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人也都是这么说，那么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君子、小人，观其所行之事，自有区别。”
皇上鼻子里“哼”了一下，转向皇甫镈。
皇甫镈显得很大度：“愿圣主辨其邪正而已。”
皇上只好各打五十板：
“凡是好事，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卿等既然这样说，必须照所说的去做，不要只是说说而已。”
天子这话听起来似乎更应该对自己说才对。
两个月后，时间到了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二月，李师道被部下杀死，朝廷收复了淄青十二州。淄青自李正己以来，子孙相承不受朝命凡五十四年，是地最广、兵最多的一镇。淄青被灭，表明元和时代的对藩镇的战争顺利结束了，帝国重新实现了统一。
这当然是天子圣明的结果，可是长安城中却偏偏有这样一种言论在流传，说是裴度矜伐功劳，将大功归于己身，已到了让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有人还举例说，韩愈的那篇《平淮西碑》刻意抹杀了著名功臣李愬的事迹，过高地抬高了裴度的功绩就是最好的证明。蔡州甚至传来消息，说李愬部下的老兵不满意碑文对李愬的不公正态度，把那块碑都推倒了。一时间众说纷纭，也不知是真是假，更不用说是源出何处了。
但有很多事情却是活生生的现实：四月二十九日，裴度被命为河东节度使，出镇太原。
七月二十日，令孤楚被征召回朝并拜相，与皇甫镈同知政事。
同一时间，宪宗下诏磨去韩愈撰写的《平淮西碑》，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十二月，碑成。就在这个月，崔群被贬为潭州刺史。
事情总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可不论怎么说，人人都发自内心地感到这几年来确实可称作是一次“中兴”，至少把德宗皇帝给人留下的那种痛苦的回忆抹得一干二净了。长于历史的人还经常把当前的兴旺与太宗的贞观和玄宗的开元时期相比，可见人心思治之一斑。可是，天子的主要功绩“削平僭乱”其实是有很大水分的，在诸镇中，只有势力单薄的淮西是惟一真正被击灭的，河北三镇无不出于归降。山东之地中地形最重要的是魏博，兵源最广的是淄青，距离最远的是幽州，其根基都未被动摇。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若不予以彻底摧毁，又何谈“削平”？就算是叛乱暂时被荡平了，但却远不能算是治世的实现，统一亦不意谓着太平，更不意谓着永久。若要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因为自古以来，暂时的成功往往就是彻底失败的最好温床，正如其时一位大臣谏议大夫武儒衡--已故宰相武元衡的堂弟--在给皇上的一份奏疏中所说的：
“大功之后，逸欲易生。”
不幸的确被他言中了。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神策军与枢密使(1)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
一
皇上多内宠。
天子年轻，血气方刚，好于此道本不足为怪。至少，皇上还算不上夜夜弦歌之辈，并没有玩物丧志而弄得不可收拾，大臣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不过，皇上的毛病在于精力显得过分的旺盛。对色欲有着一种近乎强烈的爱好，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十六岁时生下长子邓王李宁以来，二十七年内共生二十位皇子、十八位公主。
天子嗣育之广并不能保证帝国的储位不发生问题，这一教训尤其深刻，皇上的父亲、当年的顺宗皇帝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宪宗皇帝即位后的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当时还是翰林学士的李绛即认为，天子嗣膺大宝已近四载，而未册储闱，十分不妥，建议皇上为国家社稷想，早行册立大典。
天子正是信心十足的时候，对此原本不以为意，但早岁的痛苦记忆让他猛省，于是立即宣布立长子邓王李宁为太子，改名“宙”。
太子的母亲却并非正宫。宪宗在东宫时的正妃是郭氏，出身于名门，乃当年郭子仪的孙女。郭氏也生有一子，名李宥，时封为遂王。遂王之所以未被立储，大概是郭氏虽是当年的正配，但天子即位后却一直未立皇后，她也就是在元和初年被立为贵妃而已，其子既非长，也就没轮上这一幸运。可这个猜测却很难站得住脚，因为邓王虽“长”，但却非“嫡”，也只不过比遂王大两岁而已，如何就被付以国储之位？这一点很让人费解。
邓王有这个运气却没有这种福气，刚做了两年太子就去世了。照理，遂王入继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议立储副，却竟然发生了争执。原因是吐谷承璀力排众议，请立澧王李恽。澧王尽管是皇上的次子，不过既非嫡出，也不为皇上所爱，众人坚持原则。要立大宗嫡子的遂王，宪宗是很赞成的。
不过，承璀表现出来的忠心耿耿一向让皇上感到欣慰，他奉请立嗣澧王，似乎也有他的理由。皇上虽然没有答应，但觉得事情倒也难办，想找一条折中办法。
在举行册立遂王为太子大典的前夕，宪宗召来翰林学士崔群。
“卿代澧王撰一封让表如何？”
崔群认为此举不合情理，遂道：“凡事理合当之而不为，方有谦让。今澧王不当立，如何能上让表？！”
皇上心想：这话说得不错。他在这件事上最终没有听从承璀的意见，还是册立了遂王李宥。太子一入东宫就知道了其中的波折，把吐谷承璀恨在了心里。
还好，这事在皇上当政期间未发生大乱。但是，在许多胜利面前，皇上的成就感太强，他有一种愿望越来越炽烈，最终给他招致了大祸。
皇上好长生。
本朝为李氏宗庙，奉太上老君李聃为远祖，受天命而治天下，故以道教为国教。道者，或玄或气，或丹鼎或符箓，皆以致学仙道、修达真性为旨归，故而服饵炼气以求长生，不免为其中之一流。本朝士人率性自然，不为世俗拘碍，好神仙方术，亦是言人人殊之理，本无足置喙。但是，人主为万民所望，若耽于神仙虚幻之事而贪长生，就不是为君之道了。
宪宗却十分执著。早在元和五年，宦官张惟则出使新罗，路经海上，回来后编造了一个离奇的故事，称自己在一座孤岛上偶遇神仙，花木楼台间仙人戴章甫冠、着紫霞衣，口道“唐皇帝乃吾友也，烦请传语”云云，说得天花乱坠，皇上居然大喜：“吾前生岂非仙人？！”为之感慨良久。从此之后，更是不断下诏罗求天下方士，惟求长生。上有所好，趋利之徒遂纷纷于道路。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十月，有一位叫李道古的大臣因怕人追究他在鄂岳观察使任期间的不良行为，正苦苦思索取媚皇上的方法，忽一日，计上心来。他找到宰相皇甫镈，道：“属下在鄂岳时，有一山人柳泌能制长生不老之药，敢请阁老荐与圣上。”
皇甫镈告之宪宗，皇上立即下诏命此人入京，住到兴唐观专门炼药。
柳泌炼了一段时间，毫无所获，于是对皇上说：“台州天台山乃神仙所居，山中灵草奇多，臣虽知之但无力致取。若陛下委任臣主掌该地，也许能为陛下求得。”
宪宗听他如此说，即命他暂代台州刺史。谏官们大为不服，纷纷上奏：“从来也没有授方士为地方长官的先例！”
“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致长生，卿等难道舍不得吗！”皇上很不满这些反对的谏官，认为他们有失为臣之道，一点都不为天子考虑。
可这位柳泌又岂能轻易找到不死之药！在台州折腾了近一年，还是一无所得。这下他开始害怕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竟举家逃入深山。浙东观察使闻知，派兵把他抓回解送长安。朝廷本欲治罪，可在皇甫镈、李道古二人百般说情下，皇上不仅没有处理，又命他为翰林待诏，并且仍旧服食他所炼就的丹药。
凡是服食方士所献“长生之丹”，马上就会有两个反应，一是口渴难当，二是脾气躁怒。据方士说，此乃脱胎换骨必经苦楚，耐得住即可成仙。宪宗服药后的反应更是厉害，但一想到惟有历尽艰难，才能长生不死，也只有忍住。可是，皇上身边的人可就受苦了。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的最后几个月，皇上变得极为暴躁。在药力的作用下，有时神智紊乱，狂怒得像头笼中的猛虎。左右的宦官近侍，动不动就被他一脚踢开，喝令推出斩首。宫中人人自危，仿佛末日临头一般。
皇上身边的宦官们觉得，皇上为求长生可以忍受，而他们再要忍下去连苟全性命也不可得了。
新年（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元旦，宪宗终于得病，这天的朝会被取消。此后天子连续数日不视朝政，京师人情忧惧。直到二十五日这天，杀李师道而反正、被朝廷委以义成节度使的刘悟来朝，皇上在麟德殿接见了他，刘悟出宫后说皇上龙体并无大碍，才使得人心稍安。
但是，宫中的实际情形如何，外人谁也不知道。只有左神策中尉吐谷承璀隐隐有些不祥的预感，他很清楚目前在宫中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承璀与皇上的感情非同一般，可以说没有他也就没有皇上，可此际承璀却并没怎么去想皇上的病体或者宫中的不正常现象，他心中计议的是另外一件事。
承璀在宫中多年，得出了一条重要的经验：作为伴君的近侍，掌握天子是第一位的。而结纳天子，却必须从储位开始，这样的关系才牢不可破，正如他与宪宗一样，十几年的交情从太子时就成形了，没有谁能予以破坏。在这个微妙的时刻，承璀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的立储旧事，想起了自己曾反对过当今太子，突然不寒而栗。
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承璀不敢怠慢，立即开始行动。这天夜里，他秘密召见了手下的神策军将领，又在宫中会晤了与自己关系匪浅的不少宦官。谈话间，当承璀提到“澧王”两个字时，大家都明白了。
事情做得再缜密，还是没瞒过东宫。太子得到情报后大恐，赶紧派人去请教他的舅舅、司农卿郭剑。郭剑是个正统的人，他对来人说：“请告太子但守孝谨，勿想其他。”
这句大道理谁都会说，但关键是天子的宝座却并非保持德行就能够顺利坐到的。太子不急，宦官中与承璀对立而倒向太子的人也不能坐待。这一方的主要人物是王守澄和梁守谦。守澄时为内常侍，是皇上身边的人之一；守谦为右神策中尉，与承璀一样，掌握着左右神策军的一半军权，两人不满于承璀的得宠是十分自然的。
还未等两派有具体动作，大变已经突生。
内常侍陈弘志早已不能忍受皇上的暴怒，更害怕皇上稍有康复后再度发作，说不定下一个莫名其妙身首异处的就是他。弘志在恐惧的压力下已不能自持，二十七日，在中和殿将熟睡中的宪宗缢杀。可怜一代天子，就这样死在了家奴之手。
弘志做完，业已神志恍惚，他惟一还知道的是走出殿来，派小黄门去请王守澄。守澄起初不知何事，但当他与弘志一起走进殿内皇帝的寝室，一眼见到呼吸停止的皇上时，却出奇的冷静。他用手拍了拍不知所措的陈弘志，拉着他一起走出，对手下人道：
“速请中尉梁、马、刘、韦诸大人来此议事--”守澄的话中不无悲戚：“圣上药发，遽而升仙了！”
这时，吐谷承璀还蒙在鼓里。
