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 傅国涌重现西湖畔百年风雨苍黄
作者： 傅国涌
出版： 江苏文艺出版社
ISBN： 9787539937380
出版日期： 2010-05
本书简介
这是一部近代大师故事集，它不但可读可信、可圈可点，更是一位真诚的学人透视历史本来面貌的心路历程。在这段历程中，龚自珍、胡适、徐志摩、竺可桢和司徒雷登等20多个推动历史进程的大师先后出场，演绎着一幕幕精彩的故事。不知不觉间，这些故事把读者带到了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带到了一种富有启发的阅读快感之中……
目录
第1部分前言
西湖真是浓缩了一部激荡的百年史，我很想把这本书叫做“西湖版”百年中国史，就是试图以西湖为平台，围绕着西湖边走过的、与西湖有关的人事重新认识这段风雨苍黄的历史，这一百多年的中国正处于摆脱“衰世”的进程中，怀抱各种梦想，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播种的民族精英们，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文明转型，使老中国早日步出“衰世”，迈入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文明时代。
1.增量历史观：重读百年中国… 2.增量历史观：重读百年中国… 3.增量历史观：重读百年中国…
第2部分龚自珍、魏源：告别“衰世”
当太平天国正如火如荼、江南一片狼藉时，他63岁那年最后一次来到杭州，寄宿在一处僧舍，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他闭门谢客，常常“闭目澄心，危坐如山”，即使亲戚、门生前来求见，接谈二三语，“便寂对若忘”，惟独钟情于西湖的山水，曾与何绍基、金安清等各带金石书画，到西湖船舫共赏。他在西湖留下了许许多多早已被后人忘却的诗篇，好在历史还记得他的《海国图志》。
1.龚自珍、魏源：告别“衰世”… 2.龚自珍、魏源：告别“衰世”… 3.龚自珍、魏源：告别“衰世”…
第3部分“维新公子”陈三立
陈三立留在杭州的痕迹，大概只剩下牌坊山下一片茶园中的墓穴，寂寞地守望着日起日落。在美丽的湖山之间，陈三立之墓并不是一个景点，如果不是他有个以学问人格为读书人追捧的儿子陈寅恪，他已差不多被遗忘了。陈寅恪生前也有归葬西湖父母、兄长之旁的想法，他女儿陈美延证实，一代史家归葬杭州的宿愿，多年来虽屡经申请，终于未果。
1.“维新公子”陈三立（1） 2.“维新公子”陈三立（2） 3.“维新公子”陈三立（3） 4.“维新公子”陈三立（4）
第4部分不悔与悔：“戊戌第七君子”徐致靖
1900年，徐致靖出狱后去见李鸿章，李的第一句话“你是忠厚之报啊。”他答以“国事如此，万念俱灰。”李问他有何打算？他回答“劫后余生，并无打算。”辛亥革命后，徐致靖不仅让外孙、孙子剪了辫子，自己也剪了辫子。
1.“徐徐云尔；陈陈相因” 2.刀下何以仅存？ 3.不悔的《密保人才折》（1） 4.不悔的《密保人才折》（2） 5.悔之晚矣的密保袁世凯折 6.“我不是遗老”
第5部分“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汤寿潜与晚清…
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善良的人们，在专制暗夜中生活了多少个世代，真的以为清朝要踏上宪政轨道了，从此可以过上平等的人的日子了。不能嘲笑他们的愿望是天真的、可怜的，谁又能想到这一切都只是空头的许诺，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
1.“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 2.“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 3.“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 4.“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
第6部分宋教仁登南高峰
中国有重官的传统，西湖边上那些达官贵人乃至红粉佳人的墓都纷纷重建，比如王文韶、陈夔龙等明清做过大官的故居、墓穴都成了新景点，“慕才亭”中虚拟的苏小小墓更是成了芸芸游客“摸财”的去处。而像任鸿年这样的志士注定了被淡忘，甚至被彻底遗忘。宋教仁是谁？今天的许多红男绿女尚且一无所知，何况任鸿年、苏曼殊。
1.宋教仁登南高峰（1） 2.宋教仁登南高峰（2） 3.宋教仁登南高峰（3） 4.宋教仁登南高峰（4） 5.宋教仁登南高峰（5）
第7部分火一样燃尽自己的师复
1930年，巴金从法国回来，第一次到杭州，即上烟霞洞为师复扫墓，相隔70多年，这一幕仍留在93岁高龄的巴金记忆中。
1.火一样燃尽自己的师复 2.安那其主义思潮在中国 3.也曾热血侠少年 4.心社?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 5.《晦鸣录》到《民声》
第8部分烟霞洞中日月短——“新思潮”的代言人胡适
他在离开2周后又重回杭州，住在里西湖边上的新新旅馆，尽情地玩了半个月，荡舟湖中，爬葛岭，登初阳台，吃“楼外楼”，重游西溪，看西湖日出，到湖心亭看月，枕在徐志摩身上唱诗高谈。他说，湖上，自己最爱的是平湖秋月，湖边最爱的是葛岭。10月30日，他在日记中说：“今日离去杭州，重来不知何日，未免有离别之感。”
1.烟霞洞中日月短——“新思潮”… 2.养病烟霞洞 3.讲演浙大
第9部分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摩
饭后他们再到湖心亭，他横卧在湖边的石板上，论世间的不平事，愤怒极了，呼喊、诅咒、顿足都发泄不够。后来，他独自划船，绕湖心亭一周，听着桨破水波声，才勉强压下了无名火。我更喜欢这个入世的、愤怒的徐志摩。他的笔下向来不是只有空灵、美丽、轻盈和飘逸，还有愤怒、反抗、呼喊的另一面，《婴儿》《毒药》等都可以为证。
1.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 2.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 3.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
增量历史观：重读百年中国史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
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
——龚自珍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中国民谚
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胡适最喜欢题写的话之一
18世纪，伏尔泰如此说：
“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像牛顿先生这样一个10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是真正的伟大人物；至于政治家和征服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该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
20世纪中叶，波普尔在传世之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指出，人们平常所说的人类史往往就是指政治权力史，“没有人类的历史，只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无数的历史。政治权力的历史是其中之一，而它被提高至世界历史”。在他看来，“这是对一切得体的人类概念的冒犯”，“再也没有比把贪污史、抢劫史或放毒史当作人类史更糟糕的事。因为权力政治学的历史不是别的，而是国际犯罪和集体屠杀（它当然包括某些掩盖它们的企图）的历史。这就是在学校中讲授的历史，有些最大的罪犯被颂扬为历史的英雄”。为什么人们会把权力史看作是人类史，而不是选择宗教史或诗歌史？他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权力影响每一个人，其他的东西比如诗歌只影响一部分人。第二，人们有权力崇拜的倾向。第三，是掌权者喜欢受人崇拜，并且能将他们的意愿强加于人，许多历史书本来就是按掌权者的意志书写的，是在皇帝、将军和独裁者的监督下写作的。权力崇拜往往导致对恶的崇拜，这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也是人类的一种奴性，是牢狱和奴役时代的一种遗迹，这种崇拜产生于恐惧。这种根源于恐惧的心理，导致我们长期以来只以成败论是非，只以成败论英雄，也就是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从而将文明史简化、畸化为争夺权力的历史。
文明的过程是一个从神到人的过程，古老的专制者总是习惯于将自己神化。
文明的过程是人不断自我确认、给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的过程。
文明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消除恐惧、超越恐惧的过程。
在本质的意义上，文明不是超人的大脑在密室中设计、策划出来的，而是在千百万个人的努力中生长出来的。文明是常人（而不是救世主、超人）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文明进程是靠更多的常人推进的，文明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文明之路就是人类免于恐惧、通向自由的道路。一部文明史是由一代代的伏尔泰和他的读者们一起书写的，而不是路易十六书写的。从这个角度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我总是想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这么收获，先那么栽”这些谚语和格言。
波普尔还写过一本《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他深知，那些被遗忘的、不知名的个人，他们的忧伤和快乐、痛苦和死亡，才是迄今为止人类体验的真实内容，但这样的历史往往不存在。“一切现存的历史，伟人的历史和权力的历史，至多是一场肤浅的喜剧，是一场在现实之后的权力所表演的小丑歌剧（就像荷马的小丑歌剧，奥林匹斯诸神的权力存在于人类斗争的场景背后）。我们最坏的本能就是对权力、对成功的偶像崇拜，它使我们相信这就是实在。”对于历史唯一理性的态度，就是我们自己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承担起创造我们生活的责任，惟有我们的良心才能对我们加以裁决，而不是世俗的成功。”
“我的观点是，成功不应该受到崇拜，它不能是我们的审判者，而我们也不应该被它所迷惑。……对权力、荣耀和财富这些所谓世俗成功采取一种极度的冷漠，甚至蔑视的态度，完全可能与这种态度相结合，这种企图就是尽力在这个世界上朝人们已经确定的目标前进，而且具有明确的创造成功的目的，这不是为了历史的成功或通过历史来证明，而是就成功论成功。”
