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我想我会让您把它公开。我可能无法做出历史正确的说法。
毛至少要表达三点：首先，中国准备好了独立作战，就像它在朝鲜战争中反对美国和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苏联。其次，他重申了从这些对抗中发展出来的不断革命原则，不管它对超级大国如何缺乏吸引力。最后，如果他在目前的事业上遭到挫败，他会毫不犹豫地返回原先的态度。对毛泽东，向美国开放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
毛的冗长意见反映了深刻的矛盾心理。没有人比行将就木的主席更好了解中国的地缘政治的必要性。在那个历史时刻，对中国来说，它与自力更生的传统观念发生冲突。无论毛对缓和政策如何批评，美国承受着对抗苏联的冲击和大多数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军事开支。这些都是中国安全的先决条件。我们在重建与中国的关系的第四个年头。我们同意毛的总战略。但（美国）不可能委托中国执行，毛知道。但也正是那个灵活度空间，毛坚决反对。
同时，为了确保世界知道这一关系的持续性并据此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的的一份声明宣称毛“在友好气氛中和基辛格博士进行了交谈。” 在照片配图上，这一积极的表态得以一个微妙的角度来看：它表现了一个微笑的毛泽东，站在我和我的妻子身旁，但手指指点着，暗示美国也许需要一些仁慈的教诲。
我总是很难总结出毛的简约精辟的比喻句所代表的意思，有时真的很难理解它们。在一次给福特总统的口头报告中，我形容毛的姿态“令人景仰”，并提醒他，这些人就是领导了长征的人（跨越艰巨的地形和在频繁的攻击下，为期一年的战略撤退，使得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在内战中得以保存）。毛的意见主旨不是关于缓和而是三角关系哪一方能不被不断涌现的危机浪潮吞噬。
正如我告诉总统福特：
我向你保证，如果我们进入与苏联对抗的状态，他们会攻击我们和苏联并吸引第三世界团结在他们的周围。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对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最有利的--反之亦然。我们的弱点是这个问题--他们看到我们在缓和上有麻烦。那会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
温斯顿。洛德，那时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主任和我的秘密访问策划人以及稍后中国政策的主要策划者，对毛的暧昧意见添加了微妙的注解，我把它转达给总统：
主席的基本信息和主题思想是明确的。它们清楚地构成了基辛格访华的战略框架，这也的确为我们的关系在过去几年的发展奠定了基调。但是还有几个神秘的通道不清楚。目前的趋势是深挖精妙之处，也就是主席的简洁朴实的散文式语句背后的更深层含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大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其他方面，也许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可能就是一个老年人漫无目的地徘徊了一会儿。 。 。 。仅举一个含糊不清的例子：“你有办法帮助我治疗我现在的口齿不清吗？”这基本上是小谈自己的健康。但非常值得怀疑他是在认真地寻求医疗援助。那这是不是说主席的意思是他的声音在中国（或世界）没人听了，他的影响力正在受到规限，并且他希望美国通过我们的政策帮助他加强他的地位呢？他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在更大的意义上“讲清楚”？
当时，我认为洛德的意见可能有些牵强。在那以后了解了更多的中国内部动作，现在我认为，毛的意思是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的。
不管怎么说，为福特访华铺路的10月之旅是在一个非常寒冷的气氛中进行的，反映了中国国内的紧张局势。它似乎没大希望，所以我们把总统的访问从五天减少了到三天，把北京以外的两个地方取消了，代之以对菲律宾和印尼的短暂访问。
在我从中国回来那一天，施莱辛格已被解雇国防部长一职，由唐纳。拉姆斯菲尔德取代。我是事后被告知的，我确实希望它不会发生：我相信它会在华盛顿外交政策上产生争议，挑战我们目前正在从事的外交过程。事实上，施莱辛格的解雇与毛邀请他访问中国毫无关系。福特的举动是为即将到来的政治战役加固舱板，他一直对尖刻的施莱辛格感到不舒服。但是，毫无疑问，中国领导层的一些人把施莱辛格的解雇当作对中国嘲讽的示范性回绝来解读。
几个星期后，12月的第一周，福特总统对中国进行首次访问。在福特访华期间，中国内部的分裂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文化大革命”的建筑师之一，在一次观看体育比赛的接待中只出现过几分钟。她依然强大，在她明确地短暂停留中，她表现出自己孤傲和冰冷的礼貌。 （她在尼克松访华时曾现身陪观她主导的革命芭蕾。）
毛与福特会谈了近两个小时，将中国领导层内的分裂讲明白。从他五个星期前接见我时算起，毛的病情似乎有点恶化。不过，他决定与美国的关系需要一点升温，并以诙谐的开场白转达这一意思：
毛：你的国务卿一直在干涉我的内政。
福特：请你告诉我。
毛：他不允许我去见上帝。他甚至告诉我违抗上帝给我的命令。上帝已经给我发邀请，但他[基辛格]说，不要去。
基辛格：如果他去那里，那个组合太强大了。
毛：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基辛格]。他是反对上帝。他也破坏我与上帝的关系。他是一个非常勐的人，我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服从他的命令。
毛继续观察，他预计美中关系在未来两年内“没有大事情”发生，即在1976年总统大选期间及其余波。 “也许之后，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好一点。”他的意思是会出现一个更加团结的美国，或届时中国的内部斗争已经完结了呢？他的话暗示他预计福特总统期间的中美关系是摇摇欲坠的。
对中美关系裂痕的更有意义的解释是跟中国的内部情况有关。福特说对北京驻华盛顿联络办公室主任（黄镇）的工作表示赞赏并希望他会留下来，毛抓住了福特的评论说：
“有一些年轻人对他[黄大使]有一些批评。这两个人[王和唐] 也对乔老爷（乔冠华，译者注）有一些批评。这些人不好惹。否则，你会落在她们手里难受--这是一场内战。现在还有很多大字报。你也许可以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看看它们。”
如果毛的翻译员，南希。唐和王海容，她们与毛的妻子走得近，反对外长和事实上的驻华盛顿大使，事情就严重了，说明内部的分裂已经达到了最高层次。毛管外交部长叫“乔老爷”--这意味着外交部长是儒家—也是国内分裂的另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有大字报—这是文革惯用的用大字体宣传意识形态运动的方式--在大学贴出来，说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方法和论点正在开始重新复燃。在这种情况下，毛提到可能的内战可能已经超过了讲话的暗示。
福特，以中西部简单直接的脸面掩盖他精明的城府，选择忽视这一分裂迹象。相反，他假装周时代的中美关系基础仍然有效，想把自己推进对世界问题的逐案讨论之中。他的基本主题是，美国正在采取防范苏联霸权的措施，他邀请中国具体合作，特别是在非洲。毛在三年前曾拒绝了尼克松比这少得多的要求。无论是福特的装傻解除了毛的武装，或是毛泽东本来就准备全面战略对话，这一次，他加入了，并给予他的特征性的讽刺评论，尤其是关于苏联在非洲的行动，这证明他对细节仍然了如指掌。
在谈话的最后，毛提出了一个有点奇怪的请求，要我们帮助提高中美关系的公共姿态：
毛：。 。 。现在有些报纸报道形容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糟糕。也许你应该让他们有点故事，也许给他们作个报告。
基辛格：两边都是。他们在北京也听到了一些。
毛泽东：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干的。那些外国人提供了简报。
没有时间去询问到底哪个外国人有这样的地位作新闻发布，让媒体相信。这个问题按往常毛可以用命令发表一个积极的联合的办法去解决，假设他仍然有能力以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的一派。
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没有任何实际后果接踵而至。我们发现，联合公报草案--大概是由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监督--是无益的，如果不是挑衅性的话。我们拒绝接受它。显然，一个重大的权力斗争正在中国境内进行。邓小平，虽然对我们对苏联的战术持批评态度，是希望保持周和毛建立起来的中美关系的。同样明显的是，权力结构中的某些群体正挑战这一事业。邓小平打破了僵局，以他政治局常委（共产党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能力发表声明，肯定了福特访华和中美友谊的重要性和实用性。
会议几个月之后，中国的分裂浮现在平面图上。取代了周总理的位置但没有被授予官衔的邓又遭到攻击，可能是十年前流放他的相同力量。周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外交部长乔冠华表现出对抗性。周的丝绸拂面式的风格走向合作被嘲弄式的僵持所取代。
潜隐的对抗一触即发。例如，1975年10月，在我访华的欢迎晚宴，乔在美国的电视采访面前发表了满口喷火的敬酒词，斥责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这违反了外交礼仪并与迄今对美国代表团的敏感处理方式相差万里。当时我的回答亦针尖对麦芒，这时电视电源被关闭了，使我的话无法广播出去。
第二天，邓小平邀请美国代表团在北京附近的西山野餐，那里是中国领导人居住的地方，这不在原先的时间表上，但气氛与双方开放以来所有会议的特征相同，即慰问式的。
当周于1976年1月8日逝世时，事情到了沸点。在4月大致与清明节（扫墓节）重合的时间，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参观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向周致敬并留下悼念的花圈和诗词。人民的悼念词揭示了对总理的深深景仰和对他代表的秩序和适度原则的渴望。有些诗隐晦地批评MAO和JQ（使用人们喜爱的历史比喻技术）。这些花圈和悼念词一夜之间被清除，导致警察和悼念群众之间的对峙（被称为1976年“TAM事件”）。四人帮说服毛，是邓小平的改革倾向导致反革命抗议。第二天，四人帮组织了反示威。公开悼念周恩来的两天以后，毛泽东免去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代理总理的位置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接任。日期：2011-09-07 08:42:13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遥远。老布什（前北京联络处主任）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汤姆。盖茨，前国防部长，被任命为北京联络处主任。华国锋四个月没有接见他，当华接见时，也是用规定好了的，或正规的，套语。一个月后，在7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一名“四人帮”的主要成员和普遍认为瞄着总理位子的有领导力的男子，借接待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休。斯科特访问之际，摆出了一个对台湾极其好战的姿态， 相当违背毛告诉我们的意思：
我们对台湾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从台湾问题出现那一刻起，它就是一个缠绕在美国脖子上的绞索，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应该把它解下来。如果你们不做，解放军将把它砍下来。这将对美国和中国人民都好--我们是慷慨的--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刺刀帮助美国解决问题--也许这听起来并不愉快，但就是那么回事儿。
“四人帮”正在把中国推向一个方向，让人想起文革和毛派对赫鲁晓夫的挑战风格。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终于向他的疾病屈服，他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他的成就和预感，他的伟大和残酷，以及他扭转乾坤的大视野。他留下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百炼成刚。他淘汰了旧制度的原始遗迹，清除了改革路上的杂草，尽管后来的改革主席从未打算过。如果中国保持统一并成为二十一世纪的超级大国，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仍然HOLD住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但受人尊重的秦始皇式皇帝，他本人亦尊敬这个皇帝：建立王朝的独裁者将中国拖入下一个时代，征召其庞大人口开展国家消耗行动。后来一些人认为毛的过分举动是必要的恶行。对于其他人，毛给他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大大超过他的成就。
有两股政策一直在毛统治下的动荡中互相竞争。一个是革命的推力，它把中国当作一个道德和政治力量，在世界上树立一个可敬畏的榜样，坚持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出去。另一个是地缘政治的中国，冷静地评估世界趋势并操纵它们取得自身优势。中国在她的历史上的第一次寻求联盟，但也跃跃欲试地挑战整个世界。毛泽东领着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操纵着相互竞争的国内派系、敌对的超级大国、一个左右摇摆的第三世界和疑心重重的邻国。他设法使中国参加相互重叠的每个同心圆体系，但自己不对任何一个承诺。中国在战争、紧张和疑虑中屹立不倒，其影响力不断增长，并在最后，它成为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她的GC政体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下生存下来。毛以可怕的成本取得了这一切，他依靠中国人民的坚韧和毅力，他利用他们的耐力和凝聚力，但把他们作为他的GC大厦的基石，他又往往对他们不耐烦。
在毛走近他生命终结的时候，他擦着边挑战美国设计的世界秩序，坚持定义自己的战略战术。他的继任者分享他的中国强大信念，但他们并不认为中国能够仅仅依靠意志力和意识形态上的承诺实现其独特的潜力。他们寻求自力更生，但知道光有激情是不够的，所以他们把他们的精力致力于国内改革。这场新的改革浪潮把中国带回周执行的外交政策—其特征就是在她漫长的历史上首次将中国与全球经济和政治趋势连接起来。这项政策将体现在十年内两次被打倒并第三次从内部流放返回的一个领导者身上，他的名字：邓小平。
第十二章 不倒翁邓小平
只有那些经历过毛式中国的人才能完全理解邓小平所锻造的变型。西方民主国家睁大眼睛看着中国繁华的城市、繁忙的建设工地、交通网络、和非GC式的经济增长率。虽然偶尔受通货膨胀威胁而处于两难困境，但却是阻挡全球经济衰退的最后堡垒。所有这些在以毛式农业公社为主体的单调中国时代都是不可思议的，那时经济停滞，人们穿着标准的毛装从毛的语录“红宝书”中汲取思想热情。
毛破坏了传统的中国，留下一个废墟和零碎的砖头瓦块。邓小平拿出胆略调动了中国人民个人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加速建设现代化。他废除人民公社，促进省级自主权，发展了他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着最大的外汇储备量，多个城市拥有比纽约帝国大厦更高的摩天大楼，这些见证了邓小平的设想、毅力、和常识。
邓的第一次重返舞台
邓小平的权力之路大起大落 （几乎不可能）。1974年，当邓小平成为美国的主要对话者时，我们对他知之甚少。他一直在共产党强大的中央委员会作总书记，直到他于1966年被逮捕，被控“走资派”。我们的情报了解到，在1973年，由于毛亲自干预，顶着中央委员会中激进分子的反对，他被恢复工作。虽然返回北京后江青曾公开冷落他，他显然受到毛的重视。一反常态，毛对邓小平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屈辱道了歉。同样一份报告也告诉我们，在对澳大利亚科学家代表团讲话时，邓小平一语切入主题，这后来成为他的商标。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他说，需要科学交流和学习先进国家，如澳大利亚，这种直白的承认中国领导人迄今从未作出。邓小平甚至建议澳大利亚的访客在旅途中不仅要看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也要看中国落后的一面，这是中国领导人的另一个前所未有的评论。
在1974年4月，邓小平抵达纽约，作为一个技术上以外交部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大会特别会议。当我邀请中国代表团共进晚餐时，一眼就看出谁是高级成员，更重要的，虽然我们的情报报告声称他远未被恢复到高位以减轻周恩来的负担，邓实际上已经取代了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驱逐了周。几次友好性地提起周的言语被忽略了，提到总理的评论被引用毛类似的谈话加以回答。
此后不久，邓小平被任命为负责外交政策的副总理，很快地，他又被提升为第一副总理，负责监管国内政策—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取代周，而周现在基本上就剩一个象征性的总理头衔。
在1966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不久，邓小平就被剥夺了他在党和政府的职位。后来的7年中，他先在一个陆军基地呆过，然后流亡到江西，种植蔬菜和作为体力劳动者在拖拉机修理厂干“半班倒”。他的家人被认为思想上不正确，受到红卫兵的冲击。他的儿子邓朴方受红卫兵的折磨被从北京大学的校楼上推下去。虽然他摔坏了背部，医院拒绝医治。他后来在高位截瘫的折磨中活过来。
中国人民的非凡优点之一就是有许多人能够保持他们对社会的承诺，无论受到多少痛苦和不公正待遇。我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从来没有自告奋勇地诉苦，当我问时，他们的反应也多是一语带过，提供最低限度的信息。 文化大革命被当作--有点挖苦性地--一种自然灾害而不得不忍受，但不是拖住他们今后生活的拌羁。
对他本人来说，毛似乎也以同样的态度思考。由他本人或他的命令造成的痛苦不一定是对受害人的最后判决，他认为是净化社会的必要，也可能是临时的。毛泽东似乎已经考虑把许多流放的干部作为一种战略储备。在1969年，当他需要计策考虑中国如何面对国际危机时，他召回了流放的四位元帅。这也是邓如何返回到高等办公室的方式。当毛决定放弃周时，邓是战略储备中的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国家管理者。
习惯了毛的哲学抽象和间接典故和周的优雅的专业风格，我需要一段时间调整适应邓的尖刻、不尚空谈、偶尔的讽刺感叹、以及他突出的实用性和对哲学的不屑。邓身材紧凑结实，他进入一个房间就像被一股旋风，准备好了马上谈生意。邓很少在寒暄上浪费时间，他也没有觉得有必要用寓言比喻软化包装他的言论，像毛习惯的那样。他不像周那样用关怀包裹一个人，对我，他也不像毛那样把我当作哲学家，在同行队伍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是毛认为值得关注的哲学家。邓小平的态度是。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谈国家生意，都足够成年应付唇枪舌剑而不参杂个人感情。周懂英语不用翻译，偶尔还会用英语发言。邓小平对我形容自己是个“土包子” ，并承认 “语言很难。当我还是一个学生在 法国时，我从来没有学过法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个强悍的小个子产生了巨大的敬意，他有着忧郁的眼神，在经历过非同寻常的沧桑后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信念和分寸，假以时日，他将翻新他的国家。在1974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邓冒着个人风险--因为毛仍然坐镇--开始为现代化作时尚设计，使得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T台上以经济超级大国的风姿出现。
