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致靖晚年常说：“我应该跟六君子一起走，留下我有什么意思？”
在他外孙许姬传的回忆录出版前，他何以不死长期都是个谜。戊戌事发，他被捕当天，李鸿章在院子里转圈子，最后决定找荣禄帮忙：“年侄徐子静，是个书呆子，好唱昆曲，并不懂新政，你给讲个人情。”荣禄表示为难，因为徐是要犯。李再三重托“保住他的性命”。第二天，荣禄面见慈禧太后，看到判罪名单，第一名就是徐，“斩立决”，下面是谭嗣同等六人。荣禄进言：“太后英明，这些人都是罪有应得，不过徐致靖听说是个书呆子，整天在家里唱昆曲，吹笛子，他并不懂新政，恐怕是上当受骗。”慈禧太后面带怒容说：“徐致靖不是好东西，他离间我母子，你为什么袒护他？”荣禄忙跪下说：“奴才不敢，不过据奴才知道，徐致靖升了礼部右侍郎后，皇上没有召见。”太监奉命去查档，果然，光绪帝三个月内都没有召见过徐，她这才辞色缓和下来，对荣禄说：“看你的面子，叫他老死狱底吧。”动笔把“斩立决”改为“斩监候”。荣禄为表示自己费了大力才保住徐的性命，所以对李鸿章说得很详细。是李的后人亲口告诉徐的后人的。光绪帝为什么三个月没有召见过徐？其实是因为徐“耳朵重听”，身为皇帝，还不得不防隔墙有耳。这一点张元济应召时就感觉到了。
原来，李鸿章与徐致靖的父亲徐伟侯1847年同时在考棚应考，李得了疟疾，文章未完成，徐去隔壁探病，李叹息“今科无望，完了”。徐问：“你做了几篇？”李说只誊清一篇，还有两篇是草稿，来不及修改就病了，拿笔哆嗦，无力完篇。徐说给我，我代你整理抄写，递进去试试。结果李一举中了进士。日后李鸿章位极人臣，徐总是当个知县，但两家的渊源非同寻常，不为外人所知。至于荣禄为什么会买李鸿章的账，在当时波诡云谲的复杂时局中，他也离不开懂洋务、会办外交的李鸿章支持、帮助。我前面提及他对陈宝箴也曾力保。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出任直隶总督，奉旨推荐人才，开列过一个31人的名单，其中就有陈三立、黄遵宪这样的维新派，还有袁世凯。
不悔的《密保人才折》
徐家杰（伟侯）与李鸿章同榜中进士，一直在山东等地做知县，晚年任北京金台书院山长，但因为受了洋务派影响，“主张开铁路、种牛痘，和李提摩太是朋友，向他打听英国何以能够富强的道理。他教育子弟，着重研究中国历史，还主张研究外国历史”。徐致靖从小受父亲教诲，“治经学、史学之外，留心洋务及经世之学”。1895年，父亲病故，他回宜兴住了27个月，“看到外来侵略频繁，政府官吏贪贿成风，非常气愤，常说要出几个张江陵（居正）、海刚峰（瑞），才能扭转风气，不打算再做官”。急公好义、有乡望的叔叔徐憩泉劝他，身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可以专折奏事，“当国家危急之秋，应该有所建树，岂可倦勤”。
年轻的光绪帝在甲午战后励精图治，试图有所作为，朝野内外志士主张变法维新、挽救危亡的呼声日益高涨。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以翰林院侍读学士（正四品）身份上《守旧开新请明示从违折》，提出“外侮方深，国是未定，开新守旧，两无依据，请乾断特申，以一众心而维持时局”。（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是百日维新前夕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的重要折片，史称“请定国是疏”。
三天后，即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在此后的103中，徐致靖至少还上过7个重要的折子，对变法进程有或大或小甚至关键的影响：6月22日的请废除八股折，7月7日的《请酌定各项考试策论文体折》，8月14的《请开编书局折》，9月5日的《请酌置散卿折》，9月11日的保袁世凯折，9月14日保举人才折等。有人考证他的这些重要折子几乎都是康有为代草的，其实这一点并不重要。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他6月13日上的《密保人才折》，荐举了工部主事康有为、湖南盐法长宝道兼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主事张元济、广东举人梁启超共五人，建议光绪帝将他们“或置诸左右，以资顾问；或进诸政府，筹措新政”。
光绪帝当天下旨，预备三天后召见康有为、张元济。据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日记，光绪帝5月26日曾向他索要康有为“所进书”，他回答自己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为何？他回答“此人居心叵测”。问他以前为何不说，他说最近看了康的《孔子改制考》才知。其实，6月15日，康、张还和已被开缺的翁同龢一起吃晚饭。16日，康有为第一次见到了光绪帝。同时，光绪帝下旨召黄遵宪、谭嗣同进京，安排梁启超在各国总理衙门。康、谭等能直接参与新政，徐致靖功不可没。也正是这一折子导致他入狱几乎丧命，“一门三翰林”统统革职。
政变发生后，徐仁铸请求代父坐牢，具折陈情：
臣父一生忠厚笃实，与康有为素不相知。臣去岁入湘以来，与康有为之门人梁启超晤谈，盛称其师之品行才学。臣一时昏聩，慕其虚名，谬谓可以为国宣力，当于家信内附具节略，禀恳臣父保荐。臣父溺于舐犊之爱，不及博访，遂以上陈。兹康有为获罪，臣父以牵连逮问，推原其故，皆臣妄听轻举之所致也。
徐仁铸为父开脱，要代父入狱，其情可嘉，他说的既有事实，又非全是事实。当时，他对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梁启超十分器重，认为梁的《幼学通议》“切实晓畅，实为蒙养之要”。徐仁铸与陈三立、黄遵宪、谭嗣同在湖南共同协助陈宝箴推行新政。徐仁铸的幕僚周善培回忆说他与谭嗣同、梁任公、黄公度“最为投契”。推荐康有为是因为谭嗣同在他面前称道。湖南新政因受保守势力的反对，阻力很大，他有“改变方针向中枢发展”的想法，他寄给父亲康、黄、谭、梁的简历，由此推动了这份《密保人才折》。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中说，徐仁铸“密疏梁、谭及康有为、黄遵宪”，“求父致靖荐达于朝”。但，徐致靖与康有为并非“素不相知”，而是早有所知。
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专家汤志钧认为，徐致靖的“请定国是疏”很可能就是康有为草拟、经徐致靖修润的，除康有为自编年谱外，梁启超的《致夏曾佑书》也说到此事。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保国会，徐仁镜、徐仁录都参加了，参与其事的李盛铎也曾向徐致靖称道康的才识。徐致靖的保举人才折上去后，康有为住到徐家附近，一天三次到徐家谈维新变法的计划。当时他听康大谈《春秋》《公羊》，“非常投契”。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
吾以开会，由金顶庙迁至上斜街，与徐宅相望，日夕过从。徐君老而好学，乃至请吾说《春秋》，侧座听之，近古所无也。
徐仁镜对外甥许姬传说：“康主张君主立宪，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与你外祖的意见相同，所以很谈得来。”
9月4日，由于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言事受阻，引发光绪帝罢免六堂官，王照赏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第二天，徐致靖升礼部右侍郎（二品）。谭嗣同等四人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是百日维新的最高峰，也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举对旧大臣、慈禧太后的刺激加速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危机日迫之时，康有为、谭嗣同除了推动徐致靖上书光绪帝，保举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还建议光绪开懋勤殿，起用顾问官十人，请王照和徐致靖等具折保举，徐保的人以康有为为首，王保的人以康广仁为首。9月12日宋伯鲁上《拟开懋勤殿以议制度折》，9月13日，宋伯鲁上《选通才以备顾问折》，9月14日，徐上《遵保康有为等折》、王照上《遵保康广仁等折》，折子都是康有为起草的。当天，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第十二次去颐和园请安，请示开懋勤殿议新政，被慈禧太后严厉驳回，这是变革启动以来前所未有的。（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172页）这才有了光绪帝向军机四章京等问计的那份密诏，其中并未提及康有为的名字。
新政风雨飘摇，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矛盾开始激化。9月17日，光绪明发上谕命康有为迅速出京，去上海办报，不得迟延。（早在7月31日，光绪帝就命康到上海办《时务报》，康曾具折谢恩，却迟迟不愿离变法旋涡的中心北京。）当天，康到徐家吃饭，大家都劝他南行，癖好昆曲的徐致靖还唱了《长生殿?弹词》一折，苍凉动人，康说有“变徵之音”。很多年后，徐和少年外孙叙述往事，还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慨，“虽然知道新政已败，大祸将临，却都慷慨激昂，没有畏缩之态。但谈到光绪帝处境，则相对流涕，一筹莫展”。
1914年春天，徐致靖和康有为劫后余生，终于在杭州重逢，此时离戊戌年已近16个年头。他外孙许姬传看到的康有为是一个头带方顶缎帽、红结子、身穿蓝宁绸袍子、方面大耳黑须的中年人。两人眼光一对，康自称小侄，抢先几步，跪倒在地，徐也跪下，两人抱头痛哭。康说杭州当道朱瑞是袁世凯的人，怕隔墙有耳，建议笔谈。康从戊戌年得到英国军舰保护安全抵达香港说起，再谈海外的流亡岁月。徐谈的是六君子被杀，刑场情况，并写道：“在狱中得年侄乔茂萱的照顾，可以读书养性，曾作《祭六君子文》《续正气歌》等，是腹稿，下次来时，抄给你看。”说到出狱抵杭州，仁铸已逝时，康写道：“研甫年兄是我党通达时务的杰出人才，与谭复生可称双杰，如他在京，当不致如此惨败。”康说，戊戌年海外误传年伯被害，曾遥为祭奠。庚子年，听说年伯获释，曾托人带银奉赠，并有几首怀念诗，回上海后，当抄寄。徐写道：“钱未收到，诗颇思一观。”
接下来，两人谈到光绪帝之死，在谈到辛亥革命时，两人渐有分歧，康留恋清室，徐则认为满人多昏庸贪贿，不亡何待。
一刀尺白纸，两人手谈了80多张。临睡前，康把纸全烧了，还怕烧不透，用铜尺检查全是黑灰才罢。是夜，康有为与少年许姬传同睡。以后，康从上海来信，用的是日本手卷式的信纸，每封信就像一个手卷，书和文都很精彩，平均每个月有四五封。有便人来，康还托人带些广东的盐鱼、香肠、鲜荔枝等土产。有一次，康派人送来四首诗，其中有徐还在狱中时写的：“愁云惨雾何时解，正气歌成壮更悲。”有徐获释“喜而泪下”时写的：“冤狱两年悲党锢，维新元老纪新猷。”另两首中有句：“黑劫飞灰历几年，当时同补女娲天。”“万年青史纪维新，功罪如何说党人。”徐要外孙送到店里去装裱，并一直挂在外孙的书房里。
1916年夏天，袁世凯死后，浙江督军吕公望、警务处长夏超迎康有为到西湖避暑，住在刘庄，康邀徐同住。第二天在酒席上，康对吕、夏说徐老是度曲名家，今天大家可以一饱耳福。徐唱了《骂曹》，康欣赏唱腔，并琢磨徐文长原著的词意，不断地叫好。那天，徐兴致特别高，说：“坐在小划子（西湖的小船）里唱曲，更为清越好听。”于是大家分别上船，在湖心荡漾唱曲，盛夏之时，西湖游船很多，闻声纷纷靠拢，直到11点，才曲终人散，尽兴而归。康带了女儿和女婿，徐带了两个外孙，在刘庄住了一个月，这是他晚年最愉快的一段日子。“天旋地转沧桑变，世异时移流水悠。”徐作了一首七古长诗《七月既望夜宴刘庄酒后狂歌为南海寿》送给康有为，倾诉19年来的政变风云，壮怀激烈和流亡入狱之苦，其中有“贼臣卖主终卖国，甘心湛沉吾神州”之句，这个“贼臣”就是他曾密保、后半生耿耿于怀的袁世凯。
刘庄的夏天让康有为生出了住在杭州的念头，1917年他买下西湖丁家山一带三十多亩地，耗银四五万两，历时四年，在1921年建成了“一天园”，杭州人习惯叫“康庄”。正是在这里，年过花甲的康有为娶19岁的农家女张阿翠为六姨太，成为茶楼酒肆的谈资。他自题“康庄”联曰：
割据湖山少许，操鸟兽草木之权，是亦为政；
游戏世界无量，极泉石烟云之胜，聊乐我魂。
附近的山崖上题词，现在看到的“蕉石鸣琴”等都是他的手笔。1927年康在青岛去世后，“康庄”逐渐衰败。
徐致靖上折子保举谭嗣同，谭因病迟迟未能进京，徐去电催促，到农历七月才姗姗来迟，从那时起，谭几乎天天到徐家，或商量变法的事，或听昆曲，常请徐唱《长生殿》的《酒楼》一折，康有为则喜欢听《单刀赴会》中的“大江东去浪千叠”。
变法事败，康有为出走，谭嗣同和梁启超、徐仁录乘一辆骡车到了日本使馆，谭与日本参赞笔谈：“梁启超君应避死，留为大用，托君重义，使之不死”，自己则“义不应避死”。
