈话。
周主动来见我们是一个相当礼貌的姿态。一般的外交礼节是访问代表团在一个东道主国的公共建筑里被接见，特别是当宾主的官衔等级相差很大的情况下（周是总理；而我是国家安全顾问，相当于内阁部长秘书，相差三级）。
我们很快发现我们的中国主人给我们安排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游玩日程，好像告诉我们幸存二十年的隔绝之后，他们现在并不特别着急搞定一个实质性的协议。我们计划在北京呆48小时。我们不能延长我们的逗留时间因为我们要赶到巴黎开越南方面的会议；我们也控制不了巴基斯坦的总统座机，它把我们带到北京。
当我们看到日程表时，我们注意到有一个四个小时的参观紫禁城节目，加上等周的四小时，八个小时就没了。事实上，第二天晚上，周还没有空儿，他要会见北朝鲜政治局的成员。这是预先定好的不能改变了—也许不是为了掩盖这一秘密之旅。如果再算上两个晚上16小时的睡眠，那么就剩不到24小时的时间供在过去二十年中有过战争、接近战争并且没有任何重大外交接触的两个国家举行第一次高层对话。
事实上只安排了两次正式谈判：在我们到达当天4：30-11：30PM，7个小时；和第二天12：30-6：30 P M，6个小时。第一次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按中国外交程序，由美国作临时“东道主”。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由中国作东道主。
可以说中国表现出来的若无其事的态度是一种心理压力。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取得进展，尼克松将大为困窘。但如果过去两年里我们对中国外交活动的分析是正确的话，既然情况已经紧迫到促使毛泽东发出邀请，那么美国特使的拒绝也会让北京处于棘手境地。
对抗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这正是我们出现在北京的原因。尼克松急于转移美国人对越南的注意力，毛的决定是为了迫使苏联在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之前投鼠忌器。双方都输不起。双方都知道此举所关系到的利益。
在一次罕见的共同分析中，双方都决定要集中探索对方对国际秩序的看法。既然这次访问的最终目的是开始探究两国之前的敌对外交政策是否可以达成一致，那么概念化的讨论，尽管 有时听起来更像两个国际关系学教授而不是现任外交官在对话， 其实是实用外交的终极表现。
当天晚上，当周恩来总理抵达的时候，我们的握手--至少在尼克松抵达中国公开重复了这一历史性握手之前--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曾经在1954年的日内瓦大会上拒绝同周握手。那次轻慢令中国耿耿于怀，尽管中国一再声明它没有造成影响。然后，我们一起走进一间会议室，宾主在一张蒙着绿色桌面呢的会议桌旁分两边面对面坐下。这里，美国代表团第一次感受了这位半个世纪来跟随毛经受了革命、战争和动乱的传奇人物的风采。
周恩来
在我六十年的公众生涯中，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比周恩来更迷人的人物。中等身材（基辛格说他是小个，译者注），优雅，富于表情的面孔上嵌着一双黑宝石般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能够以超人的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对手心理的细微变化，从而占主导地位。当我与他相遇时，他已经追随毛四十年并作了二十年的总理。他是毛和毛的宏伟规划中的群众份子之间不可缺少的调解人，他把毛的宏伟蓝图变成具体的项目。甚至，许多中国人感激他能把毛的规划过分之处调到可以容忍的幅度。
这两位领袖的差异反映在性格上。只要有人群，毛就是以主导的巨人出现，而周是细雨润土式的。毛的激情能够压倒对手；而周的智慧能够说服或超越对手。毛是嘲笑式的；周入木三分。毛认为自己是哲学家；周把自己当作管理者和谈判家。毛热心于加速历史进程；周满意于充分发挥现状。周经常说：“一个好舵手能够驾风乘浪。”当这两位伟人凑在一起时，分工是不言自明的，原因不是在正式职位的意义上，而是在周的性格行为的深层方面。
后来，有人批评周做了过多的软化毛的冲击力而没有抵制他的事。当美国使团见到周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而他是一个大都市型的，受过外国教育的并且还是与西方接触的积极促进者—这些都令他容易成为革命的靶子。他是文革的给力派还是踩煞车的人？当然，周为了政治生存把他的熟练管理技巧借给了政治实施，他个人可能对此十分厌恶。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躲过了60年代的打倒一大片，而其他当世领导人则无一幸免（他最后也受到攻击，到了1973年后半年，他实际上已经被移出办公室了）
周和我终于面对面坐下来共同探讨我们两个以前互有敌意的国家和解是否真正可能。周邀请我作为客人先讲两句开场白。我已经决定不提两国隔离的细节问题而把重点放在地理政治前景下的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我的开场白包含了一些华丽的词藻：
“许多访问者都来到过这块美丽的，对我们来说仍然是神秘的土地。。。。”
在此，周打断说：
“你很快就会发现她不神秘。你跟她熟悉以后，她就不像以前那样神秘了。”
揭开对方的神秘面纱是定义我们面对的挑战的一个巧妙设计，但周更进了一步。在他面对二十年以来第一个美国使团的讲话中，他强调恢复友谊是新关系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跟他对美国乒乓球队说的一样。
不过，这有点是一个硬脑壳的不带感情的友谊概念。中国GCD领导人依然保持了一些传统的蛮夷管理风格。在其中，对方会以被加入中国俱乐部的“老朋友”身份而受恭维，这一“哥们儿”姿态使分歧在感情上更加复杂化和对抗变得痛苦。当他们进行“中央王国”外交时，中国的外交官会诱导对方首倡中国喜欢的选项而使得默许更像授予对方优惠。
但同时，个人关系的重要性超乎外交战术的意义。中国的外交从几千年的经历中汲取的教训是，在国际关系中，每个问题明显的解决方案通常是一堆相关问题的引子。因此，中国的外交家认为保持关系的连续性是一个重要任务，或许比文件更重要。与此相比较，美国外交倾向于把问题分解成自成一统的小单元，然后依其自身的优劣逐一解决。在这样的任务中，美国外交官也重视个人关系。差别是中国领导人不将“友谊”仅仅局限于个人资质而更是长期的文化、国家和历史联系；美国人则看重对方的个人资质。中国的友谊概念往往是通过培植非实体的利益保持关系的长久性；而美国的概念是通过社交接触促进正在进行的活动。有时，中国人肯为站在朋友一边的声誉花点价钱（当然不是无限的）--比如，毛在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遭到反弹被迫辞职下台后仍邀请他到北京（此是后话）。
一个经常被中国领导人应用的文化特点是他们的历史观—用与西方不同的时间范畴思考的能力。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领导人相对来说，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在一段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上都只能代表一小段。中国过去的辉煌时期和规模给中国领导人披上历史永恒的衣钵让对方自感谦卑。外国的会见人会被感受到他站在大自然的轨道中间而他的行动早已命中注定为中国历史的前进火车作缩写注脚。
在我们到达北京后的第一次交谈中，周大胆地断言美国的历史比中国长，似乎作为欢迎我们的礼帽姿态。不过，在接下来的话中，他又回到传统的观念：
“我们是太平洋两岸的国家，你们有200年的历史，而我们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只有22年的历史。因此，我们比你们年轻。至于古代历史，每个国家都有—美国和墨西哥有印第安人，南美洲有印加帝国。遗憾的是他们的象形文字没有保存下来，丢失了。至于中国古代历史，一个最好的特点就是书写文字，根据历史文物记载，它包含了4000年的遗产。这对我们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有利。”
全面地，周试图寻求一个新的国际关系路线，强调从孔子学说到共产主义发展出来的新的道德规范：
“毛主席多次说过我们绝不作超级大国。我们争取的是，所有的国家，大的小的，都一律平等。不仅仅是两个国家平等的问题。当然，我们两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谈判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可以交流看法，寻找共同点，和把我们的分歧摆在桌面上来。为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真正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国与国打交道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这是不容易的。”
在第一次会晤时，周就一刀斩断这个“歌迪亚死结”（这是个源出于古希腊传说的成语，歌迪亚（Gordius）是公元前四世纪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个国王，他把一辆牛车的车辕和车轭用一根绳子系了起来，打了一个找不到结头的死结，声称谁能打开这个难解的Gordian knot谁就可以称王亚洲。这个结一直没有人解开。到了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拔开身上的佩剑，一下子就把这个死结斩开了。译者加注）。
基辛格：我要问总理你要如何进行下去。我们可以二者选其一：我们可以双方先交换问题，保留答案在最后；也可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讨论。你觉得怎么样好？
周：你的意见呢？
基辛格：我不坚持。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因为周总理先表达了对台湾问题的看法，我们也可以谈我们对印度支那问题的看法。然后，我告诉总理我对他的台湾声明如何反应，他再告诉我他对我的印度支那观点的反应。或者，我们一次讨论一个问题。
周：怎么都行，你决定。你说什么都行。你可以先说台湾问题或印度支那，或一起来，因为也许你们认为它们是有联系的。
基辛格：我认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联系的。
周没有坚持台湾问题是优先问题也没有坚持先决条件。最后，我们把从台湾撤军当作是解决印支战争的条件。