他认为历史本身（主要指的是权力政治学的历史，而不是指不存在的人类发展史）“既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但我们可以将意义和目的赋予历史，因为我们能够选择我们生活的目的。进步就是朝着人之所以为人的目的，人类中的个体生命、由个体生命构成的一个个不同群体可以做到这一点，文明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当我们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进步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的警醒、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取决于我们目标概念的清晰、取决于现实主义的目标选择，那么，我们就将做得更好。”
在中国，近代与古代的不同，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有了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不再是一切都笼罩在绝对王权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与社会合一，混沌不可分割，自秦始皇统一宇内的那一天起，皇帝、朝廷凌驾在一切之上，什么都能管，任何社会阶层都只有依附朝廷这一条路，没有独立生存的可能性。但是，从晚清开始，进入民国，历经袁氏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到国民党1927年在南京建立起政权，骄横的权杖并未能击碎社会拥有的一切，国家机器没有能完全凌驾在全社会之上，自主的社会空间虽然脆弱，但一直存在。
在单一农业经济之上建立起来的王朝政治除了不断循环、重复之外，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近代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经济方式开始多样化，相对独立的工商业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农耕方式。
孙中山认为中国古代的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其实那只是一种未开化状态或者说蒙昧状态下的自由，一袋马铃薯式或一盘散沙式的自由，说到底无非是一种“帝力于我何所有”的古代散漫，是汪洋大海一般的小农分散的自由，是刀俎之间随时都为鱼肉的自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在那样的时代，实际上没有社会，只有覆盖一切的王朝，民不过是跪着的子民，一切秩序、名分都界定得清清楚楚。在科举时代，教育的目的就是做官，做官就是为帝王服务，所有的文化也是为帝王服务的文化，不需要另外的思考、创造，自由的种子在这样的土壤中是长不出来的。
龚自珍为旧的农业文明社会唱出了一曲凄婉的挽歌，“衰世”中国，连才盗、才工都不可得，更无良医、良相。旧有的文明模式如果不是遭遇外来的冲击，发展到后来可能也会自然地出现变化，但不会来得这么快。钱穆曾说过，“实际上自从乾隆末年以后，社会状况已经坏极，就是外国人不来，中国内部的腐败，也逐渐会暴露出来的。”惯性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我们楞是在鸦片战争后再躺了半个多世纪，不思变化。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后感叹，晚清最后15年的变化超过了以往的150年，其实何止150年，简直是1500年，那是古代向近代的全方位跨越。
报馆、书局、银行、大学、新式工厂都是舶来品，并不是从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自行生长出来的，各个文明圈之间可以相互模仿、相互启发，到了近代节奏日益加快，这也是与古代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当然中间还要经过一个消化、融合的过程，有些民族甚至很漫长。
我们常常被告知中国没有这样、那样的传统。何谓传统？传统总是从一个人、一些人、从某个时间开始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这些人出现了，我们的出版业就有了传统；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梅贻琦出现了，我们的大学就有了传统；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出现了，报业就有了传统；蒋抑卮、陈光甫出现了，金融业就有了传统。
还是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没有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就没有近代文明，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考察了少年期的美国之后对此感触尤深。人类的有限性注定了我们的生活本身才是目标，如何让大地上的众生过得更体面、更自信、更自由、更有尊严一些，是近代文明的首要追求，这也是与古代的重大差异。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不是反过来人为物役，这是近代的发现，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最基本的两个发现，就是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正是自文艺复兴开始，文明的航船向近代起锚了。近代文明的内涵之一，就是人类更加关心自身处境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不仅在物质层面，也在精神层面，关心每个人对生活的不同梦想，当然这需要制度性的保障。近代文明的内涵之二，社会要拥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建立在独立个体基础上的相对自主的社会空间，长期以来先辈们依赖的血缘、家族、宗族纽带让位于契约、权利形成的规范，这个社会才会出现更多的可能性，合乎人性本身的多元变化。这样的内涵还有很多。从古代进入近代，不是单纯的时间演化，而是文明形态的转换，一个以个人为主体的文明社会渐渐浮出历史的水平面。
由胜利者单独书写的历史常常是片面的，它很容易忽略胜利以外的东西，无视其他人和事的存在。没有悲壮的失败者，没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普通人，没有那些怀抱灼热理想、贴着地面行事的人们，这样的历史至少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一部只有拿破仑、希特勒，没有贝多芬、莎士比亚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托尔斯泰提醒我们，历史并不止是几百年一遇的个别大人物的历史，他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揭示了这样一点，在拿破仑、亚历山大、库图佐夫他们之外，那些参加战争、焚烧莫斯科、发明游击战的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们往往被忽略，而他们恰恰都是极其重要的。《世界史纲》以专门章节介绍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家，何兆武先生盛赞韦尔斯的历史眼光——“难道像贝多芬这样光辉的名字在历史上的地位竟然比不上同时代的塔勒兰（法国外交部长）和卡斯勒累（英国外交部长）之流的政客们的地位吗？”我很喜欢这句话。
这就牵涉到历史的坐标系问题，如果以文明为轴心，以人为本位，而不是以成王败寇为准绳，这一切乃是不言而喻的。在这样的天平上，王侯将相、盖世枭雄、达官贵人的分量远不如一个有良知、有创造力的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实业家，占据优势资源的强者和无权无势的弱者，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公平可言，在历史天平上应该可以找到公平。以往的历史书中充满了宏大叙事，我们只能看到血肉横飞的战争、你死我活的权争，一切都以权力宝座、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史书的版面总是慷慨地提供给英明神武、能以超级暴力击败所有对手的几个人身上，关注军阀也只是关注他的武力大小，似乎他们在创造历史。一部中国近代史好像就是打打杀杀，主导历史的人物总是军阀、枭雄、造反者，也就是拿枪的人，他们被当成了绝对的主角。拉长历史的镜头，从长程来看，他们的厮杀、权谋，他们的翻手云、覆手雨，王朝的更迭，流血和不流血的政变，铺天盖地的大规模风暴，“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壮阔战场，一浪接一浪的动荡，张献忠式的无情杀戮、“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南京大屠杀……这一切固然都要载入史册，但这些历史记录，作为事实发生了，这是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汇合，是历史三峡中的急流险滩，更多的只是提供历史的背景。这些历史本身并没有意义。
反对历史主义或者说历史决定论的波普尔反复阐明历史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当然他同时也指出，“尽管历史没有目的，但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目的赋予其上；而且，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给予它以意义。”换言之，正因为历史没有意义，所以才需要我们赋予它意义。他说，自古以来，只有英雄、“主角”有资格进入历史教科书，“而无数的、和那些少数人一样有价值的人，总是被历史遗忘，或许他们才更有价值。”
放在文明转型的背景下考察，以胜败论英雄者，以暴力和计谋受到欢呼和膜拜者，给历史提供的往往是负数，而不是增量。我更关注那些真正推动了文明进步和社会转型的开创性人物，他们散布在各个领域，未必是强势者，但他们的出现是为历史做加法，不是做减法的，他们才是历史的增量。我把这一思考称为“历史的增量观”。
在这一尺度下，谁是历史的主角？光是说人民，太抽象了，人民毕竟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我相信，真正的主角是那些默默耕耘、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如果说王朝的兴衰、战争的胜负、权力的消长进退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那么在大地上不倦耕耘、种瓜种豆的人，相对而言，他们能收获什么，有着更大的确定性和必然性，他们能在更大程度上把握自己，尽管大的历史环境影响着他们，甚至主宰着他们的命运，包括虐杀他们的生命，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时，面对自己的生活时，更为从容而镇定，他们所耿耿于怀的不再是水泊梁山的交椅，也不是指向金銮宝殿，他们是创造文明、推动文明的基本力量。一句话，他们是有思想的芦苇，他们通过自己的生活、思想获得人生的意义。