当天，王守澄与右神策中尉梁守谦及中尉副使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等共迎太子入宫，即时立为皇帝。同时，两队神策军士紧急出动，直奔承璀与澧王李恽的府第。未过多久，二人解到，被就地处死。
新一代天子在闰正月初三于太极殿正式即位，后来的庙号为“穆宗”。即位之时，年二十六岁。
新帝对这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清清楚楚，但他丝毫不以为意。对这位年轻的新君来说，做了皇帝就足够了，他根本不想为其他事烦心。他现在已经成功地成为天子，是天命造就的万人之主，谁又能说三道四？！
但王守澄当然不会这样想。要知道已故的宪宗是一代英主，声威正如日中天，假如真相泄露，他王守澄有几个脑袋？他要做的事太多了。
还好，朝野上下都知道宪宗服药已近沉迷，对皇上是因中毒而暴卒的说法并未表示怀疑。事实上，谁也没有想到英武威德的天子竟会被一个小小的内侍谋杀，国家正在中兴，人们想象力再丰富，也不可能产生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猜测。王守澄封锁消息做得相当成功，或许也只有少量的宫人晓得一些蛛丝马迹，不过，一道高高的宫墙阻挡了这一切。
吐谷承璀和澧王被杀引起了一些议论，穆宗同时还把皇甫镈贬到了崖州。但前者多少算是天子的家事，臣子无得间辞；后者更不用说了，皇甫镈以掊克希上著称，时誉本就不好，发配之时，市井欢声不绝，谁还去问其他。
只是宪宗皇帝英年早逝，给大家震动不小。河北新平，后事尚多，惟一能够镇住大局的天子忽尔仙逝，怎么也让人忧虑不安。朝中派系的争讦日趋明显，四方夷狄又虎视眈眈，所有这些，都在“中兴”的喜悦上投下了一缕阴影。新帝穆宗在即位的当天，想请自己以前的两位师傅兵部郎中薛放、驾部员外郎丁公著出任宰相，薛、丁二人都感到在这种时候难以胜任，固辞不就。
五月二十六日，群臣上先皇帝谥号为“圣神章武孝皇帝”，庙号“宪宗”。二十九日，葬于景陵。
宪宗未享天年，既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幸运的是宪宗保住了自己的威名，因为他刚死二年不到河北又叛，从此帝国竟再也没有统一过。不幸的是，宪宗这位中兴之主竟死在被他称之为家奴的宦官手中，算起来，这还是本朝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罪恶只要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神策军与枢密使(2)
二
元和时代的最后一年，元和十五年（公元819年），实际上是穆宗皇帝的头一年，因为宪宗在正月就去世了。新帝即位后，朝廷对河北采取了一系列后续措施，目的是进一步巩固战果。
中央政府首先是把各大方镇的首脑来了个大掉换：将魏博的田兴（此时已赐名弘正）调往成德，李由昭义调往魏博，刘悟自义成徙驻昭义，而将成德的王承元（承宗之弟，其时承宗已病死）调防义成，同时又任命田弘正的儿子田布为河阳、怀、孟节度使。调换节将同分割藩镇一样，都是朝廷的政治手段，既可以成事，但也可以败事。
成德的王承元受诏上路时，诸将号哭喧哗，不让他走。承元感慨往事，不愿再与朝廷对抗，去意甚坚，甚至杀掉了几个带头挽留的将领。这一次，成德镇破天荒的没有率先闹事。淄青镇在刘悟杀李师道而归顺后就立即被一分为三，由朝廷委任马总、薛平、王遂三人分领，刘悟被调领义成，虽然失望至极，但不敢抗命，此番徙往昭义，也就不好再说什么。麻烦出在最北的幽州镇。
第二年，公元821年，穆宗改元“长庆”。
这时幽州的节度使是刘总，他是原节度使刘济的第二个儿子，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伙同亲将毒死了其父，并又杖杀了亲兄刘绲，得以总领军务。此人极为阴险狡诈，从其弑父杀兄上即可见之。在河北战场上，刘总表面上接受朝命对成德、淄青开战，实际上却按兵不动，空领朝廷供馈。吴元济、王承宗、李师道先后死去后，三镇相继归服，刘总失去党援，明白朝廷不会放过他，忧惧万分。
不知怎么，在恐怖之下，他的良心突然发现，夜夜做噩梦，看见父兄被杀时惨烈的情景。刘总悸惕不已，遂于官署后置道场，令数百和尚昼夜作法请父兄恕罪。这样度过了不少个忧惧不安的日子后，刘总感到无法忍受了，万念俱灰之下，选择了遁入空门来彻底解脱。临行前上表求归，朝野闻之颇为感慨，穆宗赐法号“大觉”。或许“大觉”后必证涅槃，刘总离开幽州还未走出多远就暴卒而亡。
朝廷派前相张弘靖人幽州主事。弘靖虽不是个无行之辈，但却不会办事，安抚工作尤其没有做好，给不满于归顺朝廷的人找到了借口，相率谋反。本年的七月十日，幽州旧兵们鼓噪而起，把弘靖囚禁了起来，并杀掉了他的随官。这件事情本来还闹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有一个早有异心的人利用了这次事变，此人就是当年朱滔的曾孙--朱克融。第二天，朱克融在哗变军士的拥戴下，宣称“权知军务”。
八天后．田弘正也被不满于受他节制的成德军士所杀，领头者是成德镇都知兵马使王庭凑。这个胡人的后代暴悍凶险，共杀了田弘正及其手下将领、家属三百余人，自称留后，逼着监军宋惟澄奏求节度之职，成德镇终于再叛。
八月三十日，宋惟澄把消息报告到长安，震撼了朝野。
谁都没有思想准备。
去年在任的宰相萧俛当初就是反战派之一，他一向认为不宜穷兵黩武，在河北初平后，更是屡劝穆宗就此息兵。为此，萧俛给皇上献了一条“消兵”的秘策，这条计策建议朝廷容许各军镇每年有百分之八的军士逃亡，从而渐渐地削减天下兵员之数。致乱之由，实因地方兵多将广，既不足以平叛，又徒耗民力，因此这个建议确实是一个聪明的策略，但却根本来不及实施。河北的根基尚存，叛乱只是时间问题。
继幽州、成德之后，魏博的田布也没能压住阵脚，在士兵的压力下无可奈何，不得已自杀身亡。朝廷没法，只能以带头煽动的将领史宪诚为帅。魏博一乱，形势就不妙了，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变故不绝。
新帝是个典型的享受派，好击毬，喜狎俳优、观杂戏，尤沉溺于畋游。享受天子的乐趣占据了他的整个头脑，他可没有像他祖父、父亲那样的雄心大志，自然也就管不了这许多。
幽州之乱，朝廷命刘悟出征，但被他推辞。李愬尽管壮心未已，准备出战，但不幸得病谢世。于是裴度立即又被任命为征讨河朔的主帅，领李光颜、乌重胤等名将再度出击。但是，十万之众，在近半年的战事中却一直没有取得效果。次年二月，朝廷不得不给王庭凑昭雪，并授为节度使。宪宗勘定藩镇的所有成就从此化为泡影，短暂的“中兴”也宣告结束。
理固其然。在几十年的战争之后，朝廷与藩镇最终落得了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谁也不能把对方一举吃掉，寻求一种根本妥协已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天平的两头一旦开始均衡，冲突就不再显得那样激烈，如同阴阳之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似乎都不成为对立面了。不过，令人焦虑的是从长远来看，朝廷这一方是慢慢地衰落着，而藩镇却是一天天强盛起来，总有一天这种平衡会被彻底打破，那就将是毁灭性的。
但这不是现在的事，当前的问题是帝国的政治出现了一种新的局面，并足以让这些自霸一方的藩镇退到次要的位置上去。实际上，从宪宗之死开始，就已标志着这个时代的到来。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宦官得以走上了国家政治的舞台，九世纪的波澜中，又多了一股汹涌的狂潮。
风云再起。
宦，仆隶也。“宦官”，原就是指宫内侍奉之官，起初并不都是阉者，后汉时宦官开始全部用刑余之人，不复杂间它士，后世遂以“宦官”称宫中为皇帝仆役之阉人。士人蔑视之，亦或称“宦寺”、“宦竖”、“阉宦”。
说起来，一切原委还肇始于有一位万人之上的天子存在。人之初，性本善，但若是生为人主，天赋权威，则后天之习必与常人迥异，以天下为娱乐之具而遂一己之好，也就成为他们的本性了。后世君主固不待言，即使先圣先王，亦从无例外。
于是崇宫室，于是广嬖幸，御柳宫墙之内，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后宫三千犹不得足，恨不得天下女子皆为我有。历代相因，竟成定式，这倒也罢了，关键是后宫既广，则需要有人为天子管理守卫，所以阉人应运而生。阉割称为“宫刑”，残暴酷烈，莫此为甚。但不如此，则不能保证天子的私有财产不被沾染。阉者刑余之后，人道已失，守之后宫，断无可忧，这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办法！
无数不幸的人们就这样成为天子的家奴，他们既为人主所驱役，又为世人所不齿，心中惨怛，发之于外，遂有慷慨偏激之举。从后汉时期起，就有宦官们干预朝政、擅权自利的记载。在惨痛的教训面前，天子和朝臣定下了许多防范的措施。然而，宦者既为天子所必需，就注定了那些规矩是挡不住被压迫者的奋发的。
本朝虽也不能幸免，但在立国之初，情形倒还不错。
起先宦官常员所设，主要就是一个“内侍省”，掌统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内坊六局，有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给事十人，此外还有内谒者、内寺伯、寺人等名目，皆为清一色宦官担任。太宗皇帝为限制宦官之权，曾立制规定内侍省不置三品官，以此本省最高官“内侍”不过为“从四品上”，防范不可谓不力。
太宗皇帝在这方面是很有心计的，有几次他派宦官出使外地，结果反应不好，太宗就非常生气。宰相魏征--本朝最著名的宰相之一--对此发表了一个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朝臣对宦官的普遍看法。
他对太宗说：“阉竖地位虽微，但是狎近左右，时有言语，易为人主所信，若出谮言，为患更深。圣上明鉴，可以无虑，然为子孙万世计，不可不杜绝其源！”
太宗深然，遂下诏自此以后，不再以宦官充使外出。这可谓是最好的防范措施，但同限制官品一样，后来也没能坚持，以致最终形成了宦官不仅有高官厚禄，而且不断充当各种专使、通过使职擅政的恶劣局面。若要就事论事地追究起来，造成这一恶果的罪魁祸首是太宗以后的两位皇帝：玄宗和德宗。
玄宗实在是出于无奈。“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在外重内轻的态势下，为保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不得不行宦官监军之制。时势使然，不能求全责备。但德宗却难逃其咎。
就以此事来说，以宦官监军分领军权，固可以使将兵叛变之事多些阻碍，但打不了胜仗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这对于久经战乱的帝国来说，是不能不思变革的。况且宦官跋扈娇纵，有时甚至还激起兵变，已经成为百弊而无一利的东西。肃、代两帝以来，议者论之不绝，废停此制已成共识，就是德宗皇帝本人，肚子里对此也是清楚得很。
顺宗时倒王（叔文）主将之一的薛盈珍，德宗时就曾出任义成军监军。此公仗恃圣眷，欲夺节度使姚南仲的军权，南仲不从，两人翻脸。盈珍便屡向德宗密报对方的种种不是，果然搞得皇上对南仲发生怀疑。不久盈珍尚不满意，又派一员小吏程务盈从驿道赶往长安诬奏。巧得是，南仲手下的一位牙将曹文洽正要赴京公干，得知个消息后昼夜兼行，追上了程务盈。
驿馆中，文洽假装与他亲热，乘机将其灌醉后杀掉，把薛盈珍的上表丢在了茅厕中。自己又同时写了一封上表给皇上，一封信给姚南仲，然后自杀。
这是其时监军、节度使之间闹得还算小的一件事。事发后，姚、薛二人都被召来长安。