周在台湾问题上的实质立场是我们以前在136次华沙会议上听到过的，他在第一天的长长的讨论中又措辞小心地重述过。美国政府必须承认PRC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接受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情的自然逻辑”决定了美国必须“在一段有限时间内从台湾以及台湾海峡撤走全部武装部队和销毁它的军事设施。”随着这一过程的进行，美国-台湾防卫条款最后就“不存在了。”
对美国而言，问题不是承认一个中国，因为两边都如此宣称，而是把承认北京是“一个中国”的首都放进一个与国内政治需要相匹配的时间框架中去。这需要接下来几届总统的努力，小心地熟练地走一条平衡木，既要不断加深与北京的关系，又要创造条件保持台湾的经济繁荣和民主。秘密之旅仅是个开端。中国领导人，尽管强烈坚持他们的立场，但没有把它推向摊牌。
周在越南问题上作出的模样和我在台湾问题上一样，显得即不作出直接的承诺也不着急。周仔细听取我的演说并提出尖锐的问题；然而他又适可而止，没有施加一点道德上的鸭梨，更别说威胁了。好像中国对越南无论任何援助都是有历史渊源的，而不是战略或意识形态上的，他解释道：
“我们的祖先欠过他们的债。解放以后我们就没有责任了，因为我们推翻了旧制度。然而，我们对他们仍然感到深深的同情。”同情，当然，不等同于政治和军事支持；这是一个巧妙设计的方式向我们表达中国不会军事介入和在外交上压我们。
在第二天人民大会堂的午宴上，周突然提到文化大革命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在外面也看到了，他说，但他想要他的客人理解中国是如何走到—尽管是曲折地—当前中美领导会谈这一步的。
毛寻求净化GCD和冲破官僚结构的隔障，周解释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毛在D政机构之外创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的任务是将社会体系回归到真正的意识形态净地。这一决定事实上制造了动乱，正像各个红卫兵组织不断增大地追求自立和互不相称的政策。确实，按照周的数算，在不断扩大的混乱局势中不同单位和地区都组建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保护自己。这些分立的红卫兵组织互相武斗，对相信共产主义普遍真理和祖国统一的人民是一个震撼。到了这个地步，在全国取得了打倒官僚和坚定信念的进步以后，毛主席要求PLA恢复秩序。
周是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上作出上述解释的，他肯定得到毛的指示去做的。他明晰地寻求远离文化大革命但保持对毛的忠诚。毛应该会看这份讲话文稿。那时，我就想周的话表达什么意思。周说，有一次红卫兵甚至把他锁在办公室里。但另一方面，周又说他没有主席高瞻远瞩，主席看到了革命需要新生力量的需要。
为什么向二十年中第一次来的美国代表团作如此的表白？因为目标是越过正常化到达友谊的层次上去。这里，“友谊”的准确理解是战略合作。为此，必须把中国定义成为一个克服了内部动乱因而更坚定可靠的国家。周暗示，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能够作为一个团结的国家与任何外敌对抗，因而是对付苏联的潜在伙伴。周在下午的正式会议上把这点整明确了。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举行，福建是一个省，在北京和台湾的行政区划分中，台湾和那些近海岛屿都属于这个省。
会议开始，周表述了中国的战略藐视态度，即使所有能想到的敌人都联合起来反对她：
“你喜欢讲哲学。最坏的情况就是中国再次被分割。你们可以联合起来，苏联占领黄河以北，你们占领长江以南，之间东部地区可以留给日本。。。
如果这样的大动作发生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会准备如何应对呢？我们准备用人民战争作艰苦卓绝的抵抗，与你们进行长期斗争知道最后取得胜利。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牺牲一些生命，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得不想。”
据说，周是在毛的特别指示下“夸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担心苏联侵略，但他不想表达出忧心，更别说表现出有求于人了。对于天下大乱的描述是他试探美国态度的一招，避免了直接问会暗含忧心：把潜在威胁极致化和把中国抵抗的坚强意志明朗化。没有任何美国情报估计构想过这样一个催化性的偶发事件；没有一个美国政策制定者考虑过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冲突。然而在他的环视范围内没有确认明确的主要忧心问题—其实是苏联的进攻—这样中国就不是一个求情者。
尽管表面上明白，周的演说是个微妙的路线，将话题引到关于战略合作的讨论。在大西洋地区，在若隐若现的威胁面前，我们与友好国家为盟。他们愿意将口头承诺变成法律义务以得到安心。中国领导人反其道而行之。中国如何准备孤力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即使在核威胁下，反对一切敌人的大联合是那个年代中国标准的口头禅。它的基本目的就是把自力更生变成一种武器，也是以战略平行为基础的相互支持的方式。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相互义务肯定不能写在法律文件上，而是寓于共同的战略看法之中。尽管中国没有要求外部支撑，但基于共同的战略考虑，它会自动起来，如果她的伙伴不以为然，中国也没必要跟他扯。
在第二天会议要结束时，在必须会见他的北朝鲜同志之前，和我们不能更改的离别时间大约18小时前，周提到了尼克松访华的问题。之前，我和周都相互瞟过，但有意回避先说，谁也不想应付拒绝或表现得像个求情者。周最后优雅地进入话题，就像它是个步骤问题（决定双方已经心照不宣，译者）。
周：你对访问的公告怎么想？
基辛格：什么访问（装傻，译者）？
周：只提你或是也提尼克松总统的访华？
基辛格：我们可以宣告我的访华并且说毛主席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他接受了，在原则上或在明年春天一个固定的时间都可以。你喜欢那种？我认为两件事一起提好。
周：那么，是不是能够叫我们两边召集些人在一起草拟公告呢？
基辛格：就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草拟。
周：两个访问。
基辛格：那好。
周：让我们试试。。。。我6点有个约会到10点。我的办公室对你开放。或者你们回到住处讨论。你们可以吃晚饭，看个电影。
基辛格：我们10点见。
周：好的，我会去你们的住处。我们将工作到深夜。
正如当时发生的，公告在当天晚上做不出来，因为在谁邀请谁的问题上双方争执不下。一边想让另一边看上去更积极。我们把分歧分开。草稿需要主席的同意，而毛已经上床了。毛最后批准了这样的说法：“获悉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烈愿望”，周恩来“发出正式邀请”，尼克松“欣然接受”。
在星期天，7月11日下午，我们离开的飞机起飞前，我们终于完成了关于尼克松总统访华声明的草拟通稿。“我们的公告将震撼世界”，周说。代表团乘飞机返回，隐瞒着心中的兴奋等待世界被震撼。我在圣克莱门特号称“西部白宫”向尼克松作了汇报。7月15日，在北京和洛杉矶，同时地，秘密之旅和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公之于众。
尼克松中国之行：与毛的会见
7个月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抵达了北京。对这位总统来说这是胜利一刻，这个死心塌地的反共者发现了一次地缘政治机遇并大胆地抓住了它。作为他所具有的坚韧品质的象征，也是他所开创的新时代的象征，尼克松希望独自走下“空军一号” 与周恩来相见。周恩来身着笔挺的毛式服装，迎风在停机坪等候；中国军乐队演奏着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象征性的握手为周拂去了十八年前杜勒斯冷脸的不快。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性事件，整个过程过于悄然无息了。当尼克松的车队驶入北京时，路上完全没有旁观者。他的抵达在晚间新闻中作为最后一条播出。
尽管开端本身非常具有革命意义，但双方当时尚未对最后的联合公报完全达成一致——特别是在台湾问题的关键段落上。庆祝还为时尚早，中国不想削弱自己在谈判桌上泰然自若的姿态。而且，中国领导人知道让尼克松脸上太有光彩更会使越南小兄弟暴跳如雷。在盟友的首都公开展现他们的敌人肯定会加重中越两国的紧张关系。
作为补偿，我们的主人以邀请尼克松与毛会晤替代公开的欢迎。其实，“邀请”不是一个准确的词语描述毛怎么会见客人的。会晤从来不在日程表上安排；它就像从天而降。这是古代皇帝召见仪式的现代版。毛邀请尼克松的第一个信号出现在我们抵达之后不久，有人告诉我周要在接待室同我见面。他对我说：“毛主席想要见总统。”为了避免产生尼克松被传唤的印象，我询问了一些关于接见顺序安排的技术问题。周一反常态，以不耐烦的态度回答说：“既然主席邀请他，就希望很快见到他。”在尼克松中国之行刚刚开始的欢迎仪式上，早在谈判开始之前，毛就表现了他在批准国内和国际会晤方面的权威。在周的陪同下，我们乘坐中国产（红旗牌）轿车前往毛的住所。美国的安全特工不准随行，媒体也只能被事后通知。
我们穿过一道位于北京的东西横贯线——共产党革命之前这座城市的古城墙就沿这条线矗立——上的大门，来到了毛的住所—中南海。中南海里的路沿着湖边逶迤蜿蜒，湖的另一边坐落着高官的宅所。
毛的居所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稍稍与其他房屋拉开距离。我们看不到岗哨或者其他权力的象征。小小的前厅几乎被一张乒乓球台完全占据了。我们被直接带到了毛的书房。这是一个不大的房间，三面墙是书架，书架上杂乱无章地摆满了手稿。桌上和地上堆了很多书。屋子的一角摆了一张简单的木床。这个以无上权威统治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统治者希望被看做一个哲人君主，无需用传统的威严象征来彰显他的权力。
毛从一组围成半圆的沙发中间站起身来，一个助手陪在他身边以防需要扶持。我们后来才知道几周前他因心脏和肺部患病而导致身体虚弱且行动困难。克服了行动不便之后，毛泽东展现了非凡的意志力和决断力。他用双手握住尼克松的双手，对他露出了非常亲切的微笑。这张照片后来刊登在所有中国报纸上。中国人会非常熟练地运用毛的照片表达气氛和政策的方向。当毛阴沉着脸时，暴风雨就要来了。当毛用手指点客人时，这表示导师对他的“学生”有所保留。
会见让我们第一次亲身体验毛的诙谐简约的谈话风格。大多数政治领袖用要点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思想。毛以苏格拉底式风格推进他的想法。他一般以一个问题或观察开始邀请对方评论。然后，他又用另一个观察承接前者。最后，这一大堆问题、观察和讽刺性评论汇总到一个方向上，但通常不是一个有约束性的承诺。
