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光对愁眉苦脸的王重荣道：“代州的李克用勇猛无比，又拥有强兵，可为朝廷所用！”
这个提议很大胆，因为此时李克用的沙陀兵正给帝国的北方以很大的压力，屡招不降，并且牵制了一部分朝廷兵力，多少算是一个大患。
复光知道王重荣的疑虑，他补充道：“其实李克用也早有徇国之志，所以不听朝命，是因为与河东郑从谠有过节而已。若诚以朝旨晓谕郑公召之，克用必来，来则贼不足平矣！”
复光也是一个资格颇老的宦官，为人慷慨任气，颇善筹略，在黄巢起兵之初，就出为外镇监军，领兵作战中立有功劳。他和那些只知颐指气使的宦官监军不同，既善指挥，又善抚士卒，因此很有点名望。但是他此番提出的建议却多少有点出于私心，因为他的养父内常侍杨玄价早先曾经当过盐州监军，在招抚沙陀的过程中与李国昌有很大的交情，复光本人对此也并不讳言。既然对公对私都有利可图，复光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很正常的了。
王重荣称善，报与朝廷宣慰使王徽。王徽亦以为然。两人再报王铎，王铎同意了这个提议，遂以天子名义颁谕郑从谠召李克用领兵入援。王铎时为挂帅出征的首相、诸军都统，有这种便宜从事的权利。一个月不到，李克用即率一万七千沙陀、鞑靼兵入战。取道河东时，克用尚不敢从太原过境，只与数百骑在晋阳城下与郑从谠告别。从谠尽管无奈，但也顾全了大局，很客气地送走了这个老对手，还赠了他不少马匹器具。
李克用的参战大大改变了力量对比，对战局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十二月，克用兵渡过黄河，进据同州。第二年的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正月，败黄巢弟黄揆部于沙苑；二月，与河中、易定、忠武三军会合，在成店至梁田陂苦战一日，大败尚让十五万部众，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进围华州，逼近长安；三月，又与王重荣在零口再破黄巢军，拔华州；四月初四，再与诸军合趋长安，于渭桥击败反击的黄巢军；初八，李克用率先从光泰门打入长安。在围攻诸军中，克用功劳最大，五月，朝廷加赐“同平章事”之衔。
帝国灭亡的格局形成了：李克用是外族武装，朱全忠是归附叛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义武节度使王处存、邠宁节度使朱玫等则是拥有重兵的大镇，徐州的时溥、许州的周岌等人又是平乱过程中羽翼渐趋丰满的地方军将，再加上东走的黄巢，在蔡州、洛阳一带闹事的秦宗权、诸葛爽皆非良善之辈，孱弱的朝廷何以处之！
更为麻烦的是，天下势既不再有九九归一回到中央政权领导下的必要，那么人人都可以取而夺之。由此而来，这些势力之间便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在此时，朱全忠与李克用二人首先结下了怨仇。
挑起事端者是朱全忠。全忠此际虽被升为宣武节度使，但在击退黄巢收复长安的过程中并没有太大的功劳，因而自身的势力也很一般。这对于一个野心十足的人来说，无疑是最痛苦的事情，他当然不可能甘于现状。
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黄巢退出长安后，仍然不失强劲，东部战场上的朱全忠、时溥、周岌等本非强旅，对抗中都感到有点窘迫，不得不再求援于李克用。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二月，克用率五万人进援。五月，到达全忠部所在的汴州。李克用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一支，对朱全忠而言，自然是日后最强劲的对手，全忠要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于情于理，都必须痛下毒手。所谓今日不除，必为大患。但克用拥有强兵五万，全忠根本不是对手，要除掉这个心腹之患，只能智取。
这天，李克用到达汴州后，大军在城外扎下营寨，本人并不进城。全忠遣人固请，克用碍不过面子，便同意入城。