德宗问姚南仲：“薛盈珍干扰你了吗？”
南仲答得好：“盈珍没干扰臣，但乱了陛下的法。且天下如盈珍之流者，何可胜数！臣等又如何行恺悌之政，成攻取之功？！”
说得德宗默然。
然而他还是我行我素，继续他的方针。德宗不是不知道其中潜伏的危机，在他“不知依仗何人”的表面下，德宗其实固执地坚持着一条原则，在他看来，宦官尽管有着多少不是，但却不会反对自己，因为皇帝是他们赖以存在的基础。比起那些朝官来，他们更可靠、更易于驱使。德宗在纷扰的现实面前，选择了一条自以为聪明的道路：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包括与自己二位一体的宦官。德宗没有想到的是，他最终把灾难留给了自己的子孙。
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左神策监军窦文场排挤了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独掌军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德宗又设立左右护军中尉，并以宦官担任。
鸟瞰帝国的首都长安城，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宫城居北，为皇宫所在，包括太极宫、东宫、掖庭宫；南五门，承天门居中：北三门，以玄武门分左右。皇城居城南，为各官衙所在，北面无墙，与宫城以横街相对；其间南北七街、东西五街，中央各署分列其间；南面正门取法天象号曰“朱雀”，与“玄武”对称。朱雀门出一大街直趋外郭城，宽一百二十步，纵九里又一百五十五步，可称名副其实的“天街”。
外郭城位于皇城、宫城的东、南、西三面，为官民住宅及市肆所在，共有东西大街二十五条，街面宽广，两侧均有整齐水沟，当初裴度就是因落到沟中才得以逃生。此二十五条大街分全城为两市、一百零八坊里，以朱雀大街为界，东半五十四坊及东市属万年县，西半五十四坊及西市属长安县。白居易有诗道“百千家如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真是形象无比。
很清楚，宫城居北，因而守卫京城的卫戍军主力必定是布置在这里，地点就在宫城北大门玄武门之外。其军初由禁军中之“羽林军”、“龙武军”组成，本朝人又称之“北军”，与由十二卫将军掌握以护卫皇城百司的“南军”对称。北军所处地势极其重要，掌握着天子所居之地掖庭宫的北大门，玄武门一旦生变，则宫闱必不保。当年太宗皇帝杀兄逼宫，就是因为有北军之助，于玄武门一击成功的。
后来情形略略有了变化。
一是高宗嫌太极宫潮湿，扩建了位于宫城东北的大明宫，并迁居该地，此后除玄宗外，诸帝都在此居住听政，大明宫取代太极宫而成为了宫廷中心。
二是神策军渐渐成为禁军北军的绝对主力。神策军早先是陇右节度使所属的一支劲旅，起初主要承担的是西北的防务。直到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宦官鱼朝恩率此军在吐蕃的入侵中为保护代宗立下大功，才成为禁军编制。此军经常出征，地位日重，由于德宗归之于宦官，因而赏赐亦丰，于是驻防长安四周的部队纷纷请示隶名于神策军籍以广其衣粮，以至挂名之旅遍于全国，数量迅速扩大，贞元时已至十五万人。但其核心仍是京师左右神策军，实际上的统帅就是左右护军中尉，与禁军中的左右龙武、左右羽林军分驻大明宫东北、西南两侧的九仙门、太和门外。在这一点上，一如太宗时玄武门外的情形。与以前所不同的，也是最要紧的是：它却是由宦官所掌握。
所以，当年顺宗的嗣君地位发生危机的关键时刻，他即使重病在身，也不得不强扶病体力疾出九仙门安抚；而右中尉梁守谦与王守澄诛杀了左中尉吐谷承璀之后，立即就赐给左右神策军士每人钱五十缗，其他六军每人却只有三十缗，都是出于这个道理。
宦官有了神策军，长安城的格局也就不再是横平竖直的方正之相了。有一种势力正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将会彻底摧毁旧的态势而建立一个新的战场。这一天已经慢慢到来。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神策军与枢密使(3)
三
裴度对再叛的河北诸镇没能取得战果固然是大势所趋，但也有重要的其他原因。
皇上在头一年贬斥了与吐谷承璀有染的皇甫镈，以令狐楚、萧俛、段文昌为相，三人都是反战的中坚，自不会对突变的形势有所准备。第二年初，又贬去令狐楚，引崔植为相。崔植是崔祐甫的侄子，因坚决反对皇甫镈而名重朝野，得到皇上的赏识，入相后，也颇能尽谏。此人学问倒是不错，但却不懂军事，更缺乏政治远略。在战事拉开，萧、段两人先后去相后，他与原翰林学士杜元颖共同主知政事，同样也是无所作为。
天子只有二十六岁，正是玩乐享受的最佳时光，他可不愿意放过。正式即位的第一天，仪式刚刚完成，皇上就迫不及待地召来倡优演杂戏给他看，这边百官尚未走出大明宫，穆宗就已在丹凤门楼上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第二天，皇上又到神策军营看人摔跤。即位以来，如此之类的宴游畋猎，几乎没有断过。谏官们上奏，告诫他要适可而止，皇上竟大为惊讶，对宰相道：“此辈何人？”连大臣都不认识了。
原因还不仅于此。
人为天地万物之灵，“公平”是文明的基础。本朝是文教昌盛的时代，伦理教育让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士子或以才华德行取仕，或以报效边庭立功，忠君报国，安身立命。可若是没有了“公平”原则，一切都成空谈。就是地方藩镇的那些武将，拼死拼活也无非就是想以武功证明这一点而已。同理，天子既然造就了一个宦官阶层，他们也就不可能永远甘心为奴。
本朝为士子提供的公平手段是相对严格的考试制度，给武将的进身之阶自然也就是战功，但士流以外的工商杂类什么也没有。宦官表面上有官品，但实际上鄙卑更甚，他们只是奴才，甚至比奴才尚低一等，因为他们甚至是“非人”。宦官所能得到的，似乎只有皇帝对奴才的赏赐而已。这个大大的不公平永远是激发矛盾的根源，历朝历代都不乏先例，而到了此时此际，它开始有了一触即发的态势，宪宗之死就是个信号。
宦官掌握了神策军，使他们具有了这种能力，而枢密使一职的出现与壮大，更使得他们拥有了机会。
“枢密使”正式设立是在宪宗元和初年，又称内枢密使，左右各置一员，首任者是刘光琦和梁守谦。枢密使的职责是“承受表奏、出纳王言”，说白了也就是承“上”启“下”，“上”是皇帝，“下”是宰相，这个职务的性质就决定了它能兼达两头，既可以乱帝听以削挠相权，又可预宰相共参政事。“枢密使”使宦官在取得军权的同时，进而获得了政事权。
宦官王守澄立有大功，此际已被穆宗命为枢密使、知枢密院事，负责内外传达，但权势绝不仅限于此，他的地位早已超过当年的吐谷承璀。更何况皇上喜淫逸，少不了与他同乐的人，宦官们比朝官更胜一筹的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天子。宛如儿童的穆宗是第一个完全的战利品。
和宦官的气势相反，帝国的现实是骄主荒淫，辅相庸碌，政策、处置皆无是处，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在前线打胜仗！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朝廷中的头一件大事是在三月份的一次“常科”考试中发生的。“常科”是国家每年举行的常设考试，与皇帝召试以待非常之才的“制举”不同，科目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以“进士”、“明经”最为重要。这次考试的主考是右补缺杨汝士和礼部侍郎钱徽。
本朝科考并不糊名，应考者的姓名对主司是公开的，因而考生的名气与声望乃至家世、与主司之关系等对考试结果有异乎寻常的作用。为国家选才是人臣的义务，可以惟才是举，这一次也不例外，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都给钱徽写了条子。
然而榜出后，段、李所属者皆名落孙山，而及第者中大多是公卿子弟，其中还有考宫杨汝士的弟弟。段文昌不服，认为太不公平。皇上征询意见，有不少人持同样看法，结果这次考试成绩取消，重新进行。此次事件牵涉到不同意见两方面的很多人，段、李这方面有宰相裴度、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主考官钱、杨方面则有中书舍人李宗闵等人。事情虽然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谁也没有把它就此忘记掉，特别是在事件中得到贬职处分的李宗闵。
这年十月，刑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王播人相。此人在三年前曾出为西川节度使，皇甫去相后屡请还京。王播在财政上很有些办法，手上颇有些钱，宦官的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早在年初，萧俛听说他靠此道求职，极其愤怒，到皇上面前力争：“王播如何可以入台司！”穆宗要靠王播弄钱，没有听萧俛的。萧俛一气之下，辞去了相职。不久段文昌也被命往西川，王播得以和杜元预同时人相。
四个月后的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二月，河北宣告停战，工部侍郎元稹被命为宰相。
此人更是大有故事。
元稹字微之，早年与白居易、萧等人同时踏入仕途，也是以才气知名之士，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因与裴度上疏指责朝政，引起宰相杜佑的不满，同裴度一起被贬。裴入相，裴、元二人先后被起复，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元稹以监察御史“分司东台”，到设在东都洛阳的御史台亦即所谓“东台”或“留台”任职。在任期间屡屡劾奏地方大吏，又引起不少怨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二月，朝廷调他回京。
这一日，元稹回京的路上走到华州，见天色将晚，遂留宿于一个叫“敷水驿”的驿站。驿站中看到是监察御史大人，不敢怠慢，安排他住到了惟一的上厅。不意到了夜里，事情来了。
帝国交通十分方便，驿道四通八达，尤其是长安到洛阳这一路。全是宽广的大道，和全国各地一样，道旁每隔一段就设有驿站，供往来的官员休息、换马。大的驿站中皆有上、中、下不同的厅房，以接待不同品阶的公务人员。这一天很巧，在夜里，一队宦官也来到敷水驿下榻，为首者是奉命出使的内给事刘士元，刘士元一进来，当然要到上厅去住。
站吏报说，上厅已有人了。御史与中使都是经常在驿站中落脚的官员，朝廷对此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御史到馆驿，已于上厅住下，有中使后到，则就别厅：而如有中使先到上厅，御史后来，亦就别厅休息。站吏心想，虽然内给事官品要比监察御史高好几级，但有这个旧例在，倒也好安排。
刘士元可不答应，一听不过是个监察御史元稹，更是傲气：“叫他换到别处去，上厅本使要住。”
站吏一看不是路，不敢违抗，只得前去请元稹移驾。元稹这时已更衣毕，正欲就寝，一听这话也有气，隔着房门对站吏道：“本官先到，断无让厅之理。”
站吏回报士元，士元大怒，对手下人道：“跟我进去，今天倒要看看什么人敢如此托大！”众人齐发一声喊，随着士元就往里走。
士元手提马鞭走到门口，一脚踢开户门，指着元稹破口大骂，同时甩手就是一鞭，正中元稹的面颊。元稹吓得连鞋子都来不及穿，拔腿就往后厅跑。士元哪里肯放，追上去用鞭子乱挥。
