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美国真的准备给毛一顿“饱饭”，那会怎样呢？这个问题要等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看了。
金日成和朝鲜战争爆发
事情很可能就像皮影戏那样演下去几年，也许十几年，如果只是两个有疑心病的绝对统治者勾心斗角，把自己的枪口准星校正到对方的目标（动机）上。这时，在远东地理政治乱局中窜出一个金日成。斯大林曾在与毛的第一次会谈中调侃过这位北朝鲜的领袖。斯大林为了避开中国与苏联军事联盟的话题曾调笑地提醒（对中国）和平的威胁只有来自北朝鲜如果“金日成决定侵略中国”。没想到斯大林一语成谶（译者注）。
当然金日成不是真的这么做。相反，他决定侵略南朝鲜，而在这一过程中，他把世界上主要的大国都带向了全球战争的边缘，特别是导致中国和美国的直接军事对抗。
在北朝鲜进攻南朝鲜之前，几乎不可想象刚刚从内战拔出腿的中国会跟拥有核武的美国交战。战争的爆发是因为两个共产巨人互相猜疑而金日成正是玩弄了他们的相互猜疑，尽管他完全依赖这两个他不可与之相比的强大的盟友。
朝鲜在1910年并入日本帝国并很快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1945年，日本战败后，苏联军队占领着朝鲜北部，而美国军队占领着南部。两者的分界线，38度纬线，是任意划分的。这仅是两国军队在二战结束时的进军界限。
当占领军在1949年撤离时，两边的占领区就分别成了主权国家，但他们都感到不舒服。他们各自的统治者，北边的金日成和南边的李承晚，都曾经为了统一朝鲜的利益以生命对日作战。他们没有理由现在放弃，他们都自称自己是代表全朝鲜的领导。在分界线上，两边的冲突时有发生。
从1949年6月美国从南朝鲜撤军开始，在1949年到1950年间，金日成一直企图说服斯大林和毛默许他进攻南朝鲜。两人起初都不同意。在毛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讯问毛对这一进攻的看法，毛尽管乐见其成，却担心美国出兵的可能性太高。他认为任何征服南朝鲜的工程应当放在中国内战结束--包括台湾解放--以后来实行。
正是毛的这一目标给了金日成工程一个启动激励。金日成似乎确信，不管美国的声明多么含糊其辞，美国几乎不可能接受两场共产主义军事征服的结果。因此，他急不可待地要完成他在南朝鲜的目标，争取在中国成功占领台湾而美国有了别的想法之前。
几个月后，在1950年4月，斯大林改变了主意。在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给金日成开了绿灯。斯大林强调了他相信美国不会出兵干涉。解密的前苏联外交文件把此事记录在案：
斯大林同志对金日成肯定国际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允许（我们）在朝鲜统一问题上采取更大的主动性。既然现在已经签署了中苏友好条约，美国会更加小心地挑战亚洲的共产主义力量。根据美国来的情报，正是这样。压倒性的民意情绪是不干涉。这种情绪特别被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最近拥有了原子弹和平壤力量的加强所震慑。
那以后，在这件事情上就没有任何中苏直接对话的官方记录。金日成和他的使团成为这两位共产巨人在朝鲜问题上交流的通勤车。斯大林和毛为在朝鲜争取主导地位而角力，至少也是不让另一伙伴得手。在这个过程中，毛同意把人民解放军的五万朝鲜族师全副武装送到朝鲜。毛的动机是鼓励金日成的（统一朝鲜）设计还是表现出尽意识形态义务而避免中国最终全面军事参与？无论毛的最终意图是什么，其实际结果是大大加强了平壤的军事地位。
在美国国内关于朝鲜战争的争论中，艾奇逊1950年1月的亚洲政策讲话遭到了广泛批评，因为它把朝鲜置于美国“太平洋防御圈”之外因而给北朝鲜的侵略开了“绿灯”。在美国对太平洋承诺这点上，艾奇逊的政策不是他的原创。美国远东司令部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949年3月在东京的一次新闻访谈中就提出相似观点：
现在，太平洋已成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湖，我们的防线连成了一条包围亚洲海岸的岛链。它从菲律宾开始，东接琉球群岛包括冲绳，然后弯向日本，在经阿留申岛到阿拉斯加。
从那以后，美国从朝鲜撤出了大部分驻军。当时，一项援助朝鲜的提案正在国会讨论，并遇到相当的阻力。艾奇逊被逼得只好重复麦克阿瑟的原话说：“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安全防线由一条连接阿留申到日本再到琉球群岛，再从琉球到菲律宾群岛组成”（顺序到了个个）。
至于朝鲜，艾奇逊指给出了一个模糊的解释，反映出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的摇摆不定：
“既然南朝鲜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几乎被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承认”，艾奇逊争理道,“我们的责任就更直接而我们的机会就更清楚了”（尽管这些“责任”和“机会”到底是什么？艾奇逊一开始就没有解释过，特别是它们包不包括自卫反击）。
如果袭击不是发生在太平洋岛链的南部或东部地区，艾奇逊建议，“开始的抵抗必须依靠那里的人民，然后依照联合国宪章决定文明世界采取的行动”。
国家威慑必须意图明确，正是这点艾奇逊失分了。
“太平洋已成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湖”--一句话就显出麦克阿瑟妄自尊大的性格。。。。
迄今为止，中国和苏联提到艾奇逊讲话这一点的文献还没有出现。不过，最近得到的外交文件显示，斯大林是因为看到了NSC-48/2复件才改变初衷的。这份文件很可能由他的情报网从英国双重间谍唐纳。麦肯林手里得到的。这份文件确定地把朝鲜置于美国太平洋防御圈之外。因为它是一份绝密文件，这就使苏联情报分析人员更相信了。
斯大林改变初衷的另一个因素很可能是他不高兴毛在中苏联盟谈判（前面提到的）中胜出，既得到了中苏友好条约的保障又不能再明白地告诫俄罗斯在中国的优惠待遇不会太长了。俄罗斯对大连不冻港的控制也指定是临时的了。斯大林肯定想过统一的朝鲜会给他的海军提供很多方便。
更有甚者，斯大林心怀叵测地鼓动金日成找毛谈，说毛对“东方的事情”更了解。实际上，他是想尽量把自己的担子卸到中国人的肩膀上。他告诉金日成“不要期望从苏联得到太多的援助和支持”，他解释说莫斯科关心“西方的局势”还忙不过来。
斯大林左手拿着他的烟斗，一双鹰眼直视着金，警告他说：
“你就是被踢掉大牙，我也不会动一根指头。你必须找毛帮你。”
金日成圆胖的脸上依然挂着慈祥的笑容。
这就一个真实的斯大林：傲慢，拒人千里之外，作弄人，谨慎而心机缜密，在获得地理政治利益的同时把责任和风险都撂给中国人。
斯大林惯用此伎俩，事实上他与希特勒签订苏德条约就是以解希特勒后顾之忧而让他放开胆去打西方—从而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他也下了同样的注。（斯大林的算盘是这样打的）如果美国出兵干涉，对中国的威胁就会增加而中国对苏联的依赖也会增加。如果中国响应美国的挑战，它必然需要苏联的援助，结果一样。如果中国置身事外，莫斯科就会拿下错觉幻想的北朝鲜。
1950年5月13-16日，金日成飞往北京与毛秘密会晤。在到达的当天，金向毛报告了斯大林同意他的进攻计划并请毛肯定他的支持。
为了进一步降低风险，斯大林在他鼓励发动的进攻之前不久，撤回了北朝鲜军队里的所有苏联顾问，以示不相干。当发现这一招大大减弱了北朝鲜军队的表现能力是，他又把他们派了回去，不过是以塔斯社新闻记者的身份作掩护。
两个共产巨人的小兄弟是如何发动一场具有全球国际影响的战争呢？后来毛身边的一位翻译总结记录了毛和金日成之间的谈话：
金告诉毛斯大林同意了他进攻南朝鲜的计划。毛询问了金如果北朝鲜进攻南朝鲜美国的可能反应会是什么，强调一是因为李承晚政权是美国的傀儡二是因为朝鲜离日本太近，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不过，金日成好像很自信美国不会出兵至少时间来不及因为北朝鲜只要两至三个星期就能解决战斗。毛也确实问过金日成是否需要中国的军事支援并答应派三个军驻扎在中朝边境。金“非常自负地”（用毛自己的话说）说用北朝鲜自己的力量和南边游击队的合作，他们自己就能解决问题，不用中国的军队。
金的陈述显然把毛震倒了，以致于他提前结束了会见并命令周恩来给莫斯科发加急电报要求斯大林“本人澄清”事实。第二天，莫斯科回电，但斯大林把皮球又踢回给了毛。电报解释道：
在他与朝鲜同志的谈话中，斯大林和他的朋友。。。都同意朝鲜的统一计划。关于这点，我们原则上坚持最后的决定应当由朝鲜和中国同志一起作。如果中国同志有不同意见，这个问题将留待以后讨论。
这当然把否决这一工程的责怪完全加在毛身上。更进一步表明自己与此无关（给了金日成又一个夸大其词的机会），斯大林预叫出让北京回电的牌来：“朝鲜同志可以告诉你们谈话的细节”。
毛和金接下来的谈话可能就是一个永远的秘密了。5月16日金带着毛的祈佑回到了平壤—至少他是对莫斯科这么说的。毛也许会算计着默许征服南朝鲜将来可以作为中国解放台湾获得苏联海军支援的一个筹码。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即使美国对共产主义占领南朝鲜漠不关心，美国公众意见也不会允许杜鲁门政府旁观共产党在台湾海峡的另一个军事行动。
及至十年以后，莫斯科和北京还都各不承认谁实际上最后给金日成开的绿灯。1960年6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次共产国际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和那时的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大吵。赫说：“如果毛不同意，斯大林不会那样做的。”而彭回敬说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毛主席是反对战争的。。。是斯大林同志同意的。”
可是当时，两个共产巨人都没有充分估算如果金日成和斯大林的乐观预测是错误的会对全球造成何等影响，就这样滑入战争。当美国加入战争以后，两人就不得不想一想了。
美国的干涉：抵抗入侵
政治计划的一大问题是分析不能代表做出决定时刻的情绪。杜鲁门，爱其逊，和麦克阿瑟的各种声明在做出的时候都反映了当时美国的想法。美国对国际社会安全的承诺在国内总是有争议的，那时还不包含朝鲜的防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还正在组建。但是，当美国的政治决策者们为了共产入侵而面对面碰头的时候，他们就不管纸上的政策了。
金日成于6月25日发起进攻，北朝鲜军南下势如破竹。美国随即作出让GC领袖们吃了一惊的举动，不但出兵干涉还把它与中国内战联系起来。美国首先派地面部队占据南方的釜山港口，并迅速建立了周边防区。这一行动由联合国授权，决定被通过是因为苏联因抗议台北占据中国的席位而缺席。两天后，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强制“中立化”即防止两边任何一方攻击对方。其动机是获得国会和民意的广泛支持，没有证据表明它是意图把战争扩大化而与中国对抗的行动。
在那个决定之前，毛把解放（基辛格原词是攻击）台湾当作是他的下个军事目标并为此在中国东南的一个省份福建省集结了大量军队。美国已经多次—包括杜鲁门在1月5日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声明传递了它无意阻挡这一行动的信息。
杜鲁门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的决定主要为取悦于民意，当然也为降低美国在朝鲜的风险。在宣布舰队出发时，杜鲁门一面强调台湾防务的重要性一面又劝诫“福尔摩萨岛上的中国政府停止一切对大陆的海空军事行动”，甚至警告：“第七舰队会看到这是一个完成事实”。
对毛来说，一碗水端平的姿势是不可想象的；他认为这是虚伪的表现。毛的担心是美国意图重返中国内战之中。杜鲁门公告之后的第二天，1950年6月28日，毛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将美国的行动归为对亚洲的侵略：
美国侵略亚洲只能唤起亚洲人民更广泛更坚定的抵抗。杜鲁门1月5日说过美国不会干预台湾事务。现在他自己就证明他是在撒谎。他撕毁了所有关于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国际协议。
在中国，围棋的意识立刻浮现在行动上。美国一面派兵去朝鲜一面又派舰队到台湾，就像在围棋盘上落下两子，对中国形成可怕的包围之势。
当战争爆发之时，美国没有一个关于朝鲜的军事计划。美国宣布它的朝鲜战争目的是击退“侵略”。侵略在法理上的定义是对一个主权实体采取未经授权的军事行动。那么，用什么标志成功呢？是返回以前的38度线状态吗？这样，岂不是告诉侵略者他最坏的结果就是什么也没丢失？仰或是彻底消灭北朝鲜的军事侵略能力？没有证据表明这一基本问题在最初的军事行动中被考虑过。也许因为当时政府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釜山及周边防区。实际效果上，就是让军事行动牵着政治决定的鼻子走。
直至麦克阿瑟1950年9月在釜山北面很远的仁川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两栖登陆胜利，遏止了北朝鲜前进的冲力，并打开了收复南朝鲜首都汉城（今首尔）之路，杜鲁门政府选择了让军事行动继续直到朝鲜统一。他假设北京会接受在传统侵略中国的路线上陈列美国军队这一事实。
在北朝鲜境内军事推进的决定是由联合国决议授权的，这个决议是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以投票超过三分之二而通过的。它授意：“所有成员国行动起来迎来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主权完整的朝鲜国。”中国出兵反对美国被认为是超出中国能力范围的。
不幸的是，这些观点远远不符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美国军力刚一插入台湾海峡，毛立刻认为第七舰队的出现是对亚洲的入侵。因错误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中国和美国走进直接的冲突中去。美国极力迫使中国在它提倡的国际秩序中低头，而这个秩序是被联合国认可的（其实是被美国操纵的，基辛格没承认这点），没有其它选择。但从一开始，毛就不准备接受任何一个他在那里没有发言权的国际体系。美国最好的战略企图就是沿某一条分界线停战，可以是鸭绿江，如果美国占上风的话；也可以是北朝鲜前线上任何一条线，比如平壤到无山，如果中国出兵迫使或美国单方停战的话。
最不可能的结果就是中国默许美国陈兵鸭绿江边，特别是因为日本曾经从这里入侵满洲里和北部各省。如果中国在两个战线上都战略萎缩，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北朝鲜，她的反应极不可能会是被动的，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毛在序幕尚未拉开时就失去了对朝鲜事件的控制。两边的误解交错叠加。美国没想到北朝鲜会进攻；中国没想到美国的反应。每一边又用自己的行动加强了对方的误解。在这一（误解）的过程的终端就是两年的中美战争和二十年的互不理睬。
中国出击：另一种震慑。
没有一个军事学家能够想到刚从内战解脱出来装备着缴获国民党武器的人民解放军能够迎战一支有原子弹支持的现代化军队。但毛不是一个传统的军事战略家。要理解毛在北朝鲜的行动就必须先理解一些中国的东西：据敌于千里之外，战略和心理优胜，合起来或许可以被“西方战略学”称之为威慑或叫先发制人。
在西方，冷战和核武器的毁灭性制造了一种威慑的概念：将毁灭远大于任何可能收获的风险展示给可能的挑战者。威胁的效果用还未发生的事情来衡量，也就是说，避免了战争。
对毛来说，西方的威慑概念还太被动。他拒绝中国站在被动挨打的位置上。只要有可能，他就主动出击。在某种程度上，这与西方的先发制人的概念相似，即首先出击以预防受袭。但按西方的原则，先发制人意在军事取胜。毛的先发制人的不同点在于他超乎意想的心理威慑。他的动机力与其说是发动一次决定胜负的军事打击毋宁说是改变心理平衡，不是打败敌人而是扭转风险计算的结果。正如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看到，中国在1954-58年间的台海危机、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1969-71年间的中苏乌苏里江战斗、和1979年的中越战争中的行动都有一种共同的特征：首先是勇敢的突然出击然后是政治角力。在中国人眼里，把双方拉回到心理方程式中后，真正威慑的目的就达到了。
中国的先发制人观点与西方的威慑概念想撞的结果往往产生恶性循环：中国的自卫行动会被外界认为是侵略；而西方的威慑会被中国人解释为包围。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和中国就在这一两难论坛里摔跤，无法脱身。
一般常识把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向鸭绿江—中朝边境—进发作为中国决定出兵的时刻。另一个理论说这是共产主义扩张的本性使然—像在东欧发生的那样。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两种理论都是不正确的。毛和他的同僚在朝鲜问题上不曾有过一个战略设计，至少在挑战主权的意义上；战争开始前，他们只关心平衡苏联在那里的影响。他们更没想到会在那里在军事上挑战美国。他们是在犹豫和深思熟虑之后选择先发制人而进入战争的。