“与谭最投契”的徐仁录说，“谭浏阳侃侃而谈，神态坚定”，“他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明大义的豪杰，联袁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被捕前一天，谭嗣同去看林旭，林问：“你走不走？”谭回答：“我不走。”林说：“我亦不走。”谭到徐家，徐致靖留他吃饭、喝酒，谭说：“变法维新失败了，任公我已托日本使馆掩护他到津，由海道赴日，贼党追捕康先生甚急，吉凶未卜。”徐问：“你作何打算？”他用筷子敲了一下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
徐后来告诉外孙许姬传：“谭先生在临危时，谈笑自如，慷慨激昂，真豪杰之士。”并自责：“我对不住谭浏阳，如不保他内调，不致被害。”
垂老之年，徐致靖向外孙许姬传解释谭嗣同的绝命诗时，还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因为他的保荐，1898年8月11日，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候补出使日本（此前曾任驻日使馆参赞）。光绪帝被幽禁，黄在上海被捕，因日本的抗议两天后获释，从此隐居著书写诗，留下了《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对他当年的举荐，黄始终难以忘怀。《人境庐诗草》中有十四首《己亥怀人诗》，第一首是陈宝箴，第二首即是徐致靖：
纷纭国是定维新，一疏惊人泣鬼神。寻遍东林南北部，一家钩党古无人。
第十一首是写徐仁铸，前两句为：
臣罪当诛父罪微，呼天呼父血沾衣。
说的是徐仁铸上书愿代父入狱的事。
在徐致靖保荐的5人中，与梁启超关系最远。光绪帝也没有召见过梁，他后来解释其中的原因是由于梁“粤音太重”。徐仁铸与梁启超关系则要密切得多，请梁到时务学堂就是在他任湖南学政时。
许姬传回忆，进入民国，继康有为到杭州之后，梁启超也来了，身穿黑缎团花马褂，蓝缎团花袍子，头戴美式呢帽，手拿文明棍，坐的是四人抬的绿呢大轿，还有四个警察保护。那天外公也不在家，等外公一进门，梁就下跪。他们的谈话从徐仁铸说起，当梁问及他有没有回故乡宜兴，看看亲友，他的声音提高了，很激动地说：“戊戌变法我们失败了，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梁说：“年伯何必如此，我们都是为国家，不能以成败论。”语气中有点窘。梁启超临走前，拿出一把扇子，请他写字留作纪念。送走了梁，他还自言自语：“梁卓如前呼后拥，跑到这里来摆架子，刚才我一句话说得他脸都涨红了。”第二天他作了一首七律写在扇子上，后面还有跋：“任公年世兄自京来杭，别十余年矣，不胜沧桑之感，因赋俚句，留作纪念。”
1915年梁启超有一次杭州行，在刘庄停留了10日，当地官僚殷勤招待，热情甚至超过了广东故乡。6月11日，他在杭州给女儿梁令娴写信，说自己在西湖边不忍离开，甚至想在西湖边买十多亩地，种茶、种乌桕，躬耕自得，做个“千户侯”。当时袁世凯称帝在即，他还要挥动如椽大笔去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等雄文，躬耕西湖的梦终究做不成，没能像他的老师康有为那样在西湖“割据湖山少许”。
悔之晚矣的密保袁世凯折
1898年9月，百日维新朝夕不保之际，康有为、谭嗣同等曾想依赖小站练兵、手握新建陆军，对新政表示支持的武人袁世凯，先让康门弟子徐仁录去小站看操（因为其哥哥仁铸与袁是盟兄弟）。由仁铸推荐在袁幕府的言敦源回忆，徐仁录到天津后，袁盛宴招待，看操时就坐在袁的身边，“词锋甚利，口若悬河”。仁录回京后，盛赞袁的治军才能，康、谭主张由徐致靖上密折保袁，这就是9月11日上的《密保练兵大员疏》：
臣窃见督办新建陆军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泰西各国兵制及我国现在应行内治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臣闻新建陆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举，一举枪则万枪同声。……
这才有光绪帝两次召见袁，赏侍郎候补的事。调袁进京，招慈禧太后之忌，一也。袁不可靠，二也。徐致靖谈起此事，“非常悔恨，似乎是终身遗憾”。当时，徐仁镜曾劝他们慎重，“交浅言深，是一种轻举妄动。因为袁是荣禄的部下，虽小站所练新军，博得称誉，但人数不过七千。袁是个看风使舵的人，他曾赞成办新政，那是趋时。”徐仁录后来也承认，“欲倚靠袁之兵力救光绪、诛荣禄，乃谭浏阳、康南海与我合谋，诚为孤注一掷”。可惜徐仁铸当时远在湖南，他如果在京，也许会力阻，毕竟他“深知袁之为人”，他是青年翰林中熟悉时务的后起之秀，受到李鸿章的欣赏，也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他被革职后曾说：“保袁最为失策，此人居心叵测，如不保袁则维新变法虽失败，六君子或不致全部被害，一着错，满盘输。”他说林旭有见识，林有诗：“本初健者莫轻言”，对袁是有警觉的。
1916年6月7日一早，远在杭州的徐致靖得知袁世凯的死讯，脸上露出了戊戌以来18年从未有过的笑容，前来姚园寺巷报信的人络绎不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气氛，他说：“我垂暮之年居然赶上这一天。”他预备酒菜，对亲友说出了自己从未说过的心里话：
戊戌政变，屈指算来，已经十九年了。维新派在中国积弱的局面中，想要变法图强，可是没有清楚当时的局势，操之过急，以致昙花一现，终于失败。我们觉得光绪帝在甲午战败后，有变法图强的意思，想依靠他实行君主立宪。而慈禧是一个阴狠毒辣的暴君，光绪四岁登基，是她的傀儡，后来表面上归政，实际大权还在她手里，在这种恶劣环境中，我们的想法是太天真了。至于想借用袁世凯的兵力保护光绪，扭转垂危的局面，则是病急乱投医的举动。我是密折保袁世凯的人，徒然给他一个出卖维新，扶摇直上的机会。
他还说，“戊戌变法，因袁世凯告密，而慈禧再垂帘，囚光绪，捕杀维新党人，成为千古奇冤。”（《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114-115页）好在打倒袁世凯家天下的蔡锷，是当年徐仁铸办的长沙时务学堂学生，梁启超的得意门人，戊戌党人不仅参与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报仇雪恨，终于吐出了多年郁积于胸的怨气。他希望中国从此能上下一心，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共和政体。
1917年，他得知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愤怒地写了一封长信力劝康离京。原信未保存下来，他外孙记忆的要点有：“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我们变法维新的主张是对的。我们对清政府的腐败贪污，表示不满，所以要除旧布新，这一点也是站得住脚的。”“我们对光绪皇帝有知遇之感，是因为他能够听我们的条陈，进行变法，而不是因为他是清朝皇帝，所以捧他。”“我们主张君主立宪，并不赞成专制，宣统我们毫无所知，岂可跟着别人胡闹。”（《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119页）他听说康即将出任弼德院副院长，院长是袁的死党徐世昌，“你做他的姨太太，我替你难受。”复辟虽然12天就完蛋了，他却为此痛心不已，认为康有为此举有损维新派声誉，心中愤懑，经此刺激，第二年春天，他在杭州一病不起，以75岁而终。病中他还在打听康有为的下落，为这位曾共患难的老友而惋惜。
开吊之日，康有为寄来挽联，沉痛亲切。多年后康女同壁对他外孙说，她父亲一生最敬重徐致靖，“有知己之感”，还告诉他一件事，当年慈禧太后派兵舰飞鹰号追重庆轮，追捕康有为，中途油不够，开回天津，舰长以办事不力被监禁。后来才知是这位舰长刘冠雄（做过民国海军总长）故意放走康有为的。当时有识之士赞成变法，对康有为抱有同情。
史学界一直有一种说法，戊戌政变的发生起源于袁世凯的“告密”。也有史家根据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认为“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袁乃至荣禄都是想保全光绪帝的。这一日记直到袁死后10年（1926年）才公布于世，其可靠性受到质疑。袁的告密也许从时间上晚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但无疑告密扩大了政变的残酷性。无论从毕永年日记《诡谋直记》，还是徐家后人许姬传的《戊戌变法侧记》来看，袁都难逃告密的嫌疑。前者是当事人当时的记录，后者是当事人的口述回忆，可以相互参证。
“我不是遗老”
1900年，徐致靖出狱后去见李鸿章，李的第一句话“你是忠厚之报啊。”他答以“国事如此，万念俱灰。”李问他有何打算？他回答“劫后余生，并无打算。”
辛亥革命后，徐致靖不仅让外孙、孙子剪了辫子，自己也剪了辫子。上海租界的遗老见他剪辫，很是惊讶。一位军机大臣的儿子问：“年伯世受皇恩，是遗老，何以剪辫？”他回答：“我不是遗老，也不拥护清朝廷，但我非常怀念光绪皇帝。因为他和我们志同道合，主张维新变法，可惜被慈禧和狡猾昏庸的大臣折磨致死。我认为慈禧是中国的罪人，也是满洲的罪人。请你们以后再不要称我为遗老。”
李鸿章说他整天唱昆曲，他的性命可以说是昆曲保住的。他晚年在杭州以课孙读书、唱昆曲为乐，下午常到茶馆，与茶友唱昆曲、下围棋（或象棋）。慈禧太后从西安回京后，天津的严修打算邀集顺天、直隶的同乡京官，为他谋开复，他写信婉拒。他当年曾在河南任乡试主考，河南的士绅酝酿为他官复原职，他也谢绝了。他说：“我不能伺候那拉氏，虎口余生，等死而已。”
前些年，有人在杭州的收藏品市场找到过“谭嗣同赠徐致靖”的墨宝扇面，南山公墓有徐致靖女儿和女婿的墓，墓志出自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手笔。徐致靖于1901年南下，一直住在杭州姚园寺巷，改名徐仅叟，可惜这位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戊戌第七君子”的故居，在修建城站火车站时被拆毁，早已无处寻觅。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许姬传著，《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汤志钧，《乘桴新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4.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5.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
6.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7.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汤寿潜与晚清立宪运动
自陈三立、徐致靖们梦断河山，维新变革的壮志成空，归宿西湖之后，无论是晚清立宪派的代表之一汤寿潜，还是站在南高峰上对江赋诗、踌躇满志的宋教仁，都曾为从制度层面告别“衰世”，将中国从古代带入近代，而苦心焦虑过，拼命苦干过，热血澎湃过，甚至不惜送一颗头颅（黄花冈起义前夕宋教仁对于右任说的话）。徐致靖郁郁而终，陈三立后半生以诗酒自娱。戊戌之后，政局黑暗，民气消沉，万象凋零，直到庚子惨变，慈禧太后被迫推行新政，拾起染满谭嗣同等志士热血的戊戌变革纲领，试图挽救气数将尽的王朝命运，社会才重新出现一点生机，立宪运动就是在这一气候下展开的。以张謇、汤寿潜等为中心的江南立宪派在当时负有社会重望，他们在其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立宪与革命的这场赛跑，因为权贵集团始终难以割舍既得的庞大利益，背上因袭的包袱太重，私欲太深，最后输给了革命。
国会没来得及召开，武昌的枪响了，就连立宪派的中心人物张、汤也给他们曾寄予希望的这个王朝投了有力的反对票。辛亥前后，西子湖头，那些把热血洒在自己土地上的仁人志士，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还有铜像巍然的章太炎，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出现，那个时代也许不会令后人不断怀想。
湖南新政勃兴之际，宋教仁只是一个湖南桃源乡间的孩子，混沌未开，但自少年时代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求学时代起，他就选择了一条与上一辈陈三立等读书人不同的道路。在日本的那些岁月，宪政共和的思想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从主持《民立报》到组织国民党，他从论坛到政坛大显身手，所向披靡，他是新一代的新人物，受到举世的注目，他要把中国带入一个洒满阳光的共和时代，他身上有一种阳光般的因子，他是透明的政治人物，用的是阳光手段，他的宪政理想诚然不是中国古老传统中固有的，他的性格放在民族的政治史上也是罕有的，你可以说他天真，不够世故，为自己考虑得太少，对自身的生命安全毫无顾忌等。然而，这正是那个龙旗落地的时代的特征。他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迅速成长起来，生吞活剥地大量学习西方宪政成果、制度文明知识。这是龚自珍、魏源们无法想象的，也是陈三立、康有为们在戊戌年想不到的。魏源在他的书中赞美了英、美的政制，只是对相隔遥远的异邦政治文明的一种朦胧、模糊的向往，宋教仁脑子中的宪政蓝图却是清晰的，民国初生，时代的浪潮终于把年轻的他推到风险莫测的浪尖上。宋教仁横遭暗杀，宪政民主的曙光在民国的天空一闪即逝，依然是长夜难明的赤县天。南高峰上松涛依旧，而他1913年初春在杭州的演讲已成人间的绝唱。