元稹的马早已被士元的人牵走，元稹是进退不得，只好在驿站中四处避让。士元又呼令手下人去找弓箭，只吓得元稹魂飞魄散方才罢休。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神策军与枢密使(4)
元稹狼狈赶到长安，不少朝官们都感到是奇耻大辱。他的好友白居易一连上了数表，为元稹无端受辱鸣不平。连跟宦官关系不错、其时正任御史中丞的王播也摆出旧例认为这是刘士元做得不对。但宪宗在两人之间，肯定是选择偏袒宦官这一方，还是借他故将元稹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后来又先后调他到通州、虢州任职。
元稹这一去就是十年，十年的挫折让他大大转变了。元稹家境贫寒，完全是靠奋发才走得到今天的地位。这次教训让他“如梦初醒”，感觉到凭着他以往的那种年少轻狂对自己的仕途是极为不利的，于是“痛改前非”。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宪宗大赦，元稹被召回京任职，为了达到进入台阁，甚至做宰相的目的，他竟开始结交曾给他以羞辱的宦官。
第一个是他在江陵的故交监军崔潭峻，第二个是人京后认识的神策中尉副使魏弘简。有一段时间，元稹经常轻车简仆，出入于魏弘简宅第，以事相请。结交宦官的效果出奇得好，穆宗即位之初。元稹就因回朝述职的崔潭峻之荐，被提升为库部郎中、兼“知制诘”。所谓知制诰，就是有资格参与诏书的草拟，本朝除禁中的翰林学士、禁外的中书舍人以外，一些官员也可以本官带“知制诰”。不久元稹又被召人翰林，任中书舍人，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
当时的几位宰相中，萧俛从来不喜欢超格任人，对元稹本来又无好感，因而很讨厌他的冒进。只有段文昌对他不错，还专门在皇上面前替他美言。但朝中都知道他转托宦官的事，对元稹之辈靠此道捷足先登都十分不满。中书舍人武儒衡就当面给过他们难堪。那是在一次知制诰官员的会食上，众人正在吃饭，正好有不少苍蝇飞来，儒衡以扇挥之，口道“哪里来的东西，一下子就能聚集到这里？”众人听罢脸色都变了。
元稹此际也是主张罢兵的，他的不少诗歌反映了这个观点，正合穆宗之意，所以在魏弘简的建议下，终于在河北战事结束后用他为相。裴度照理是与元稹共过患难的人，但见元稹附和宫中主张而阻挠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十分气愤，三次上表反对启用元稹，迫使皇上把元稹和魏弘简都降了职，两人由此产生了重大矛盾。
这是一个危险的开端，在对河北的战事以失败告终之后，朝中派系分野已经日趋复杂，离合变化层出不穷。朝官们好使意气，囿于私见，不能开诚布公，攻讦又日益严重，自然也就给另外一种势力以可乘之机。而裴、元不和，更是雪上加霜。
元稹终于得以人相，元裴二人的矛盾便开始闹大。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二月，元稹力请昭雪王庭凑，并建议为彻底息兵，应立即解除裴度的兵权。皇上同意，下诏命裴度为东都留守。制诰一出，遭到不少反对，穆宗便命裴度先来长安再说。
裴度一到，第一件事就是请皇上下令杀掉一个在昭义镇恃恩娇纵的监军、宦官刘承偕。此举虽然没被皇上答应，可依然得罪了宦官，裴度还是被命出朝，去任淮南节度使。这一下朝中议论纷起，都说在此关头，有将相之才的裴度不宜外出，才使得他留在了朝中为相，与元稹共同主事。这是三月份的事。
元、裴两人倒是暂时得到了妥协，但政治分野绝不是非甲即乙的事，元、裴互相嫉恶，可还有与他二人都有矛盾的人存在。同时，宦官势力既然掺合了进来，也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事情麻烦了。
前宰相李逢吉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他可没有闲着。
逢吉颇和早年的杨炎类似，有一种对个人恩怨过分执著的心态。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平淮西之前被裴度挤出朝廷后，一直都耿耿于怀，几年之间，心里很不是滋味。逢吉知道，眼下裴、元不和，正是自己的良机，但身在外任，无可奈何，一切都必须回到长安才行。
他的族子李仲言对他建议：走宦官的路子。
李仲言道：“侄认识一个奇人，名唤郑注，此人虽以医术闻，然有经略之才。早年在李营中为王守澄治疾有奇效而为其所知，今为中尉王氏守澄近侍第一人。若托郑注交结与彼，事无不成。”
逢吉纳其言，请郑注达意与王守澄，守澄正恶裴度不亲己辈，一拍即合。就在五月份朝廷果召逢吉人京为兵部侍郎。逢吉一人京，真的就来了机会。
在被朝廷昭雪之后，王庭凑依然将朝廷任命的深、冀节度使牛元翼围困在深州，时间已将近四个月之久，很使朝廷难堪。穆宗只知道一意姑息，根本不解决问题。有一位将门之后于方欲立大功，设想了一条奇策，秘密求见宰相元稹。
于方道：“有两位奇士王昭、王友明曾在燕赵间行走，与贼党很熟，可于敌营中行反间计而解牛元翼之围。”
元稹大感兴趣，赶紧问他如何安排，于方一笑，说道：
“本人愿以自己家财资其出行，并可贿赂吏部官员，弄出二十通告身文书，供其见机使用。事出机密，故而不得不变通行事，还望相公批准。”“告身”，就是吏部对官员的委任状。
此事本意虽佳，但不通过朝廷擅自主张，又贿赂朝廷命官，实属于违乱法纪之举。但元稹出任宰相，受人讥笑太多，一直想有所建树，心想此计若能得逞，正是大功一件，竟也就糊里糊涂地答应了。不料，此事竟被李逢吉探到了一点风声。
逢吉其实并不清楚事情实质，他得到的消息只是某位宰臣将有机密之举。但对他来说，这也就足够了。
五月的一天，裴度府中来了位叫李赏的人，说有要事面呈裴相。裴度不尚奇诡，就请他在前厅明说。
“和王府中的属官于方，不知相公知道否？”李赏先问了一句。
“知道，此人乃故司空于頔之后。”
“正是这位于方，欲为某侍郎结刺客击杀相公，不可不防！”元稹是以工部侍郎的身份挂“同平章事”衔行宰相之权的，李赏的话很明显。裴度一听，心想这从何说起？！元稹再与自己有隙，也断不至于如此，这个李赏的用意太恶毒了。但裴度的气度自非寻常，在未了解来龙去脉之前，他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所以忍而未发，只是淡淡一笑：“言尽于此，谢君厚意。送客！”
几天过去。裴、元二人一如寻常。李赏便又一次出现，这次他直接去了左神策军营。此际的左军中尉已是马进潭，是当年与王守澄辅弼穆宗入继大统的功臣之一，现在和梁守谦一左一右，并驾齐驱。在宦官中间，此人和元稹的关系最不怎么样。
神策左军立即上了一本：“有告事人李赏称，于方受元稹所使，结客约刺裴度。”宰辅之间，竟有谋杀之事，皇上平日再怎么散漫，闻奏之后也是大吃一惊，立即命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李逢吉三人会同御史台严审此案。
一鞫于方，“约客刺杀”之事自然是子虚乌有，但逢吉岂能轻放，穷追不舍之下，元稹擅作主张用反间计的事情就包不住了，于方如实供出。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宰相的不当之事，枢密使王守澄与李逢吉更坚持说裴度知而不报，也应当一并处理，皇上表示同意，下诏罢二人相职，并贬元稹为同州刺史。
谏官们有异议，认为裴度无罪，不当免相，而元稹身为宰相，与于方擅为私谋，却责之太轻。皇上没有完全听从，只是缓和了一下，命裴度以右仆射在朝，削去了元稹带的另外一项职衔。六月初五这一天同时还发布了另一项诏命：以兵部尚书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再次入相主持政事。
李逢吉的目的达到了。对宫中的宦官而言，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结果了。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神策军与枢密使(5)
四
李逢吉是陇西望族出身，登进士、入幕府，赴朝为清望官，出使南诏、塞外，仕途相当顺利。在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他和另外一人被命为太子诸王侍读，得以被当时的太子穆宗所识，这对他来说，更是有关他后半生的一个关键。两年后改任中书舍人，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二月首次入相。
凡是境遇顺利的人往往心高气傲，然而却极易受到伤害。在突来的挫折打击面前，这种心态就会转化成一种偏激，他们变得妒忌、孤僻乃至奸诈，为了满足自尊和达到某种心理平衡，他们甚至会不惜一切手段。李逢吉就是一个典型。逢吉第一次入相要比裴度晚大半年左右，两人只共事了七个月，裴度因不满于他对淮西之役的种种沮阻，通过宪宗将他请出朝外，出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恩怨就这样结下了，而且不可调解。
逢吉有两个优势，一是于当今皇上有侍读之恩；二是他有一位极富谋略的侄子李仲言。李仲言也是进士出身，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逢吉正是通过他以及他的好友郑注，才和宫中近臣达成了利益上的共识，不仅顺利回京，而且排挤了裴、元，出任宰相。仲言尤能交结豪士，为逢吉培植羽翼，出力甚多。
宫中方面，第一是王守澄，其次是左右中尉马进潭、梁守谦，还有内侍内使魏弘简、刘弘规等人都至少与逢吉在一点上是见解一致的，亦即对裴度的态度上。对于一个新兴的阶层--比如宦官--而言，任何一位不肯屈从的老家伙都不会受欢迎。裴度功高勋著，刚直不阿，对宦官极端不利是很明显的，所以也不会例外。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六月，李逢吉入相前后，朝中的人事有很大变动，宰相中除了挂衔者外，王播已于上个月赴淮南；杜元颖虽然留任，去职也是早晚的事；白居易再次被贬出京为杭州刺史。几位杰出的大臣中，韦处厚为中书舍人，李绅为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韩愈为兵部侍郎，李德裕为御史中丞，牛僧孺为户部侍郎。未来的斗争必然就降临到他们身上。
本年下半年来，地方上情形不妙，徐州、汴州相继为乱。从六月到九月，各地兵兴未已。到了十一月，皇上因在打猎时受了惊吓，居然得了风病卧床不起，长安城中谣言四起。
起因是皇上尚未立储。朝官们都很紧张，一旦出事而国无储君，势必天下大乱，这事非同小可。皇上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得的病，此后数天不闻起居，宰相们屡请入见，未被枢密院答复。大家遂请德高望重的裴度出面，上疏请立太子，并请皇上接见朝臣。
宫中的宦官也很不安，穆宗确实病得很厉害，而外间的议论更是对着他们来的，有一种说法竟直指王守澄和梁守谦，说他们有废立之谋，事态已变得很严重，神策两军奉命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十二月初五，在守澄的安排下，皇上终于在紫辰殿接见宰臣。这一天宫中的戒备特别森严，皇上身边的护卫一律换成宫中内侍，天子坐在床榻上，面对着臣下的请求，也只有微微颔首而已。幸运的是，十二月初七宣布立景王李湛为太子之后，皇上的病也渐渐好转了。新年的正月，为了嘉奖神策军在这次风波中的绥靖贡献，特别有诏赏赐两军中尉以下的官兵。这已经到了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穆宗的第四个年头。