从一开始毛就不像要与尼克松谈论哲学或战略的样子。在从上海来北京的路上（因空军一号需在上海暂停，换上中国的领航员，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被派去陪伴总统一行）尼克松曾对乔冠华说过他很想跟主席谈哲学。毛知道在座只有我一人是哲学博士，他指着我说：“今天让他一个人主讲好了。”好像习以为常，毛在他的客人之间挑拨“矛盾”。
毛也不想谈时政。
尼克松把问题用如下语言组装起来：
“比如，我们必须问自己—当然只在这间屋子里—为什么苏联在你们的边境有比在西欧边境多的军队？我们也必须问自己，日本的未来如何？日本是不是—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分歧—是不是中立好一点，毫无防卫力量，或与美国有些关系？。。。（我的）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对的危险是苏联侵略还是美国侵略。”
毛不上钩：
“那些烦人的问题我可不想谈。”
他建议那些可以跟总理谈。
那么，毛到底想通过这一曲折拐弯的对话表达什么呢？也许最重要的信息都在不谈之中。第一点，经过二十年在台湾问题上锱铢必较以后，这一问题都没提出来。所有与台湾有关的话是如下进行的：
毛：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会同意我们见面。他叫我们“共匪。”他最近讲了话，你看到了吗？
尼克松：蒋介石称毛主席是“匪”。主席怎么称呼蒋介石？
周：我们一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我们有时也叫他们“蒋匪”；轮到他们，就叫我们“共匪”。我们互相骂。
毛：实际上，我们跟他的交情比你们跟他的长。
没有威胁，没有要求，没有定期，没有提到过去的积怨。在一场战争，两次军事冲突，和136次僵局的大使级会谈之后，台湾问题不那么急迫了。它被置放一边了，至少是在当时。
第二点，毛想表达的是尼克松是受欢迎的。第三点，毛想把中国对美国的任何威胁排除掉：
“在目前，来自美国的侵略和来自中国的侵略不是个问题；也就是说，它不是个大问题，因为目前形势下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战争状态。你想把一部分军队撤回到你们的土地上；我们的不到国外去。”
这句话隐含排除了在越南有像在朝鲜那样中国大规模出兵干涉的担忧。
第四点，毛想表达的是他在对美国开放的过程中遇到过挑战但现在克服了。他给林彪送了一付嘲讽性的碑文，后者在1971年9月13日政变流产以后坐一架军用飞机逃离中国的山海关（原文指北京，译者）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在我们国内也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反对我们与你们接触。结果是他们登上了一架飞机飞往国外。。。。至于苏联，他们最后去收尸去了，但他们什么也没说。”
第五点，毛赞许加速双边合作和鼓励具体事情具体商量：
“我们这边处理事情也很官僚。比如，你想有些私人层面上的人员交流那样的事情，还有贸易。不是决定具体事情，而是停滞在我们坚持不先解决大问题就不谈小问题。我自己就坚持那个立场。后来我看到你是对的，我们就打乒乓球。”
第六点，他强调他对尼克松个人的好感，他说他个人喜欢跟右翼政府打交道因为他们更可靠。毛，这个大跃进、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作出令人吃惊的表白：他投过尼克松“一票”，并且他“比较高兴右派掌权”（至少在西方）：
尼克松：当主席说投我一票时，他是在两个魔头中挑小的。
毛：我喜欢右派。人们说你是右派，共和党是站在右边的；英国首相希斯也是右派。
尼克松：还有戴高乐将军。
毛：戴高乐是不同的问题。他们还说西德的基督民主党也是右边的。我比较高兴右派掌权。
尽管如此，他说如果民主党在华盛顿得到权力，中国也会与他们建立联系。
在开始的时候，毛显示出准备好了大方向，但没对将要开始的谈判有任何具体指示。还不知道在台湾问题上能否找到一个共同的说法（其他问题好像基本上都解决了）。大方向定了，毛提醒如果我们达不成一致的联合公报，要有耐心克服困难。毛争辩说不要把后退当作失败而要努力赶上。眼前的大战略设计太重要了，它在其他所有问题之上—即使是台湾问题。毛劝告双方不要斤斤计较在一个谈判问题上：
“谈得好就好，没有一致也好，如果我们只纠缠在死结上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我们非得达成一个结果呢？人们会说。。。如果我们第一次失败了，人们会讲我们为什么第一次没能成功呢？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走错了路。那我们第二次成功了，看他们怎么说。”
也就是说，即使因为什么看不到的原因将要开始的谈判又成僵局，中国仍会坚持争取在将来与美国达成战略合作的理想结果。
在会晤将要结束的时候，毛，这位继续革命的预言家，对他以前妖魔化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总统强调意识形态再也不与两国关系相关了：
毛：（毛指着基辛格）我认为，一般地说，像我这样的人就像大炮。（周大笑。）我讲那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
毛接着吼吼大笑，暗指那些对这一在过去二十年贴满全中国的标语认真的人。毛最后以嘲讽、戏谑并令人安心的语言结束了谈话：
“你不是我们要打倒的人。他（指基辛格）也不是。如果你们俩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在我们的个人安全得到长期保证和我们的非意识形态关系得到最高权威的批准的情况下，两边开始了长达五天的对话和宴会，又有观光旅游穿插其间。
尼克松-周的对话
实质性的问题被分成三个范畴，第一个是双边合作反对霸权的长期目标—“霸权”不言而喻暗指苏联的词语。这一问题由周和尼克松，也包括我，讨论。我们每天下午至少见三个小时。
第二个是一个讨论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的论坛，由两边的外交部长带头。最后一个是联合公报的草拟小组，有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我领头。草拟工作会议每天在晚宴后进行。
周和尼克松之间的会议是两国元首（在某种意义上）之间的特殊相遇。尼克松集中地把美国政策的概念路线图摊开在对手面前。鉴于双边的出发点，尼克松有必要让对方听到一个美国目标的权威性的可靠的指南。
尼克松对这个角色再合适不过。作为谈判家，他不愿面对面地争执—甚至有意回避-这有时使意思模糊。但他言简意赅。在我认识的十几位美国总统中，他对长期的国际趋势有独到的把握。他利用这十五小时给周展示了他对中美关系景愿及其世界影响的构想。
还在我进行秘密之旅的途中，尼克松就对驻台北大使简述了他的看法。这位大使将不得不十分痛苦地跟他的东道主解释美国在未来的几年将把政策脚步逐渐从台北移向北京：
“我们必须记住，他们（台北）必须有准备面对事实，就是一步接一步地与那边—中国大陆--逐渐恢复正常关系。不是因为我们爱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在那。。。。何况，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尼克松预言，尽管中国内乱和贫穷，她的人民的杰出能力终将中国推进世界大国的行列：
“好吧，你就想一想，如果任何人用一个完美无暇的政府机制管理大陆。我的好上帝呀。。。世上无人能比，我的意思是，你让八亿人民在一个完美无瑕的体制下齐心尽力工作。。。他们肯定是世界领袖。”
回到北京现在时，尼克松在正点上。无论他对共产体系有什么负面看法，他不是到中国来对他们的领导人灌输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企业原理—肯定也没用。尼克松在冷战中寻求的是一个在部满核武器的世界上的稳定国际秩序。这样，在第一次与周的会谈中，尼克松表达了对革命者真诚的敬意—尽管他早年认为他们的胜利是美国政策的失败：
“我知道你们深深地相信你们的原则，我们也深深地相信我们的。我们不要求你们在原则上让步，就像你们不会让我们让步一样。”
尼克松承认他的原则让他—如许多美国人—支持反对中国的政策。但是世界变化了，现在美国利益要求华盛顿适应这些变化：
“我的看法，因为我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工作过，那时与杜勒斯先生的相似。但是从那时起世界变化了，美国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也必须改变。正如总理在与基辛格博士谈话中说到，一个好舵手必须能够驾风乘浪，不然他就会被潮流吞噬。”
尼克松提议把外交政策建立在利益互惠基础上。假如双方的国家利益清楚并考虑到稳定的需要，或至少为了避免灾难，这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可预见性：
“只在这里说，总理知道我也知道友谊—这点我感到我们个人之间有—不可能是一个有建树的关系的基础，至少友谊不是唯一的。。。。作为朋友，我们可以同意某些优雅的语言，但除非那种语言达成的协议服务于我们的国家利益，它不会有太大意义。”
采取这样的路线，坦诚是真诚合作的门票。正如尼克松对周说：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坦诚相见并认识到我们不会做不符合我们双方利益的事情。”
尼克松的批评者把这类话语称为一种自私的版本。
然而，中国领导人经常引用这些原话作为美国可靠的保证—因为它们精确、可计算、而且是互惠的。
在此基础上，尼克松提出一个美国在亚洲的长期作用—即使从越南大部分撤军以后。不一般的是他把它当作“相互利益”而表述。二十年来，中国的宣传攻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是殖民压迫并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它。但是尼克松在北京坚持地理政治当务之急超越意识形态—他人在北京这点就说明了问题。有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北京不再可能把外交政策建立在“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之上。他在这趟旅行之前就对我说过：
“我们不要对美国的世界作用感到抱歉。过去不必，现在不必，将来也不必。我们也不必主动讲清楚美国将如何做。好的，换句话说，光着膀子（英语里常说：丢了衬衫—输光了—的同义语，译者），拍着胸脯，我们撤退，我们会这么做，那啥，还有其它的。因为我想我们必须说，好的，‘美国威胁谁了？你想让谁玩这个角色？’”
尼克松诉求的国家利益在绝对意义上是很难用来规范国际秩序的。作为行动准则，定义国家利益的条件太广，解释幅度太大。需要价值认同相协调。
