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秋璇卿女士分占湖上青山，他年三竺重经，感旧应添一付泪；
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黄土，此日重洋怅望，哭君宁为十年交。
主要参考书目：
1．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
4．莫纪彭，《回忆师复》，《莫纪彭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版。
5．（美）阿里夫?德里克著、孙宜学译，《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李喜所，《略论民国初年的社会主义思潮》，哈尔滨师范大学，《北方论丛》1983年第6期。
烟霞洞中日月短——“新思潮”的代言人胡适
山门外摆摊的老头子，
拿着两大杆密密累累的桂花，
一大早来敲我的房门，
喊道：“胡先生，桂花开了！”
我接过这样热诚地送来的礼物，
我感谢他带来这样可喜的消息。
前天出门还没留意到那些细小的花苞，
想不到今天便满山都是桂花香了！
……
1923年9月29日，胡适写下了这首《烟霞洞杂诗之一》。每次到烟霞洞，我总是会想起胡适，想起他的《山中日记》，那段“神仙”生涯已永留在他飘逝的梦中。那年10月3日，在离开烟霞洞的前夜，胡适辗转难眠，在日记中说：
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10月6日，他在上海忆及杭州的日子，写诗一首，记下了游玩花坞、西溪路上看到的“竹叶青”（靛青花）之美。当月19日，他在离开2周后又重回杭州，住在里西湖边上的新新旅馆，尽情地玩了半个月，荡舟湖中，爬葛岭，登初阳台，吃“楼外楼”，重游西溪，看西湖日出，到湖心亭看月，枕在徐志摩身上唱诗高谈。他说，湖上，自己最爱的是平湖秋月，湖边最爱的是葛岭。10月30日，他在日记中说：“今日离去杭州，重来不知何日，未免有离别之感。”
之后的二十几年中，他有很多重来杭州的机会，直到1948年10月20日，他最后一次来杭州，到浙大演讲，这才是真正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来去匆匆，他竟没有为永别而感慨一番。
胡适在西子湖畔留下的身影、声音已如晨雾暮霭般远去，但他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播撒的种子，如同他喜欢的《圣经》中的这句话：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胡适其人，历史将留下怎样的一段空白，将会有怎样的一种遗憾。胡适生前温文尔雅，即使是批评北洋军阀、国民党当局的尖锐言论，也不是怒目金刚式的，他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生平教书、演讲、做学术、写时评、钻故纸堆，但他留下的影响在20世纪却只有少数几人可以与他比肩。
1953年1月17日，举国上下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郭沫若、周扬、艾思奇、胡绳、王若水等纷纷操笔上阵，批胡文章漫天飞舞。有记者在美国访问胡适本人：“你对这个批判运动怎么看？为什么中国大陆把你定为反动思想？你这个敌对思想是什么思想？”胡适想了一下回答说：“我第一提倡自由，提倡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发表自由；第二我提倡怀疑，我一生就反对独断，就是反对教条主义。”这些话就是他所理解和倡导的新思潮，他曾经是“五四”新思潮最重要的代言人、解释者。1923年6月22日，他在西湖边的新新旅馆写《一师毒案感言》中说得明白：
“新思潮”是什么东西？在我个人看来，新思潮并不是几种生吞活剥的主义；新思潮所以能自别于旧思想，只靠一点：只靠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叫他做“评判的态度”。无论对于何种制度，何种信仰，何种疑难，一概不肯盲从，一概不肯武断，一概须要用冷静的眼光，搜求证据，搜求立论的根据，搜求解决的方法：这便是评判的态度。