维新梦破了，君主立宪梦破了，民主宪政梦也破了，在失败的浩歌中，我们看到了古老文明在制度层面转型的艰难。
上距戊戌变法不足10年，又有立宪运动勃兴。在享有全国声望的立宪派领袖中，江苏南通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和浙江争路权、办铁路而受到普遍敬重的汤寿潜以“张、汤”并称。
汤寿潜（1856-1917）是杭州萧山（当时还属于绍兴山阴）人，原名汤震，字蛰先（或叫蛰仙），早在1890年他就写出了著名的《危言》，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早了4年，提出过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维新变法思想，包括改革考试、任官制度，裁并机构，遣汰冗官，提倡采用西法，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废除捐官制度，迁都长安，刷新吏治，严惩贪官，废除武举，设立武备院，加强海军等，更值得重视的是广造铁路、兴修水利、改革税制、开发矿藏、整治道路、改善环境卫生、实行晚婚等主张，他在《议院》一篇中倡议设立议院，其中对西方议院赞美有加，认为可以仿效并且变通，第一步先以王公大臣、四品以上翰林组成上院，由军机处主持，以其他官员组成下院，由都察院主持，地方上则由绅士、贡生、监生、农工商代表人物组成议院，每有大事，进行集议。同时他提出兴新学、植人才作为议院之本，以开议院作为开风气之先。这是他立宪思想的初次表达，他设想的议院本身还有很多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与西方的议会制度相去甚远，但他提出的议院这个思路本身仍是超前的。《危言》的出版使年轻的汤寿潜赢得了维新思想家之名，当时人们将他和唐甄、冯桂芬等相提并论。可以说，他的思想在甲午战争之前已基本成熟，后来他的办铁路、参与立宪运动，都可从这里找到思想的起点。
1892年，汤寿潜中进士，在翰林院待了三年，1895年3月到安徽青阳县上任，离京前夕，读过《危言》的翁同龢召见他，二人促膝长谈一番，翁在日记中评价他“于时事极有识”，在私下以为他“必为好官”，然而不过三个月他就辞官回乡了。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两次通过浙江巡抚廖寿丰召他进京，以备任用，他因为母亲有病，请求缓行，躲过了戊戌一劫。谭嗣同写给汪康年的信里惋惜，汤是自己素来欣慕之人，“而不曾一见”。
汤寿潜在政治舞台上初露锋芒应该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时，他和张謇等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发起“东南互保”运动，确保了江南的秩序和经济繁荣。张謇说汤是最初的倡议人，当年6月18日是他率先到南京与张謇等合力游说推动此事。然后，他们奔走于武汉、南京之间，说服了张之洞、刘坤一两位封疆大吏。也就是在这一年12月，他在南京和张謇等人初次议论立宪之事。1901年7月7日，他应张謇的邀请，到南京与刘坤一共商立宪之事，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当年9月，他写出了《宪法古义》三卷，对元首的权利、议院的权利、行政大臣及法院的权利作了区分，对大臣责任、法院独立、法官选任、刑官终身、陪审制度等都有论述，已有三权分立的初步认识，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第三卷“国民之权利”，列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尊信自由、产业自由、家宅自由、书函秘密权、赴诉权、鸣愿权等十几种自由权。在《宪法古义叙》中，他在《尚书》《周官》等古书中寻找立宪的依据，认为宪法不仅在西方实行，也是中国所固有的，其实是想把立宪的理想与古老传统嫁接在一起。这是他立宪思想的一次集中表达。这些思想、言论、行动上接1890年《危言》中的开议院主张，而有了很大的突破，下启1906年成立立宪团体，直接推进立宪的行动。
1903年，清廷任用汤寿潜为两淮盐运使，这是一个肥缺，他竟托词辞谢。从1895年到1904年，他先后出任金华丽正书院、上海龙门书院（龙门师范学堂）的山长，他相信“教育为文明之导师”。在民智未开的中国，他想以教育事业来启迪民智，作为立宪的先导。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校，他就极力赞成。这是他写作《危言》以来一贯的看法。但是，教育的推动毕竟是缓慢的，要真正推动立宪，还得有赖于实际的政治行动。
自从留日学生出版的《浙江潮》上首次出现“立宪派”这个新名词以后，“维新派”一词渐被“立宪派”所取代。立宪运动的呼声从体制外渐渐蔓延到体制内。当时声势最大、最用力的无疑是江浙的立宪派，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就是在他们着力推动下成行的，其中汤寿潜的作用不可忽略。从那时以来，他持续地通过游说、上书等方式，呼吁清廷走上立宪之路。
1904年5月起，张謇不断与张之洞、魏光焘等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立宪，还为他们代拟了立宪奏稿，汤寿潜也参与了包括拟稿在内的这些活动，张之洞没有应承，而是要他们去探询袁世凯的意思。张謇一方面写信给袁世凯请其赞助立宪，同时和汤寿潜、张元济等连日会谈，决定游说军机大臣瞿鸿禨及其他达官显贵。6月，他们通过张美翊给瞿鸿禨转呈了一个说帖。9月，汤又通过章梫接连带两封信给瞿，第一封信鼓动瞿挺身倡导立宪，“以去就争之，岂非中国一伟人乎？”如果事成，后世将为其树铜像，即使不成，也可以奉身而退，此举光明正大。他在第二封信中建议，考求宪法和保卫主权有“一笔两用之策”，可作为出国考察宪法的主题。他恳切希望瞿以一片愚公、精卫之心，“独为其难”。瞿为之心动。当时深受慈禧信任的瞿鸿禨，其态度直接影响慈禧的决策。他不断地写信给瞿推动此事，瞿除了面奏派员出洋，甚至希望自己亲到欧美去考察政治。有瞿鸿禨这样的军机重臣受到立宪派的影响，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其他封疆大吏、王公大臣的态度也都发生了变化，各种因素终于促成了1905年冬天的五大臣出洋。
1906年7月，戴鸿慈、端方等考察政治大臣从日本、美国到欧洲考察，一回到上海，张謇、汤寿潜等就四次谒见，竭力劝说他们迅速奏请立宪，不可再延宕。就是在这一年，汤寿潜向朝廷递了一份《为宪政维新沥陈管见事》，要求维持舆论，制定报律是用来保障而不是摧残报纸，以合乎宪政之名。在当时推动立宪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端方等抵达天津时，有8万名学生上书要求颁布宪法、更改官制、重定法律。可以说，这年9月1日颁布的“仿行宪政”上谕只是顺应了这一时代的呼声，其中确立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原则。
消息传来，朝野上下、商学各界一片叫好声，到处奔走相告，认为这是千古未有的盛举，有人甚至喜极而泪下。“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扬州商学界自编的《欢迎立宪歌》传达的就是当时普遍的心声。预备立宪诏书在全国许多省份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商界、学界、报界，纷纷开会庆祝。这一切完全都是自发的，不是官方组织的。在晚清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自治组织和新兴的学校、报纸，成为宪政最坚定的支持力量。
汤寿潜写信给瞿鸿禨：“以五千年相延相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虽曰预备，亦极环球各国未有之美矣。”他内心的欣喜毕露无遗。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善良的人们，在专制暗夜中生活了多少个世代，真的以为清朝要踏上宪政轨道了，从此可以过上平等的人的日子了。不能嘲笑他们的愿望是天真的、可怜的，谁又能想到这一切都只是空头的许诺，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
1906年的预备立宪从官制改革入手，设立了专门机构——编制馆，只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中央体制的改革，实际上的改动幅度很有限，仅以满、汉之分来说，改革以前，各重要部门大臣都是满、汉各半，改革以后名义上说满汉不分，实际上11个部的13名大臣、尚书中，满族占了7人，蒙古族1人，汉族只有5人，反而不如改制前。立宪派由此感到失望。
中央体制大致上确立以后，当年11月5日厘定官制大臣通电各省疆吏，提出改革地方体制的方案，计划将地方分为府、州、县三级，各设议事会，由人民选举议员，公议应办之事，设立董事会，由人民选举会员辅助地方官，办理议事会议决之事，逐步推广，设立下级自治机关，另外设立地方审判厅，受理诉讼。现在来看，以“地方自治”为内核的这一方案，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大约到1907年2月17日以前，各地封疆大吏虽众说纷纭，看法不一，但都表示推行难度很大。
最重要的还是民间宪政派的自发组织应运而起，它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冒了出来，这是1906年慈禧接受宪政改革主张的最大成果，以铁铸的事实证明了国人对宪政的热忱。最具影响力的立宪派团体就是“预备立宪公会”，从1906年9月上旬开始密商、讨论，12月15日在上海愚园正式开成立大会，投票选出15名董事，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成员以江、浙、闽为主，逐渐拓展到国内十多个省及港、澳、海参崴、南洋各地，江西、安徽、山西、四川、吉林等省的咨议局议长或副议长后来也都加入进来，特别是在上海，大致上囊括了工商界、新闻界、教育界的精英，比如李平书、荣氏兄弟等实业家，《时报》的狄平子、《中外日报》的叶瀚、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张元济等报人和出版家，创办浦东中学堂的黄炎培、杨斯盛，以及孟森、孟昭常、雷奋、杨廷栋等年轻才俊。“预备立宪公会”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停止活动，做了大量推动宪政的工作，首先是出版书刊、普及宪政知识，仅孟昭常编的《公民必读》就发行了13万册，其次是开办法政讲习所，第三是推动地方自治及咨议局的成立，第四是编订商法。这个重要的立宪团体，每年选举一次，汤寿潜多次当选为副会长，他在1908年、1909年力辞，1910年还是当选了。
其他各省的各种立宪、自治团体也相继诞生。在海外，康有为将“保皇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留学生杨度在日本组织了“宪政公会”，梁启超组织了“政闻社”。从上海到日本东京，民间立宪团体的破土而出标志着时代风气的转换，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是在1895年甲午战败的泪水和屈辱中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那么张謇、汤寿潜这些立宪派代表则从1906年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施展身手，在这一波推动宪政变革的浪潮中，他们的声光盖过了康、梁一辈，这已经是他们的时代。他们与江南新型工商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他们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士绅、读书人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汤寿潜和张謇一样，在立宪派中属于温和派，他认识到立宪的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民权的伸张，二是法律的制订，三是舆论的监督，法律不仅约束人民而且约束君臣，凡事取决于公论，“尤为宪政之本”。1906年，他们两次联名发出请速开国会电，要求以两年为限，在他加上去的文字中有“时不可失，敌不我待”二语。结果当然都是被搁置了。他已看出清廷并无立宪的诚意，在《拟上摄政王书》中指出“今则预备立宪，形式是而精神非”，但他还是没有放弃立宪的立场。