当中国和美国隔着二十年的裂缝第一次打交道时，两边的价值明显不同，如果不是对立的话。在所有困难面前取得国家利益的共识就是最有意义的调和。意识形态只能使双方走向对抗，在广泛的边缘问题上互相角力。
那么，实用主义够用吗？它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也可以很容易使冲突尖锐。每一方都比另一方更了解自己的目的。依其国内团结的地位，以实用主义角度作出的退让会被国内的反对派称为展示软弱。因此，每一方都想把价码抬高。在第一次与中国打交道时，问题是如何认同或使其认同利益的定义。尼克松-周的谈话提供了认同的总框架，上海联合公报是通向它的桥梁，但是在其中关于台湾的段落上有过相当的争论。
上海联合公报
通常地，联合公报的适用期很短。它只定义气氛而不是方向。但是总结尼克松访华的联合公报不是这么回事。
领导人都喜欢制造一个联合公报完全代表他们的想法和谈话的印象。最好双方领导同意每个标点符号，而且是通常努力如此的。富有经验的睿智的领袖知道怎么做好。尼克松和周都明白迫使领袖们在短期峰会内字字斟酌是无益的。通常，即使意志坚强的人—不是这样的人也凑不到一起—在时间和媒体的压力下也不能解开死扣。因此，联合公报通常都由外交家事先大部分写好带到会议上来。
故事回到1971年10月，我专为此行第二趟来到北京。当时行动的代码叫波罗-II（Polo II），因为在我们命名秘密之旅为波罗-I（Polo I）以后，我们就没有想象力了。波罗-II的主要目的就是同意一个在四个月以后尼克松访华结束时总统和中国领导人都能接受的联合公报。
我们在北京政府结构刚刚经历了一次大震荡的时候到达北京。几个星期前，毛亲手指定的接班人林彪被指控一个阴谋，其完整程度还没有被官方合盘端出。各种解释都有。当时领先的看法是林彪，这位“小红书”的编集者，貌似认为中国的安全依靠文化大革命原理比依靠跟美国搞动作更可靠。还有人提示，在当时，林彪实际上反对毛拉近务实的周和邓，因意识形态上的嫉妒而采取保卫自己的战术。
当我和随从7月20日抵达北京时，危机的痕迹尚存。从机场到住地的途中，我们经过一些熟悉的标语“打倒帝国资本主义和它的走狗！”有些还是用英语写的。在国宾馆我们的房间里也有相同主题的传单。我让我的助手把他们收集起来交回给中国同级的官员，就说是前面的客人落下的。
第二天，代理外交部长在陪我去人民大会堂见周的时候注意到了那些政治尴尬。他专门让我注意看墙上覆盖住旧标语的新标语，这回上面用英语写着：“欢迎亚非拉乒乓锦标赛！”其它的标语都被刷掉了。周提到那些笑笑对我们说，我们应该看实际行动，而不是言辞的“空炮”—几个月后，我们又从毛嘴里听到这个词。
联合公报的讨论开始很平常。我先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尼克松看过同意的草稿。在那里，双方肯定将致力于和平并在一系列未决问题上加强合作。在台湾问题一节上是空白。周接收了草稿作为讨论的基础，并答应第二天早晨作出中国的改进和另种说法。
下面发生的却不是我们合计好的。毛干预了，毛让周停止草拟这种“臭大粪的联合公报。”他可以把GC主义高调说成是“空炮”，但他显然不准备放弃它们作为GC干部的指南。他让周坚持在联合公报里加进GC正统信念作为中国的立场。毛革命一生的基本点就是和平只能在斗争中出现但不是它的终止。中国不怕对美国呛声。
周按毛的指示作出了他的表述。他用了一些不妥协的语言阐述中国的立场，留出空页让美国阐述它的。
（以下译者引用上海联合公报有关段落作比较如下：）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以及在今年二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系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
原来周的草稿（也是我的）是一种陈词滥调，就像跟苏联签的那种，双方既不认真也不执行。现在，起初我吓了一跳。后来，我反转一想，这种不正统的格体好像解决了两边的问题。每一方都可以重申他们的信念，这样对国内听众和不安的盟友也好交代。分歧在过去的二十年是人所共知的。对比正好凸显了共同取得的一致点。在没有外交代办或充分安全的通信渠道情况下，我无法跟华盛顿联络，但我有充分信心知道尼克松会怎么想。于是我相应加强了美国的立场：
美国方面声明：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公正的，因为它满足各国人民和各国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愿望。这种和平是稳定的，因为它消除外来侵略的危险。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美国强调：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一贯的首要目标是谈判解决；越南共和国和美国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八点建议提供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在谈判得不到解决时，美国预计在符合印度支那每个国家自决这一目标的情况下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队。美国将保持其与大韩民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系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按照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美国赞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火继续下去，并把全部军事力量撤至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美国支持南亚各国人民和平地、不受军事威胁地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而不使这个地区成为大国竞争的目标。
这样，一个在中国土地上由中国新闻机构发布的联合公报让美国重申了它的承诺：“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并宣称了与韩国和日本的紧密关系。特别是提出了新国际秩序的看法，否定任何一个国家的霸权和允许各国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发展自己。
至此，最有意思也是最重要的条款是关于“霸权”的一条，它说道：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没有明说，但联盟就建立了。在几近迂腐的修辞学掩饰下，结论是令人震惊的。不到6个月前还是敌人，现在声明他们联合起来反对苏联圈的任何进一步扩张。这是个的的确确的外交革命，下一步肯定将讨论抵制苏联野心的战略措施。
当然，战略的持久性取决于台湾问题上的进步。到了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台湾问题已经被双方从各个角度加以探究过了。
谈判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双方的外交家需要两者择其一。一个战术是—这确实也是传统的路线—先摆出最高的姿势，然后逐步下台阶，直到可以保持的最低姿态。这种战术喜欢被热衷于保护他的国内地位的谈判家采用。然而，尽管开始“坚强”，过程则表现出逐步放弃最初的叫牌而显得身段变软。另一方有可能被诱惑得寸进尺。这样，谈判就像一个拉力赛。
避免强调过程而非实务，可取的路线是开叫就接近判断出来的最可维持的结果，“可维持”的定义在抽象意义上就是双方都有保持的利益。对台湾问题来说，这有点难度，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双边退让的空间比较窄。因此，从一开始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就提出我们判断是一个建设性的发展立场。尼克松在2月22日把从以前交流经验提炼出来的东西提升成五项原则。它们是全面性的但同时也是美国退让的底线。未来将在这个框架里行驶。这五项原则是：
--肯定一个中国的政策；
--美国不支持台湾内部的独立运动；
--美国不鼓励日本插手台湾事务（鉴于历史原因，是中国特殊关心的）；
--支持北京和台北之间的任何和平解决方案；
--承诺继续关系正常化。
在2月24日，尼克松解释了当美国遵循这些原则时台湾问题可能如何在国内演变。他的意图是，他确保，正常化在他的第二个选期完成，美国也将在那段时间里从台湾撤军—但他告诫他不处于作出正式承诺的位置上。周回应道, 两边都有“困难”, 没有“时间限制”。
原则和务实主义就这样存在于一个模糊的平衡当中，乔冠华和我草拟了上海联合公报的最后部分。关键的地方就一个段落，但它花费了两个通宵才产生出来。它这样写道：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这一段落把几十年内战和敌意合折进一个肯定的一般性的原则之中，这一原则北京、台北和华盛顿都可以接受。美国以承认海峡两岸任一边的中国人信念来处理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一表达式的灵活性让美国在其后的几十年把自己的立场从“承认”移位到“支持”。台湾得到了经济和内部民主发展的机会。中国得到了对其在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核心利益”的承认。
尽管有时出现过紧张，上海联合公报达到了目的。在它签字生效以来的四十年中，中国和美国都没让这一问题中断两国关系发展的惯性。这是一个敏感的有时紧张的过程。整个期间，美国肯定了和平解决重要性的看法，而中国则强调了最终统一必然性的信念。每一边都采取了有克制的行动，并寻求避免强迫对方考验自己的意志强度。中国宣布了核心原则但在实施时间上保持灵活。美国一直是务实的，具体事情具体处理，有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内鸭梨影响。就整体来说，北京和华盛顿都以中美关系为重。
尽管如此，任何人不能错把暂时的平衡当作永恒的状态。从来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放弃对最终统一的坚持，或可以期望如此。同样，不可预见美国领导人会放弃企望那一过程的和平方式的信念，或改变美国的看法。政治家需要防止政策漂移到双方不得不互相考验对方信念的性质和强度那一点。
余波
尼克松中国之行是为数不多的令国际事务出现重大改变的国事访问之一。中国重新进入世界外交舞台，美国战略选择增加，从而令国际体系有了新的活力和弹性。尼克松访华之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和日本的领导人先后访问中国。中国和美国之间磋商的密集程度甚至在正式的盟国之间都是罕见的。
接下的几个星期，美国有一种欢呼的情绪。许多美国人欢迎中国回到她原来所属的（确实是）国际大家庭，并把这一新的事态当作国际政治的一个永恒特征（其实不是）。尼克松（天性怀疑）和我都没有忘记中国执行以前政策的坚定性与当前一样，而且她的领袖即使现在如何优雅迷人地礼遇我们，不久之前在相反方向的事业上依然迈着坚定的步伐。我们也不能假定毛—或他的接班人—放弃他们奋斗一生的信念。
