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因横海镇留后李同捷叛命，宰臣屡屡入朝会商军情，韦处厚不意早起遇寒，入殿白事时竟晕仆于案前。文宗亟命宫侍扶归私第，但不幸病重，越宿即殁，以身殉职。窦易直亦于同时罢职，翰林学士路随继相。
二
近一年多时间过去，皇上还是没有主意。
时间到了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这一年起初的几个月里，藩镇纷扰不绝，河北一带已经是尸骨横地，城空野旷，户口存者十无三四。朝中，气氛沉寂，所有的政务只是忙于调兵遣将，应付地方的叛乱，各路王师瞻头顾尾，亦全无效果。幸好，到了八月，双方又不得不妥协，局面渐渐平息，天子又得以有机会再次暗中计议他的大事。这时，他心里有点数了。
皇上先召回了李德裕。
文宗考虑：裴度年老多病，其威在外而不在内，似难膺负心中的这件重任；韦处厚又死，其他文臣，也不堪大用。穷则思变，皇上的思路稍稍有了点突破。
先是去年，裴度不经意之间，突然荐举二十几年前的旧人、此时起复为礼部郎中兼集贤殿学士的刘禹锡，皇上心中就是一动。后来一想不妥，此举多少有些树大招风，未必能行。可当裴度转而推荐李德裕时，文宗便觉得不妨一试。八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被召入京任兵部侍郎。对此，皇上不无深意，至少是欲用他为相。可没想到的是，就在同时，枢密院却引举了李宗闵入相。这么一来，计划就全被打乱了。
皇上开始还没意识到。
李宗闵什么人？此公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与皇甫湜、牛僧孺在制举试中一同上书指责朝政的主角，为此与僧孺受到不公待遇，长期不调。后来又在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一次科试纠纷中，因涉请托，罢官出朝。前数年复出，任礼部侍郎，算是有了一些转机。宗闵是元和三年那次风波以后最记仇的一个人，但奇怪的是，他把受迫害的帐没算到真正的主凶吐谷承璀身上，却记上了当时的宰相李吉甫。父债子还，他对李德裕十分反感。
在文宗印象中，李宗闵这个人没什么政绩，资望也不算高，他不懂枢密使杨承和为何就是要拜他为相。其实，宗闵走的是宪宗驸马沈■的路子，沈■又转托内宫中的老人、女学士宋若宪代请杨承和，绕了一大圈，这才算托到了正门，真难为他的一片苦心。说起来难以理解，宗闵早年也是反对宦官贪横的，但与元稹一样，吃过中人的亏后，反过来又去依托中人，不说朝秦暮楚，起码也可谓之生而多变。更奇怪的是，自元和三年以后，他就十分讨厌李吉甫、裴度、元稹以及李德裕，再也没有改变过，这又能称得上是极端专一了。也许，处在政治漩涡中的人，都免不了欺软怕硬的通病？
李宗闵一入台阁，就转命刚刚在几天前到京的李德裕为郑、滑节度使。
德裕见诏，长叹不已。行装甫卸就又得上路，满腔悒郁，无可申诉，一时黯然难禁。刘禹锡得知，送来一首诗，末句有道“自古相门还出相，如今人望在岩廊”。德裕读毕，虽明知这是老友安慰之语，但心中也略略好受了一些。八月底，德裕转赴滑州。
此后的事情也都是皇上无法想到的。
宗闵上台，自然就引举了亲密战友牛僧孺入相，时在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正月。这事顺理成章，朝中没人反对，枢密使们更是赞成，不需天子就可以拍板。此后的几个月，李、牛二人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免。
数年前回京的元稹首当其冲，被命为武昌节度使出京，填补牛僧孺入朝后的空缺；
李德裕的好友郑覃罢翰林侍讲学士，改任工部侍郎；
年高体弱、大病刚愈的裴度又被外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裴度一手提拔的崔从出为淮南节度副大使。
……，……
皇上开始明白了其中的奥妙了。这不是典型的囿于私怨而置国家于不顾吗？！日日听着宰相琐屑的奏事，再看着王守澄指指画画专横的样子，天子真是恼丧万分，宦者强横，全是这些相互攻讦之臣不以天下为意的结果，否则，有一人为朕分忧，亦不难改变局面。文宗心道：“此辈朋党比周，断不可当朕大任！”到这时．皇上拿定了主意，决定就选择不久前自己刚刚开始倾向的那位大臣：翰林侍讲学士宋申锡。
也是事出有因。六月的那一天，皇上召来申锡讲读《贞观政要》，其时，正逢心情不佳，君臣谈了一会，皇上突然控制不住，叹了口气。
申锡肃然，垂手不语。
文宗第一次仔细打量了一下他，心中开始掂量起来。皇上知道这位出身孤寒，进士及第，以对策而知名的大臣和其他朝官浑无爱怨，不属于任何派别，是个持重厚道之人。委以腹心，托以大事。确是个恰当的人选，只是不了解他心意如何。心念及此，皇上便道：
“贤卿日与朕讲经论道，竟不知道朕的心事吗？”
申锡惶恐：“微臣不能分主上之忧，罪该万死！”他清楚皇上的想法，一想到当今天子英明睿智而陷于人手，心里何尝不也是戚戚然，在皇上的追问中，申锡觉得自己无用，十分的惭愧。
文宗被他的情绪勾出了辛酸之事，再也忍不住：“宦者强盛，逐日为甚。元和、宝历比致宫禁之祸，至今弑逆之徒尚在左右，如今专横跋扈，犹有甚于昔者，”皇上一拍龙案，“朕每受其逼，尤须外示优渥，长此以往，为祸不远，朕何以告宗庙社稷？！”
申锡也是激动不已，声音哽咽：“陛下且宽圣怀，微臣不才，愿效死力！”
文宗甚喜，觉得自己判断没错，宋申锡确是个可用之人。实际上，皇上此时身在九重，欲求外助也不可得，申锡时为翰林侍讲学士，居于内廷，是惟一可吐心事的朝臣，皇上不靠他，又靠何人？
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3)
君臣商定了一些粗略方案，都认为先除去王守澄的内逼威胁是第一要务。申锡领旨，皇上还有点不放心，一再叮叮申锡务必联络外廷朝臣，广为准备，不可草率。文宗道：“朕可设法诏卿入相。居宰辅之位而行事，自多方便。贤卿千万小心，莫负朕之厚望！”
申锡叩首而退。
果然．几天后，文宗下诏加申锡“尚书右丞”之衔，一个月后的大和四年（公元830年）七月，又加“同平章事”入相。这一切并未招致枢密和神策军方面的怀疑，进行得十分顺利。
朝中很多人对申锡主事抱有幻想，都以为他对目前“威令不出于人主”的局面会有所改作，至少可以改变一下朝官之间不正常的现象。然而，申锡在政事堂的表现却令他们大大的失望了。这很自然，申锡的心思原本就不在更新朝政上面，他是密负上旨而来，有另外的重要任务，平常的政务剖断显得因常循旧，实乃不得已之事，外人又从何而知。
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元旦前后，皇上在与申锡的往复商量中制定了计划，决定采取一种非常手段：即时诛杀宦官。文宗没想到的是，此举绝对是个下下之策。
首先，宦官目前势力颇劲，王守澄大权在握，若要从容剪灭，绝非易事。加之对方耳目众多，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其次，无奈之下选中的宋申锡，其实不是个恰当的人选。这个道理很明显，申锡不是个阴谋家，又如何能行“阴谋”之事？！
在不握禁军，又无外镇后援的情况下，对王守澄采取行动，必须要有一个人参加，这就是帝国首都京兆府的行政长官“京兆尹”。首都和陪都所在地称府，这是汉代的遗制。作为首都所在地，京兆府掌治天子辇毂之下，供给百物，调拨夫役，其务远重于外府州县。而护卫王畿，更是首要之责。以是之故，其长官“京兆尹”之地位不亚于台省首脑，出任人选，包括所属诸县的“令”、“丞”、“簿”、“尉”，皆选精明强干者为之。京兆尹倘不阿容苟且，京中权贵、宦官以及禁军将校之横暴就会相对收敛；反之，朝贵与京畿府官结成势力，帝国中枢就将大大不利。因而，本朝对京兆尹及其属官的任命一向极为慎重。申锡欲图事，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委任可靠之人出任京兆尹，借其之力襄助大事。这点申锡是清楚的。
可申锡不知怎么却挑中了吏部侍郎王璠。此人以前仗着受李逢吉信任，任御史中丞，行为狂傲，目空一切，在朝中名声很臭。有一次，与左仆射李绛在街上相遇，交车时竟不避让。“仆射”是国家优待功臣元勋的荣誉之职，虽无实权，但衔高遇重，按朝廷礼制，一般官员是必须表示敬意的。李绛看不惯王璠的狂妄。给当时的皇上敬宗上了一表，指责他尊卑不分。为此，尽管有李逢吉的庇护，王璠也被罢为工部侍郎。申锡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才做出这个决定，也许，他也有他的理由，但实在太草率了。
事情是在极其秘密中进行的，正月中旬，申锡面见王璠，示以天子密诏，并约以京兆尹授之。王命如此，王璠当时答应考虑。
但王璠权衡再三，这事做不得！在现时情形下，利害得失太明显了。王璠既无起码的道德信念，他便首先要为自己考虑。于是，王璠悄悄地找到了郑注。王璠曾是李逢吉的亲信，李、郑二人又不是一般的关系，自然王璠与郑注是能够说得上话的。郑注没想到皇上竟然已经有了行动，不敢怠慢，立即禀告王守澄。守澄大吃一惊，“此事如何处之？”
郑注多年以来一直是守澄的左右手，自诩谋略过人，每与守澄筹划，招数都在阴辣狠毒之间。此刻，又是一副山人自有妙计的模样。
“郑生有何教我？”守澄已是非常着急。
“事不宜迟，当先下手为强，去宋申锡以清君侧。”
“计将安出？”
“先帝遽逝，今上本不当立，王公难道忘了？宋申锡与漳王时有过从，去之何患无辞！”
此计甚毒，漳王李凑乃是文宗的弟弟，颇有人望。再说，朝臣交通诸王，其中就大有文章可做。守澄听罢，立时就明白了，马上就吩咐郑注准备。
郑注找来一位神策军官，名叫豆庐著的，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番。这个豆庐著时任神策右军的都虞侯，是守澄的亲信之一。神策军侦伺朝廷大臣过失，也不是头一回了，郑注与王守澄等已经无所顾虑。
二月下旬旬末，王守澄突然发难。
先是二十八日，豆庐著奏上一本：宋申锡谋立漳王！疏中同时举报，参与此事的有负责为诸王采办的宦官晏敬则、宋申锡侍从王师文等人。翌日，守澄直接将奏疏呈于皇上，奏称：“臣得本军都虞侯豆庐著奏状，告宋申锡与漳王谋反！”文宗一听，晓得出事了。
尽管文宗对守澄此举猝不及防，平时对漳王也有所猜忌，但一想到牵涉有宋申锡在里面，心里何尝不明白。但碍于情势，皇上还不得不故作愤怒状：“竟有如此之事？！”
守澄不容皇上喘息：“宋申锡大逆不道，臣请全城戒严，搜捕逆党，并屠其全家，请陛下敕准！”
这就是要下重手了。守澄很清楚，所谓宰相谋反，事极荒诞，肯定是经不起推敲的。因此他不希望把它变成一件普通的案子，他要借“谋反”这个强烈的罪名一鼓作气，把天子的种种企图彻底摧毁掉。
皇上饶是沉着，见状也是大大地恐慌起来，一时说不出话。
守澄走上一步：“请陛下当机立断，臣愿亲领二百骑前往！”言下之意，今天你皇帝就是不答应也不行。
面对守澄的咄咄攻势，文宗都快要绝望了。
三
刹那间，紫辰内殿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宋申锡命不该绝。与王守澄同时进来的还有一位宦官，这就是当年在敬宗时平定苏玄明、张韶叛乱立下大功的马玄亮。马氏虽然也做过神策中尉--平乱时即任左神策中尉--而且还有勤王救难之功，但此人与王守澄等人不同，他并不十分热衷于权力，为人既颇忠厚，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信仰也甚为坚定。此际，他的官职是飞龙使，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使职，往往以宦官中颇承恩遇者担任，专领原来由殿中省、太仆监主掌的天子舆辇牛马之务。马玄亮是受皇上的传呼人殿白事的，正巧遇到王守澄奏报机密，宋申锡便有救了。