还记得一个笑话，说D上红旗轿车不弯腰。。。
现在，真的很佩服他们的使命感日期：2011-09-08 21:14:29
1974年，邓小平从第一次流放回来时，他没有表达一点会留下历史性后果的自以为是。他不像毛那样阐述宏大的哲学思想，他也不提出穿透中国人独特命运的观点。他的言论似乎跟大街上的行人一样，关心许多实际问题的细节。邓小平谈到了军队的纪律性和冶金部的改革。他发出呼吁，增加每天装载铁路运输车辆的数量，禁止售票员在工作时间饮水并规范他们的午餐时间。这些都是技术性的，不是形而上学的演讲。
在文革后期有毛和“四人帮”的存在，明目张胆的实用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大胆的声明。十年来，毛和“四人帮”主张无政府就是社会组织，无休止的“斗争”就是国家净化的方式，以及在经济和学术上很暴力很业余就是正统。文革把思想热情追求当作真实的奖章，邓小平召唤秩序、专业性、和效率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命题，其实这些几乎都是发达国家的标签。中国已经经历了十年青年民兵的狂躁并几近破坏邓小平的事业和家庭。他的务实的实事求是风格把中国从想抄历史近道的梦中唤醒--世界进程一直是由充满宏图大略但又现实可行者完成。
1975年9月26日，在题为 “应优先考虑科学研究”的报告中，邓打出了几个主题旗帜，后来成为他的商标：需要强调科学技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语，译者注）；中国劳动力的再专业化；和鼓励个人才华和主动性—这些正是被政治整肃搞瘫痪的素质，文革模式是以意识形态为理由提拔不称职的人。
总之，邓小平试图一劳永逸地结束十九世纪以来一直激烈辩论的问题--中国向外国学什么，如果指任何事情的话。邓小平坚持中国强调专业能力在政治正确性以上（甚至鼓励个人在专业上“白专”的 追求），并奖励在他们所选择的领域中表现出色的个人。这是强调社会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在过去几十年中政府官员和工作单位（组织）决定了个人的教育、专业选择和私生活中最微小的细节。毛泽东把问题摆在意识形态寓言的平流层，而邓小平让意识形态追求服从专业竞争力：
目前，一些科研人员参与派系斗争，没有精力花在研究上。有些人只能私下从事研究工作，就像犯罪一样。 。 。 。如果有一千个这样的人才，他们的权威普遍得到世界的公认，那将是 对中国大大有利的。 。 。 。只要他们是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工作，这些人就比那些从事派性活动并妨碍他人工作的人更有价值。
邓小平把传统中国的优先考虑定义为“实现巩固、稳定和团结的需要。”虽然因为毛仍然活着，“四人帮”还具有影响力，邓不在最高权力的位置，但是邓小平仍直言不讳地讲需要克服当前的混乱局面和“把事情整顿好”：
目前有必要把各个领域的事情整顿好。农业和工业必须整顿，文学和艺术上的政策需要调整。调整，实际上也意味着把事情整顿好。通过把事情理顺，我们要解决存在于农村、工厂、科学技术、和其他所有领域的问题。我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在几个领域中这样做的需要，当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时，他给予同意。
当毛“给予同意”时，毛事实上批准了什么还是含糊的。如果邓小平被召回是多了一个从思想上替代周的选择，结果是相反的。邓如何定义秩序和稳定仍然受到“四人帮”的激烈挑战。
伟人倒下—华国锋接班
在邓小平完全推行他的改革方案之前，中国的权力结构发生剧变，他本人遭第二次清除。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屈服于他与癌症的长期斗争。他的逝世，引起公众悲痛的流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邓小平借1月15日周恩来葬礼之际，以歌颂他的人性素质悼念他：
他一生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于团结干部群众，并坚定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广泛和密切的联系，并表现出对所有同志和人民的无限热忱。 。 。 。我们要学习他的优良作风--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勤勤恳恳的工作方式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几乎所有这些素质--尤其是对团结和纪律的奉献--在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均受到批评，后来，周的权力被拿掉了（虽然他仍保持头衔）。因此，邓小平的悼词是一个相当大的勇气行为。在纪念周的示威后，邓小平再次从他的办公室被清除。他逃避了被逮捕是因为解放军在军事基地上保护了他，先在北京，然后在中国南方。
五个月后，毛泽东去世。他死亡之前发生了灾难性的唐山大地震（按人一些中国的看法，这是预示性的）。
随着林彪的垮台和周恩来和毛泽东在短短期间内相继去世，党和国家的未来被敞亮大抛开。在毛之后，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与他可比的指挥权威。
因为毛不信任“四人帮”的野心，也可能是适合性，他设计了华国锋的崛起。华是一匹黑马，他在北京办公室的时间不够长得足以代表什么特别的身份，除了接替毛。毛首次委任华为总理是在周去世时。在此后不久毛去世时，华国锋继承他的DZY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虽然不一定是他的权威。随着他步入中国领导人的行列，华采用了毛的个人崇拜方式，但他很少表现出他的前任那种个人魅力。华命名了他的经济计划“大跃外”，是50年代毛的灾难性的工业和农业政策的一个不幸的回声。
华对后毛时代中国政治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在1977年2月他颁布了“两个凡是” 方针： “凡是毛主席的政策，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将坚定不移地照办。”这个原则很难说是他急于保护自己而筑的城墙。
我只有两次会见华，第一次在北京，1979年4月；第二次在1979年10月，那时他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两次相遇中，华的表现和他最终消失在遗忘之中存在相当大的反差。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他的谈话记录中肯定也是这么说的。 华进行谈话就像一个标准的中国高级官员在与外国人会谈时一样显示他的保证。他了解情况并充满信心，或可说他少了周的光泽和没有毛的刺骨讽刺。没有理由认为，华会突然消失，就像他出现突然那样。
华缺乏的是一个政治团体。他被空降到权力位置是因为他不属于任何相互竞争的主要派别，即四人帮或周/邓温和派。但是，一旦毛消失了，华试图将不加批判地坚持集体化和阶级斗争与邓的经济和技术现代化相结合，因此从矛盾的最高峰跌下来，四人帮和毛派分子反对华 不够激进，邓和他的支持者在时间上越来越公开地排斥华，认为他不够实用主义。他在决定民族命运的问题上受邓的排挤，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尽管他在技术上仍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
但在从巅峰滑落之前，华执行了一个后果影响深远的行动。在毛逝世一个月后，华国锋联合温和派和高层次的文革受害者一举逮捕了“四人帮”。
邓的雄起—“改革开放”
在这种高度流动的局势下，邓小平在1977年第二次从流放中走出来，开始构建中国现代化的景愿。
邓开始的位置在官僚体制意识里是不能更不利了。华拥有所有的关键办公室，这是他继承了毛和周的：他是共产党的主席，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他有明确得到毛的赞许的好处。（毛泽东对华说了一句名言：“你办事，我放心。”）邓小平恢复了他以前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职位，但他在正式等级的各个方面都是华的下属。
他们在外交政策上的看法是相对平行的，但他们对中国的未来的看法惊人地不同。在1979年4月访问北京时，我曾与两位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两人都提出自己的经济改革想法。这是我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经验中唯一的一次，哲学和实践的分歧明显表示出来。华描述的经济计划是—在一个无所不包的五年计划框架内--用传统的苏联方法刺激生产，强调重工业，改善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提高机械化和使用化肥。
邓小平拒绝了所有这些正统。他说，人民需要给予他们生产的股份。消费品优先于重工业，中国农民的聪明才智要得到解放，共产党要少干预，政府要放权。谈话持续了整个宴会，是那种摆着几个圆桌的。我坐在邓的旁边。本来应该是晚宴谈话，我却提出集权与分权之间平衡的问题。邓小平强调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显著的国家权力下放的重要性。他说，但是这不是主要的挑战。中国必须引进现代技术，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将被送到国外（“我们不害怕接受西方教育”），“文化大革命”的弊端将一劳永逸地结束。虽然邓小平没有提高他的嗓门，我们周围的餐桌已经安静下来。其他在场的中国人都坐在自己的座位边，全神贯注地听这个老人概述他对未来的愿景。 “我们这次必须做对了，”邓小平下结论。 “我们已经犯了太多的错误。”不久后，华从领导层隐退。在未来十年的过程中，邓小平实施了他在1979年宴会上的讲话目标。
邓占了上风，因为几十年来他已经建立了党内特别是解放军的联系，加上他的政治操作技巧远远大于华。作为几十年党内斗争的老战士，他学会了如何使思想论点为政治目的服务。在此期间，邓小平的讲话是思想灵活性和政治歧义的杰作。他的主要策略是“实事求是”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这一命题在毛泽东去世前很少得到升华。
邓像中国权力的每一个竞争者一样，小心地把自己的想法当作毛的经典言论详细阐述，解放性地引用主席的讲话（或说有时巧妙地断章取义）。至少从60年代中期，毛没有特别强调任何实际的国内方案。他一般会认为意识形态盖过甚至可能压倒实践经验。断章取义地处理毛派正统的不同片段，邓抛弃了毛的继续革命。在邓的解释中，毛成为一个实用主义者：
同志们，让我们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不是真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这些根本的原则过时了吗？它会变得过时了吗？我们如何能真正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我们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会将我们带向哪里？
在卫冕毛派正统的基础上，邓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声明，因为它意味着毛泽东是万无一失的，即使是伟大的舵手本人也没有如此声称。 （另一方面，在毛活着的时候，也很少有人敢断言他的错误。）邓引用了毛对斯大林的判断公式，他有70％是正确的，30％是错误的，建议毛本人可能也值得三七开（这很快成为党的正式政策，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在这个过程中，他指责毛的继承人华国锋，说他伪造毛的遗嘱和坚持其字面应用：
“两个凡是”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这个原则是正确的，我的复职就没有任何理由，关于1976年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活动 （周恩来逝世后的悼念示威）也不可能声明是合理的。我们不能把毛泽东同志在一个特定场合说的话机械地套用到另一个问题上。 。 。 。毛泽东同志本人一再表示。 。 。 ，如果一个人的工作被评为有 70％的成就和30％的错误，那就相当不错了，他说如果在他死后子孙后代给他一个“三七开”的评价，他本人将非常高兴和满意。
总之，没有不变的正统。中国的改革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什么好使（邓著名的言论：“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译者）。
邓更加密锣紧鼓地鼓吹他的基本主题。在1977年5月的一次演讲中，他提出挑战，要中国比明治维新“做得更好”，明治维新戏剧性地加速了十九世纪的日本现代化。引用共产主义思想鼓励市场经济，邓小平宣称作为 “无产阶级” ，中国将能够超过“新兴的日本资产阶级” 设计的项目（虽然有人怀疑，他真正的企图是调动中国民族自豪感）。不像毛总爱呼吁一种超然的辉煌未来设想，邓以克服自己的落后这一重要承诺挑战他的人民：
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除非我们特别注意教育，就不可能发展科学技术。空谈将使我们的现代化计划无处可循，我们必须具备知识和训练有素的人员。 。 。 。现在看来，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和教育相比整整落后20年。
随着邓加固权力，这些格言变成中国努力成为世界强国的经营原则。毛对增强中国的国际贸易和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兴趣不大。在毛逝世的时候，美国与中国贸易总额是 3.36亿美元，比美国与洪都拉斯的贸易稍低一点，是美国与台湾贸易的十分之一，而他们的人口只占中国的1.6％。
中国作为当今的经济超级大国是邓小平的遗产。他不仅设计了具体方案，而且他完成了一个领导者的终极任务—带领他的社会从当前走到从未达到过的未来。社会一般靠平均表现运作。社会的维持靠人们实践熟悉的条列。但社会的发展必须通过领袖的必要眼光和敢于承担一门事业的勇气，而起初，利益主要蕴藏于领袖的视野中。
邓小平的政治挑战是，在GCD统治的前30年，中国已经由一个站主导地位的领袖推动走向统一和国际尊重，还有不可持续的国内社会目标。毛泽东统一了国家，除台湾和外蒙古，恢复了她的历史边疆。但他的努力违背其历史的独特性要求。中国以其社会可以承受的步伐节奏发展了辉煌的文化模式，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毛的不断革命把中国推到了极限，甚至其浩瀚的耐力都难以承受。他让中国骄傲地重新崛起并被国际社会认真地承认其国家身份。但他没有找到中国进步的方法，除了提高思想。
毛泽东像一个庄严敬畏的传统皇帝管辖中国。他体现了帝王在天地之间联系的神话，他更接近神圣而不是尘世。邓的管辖是另一种中国传统精神：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辖万物于无形。
在许多文化中，至少是所有西方国家，统治者通过与被统治者的某种示范性联系巩固权威。这就是为什么在雅典，罗马，和大多数多元化的西方国家，演讲被认为是政府的必要手段。在中国一般没有演讲的传统（毛泽东有点例外）。传统的中国皇帝没有把修辞技巧或与人民群众接触当作他们的权力基础。在中国官员的传统里，他们的操作基本上不在人们的视线之内，而靠工作成果取得合法化。邓小平没有占据最高的职位，他拒绝了所有封号，他几乎从来没有出现在电视上，他几乎是完全在幕后实施政治。他的统治不像一个皇帝，更像一个宰相。
毛的统治依靠了中国人民对他个人愿景给他们造成的痛苦的忍耐力得以维持。邓的统治解放了中国人民的创造性，使他们实现自己的未来景愿。毛以为靠中国“群众”的纯粹意志和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就能克服任何障碍的神话信仰争取经济发展。邓明白中国的贫穷和与发达世界生活水准的巨大差距。高呼“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宣布中国需要获得外国的技术、知识和资本，以自己的弥补不足之处。
邓小平最终在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完成了他的权利回归。全会打出一面旗帜代表了邓小平的后续政策：“改革开放。”标榜突破毛派的正统，中央批准了务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政策，与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相呼应。农业私有化倡议再次被允许。群众悼念周（此前被视为“反革命”）的判决被推翻，军事老帅彭德怀被平反恢复名誉--彭总曾指挥朝鲜战争，后来因批评毛的大跃进被清理。邓在会议结束时，发出一个响亮的号角“我们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心向前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毛泽东规定了几乎所有生活问题的答案，邓小平则强调需要打破禁锢解放思想并鼓励“摸着石头过河。”
事实上，目前关于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论也是一个关于是否需要解放人们的思想的辩论。 。 。 。当一切都要按章办事时，当思想僵化、崇尚迷信时，一个党和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取得进步的。它的生命就会停止，就要亡党亡国。
独立的创造性思维将是未来的主要方针：
更多的党员和其他人要使用他们的头脑把事情想清楚，我们的事业就会更加受益。为了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需要大批的探路者，敢于思考，不断探索新的途径，并产生新的想法。否则，我们的国家将无法摆脱贫困和落后或赶上和超越先进国家。
突破毛派正统同时也揭示了改革者的两难困境。革命者的困境是大多数革命的起因是反对滥用权力。但更多的现有规范被拆除，就必须用更大的力量来重新创建一种新的规范。因此，革命的结果经常是中央权力集中，革命席卷面越广越是这样。改革的困境是相反的。更多的选择范围扩大，划分它的难度就越大。为了追求生产力，邓小平强调自己为自己想事情和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不过，如果那些头脑一旦解放，要求政治多元化怎么办？邓的愿景要求“大批探路者敢于思考，探索新的途径，并产生新的想法，”但他假定这些闯将将限制自己去探索切实可行的方法建立一个繁荣的中国，并远离探索最终的政治目标。那么邓如何设想调和思想解放与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这是经过计算的风险评估吗，还是因为中国别无选择？或者是他遵循中国的传统拒绝任何政治稳定性的挑战可能性，尤其是邓让中国人民更富裕并有更大的自由？邓的经济自由化和民族振兴的愿景不包括走向西方认可的多元民主这一重大举措。邓小平试图维持一党统治，与其说他陶醉先决权力，毋宁说他相信其他选项就是无政府状态。
随着他敲定他的国内景愿，邓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脸孔。到1980年，他的优势地位已经完成。在1980年2月的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的支持者被降职或解除岗位；。。。
自从十九世纪中国自强的改革者（戊戌变法或曰百日维新）受挫败一个世纪后，邓小平带领毛后的中国走上了改革之路，假以时日，中国将再次宣称与其历史和现世表现相称的影响。日期：2011-09-11
第十三章 “摸老虎屁股”：第三次越南战争
在1979年4月，华国锋仍然是中国国务院总理，中国发动了一场入侵越南的战争，但六周后随即撤回，这是近代史上第三次越南战争，其意在挖掘苏联的墙角以示轻蔑，华总结战争的结果说：“他们并没有敢动。毕竟，我们还是可以摸一下老虎屁股。”
1975年，在与柬埔寨红色高棉发生一系列边境冲突后，越南军队占领了柬埔寨，最终意图创建以河内为主控的印度支那联邦。中国入侵越南，“教训了它一下。”中国这么做是对一个月前河内和莫斯科之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表示蔑视。战争让中国军队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它尚未完全从文化大革命的蹂躏中恢复过来。但入侵达到了其根本目标：苏联的不作为显示出其战略触角的有限性。从这个角度看，它可以被认为是冷战的一个转折点，虽然当时它没有被完全这样理解。第三次越南战争也是在冷战期间中美战略合作的高潮。
越南：大国的捣蛋者