未来中国的政策是一个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复合材料。对中国开放只是一个合作机会，在那里利益可以协调一致，分歧可以移开。在和解的时候，苏联的威胁是一个动力，但更深层的挑战是建立合作信任，使得其后几十年几代领导人有紧迫感。这同样促使美国方面的变化。中美和解的回报不是永久友谊或价值河蟹而是全球平衡的调整，这需要双方领导人不断地精心呵护，也许，总有一天，会达到价值河蟹。
在这一过程中，每一方都是自己利益的监护人。并且，每一方都把对方当作与莫斯科关系的杠杆。正如毛不厌其烦地指出，世界不是静止的；矛盾和不平衡是自然规律。反映这一观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尼克松访华描述成是中国“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加强自己”的一个实例。
双方的利益是否有一天会真的一致呢？这些利益能否有一天让双方摆脱流行的意识形态，从而避免对立情绪造成的混乱？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为应对这些挑战打开了一扇门，但是这些挑战如今仍然存在。
第十章 准联盟：与毛的谈话
秘密之旅为重建中美关系搭桥。尼克松访华为两国战略合作开启了新篇章。合作的原则树立了，框架还得搭建。上海联合公报的语言暗示了一种联盟。但中国的独立自主姿态使得形式与实质的连接困难。
随着历史记载国际交往，联盟就出现了。有各种原因促使联盟：把各个盟友的力量团结在一起；提供互相援助的义务；在当时战术行动之外增加威慑。中美关系的特殊之处是两边都在没有正式义务之下协调行动。
这种事态就是中国国际关系观念的内在特性。宣布中国“站起来”后，毛可以向美国伸手，但绝不会承认中国的力量不足以对付任何可能的挑战。他也不会接受在任何时候出现的超出国家利益之外提供援助的抽象义务。中国在毛领导时代的早期只有一个联盟：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与苏联，中国在展现新的国际身份时需要支持。后来，她在1961年与北朝鲜结成友好合作互助联盟，其中包括一个在受到外敌攻击时互联防御的条款，至今有效。但那更像中国历史常见的附属国关系：北京提供保护；北朝鲜的回护是无关紧要的。与苏联的联盟在一开始就有问题，大部分因为毛不接受哪管一点点服从的暗示。
尼克松访华之后出现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是文件上书写的正式相互保证。它也不是心照不宣的联盟，基于非正式的观点一致。它是一种准联盟，从与毛的谈话—1973年2月和11月—和与周的长时间讨论—1973年--中逐渐浮现出来的。从那以后，北京不再抵制美国力量的投影—就像尼克松访华之前那样。相反，在中国明显的战略设计中，她把美国当作与“北极熊”玩平衡的砝码。
在新关系的早期，中国领导人还有时继续放意识形态的“空炮”反对美帝国主义，但是私下里，他们会批评美国官员在外交政策上太克制。事实上，在整个七十年代，北京比美国公众或国会议员更支持美国行动随心所欲。
“大连横”：中国反包围
最初的一年，这一设计缺少一个毛批准的执照。在与尼克松的会谈中，他指明了大方向，但又非常自负地拒绝讨论任何战略战术问题，也许因为那时上海联合公报还没出炉。
毛在与我的两次长谈中作了补充。第一次是在1973年2月17日深夜，11：30PM-1：20AM。第二次发生在1973年11月12日，5：40-8：25AP M。谈话内容说明了他们的范围。第一次谈话之前一个月，黎德寿--北越的谈判者—和我签署了巴黎和平协议，结束了越南战争。第二次谈话之前，美国在1973年的阿以战争中力挽狂澜，将阿拉伯世界对苏联的依赖扳到美国这边来，特别是埃及。
在两次情况中，毛在挑选的媒体面前热情地表扬了中美关系。在二月份，他评论说美国和中国曾经是“敌人”，但“现在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友谊。”进一步，毛给出了行动的定义。因为毛喜欢用寓言，他选了我们最不必担心的问题开始，就是中国对美国访华官员的情报工作。这是一种间接表示伙伴关系又不必要求回报的方式：
我们不讲假话不搞阴谋诡计。我们不偷你们的文件。你可以故意把它们放哪里来试试我们。我们也不上梁偷听。那些小伎俩没用。对于大动作，小伎俩也不管用。我对你们的新闻记者斯诺说过，我们也有情报机关，和你们的一样。他们不好使（周总理大笑）。例如，他们不知道林彪的事（周总理大笑）。后来，他们也不知道你要来。
当然， 最不可观的前景就是美国和中国各自放弃收集对方的情报。如果说中美关系走进一个新时代，重要的是双方透明并阐述平行的计算。但是限制情报机关的活动却不是最好的开始。主席传递了一个透明度的信息但同时也是警告他不吃那一套。作为问题介绍，他混合着诙谐、蔑视和战略考虑回顾了与苏联的交往：
毛：他们想通过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与我们讲和，他们劝告我们不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斗争。
基辛格：我记得他来过这里。
毛/周：很长时间了。
周：那时他第一次来中国（用英语说的）。
毛：第二次柯西金自己来的，那是1960年。我对他宣布我们要与他斗争一万年（大笑）。
翻译：主席说的是一万年的斗争。
毛：这次，我对柯西金让步了，我说原来我说这场斗争要搞一万年。可怜你亲自跑来一趟见我，我减去一千年（大笑）。你看我有多慷慨。一旦我让步，就是一千年。
基本的信息仍然是一样滴：合作是可能的但还没有战术动作，这个经历过一切可以想象的冲突的老兵是不可以被欺骗的。在深层，它是个警告，即如果和解中断，中国会变成一个坚韧可怕的敌人。
在一年前对尼克松谈话时，毛免提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这次为了排除任何威胁，我直接把台湾问题从中美关系切开：“美国与我们的关系应该与我们与台湾的关系分离开来。”毛建议美国应该像日本做的那样“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然后我们两国才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但是，至于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毛告诫：“那很复杂。我不相信和平过渡。”毛然后转向外交部长姬鹏飞问：“你相信吗？”在与在座的其他中国领导人商谈以后，毛拿出了主意—没有时间鸭梨：
毛：他们就是一伙反革命分子。他们怎么与我们合作？我说咱们先干，现在可以不管台湾的事儿，让它等待一百年以后吧。这世上的事情没有那么快。干嘛要着急呢？不就是个一千多万人的小岛嘛。
周：他们现在有一千六百万。
毛：至于你们与我们的关系，我看不用一百年。
基辛格：我肯定。我认为那要来得更快。
毛：但那要你们来定。我们不催你们。你们感到需要，我们就干。如果你们感到现在不可能，那么我们就推迟到以后。
基辛格：这不是需要的问题；是实际可行性的问题。
毛：那都一样（大笑）。
在毛的典型的自相矛盾的风格中，这里有两个同等重要的意思：第一个，在台湾问题上北京不会放弃她使用武力的选项—确实可能某一天期待如此；但第二点，至少在眼前，毛推迟这一天，就像他说的等一百年以后。这个玩笑有意为主题扫清道路，那就是乔治。坎南的大包围理论的军事应用—苏联如果被阻止扩张的话，会由于内部的紧张而垮台。但是坎南的原理主要针对国内政策和外交行动，毛意图用所有能利用的鸭梨直接对抗。
毛告诉我，苏联代表全球性威胁，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加以抵制。不管其他国家怎么做，中国会抵抗攻击，即使她的军队不得不撤退到中国内地的深山老林里打游击战。但是与美国和其他有共同想法的国家合作会加速胜利，而胜负的分晓已经由苏联的长期内虚所决定。中国不会求援也不会以合作作为互换条件。但她准备采用与美国平行的战略。结合键是共同信念，不是正式义务。毛争辩，坚决的全球性包围苏联这一政策肯定能成功，因为苏联的能力不配他的野心：
毛：他们不得不对付这么多的对手。他们得对付太平洋。他们得对付日本。他们得对付中国。他们得对付南亚，那包括好几个国家。而他们只有一百万军队在这里—还不够自我防卫，作为进攻部队还少了点。他们不可能进攻，除非你们先让他们，你们先给他们中东和欧洲，那他们就腾出部队到东边来。再增加一百万。
基辛格：那不可能发生。我同意主席，如果欧洲、日本和美国握紧在一起，并且我们正在中东作着主席建议的事--那么对中国攻击的危险就很小了。
毛：我们也正拖着他们的一部分军队，这对你们在欧洲和中东有利。例如，他们有军队在外蒙古部署，至晚在赫鲁晓夫时代那里还没有。那时，他们没有在外蒙古部署部队，因为珍宝岛事件发生在赫鲁晓夫以后。它发生在勃列日涅夫时代。
基辛格：那是在1969年。这就是为什么西欧和中国和美国在这段时间协调行动非常重要。
毛：Yes。
毛鼓励的合作不只局限于亚洲。没有一点粉刺的意思，毛鼓励美国在中东军事介入以抵制苏联—这正是中国宣传机器雷鸣般鼓噪反对的“帝国主义侵略。”1973年阿以战争后不久，萨达姆。侯赛因去了莫斯科，伊拉克引起毛的注意并把它加进他的全球战略局中：
毛：现在有个关键问题，就是伊拉克问题，巴格达。我们不知道是否你们可以在那个地区做点工作。对我们来说，可能性不大。
周：那么做比较困难。有可能同他们建立联系，但让他们改变取向要花一点时间。如果他们在那里遭了罪，他们有可能改变取向。
周正在建议有必要采取协调的政策让伊拉克为对苏联的依赖付出大代价使得它不得不改变取向—就像埃及（也可能是出自自身的体验而拐弯抹角地评论盟友如何都会厌倦苏联的沉重爱戴）。以这样的方式，毛评估了中东各国的力量和弱点，几乎一个不落。他强调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作为苏联扩张障碍的重要性。除了伊拉克，他还对南也门担心。他强烈要求美国在印度洋增加力量。他是个真正的冷战大师，美国保守派都会为他鼓掌。
日本指定是毛的协调战略的一支主要力量。在1971年的秘密之旅时，中国领导人还对美日联盟耿耿于怀。周曾警告我们要小心日本；他说，如果你们扶植日本经济复苏到了挑战我们的地步的话，现在的友谊会萎缩。在1971年10月，他又强调日本“羽翼已满，正待起飞。”我回答，尼克松在他的访问中也详加说明，日本孤立比处在国际秩序里--包括与美国为盟--更有问题。到了1973年我们与毛谈话时，毛接受了这个说法。他现在鼓励我多花点精力在日本并培植日本的领导：
毛：让我们谈谈日本吧。这次你要去日本呆几天。
基辛格：主席总责怪我对日本的态度。我对主席的意见是严肃的，这次我逗留两天半。他说的很对。不让日本感到孤立和没人搭理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应该给他太多的想法乱说乱动。
毛：那就是不要使他们倒向苏联一边。
美国跟中国的全球协作如何实施呢？毛建议每一方都明确提出一个国家利益概念并在自己认为需要的时候行动：