玄亮觉得，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尚无确证，就要屠戮宰相全家，这将置国家法令于何顾？他当然要表示反对。
“陛下，千万不可草率！遽出禁军，城中不乱而乱。”
玄亮只思忖了片刻，但这一会对皇上来说，简直就像熬过了一年时间一样。
文宗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暗自吁出一口长气。
守澄瞪着玄亮：“如足下之言，难道让逆贼逍遥法外不成？！”
玄亮不让步：“即使申锡或有不轨，也应召宰相廷议其罪。”
文宗赶紧发话：“马卿言之有理，明日召宰相延英廷对，共议此事。”
至此，王守澄只得罢休，他恨恨地看了马玄亮一眼，朝天子匆匆施礼便掉头而去。皇上望着他的背影，心里百感交集，不知是什么滋味。
第二天是旬休日。本朝官员在职期间可以休假，称之为“休沐”，除节令假外，百官每十日一休假，名为“旬休”，时间是每旬的最后一天。这一日，正在休假的宰相们被宫中传唤：天子在延英殿召见，有要事相商。几位宰相得命后急忙赶赴大明宫，宋申锡不明就里，也随之来到。四人在中书省东门，遇到了前来迎候的一位宫使，这人一看到申锡便道：
“圣上所召，并无宋公之名。”
路随、李宗闵、牛僧孺都是莫名其妙，申锡陡听此话，心里先是一惊，但马上就反应过来：“事情泄露了！”他极力控制着情绪。转过身来朝着延英殿的方向，郑重地抱笏叩头，行遥觐之礼。“臣不能克峻大事，罪该万死！……，望陛下保重！”申锡心内是一阵辛酸，自己现在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申锡作罢，起身缓缓退下。旁边的三位宰相看着，满腹狐疑。
进入延英殿，文宗早已升座，班立者除王守澄外，尚有左右枢密使在列。殿内气氛肃然。
文宗见宰相们到齐，出示豆庐著的奏疏道：“神策右军告宋申锡与漳王谋反。”
路、李、牛三人相顾愕然，这怎么可能？接过奏疏一看，简直就像是传奇故事一般，横竖理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大家心里隐隐约约地感到其中有故，但却说不出一句话。
文宗的话浑无声调，有气无力：“朕已命中尉王守澄系捕豆庐著所告之晏敬则、王师文二人。”皇上顿了一顿，又加了一句：“申锡等有无反状，不久自明，卿等不必惊骇。”这就是话中有话了，可这几位不知前因后果，哪里省得。
王师文是申锡的随从，知道一些其中的内幕，见事情不妙，立即逃亡。可怜那位晏敬则根本就不知内情，糊里糊涂地就被抓到了宫中。三月初二，申锡先被罢为左庶子，等候处理。
事情正式宣布后，朝官们都是莫名惊诧，没有一人敢站出来说话，只有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觉得案子的进行有违制度，接连上疏请求将此案交付外廷司法部门审理。皇上顺水推舟，诏准其奏，可还是晚了，晏敬则在禁中已经屈打成招。
文宗再次被逼到无奈的境地，只得孤注一掷。初四，皇上诏开延英，命三师以下及各台、省、府、寺诸大臣悉赴殿合议，指望朝官的力量使事情有所缓解。
谁知宰相们使皇上大为失望，李宗闵不出一语，牛僧孺、路随的反应也很微弱，宰相退下后，案子几乎已经定谳。中午时分，其他朝臣进入延英，皇上甚至都不抱希望了。
可谏官们的意见却十分强烈，一致请求将案子交付外廷重新按核。皇上心想：“宰臣都不表态，谏官毕竟言轻，王守澄岂能善罢！”到此，文宗极为担心神策右军会弄出大事，这可就非同小可！皇上想到这一节，不免犹豫不决。但十几位谏官坚绝不退，马玄亮更是叩头不止，流着眼泪道：“杀一匹夫犹不可不慎重，何况宰相！”文宗见状，鼓起勇气，命召回宰相再议。
这一次牛僧孺终于委婉地表示了对这件冤案的反对意见。
“人臣不过宰相，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其所谋，所为何来？申锡当不至于谋反！”僧孺这话说得倒也恳切，皇上觉得有点分量，可以与守澄讨价还价，至少能保住申锡的性命。于是，文宗命众臣退下，听俟诏制。
郑注听说了延英辩论的情形，觉得这样下去反而不好，届时定会重审，事情弄不好要败露。当天下午便立即来到王宅，劝说王守澄止行贬黜就可以了。守澄想想也有道理，遂不再坚持处死宋申锡。初五，诏旨就下来了，贬漳王为公爵，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其余案犯或处死或流贬不等。
马玄亮当日就请求卸职退休。宋申锡虽免于横死当时，可不久也在贬所郁郁而终。临死之前，他一直都在恨恨地念着一个人的名字，他没有忘记，这件事情除了自己以外，只有一个人知道，这就是王璠，他要诅咒这个小人，让其也不得善终。
这第一次行动尚未开始就彻底失败了。
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4)
文宗虽然沮丧万分，但他的信念却并未因这次的失败而消歇，五年来的日日夜夜，皇上的心里只有这件事情，它关系到天子的名誉和社稷的安危，如何又能轻易割舍！文宗所不能忘怀的，是这几个不能为天子主持正义的宰相。到了这一年的年底，皇上的不满越来越重。
三月的宋申锡事件是主要起因。在整个事情的过程中，李宗闵、路随竟是一言不发，牛僧孺也没有表现出国家宰臣所应有的风范，结果是由家奴们说了算，皇上的愿望彻底破灭。九月份，在与吐蕃的边境上发生了“维州事件”，牛僧孺又不同意前敌指挥官李德裕采取强硬对策，坚持走和平妥协的路子，结果却是让帝国丢尽了颜面。吐蕃就在边境之上，当着使节的面，将我方交还的维州投诚将士全部处死，场面极其酷烈。
十一月份，回京任枢密使的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向文宗报告了这一情况。作为参与其事者之一，他对朝廷的这一举措十分不解：“缚送投降者以归，绝后来投诚者之路，岂是良计？！”皇上听了，也甚为后悔，对牛僧孺就更是不满。
文宗对这几位宰相已差不多彻底失望。他在延英殿当面就问他们：“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究竟有无佐理兴化之心？”这话显然说得很重了。皇上也是郁闷之极，才如此责备宰相。照皇上的意思。眼下不仅河北诸镇不得安宁，四夷骚扰不绝，更要紧的是天子身边的现实简直不成体统，尔等作为宰辅之臣，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心吗？！
李、路答不出来，僧孺居然还有理由：“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治，亦可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能及。”满足于现实，成就感十足，这是无能者固有的嘴脸。僧孺虽非庸碌小人，但陷在朝臣党派圈子里难以自拔，有这个想法不足奇怪。可他作为一位儒士，不能对宦官执政的局面有所批评，反而拿“小康”来搪塞，还委婉地指责天子“别求”，这就很不像话。比起宋申锡为天子分忧而不惜牺牲的勇气，就差得太远了。
天子有何“别求”？不外乎翦除宦官而已。当然首先得清除朝官的内讧，团结一致，合力对外。当朝宰臣既不能理解这一层，皇上自然便要换人。十二月，文宗罢牛僧孺出朝，又召回了在西川任职期间政绩颇著的李德裕。
但李德裕也很难有所作为。作为李吉甫的后代，一位有主见的大臣，他就一定会有很多政敌，尽管他的品行无可指责并又富于才干，但同牛僧孺一样，一旦卷入党派政治的旋涡，便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更何况，宦官对这种严格按正统观念行事的人，天生就有一种抵触情绪，在此局面下，文宗要靠德裕达成治理，绝对是个空想。
但是皇上心切，人情望治，大和七年（公元833年）二月二十八日，文宗任李德裕为相。这一天，久旱的京城忽降大雨，这是一个难得的佳兆，连禁中的有些宦官都说，李德裕该称“李德雨”了。朝野对德裕此次入相，确实是期望甚高。
李宗闵却没有这样的心情，他是自李逢吉之后最不满李德裕的人，也是结党最厉害的一个。他的周围不少人，比如给事中杨虞卿、萧澣，中书舍人杨汝士、张元夫，户部侍郎杨汉公都是他一手提拔的亲信，其中三杨还是从兄或亲兄弟。德裕一入相，第一件改革之举就是清除“朋党”，李宗闵又岂能坐视。
两人展开斗争，互不相让。先是德裕在天子面前提出，三杨及萧、张等人结党营私，舆论最为不满。文宗同意，“据朕所知，众人皆以杨虞卿、张元夫、萧澣为党魁。”皇上如此说，宗闵只能寻找遁词，便否认自己曾主张授他们以美官。德裕当廷就一条条予以驳斥，事实俱在，宗闵无话可说，大为窘迫。
此后德裕连贬三人出京，又提升先前被李、牛贬抑的郑覃出任御史大夫。宗闵再度反击，在皇上面前力言其不可。但文宗喜欢读书，很欣赏郑覃对经术有独到的理解和议论，坚持任命郑覃，甚至见因宗闵反对而宰相不能一致通过，干脆不通过中书门下直接宣布了这一任命。
宗闵气得不行，对枢密使崔潭峻发牢骚道：“圣上事事宣出，要宰相何用！”
崔潭峻一语双关：“八年的天子了，就让他做一回主吧。”文宗即位，至此正好八年。
话怎么能这么说？连宗闵听了都不是滋味。
宗闵在第一回合失败了，六月，罢相，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七月，右仆射王涯被命为宰相，并兼度支、盐铁转运使，主掌财政。王涯博学多才艺，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就得中进士，历仕宪、穆、敬、文四朝，在中央、地方都担任过要职，对财政也有一些办法。王涯这次为能够入相，花了不少钱物，托郑注打通了王守澄的关节，才得以实现。他没有想到的是，到头来却是自己给自己买了个大大的不幸，正是这次入相，造成了他最后的悲剧命运。
德裕在宗闵出京后继续推行他的方针，包括改革进士科考试的内容；使宗室诸王出使外任等等。不过，这一年又很快到头了，德裕在清除李宗闵之辈的过程中手法过重，没有采取更为圆滑的手段，遂又一次地树立了对立面，从而也给自己堵死了退路。远的不论，就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德裕能否安于其位，也就成了一个未知数。
十二月十八日，皇上突然中风，口不能言。为此，王守澄紧急召来郑注，这位既有谋术，又通医道的奇士，为皇上治病。结果，疗效极佳，虽然还未能完全治愈，但皇上在十六天以后，新年（大和八年，公元834年）的正月初五便能在太和殿召见群臣。
尽管中风是天子家族几代以来的老毛病了，但这仍然算是个偶然的事件，不过，郑注能药到病除，却是偶然中的必然。上天注定要给郑注这么一个机遇，因为这个机遇，先是他本人，然后是李仲言，走上了帝国政治舞台中心。他们二人在未来的一年里进而得以主宰了朝政，甚至成为了文宗百挑千选之下的最后垂青者，为天子发动了第二次也是最主要和最后一次反击，这一次反击更为惊心动魄。
四
郑注在医术上确实有一套。
说起来话就长了。郑注本姓鱼，因为郑氏是大姓望族，遂冒姓为郑，早年就以医药之术游于长安权贵之间，后来他也正是凭借此道才得以投入王守澄的门下。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起，郑注先是被李愬所用，署为节度衙推等职，随之转战各地。郑注医术精湛，屡验其效，李愬对他极为赏识，渐渐地，连军政大事之可否，都经常与之商讨参决。郑注在这方面也表现出很高的才略，为之筹谋，皆得采纳，因而得以在李愬军中挟恩娇纵，作威作福，惹得军府将士甚为怨怒，都欲除之而后快。但李愬看中了他的智术和医道，每为袒护，大家敢怒不敢言。