在投身立宪运动之时，汤寿潜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在了铁路上面。“夙以时务致称，晚以铁路见贤”，这是张謇为他作传时的概括，他在晚清之所以赢得很高的声望，就是因为全身心地投入保卫路权、兴建铁路的实践中，并取得显著成效。早在1898年，英国银公司与清政府就有《苏杭甬铁路草约》，此后便一直没有动静，连勘测都没有做过。20世纪初，江浙民间要求收回路权的呼声很高。1903年，在晚清新政改革中，新生的商部准许各地设立路矿公司，1905年春天，正好有美商到上海活动，试图得到浙赣铁路的修建权。年近半百、素怀实业兴邦之志的汤寿潜就在这时站了出来，当年7月，他和张元济、夏曾佑等浙江籍名流在上海发起“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他被推为总理，决议向全省人民集资办铁路，获清廷批准，授予他四品卿衔，总理全浙铁路事宜，责成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交涉收回苏杭甬路权。
从1906年到1909年，浙江境内修成铁路328.2华里，沿路筑桥144座，平均每里铁路的造价只有13400银元（不计建桥及车辆），当时浙江旅沪学会评价“中国商办铁路，其成效以我浙为最速，其经费以我浙为最省”。这与汤寿潜芒鞋徒步、风尘仆仆、不计劳苦奔走于杭、沪之间，而且不受薪金、不支公费的作风是分不开的。期间，他还创办了浙江高等工业学堂（铁路学堂），为管理大笔集资款，还于1907创立了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然而当铁路开工之后，英国银公司不肯废约，通过驻华使馆向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向英方借款，实际上就是将铁路抵押给他们。消息传来，浙江铁路公司于1907年10月发起“浙江国民拒款会”，汤寿潜多次致电军机处抗争，路潮汹涌，清廷一度想动用武力，军队都已集结。为了把他支走，1909年，清廷先后几次任命他为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每一次他都再三辞谢，坚持留下修路，到1910年8月他还致电军机处反对盛宣怀为邮传部侍郎。清廷指责他“狂悖已极”，将他革职，不准干预路事。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浙江各界、浙江旅居外地的同乡纷纷请愿、集会、抗议，电文雪片般飞向北京，甚至有一个工程师、一个工头以身殉路。一时舆论汹汹，上海《天铎报》《申报》《文汇报》《民呼日报》及各英文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连篇累牍地刊载有关报道，浙江咨议局乃至浙江巡抚都出面请求朝廷收回成命。8月25日，当清廷下令严禁上海、浙江、江苏各地为汤寿潜革职而集会，他在两天后只身前往山东，登泰山、谒孔林，放松身心。而杭州商务总会于8月28日、9月5日两次举行集会，9月9日旅沪同乡几千人乘专列到杭州，冒雨前往巡抚衙门请愿，秩序井然。至10月1日杭州还在举行集会声援。汤寿潜为了争路权弹劾大臣，顶撞朝廷，不惜冒杀头危险，因此而成为维护主权、艰苦创业的代名词。
在一波又一波捍卫路权的声浪中，混合着要求速行立宪、召开国会的呼喊。1908年颁布的《结社集会律》，毕竟在法律上确立了老百姓结社集会的权利。
1907年12月，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公会、政闻社、宪政研究会等团体决定成立“国会期成会”，作为领导全国请愿运动的临时团体，派人到浙、苏、皖、湘、赣、粤、豫等省活动串联。当年12月、1908年1月，张謇、汤寿潜两度和人讨论国会问题，1908年2月，在预备立宪公会一次会员常会上，讨论了创办私立法政大学（即上海政法学院前身）、请求开国会、设立“宣讲研习所”等事项，张、汤等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同年4月，他们决定派代表到北京请愿。6月7日，他们以“预备立宪公会”的名义邀请全国各省的立宪团体，共同赴京请愿，敦促召开国会，7月12日，“国会期成会”正式举行成立大会，目标是速开国会，拉开了晚清国会请愿运动的大幕。浙江的运动就是在汤寿潜直接促动下开展起来的。借助办铁路赢得的社会声望，在推动立宪运动中，他起到了旁人难以起到的作用。这年6月，他在上海电促浙江各团体行动起来，8月10日推出代表，会上通过了由他执笔起草的《代拟浙人国会请愿书》，再次阐述了他的立宪思想，其中指出：“汲汲需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得以增长其智力。”他认为，国民程度不是实行立宪、民权的必要前提，而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可以让人民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水平，议员应是“有才能者，有学识者，多额纳税者”，要给予“天下通才参政的机会”。这些思路即便今天读来还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这份请愿书由前礼部侍郎朱祖谋领衔，8千人签名，包括了不少旗人，还有500多名天主教徒。8月20日，由三名代表到都察院递，呼吁“国会迅速成立”。此次国会请愿有18省参与，8个立宪团体还有留学生、海外华侨，签名人数可查的达15万人，各省人民集体向朝廷要权利，“极千古未有之奇观”。清廷的回应是查禁“政闻社”，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九年立宪，一年内各省先成立咨议局，再成立资政院。在接下来的咨议局议员选举中，各地立宪派的代表人物纷纷当选。
1909年3月，汤寿潜在杭州发起“自治筹备处”，受他影响，商业繁荣的湖州南浔小镇也成立了自治局。1910年，在立宪派的推动下，以各省咨议局为中心，接连掀起了几波国会请愿浪潮。先是1909年10月，张謇决定出面联合各省咨议局要求召开国会。11月，汤寿潜在杭州与张謇会面，他同意张的意见。当月28日，他给朝廷上了一份《为国势危迫敬陈存亡大计》，提出治标之策4条：提早开国会、急筹公债、联盟美国以分日本之势、锐意断发以易短便之服。同时有治本之策4条：注重典学，以培植经国的基本；事必独断，要有真正负责任的内阁；统筹财政，以解燃眉之急；议决币制，以定国币之价。1910年，他到广州等地活动，发起集资自办东南铁路，上海《时报》4月25日发表了他在广东向各界呼吁“请开国会”的演讲全文。1910年1月21日，王公大臣在请愿代表见面时，庆亲王向代表问及汤寿潜、张謇对此事的意见如何。各代表回答，汤、张都极力主张。这次对话，上海的《申报》有详细报道。可见他们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朝廷，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分量。
1911年5月，“皇族内阁”出笼，汤寿潜等联名致电摄政王，要求改组，遭到拒绝，至此，立宪运动走到了尽头。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包括张、汤在内有影响的立宪派头面人物最终都对清廷投了反对票，汤被推为浙江都督，随后他和张謇一起成为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内阁总长。浙江革命党人黄元秀回忆，辛亥之前，他“常与民党中人往还，虽未参加革命，行动早有默契”。正是立宪派和革命派联手把绵延数千年的王朝政治送进了历史博物馆。汤的理想本来是君主立宪，为立宪奔走多年，然而当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面对清廷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他赞同以美国制度为模范。他在写给赵凤昌的信中，要赵运动法国政府承认中国的民主共和制，“法亦民主，能与美同时承认，他国宜不至为梗，庶中国从此不亡。”从他给张謇、张元济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已超越君主立宪的信仰，皈依共和。几年后袁世凯称帝，他就坚决反对。
当他出任交通总长，辞去浙江都督时，陈布雷在上海发表评论说，“求浙江都督于今日，汤氏外实难其选”，认为只有他的“德望足以震慑异议”。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共识。
汤寿潜一生对于做官、敛财毫无兴趣，曾一再辞官。1903年4月瞿鸿禨保举他应经济特科，他不去。同年，清廷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不干。1904年，他坚辞两淮盐运使。1906年，学部任用他为头等咨议官，他不受。1909年，他连辞浙江署财政议绅、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等多项任命。在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总理一职被革除前，他至少十几次提出辞职。这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在近代的历史人物中，论辞官次数之多，也许无第二人。
1917年6月6日，他在杭州萧山临浦牛场头的家中谢世，终年61岁，葬于桐庐的青山绿水之间。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政协浙江省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汤寿潜史料专辑》，1993年印。
2．陈志放主编，政协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汤寿潜研究》，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3．《汤寿潜档案史料选》，《浙江档案》，1991年第1期。
4．侯宜杰著，《20世纪初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王遂今著，《汤寿潜和浙江铁路》，《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曹聚仁著，《我和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宋教仁登南高峰
一首《登南高峰》把宋教仁当时的心迹演绎得淋漓尽致。近百年过去了，南高峰上的栎松依然，脚下的西湖依然，远处的钱塘江滚滚东去，只是多了些污染、变得更浑浊了些。“村市沉云底”依旧，“江帆走树中”已变得奢侈。南高峰与北高峰，在西子湖畔遥遥相对，合称“双峰插云”，早就被患有“十景病”的文人、王侯称为“西湖十景”之一。晋代就有人在山顶建造了七级砖塔，内藏高僧舍利子，夜夜燃灯，可指示江面的航向，直到明代毁于雷击。南高峰离产茶的龙井村、产桂的满觉陇都近在咫尺，山上有山，有烟霞洞等洞穴，春花烂漫，秋桂飘香，虽然宋教仁来的不是时候，春寒时分，雪后初晴，山道上还有残留的积雪，天冷路滑，树枝上尚未长出新叶。不过一旦登上峰顶，视野开阔，俯瞰西湖，美得让人不忍下山，远望钱塘江，水波浩淼，帆影点点。如此景致，他自然会心有所动。1913年即民国二年，当年轻的宋教仁站在这里时，正是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之时，其时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会两院选举已近尾声，他代表的国民党胜局已定。
出生于湖南桃源的宋教仁大概是第一次来到杭州，看到了被多少世代数不清的诗人墨客赞美过的妩媚西子。当他登上南高峰，听松涛阵阵，看竹林摇弋、茶园隐约、江波起伏。他内心有许多与他人不同的感受，这才有了上面这首诗。
这年年初，身为国民党实际领袖的宋教仁自故乡湖南出发，从长沙到武汉，顺江东下，在安徽、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到处演说，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在这个早春，长江流域刮起的“宋教仁旋风”是中国史上明亮的一刹那。3月，选举揭晓，国民党以绝对优势在这次选举中获胜，如不考虑跨党因素，国民党在参议院获132席，占48.2%，在众议院269人，占45.1%，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在参、众两院相加都不及国民党的2/3，选出的议员平均年龄36岁，其中2/3以上在国内或国外受过新式教育。
此次选举，虽然有选举资格的一些限制（受教育程度和财产等），全国确认具有选举资格的选民只有4000多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10（真正参加投票的人数更少，有些研究说只有400万人左右，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而且有贿选等不正常的现象，但大体上不失公平，这毕竟是中国第一次公开、直接的国会选举。国民党的获胜固然与当时的时势有紧密关系，但离不开青年宋教仁的运筹帷幄、苦心经营。