全忠在克用下榻的上源驿中置酒布乐，盛陈美食，款待克用。席间，全忠殷勤劝酒，礼貌极恭，打消了克用的疑虑。克用在当时诸镇首领中年纪最少，只有二十八岁，少年气盛，倒也并不把全忠放在眼里，他与亲将们见全忠不足为意，便纵酒豪饮起来，克用乘酒使气，说话间对全忠不无讥讽侮辱之语。全忠气在心里，表面却不动声色。
这顿酒一直吃到日暮时分，克用来人皆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全忠派将领杨彦洪先用捆绑在一起的旧战车作为路障堵住去路，然后发兵包围了上源驿。先将哨兵斩杀，接着亮出兵刃，高声呐喊，冲向驿中。
克用的十几个亲兵首先被呼声惊起，奋身而上，与冲到门口的偷袭者格斗。房中，克用尚在梦中，对发生的事浑然不知。其侍从郭景铢发觉有变，急忙把克用推到床下，用凉水浇到他的脸上，克用这才睁开眼睛，苏醒过来。克用不愧为久经沙场的勇士，马上就反应过来，来不及抹净脸上的水，站起来就张弓拔箭，与亲兵薛志勤对门外射击，一下就射死数十人。
也是克用命不该绝。恰在此时，突然天色有变，雷电大作，大雨倾盆而下，浇灭了来犯者手中的火把，四周晦冥一片。薛志勤扶着克用带着身边的几个亲兵翻墙而出，乘着电光突围。数人且战且退，杀开一条血路，最后登上汴州南门，缒城而下，奔回营中。在这次事变中，只有克用等数人幸存，有三百多人不及逃出．皆被全忠兵所杀。
克用逃回营中，本拟起兵报复，被其妻刘氏劝止，只是移书责难全忠。克用虽然暂未报复，但从此与全忠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二人在大唐帝国的最后二十年里，相与争斗不息，共同书写了一段兵戈纷纭、天下大乱的历史。
第七章 崩溃崩溃(6)
五
乱臣贼子最后成其霸业，大致有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借多事之秋壮大实力；第二步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第三步则是铲除异己；第四步是最终僭取帝位。
王重荣据蒲、陕，李昌符据凤翔，诸葛爽据河阳、洛阳，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高骈据淮南八州，其余如邢、洺、郓、齐、曹、濮、淄、青、宣、歙以及浙东诸州，无不由方镇擅据。各地均不听朝令，更无论贡赋，而两河及江淮的赋税早已断绝，国家已处在生死的边缘。以上的人中，肯定有一位其事竟成，只是现在仍不知是哪一个而已。
在朝廷方面，田令孜已成为南北司实际上的首领，自然也是天子的代表。可僖宗回到长安时，中央政府已经几乎是手无寸铁，只有田令孜在蜀中招募的五六万禁军，还在支撑着名存实亡的天子。可是这些人也要吃饭领饷，单是京畿的赋税，养活朝廷南北司官属尚且不充，又怎么能再有余额分一杯羹？田令孜要恢复朝廷和天子权威，重新建立强大的禁军，已是不大可能。
田令孜苦寻良策，想到了安邑、解县两个盐池的盐利，这是目前朝廷惟一能够伸手的经济来源。可两地是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专有，令孜要想收回两池，就得拿王重荣开刀。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四月，令孜宣布受命兼任两池盐利使，下令收其利以赡禁军。王重荣上章论诉，表示不能同意。五月，令孜调重荣为泰宁节度使，重荣拒不赴任，上表朝廷大骂令孜。令孜于是交结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与之对抗。其时，许、蔡的秦宗权已公开反叛，僭称皇帝，田令孜在此关头又开事端，麻烦是一天比一天大。
十月，王重荣求救于李克用，克用正气愤朝廷不肯将朱全忠治罪，见有机会发泄怨气，求之不得，立即招兵买马，聚结诸胡，准备参战。但克用的目标仍是朱全忠，他对王重荣说：“待我先灭全忠，再回扫鼠辈。”重荣慌忙回书道：“待公得胜班师，我早成俘虏。不如先清君侧之恶田令孜，再擒全忠。”克用想想有理，决定先攻朱玫、李昌符。因为他知道这两人与朱全忠关系匪浅，都是仇恨自己的人，先扫除外围，也很有利。
这一场争斗是李克用取得胜利。十二月，克用与重荣两军逼近长安，田令孜只得挟天子落荒而逃，奔往凤翔。僖宗在不到十年的工夫里两次出逃，在帝国的历史上是头一回。事变后朱玫、李昌符都倒向克用，而克用意在全忠，无心再战，自率兵回镇。王重荣、朱玫、李昌符则上表皇帝，以诛田令孜作为回驾长安的条件。在强大压力下，田令孜终于失势，让位给另一位宦官杨复恭。而朱玫竟和不少痛恨田令孜的朝官在长安改立皇帝，给自己招来反对力量，结果丢掉了性命。朱玫的失败证明，不按一定的步骤就想成事，确是不大可能的。