胡适一度收集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曾拿出来给叶公超看，说自己想写一篇总答复，叶公超劝他不必，“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1948年，在南京的一个私人场合，钱昌照当面问胡适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这样回答：“毛润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写信给他，不要打仗。至于共产党那里去，我不会。”他又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1949年，钱到北京，曾把这些话告诉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周恩来说：“胡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对他并不完全否定，但他是不会转变的。”
这些对话记在《钱昌照回忆录》当中。
大陆发起批评胡适的运动，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清除他在本土的影响，其实毛泽东也很清楚胡适不是一无是处。唐弢在《春天的怀念》中回忆，1956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这样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转引自邢小群《才子郭沫若》，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166页）
用不着等到21世纪，胡适的形象就开始恢复，“胡学”也渐成显学，李慎之生前甚至说了这样一句话：“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
胡适常常感叹自己书生的“天真”。1948年12月21日，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我常望胡适能够像他30年前一样，成功卓越地领导一场在自由与民主基础上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胡也表示，战后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才华回归到与他相宜的学术领域，对此他后悔莫及。”时间已经不等胡适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但他播下的那些小小的种子没有在大地上灭绝，春风吹过，又会复活。
多少年后，人们蓦然回首，胡适还微笑着，站在历史中。
养病烟霞洞
胡适第一次来杭州是在1907年3月，他和中国公学的全体同学到西湖旅行，写过一首《西湖钱王祠》：“步出涌金门，买舟钱祠去。潋滟西湖水，惨淡前朝树。江潮尚依然，盛业归何处？”发表在1908年6月9日的《竞业旬报》上。多年以后，他在《四十自述》中还为自己当时全不懂“诗韵”，只依故乡安徽的方言顺口而写不无惭愧。
1922年底，胡适身体不太好，北京的政治气候也很坏，包括丁文江等朋友在内，都劝他到南方休息一些日子，银行家徐新六还帮他借了西湖金沙港一个吴姓的庄园。1923年4月21日，他终于下决心离开北京，暂时告别北大的讲台和他自办的《努力周报》。4月29日夜，他从上海抵达杭州，住在开窗即是西湖的新新旅馆，一直住到5月3日，期间任鸿隽夫妇、朱经农来杭州，也都是住在新新旅馆，杨杏佛、唐擘黄等来，住在环湖，他在西湖游玩时，还加上他表妹曹珮声、诗人汪静之等。有两天，他的脚肿得很厉害，杨杏佛曾送他一首《西湖纪痛》诗。他自己在5月3日写的一首白话诗《西湖》（发表他自己办的《努力周报》）中有这样几句：
十七年梦想的西湖，
不能医我的病，
反使我病得更利害了！
……
我没有气力去爬山，
只能天天在小船上荡来荡去，
静瞧那湖山诸峰从容地移前退后。