中国卷入第三次越南战争的因素与美国卷入第二次是有可比性的。越南民族主义的某种近乎疯狂的情绪驱使其他社会误解越南的动机和自己的可能性，因而失去分寸感。这当然正是美国在史学家称之为第二次越南战争中的命运（第一次是越南的反法国殖民主义战争）。美国人发现很难接受一个中型发展中国家能够只为自己的狭隘事业激发出这种强烈的行动。因此，他们解释越南的行动是一个深谋设计的表象。河内的好斗被视为中苏共谋的至少意在主宰亚洲的先锋。华盛顿相信一旦河内的初始推进被封锁，随后就可能出现外交妥协。
这一评估在两个出发点上都是完全错误的。河内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影子。它为自己的独立愿景而战斗，最终争取在东南亚获得一个印度支那联邦，使得河内取代北京历史上曾在东亚地区发挥的主导作用。对这个思想狭隘的、在与中国几个世纪冲突中幸存下来的民族来说，在他们的独立性想法和任何外人的稳定观之间妥协是不可想象的。发生在印度支那的第二次越南战争的悲惨结局就是在美国哭喊着妥协和北越对胜利的坚持之间互动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压倒性错误不是划分美国民意的理由：美国政府是否投入足够的外交努力。相反，它无法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所谓的外交成果，曾被美国两党历届政府认真地、甚至绝望拼命地追求，费九牛二虎之力积完败河内之势而不得—而莫斯科和北京在其中只提供了帮助而不是决定性作用。
在一个更有限的意义上，北京掉进一个平行的误解陷阱。当美国在越南的力量加强伊始，北京用围棋术语解释：这是从韩国到台湾海峡到印度支那连成包围中国的又一个美军基地棋子。中国支持北越游击战争，部分是意识形态的原因，部分是为了尽可能远拒美军基地于中国边境之外。在1968年4月，周恩来告诉北越总理范文，中国支持北越以防止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而范文同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因为防止对中国的包围圈不是越南的主要目标，而越南的目标是自己国家的：
周：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对中国形成半包围。现在，苏联也围堵中国。包围圈越来越完整了，除了越南这一块。
范：我们更决心在越南所有的领土上打败美帝国主义。
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你。
范：我们的胜利将在亚洲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的胜利会带来不可预知的结果。
周：你应该这样认为。
为了中国的战略追求，对此范文同一直小心翼翼地置身事外，中国派出了超过10万非战斗军事人员，支持北越的基础设施和后勤。美国反对北越成为中苏设计的枪刺。中国支持河内锉钝美国称霸亚洲的锋芒。两边都错了。河内只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战。一个统一的由共产党领导的越南，在1975年取得第二次战争胜利后，对中国的战略威胁变得比对美国要大得多。
越南用近乎偏执的怀疑眼光看着北方邻居。在中国的长期统治时期，越南吸收了中国的书法，政治和文化形式（在古都顺化有最壮观的皇宫和皇陵证明，）。不过，越南人使用这些“中国的”的机构建立一个单独的国家，并增强自身的独立性。地理并没有让越南像日本那样在相同的历史时期退缩到隔离。从公元前第二世纪到十世纪，越南或多或少是在中国的直接统治下，只在公元907年唐朝崩溃时才完全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重新出现。
越南人的国家认同来自两个有点矛盾的力量遗产：一方面，吸收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反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统治。抵抗中国使越南产生了独立的激情自豪感和坚韧的军事传统。吸收中国文化使越南产生了一个中国式的儒家精英群，他们面对邻居拥有一种自己的区域性的中央王国综合症。在二十世纪的印度支那战争中，河内利用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领土，当作自身的权利，而战争结束后，则在每个国家以共产主义运动扩大这种“特殊关系”，显示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权利意识，增进越南的主导地位。
越南对抗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心理和地缘政治挑战。河内的领导人熟悉孙子兵法，并应用它的原理对付法国和美国，效果显着。即使在漫长的越南战争结束之前，首先对抗法国在二战结束后回收他们的殖民地的企图，和从1963年到1975年与美国对抗，北京和河内都开始认识到，未来的较量将在它们之间争夺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霸主地位。
文化上的接近或许可以解释在美国的越南战争期间指导中国政策的战略分析缺乏可触摸的棱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京的长期战略利益可能是平行于华盛顿的：即有四个国家（北越，南越，柬埔寨和老挝）在印度支那平衡彼此。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毛在1965年对埃德加。斯诺概述战争的可能结果时，提出保持南越是可能的，因此是大概可以接受的结果。
我在1971年秘密访问北京期间，周解释中国在印度支那的目标既不是战略性的，也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按周说的话，中国在印度支那的政策是完全基于古代王朝的历史债务。中国的领导人可能认为，美国不能被打败，而一个分裂的越南北方会依赖中国的支持就像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北朝鲜。
随着战争的进展，有几个标志显示中国正准备自己应付河内的胜利，虽然是不情愿地。情报注意到中国在老挝北部修建道路，这与正在进行的与美国的冲突无关，但将有助于战后与河内保持战略平衡或甚至在老挝发生可能的冲突。在1973年，“巴黎协定”结束了越南战争以后，周恩来和我进行谈判，为战后柬埔寨组建一个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当时流亡在北京的前柬埔寨统治者），金边现政府和红色高棉为基础的联合政府。其主要目的就是给河内收取印度支那设立一个障碍。该协议最终被中止，因为美国国会实际上禁止美国在该地区采取任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使美国的作用无关。
河内对其当时的盟友的潜在敌意被我从1973年2月的河内访问带回家，当时的访问被设计成落实两个星期前草签的“巴黎协定”实施步骤。黎德寿带我参观河内的国家博物馆，主要专门秀我越南历史上与中国斗争的展厅—那时中国还是越南的正式盟友。
当1975西贡（今胡志明市）沦陷后，固有的和历史的对立喷涌而现，导致地缘政治战胜意识形态。事实证明，不单单是美国错误地评估了越南战争的意义。当美国首次干预时，中国把它看作是帝国主义的最后一口气。她几乎定期地向河内投入物资。她把美国干预解释为向中国包围圈又迈出了一步，就像她早在十多年前对美国干预朝鲜的看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地缘政治上看，北京和华盛顿的长远利益应该是一直平行的。双方应首选的是保持现状，即一个印度支那分成四国。华盛顿抵制河内主导印度支那是基于威尔逊的全球秩序思想—现存国家的自决权利—和全球性的共产主义阴谋。北京有同样的总体目标，但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它希望避免在其南部边境出现一个东南亚共同体。
有一段时间，北京似乎认为共产主义思想会远远超过1000年的历史积怨。或者，她根本就没想到美国有完败的可能。在西贡陷落后，北京不得不面对自己政策的后果，现在冲着他们反弹回来。印度支那的战争结果与常常萦绕中国的包围圈恐惧感融合。防止印度支那集团与苏联结合成为邓主持的中国外交政策占主导地位的当务之急，也是加强与美国的合作的链接。河内，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都在玩一个四方围棋游戏。在柬埔寨和越南的活动将决定谁会被包围或中和：北京或河内。
北京的敌对势力包围圈的噩梦似乎正在应验。仅越南一个就足够强大。但是，如果它实现印度支那联邦的目的，这将是一个接近一亿人口的集团，有能力对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施加显著的压力。在这方面，柬埔寨独立抗衡河内就成为中国的一个主要目标。早在1975年8月，西贡沦陷3个月后， 邓小平告诉来访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
“当一个超级大国[美国]被迫从印度支那撤出其部队，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抓住机会。 。 。把它的罪恶魔爪伸向东南亚。 。 。开展其扩张企图。”
柬埔寨和中国，邓小平说，
“两国。 。 。面对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的任务。 。 。 。我们坚信。 。 。我们两国人民更加紧密团结，在共同奋斗中一起迈向新胜利。”
在1976年3月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访问北京期间，华国锋，那时的总理，警告苏联：
“超级大国一面嚎叫‘缓和’，一面张开爪子到处抓，正在加速其武装扩张和战争准备，并试图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充当霸权的霸主。”
从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威胁面前假装共产党团结的必要性中解脱出来，两位对手在1975年4月西贡沦陷后不久走向公开对立。在整个印度支那沦陷6个月内，15万越南人被迫离开柬埔寨。相当数量的华裔越南公民被迫逃离越南。 1976年2月，中国结束对越南的援助计划，一年后，切断现有项目的任何交付。同时，河内走向苏联。在1978年6月的越南政治局会议上，中国被确定为越南的“主要敌人”。同月，越南加入经互会，即苏联为首的贸易集团。 1978年11月，苏联和越南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其中载有军事 条款。 1978年12月，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并安置一个亲越南政府。
意识形态的冲突已经消失了。共产党的不同权力中心进行着权力平衡的较量，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国家利益。
从北京来看，战略的梦魇在中国边界不断地发展。在北方，苏联军事部署持续不减：莫斯科仍然有近五十个师陈兵边界。在中国西部，阿富汗刚经历了一场马克思主义政变，并受到越来越明显的苏联影响。北京也看到了莫斯科的手插入伊朗伊斯兰革命，最终导致伊朗国王巴列维于1979年1月16日乘飞机逃离。莫斯科继续推动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没有其他合理的目的，除了遏制中国。与此同时，莫斯科正与华盛顿谈判的SALT-II条约。以北京的看法，这样的协议是 “将苏联的坏水推向东方”，即冲着中国。中国似乎是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的地位。现在越南已经加入了苏联阵营。范文同在1968年对周预言“不可预知的后果”似乎就包括苏联对中国的包围圈。雪上加霜的是，所有这些挑战正在邓小平巩固他第二次返回权利位置时发生—这一个过程直到1980年才完成。
中国与西方外交战略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自我脆弱时的反应。美国和西方外交官认为他们应该小心地避免挑衅，而中国的反应更倾向于放大藐视。西方外交官从不利的力量平衡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必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他们呼吁外交举措，把对手放置在“错误”的一面，在道义上孤立他，但停止使用武力--在越南入侵并占领了柬埔寨以后，这基本上是美国给邓的意见。中国的战略家们更可能会增大他们的承诺以鼓起勇气和心理压力，反对对手的物质优势。他们相信先发制人是威慑力的形式。当中国的规划者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对手获得了不能接受的优势和战略趋势转向对己不利时，他们的反应是企图破坏敌人的信心，并让中国，如果不能在物质上，但在心理上重占上风。
面对各方面的威胁，邓决定在外交和战略上主动出击。虽然尚未完全控制北京，他在国外几个层面上大胆行动。他改变了中国的立场，从遏制苏联到明确的战略敌意，而实际上是反击。中国将不再局限于劝告美国如何遏制苏联，而是亲自出马在反苏和反越联盟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亚洲。他拼凑力量准备跟河内摊牌。
邓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对话和关系正常化
当邓在1977年从他的第二次流亡返回时，他扭转了毛的国内政策，但基本保留毛的外交政策到位。这是因为两人有着共同的强烈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的平行见解。这也因为，相对于国内政策，外交政策是毛的革命冲动的绝对极限。
然而，在毛和邓的批判态度之间有着显着性差异。毛曾质疑美国对苏政策的战略意图。邓承担了相同的战略利益，并集中实现并驾齐驱。毛把苏联当作一个抽象的战略威胁对手，其威胁对中国并不比对世界各国多多少。邓小平认识到中国的特殊危险，尤其是在中国南部边境的一个直接威胁，与北方的潜在威胁遥相呼应。因此，对话更具有可操作性特点。毛的作为像一个沮丧的教师，邓更像一个苛刻的合作伙伴。
在面对实际的危险时，邓结束了毛最后一年对中美关系的矛盾心理。中国已不再表示任何对世界革命机会的怀旧。他在返回后的所有交谈中都争辩，为了抵制苏联面向欧洲政策的势头，中国和日本需要参加到一个全球性的设计局中。
尽管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协商已相当密切，关系非正常化仍在继续，美国仍正式承认台湾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和台北是中国的首都。沿着中国北部和南部边境的对手可能会误解此为契机而蠢蠢欲动。
卡特上台后，关系正常化被提到中美议程的头条。新上任的国务卿塞鲁斯。万斯于1977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访问，结果不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离开华盛顿，”
“相信在解决巴拿马问题 [指的是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将运河主权过渡]之前谈论像与中国正常化这样一个政治上有争议的问题将是不明智的 ，除非--我不以为它会发生--中国人接受我们的一揽子建议。出于政治原因，我想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代表美国最大立场。 。 。 。因此，我没有想到中国人接受我们的建议，但我觉得这样是明智的，即使我们最终可能不得不放弃它。”
美国在台湾上的建议包含了一系列涉及一些保留美国对台湾有限的外交存在的想法，福特政府已经提出过但被拒绝了。这一提案再次被邓否决，称它是一种倒退。一年后，当卡特总统决定给予中美关系高度优先重视时，美国的内部辩论结束了。苏联在非洲和中东的压力促使新总统决定尽快寻求与中国达成事实上的战略联盟，因而选择与中国正常化。 1978年5月17日，卡特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到北京，带着这些指令：
“你应该强调，我看到苏联与美国本质上是处于一种竞争关系，虽然也有一些合作方面。 。 。 。
最简洁地说，我关心的是，苏联的军事实力增加和政治短视相结合，大国野心膨胀，可能诱使苏联既要挑起局部动荡（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又要恐吓我们的朋友以寻求政治优势，甚至最终政治统治。”
布热津斯基也被授权重申尼克松在1972年对周列数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与中国战略合作的大力倡导者，布热津斯基以饱满的热情和熟练的技巧执行了卡特的的指示。当他在1978年5月访问北京，追求实现关系正常化时，布热津斯基找到了一个容易接受的观众。邓急于进行关系正常化，争取与华盛顿结成更加牢固的联盟，用他的话说， “真实、坚定、脚踏实地” 地反对苏联在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前进。
中国领导人深刻地意识到他们周围的战略危险，但他们提出一个更广泛的观点作为全球环境分析，而不只是关注他们的国家。 “天下大乱”，“大连横”，“三个世界”：所有代表国际关系的一般理论，都没有鲜明的民族观念。
黄华外长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显示了显著的自信。毕竟当时中国处于非常困难的局面，黄不是表现得像一个请求者，而是以一位儒家师爷的态度，讲述如何实行全面的外交政策。他开场就评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说与苏联的谈判是徒劳的和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根源。阁下提到，苏联面临着诸多的困难。这是确实的。争取世界霸权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固定战略目标。虽然它可能受到很多挫折，但它永远不会放弃它的野心。”
黄提到了同样困扰美国战略学者关注的问题—即如何把核武器与常规战争的战略思想联系起来。对核武器的依赖将加大威慑和实现威胁的意愿之间的差距：
“至于说苏联也因为受西方核攻击的恐惧而不敢使用常规武器，那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把战略立场放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不仅是危险的，而且也是靠不住的。”
在中东--“欧洲的侧翼” 和“未来战争中的能源地” ，美国没有阻挡苏联的前进。它与苏联发布了一个关于中东问题的联合声明（邀请该区域各国参加一个会议，探讨全面解决巴勒斯坦的前景），“从而为苏联进一步渗透中东打开了门缝。”华盛顿已经把埃及总统萨达特—他的“大胆的行动”曾“创造了不利于苏联的局面”—留在一个危险的境地，并允许苏联 “抓住机会，加重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
黄引用一个古老的中国谚语作概括，他说，对莫斯科“绥靖”等于“为勐虎插翅。”但是，一个协调的政策压力将占上风，因为苏联是“外强中干、凌弱惧强。”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印度支那问题作铺垫。黄提到“地区霸权的问题”，当然，美国已前淌了整整十年这趟浑水。越南旨在主宰柬埔寨和老挝并建立一个印度支那联邦，“其背后有苏联”。“河内已在老挝取得了主导地位，驻有军队并在老挝的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层次 安插了“顾问”。但是，河内在柬埔寨遇到了麻烦，它反对越南的地区野心。越南和柬埔寨的紧张不只是沿边界的一些零星的小遭遇战”，而是代表“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的重大冲突。除非河内放弃其称霸印度支那的目标，“这个问题将不会在短期内解决。”
当天晚些时候，邓小平跟进黄华的批判。他警告布热津斯基，让步和协议从未产生过苏联克制的结果。十五年的武器控制协议，让苏联实现了与美国的战略均势。与苏联的贸易，意味着“美国帮助苏联克服其弱点。”邓小平嘲讽地评论美国对苏联在第三世界冒险主义的反应，指责华盛顿试图 “拍莫斯科的马屁”：
“你们的发言人不断地为苏联的行动寻找合理的理由和道歉。有时他们说，没有迹象表明苏联和古巴正在扎伊尔和安哥拉插手。你们这样说是没有用的。坦率地跟你说，每当你们与苏联缔结一项协议，它就是美国拍苏联马屁的结果。”
这是一个非同凡响的表演。一个国家是苏联的主要目标，却提出一个概念性的义务联合行动，不是国与国之间的讨价还价，更不是请求。在国家处于极其危险的时刻—正如他们自己的分析表明--中国是一个战略导师，而不是像美国的欧洲盟国经常那样，作一个美国处方的被动采购者。
美国辩论的许多法宝—如国际法，多边解决方案，流行的共识—都在中国的分析中不存在，除非可以作为既定目标的实用工具。而那个目标，正如邓小平对布热津斯基指出，就是“对付北极熊，就是这个。”