毛：我们也说，在同样的情形下（毛用他的手指了指），就是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说的，每一方用他自己的办法按自己的需要行动，那样的结果就是两个国家手挽手行动。
基辛格：是的，我们面对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用不同的办法但为了一个相同的目标。
毛：那就好。只要目标一致，我们不会伤你们，你们也不伤我们。我们一起共同对付那个杂种（大笑）。事实上，有时我们会批评你们一会儿而你们也批评我们一会儿。那个，你们总统说，是意识形态影响。你们说，你们GCD滚开。我们说，你们帝国主义滚开。不这么说不行啊。
换句话说，每一边都可以用任何意识形态口号武装自己满足国内的需要，只有它不干预反对苏联危险的合作需要。意识形态归属于国内管理；它离开了外交政策。只要目标一致，意识形态的“军备竞赛”可以是有效的。
在政策执行中，毛也能够很务实；在它的概念形成过程中，毛总是努力找出相互重叠的原则。毛不是当了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领袖后才突然变成务实主义者的。坎南的大包围理论主要应用于欧洲和大西洋关系。毛的是全球性的。在毛的概念中，受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国家“应该连成一条横线—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毛在1973年2月首次对我提出这一概念，以此解释这组国家如何开展与苏联的斗争。这就是所谓的“大连横”战线。
我们同意这一分析的实质。但是中国和美国国内体制对实施这一方略的要求不同。两个有如此差异的政体如何执行同一个政策呢？对毛来说，概念和实施是一回事儿。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在当时水门事件丑闻将尼克松的威信大打折扣后，困难在于争取公众和我们的盟友的支持共识。
反对苏联的“大连横”战略反映了中国对国际局势的冷静思考。这出于她自己国家的战略需要。但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则提升了这一总战略的模糊度。它依赖于所有国家能够在每种情况下都作出有比较性的计算能力。美国，中国，日本和欧洲的联合肯定战胜苏联。但如果有的国家计算不同怎么办—特别是在没有法律义务约束的条件下？如果，恐怕正如中国所不愿，有些伙伴认为最好的力量平衡是美国欧洲日本与苏联联合而非中国那又怎么办？。。。这样，在中美合作的关键时刻，两国领导人坐下来讨论准联盟的各个元素国可能如何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这种关系。中国独立自主的概念使得中国领导人很难相信他们的伙伴甘愿冒和他们一样的风险。
在应用“大连横”概念方面，毛这个矛盾专家遇到了一连串不可回避的矛盾。其中一个就是这一概念与中国的独立自主想法不相吻合。合作取决于独立计算结果的汇总。如果他们与中国吻合是没问题的。但如果各方有差异，中国的怀疑态度就会自发产生并增长到难以克服的程度。
大连横概念是西方的共同安全概念的肌肉版。但在实践中，共同安全更容易以共同公约因子运算。前者是以某一个有着详细的地缘政治设计蓝图的国家信念为基础。而后者正是美国在它领导的联盟中实践的经验。
这些在任何全球安全体系都本质存在的困难当然也困扰着毛，特别是对美国开门并没有像他原来设想的那样使美国对苏联关门。毛之转向美国是基于他相信美苏两国的分歧最终不会导致两个超级核大国之间有任何重大妥协。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共产党在三四十年代 “统一战线” 的战略应用。在尼克松访华以后，就有标语出现：“利用矛盾一个一个地消灭敌人。”毛假定美国对中国开放会使苏联疑心倍增也使美苏之间的紧张倍增。在对中国开放之后，苏联开始对华盛顿争相邀宠（毛可没对华盛顿“邀宠”，译者）。两个核超级大国接触频频。尽管一方面美国清楚地发信号表明它把中国当作国际秩序中的基本力量并在她受到威胁时支持她，美国另有选择这一事实与这位老革命家的本能意识相抵触。
大连横的麻烦毛已经检查到了，就是如果力量计算决定行动的话，中国的军力是个软肋，可能需要美国的某种支持，至少在当时。
这就是为什么在合作对话的每一个阶段，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都坚持设计一个保留中国的行动自由和自尊的提案：就是说，中国不需要保护，必要的话，中国能够独自处理任何可测的风云危机。他们使用“共同安全”的修辞外皮儿，保留自己往里添馅儿的权利。
在1973年两次与毛的谈话中，他都强调了一点：中国藐视任何形式的压力，特别是核压力。他说，如果核战争消灭了中国所有三十岁以上的人， 它可能帮助中国取得统一语言的长期益处：
“如果苏联朝我们扔原子弹，杀死所有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那就解决了中国复杂的方言问题。因为像我这样的老年人不会说普通话。”
当毛向我详细讲解如何把侵略者引进一个充满敌意的人口陷阱（即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译者）之中时，我问：
“如果他们只用炸弹而不派军队怎么办？”
毛回答：“我们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织一个学术委员会去研究一下。我们会让他们暴打我们，直到把他们的资源消耗光。”
影射美国在中国行动时仍喜欢研究，说明毛即使提出大连横理论也在其中考虑了中国独力支撑的可能情景，还有点绘声绘色。毛和周（还有后来的邓）都强调中国在“深挖洞，广积粮。”并能够以“小米加步枪”生存几十年。一方面，这种夸大其词可能是为了掩盖中国的不给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对如何面对灾难性的全球战争而作的严肃分析。
毛反复地拿中国在核战争中的生存能力开玩笑，有时甚至带点清风拂面式的幽默，被西方观察家看作是神经错乱，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他们（参加大连横战线）的决心，因为这种玩笑撩起了核战争恐惧。
其实，毛最担心的是面对流行的“相互保证毁灭”威慑原理。“相互保证毁灭”取决于引发全面毁灭的一个给定百分比的能力。假定对手也有相当能力。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安全体系即基于此点。这一全球自杀的威胁怎么可能不是一种夸张呢？毛把美国对此依赖的态度解释为不敢使用其他武力手段。后来，毛在1975年的一次谈话中，一刀切中冷战核威胁两难困境的要害：
“你们对核武器有信心，你们相信。但你们对你们自己的军队没有信心。”
中国如何？暴露在核威胁之下无还手能力？毛的回答是，基于历史表现和经年日久的忍耐性，中国HOLD住。没有其他社会能够想象这是一个可信的安全政策，在她失去几亿人口和大部分城市被占领以后最终取得胜利。这一差距定义了中国和西方在安全概念上的不同。中国的历史验证了中国有能力克服其他人不可想象的压迫并最后以文化和广袤加之于征服者而取得最后胜利。其实，这一信仰已深深根植于她的人民和文化之中，以至于毛对他们的日常表现产生厌世的反面思考。不只是有太多的中国人；更还有他们文化的坚韧性和他们人际关系的亲密性。
但是，西方领导人，更能聆听人民的声音并做出回应，没有准备给他们的人民提供这样的安全保障。对他们来说，核战争是可证明的最后一帖药，而不是标准的手术步骤。
中国的独立自主控不总是被美国理解。习惯于用安慰性的仪式加强我们与欧洲的联系，我们不总是能正确判断相近的声明对中国领导人的心理影响。当亚历山大。黑格上校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在北京见到周时，他用标准的NATO语气说尼克松政府会抵制苏联包围中国的努力。毛的反应语气强烈：
“包围中国？我要他们来救我？笑话！。。。他们关心我？那真是‘猫哭死耗子’。”
在1973年11月我的访问结束时，我对周提议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建立一个热线电话，作为减小偶然性战争风险的措施。我的目的是给中国一个参与美苏武器控制谈判的机会以免中国怀疑那是孤立中国的阴谋。毛却不同地看。
“有人想借给我们一把伞，”他说。
“我们不要，一个核保护伞。”
中国不与我们共享核武的观点，更别说共同生存；她仍用“以夷制夷”那一套分化“边疆”。中国历史的噩梦是蛮夷拒绝被利用，联合起来用他们的优势兵力或直接征服中国或割据中国。中国人认为，这一噩梦从来没有完全消失，中国把自己锁定在与苏联和印度的敌对关系中，并对美国也不是没有怀疑。
两国对苏联的态度也有根本差别。中国喜欢采取不妥协的对抗姿态。美国在抵制对国际秩序的威胁方面也同样不妥协。但我们对在其他问题上改善关系持开放态度。对中国开放震动了莫斯科；这也正是我们的目的之一。事实上，在我的秘密之旅之前，我们同时也试探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的峰会。北京峰会先到的一个很大原因是苏联试图把莫斯科访问作为先决条件。当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公布后，苏联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战术。中国当然注意到在这一三角关系中华盛顿距离莫斯科和北京比后两者之间更近。这引来了中国领导人对缓和政策的尖刻评论。
即使在中美关系的高潮，毛和周也会有时对美国战略灵活性表示担忧。美国的意图是“站在中国的肩膀上招呼苏联吗？”美国的“反霸”承诺是个阴谋吗？西方在欺骗中国，还是西方欺骗自己？无论如何，实际效果就是将“苏联的坏水”引向东方。这大致是1973年2月周谈话的主题：
周：也许他们（欧洲）想把苏联的坏水推向另一方—东方。
基辛格：不管苏联进攻东方还是西方对美国都是同样危险的。美国不占便宜，如果苏联进攻东方的话。事实上，如果苏联进攻的话，向西方比向东方好说，因为我们有更多的公众支持抵抗。
周：是的，因此，我们相信西欧把苏联推向东方的愿望也是个幻觉。
毛，总是把想法执行到目的终结，有时把美国也当作他的辩证战略思想的一部分。
毛：因为陷在越南的泥潭中你们吃了不少苦，你是否认为如果他们陷在中国这个泥潭里他们会好受一点？
基辛格：苏联？
南希。唐：苏联。
毛：然后，你们可以让他们陷在中国的泥潭里，半年，一年，两年，三年或四年。然后你们就用手指捅苏联的后背，就是说为了和平你们必须把社会帝国主义打倒。也许你们开始可以帮他们做生意，说你想反对中国，要什么我们都帮助。
基辛格：主席先生，我们互相了解动机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在攻击中国这点上我们绝不故意地与他人合作。
毛：（打断）不，我不是那意思。你们那么做的目标是打倒苏联。
毛一语中的。这在理论上对美国来说是个可行的战略。缺少的是一个领袖想到它和民众支持它。这种抽象的运作在美国是达不到的，也是不欲取的；美国政策从来不可以仅仅依靠权利政治。尼克松政府对待中国安全的重要性是认真的。在实际中，美国和中国交流了大量信息并在多方面领域合作。但是华盛顿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可能放弃针对另一个国家的战术自主权，不管多么重要。