王守澄当时在李愬军中任监军，听得将士们反映，也很讨厌郑注。后来，郑注结怨太深，军将们都忍无可忍，纷纷到守澄处诉苦，守澄便去请求李愬排斥此人。
李愬一笑：“情况我都知道，郑注是有这些毛病。不过，这个人确实是个奇才，将军若是不信，不妨与其谈谈，要真是一无所取，去之未晚。”当时宦官出为监军，多挂诸卫将军之衔，故李尊称守澄为“将军”。
说罢，李愬吩咐传话郑注，“内衙将军召见。”
守澄面有难色，心想：“我怎么能见这么个人！”但节度使如此说，他也不能完全推托。没办法，守澄很勉强地接见了郑注。
有阴诡之机的人天生有一种常人很难具备的才能，这就是善揣人意。不惟如此，这种人更有一种以片言只语打动人心的机辩，一般人是很难抗拒的。果然，守澄与郑注略谈了一会，就被他完全征服了。从外厅谈到内室，两人促膝投分，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郑注成为了守澄的亲信，并随之入京，开始了他不平凡的活动。
长庆、宝历之际，王守澄入知枢密，专领国政，郑注如鱼得水，往往是昼伏夜动，专门从事守澄不能公开进行的勾当，一时门庭若市，从奸巧之徒到朝廷大臣，无不争趣其门。长安城中的人都知道，要找王守澄办事，先要去求郑注，当年李逢吉入相，就是通过侄子李仲言走的这条门路。京师好事者给他起了个外号，曰“鱼郑”，后来干脆称之为“水族”，取其本姓之字义，也有讥讽他圆滑巧佞的意思。
宋申锡事件后，郑注外放为邠宁行军司马，大和七年（公元833年）九月，卸职入京师时，被御史重重地参了一本，差一点完蛋。
首倡者是侍御史李款，在十天之内，连续上了十几道奏章，请将郑注交付法司。王守澄见风声甚紧，便把他藏在自己的神策右军军营里。郑注也知道，因为宋申锡冤案，自己犯了众怒，眼下只能缩头不出，避避风头再说。有王守澄的保护，一两个朝官的弹劾倒也是奈何他不得的。
但其中还有一个值得细细说上两句的事情。
宦官之中，也大有派别，早年的李忠言与俱文珍的分野就是一例。特别是宦官分领左右神策军，两中尉地位相当，为争取权力，自然就有分歧和冲突。这也是由来已久了，左军先是马玄亮，与当时的右军梁守谦就有不和。眼下右军的王守澄独掌大权，挟天子把持朝政，宦官中便就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满，其中包括现时左军中尉韦元素，左右枢密杨承和、王践言。在利害相同下，三人更是联合了起来，合力对付王守澄，而郑注被朝臣弹劾，正是一个契机。有左军与枢密参与了进来，郑注就危险了。
左军将官李弘楚建议中尉韦元素诈病召郑注医治，届时在左军中先杀后奏，“有御史的弹奏，又有杨、王两枢密在圣上面前进言，大人绝不会因除奸而获罪。”李弘楚道。
元素以为然，遂召郑注。郑注晓得此番前去凶多吉少，躲过今日躲不过明日，遂走险招，果断地来到左军。一见到韦元素便跪行数步，接着俯仆在地，又是一大段滔滔不绝的自诉，一把鼻涕一把泪，端的是感人至深。
元素心软，不觉同情他起来，听了他的一段表白，也觉得有道理，赶紧下座将他搀扶起来。郑注一见得计，话就更多了，巧舌如簧，说得元素是兴趣盎然，早把杀他的意念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李弘楚立在元素身旁急得不行，屡次以目示意，元素就是视而不顾，最后还厚赐郑注不少金银布帛，放了他回去。
郑注刚走出屋外，李弘楚便道：“中尉大人今日不能决断，来日必受其祸！”元素不语。弘楚望着门外郑注的背影，跺脚长叹不已。
王涯出任宰相，郑注在中间出了不少力，王涯为了报答郑注对他的襄助，最后压下了李款的奏状。守澄又在皇上的面前说了话，郑注终于逃过了这次难关，升任侍御史兼右神策军判官，得以正式在王守澄手下任职。任命一下，朝野无不骇叹。极权政治之怪往往如此，一个人越无行，受到的抨击越多，极权者就越是要扶持此人。原因无他，“极权”的实质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大家都赞成，又何能显出惟我独尊的快乐？
以郑注的天才，又借天子得病的东风入侍医药，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当郑注略施小术，开出几副药，说出几段话后，文宗便成为了他所征服者名单上新的一员。
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5)
单有郑注，恐怕还很难有异日之变。在大和八年（公元834年）正月，皇上因风病小瘳，发布大赦后，又有一个“奇人”回到了长安。
这就是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当年为逢吉迫害裴度、元稹的主要策划者。
此人更不同寻常。比之郑注，他虽然没有小道之术，但却是标准的名门之后、进士及第的士流。形貌魁梧，神情洒脱，长得一表人才。更兼才识过人，机辩不让郑注，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身份地位比郑注更能成事。
李仲言可并不斤斤计较一时的得失，也不会为金钱权位而得意忘形，他是有大志的人，起码也要像他的祖先一样，出将入相，成就一番大业。仲言的一切行事，都是在为此做准备，对他来说，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起先依赖李逢吉没有成功，并不意味着他就此沉沦不复，仲言任侠豪放，有不少两肋插刀的朋友，郑注就是其中的一个。郑注既为皇上所宠信，他的机会就来了。
仲言得罪流贬后，是因为母亲去世，才返回洛中故里居丧的。此次入京，他带了价值百万的金帛珍宝，目的有两个，一是为李逢吉上下打点，一是为自己活动，希望能够恢复一官半职，重新步人政坛。一来到长安，他当然第一个就找郑注。
皇上好《易》学。《易》之道，其思也博，其用也大，是一种富于辩证，讲究哲理的神奥之术，所谓一阴一阳之间，天地皆备，八八六十四卦，涵盖万物。想当年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圣人以后，虽未亡于秦火，然微言既绝，大义亦乖，若非上智之人，不能略窥堂奥。当今天子好学深思，才智不让古贤，他对《易》学，下了很大的功夫，即位以来，常常是捧以随辇，朝廷无事时，便在偏殿读之竞日。这几年来，皇上把一腔郁闷全部转化成了读书的热情，他迫切需要在书中找到解决的方法，皇上常感慨的是：“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何以为人君？！”其实，现在的天子“甲夜视事”早已难有作为，恐怕也只能是“乙夜观书”罢了。
皇上对《易》学的爱好如此强烈，当然不仅仅是出于对古代典籍的崇拜而已，文宗在这部书里，获得了一种《贞观政要》以及其他书中所没有的东西。奇正反合，阴阳交感，乾坤为列，否极泰来：“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君子以远于小人”……，都是皇上孜孜探究的问题，皇上把圣人垂则与眼前之事联系起来，似乎就更能理解书中的深意。皇上披览群书之时，或扼腕欷歔，或欢呼裣衽，但读《易》时却多是沉默不语，很明显，不甘的天子自有心机。可惜的是，朝中却无人通晓《易》道，身边的三位侍讲学士虽然时相顾问，但解绝不了什么实际疑难。皇上苦无商析疑义、倾述衷怀的对象，其寂寞可想而知。
巧的是，李仲言精通《易》学，他浸淫此道十几年，仕途的不幸更使得他对易理有深厚的理解。仲言既托到了郑注，郑注自然便将他引荐给王守澄，守澄得知仲言独擅其术，便郑重地推荐于文宗。同得到郑注一样，皇上大喜过望。
仲言尚在居丧期间，不好除授官职，为避人耳目，皇上命他着戎服。对外称“王山人”，与郑注同时在禁中行走。
王守澄暗自高兴。从他这方面来说，宋申锡事件暴露出两个苗头，一是皇上对他的态度，一是左军的不良企图，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守澄荐举郑、李二人，特别是引举标准的士流李仲言，有自己的考虑，他希望两人能够扼止住不利的趋势，同时扩大己方的实力。从文宗这厢来讲，对二人一见倾心，相遇恨晚，立即就准备重用，其中也有外人难以猜度的打算。至于郑、李二人，更不是吃素的，皇上忧怀万方、魂不守舍的心态，很难不被他们感受到。得以近君傍圣，自古而来都是为人臣子感戴不尽的幸事，更何况天子对他们是如此的亲近，两人的兴奋与激动是可想而知的。感觉最强烈的是李仲言，因为王守澄为避人耳目，已经在此后不久把品行粗俗的郑注调为昭义镇节度使。
于是，三方都是各怀心事。
一场变故将不可避免地到来。谁将是这场变故中最后的胜利者．现在还很难看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处于文宗和王守澄之间的另外一些宦官，无疑会在双方的势力消长中获得好处。
仲言在与皇上的讨论中尽显才华，君臣解《易》之际，更多的是谈到了经典以外的事情，如同当年的宋申锡一样，仲言也被皇上誓雪仇耻的激愤深深打动。他毕竟是一位儒士，当然知道为国为君是个人的至道，仲言无法拒绝这一强大的诱惑，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第一件有为之事。
郑注也不例外。与仲言为人稍有不同的是，郑注平常更多的是考虑到成败与得失，这是他做人的原则。参与天子的穷则思变之举，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但大事却未必有大利，郑注每一次行事都是注重于理性而不重感情的，但这一次却不知何故，同样也被激情冲昏了头脑。王守澄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作茧自缚，推荐给皇上的两个人，最后都将倒戈相向，成了他的掘墓者。
这也是天子的力量。只要天子还是天子，哪怕是懦弱的傀儡，或是残酷的暴君，他仍然拥有一种惟一的、正义的、具有强大震慑作用的感召力，既如泰山压顶，又如三月春风，令人不可抗拒。成功的天子往往都是善于利用这一力量的人。文宗知道他俩是王守澄的亲信，只有攻心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惟其如此，才能出其不意而占得主动。话虽这么说，但其实，皇上这时也属无奈，身在九重深处，既无内应又无外援，差不多已是慌不择路；更何况，朝中大臣没有一人能够理解的心事，竟被对方阵营中的李仲言一点即破，皇上又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在文宗心目中，李郑二人既是反正的义士，又是富于谋略的奇人，一嫡出名门，一起自草泽，阴阳交合，正反相成，是符合《易》理，契于天意的安排，文宗不能不下决心。
但皇上亲用仲言遭到了宰相李德裕的强烈反对。
“李仲言先前所为，陛下想亦知道，”德裕这话，指的是仲言先前陷害裴度和元稹的事。“对这么个人，陛下如何能置于近侍之位？！”
皇上难于正面回答，反问道：“难道不容许他改过？”
“此人坏在本心，断不会改。”德裕这个结论下得斩钉截铁，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了，皇上不悦。
不过仲言的处境确实不好，早年的前科尚未被人淡忘，自己又是受处分的人，身无半职，加上刚刚母丧期满，皇上也不大好说话。八月，文宗只授了他个“四门助教”的职位，这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下设的“四门馆”里的一种教职，官阶只有“从八品上”。就是这样，门下省犹欲封还敕书，幸亏王涯做了手脚，任命才得以通过。