当年2月21日，当宋教仁与于右任等一起到杭州时，选举结果即将揭晓，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席位已没有问题，作为党魁，他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务总理，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这是他一贯的政治理想，他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当天，他曾主持笔政的上海《民立报》发表来自浙江、署名“崇拜英雄”的一篇稿件，对国民党三大领袖孙中山、黄兴和他作了比较：
听孙先生演说，理想高远，是一大哲学家；听黄先生演说，诚坦动人，是一大实行家；听宋先生演说，条分缕析，是一大政治家。
此前，徐血儿在1月26日的《民立报》发表《当今之政治家》一文，认为宋教仁有沉毅的魄力、运用的手腕，尤其有系统的政纲，而且能坚持政见，不屈不挠。直言他是“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也”。
2月22日，宋教仁一行抽空游览了西湖名胜，登临南高峰，同行的还有南社诗人、他的老朋友陈去病。23日，他和于右任出席国民党浙江支部的欢迎会，他在演讲中着重提出建设问题，强调“责任心”，并区分国民的责任、政党的责任和党员的责任：
民国虽已底定，然百事不能满意，缘凡事破坏易而建设难，即守成亦不易，即政府虽立而邦基未巩，尚不能高枕无忧；况目下大局岌岌，除三五报纸外，无一人顾问其事。如此次政府奖赏功位勋章，皆属不应为而为，而窥其用意，仅求表面。今中华民国政策，无非除旧更新，前年革命起义，仿佛推倒一间腐败房屋，此后之事岂不更难？然房屋拆而重建，责在工人，而政治改革，则责在国民也。
前岁九月至今忽焉半岁，其于财政外交国民生计丝毫未有端倪，凡为国民，能不赧然？总之，政策不良，国民以建设政府为入手，建设政府全藉政党才识。若其他政党有建树之能力，则本党乐观成局，倘或放弃，则本党当尽力图维，此皆吾国民党员所应共负。试问国民党员不救国民，国民尚有噍类乎？愿天下同志同胞时时存责任心也。
两天后，也就是他从杭州返回上海当天，这篇演说词刊登在《民立报》上。3月2日，《民立报》又公开发表他的《登南高峰》诗，一句“我欲挽强弓”，将他当时的心态毕露无遗，可见他内心的坦荡。确实，根据民国的《临时约法》，由他组成责任内阁，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时刻就要到了。今天南高峰顶上有一个“骋望亭”，极目远眺，钱塘江就在眼底，柱子上镌刻着对联：“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乃是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诗句。在宋教仁之后很多年，“红军之父”朱德登南高峰时吟诵的就是这两句诗。这和宋教仁当时向往的境界完全不同。宋教仁生处转型之际，已摆脱古代的传统型人格，具备了万里无云的阳光性格，他对政治、对权力的理解也都是近代化的，他选择的是阳光下的政治，所以他的内心才会那么坦然，他的灵魂才会那么透明。他深信，他的地位只能通过合法的选举取得，只能采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不可能依靠策划于密室之中的阴谋，更不可能仰仗铁与血的暴力。此前，他在2月1日国民党湖北支部欢迎会上演讲时说得清楚：
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么嫌，讲甚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此后，3月18日他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上演说时进一步表示，革命党与政党虽然都是过政治的生活，牺牲进取的精神也始终一贯，但从事政治的方式毕竟大为不同。“昔日在海外呼号，今日能在国内活动，昔日专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和平手段谋建设。”他解释说，“建设”就是要排除原有的恶习惯，呼吸文明的新空气，最终达到真正共和的目的。他当时力主“先定宪法，后举总统”，和袁世凯“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如意算盘针锋相对。他认为自己的主张光明正大，“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在辛亥一代革命党人中，宋教仁也是一个满腔热血的男儿，曾亲赴辽东，运动马贼，策划武力革命，武昌起义也与他组织中部同盟会，推行他的“上中下三策”之“中策”有莫大关系。（上策是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北为后援，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全国；中策为长江流域各省同时起事，设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为边境革命，或云南、或两广、或东北，在国外设立秘密机关，先占据边隅之地，徐图进取。）在辛亥革命到来的前夜，他在上海《民立报》主持笔政，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大量光焰逼人之文，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无不涉及，笔锋犀利，学识远大，为世人所钦服。了解他的挚友于右任在1912年如此评价：“如渔父者，才、学、识三者俱备，昔日为国南走粤而北走辽，无时或息。”称许他对国不可谓不忠。黄花岗起义前夕，他应黄兴之召奔赴香港，参与筹划。在上海登船前，于右任对他说：“以大义言，何敢阻君？以私交言，则甚不愿君行也。”他回答：“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个头颅已矣！”两人在码头含泪而别。
宋教仁从来都不是畏缩不前的懦夫，但他有的不是匹夫之勇，在同盟会领导层中他是最重视建设的。初到日本，他本来想学陆军，后来还是选择了法政。他之“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就是“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他深知要以新的政治制度代替旧的专制制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当时的革命者还没有几个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日本留学6年，他研究各国的政治、法律、官制、财政等，翻译了日、英、德、美、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的宪法、官制、财政制度等，他的日记有详细的记录。在日本留学生当中，每次讨论这些问题，只有他能“本末悉举”，大家都很服气。在这方面他确实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景梅九在《罪案》中回忆，宋教仁在回国前夕说过：“但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工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你以为如何？”宋死后，景梅九想起往事，痛心不已，挽联中有“破坏易，建设难，勉为其难，遂死于难”句。
辛亥革命之时，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发表宣言评点当世人物，认为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1911年12月1日）这不只是章氏一家之言，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中也如此说：“（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还有一句：“南京临时政府之议起，章炳麟君以国务总理许先生，先生亦以此自许。”
众口悠悠，几乎都说宋教仁以总理“自许”。一时舆论对他误会很深，以为他主张内阁制就是想自己当总理，乃是出于私心。经过数千年的君主专制高压，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片乡愿气息，似乎特别看重谦让，凡事都不能出自本人的口中，惺惺作态，假意退避，流弊所及，一时难以纠正，所以当时人们对宋教仁以建国大任自许，嫉妒、讽刺远多于赞助支持。武昌起义之后两个半月没能产生一个领导全国的中心机构，就与这些因素有关。他固然自信可以施展经世的长才，但他自知在年龄、声望、资历等方面，当时还不是担任总理的合适人选，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黄兴。一年后，时势变化，他才有总理自任的念头，这一点他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诚相告。
自辛亥革命以来，有关宋教仁想当总理的说法一直没有断过。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他曾两次公开在报纸上驳斥这样的攻击。一次是1913年3月12日，他在《民立报》发表《驳某当局者》，针对外间谣传他之所以批评袁世凯政府，是因为当不成总理之故，他说：“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谓人欲为总统或总理或国务员，即目为有野心，咸非笑之，岂知国家既为民国，则国民自应负责任，有人欲进而为国服务，负责任，乃反以争权利目之，视民国之职务与君主时代官爵相等，致令人人有退让之虚文，视国事如不相关，岂非无识之甚乎？”第二次是3月15日，他在《民立报》发表《答匿名氏驳词》：“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辨（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而乃非笑之如是，吾实不解。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美国小学生立志欲为总统，传为佳话。各国政党选举总统或组织内阁，其党魁之自负之运动之竞争为何如者？盖为国服务，本非权利，共和国之职事，亦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
宋教仁自故乡湖南到武汉时，这样的谣言已甚嚣尘上，时为长江巡阅使的谭人凤劝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希望他留下来载酒同游，饱览长江风景。他的回答是：“总理我无冀望之心，载酒游江亦诚乐事，惟责任内阁实应时势之必要，未便变其主张也。”
对宋教仁而言，权位金钱不能淫，政见则不可牺牲，这正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风骨。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总长、总理的位置，而是政见能否得到实施。当初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因临时参议院中有人反对，宋教仁没当成内政总长，只做了法制局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回答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说白了，他的从政实在是因为怀有一种责任心，建设这个生养他的祖国的责任心，这不是做官、抓权者所能理解的。阳光人物在一片缺乏阳光制度、阳光规则的土地上，注定了被黑暗的力量吞噬，这也是宋教仁的热血给予历史的启示。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的弓还没来得及张开，黑暗的潮水就把他32岁的阳光生命淹没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挚友于右任于万般悲痛之中，想起的正是一个月前他们同游杭州南高峰的这首诗，感慨海门之潮正汹涌而来，而“才、学、识”兼备的宋教仁已被生生地夺去了生命。然而，这决不止是他家人、朋友、同伴们的悲伤，也不止是与他同时代的国人的隐痛，更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百年伤痛，是整部近代中国史不能弥合的创伤。因为宋教仁，我的心中总是想着南高峰，想着他留下的诗句，这位近代的阳光型政治家，有了他，西湖就有了别样的意义，西湖就有了近代的气息，不再是古典的山水，只活在苏东坡、杨万里们柔媚的诗行里，只活在张爱玲“前朝名妓的洗脸水”式的散句里，只活在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壮怀激烈、于谦的“石灰吟”和张苍水浩气长存的一声“好山色”里，也同样活在宋教仁的笔底，活在他心无旁鹜为共和奔走的脚印里。
登南高峰，有几人还会想起宋教仁和他最后的诗？要说悲哀，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离登临南高峰不到一个月，上海火车站的黑枪就响了，他被小小的子弹击中，倒在了血泊之中，枪声震颤了晨光熹微的民国。上海火车站记住了这一时刻：1913年3月20日，3天后，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一代人杰，中国近代史一个阳光般的政治人物，一心要完成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的转型，从暴力革命到民主宪政的转型，最终带着未竟的理想撒手而去。