事实上，勾动中国出兵计划扳机的事件是美国首次派兵釜山和强制台湾海峡“中立化”。从那时起，毛就命令计划出兵朝鲜，至少，为了防止北朝鲜崩溃--或许为了彻底驱逐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这一最大革命目标。远在美国军队推进到三八线之前，毛就想到，除非中国出兵，北朝鲜要完蛋。阻止美国进军到鸭绿江只是一个附带的因素。在毛的想法里，它（美国兵指鸭绿江）创造了一个突然袭击的时机和调动民意支持的机会。当1950年8月美国阻止了北朝鲜的前进时，中国出兵变得相当有可能；而当美国在仁川登陆迂回包抄北朝鲜军队让战场上洪流倒卷并冲过三八线的时候，这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国的战略学通常表现出三个特征：对长期发展趋势明察秋毫的分析，战术选项的仔细研究，和运作决策的分头探索。1950年7月7日和7月10日—仅在美国出兵朝鲜两周后，周恩来主持了两次中国领导人的集体会议，研究分析美国军事行动对中国的影响。计划开始了。与会者同意将原来为解放（基辛格原词，侵略）台湾而驻扎在福建沿海的部队派到中朝边境去，并将其改编为东北边防军，以“保卫东北边境和支援朝鲜人民军”为使命。到七月底—美军跨过三八线前两个多月，多达二十五万人的中国部队已经部署在中朝边境。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会议在八月继续召开。8月4日，仁川登陆前六个星期，那时局势对入侵的北朝鲜军队还是相当有利，前线仍深入南朝鲜纵深，直逼釜山，毛怀疑北朝鲜的能力，告诫他的政治局：
“如果美帝国主义者赢了，他们就会被胜利冲昏头脑；然后，他们就会冲着我们来。我们必须帮助朝鲜，我们必须支援他们。这可以是以志愿军的形式，在我们选择的时间，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也做了同样的分析：
“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打垮北朝鲜，他们就会变得妄自尊大，和平就会受到威胁。我们要保证胜利，就必须增强中国的影响，这将可能改变国际局势。我们必须作长远规划。”
总之，是预计仍然挺进的北朝鲜军队战败这一结果--而不是美国军队到底在什么地方—是中国必须阻止的。第二天，毛命令他的最高将领们“在两个月内完成准备等待参战的命令。”
8月13日，中国的第十三军团举行了一个高级将领会议讨论这一任务。尽管对八月份的期限持有保留，与会者一直同意中国“应当主动出击，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打碎敌人侵略的美梦。”
与此同时，军事参谋们也在进行沙盘推演和分析。中国人得出结论：西方人可能直觉地认为这不可能，以至于我们能够赢得这场对美国的战争。其论据是，美国在世界各地插手会局限它投入朝鲜的力量最多到五十万，而我们有四百万军队。中国离战场更近使我们占有后勤优势。中国的计划者还认为他们也占有心理优势，因为世界人民支持中国。
核打击的可能性居然一点也没使中国的计划者感到恐惧—也许因为他们缺乏核武器的第一手经验而且也没办法得到它。他们（尽管不是没有主要的反对者）总结出美国用核武作反应是不可能的；一是因为苏联已有了核力量，二是因为朝鲜半岛上“锯齿交错的战场形势”使美国投鼠忌器—对中国进入朝鲜的部队进行核打击也会消灭美国人自己。
8月26日，周在对中央军委的讲话中总结了中国的战略：
“我们不能把朝鲜问题只看成是兄弟国家的事情或东北的事情。这一问题应该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国际问题。”
周继续说：
“这正是世界斗争的焦点。。。在占领朝鲜后，美国肯定会转向越南和其它殖民地国家。因此，朝鲜问题至少是东方的关键。”
周最后总结道，由于朝鲜局势最近的逆转，“我们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要作最坏的打算和最快的准备。”
周还强调了秘密行动的需要：“我们将秘密参战给敌人突然一击。”
这一切发生在麦克阿瑟在仁川两栖登陆的几个星期之前。事实上，中国的一个战略研究小组预测了这一事件。那时，离联合国军队越过三八线还有一个月之遥。简短地说，中国参战是基于战略趋势的考虑，而不是对美国某个特定的战术动作作出的反应，更不是为了保卫三八线的法律确定性。中国的进攻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战略，为避免尚未发生的危险和基于对美国最终意图的错误理解。这当然也是表达朝鲜在中国长期战略计算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更关乎寻常。也许，毛坚持他的事业也是为了挽回他默许金日成和斯大林耍把戏而丢失的面子。若不然，他肯定会因一方面让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出现另一方面让美国陈兵中朝边境而造成的中国战略困局而遭到共产世界其他领袖们的责备。
中国出兵的障碍相当恐怖，毛必须尽展其领袖风采才能获得同僚的支持。有两位主要指挥官，其中包括林彪，以各种借口推掉了指挥东北边防军的责任。毛最后发现了彭德怀愿意肩负重任。
【毛曾有感彭德怀作战英勇而为其赋诗：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译者】
毛占了上风，就像他在所有关键决定时刻一样，中国军队准备入朝参战的准备工作不屈不饶的进行着。1950年10月19日，迎着向北挺进的联合国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誓死（基辛格原词：决心）保卫朝鲜。他们的目的是用武力捍卫三八线的“当前状态”，在技术上，其实是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两军相交已经有了命中注定的性质：中国人握紧拳头准备突然一击，而美国和它的同盟军对等待在他们前进的终点的挑战茫然无知。
周在一边精心搭建外交舞台。9月24日，他对联合国决议提出抗议，指出这是“美国指使的旨在把朝鲜战争扩大化的行动，其目的是武装侵略台湾，更进一步武装侵略中国。”10月3日，他警告印度驻中国大使帕尼卡美国军队会越过三八线，“如果美国军队真的这么做了，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无动于衷，我们会干预。请转告你们的总理。”帕尼卡回答说他预见越线在十二小时之内就可能发生，但是印度政府不会在收到电报十八小时内“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周回答：“那是美国的事儿。今晚谈话的目的是让你们知道我们对尼赫鲁总理在他的信中提出的问题的态度。”这次谈话更多是把已经决定的东西作为公开记录，而不是对和平作最后的恳求，像通常那样。
这个时候，斯大林以一个扭转乾坤的面貌突然在情景中现身，想把这个他从一开始怂恿的而不愿看到它就此结束的冲突继续下去。北朝鲜军队正在溃退，苏联情报员预报美国在另一侧海岸的无山登陆（其实是错误的）。中国出兵干预的准备已箭在弦上但尚未发。斯大林10月1日发电给毛要求中国出兵。他坚持如果美国对中国出战作出全面战争反应的话他已准备好了保证苏联的军事支援：
当然，我考虑到美国，尽管它没有准备一场大战，也可能为了面子打一场大战（的可能性）。这就会把中国拖入战争，也会把苏联一起拖入战争，因为它和中国结成互助友好同盟。我们怕吗？以我的观点，我们不怕，因为我们在一起比美国和英国加起来强，而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德国除外，但他现在还帮不了美国）不足为道。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让它现在来吧，至少别等到几年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成为美国的盟友，那时美国和日本就会把李承晚统治的整个朝鲜作为桥头堡。
从表面价值上看，这封非同寻常的电报似乎是断言斯大林已经做好与美国开战的准备以避免朝鲜陷入美国的战略圈里。一个统一的、亲美的朝鲜再加上早晚会复活的日本，在斯大林眼中，在亚洲构成了与北约在欧洲相仿的威胁。这种东西夹击的局势对苏联是很棘手的。
而在具体事件中，在考验面前，斯大林证明了他不情愿实施对毛的全面承诺—甚至一点都不想跟美国直接对抗。他知道现在摊牌力量平衡对他不利，而不是两边战争的问题。他意图在亚洲拖住美国的军事力量并把中国带进一个日益依赖苏联的企业。不过，斯大林的信确确实实地显示了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家多么严重地估计朝鲜的战略重要性，尽管同床异梦。
斯大林的信把毛放在火上烤。为了革命团结友谊而抽象地计划出兵是一回事。具体实施就是另一回事了，特别是北朝鲜当时已几乎全军覆没。中国出兵急需苏联的物资，特别是空中掩护，因为人民解放军那时还没有值得一提的空军。因此，当出兵参战的问题提到政治局讨论时，毛收到了左右两难的反响，以致于他迟迟下不了最后的决心。毛派林彪（之前他以身体不恙的理由推掉了指挥入朝部队的责任）和周恩来去俄罗斯讨论苏联军援的事宜。斯大林正在高加索休假，他没觉得有理由为此改变他的日程表。他让周到他的疗养别墅来，尽管（也许有意地）在这里周没有与北京通讯联络的工具，除非使用苏联的频道。
周和林彪受指示告诫斯大林，没有苏联所承诺的支援保证，中国很可能实施不了她两个月来准备的行动。因为中国是斯大林挑起的这场冲突的舞台主角，她的戏如何演下去要靠斯大林的支持和提供的“道具”。当面对现实时，毛的同僚反应左右为难。有些人甚至直言国内的经济发展才是当前的优先选择。毛第一次犹豫不决，尽管只是短暂的一时。是为了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不可逆转之前争取到斯大林的支援而故作姿态呢？还是他真的决定不了？
中国内部不决的一个征兆是关于毛10月2日晚给斯大林发电报的神秘事件。北京和莫斯科的档案各有一份，且内容大相径庭。
北京档案馆收藏的电文原件是毛亲笔手写的。中国收藏的毛的手稿—也许从未发给莫斯科—写道：北京“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派兵入朝与美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李承晚作战和支援朝鲜同志。”毛还说，如果没有中国力量的干预，“朝鲜革命军将被彻底打败，而美国侵略者一旦占领全朝鲜将势不可挡。这对整个远东局势将非常不利。”毛提醒道：“我们必须准备好应对美国宣战和接下来美国空军对中国主要城市和工业基地的轰炸以及美国海军对中国沿海的攻击。”
中国的计划是在10月15日从满洲南部调动十二个师入朝。“初期阶段”，毛写道，他们只集结在三八线以北对越过三八线的敌人“开展防卫性战役”。在此期间，“他们等待苏联运送武器。一旦他们装备好了，他们将与朝鲜同志并肩反攻，彻底消灭美国侵略者。”
毛10月2日电报的另一版本是由苏联驻京大使发出、由莫斯科接受并存入俄罗斯总统档案。在那封电文里，毛告知斯大林北京还没有准备好派兵。他保留了这一可能性，称在与莫斯科磋商（暗含苏联的附加军事援助）后，北京愿意加入冲突。
多年来，学者们都把第一个版本当作唯一的实效版本；当第二个版本出现时，有人就怀疑其中的一个是故意制造出来掩人耳目的。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由中国学者沈志华（音译）提出来的：毛起草了第一份版本，但是中国领导人意见不一，结果发出一份措辞圆滑的电文（第二版本）。两者的差距显示即使中国部队已经向着朝鲜前进，中国的领导层还在争论在迈出卒子过河的一步之前等待苏联确认的军事支持到何时。
斯大林知道，仅次于美国陈兵边境，毛最不想要的结果是在满洲与朝鲜接壤的少数民族地区成立一个带有主权性质的自治政府。他肯定已经意识到毛迈出了回不了头的一步。在此时，中国处于选择美国陈兵鸭绿江--这将威胁就近的几乎半个中国的工业基地--还是一个不高兴的苏联—不仅不给支援，很可能还要求恢复它在满洲的“权利”—两者之间。再者，毛只有按他的原计划进行，即使仍在与斯大林讨价还价之中。他处在一个只有出兵干涉的境地，即使是自相矛盾地保护自己免于落入苏联的设计（圈套）。
10月19日，在几天等待苏联的物资供给保证之后，毛命令他的部队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斯大林提供了相当的后勤支援，在不与美国直接接触的条件下（比如，对满洲但不对朝鲜的空中掩护）。
相互猜疑之深使周过早返回莫斯科，从那里他能够跟北京直接通话。其后，斯大林好像想通了。为了防止毛把苏联整进一个一面负担装备解放军另一面得不到牵制美国军力在朝鲜的境地，斯大林告诉周只有中国军队进入朝鲜成为事实以后，援助才会启动。后来，斯大林兑现了苏联的承诺，当然，小心谨慎的斯大林只将空中支援局限于中国领土之上。与他早前在毛的信中所表达的准备在朝鲜全面开战的意思相比可真有天壤之别啊。
两个共产领袖互相摸索了对方的痒处（需要）和痛处（不安全感）。毛成功地得到了苏联的军事援助使其军队现代化—某些中国消息来源称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得到了足足装备六十四个步兵师和二十二个飞行大队的武器装备—而斯大林把中国紧紧捆绑在朝鲜的中美对抗之中。
中美对抗
对这些GC世界内部的权谋运作，美国只是个旁观者。它没有考虑过在三八线停止和统一朝鲜之间的中间地带，并忽视了中国关于越过那条线的后果的警告。艾奇逊令人不解地没有将这些警告当作是官方通信，以为可以完全忽略。他也许想他可以居高而俯视毛。
至今从各方公布的文件都没有显示出任何一方曾认真讨论过外交选择。周跟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多次会议都没有表露过这样的意图。与流行的观点相反，北京“警告”华盛顿不要越过三八线几乎肯定是转移视线的战略战术。到那时，毛已经让PLA的朝鲜族师从满洲开进北朝鲜，把台湾方面的大量部队调集到东北边境，并对斯大林和金承诺中国的支援。
避免直接卷入中美交战局面的唯一机会也许能在毛对周的指示当中发现。周当时还在莫斯科，中国部队正准备跨过鸭绿江，毛当时的战略意图是：
我们的部队要继续加强防卫。如果在下六个月中敌人只是顽固坚守平壤和无山而不北进的话，我们的部队不会进攻平壤和无山。只有等到我们的部队装备训练好了，在空中和地面上都取得压倒优势，再进攻平壤和无山。总之，我们有六个月的时间不会讲发动进攻的事情。
当然，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没有机会取得他们称之为的绝对“压倒优势”。
如果美军真的在平壤-无山（朝鲜半岛的窄脖子）一线停步，那就会给毛的战略关注制造一个缓冲区吗？如果美国对北京采取某些外交手段，结果会不同吗？毛是不是真的就想用他入朝参战换来军队现代化呢？或许毛跟周提到的那六个月就是一个外交接触的机会。但从另一方面想，在以前是GC土地上建立一个缓冲区肯定不是毛的负有革命战略责任的想法。再说了，他是一位真正孙子的学生，能够同时追求两种看似矛盾的战略意图。美国在史上任何时候都没有过这种能力。美国选择了联合国认可的鸭绿江分界线而不是更易防守或外交解决的朝鲜半岛脖颈线。
这样一来，三角关系的每一边都朝着一个制造全球冲突的战争走去。战线前推后移。中国军队一时拿下汉城又被驱退，直到双方在战场上对峙形成僵局，接下来是长达两年的停战谈判。在此期间，美国军队限制了进攻性行动。这几乎是苏联的理想结果。整个过程中，苏联的意见是把谈判拖得越久越好，战争也越长越好。最后，停战协议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生效，基本上回归到以三八线为界的战前状态。
没有一个参战者完全达到预期目的。对美国来说，停战协议实现了它参战的最初目标：否定北朝鲜侵略的胜利；但是，与此同时，它让中国，在当时还是一个相当虚弱的国家，站起来与一个核大国打仗并迫使他不得前进一步。它保持了美国保护盟友的信誉但以初期盟友反对和国内意见不一为代价。观察家们不能忘记在美国国内发生的关于战争目的的争论。麦克阿瑟将军应用传统战法寻求胜利；（美国）政府则把它当作是将美国引入亚洲的诱饵—这正是斯大林的战略意图—而准备以军事上的平手（也许，从长远观点看，是政治上的退让）结束。其军事和政治目标的不协调一致让亚洲其他的挑战者相信美国国内在战争问题上的软肋就是没有明确的军事结果—这一两难境地在十年后复仇性的越南战争漩涡中再次出现。
北京也不能说完全取得了她的目标，至少用传统上的军事话语说。毛没有成功地把全朝鲜从“美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像中国的宣传机器最初宣称的那样。但他的参战达到了更大、某种意义上更抽象甚至浪漫的目的：让“新中国”经受了战火的洗礼，扔掉了近代历史中戴在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向西方（某种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了中国现在是一个军事大国而且敢于用力量维护她的利益；加强了中国在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在他瞅准时机时出手打击美国（毛相信美国一直计划最终侵略中国）。新意识形态的主要贡献不是他的战略构想而不过是他藐视敌人的意志和行驶他的航船的风。
在那个广义上，朝鲜战争就不仅仅是平局了。它使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立为一个军事大国和亚洲革命的中心。它还建立起一种令对手害怕和尊重的军事威信，其后几十年间不减。中国出兵干涉朝鲜的记忆在其后的越南战争中很大地约束了美国的战略设计。北京成功地利用战争和与其相随的“抗美援朝”宣传和“三反五反”整肃运动完成了两大中心任务：消灭国内反D分子，激起民众的“革命热情”和国家骄傲感。毛把这场战争嵌进“打败狂妄的美帝侵略者”这一画框里，掀起了中国人对西方掠夺的憎恨情绪；他们把战场上的胜利看作是中国近百年来虚弱和受欺负之后的精神复元。中国从战争中筋疲力尽地，但令国人和世界刮目相看地，站立起来。
具有讽刺性意味的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输家就是斯大林。他给了金日成开战的绿灯，并鼓动甚至说要挟毛大规模干预。受到美国默许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鼓舞，他计算金日成可能想在朝鲜重复中国的模式。美国的出兵阻止了那个目标。他鼓动毛出兵，期望这一行动的后果是中国与美国的长期敌意和中国对苏联的长期依赖。
斯大林在战略形势预测上是正确的，但他严重错误地计算了后果。中国对苏联的依靠是一把双刃剑。中国的重新武装，由苏联一手实施的，在最后却缩短了中国能够自己行动的时间。中美的对立，斯大林促使的，也没有使中国与苏联走得更近，更没有降低中国的铁托模式选项。与其相反，毛计算出他可以同时玩两个超级大国于股掌之间。美国与苏联争斗的意义尤为深远，毛判断他几乎可以不为苏联在冷战中支持他付出任何代价，他甚至不用请示就可以利用这一点威胁另一方，在其后的几场危机中他也确实如此做了。在朝鲜战争之后，中苏关系开始走下坡路，其中不小的因素可能有,斯大林怂恿金日成冒险玩的黑幕把戏；他压迫中国出兵的粗暴手段；以及苏联支援的不情愿方式，这些都是以有偿贷款的形式。在十年内，苏联就变成中国的主要对手。再过十年，转向联盟将会发生。