但对于美国人来说，所谓美国社会基本价值观的现实主义方法是有限度的。比如，凶残的红色高棉执政柬埔寨就是这样一个限度。没有美国总统可以把红色高棉当作围棋战略的另一个棋子。其种族灭绝行为—驱使金边人口进入丛林莽野和对指定类别的平民大规模屠杀 -- 不能简单地忽视（虽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必要性有时让原则性流产）。
当时仍是总理的华国锋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发言更有力：
[我们] 也告诉了我们很多的朋友，战争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件事情是应该做好准备工作。 。 。 。如果有了准备，一旦战争爆发，谁也不怕谁。第二件事情是，必须试图破坏苏联侵略的战略部署。因为苏联为了取得世界霸权，第一步就是要在世界各地获得空军和海军基地，因此它必须作出战略部署。我们必须要打乱其全球部署计划。
没有一个大西洋联盟成员提出过如此气贯长虹的联合行动—-基本上是先发制人的—号召，或准备按自己的评估单独行动。
在操作上，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合作在许多方面比大西洋联盟更加紧密，当然更加冒险。他们寻求的是落实进攻性威慑战略（如前所述）。其特点是，邓小平没有提出一个正式的（联盟）结构或长期义务。相同的评估提供了共同行动的动力，但如果评估开始分歧，事实上的联盟将无法生存—中国坚持自力更生，即使在极端危险的处境中。尽管对美国的具体政策有严厉批评，中国仍这样坚持联合行动，它表明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势在必行。
实现关系正常化是朝着一个共同的全球政策迈出第一步。从1971年7月秘密访华那时起，中国对正常化的条件是明确的和不变的：所有美国军队从台湾撤出，结束与台湾的防御条约；与唯一代表中国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它已被作为一部分中国的立场写进“上海公报”。两位总统，尼克松和福特，已同意这些条件。尼克松曾表示，他将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实现。尼克松总统和福特都强调美国关心问题的和平解决，包括一些台湾安全援助的延续性。他们因为水门事件的影响一直没能履行这些承诺。
作为一个不寻常的超党派外交政策行为，卡特总统在他的任期伊始就重申了尼克松曾在1972年2月对周作出的所有有关台湾的承诺。1978年，他提出一个正常化的具体公式以便双方得以维持自行制定原则：重申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接受的原则；声明强调美国对和平改变海峡现状的承诺；中国默许一些美国对台湾的武器销售。卡特亲自把这些想法讲给中国大使柴泽民，他威胁说，在没有美国军火销售的情况下，台湾将不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就好像美国对台湾的计划或行动无任何影响力一样。
卡特邀请邓小平访问华盛顿似乎是给正常化提供一个最后期限。邓小平同意了不指定的对台军售，也未对美国宣言华盛顿希望台湾问题的最终和平解决方案有异议--尽管中国在实际效果上有着长长的不承担任何正式义务的记录。北京的立场仍然存在，正如邓小平对布热津斯基强调，“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正常化的意思是美国大使馆从台北搬到北京和北京的外交官将在华盛顿取代台北的代表。美国国会对此的反应是，在1979年4月，通过了“台湾关系法”，这表示关注台湾未来是一个对美国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当然，它不能约束中国。
美国和中国当务之急之间的平衡，说明为什么模糊有时是外交的命脉。正常化的一系列含糊不清的地方已经持续了四十多年。但它不能总这样下去。双方需要明智的政治家推动这一进程向前发展。
邓的出访
正如邓小平把中国从高呼口号变成苦干实干，他认为中国不会被动等待美国的决定。只要有可能性，尤其是在东南亚，他将创造他主张的政治框架。
毛像一个皇帝召见外国领导人到他的住所，邓小平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巡回东南亚、美国、和日本，实践他独具品牌的、生硬的、有点霸道的外交。在1978年和1979年期间，邓小平进行了一系列的出访，将中国的海外形象从革命的挑战者改变为苏联和越南地缘政治设计的受害者。此前，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一直站在那一边；中国还在泰国和马来西亚鼓励海外华人和少数族裔人口进行革命。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得服从对直接国家威胁的处理需要。
在1979年2月的《时代周刊》杂志采访中，邓为中国的战略设计面向广大听众作广告：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将北极熊推到马路崖子一边，我们的唯一现实行动就是要团结。如果我们只依靠美国的力量，这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只依赖于欧洲的实力，这也是不够的。我们虽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贫穷国家，但如果我们团结起来，那好，我们就有份量。”
在他的整个行程中，邓小平强调中国的相对落后和吸收先进工业国家的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愿望。但他认为，中国的不发达并没有改变其抵抗苏联和越南扩张甚至必要时用武力单挑的决心。
邓小平的海外旅行和他反复阐明中国的贫困与中国的传统政治有着惊人的离谱。过去很少有中国统治者出国巡游。 （当然，在传统观念中，他们统治天下，技术上是没有“国外”可去的。）邓小平公开强调中国落后和需要向别人学习的意愿与中国皇帝和官场与外国人打交道时的冷漠超脱形成鲜明对比。从未有过中国统治者对外国人宣布需要外国的商品。清廷曾有限度地接受外国的创新（例如，其对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欢迎态度），但一直坚持认为外贸是中国善意的表达，而不是中国必须的。毛，也一直强调自力更生，即使以贫困和孤立为代价。
邓以日本作为他巡回旅行的首站。时机正是批准已经谈妥的中日外交关系正常化条约。邓的战略设计需要的是和解而不是简单的正常化，使得日本可以帮助中国孤立苏联和越南。
为了这一目标，邓准备把近半个世纪日本对中国造成的痛苦暂时忘却。邓的表现热情充沛，声称“我的心充满了喜悦，”并拥抱对方，此种姿态，日本东道主恐怕发现在自己的社会或在中国都鲜有先例。邓小平没有企图隐瞒中国的经济滞后：“如果你长得丑，装俊是没有用的。”当被请求在一个游客留言薄上签字时，他写下了一串前所未有的对日本的成就大加赞赏的话：“我们向伟大的、勤奋勇敢的和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并致以敬意。”
1978年11月，邓访问东南亚，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他给越南贴上“东方的古巴”标签，在谈到新签署的苏越条约时，称其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1978年11月8日在泰国，邓强调，“亚洲，太平洋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安全和平都受到苏越条约的威胁”：“这个条约不是仅针对中国。 。 。 。它是苏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计划。您可能相信该条约意在包围中国。我已经告诉友好国家，中国是不害怕被包围的。它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亚洲、太平洋和 整个世界的安全与和平都将受到威胁。”
在访问新加坡时，邓小平发现自己与非凡的李光耀总理志同道合，并瞥见了中国可能的未来愿景—一个多数中国人口的繁荣社会，邓以后羡慕地称其为“严格管理”（所谓新权威主义政府模式，译者注）和“良好的社会治安。”当时，中国仍然极度贫困，自己的“社会治安”几乎被文革摧毁。李光耀后来回顾了这一难忘的对话：
他邀请我再次访问中国。我说，当中国从文化大革命恢复过来以后我会的。他说，这将需要很长时间。我反驳说他们应该没有问题走在前面，并比新加坡做得好得多，因为我们是从福建和广东失去土地的文盲农民的后代，而他们有学者、官吏和文人的后代，都留在国内。他沉默了。
李赞扬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和从经验中学习的愿意。李还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了一些东南亚的关注，这些可能无法通过过滤出现在中国的官僚和外交屏幕上：
中国希望东南亚国家与她团结起来孤立“俄罗斯熊”；事实是，我们的邻国希望我们团结起来孤立“中国龙” 。在东南亚没有“海外俄罗斯人”领导着受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叛乱，而有“海外华人”受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鼓励和支持，对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并在较小程度上对印尼构成威胁。此外，中国公开声称因血缘关系与海外华人有一种特殊关系，并越过他们公民国家的政府首脑直接呼吁他们要有爱国主义。 。 。 。 [我] 建议，我们将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在事件中，李被证明是正确的。除新加坡外，东南亚国家在面对苏联或越南时都表现得十分谨慎。然而，邓小平实现了他的的基本目标：他的多次公开声明构成了一种警告，表明中国有可能努力纠正目前这种局势，美国必然会注意到。它是邓小平设计的一个关键部件。这一战略设计需要更加牢固地定义与美国的关系。
邓在国内，尽管吃了那么多苦，身板仍很硬，到国外却把身段放得很软，其心可鉴。个子小但大丈夫也。
邓访问美国和联盟的新定义
邓小平访问美国旨在庆祝两国关系正常化，阐明“上海联合公报”并创建一个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
此行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外交的特殊技巧：营造一个获得某些国家支持的印象，其实那些国家并没有同意或者被要求发挥这一角色。该模式开始于在二十年前的近海岛屿危机。1958年，毛泽东在赫鲁晓夫访问北京三个星期后开始对金门和马祖炮击，制造了莫斯科已提前同意北京行动的印象，其实不是这样的。艾森豪威尔竟指责赫鲁晓夫帮助煽动危机。
按照同样的战术，邓小平在与越南开战之前高调访美。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都没有要求协助其迫在眉睫的军事努力。赫鲁晓夫显然没被通报1958年的行动并对因此而面临核战争的危险感到愤慨；邓小平1979年抵达美国后通知了华盛顿他将要对越开战，美国没有给出明确的支持，其作用仅限于情报分享和外交协调。在这两种情况下，北京都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印象，就是其行动得到一个超级大国的祝福，从而阻止另一个超级大国干预。 在那个微妙而大胆的策略中，苏联在1958年无力阻止中国对近海岛屿的攻击；至于越南问题，它被留下一个猜测空间：邓小平访问期间到底商定了什么，并很可能以最坏假设着想。
在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访问美国是一出皮影戏，其目的是为了恐吓苏联。邓小平为期一周的美国之行部分是外交首脑会议，部分是商务旅游，部分是演讲政治，部分是第三次越南战争的心理战。行程包括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到西雅图而止，出现了毛难以想象的场景。在1月29日白宫国宴上，“红色中国”的领导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通用汽车公司的执行总裁共进晚餐。在肯尼迪中心的一个晚会上，身材矮小的国务院副总理跟哈林篮球队员握手。邓在得克萨斯州西蒙顿马术竞技和烧烤活动中与牛仔打成一片，带上一个特大号牛仔帽乘坐关山飞渡马车。
在整个访问期间，邓小平强调中国需要获得外国技术和发展经济。在他的请求下，他参观了制造和技术设施，包括乔治亚州哈皮镇（Hapeville）的福特汽车装配厂，休斯敦的休斯工具公司（邓小平视察了海上石油勘探中使用的钻头）；和在西雅图郊区的波音飞机制造厂。在抵达休斯敦时，邓公开宣布他的愿望是“学习你们在石油工业和其他领域的先进经验。”邓给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评估，宣布他想“了解所有关于美国的生活”和“吸收一切有益于我们的东西。”在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邓小平在航天飞机的飞行模拟器前流连忘返。一个新闻报道捕获了当时的场景：
邓小平以美国之行戏剧化地表现中国对先进技术的渴望，他今天来到这里攀升飞行模拟驾驶舱，发觉这一最新的美国航天器如何从100,000英尺的高空降落到地上。
中国高级副总理 [邓]，似乎如此着迷这一经历，他又试了第二次着陆，然后他甚至似乎仍然不愿意离开模拟器。
与清帝对马戛尔尼的礼物和贸易承诺的矜持冷漠或毛坚持经济自给自足的刚性态度相对比，这恍若隔世。在他与卡特总统1月29日的会议上，邓解释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政策，这是周在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时提出的，他承诺的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等领域的现代化。所有这一切都服从邓的星条旗大道之行的首要目的：发展事实上的中美联盟。他总结出：
总统先生，你问我们的战略草图。为了实现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但即使是现在，我们相信苏联将发动一场战争。但是，如果我们的行为正确，就有可能推迟它。中国希望推迟战争二十二年。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不建议建立一个正式的联盟，但每个人都应该以我们的立场为基础采取必要的措施，并协调我们的行动。这个目标可以实现。如果我们的努力无济于事，那么情况（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空。
不正式结盟而作为盟友是把现实主义推向极端。如果所有的领导人都是有能力的战略家，深入和系统地思考战略，他们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联盟将是不必要的，他们的分析逻辑将促使向一个方向并驾齐驱。
但是，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差异，即使同样位置上的领导人不一定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是在压力之下。分析依赖于解释；什么构成事实？甚至更重要的，其意义是什么？认识不同判断就不同。国家联盟是一种正式工具，将共同利益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与无关的情况或国内压力绝缘。它们为国家利益的计算创造了一个额外的义务。它们还为共同防御提供了法律义务，在危机中尤其令人向往。最后，依据他们认真追求的程度，联盟减少潜在对手误判的危险性，从而给外交政策注入可计算的元素。
邓--和大多数中国领导人--认为在中美关系上正式联盟是不必要的，就整体而言，在其外交政策行为上是多余的。他们准备依靠默契。 但在邓小平最后一句中也有隐含的警告。如果它不能定义或实现平行的利益，关系会变成“空”的，也就是说，会枯萎，这意味着中国大概会返回到毛的三个世界概念，这仍然是官方政策，使中国在超级大国之间航行。
平行的利益，在邓小平来看，它是表达一个以在亚洲遏制苏联为目的以政治/军事合作为手段的非正式的全球性安排，与北约在欧洲的目标并行。它是非 组织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横向政治关系。它是以不同的地缘政治学说为基础。北约合作伙伴寻求团结高于一切，以抵抗实际的苏联侵略。它展示性地避免任何军事先发制人的概念。为了避免外交对抗，北约的战略理论是专守防御性的。
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基本上是先发制人的政策，它是中国的进攻威慑理论的一个方面。要沿其整个周边向苏联施压，尤其是在它最近扩大存在的地方，特别是在东南亚，甚至在非洲地区。如果必要的话，中国将准备发起军事行动，以遏制苏联的设计，尤其是在东南亚。
苏联将永远不会被协议所约束，邓警告说，它只理解势均力敌的语言。罗马政治家老卡托在结束他的讲话时必高呼“迦太基必须被销灭！”。邓小平有他自己的品牌口号：苏联必须予以抵制。他的所有演讲，尽管形式有变化，但都包含一个警告，莫斯科的不变性是“见缝插针”。正如邓小平告诉卡特总统，“无论苏联在哪里伸出手指，我们必须在那里将它砍掉。”
后来有个笑话（与对越战争无关），这个要用四川话说：
邓小平访美，一次被美国记者堵在洗手间采访（翻译不在场），进行了如下一场对话：
记者（用英语问）：先生到美国都对那里进行了访问？
邓（听不懂，就想，先自报家门吧）：我姓邓（Washington）。
记者：那您都干了什么？
邓（想，再报名吧）：小平（shopping）。
记者：您认为下届台湾领导人会是谁？
邓（不知答什么了，想翻译怎么还不来，就说）：你等会（李登辉）。
记者：那您认为再下一届会是谁？
邓（被问烦了，一挥手）随便！（水扁）。日期：2011-09-14 20:03:11
邓小平的战略形势分析包括了通知白宫中国与越南开战的打算，因为他得出结论认为，越南不会停止在柬埔寨。 “所谓的印支联邦包括三个以上的国家，”邓小平警告说。“胡志明怀有这种想法。三个国家只是第一步。然后包括泰国。”中国有义务采取行动，邓小平宣布。它不能等待事态发展，一旦发生了，那将为时已晚。
邓小平告诉卡特说，他已经考虑了“最坏的可能性”-- 苏联大规模干预，正如新的莫斯科 - 河内防御条约看似要求如此。事实上，情报指出，北京已从它的北部边境地区疏散了30万平民，并把其沿中苏边境上的部队提升到最高警戒状态。但是，邓小平告诉卡特，北京认为，一个短期的、有限的战争不会给莫斯科时间作出“大的反应”，并且严酷的冬季条件将使苏联难以在中国北方展开全面进攻。邓小平说，中国“不怕”，但它需要华盛顿“道义上的支持，”他指的是美国的有关设计要足够模糊，让苏联三思而后行。
战争结束后一个月，华国锋向我解释了战前的审慎战略分析：
我们也考虑了苏联这一反应的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对我们发动主要攻击。我们认为那是很低的可能性。百万大军陈兵边界，但作为对中国的主要攻击，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他们调来一些欧洲的部队，这将需要一段时间，他们会担心欧洲。他们知道与中国之战将是一个重大的事情，并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
邓让卡特面临原则和公众态度的双重挑战。原则上，卡特没有批准先发制人的战略，特别是因为它们涉及跨越主权边界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他以严肃态度对待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看法，即使他不完全赞同，即越南占领柬埔寨的战略意义，这是与邓平行的。卡特以坚持原则但根据情况调整范围的办法解决了他的两难选择。不痛不痒的否定躲在含糊其辞的默许影子之下。他呼吁重视正义的道德立场，北京进攻越南将丧失掉它，因为中国现在被广泛认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她将有被指控侵略的风险：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你不仅面临着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而且还要面对国际态度的变化。中国现在被看作是一个反对侵略的和平国家。东盟国家以及联合国过去纷纷谴责苏联、越南和古巴。我不需要知道正在考虑采取的惩罚行动，但它可能导致暴力升级和改变世界的态度，从反对越南到部分支持越南。
鼓励暴力对我们来说将是困难的。我们可以给你情报简报。我们知道，近期没有苏联军队朝着你们的边界走动。
我没有其他的答案给你。我们已经加入对越南的谴责，但入侵越南将是非常严重的破坏稳定的行动。
拒绝批准暴力行为但提供有关苏联调兵的情报是给了矛盾一个新的维度。这可能意味着卡特不同意邓的苏联威胁基本观点 ，或通过减少中国对可能的苏联反应的担忧，它又可能被解释为鼓励入侵。第二天，卡特单独会见邓，卡特递递给邓一张纸条（尚未公布），总结了美国的立场。据布热津斯基说：“总统本人起草的给邓的手信，语调温和、内容清晰，强调了克制的重要性和总结了可能不利的国际后果。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因为我们不能作出正式的提案，那无异于在公开的军事侵略行动上与中国勾结。”非正式勾结就是另一回事了。