也就是这一天，他的脚痛稍好，感到走路不很吃力，动身去了上海。6月8日，他再次来到杭州，下榻在新新旅馆，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也在，还有晚清杭州知府林启的儿女。那天是个阵雨天气，午饭后，雨停了，他们一行坐船出游，到过三潭印月等处，天又下起了雨，只好回到旅馆，和高梦旦聊天。等雨停了，他们一起到“楼外楼”吃晚饭。15日，他与蔡元培、高梦旦一行游了龙井、九溪等处，在烟霞洞吃午饭，那里的风景竟打动了他的心，他说：“我爱其地风景很好，房屋也清洁，有久住之意。”蔡、高两位前辈于是力劝他在烟霞洞避暑，此时北京军警罢岗，时局乱哄哄的，他也不愿回去。5天后，蔡元培去了故乡绍兴，他再次到烟霞洞，定下移居的日期，高梦旦已与管洞的居士金复三商定价钱。22日，他先让侄儿把行李搬上山，23日蔡元培回杭州，在平湖秋月的大杨树下他们拟定了蔡先生与军阀政府不合作主义的几个宣言。24日，蔡前往上海，他搬上烟霞洞来，从此一住三个多月，烟霞洞成为他一生中难得清闲的一段休息时间，可惜他的《山中日记》是从9月9日开始的，6月9日起有三个月的空缺，没有留下记录，好在还有《山中杂记》《我的年谱（1923）》可以稍微补充。
6月24日，胡适移居烟霞洞的当天就和同来的客人上了南高峰，登顶俯瞰西湖全景，还能远远地看见钱塘江，天气晴朗时，甚至可以望见海，他认为西湖的风景以此最为壮美。当时，他正患着严重的痔疮，出脓、出血、肿痛，但山中的生活还是过得有滋有味。7月29日早晨，他曾和任伯济、曹表妹爬南高峰看日出，两天后写了白话诗《南高峰看日出》。9月11日，“桂花开了，秋风吹来，到处都是香气。窗外栏杆下有一株小桂树，花开得很繁盛。昨天今天的早上，门外摆摊的老头子折了两大枝成球的桂花来，我们插在瓶中，芬香扑人”。9月13日是个好天气，他和曹表妹下午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花盛开，桂香迎人，他们到龙井喝茶，在一个亭子里，还借了象棋，下了一局，然后讲莫泊桑的故事给曹表妹听，到黄昏渐近，循着原路走回烟霞洞。当夜，他写了一首白话诗《龙井》。9月14日的上午、下午，他都和曹表妹到山中最高的那个亭子闲坐，讲莫泊桑的小说《遗产》给她听。9月18日，“夜间月色甚好，在月下坐，甚久。”19日，他与曹表妹出门，坐在树下的石头上，讲莫泊桑的故事给她听，夜间月色不好，他俩下棋消遣。9月22日，他们坐轿去云栖，出山后就是钱塘江，“我十七年不来江上了，今年见了，如见故人，精神为之一爽。此时无潮，江滨沙泥地平软可行，轿子沿江行了好几里，风景很好。”他们在云栖寺吃了饭，下山沿江步行，过之江大学，到了六和塔，登临塔顶，极目远眺，心情愉悦。
9月23日，他见烟霞洞前梅树憔悴，在《烟霞洞杂诗之一》发出感叹。26日，他和高梦旦、陶行知、曹表妹等一行游花坞，先乘船到松木场，再雇人把船抬到河里，继续上船，两岸有着动人风致的靛青花开得正盛。走进花坞，路边全是大竹林，不止几万株竹，“风过处，萧萧作声，雄壮不如松涛，而秀逸过之。杭州名胜，多竹之地，韬光不如云栖，云栖不如花坞。我游此三处，一处胜于一处，可谓渐入佳境。”花坞出来，他们又乘船到西溪，在秋雪庵上岸，四望都是芦花，他想象芦花盛开时，一片飞花满空的“秋雪”奇观，不无向往。28日，他们应徐志摩之约前往海宁看潮，当天回杭州，晚上在湖上荡舟看月。这就是胡适一生中最快乐的“神仙”日子。
当然，他仍时时关注着山外世界的脉动，他在日记本上贴剪报的习惯没有改变，对于方方面面的变化，经济、政治、外交等消息他都很注意，对学术、文学更是没有放下。在烟霞洞，他曾写过几篇序，译过契诃夫的小说，校阅过张慰慈的《政治概论》书稿，还有两册中学历史教科书，他还想和徐志摩一起翻译曼殊斐儿，不过只开了个头，就放弃了。
从1907年到1923年，转眼17年过去了，33岁的胡适已是名满天下，誉满天下，他的身体也牵动着无数关心他的知识界朋友。他在西湖烟霞洞休养，交游并没有中断，不仅书信往还不绝，还有不少人登山造访，各方面的人都有。