僖宗流亡又接近两年。在此期间，朱玫被其部将王行瑜所杀，王重荣亦被部将常行儒所杀，常行儒又被重荣之弟王重盈杀掉。神策军将李茂贞在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八月也成功地消灭了李昌符，三位杀人者都取而代之，分别成为新的藩镇之首。除了克用以外，靠近中央的几个藩镇由于和权力离得太近，处在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中，谁也无法独领风骚。而朱全忠却凭据汴州扼制四方的地利，正慢慢地积聚着力量。看来还是他眼光远大，是真正懂得“霸业”诀窍的人。
公元888年初，僖宗还京，改元“文德”。不久，皇上旧病发作，不治身亡。帝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皇帝在享尽了富贵也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后，年仅二十七岁，就告别了人世。僖宗在位的这十四年，是帝国灾难深重的十四年，也是李家天下开始崩溃的时代。天不假寿，也许是件幸事，因为地下的僖宗应该知道，祖宗基业没有在他手上结束，还算是他的造化。接下来的继任者，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当年的懿宗有七位皇子，僖宗皇帝排行第五，但他的四位兄长早在他登基之初就被宦官刘行深、韩文约弑杀，所以现在只剩下皇弟吉王李保和寿王李杰。按照礼制，自应是年长者继嗣，所以朝廷上下都欲立吉王。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僖宗病危，群臣便欲请吉王监国，但当权的宦官，十军观察使杨复恭却另有打算：他要立寿王李杰。
无论再怎么说不过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眼下只有杨复恭说了算。宦官们对地方藩镇也许并无计策，但对天子废立是有绝对的权威的，前几朝的事实对此早就下了结论了，用不着谁来表示不同意见。于是寿王李杰被立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僖宗亡故后，寿王即位，改名“晔”，时年二十二岁。这就是历史上的“昭宗”。
想不到的是，杨复恭却歪打正着，给垂死的帝国立了一位英明贤达的天子。新帝虽然也只有二十二岁，但据说他体貌明粹，好文学、重儒术，尊礼大臣，追想前贤，尤其具有恢复祖辈旧业的豪迈志气。即位之后，果然让大家感觉到此言不虚，一时朝廷内外，称颂不已。
这是懿、僖两帝给人的感觉太坏了，所以一旦有品行稍佳的天子出世，有了一个对比，人们便很容易为内中的情绪所感动。他们也不想一想，在如今的现状下，即使尧、舜再世，又当如何？！
昭宗胜于两位先帝之处在于他还知道要尽一些天子的责任。事到如今，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很明显：一是清明朝政，翦除宦官；二是振作威令，消灭割据。昭宗是明白这一点的。他的英明在此，可他的失败也在于此。
为什么？在特定的危急时势下，假如一个人简简单单地随意做来，哪怕是浑浑噩噩地无所措施，相反倒能够平和局面，因为事情既按照它本身的趋势而发展，则必然会耗尽内力，分化消弭，归于结束。若是自认聪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倒是会激化冲突并带来新的问题。就像一个弥留之人，尽管病入膏肓，可自身仍有抵抗力存在，若以不病视之，未必就不能让其生命力自行焕发而恢复生机。强作解人，以为阵痛之后必有大愈，反而有可能让阵痛危及生命。先圣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正是这么个道理。目前的危局，已成一触即发之态，昭宗不思进取还好，一思动作，便将葬送帝国。
可是，昭宗是个有志向的天子，和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帝王一样，一生所求，就是青史留名，他不可能不思振作。大顺--这是昭宗的第二个年号--元年（公元890年）五月，皇上在藩镇朱全忠（时为宣武节度使）、赫连铎（时为云州防御使）、李匡范（时为卢龙节度使）的倡议下和宰相张濬、孔纬的附和中下诏讨伐李克用，走出了第一步。