文宗已不能等待，十月前后，他不仅召回了郑注，而且升仲言为翰林侍讲学士，并且同意他俩的提议，征召李宗闵还京复相。将德裕又外放出京。仲言对此想得很清楚，你李德裕既无情，也就不能怪我不义，自己正干着一番百代伟业，尔等腐迂之辈又省得什么！十一月，仲言上表请改名为“训”。真不知道他把自己名字改掉的用意究竟是什么，也许，他要借此表明他脱胎换骨的决心，而与旧我彻底决裂？无论怎么说，李仲言--现在应称李训，似乎已经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不管未来的命运要把自己抛向何方。
长安的冬夜，照例是一片凄凉。可在宫苑深处，天子的寝殿却时时是灯火通明，一种炽热的气氛弥漫殿中，飘荡飞扬、跌宕升腾，穿过重重帘帷，像要把屋外厚厚的积雪彻底融化。
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6)
五
皇上从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十二月患病、郑注入侍，到今年（大和八年）六月得见李训，再到年底最后拍板，花了近一年时间。皇上这次汲取了宋申锡失败的教训，为了克成其事，真可谓殚精竭虑。首先，不能引起王守澄和若干宦官的怀疑。这一点是文宗主要考虑的事情，也是促成他最终选定两位宦官所信任的李郑二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李、郑在此方面确实有着先天的优势，以至于当他们次第为皇上所任用时，王守澄还暗自高兴。皇上为了稳住对手，甚至还不惜与朝廷大臣们翻脸，坚持任命他们强烈不满的李训、郑注，从而给宦官一种圣恩正隆的假相；李、郑也在竭力拉拢左军和枢密院里的倒王派，为行动作准备。
其次，任用李、郑翦灭宦官，也不能让朝士们得到蛛丝马迹。宋申锡失败就失败在这里，他不应把大事托付给一位居心不良的王璠，导致了全线的崩溃。皇上与李训有一个共识：朝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可与谋大业。这也是天子九年来一贯的想法。
可无论怎么小心，李、郑两人屡屡人宫与皇上朝夕计议，难免会有风声传出去。文宗听到消息，先是有些担心，但很快就有了主意。他招来郑注，如此如此地吩咐了一番。
十二月初三，皇上特敕郑注为太仆卿。果然，朝官中有人上疏坚决反对，郑注立即上表固辞，皇上遣人直接以告身赐之，郑注居然也坚辞不受。
接着，郑注在长安城中大肆招摇，公开收受贿赂，于是宾客盈门，财物山积。朝间正统之士，愤切郑、李二人倚结宦官横行不法，无不恨之入骨。
天子在一次朝会上更出奇招，把李训所作的五条《易》疏公诸朝廷，宣称：有能出其意者赏！这天，李训站在百官之中，神情得意，那意思是说：有谁能与我论《易》？！皇上的意图很明显，他要给外人这样一个印象：李训完全是因为《易》学精湛才如此圣眷优渥，并无其他原因。
眼光短浅的政治手段往往不免顾此失彼。文宗要完成他的计划，只有也只能任用李训、郑注，他们有他们的长处，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为正统的朝士所不齿，因而不能团结大多数人去对付宦官这一强大的敌对势力。在朝廷重臣中，只有几位投靠他们，一是王涯，时为宰相之一；一是贾餗，也是新任宰相；三是舒元舆，时为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其中，王涯是受过他们恩惠的人，贾、郑二人自称不与二李（德裕、宗闵）同派。因而对李训、郑注言无不从，充其量也是利益上的暂时同盟而已。更难堪的是，为了保证机密，李、郑乃至皇上并没有对他们交底，这使得仅有的几位重要支持者完全不谙原委。这样，他们的实力就要大打折扣了，尚不如早年的王叔文。李、郑的这一局棋，自然也就更为艰苦。
但是，天子的信任使他们斗志倍增，光辉的前景让他们心旌摇荡；自负才略，又使他们得意忘形。同时，箭在弦上，弓如满月，岂有不发之理。
冬去春来。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春天，李训给文宗献上了致太平之策的十二字方略：“先除宦官，次复河湟（边患），次清河北（藩镇）”。李训的话，使天子在郁郁愤闷中度过了九年窝囊生涯后，第一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意。
“先除宦官”这第一步怎么走？皇上与李训、郑注煞费苦心。
皇上最恨的是王守澄，别的先不谈，元和时弑杀宪宗的陈弘志，就因为他的庇护尚还悠哉游哉，在外间做着山南东道的监军。“此弑逆之徒，当先除之！”天子跺脚拍案不止。
这个好办，擒贼先擒王，只要除掉王守澄，区区一个陈弘志何在话下。李训担心的是，王守澄轻易动不得，“如之奈何？”他对郑注说出心事。
郑注呵呵一笑：“今上之立，右领军将军仇士良亦有功，守澄猜忌而抑之，因此两人有隙。彼间矛盾，正可利用！”
如何着手？李训尚不得要领。
“守澄既领右军，不妨以仇士良为左军中尉！”
这就是先分守澄之权再说。李训觉得此计可行，马上就禀奏了文宗。五月二十一日，天子诏命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制下，守澄吃了一惊，一整天闷闷不乐。然而，他还是没有怀疑到李、郑二人。
事情在一步步进行。
六月，原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在天子的暗示下，进以居中用事，招致王守澄不满，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天子乘机下诏，出杨、韦、王三人为西川、淮南、河东监军。不久，李训、郑注又指责他们与李宗闵、李德裕皆有勾结，接受贿赂，于是三人先是免职，最后被分别赐死；另一位牵涉其中的宦官崔潭峻虽已亡故，也被剖棺鞭尸。守澄大为高兴，觉得报了左军一箭之仇，完全不知道这是皇上与李训、郑注借他之手除掉了“四贵”中的三个，下一个就要轮到他了。
也是这个月，完成了使命的李宗闵被郑注弹劾，贬为明州刺史；同时，朝中凡与二李有染者，皆被逐斥。七月二十一日，李训升任兵部郎中、知制诰，翰林侍讲学士一职不变。八月初四，郑注升为工部侍郎，兼任翰林侍讲学士。两人皆带侍讲学士之衔，保证了他们在外廷任职的同时，依旧能与皇上保持联系，这点至关紧要。
九月初，山南东道监军陈弘志突然接到旨令，命他即刻人京。二十一日，弘志走到青泥驿站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特使出示天子密诏，当即将他决杀杖下。此事几乎没人知道，更不用说王守澄了。
二十六日，皇上发布诏命，调升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到了这时，守澄仍还蒙在鼓里，以为这是郑、李二人的报恩之举，他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这一荣衔只是李训、郑注架空他的措施，根本不存在着丝毫善良的意图。守澄的昏懵决定了他已经接近于灭亡。
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
彻底解决宦官务得有兵在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必须及早准备，方不至于被动。当年王叔文临时抱佛脚不克其功的故事，李训、郑注又何尝不知道。早在九月中旬，郑注即主动上表请求外任为凤翔军节度使。凤翔是京西北的战略重镇，因为地位重要，此间节度往往带“神策行营”之名，军力亦颇强盛。京中的左右军既不可得，掌握京城周围的行营部队就十分重要。在调升王守澄的前一天九月二十五日，诏制颁下，同意郑注的请求。宰相中惟一的不合作者李固言因反对这一任命，也被派出京外。二十七日，舒元舆、李训入相，皇上在拜李训“同平章事”的制书中还特别命令：李训仍需每二三天一入翰林，为天子讲解《易》经。
十月初八，李、郑悄然进宫，与皇上密商了一整夜。第二天，毫无准备的王守澄就在府第中被毒酒鸩杀。
到此，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李训从一位受流贬的人一跃而至宰辅，为天子倾意任用，或在政事堂，或在翰林院，天下事无不可决，这是前所未有的。朝野上下，无不震恐，就是神策中尉、枢密使，见到他都不敢不迎拜叩首。李训决定：十一月份动手！
这是因为，下个月有个绝好的机会。
王守澄死后，天子追赠“扬州大都督”之衔，就定在十一月下旬在城外的浐水入葬。郑注虽在京外任职，但以故旧情深，请率亲兵入护丧事，自也不会引起怀疑。到时，只要天子下令内臣齐集送葬，李训关起城门，郑注则可在城外令亲兵尽诛宦官，使无遗类：同时，城中诱捕住两中尉，事即可成。这是李训、郑注反复计议的结果。
在郑注即将赴任的前夜，李训及其死党大理卿郭行余、户部尚书王璠、京兆少尹罗立言、太府卿韩约、刑部郎中知杂李孝本一起在郑注位于善和里的宅第中秘密集会，进行最后的决定。
李训先到，对郑注嘱付道：“今郑兄出镇凤翔，事尤紧要，务得蓄以兵力，届时召之能来。”
郑注理会得。他有些担心的是，届时自己是在城外，得手后即使马上进城，也难保能一下子扫清后事，关键还是要看京中。到时，有无足够的兵力应付局面？
“弟自有安排。”李训很沉着。
不时，诸人来到。李训对众人宣布道：“圣上旨意，下月中外同赴，诛杀宦官，还望诸位不遗余力，襄助其事，同靖国难，报天子圣恩！”
众人慷慨激昂之余，都隐隐有点不安。毕竟，这是要见真血的事情，这些平常养尊处优、逍遥自在的人一想到马上就要真刀真枪地上阵，也真有些胆怯。但李训已不能让他们在这个最后时刻退场，他道：
“诛灭宦竖，必须里应外合。除郑学士出镇凤翔外，邠宁、河东两镇，京中的几个要害部门亦须掌握。明日仆即奏明圣上，将两镇节度及京兆尹、金吾卫弄到手。”李训说毕，又转向王璠、郭行余二人：“此北、东两镇拱卫京畿，兵员充沛，举事之际尤得假借，这个就烦两位辛苦一遭了。”
王、郭表情肃然，点了点头。
十一月初五，文宗颁布诏制，命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王璠为河东节度使；调原京兆尹李石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罗立言代理京兆府事；以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李孝本代理御史中丞。其中，韩约的“左金吾卫”是关键所在。
“左右金吾卫”是中央卫戍军队十六卫之一，原来担负的是保卫皇城中枢机关的职责，本朝之初称为“南衙诸卫”或“南军”，与“北衙卫”或“北军”对称。北衙（宫城）的神策禁军兴起后，南衙诸卫基本上都成了闲司，既无权，亦无兵，只有左右金吾卫仍然担任昼夜警巡之职，是京城除了左右神策军之外惟一的军事力量。
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7)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十月底，郑注就到了凤翔节度府任所。一到镇，立即精心挑选了数百个精悍的壮士为亲兵，配备精锐武器，赏赐丰厚钱物，时刻准备进军。不多日，消息传到：王守澄入葬，日子定在十一月的二十七日。郑注立即上表请求入京，同时传书李训，告知了上路时间。