他们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或知其可为而为之，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他们做的是播种的工作。在近代中国转型期，他们在多个层面付诸了实践，政治制度层面，从维新变法梦到君主立宪梦，再到宪政民主梦，一个接一个的梦都破灭了。思想精神层面，他们引进不同的思潮、学说、主义，在千年不变的儒、道、法等话语之外，他们引入了陌生的新因子，尝试和实践，喜悦和欢欣，失败和无奈萦回至今，烟云不散，是金子最终还是会发光的。在社会、经济层面，他们拓展出了教育、科学、出版、新闻、实业、金融、企业等一个个全新的领域，这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实绩。这些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之间相互交叉、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古代向近代的转型，不光是一种制度的转换，而且是思维方式、语言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转变，千年不动的以农村、农业为基础的旧有社会结构，开始转向以城市、工商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结构，这中间带来的变化、痛苦都是古人难以想象的，转型的艰难更是无法预言的，据说能预知王朝兴衰循环、刀兵浩劫的“推背图”、“烧饼歌”正在失灵。
1841年，杭州这方水土养育的一代才人龚自珍猝然离世，他生前已呼吸领会到旧文明的衰亡气息，直接提出了“衰世”的概念。
1949年，“时间开始了”，生在杭州、长在杭州的燕京大学创始人司徒雷登黯然告别他热爱的中国。
西湖真是浓缩了一部激荡的百年史，我很想把这本书叫做“西湖版”百年中国史，就是试图以西湖为平台，围绕着西湖边走过的、与西湖有关的人事重新认识这段风雨苍黄的历史，这一百多年的中国正处于摆脱“衰世”的进程中，怀抱各种梦想，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播种的民族精英们，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文明转型，使老中国早日步出“衰世”，迈入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文明时代。他们做的一切，无论成败都已在西湖边定格，他们身后的墓址、故居和一切文字都已成为百年见证。湖山虽好，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先人的足迹、眼泪和欢笑，他们的热血、智慧和辛劳，那也不过是我们闲来休憩之所，不会有兴亡之慨，不会有物是人非之叹。
西子湖头，曾来过多少权倾一时的公侯，叱咤风云的军阀，从卢永祥到孙传芳，从张静江到蒋介石，还有类似杜月笙、王晓籁等流氓大亨都曾在西湖边圈地建别墅，南山路到北山路到处是摩肩接踵的别墅，“澄庐”、“静逸别墅”、“青白山居”、“九芝小筑”……我更有兴趣的不是这些人，在文明史的视野中，在增量历史观下，我注视的是生前并无显赫权势的龚自珍、胡适、竺可桢，一笔在手的邵飘萍、史量才……正是他们才把一个老大民族带入了近代文明社会。他们才是真正推动历史的人。一部通向希望之门的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他们书写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近代中国的转型是从张元济、蔡元培、张謇、汪康年等人开始的，这一代读书人都是自科举之路走上来的，他们是进士、翰林甚至状元及第，但他们在20世纪前夜告别朝廷，转向社会，成为出版家、教育家、实业家、报人，这是一个全新的变化。在他们之后，随着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派留学，一个新型的知识阶层在中国破土而出，他们各走各的道路，拓展出了新的社会自主空间，建立起新的尺度。
那些怀抱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新闻救国、教育救国、思想文艺救国等梦想的人们，他们的努力，在相当一个时期，确是播下了文明的种子，有些已在茁壮的成长之中，受到世人的瞩目，比如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学府（北大、清华、南开、西南联大、浙大、燕京，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学），那些报纸（《申报》、《大公报》、《新民报》等），那些出版社（商务、中华、开明、世界……），那些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如果不是有人为“工业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的破灭而兴奋，如果它们不是被一次次地连根拔起，或者永远消失了，它们早已是遮天蔽日的大树，而我们已经可以在文明的树荫下享受。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这么收获，先那么栽”，说的都是一个道理，这是胡适喜欢的谚语、格言，他最后一次来到西湖，还在浙大演讲自由主义，耿耿此心，就是要将陌生的文明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所以他才会那么用力、用心地在中国传统中寻找自由主义的因子，寻找可以与近代文明接轨的东西，一首诗，一篇文章，一个小故事，哪怕是片言只语。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见解，却否定不了他的诚意、真挚和热忱，他确是一个播种者，在底线意义上为古老民族提供了基本价值。
一部近代中国史或者说文明转型的历史，说到底，是他们书写的，比起那些或打打杀杀，或权谋诡计，你方唱罢我登场，争舞台、争交椅的皇室贵胄、军阀政客，怀抱各种梦想埋头苦干、拼命苦干、得寸进寸、咬定青山的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他们的结局虽然悲壮、伤怀，但回过头来，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在思想文化等领域耕耘的胡适们，他们的精神遗产至今仍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而大大小小的权势人物都已如烟而去。1936年1月9日，胡适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在他们身上已有公民意识的萌芽，在主角意识和配角意识之外，他们在紧贴地面的生活实践中确立了群角意识，不再把目光锁定在单一的权力舞台，他们选择了社会而不是庙堂，不再陷在主角之争的泥潭中，挣扎一辈子，他们的人生理想与古代有了本质的区别，他们带来了近代，也代表了近代，他们通过知识获得了解放，而且播下了文明的种子。无论是实业报国、科学报国、新闻报国，还是教育报国，报国的前提首先就是把自己铸造成器，那就是先要成为一个人格独立的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有可能扮演合格的社会角色，成为自己期待的那个角色，做一块文明的基石。我在西子湖头写下的这本书，就敬献给他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英）卡尔?波普尔，郑一明、陆衡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英）卡尔?波普，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3．（英）H?G?韦尔斯，曼叶平、李敏译，《世界史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
龚自珍与魏源，一个生在杭州，一个葬在杭州，毫无疑问，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有见识的中国人，然而他们一生的命运、全部的遭遇足以证明，古老的农业文明时代已处于无可救药的末世，龚自珍称之为“衰世”，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古老民族遭逢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是来自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的挑战，一个陌生、全新的世界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并没有惊惶失措，龚自珍主张“自改革”，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的内心无比焦灼、忧虑，姿态却是镇定而从容的。他们位不居庙堂，仕途坎坷，命运多舛，可他们目光远大，心怀天下，与同时代出类拔萃的大臣林则徐辈相比，他们更为超前，更不必说道光帝及其他庸庸碌碌的达官贵人、公卿大臣。龚自珍预感到暴风雨的来临，预感到地层下的山呼海啸，魏源以老迈之身直接看到了鸦片战争的一幕。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龚自珍、魏源，还可以包括编撰《瀛寰志略》的徐继畲等人，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的隐忧，要到19世纪末，也就是过了近60年后，经历甲午战败的惨痛挫折，才真正引起举国上下读书人的震动，逐渐将告别“衰世”的制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此前大家都还在老办法中打转，在什么都貌似“盛世”的“衰世”中混日子。换句话说，在龚、魏谢世半个世纪后，告别“衰世”的努力才真正开始，或者说找到了方向感。在此之前，朝廷内外还沉浸在削平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同治中兴”的梦幻中，王朝仿佛出现了一种回光返照，洋务运动虽然是对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落实，然而只停留在表面的器物这一层，在制度、观念层面的认识上，掌握权柄的人们和醉心于八股的人们完全是一片空白，压根还没明白西方在“长技”背后，支撑着“长技”的那种制度文明。近代文明转型的进程至少耽误、延缓了半个多世纪。
龚自珍、魏源：告别“衰世”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今天很多人知道龚自珍和他的诗，大概都是因为这首熟悉的青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的这些名句也都传诵不衰，不过人们想起这些诗句时并不一定联想到龚自珍。当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还是他在杂文、时论中所透露的光和影，那些不见容于那个时代的思想，那些洞若观火的判断。尽管他还想象不出新、旧文明碰撞的浪花，没有看到更大、更辽阔的世界，没有预见新文明的模样，但他知道“衰世”已走到尽头，他要为不死不活、无良医、无良相、连合格的小偷也产生不出的衰迈文明画一个句号。