瞿秋白曾远道从广州来看他，谈及广东和陈独秀的近况。9月20日上午，浙江第二师的军官祝绍周等带士兵上山野习，知道胡适在这里，特地来访问。胡适在日记中说：“这几个都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颇有思想。他们问我他们应该怎样做，我说，组织同志，做个中坚，做个参谋本部。他们问应以什么为目标，我说，抽象一点就是‘替社会造一种顺从民意，适应时代潮流的实力；具体一点就是’要使浙江真做到自治的省分‘。”9月23日，高梦旦从上海来，著有《天乎帝乎》（胡适为此书写序）的越南人潘是汉和四个同胞到烟霞洞造访，胡适劝他们提倡越南白话，造成国语文学，作为新国家的基础。9月24日，报人陈景韩（冷血）游山，说自己和狄平子都想请胡适去主办《时报》，希望把《时报》办成一个全新的报纸。那张老报纸曾深刻地影响过胡适的少年时代，但他还是婉辞谢绝了。25日是中秋节，陶行知、高梦旦等上山，陪他一起过节。
他一度想永远脱离教育生活，从事著书的事业，但终于没有成真。在烟霞洞住了三个多月，他内心很是不安：“一来因为我在大学的功课无人担任，二来因为《努力》久累朋友，三来因为离家日久，所以我决计’下山‘来了。”10月4日，天也凉了，病也好了，他决定下山，5日夜到达上海，“一觉醒来曹锟已当选总统了。”7日晚，他与任鸿隽夫妇、徐新六等商量，决定暂时停办共出了75期的《努力周报》。10月9日，他在写给高一涵、陶孟和等四人的信中说：“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他以烟霞洞写的梅花诗来祝福新《努力》的生命，有一天，他看见憔悴的梅树在秋风中苦撑，曾写下这样几句诗：
我们不敢笑他们早凋；
让他们早早休息好了，
明年仍赶在百花之先开放罢！
在《一年半的回顾》文中，他说：“今日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拜金的国会议员已把曹锟捧进新华门了。……但我们并不悲观。我在《努力》第53期上曾说：我们深信，有意识的努力是决不会白白地费掉的。”《努力周报》最终没能复刊，但后来的《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我们依稀能看见《努力》当年的影子。胡适说，将来的新《努力》要多做思想文学上的事业，“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他这样想，大致上也是这样做的。
小住烟霞洞时，胡适曾送了一首《烟霞洞》的诗给善于烹饪的金复三居士，金烧的素菜在西湖一带有名，竺可桢说烟霞洞“以素肴清洁闻名湖上”。十多年后，竺可桢等16人来为胡明复扫墓时，亲眼看到堂中挂着胡适当年养病烟霞洞时这首白话诗的手书。胡适的这幅手迹，在抗战期间好不容易保存下来了。1947年，已是80高龄的金复三思念胡适，希望能亲手烧几样素菜给胡适吃，托阮毅成转告，胡适很是感动，给金写了一封长信，说要到杭州看他。可惜，等到1948年10月胡适再到杭州时，他已离世。
今天我们到烟霞洞，胡适住过的老屋仍在，却再也看不到胡适的白话诗手迹了，只有廊柱上的对联：“四大空中独留云住，一峰缺处还看潮来。”
讲演浙大
1948年10月18日，胡适在离开大陆之前应竺可桢之邀到了杭州，下榻在里西湖边的新新旅馆。他俩同为庚子赔款余额的留美学生，分别做了南北两个大学的校长。胡适此来杭州，故地重游，也许他没想到这是最后的一次。19日是个雨天，他在雨中游西湖，然后到浙大访竺可桢，见到竺夫人陈汲等人。竺可桢约他20日中午在家里吃饭，因为其夫人多次说要在家里招待胡适。
10月20日上午，杭州天晴，胡适雇小船在西湖上荡了一会儿，再到孤山纪念林启的“林社”，去看辅佐林启办学的高啸桐遗像。在竺可桢家吃中饭时作陪的还有苏步青、阮毅成等人。下午二点钟，他在浙大体育馆讲“自由主义”。这是他自己在日记中记的。虽有浙大学生唐为根后来回忆，胡适在浙大大礼堂讲话，由于讲话“不得人心”，“台下学生不断地出现哄声四起”。但第二天的《国立浙江大学日刊》报道：“胡先生谈笑风生，记取古今中外诗文史事，如数家珍，杂以诙谑，亦谐亦庄，听之如饮醇醪。凡历一时有半，掌鸣有如春雷声中而毕。”（转引自段怀清《胡适1948年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及其他》，《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8月上半月期，75页）如果说校刊说的是客气话，不可完全采信，那么竺可桢当天的私人日记则是可信的，那天听讲的浙大师生八九百人，大部分都是站着听讲的，“但终一小时二十分，鲜有退者，亦可知适之演讲之魔力也。