第六章 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抗衡
十九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外交家奥拓。冯。俾斯麦曾经说过，在一个由五个国家组成的世界秩序里，你最好是三个一组的其中一个。由此推理，在三个大国的游戏当中，你应该选择一个双人组。
这一俗套戏路没有被中、美、苏三角关系的任何一方采纳--至少要等十五年后—部分因为毛不按常规动作。在外交政策中，政治以撮合共同的利益为目标。毛的政策是基于相反的目的。他学会利用交叠的敌意。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争斗才是冷战的战略实质，华盛顿和北京的敌意是次要矛盾，尽管它决定了亚洲的外交。但是两个共产国家从来没有把他们分别对美国的敌意合并到一起—除了在朝鲜战争中短暂而不完全的那一刻—因为毛在意识形态原则和地理战略上逐渐演变为莫斯科的对手。
以传统强权政治的观点来看，毛当然不在三角关系的平等对手位置上。他是当时最弱最易受攻击的一位。但是，凭着玩弄超级核大国之间的敌意和制造一个藐视核毁灭的印象，他为中国营造了一个外交避难所。毛给强权政治空间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我还不知史上有此先例。非但没有向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寻求支持—如传统的力量平衡理论所提醒的—他利用苏联和美国互相害怕这点同时分别挑战他的对手。
在朝鲜战争结束一年内，毛又在台湾海峡的一次危机中与美国军事对抗。几乎同时，他开始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对抗。他感到非常自信能够同时从事这两个事业，因为他计算到没有一个超级大国会让另一个打败他。这就是诸葛亮空城计的光辉应用典范，它把物质贫乏变成一种心理财富。
在朝鲜战争结束时，传统的国际关系学生—特别是西方学者—以为毛需要一段静养期。自GCD胜利后，几乎没有一个满月的消停。土地改革，经济苏联化，三反五反等等组成了一个一幕接一幕的戏剧性的国内议事日程。同时，这个远未发达的国家还与具有最先进军事技术的核大国进行了一场战争。
毛没有意图以一个养息社会的人物走进历史。相反，他发动中国打出一套组合拳：两次在台海与美国对抗，中印战争，和与苏联之间的不断增长的意识形态和地理政治斗争。
与此相对比，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换届为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国内秩序恢复“正常”并持续其后十年之久。在国际上，朝鲜战争成为共产扩张的样板，无论是以政治颠覆还是军事侵略的形式。亚洲其他地区提供了相互证实的事实证据：马来西亚的游击战争；新加坡激进左派的暴动；和印度支那的战争。美国曲解共产主义的地方就是认为共产国家是紧密一体。其实，即使在早期，两个共产巨人之间就存在着深深的壑沟。
艾森豪威尔政府借鉴美国在欧洲的经验办法处理（亚洲共产）侵略的威胁。他以马歇尔计划为榜样试图帮助与共产世界接壤的国家鼓起活力，用北约的形式建立军事联盟，如由中国南部周边国家组成的东南亚联盟条约组织。它没有考虑亚洲的政治气候与欧洲的条件不同。战后的欧洲国家都是有着良好政体的成型国家。这些国家的活力在于提升现实达到预期目标，即恢复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捣毁的政治经济体系—这一发展性工程被证明在历史长河的简短一瞬间是可以管理好的。由于国内稳定基本得以保障，安全问题就是防卫军事进攻跨过国际确认的边境线。
在亚洲中国的周边，那些国家还正处于成型的过程中。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在种族和宗教分歧之上树立一个政治共识和可以接受的政体。这不是一个军事任务，而更是观念性的任务。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国内叛乱分子的游击战争，而不是来自边境的有组织的进攻。这一挑战在印度支那尤为甚，在那里法国殖民工程项目的结束留下了四个国家：北越，南越，柬埔寨和老挝。这几个国家之间有着不明的边界和独立性弱的国家传统。这些矛盾有着本身的动力学，不是北京，莫斯科或华盛顿可以完全控制的，但受三角关系政治影响。因此，在亚洲，几乎没有纯粹军事意义上的挑战。军事战略和政治及社会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次台海危机
北京和台北都承认同一个中国的国家身份，但他们各自宣称相互竞争的版本。以国民党的看法，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是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暂居地，就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他们是被共产主义起义排斥到这里的，他们会返回大陆恢复它正宗的地位。在北京的概念中，台湾是一个叛离的省份，它与大陆分开并与外国强权结盟是中国“百年耻辱“的最后污点。两边都承认大陆和台湾是同一政治实体的部分。异议在于哪个”中央政府”是正统的统治者。
华盛顿和它的盟国周期性地试探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不同的国家承认这一想法—也就是“两个中国”的方案。中国的两边都大声吵嚷地拒绝这一提议—基于一点是它排除了他们各自解放对方而完成国家统一的神圣义务。华盛顿，与其最初（关于中国内战结果的）判断相悖，肯定了台湾的姿态，即承认中华民国是“真正的”中国政府，享有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代表中国的席位。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后成为国务卿—迪。卢斯科1951年讲明了当时杜鲁门政府的这一姿态：“北京政府不是中国的政府。。。它不具备代表中国在国际社会说话的资格。”首都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来说是法律和外交的虚无体，尽管她实际控制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将是以后二十年美国的官方姿态，虽不时有些微调。
臆想未到的后果就是美国自动卷入中国内战。在北京的概念中，它把美国投入到近百年来西方列强瓜分控制中国的阴谋中去。以北京的观点看，只要台湾保持一个分立的政权并接受外国政治军事援助，建立“新中国”的工程就没有完成。
美国，蒋的主要盟友，对国民党反攻大陆没有多少胃口。尽管国会中台湾的支持者不时地对白宫呛声：“放手让蒋干！”，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认真考虑一个将中国内战GCD胜利结果逆转的战役—但GCD对此却有深深的误解。
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4年8月，仅比朝鲜战争结束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其前戏是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国民党军残部留守在几个环绕大陆海岸的防御工事加固的近海岛屿上。这些岛屿，包括金门、马祖和几个刚刚露出海面的礁石岛，与大陆比与台湾更接近。依据谁来看，这些近海岛屿可以说是台湾的第一防线，或者说，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是最后反攻大陆的前沿阵地。
对于十年内将要引起两次台海危机和苏美一时扬言准备使用核武器的事件严重程度来说，这些近海岛屿的位置就有点奇怪了。苏联和美国都对这些近海岛屿没有战略兴趣。事实证明，中国（大陆）也没有。相反地，毛只把它们当作国际关系的边鼓来敲：是他在第一次对美国和第二次对苏联—特别是赫鲁晓夫--大战略的一部分。
金门离大陆的主要港口城市厦门在最近点也就两英里；马祖与福州几乎也一样近。这两个岛屿可以从大陆用肉眼看到并在炮兵的容易射程之内。台湾在其一百英里之后。1949年PLA抢滩登岛的企图被国民党顽强的抵抗打退了。朝鲜战争开始时杜鲁门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强迫毛无限期地推迟了进攻台湾的计划，而北京对莫斯科支援“解放”台湾的请求也被推诿了—导致最终疏远的第一个缝隙。
当艾森豪威尔继杜鲁门成为总统的时候，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在1953年2月2日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艾森豪威尔宣布结束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任务。因为第七舰队防止了双边的攻击，艾森豪威尔推理道：这一任务“意味着美国海军事实上被要求作为一支保护共产中国的臂膀”即使中国军队正在朝鲜杀伤美国部队。现在，他命令它撤出海峡，因为美国人“当然没有义务保护在朝鲜与我们打仗的国家。”
在中国，第七舰队入驶台海被看作是美国的一个主要侵略行动。现在，相互矛盾的是，它的驶出拉开了一个新危机的序幕。台北开始派上万的部队和军械装备加强金门马祖的防卫。
中美两边都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中国绝不会放弃收回台湾的承诺，他可以在压倒性障碍如第七舰队面前推迟实施行动。当第七舰队撤离后，与其相当的障碍没有了。对美国来说，它承诺台湾的防卫，但为了如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描述的像“一堆礁石”一样的那些近海岛屿开战就是另一回事了。当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与台湾谈判联防条款和其后建立东盟组织的时候，冲突就迫在眉睫了。
当遇到挑战时，毛通常采取最令人无法想像的和最复杂的路径。当国务卿约翰。杜勒斯飞往马尼拉建立东盟组织时，毛下令大举炮轰金门马祖—敲击台湾自治的船首和考验华盛顿对亚洲多边防务的承诺。
首批炮轰金门打死了两名美国军官，于是招来三个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开到台海附近区域。为保持与不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保护臂膀”的声调一致，华盛顿现在同意国民党军队对大陆进行报复性的炮击和空袭。与此同时，联席参谋长会议的参谋们开始研究可能使用核武器的计划，如果危机升级的话。艾森豪威尔让此计划暂时搁置一边，同意先寻求一个联合国停火议案。在没人想要的领土上发生的危机变得具有全球意味。
不过，这一危机貌似没有任何政治目标。中国没有直接威胁台湾；美国也不想改变海峡的现状。这一危机与其说是匆忙的对抗—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毋宁说是危机管理的一道微妙的练习题。两边都在政治层面上宣布这是一个军事冲突但却实际上朝着防止它发生的复杂原则运作。在台湾海峡的外交角力场上，孙子活了。
结果是“斗共存”，不是战争。为了威慑由于误解美国决心而可能产生战争—如在朝鲜那样—1954年11月23日，杜勒斯跟台湾驻华盛顿大使在计划了很长时间的美台联防条款上签了字。不过，有关正在受到炮击的岛屿，美国则言辞模糊：条款只包含台湾和澎湖列岛。它没提到金门马祖和其它接近大陆的领土，把他们留在其后的定义中，“如双方同意而决定”。
在毛这边，他一面用标识笔把美国最犀利的武器涂抹圆浑，一面禁止他的指挥官攻击美国军队。在一个气氛不相称的会谈中，他对芬兰（驻京）大使表示他藐视核威胁，他说：
中国人民不会屈服于美国原子弹的恫吓。我们的国家有六亿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只有一小打原子弹，不够消灭中国。就算美国的原子弹强大，它掉到中国的土地上，也就砸个大洞穿透地球，即使地球爆炸，对整个宇宙也不算什么，也许是太阳系的一个主要事件。。。如果美国用飞机加A弹来侵略中国，那么中国就用小米加步枪肯定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全世界人民都支持我们。
中国的两边都在玩围棋，大陆开始向美台联防条款留出的空地落子。1月18日，她侵占了大陈岛和一江山岛，两个没有被条款包含的小岛。两边都继续小心地定义他们的界线。美国不想防卫那些小岛，事实上，第七舰队还帮助国民党军队撤离。解放军则不朝美国军舰开火。
事实证明，毛的夸大其词更让苏联头皮发麻而对美国没什么影响。因为他迫使赫鲁晓夫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有义务）支持他的盟友一方面为对俄罗斯没有战略意义的小岛担着卷入核战争的风险。对此，赫鲁晓夫不断强调这是不可接受的。苏联的那些人口稀少的东欧同盟更是害怕毛所说的中国能够牺牲半数人口在战争中最后取得胜利的逛逛大言。
在美国这一面，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表现堪称匹配毛的灵活性。他们没有真想考验毛对核武的忍耐度。但他们也没有放弃保卫国家利益的选项。在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他们安排国会两院通过了一个议案授权艾森豪威尔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保卫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海的“其他有关位置和领土”。危机管理的艺术就是把注下得足够大使得对手跟不起，而在形式上避免以牙还牙。以这一原理为基准，在1955年3月15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杜勒斯宣称美国已准备好用战略核武器迎接任何新的共产主义进攻，“就像你会用子弹或其它什么东西一样。”这是美国第一次就正在发生的危机作出有所指的核威胁。
毛也证明他自己更愿意口称藐视核战争而不想实践它。他命令正在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不结盟国家大会的周恩来发出退让的声音。1955年4月23日，周伸出了橄榄枝：
“中国政府不想与美利坚合众国进行一场战争。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与美国政府谈判讨论松弛远东紧张关系的问题，特别是松弛台湾地区的紧张关系。”
一周后，中国停止了台湾海峡的炮击战役。
结果跟朝鲜战争一样是打个平手，各自取得短期目标。美国压下了一次军事威胁。毛知道大陆军队在协调抵抗下没有能力占领金门马祖。其后，他解释他另有更深的策略。他告诉赫鲁晓夫他不想占领那些近海岛屿，他是把它当作一种威胁使得台湾不得脱离大陆：
“我们所做的就是表现我们的能力。我们不想让蒋介石离我们太远。我们要把他留在我们能够得着的地方。有他在（金门马祖）就意味着我们能用我们的岸炮和我们的空军打他。如果我们占领了那些岛屿，我们就失去了任何时候我们想让他难受的机会。”
按那个说法，北京炮击金门是重新强调“一个中国”但又抑制她的行动到防止“两个中国”的概念产生的程度为止。
莫斯科只懂得直白的战略意图并有着实际的核武器知识，它发现一个领袖只为了象征性的一点意思而甘冒核战争风险是不可理喻的。正如赫鲁晓夫向毛抱怨道：
“你要射击，你就应该拿下这些岛屿；如果你认为没必要拿下这些岛屿，那么开火有什么用呢？我不明白你的这个方针。”
在一本一面倒的甚至有些言辞冒火的毛的传记中，甚至有人说在危机中毛的真正动机是制造一个核战争的气氛有多么迫在眉睫，从而迫使莫斯科加快帮助北京发展核武以分担苏联的压力。在所有关于这次危机的非直觉效果方面，明显地就是苏联的决定—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重新加强了—帮助北京搞核项目，使自己能够在未来的危机中离这位爱惹麻烦的盟友远点，和把中国核防护问题留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
中美外交插曲
危机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和中国恢复了正式对话。在1954年为解决法国和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之间的第一次越南战争而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北京和华盛顿似乎极不情愿地同意在日内瓦建立领事级官方接触。
这一安排为避免由误会引起冲突而设置了一个安全网构架。但两边都没有明确说明。或者说，明确的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朝鲜战争使得杜鲁门政府中止了所有对中国的外交倡议。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朝鲜战争后期入主白宫—认为中国是最不妥协最革命的共产大国。因此它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在亚洲建立一个安全体系阻挡中国可能的侵略。对中国的外交原则是避免她破坏仍然脆弱的安全体系如东盟和即将建立的日韩联盟。在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就反映了道德拒绝和战略设计。