水门事件的影响
正当美国和中国的战略构想将要重叠的时刻，水门事件危机险些使关系进步脱轨，这件事削弱了美国处理地缘政治挑战的能力。总统的倒台对北京来说不可理解，因为他开启了对中国的开放。尼克松的辞职和副总统杰拉德。福特跟上接班导致主动的外交政策失去国会支持。军费预算也备受争议。另外，还有对关键盟友土耳其实施禁运；和国会对情报部门展开公众调查。美国防止苏联在发展中国家冒险的能力也大大下降，因为国会通过了战权法。美国滑向一个国内瘫痪的位置上—一个非选总统面对不友好的国会—这给了苏联机会，有些中国领导人甚至认为这都是美国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在1975年处，国会行动制止了美中联手在柬埔寨建立联合政府的努力，那是苏联包围圈中国的弱处。在那种气氛下，以中国的眼光看，缓和政策就变成毛所说的“影子拳击”，只创造外交进步的幻想，不是现实。中国领导人给美国人(也给许多西方领导人) 上课讲取悦苏联的危险。关于安全和合作的赫尔辛基会议特别成为中国批评的靶子，说它制造了一个稳定和平的假象。
准联盟的基础一直是中国相信美国对全球安全的贡献是必不可少的。北京是把美国当作反对苏联的堡垒而走进这一关系的。现在，毛和周开始暗示华盛顿的装怂实际是一个深局—让苏联和中国在一个设计好的战争中互相毁灭。不断增长地，中国责备美国比背叛还糟糕：无能。这就是在1973年年底事情的状态，那时中国内部阵痛又发作了，与我们的平行。
周恩来倒下
独裁制度下第二号人物的政治生存注定是困难的（伴君如伴虎）。对领袖（一号），需近之而不致有隙，远之而避嫌。没有一个毛的二号成功走过这条钢丝绳：刘少奇，前国家主席（1959-1967），在文革中入狱，后含冤而死；林彪也摔死在温都尔汗；两人在政治上和生命上都彻底结束。
周一直是我们所有会议的主要会见人。我们注意到在我们1973年11月的访问中，周像个影子，表现得比平常更谦恭，与毛若即若离。但是，在与毛的长达三个小时的长谈中，气氛补偿了这一点。那次是我们至今最广泛地讨论外交战略。结束时，毛送我到前厅，官方的新闻发布称主席和我“在友好的气氛下进行了意义深远的交谈。”
在毛的明显干预和支持下，所有的谈判都很快地圆满结束。最后的联合公报将反霸权的范围从“亚太地区”（写在1972年的上海联合公报上）扩大到全球。它确认了两国进一步在“最高层面”加深相互咨询。各方面交流和贸易将得到加强。双方联络处的规模将扩大。周说他将召回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阐明加强对话的性质。
当代中国历史学家指出这时四人帮对周的批评已经达到了危机临界点。我们从媒体得知正有一个批孔运动在发生但不知道这与外交政策和领导人问题有任何关系。在与美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周继续表现得一如往常泰然自若。在1973年11月一次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我说了我的观察印象：中国在个人行为和社会黏合力上唯一的、普世的、和通用的真理基本仍然是孔子学说；GC主义所做的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揉进那个真理中去。
我真想不起来我当时为什么作此评论。这个说法虽然还算比较准确，但没有考虑毛对孔子学派的批判，这样的人被毛指控为阻碍他的政策。周一听炸了，唯一的一次我看到他发火。他说，孔学是压迫阶级的宗旨，而共产主义是解放的哲学。带着不像他那样的坚韧，周慷慨激扬，无疑地是想载入记录，说给南希。唐（与JQ近的翻译）和王海蓉（毛的侄孙女，安插在周身边）听。
我的访问以中美关系的一个高潮结束。与毛的会谈不仅是最有实质性的，而且它的长度和礼遇，还有气氛热烈的联合公报都象征着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在我离开的时候。周告诉我他认为这次对话是秘密之旅以来最有意义的：
周：我们祝你成功，并祝总统成功。
基辛格：谢谢你并谢谢你的晚宴，总是那么好。
周：这是你应该得到的。一旦上路，就像1971年，我们将坚定地走下去。
基辛格：我们也会。
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意义深远这个词描述你和主席的会晤。
此后不久，我们听说周癌症缠身，并被撤出日常事务管理。刚掀起的高潮落在了沙滩上。联合公报上所指的高层对话从来没有进行。几乎完成的经贸谈判亦嘎然而止。联络处主任返回北京四个月没有回来。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报告说双边关系处于“休眠”状态。一个月之内，周的命运改变—虽然不知其详—初现倪端。
后来的迹象表明，在1973年12月，这里描述的事件一个月以后，毛迫使周在政治局面前“斗私批修”，说明他的外交政策。在他身边安插的忠于毛的王海蓉和唐闻生批评周的政策对帝国主义太妥协。在同一个会上，邓（他那时被从流放中提拔回来作为周的可能替班人）作了总结批评：
“你的位置离主席只差一步。。。。其他人对主席，只看得见摸不着；你能即看得见又摸得着。我希望你永远牢记这一点。”
事实上，周被指责离得太近。
会议结束时，政治局对周作了如下公开的批评：
总的来说，（周）在与美国联盟中忘记了防止“右倾主义”的原则。这主要是因为他忘记了主席的教导。他高估了敌人的力量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他没有掌握用外交路线支持革命的原则。
到了1974年初，周作为政策制定者消失了，明显的原因是癌症。但是疾病不足以说明他的湮灭。中国官员不再提到他。在我1974年第一次与邓会谈时，他反复提到毛而对任何我提到周的地方充耳不闻。如果需要以前的谈判记录佐证，我们的中国对手只提1973年与毛的两次谈话。我只最后见到周一次，那是1974年12月，那时我带家人随我到北京访问。我们全家被邀见周。在一间医院，对我们来说更像国宾馆的地方，周避而不谈任何政治和外交话题，言声有些虚弱地说医生禁止他操心。会见只持续了二十分钟。那是一个小心编排的一出戏，明白地告诉我就中美关系与周的对话到此为止。
作为毛的最后忠实追随者终此一生，没有比这样的结局更令人心酸。周一直站在年迈的主席的身边帮他渡过一个又一个危机，在此过程中他不得不在景仰毛的革命领袖风采和他本人的更务实更人性的性格之间找到平衡。他生存下来完全是因为他不可缺少和他忠诚—太忠诚了，他的批评者说。现在，在潮水退却海岸线清晰可见时，灯塔被扳倒了。他从没像邓十年前那样偏离过毛的路线。与他打交道的美国人没有注意到他有任何不轨行为（背离毛的指示）（在任何一个事件中，毛好像都在监视过程的发展，夜读会谈纪要）。是的，周以完美无瑕的礼貌—尽管不是热情外露--对待美国代表团，那是建立可信的伙伴关系的先决需要，为了中国的安全困局。至少我认为他的行为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当务之急，而不是对我或任何美国人个人让步。
可以想象周已经意识到中美关系将是个永久的关系，而毛可能只把它当作一个战术阶段。周可能得出结论认为从文革废墟站起来的中国不会挺得住，如果不结束孤立与国际秩序真正融为一体的话。但这只是我个人从周的行为推测的。我们的对话从来没有达到在私人层面交流看法的程度。有些周的接班人对我提到周时爱称：“你的朋友，周。” 就算在字面的意思上--即使也许带有嘲讽的口气—我亦引以为荣。
周最后一次在公众眼前出现是在1975年，政治上跛行、面相清瘦、身患不治之症。他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国家事务的盛会。周在技术上仍是总理。他以措辞小心的辞句开始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和批孔运动，这两场运动都几乎摧毁他，但现在他仍高呼它们的影响“伟大”、“重要”、“意义深远。”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宣称他对毛的忠诚，他为毛忠心服务了四十年啊。但然后在讲话的中途，周就如顺着节目的自然逻辑似地表达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他回顾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前提出的一直沉寂的倡议：中国应该努力争取在四个基本方面--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实现“全面现代化”。周提醒说他发出这一号召—实际上驳斥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尽管这指示是何时何地如何下达的到现在也没搞清楚。
周倡导中国 “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周的听众不可能不意识到他不会活着看到这一目标的实现。但周的听众会永远铭记他的评估—部分预言，部分挑战—到了本世纪末，“中国将跻身世界经济大国之列。”在随后的年月里，听众中的一部分人甘冒严重的个人政治风险勇于推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开放。
与毛的最后一面：山雨欲来风满楼
1974年初，周的身影消失，邓登上舞台。虽然他刚从流放回来不久，他处理事务果断干练，好像中国领导人的这一秉性是自然赋予的，不久，他被提名为第一副总理。
到了那时，大连横概念被弃用了—还不到一年—因为它太类似传统的联盟，因而限制中国的行动自由。毛提出“三个世界”的概念取代了它，他命令邓在1974年的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上将其发布。在这一新的世界视野中，美国和苏联属于第一世界。日本和欧洲属于第二世界。所有未发达国家组成第三世界，中国亦属于第三世界。
在这一视野中，世界事务在两国核大国冲突的阴影下进行。正如邓在他的讲话中说：
因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解的；或者其中一个力量超过另一个，或者被超过。他们之间的妥协和相互勾结只能是部分的、暂时的、和相对的，而他们之间的竞争则是全面的的、永远的、和绝对的。。。。他们可能达成某些一致，但是他们之间的一致只能是虚伪和欺骗。
发展中国家应该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这一冲突：两个超级大国已经“制造了他们自己的对立面”， “引起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们的反抗。”真正的力量不在美国和苏联一边；相反“真正的力量是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三个世界理论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恢复了中国的行动自由。它暂时把自己与两个超级大国区分开来。它给中国在发展中世界发挥更主动、更独立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它给了中国更大的战术灵活性。仍然地，它还不能解决中国的战略挑战，如毛在1973年两次谈话中说到的：苏联正在威胁东西方；中国为了发展经济需要加人到世界中去；并且中国和美国必须保持一个准联盟关系，即使两国国内的发展向两国政府施加相反的鸭梨。