举国同悲，普天共愤，眼泪和愤怒铺天盖地，从上海到北京，整个中国都为他的死感到悲痛，包括嫉恨他的人那一刻甚至也感到了失去对手的痛苦。对世事似懂非懂的小学生都在班上传观他被刺的照片印本。当时只有11岁，在常州冠英高等小学读书的程沧波回忆，国文教员给他们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就是《祭宋渔父先生》。多年以后他还觉得老师真荒唐，怎么叫小学生作祭文，他根本无法体会老师那一刻内心的怆痛。
宋教仁之死，引起一浪高一浪的抗议，从民间到国会，从报纸到集会，最后孙中山、黄兴仓促发动“二次革命”，以武力反对袁世凯，就连流连于水光山色的和尚苏曼殊都坐不住了，他在西子湖头愤然写下《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后称《讨袁宣言》）。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我之喜欢苏曼殊，先是这位“行云流水一孤僧”的诗句，以后看到他那些感怀身世的小说，在新旧文学的交汇点上，他哀怨动人的伤感文字，他悲剧的故事，无疑吸引并影响了年轻的一代。我把他的诗和小说都看成农业文明走向衰落时的挽歌，它不是田园牧歌式的优美如画，也不是革命的高歌猛进、慷慨激昂，他的调子常常是忧郁的，仿佛有着无尽的惆怅，以后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依稀能找到一点苏曼殊的影子。作为过渡时代的人物，苏曼殊在文学史上、乃至辛亥革命史上都留下了富有个性的痕迹。
1898年，苏曼殊少年时代即东渡日本求学，先后进过横滨的大同学校、东京的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等学校，过着清苦生活。为了节省火油费，他晚上不点灯。在日本，他参加过“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踏上了反清革命的路。为此他不惜与资助自己的表兄闹翻。1903年9月，他回到上海，写信给表兄，表示“今日黄浦投江死”，实际上是与表兄决裂。此时正是“苏报案”发不久，他在苏州吴中公学教书，给章士钊等人办的《国民日日报》写稿，翻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成为最早将雨果作品译成中文的中国人。他一直有两面，一面是“芒鞋破钵何处去”的自我流放的心态，一面又敢于反抗社会黑暗、向强权说不，留下了“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的诗句。他不断地流浪、自伤，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出路，与他同时代的好友陈独秀、冯自由、柳亚子他们不同。当苏曼殊死时，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已大放异彩，其本人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成为举国青年的偶像。
这当中诚然有苏曼殊自身的性格原因，比如敏感、脆弱、自卑等，这些都与他童年的遭遇有关。坎坷的身世、后娘的苛待、畸形的家庭环境对他的伤害太深，他摆脱不了那种阴影。
1903年冬天《国民日日报》停刊，苏曼殊带着好友到香港找《中国日报》的陈少白，受到冷遇，生计无着，愤而削发为僧，从此以和尚自称。其实，他的血未冷，1904年春他还曾决心用手枪暗杀康有为，表达对保皇派的强烈不满。因陈少白等人力劝，才没有实施。也是这年秋天，他在长沙参加华兴会，起义流产后，他在上海还参加过华兴会的秘密会议。毫无疑问，他也是那个时代的热血少年。
苏曼殊身上的病态显示了一个转型尚未完成的非常态社会特征，时代之病通过一个诗人、僧侣的人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五四”前夜的中国，他四处飘零的短暂人生，不幸的身世，让人羡慕的才华，处处都能打动人心。他写的是旧体诗、文言文，但他的诗文清新可读，有了“一脉清新的近代味”，字缝当中已是晨光熹微，长出了近代意识的几瓣嫩芽，预示了新文学黎明期的到来。
1918年5月2日，当苏曼殊在上海离世时，只有35岁。这位诗僧对杭州怀有独特的情感，他在灵隐寺、凤林寺边上的陶庄住过，一度在西湖雷峰塔下的白云庵昼伏夜出。他在西湖写过许多美丽的诗篇，其中有一首《住西湖白云禅院》：
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
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
始建于宋代的白云庵，清末民初的主持意周和尚是个革命志士，因此小小的白云庵成为秋瑾、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出没的地方。意周和尚说苏曼殊在五、六月间，白天老是睡觉，到夜里则披了短褂子，赤足，拖着木屣，在苏堤、白堤上到处跑，尽享湖山夜色，不到天亮不肯回去。他以酒当茶，诗画自娱，风流洒脱，手头窘迫，常常向庵里借钱，然后汇到上海的一个妓院。过不了几天，就有人从上海带来许多外国的糖果、香烟，他则躲在楼上吃糖、抽烟，饭也不吃了。
直到1924年6月，由孙中山出资，柳亚子等友人将苏曼殊葬在西湖的孤山北麓、西泠桥畔，还建了“曼殊塔”，与其遥遥相对的是一位历史上有名的苏姓美女苏小小之墓。生也匆匆的诗僧若有知，也许感到欣慰吧。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浪漫、颓废，在诗书画酒中将青春消磨殆尽的诗僧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1913年，面对宋教仁的血，苏曼殊写下的《讨袁宣言》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昔者，希腊独立战争时，英吉利诗人拜伦投身戎行以助之，为诗以励之，复从而吊之曰：
（希腊！改换了你的主人，你的情况仍旧这般！
你的光荣日子过去了，但你的耻辱岁月还是存在。）
呜呼！衲等临瞻故园，可胜怆恻！
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屠操刀，杀人如草；幽、蓟冤鬼，无帝可诉。……况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昏；新造共和，固不知今安在也？独夫祸心愈固，天道愈晦；雷霆之威，震震斯发。普国以内，同起伐罪之师。
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尔谛听之。
宋教仁遭暗杀，文人苏和尚持钵而起，书生任鸿年悲痛绝望，选择了在西湖边投井自杀。1947年10月25日，一个阴霾的日子，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和“中国科学社”的老友任鸿隽步行来到白云庵即月下老人祠遗址。他当天的日记中说，任鸿年就是任鸿隽的弟弟，当年只有24岁，因宋教仁之死，“觉中国之无望，于烟霞洞旁投井而死，革命同志为之葬于白云庵旁。此卅年前事，迄今墓地旁野草丛生。月下老人寺既废，寺僧亦不能照顾矣……”（在任鸿隽的记忆中，他弟弟“发愤投葛洪井死”。）
又是两个30年过去了，任鸿年之墓早已无处寻觅。中国有重官的传统，西湖边上那些达官贵人乃至红粉佳人的墓都纷纷重建，比如王文韶、陈夔龙等明清做过大官的故居、墓穴都成了新景点，“慕才亭”中虚拟的苏小小墓更是成了芸芸游客“摸财”的去处。而像任鸿年这样的志士注定了被淡忘，甚至被彻底遗忘。宋教仁是谁？今天的许多红男绿女尚且一无所知，何况任鸿年、苏曼殊。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2．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岳麓书社，1986年版。
3．徐血儿等，《宋渔父》，民立报馆，1913年版影印本，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三编之84
4．吴相湘，《宋教仁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5．苏曼殊著、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影印本），中国书店，1985年版。
6．《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宋教仁登南高峰
1898年的春天，19岁的安徽秀才陈独秀进入杭州求是书院，功课有英文、法文、天文学、造船学。没有多久，他即因反清言论受到追捕，逃往南京。1909年底，他再到杭州，在浙江陆军小学当了两年国文、史地教员，与马一浮、谢无量、沈尹默、刘季平等徜徉山水，诗酒往还。几年以后，他在上海手创《青年》（《新青年》）杂志，或许包括他本人在内都没有想到一本民刊竟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改写了历史。在摆脱“衰世”的努力中，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可以把那个时代叫做“五四时代”，或者干脆叫做“《新青年》时代”。陈独秀唱的不是独角戏，他也不是这方小小舞台上的唯一主角；《新青年》更不是一花独放，但他无疑是当时引领潮流的人物；《新青年》无疑是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杂志，许多新人物都在这个小杂志上破土而出，进入历史的视野：胡适、鲁迅、周作人、陶孟和、高一涵、李大钊、吴虞、傅斯年、钱玄同、刘半农……他们的名字是读者所熟悉的。
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梁启超是一个引领风潮、造成时势的新人物，从《时务报》到《清议报》《新民丛报》，他以带有感情的笔锋风靡了一个古老民族，直到“五四”之前无人可以代替，辛亥革命后围绕在他身边的张君劢、张东荪、蒋百里、蓝公武等一批知识分子，也都代表了当时最优秀的一群人。这个群体在“五四”时代仍非常活跃，他们主办的《时事新报》《晨报》等报刊，永远留在那一代读者的心中。
梁启超故后，杭州人张东荪坚持书生议政，试图走出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两极对峙的夹缝之中的“中间势力”。时代的洪流浩浩荡荡，已非晚清民初的大势和格局。张东荪构想的民主政治、计划经济蓝图，曾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许多中间知识分子的共识，即中间偏左，与胡适走的路不一样。生死成败转头空，是非功过却不能不认真，也许今天还不到从头细说的时候。
“五四”成就了年轻的胡适，作为新思潮的代表、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他一生以思想、言论、学术影响社会，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群学冠中西的优秀知识分子，包括丁文江、傅斯年、梁实秋、徐志摩、王世杰、叶公超、丁西林、蒋廷黻、任鸿隽、陈衡哲等（一度也包括罗隆基、王造时、闻一多等人），他们的思想容或有分歧，但在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上，在民族前途等问题上他们有着基本的共识，以胡适为中心的这个知识分子集团曾先后通过《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以及《大公报》等平台发出他们清醒、理智、独立的声音。（胡绳晚年也承认胡适“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胡适反复强调，要在思想文艺上面努力，为新社会造一个基础，1948年冬天离开大陆之前还含泪对司徒雷登说，自己战后回国把精力耗费在《水经注》等考据上，没有尽到应尽的思想言论方面的责任，深为愧疚。
从梁启超到胡适（这中间也包括了许多其他人的努力），晚清、民国当然是个动荡的乱世，却是王纲解纽、思想开放的半个世纪，中华民族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在摇摇欲坠的晚清朝廷和民初军阀的刺刀，乃至蒋介石的一党制下，文化思想的多元化进程从来没有停止，其开放程度是我们今天不容易想象的，虽然其中也伴随着杀戮和流血。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梁启超、胡适这些公认的思想领袖。思想领袖只能建立在人们内心的广泛认同之上，和千千万万普通人同命运、共呼吸，他生活在普通人当中，而不是游离在社会之外；他的力量是一种和风细雨，是空气，阳光，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而不是雷霆，不是暴风骤雨，不具有任何外在的束缚。他们在权力格局之外对青年、对世道人心产生某种内在的影响，哪怕不能左右时局的变迁，王朝的更迭。