但不知为何，京中的李训却决定提前行动。
事后很久的一段时间里，以至于在千余年后的今天，人们都对李训为什么突然改变计划表示不解。确实，这情况郑注还不知道，也来不及通知，如此临时变更，就等于把郑注的力量摒弃在外，对于本就捉襟见肘的李训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好主意。更何况，李、郑的这次行动仍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宫廷政变，它的成功全赖于周密的计划和万无一失的措施，如果这个都做不到，事情就很难说了。
有一种说法是李训忌讳郑注。因为照原计划办，成事之后，郑注则专有其功，对他不利，所以他要先期行动，同时可把郑注也一并解决。这种意见是当时不明内情的人的普遍看法，宋朝司马光同意此说，并把它写进了他的名著《资治通鉴》，因而广泛流传。
另一种说法是认为李训、郑注本有两套方案，一前一后，而以李训的那套出其不意的计划为主。因此提前发动。并非是李训的临时决定。这是近代史学家吕思勉的见解，他甚至认为，李、郑二人预谋早在八月份就定形了，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十月底。
事实上，这些论断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六
李训确实决定改变计划提前动手，不过，这个决定的做出，完全是出于无奈。
正如李德裕后来指出的，其时天下大势，全在北军，左右神策主宰着整个帝国中央政府的存亡。如先在城外王守澄葬礼上动手，诛杀的仅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宦官，丝毫不能触及问题的根本，宦官的首脑、现任左右中尉的仇士良和鱼弘志仍需在城中解决，届时一旦有所疏忽，惊动了他们，李训等人就绝非是神策军的对手。
那么，对京中的神策军能否动些脑筋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多年以来，神策军士惟听中尉号令，左右中尉不去。神策军就是金汤一座，无法策反。
形势既如此，换一种思路考虑，如果就在宫中发动一场奇袭，先下手解决首要人物左右中尉，特别是王守澄之后拥有大权的仇士良。问题岂不是迎刃而解？！
李训在与郑注约定之后，就意识到原计划存在着破绽，开始考虑上述方案。但是，决定已经作出，难以更改，李训即使察觉到在城外动手的危险，本也无可挽回了。可就在此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李训不得不铤而走险，果断决定提前发动。
这是因为：消息有走漏的迹象！
从上月底郑注赴镇到现在，已将近二十余天，这时，郑注在凤翔的有关动作，已隐隐的传到了一些人耳中。朝野上下，对李、郑不满的大有人在，风言风语，也开始在京中流传。虽然说这些话的人尚不知其中的真情，但这足以让李训吃惊不小。眼下，离王守澄下葬的日子，还有七八天之久，李训感到，如此拖下去必将凶多吉少。
大约是十五、十六日前后，李训得到密报，说郑注率五百亲兵已在赴京路上，京内外已经有人知道了这一情况，并且很可能传到了宦官那里。事情已极为紧迫，李训赶忙召来王璠和郭行余。
“情况紧急，怕不能等凤翔兵了！二位可借赴镇之前征召幕僚的名义，立即广募豪侠义士，等待号令。切切！”
两人虽感惊慌，但不敢怠慢，马上分头加紧行动，两三日之内。又招集到了不少人，约为亲信私僚，使他们以仆从的名义跟在身边，人数大约有几百人。
但这仍然是不够的，李训又密嘱韩约、罗立言、李孝本各以其金吾卫兵、京兆府以及御史台卒吏集中待命。这一天已是十一月十九日，李训又秘传韩约会商，最终决定，提前在二十一日动手。
起初，二人为具体的行动计划苦思冥想，反复掂量，足足熬了一宿，也拿不出妥善的办法。直到凌晨，李训偶然把目光转向窗外，寒雾朦朦中欲出未出的晨熹映在树丛微霜的枯叶上，突然使他心头一亮。李训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对韩约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啊！”
这是《道德经》上的话。韩约莫名其妙：这个时候怎么还有心思谈经论道？
李训道：“足下还记得本年八月，有甘露降于紫辰殿前樱桃树上，圣上亲采而尝之的事情吗？”
“？”韩约茫然，还是不名所以。
“假如过两天，有甘露降在足下的金吾卫仗庭院中，又当如何呢？”
韩约猛省。
甘露。甘美之雨露也，乃太平之瑞兆，轻易不可见。一旦得降，预示着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普天之下，皆应颂贺，算得上是朝廷的一件大事。有了事情，就好做文章了。
事不宜迟，李训对韩约交待道：只须如此这般……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明宫紫辰殿。
钟鸣五鼓，天子升殿，百官班定，早朝开始。左金吾大将军兼金吾街使韩约，抱笏步出班列。
按常例，金吾街使此时出奏，当是报告今日京城六街的平安状况。然而，韩约所奏却出人意料：“左金吾听事后院石榴树上，昨夜忽降甘露，臣恭颂陛下圣明感格，得此上天垂祥！”奏讫，蹈舞再拜。
百官听罢，虽略感意外，但也觉得年来瑞兆迭现，今日再降甘露，或亦可能。一时间，殿内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宰相李训、舒元舆赶紧称贺，百官随之齐齐拜下，山呼万岁。李训、元舆都道：“陛下宜亲往观之，以承天庥。”文宗允诺，于是下令班放含元殿。百官退下，齐往南走。部分官员包括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等各归本司。
左右金吾仗院就位于大明宫正门丹凤门的两侧，实为整个大明宫的门卫，含元殿是第一道大殿，自然离左金吾仗最近。不一会，天子乘软舆出紫辰门，过宣政殿，再出宣政门，来到含元殿升座，命李训率中书、门下两省官先往视之，验明后回报。
从含元殿到左金吾卫仗院充其量也只有五百余步，加上验明甘露的时间，一个时辰也就足够来回了。可不知怎么，李训等人去了许久，才返回含元殿。李训奏道：“臣与众人验之，不像是真的甘露，不可遽为宣布，以免讹误而使天下枉贺。”
天子果然一副惊异的模样：“有这般事？”回过头望着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文宗又道：“卿等可再率诸内臣往视之，务得验明真假。”
两中尉得旨，率人往外走。李训不动声色，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后，立即对殿下班列的百官大声叫道：“王、郭行余安在？来受诏敕！”
殿下的两人知道，行动开始了。王璠再一次露出了他的懦夫嘴脸，在此受命之际，竟吓得两腿发颤，一步也走不动，只有郭行余急步趋前拜下：“臣在！”
李训又对殿下的廷卫官喝道：“圣上有旨，速令河东、邠宁两镇官健入宫听命！”
“臣领旨！”此人说完，立即就往外跑。王、郭两人所募的私兵早已怀揣兵器候在丹凤门外，不一会，河东兵陆续来到，而邠宁兵竟在宫外观望，一个也不动，其行径正好与宫内他们的两位首领相反。
殿下尚在的一些台省官见此情形，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
与此同时，仇士良、鱼弘志带了十几个宦官来到左金吾卫仗，进得门来，就遇到了等在那里的韩约。仇士良还未发话，突然瞅见韩约面色仓皇，额头流汗，一副恐惧的模样，很是惊讶：“将军怎么这个样子？”
话音未绝，一阵劲风穿堂而过，厅廊之间的帷幕被风吹起，士良不经意之间眼睛一瞥，忽然看见幕后竟有不少全副武装的士兵，阵风之中，还传来兵器相击之声。士良心头一震，心道：“不好！”电闪雷击之间，他与鱼弘志对望一眼，二人立即就明白了。“快退！”士良对众人大呼，带头就往门外跑。
众宦官紧紧跟上，门口的一位金吾卫兵欲将门关上，士良大喝一声，跻身而上，门竟不能合。鱼弘志领人一哄而出，随着士良往含元殿急奔。韩约惊在当场，茫然无措，厅廊上的士兵不敢妄动，看着仇士良等人逃出左金吾卫仗。
李训在殿上一见仇士良、鱼弘志全身而退，往这里奔来，晓得不好，赶紧对立在殿下的金吾卫兵们叫道：“快上殿护卫圣上乘舆！每人赏钱一百缗！”但事出突然，士兵们都不知所以，还没有反应过来，仇士良已抢先入殿，对皇上说道：“宫中有变，请陛下速速还驾！”逃回来的宦官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由分说，抬着软舆送到天子面前，连拖带扯，就把文宗架了上去。此时，殿前已有金吾卫兵上来，已无法从正门出去，宦官们抬着皇上便往后跑，含元殿后是一排藩篱，众人七手八脚，硬是扯开一个洞，要从这里逃出。
李训奋不顾身，扑上去拽住乘舆大呼：“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宫！”皇上也是挣扎不已，连声大叫。仇士良声嘶力竭：“李训反了！李训反了！”拥舆急奔，想把李训甩开，李训死不松手，一直被拖到宣政门前。
这时，金吾卫兵已拥上含元殿，罗立言率京兆巡卒三百余人从东，李孝本率御史台从吏二百余人自西赶到，与金吾卫兵纵殿击杀尚未逃走的宦官，霎时，殿中宦官鬼哭狼嚎，一下子死伤了十几人。
后面的哀号声不断传来，这边的李训仍是紧紧地抓住乘舆不放，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千万不能让仇士良逃掉，更不能让他们挟持着天子，他心里清楚得很，覆巢之下，安得完卵？若没有了天子，一切都将鸡飞蛋打。
宣政门就在眼前，拥着乘舆的宦官知道，只要逃进去就是他们的天下。有一位叫郗志荣的宦官挺身而出，对着李训当胸就是一拳，李训双手正抓着舆杠，无法遮挡，被兜心一击，当场倒地。仇士良导着乘舆驰人，宣政门沉重地渐渐合上，里面传来众宦官“万岁！万岁！”的激动声音，躺在地上的李训听着这一切，浑身上下一片悲凉：完了！
含元殿前，百宫早已一哄而散，罗立言、李孝本率人杀了一会，忽不见李训与天子，再看看左右中尉也浑无踪影，也知道事情不济了。可这时两人手上还有数百人，如果乘宦官立足未稳，一不做二不休，再杀入宣政门，也未必就不能挽回败局，但在关键的时刻，他们想到的却是赶紧脱离干系，立刻收拾起家伙，急急出宫。一大批人霎时就走了个干净。
李训倒不愧枭杰本色，从地上起来，十分的冷静。他与身边的从吏对换衣裳后，面不改色，走到宫外，然后骑上座骑，快马加鞭就直接往城外疾驰。一路边走边说：“我有何罪，竟被贬斥！”路旁的人都以为李训在今天的朝会上受了处分后发牢骚，也就没有加以怀疑。
既已图穷匕首见，那就绝对容不得后退。李训之辈也许都根本没想过一旦失败的对策，因而在事不成后，竟毫无作为，不负责任地作鸟兽散。他们也不想一想，拱手把反击的机会让给别人，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他们如何可能全身而退！
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8)
宣政门内，仇士良已经红了眼。
他对蜷缩在乘舆里惊慌失措的天子恶狠狠地道：“陛下！你干得好事！”这再清楚不过了，若没有天子良好的配合，李训又怎么能做得如此天衣无缝！士良此时已十分冲动，若不是当着不少宦官的面，他真恨不得把这个用心毒辣的天子就此一刀劈死。想想也真是后怕，若不是自己反应得快，他们这些宦者将全都是人家刀下鱼肉，“好啊你个皇上，竟串通李训来这一招！”士良心道。多年以来忠心耿耿，想不到竟是这样一个结果，难怪士良一腔怨气按捺不住。