毛的态度是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在镜子里的影像。台湾问题为双方冲突制造了一个永远的起因，特别是只要美国把台湾当作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美外交关系中这本质上是一个死扣，因为中国不会谈其他事情除非美国从台湾撤兵，而美国不会谈撤兵除非中国宣称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同样道理，中美对话在第一次台海危机后转入地下，因为只要双方仍停留在原地就没什么可谈的。美国重申台湾的身份要通过北京和台北之间的谈判来解决，而且要有美国和日本参加。北京将此提议解释为重新打开开罗会议决定的包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罗会议决议宣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坚拒“放弃使用武力”的要求，称其为是对中国政府在其管辖下的国土上行使主权的干涉。王炳南大使，那十年里中国的主要谈判者，在他的回忆录里描述了这一死扣：“回过头来看，当时让美国改变它的中国政策是不可能的。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单刀直入地谈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最困难的，最不可能解决的，也是最带感情色彩的。自然地，谈话毫无结果。”
但至少，以上谈判达成两点一致。一个是步骤性的：把日内瓦接触从领事级提升到大使级。（大使级的重要性在于大使是国家首脑的个人代表，可能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和影响。）这一步骤只把无所作为机构化了。在从1955年到1971年的十六年间里，在中国和美国驻当地的大使之间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会议（其中大多数在华沙举行）。只有一个实质性的一致是在1955年9月达成的，美国和中国都同意让由于内战滞留在各自国家的对方公民回国。
因此，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方针聚焦在从中国打探是否有放弃使用武力的信息。正如卢斯科1966年在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所说：“我们年复一年地寻找某些信号能够表明共产中国准备放弃使用武力去解决争论。我们还寻找了能够暗示中它准备放弃美国是头号敌人这一立场的标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充满敌意的和坚决的。”
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其他任何国家都从来没有展示过这么严格的谈判先决条件，总括放弃使用武力。卢斯科注意到在中国的激烈的言辞和相对抑制的国际表现之间存在的差距。尽管如此，他争辩道，美国的政策实际上应当基于言辞—意识形态比行为更重要：
有人说我们应该忽视中国共产领袖所说的话而根据他们所做的事判断他们。确实是，他们在行动上比言语上更谨慎—他们自己做得比他们挑动苏联做得更谨慎。。。但是我们不认同他们宣称的未来意图和计划，我们不能放弃这一原则。
基于以上态度，以中国拒绝放弃使用武力为借口，美国把日内瓦会谈从大使级降级到一等秘书级。中国撤走了她的代表团，会谈暂停。第二次台海危机接踵而来—当然表面上是另一个原因。
毛、赫鲁晓夫和中苏分裂
1953年，斯大林在执政三十年后辞世。他的接班人是—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期—赫鲁晓夫。斯大林统治的恐怖给赫鲁晓夫一代留下了心理伤疤。他们都是一些从三十年代大肃反运动中爬到云梯最高层的人，其他几乎一代领导人都在人间消失了。他们用情感上的不安全感为代价买来了政治上的高升。他们见证了—并且参加了—统治集团的下岗大甩卖，他们更担心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他们；斯大林确实在他死前正着手另一波肃反。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改造这一产生组织性恐怖的体系。他们只试图改变一些行为方法，批评斯大林滥用权利，同时坚持他们为之终身奋斗的核心信仰。（这正是“臭名昭著”的赫鲁晓夫秘密讲话的心理根据，如下讨论。）
无论作何姿态，新的领导层在心里深处知道苏联在终极意义上是竞争不利的。赫鲁晓夫大部分的外交政策可以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来形容：1961年的超高当量的热核爆，1958年的柏林最后通牒，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等等。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些杂乱无章的脚步似乎是在走向与美国（赫鲁晓夫心里知道它远比苏联强大）谈判前获得一定的心理平衡。
对于中国，赫鲁晓夫的姿态既是屈尊施恩又郁闷于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和挑战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地位。他乐意获得与中国联盟的战略利益，但他又害怕中国版的意识形态。他想给毛一个好印象，但又没有学习毛真正用的语法。毛利用苏联威胁，从来不管苏联的优先选项。最后，赫鲁晓夫绷着冷漠的脸收回了他当初与中国结盟的承诺并逐渐加强了苏联在中国边境的军事力量部署。他的接班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受这一姿态鼓舞，采取了对中国先发制人的行动（此是后话）。
意识形态把北京和莫斯科连结到一起，意识形态又使他们分离。有太多的历史问题提出问号。中国领导人不能忘记沙皇的领土吞噬和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背着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作的交易。斯大林和毛之间的第一次会晤进行得也不太好。当毛主动走进苏联的保护伞下时，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说服斯大林，而且他为结盟付出了在满洲和新疆的重大经济让步，使中国的统一跛脚。
历史只是开端，当代的经历更是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摩擦因素。苏联把共产世界当作一个整体，它的领袖在莫斯科。它在东欧建立了一片卫星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依赖于苏联。对苏维埃政治局来说，同样的格局在亚洲出现应当是自然的（和必须的）。
用中国历史的辞句、他的中国中心论、和他自己对共产意识形态的定义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这（苏联的老大感，译者）更令毛厌恶。文化差异也加大了潜在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苏联领导人普遍对中国历史的敏感性茫然无知。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赫鲁晓夫要求中国为西伯利亚的伐木工程提供劳力。他触碰了毛身上的敏感神经。毛在1958年对他说：
“你知道，赫鲁晓夫同志，多年来广泛的观点是中国经济不发达、人口过多和大批失业，它是廉价劳动力的好市场。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这一态度非常具有侮辱性。从您口中说出，更是尴尬。如果我们接受您的提议，其他国家。。。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印象和资本主义西方一样。”
毛的感情丰富的中国中心论不允许他参加莫斯科管理的苏维埃帝国企业。那个帝国安全和政治的焦点是在欧洲，这是毛次要关心的问题。当1955年苏联建立共产国家的华沙条约组织与北约作对时，毛拒绝参加。中国不会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捍卫权交给一个联盟。
与此相反，周恩来被派往万隆参加1955年的亚非国家会议。这一会议掀起了一个新鲜的并自相矛盾的运动--不结盟运动。毛想用苏联作为减轻美国在角逐亚洲霸权中给中国施压的平衡砝码。但同时他也试图组织不结盟国家形成反对苏联霸权的安全网。在这个意义上，几乎从一开始，两位共产巨人就在互相竞争。
基本的差别植根于两个社会的本质之中。俄罗斯曾遭受外国残暴力量的经久摧残，它从未宣称过它是其他社会的普世楷模。其人口大部分是非俄罗斯人。他的最伟大的统治者，如彼得大帝和卡捷琳女皇，曾把外国的思想家和专家请到朝中向他们学习先进的东西—这对中国朝廷是不可想象的。俄罗斯统治者以他们的坚韧性赢得人民的爱戴，而不是“伟大性”。俄罗斯外交在超乎寻常的程度上依赖于超级权力。俄罗斯几乎没有他不在其地驻军的盟友。因此，俄罗斯外交是权力相向的，顽强地坚守固定位置并把外交变成残酷的战争。
毛代表的社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和，至少在中国人眼里，最温馨的政治体制。她的表现给予国际最广泛的影响是智慧。当一个中国统治者恳求他的人民辛勤劳动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他是在鼓励他们再现辉煌。（不幸的是）只在最近百年里这一观念被（西方列强）移位了。这样的国家显然不可能玩一个小角色。
在基于意识形态的社会里，定义合权利的法性是关键。毛当着埃德加。斯诺的面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教师；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成就的哲学家，他不会让出共产世界智慧领袖的位子。毛的拥有自我定义正统权利的宣称威胁了莫斯科帝国的粘合性并为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国家解释开了先例。以解释主义开始的刺激演变成关于理论和实践的争论并最后导致实际军事碰撞。
人民共和国开始根据苏联三、四十年代的经济政策计划它的经济。1952年，周恩来跑大老远到莫斯科征询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1953年初，斯大林发出他的意见，强调北京要采取一个平衡的方式把经济增长率控制在每年13-14%。
但是到了1955年12月，毛公开地把中国经济与苏联经济区分开来并强调与苏联盟国相比中国面对的“特殊”和“巨大”的挑战：
“我们有二十年根据地的经验和经受了三场革命战争的锻炼；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因此，我们能够快速地建立一个国家，并完成革命的任务。。。。我们人口众多，我们的形势大好。我们的人民勤苦耐劳。。。所以，我们能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在1956年四月一次关于经济政策的讲话中，毛把实际差别转变成哲学意义上的问题，他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之路定义为有特色的和超越苏联的：
“我们已经比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做得更好了。苏联长期未能达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粮食产量。东欧国家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严重发展不平衡。我们的国家不存在这些问题。”
中国和苏联对当务之急概念理解的差别转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否定了斯大林，并细数其罪行。赫鲁晓夫的讲话震撼了共产世界。几十年的经验是基于斯大林不倒的神化形象建立起来的，包括在中国，不管毛对斯大林作为盟友的行为有多么不快，他正式承认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特殊贡献。当时，非苏联代表--包括中国代表—都不被允许在会议大厅聆听赫鲁晓夫的讲话，莫斯科甚至拒绝给这些亲如兄弟的盟友一份权威性的文本，这更加深了侮辱性的隔阂。北京根据中国代表的不完全笔记临时拼凑了一份赫鲁晓夫讲话二手版；最后中国领导人不得不依据从纽约时报报导翻译过来的中文译本。
北京没有浪费多少时间就指责莫斯科“扔掉了斯大林的宝剑。”斯大林当初害怕的中国铁托主义以捍卫斯大林的意识形态遗产的方式抬起头来。毛把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起名叫“修正主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攻击—它暗示苏联正在偏离共产主义回到资本主义的过去。
为了恢复一统，1957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集了一次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会。毛也参加了；这是他第二次离开中国的国土，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国旅行。苏联刚刚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Sputnik），大会为此欢欣鼓舞，相信--许多西方国家亦有同感—苏联的技术和力量正在蒸蒸日上。毛采纳了这一观点，讥讽性地宣称：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但是他从美国力量相对衰退这一表象得出的结论更让他的苏联盟友头疼，也就是说，中国处在一个更强的自主自立位置。其后，毛对他的身边人员（医生）说：“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控制我们。他们要捆住我们的手脚。但他们是一厢情愿，痴人说梦。”
1957年莫斯科大会重新明确了赫鲁晓夫的号召，社会主义阵营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存”（另有一说，和平竞争，译者），这一目标正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会议上批评斯大林的同时首次提出来的。在令人吃惊地反驳赫鲁晓夫的方针同时，毛利用这个时机号召他的社会主义同伴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肩并肩联合起来，同时不忘再次发表中国藐视核毁灭的标准宣言，他宣称：
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我们不应该害怕原子弹和导弹。无论任何战争爆发—常规的或是热核的—我们将胜利。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可能损失三亿人。这算什么？战争就是战争。几年就过去了，我们会开始干活，生出比以往更多的小孩子。
赫鲁晓夫发现毛的讲话“让人忧心忡忡”，回忆起当毛用异想天开的乡土语言描述核武的“世界末日”时台下听众神经紧张的咧嘴干笑。毛讲话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袖安托宁•诺沃特尼抱怨道：“那我们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两千万人。我们可能在战争中失去最后的一个灵魂，我们会不剩一人何谈重新开始。”
到现在，中国和苏联开始经常地公开地闹矛盾，然而他们仍然是正式的盟友。赫鲁晓夫似乎相信恢复同志式友谊秩序等待苏联的主动倡议。他没明白—或者说，他明白了但不承认—他的和平共存方针在毛的眼里是与中苏联盟不协调的。因为毛确信，在危机中，害怕只能长他人志气。
在这些情况下，毛没有失去任何机会加强中国的自主自立。1958年，赫鲁晓夫通过苏联大使向毛提议在中国建一座无线电发射台与苏联潜艇通讯，并帮助中国造潜艇，作为苏联海军使用中国港口的回报。因为中国是苏联的正式盟友，而苏联为增强中国军力又提供了大量装备和技术，赫鲁晓夫显然以为毛会欣然接受。他被证明是犯了灾难性的错误。毛（龙颜）大怒，严厉训斥了苏联大使。这给莫斯科敲响了警钟，以致于赫鲁晓夫亲赴北京去宽慰这位盟友受伤的骄傲。
不过，到了北京之后，赫鲁晓夫又提出了一个更糟糕的方案，他提出给予中国使用北冰洋苏联潜艇基地特殊许可--以换取苏联使用中国太平洋的不冻港。“不！”毛回答，“我们两样都不同意。每个国家都应该把武装部队放在自己的领土上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正如主席回忆道：
“我们有过英国人和其它外国人在我们的土地上呆了好些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用我们的土地达到他们的目的。”
在正常的结盟关系中，在某个特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通常导致双方加倍努力去解决其他议题上的分歧。在赫鲁晓夫1958年那个命途多舛的访问期间，它好像为双方提供了一个时机罗列无穷无尽的抱怨分类表。
赫鲁晓夫一开始责怪他的大使作出了未授权的表示就使自己处于下风。毛对共产世界的运作方式太熟悉了，一眼就看穿了那个提案的荒唐性。毛和赫鲁晓夫进行了一系列对话，在其中毛诱使赫鲁晓夫表现得又蠢又尴尬—也许故意让中国干部看这个挑战斯大林形象的苏联领导人是多么不靠谱。
它还给毛一个机会言明莫斯科的过分行为是如何深深刺伤他。毛特别提到斯大林的居高临下态度。
毛：我们革命胜利后，斯大林怀疑它的性质。他相信中国是另一个南斯拉夫。
赫鲁晓夫：是的。他认为那是可能的。
毛：我去莫斯科（1949年十二月）的时候，他不想跟我们签订友好条约，他也不想废除与国民党的旧条约。我想起费多连柯（苏联翻译）和科瓦列夫（苏联特使）转告我斯大林的建议让我去乡间走走看看。但我告诉他们我只有三项任务：吃，睡和拉。我不只是到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的。因此我说如果你们不想签订友好条约，那就那么地，我会完成我的三项任务。