据了一份叙述私人谈话的备忘录（只有一个翻译在场），邓小平坚持战略分析压倒卡特所提的世界舆论。首先，中国必须不能被认作软弱：
“中国仍然必须教训越南。苏联可以使用古巴、越南，那么阿富汗将演变成一个 [苏联的]代理。中国以一个强势地位对待这个问题。这个行动将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越南认为中国软弱，情况会变得更糟。”
1979年2月4日，邓离开美国。在他从美国返回的途中，他在围棋盘上落下最后一子。他在东京作短暂停留－－这是在6个月内的第二次－－以确保自己得到日本对即将开展的军事行动的支持和进一步孤立苏联。邓小平对大平正芳首相重申了中国的立场，越南要因入侵柬埔寨受到应有的“惩罚”，他承诺：
“为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长期前景。 。 。 [中国人民] 将坚决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并会毫不犹豫地承担必要的牺牲。”
在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两次、和美国以后，邓小平完成了他的中国走向世界和孤立河内的目标。此后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采取了传统中国统治者的遥不可及和高不可攀的姿态。
第三次越南战争
2月17日，中国从南部的广西云南等省向越南北部发起多兵种入侵。中国军力投入的多少反映了中国高度重视这一行动的重要性，据估计有编号的解放军部队超过20万，也许多达40 万。据一位历史学家总结，入侵力量包括“常规地面部队、民兵、海军和空军部队。。。其攻击规模相当于中国1950年11月入朝参战的影响。”中国官方的新闻报道称其为“对越自卫反击战”或“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它代表了中国版的威慑力，以入侵行动作为预播广告，以预防未来的越南行动。
中国军事攻击的目标是一位同行共产国家，最近的盟友，和中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长期受益者。依中国看，它的目的是保持亚洲的战略平衡。此外，中国的行动从美国得到道义和外交上的支持和情报合作，而五年前，北京帮助越南把“美帝国主义势力”从印度支那赶出。
中国明说的战争目的是“给越南的野心套上一个羁索，并给他们以适当的有限的教训。”“适当”的意思是造成伤害足以影响到越南未来的计算和选项。“有限”则暗示它将在外部干预或其他因素促使它失控之前结束。这也是对苏联的一个直接挑战。
邓小平的预言--苏联不会进攻中国—被证实了。中国发动入侵后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温吞的声明，在谴责中国的攻击是“犯罪行为”的同时，强调说：“英雄的越南人民。 。 。是能够再一次自己站立起来。”苏联的军事反应仅局限于派遣一支海军特遣舰队到中国南海进行有限的武器空运到河内，和沿中苏联边界加强空中巡逻。空运受制于地理，而且还有内部的犹豫。最后，在1979年，苏联给了它的新盟友越南尽可能多的支持，就像20年前它对当时的盟友中国在台海危机中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苏联都不敢冒任何扩大战争的风险。
战争结束后不久，华国锋用一句精辟的短语总结了战争结果，表示对苏联领导人的轻蔑：
“至于威胁我们，他们只在边界附近举行了军事演习，派出几只船到中国南海。但他们不敢动我们一根毫毛。毕竟，我们仍然能够摸老虎的屁股。”
邓小平讽刺性地拒绝了美国“要小心”的劝告。在1979年2月底联邦财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访问北京期间，布卢门撒尔呼吁中国军队应从越南“尽快”撤军，因为北京“冒不必要的风险。”邓提出异议。在与布卢门撒尔的会谈之前，他对美国记者讲话，邓显示了他对（美国）模棱两可的不屑，嘲笑“有些人怕得罪东方的古巴。”
在中印战争中，中国执行了一个有限的“惩罚性”打击，随后立即撤退。这场战争只进行了二十九天就结束了。在解放军占领三个越南边境省份的省会城市（据报道说，将其变为废墟）后不久，北京宣布，中国军队从越南撤军，保留了几块有争议的领土。北京没有推翻河内政府或以任何公开身份进入柬埔寨的企图。
中国军队撤回一个月后，我访问了北京，邓对我阐述了中国的战略：
邓：我[从美国]回来后，我们立即打了一场战争。但我们事先征求了你们的意见。我对卡特总统谈及此事，然后他给了我一个非常正式和严肃的回答。他给我读了一份书面文字。我对他说：中国将独立地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有任何风险，中国将单独承担风险。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的惩罚性行动更纵深地进入越南，效果会更好。
基辛格：这可能是的。
邓：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力量直驱河内。但走那么远可能不明智。
基辛格：是的，它可能会超出计算的极限。
邓：是的，你说得对。但是，我们可以再深入越南30公里。我们占领了所有的防御工事地区。没剩下一条防线到河内。
按历史学家的传统智慧分析，那场战争是昂贵的中国失败。文革期间的政治对解放军的影响在战役中显而易见：设备陈旧、后勤问题、人才短缺、和不灵活的战术导致中国军队前进缓慢并付出巨大代价。据一些分析家估计，解放军在第三次越南战争头一个月遭受的战斗伤亡与美国在第二次越南战争中损失最惨重的几年相当。
然而，传统的智慧是基于对中国战略的一个误解。不管其执行上的技术缺点，中国的战役反映出一个严重的长期战略分析。在中国领导人对他们的美国同行的解释里，他们将受苏联支持的越南在印度支那的权力巩固描述为苏联在全球的“战略部署”迈出的重要一步。苏联已经在东欧和沿着中国的北部边境集结部队。现在，中国领导人警告说，莫斯科开始在印度支那、非洲和中东“获得基地”。如果它加固在这些区域的地位，它就能够控制重要的能源资源，并能阻断关键的海道 - 最引人注目的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这将使俄罗斯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占有战略主动性。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战争是北京对孙子“势”的概念—“势能”的趋势和战略格局--分析的结果。邓小平旨在阻止，如果可能的话，扭转他不能接受的苏联战略势头。
中国实现了这一目标，部分以其大胆的军事行动，部分以将美国拉入前所未有的密切合作。中国领导人通过细致的战略分析，大胆的军事实施，和娴熟的外交运作成功地渡过第三次越南战争的险滩。具有所有这些素质，如果没有美国的合作，他们也不能够“摸老虎的屁股”。
第三次越南战争迎来了中美之间在冷战时期前所未有的亲密合作。两趟美国使团到中国设立了程度非凡的联合行动。副总统“弗里茨”沃尔特。蒙代尔在1979年8月访问中国，制订邓访美后的外交政策，特别是针对印度支那。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战略和道义发生严重冲突。美国和中国同意，防止出现一个河内控制之下的印度支那联邦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但对印度支那问题的柬埔寨部分仍然存有争议。柬埔寨由臭名昭著的波尔布特管辖，他谋杀了数以百万计的同胞，但红色高棉是构成抵抗越南力量中最训练有素的组织。
卡特和蒙代尔在政府里有着对人权长期奉献和献身精神的记录；的确，他们在总统竞选中就攻击福特没有足够重视人权问题。
在与卡特就入侵越南问题的私人谈话中，邓首先提出了援助柬埔寨游击队抵抗越南侵略者的问题。据官方报告：“总统问，是否泰国人可以接受和依赖（红色）柬埔寨。邓小平说是的，他心里想的是轻武器。泰国目前正派遣一名高级官员到泰- 柬边境保持通信安全。”华盛顿和 北京在通过泰国对柬埔寨援助上的事实合作，其实际效果间接地协助了红色高棉残余。美国官员谨慎地对北京强调，美国“不能支持波尔布特”，并欢迎中国保证波尔布特不再行使对红色高棉的完全控制。这点良心发现没有改变华盛顿对“柬埔寨抵抗力量” 提供物质和外交支持的事实，政府肯定知道，这将有利于红色高棉。卡特下一届的里根政府遵循了相同的策略。毫无疑问，美国领导人期望，如果柬埔寨抵抗力量占了上风，他们或他们的接班人在此之后将反对红色高棉，这愿望在十年以后越南撤军后实际发生了。
美国的理想主义者在地缘政治现实中遇到迫切需要。这不是冷嘲热讽，甚至更不是虚伪地装出这样的态度：卡特政府必须在战略必需和道德信念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决定，要最终实现他们的道德信念，他们首先需要在地缘政治斗争中获胜。美国领导人面临政治家的两难境地。领导人不能选择历史给予他们的选项，甚至他们更不能含糊。
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华标志着中美进一步加强合作，这在仅仅几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邓小平欢迎他：“你来这里本身具有重要意义，”他对布朗指出，“因为你是国防部长。”在福特政府服役过的老兵都明白这个提示，邀请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的访问因福特解雇他而流产。
当下的主要议题是确定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关系。卡特政府已经得出结论，提高中国的技术和军事能力对全球平衡和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布朗解释道，华盛顿对待“苏联和中国有本质上的区别”，并愿意转让给中国一些苏联得不到的军事技术。更进一步，美国愿意卖给中国一些“军事设备”，如监控仪器和车辆，尽管不是“武器”。另外，它不会干涉NATO盟友向中国出售武器。正如卡特总统在给布热津斯基在的指示中解释：
美国不反对我们的盟国方面采取更主动的态度与中国在技术敏感领域进行贸易。我们对一个强大而安全的中国有兴趣—我们承认和尊重这一兴趣。
最后，中国没有能够拯救红色高棉或迫使河内从柬埔寨撤军，那要再过十年；也许认识到这一点， 北京将战争目的设在一个有限的框架内。然而，北京也给予越南以沉重的代价。在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中国以极大的决心和娴熟的技巧在东南亚施展外交，孤立了河内。 中国保持了沿边境的沉重军事存在，保留了几块有争议的领土，并继续高举着给予河内“再教训”的达摩利剑。其后几年，越南被迫维持相当大的力量在北部边界以备应付中国的另一次可能的进攻。正如邓小平在1979年8月曾告诉蒙代尔：
对于这样规模的国家来说，保持超过一百万的常备力量，你会到哪里找到足够的劳动人口？一百万的常备力量，需要大量的后勤支援。现在他们依赖苏联。有人估计说，他们从苏联每天得到200万美元，一些估计数字说，2 50万美元。 。 。 。那将增加困难，对苏联的负担将变得越来越沉重。事情将变得更加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南将逐渐认识到，并非所有的请求苏联都可以满足。在这些 情况下，也许一个新的局势将会出现。
那个局势，事实上，十多年后发生了，苏联和苏联的财政支持崩溃带来了越南在柬埔寨的部署大量裁员。最终，在经过一段民主社会难以维持的时期后，中国实现了其在东南亚的相当一部分战略目标。邓小平取得了足够的回旋余地，满足了他挫败苏联控制东南亚和马六甲海峡的目标。
卡特政府执行一个走钢丝的行为，一面通过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保持对苏联的合作选项，而另一面在亚洲政策上仍然将莫斯科看作是主要的战略对手。
冲突最终的输家就是苏联，其称霸全球的野心在世界各地拉起了警报。苏联的一个盟友遭到了对苏联最不客气的和战略上最明确的对手的袭击，她曾公然鼓动遏制盟莫斯科的联盟，这一切发生在苏越结盟的一个月内。现在回想起来，莫斯科在第三次越南战争中的相对被动姿态可以被看作为苏联衰落的首发症状。人们不禁要问，苏联在一年后悍然决定干预阿富汗是否是企图补偿他们在支持越南抵抗中国攻击时的无作为。（不幸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苏联都打错了算盘，那是因为苏联没明白当时全球力量的相互关系正向着不利于他们的方向转移。第三次越战因此可能被算作中国政治家成功地实现长期的大画面的战略目标--而不以实际占领为军事利益--的另一个例子。虽然给红色高棉留有苟延残喘的空间不能算作道义上的大胜利，中国与苏联和越南面对面取得了较大的地缘政治目标—尽管两国军队都比中国军队更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
面对强大优势兵力泰然处之，已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战略思想—在这点上中越战争与中国参战朝鲜何其相似。两次中国的决定都是针对北京认为的危险聚会—一个敌对势力沿中国周边多点巩固基地。在这两种情况下，北京相信如果允许敌对力量完成其设计，中国将被包围，从而永远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对手将处于一个自己随时选择发动战争的位置，有了这种优势，正如华国锋在东京会晤卡特总统时所说的，将使它的行为 “无所顾忌。”因此，这些看似区域性的问题，如在第一例：美国回击北朝鲜，和第二例：越南占领柬埔寨，都被认为是“世界的斗争的焦点。”（周描述朝鲜战争语）。
在两次干预中，中国都面对一个威胁其安全感的比自身强大的力量，但是每次都在北京选择的地形和时间上发生。正如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后来告诉布热津斯基：“苏联对越南的支持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只是冲着在国，也是冲着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和马六甲海峡。如果他们成功了，这对东盟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将切断日本和美国的交通线路。我们致力于为此做点事情。我们可能没有能力应付苏联，但我们有能力应付与越南。”
这不是优雅的举动：中国全身心地投入到极其昂贵的战争中，造成的伤亡在规模上是西方世界不能接受的。在中越战争中，解放军似乎在执行任务中暴露出许多缺点，致使显著提高了中国的损失规模。但两次干预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略目标。在冷战的两个关键时刻，北京成功地应用其进攻性威慑学说。在越南，中国成功地揭露了苏联对河内防卫承诺的，更重要的是其整体战略的，有限性。中国甘冒与苏联作战之风险来证明它拒绝被苏联在其南翼的存在所吓倒。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总结了战争的最终结果：“西方媒体把中国的惩罚性行动写成是一个失败。我相信，它改变了东亚的历史。”
第十四章 里根和关系正常化
美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痼疾之一是周期性的政府大换血。由于任期限制，每届任命上至总统下至副助理国务卿至少每8年被替换一次，涉及多达5000个关键岗位官员的变化。接班人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审批过程。在实践中，前9个月左右的新政府在真空中存在，它有责任采取行动，但只能靠即兴表演或缓退人员的荐举，然后逐步调整以行使自己的权力。这一不可避免的学习过程是复杂的，新政府希望合法提升办公室的威信，声称所有继承的问题都是前届的政策错误，而不是固有的问题，它们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得以解决。政策的连续性成为次要的考虑，如果不是一个令人反感的声明的话。由于新总统刚刚赢得竞选，他们也可能高估了客观情况允许的灵活性范围，或过度依靠忽悠力（这个貌似暗讽奥巴马，译者）。对于依赖美国政策的国家来说，民主转型是一台唱不完的心理剧，不断邀请观众以他们的赌注对冲。
这些倾向对与中国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挑战。如书中所表，早期的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缓和是一个相互认知时期。但后来的几十年，相当重要地是取决于两国对国际形势发展的平行评估能力。
当领导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河蟹无形资产就显得尤为困难。中美双方在70年代都目睹了戏剧性的领导变化。中国的过渡已经在前面的章节所述。在美国，与中国打开关系的总统在18个月后辞职，但关键的外交政策仍然原封不动。
卡特政府是中国领导层看到的第一次政党变化。他们观察到卡特作为候选人的发言，许诺美国外交政策转型，即迎接一个新的开放性和重视人权的时代。他几乎没提到中国。因此北京有一些担忧，卡特是否会保持中美合作关系中的“反霸权”维度。
事实证明，卡特和他的高级顾问重申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包括那些尼克松在访问北京期间亲自肯定的有关台湾的原则。与此同时，邓的上台和“四人帮”垮台给中美对话提供了一个新的务实平台。
中美之间战略热乎劲儿几乎刚刚开始，这时，华盛顿政府的另一次变更以压倒性的胜利带来了一位新的共和党总统。对于中国来说，新总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前景。罗纳德。里根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人，即使是中国的细心的研究学者。他不符合任何既定的类型。一位前电影明星和银幕演员公会主席凭自己的意志爬到政治巅峰，里根代表了一种显著不同的美国保守主义，与孤僻和理智的尼克松或平静的中西部福特形成鲜明对比。罗纳德。里根对美国在危机期中的机会持有一种藐视性的乐观，他比任何自杜勒斯后的美国官员更狠，扬言共产主义是一股邪恶力量，要在有限的时间期限内彻底铲除，而不能让它祸害几代人。然而，他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几乎完全集中针对苏联及其卫星国。 1976年，在里根与杰拉尔德。福特竞争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候选人时，他攻击福特实行与苏联缓和的政策，但就整体而言，他避免批评与中国复交。里根对苏联意图的批判，在1980年的竞选活动中又活力再现，与邓小平第一次从流亡返回后对美国高官员发表的（英雄）所见略同。然而，在里根的案子里，这一观点与他对台湾政治秩序的强烈个人感情相配对。
1971年10月，尼克松曾鼓励里根，以加州州长身份，作为一个特使去台湾访问，申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关系的改善并没有改变美国在台湾安全上的基本利益。里根离开台湾岛，但留下了对台湾领导人的温暖的个人感受和对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关系的深刻承诺。随后，虽然里根没怎么挑战与北京达成的现有共识，他高度批评卡特政府与台北正式断绝外交关系和把美国在台湾的大使馆降级为一个非官方的“机构” 。他在1980年与卡特竞选总统时宣言，在里根政府下，不会有“更多的越南”、“更多的台湾”和“更多的背叛”。
从技术上讲，驻台北的大使馆过去一直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最终根据卡特政府，美国决定将使馆搬迁到北京是一个迟来的承认，国民党已不再准备“光复 大陆”。里根的批评隐含，美国应该保留在台北的大使馆，作为“两个中国”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海峡两边分别为独立的国家。然而，在与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的谈判中（与所有其他国家政府的外交承认谈判条款一样），这样一个结果是北京一贯坚决拒绝考虑的。
罗纳德。里根从而体现了美国现有的矛盾。与北京新关系的强有力承诺和与台湾残留的情感支持共存。
里根的主题之一是主张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但他从来没有公开解释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中，里根决定尝试把圆圈变成平方。他派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乔治。H。W。（老）布什到北京，在那里他曾出色地担任美国联络处主任，其作用代替大使馆。