适之小余一岁，近来人甚肥硕，但演讲时已汗流浃背矣，因下午相当热也。”他从二点一直讲到三点廿分，演讲结束，回到校长办公室稍坐，即由竺夫人陈汲亲自送往车站，乘四点的快车回上海。胡适对此次演讲印象深刻，直到1961年12月30日，离世前不久，吃晚饭时他还和秘书胡颂平说起竺可桢的第二个太太是陈源的妹妹，“这位陈小姐，面孔圆圆的，长得很甜。我的太太对我说，如果她死了，她劝我娶这位陈小姐，可以看出我太太对她的喜欢。胜利之后，我到浙江大学去演讲，可桢是浙大的校长，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礼堂楼上。”
这次讲演没有发现完整的记录稿，竺可桢日记只记下大致的内容，胡适说自由主义为中国固有产物，明代浙江余姚出生的三位大师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都提倡自由主义，东汉王充也是自由主义。但他明确指出中国的自由主义缺乏政治的自由，而且缺少容忍的精神，所以自由终不能达到，人民也没能得到解放。
好在10月21日的《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留下了较为详细的报道，确切的讲题是《自由主义与中国》，胡适说：
……本人向所提倡，皆在解决问题，非讲主义，今此虽道主义，仍在问题索解。自由为义，在于由自，我国盖有悠久之传统。在希腊为自由为字，亦同中国，兼有名词动词两用。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自衣食住行以至思想信仰，皆求自由作主，不须仰人。浙大三馆，纪念阳明、黎洲、舜水三先生。阳明之反朱子，黎洲明夷待访之录，与舜水去国，老死日本，皆争自由之表现。东汉，上虞王充（仲任）当神权之世，撰《论衡》八十余篇，一言以蔽之曰：“疾虚妄”，亦皆在求自由。综之，中国史中，自老庄孔墨，中经阮籍、嵇康、范缜、韩愈，以逮宋明诸儒，为争自由而仗义执言，虽一人而往矣，精神皆至伟大。所惜者已往贤哲，过于漠视政治自由，遂致虽倡君主无为之治，而无术以致之。西洋史中，有盎格罗撒克逊民族者，去今不过百年，为政治自由，树之范畴，于今世界受其利，一曰代议制度，一曰成文而可修宪法，一曰不记名投票。此虽浅近之论，而古今中外之人，忽之久矣。得盎格罗撒克逊民族而明之，自由之义，得以大彰。抑即在美，访即夙昔尝著自由历史之教师者，行年八八十，谓除自由之外，近更得一字，其重要相若，斯曰容忍（tolerance）。而当今之世，实自由与不自由之争，容忍与不容忍之争。浙大于阳明、黎洲、舜水争自由传统之精神下，对此当前重大问题，应三思之……（转引同上，75页）
10月22日的《申报》也有《胡适在浙大演讲自由主义与中国》的报道：
胡氏首先解释自由主义为当今世界一种最伟大的运动，继则详述中国古代儒者之自由主义思想，自孔孟以下如王充、王安石、朱舜水、黄梨洲等先贤，其遗著中无不富有自由主义思想，故今之所谓“自由主义”者，实为中国之“土产而非舶来品”，惟虽有“自主义思想”或“自由主义哲学”，而无政治环境上之自由，则社会仍无自由可言，中国即缺乏此种政治上之自由也。然而欲求得政治上之自由，则必须有一种容忍的精神与之相配合。然后自由主义始能有最完美的发挥。故今天中国要求自由主义之胜利，主要在争取政治上之自由，与培养一般社会之容忍精神。（转引同上，75-76页）
综合竺可桢日记、《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和《申报》的报道，胡适这次演讲的内容大体上就清晰了。此后1949年3月27日，他在台湾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或《中国文化传统的自由主义》），强调自由不是舶来品，而是中国古代就有的，史官制度、谏官制度都是批评自由、思想自由的一种标志，老子、孔子都是自由主义者，孟子二三千年前提出的“民为贵”，更是重要的自由主义者的传统。秦始皇之后思想一尊，自由受到限制，但仍然有人在万难中不断追求，王充、范缜、韩愈等身上都有自由主义精神，王阳明批评朱熹，颜李学派反对帝王推崇的朱子学派，都是在争取思想自由。结论就是中国有自由思想的传统。他之所以一再将自由主义解释为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用意无非是想在中国的传统老树上嫁接自由主义的新枝丫，将他信奉了大半生的自由主义本土化，希望更多的人都能接受这一理念。