双方的需要很快将话题从历史转到当前的争论中来。当赫鲁晓夫问毛是不是中国真的认为苏联是“红色帝国主义”时，毛让赫鲁晓夫明白这种物质交换性的同盟很伤感情：
“这不是红色或白色帝国主义的问题。有一个人名字叫斯大林，他拿去旅顺港并把新疆和满洲变成半殖民地，他还开了四家合资公司。这都是他干的好事。”
依然是，无论毛如何以国家利益为重批评斯大林，他尊重他的意识形态贡献。
赫鲁晓夫：你捍卫斯大林。而你批评我批评斯大林。现在又反过来。
毛：你批评的是不同的事情。
赫鲁晓夫：在党代会上，我也讲了这个。
毛：我总是说，现在，和那时在莫斯科，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应当是公正的。我们只是对批评的严格标准有不同意见。我们相信斯大林的十个手指，只有三个是坏的。
第二天，毛以在游泳池接待赫鲁晓夫而不是贵宾室的方式把会谈的调子定好了。赫鲁晓夫不会游泳，只得套上游泳圈。两位政治家边游边谈，翻译就在游泳池两边跟着来回跑。赫鲁晓夫后来抱怨道：“那是毛把自己摆在上风位置的方式。过一会儿，我有点晕。。。。我爬上来，坐在边上，把两腿放在泳池里。现在，我在上而他在下面游泳。”
（两国）关系在接下的一年中变得越来越坏了。1959年10月3日（一年后），赫鲁晓夫又来到北京。这次是他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峰会返回的途中，来给他的易怒的盟友作简报。中国领导人早就非常怀疑赫鲁晓夫在美国逗留（的动机），更被他关于达。赖。喇。嘛问题（书中说的是中印交战，估计是穿越时空的错误，译者）站在印度的立场上而激怒。
赫鲁晓夫，外交不是他的华丽外套，在会谈中提到达。赖。喇。嘛这一敏感问题；没有几个这样的问题更能够让中国人怒发冲冠。他批评毛在那一年3月西藏。暴乱期间手段不够硬，使得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北部：
“我跟你说一个客人不该说的话：西藏。事件是你的错。你统治西藏，你就应该有情报来源在那里，你就应该知道达。赖。喇。嘛的意图和计划。”毛不想谈这个问题，但赫鲁晓夫坚持讨论这个题目，直言中国人应该把达。赖。喇。嘛干掉而不是让他跑掉：
赫鲁晓夫：。。。关于达。赖。喇。嘛从西藏逃跑这件事，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我就不会让他跑掉。他躺在棺材里更好。而现在他在印度，也许他会去美国。这对社会主义国家好吗？
毛：这不可能；我们那时不能逮捕他。我们也不能禁止他离境，因为与印度的边境很长，他可以在任何一点跨过。
赫鲁晓夫：不是逮捕的问题；我是说你让他走是个错误。如果你给他机会逃到印度，那么干尼赫鲁什么事儿？我们相信西藏。事件是ZG-GCD的错，而不是尼赫鲁的错。
那是毛和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谈话。令人奇怪的是在其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世界把中苏紧张看作是共产大家庭里两个大人吵架而不是存在主义的战斗。在与苏联关系紧张上升期间，毛又发动了一场与美国有关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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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台海危机
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军对近海岛屿开始了另一波大规模炮击，并伴随着宣传喇叭大声齐鸣解放台湾。两周后，它暂停了一时，接着又展开连续二十九天的轰击。最后，它有点奇怪地形成每月单日打双日不打的规律，还特意明白警告岛上居民并避开岛上的重要军事设施—毛对他的高级将领说这是一场“政治仗”而不是常规的军事战略。
在这次危机中起作用的一些因素是（我们）熟悉的。北京再一次试探美国对台湾防卫的承诺。炮击也是对美国把第一次危机后建立起来的中美对话机制降级而做出的反应。但是最主要的动力似乎是提升中国在全球的作用。在危机开始的一次领导集训会上，毛对他的同僚解释说炮击金门马祖是中国对美国干涉黎巴嫩的反应，那年夏天美国和英国部队在那里登陆：
“坦白地说，炮轰金门就是该轮到我们有目的地制造国际紧张关系了。我们要给美国一个教训。美国欺负（霸凌）我们好多年了，现在我们有了机会，为什么不做给他瞧瞧？美国在中东点了一把火，我们就在远东点一把。我们看他们能怎么样。”
炮打近海岛屿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打苏联的脸。苏联默许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举动正好与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给力呈鲜明对比。
彰显了它的军事决心，毛解释道，中国现在可以在两个场地上重新与美国对话了，“一个行动的场地和一个谈话的场地”—这是孙子的斗争共存原理在现代主动攻击威慑中的应用。
炮击近海岛屿的最重要的一个维度与其说是刺激美国超级强权毋宁说是挑战中国的正式盟友苏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存原则在毛的眼里会让苏联成为一个麻烦的盟友甚至说是潜在的对手。毛是这样推理的，如果台海危机被推向战争边缘，赫鲁晓夫就不得不在和平共存和与中国为盟之间选择。
在某种意义上毛又赢了。让毛有恃无恐的是至少当着全世界的面苏联表面上公开支持中国对台湾海峡的政策。当时正是赫鲁晓夫访问北京—那次关于潜艇基地的灾难性的相遇—三个星期之后，更巧的是第一次台海危机开始的那周赫鲁晓夫也在北京。两次，无论是开始还是期间，毛都没有告诉苏联他的意图。但在每次危机中华盛顿都假定—正如艾森豪威尔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指控的—毛的行动不仅仅得到苏联的支持甚至直接受苏联指示。北京把它的苏联盟友夹塞在它的外交队伍里而莫斯科不知道自己在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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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台海危机与第一次基本平行，除了主要差别在于苏联为盟友不自觉地卷入核威胁而这位盟友正在羞辱它。
在1958年的台海危机中，大约有1000人左右的伤亡。如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一样，北京结合了挑衅性的核威胁召唤和巧妙校对的战略。毛最初要求他的将官们以避免造成美军的伤亡的方式炮击。将官们回答这个保证做不到。然后，他命令他们不要射过这些近海岛屿的领空，只朝国民党军舰开火，即使美国军舰开火也不回击。在这次危机之前和期间，中国的宣传机器吹响了“我们必须解放台湾”的号角。但当解放军的电台广播中国军队登陆“近在眼前”并号召国民党官兵站过来“参加解放台湾的伟大事业”时，毛宣布这是个“严重错误。”
至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毛遇到了一个会玩斗争共存的对手。1958年9月4日，杜勒斯重申了美国对台湾防卫的承诺，包括“有关阵地如金门和马祖。”杜勒斯直觉到中国的有限目标，因此释放了美国有意将危机控制在一定局限内的信号：
“任凭中国共产党人怎么说和到目前为止所做，不过，还不清楚他们的目的事实上就是用武力全面攻克台湾和近海岛屿。”
9月5日，周恩来肯定了中国的有限目标，称北京这次冲突的目的是恢复大使级中美对话。
9月6日，白宫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美国驻华沙大使已准备好代表美国恢复对话。
交流至此，危机就该结束了。就像排演一部熟络的戏，两边开始都重复老掉牙的威胁最后又峰回路转地以恢复大使级对话而谢幕。
在这一三角关系游戏中唯一不知所以然的就是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听到毛大胆宣称对核战争的藐视（一年前在莫斯科和这次在北京），他几乎被一方面惧怕核战争一方面害怕如果不站在中国一边失去这个重要的盟友的双重矛盾撕裂开来。他忠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使他不能理解他的意识形态盟友会是他战略上的对手，而他的核武器知识又太多使他不可能舒服地把它结合到以不断威胁使用它为基点的外交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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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哆嗦的政治家走到两难的十字路口，他有可能慌不择路。赫鲁晓夫派他的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到北京去恳劝北京克制冲动；他知道这可能不好使，作为平衡，他又给中国领导人看一封他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信的草稿。这封信强调：“对我们伟大的朋友、同盟和紧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就是对苏联的攻击”并警告“苏联将做任何可以做到的。。。去保卫我们两个国家。”
结果两招都不中。9月12日，艾森豪威尔婉拒了赫鲁晓夫的信。艾森豪威尔表示欢迎中国愿意回到大使级会谈的态度并坚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放弃使用武力，而对赫鲁晓夫，只让他奉劝北京克制。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只是别人编排的戏剧里的一个角色这一事实仍茫然不知，他在信中暗示莫斯科跟北京共谋，他指出：“这一紧张的军事行动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仅在您访问北京三个星期之后。”
几乎同时，在1956年9月11日发布的公告中，艾森豪威尔用了一堆风卷残叶式的理由将美国的参与公正化。他警告：炮击金门马祖就如希特勒占领莱茵兰，墨索里尼占领埃塞俄比亚，或者日本人1931年占领满洲（这个比较肯定很令中国人生气）。
葛罗米柯在北京也没好到哪里去。毛看了信的草稿后公开地大谈核战争的可能性和苏联对美国核报复的条件。因为毛看到（到了这个时候）战争的危险已经远去了，核威胁只是空口白话。在他的回忆录中，葛罗米柯回忆起被毛的胆大包天惊呆了的情景，他引述中国领导人对他讲的：
我想美国人很可能会对中国发起战争，中国必须考虑这个可能性，我们确实考虑了。但我们绝不投降！如果美国使用核武器攻击中国，我们的军队必须从边境地区往内部深处撤回。我们先吸引敌人深入进来，然后像钳子一样把美国军队钳制在中国内部。等到美国人正好到了中国中部的省份时，你们就把你们所有的东西往他们的头上砸。
毛没有请求苏联的帮助，除非等待美国军队被吸引到中国的纵深，而这一情景根本不会发生。葛罗米柯发给赫鲁晓夫的报告好像又把他震住了。尽管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同意大使级会谈，赫鲁晓夫仍出了两手昏招以防核战争。为了镇定他以为的北京对美国侵略的害怕，他提出派苏联的防空导弹部队到福建的建议。北京推迟答复直到危机过去了又同意接受，但条件是苏联部队必须在中国指挥之下—结果是不可能的。9月19日，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的另一封信是他神经紧张的进一步表现，他恳请克制并警告核战争就要到来。他只是不知中国和美国事实上在他发出第二封信之前就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1959年3月，赫鲁晓夫在与毛的会谈中交代了苏联在台海外交中的态度：
就我们两个之间保密地说，我们说我们不会就台湾问题打仗，但是为了给外人听，我们则说相反的话，也就是说当因为台湾而局势恶化时苏联将保卫中国。与之相反，美国宣布他们将保卫台湾。因此，出现了一种战前状态。
赫鲁晓夫让毛把他调戏进一个一事无成的事业，他还同时装作聪明和玩世不恭。特别是当要作战争与和平的最终决定时，一个战略家必须明白讹诈并考虑空洞的恐吓给未来的可信度带来何等影响。在台湾问题上，毛利用了赫鲁晓夫的两难引诱他作出自己不想实施的核威胁，为了维护一个他不关心的利益和一个憎恨他的盟国领袖，绷紧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弦。
现在我们只能想象毛在偷着乐：他把莫斯科和华盛顿骗得互相威胁使用核武器，只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微不足道的地方争得可能是世界地理政治意义上最不值钱的一块房地产。更何况，毛是在他想做的时候做的，是以他在宣传得胜的方式做的，而当时中国仍然比美国或苏联弱很多。中国的宣传机器宣称重返中美大使级会谈大大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一手挑起危机又一手关闭它，毛断言他达到了目的：
“我们打了这场战役，使得美国愿意跟我们谈话了。美国打开了大门。形势好象对他们不利，如果他们不和我们谈，他们就日夜不得安宁。OK，那我们就谈吧。在总的形势上看，与美国以会话或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是好的，因为我们是热爱和平的人们。”
周恩来提供了一个更复杂的估算。他把第二次台海危机当作是证明了中国的两个党有能力能够在核威胁的乌云下跨过意识形态的障碍心照不宣地相互讨价还价。十五年后，周对访华的尼克松总统阐述了当时北京的战略：
“在1958年的时候，那时的国务卿杜勒斯要蒋介石放弃金门和马祖，以使台湾跟大陆彻底断开，并在那里划一条线。蒋介石不想这样做。我们也劝他不要从金门马祖撤退。我们劝他的办法就是朝他们打炮弹—也就是说，我们在单日炮打他们，双日不打，节假日我们也不打。不用其它传递信息的办法，只用炮打的办法他们就明白了。”
不过，这些辉煌战果必须与危机的全球影响平衡。大使级会谈几乎刚刚恢复就陷于死寂。毛的不明确的动作事实上将中美关系冻结在对手的姿势上，其后十年不变。中国决心要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的表达像种子在华盛顿生长成一个信仰教条，使得双边都失去了灵活外交的腾挪余地。
而对苏联领导的影响也与毛的意愿相反。非但没有放弃和平共存方针，莫斯科对毛的诳语和打核战争的擦边球感到相当恐惧。他戏谑性地扬言核战争对世界社会主义有利和对莫斯科不请示也令莫斯科相当不快。在危机之后，莫斯科中断了与北京的核合作，并在1959年6月撤回了送给北京一个模型原子弹的承诺。1960年，赫鲁晓夫从中国撤走苏联专家并取消全部援助项目，他宣称：
“我们不能简单地坐视不管，让我们的最合格的专家--些那在我们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中受到锻炼的人—用他们提供的帮助换来不是别的而是骚扰。”
在国际上，毛让人看到了中国在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让人汗毛倒树的反应。这会使她的强邻在中国发生（毛即将发起）内乱时不敢贸然利用。但另一方面它也使中国日趋孤立，使得毛不得不在十年后重新考虑他的外交政策。
第七章 危机四伏的十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十年期间，她的坚强的领导驾驶着他们征服的古老的帝国破船走到一个国际重要大国的位置上。第二个十年由毛加速国内继续革命的企图所主导。继续革命的动力是毛的主义，他相信道德和意识形态力量能够克服物质的局限性。这十年是在国内混乱中开始也是在混乱中结束，两次都是由中国自己的领袖命令发起的。这次危机震动了中国大厦的每块砖头使中国几乎断绝了与外界所有的接触；几乎所有的外交官都被召回北京。中国的两大主要社会结构停运修整：一是经济，以大跃进开始；二是秩序，以文化大革命结束。外交不时髦了，战争才是。当毛感到国家利益再次受到挑战，在他自己造成的阵痛中，中国再次站立起来，在西部最前线，在艰苦的喜马拉雅山麓，打了一仗。
大跃进
喜马拉雅山麓下的边境争端和1962年中印战争
至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开始刚刚走过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她已经与美国在朝鲜打过一仗并就台海近海岛屿进行了两场有美国参与的军事对抗。她重新占领西藏和新疆，恢复了帝国王朝历史边境范围内（除蒙古和台湾外）的中国权威。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还没有完全过去。尽管如此，当中国定义的历史边境被印度挑战时，毛在另一个军事冲突面前没有萎缩。
中印边境危机有关两块领土，位于喜马拉雅山麓下渺无人迹的高原，坐落在西藏和印度的不可攀越的山峰之间。基本上，问题出自对殖民历史的解释。
中国宣布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面山麓的帝国王朝边境线，包括中国称之为的“南西藏”，但实际上是被印度管理的“阿鲁纳恰尔邦”。而印度的定义就是相对年代近的了。它是由英国人为阻止俄罗斯帝国在西藏的前进而界定的分界线发展而来。最后有关文件是由大不列颠和西藏在1914年签署的，在东区划下了一条以英国的主要谈判者起名的麦克马洪线。
中国与西藏有过相当长的关系。蒙古人曾经在十三世纪发起的一波远征中同时征服过西藏和中原，使两者在政治上亲密接触。以后，清朝曾经常地干涉西藏事务，驱逐其他非汉族力量从南边或西边进入西藏。最后，北京宣称其宗主权有“天朝特使”在拉萨行使。北京，从清朝开始，认为西藏是由中国皇帝统治的“天下”的一部分。并保留推翻有敌意的“无照经营者”的权利；但是距离和西藏人的游牧文化使得完全中国化行不通。以此方式，西藏人在日常生活上享有相当的自治度。