布什告诉邓，里根的意思不是暗示他同意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里根也没有打算走向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邓的答复冷若冰霜，他对里根重复与台湾建立正式关系的宣传肯定不会置若罔闻，即使布什正在北京。这诱使里根在1980年9月来请我作中间人，代表他给中国大使柴泽民提供一个类似的、更详细的信息。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在华盛顿与柴会见时，我肯定，不管他的竞选演说，候选人里根打算坚持美中在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建立的并在“上海联合公报”中总结的战略合作原则和1979年联合公报宣布的外交关系正常化。具体来说，里根已经要求我转达，他将不搞两个中国的政策，或“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政策。我补充说，我敢肯定，大使和他的政府已研究里根州长的职业生涯，如此他们会知道他在台湾有许多亲密朋友。试图把这件事放在个人感情范畴，我争辩说里根不能放弃个人友谊，如果他这样做，中国领导人将失去对他的尊重。然而，作为总统，里根将致力于中美关系的现有框架，它提供了一个为中美共同努力防止“霸权”（即苏联的主导地位）的基础。换句话说，作为总统，里根，站在他的朋友一边，但也严守美国的承诺。
不能说中国大使收到这一信息时带着不放松的热情。意识到有利的舆论调查预测里根将在11月获胜，他没再借机表达意见。
对台售武和第三个联合公报
里根政府早期阶段的特点是它相信他的忽悠力可以弥合两个表面上不相容的立场之间的差距。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两个立场同时进行。问题有些急迫，因为正常化优先于解决台湾的最终法律地位。卡特曾表示，美国打算继续供应武器给台湾。邓，急于完成正常化的进程，以便他能至少在表面上得到美国支持的条件下面对越南，邓在实际效果上忽略了卡特的武器供应的单方面声明，实施了关系正常化。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在1979年为了挽救美国在台北官方外交存在的穷途末路，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项立法提出了一个持续强劲的美国和台湾之间的经济、文化、和安全关系的框架，并宣布，美国“将提供尽可能必要的防御器材和防御服务，其数量应足够使台湾维持充分的自卫能力。”当里根 政府上台后，中国领导人再次提出对台军售问题，将此当作正常化未完成的一个方面，并将其置于美国内部矛盾的头上（和尚头上的虱子，译者）。里根没有意思隐晦这一点，他想推动对台军售。他的国务卿黑格，有相反的观点。黑格曾是我的副手，在尼克松政府时期，计划了1971年的秘密访华之旅。他曾带领技术团队先期于尼克松访华，在此期间，他曾与周有过实质性的对话。作为亲历冷战开始的一代人，黑格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加入反苏阵营如何改变了战略平衡。黑格视中国成为事实上的美国盟国为一个突破，应作为重中之重保存中国的潜在作用。因此，黑格寻求与北京达成谅解的办法，即美国将向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提供武器。
这一计划在双方搁浅。里根不会同意正式向中国出售武器，北京不会考虑这一个意味着将原则性与军事硬件交换的交易。事情危险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黑格同时在美国政府之内和北京之间进行艰苦卓绝的谈判，取得了一项协议，允许双方推迟最终解决，同时建立一个未来的路线图。邓小平对这样一个无限期的和部分的结果表示默许充分显示了他非常重视与美国维持密切关系（以及他对黑格的信心）。
1982年8月17日，中美签署了所谓的第三个联合公报，它成为中美关系基本构架的一部分，并在随后的高级对话和联合公报中作为一种圣经式的语言定期地得到重申。有点奇怪的是第三公报能够取得与尼克松访华的“上海公报”和卡特的正常化协议同等的地位。其实第三个公报相当含糊，因此也是一个困难的未来路线图。
每一方，像以前一样，重申了其基本原则：中国重申其立场，认为台湾是中国国内事务，外国人无权干涉；美国重申对和平解决表示关注，到目前为止声称，它“赞赏中国争取和平解决的政策。”这一提法淡化了中国一贯地经常反复地断言，她保留使用武力的行动自由，如果证明和平解决不可行的话。关键执行段有关向台湾出售武器，上面写着：
“美国政府指出，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如此说明，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一贯立场。”
这些条款没有精确的定义。 “逐步”的意思是开放的，卡特时期的“水平”基准是什么，也没有指定。尽管美国发誓放弃了长期的军售政策，它没有说明美国理解“长期” 有多长。虽然中国重申坚持最终解决，它没有设立期限，也没有威胁的迹象。双方国内的迫切鸭梨支配了界限：中国在原则上不会接受外国军火供应商在它认为自己的领土上。美国的政治，如在美国国会获得广泛支持率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所强调， 不允许截止对台军售。从当时的讨论开始，这一状态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多年，以此向双方的政治家致敬。
紧随第三公报之后，美国总统意识到其意义不是不言自明的。他告诉《国家评论》的发行者：“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我对台湾没有TMD改变一点看法。任何武器他们需要保卫自己免受红色中国攻击或入侵，他们将从美国得到。” 在这个问题上里根的感觉如此强烈以致于他召见CBS晚间新闻主播丹。拉瑟，否认他不再支持台湾的报道，他宣称：“我目前还没有退却。 。 。 。我们将继续武装台湾。”
为了执行总统的信念，白宫秘密与台湾谈判所谓的六项保证，以限制它刚刚与中国签署的公报的实施。这些保证肯定，美国没有设定一个具体日期结束军售给台湾，没有承诺向北京咨询这样的销售，没有承诺修改台湾关系法，没有改变其对台湾政治地位的立场，既不迫使台北与北京谈判，也不作中间人。这些保证被加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中，旨在将遵守公报和和平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之间差异的两项政策捆绑在一起。当局亦对第三公报“减少”“对台军售”的概念给予宽松的诠释。通过技术转让（从技术上说不是“军售”）和各种武器方案“水平”的创造性解释，华盛顿扩大了对台军事支持计划，北京似乎从一开始没有预见到其持续性和物质性。
当然，台湾关系法只约束美国总统，它从来没有被中国领导人承认。中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前提，即美国立法可以规定对台售武的义务和建立美国对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给予外交承认的条件。将情况默许等同于无限期未来协议是危险的。这种行动格局，尽管已经持续数十年，却不能免除其长期的风险，如北京对2010年春天的军售就表示了激烈的反应。
里根政府在第一任期内的中国大陆和台湾政策因此几乎是在难以调节的矛盾之中挣扎：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对北京和台北的矛盾保证，和不可通约的道德和战略举措。里根给人的印象是他以坚定的信念支持所有一锅端的保证。
对 学者或传统政策分析师来说，里根政府早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做法违反了每一个连贯政策的基本规则。然而，与许多其他有争议的和非常规的里根政策相似，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它的效果相当不错。
里根总统的显着的特点是他有能力，甚至在肯定自己的本质信念不变的同时，磨钝争议的棱角。无论分歧如何，里根从来没有将它变成个人对抗；除了修辞强硬以外，他也没有把它转化为意识形态信念上的十字军东征。因此他处在一个位置，以实用性甚至善意为基础，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与对方接触，正如里根和他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与他们的苏联对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进行的一系列关于限制核军备竞赛的出色的谈判所证明。就中国而言，她的领导人明白了里根的信念允许他跑多远，和他在美国政治背景下所能完成的最大极限。因此，他赢得了良好的信誉，即使在被拒绝的情况下—如果换个总统或在一种更正式的场合，对其反应很可能是愤怒的。
表面矛盾最后设立了两个时间表：一个是立即进行的，另一个可能留给未来。邓小平似乎明白，公报确立了一个大方向。一旦条件改变，它就可以通行，即使在当前背景下它无法在里根政府开始。
在舒尔茨1982年接手国务院以后，尽管有些不舒服的对话和受伤的自我，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都在80年代以履行自己核心利益的面貌出现。尽管北京对华盛顿对公报的灵活解释感到失望，但就整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又一个十年的美国援助，她正在建立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及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独立作用的能力。华盛顿得以与台湾海峡双方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并与中国在联合反苏的当务之急方面合作，如情报共享和支持阿富汗的叛乱分子。台湾取得与北京讨价还价的谈判地位。当最终尘埃落定，自尼克松以来反共高调最响的亲台总统能够平安无事地主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常”关系，没有任何重大危机。
中国和超级大国—新的平衡
20世纪80年代真正的戏剧不是华盛顿和北京的彼此关系，而是各自与莫斯科的关系。其动力是一系列的战略格局重大转变。
在评估中国的政策时，一种侥幸一般可以排除在外，即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忽视了一系列可发现的事实。所以，当中国用模棱两可的语言灵活解释第三个联合公报的台湾条款时，只能因为她认为与美国的合作将履行她的其他国家目的。
里根上台时，苏联在70年代末开始的战略进攻尚未自生自灭。多年以来，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崩溃，苏联和它的代理已经在第三世界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几乎不分青红皂白）系列前进动作：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和印度支那。但是，中美关系和解成为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的重要堡垒。以邓小平及同志们的信念为动力联合美国两党政府巧妙合作，毛泽东设想的大连横，事实上，已初具规模。
到80年代中期，苏联在几乎其所有边界面临着协调防御，在许多情况下，积极抵抗。在美国、西欧、和东亚、几乎所有工业国家已经结成了针对苏联的松散联盟。在第二世界，苏联仅存的盟友只有它驻军的东欧卫星国。同时，第三世界已经证明他们对苏联和古巴臂膀呵护下的流行的“解放运动”的好处持怀疑态度。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苏联的扩张主义努力变成昂贵的僵局或声名狼藉的失败。在阿富汗，苏联经历了美国在越南同样的痛苦试验--在这个情况下，由美国、中国、海湾国家和巴基斯坦协调努力，赞助和训练武装抵抗分子。在越南，莫斯科的企图，使河内控制下的印度支那纳入苏联轨道，遇到了来自中国的凶猛有力的回击，其中也有美国合作的推动。北京和华盛顿--正如邓小平如此生动地形容--“砍断”苏联的手指。在同一时间，美国的战略建设，尤其是里根倡导的战略防御倡议（俗称"星球大战"计划，译者），带来技术性挑战，使得停滞的负担过重的苏联经济—其国防负担三倍于美国，按每个国家的GDP百分比计算—难以承受。
在中美合作的这一尖峰时刻，里根白宫和中国最高领导对苏联弱点的评估大体一致，但他们对新形势政策的影响作出显著不同的结论。里根和他的高级官员认为苏联的混乱是一个进攻的大好良机。有强大的军事集结和意识形态自信相互搭配，他们寻求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给苏联施加压力，一举获得冷战胜利。
中国领导人也同样认识到苏联的弱点，但他们往相反的方向想：他们看到这是一个重新调整全球平衡的邀请。从1969年开始，他们向华盛顿倾斜以纠正中国岌岌可危的地缘政治地位，他们对美国价值观和西方自由民主在全球获胜—这些里根宣布的终极目标--没有一点兴趣。在越南“摸了老虎的**（和猴子的头，译者）”后，北京得到结论，她已经抗住了苏联威胁的**。现在中国应该转向加强自己的运作自由度。
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开放的兴奋初潮消退了；近几年来压倒一切的冷战问题正在得到解决。中美关系也像一般主要大国的相互作用一样落户在平地，不需再走过高山和低谷。随着苏维埃政权的衰落，美国和中国两位主角演员已习惯了冷战格局，迟迟没有意识到该换角色了。苏联应对中国入侵越南的软弱标志着，首先循序渐进滴，然后加速滴，苏联衰落的开始。莫斯科的三个转变--1982年从勃列日涅夫到安德罗波夫，1984年从安德罗波夫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1985年从契尔年科到戈尔巴乔夫—在最低程度上显示苏联正 忙于处理国内危机。始于卡特由里根加速的美国重新武装逐渐改变了权力平衡和制约了苏联介入其周边地区的准备。
上世纪70年代苏联的大部分收益又被搂回来了—尽管几个退却直到（老）布什政府才发生。越南占领柬埔寨于1990年结束，选举是在1993年举行，难民开始准备回国；1991年，古巴军队从安哥拉撤出；在埃塞俄比亚，共产党支持的政府在1991年倒台；1990年，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接受自由选举，以往没有任何执政的共产党准备采取这样的风险；也许最重要的是，1989年，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回。
苏联撤退给了中国外交一个新的机动灵活性。中国领导人不再谈军事遏制，并开始探索对莫斯科新外交的范围。他们提出与苏联改善关系的三个条件：撤离柬埔寨；结束苏联在西伯利亚和蒙古沿中国北部边境的部队集结；撤离阿富汗。这些要求都在不断被满足的过程中，主要由于力量平衡变化使得苏联在前沿阵地站不住脚，而决定撤离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收到了中国不准备接近莫斯科的保证。中国证明发挥三角外交更合适。但在任何情况下，这一保证有双重目的：他们肯定继续坚持既定的战略--防止苏联的扩张，但它也暗示了中国在美国面前不断增长的选择权。
中国很快就开始行使其全球新选择。在对话中，在1987年9月我与邓的会谈中，他把他的新分析框架应用到两伊战争，那时正在气势汹汹的第五个年头。美国正在支持伊拉克至少到足够防止其被德黑兰革命政权击败的程度。邓小平认为，中国需要对伊朗采取一个更“灵活的立场”，使她能够为了结束战争发挥更显著的外交作用，有“回旋余地”。
邓小平曾执行毛的大连横概念与苏联对抗。现在正在转变回到三个世界的路线，中国站在超级大国的竞争之外，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将允许她继续在三个圆圈中--超级大国，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选择其偏好。
HYB，Deng的追随者，D的总书记，在1982年9月共产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概述了当时的中国外交政策概念。其闪亮点是毛的“中国已经站起来了” 的重演：“中国从来没有把自己依附于任何一个强权或强权集团，中国也从来没有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HYB以扫视地平线开始，概述中国对美国和苏联外交政策的评估，并提出了要求每个超级大国用行动证明其诚意的清单。台湾问题解决的失败意味着中美关系之上还“挂着一片乌云”。只有当美国放弃对中国视为纯粹内政的干涉，关系才能“健康发展”。与此同时，HYB还雅致地评论道，“我们注意到苏联领导人不止一次地表示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但行动比语言更重要。”
中国，为自己着想，要巩固其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一定距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反对他们：“今天，危害国家间和平共处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 。 。 。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为自己着想，要巩固其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一定距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反对他们：“今天，危害国家间和平共处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 。 。 。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实际上，中国宣称一个独特的道德境界，即自己是超然于超级大国竞争之上的最大的“中性”强国：
我们一贯坚决反对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主张禁止使用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并要求超级大国率先大幅削减他们的核武器与常规武器。 。 。 。中国视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起坚决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是她神圣的国际义务。
这是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在共产党大会上亮相：自力更生，道德超然和优势，再加上否定超级大国愿望的承诺。
一份1984年呈送给里根总统的国务院备忘录解释说，
中国已经把自己定位在既支持美国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军事集结又指责超级大国竞争是全球紧张局势的重要根源的位置。因此，中国能够追求与美国平行的战略利益，同时，加强与它认为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第三世界集团的关系。
1985年，一份中情局的报告描述中国在“三角关系内互动”，通过一系列高级别会谈和共产党的内部交流与苏联培养更密切的关系，其层次和频率在中苏分裂后从未达到过。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恢复了称呼他们的苏联同行为“同志”，并调苏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和苏联的高官举行了关于武器控制的实质性磋商—这在前二十年是不可想象的概念，1985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到莫斯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双方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协议。
重叠圆的概念，或多或少是毛走向生命终结时推进的。但其实际效果是有限的。第三世界定义本身来自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区别。如果它明确转向一方或另一方就会失去这一地位，即使是接受一个超级大国伪装为其队伍中一分子。作为一个实际问题，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即使是现在，当它刚刚开始改革。总之，第三世界，若将行使重大影响，必有一个超级大国加入，然后，根据定义，它就不再是第三世界。只要苏联还是一个核超级大国而且与它的关系不稳定，中国没有动机远离美国。 （苏联解体后，只剩两个圆圈；问题是，是否中国将进入苏联腾出的空位作为一个挑战者或选择与美国合作。）简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的中美关系是从冷战格局过渡到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秩序，为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开创了新的挑战。这一切都假定，苏联仍然构成基本的安全威胁。
对中国开放的建筑师，尼克松，了解世界亦如此。在1982年底对中国进行私人访问后，在给里根总统的备忘录中，尼克松写道：