青年梁启超说，19世纪末，当时代变革之际，向往新学的读书人几乎人人都经历过一个崇拜龚自珍的时期，他自述在南国花城初读龚自珍文集，“若受电然”。这种内心深处的强烈震撼，如同一百年后我初读哈维尔文集的体验。龚自珍的表述方式、概括力，对时代的穿透力，他提出深刻命题时的举重若轻，他的敏锐，他的风流洒脱的精神气质，他鹰隼般锐利的目光，使他穿越了那个时代花团锦簇的表象，看到了本质上的糜烂、平庸和无聊。他要唱出自己的歌，尽管歌声里依然弥漫着农业文明的气息，这是他无法超脱的宿命。但他郑重而明白地提出了告别“衰世”和“自改革”等至为重要的题目。如何告别？如何改革？他还来不及思考。在这一点上，和他同时代的魏源（只比他小2岁，但活到了1857年）向前跨了一步，看到了更大的世界。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时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在那个时代无疑是最先知的见解，可以说直接影响了洋务运动乃至维新运动。1858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上奏皇帝，将《海国图志》“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也就是希望清廷将这本书当作救国良方。22岁的康有为对西方发生兴趣，就是从阅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这些书开始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认为，林则徐译西报、魏源编《海国图志》“实为变法之萌芽”。龚自珍和魏源，确是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波，虽未构成一个澎湃的浪潮，却留下了抹不去的印痕。它使中国人第一次对世界有了新的、较为全面的认识，传统的“天下观”打破了，中国居世界中心的虚妄感幻灭了。近代的帷幕就是由这两个科场不得志的读书人揭开的。他们有限的思想资源，电光火石，尽管照不亮幽暗的专制长空，却留下了极为可贵的火种。
龚自珍慷慨论天下事，开一代风气，隔代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戊戌一代最优秀的人物，而且影响了更晚的苏曼殊、柳亚子、鲁迅等人。他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还不是自成一家的文章、诗词，而是思想上的震撼和启迪。表面上一切貌似盛世，举国上下醉生梦死，又有几个人像青年龚自珍那样感受到大厦将倾的“衰世”气息，有几个人察觉了“将萎之花，惨于槁木”，那个时代，也许只有他的笔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句子：“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
从龚自珍到苏曼殊，承接他们前面纳兰容若的词和黄仲则的诗，一样敏感地呼吸到了末世的空气，一个庞大的专制王朝呼啦啦即将倒塌，所以，他们唱出的乃是末世的挽歌。1816年，龚自珍只有25岁，他的文章议论放在整个近世思想史的平台上却足以光芒四射。康有为推许龚自珍的散文“清朝第一”，恐怕主要不是指文采。年轻的谭嗣同对龚自珍和魏源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千年暗室，龚、魏诸人才算得上是真才。龚自珍有诗：“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在他身后50多年，果然发生了甲午之战，泱泱大国被邻邦小国击败，举国震惊，由此引发维新变法的热潮。
杭州是龚自珍的故乡，他的先人随宋室南渡，先到余姚，再迁杭州，到他这一代在杭州定居已有400年，他的《己亥杂诗》中有“家住钱塘四百春，匪将门阀傲江滨”的诗句。龚家至少从六世祖起，世代为官，从他祖父、父亲到他这三代，居京官百年之久。杭州马坡巷是他的出生地，1839年回乡时他曾写下“马坡巷外立斜阳”一句。斯人已去，如今的“龚自珍纪念馆”并不是他当年住过的老屋，只是他家附近幸存下来的一处清代旧宅。
马坡巷离西湖近在咫尺，西湖是龚自珍儿时熟悉的地方。在他童年时，月朗星稀的春夜，梳着双丫髻、穿着淡黄衫的他，在西湖六桥凭阑吹笛，唱起苏东坡的《洞仙歌》，观者无不惊讶，有人还写出了《湖楼吹笛图》记其事。那时他不过十来岁。1812年，他21岁，新婚蜜月，曾和妻子泛舟西湖，并作词一阕《湘月?天风吹我》，其中有“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等句子，既有满腹的抱负，也传达出幽怨的气质。箫、剑是他一生的爱物，富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是他抒情的中心词之一，之后不断出现在他的诗词中，成为他传达内心世界的一个精神道具。
1814年春天，年仅23岁的他就经历了丧妻之痛，他把亡妻的灵柩归葬于西湖茅家埠。春夏之交，他泛舟湖上，忆及前年和妻子同游情景，伤怀不已，用相同的词牌写下《湘月?湖云如梦》。他的诗词总是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和忧患，即使是想传达内心的豪情，也总是与隐痛、不平纠缠在一起。“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萧心一例消”、“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这样的句子在他的诗词中伸手可摘，随处可见。
他就是踏着末世的挽歌声而来的。1792年，当他出生之时，盛世实际上已开始滑坡。那一年，天下大旱，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等地旱情尤其严重，表面上的“康乾盛世”潜伏着末世的因子，繁华如同泡沫，一个以农业文明支撑起来、盛极一时的皇权专制时代，隐隐可以听到挽歌声。就在他出世的第二年，1793年，远来的英国使节到达北京，傲慢无知、诗书风流、糟蹋了历代无数珍贵书画的爱新觉罗?弘历试图以一纸敕书拒人于万里之外。远在元朝时，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来华，曾惊叹于东方的繁华鼎盛，仰慕东方农业文明社会流淌着黄金般的富庶，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极尽渲染之能事。明代起陆续来华的传教士也未能丝毫触动这个古老民族的神经。然而时隔数百年，当英国的船只载来马嘎尔尼一行时，一切都发生了悄悄的变化，无论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还是垂着辫子的大臣，竟然没有人意识到，没有人捕捉到这一信号。
比魏源早生两年的龚自珍注定要成为近代思想界的第一声号角。当他在西湖写下《湘月?湖云如梦》这一年，他也写出了《尊隐》等文，在“山中”和“京师”的对比中，他已敏感到“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的“大音声”正在地底下运行。他自己对此文很是得意，直到晚年的《己亥杂诗》中还有“少年《尊隐》有高文”一句。
1823年，龚自珍的母亲去世，他将母亲的遗骸送回杭州安葬，在墓边种了5株梅花。他一生中手种梅花无数，常以“梅花”自况，但他的体验远远超越了林和靖“梅妻鹤子”、独善其身的隐士情怀，而是从梅花中体悟到了新的东西，深刻地看到了科举制的弊端，专制对英才的扼杀，强烈地感到了八股取士以一种僵化的模式将天下人才一网打尽的痛苦。他在1839年写出了著名的《病梅馆记》，痛击“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从而造成病梅的时代病根。由他的《病梅馆记》我想起丰子恺的一幅漫画，用大剪刀修剪灌木，将高矮不平、错落有致统统修剪得一样整齐。我还想起了长城上的每一块砖，都是一样尺寸大小。梅花也是如此。这仿佛是中国所有读书人的宿命，逃避不了被这个烂熟的登峰造极的皇权专制体制修剪的命运。
《病梅馆记》和后来的315首《己亥杂诗》一样，也是龚自珍本人一生命运的见证。早在1822年他就呼吁改革科举制度，其中恐怕就有自己的切肤之痛。他虽然出生在名门望族，仕途却是那么坎坷，三次乡试落第（1818年27岁那年才中举人），之后参加会试，屡试不第，1821年春就任职位卑微的礼部内阁中书。1829年，他38岁那年才好不容易在第六次参加会试时中了第95名。在殿试的策论中，他提出革新的主张，中了三甲第19名，赐同进士出身。接下来的朝考，他却未能入翰林，考军机处也不成，表面的原因是书法不中程式（“楷法不中程”），深层的原因还是他身上的棱角，他的思想与那个“衰世”的冲突。
1815年是乙亥年，1816年是丙子年，25岁的龚自珍曾以考史、论经、寓言形式写出《乙丙之际箸议》20多篇（“箸议”，就是私下的议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术、个性解放等方面。其中，他提出了“衰世”这个概念，把三世重新分为“治世”、“乱世”、“衰世”。在他看来，所谓“衰世”就是——
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也就是说放眼望去，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模像样，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一片万马齐喑。不要说朝廷没有像样的宰相，军队没有像样的将军，学校没有像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像样的种田人，工场没有像样的工匠，街市没有像样的商人，就连像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这就是他概括的“衰世”现象。敏感的龚自珍分明已感受到了“乱亦竟不远矣”。
告别“衰世”，走出万马齐喑的专制长夜，青年龚自珍在内心深处发出了呐喊。他批判摧残人性的软刀子，他相信“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的历史观，他知道“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变是正常的，不变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可能的。“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他用《易经》的语言呼吁变法革新。1817年，他写下《平均篇》，提出调节君、臣、民之间财富关系的办法，主张遏止贫富两极急剧分化的趋势。那时清廷严刑峻法，文网严密，动辄得咎，但毕竟已到了“衰世”，像龚自珍这样叛逆的声音还能发出来，而且并没有遭到什么严厉的处置，专制的链条确实开始松动了。
1819年，龚自珍的朋友庄绶甲担心他以文惹祸，劝他删掉文章中锋芒毕露的观点，“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显然他没有接受。同样劝说他的朋友很多，到了1841年，甚至连他的同道、与他齐名的魏源也写信劝他：不要在酒酣耳热之际放言无忌，以免遭到不测之祸。言辞恳切，完全出于对老友安危的担忧。魏源深知老友的文章关怀现实，不是书斋中的无病呻吟，即使他的诗也多有忧患意识。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大变动的前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前夜。英年早逝、富有史识的张荫麟说，龚自珍属于那种“先天下之忧”的志士，上下古今，经国纬民，痛哭流涕，“以开创风气为己任”。胡适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龚自珍“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一句。面对旧文明无可挽回的衰落，他感叹、他呼喊、他寻找，虽然他没有亲眼看到时代转型的迹象，也并未作出全新的创造。但他知道，“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
1838年，龚自珍曾经想随林则徐南下广东，参加禁烟行动，因“事势有难言者”而未成，他送给林则徐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及砚台一方，砚台为一紫端，背后刻摹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林则徐珍视这方平淡无奇的砚台，一直珍藏在身边，随同他风雪万里，并亲笔在背后草书两行：“定庵贻我时晴研，相随曾出玉门关。龙沙万里交游少，风雪天山共往还。”落款“林则徐”。这是林在陕甘与新疆途中所刻。龚自珍以“快雪时晴”作砚铭赠别林则徐，就是希望林能像“快雪时晴”一样雷厉风行地革除积弊，使中国早日出现“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的局面。林则徐南下途中读了龚自珍赠别文章后写信给他：“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林则徐比龚自珍年长7岁，与龚父是同僚，他们早就认识。