到了清朝末期的1912年，由于中国的管理能力受到西方列强的严重制约，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代表性萎缩了。在清朝垮台后，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在西姆拉召开了一个有中国和西藏代表参加的会议，目标是划定印度与西藏的边境线。中国政府，没有有效的力量去反对这一行动，在原则上否定了任何对历史宣称过的领土主权的退让。北京的态度由其驻加尔各答（英属印度政府所在地）代办陆兴祺的话反映出来：
“我们的国家现在很虚弱；我们的外交关系很复杂很困难而我们的财政又十分紧张。但无论如何，西藏对中国十分重要，我们必须在会议谈判上寸步不让。”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在两难的境地中在决议文件上只写上名字的首字母而没有签字。西藏和英国的代表签了字。在外交实践中，写上名字的首字代表冻结书面文字，它意味着谈判结束。签字则意味生效。中国坚持西藏代表不具备签署边界协议的合法权利，因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因而无效力行使主权。她拒绝承认麦克马洪线南部的印度当局的有效性，尽管她开始也没反对。
在西区，有争议的领土被称为阿克塞钦。她几乎不可从印度进入，这也正是为什么1955年中国修建一条连接新疆和西藏的铁路时印度花了几个月才知道的原因。这一地区的历史起源也是有问题的。英国把它画在几乎所有的官方地图上但却从来没有管理过。当印度宣布从大英联邦独立出来时，它没有宣称与英国过去宣称的领土不相关。她把阿克塞钦和麦克马洪线都包括在它的地图上。
两条分界线都具有战略意义。在五十年代，两边的位置之间存在一定的平衡。中国把麦克马洪线看作是代表英国计划分离西藏甚至控制她的符号。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宣称对西藏有文化和宗教感情，因为印度的传统佛教和西藏佛教之间有历史联系。但他有准备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只要西藏保持相当程度的自治。在这一政策指引下，尼赫鲁拒绝了把西藏政治身份问题提交联合国的请愿。
但是当达。赖。喇。嘛1959年逃到印度并被给予政治避难时，中国开始以战略眼光对待这些分界线了。周提出一个以中国对东部领土宣称换取印度对西部领土宣称的交易，换句话说，就是接受麦克马洪线作为承认中国对阿克塞钦主权宣称的谈判基础。
几乎所有的后殖民地国家都坚持他们独立时的（殖民地）边界。把这个摆在谈判桌上招来无尽的争议和国内的压力。基于他不是被选举谈判他认为是印度不可争议的领土的原则，尼赫鲁以不回答的方式拒绝了中国的提议。
1961年，印度采取了所谓的“前进政策”。为了克服它对有争议领土的不抗争印象，印度向前推进了它的哨所，接近中国以前越过分界线建立的岗哨。印度指挥官被授权可以在他们自行辨别的情况下对中国军队开火，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侵略者。1959年的时候，毛为了避免冲突曾命令中国军队后撤二十公里，这一举动更加强了印度的方针。印度的计划者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军队不会抵抗印度的前进而只是以此为借口规避。印度军队被命令，用印度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录中的话说，“从我们目前的位置朝着国际承认的边境巡逻尽可能地远，防止中国人进一步前进并攻下任何在我们领土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哨所。”
这证明完全是计算错误。毛立刻撤销了以前的后退命令。但他仍然谨慎地告诫北京的中央军委：“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要注意形势。”这还不是军事行动命令；而是提醒作战略准备计划。这样，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战略运筹开始了：贯穿全局的分析；心理和政治因素的精心准备；速战速决。
在中央军委和高级指挥官的会议上，毛用一句成语评论尼赫鲁的前进政策：“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换句话说，喜马拉雅山下的中国部队对印度的前进政策太容忍了—中国人认为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中央军委随即下令部队停止后撤，并要求中国军队在新建的印度哨所对面建立自己的哨所。中国的哨所接近他们，包围他们。正如毛概括道：“你挥枪，我也挥枪。我们面对面看谁怕谁。”毛把这一方针叫做：“针锋相对”（基辛格原话：武装共存）。事实上，这开始了一盘喜马拉雅山下的围棋。
准确的指示下达到部队指战员。目标仍然是避免大冲突。中国部队被要求不准开火，除非印军接近到五十米以内。除此之外，任何军事行动需要来自更高权威的命令。
印度的计划者注意到中国已经停止后退但也观察到中国人的克制开火。他们下结论认为再捅一下就成了。印度不是在空地上试探，而是把目标定在“将中国人已经占领的哨所推回去。”
因为中国声明的两个方针目标—阻止印军前进和避免流血—都没得到满足，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突然出击或许能逼迫印度回到谈判桌上来并终止目前这种以牙还牙的状态。
在追求着一目标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很关心美国是否会借中印冲突之机放手让台湾反攻大陆。另一个忧虑是美国为了防止河内将老挝变成越南战争的后方基地而作的外交努力会是美国最后通过老挝进攻中国的前奏。中国领导人不能相信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卷入（那时还没有战争升级）只是为了局部战略利益。
中国领导人想办法把两点都搞明白了，这显示了中国政策制定过程的全面性。华沙会谈被选定为获取美方意图的途径。中国大使被从度假中召回并被指示约见美国大使。他宣称北京注意到了台湾准备在大陆登陆的迹象。美国大使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事实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儿，他被指示回答美国希望和平因而 “在当前局势下”不会支持台湾的主动进攻。正如会谈中的中国大使王炳南事后回忆，这一信息对北京的最后决定“至关重大”。没有证据显示美国政府是否问过自己为什么（中国）有这一特殊约见要求。这就是在政策制定上的分段方式和全面方式的差别。
老挝问题也自动解决了。在1962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老挝中立化和美国撤兵打消了中国的忧虑。
战争结束了，毛又一次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而这次他大获全胜—尽管中国境内的*大*饥*荒*刚刚结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朝鲜战争的重演，包括以下因素：对手对中国的低估；关于中国能力估计的未经证实的情报；对中国如何看待她的安全环境和她在军事上如何反应的严重错误把握。
同时，1962年的战争在中苏关系不可挽回地变坏的时候为中国增添了另一个对手。事实证明苏联的支持跟它在古巴的导弹运载船一样逃得快。
一旦喜马拉雅山麓的军事冲突升级，莫斯科立马采取中立立场。好比往中国的伤口上撒盐，赫鲁晓夫用毛憎恨的和平共存原则为他的中立辩护。1962年2月一篇《人民日报》—中国GCD的官方喉舌—编辑部评论文章忿怒地指出这是第一次一个GC国家没有站在另一个GC国家一边反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他应该清楚地区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他应该对敌人冷酷无情而对自己的同志充满热情。”评论文章要求中国的盟友“检查他们的意识并问他们自己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什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到了1964年，苏联甚至摘掉了中立的面纱。提到古巴导弹危机，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苏维埃政治局委员和理论家，指责中国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刻侵略印度：
“事实是在加勒比海危机的最关键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印边境扩大了武装冲突。不论中国领导人以何种借口为他们的行为辩护，他们逃脱不掉实际上帮助了最反动的帝国主义联盟的责任。”
中国，几乎刚刚克服*大*饥*荒*，现在四面树敌。
老挝问题也自动解决了。在1962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老挝中立化和美国撤兵打消了中国的忧虑。
有了这些保证，毛于1962年十月召集中国领导人宣布了最后的决定，即开战：
“我们跟老蒋打过。我们跟日本打过，跟美国也打过。我们都没有害怕过。而且每次都是我们赢了。现在印度（阿三）想跟我们打。自然地，我们是不害怕的。我们不能让出一寸土地，我们若让出一寸，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掠取相当于福建省那么大的一块地盘。。。。现在尼赫鲁把头伸出来让我们打，我们不打就是不够朋友。来而不往礼非礼也！”
在10月6日，决定基本传达下去了。战略计划是发起大部队攻击产生惊敌之效果逼迫印度谈判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停止对中国的骚扰。
在进攻命令下达之前，赫鲁晓夫传来话说一旦发生战争苏联将履行中苏友好联盟条约支持中国。鉴于中苏近几年的关系和克里姆林宫以前在中印关系上的中立态度，这一表态一反常态。最可信的解释是赫鲁晓夫需要中国在即将到来的加勒比海危机中支持他为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向美国摊牌。古巴危机过后他就再也不提这事了。
文化大革命
在这一潜在的国家危急时刻，毛选择了砸碎国家机器和GC党。他向顽固的传统中国文化残余发动了他希望证明是最后的一次攻击—从这个废墟上将站立起一代，他预言，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革命者起来反对国内外一切敌人并能够保卫革命事业成果。他把中国推进一场历时十年的意识形态狂热、恶毒的拉帮结派、和近乎内战的运动—它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没有一个机构在运动的浪潮中幸免。在全国范围内，地方政府在由北京宣传机器鼓动起来的“群众”暴力冲突中解体。杰出的GCD和PLA领袖—他们是人民革命战争的领导—被一一打倒并遭到公开的羞辱。中国的教育系统—中国社会的脊梁—全面瘫痪，课堂停课使得年轻一代在全国到处串联并响应毛的号召：“到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
许多这些突然毫无约束的青年参加到红卫兵的不同派别中去，青年民兵们发着意识形态高烧行动在正常的组织机构之外（经常与之相对）和法律之上。毛用含糊但是充满激情的口号鼓励他们的干劲：“造反有理！”和“炮打司令部！”等等。他赞许他们攻击现存的GCD官僚体系和传统的社会习俗并鼓励他们在扫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和旧习惯）的斗争中不要怕“天下大乱”。毛认为“四旧”是中国虚弱的根本原因。《人民日报》更是以发表编辑部评论文章“无政府主义好”煽风点火—明显地、政府批准地反对中国几千年的河蟹秩序的传统。
结果是惊人的人性和组织机构性涂炭，中国的权利和权威的组织—包括GCD高层—一个接一个地在青年意识形态突击队面前低头。中国—之前以勤学和博学而受到尊重的文明—变成一个乾坤倒置的世界。孩童反叛父母，学生暴打老师和烧毁书籍，专家和高官被送到农场和工厂向文盲的工人和农民学习革命实践。残忍的场景在全国范围内不断上演，红卫兵和同派的群众—有些人只是任意加入其中为了躲过“革命风暴”—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到任何一个他们以为带有复辟封建旧秩序先兆的靶子上。
即使是逝去几千年的鬼魂也无法平息打砸抢的怒火。革命师生从北京跑到孔子的家乡，发誓将老圣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连根拔除，焚书、砸碑、掘坟。在北京，红卫兵的打砸抢毁坏了首都6843处中的4992处“历史文物”古迹。紫禁城据说是在周恩来的个人交涉下幸免于难。
一个在传统上由孔学精英们管理的社会现在要从没受过教育的农民那里寻找智慧的源泉。大学关门了。任何人被指定为“专家”就成为嫌疑犯，专业能力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概念。
中国的外交形象也掉了链子。世界不可理解地看到了中国对苏联集团、西方国家和她自己的历史文化不分青红皂白的愤怒。中国的外交官和使馆人员对所在国公民高谈阔论“MZD思想”等革命理论。与七十年前的义和团场景相似，红卫兵团伙冲击外国驻京使馆，包括暴打和羞辱英国逃奔的英国领馆人员。当英国外交部长写信给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建议中英两国“在现阶段保持外交关系但从各国首都撤回领事馆人员”时，他没有收到回音，因为中国外交部长本人也被“斗争”了而不能回信。最后，除了“非常有能力的、意识形态无懈可击的”驻开罗大使黄华一人，所有的中国大使和三分之二的使馆人员都被召回国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和参加革命运动。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和几十个国家整天处于争吵之中，她只跟一个国家—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保持真正正面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象征性标记就是毛的语录“小红书（红宝书，译者）”，由林彪在1964年编辑而成（林彪后来成为毛的接班人，但在一次被指控的政变企图后坐飞机逃往国外的途中不明不白地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每个中国人都被要求携带一本“小红书”。在北京的指令—至少是默许--下，在全国范围内红卫兵高举着红宝书“围困”公共建筑，冲击地方官僚政府。
但是红卫兵也不比被他们革命的干部更幸运，最终也落入革命者被革命的两难遭遇。以意识形态而非正式组织联系在一起，红卫兵分成不同派系争取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选择和个人追求。派系斗争变得相当激烈，到了1968年，毛在官方上禁止了红卫兵并把忠于他的党政军领导人安排到负责重建各省政府的位置上。
一个“知识青年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新政策开始了。截至此时，军队是中国最后的一个指令结构仍然树立不到的组织。于是，它被指令去发挥远远超出其能力的作用。部队指战员被派去管理政府、农村和工厂，而这一切都是在他们保卫国家的责任之上。
文化大革命的最直接影响是灾难性的。毛逝世以后，第二代和第三代—这些人几乎都曾经是受害者—对它的评价都是谴责性的。邓小平，1979-1991年间中国的主要领导人，曾经争辩道文化大革命几乎在组织上毁灭GCD并至少暂时地将她的声誉降低到最低点。
最近几年，当人们的个人记忆消退时，另一种风潮正悄然兴起。其观点是承认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错误，但是它开始反思是否毛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使他的答案是灾难性的。毛观察的问题是现代国家—特别是GC国家—与其人民的关系。在主要以农业为基础—尽管初步工业化--的社会，统治方法取决于公民大众的理解力。当然，在独裁社会，相关者人数有限。但无论何种政体，决策者和决策实施者之间必须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否则，统治就得用强制的办法贯彻下去，这通常不能保持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现代社会的一大挑战就是法律规定的社会框架越来越无缝可插，使得问题更加复杂。政治体系作出决策，但其执行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政治和公众分开的官僚体制，能够控制它的就是周期性选举，如果有的话。即使在美国，主要的立法法案都有上万页，不夸张地说，也只有几个立法者仔细通读。特别是在GGGC国家，官僚自成一体以潜规则运作。政治阶级和官僚阶级之间以及他们共同与大众之间都存在裂缝。以此方式，一个官员阶级就顺着官僚惯性而产生了。毛企图以一次性的大扫荡解决问题而几乎瘫痪了整个中国社会。中国学者和政府的咨政顾问胡鞍钢所著的一本书辩论道，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为邓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赢得了民心。他提议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一个例题去研究怎样把中国的决策系统变得“更透明、更科学和更组织机构化。”
一个失去的机会？
回头来看，人们会想美国是否有可能较早十年开启与中国的对话。中国的乱局会是一个严肃对话的起始点吗？换句话说，六十年代是中美和解失去的十年吗？对中国的开放能够发生得早一点吗？