胡适曾在西湖烟霞洞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三个月，寂寞的烟霞洞旁边埋葬着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师复的遗骸，火一样的理想燃尽了师复年轻的生命。师复追求的无政府主义梦和中国固有的古老“桃花源”之梦并不一样，这个梦不是出世的、宁静的，悠然见南山的，而是入世的、灼热的，带着强烈的改造世界的冲动，与胡适信奉的自由主义强调点滴、渐进等原则不同，他寻求一种彻底的解放，一种纯粹的理想境界，他的梦注定了在现实世界中碰得粉碎，他依然无所反顾、毫不犹豫地前行，不怕任何的阻力，宁折不弯，平静地面向死亡。他要以道德的自我完善、整个生命的奉献去为理想殉道。我们可以不认同他的主义，却难以否认他身上的那股子气，那种理想的情怀。当我的目光落在永远年轻的师复身上，我想到了活过100岁的巴金，他们是精神上的同道，我也想到了许多与师复不是同道的早凋者或长寿者。在历史的天平上，生命的长短显得那么无足轻重。无论他们最后选择了怎样不同的道路，在他们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异质的光，那是来自不同文明的光，一旦汇入我们的心中、汇入我们的梦中，这光也就属于了我们。如果说中国缺乏自由主义的传统，胡适出现了，傅斯年出现了，这就是传统。确实，传统不能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
火一样燃尽自己的师复
离西湖烟霞洞不远，有一个“师复墓”，墓志铭就刻在摩崖上，字迹依稀可辨：
师复为人道主义者，生平谋炸悍将，厉行革命，被锢三年，出而组织东方暗杀团。辛亥而来，舍其单纯破坏，转而为自由社会主义宣传，创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及心社。旋发刊《民声》杂志，淬厉自刻，尽瘁其主义，呕血而死。死年才三十有一，不终其纪。痛矣！君于公历1884年6月27日生于东亚之广东香山县，以1915年3月27日殁于上海，同年葬于浙江西湖之烟霞洞，越八年而修其墓，以志不忘。
师复本名刘绍彬，因立志反清，光复故国，改名刘思复。信仰无政府主义之后，他连姓氏都废弃不要，改名师复。三个名字代表了他短暂一生的三个不同阶段。1923年，他的生前好友重修其墓，将郑佩刚撰文、王思翁书写的这个墓表镌刻在崖石上。
安那其主义思潮在中国
“无政府主义”本是日本的译法，高一涵主张译为“无治主义”，辜鸿铭主张译为“无王主义”，师复的墓志铭称为“自由社会主义”，巴金等人干脆用译音“安那其主义”。无论叫什么，都不能否认那曾是19世纪的一股世界性思潮，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慷慨悲歌，伴随着他们流放西伯利亚路上的漫漫风雪，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理想曾激动过几代青年，《面包与自由》等都成了传世的经典，也是几代年轻理想主义者的口号，活了104岁的小说家巴金就是他们在东方的传人。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亲口对斯诺说，他年轻时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20世纪这一思潮初传中国，打动了一些正在寻找精神出路和民族出路的读书人，李石曾、吴稚晖、张继、刘师培、张静江等一度都热衷于此，《天义报》《新世纪》《衡报》《人道》等中文期刊先后在日本和巴黎问世，那时无政府主义思潮和“驱除达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浪潮纠结在一起，密不可分。包括蔡元培、马君武、马叙伦、杨笃生等人都曾写过一些绍介文章。（直到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征文中，还包含了许多无政府主义式的梦想。）
民国初创，多元格局出现，各种政党、报刊蜂起，中国社会党以太虚等人代表的一派就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出版过《社会世界》《良心》月刊等，并另组社会党，很快被袁世凯取缔。师复创立“晦鸣学社”与《民声》周刊，系统介绍克鲁泡特金的思想，组织“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被看作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奠基人。
“五四”时代，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各种刊物应运而起，《进化》《劳动》《自由录》《民风》《新生命》《闽星》《奋斗》《劳动者》《自由》，等等。《民国日报》著名的“觉悟”副刊也发表过太朴等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毛泽东等人热衷过的新村运动、匡互生在上海创立的立达学园都带有无政府主义实践的痕迹。就是在那个时候，少年巴金在四川皈依这一主义的。（他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办了《半月》，1921年4月1日，当他在这个杂志17号发表《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时，他只有17岁。杂志被军阀查封，是他第一次尝味到专制的滋味，但他没有丧气。当年9月1日，他的《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又在新办的《警群》上发表，开篇提出“现在中国的社会黑暗到了极点，一般的青年人处在这种势力下面，被他弄得全无生气，力量薄弱的只能顺世堕落，不敢稍有反抗，稍有血气的也只有忍气吞声，听天于命”。他说这个主义最令他满意的就是“重视个人自由，而又没有一种正式的、严密的组织”。他远去巴黎就是要去取安拿其主义的真经，他的《爱情三部曲》贯穿着安拿其主义追求与幻灭的淡淡忧伤，在漫长的一生中，他不时怀念早年的那些同伴。在《我的幼年》中有深情而无奈的回忆，这是他百年挥之不去的一个梦影。）
师复虽然早逝，但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们一直忘不了他，他的筚路蓝缕之功，他的坚忍不拔的意志，他的苦行僧作风，他的大刀阔斧、冲锋陷阵的勇气，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都为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闯开了一条路。虽然这一思潮最终在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洪流中渐渐枯竭了，但我们否定不了包括师复在内那些青年的热情、热血和理想情怀。那一激动过无数热血青年的思潮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更不是见不得阳光，而毋宁带有更多理想主义色彩，其核心其实是人道主义，尽管其中包含了很多幻想成分。今天，我们可以不认同他当年的信仰，却也不能不佩服他身上那种人格力量。《民声》周刊上有师复的大量文章，可见其战斗的豪情，他为主义牺牲生命的那股子劲。他生前的文章，有1927年出版的《师复文存》。在整个安拿其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中，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标志性人物，回溯这股思潮，就不能回避这个人物。
也曾热血侠少年
刘家在广东香山是个大家族，被称为“水楼刘家”，师复的父亲就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在维新运动期间创办了当地第一所新式学校，组织了“天足会”，允许其女儿留天足，带头下河游泳，还每年印赠小册子，宣传废科举、兴学校、开矿筑路，被看作香山县第一个新派人物。
师复15岁中秀才，名列全县第一，到广州应乡试，亲眼目睹科场黑暗，产生厌恶心理，后来他对弟弟刘石心说：“看到考场的黑暗情景，才使我认识到政治非改革不可。”
从此，他开始独自研究小学和诸子，作了大量的笔记，对中国古代的数学，如天元、八线等，尤其有深入研究。1904年，他先赴香港，再到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同盟会，和汪精卫成为好友，两人结识了一位俄国的虚无党员，学会了造炸弹，并相约从事暗杀活动，汪北上暗杀摄政王，他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凶狠残暴的李准当时成了广东革命的一个大障碍，1907年，他在广州等待暗杀李准的机会，不料在一次制造炸弹时发生了意外的爆炸，他的头、胸、手到处是伤，血流如注。幸亏隔壁的医生、也是革命党人的伍汉持赶来，他请伍医生将两颗制成的炸弹扔进屋后的水井里，并在警察赶到前烧毁了违禁的物品。他被送进医院后，没有吐露真实姓名，自称“三水李德山”，做化学实验不慎爆炸，却被原在他家乡香山做知县、时为广东营务署总办的郑荣认出。他回国之初，在香山创设演说社、阅书报社，暗中提倡革命。那时风气未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盛行，不准女子读书，他借助清廷鼓励兴新学的机会，不顾种种反对和非议（包括知县郑荣和人称“何老虎”的大乡绅何玉铭在内），私人集资在香山创办了第一所女学校——隽德女校，使当地女子有上学的机会，因此与郑荣发生过冲突。他曾在公堂上大骂郑荣反动。他左手伤势虽重，本来是可以保下的，但郑荣令医生锯掉了他的左手，使他终身残疾。（可别小看他一只手，以后办《民声》印刷部，他一只手排字、印刷、摇机，什么都能干。有人担心他做事不便，想帮他，他总是婉拒。有朋友作了一联：“稚晖五体投地，师复只手回天。”前一句，是吴稚晖写给师复信中的话。）故乡香山的绅士父老上千人联名保他，朋友郑彼岸（原名云鹗）只身上北京告御状，结识了京师的一些达官贵人，为刘师复说话，最后他被以嫌疑犯身份而移往故乡香山县监狱监管。
这个敢于暗杀清廷大员的热血少年，在狱两年多，始终不屈，以读书自娱，写了《粤语解》《佛学大意》《狱中笔记》等文章，有些曾在郑彼岸主办的《香山旬报》上发表。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起草了《改良监狱议》，呈给正在筹划改良狱政的两广总督岑春煊，受到赞赏。闻他的事迹而怀仰慕之心的香港安怀女子学校教师丁湘田（他后来的女友），赶到香山探监，在他家住了五十多天，他始终不同意见面，只愿书信往来。为救他出狱，上下疏通，他家因此破产。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宣统即位后大赦天下，香山绅士上千人联名保释，他才于1909年底获释。
他出狱后，即到香港结合有志于单独行动的个人，组织暗杀团，以反抗暴政，成员中包括陈炯明、谢英伯、高剑父、林冠慈、丁湘田等。这个时候他主张单纯的破坏主义，认为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波兰亡国记》一书对他影响很大。1911年，暗杀团团员林冠慈在广州双门底炸李准，李沛基在大南门炸死广东将军凤山的行动，都是他精心策划的，炸死凤山的炸弹还是他亲手制造的。这都是当时轰动视听的大新闻。
心社?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
辛亥革命爆发，他与刘兆槐在靠近香港的新安组织革命军，名为“兆军”，和他一同发起和赞成“心社”的莫纪彭、郑彼岸、林君复等则策反驻扎香山与澳门交界处的一支清军，组织“香军”，有咨议局议员身份的陈炯明由惠州起兵，称“惠军”，纷纷进驻广州。当他领军进城时，莫纪彭还不认识他，“却看见前头一个马上人，高提青天白日旗，一只手提得高高的，另一只手垂在马背，垂得低低，又套上雪白的丝手套。旁的朋友告诉我：‘这一位就是炸李准不死的刘思复了！’”因为陈炯明要他们主持协调各路民军而成立的“军团协会”，二人从此成为好友。不过，师复没有像其他革命党人那样从此踏上从政之路，而是踏上了另一条永远看不到尽头的不归路。
师复的弟弟、受他影响参加过无政府主义活动的刘石心说，从思想上来说，他哥哥是受托尔斯泰、《新世纪》的影响。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内部争权夺利，一片乌烟瘴气。为寻找出路、探求未来，他从热烈的民族主义急先锋转向无政府主义信仰。广州独立之后，胡汉民与陈炯明之间，以及其他错综复杂的矛盾都开始凸现，他与莫纪彭等居间调停无效，深为失望。他把军队交给陈炯明，准备北上去刺杀摄政王载沣（后来改变计划想杀袁世凯）。到达上海，师复正遇到汪精卫出狱南下，汪告诉他南北和议即将实现，他们的暗杀计划就此作罢。一路上，他耳闻目睹湘、浙、赣、皖等地同样争权夺利的事实，包括湖南独立后的第一任都督焦达峰、陈作新等的惨死，都让他深为失望。
他和丁湘田、郑彼岸等人到了杭州，游览西湖之胜，在白云庵一住一个月。在美丽宁静的西湖边，他思考辛亥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认为任何官府和官吏都是不好的，要从根本入手，也就是从个人品德的修养做起，而解决这些弊病的良方就是无政府主义，“心社”之约由此萌发。他以为民国已经告成，单纯的破坏时期已经过去，从此可以一门心思传播无政府主义。这是师复初次与西湖结缘，他怎么也不会想到3年后自己将归葬在西湖。