1839年，在京城居住了近20年后，对宦海深为厌倦的龚自珍辞职南下。4月23日黄昏，他不带眷属，独自一人，雇车两辆，其中一辆载着他的百卷诗文，悄然离开北京。路经扬州时，他曾与魏源见面。船过镇江，在北固山下遇到乞求降雨的赛玉皇迎神大会，玉皇、风神、雷神俨然，祷词万数，朗诵声不绝。认识他的道士再三请求他作一首祈雨的青词，他推辞不过，写下了本文开头“九州生气恃风雷”那首著名的七绝。在镇江到江阴的船上，他读陶渊明的诗，有感而发，赋诗三首，其中一首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回到故乡杭州不久，他陪同父亲去看过八月十八日、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潮。自1826年离开杭州北上，他已有14年未回家了，他感慨地写下了“踏遍中华窥两界，无双毕竟是家山”的诗句。世事沧桑，变化真大，亲朋中已有不少人离开人世。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也已进入倒计时。
1794年，魏源在湖南邵阳出生的那年，正是乾隆禅位前一年，是所谓的“康乾盛世”的终点，也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起点，他生当其时，几乎亲眼目睹了“盛世”下滑的整个过程，对“衰世”有着铭心刻骨的体会。1825年，他32岁那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命编《皇朝经世文编》，到1826年冬天共编成120卷，成为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文献，不过那还是属于古代的范畴，是按照千年相续的传统思路编的。1826年，他与龚自珍同时参加会试，双双落第，欣赏他俩才学的考官、礼部主事刘逢禄惋惜不已，黯然题诗《伤湖南、浙江二遗卷》，“龚魏”齐名由此开始。直到1845年，龚自珍死后四年，魏源52岁那年才在补行殿试中恩科三甲第93名，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州分发到江苏，先后做过东台、兴化等地的知县。“万行柳色万声莺，啼遍千门万户春。”魏源一直等到知天命之年才喜登“龙门”，难怪他要自我解嘲“中年老妇，再作新娘”。
1819年，魏源与龚自珍在北京初次见面，就气味相投（有人说他们1814年认识，但这一年龚自珍往返与徽州、杭州之间，没有到过北京）。1822年秋冬之交，龚自珍曾送魏源等到古北口长城，共赏塞上风光。1830年4月9日，魏源在北京，应龚自珍之召，参加了花之寺聚会。6月，他们又在龙树寺再聚，林则徐也在场，正是这次集会奠定了林则徐和龚自珍、魏源、张维屏等人的友谊。1832年春天，魏源应龚自珍之招，再次参加花之寺集会，到场的还有主张革新的包世臣等十四五人。这些聚会名为赏花，实际上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研讨学问、议论时政的聚会。早在鸦片战争前十几年，他们就已预感到英国将可能以新加坡为基地，有侵华之举。他们主张先发制人，消除隐患，严禁鸦片，抵抗侵略。他们中有五个朋友被时人称为“薇园五名士”，龚自珍以才、魏源以学、宗稷辰以文、吴嵩梁以诗，端木国瑚以经术闻名。相同的是他们都主张“经世致用”，都赞同走革新之路。当然，龚自珍对现实要比魏源等人更敏感，对“衰世”的感受也更深，尽管他还不具备世界眼光，不知道别样的文明。
1834年，魏源应邀到江苏巡抚林则徐处，代林阅卷。1839年5月，当龚自珍南下路过扬州时，两人又有过一次愉快的见面。1840年，魏源从浙东到杭州。9月，林则徐被革职，他写了《寰海》诗一首，表示痛心。1841年春天，裕谦以钦差大臣到镇海筹办浙江防务，林则徐受命协防，魏源进入裕谦幕府，几个月即辞去。期间，他曾到钱塘江观潮，有感而作《钱塘观潮行》一诗。当年5月，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发配新疆伊犁。6月，魏源在浙江到扬州的途中，在京口与林则徐见面，对榻倾谈，思想上产生很大震动。也就是这一次，林则徐嘱他编一部《海国图志》。
当年8月，龚自珍应魏源来信邀请，到扬州相聚时，得知老友正在编《海国图志》，大为欣喜，大加赞赏，认为这才是真学问。自京都相识以来，他们切磋学问，议论时政，特别是1826年双双在会试中落榜，“龚魏”齐名以来，关系更加密切，书信往来不断，而且时有见面，转眼已有20多个年头了。
8月5日，龚自珍回到当时栖身的丹阳书院。孰料仅仅7天后（8月12日）就在丹阳猝逝，终年50岁，那也正是英国大炮轰开国门、林则徐被流放新疆的一年。随着龚自珍的死，一个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小农文明时代徐徐落下了帷幕。在龚自珍身后，自魏源等人开始，老大民族最优秀的分子开始告别“衰世”的各种具体努力。
关于龚自珍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但不同的版本都说他被人下毒，“丁香花公案”吸引了包括孟森在内的史家。（龚自珍死后，1843年夏天，龚的儿子到扬州请魏源编定龚自珍遗作，这就是《定庵文录》12卷、《外录》12卷，序言也出自魏源手笔。）
1842年12月，魏源参考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历代史志、明代以来的岛志及一百多种中外书籍，终于辑成《海国图志》50卷。1847年，又补成60卷，刊于扬州。到1852年，参考徐继畲《瀛寰志略》等新出的一些著作，增补成100卷，在南京筹刊，成为一部有88万字的巨著。《海国图志》对五大洲大多数国家的沿革、现状都有记载，并明确提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他知道靠这本书并不能驾驭外夷，“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他想到了天道、人心、人才。他认识到英国的优势不仅是船坚炮利，还包括养兵、练兵之法，“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他甚至已朦胧地觉察到了英国之所以强大的背后是制度原因，他在第50、51卷对英国政治制度的描述基本上是准确的：
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即国会），公议乃行。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
国会分上、下两院：“其国中尊贵者曰五爵，如中国公侯伯子男，为公议之主，且城邑居民，各选忠义之士一二，赴京会议。国主欲征税饷，则必绅士允从，倘绅士不允，即不得国民纳钱粮。”当国会与政府意见发生冲突，可以解散国会，重新选举，即使民众对国会也可施加影响：“如有按时变通之事，则庶民择其要者，敬禀五爵、乡绅之会，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
他介绍英国的报纸：“又刊印逐日报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之，故人恐受责于清议也。”对英国工业、贸易、交通的介绍也都很详尽。
对于美国，魏源在第59卷同意徐继畲的观点，肯定了总统制、国会制度等。华盛顿在独立战争后被公推为总统，“身后公举贤者更代，不世及，不久任”。“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他在《后叙》中称赞美国的民主制：“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
多年后，梁启超如此评价《海国图志》：“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从张之洞等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魏源的影响。虽然《海国图志》还没有完全抛弃“华”、“夷”的思维定式，但魏源眼中的“夷”已迥然不是昔日迂儒心中的蛮夷，他开始意识到了中国之外不仅别有世界，而且有优先于我们的技术、制度、文明。在他之前，我们是天下绝对的中心，文明的中心，所谓夷就是野蛮、未开化的代名词。在经过了长夜漫漫之后，本民族终于有人睁开眼睛，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当然，这部书也不是没有缺陷的，比如魏源以中国炼丹术的取阴补阳等陈旧观念理解西方的天主教，缺乏基本的宗教常识。）
此前，明代万历年间利玛窦的书《坤舆图说》、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初入中国，人们都视之为天方夜谭，不相信是真的。后来南怀仁等编印《地球全图》，人们依然不相信宇宙之大，地球上还有许多不同的文明，俨然以中国为最高的文明形态。乾隆帝驳英国使节的心态如此，到了道光帝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在魏源、徐继畲这些人身上，情况才开始有了变化。
《海国图志》影响了近邻日本。1850年，三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马上就被封禁。1853年，又有一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到1854年，共有15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除了几部被留作御用，有8部出现在普通的市场上，以后年年都有输入，还出现了许多《海国图志》的翻刻本，有些是节选的，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深受欢迎，此后才逐渐被冷落，因为开放的日本社会有了更高的要求。
1828年，35岁的魏源初游杭州，西湖给他留下了美丽至极的印象，他曾写下十首纪游诗。他喜欢西湖，1856年秋天，当太平天国正如火如荼、江南一片狼藉时，他63岁那年最后一次来到杭州，寄宿在一处僧舍，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他闭门谢客，常常“闭目澄心，危坐如山”，即使亲戚、门生前来求见，接谈二三语，“便寂对若忘”，惟独钟情于西湖的山水，曾与何绍基、金安清等各带金石书画，到西湖船舫共赏。“晴湖不及雨湖好，雨湖不及月湖窈。”“月华如水孤山孤，山影化云云化无。”他在西湖留下了许许多多早已被后人忘却的诗篇，好在历史还记得他的《海国图志》。
1857年3月26日，一个烂漫的春天，离龚自珍客死异乡16年后，魏源在龚自珍的故乡杭州一病不起，终年64岁，下葬于西湖南屏山的方家峪，他的墓至今已找不到踪迹了（新建的一个名人墓群中据说有魏源墓，但已不在原址）。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清）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3.魏源著，《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4.徐继畲著，《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5.郭延礼著，《龚自珍年谱》，齐鲁书社，1987年版。