事实是，美国外交政策想象力的最基本障碍就是毛的继续革命。毛在这个阶段决意一日不得消停。血液中流淌着对赫鲁晓夫和平共存坚定的愤恨，毛与资本主义的头号霸主握手言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美国这边有过一些试探性的爱抚，朝着中国政策灵活性的前景。1957年十月，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苏联轨道上权威的分段性”,并批评美国的亚洲政策“太僵化。”他争辩道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美国应该随着情况变化重新检讨它的“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中国的脆性概念。”他提醒：“我们不应该总穿着死板的政策外套，结果忽略了或不能够察觉客观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当它发生的时候。”
肯尼迪的景愿不显山露水—但是当他成为总统的时候，毛的下一句方言是朝着相反方向讲的：对外敌意不减和对内勐列地扫除反对势力和碍手碍脚的组织机构，而不是温和的改良。
在肯尼迪文章发表后的几年中，毛发动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台海危机和大跃进。当肯尼迪成为总统时，中国在一次边境冲突中对印度进行了军事攻击，而肯尼迪政府把印度看作是亚洲对共产主义的另一种选择。那时没有和解的趋势信号使肯尼迪让美国人调台聆听。
肯尼迪政府确实摆出人性姿态—为缓解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提高中国贫瘠的农业生产条件。提议被描述为保障“和平粮食”的努力，不过，它要求中国表达恳求指定支援的“认真愿望”。毛的自力更生排除了承认对任何外援的依赖。他在华沙大使级会谈的代表回答说，中国正在“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困难。”
在林登。约翰逊总统期的最后一年，总统本人开始考虑朝着不对抗之路迈出一步。1966年，（美国）国务院指示它的谈判者在华沙大使级会谈中采取积极的态度并授权他们在谈判桌旁开展非正式的社交接触。1966年3月，美国代表在会谈中伸出橄榄枝，声称“美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进一步关系。”—美国官员第一次在正式场合上使用1949年后新中国的全称。
最后，约翰逊本人在1966年7月一次关于亚洲政策的讲话中提出一个和平选项：“持久和平无法到来亚洲，如果七亿中国人民被他们的统治者隔绝于世界之外。”他一面要求抵抗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子侵略政策”，一面声称愿意看到“与我们以前称之为敌人的国家和解”并“和平共存。”
这些观点针对中国不确定的态度变化被作为抽象的愿望提出。其后没有具体结论，也不可能有。因为这些声明正好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重合，而那时中国已扭回到藐视性敌意的身姿。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策几乎没有发出邀请函—也许有意躲避美国的和解意向。至于这点，华盛顿在阻止军事挑衅上表现了充分的战术技巧，如在两次台海危机中，但在一个流体式发展的政治框架内形成相对应的外交策略方面却缺少想象力。
一个1960年作出的国家情报估计表达出其基本的评价：
GCD中国危机政策的基本原则--在远东建立中国霸权—在这一报告的估算期间几乎不会发生可以察觉的变化。这个政权会继续勐列地反美并在不付出不成比例代价的情况下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打击美国的利益。。。。她的傲慢的自信、革命式的发烧和对世界扭曲的看法可能会让北京错误地计算风险。
有充足的证据支持以上主导型观点。至于中国何以取得这些横扫千军的目标就留下公开的疑问了。受到大跃进灾难性的破坏，六十年代的中国是非常疲惫的。到了1966年，她又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她以召回外交官（多数被接受再教育）为字符拼写了事实上的全球大撤退。
这对美国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
如何可能建立一个团结的亚洲集团？
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基点—中苏联手共谋共产扩张—是否对呢？
美国被越南战争和国内的反战暴乱束缚手脚，没有找到机会去考虑这些问题。
另一部分造成美国脑袋一根筋的原因是在1950年大部分一线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在（麦卡锡主导的，译者注）调查谁失去了中国的过程中黯然离开国务院。其结果，一群出色的苏联问题专家（包括George Kannan, Charles, “Chip”Bohlen, Llewwllyn Thompson, Foy Kohler）主导了国务院思想，他们相信与中国和解将冒与苏联发生战争的风险。
但是，即使是对头的问题被提出来，也没有机会考验它（们）的答案。有些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曾劝告毛对新形势调整外交政策。1962年2月，王稼祥，中央政治局对外联络处主任，在给周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比四面树敌对中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加速经济发展有着更大帮助。
毛根本不听，他宣称：
“我们党内有些人提倡“三缓一减”。他们说我们应该对帝国主义缓和，对反动派缓和，对修正主义缓和，而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支援则应该减少。这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毛坚持挑战各方面可能的对手这一政策。他继续说：
“中国应该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坚持斗争，并对一切反帝国主义、反修正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派别给予更大的援助。”
最后，当六十年代过去时，毛本人也开始意识到对中国的不利因素正在以乘积的方式增长。沿着她漫长的边境线，中国面对一个可怕的苏联军事帝国，一个被羞辱的对手印度，在越南的大量美国军事部署和正在升级的战争，不服气的台北的流亡政府，历史上的强寇日本，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它把中国当作难以宽恕的对头。只有他们之间的宿怨才避免了他们共同挑战中国。但是没有一个谨慎的政治家能够永远拿这一暂时的自我克制作赌注—特别是苏联好像对北京不断升级的挑战忍到了头。主席不久就不得不向世人证明他知道如何玩谨慎，就像他玩大胆一样。
第八章 走向和解
到了旷世无双的理查德。尼克松跟毛泽东握手的那一刻，两人的国家都在动荡之中。中国几乎被文化大革命耗尽元气；美国的政治之弦也被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运动绷得紧紧的。中国面对着周边战火的前景—特别是与苏联的军事冲突正在实际发生。尼克松在充满暗杀和不理性冲突的六十年代末走进白宫，继承了越南战争和急迫结束它的国内政治。
毛试图用经典的中国计谋—以夷制夷和远交近攻--将中国带出绝地。尼克松，抱着一颗对他的社会价值真诚的心，利用威尔逊原理邀请中国重新回到国际大家庭，他在1967年10月期《外交》杂志中写道：
“我们只是承受不起永远把中国置于国际大家庭之外，任她培养幻想，加重仇恨和威胁邻居。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没有地方容纳十亿可能是最有能力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
尼克松超越了仅仅号召外交和解的姿态调整。他喜欢外交挑战（与美国城市的社会改革相似）：“在每种情况下，对话必须打开；在每种情况下，霸道必须停止而教育必须开始；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让那些自我流放的人永远流放下去。”
必要性可能是政策的动力；但它不会自动选择方法。毛和尼克松两人都面对巨大的障碍开始对话，更别谈中美和解了。他们的国家在二十年中都把对方当作难以宽恕的敌人。中国把美国称为“资本帝国主义”，用毛的话说，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形式；按理论，它只能在战争中解决自身的矛盾。与美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战争也许。
美国的认知正是中国的镜子映像。十年的军事冲突和几乎接近的冲突好像铸成了一个国家见解，就是中国把自己当作世界革命的源泉总想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对美国人来说，毛比苏联更不可饶恕。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毛和尼克松必须小心翼翼地行走。第一步就可能踢翻国内的五味瓶和打翻盟友的醋坛。这对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的毛更是一个特殊的挑战。
中国的战略
尽管少有几个观察家在那时注意到，从1965年开始，毛略微改变了他对美国的声调—以他的神化形象，即使一个细微的面部表情都有重大意义。毛喜爱对美国转达他的思想的一个途径就是会见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两人曾在三十年代共产党的延安根据地会过面。斯诺把他在那里的经历提炼成一本书《红星照耀中国》，把毛描述为一个浪漫主义的农民游击家。
1965年，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际，毛邀请斯诺到北京并发表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评论—或者说如果华盛顿有人注意到就真的让人吃惊了。毛对斯诺说：
“我个人自然地为历史的力量把中美两国人民分隔十五年而无任何通信交流而感到遗憾。今天这个鸿沟加深了。不过，我自己不相信它会以战争和人类的灾难而结束。”
（不可想象）这样的话从这样一个领袖嘴里说出，他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曾不止一次地宣称他准备好了与美国打核战争，他的宣称声色并茂以致于吓坏了苏联和东欧盟友，使他们远离中国。但是，当苏联摆出强硬的姿势时，毛比任何人想象得快地准备考虑应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接近美国。
在会见斯诺的时候，美国军队正在中国的邻国越南大量集结。尽管局势的挑战与十五年前的朝鲜相似，但这次毛选择了克制。局限于非战斗性支援，中国提供了物资、道德支持和大约十万后勤部队帮助北越建设通讯和基础设施。对斯诺，毛明白地说中国只会在中国的土地上与美国交战，而不是越南：
“我们不会从我们这边发起战争，只有当美国进攻我们才会还击。。。。就像我已经说过的，请安心相信我们不会先打美国。”
好像担心美国忽略这点，毛又重述中国所关心的是越南人必须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对付他们的局势：
“中国人民正在忙国内的事情。在自己边境以外打仗是犯罪行为。为什么中国人民要那样做呢？越南人民能够对付他们的局势。”
毛接下来更像一个科学家分析自然现象而不像一个国家领导人对待边境战争那样猜想越南战争的各种可能结果。这与毛对待朝鲜战争的态度截然相反--尽管越南与朝鲜对中国安全的战略重要性是相似的。在所有可能结果中只有一个是主席乐意接受的--“举行和谈，让美国部队呆在西贡附近，像南朝鲜那样”—换句话说，就是两个越南状态的继续。每个处理越南战争的美国总统都愿意以这一结果收场！
没有证据表明毛与斯诺的会见曾是约翰逊政府高层政策讨论的一个话题，或者中越历史上的紧张关系被任何一届参与越南战争的政府（包括尼克松政府）做过相关考虑。华盛顿继续认为中国是比苏联更大的威胁。1965年，麦克乔治。邦迪，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发表了一项代表美国六十年代对中国看法的声明：
“共产中国是另一个问题（相对苏联），她的核爆（指中国1964年第一次成功的核试验）和对邻国的侵略性态度使她成为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一大问题。”
1965年4月7日，约翰逊批准了美国出兵干涉越南，此举基于抵制北京和河内合谋这一出发点：“在这场战争上—甚至全亚洲—现实是共产中国的巨大影子。河内的统治者是受北京怂恿的。。。越南的战事是一个更大的侵略棋盘上的一步。”一年后，国务卿迪。卢斯科在国会外交委员会面前亦旧调重弹。
但是毛对斯诺描述的整个就是对传统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辞呈：
“无论哪里发生革命，我们都会发表声明和举行示威去支持它。这正是帝国主义者憎恨的。我们喜欢讲空话放空炮，但我们不会派军队。”
当现在回过头来看毛的声明时，人们会想如果认真对待会不会影响约翰逊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策略呢。但另一方面，毛从来没有把这些翻译成正式的官方政策。这样做的话就意味着正当他在国内战场上呼唤意识形态纯化和批判苏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存原则的同时，突然扭转十五年来他的主义真理的火车头。毛对斯诺的话只能是试探情报的热气球。但斯诺本人不是这次放行的一个理想“气球”。他被北京信任—至少比任何一个美国人。但在华盛顿，斯诺被认为是一个北京宣传的传声筒。华盛顿的正常本性一直是—就像五年以后—等待中国政策变化的具体表现。
用任何一个不是酒后作出的战略计算来衡量，毛（那时）已将中国领入绝地。如果美国或苏联任何一方攻击中国，另一方都会隔岸观火。因为喜马拉雅山远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边境争端对印度后勤有利。美国正在越南建立军事部署。有着历史包袱的日本是不友好的，而且正在经济复兴。
当时正是一段少有的历史时期，毛貌似在外交政策上举棋不定。在1968年11月与澳大利亚共产党领袖E。F。希尔的会见中，他表现出一付困惑的样子而不是他在布道式说教掩护下的习惯性的坚定。（因为毛的动作通常非常复杂，他的目标也可能是中国领导层的其他人，他们会读毛的台词并从中理解到他要探索新的选项。）毛好像有些担心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时期远长于一战和二战之间的时间，全球性灾难可能即将到来：
“总体上来说，现在既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这样的局势不会太长。”
他又提问：
“你知道帝国主义会干什么吗？我的意思是，他们会开始一个世界大战吗？或者也许他们现在不打而过一段时间再打？根据你的国内外经验，你的感觉是什么？”
换句话说，中国是现在就必须选择呢，还是等待其发展更是聪明的选择？
首要的是，毛要搞清楚他下面提到的“天下大乱的”真实意义。
“我们必须考虑到人民的意愿。当美国停止轰炸北越时，在越南的美国兵非常高兴，甚至欢呼。这说明他们的士气不高。美国兵的士气高吗？苏联兵的士气高吗？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的士气高吗？学生。游行。示威在欧洲历史上是一个新现象。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通常不游行。示威。但是现在，天下大乱。”
简言之，什么是中国与她的对手之间的平衡力量呢？美国和欧洲国家士气的问题暗示了在中国战略中对这些国家的表现能力的疑问吗？有点矛盾的是中国的意图与美国的十分相近—遏制苏联的扩张。
但是如果美国军队士气低下而学生的。游行。示威更是政治愿望的总崩溃，那么苏联很可能就以世界唯一强权的身段出现。中国领导层的有些人已经辩论要与苏联求同存异。无论冷战的结果如何，西方的士气低下也许就是革命意识形态终将成功的佐证。中国应该顺着革命浪潮去推翻资本主义呢，还是集中精力操纵资本主义的对手？
毛通常不在自己不知道答案（故意不说）或者不是为了考察会见人时提出问题。经过一番广泛的谈话，毛又以一个萦绕脑际的问题的形式结束了会谈。
“让我提出一个问题，我来回答，你也来回答。我会考虑，我也要你考虑。这是一个有着世界范围重要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战争的问题。问题关乎战争与和平。我们将要看到战争，还是我们看到革命？战争会引发革命，或是革命制止战争。”
如果战争即将到来，毛要站好位置—确实他有可能就是第一个靶子。但如果革命席卷全球，毛就得实践他的毕生愿望—那就是革命。知道他的生命最后，毛也从来没有完成他的选择。
几个月后，毛为即将的未来选择了一条路径。毛1969年对他的身边人员（医生）说：
“想想这个问题。我们的北面和西面有苏联，西南有印度，东面有日本。如果我们的所有敌人都联合起来从东南西北向我们进攻，我们怎么办？”
他的身边人员一脸困惑。
“再想想”，毛说：
“日本那边是美国。难道我们的祖先没有提醒我们‘远交近攻’吗？”
毛踮着脚朝着中共二十年的方针反方向走了两步：一步是象征性的，一步是实际的。他利用尼克松1969年1月20日总统就职宣言的机会来提示中国公众开始考虑美国的新想法。那一刻，尼克松微妙地提到对中国开放，释义他早先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
“让所有的国家知道这届政府的通话渠道是开放的。我们要一个开放的世界—开放的思想和开放的物品和人民之间的交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大的或小的，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