本朝宰相既实行政事堂集体领导制，自玄宗开元年间以后，人数已渐少，但除去荣衔以外，一般也有三到四人。目前当朝宰相只有李逢吉、杜元颖两人，新年伊始，补充相选已是当务之急。其实早在去年，朝中已经有两位大臣有入相之望。
一位是李德裕。这是大名鼎鼎的李吉甫的儿子，早岁好学有志，不乐仕进，元和初还因父秉国钓，避嫌不仕台省之官。先被张弘靖辟为幕僚，后以门荫入仕，历任监察御史、屯田员外郎、考功郎中兼知制诰、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去年二月改任御史中丞。德裕颇有雄才大略，很为穆宗赏识。
另一位是当年与李宗闵在考策中公开指责朝政而名重一时的牛僧孺。进士出身，入仕后因在那次对策中得罪了宫中，一直未得升调。穆宗即位，历任库部郎中兼知制诰、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僧孺为官清正，亦向有声名，特别是他拒绝了宣武节度使韩弘的贿赂而被穆宗知道后，恩遇渐隆。
照理，李德裕资望较深，又为穆宗信任，出任宰相是大有希望的。但不幸的是，他是李吉甫的后代，这一无法更改的事实给他的后半生增添了无数波澜。
李逢吉第一个就不能答应。他无法忘记元和年间因息兵之议而被罢相的旧事，所以他最恨裴度，连带也恼恨主张强硬的李吉甫，更妒忌这些靠门荫入仕的功臣之后。按照逢吉的观点，正是这些自命不凡的人给国家造就了动荡的现实。李德裕在翰林院与李绅、元稹情款意洽，也是逢吉必须将其摒除的动机。逢吉是个想到就做的人，他既丝毫不掩饰他的观点，又锐意于行动，当他在去年九月将德裕排挤出朝任浙西观察使时，朝中已经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逢吉的意思在牛僧孺。
就逢吉本人来讲，这里的原因不外乎也要上述到元和初年的那次策试中去，当时赞赏僧孺等人的考官是韦贯之。就是与他同在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前后反对淮西用兵的同志。他对那次事件的态度与朝中不少人一样，都认为是李吉甫的不是，所以对牛僧孺，逢吉的那种亲近感几乎就是天生的了。
牛僧孺自然而然地在逢吉的引举下入相，时间是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的三月初七。这一天也许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的那次策试--包括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那次贡举风波--到现在，历经十四年的工夫，本朝历史上一个最大的误会最终形成了，这个误会所带来的广阔而深远的后果，不久就将爆发。
皇上的病虽有了些好转，但仍未痊愈。
天子有疾，历来都是权幸者得志的最佳时机，在这种当口，谁最有权，谁就拥有发言权。枢密使王守澄当仁不让。
人们在这段时间里发现，有一个身材矮小，眼睑厚重而下垂、目不能上视的人日夜出入于守澄的官邸。据说，此人就是郑注，是位怀揣密术的奇人，既为枢密使所亲重，也甚为皇上所厚遇。只要求他，似乎没有办不成的事，为此，他在城中的那座大宅，天天都是车马满门的。
工部尚书郑权就是一例。此公好色，蓄了众多的姬妾，可工部本非肥缺，单靠他那点俸禄自是养不起。郑权思忖，只有外放富庶地方，才能多捞一些。为了养家，郑权也顾不得什么了，便请郑注通融于王守澄。果然无多久，郑权就被委以岭南节度使。人们好笑之余，也不禁痛恨起宰臣误国来。
其实政事堂中，宰相李逢吉、杜元颖、牛僧孺三个人的话加起来都没有守澄一个人多。本朝起初有宰相轮流秉笔执事的规定，可在守澄的授意下，此时只有逢吉一人当值，竟成了常务首席。二人相结，权势膨胀，做了完全不合规矩的事，朝中重臣也无一人敢持异议。裴度终于未能在长安呆下去，已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连“同平章事”的宰相衔都没有挂。
只有翰林学士李绅不买他们的账。李绅是个有才能的清明之士，与李德裕、元稹同在翰林时，号称“三俊”。翰林学士算是内官，常受天子承顾，若得信任，其职权也就类似于枢密，并不亚于禁外的宰相。早先的陆贽号称“内相”，就是这个道理。穆宗此时就常常将逢吉的拟状征求李绅的意见，李绅的反对意见占了多数。
逢吉气在心里。但李绅身在禁署任职，又为皇上所信，一时也不太好办，最好是先把他弄出天子身边才好。这时，又是李仲言，给逢吉出了一计。
当时朝中有两个人耿直是出了名的，一是李绅，还有一个是韩愈，也就是当年裴度征讨吴元济时的部下、《平淮西碑》的作者。韩愈道德文章世所公认，尤敢于死谏，曾为宪宗贪长生而冒死上《谏迎佛骨表》，差点丢了脑袋。韩愈自穆宗即位以来先后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户部侍郎，是个有望之臣。李仲言的意思，此间大可利用。
一日，皇上御延英殿召对宰相。这是本朝“常朝”之外，天子与宰相面议政事的制度，天子有事商量或宰臣有事敷奏，即可举行，并不定期。
在这天的延英召对中，逢吉奏了一事：“眼下御史中丞位缺，李绅清正，可任此职。”
李绅时任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出任御史中丞倒也不算降格。他心中大感困惑，不知逢吉出于何意。
皇上照理是舍不得李绅卸去翰林学士的，但转而一想，御史台乃天子耳目，确也是个重地，再说御史中丞官品等同于李绅现任的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都是“正五品上”，又是可在宰相之后赴阙听对的“次对官”，也就同意了。
逢吉暗喜，进而又奏请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尹作为首都行政长官，其规格亦同于省官，上任之时按旧例是要到御史台谒见，谓之“台参”，但韩愈又兼了“御史大夫”，情形就有不同。
按照本朝官制，御史台长官本就是御史大夫，后因官重位崇，自安史之乱后官不常设，御史中丞才得以成为实际上的宪台之长。此次韩愈既带了“御史大夫”之衔，所以宰相在任命时特别加了一条：免去台参。这下事情来了。
李绅刚直，如何能依！他特地移文韩愈，颇有点责怪他不知事体的意思。
韩愈这个人本就倔强，见状不服，与李绅公文往来，言辞上就更为不逊。此事渐渐弄得沸沸扬扬，朝野皆知。
机会来了，逢吉抓住借口，立刻奏明皇上：李、韩二人严重不协，有违朝纪，请予以罢职处理。
穆宗对李绅一直是心存爱意，心想李绅既不宜在朝，就改放外任吧。十月，在贬韩愈为兵部侍郎的同时，以李绅为江西观察使。皇上还特地派了个宦官去安慰他。
李绅到此算是完全明白了，一腔委屈无处发泄，便对来人大哭，说自己实为李逢吉所排挤，“微臣恋阙效忠之心未已，恳请中使禀奏圣上！”
穆宗知道后有些省悟，他也晓得朝中大臣之间一直互有攻讦，心里对逢吉的不能容人很不高兴。便改任李绅为户部侍郎，仍留在朝中。这个结果不要说李逢吉，就连王守澄等宦官也觉得不能满意。但皇上做主，暂时还只能表示接受。
可未过多久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正月，皇上在服食金丹的不良作用下，旧疾复发，不幸驾崩，年仅三十岁。穆宗皇帝尽管在即位之初就把那位坑害过其父的江湖术士柳泌砍了头，但却不意味着他不相信长生药。实质上，年方盛年的穆宗贪念长生比之其父也未必少让，对长生仙丹，他只是不相信效果不佳的一种而换服另一种罢了。还好，皇上的暴崩未引起突变，但却有宦官跑到太后那里游说，劝她以母后的身份称制，结果被骂了出来。太子太年轻了，只有十六岁，难怪有些人要如此热情地为国是奔走了。同月，韩愈也死在了兵部侍郎的任上。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神策军与枢密使(6)
正月二十六日，太子即位，史称敬宗。
李逢吉的目的只达到了一半，他当然不会就此罢休。眼下他更担心的是新君会不会重新启用李绅。至此，逢吉那种妒贤嫉能的奸险品性已完全暴露无遗，他不允许逆己者阻挡他满足独秉国钓的欲望，他既要排挤反对者，也不容许被排挤者报复，这是心胸狭窄、私欲过重之人的通病。逢吉丝毫也不认为他没有这个能力，有王守澄和他站在一起，这也许就意味着天子以及整个帝国都在他们的手中了，还有什么办不到的呢？！
世上若是没有了叛变投靠和反戈一击的人，阴谋也就不会存在了。李绅有个亲戚叫李虞，算起来是他的族子，相当于远房侄子，以文学知名，自称无意于仕进，隐居在华阳县。有次来长安看李绅，与其叔父李耆以及前进士程昔范都投在李绅的门下，相与过从，亦颇投机。未几，李耆拜左拾遗，回到华阳的李虞有点耐不住了，写信给李耆，希望他能向朝廷引荐引荐一下自己。
不料带信的人把此函误投给了李绅。李绅一见好笑，心想我这个侄子不是不乐仕进的吗？如何进退之心反复无常若此？倒要劝劝他。顺手就写了封回书，言辞中真是把李虞讥诮了一下。
李虞看到李绅的信闹了个大大的红脸，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觉得李绅太不给面子。由怨生恨，李虞咬牙切齿：“不报此辱，誓不为人！”
李虞立即上京去见李逢吉，把以前李绅与他私下的谈论，特别是有关中伤逢吉的话，诸如逢吉如何奸邪，如何附和宦官等等，再加上自己的添油加醋，一古脑全说了出来。逢吉听罢，气了个半死，更恨极了李绅，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彻底打倒，绝不能让对方借着新君御极的机会东山再起。
具体的计划用不着逢吉自己操心，李仲言已为他招致了不少人，正日夜计议着如何抓到李绅的把柄。
五
李仲言为其叔罗致的死党中，有两个人最厉害。一个叫张又新，一个叫李续之。当逢吉问计于二人，有没有一些更好的办法时，两人皆曰：
“朝中缙绅大臣，大都自惜羽毛，谁肯为相公搏击？此事须得非常之人出死力而为。我等知道有一个叫刘栖楚的人，即是个奇士。”
“哦？”逢吉问道：“怎么个奇法？”
李续之接着道：“此人曾在成德王承宗手下为吏，承宗有次将其绑了起来，他以首叩地固争，承宗竟也无可奈何，其果敢坚锐如此。相公若能提拔他为谏官，令其侦伺李绅过失，待机暴扬于圣上之前，恩宠必替。即使不成，亦过在栖楚，牺牲掉他也没什么可惜的。”
此计甚毒，却也正合逢吉之意。于是，李虞、程昔范、刘栖楚三人都被逢吉擢为拾遗。“拾遗”，乃是本朝谏官的一种名号，分左右而置，与谏议大夫、左右补阙一样，专门以进谏为职，又称言官。左右拾遗品秩虽然不高，只有“从八品上”，但谏诤之任不轻，所谓“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即是设置“拾遗”一职的本义。不过，三人此际的“拾遗”目标却没有这么高远，不外乎就是“拾”李绅一人之“遗”而已。
李仲言与张又新在舆论上为推倒李绅推波助澜，他们对那些胆小而又头脑简单的人广为散布，说李绅看到有人在一起议论，便到皇上面前密报，说某某人结党、某某人拉派。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弄得士大夫们对李绅都有点畏忌。
不过，单凭如此这般寻找机会是要花点时间的。楚州刺史苏遇也是个倒李绅派，他对逢吉门人不急不慢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找到张又新等人说：
“新君一旦听政，必举行延英殿廷对。李绅乃次对官，这是他希蒙圣恩的惟一机会，要防就防他这一点！”
又新等人猛省，急急建议逢吉道：“事情确已迫在眉睫！若是拖到圣上正式听政，李绅一旦入觐而为上所用，后悔就晚了。”
逢吉心想：“此话有理。看来不下重手不行！”
这事最后只有靠王守澄。
守澄对新帝道：“陛下之所以立为储贰，臣备知其中过节。”言下已有深意。