李克用是该讨伐，因为他势力最强也最不安分，不断侵犯邻镇，扩张领地。正好时下也有个机会：几个月前他刚刚损失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但关键在于，讨伐克用会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换句话说，会不会给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前一个疑虑是很正常的，克用是最强的藩镇，以现在朝廷的力量首先去碰最硬的石头，必然是得不偿失；而后一种担心就更容易产生了，朱全忠等人是最有可能从讨伐克用的行动中大捞一票的，凡是真正的明白人，都一眼可以看出背后的隐患。难道皇上就看不出吗？
昭宗确实有点困惑。在朝议上天子就说：“克用有复兴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人将怎么说我？”
大多数朝官更是以为不可，杨复恭也表示反对。虽然他的动机倒也并非在此，而是出于和克用的私交，但他的一句话却颇能代表大家的观点，就是：“宗庙甫安，不宜更造兵端。”
可当朝宰相张濬、孔纬却坚决赞成。张濬说：“机会千载难逢！今日失之，后悔莫及！”孔纬说：“讨平克用，万世之利！”张濬又拍胸脯：“陛下付臣兵权，克用旬月可平！”孔纬便跟着说大话：“馈运、犒赏之费，支持两年绝无问题！”当今的天子是个信赖朝臣的人，在这番话下，不下诏讨伐倒是不合情理的了。
张濬何人？此公当年曾在克用手下做事，好空谈、不务实，克用一贯就看不起他。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张濬入相，克用对人道：“他日交乱天下，必是此人。”话传到张濬耳里，他便将克用恨之入骨。此番借机生事，目的就是公报私仇。张濬的另外一个动机是要排挤杨复恭，因为他最初是依靠复恭爬上高位的，可当复恭被田令孜挤压失势后，他又转投令孜。复恭再度得势，张濬就难以自处了。想要得宠就务得立功，所以他才要一味主战。这后一层原因，恐怕也最合天子心意，因为昭宗一即位就感到了，宦官尤其是杨复恭，是自己恢复天子权威的最大障碍。
这个事端的后果自不待言，一年不到，张濬领导的兵马被克用打得大败，而杨复恭不愿坐以待毙，又在后方叛乱，结果导致畿辅三镇的李茂贞、王行瑜、韩建乘机胁迫朝廷，帝国的威信再次扫地殆尽。
第七章 崩溃崩溃(7)
三镇是凤翔、邠宁和华州。三大强藩地处畿辅，临近长安，弄得不好，就会造成当年玄宗、德宗乃至僖宗鸾驾播迁的后果。果不其然，景福--昭宗的第三个年号--元年（公元892年），李茂贞以求官不遂，进逼长安，迫使昭宗杀掉了力主对他开战的宰相杜让能，又逼皇上杀掉了身边的三个大宦官，使天子成了地道的孤家寡人：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李茂贞纠结王行瑜、韩建再入京城，又杀宰相李谿、韦昭度，进而谋废天子，猖狂到了极点。可怜英明过于其兄僖宗的昭宗皇帝，还是不免狼狈出逃。
这时朱全忠仍在忙于河南、淮南的作战，无暇北图。又是李克用出头，遣兵三千急赴皇驾所在地石门关，同时发兵击败了王行瑜，又给凤翔李茂贞以强大压力，逼使他暂表归顺，终于又为王室立了一大功。但好景不长，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李茂贞、韩建又叛，再入长安。这一次更为厉害，茂贞烧宫室、毁市肆，韩建则解散禁军、遍杀诸王，甚至还派兵包围了昭宗在华州的行宫，胁迫昭宗达两年之久。此时就连李克用也无可奈何了，因为朱全忠已经不甘寂寞，参与到这场大纷乱里。乾宁三年（公元896年）六月至十月，全忠在魏州一带数次攻击李克用，声势日见其盛；一年后又举兵东进，最后郓、齐、曹、棣、兖、沂、密、徐、宿、陈、许、滑、郑、濮等州五镇之地尽归全忠。只是他的老对手，时为宣歙观察使的杨行密，力保江、淮之地，没被全忠收归。尽管如此，全忠已逐步兼并了中原的广大地区，此时的全忠再也不比当年，他手上有强兵数万、土地千里，业已有了坚实的基础，可以和强大的李克用相颉颃。接下来就该轮到他也开始走第二步：挟天子以令诸侯了。乾宁三年（公元896年）七月，全忠与河南尹张全义及关东诸侯表请迁都洛阳，给关中的悖逆之辈以极大的震慑。