6.樊克政著，《龚自珍年谱考略》，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7.黄丽镛，《魏源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管林等著，《龚自珍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9.龚自珍纪念馆编，《龚自珍研究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0.李汉武著，《魏源传》，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维新公子”陈三立
离龚自珍死50多年，魏源死30多年后，经历了太平天国14年的动荡乱世，经历了英法联军进京、火烧圆明园，经历中法战争，直到1894年甲午海战，泱泱大国败于东邻的一个蕞尔岛国，被迫签定屈辱的城下之盟，又是赔款、又是割地。而当时北洋水师的实力从表面上看不仅不亚于日本海军，论吨位、装备甚至还有优势，从早期的曾国藩到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致力于洋务运动已有30多年，最终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朝廷内外，举国上下，这才受到震动，这才有了一种紧迫的危机感。
这个时代的年轻读书人如梁启超辈，读到龚自珍的文字，如受电击。也正是康有为、梁启超、陈三立、张元济、谭嗣同……这一代读书人登上历史舞台，我们才开始真正踏上与“衰世”告别的道路。史家蒋廷黻说，鸦片战争没有惊醒中国，依然昏睡，现代化进程至少耽误了20年，我以为如不是从技术、器物层面看，而是着眼于制度文明的变革，至少耽误了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的时间。康是1858年出生的，梁是1873年出生的，历史要等到他们出现才有了点新气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纵英才，有手挽狂澜的本领，关键还是他们生逢其时，至少他们一度报国有门，其时满、汉之分的观念已渐渐淡薄，经过满清几百年统治之后，满清皇族已汉化得差不多了。他们接受孔夫子以来的文化，康雍乾时代那样的文字狱也日渐远了。读书人的国家民族观念在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日益高涨的危亡感中渐渐萌生。对清廷来说，甚至对中华民族来说，这都是千载难遇的改革良机。把握住了，我们的民族就可能很快摆脱“衰世”，顺利完成文明转型，闯过充满急流的历史峡谷。
在康有为们的奔走呼号之下，才有浮出水面的维新思潮，这其中也有李提摩太等异国传教士的推波助澜。《万国公报》对一代优秀中国人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一场空前的戊戌变法呼之欲出。
1898年，而立之年的光绪帝确是历史上难得一现、有抱负的青年君主，但他手中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败无疑，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大臣志士运筹好了，稳健地推动渐进的变革，逐渐化劣势为优势，虽说成事在天，毕竟是谋事在人。从当时的情况看，论天时，在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深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甚至慈禧太后一开始也并不反对变法，否则，一百天的变法都不可能；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这样坚定的维新派，湖北的张之洞、谭继询也基本上支持变法，其他地方在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有一部分大臣，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都站到了这一边。因此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了失败。历史没有命定。现在有人提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谋不臧”，康有为他们急于求成，鲁莽急进而不是稳健渐进，导致慈禧太后老脸一怒，整个局面翻盘。这一说法未尝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把主要原因归到他们身上也不合乎历史事实。
发生在110年前的戊戌变法，我们以往了解的情形基本上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笔下来的，主要代表了他们这一派的说法。因为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殉难，康、梁亡命海外，继续举起维新、保皇的旗帜，赢得了海外华人和国际舆论一边倒的同情。一句话，他们赢得了书写、解释那段历史的主导权。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当事人陆续离世，拥有很强的宣传能力和天生懂权谋的康有为，加上“笔锋常带感情”的得意弟子梁启超，他们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放大。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中获知的戊戌变法几乎就是以他们为绝对主角的，连主动变法的光绪帝都成了陪衬。其实，历史从来是合力构成的。
近些年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作过许多努力，越来越多有关戊戌变法的历史细节被挖出来了。大量可靠的史料可以证实，康有为确是维新运动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者，但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么重要，比如密诏不是写给他的，而是他自己伪造的，比如所谓1300多举人联名“公车上书”并非事实，尽管他起草的那份文稿还是所有上书中最精彩、最有分量、最激动人心的。诸如此类的史实已变得清晰起来。
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百日维新虽昙花一现，但光绪帝下达的新政诏令就有100多件，几乎每天一件，雪片一般飞到全国各地，涉及经济、教育、工业、商业、农业、行政等各个方面，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就是要认真执行也来不及，何况多数地方还在观望中。（到9月22日，北京政变已发生，开缺回原籍江苏常熟的翁同龢在日记中说：“自明发皆归电报后，络绎纷纭，新政焕然，目不暇接。”第二天，他读到21日的电传阁抄，才知慈禧太后已再次垂帘。）
当时全国18行省中，大概只有陈宝箴主持的湖南，变法沼令才真正得到了落实。其实，湖南新政的启动比百日维新还要早几年。这一变革求新的尝试局处一隅，意义却非同小可，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教育、舆论等方方面面，从矿业、工商业到金融业，都有新的创举。这样的大手笔，在晚清中国，没有一个时期，没有一处可以与湖南相比。近代史家张朋园的《湖南早期的现代化》对此评价极高。也许后世的人们知道陈三立其人大抵是因为他的旧诗，确实，他后半生以诗名世，而追溯往事，1898年被革职之前的陈三立却是一个新人物，一个文采风流、推动新政的翩翩佳公子，与成仁取义的谭嗣同齐名。正是他辅佐其父陈宝箴将湖南新政搞得生气勃勃，到戊戌年已有一定的基础。
湖南新政是整个19世纪末维新运动的重头戏之一。从某些方面看，要比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更扎实、更有望推进文明转型。史家张朋园对湖南早期现代化的研究表明，当时所开辟的途径，毫无疑问就是通向现代化之路，而且达到了一定高度。可惜一切努力都在一夜之间生生被折断了。张元济1937年为陈三立写的挽诗中有两句：“湘中新政萌芽日，钩党累累出汉廷。”
一代史家陈寅恪感怀身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涌上心头，晚年留下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其中《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一篇，忆及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在湖南推动改革、功败垂成的一幕，心头禁不住有无限的感慨：
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间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
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文中，他说得更清楚，当时参与推动变法的人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源流，不可混为一谈。其中一源以康有为为代表，“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另一源就是从郭嵩焘到他祖父、父亲这些人，“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当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他祖父正好在京，在一个酒楼饮酒，目睹火光冲天，拍桌号啕，旁边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于是悲愤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以后，在湖南与比他年长十几岁的郭嵩焘相识、结交，极为倾服。郭出使西方，因为推崇西方文明，而被守旧的士大夫视为汉奸国贼，人人欲杀之而后快。陈三立在一篇文章中对郭有过极高的评价：“痛言古今之变，得失之宜，数为夷务策讽议之，时不能用。”见过大世面、有世界眼光的郭评价陈宝箴“倜傥多才略”，在日记中称许“此公见解高出时流万万”。陈氏父子在思想上更接近郭嵩焘、冯桂芬和张之洞，早在1884年，陈宝箴就为冯桂芬倡议变法的著作《校邠庐抗议》撰序（百日维新第三十七天，光绪帝下令将此书印发1000部）。甲午消息传来，陈宝箴痛哭“无以为国矣”，屡次上疏痛陈利害得失。
陈三立一度对康有为五体投地，说“中国有此人，即亡如不亡”。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让陈三立刮目相看，神往不已，陈宝箴也“以才辩器重启超”。随着变革的展开，陈三立与谭嗣同、张通典等人的分歧日益加深，谭嗣同写给唐才常的信中抱怨陈三立和当初在武昌时“议论明通相反”，“判若两人，尤不可解”。他们的分歧有些是具体事务上的不同看法所致，最根本的还是谭嗣同更接近康有为的急变主张，谭嗣同在《湘报》上赞美过康有为。很明显，陈氏父子不认同康有为的激进态度，希望稳健地渐变，主张起用有经验而稳健的重臣主持变法，陈宝箴向光绪帝推荐杨锐，就是为了下一步推张之洞。在他心目中无所谓新旧，没有新党、旧党之见，只知道要应时势而变。