敬宗好奇，问道：“贤卿此话怎讲？”
“当初陛下之立，全赖李逢吉之力。而杜元颖、李绅辈，原本都是想立深王为储的。”深王李察，是穆宗的弟弟，新帝敬宗的叔叔。搬出这种事情来，就是击到问题的要害了，守澄在宫中多年，他当然知道孰轻孰重，在这方面，他又要比李逢吉和他的门人强多了。
新帝年轻，对帝国储副常生不测的事没有切身体会，觉得杜、李等人都是几朝老臣，做不出这种事，不大相信。
可随后任度支员外郎的张又新也上了一表，说李、杜二人其实对皇上不利，他们曾暗蓄异志，欲立深王为太子，只因先帝不听，才未得逞。新帝尚未面见群臣，表奏都由枢密院呈上，守澄急劝皇上览这一封。敬宗见此表内容与王守澄所云如出一辙，早先的想法有些动摇起来。
未过几天宰相李逢吉的奏疏也上到，说的也是同样的话。这下不由得皇上不信了，二月初三，皇上下诏贬李绅为端州司马。按常理来说，国家去一奸佞，自然是一大幸事，逢吉也知道这个道理，为郑重起见，还特地率百官赴阙表贺圣上英明。可当百官退下，又有不少人按惯例转赴中书门下的政事堂贺喜时，逢吉开始觉得有点不妥。
逢吉不想让人觉得是他在里面起了作用而使李绅被贬，因为事情做的风声太大，反于事无补。他一回到政事堂，就把张又新叫了进去。
朝廷百官都已来到阁门，值事者报：“相公正与人谈话，请诸大人稍候。”
这一候就是好久，众人正感纳闷，忽见张又新挥汗而出，对着大家团团一揖，道：“‘端州’之事，实为天子除忧，为朝廷造福之举，分内之事，我张又新不敢谦让，就此谢过诸位盛意。”说时，大汗淋淋而下。
原来是这个人的手笔！众人更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心想：“这么个小小的员外郎就因依仗宰相，竟做出如此大事，真不可小觑！”大家都不作声，缓缓退出，片刻就走了个干净。
朝中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难受。初六，公开表示了一些不满的右拾遗吴思被命为吐蕃告哀使，远赴异域报告先帝穆宗的死讯；李绅所推荐的翰林学士庞严、蒋防同日被贬。在这种时候，没有原则的人纷纷暴露出两面派的丑恶嘴脸。在贬庞、蒋二人的诏制下来后，与庞严交情甚笃、具有封驳权的给事中于敖，竟把敕书封还。见者以为他为庞严鸣不平，都为他担心。不料诏书再下，他的奏议竟是认为此两人贬得太轻而请求重议的。落井下石，没有比这更狠的了，逢吉居然还大大地奖许了他。
张又新已被逢吉推上了前台，他为己为逢吉考虑，也得一不做，二不休。连续几天，每日上书皇上，坚持认为对李绅责罚太轻。皇上见他说的有理，便答应他可将李绅处于极刑，事态越发严重了。翰林学士兼皇上侍读韦处厚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立刻奏上一表，一是指出李绅实为逢吉所诬谄，二是认为即使有罪，也应缓刑，更何况李绅根本就无罪。在逢吉与王守澄主宰一切的时候，韦处厚是惟一敢说话的人。
一个偶然的事情救了李绅的命。这一日，新帝无事，阅览禁中的有关文书，忽然发现了穆宗时期封存的一大箧档案，打开来，正好看到了裴度、杜元颖、李绅请立太子的奏疏。皇上这才觉得李绅冤枉，想到自己差点就将这位忠臣杀掉，也有点内愧。皇上叹了一会，吩咐左右：“将人所上谮绅之疏统统烧掉，此后再不准奏！”但皇上烧了几封不痛不痒的奏疏，却没有把李绅召还。天子尽管年轻，也是懂得要点面子的，更何况这原本就是枢密与宰相的主意，并非是天子的独裁。皇上的心理立刻就平静了，他还有其他事要做呢。
逢吉和守澄实际上过虑了，新帝只到三月初五这天才第一次在延英殿召对宰相。即位以来的几个月里，皇上都是在游宴、击毬、奏乐中度过的，还常常赏赐宦官、乐人财物，耗费不可胜计，哪里有时间来考虑国是朝纲！有宰相和禁中的枢密也就够了，让他们去烦心吧。新帝无论在心理上、年纪上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孩子，他原本就不懂得什么，李绅的事就是个例子。
皇上好歹听政了，可每日上朝极晚，往往日头高起尚不见天子坐殿升班。时维三月，春寒料峭，百官在紫辰门外列班等候，老病者都几至僵踣。新君如此御极天下是本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远的不论，即比数年前宪宗的宵衣旰食来，差距亦不可以道里记。臣子的失望是显而易见的，不过，皇上尚未成年，谁又有什么办法？谏议大夫李渤就因为自己不能尽谏职，自请宰相降罪。
这一天是三月十九日，敬宗皇帝又一次到极晚才临朝。大臣们又一次在殿外被冻得够呛，可谁也没想到的是，那个刘栖楚居然挺身而出。
栖楚也许是想报答一下宰相李逢吉的知遇之恩，尽一下自己未尽的“拾遗”之责，跨班而出，力谏皇上。“陛下富于春秋，嗣位之初，当宵衣求治；而嗜寝乐色，日晏方起，梓宫在殡，鼓吹日喧，令闻未彰，恶声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长也……”刘栖楚又祭起他“以首叩地”的绝技，“请碎首玉阶已谢谏职之旷！”言毕，果然以额叩墀，声闻于外，血流不止。
敬宗没见过这一套，一时手足无措。不过，栖楚做得也太过分了，皇上不允，叩首不止，眼见阶上已是一片鲜红。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神策军与枢密使(7)
立在班首的李逢吉只得宣道：“刘栖楚不必叩首了，退下去静候回复吧。”
照理，有了宰相的这句宣令，就表明天子已经接受了臣下的奏议，上奏者可以退下等候天子对所奏事情的处理了。可栖楚却越发做作起来，叩头如捣蒜一般，弄得殿上的大臣也觉得这真是近乎于哗众取宠、矫情卖直了。不过，除了宰相，谁也不好说话，只能看着这场闹剧，不管怎么说，栖楚的话客观上总是代表了大家心里的想法的。
栖楚意犹未尽：“不用臣言，请继以死！”
牛僧孺实在看不下去，又一次宣道：“刘栖楚不必叩首，所奏知道了，下去静俟回复！”皇上更是连连摆手叫栖楚出去，他看不得这种血淋淋的场面。
天子既令臣民失望至极，便无圣威以慑天下。眼下长安城中人们似乎很少把天子放在眼里，名声最大的除了宰相李逢吉和枢密王守澄，就是逢吉门下的一帮人，诸如李仲言、张又新、李续之等。当然还有这位刘栖楚，经过这件事后，名气更是响亮。此外还有一个就是宫中的红人郑注，他眯着他那双永远睁不大的眼睛，夜夜往守澄的宅第中钻，动不动就是一个通宵。朝中忠直之臣，走的走，贬的贬，除了韦处厚，谁也不敢说话。
一个月后，出了更大的一场闹剧。
长安城中有一个算命先生叫苏玄明，此人不知怎么心血来潮，硬要说自己的一个朋友、染坊的工头叫张韶的有帝王之分。张韶点墨不通，见苏玄明说他什么“日角龙颜”、“天阔地方”，十足的九五之相，竟也就信以为然。苏玄明道：“今主上昼夜击毬，多不在宫中，大事可图！”四月十七日，张韶便与他纠结了手下的染工和地痞无赖一百多人，把武器藏在草车中，准备混进宫内。不料在宫门口被盘问的士兵发觉，于是他们便杀掉了守卫，换上禁兵的服色，抽出兵刃，大呼小叫直趋禁宫。
皇上正好在清思殿打毬，宦官闻讯大惊，赶紧将殿门关上，跑去禀告皇上，敬宗吓得不知所以，以为有什么大乱，一连声叫道：“快去右军！快去右军！”右军中尉是梁守谦，是皇上最信得过的。手下人道：“右军太远，不若去左军。”遂狼狈逃奔左银台门。还好，一路上未遇上犯贼及时赶到了左军，时任中尉的马存亮和大将军康艺全立即率队进宫，将苏、张等一网打尽。
皇上在左神策军呆了一天。这一天把整个长安都震动了，外人不明情况，无不惊骇。十八日皇上还宫，宰相率官来贺，到者只有十几个人。这虽然是一场虚惊，但把所有人都吓了个不轻。帝国似乎是越来越不成体统了。
五月，在李逢吉的引荐下，吏部侍郎李程、户部侍郎兼度支窦易直同拜相，算是决策机构上了一点正轨。可窦易直以财官入相，多少说明皇上的用度已到了相当的程度了。
所有的事情都无起色。六月，成德王庭凑杀掉牛元翼家属的消息传到了长安。本来牛元翼已经在一年前突围了，可只带出了十几个人，而不得已把家小留在了深州。王庭凑是在本年年初将牛家一门老少杀掉的，消息来得慢，朝廷直到现在才知道。牛元翼本人得悉噩耗后，大怒而绝。
敬宗闻知，也有点感慨。皇上觉得，是宰辅非人，才使得强贼肆行无惮。他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却也相当不容易了。韦处厚乘机上奏，劝皇上启用裴度。敬宗这才发觉裴度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时，连宰相衔都没有挂，于是下诏恢复，有了一点让他回朝的意思。
时光如梭，这一年很快过去了。在此新旧交替之时发生的一件大事又是关于宦官的。
新年前几天的一个傍晚，地处京兆府的鄂县县令崔发正在衙门中署事，忽听到外面喧闹起来，十分奇怪，便叫人去查明来报。未多久，县吏回来道：“京城来的五坊小儿殴打百姓，以致喧哗。”
崔发听说原来是这么回事，不由得火冒三丈，心想：“五坊小儿为天子放鹰犬，滋事扰民，屡禁不绝。今依恃天子年幼，游畋无度，竟又跑到这里来撒野！是可忍孰不可忍？”崔发大叫：“县尉安在？”底下有人应声答“到”，崔发道：“与我擒来细细拷问！”
待到县尉与捕快拖三拽四地把十来个人弄到衙门里来时，天已昏黑了，根本也看不清这些人长的什么样、穿的是什么服色，崔发也不问，先把他们捆起来再说。过了一会，渐渐弄清楚了，原来这些人可不是普通的五坊宫宛使手下的人，而是奉旨出使的宮中宦官！崔发意识到：这下可闯大祸了。
这些中使回去到敬宗那里哭诉，皇上大怒，立即派人将崔发收执，交付御史台议罪。元旦这天，天子的大赦令业已颁布，崔发和其他囚犯被卫尉带到宫城门右的金鸡殿下等候处理，突然来了几十个宦官，手持大棍，不由分说对着崔发就是一阵乱打，直打得崔发面破齿折，昏死过去。这还未了，一帮人走了，又来一帮，照旧也是一顿痛揍，崔发僵卧于地，已近绝气，幸赖台官们用席子把他遮住，才得以幸免。照理，大赦令对除死刑之外的所有犯人是一概赦免的，可皇上命令释去他人，独留崔发不放。
给事中李渤愤然上奏：“县令不应拖拽中人，但中人亦不应殴打御犯，况且县令崔发所犯在大赦之前，中人所犯在大赦之后。宦官如此横暴，若不绳之以法，臣恐四方藩镇闻之，顿失敬畏之心！”
谏议大夫张仲方也认为对崔发不予赦免说不过去，可皇上就是不听。
只有李逢吉搬出一个理由，说崔发有八十多岁的老母在堂，“陛下以孝治天下，理应对此有所存念。”皇上这才释怀，命中人放崔发还家。崔发老母无奈，当着押送宦官的面，打了崔发四十杖，这场风波方才罢休。
这是敬宗即位后的第一个新年，天子改元“宝历”，时为公元825年。
六
宰相牛僧孺已失望至极。
僧孺为相近两年，在李逢吉与王守澄之下做了不折不扣的傀儡，毫无作为。面对着天子荒淫、嬖幸用事而国是日非的现实，他心中失望，可又没有胆量站出来，只能选择独善其身的道路。屡请辞位。正月十一日，牛僧孺被任命为武昌军节度使，出京任职。人不恋名位而求去，不外两种考虑：一是出于畏罪避祸，二是不愿同流合污。僧孺此去，除了以上两端外，却还有个说不出的原因，他是逢吉推举的，然而多少不满意他的做法，碍于情面，又无法言说，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摆脱这种内心的痛苦，只有逃避一法。
僧孺一走，韦处厚一派又在极力援助京外的裴度，再加上与新相李程不和，逢吉已感到开始有点难办了。其中，他最为担心的还是远在山南西道的裴度。
逢吉是不能甘心自己的政敌翻身的，他在这方面极为执著。这世上对任何事都可以执著，惟独对恩怨之事不然。人只要一陷入“恩”与“仇”的泥淖，便一定会丧失原则，甚至丧失理智。
逢吉有一个既能阻止裴度入朝，又可同时打倒李程的杀手锏。
原来，京师有一个叫武昭的人，早先在裴度手下出了不少力，颇为裴度赏识，保他做到刺史一职。可裴度被斥出朝后，这个武昭连带受累，一直未得重用，竟成了一个闲人，于是自然对裴度的死敌李逢吉不满。武昭在京有两个好友，一是太学博士李涉，一是金吾兵曹茅汇，三人以气侠相许，在京中也稍有名气。李程的亲戚水部郎中李仍叔看不惯逢吉对李程的排挤，乘机对武昭挑拨说：“李侍郎欲授官职与公，但为李逢吉所沮。”李侍郎是指李程。武昭一听，更是愤怒。