在此情形下，李茂贞、韩建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担心起来，太原李克用既不能一日除之，而汴梁的朱全忠又虎视眈眈，他们不愿两面树敌，于是便寻求妥协。这年十月，茂贞上表请罪，请献钱十五万缗，助修宫室，而韩建亦致书克用愿意修好，乾宁五年（公元898年）正月，李、韩二人在洛阳朱全忠一连串的压力下，不得不急修宫殿，奉昭宗还驾长安。八月，昭宗回京，改元“光化”。这时，朱全忠会同魏博镇罗绍威，与太原李克用、幽州刘仁恭联盟展开了一场空前对抗，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正月，先败仁恭，乘势进攻河中、河东；光化三年（公元900年）九月，再败仁恭，又取镇、景、莫、祁、定等州，成德、义武两镇均向全忠请和，至此，河北诸镇全部归到他的手中。光化四年（公元901年）四月，全忠发六路兵攻李克用，连下数州，直逼晋阳。克用大为窘迫，亲自登城指挥，数十天里，衣不解带，未遑饮食。五月，全忠因粮食补给发生问题，又以久雨不止，士卒多病，这才解围而还。朱、李力量之比终于颠倒，形势又变。
灭唐祚者朱全忠，可以说是确切无疑的了。
看来昭宗的一切作为，实质上就是让真正的颠覆者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而已，此外一无是处。尽管他看起来要比他的前任高明许多，但也无法避免充当一个悲剧角色的命运。昭宗把帝国的国祚延续了几年，最终拖进了十世纪，可实际上当他在华州陷入韩建手中时，就已经宣告了帝国的灭亡。
六
昭宗最后的错误是十世纪初酿成的。
悲哀至极的天子开始走向极端。从华州回京后，昭宗开始酗酒，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他此际已是既无权威，又无倚靠的空头天子，所能做的一切，便就是把他所剩下的勇气化为对家奴的凶残暴戾，他要对宦官开刀。光化三年（公元900年）上半年，昭宗与宰相崔胤谋议，于六月份先将两位专权的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清除出京并不日赐死，揭开了序幕。
这又是昭宗太过于“英明”了。宦官固是天子的敌人，但昭宗在如此纷乱的时代尚能坚持时日，宦官倒也功不可没，是他们努力在维系着皇帝的存在。与朝士不同，没有了天子也就没有了宦官，朝士可以抛弃理念，可以弃暗投明，但宦官则不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别无选择，只有和天子--或者说是和他们的天子--站在一起。历次兵变而使皇驾播迁，都是宦官们临危不惧，护驾出逃。天子其时并不是不想带走文官，一是事起仓促，二是文官大都是书生，在那种场合下，实在也没什么用。而宦官典掌禁军多年，毕竟还是有随机应变能力的，至少他们很会保护皇上，更不能容忍帝位的空虚，在这一点上甚至比恪守传统的士大夫们还要坚决。所以他们即使擅权专政，骄横跋扈，但在实质上与天子是同一个联盟。在其他任何时候，恢复王权都必须清除宦官，但在中央政权已行将就木的时刻，却万万不可走这一条路。
此时此刻，宦官、朝士、藩镇三者对于天子是十分微妙的，若无法控制其中某一方坐大，最低限度也绝不能让其中的某一方消失。昭宗对宦官动手，只有倚靠朝官，可朝廷无兵，所以朝官还得倚仗地方强藩；藩镇之间本有矛盾，又会各为其援。三者中各有两方合纵连横，势必兵戈再兴，后果岂堪设想！
这一年十一月的一天，皇上出外畋猎，夜半回宫，不知何事突然暴怒，亲手杀死了数名近侍宦官和宫女，一下子使宫内震动，大小宦官人人自危。其时，四大宦官首领是左、右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左、右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四人此次已势无可忍，立即发难。第二天，率禁军千人破宫门而入。
他们的理由很充分：“主上所为如是，岂可治理天下！废昏立明，自古有之，此乃为社稷安危，非不忠之举。”
崔胤虽不甘心，但他的外援朱全忠离长安太远，救不了急。而宦官一方的韩建却是随时可以来京。不得已，他和朝中百官都在逼宫表状上签了字。
十一月初六，季述、仲先再伏甲兵于门外，自己与进奏官程岩等十几人入对。才登思政殿，宫外禁军便大呼着往宫里冲来，逢着昭宗宠幸的宫女、方士、僧道之辈，见人即杀，昭宗吓得滚到床下，被刘、王二人拎起，与后嫔、侍从一行人统统被关到了少阳院。刘季述在少阳院中对着昭宗历数罪状，直说得天子垂首无语。此后，刘季述亲手将少阳院锁闭，嘱咐手下熔铁浇铸，把门固死，只在墙上开了个小洞以送饮食。昭宗求衣帛不得，求纸笔亦不得，其时天气甚寒，妃嫔们无衣无衾，号哭之声不绝。