其实，左右的宦官都与他是一样的心情，都是怒目而视，嘴上骂骂咧咧。
皇上面红耳赤，无话可说。此时，他自身的安危已系于人手。又能怎么样呢？要怪，他也只能怪李训不争气，片刻之间，就输了个一干二净，连天子都搭进去了。
“杀！”士良对各率五百禁兵赶到的神策左右副使刘泰伦、魏仲卿道。仅仅在事变后不到一个时辰，宦官们即从北东西三面，向位于大明宫南部的各衙门发动了反攻。
其他宰相中，只有舒元舆得知内情，悄悄改换官服，已单人匹马逸出宫外。而王涯、贾餗尚懵然无觉，对前来询问的一些省官们道：“不知何故，请诸公各自便。”这边众官刚刚退下，王涯等正准备进餐，忽就有人来报：“不好！有禁兵出宫内开出，逢人辄杀！”王涯、贾餗这才晓得事情严重，慌忙逃窜，这时宫内各门均已被人关闭，两省官、金吾卫兵们足有千人，都从建福门往外挤，王涯等刚刚奋身脱出，宫门就被禁兵合上，有六百余人没有逃出，全被斩杀。横尸流血，狼藉涂地，宫内诸衙印鉴、图籍、帷幕、器皿在兵乱中一扫俱尽。下午，神策军分遣千余骑兵出城追捕，又在城中大索，死亡人数又将近有一千余人。长安城中，已是一片尘嚣。
以牙还牙，宁滥勿缺，这是报复者固有的心态。
朝士们休矣！
七
郭行余当场被执。王涯当时年已七十，徒步走到永昌里，不得已在茶肆中歇脚，被禁军擒获。押到禁中，受不得严刑逼供，只得屈招与李训谋行大逆，将尊立郑注。王璠逃归私第，本以亲兵自守，闭门不出，但被神策军将骗道：“鱼中尉致意，欲以公为相主持大事。”王璠以为自己幸脱干系，遂出门随之至左军，也被拘禁。见到王涯，王璠不怪自己朝秦暮楚，以至上当，反而甚为气恼：
“二十兄自认谋反，又何必牵累他人！”王涯行二十。
王涯想想此人实在不足与论，没好气地回道：“五弟昔为京兆尹时，与宋申锡谋，若不漏言与王守澄，岂有今日？”王璠行五。
这话答得好。王璠这个可以说坏了两次大事的人，听了也是作声不得。
舒元舆逃得早，已出了安化城门，但也未能走脱，被出城追捕的禁军抓获。罗立言在太平里被擒。贾餗易服避居民舍躲了一夜，第二天，想想没什么意思，主动来到兴安门，被擒送左军。李孝本以帽遮面，单骑直奔凤翔欲投郑注，但不幸走到咸阳城西，亦被追兵擒住。躲在崇义坊的韩约同样不免，在数天后被禁军查获。
只有李训逃到了终南山。
终南山有位叫宗密的和尚，是个有道高僧，以前曾与李训颇为投机，见李训来投，宗密有意剃其发而匿之，但为其徒众所沮。无奈，李训只有出山改奔凤翔，在路上被一位地方军将抓住，送归长安。
走到长安城郊的昆明池时，李训心想，事已至此，到了神策军更受酷辱，便对拘送者道：“你们抓到我就可得富贵，但听说禁军在城中搜捕，等一会见到我说不定要来抢人，你们不妨取首以送，现在就把我杀了吧！”听者从之，斩下了他的首级。
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两天，整个长安在无限惶恐中度过，天子被软禁，政府部门的权力也被彻底停止，生杀除授之权，皆决于两中尉，禁军嚣横，无所拘碍，京中吏民死于无辜者不可胜计。城中闲人恶少，乘机杀人报仇，剽掠百货，相互攻劫，尘埃蔽天，数日不绝。
二十二日这天，仇士良把王涯的供状递上时，殿上的天子悲不自胜，强忍着没有流下眼泪。二十三日下午，在左右神策近六百人的警卫下，王涯、王璠、罗立言、贾餗、郭行余、舒元舆、李孝本在两市中当众处死。连同李训，枭首于兴安门外，其辈亲属，不论亲疏，悉数处死。
牵连而冤死的朝官人数更是无算，在宦官的报复下，朝列几乎为之一空。
右仆射郑覃、户部侍郎李石被拉出来代行相权，但天下事皆决于仇士良，他们两人不过徒行文书而已。在延英殿上，二人惟一能对士良有所辩驳的话就是：“此乱诚由训、注而起，但不知训、注由何人而进？”这话当然是指责宦官首开祸端，但在文宗听来，他已是两面都得不到一点支持，完完全全地失败了。
到了二十四日，尽管坊市之中渐趋平静，不过，戒严未除，大赦令也未颁布，神策军依旧大肆搜捕，罪人亲属故旧尚在不断牵连之中，长安城仍然是一片肃杀和悲凉，官吏百姓，都是惴惴不安。
两天来，一阵严寒又忽袭长安城，这是多少年来不曾有过的，人们都说，这或许是杀气太重的缘故。可是，郑注尚没有抓到，京城人都纷纷传言，郑注将率兵为乱，仇士良还不能就此罢休。
事变的那天，郑注已到了扶风县，离长安只有几十里之遥。不幸的是，李训提前发动，又提前失败，使得郑注完全陷入了被动。他是二十二日得知李训事败的，眼见他的这支本以奇袭为目的的小分队已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意义，没奈何，只得收兵急还凤翔。郑注的匆忙撤退也使得往这里逃奔的李孝本、李训二人没有机会与之会合，最终被追兵赶上，丢掉了性命。
不过，即使他们与郑注会合，也逃脱不了最后灭亡的命运，因为政变的失败已使得他们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只能任人宰割。这再一次证明，每一场宫廷政变都是不成功则成仁，没有别的结果。
郑注还犯了一个错误：回到凤翔，他没有立即公开号令出兵勤王，“以清君侧”。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郑注决意行动，凭着一镇兵力之强劲，乘着朝廷混乱，人心怨愤，再加上各大藩镇本就蠢蠢欲动，说不定能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地方反叛。可是郑注只是一味观望，这一犹豫，给了仇士良机会，一天后，他的秘密敕令就传到了凤翔监军张仲清手里。
张仲清经过一夜思考，果断地下了决心，派人去请郑注。
郑注仗着自己手下人多，没有防范，把亲兵留在了门外，只带了数人与仲清会面。结果被张仲清当场亲刃，其亲兵也在门外被一网打尽，这一天是十一月二十五日，离李训发动政变的二十一日只隔了四天。消息传到长安，引起了一片欢腾，城中士庶的心理很简单：这一场风波也许总算过去了！二十七日，京师各禁军还营。二十八日，最后一位要犯韩约被处死。
这就是“甘露之变”。
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9)
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失败，是一次没有达到任何目的的无效的反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是一场不仅没有取得丝毫效果，反而带来无穷灾难的动乱。更可悲的是，天子这次任用为左右两派都深恶痛绝的李训、郑注行此大事，道义上都没能站住脚，因而从当时到后来，连丝毫的同情都不可获得。
长安的格局由此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
前面说过，帝京长安由北向南，依次是宫城、皇城、外郭城，而政事堂、中书门下两省常设在宫城之南，尚书省及六部、九卿、三监等又位于皇城，所以，本朝人把这些政府部门称为“南衙”，而将位于宫城西北的宦官机构内侍省称为“北司”，这与“南军”、“北军”对称，同是一个道理。
“北军”兴起后，“南军”已名存实亡，到了此时，“南衙”竟也让位于“北司”，宰相和朝廷百官都成了内廷的附庸，宦官终于将政事权也夺到了手中。这一场南、北之争由来已久，若从王叔文算起，也有三十几年了，在此时此刻，“北司”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今以后，尽管朝廷职能部门名义上依然故我，但大部分实权已不复存在，一切都要视枢密、左右神策和各种中使的藏否行事。所谓“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帝国首都的方正之相，从此成为历史。
这当然不完全是李训、郑注的过错，“甘露之变”只是给了宦官一个借口而已，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借口，“北司”的强大也是一个无可挽回的事实，总有一天，他们要完全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而“甘露之变”的失败使他们开始实现这个美梦。
十二月十六日，有诏停止搜捕追亡，在正式拜相的郑覃、李石，以及新任京兆尹薛元赏的努力下，长安逐渐恢复了正常。第二年正月，天子发布大赦，改元“开成”，时为公元836年。
自此，文宗皇帝在无限的悲哀和郁愤中度过了最后的四年。
仇士良代替了王守澄，成为遥控天子的新的主宰者。在此强大的内廷势力面前，皇上已彻底无所作为，“天子”的名分只是使他依旧升殿听奏而已，但所有的权威都已化为泡影。天子终于在此时成了地道的傀儡，这是他自即位以来一直不愿发生的事，也是他九年来一直刻意避免的事，然而却终究成为现实。文宗其实是被软禁了，这最后的四年，皇上实际上是在醉酒听歌、闲吟诗书中度过的。
皇上的心在流血，在哭泣，他当然希望醉人的醇酒能消解他心中的悲伤，然而，举杯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酒能使人暂时忘记一切，但却不能忘记永远。天子毕竟年轻，他又如何能够轻易把一腔衷情徒然消磨！
皇上像爱好诗歌一样爱好音乐，他善于吹奏一种叫“小管”的乐器，甚至还作过曲，但美妙的音乐也不能挥去他心中的忧伤，反而常常使天子哀不自禁，悲从中来。即使是音伎盈庭、杂戏骈罗，一片热闹之象，皇上也是无动于衷，难解愁颜。
皇上的叹息声像一个个沉重的梦魇。
那是一个温熙的春日，禁中牡丹盛开，莺歌燕舞，姹紫嫣红，但在文宗的心里，如花的春景似乎也是一团团迷茫的愁云，压在胸中，使人难以喘息。望着高底相间、摇曳生姿的丛丛牡丹，他想起的却是舒元舆的《牡丹赋》中的句子：“俯者如愁，仰者如语，合者如咽”，皇上第一次理解了其中的深意，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到深处，物我皆一，这如画的牡丹，又岂非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哀叹！天子感慨之余，无限胸臆都在不知不觉中化为两行热泪，悄然而坠。
左右侍从默然，谁也说不出话。
宫娥翩翩而至。一曲《何满子》奏了起来，有位宫人步出行列，合乐起舞。《何满子》，舞曲名，相传本朝开元时沧州人何满子，善歌，因事触刑律，临刑前进此曲以赎，音调低沉哀婉，愤懑苍凉，所谓“一曲四词歌八迭，从头便是断肠声”。舞者按拍踏步，轻展燕体，把这首曲子演绎的淋漓尽致。
曲终舞罢，皇上被深深打动，唤这宫人来到御前，赏赐了一对金臂环，问道：“汝是何人，家在何处？”
宫人盈盈下拜：“妾名沈阿翘，本是吴元济的伎女，元济败亡，因善声歌而为陛下宫人。”言语之中，不胜凄楚。
吴元济死了快有二十几年了，那么，这位宫人在寂寞深宫之中，也就度过了如此长久的漫漫岁月。相逢何必问，同是断肠人，皇上不再说话，只是命她再舞一曲《凉州曲》，这又是一首著名的哀歌。音韵清越，舞姿哀缓，乐声停处，一时四面静默，观者无不凄然。
有一位布衣士人张祜听说了此事，写了一首诗：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寥寥二十字中，宫怨君哀，一泻喷薄，真是写得好！这首诗又辗转传入宫中，为宫人歌唱不绝。
正是：今日山川对垂泪，伤心不独为悲秋。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冬天，皇上风痹又一次发作，服食药剂后，病情稍有缓解。十一月二十一日这天，因天子病体未痊，朝会早早地散去了，退朝之后，文宗扶着疲倦的身体回到思政殿。
文宗望着远方，拱默良久。一个时期以来，他的心里常有一种虚幻缥缈的感觉，天子知道，自己也许不久于人世了。