此前1948年9月4日，他在北平电台演说《自由主义》，在讲了“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后，他话锋一转：“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他列举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中国古代虽也有“民为邦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思想，有文官考试制度，但始终没有解决君主专制问题，没有建立起一个能限制无限权力、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来。为什么会如此？胡适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号，但他概括了自由主义的四个基本内涵：一是自由，二是民主，三是容忍，四是和平、渐进地改革。他强调指出西方自由主义包含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反对派的容忍，对少数人权利的保障，从而养成容忍异己的度量和风气，这才是近代自由主义当中“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内容。他进一步说明，自由主义到了近代以后还有和平改革的意思，可以和平地转移政权，以立法手段，达到一点一滴地渐进改革的目的。而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容许不同声音、反对党派的存在，人民拥有选择的权利和机会，这一切不仅是和平改革的前提，也正是自由主义的生命所在。接下来，他在浙大和台湾的几次演讲，都以自由主义为主题，如此密集地讲述同一主题，在他一生中罕见。他一辈子致力于将自由主义引入中国的努力，至此已接近尾声，即将失去的痛苦已萦绕在他的生命周围。
胡适这次到浙大演讲，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到杭州，几个月后，他就将与大陆永远告别，开始“根株浮沧海”的最后余生。
当年胡适养病西湖畔，与他交往密切的朋友有诗人徐志摩，他们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一脉，在古老的土地上植下的是新种子，并不像胡适说的是中国传统中固有的，恰恰是传统中所缺乏的。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个更年轻的身影，就是几年后在西湖边寄一袋桃花给诗人的储安平，若干年后，他成为自由主义的重要传人，《观察》周刊的创办人，继《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之后赓续了这一新的传统。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同属于自由主义，胡适与储安平也很不相同。他们的书生论政并不一样，胡适不同意储安平对国民党彻底否定的姿态，他始终没有在《观察》周刊发表过一篇文章。另一个也属于自由主义这一边、与他们差距更大的杭州人张东荪，属于中间偏左，或自由的左翼。胡适走了，储安平和张东荪选择了留下。在变幻莫测的20世纪前半叶，他们都曾参与创造摆脱“衰世”的历史，他们的肉身却一个接一个被历史的阴云吞噬了。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4．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5．《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6．《竺可桢全集》第11卷，上海教育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