初七，刘、王矫诏令太子嗣位。事情闹大了。
朱全忠开始还没意识到这是个绝妙的机会，直到天平节度副使李振对他说了一句：“王室有难，霸者之资”，全忠这才恍然大悟。
两个月后，崔胤在全忠的声援下，在长安反正，杀掉了刘季述、王仲先、王齐范、薛齐偓等，救出了昭宗，迎之复位。崔胤一得志，就要报仇雪恨，他准备彻底摧毁宦官，并要在肉体上斩尽杀绝。这时，轮到宦官们悲哀了，惊惧之下，他们开始自救。新任左右军中尉的韩全诲、张彦弘一方面暗中交结李茂贞，一方面计划除掉崔胤。崔胤当然不能让其阴谋得逞，立即修书全忠称：天子有密诏，令你率兵迎驾。崔胤此举正中全忠的下怀，原来他就想赶在李茂贞的前面把天子抢到手，这下子机会来了。七月，全忠急急从太原前线返回大梁，准备发兵。同时，韩全诲亦罗致了一些尚未出京任职的将领，也准备动手。
昭宗这时有点数了，八月初五，急招翰林学士韩偓。皇上道：“有人建议朕招崔胤、全诲入内殿，置酒和解二人恩怨，卿以为如何？”
韩偓与崔胤自有不同，他开始就不赞成这种意气之举，曾对昭宗说过“宦官亦不可全无”的话。韩偓还算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只是像他这样的在眼下已是凤毛麟角。
他对昭宗道：“全诲之辈跋扈，确是非解决不可。如此示弱，则更增其凶悖。不如尽快调走首恶之徒，余者许其自新，庶几能避免麻烦。”
韩偓的话原则上是不错的，但实行不起来。昭宗发布的调令，没有一个遵守。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关头，谁又敢主动撤退。
九月初五，皇上听到了全忠即将发兵的消息，一下省悟了。他终于知道，自己谋除宦官的努力，结果是前门拒狼，后门引虎，而且还是两只虎：一是东面的朱全忠，一是西面的李茂贞，两虎相斗于君侧，岂是闹着玩的！昭宗无奈，又问计于韩偓，韩偓这时也是无可奈何：“臣早知如此，早知如此！”皇上看着他，无语而泣。
十月，全忠从大梁发兵。韩全诲得讯，先动一步，领神策军将昭宗挟至凤翔，依附李茂贞。全忠到长安后，随即西征，围住凤翔。茂贞又向李克用求援，但克用军虽牵制了部分宣武军力量，可作战屡屡不利，甚至还被全忠追到晋阳。若非天公作美，克用还要吃更大的败仗。茂贞一人独撑，也是屡战屡败，终于在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冬天向全忠妥协。天复三年（公元902年）正月，茂贞杀掉了韩全诲、张彦弘等七十二人，送昭宗还长安。全忠则解凤翔之围，拥天子回京。
回京之前，全忠就将已在京师退休、未随昭宗西赴凤翔的九十二位老宦官秘密处死。天子还宫后，崔胤力请全诛宦官，于是全忠尽杀宦官数百人，外任监军者分令各地藩镇诛杀。至此，本朝的“宦官时代”宣告结束。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第七章 崩溃崩溃(8)
二月，天子进全忠爵为“梁王”，赐号“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全忠留步骑兵万人宿卫长安，令其心腹分任要职，自己班师汴州。
朱全忠成功地完成了第二步后，紧接着开始远交近攻，消灭异己。七月，大破平卢节度使王师范；天复四年（公元904年）正月，又密令部下在长安尽诛崔胤之党，迫使昭宗迁都洛阳；八月十一日，弑杀昭宗，立昭宗十三岁的太子李祚为帝。第二年（公元905年）二月全忠又在洛阳宫苑的九曲池缢杀昭宗诸子共九人，投尸池中。
天祐二年（公元905年）五月初七--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一天，有一颗彗星出现在天空，由“轩辕”、“大角”二星宿一直拖弋到天市垣。天有星变，是灾非祥，占者有曰：“此君臣俱焚之相，宜诛杀以应之。”于是乎全忠大肆流放朝臣，贬逐无虚日。六月，将裴枢等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招到滑州白马县的白马驿中，一夜尽杀之。全忠部下的天平节度副使李振--就是当年在宦官幽闭昭宗时劝全忠抓住机会的那个人--早年屡举进士而不第，心里恨透了这些读书之人。三十余位缙绅人士被杀后，他还不解意，对全忠道：
“此辈不是自称‘清流’吗，那就把他们投入黄河，叫他们变成‘浊流’！”
全忠大笑：“就这样吧！”