一日。武昭多喝了几杯，一时酒兴，便对人说要去刺杀逢吉。听者把这话告诉了拾遗张权舆，张权舆是逢吉的死党之一，立即说与了逢吉。逢吉马上就有了主意。
他先是吩咐侄子李仲言把武昭和茅汇找来，安抚了一番，另一方面却又命人准备捅出此事。这是下半年七八月份的事，正好是朝中有人议论要请回裴度的时间。
九月，逢吉正式发难，暗令一个十分不起眼的人上报朝廷，说有一个名武昭的人要刺杀宰相李逢吉。如此大事，当然要立案调查，十六日，皇上诏命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司会审。这时，仲言按计划找到茅汇，逼他在审讯时作伪，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仲言话说得很露骨：“说武昭与李程同谋则活，不然则死，你看着办吧！”
可是茅汇却没有被吓倒，抗言道：“茅某人为朋友甘心冤死，绝不诬人以求自兔！”茅汇的义气使逢吉的阴谋完全落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果然，武昭与茅汇、李涉三人下狱后都如实招供，结果武昭被处死，李涉、茅汇流放，而李仲言和另外一个参与谋划的逢吉门下、拾遗李虞亦皆被处理。逢吉虽然没被牵进去，但地位已大大的动摇了。先是朝中言事者多称裴度为国家贤才，不宜久置于地方；到了年底，皇上又数度遣使赴山南西道劳问裴度；接着，裴度上表，请求回朝。
第二年，宝历二年（公元826年）正月，裴度回到长安。这不由得李逢吉不怕了。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神策军与枢密使(8)
新年前后，长安城中突然流行起一个新的民谣，内容是这样两句话：“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初听起来似乎莫名其妙，但细一捉摸，问题就来了。“绯衣”自然是个“裴”字，而“天上有口”不就是个“吴”字？这岂不是说当年裴度平淮蔡捉吴元济的事情！
又是那位拾遗张权舆上了一表：“裴度名应图谶，宅占冈原，不召而来，其旨可见……”
“名应图谶”四字好解，天意垂象预示未来就表现为图符谶语，谁人应之，谁就合当大分；说裴度身为人臣而合图谶，意思也就很清楚。后一句“宅占冈原”就有点深奥了。
原来。帝城长安从南至北正好有六条高坡横亘东西，称为“六冈”，暗合于乾卦的六爻之象。易理：卦分六爻，或阴画或阳画，阴画称“六”，阳画称“九”，乾卦象天，天乃积阳气而成，故此卦六爻皆阳画成卦，从下至上名为“初九，九二，九三，……，九五，上九”。六冈亦如六画，故于九二置宫殿以当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裴度宅第在平乐里，恰居“九五贵位”的第五冈，这即是张权舆“宅占冈原”四字所指，也亏他想得仔细。
此时，臣下的表奏已不经门下省审议而改由枢密院直接递呈了，张权舆此表多少是占了与枢密使王守澄意见相同的便宜，否则这种强项之辞早就被门下省驳回了。
不过，天子尽管年少，却也没有轻信这种话，韦处厚说那句民谣的始作俑者说不定就是张权舆本人，敬宗觉得也有道理。再说，皇上也有点好笑，“什么‘不召而来’？！是朕暗中密诏他回京的，你张权舆又哪里知道！”这样一来，皇上对裴度的态度反而更好，二月，即任命裴度入相，同时升衔为“司空”。裴度一上台，逢吉就彻底完了。八月，李逢吉被委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挂“同平章事”出京，他的政治生命从此结束。
但裴度并不是胜利者，在斗争中真正得到了好处的是宫中王守澄一派。从这两年的许多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帝国已由王守澄说了算，他与右枢密杨守和、左中尉魏从简、右中尉梁守谦四人已成了帝国的权威，裴度与韦处厚之辈只能等而下之。皇权与相权渐渐合二为一，而为宦官们所掌握，反奴为主便成为严峻的现实。
皇上却越玩越大。
先是击毬、游宴、打猎、沉溺女色，乐此不疲。皇上特别喜欢击毬，每次都拉了宫中内侍陪他玩耍，动辄就是几十人，直闹到精疲力竭方才罢休。然后就是听乐，用大型乐队为他击助兴。为此赏赐宦官、乐人财物不可胜计，有一次一下子就赐给内教坊一万缗钱，以备他行幸时开销之用。敬宗击常常不分昼夜。而且不在宫中，他喜欢到神策军营中去玩，因为人多热闹。皇上的这一嗜好，长安城中没人不知道。
皇上尚不及及冠之年，好动喜闹倒还算是正常，然而他同样也不能割舍酒色，于是视朝每晏，且月不过三，以后就更不正常，以至国事日废，而使王守澄之流独揽朝钧。
不是没有人进谏，李德裕尽管已远赴浙西，但在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年初就上了一篇谏书，洋洋洒洒有数千言，讽劝皇上正服、罢献、宵衣、纳诲、辨邪、防微，每句话都是语重心长。可是，李德裕的一番苦心，换来的也不过就是敬宗的一纸优诏而已。皇上并未因此而收敛。韦处厚、李程都上过奏，甚至刘栖楚、张权舆也都磕过头，作用却甚微。在这一点上，李逢吉首先是罪责难逃，裴度等人也有责任，因为天子童昏，翼戴大臣不能尽职，非其之咎而谁咎？！
即使如此，皇上居然还是感到不能尽畅，在这方面，皇上永远有新鲜的花样。他在后宫中发明了一种纸箭，其间密封了一种麝末香粉。每当妃嫔们群集时，敬宗便用竹皮弓向她们射这种箭，被击中者刹那间浓香满体，宫中称之为“风流箭”。听到宫人们都说“风流箭，人人愿”，皇上更是兴高采烈。
敬宗不仅毬击得好，还好看人手搏，经常是令力士们全力表演，手搏者臂断头破是家常便饭。最后，皇上喜欢上了一种更有趣也更刺激的玩法：在夜间捕捉狐狸，而且是亲自动手！他把这个游戏称之为“打夜狐”。天子到了这一境地，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狂童了。
这个狂童不仅无比娇纵，又十分偏急而蛮不讲理，“人主”的身份和贫乏的阅历更使他极端无知。他驱使手下的奴才近乎于狂暴无常，力士、内侍偶有小过，轻受捶挞，重遭流配、籍没，情况一如其祖父宪宗最后时期的情形，宦官们又怨又惧，忍无可忍。
总体来看，宦官中也有两派，一是高品阶层如两枢密、两中尉，此外就是天子身边的内侍们，这一派虽然无权无兵，但他们贴近皇上，正如当年的陈弘志，此辈若要有所反抗，自然就要从皇帝下手。敬宗只是个小儿，比之当年的宪宗更是无法相比，他的末日到了。
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十二月，经常陪伴皇上击游猎的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瑞，神策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周惟直等人秘密地结成了同盟，开始了行动。他们再也不会像早先的陈弘志那样仓猝起事，他们进行了周密的部署，计划已近于滴水不漏。这一次轮到王守澄、梁守谦懵然无觉了。
初八这一天，敬宗夜猎还宫，意犹未尽，命人大摆宴席，与刘克明等二十八位侍从喝酒。此时，宫中守备松懈，刘克明的同盟者又全体在场，整个殿内外就只有皇上和他们这些人。机会难得，克明与诸人以目示意，决定即刻发动。
皇上高兴，酒已到了七八分了，丝毫也没发觉早已有人离席，站到了大殿四周。又喝了一会，敬宗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走往内室更衣。皇上刚刚走出，只见刘克明把酒盏突然一掷，四面人影摇动之间，霎时灯火全灭，整个大殿一片黑暗。冥冥中，一条身影“呼”地窜起，直奔内室，一声惨叫之后，又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
一个时辰之后，刘克明率几位内给事来到了不远处的翰林学士院，此时当值者是路隋。克明道：“皇上不预！请即入内草拟遗制。”
第二天正是单日常朝，百官们照旧没等到皇上，可等来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天子驾崩了！遗制宣布：以绛王勾当国事，入继大宝。绛王李悟，本名寮，是宪宗第六子。
直到宰相与百官在紫辰殿外廊庑中觐见绛王时，还没有一个人能反应过来。大臣们那种似诧似思的表情，仿佛就像梦游者一般。
王守澄也是刚刚才得知这一消息的，他的惊愕不亚于那些朝官，不过，他一下子就猜到发生了什么事，也马上就反应过来此刻他应该做些什么。
刘克明同样不敢怠慢，他已经开始采取第二个措施：立即撤换枢密使和神策中尉，夺取神策军！苏佐明等神策军将手里有一些人，但人数太少，起不了大用。对克明来说，这甚至比杀掉皇上更为急迫，得神策军者得宫闱，他何尝不清楚这点。但是，他还是乐观了，这种夺兵之举只能像他除掉天子一样秘密进行，绝不能明火执仗。一旦到了以明对明的地步，在对方开始反击之下，敌我之势悬殊，这兵权又哪是轻易夺得过来的？！刘克明等人的整个计划坏就坏在这里。
左右枢密王守澄、杨承和，左右中尉魏从简、梁守谦这“四贵”在当天上午就成功地会合。他们第一个要做的是号令禁军待命，然后经过密商，派人紧急奉迎江王。年轻的江王莫名其妙中就被带进了神策军营。
四个人此时都觉得平息这场政变已不是问题，惟一要考虑的是下一步如何办。毕竟事出仓猝，局势是本朝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王守澄尽管经验丰富，但也是第一次面对伪君已立、师出无名的尴尬场面，他有号令中外的能力，但也有些顾虑。这时，在场的朝官只有韦处厚，因为他的强烈责任感和正义感，使得处境艰难的帝国在道义上还挽回了一点面子。
处厚道：“正名讨罪，有何避讳！应立即发布官变消息，剿灭叛贼，请江王入宫主事！”
“江王当如何践祚？”守澄又问。
韦处厚博通古今故实，他胸有成竹：“待到明晨，当以王教布告中外已平内难。然后群臣三表劝进，以太皇太后令册命新君即位。”
于是众人不复犹豫。中午开始，左右神策军、龙武军从东西两侧开进宫中，尽诛刘克明徒众，绛王也在混乱中丢掉了性命。
两天后，江王即位。这位合法的新帝是穆宗皇帝的第二子，敬宗皇帝的异母弟，时年十七岁。即位之时更名为“昂”，后来的庙号为“文宗”。
在靖难中最能看出是谁主沉浮。这几天发生的一切再明白不过了，“家奴”已不是家奴，而是决定帝国命运的真正主宰。
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1)
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
凭高无限意，无复侍臣知。
--文宗皇帝（公元809-840年）
一
文宗皇帝不得不面对着这样一个不幸的现实。
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就在那个夜里，神策军士未经通报便闯门而进，“两枢密、两中尉有请江王大驾！”还未等他从惊骇中完全清醒过来，第二天，他就已经踏在了大明宫的紫辰殿上，成为帝国的新一代天子。
那个夜里，他正在读书。江王虽然年轻，但敏感聪睿，博学多思，身在藩邸，心怀天下，这一切都来自于读书不辍。他喜欢的书很多，比如古代经典《礼记》、《春秋》、《周易》、《尚书》、《论语》和历史名著《史记》都是手不释卷。可惜的是，王邸中藏书太少，即使有，有的也非全帙，这给年轻而求知若渴的亲王带来不少烦恼。不过，有一部书是完整的，那就是本朝玄宗时的史官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这是一部歌颂太宗皇帝祖德以资训诫的书，尽管枯燥乏味至极，但江王依然爱读，更难得的是，他从这部书里得到了很多。旌牙拥护中，奔驰在夜长安的大道上，江王的思绪还未从刚才的书本中走出来，他想到了太宗皇帝，他想知道这位英明盖世的远祖如果处在他现在的地位，是否也会惊慌失措。