忽然，文宗缓缓地对侍从道：“今日翰林院值日者是谁？”
旁边的翰林院使答道：“中书舍人周墀。”周墀，时以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
“试命召来。”皇上依旧沉稳地说。
周墀奉旨进殿，文宗先命赐座，又以金卮赐酒三杯，周墀饮毕，谢恩。
文宗徐徐道：“依卿看来，朕是何样君主？”
周墀一听，立即下座，恭敬回答道：“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有尧之圣、舜之明，商汤之仁，夏禹之俭！”
文宗淡然一笑：“贤卿这是出于爱君之心，不得不这样说。朕其实哪里敢追踪尧舜禹汤之明，”皇上顿了一顿：“朕要问你的，是朕比诸周赧、汉献二帝如何。”
这是什么话？！周墀如五雷轰顶。周赧王、汉献帝是两个庸碌的亡国之君，怎么能与我大唐圣明天子相提并论？皇上饶是为人钳制，也是有为之君，如何心哀如此？天子受辱，则人臣之过也，周墀激动地无法控制，倒身拜伏，声音哽咽。
他想不出其他话来安慰皇上，只是一个劲地称颂圣德，劝皇上不要为谦谦小节而挂怀。
皇上只好自己说了：“朕自以为比诸周赧、汉献犹有不及。周赧、汉献受制于诸侯，朕却受制于家臣，所以朕比他们还差得远了！”
文宗平静地说出这段话后，终于无法控制，突然俯首痛哭，泪如雨下。
周墀还能说什么？！趴在地下更是悲不能禁，涕泗并流。
从这天起，皇上再也没有视朝。一个月后的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四，文宗皇帝驾崩于太和殿，享年三十二岁。
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1)
内官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
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沾朝衣。
--李德裕（公元787-850年）
一
失败的反击“甘露之变”使文宗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当这个自称“受制于家臣”的皇帝在万般无奈中撒手人寰时，其身后事是可想而知的。
文宗此时后宫无子。长子鲁王原在大和六年（公元832年）被立为储嗣，但五年后竟莫名其妙地暴卒而亡。次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封蒋王，亦不享天年。皇上本得位于其兄敬宗皇帝，所以在两子相继亡故后，开始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自己百年之后，将皇位大宝还之于兄之子！于是开成四年（公元839年），立敬宗第四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文宗宴驾时，陈王年既冲幼，又体弱多病，帝国的继承权再一次成为严重的问题。
宦官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就以年轻的太子陈王入继皇统，一派则欲立皇弟颍王。前一派以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为首，宰相杨嗣复、李珏副之；后一派的首脑便是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两派的斗争酿成了一场不小的政变，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实力强劲的仇士良一方获得了胜利。
事情的经过是：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二，文宗弥留之际，急召刘弘逸、薛季稜并杨嗣复、李珏四人入禁中，欲以太子监国。这是皇上最后的挣扎，想在安排后事上最后行使一次权力，但仍然遭到了仇士良的驳斥，请更议所立。李珏不服，说了一句：“太子已立，岂可中变？”仇士良就干脆自行发布诏令，以太子年幼不克大任为借口，制命颍王（文宗弟）为皇太弟，复太子仍为陈王。
当天，仇、鱼二人仿效当年王守澄的做法，发左右神策、飞龙、羽林禁军数千人，直接从诸王居处“十六宅”强行将颍王接到宫中的少阳院，并在思贤殿接见百官。不费吹灰之力，便使储君易人，这就是拥有兵权的好处，刘、薛二人并宰相们无可奈何。
初四，文宗驾崩；初六，陈王、安王、文宗妃、杨贤妃被赐死。其中，陈王是原太子，安王是文宗的小弟，而杨贤妃又是主张立安王的人，仇士良假借嗣君的名义叫他们彻底完蛋，既顺理成章，也不用花什么脑筋。正月十四日，为颍王李■即位，后来的庙号为“武宗”，时年二十七岁，也是一位年轻的皇帝。
天子迭代之际，是非激烈之时。成者王侯败者贼，这种斗争最是鲜血淋淋，没有半点温存可讲。从五月到八月，反对武宗即位的宰相杨嗣复、李珏相继罢贬；另一个关键职位京兆尹的人选也被撤换。第二年，刘弘逸、薛季稜被诛杀。
又是一场急风骤雨，但这不过是拉开了未来动荡岁月的序幕而已。
“北司”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再也没有人敢公开把宦官不放在眼里了，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这是既成的事实，也是事情的必然，徒示不满没有任何的作用。渐渐地，大家也开始接受了这一现状。时间是造物主最妙的魔具，它能让人慢慢地忘记痛苦，适应现实，并且最终与现实融为一体。
不过，要是从此以为帝国政治中的“南北之争”就此风平浪静，那就大错特错了。树欲静而风不止，任何对立的双方都不会同时或者永远失去利害冲突，更何况，“南、北”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为这与帝国的立国纲纪和道德伦理格格不入，不是彼死，就是我亡。现在的平静只是暂时的，这是宦官太过强大的缘故，未来的很多年内，宦官们一直保持了这一态势，双方的斗争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永贞”和“大和”时期的那种惊心动魄的情景。但是，今后的岁月里，二者的斗争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呈现出来罢了。
与前此的刀光剑影不同，这种变换了方式的斗争是由无数个悲欢离合的故事组成的。
故事的中心人物有三位，未来的十几年内，在“南、北之争”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聚光灯将再次投射到他们身上，看着他们演出一段云诡波谲的活剧。这里说“再一次”，是因为事实上，这一出活剧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登上了帝国的舞台。人们对这三位风云人物已经非常熟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帝国的政治，至少有一半是围绕着他们进行的。与过去不同的是，从今天开始，他们的这出大戏将逐渐达到高潮，并且彻底结束，如果没有他们，九世纪将会是多么的平淡无奇。
只要对过去十几年的是是非非尚未完全淡忘的话，一下就会想到这三人就是：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
一切都要从一次“制举”说起，这就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
简单说来，本朝的考试制度有两种，一曰“常科”，一曰“制科”。“常科”或称“岁举”，每年定期举行，乡贡州（府）选，最后集中到长安，统一由礼部主试，故也称“礼部试”，主要有六科，以“进士”一科最为重要，所试科目为诗赋。但通过常科考试后只能取得“出身”，要想获得官职，尚须经吏部衡量选拔，通过“身、言、书、判”四方面的考察。“制科”或称“制举”，是由皇帝委任策试官命试，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问，由被试者答以策文，以供皇帝“亲览”、朝廷参考。制举试天子往往亲临，故又称“廷试”或“殿试”，对策高第，皆可授官。
因为考科目多是现实问题的缘故，与“常科”相比，“制举”与政治的联系就更为紧密。应试者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天子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申述政见，以发现人才、体察舆情。特别是一个名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的制举科目，最有“应诏直言”的特色。
明白了这些，就可看出问题来了：制举试特别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既有如此的特点，那么，欲在考试中取得佳绩，必然要投其所好，在策文中“切时宜，观政事”、“指病危言”，以求得轰动效果。此乃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况且，言切辞直的策文，常能在客观上对国家弊政有所匡正，也算是种有理的行为。麻烦的是，考试与政治相联，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是非之争。这正反两种效应往往相伴而来，在本朝的制举试中屡见不鲜。元和三年的这次“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就是一个最为有名的例子。
那次考试的中心人物就是李宗闵、牛僧孺以及另外一人皇甫湜。事情的经过本来很简单，三人在策文中攻击主要以宦官为代表的权贵，结果因此而得罪。但是，这次科场案中却牵涉到当时的一个重要人物宰相李吉甫，遂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祸根。
李、牛、皇甫三人最后得罪被贬，罪魁祸首应该是当时的宦官首脑人物吐谷承璀，可不少人却把过错推到了李吉甫头上。糟糕的是，吉甫竟也没有否认，就这么默认下来，从而为自己的儿子李德裕酿就了一辈子的苦果。说他在这里犯了一个终身大错，确实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怪罪李吉甫的人自有他们的理由，因为当时的所谓“首座”，亦即主持工作的宰相就是李吉甫，身为宰臣，对这个案子充耳不闻，本身就值得批评；而且，吉甫在后来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援救措施，也真是太不应该。但是，就此猜测是吉甫对三人嘲讽时政有所不满而主张将他们贬斥，那就是某些见识不高者的盲见了。