我相信，鼓励中国在第三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是非常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他们越成功，苏联就将越糟。 。 。 。1972年将我们带到一起来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共同关注苏联侵略的威胁。虽然今天这种威胁远远比1972年更大，在下一个十年吸引我们紧密联系起来的团结因素，很可能是我们的经济相互依存。
尼克松敦促在未来十年，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和日本应该共同致力于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他有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愿景，基本上以新兴的中国在第三次世界的影响力建立一个反苏联盟为基础。但即使尼克松的先见之明也没有延伸到苏联崩溃，和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世界经济的健康将取决于中国的经济表现这样一个程度。或者问题应该这样提出，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再次使国际关系双极化。
乔治。舒尔茨，里根的强势国务卿和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想出了另一个美国同心圆的概念，即将中美关系置于苏美冲突的背景之外。他认为，过分强调中国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处理苏联威胁的问题上会 给予中国过多的讨价还价的优势。与中国的关系应该严格地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在这样的外交中，中国将因国家理由发挥其自身作用。中国的善意应该反映在共同项目中的共同利益。（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目的是详细阐明这些共同利益。 同时，美国将寻求重振与日本的联盟，在几年前，毛泽东曾敦促美国官员“多花点儿时间”。日本，一个民主同伴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增长，现在已成为一个全球经济的主要参与者。 （几十年来连续的经济萎靡不振几乎遮蔽了一个事实：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能力不仅极大地超过中国，还有许多分析家认为，即将超越美国。） 这一关系在里根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之间的个人情谊培植下又发新芽—正如媒体称之为“罗-康秀。”（罗（Ron）—罗纳德（Ronald）的昵称，译者）
美国和中国两边都往他们以前的路线夹入楔子。以前，他们互相看作是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面临一个共同的生存威胁。现在，苏联的威胁已经开始萎缩，中国和美国实际上是方便的伙伴，只选定在他们利益相一致的问题上合作。
在里根时期，没有根本上的新紧张局势发展，处理继承的台湾问题也毫无戏剧性。在1984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里根表现出他的特征生命力，有几次他甚至像变戏法似地引用中国古典诗词的短语和古代占卜手册“易经”来形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关系。里根比他的任何一个前任尝试更多的普通话，他甚至引用中国成语“通力合作”和“互敬互惠”来形容中美关系。然而里根从来没有与任何中国同行密切交往的记录，像他与中曾根康弘那样。他的访问，没有什么重大问题可供解决，只限于评论天下大势。当里根批评一个不具名的“大国”在中国的边界集结军队并威胁其邻国时，在中国广播的讲话中这一部分被省略了。
当里根时代结束时，亚洲的局势是几十年来最安静的。在中国、日本、朝鲜、印度支那和东南亚海洋国家发生的半个世纪的战争和革命使这些亚洲国家关系本质上让位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类似于1648年开始的“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欧洲新兴主权国家格局。除了贫困孤立的北朝鲜定期的挑衅和在阿富汗对苏联占领的叛乱活动，亚洲现在是一个由离散的主权政府有着公认的边界组成的世界，他们几乎普遍默契地避免参与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和思想路线。共产党输出革命的项目，早先分别由中国、朝鲜、和越南等倡议者热切地执行，已经结束。各种权力中心之间的平衡被保存下来，部分原因是由于各方耗尽力量、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以及中国的努力扭回各个竞争选手的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亚洲经济改革和繁荣的新时代已深深植根-- 一个可能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具生产力和最繁荣的大陆—因而回归该地区在历史上的作用。
邓的改革计划
邓小平标榜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一个经济也是一种精神的努力 。它首先涉及到在经济崩溃边缘的社会稳定，然后，它寻找一种内在的力量去推进，无论是在共产党还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新方法。
邓小平继承的经济形势几乎接近绝望。中国的集体化农业结构勉强维持其庞大人口的需求步伐。人均粮食消费量与毛时期早期大致相同。据报道，一位中国领导人承认，有一亿中国农民—相当于1980年美国近一半的人口—没有足够的粮食。在文革期间学校系统的关闭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在1982年，中国劳动力的34％只有小学教育程度，28％的人为“文盲或半文盲”，中国劳动力只有0.87％受过大专教育。邓小平呼吁经济快速增长，但他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改造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孤立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贫困的总人口，使他们成为在世界经济中能够承担起生产力和竞争力作用并能承受其偶尔应变的劳动大军。
而不得不用传统工具进行改革使挑战更加复杂 。邓坚持以对外开放进行中国现代化的努力与19世纪下半叶的第一次尝试类同，那次改革者被挫败了。那时，障碍是不愿放弃由中国特殊身份所界定的相关生活方式。现在，它是如何推翻毛时代的做法—共产社会所有一切一直以此运作并保持其哲学原则，从而凝聚社会。
在80年代初，中央计划仍然是所有共产社会的运行模式 。它的失败是明显的，但补救措施被证明难以捉摸 。在其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的所有激励适得其反，它奖励停滞和劝阻主动。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分配由官僚决定。过一段时间，通过行政命令建立的价格就与成本失去关系。价格体系成为勒索人口资源和建立政治优先事项的一种手段。当由权威建立起来的恐慌消退时，价格转变为补贴和共产党获得公众支持的一种方法。
改良共产主义被证明无法取消经济规律。必须有人支付实际成本。中央规划和补贴定价的惩罚是保养不善，缺乏创新，和超就业—换句话说，就是人均收入的停滞和下降 。
此外，中央计划不为强调质量或创新提供激励机制。因为任何一个经理所制作的产品都会被有关部委买走，质量不是要考虑的问题。而创新在实际上是被劝阻的，以免引发整个规划大厦失衡。
在缺乏市场平衡喜好的情况下，规划者难免施加或多或少的任意判断。结果，需要的商品不生产，而生产的商品不需要 。
尤为大者，中央计划的国家，远未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最终反而体现阶级分层。商品被分配而不是买，真正的奖励是给予办公室额外的权利：为干部而开的特价商店、医院、和受教育机会。
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官员手中，必然导致腐败。就业、教育、和多数额外附加品依赖于某种个人关系。（因此而有“走后门”，译者）。具有一种历史讽刺意义的是，共产主义以无阶级社会为广告，产生一个往往滋生特权阶级的封建成分。可以证明，现代经济不可能由中央计划运行，但从来没有共产国家不靠中央计划运行。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克服这种内置的停滞。他和他的同事走上了市场经济、分散决策、和对外开放的道路—所有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化。他们以释放中国人民的才干为革命基础，他们的自然经济活力和企业进取精神已久被战争、思想教条和对私人投资的苛限所约束。
胡Y*B是长征中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他成为邓小平的一个门生，后来与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起倒下；当邓小平重新掌权后，他提拔胡到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职位，最终任命他为总书记。在他任职期间，胡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采取相对宽松的立场。用他直率的方式，他始终推动党和社会愿意接受的极限。他是第一个经常穿西装出现的共产党领导人，并因建议中国放弃筷子改使刀叉而挑起争议。
首先，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同被打倒而携手出发。所有统治过中国的领导人都曾经历厄运涅槃，其中许多人受到身心虐待。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充溢在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1982年9月，当我在中国进行私人访问时，我与邓小平有过一段渴望的谈话：
基辛格：我在1974年4月遇到你，那时你来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大会，然后与毛一起，但你没说一个字 。
邓：那时在1974年11月[在北京]，我们两个人谈得最多，因为当时周生病了，我负责国务院，在1975年，我负责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只有一年，我就被打倒了。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它非常有趣 。 正是这样的挫折启迪了我们。。。。我们从1979年至1981年的经验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你有3年半没到这里。你看到任何变化吗 ？
基辛格：我最后一次在这里时—可能是由于我的无知—我有意识，顾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有许多地位高的对手。。。。
邓：。。。海外人士往往不知道中国是否政治稳定 。要判断中国是否政治稳定，必须要看有8亿中国人居住的地区是否稳定。今天农民是最幸福的。城市也有一些变化，但不及农村 。。。。 [人民] 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有更大的信心，对党和政府有更高的信任。这有深远的意义。文革前党和政府有很高的威信，但威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了。
没有一点经验可以为改革努力借鉴。当我在1987年回来时，某某某给我提前解释了一份将在十月份提交给党代会的方案。他强调中国正在进行一个混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复杂而冗长的过程：
正在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理顺社会主义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关系。该报告将陈述，对社会主义的规划应包括利用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排除它们 。自从[约翰•梅纳德•] 凯恩斯，所有国家，包括资本主义，都对经济活动实行某种程度的政府干预。美国和韩国都是例子。政府或通过规划管制或通过市场，中国将使用这两种方法。企业将充分利用市场力量，国家将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引导经济。在必要的情况下也要有规划，但未来规划调控只是手段之一，并不会被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将逐步行动去实现这些目标。用中国话说，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在什么工作（好使）的基础上部分地探索道路。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实际上，将乌托邦式的改造愿景一起抛弃。中国领导人不会让意识形态制约其改革；相反，他们会重新定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是无论什么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繁荣的东西。
为了促进这一进程，中国欢迎外商投资，部分通过沿海的经济特区，在那里企业有更广泛的空间和给投资者特殊条件。鉴于中国以前在十九世纪与“外国投资者” 在沿海有过负面经验—和这方面的经验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叙述中发挥何等突出的作用—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行为。它还表明一个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前所未有—放弃中国经济自给自足的百年老眼光而加入国际经济秩序。到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国外贷款开始流入这个国家。
系统性的权力下放随后而至。农业公社被遗弃，鼓励形成所谓的生产责任小组，在实践中，它们就是家庭农场。对于其他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区别被厘清。所有权将继续留在国家手中； 而管理权将主要留给经理。当局和管理者之间的协议确定每个功能，给予管理者很大操作空间。
这些变化的结果蔚为壮观。从1978年第一个经济改革的颁布，到1984年，中国农民的收入增加一倍。私营部门，在个体经济奖励重建的带动下，上升到占工业总产值近50％，以前这个经济几乎完全听令于政府菲亚特。在80年代，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超过9％的平均增长率而增长—一个史无前列的几乎不间断的经济增长期，直到写这部书的时候。
中国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乡土情节，外加面子为大的习惯。正是当今中国周边环境恶化的原因。或许中国人应该在民族文化上与时具进，或者说要学习外邦文化。
要敢于输出思想，文化，人口。看看现在在世界的华人。基本上都是不参与当地政治。只有新加坡除外，而欧洲文化确是直接输出，并统治。整个美洲大陆就是其范本，试想，未来中国文化中也要加强殖民性。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宗主国的地位。那时，中国的发展将是一个全新的面貌。
邓，他解释说，现在会从经济改革转移到政治结构改革。这将比经济改革复杂得多，因为“这将涉及数百万人的利益。”共产党和政府之间的工作部门将改变 。当职业经理人取得党的书记职位时，许多党员将会转行。
但是，管理和决策该在哪里划线分开呢？邓小平回答说，思想认识问题将归党管，业务政策归经理管。当被要求给个例子时，邓表示，朝向苏联的联盟转变将显然是一个思想问题（噎基辛格一口，译者）。
从我与他多次交谈中，我得出的结论，这将不会是一个频繁的主题。在进一步思考后，我不知道顺便提一嘴这样一个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概念是否意味着，中国正在称返回更大外交回旋自由的重量，而邓小平并非预先打招呼。
邓小平政治上提出的在共产党的经验中没有先例。他似乎暗示，共产党将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结构上维持一个总体的监督作用 。但它会逐步退出其以前控制中国日常生活细节的位置。中国的个人主动性将得到更广泛的范围 。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邓小平认为，将“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国现在是稳定的，“必须保持下去，如果它要发展。”政府和人民“回顾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他们绝不会允许它再次发生。中国的改革是“史无前例”的，这意味着将不可避免地 “犯一些错误”，绝大多数人支持目前的改革，他说，但需要“勇气”和“谨慎”确保其成功。
事实证明，这些不是抽象的问题：邓小平不久将被迫面对他的“有序”改革方案所固有的紧张关系。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为汹涌澎湃的中国经济增长而惊叹，数以万计的留学生被派往国外，国内的生活标准大大变化，但是也出现了显著的迹象，新思潮正在内部翻腾。
改革进程的早期阶段倾向于合并规划与市场的问题。试图使价格反映真实成本必然导致物价上涨，至少在短期内 。价格改革造成民众在涨价前拿出积蓄购买商品，这造成一个囤积和更加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
在1987年9月的会议上，某某某提出一个转变，让约50％的国内生产总值依赖市场力量。且不说经济技术问题，这需要指挥系统的大量重组 。这需要更加重视，像在欧洲国家那样，对经济的间接调控，通过操纵和干预货币供应量，以防止大萧条。中国的许多中央机构将被拆除而其他部门的职能将重新界定。为了促进这一进程，党员审查和官僚精简被责令进行。由于这涉及三千万人而恰由这些其职能需要修改的人执行，审查面临许多障碍 。
经济改革的相对成功在后者不满的核心处产生了选区 。但政府将面临那些职位受到政治改革威胁的干部的忠诚度下降。
管理一个双价格体系开辟了腐败和裙带关系的多种途径。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实际上增加了腐败的机会，至少在一个过渡时期。事实上，两个经济部门并存—一个是正在萎缩但仍然非常庞大的公共部门，一个是日益增长的市场经济—产生了双套价格。 投机倒把的官僚和企业家因此可以在两个部门之间来回转移商品，为个人谋利。毫无疑问，在中国一些私营部门的利润是普遍贪污和裙带关系的结果。
裙带关系是一个特殊问题，特别是在以面向家庭为主文化的中国。在动荡时代，中国人求助于他们的家人。在所有中国社会中—无论是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还是香港—最终依赖的是家庭成员，他们以家庭标准决定受益方式，而不是抽象的市场力量。
市场也制造自己的不满。市场经济，随着时间推移，提高普遍福祉，但竞争的实质是有人赢有人输。 在市场经济的初期阶段，赢利很可能不成比例。输家都禁不住责怪“体系”，而不是自己的失败 。通常他们是对的。
在受欢迎的一面，经济改革提高了中国人民对生活水准和个人自由的期望，而在同一时间，又制造了紧张关系和不公平现象，许多中国人感到，只能由一个更加开放和参与的政治制度加以纠正。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事业也有越来越多的分歧 。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例子提出了辩论的利害关系。对一些中国领导， 开放和改革 是危险的异端邪说，类似于赫鲁晓夫扔掉了“斯大林的宝剑。”对另一些人，包括许多中国年轻一代的学生和党政官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个中国人自己路径的可能模式。