文宗皇帝同样也忘不了王守澄在烛光下那张阴沉的脸，当他与其他人伏地请命时，文宗仍不知道是为什么。但，刹那之间，一种好像末日临头的感觉却当头罩下，从此，他就再也无法挥去这个惨痛的记忆。
又是黄昏，又是夕阳。江王走进大明宫时，他第一眼见到的就是那朦胧、微带醉意的缕缕金光。变乱后的东内，红墙飞檐，残柳败草，横七竖八的尸体和滩滩的血水，在冬日的斜照下，弥漫出一片凄冷肃杀之气。新天子在宦官们的簇拥下站在金殿上，望着夕阳给他投下的一个斜长的身影，却被许多杂乱的人影揉得支离破碎，忽然喃喃自语：
“丛兰欲茂，秋风败之！”
“嗯？”左右未名所以，面面相觑。
这是当年太宗皇帝的话，文宗没有点破其中的深意。阶前，神策、龙武禁军的兵士们肃立无语，兵刃上的血迹斑斑，尚未来得及拭去。文宗回头望望表情冷峻的宦官们，恐惧，一种极度的恐惧感像一束藤蔓，悄然从后背攀援而上，冷冷地爬上背脊、爬上脖颈，钻进他的心里。
一夕之间，沧海桑田。江王已经成为了帝国的第十二位天子，史称“文宗”。新天子目睹了自己如何从亲王变成天子的全过程，他终于明白了一切。本朝立国垂二百年，从来就没有家奴血刃皇宫、操纵废立的事，想不到今天却被亲眼证实，新帝心潮难平，思如泉涌。他想起了宪宗、穆宗以及死于非命的异母兄敬宗，想起耆老故旧的传说，想起古书上的记载，恍如大梦初醒。与其父兄不同，新一代天子绝不是一个平常之人，祖宗有灵，让他人承皇统，这是天降大任，新帝突然觉得自己义不容辞。登上紫辰大殿的那一瞬间起，天子心里就油然而起一种强烈的冲动：他要为父祖报仇，要为兄洗耻，要使家奴照旧为家奴，天子重新为天子。坐在御榻上，他甚至无心去享受贵为人主的那种无上感觉，皇上只想着一件事：“从哪里开始？”
文宗即位后的第三天，常朝就如期举行。除了韦处厚为相、翰林学士路随承旨、侍讲学士宋申锡为书诏学士三项人事任命外，这一天的诏命还有许多内容：出宫女三千人；减省教坊、翰林待诏、总监冗食者一千二百余人；停诸司新添衣粮：御马坊场所占陂田悉归有司；……。退朝后，裴度泪水莹莹：“太平可期了！太平可期了！”
看着百官们的贺表，皇上心想：“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在朝野一片欢呼声中，公元827年来到了。二月，新帝改元“大和”，是为“大和元年”。
三月初一，右军中尉梁守谦因年老到了退休年纪，不得不请求致仕，王守澄顺利地取而代之，成为右神策军中尉。他听说当今皇上去奢从简，颇有励精求治之心，倒也没有在意，但守澄对皇上与宰相的某些举措仍旧不以为然。新君践祚，他是第一功臣，守澄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格充当辅弼之任。
此时宰相除韦处厚外，尚有新命的裴度和前朝的窦易直。自然，凡是裴度、韦处厚之议，守澄即认为不妥。
皇上往往不敢多说，只是有点情绪：“朕已允诺，恐怕不好再改。”
守澄心道：“岂有此理。宰臣们就知道自命清高，懂得什么治国之道！”他对新帝说话从来无所顾忌：“陛下，事有不妥，当思更改，何顾虑之有？”
皇上不语。他知道现在不是把王守澄之流一脚踹开的时候。
可是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时，宰相们便觉得有些过分，认为皇上虽虚怀听纳却不能坚决，实在是莫名其妙。韦处厚气得要辞去相位：
“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为宰相。不想凡有奏请，初蒙听纳，寻易圣意！裴度元勋宿德，窦易直忠事先朝，陛下尚难信任，微臣才薄，言既不从，宜先退位。”
从韦处厚的立场来看，他的话确有道理。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更何况已经决定了的事，怎么又能如此朝三暮四？！但他不知道的是，皇上实在是迫不得已。
文宗脸涨得通红，心里有苦说不出，只得一迭声地安慰韦处厚：“贤卿何至于此，何至于此！”言不投机，韦处厚说走就走，皇上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已走出了延英殿门。皇上急起来，命人将他召回。
“好了，贤卿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韦处厚谢恩，接着就是一大段议论，要皇上彰善惩恶，强调法制，重用裴度。天子听得很认真，表示接受。宰臣们感戴圣德之余，觉得这一次心情大畅。
然而王守澄很不快，他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新天子不是寻常之辈。但尽管如此，守澄还是被暂时之得冲昏了头脑，没有把这个苗头扼杀在摇篮中。他的得意忘形预示着他将来是要倒大霉的。
皇上不动声色，一直在等待时机。他奇怪的是，两朝天子都无疑是被宦官所弑，怎么朝中就没有一点议论？他问过侍讲学士宋申锡这个问题，申锡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天子心里有气，可暂时又无可奈何。
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2)
事情到了这一步，当然有人不能容忍，其中就包括一大批朝臣。但话又说回来，朝廷重臣们毕竟老成持重，多少要考虑到皇上的颜面、朝廷的威信以及自己的退路，不敢把话说得太绝。事实再一次证明，无官无职的士子总是会成为担负天下兴亡的先锋，他们虽不一定能克功其事，却往往能率先出头。
大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底，天子亲试“贤良方正”科制举之人，昌平人刘蕡参加了这次对策。这次由考策官代皇上拟就的问题也同往常一样，都是泛泛之问，诸如“何施斯革于前弊？何泽斯惠于下土？何修而古理可近？何道而和气克充？……”等等，“策问”之题尽管以皇帝的名义发出，所谓“惟此龟镜，择乎中庸，期在洽闻，朕将亲览”云云，但实际上还是由主考官批阅审定，决定可否。所有的人都没想到，刘蕡就这个普通的策问作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回答。
主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读到刘蕡的这篇策文，甫览数节，口中便叫出一个“好”字，再往下看，竟不知不觉地出了一身冷汗，拿着卷子的手也禁不住微微颤抖起来。
刘蕡说了些什么竟让冯宿如此激动？说起来原因极其简单，就是他说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刘蕡认为，帝国已然之兆，是“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单这一句已就让人触目惊心。
宫闱之所以将变，乃因为“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刘蕡直接点出左右枢密、左右中尉这少数近臣操纵国柄，当此之下，“忠贤无腹心之寄，阉寺持废立之权”，因而社稷亦将危殆；刘蕡更是明确指出，正是这帮人“陷先君不得正其终，陛下不得正其始”，君不君，臣不臣，天下终必倾覆。而政刑既不出于天子，则攻伐必自于诸侯，“此海内之所以将乱也”！
刘蕡是普通的士人，对朝政现实更有一种十分清醒的洞察，文中一句句地痛斥了宦官祸国殃民的种种罪恶：“国之权柄，专在左右，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对此刘下结论道：本朝眼下的情势，已足以与东汉末宦官专权的局面相提并论。
刘蕡洋洋数千言，都是一个主题：宦官骄横已臻极致，不仅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更出于人主之右，如此以往，祸乱未已！眼下是什么时候？禁中“四贵”不论，就连郑注仗恃中人宠信，收受贿赂，鬻官卖爵，人们都不敢议论，更遑谈其他了。刘言论如此，难怪冯宿看了要汗流浃背。
冯宿放下刘蕡的策文，抹了一下额头的汗水，叹道：“佩服！佩服！！”
诸考官传阅，一阵面红心跳之后，都感到痛快至极。可是，叹赏归叹赏，谁也不敢擅自做主把这篇策文列为上第。
策文抄本立即就传遍了长安，轰动了整个朝野。士人读其辞，无不感慨流涕。向来不满宦竖的一些谏官、御史，更是扼腕叹愤。而大小宦官却是怒火万丈。
王守澄大骂：“何其狂妄乃尔！”时任右神策领军将军的仇士良，在朝会上冲着刘蕡中进士时的座师杨嗣复诘问，出语就更是不逊：“这么个疯汉，你当初怎么把他取为进士？！”杨嗣复大恐，慌不择语：“嗣复当年取刘蕡及第时，他还没疯呀！”仇士良气犹难平，铁青着脸，又望着阶前的宰相。裴度、韦处厚两人不说话，面无表情，考策官冯宿、庞严等见状，更不敢多事，便把刘蕡策文压下不报。反正所谓“皇帝亲览”只是场面上的话，素未真正执行过。
刘蕡自然是落选。闰三月初九，诏制颁下，“贤良方正”一科共取了裴休、杜牧、李郃、李甘等二十二人，悉由吏部授官，独未有刘蕡。榜出，物议嚣然，皆为刘蕡称屈。李郃对同第者大声说道：“刘蕡下第。我辈登科，诸位能不羞愧？！”大家附议，于是联名上疏。及第者大为刘蕡忠直受屈抱不平，更为执政者不敢上闻而愤恨，疏中称：刘蕡既不能及第，而“臣等对策不及刘蕡远甚”，请求朝廷收回所授官职“以旌蕡直”。这简直就是激烈的抗议之辞，门下省不驳，也通不过枢密院，这份联奏上达于帝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长安城中固是一片哗然，可也只能“哗然”而已。
对朝官们来说，无论如何，这种事情最好是大事化小。因为事情闹大，激怒了某些人，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宰臣中，裴、韦既不表态，另一位宰相窦易直资浅，更不好说三道四，剩下的就是去年六月又一次花了钱得以拜相的王播了。王播这次从淮南入觐，大小银碗就进奉了三千四百枚，绫绢二十万匹，当然，给王守澄的就更多。刘蕡所说宦官之下的“贪臣”，一半就是指他。对这次事件，王播当然要出点力。
王播不让谏官和御史们上奏。“此徒招黄门之怨而已，于事何补？”“黄门”即指宦官。王播先是同情了不平者一番，然后又说了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国家开科取士，天子亲策，所求者辅弼俊才，所访者要道大务而已，岂胜矫直之辈狂犬吠日？！刘蕡不取也罢。”真正的嘴脸露出来了。
第一个造反者总是牺牲者。这场科场风波算起来是近二十年来的第二次了，前一次的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是久未升调：这一次刘蕡一辈子都未得到朝廷授官，只是屈为藩镇幕僚，郁郁而终。
天子始终不知实情，也未能读到这篇文章，否则，他的计划可能就要提前进行，可能也会更加周密、有效。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先帝性命都未能保住，更何况他这个他人掌心中的新帝！能不成为地道的傀儡就已经很不错了。
然而皇上没有忘记初衷，单日朝参从未缺席，甚至恨不得日日与宰相论政议事。罢朝后，皇上经常是手持着《贞观政要》发呆，要么就是在寝殿里来回踱步，他在盘算着一件大事，往往是想一遍，又想一遍，再想一遍。“谁能当此大任呢？”文宗问了自己无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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