李宗闵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策文中为了标榜自己，还特意对朝廷坚持用兵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而吉甫又是当时最坚定的主战派，从这个推理出发，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吉甫是处分自己的主倡者，从此与李吉甫结下怨仇。吉甫在几年后便去世了，因此李宗闵把这种怨恨转移到与吉甫一样坚持主战的裴度、李绅等人身上，并且一味排挤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他在大和时期与牛僧孺共同打击德裕，在开成时借助宦官的力量入朝，再次谋排德裕等等行为，归根结蒂都是这种报复心理在作怪。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绝大的误会！三人的策文，皇甫湜以攻击宦官为主，而李、牛却主要是指责当权者炽于武功。当然，吉甫是主战派，坚决主张对藩镇用兵，但却绝对不至于因此就下毒手。再说，李、牛二人也并非是针对吉甫而来，因为当时吐谷承璀是最希望以武功博得宪宗赏识的人，为此，他后来甚至不惜挑起朝廷与成德的争端。策文只有指责此人，发人所不敢发，方能博取声誉，事实上，两人的本意也确乎在此。他们应该想到，自己既非针对宰相李吉甫，李吉甫又有什么必要大动肝火？本来，这场误会是可以避免的，谁料想，他们后来还是听信了别人的谣传，固执地以为是吉甫对己不利，基于这种认识，并最终走上了极端的道路。另外一方面，李吉甫不作解释，不作调解，也是造成这一重大误会的原因之一。他要是知道这件事的后果是多么严重的话，一定会后悔莫及。
然而，这次制举案仍然还是一个伏根而已，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一次“常科”考试而点燃的。这就是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三月的进士科考试。
这次试场案的过程已见前述。当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相继入朝为官，开始在帝国政坛上发挥作用，这次事件的实质就是李宗闵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并使朝中的不少人围绕着他们三人而形成了鲜明的政治与个人分野。
李宗闵与牛僧孺是亲密的同盟。李德裕的周围虽无明显的党人，但在德裕与李、牛发生冲突时，也有不少朝中要人或以政见不同，或因个人私利，而与德裕共同指责和排斥李、牛二人及其党徒。所以说朝中从那时起正式分成两大派系，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从穆宗皇帝时起，他们之间的互相倾轧开始变得十分明显。
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2)
李宗闵与牛僧孺的轻信和固执己见，固是造成这种党派斗争的主要源泉，但是，李德裕在这上面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事情发生在长庆三年（公元823年）三月，李逢吉荐引牛僧孺入相之后。
当时德裕亦有入相之望，无奈因与裴度、元稹及李绅关系密切，受到李逢吉的排挤，被外放浙西观察使。而在此之后，逢吉又再引牛僧孺入相，有人传说：这是李逢吉借此来阻挡德裕入居台阁。这件事终于给了德裕以很大的打击。
本来，在此事之前，他们并未在重大政见上发生激烈的矛盾，自长庆元年的试场案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平和。但是，在长庆年间，李宗闵、牛僧孺二人却和李逢吉的见解非常接近，进而依托逢吉的势力，境况很是得意。对此德裕是有看法的，不过仍然没有表示出来。到了这时，他才第一次开始从心里对牛僧孺产生了个人感情上的憎恶感，为他后来的某些作为隐下了伏笔。作为一位器具过人、拥有将相之才的名门之后来说，也不免陷入个人是非恩怨的窠臼，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在此之后，德裕也曾强烈地反对李宗闵私树朋党，但那是代表了大多数人意见的正义之举，倒不可归之为私人恩怨，他的第二个不当是几年后的事。
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五月，朝廷命德裕出任淮南节度使以接替牛僧孺。
按照规定，诸镇节度相代，新任长官一般要清点前任的账目，核对钱帛、器械、斛斗的数目，奏报朝廷，作为当时接收和今后贡赋的依据。可长期以来，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为了留有余地，防止上任之后突发天灾人祸而使经费紧张，新官一般都要把前任的账册数目拦腰杀半。也就是说，假如前任官交接的账册上注明尚有钱帛合计一百万贯匹的话，则继任者上报朝廷时，便奏报实领只有五十万，其余数目以库藏不符、交接时差中的支用等为由表示并未收到。这是地方官常有的瞒天过海之道，一般很难为朝廷追究，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惯例了。
德裕是代僧孺出任镇淮南的，当僧孺得知这项任命后，不愿意与他正面接触，遂将军府事务交付副使张鹭，自己即时卸职赴京。
德裕到了淮南，竟也因循那种旧日的陋习，奏报朝廷说：账册上扬州府藏八十万贯匹，但只领到四十万，其余已为原副使张鹭用讫。在这里，德裕尽管有“旧例”可循，但以他刻意改革弊政的一贯做法来看，此举多少显得有些不对劲。况且，淮南也曾是其父李吉甫建立功勋的地方，照理他是不应该在这种事上给人留以话柄的。德裕之所以这样做，确是出于潜意识中对僧孺的不满情绪。改任东都留守的牛僧孺却不放过这件事，上疏辩白。僧孺这一边也有不少人弹劾德裕妄奏。朝廷只得下诏德裕重新核检，结果自然使德裕很狼狈，因为检点下来的数目正好是八十万，一文不少。德裕不得不上表检讨，请求处分。
事情虽然不大，但要紧的是，它同此前的那次“维州事件”一样，加深了他们二人之间的沟壑和敌意。与“维州事件”所不同的，这一次是德裕难逃其咎。
文宗时期，三人先后交替在朝，又先后为李训、郑注排挤，几乎是与王守澄和李、郑二人以及宦官中的其他派系同时进退。对文宗来说，这两派他一派也用不上，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放在了对方身上，缺乏为皇帝除去心病的主动性。所以，文宗才不得不任用和他们没有牵涉的宋申锡，甚至最终还慌不择路，选用李训、郑注这两个非正统人士来实施对宦官的反击，从而酿成了一场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剧。
对此，文宗在大和末期，李宗闵强烈排挤李德裕之时，曾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
“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当时，河北强镇割据依旧，不听朝廷号令。文宗正受制于人，话不好明说，只能用“河北之贼”来与朝官中的“朋党”现象相比。其实，若用“家奴”来代替“河北贼”，倒是更为恰当，因为对宦官的反击虽然艰难困苦、屡遭失败，但其中也并非完全没有胜机，而政治派系一旦产生，那就绝非是靠武力或者强权所能解决的，用一句诗来形容就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是一位叫李商隐的人在后来写的，此人在文宗说那话三年以后及进士第，从此也被卷进了这场是非相争的滚滚洪流中。
不管怎么说，天子这话确是一语千金。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更何况是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令人困惑的是，这三个人如何竟造成了这一场本朝--也许不止本朝一代而已--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政治派系之争？
说起来也真是一言难尽。
二
关键在于李宗闵。
宗闵字损之，宗室子弟出身，元和时期曾做过宰相的李夷简就是他的伯父。但从他的祖父时起，这一家已无祖荫可恃，所以宗闵也免不了走科举的道路，在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进士及第。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宗闵本与牛僧孺又在制举“贤良方正科”中得中高第，因策文言辞过于激烈，结果不得升调达四年之久，直到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方才入朝任监察御史。
宗闵在仕途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裴度出征吴元济时，征用他为彰义军府的观察判官。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得他此后步入了朝廷的中枢阶层。淮西平复后，宗闵人为驾部郎中，又以本官兼“知制诰”。穆宗即位，升为中书舍人。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那次试举案中，宗闵也是被处理者之一，原因是他的女婿苏巢在其好友、主试官钱徽主持下进士及第。这次考试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就是公卿子弟特多，有些竟还是主试官的亲戚。为此，翰林学士李绅、元稹及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群起而攻之，结果导致了两位主考官和牵涉请托的某些朝中大员被处分。同时，在对已中进士者的重新“复试”中，苏巢等人因实才不符而落选，宗闵因为这个缘故，自也难逃嫌疑，被贬为剑州刺史。
平心而论，宗闵在这件事上多少有些冤枉。主考官钱徽与他交情笃厚，而擢其女婿及第，宗闵当然有请托的嫌疑，但这场纠纷的发动者段文昌、李绅却也很难说是清白。
段文昌爱好书画，任相时有一位杨凭曾以家藏珍贵书画献于文昌，托他引荐即将应进士试的儿子杨深之。恰恰在考试前夕文昌罢相出为西川节度使，赴任之前，文昌便又是面托，又是写信，请钱徽照顾。可榜出而不见杨氏子，反而尽是主考官亲旧者之子弟，遂使得文昌勃然大怒。
李绅也是这种情况，他属意于一位举子周汉宾，亦曾专门托请钱徽留意，不料结果竟是名落孙山。他与段文昌一气之下，便向皇上弹劾主试官钱徽。可见，在这场科试案中，他两人确实是有私心在里面，算不上于事为公的。
事发后，据说有人劝钱徽把段、李二人的信公之于众，钱徽却不同意。
“苟无愧心，怎可以私人书信相证！”钱徽对来人道。
这话说得漂亮，也表明钱徽甚为明智，否则，当时洗刷了自己，今后却难逃种种更大的是非漩涡。
与此事无关而站在段、李一边，强烈指责钱徽、李宗闵等人的是翰林学士元稹。他本与宗闵一样，都是急于求进之流，在争夺宦官支持方面，不免与宗闵产生牴牾，二人由是相恶。此时元稹便利用这个机会攻击宗闵，为此还专门拟了一道诏制，把这件事上纲上线，狠狠地批驳了一番。在这一态势面前，宗闵倒霉就是必然了。
李德裕倒是没怎么落井下石，但他与李绅、元稹在当时号称翰林学士院的“三俊”，相互问情同手足，凭这一点，德裕也就无法脱身事外。
这次科场案算得上是本朝有史以来最大的，处分也很重。朝中与钱徽、杨汝士（另一位主考官）、李宗闵有关系的人，都有些愤愤不平，李宗闵本人就更不用说了。
李宗闵这个人极端的冲动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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