邓HZ负责的经济改革改变了中国日常生活的面貌。与此同时，毛时代消灭的现象—收入差距、奇装异服、和公开“炫富”—重现，提醒传统的共产党干部抱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屈服于可怕的曾被杜勒斯预言的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虽然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往往以马克思主义教条为辩论定框—如一个高调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运动—分歧最终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老问题。面向外界，中国是履行自己的命运，或是损害其道德本质 ？目的是什么，如果有的话，应该借鉴西方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吗？
1988年，围绕一个看似深奥的电视短剧系列，辩论结晶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六集纪录片《 河殇 》将中国比喻为混浊而流缓的黄河，认为中国文明本身已经孤立和停滞不前。混合着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起诉和对最近政治发展的隐晦批判，电影建议，中国需要重塑自我，面向外部世界寻找“蓝色海洋”，意指西方文明。该系列催化了一场全国性辩论，包括中国政府最高层次的讨论 。传统的共产党人认为电影“反革命”，并成功地将它禁止，尽管是在首次播出后。历经几代的关于中国命运和它与西方的关系的长期争论再度活跃。
第十五章 天安门
苏联专制的裂纹在1989年开始扩展到东欧，导致在11月柏林墙倒塌和苏联本身的最终解体。 但中国似乎很稳定，她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自1949年共产党胜利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以来最好的。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 。 两国合作阻止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美国出售给中国相当水平的武器；贸易在不断增加；从内阁成员到海军舰艇的互访交流一派繁忙。
戈尔巴乔夫还主持苏联时，计划在5月到北京访问。 莫斯科满足了北京提出的三个条件，中苏关系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苏联军队远离中国边境重新部署；和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各种 国际会议定期在北京召开，包括4月份的亚洲开发银行董事会会议，这是一个中国三年前加入的多边发展组织的会议，却意外地为下场戏提供了背景。
与周恩来在1976逝世时相仿，H的逝世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哀悼时机 。不过，近几年其间，允许讲话的限制已经放宽。 1976年周的送葬者引用寓言含蓄地批评毛和江青的古代王朝式宫廷政治，19XX年胡的同情者命名了他们的目标 。因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气氛已经十分紧张，那是中国1919年的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抗议当时虚弱的中国政府签署被认为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
H的仰慕者将花圈和挽联诗放在TAM Square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旁，许多人赞扬前总书记呼吁政治自由化的奉献精神，并要求他的进一步改革精神永存。 在BJ和其他城市的童鞋趁机表达他们对腐败、通货膨胀、新闻管制、大学条件、和档坚持幕后 “长老”非正式裁决的不满。 在BJ，各种童鞋团体提出七个要求，扬言要思威下去，直到ZF实施了它们。 并非所有团体都支持每一个要求； 但意见不同的怨恨前所未有地汇总升级为动荡。 以思威开始的活动演变成为占领Square，严重挑战ZF的权威。
活动以这种方式升级，既不是旁观者也不是参与者在月初可以想象得到的 。 到6月份，各种规模的FZF康议活动已蔓延全国341个城市。 康议者占据了铁道和学校，并在BJ封锁主要街道。 在Square，童鞋宣布绝。。。食，吸引了来自本地和国际的观察员和其他非童鞋团体的广泛关注，有的开始加入思威行列。 Z国领导人被迫将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从TAM迁移到BJ机场，举行了一个羞辱的袅莫悄的仪式，没有公众旁听。据有些报告说，有些PLA部队违抗命令，拒绝部署到BJ平息思威，公务员，与思威者一起散步，在大街上。 政治局势的挑战还由于中国遥远西部的事态发展而加重，在那里，藏族和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已经开始鼓吹他们自己的文化问题。
通常，起义像一出戏，当事主角忘了台词不知后面说什么时，脱离了控制的事态就依惯性发展。 对大人来说，康议激起了中国对历史上的动荡和文革记忆的担心—无论思威者的既定目标是什么。 学者黎安友令人信服地总结了僵局：
童鞋没有构成致命的挑战，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ZF。正府也没有乐意对童鞋使用。。。武力 。 双方共享许多目标和共同语言。 通过误传和误判，他们互相将对方推到一个妥协余地越来越小的立场上。 有几次解决办法似乎伸手可及，只在最后时刻消融于无形。 走向灾难的步伐开始时似乎缓满，但随着双方分歧加深而急剧加速。 现在知道结果，我们怀着恐怖感读着我们眼前的真正悲剧故事。
这里不是检讨导致XXX悲剧原因的地方；依他们在危机起始时参与哪一方，取决于多方面的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原因，每方都有不同的看法。 童鞋潮开始时要求补救某种怨气的具体措施。 但占领一个国家首都的中心方块，即使以完全和平的方式，也是一种战术—证明ZF无能、削弱它、诱发行为传染，使其处于劣势。
美国左右为难
国际社会的反应是天壤之别。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一个西式民主国家（确实一直拒绝如此）。现在，出现在世界媒体上的它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专制国家，粉碎人民对人权的渴望 。邓小平，之前作为改革者受到广泛赞誉，现被批评为暴君 。
在这种氛围下，整个中美关系，包括两国之间的定期磋商，受到来自形形色色政治组织的广泛攻击。传统保守派认为自己的信念一锤定音，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将永远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 整个政治光谱中的人权活动分子被激怒了。自由主义者认为TAM事件赋予美国义务去履行传播民主的终极使命。虽然目标不同，但批评汇集在制裁的必要性上，以此向北京施加压力，令其改变国内机构和鼓励人权做法。
老布什总统刚刚就职不到5个月，对制裁的远期后果深感不安。布什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将军都曾在尼克松政府服务。当他们主持办公室时都见过邓，他们记得他是如何在反对“四人帮”的阴谋和代表更大范围的个人权益的情况下保持与美国的关系。他们很佩服他的经济改革，他们平衡着两种态度，一方面尊重中国开放带来世界转变，一方面厌恶压制。他们参加过早先的外交政策行为，那时每一个美国对手都可以依靠中国的支持，所有亚洲国家都担心在世界上孤立的中国，苏联可以实行压迫西方的政策而后顾无忧。
布什总统在十年前的紧张时期在中国担任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布什有足够的经验了解这些在长征途上和延安窑洞里幸存下来、并在六十年代同时对抗美国和苏联的中国领导人不会屈服于外国压力或孤立的威胁。目标究竟是什么？要推翻中国政府？ 要改变它的结构，那么用什么替代呢？ 一旦干预开始，其过程将如何结束？ 代价是什么？
在TA门事件之前，美国对以外交促民主的辩论态度明了。简单地说，就是倾向于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理想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内体系影响外交政策，因而应是外交议程上的合法议题，现实主义者认为，这个议题超越任何国家的能力范围，因此外交重点应主要放在对外政策。道德戒律的绝对推断必须与从国家利益平衡出发的应急外交政策相权衡。在实际问题上，区别更加微妙。理想主义者，当他们寻求应用他们的价值观，将被迫考虑世界的具体情况。有思想的现实主义者明白，价值观是现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作决定时，区别很少是绝对的，往往归结于细微之处。
就中国而言，这个问题不以美国是否首选民主价值观为准 。如同中国政策辩论中的所有参与者，绝大多数美国公众将给予肯定回答。问题是在具体条件上他们准备付出什么代价，用多长时间和什么能力，在任何情况下，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结果。
关于与独裁政权打交道的战术，有两种广泛运作的政策出现在公开辩论中。一组观点主张对抗，敦促美国抵制不民主行为或侵犯人权行为，不给任何好处，只要美国负担得起，无论以什么代价。在极端情况下，它促使犯罪的制度转变，对中国的情况而言，它坚持将走向民主的明确行动作为任何互惠互利的条件。
相反的观点认为，促使人权进步更好的方式通常是接触政策。一旦建立了足够的信心，就可以以共同目的或至少以维护共同利益的名义，提倡民权实践的方式。
哪一种方法合适，部分取决于情形。有些侵犯人权的情况如此令人震惊，例如柬埔寨红色高棉和卢旺达大屠杀，不可设想美国能在持续关系中受益。由于公众压力既不偏向政权更迭或某种理念松动，因此对一个与其连续关系对美国安全很重要的国家很难适用。 中国正是这种情况，特别是她对西方社会的羞辱性干预记忆犹新。
中国将是世界政治的主要元素，无论TA门危机的直接结果如何。如果领导层重新团结一致，中国将恢复其经济改革方案，并越来越强大。 然后美国和世界将面临着决定是否恢复与新兴大国的合作关系，或寻求孤立中国，以促使它的国内政策采取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孤立中国会迎来一个长时间的对抗，这个社会在1959年苏联撤销其当时唯一的外援助时没有屈曲。在头几个月，布什政府仍运作在冷战的前提下，需要中国平衡苏联。但是，随着苏联威胁的下降，中国将以日益强大的地位出现，自己单干，因为对苏联的恐惧，当初将中国和美国联系在一起，也将会逐渐消失。
无论是对抗或接触，美国对中国国内机构的影响力有客观上的限制。我们有知识塑造一个像中国那么大，那么多质量，和那么复杂的国家的内部发展吗？是否有一种风险，当中央权威崩溃时可能引发内战重演，至少加剧了19世纪的外国干预？
布什总统在TA门事件后处境十分微妙，作为前美国驻北京联络处负责人 ，他体会到中国对可预见的外国干涉具有强烈的敏感性。 因为他有漫长的美国政治职业生涯，他精明地了解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 。他知道，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应寻求，如南希。佩洛西—那时是来自加州的民主党初级代表—所称，“给北京领导人一个明确的原则性的愤怒信息。 但布什也知道，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而这些利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理体系毫无关系。他对与一个在冷战世界的一些最基本的安全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近二十年的政府相对抗持谨慎态度。正如他后来写道：“对于这些有着可以理解的骄傲、古老、和内向型的人民，国外的批评（来自他们仍然认为“蛮夷”和未受过中国式教育的殖民主义者）是一种冒犯，而对他们采取措施是让他们再遭二茬罪。”面对来自左右两方的采取更强有力措施的压力，布什认为：
当谈到人权或政治改革，我们不能往其它方向看：但我们可以用平常直白的语言表述我们的意见，鼓励他们大踏步进步（自毛去世后确实有许多），而不是发**无尽的批评炮弹。。。。对我来说，问题是如何谴责我们认为是错的，并作出适当的反应，但同时仍与中国保持接触， 即使现在关系必须“中止。”
布什以技巧和优雅走过这段钢丝。当美国国会对北京施加惩罚措施时，他软化了刀刃。同时，为了表达自己的信念，6月5和6月20日，他暂停了高级别政府交流；中止了军事合作和警用、军用、和军民两用设备的销售，并宣布反对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向人民共和国提供新贷款。与美国的制裁相吻合，欧洲共同体，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采取了类似的步骤，世界各地的政府均表示遗憾和谴责。国会反映民意压力，推动了更强硬的措施，包括立法制裁（这比总统令更难以解除，因后者是在行政长官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并自动延长所有目前在美国的中国学生签证的法律。
美国和中国政府--十年多前已成为事实上的盟友—互相疏远了，在失去高层接触的情况下，双方的不满和指责日积月累。决心避免不可挽回的决裂，布什求助于他与邓小平的长期关系。他于6月21日起草了一封长长的亲笔信，绕过官僚系统和他自己的高层交往禁令，称邓小平为“朋友”。以灵巧的外交表现，布什表示他对“伟大的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崇敬之情”，并避免任何语言可能会提醒他在使唤邓小平如何治理中国。与此同时，布什敦促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了解当前在美国盛行的愤怒是美国理想主义的自然产物：
我也请你记住我年轻的国家成立的原则 。这些原则是自由和民主--言论自由、自由集会、不屈从于任意权威的自由。值得尊重的是，这些原则不可避免地影响美国人民的看法和他们对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的方式。 这不是傲慢或强迫他人遵循我们的信念的愿望，只是相信这些原则的持久性价值和普适性的单纯反应。
布什提醒，他本人只能在他国内政治影响力的限制下经营 ：
我会将后果留给历史书籍记载，但需再次说明，世界各国人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动乱和示威的流血结局。各国以各种方式反应。根据我所描述的上述原则，我作为美国总统所采取的行动是无可奈何的。
布什呼吁邓施以同情，因为这将影响美国公众意见—他含蓄地指，对布什本人的操纵自由度有利：
任何可能来自中国的声明，从先前的发言延伸出来的关于和平解决与示威者的进一步争论，将在这里很受欢迎。任何可显示对示威学生的从宽处理将获得全世界的掌声。
为了探讨这些想法，布什提议派遣一个高层特使 “绝对保密地” 到北京，“代表我对这些事项的衷心信仰，和对你完全坦诚地表白。”虽然他没有回避表达两国之间的观点差异，布什以呼吁延续现有的合作结束他的长信：“我们不能让最近发生的悲剧后果破坏了一个经过17年耐心建立起来的重要关系。”
邓小平第二天回应了布什的姿态，欢迎美国特使到北京。这是衡量布什对中国关系的重视和他对邓小平的信心，7月1日，在TA门暴行三个星期后，他派国家安全顾问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 伯格到北京。任务讳莫如深，只有华盛顿的少数高官和驻北京大使李洁明知道，他被召回听取即将访问的有关情况。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 伯格乘坐一加没有标记的C - 141军用运输机飞往北京，他们到来的消息如此保密，以致于中国防空部队据称给国家主席杨尚昆打电话询问他们是否应该击落这架神秘飞机。这架飞机能在空中加油，以避免沿途停留，并有自己的通信设备，使小组能够直接与白宫通信。在会议或宴会上，在没有任何标旗显示，这次访问也不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邓小平引用一句中国谚语，强调改善关系在于美国：“解铃还需系铃人。”就其本身而言，北京不会动摇“惩罚叛乱的煽动者，”邓小平誓言。“否则中国何能继续存在？”
作为回答，斯考克罗夫特强调了布什在他给邓的信中强调的主题。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密切联系反映了两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但它同时也带来了“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和观念的社会密切接触。”现在北京和华盛顿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中国国内的做法，一经在电视上播出，有可能对美国公众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 。
斯考克罗夫特争辩道，美国的这一反应反映了根深蒂固的价值观 。这些美国价值观“反映我们自己的信仰和传统，” “在我们两个社会之间的多样性中，”这与中国对外国干涉的敏感性份量差不多，是我们的部分：“美国人民在示威游行中看到的—不管是正确或错误的--代表他们最珍视的信仰价值的表达，这些价值观源于美国革命。 ”
中国政府对示威的处理，斯考克罗夫特承认，“完全是中国内政。”然而，它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样的处理引发了美国的流行反应，“这是真实的而总统必须应付。”布什相信维护美国和中国之间长期合作关系的重要性 。但他有义务尊重“美国人民的感情”，这要求政府作出一些不满的具体表现。行船驶出僵局需要照顾双方的敏感度。
困难是双方都有理。邓觉得他的政权受到围攻，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认为，美国的最深层价值观遭到挑战 。
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强调了类似的观点，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而分手 。斯考克罗夫特，像外交官经常解释死扣那样，将这一僵局解释为一个成功的事业，因为它保持了开放的沟通渠道：“双方进行了坦率和公开的 谈话。我们表达了我们之间的分歧，并听取对方，但我们仍然有一定距离去弥补差距。”
问题不能停滞。到了1989年秋天，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达到自1971年恢复接触以来的最坏点。两边政府都不想破裂，但似乎又无法避免。破裂一旦发生，就会以其自身的势头发展，就像中苏争论从一系列战术纠纷演变成战略对抗一样。美国将失去外交的灵活性。中国将不得不放慢其经济改革势头，甚至也许会由于国内稳定的严重后果放弃相当长的时间。 两个国家都将失去机会在许多领域建立双边合作并共同努力克服世界不同地区的动荡威胁，这些在80年代末（事件之前）都得到大大加强。
我这次看到的中国已经失去了我以前访问时的镇定 。在毛泽东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的行为表现出意识形态所赋予的自信和从几千年历史扩展内存中提取出来的对国际事务的经验丰富的判断。邓小平时代初期的中国表现出一种近乎天真的信仰，以为克服文化大革命的痛苦记忆将指引以个人积极性为基础的经济和政治进步。但自从邓小平在1978年首次颁布了他的改革方案十年以来，中国不但经历了成功的不亦乐乎，也有惩罚 。从中央计划到分散决策的运动在两个方向上不断遭遇危险：盘踞现状的既得利益官僚的阻力；和不耐烦的改革派的压力，对他们来说，这一过程太长。经济分权导致政治决策的多元化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动乱反映了改革共产主义固疾的难题。
在中国人看来，国际关系由国家利益和国家目的所确定。如果国家利益兼容，合作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没有任何东西替代利益的一致性 。国内结构与此无关—这个问题我们已经遇到过，即对红色高棉的不同意见。如邓小平所说，当遵守这一原则时中美关系就蓬勃发展：
当时，你和尼克松总统决定重新建立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不仅搞社会主义，还搞共产主义。 “四人帮”选择共产贫困的系统。您接受了我们的共产主义。因此，没有理由不接受现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社会制度为基础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现在可以有友好关系。我们可以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现许多共同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