中国的反应暗示北京有兴趣结束孤立但不着急放弃愤怒。中国的新闻报纸印刷了尼克松的讲话，共产党掌权后，还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享受过如此待遇。但这并不意味着话峰转软。《人民日报》1月27的一篇文章粉刺美国总统说：“尽管在绞索下，尼克松竟然有脸大谈未来。。。一个一只脚踩在坟墓里的人想用伊甸园的梦想安慰自己。这就是一个垂死阶级的苟延残喘。”
毛注意到尼克松的提议并认真考虑将它公布于众。不过，他不接受劝告式的接触方式。整一点实际的是必要的—特别是中国朝美国方向的活动更可能使每周一次的中苏边境冲突升级到更严重的危险。
几乎在同时，毛开始探讨他的总决定的实际含义。毛召集了他的四位解放军大元帅--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这四位元帅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并送到外省的工厂里去“学习研究”，在当时就是体力劳动的同义语。毛要求四位元帅分析中国的战略选择。
这甚至需要周恩来去向元帅们保证这不是诱使他们作自我检查—文化大革命的一种经常性的政治活动。一个月后，他们展示了中国在自毁天才的运动中丢失了什么。他们对国际局势作出了一个富于思想性的估计。评价了关键国家的能力和意图，他们概括中国的战略挑战如下：
对于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来说，真正的威胁存在于他们两者之间。对于其它国家来说，威胁来自美帝和苏修。在反对中国的旗帜下，美帝和苏修互相合作同时又互相斗争。他们之间的矛盾没有因为合作而减少；相反，他们之间的敌意比任何时候更勐列。
起初，这可能意味着肯定现有的政策；毛可以继续同时挑战两个超级大国。元帅们争辩道，苏联不敢侵略中国，因为它面对诸多困难：缺乏大众对战争的支持，漫长的后勤供给线，后方不安全，对美国态度的怀疑。元帅们用中国的一句谚语描述了美国可能的态度—“坐山观虎斗。”
但是几个月后，在9月份，他们改变了这一判断，几乎与尼克松提出的同时。在元帅们的新看法里，美国当苏联侵略时不会袖手旁观，他必须站在一边：
“美帝国主义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就是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这会让苏联打造一个在资源和人力方面比美国更强大的帝国。”因此，尽管当时如何被中国媒体攻击，为了保卫国家与美国接触是必须的。
这一机敏的分析以一个读来感觉小心翼翼的结论而结束—尽管它已经十分大胆地挑战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外交政策基础。元帅们强烈建议中国一方面应该结束孤立一方面挫伤苏修和美帝的野心，即“采取主动防卫的军事战略和主动出击的政治战略”和“扩大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
这些让中国重新回到国际外交圈的一般性建议被证明对毛的大构想是不充分的。1969年5月，毛把元帅们又送回到绘图板旁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和推荐。到这时，中苏边境的冲突已经以乘积增长。中国如何应对不断生长的危机？熊向晖，中国的老牌间谍和外交家，被毛派到老帅身边作“私人秘书”。这一研究小组提出一个问题：“从战略角度来看，如果苏联大举侵犯中国的话，中国是否打美国牌？”为这一非正规的行动寻找先例，陈毅建议小组研究斯大林与希特勒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现代例子。
叶剑英提议用一个更古老的中国自己的三国时期的例子。那时，随着汉朝的垮台，诸路君侯分权演绎成三国分立争霸。其中斗争故在十四世纪事被写成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不过当时在中国是禁书。叶引用其中一位主要人物的战略作为样板：
“我们可以参照诸葛亮的战略指导原则，当魏、蜀、吴三国相争时：‘东结东吴，北拒曹操。’”
在经历十年的将中国的过去牛鬼蛇神化以后，毛被这些被打倒的元帅们请来观摩“老祖宗”的计谋，并应用到当今的逆向联盟中去。
元帅们继续描述怎样把与美国可能的关系当作战略财富：“在很大程度上，苏联修正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的决定取决于美帝国主义的态度。”老帅们作出了一个在智慧上勇敢但在政治上冒险的行动，他们推荐跟美国恢复已名存实亡的大使级会谈。尽管他们为了表示对主义的真诚把两个超级大国摆在同等的和平威胁位置上，元帅们的推荐让人毫不怀他们其实把苏联当作主要危险。陈毅元帅递交了一份附加意见，他指出尽管美国过去拒绝了中国的姿态，但是新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貌似热盼“赢得中国”。他提议一个--用他的话说—“狂想”：把中美大使级对话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至少部长级甚至更高。最具变革性的是扔掉先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先决条件的提案：
首先，当在华沙（大使级）的会谈恢复时，我们可以主动倡议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使得中美关系的基本的和相关的问题都得到解决。。。。然后，高层中美会谈就有重大战略意义。我们不要提出任何先决条件。。。。台湾问题会在高层会谈中逐步解决。进一步而言，我们可以与美国人讨论其它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苏联的鸭梨提供了增大的推动力。面对不断增长的苏军集结和新疆边境上的一场大战斗，8月28日，中央军委下令中国边境的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与美国恢复接触变成了战略必需。
美国的战略
当理查德。尼克松就职宣誓时，中国的焦虑给了尼克松一个非同寻常的战略机会。可是，这一机会最初没有被在越南问题上焦头烂额的政府注意到。许多当年相信他们的决定是保卫印度支那打退莫斯科和北京合奏的进攻曲的政策制定者已经有过第二个想法。政府中很大一部分人—多得足以改变政策—持有的观点是越南战争不仅不能够赢而且折射出美国政治体系世风亦下。
截至此时，他的前任们已经隔着半个地球把五十万美国士兵派到那里，尼克松不甘心以无条件撤军来结束战争—而许多他的批评者都这样要求。他对待分别来自两党的前任的承诺是非常认真的，尽管他们的决定把它置于现在的两难境地。尼克松知道无论深陷越南战争有多么疼痛，美国仍然是全世界反共产联盟中最强的国家，并且美国的信誉至关重要。尼克松政府--我在那里担当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寻求一种从印度支那分段式撤兵的方案，以保障那里的人民规划自己的未来和保持世界对美国作用的信任。
尼克松的批评者把一个国家的新外交政策与一个单一问题划上等号：在实际效果上，美国从越南战争无条件撤兵是置几百万仰仗美国的印度支那人和为此付出共同努力的国家于不顾。尼克松承认结束战争，但他同样强烈地要提升美国的作用，使其在当前正在一块一块地浮现出的新国际秩序中充满活力。尼克松意图把美国从全面卷入和全面撤退两个极端之间的大震荡中解放出来并把它放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使得政策在政府更新换代过程中得以保持不变。
在这个设计中，中国起到关键作用。毛把和解当作战略上的当务之急，尼克松当作是美国重新定义外交政策和国际领袖地位的机会。他寻求对中国开放以展示给美国公众一个形象：即使在战争中美国也在设计一个长久和平的蓝图。他和他的随从争取与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重新建立联系就是为了把自己摆正位置和缓解从东南亚的一个角落不完美撤退带来的疼痛。
在历史的这一点上，继续革命倡议者毛和悲观战略家尼克松的路径交叉了。毛相信愿望和意志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尼克松是个精于计算的人，但他总担心不可预知的命运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干预，使得深思熟虑的计划毁于一旦。但不管怎样他实行了他的计划。毛和尼克松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遵循全球大趋势逻辑的思考意愿和寻求终极结论的本能。尼克松可能更实际一点。他经常表达的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做完和做一半都花同样的价钱，那就做完它。”毛以自然活力实践的，正是尼克松听天由命的。但是一旦付诸实施，他就以相当的决心努力遵循。
按当时的需要，中国和美国找到一条互相接近的路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当时国家的领导人是谁，早晚都会发生。但是事情能如此之快而不经多少弯路却是归功于把事办成的领袖风格。领袖不能造时势，他们的显著贡献就是在当前局势许可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到极限。如果他们超出极限，他们就被碰得头破血流。如果他们达不到极限，他们的政策就不好使。最好的国际关系基础就是一个各方能够分别获取长期利益的关系，因而也得以长期保持。
第一步—乌苏里江上的交战
尽管和解是最终结果，但对中美两国来说，找到一条通往战略对话的路是不容易的。尼克松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和（中国）四位元帅的研究得到了平行的结论，但实际行动却受到国内的复杂状况、历史积怨和文化差异的阻碍。两边的公众被展示的是二十年的敌意和怀疑；他们必须得对这一外交革命有心理准备。
尼克松的战术问题比毛的更为复杂。毛一旦作出决定，他能够无情地实施下去。他的对手会记住以前毛的批评者的下场。尼克松必须克服美国二十年外交政策遗传下来的障碍，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假设中国会利用一切机会削弱直至最后排除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当他走进白宫椭圆办公室的时候，这一看法已经变成了颠扑不破的信条。
尼克松得小心踏步以防中国的外交姿态只是耍宣传花枪而非认真改变外交招数。这是非常可能的，考虑到美国二十年来与中国的唯一接触点就是华沙大使级会谈，那136次会议重复着单调而枯燥无味的节奏，毫无结果。每一步都要向几十位国会议员和十五个盟国代表作简报。这里面当然包括台湾--至今被美国和他的大多数盟友承认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新的路线指定被埋葬于来自各方的鸭梨和争吵之中。
苏联和中国的军队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交战（1969年3月）给了尼克松的总设计一个机会。若不是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安纳托里。多勃雷宁三番五次地找我汇报苏联版的珍宝岛事件，这次小小的军事冲突也许不会引起白宫的注意。还从来没听说过在冷战的最冷时期苏联对我们回报这样一个远离我们通常对话话题的事情，或任何事情。我们得出结论，在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这次事件中苏联可能是侵略者而简报包含了一个更大的阴谋。这一怀疑等到了兰德公司阿兰。怀廷对这一边境冲突研究结果的证实。怀廷作出结论，因为事件发生地接近苏联的一个后勤基地而离中国的很远，苏联可能是侵略者，下一步苏联可能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如果中苏战争即将到来，美国政府的位置必须定义出来。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作为国家安全顾问，我下令予多部门综论。
事实证明，对珍宝岛事件直接起因的分析是个误解，至少单独来看。这是一个由误解导致正确判断的例子。最近的历史研究显示珍宝岛事件是由中国挑起的，正如多勃雷宁指出，他们设下一个圈套引诱苏联的巡逻队遭受惨重损失（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死58人，伤94人，被毁坦克、装甲车达17辆，译者注）。但是，中国的目的是防卫，与前文提到的中国的威慑概念如出一辙。中国计划了整个事件，为了震慑苏联领导终止一系列的边境侵犯活动，北京认为那是骚扰。主动威慑的概念包含先发制人的策略，不是为了军事上打败敌人而是给其以心理上的打击使其不振。
中国的行动事实上取得了相反的效果。苏联沿着全边境加重了骚扰，在新疆边境苏联消灭了中国一个整团。在这样的气氛下，从1969年夏开始，美国和中国开始交换隐晦的信号。美国对中国放松了一些小小的贸易限制。周恩来释放了两个因驾艇驶入中国水域而被羁押的美国人。
在1969年夏季，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信号不断冒出。苏联部队在中苏边境的部署增加到42个师—多达一百万之众。苏联中级军官满世界向有相近军衔的同行打探他们政府的反应，是否苏联要先发制人地打击中国的核武装备。
事态的发展使得美国政府加速考虑苏联大举进攻中国的可能性。这次，问题的排列顺序与那些实施冷战外交政策的经验完全相反。对于整个一代人，中国被看作是两个共产巨人中最好战的。美国从未想到在他们俩人之间的战争中站在哪一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迫不及待地研究美国的态度这一事实证明了他们的孤立程度有多大以致于对美国的决策过程理解迟钝。
但是，尼克松决定以地理政治考虑定义他的政策；在其中，任何力量平衡的根本变化都应有一个美国的态度，往大了说，一个政策。即使我们决定漠不关心，也应该是理智的而不是自动选择。在1969年8月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尼克松选择了态度，如果还不是政策的话。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令人震惊的论文题目，在现在的形势下，苏联是更危险的一方，如果中国在中苏战争中被“打碎”，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句话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在当时并没有讨论。对熟悉尼克松思想的人来说，它暗示了在中国问题上地理政治优先于其它考量。追求这一政策，我下达了如下指令：一旦发生中苏冲突，美国应采取中立立场，但在这一框架中尽最大可能向中国倾斜。
这在美国政策上是一个革命：一位美国总统宣布我们对一个主要共产大国的生存有战略兴趣，更别说我们跟她二十年来没有一点有意义的接触，还跟她打过一场战争和在两场冲突中以拳相向。如何转达这一决定呢？华沙大使级会谈有两个多月没有召开了并且对于表达这一大幅度的变化可能级别太低。因此，白宫决定采取另一极端方式--把美国的决定转化为一个公开看法，即中苏冲突将影响美国利益的。
这时，在各种论坛上苏联发出战争威胁的好战声明如战鼓轰鸣，美国官员被指示传达美国不会被动和无动于衷的意思。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亥姆兹被要求作一个背景汇报，他透露苏联官员已经对其他共产领袖发声要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1969年9月5日，国务次卿艾略特。理查逊在对美国政治学协会的讲话中表白：“两个共产巨人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不是我们的事情。但是，随着争吵将要升级到大规模地破坏国际和平和安全，我们不得不表示深切的关注。”在冷战的语言词典里，理查逊的声明警告：不管美国采取何种方式，都不会是漠不关心的，而其行动取决于它的战略利益。
当这些措施正在设计之中的时候，主要目标就是创造一个对中国开放的构架。从那以后，我看过许多各方公布的文件，我现在知道苏联比我们当时意识到的更接近先发制人打击，唯一使他们拖延工程的原因就是捉摸不定美国的态度。现在清楚，毛在1969年9月就感到打击即将到来，他命令全体领导（除了周需要管理政府）疏散到全国各地，并报警给中国的核部队（当时规模尚小）。
或是美国的言辞警告的结果仰或是共产世界内部的运作学的结果，两个共产巨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那一年以后有所缓和，战争的直接威胁消失了。苏联总理阿列克塞。柯西金于9月坐飞机经印度—比经中国更远--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在回程当中突然调转机头飞往北京。这种戏剧性的行为在国家之间不是下最后通牒就是为一个新关系阶段开始示好。要依谁来看，两者都不是，也都是。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谈了三个小时—对一个在表面上还是盟友来说，这几乎不算是欢迎。周恩来交给柯西金一份草拟的理解备忘录，提议两边在北部边境的相互争议地区撤兵以及其它缓解紧张的措施。这份文件应当在柯西金返回莫斯科后双边签字。但那没有发生。紧张在10月份又达到高点，毛下令中国的高级领导层撤离北京，国防部长林彪将全国部队置于“一级战斗准备”的警戒状态。
这样中美接触翻页的空间就被打开了。开始，两边都作着后仰的姿势—避免一方被看作是公开的第一次主动。美国是因为还没有一个论坛把总统的战略贴子正式发出去；而中国是因为不想在威胁面前表现软弱。结果就是跳复杂的小步舞—两边都可以说没碰到对方，在风格上谁都不用担心热脸贴冷屁股的尴尬，在形式上现存的关系可以继续而不用照本宣科（“科”那时还没有写在“本”上）。在1969年11月到1970年2月期间，至少有十次美国和中国的外交官有过言语交换。这在当时就是相当显著的交流了，因为之前双方的外交官都互相躲着。当我们命令驻华沙大使沃特。斯托塞尔在下一次社交活动中主动接近中国外交官并表达对话意愿时，死扣终于打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