陈宝箴欣赏康有为的才，不同意康有为的学，尤其不赞成借孔子托故改制，这一点康有为也深知。所以他的挽陈宝箴诗中就有“公笑吾经学，公羊同卖饼”二句。1898年5月27日，对康有为的争议闹得沸沸扬扬时，陈宝箴上《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臣闻工部主事康有为之为人，博学多材，盛名几遍天下，誉之者有人，毁之者尤有人。誉之者无不俯首服膺，毁之者甚至痛心切齿，诚有非可以常理论之者。……当此百度维新、力图自强之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奏请给康有为降旨，自行销毁《孔子改制考》版本，“既因以正误息争，亦借可知非进德”，对康有为其实含有曲全之意。在附片中他表示自己与康有为素无一面之雅，只是读他的论说，认为是“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可见，陈虽对康的某些思想和冒进主张持不同看法，但在推动变法这一点上仍视为同道，他的奏折主要还是保全康。
1898年的百日维新转瞬即逝，“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陈氏父子被革职，永不叙用。湖南新政化为乌有，深受郭嵩焘影响的陈氏父子对康有为他们急躁冒进，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不无异议。陈氏父子也并不认同谭嗣同那种冲决网罗的思想，他们认为，不能以“宗教家心力的超度”来代替“政治家现实的变革”，在内心深处不赞同激进变革的思路。和康有为等人相比，他们的步子更务实、更稳健一些，然而覆巢之下无完卵。他们感叹的并不是一己的荣辱进退，耿耿于心的是渐进稳健的改革，终究因康有为代表的激进冒进路线而同时夭折，他们对康梁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
黄遵宪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说过：“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这次的失败就是新派人‘求快’两个字的失败。”“如有一般有学问、有办法、有经验、有涵养的老辈出来主持，一定可得相反效果的。”他的话只说对了一半，问题在于一般老辈是不肯出来主持的，陈宝箴只是个异数，可惜偏居湖南一隅，扭转不了大局。
1900年，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试图发起勤王运动，电报密码“人名”类中有“333三立”的字样，这个“三立”不知是否就是陈三立。据说陈三立与组织自立会、计划在长江起事的唐才常也有联系。这一年正好是他父亲陈宝箴猝然去世的年头。物换星移，当1914年夏天，陈三立与康有为在上海重逢时，清王朝已崩溃，回首往事，当年所有的分歧都已不再重要，在阅尽沧桑之后，把酒换盏，他们毕竟同为戊戌维新党人，都是“先帝旧臣”，新生的民国对他们而言是那么陌生和格格不入。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上海辛园、杭州丁家山都留下了他们叙旧的声音，徜徉湖山园林之间的身影。陈三立有诗《过康更生辛园寓所庐》，“重逢历十九年余”、“为世杀身宁有补”是其中的句子。几年后（1917年）康有为60寿辰他送去贺联，康有为70岁时他又写下寿诗。
不过，从刘成禺笔记还是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袁世凯称帝时，日本企图拥宣统复辟，在青岛的皇室旧人（包括康有为在内）一致赞同，而上海以遗老自居的陈三立等人多不同意，他们认为这是“置宣统于积薪上也”。张勋复辟，陈三立等也认为“此事宜大大谨慎，否则皇室待遇，必出奇变。段祺瑞自命开国元勋，北洋兵权尚有把握，安保无事”，所以对整个复辟“未多参与机密”。
自戊戌政变之后，直到1922年冬天梁启超到东南大学讲学，陈三立才和他在南京重逢。陈在“散原精舍”设下酒宴，特别“开五十年陈酒”，盛情款待梁启超。梁启超大开酒戒，开怀“相与痛饮”，“大醉而归”，追怀当年往事，禁不住“欷歔长叹”，伤心不已。长沙时务学堂学生蔡锷的早逝引起了他们无限的伤感，他们同声叹息“今不可复得矣”。
梁启超北还，他以“性情肝胆中人”作诗赠别，“旧游莫问长埋骨，大患依然有此身”，诗中有幸存者的苍凉意味。陈、梁晚年天各一方，互相思念对方，1926年梁启超给爱女的信中还提到“陈伯严老伯也患便血病，但他很痛苦，比我差多了，年纪太大（72了），怕不容易好。十年以来，亲友们死亡疾病的消息，常常络绎不绝，（伯严的病由酒得来，我病后把酒根本戒绝，总是最好的事。）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平溘然长逝，陈三立与张元济、陈叔通等在上海发起公祭。阅尽兴亡之后，陈三立超越了对康、梁的恩怨，他们毕竟都是维新梦中人。他们晚年的交往，凸显出内心深刻的无奈和时代的沧桑感。
陈三立最终是个诗人，是前清的守墓人，他曾致力于革新，而最后落花流水都成空，等来的是一个他不认识的新时代。在他送给梁启超的诗中，最有意思的是“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两句。戊戌政变击碎了他所有变革求新的梦想，他从此以“神州袖手人”自居，其中的痛苦难以言表，在漫长的后半生，他成了名副其实的“神州袖手人”。1904年是慈禧太后70大寿，为营造和谐气氛，清廷赦免了康、梁之外的戊戌党人，并多次有意起用陈三立，都被他一一拒绝。辛亥革命之后，面对改朝易代，陈三立一而再地哀叹“我辈今为亡国人”，“负手了今昔”、“负手视劫运”、“负手对残棋”，始终不认同新生的民国。
清朝垮台以后，在他生命的最后25年，陈三立是个旧诗人，虽然声誉很高，但终究有着浓厚的“遗老”气息，仿佛是个古董，已然是属于过去的人物。可是，在戊戌变法时代，他却是个新人物，浑身上下散发着新气息的新人，他与谭嗣同同为当时著名的“维新四公子”之一。“翩翩浊世佳公子，不学平原学太原”，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对他的嘲讽，也从某个侧面见证了他当年的事业和梦想。
从陈宝箴、陈三立到陈衡恪、陈寅恪，陈家三代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义宁陈家”如今已是一个历史名词。中国近代以来，显赫一时的家族也多矣，但多昙花一现，能绵延几代，为世人尊敬的，实在少之又少。与陈寅恪交情很深的吴宓有一番中肯的评价：“……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
陈三立生于1853年，他一生的主要功业是1895年到1898年辅佐父亲陈宝箴推行湖南新政。他是1889年的进士，曾担任吏部主事，不久辞职南下，先在两湖书院执教，受到张之洞的赏识。1895年8月，陈宝箴以花甲之年出任湖南巡抚，有了独当一面、一展抱负的机会。陈三立虽然没有职位，但在整个湖南新政中，他的功劳很大，他以公子身份协助父亲，出谋划策，网罗人才，并参与具体事务。当时很重要的矿务总局，他虽不在其中任职，但“矿务一切为其主持”。“改革发原（源）于湘，散源（原）实主之”，这是欧阳竞无的说法。有人甚至说，湖南一省政事，“隐然握诸三立手，其父固信之坚也”。
湖南新政因时势而成，是一批有热情、有才干、有追求的人物因缘际会造成的，陈宝箴当然是中心人物，陈三立同样不可或缺，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称陈三立为湖南新政运动的幕后主持人，不是凭空的想象。正是他和黄遵宪、江标、徐仁铸、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梁启超这“一班活活泼泼的壮年名士”，聚集于湖南一隅，成为新政得以展开的一个重要条件。湖南学者邹代钧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盛赞陈宝箴“识见为当今所无也”，他们当时的计划是以湖南为天下富强之先，并与湖北的张之洞、谭继询联成一气，以撑东南大局。
在他们倡导下，“南学会”出现了，保卫局出现了，武备学堂出现了，算学堂、时务学堂出现了，《湘报》、《湘学新报》出现了。短短两年间，电线、铁路、轮船、电信、银行、矿务总局、银圆局、铸造钱局、官钱局、机器制造公司、电灯公司、火柴厂、煤油公司等新生事物不断冒出，而且疏通河道、建造港口，便利航运，种桑公社等农工商业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从改革书院到改革币制，从教育、新闻到实业建设，湖南新政兴盛一时，生气勃勃，开全国风气之先。
1897年成立的“南学会”，一方面培养老百姓的政治参与意识，一方面普及教育新知，常常用演讲的方式介绍新知识，内容涉及学术、政教、天文、舆地等，听讲时可以发问，可以辩论，学会还有图书馆，人人可以借书。和民众接触最深的就是这个“南学会”，特别是那种通俗讲演，当时的少年范旭东（以后成为实业家）几十年后仍记得：“那时候年纪很小，住在乡下读书，只见到过一回。那天，上述各位，到的不少，都是坐在台上，讲演的时候，也不站起来，声音很小，又是文言，我一点不懂。我记得我只看见他们坐着摇扇子，仿佛还有一位抽着水烟，……不要笑他们腐旧，要知道那时候，凡是官府出门，就要鸣锣清道，排场十足。他们这样不同流俗，降格相从，和民众接近，的确下了最大决心。如果不是真正读通了书，而且有为国为民的心，决做不到。”
在“南学会”的示范、带动下，湖南各地各种学会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除了“南学会”的分会，还有舆地学会、算术学会、公法学会、化学会等等。很多年后，史家张朋园在《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中评价湖南新政运动：“在政治方面提倡参与，以群策群力来发挥团结一致的力量；在经济方面，力主开发富源，以提高人民生活，增强社会实力；在社会方面，提倡教育，发展人民知识，主张自由平等，期望人民皆能为国家效力。”
以开民智为宗旨的时务学堂受到光绪帝的关注，他曾夜读时务学堂章程，并特批以湖南部分盐税资助经费。1897年8月28日，第一次招生考试，录取学生40人，参加过那场考试的章士钊、杨树达等人回忆，陈宝箴亲自“监临收卷”，陈三立亲自“校阅文卷”。当年，黄遵宪向陈宝箴建议请康有为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陈三立主张请梁启超，他说自己读过梁的文章，“其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最后请了梁。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陈三立说自己第一次读到《时务报》，“心气舒豁，顿为之喜”，认为“必能渐开风气”，此前他听说梁启超“乃旷代奇才，今窥一斑，益为神往矣”。事实证明，梁启超到时务学堂讲学，对湖南影响很深。无论是选学生还是请先生，都显示了陈三立不寻常的见识。1922年，他和梁启超在南京重逢，谈及蔡锷，他告诉梁，当年蔡锷来考时务学堂时只有十四岁，文章不通，已经被排除在录取名单外，是他看蔡锷年少特别录取的，后来果然有大成。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阻力一直存在，1898年春天，左都御史、长沙人徐树铭在保守派的怂恿下，上疏弹劾陈宝箴、江标、徐仁铸等，要求责令撤换梁启超，另外请人主持时务学堂。6月22日，杨深秀上折（康有为代草）请褒扬陈宝箴，当天光绪称许陈“锐意整顿”。到7月29日，杨深秀再次上折（康有为代草）《请奖陈宝箴折》，同日光绪帝的上谕要求陈“务必坚持定见，实力举行，慎勿为浮言所动”，实际是督促陈不要有所退缩。
同年6月18日，陈宝箴保荐了“名位未显，而志行可称，才识殊众”的17人，其中包括杨锐、刘光弟、陈宝琛等，刘光弟与他素不相识，杨锐则是张之洞的门生。陈宝箴想不到，正是这次举荐将为他们父子带来灾难。当戊戌政变的消息传来，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还致电荣禄，希望能“息党祸，维元气”。9月24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及谭嗣同、杨锐等“军机四卿”被革职拿办，28日“戊戌六君子”被杀。接着，张荫桓被发配新疆。御史黄桂鎏先后两次上折弹劾远在湖南的陈宝箴。10月6日上谕下达：“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同时被革职永不叙用的还有江标、熊希龄。据说这已是荣禄、王文韶在慈禧太后面前苦求的结果，否则他也有发配新疆的可能。