是激进分子获得了足够的毛的影响把周排挤掉的吗？仰或毛利用了激进分子推翻他的第二号人物，就像以前那样？无论答案是什么，毛需要玩三角关系。他一方面同情激进分子，但一方面他又是重大战略家，怎能放弃美国安全网？相反，他要加强它，只要美国还是有用的伙伴。
1974年11月美国愚蠢地同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福特总统和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峰会，使中美关系变得复杂。这是以纯粹的现实理由决定的。福特，作为新总统，想与他的苏联对手相见。若去欧洲，他不能不见那些巴望他的欧洲各国领袖，这样就会塞满福特的日程。对日本和韩国的总统访问已经在尼克松时期就订好了；24小时溜边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不会占去总统多少时间。在这一计划过程中，我们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符拉迪沃斯托克是被俄罗斯在一百年前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强夺的，而且它正位于俄罗斯远东，正是那里几年前发生的中苏军事冲突促使我们改变中国政策。技术上的方便无意中压倒常识。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件事上中国激怒了，在我1974年12月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赶到北京时明显地感觉到。唯有这次，毛没有会见我。（因为没人可以求见主席，所以不见也可以解释为忽略而不是给脸色看。）
抛开走错步不说，美国依然承诺尼克松政府宣誓的战略；不管中国和美国的国内政治如何浮动。万一苏联攻击中国，我服务的两届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德。福特都会强烈支持中国并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打败苏联的冒险行动。我们也决心保卫国际平衡。但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保持与两个共产巨人同时对话的能力，美国利益和全球和平能够得到最好的保证。分别离他们两个比他们之间更近，美国就有更大的外交灵活性。
在这一国际国内环境下，我的最后两次与毛的谈话发生在1975年10月和12月。当时正值福特总统第一次访华。第一次是准备两国领导人的峰会；第二次是实际在他们的谈话之中。在这两次谈话中，这位行将就木的主席总结了他最后看法，同时也展示了他巨大的魄力。他在会见尼克松时就身体不恙，现在他已病入膏肓。他需要两个护士把他从沙发上扶起来。他几乎不能说话。中国话是带音调的语言，衰老的毛让他的翻译把他的喃喃话语写在之上给他看，毛在翻译前点头或摇头。尽管语音不详，毛将两场谈话进行得非常清晰。
更为显著的是这场在坟墓边缘上的谈话暴露了毛心中的不安。毛的话语讽刺、犀利、惊人而又相互关联，把一位老革命者的最后信仰和复杂战略构思结合在一起。在1975年10月21日的谈话中，毛首先挑战我前一天对邓说的陈词滥调—意思是中国和美国谁也不求谁。毛说：
“如果两边谁也不求谁，那你还来北京干嘛？我们还见你和总统干嘛？”
换句话说，善意的抽象表述对这位继续革命的倡议者是没用的。他仍然想找到一个共同的战略，作为战略家他认识到优先选择的必要，即使可能暂时地耽误中国的历史目标。因此，他又主动提出前一次会议作下的保证： “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是大问题。”就像习惯性地，他以结合他的特征性的异想天开、冷漠耐心、暗含威胁、和即油滑又深奥的语句把他的必要推向极致。毛不仅在以前与尼克松会谈时表示过耐心，他现在继续表现那样，而且他不想把关于台湾的争议和保持全球平衡的战略搞混。因此，他作出了令人感到吃惊的断言—中国现在不想要台湾：
毛：台湾还是在你们手里好。如果你现在就还我，我也不想要，因为要不起。那里有一大帮反革命分子。一百年以后我们将要回它（打手势），并且我们不惜为此一战。
基辛格：不用一百年。
毛：（作用手数数状）很难说呀。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很难说。（以手指天）等我到天堂见上帝的时候，我会对他说现在台湾有美国罩看着好。
基辛格：他从你嘴里听到这话一定会大吃一惊。
毛：不会的，因为上帝降福于你们，不是我们。上帝不喜欢我们（摆摆手）因为我就是个军阀，还是共产党。那就是为什么他不喜欢我。（用手指着在座的三个美国人）他喜欢你、你还有你。
不过，这段话显示出在获得国际安全权这一问题上的紧迫性：毛认为，中国已跌落到美国优先考虑的五个世界权力中心的最后一位，苏联骄傲地站在第一位，其次是欧洲和日本：
“我们看到的是你们正在我们的肩膀上向莫斯科跳过去，现在这双肩膀没用了。你看，我们在第五位。我们是小手指头。”更进一步，毛声称，欧洲国家虽然能力高于中国，却被淹没在他们对苏联的恐惧之中，他以寓言总结道：
毛泽东：这世界并不安宁，山雨欲来风满楼。暴雨将至劳燕飞。
唐：他[主席]问我英语如何说 “燕子”，什么是“Sparrow（麻雀）”。然后我说这是不同的鸟类。
基辛格：是的，但我希望我们对暴风雨比燕子对暴风雨有更多一点的影响。
毛：有可能推迟暴风雨，但很难阻挠它的到来。
当我回答说，我们同意暴风雨即将到来，但我们可以行动到最佳生存位置，毛用了一个铿锵有力
声的词回答：“敦刻尔克。”
毛阐述了美国在欧洲的军队没有强大到足以抵制苏联的地面部队，而公众舆论将反对使用核武器。他拒绝了我的美国在欧洲防御上一定会使用核武器的判断：
“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你的可能性，另一种是纽约时报的（指纽约时报记者德鲁。米德尔顿所著《美国可以赢得未来战争吗？》，这本书质疑美国在欧洲与苏联全面战争能够获胜）。主席又接着说，无论如何，这并不要紧，因为在两种情况下中国都将不会依赖其他国家的决定：
我们采用的是敦刻尔克战略，也就是说我们将允许他们占据北京，天津，武汉，上海，通过这样的战术方式，我们将胜利，敌人将被击败。两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这样进行的，胜利是在以后获得的。
更为显著的是这场在坟墓边缘上的谈话暴露了毛心中的不安。毛的话语讽刺、犀利、惊人而又相互关联，把一位老革命者的最后信仰和复杂战略构思结合在一起。在1975年10月21日的谈话中，毛首先挑战我前一天对邓说的陈词滥调—意思是中国和美国谁也不求谁。毛说：
“如果两边谁也不求谁，那你还来北京干嘛？我们还见你和总统干嘛？”
换句话说，善意的抽象表述对这位继续革命的倡议者是没用的。他仍然想找到一个共同的战略，作为战略家他认识到优先选择的必要，即使可能暂时地耽误中国的历史目标。因此，他又主动提出前一次会议作下的保证： “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是大问题。”就像习惯性地，他以结合他的特征性的异想天开、冷漠耐心、暗含威胁、和即油滑又深奥的语句把他的必要推向极致。毛不仅在以前与尼克松会谈时表示过耐心，他现在继续表现那样，而且他不想把关于台湾的争议和保持全球平衡的战略搞混。因此，他作出了令人感到吃惊的断言—中国现在不想要台湾：
毛：台湾还是在你们手里好。如果你现在就还我，我也不想要，因为要不起。那里有一大帮反革命分子。一百年以后我们将要回它（打手势），并且我们不惜为此一战。
基辛格：不用一百年。
毛：（作用手数数状）很难说呀。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很难说。（以手指天）等我到天堂见上帝的时候，我会对他说现在台湾有美国罩看着好。
基辛格：他从你嘴里听到这话一定会大吃一惊。
毛：不会的，因为上帝降福于你们，不是我们。上帝不喜欢我们（摆摆手）因为我就是个军阀，还是共产党。那就是为什么他不喜欢我。（用手指着在座的三个美国人）他喜欢你、你还有你。
在此期间，毛泽东勾画出他的国际视野围棋盘。欧洲是“过于分散，过于宽松”; 日本渴望成为小霸权; 德国的统一是可取的，但只有在苏联变弱的情况下才可以实现而“不战就不能削弱苏联”，至于美国，“它没有必要以这种方式处理水门事件”--换句话说，用国内争论毁灭一个强势总统。毛泽东邀请国防秘书长詹姆斯。施莱辛格访问中国--也许作为福特总统访问一行的部分--在那里他可以参观接近苏联的边境地区，如新疆和满洲。这大概是为了检验美国是否甘冒与苏联对抗的风险。毛想让中国插话到美国的国内讨论中，这个企图也不太婉转，因为施莱辛格曾被报道说挑战现行的缓和政策。
部分困难是看法的角度。毛知道他活着的时间不太长了，所以他着急确保他的景愿会最终占上风。他带点儿老年忧郁，但还有智力知道他的局限性，尽管尚未完全准备好如何面对，对他来说，选择的范围在缩小，实施的手段在消失。
毛：我现在82岁了。（指着基辛格国务卿）你多大年纪？50也许。
基辛格：51。
毛：（指着邓副总理）他71。（挥舞着双手，我们都死了以后，我自己，他（邓），周恩来，叶剑英，你还仍然活着。看到了吗？我们这些老的不行了。我们是做不出来啦。
他补充说，“你知道我就是给游客展览的。”
但无论他的身体如何衰老，体弱的主席永远不停留在被动的地位上。当这次会议快要结束时—这通常是邀请调解姿态的一个时刻--他突然藐言四溅，坚定他的革命意志不变性：
毛：你不知道我的脾气。我喜欢人骂我（提高了嗓门，并用手敲击他的椅子）。你必须说，毛主席是一个老官僚，在那种这种情况下，我会加快和你见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赶快见到你。如果你不骂我，我不会见你，我会平静地睡大觉。
基辛格：这是我们很难做到的，特别是叫你官僚。
毛：我批准 [砰，用他的手敲他的椅子]。当所有外国人踢桌子和诅咒我时，我会只有高兴。
毛将威胁元素进一步升级，甚至用中国对朝鲜战争的干预吓唬我：
毛：联合国通过了一项由美国提出的决议，其中声称中国对朝鲜侵略。
基辛格：这是25年前。
毛：是的。所以它不直接与你挂钩。那是在杜鲁门时期。
基辛格：是的。那是很久以前，我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触摸他的头顶] 但决议尚未取消。我仍然戴着这顶“侵略者” 的帽子。我同样认为，这是最大的荣幸，没有其他荣誉比得了。好，非常好。
基辛格：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改变联合国决议了？
毛泽东：不，不要这样做。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这一请求。 。 。 。我们没有办法否决。我们确实犯下侵略中国[台湾]，还有朝鲜。请你协助我公开声明，也许在你的简报上，行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