1912年5月，他在广州发起成立“晦鸣学舍”，加入者多为他的朋友和亲属。他有兄弟姐妹13人，受他的影响，或多或少几乎都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的活动。陈炯明对他的选择表示同情。7月，他将自己的姓名“刘思复”易名为“师复”，从此废姓，并与郑彼岸、莫纪彭联名发表“心社”社约十二条：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坐轿及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做官吏；九，不做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做陆海军人；十二，不奉宗教。同年2月，李石曾、张继、汪精卫、吴稚晖等发起“进德会”会约，也是相约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这些“会约”曾在上海影响很大的《民立报》上公开发表。哪怕其中有许多空想、不切实际的成分，却都折射出社会大转型时期部分中国人对个人操守德行的一种追求，旨在为社会树立新风气，为新社会创造前提。
严格地说，“心社”和“晦鸣学舍”不一样，那只是个人道德修养与精神上的结合，不是一个有形的团体。1913年8月，在《晦鸣录》第二期发表的《师复启事》说：“师复去年与同志发起心社，取绝对自由主义，无章程，无规则，亦无一切组织，各凭一己良心以相集合。”师复自己清心寡欲，淡薄名利，很仰慕托尔斯泰的为人。“心社”的十二戒条，他无不躬身实践，丝毫不肯放松。他只肯与丁湘田恋爱，却不愿有婚姻，他们有一个女儿，也不知后来情况如何。即使病重时，医生多次劝他吃肉，补充营养，他也迂执地不破戒。与他来往的亲朋无不受他感化。他反对抽烟，有一天朋友们在广州东园聚会，有个朋友正在吸烟，听说他到会，马上把香烟藏在衣袋里。有一政客乘轿来拜访他，到了离“晦鸣学舍”还有一截地的街口，即自觉地下轿步行。他绝不强求别人，但他自身的行为在无形中对周围的人起了些感化作用，使不拘小节的人们在良心上会感到一种不安。
他认为都市太繁扰，想约同志去乡村居住，半耕半读，建立一个大同村。他们在广东新安县的赤湾找到了一块地方，由香港航行2小时可到，面临文天祥叹息过的零汀洋，挨着宋帝陵，枕山面海，风景天然，有水田近百亩，能结果的荔枝四五百株。莫纪彭回忆，1913年春天，他们第一次找到这里，归程时回望，“早熟的荔枝，已垂垂如大小红紫玻璃球，弥漫悬空。”他们就叫做“红荔湾”，试图在这里开辟一小块无政府主义的实验基地，推行新村计划，郑彼岸提议取名为“红荔山庄”，但终因“二次革命”爆发、政局骤变而未成。
在“晦鸣学舍”，大家一起劳动、学习、生活，相互帮助，人人平等，把这个学舍看作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经费来源则是当初为暗杀团募集的。师复经常给他们讲无政府主义理论，有时出题目让大家作文章。丁湘田教语文，圣约翰毕业的李希斌教数理化和英语。“晦鸣学舍”的藏书中有英文版的马克思《资本论》节本，有法文版的《傅立叶传》等。当时他们的主要劳动是排字和印刷，他们选印《新世纪》上的文章，发行《无政府主义粹言》《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刻》等小册子，重印了《新世纪丛书》，每种都印了5千册，免费赠送读者，邮寄到国内各报馆、会社、各省议会、县议会，“无政府主义”这个名词才渐渐广为人知。此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播对国内影响甚微，虽然李石曾、吴稚晖早在1907年就在巴黎编辑《新世纪》周报，介绍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但很少传入国内。直到“晦鸣学舍”创立，无政府主义的种子才开始在国内撒播。
“心社”十二条社约也是这个时候才正式对外公布的。莫纪彭回忆，“知识分子，看见十二条条文，多数是莫逆于心。短时间广州市上，茶座酒楼，有闲谈必谈心社。谈心社十二条条文，有闲的人们，谈心社是最新鲜、最时髦，又最好不过的谈话资料了！”
期间，他偶尔接触到刚刚传到中国的世界语，认为世界大同，应该以语言统一为先导，所以对提倡世界语非常热心，发起“广州世界语学会”，曾被推选为“环球世界语会广州分会”会长。每天他从西关步行到东堤会所，到夜深二三时才回家，即使刮风下雨也是如此。短期内，广东参加世界语会的有三四百人，世界语学会成立大会有上千人参加。这与他的努力号召是分不开的。
《晦鸣录》到《民声》
1913年8月20日，正值干戈不息、扰攘不安的袁氏当国之时，“晦鸣学舍”创办的《晦鸣录》周刊问世，20开本，16页，标举反抗强权、实行社会革命、谋取平民自由幸福的宗旨。只出版了两期，他们就被袁氏在广东的死党龙济光查禁，“晦鸣学舍”也被封闭，袁世凯政府通电全国各省缉捕师复。他举家迁到澳门，将《晦鸣录》改为《民声》继续出版，也只出了两期，袁世凯下令外交部照会葡萄牙公使、广东当局照会驻澳门的葡领事，禁止《民声》出版。广东当局甚至派人要将他从澳门劫持，幸得他闻讯有了戒备。他在勉同志文中说：“杀戮囚辱，固无政府主义党之乐乡。”
1914年元宵节后，他们几经周折，转往上海（后安顿在法租界），以“世界语传习所”为掩护，恢复出版《民声》。《民声》成为传播无政府主义最有力的刊物之一，包括克鲁泡特金、格拉佛、大衫荣等在内的世界各国无政府主义先驱都给予鼓励。吴稚晖曾劝师复去法国留学，但他认为，中国只有他最熟悉安那其理论，又有决心传播，还能筹款维持刊物，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他，终于没有出国。（他故后，刊物勉强坚持到1916年，出到第29期就停刊了。1921年区声白等又在广州复刊，出至第34期停刊。）
他在《晦鸣录》的编辑序言中指出，办刊就是要传达“平民之声”，不限于一家之学说，不囿于一党之见解，独立不倚，表达自己良心上的是非，说出人人心中想说的话，以真理为目标。他理解的无政府主义首先就是反抗强权，反对军国主义等许多形形色色束缚人类自由、妨碍人类幸福的教条，出路是万国大同、语言统一，人道主义、人类自治是核心。为此，他写了大量文章，阐明无政府主义的正确和可行性，苦口婆心地进行解释，有时同一期刊物上就有他的多篇文章。1914年4月18日，他在《民声》六号发表《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一文，从学理角度认为孙、江所言只是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之后，他还发表过《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等文，对“中国社会党”创立者江亢虎的观点多有驳斥。
师复离世12年后，1927年5月30日，郑佩刚等在上海出版《师复文存》，梅定成执笔的序言中说：“师复本无政府主义党健全分子，为同志中前辈后生所共倾服，以其有毅力，有勇气，有热情，有道德，有品格，所谓‘一点不留余渣十分成全自身’者，是固一模范实行家。”他虽不以文字知名，但读他的文字，无不深入浅出，语重心长，“说高尚之主义，如数家珍，能令阅者忘疲，听者兴奋。”他的文章能破、能立，三寸铁管，洞察幽微，有缚马伏虎的笔力，对某些主义、信仰之祸害尤有先见之明，赞同他的人称其文字为“降妖伏魔之法宝”，“足令举世妖孽，望影惊避”。
1914年6月，师复致函无政府主义万国大会，报告中国无政府主义传播的历史和现状，并向大会提议：1.组织万国机关；2.注意东亚的传播；3.与工团党联络一致进行；4.万国总罢工；5.采用世界语。此前，他就在《民声》特设了一个世界语部作为通讯机关，与世界各团体、同志相互联系，交换杂志，讨论问题。
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纠结在一起，所以又称为“无政府社会主义”或“无政府共产主义”。这年7月，师复在上海发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起草成立宣言，发表《无政府共产党目的与手段》等文，主张经济上、政治上的“完全自由”，一切生产要件归社会公有，废绝财产私有权，废除钱币，废除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废除一切宗教，人人劳动，不要政府、军队、警察、监狱，不要一切法律规条，人人受平等的教育，自由组织各种公会，“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等等。这些主张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他的主张中比如世界大同，重视人道，反对强权，废止家族，反对迷信等，即使今天看来也都还有价值。与此同时，师复在广州的弟弟刘石心与黄凌霜、区声白等一起成立了“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南京、常熟等地也有人成立类似的社团，他们相互联系，讨论学理。
师复的《无政府浅说》讲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无私产，无家族，……人人为社会尽力工作，所获得之幸福（即以工作而得之衣食住交通等等），已与人共享受之，所作所为，无一非为己，亦无一非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表述几乎一致，可以说，这股无政府主义思潮为后来社会主义的传播埋下了伏笔。
《民声》的编辑几乎由师复一个人负责，从写稿、校对、处理来信到排字、印刷等，工作繁忙，结果把身体拖垮了，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无钱医治，友人多劝他把唯一值钱的印刷机器卖了，他坚决不干。好不容易有朋友借钱送他进了医院，医生说他身体衰弱，须补充营养，要多吃肉类、蛋类和牛奶等，但他要恪守“心社”社约，宁死不破戒。病重之时，他还写了《上海之罢工风潮》的评论，对社会民生耿耿不忘。1915年3月27日，他在铁道医院病亡，临终之前留下一封给友人的信：“文明科学本为富人之专利品，托尔斯泰所由深恨而痛绝之也。现在《民声》垂危，几将易箦，余之忧《民声》，比忧病为更甚。倘《民声》呜呼，余又真成为不治之痨病，则师复将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之黄土而已！”
师复之死，大大削弱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像他这样坚韧卓绝，知行合一，既有探索学理的热忱，又有实践能力的人物可谓后继无人。从“心社”、“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到“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从《晦鸣录》到《民声》，短短三、四年间，他的生命如同火一般熊熊燃烧，最终燃尽了自己。他编印《民声》，劳神竭虑，每出一期，就要卧病几日，但病稍好，他又照常风风火火地干开了。在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阵营中，他确实只手撑起了一片天空，在他的努力下，无政府主义的种子开始播在古老的大地上。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在《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书中说，师复因为目标的严肃性并致力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而受到广泛的尊敬，他去世后，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楷模。“师复之所以闻名不是因为思想的独创性而是因为宣传这些思想时的热情。”在他弟弟石心看来，他短短的一生不妥协、生活严肃、求知专一、有雅量、爱美。莫纪彭在《回忆师复》长文中称，这五点正是他建立安那其信仰的个人人格，以人格感召，是和平革命一条最稳健的路线。
1927年3月，《民钟》杂志继1923年的“克鲁泡特金”专号之后推出“师复”专号，吴稚晖等许多重要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者纷纷撰文纪念。毕修勺如此缅怀师复：“如果信仰主义的人有大无畏，百折不挠，以主义为第二生命，甚至于列主义于生命之前，于主义有益的事，虽粉身碎骨亦所不却”，“说到这层，我就想到师复，想到我所敬爱的师复的精明，以身殉道，以主义为第二生命的可羡可慕，尤其是在乌烟瘴气的中国，有这样纯洁的人格。他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且在中国只有他可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他无时无地不以主义为自己人生的目的，殚精竭力，使之实现于世。”1930年，巴金从法国回来，第一次到杭州，即上烟霞洞为师复扫墓，相隔70多年，这一幕仍留在93岁高龄的巴金记忆中。
师复去世的噩耗传到美国，挚友郑彼岸曾写下两副沉痛的挽联，概括其生平和他们理想无成的悲怆：
春梦断江南，红荔湾头虚宿约；
夜盟记湖上，白云庵里痛前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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