在移交完湖南巡抚印信后，陈宝箴一家踏上了返乡之路，父子“一生政治抱负，遂尽于此”。陈三立忧国之念虽未泯灭，从此“不再与闻政事”。当年陈寅恪只有9岁。1965年与1966年，离陈寅恪生命的终点已近，他写下《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对祖父和父亲亲历的维新事业和悲剧命运有过冷静的记述。湖南新政的实绩确是陈氏父子齐心协力造成，梁启超说陈宝箴在湖南的治绩“多其（指陈三立）所赞画”。他们父子被罢黜后，有人以为陈宝箴为儿子所误，王闿运叹息“江西人好听儿子说话”，并从宋、明历史中找出依据，说王安石变法时，遇事都由儿子主持，严嵩当国，也唯儿子世藩之言是从。这不过是江西人的惯例，不值得奇怪。对陈氏父子的谣言从没有停止过，陈三立主持矿务，一位朋友谋职被拒，心怀怨望，在陈家落难后，写匿名信嘲讽：“翩翩浊世佳公子，不学平原学太原。”陈夫人俞明诗看了，微笑说：“此二句却佳。”陈三立被誉为“晚清四公子”之一，与谭嗣同齐名。戊戌变法失败对陈家的打击之沉重是外人难以体会的，陈三立再也未能恢复元气。但是，有了湖南新政的那一幕，他就将永远站立在历史中。
1900年夏初，70岁的陈宝箴猝然逝世（他的死因至今还是一个历史公案，有人考证说他是被仓皇西逃的慈禧赐死的）。往事如烟，世局如棋，“乾坤泡幻局如棋，独立苍茫事可悲”，这位不以诗名的前湖南巡抚留下了这样的诗句。湖南新政的进程不幸因戊戌政变而中断，但陈三立他们的努力已载入史册。在漫长的后半生中，陈三立时时回望橘子洲头，想起那段倾注了他们父子全部心血的历史。
陈三立30岁时就受到有世界眼光的郭嵩焘看重，日记中称他“年甫及冠，而所诣如此，真可畏”。郭嵩焘对他们父子的影响，对湖南维新运动的影响最为深远。1898年，世人都说守旧的荣禄还保举陈三立应经济特科，英国人濮兰德与白克浩司的《慈禧外纪》中说：戊戌4月23日，“荣禄力荐一维新人物于帝，乃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此事言之极有趣味，盖欧人皆谓荣禄始终反对变法也，观于此，则知荣禄初亦非坚持反对者，其后情势所迫，乃成势不两立之势。虽其前日所力荐者，亦不得不反而为仇矣。此非荣禄忽然变其政见，乃当前维新党人，自趋于危险之地，且其所行，太出人意料之外也”。陈寅恪说：“慈禧外纪所言，或非无因。”同年5月，内阁学士张百熙奏保17人应经济特科，康有为、梁启超、陈三立、唐才常、杨锐、汤寿潜、宋育仁等都在名单上。江苏学政瞿鸿禨还将陈三立列为《保举经济特科片》首位人选，评语中称他“学有本原，宅心正大，于中国政治、外洋情势均能洞彻，识量宏通”。7年后，时势已变，山东学务处议员兼总监宋恕在《推荐国文学堂监督人选禀》，共推荐14人，称陈三立“学行之优，世所共信”，名单上其他人包括蔡元培、汤寿潜、孙诒让、严复、陈黻辰等。第二年，学部保举的33人中他又榜上有名。严复与熊纯如的私人通信，臧否人物往往不留情面，却多次推许陈三立“学问行谊，性情识度，令人低首下心”，虽“具新学识”，然“游于旧法之中，行检一无可议。”民国元年，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请陈三立前往任职，他坚辞不去。
也许从后人的眼光来看，以陈三立的学识和名望，大半生都耗费在没有多少意义的旧体诗上，实在是一种浪费。他的诗是咏叹、是抒怀，是一曲正在逝去的农业文明的挽歌，他曾参与变革，试图把“衰世”中国带出旧日的农业社会，在湖南兴学、办报、开矿、建厂、组织保卫局，都是近代的产物，一旦这一切化为乌有，他实际上有点自暴自弃，他的诗中弥漫着一种理想破灭后的悲哀与苍凉。他的思想停留在维新时代，甚至倒退了。但有两点不能忘记，第一，他曾亲身参与了文明转型的实践，正当年华作为举世有名的“维新公子”做了一番事业，他的作为已融入了整个现代化的进程。第二，他身上有一种不为利禄所动的人格力量，是古老文化传统中有价值的一面在转型时期的延续和传承。
自戊戌变法失败，惨遭变故以来，他的满腹抱负都化为流水，陈三立只能诗酒自娱。在晚清，他是新人物，在守旧派看来不合时宜；在民国，他是遗老，依然不合时宜。他的诗名越显赫，就越是显示出他内心的悲凉。欧阳渐评价他：“得志则改革致太平，不得志则抑郁发愤而一寄于诗，乃至于丧命。彻终彻始，纯洁之质，古之性情肝胆中人。发于政不得以政治称，寓于诗而亦不可以诗人概也。”
1923年6月29日，陈三立的夫人俞明诗病故，接着，8月7日，他们的儿子、以绘画知名于世的陈衡恪（师曾）也撒手而去。接连的丧妻、丧子之痛，使70老翁不堪忧伤，三个女儿很为他担心，送他到杭州西湖边休养。1925年，他在杭州西湖畔的九溪十八涧、牌坊山下为夫人、儿子选定墓址，而且准备自己将来也葬在那里，他献给亡妻的挽联说：
一生一死，天使残年枯涕泪；何聚何散，誓将同穴保湖山。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拖着衰迈病体的陈三立正在北平，亡国的忧虑笼罩了他生命的终点，他日日关心战况，幻想着奇迹发生，捷报传来。8月8日，日军入城，他拒不服药，甚至拒不进食，支撑到9月14日，“忧愤不食而死”。临终之际，他还发出这样悲愤的疑问——中国人岂能猪狗不若，“终将帖然任人屠割耶”？物伤其类，1937年10月14日，远在上海的张元济给陈寅恪的电文说：“戊戌党人尽矣，怆痛何极。”
山河破碎，直到1948年陈三立才得以了却归葬西湖的心愿。从此，西湖牌坊山下成为陈家永远的托梦之地。
陈三立先后在杭州租房住了几年，他的诗集中，有很多与西湖有关的诗。1924年春天，印度诗人泰戈尔到杭州登门拜访他，王统照在《晨报》发表文章记下了这次盛会：“（四月）十四（泰戈尔）赴杭，十六在杭讲演一次，十七号快车返沪。……在杭时，有人介绍陈三立与之相晤，合拍一照。对语时，由（徐）志摩口译，但所谈有限。陈氏七十余岁，与六十余岁之泰氏相较，其康健非泰氏可比，当泰氏索其诗册，陈甚谦逊，连言不可相比，终未相送。”两个语言不通的亚洲诗人在西湖边会晤，身后少年诗人侧立，一时被传为文坛佳话。第二年10月10日，上海《申报》推出“国庆纪念增刊”，还特意刊登他们两人的合影，题为“今代亚洲二诗人合影”。
陈三立留在杭州的痕迹，大概只剩下牌坊山下一片茶园中的墓穴，寂寞地守望着日起日落。在美丽的湖山之间，陈三立之墓并不是一个景点，如果不是他有个以学问人格为读书人追捧的儿子陈寅恪，他已差不多被遗忘了。陈寅恪生前也有归葬西湖父母、兄长之旁的想法，他女儿陈美延证实，一代史家归葬杭州的宿愿，多年来虽屡经申请，终于未果。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2.陈三立，《散原精舍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清）陈宝箴著，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中华书局，2003、2005年版。
4.陈寅格，《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5.张求会，《陈寅恪的家族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6.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8.叶绍荣，《陈寅恪家世》，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
9.陈小从，《图说义宁陈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10.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
“徐徐云尔；陈陈相因”
“徐徐云尔；陈陈相因。”
“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徐氏父子，陈氏父子。”
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以这样的对联嘲讽被革职查办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和徐致靖、徐仁铸父子。陈家几代人杰，徐家则被称为“父子三翰林”（徐致靖和儿子徐仁铸、徐仁镜都是翰林）。
自1897年徐仁铸于南下长沙，接替江标出任湖南学政，陈家与徐家的命运就已经呼吸相关，密不可分。徐仁铸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合力推动湖南新政。徐致靖与整个百日维新关系很深，他先后上折子保举的六个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及袁世凯，他之所以获罪就是因为举荐了康有为等五人，差一点成了刀下鬼，但对此他终生不悔。对于保荐袁世凯，他一生痛悔不已。他的余年，就在这样的不悔与悔之间度过。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鲜为人知的是慈禧太后最初要处斩的不是6个人，而是7个人，第七位“君子”就是当时官至二品的礼部右侍郎徐致靖。因刀下仅存，所以他晚年在杭州，别字“仅叟”。
刀下何以仅存？
“戊戌七君子”怎么成了“戊戌六君子”？徐致靖何以能不死？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9月24日，九门提督署到徐府抓人时，正值徐致靖外出，一回家，他就自行到刑部投案，并无惊慌失措。
他的官职比“军机四卿”要高，又保举了康、梁、谭等人，还上过许多变法改制的奏折。入狱之后，他自以为必死，9月28日，他得知要处决一批犯人，穿好官服等候上路，几个子侄也准备带上棺材在菜市口等候。因为侄儿徐仁录去路上迎接从长沙北来的徐仁铸，徐仁镜呆了，不能说话，只有侄儿徐仁铨一人赶到菜市口：
看见人山人海，纷纷谈说：差使（按为当时口语，即处决人犯的官卒）出来，头一辆车一定是徐致靖。霎时间，听炮声，远望顺治门洞里，涌出一支人马，街上人喊道：差使来了。又听见有人喊道：很奇怪，怎么头一个斩犯是谭大人呢？（许姬传著《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35页。本文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来自此书）
只见第一辆囚车上是谭嗣同，第二辆是杨深秀，第三辆是杨锐，第四辆是林旭，第五辆是刘光弟，最后一辆是康广仁。
徐仁铨目睹大刀王五收了谭嗣同的尸。人散了，也没见伯父被绑出来，只好把棺材先寄存在原来的店中。回了家，见仁镜还瞪着眼呆立在门口，赶紧把他拉进家，告诉他今天没有事。
这一史无前例的惊天大案刑部不敢审，奏请派大臣会审，结果突然下旨处斩，越过了当时所有的法律程序，刑部官员都很惊讶，连《大清律例》都不顾就要杀人。
徐致靖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原来是李鸿章“重托荣禄”，才保住性命。徐、李两家渊源很深，外人不知。他幸免在狱，读书养性，并没有后悔自己卷入维新运动，对前去探监的侄婿言謇博说：“我们主张变法改制，效法明治维新，可谓对症下药，虽然没有成功，但我相信，将来还要走此路，这是大势所趋，少数人阻挠不住的。”狱中，《祭六君子文》《续正气歌》的腹稿都打好了，等他到杭州住下，才默写出来。在狱两年，精通中医的他常为犯人治病，救活了不少人。八国联军进京，全部犯人释放，他不愿走，“我是大清国的犯官，判我绞监候，现在外国人开监放囚犯，我不能听他们的命令”。一直等到监狱的伙食都停了，他才肯出来，并请刑部尚书贵恒代奏请命，两个月后，得到西安来的赦旨，才经天津航海南下，在杭州姚园寺巷定居。这个房子是徐仁铸在戊戌事败母亲病故，扶柩南归后的定居之所。这年8月等到父亲出狱南下时，他已患肺病去世，“徐徐云尔”，父子终于未能见面。当时有人集一联：“不孝男徐仁铸，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昧死臣谭嗣同，末学新进，罔知忌讳，干冒宸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