当朝士们的尸体在浑浊的黄河水中随波浮沉的时候，帝国的一切道德准则、礼法规范也随之而被埋葬，帝国本身便再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了。
尽管李克用等势力还在顽强抵抗着朱全忠吞并天下的行动，但对帝国政权来说却已经是毫无意义。天祐四年（公元907年）三月，在全忠手中的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宣布“禅让”，全忠更名为“晃”，即皇帝位，建号“梁”，历史上称之为“后梁”。唐朝正式灭亡，中国随之进入了第二个大分裂时期。
世事东流水，乾坤一局棋。
古代中国的全盛是公元七世纪初到八世纪末一百五十余年间的唐朝，它的辉煌曾经如日中天，照亮了整个世界。可惜，这一轮灿烂的太阳并没有闪耀出持久的光辉，在九世纪一百年中，就慢慢地熄灭了。宛如一柱激昂的喷泉引回到死水般的池塘，再也不兴波澜。只剩下点缀其间的一片静谧的莲花，稍稍掩盖了一些沉沉暮气。
何时轮到它再度升起？
后记后记
历史就是昨天，就是正在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所以历史也就等于今天，等于现在。我们本来永远都不能、也无法从历史的巨网中挣脱的，可不知怎么，我们似乎还是渐渐地忘记了历史的存在。今天的人们成了超越自己皮肤的人，看起来挥挥洒洒、轻松自如，其实总有一天要感到惘然若失。
也许罪魁祸首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把历史看作是“历史学家”独有的东西了，在他们精辟的考证和缜密的教科书中，忘记了历史本应该就是所有人的事。悲哀的是，我们有时竟把这个事实当作是必然的，心悦诚服地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拱手让给了别人。于是，历史终于被扼杀了，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何时是个尽头。
怀古多从幽寂来。如果没有奔波红尘的肉体煎熬，没有独坐长夜的心灵跋涉，本人断没有这个胆量和意识去唤回我心中的历史，更毋庸说写作本书了。这或许完全是一个偶然，因为有一个寂寞的夜晚我突然想起，历史老人既永远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存在，任何一个人便都有资格去和他举杯对饮。
历史老人从不吝啬，也从不做“谁有钱给谁拜年”的事，然而，若非绝顶聪明之人，却也无法从他那里得到箴言与训诫。聊以自慰的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幻想。微蚤如益，才智不过中人，所能做的一切，当然也只不过是向他略抒胸臆罢了，原本就是不敢妄求天下人心领神会的。如是而已。
本书吸收了众多前辈大师和海内外当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如岑仲勉、吕思勉、陈寅恪、范文澜、王仲荦、韩国磐、瞿兑园、唐长孺、黄永年、傅璇琮、朱金城、杨志玖、胡如雷、乌廷玉、张国刚、王梦鸥、章群、傅锡壬以及业师卞孝萱、周勋初两先生，限于体例，不能在文中一一注明，在此谨特为标出并表示深深的敬意。学长武秀成、姚松兄，在典章故实、资料取材、篇章结构等方面教诲良多，使我受益匪浅，亦当衷心铭感。另外，还要特别感谢挚友钱进兄，数年以来，时相过从，讲史论道，坐而忘机。他的精辟分析和独到见解，还常常使我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没有他的鼎力相助，“九世纪的落日”也许只是停留在我心中的一个模糊思绪而已。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伊人。
癸酉仲秋，作者识于国立南京大学之北园
再版后记
此书撰成于十年前。其时正用功于两《唐书》及《通鉴》，又逢周（勋初）师主编《唐人轶事汇编》，有幸先睹其稿。出入子史，参证比照，如起唐人于地下而唔言于一室之内，颇得“事之或无、理之必有”之境，方悟温公不废稗官，良有以也。书成后毁誉参半，无所关心，惟限于学力而致错讹极夥，常以为憾。今有幸再版，遂订正一过，聊付好事者一粲。
公元二〇〇四年七月作者谨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