7．段怀清，《胡适1948年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及其他》，《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8月上半月期。
8．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电教新闻中心编，《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摩
留在储安平记忆中的徐志摩“就像一架火炉，大家围着他感到有劲”。油画家陈丹青曾以“好看”、“好玩”来解读他心仪的鲁迅，“好玩”这个说法用在徐志摩身上恐怕更为合适。储安平在《悼志摩先生》文中说到，1930年春天，他编《今日》，向徐志摩要稿子，时在北平的志摩来信还惦记着江南的妩媚，“我在西湖时，曾装了一袋桃花寄给他过。”遥望当年，西子湖畔，桃花满天，年轻的储安平用袋子装桃花，寄给徐志摩的情景，我们只剩下了羡慕的分。
西湖边的桃花固然令徐志摩心喜，桂花、梅花，乃至红叶、芦花也都是他爱的。他的家乡海宁硖石离西湖那么近，在短短的一生中，他一次次地来饱餐西湖风色，并多次与喜欢的老大哥胡适相约在西湖，1923年9月那次，他还留下了一本名为《西湖记》的日记。当时胡适正在烟霞洞养病。中秋节，他们本来相约一起在烟霞洞赏月，因为他从海宁到杭州太晚了，没有去成。徐志摩在日记中说：
那晚在湖上也玩得很畅，虽则月儿只是若隐若现的。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满天堆紧了乌云，密层层的，不见中秋的些微消息。我那时很动了感兴——我想起了去年印度洋上的中秋！一年的差别！我的心酸得比哭更难过。一天的乌云，是的，什么光明的消息都莫有！
我们在清华开了房间以后，立即坐车到楼外楼去，吃得很饱，喝得很畅。……到九点模样，她到底从云阵里奋战了出来，满身挂着胜利霞彩，我在楼窗上靠出去望见湖光渐渐的由黑转青，青中透白，东南角上已经开朗，喜得我大叫起来。我的喜欢不仅为是月出，最得我痛快的，是在于这失望中的满意。……
我们站在白堤上看月望湖，月有三大圈的彩晕，大概这就算是月华的了。
然而，月亮不久又被乌云吞没了。不死心的徐志摩买了许多好吃的东西，雇了船，往湖心而去。“三潭印月上岸买栗子吃，买莲子吃；坐在九曲桥上谈天，讲起湖上的对联，骂了康圣人一顿。”回头听到桥上有一个老翁“涩重的语音听来很熟”，定眼一看正是他老师的老师康有为。一个又一个的“很”字，将他的性格、面容、心情仿佛全都勾了出来。
次日，徐志摩动身去烟霞洞，路上先逛了雷峰塔，感叹其“神秘的庄严的美”，不过他已发现塔里面四根大砖柱已被拆成“倒置圆锥体形”，“看着危险极了”。塔下，“有七八个鹄形鸠面的丐僧”，张开破袈裟，念佛要钱，他却认为颇有诗意。也许那就是我们今天习见的假和尚，也说不定，诗意是没有了。还有人拿着蛇，说是白娘子神话中的“小青蛇”，叫着放生，让游人出钱。随后，他用杭白作诗一首，由多情的妖魔白娘娘被压在雷峰塔底，感慨在南屏晚钟声里，只剩下残败、凄凉的古塔。
等徐志摩到了烟霞洞，胡适和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他们却游花坞去了，他喝了一碗茶，捡了几片大红叶，匆匆下山，以香蕉、月饼代饭。
9月底，徐志摩约了任鸿隽、陈衡哲伉俪，胡适和他的曹表妹，还有汪精卫、马君武、陶行知（那时还叫陶知行）等名流，到他的故乡看一年一度的钱塘潮。10月1日，他又被胡适他们拉到了杭州。在“楼外楼”吃蟹，他发现“美男子”汪精卫是个大外行。“湖心亭畔荡舟看月。三潭印月闻桂花香。”大约补了中秋夜的遗憾。
10月20日，他又一次和胡适、朱经农等相约在西湖“寻快活”，他们下榻在新新饭店，夜深，二更时分，他和胡适远眺湖、堤和倒影在湖中的堤影，“清绝秀绝美绝，真是理想的美人，随她怎样的姿态，也比拟不得的绝色”。一时动了心，想出去“拿舟玩月”，最后还是辜负了湖光、月色，不曾去偷尝“西子”的梦情。
第二天，他们先是游湖，上了湖心亭，“湖心亭看晚霞看湖光是湖上少人注意的一个精品——看初秋的芦荻，楼外楼吃蟹，曹女士贪看柳梢头的月，我们把桌子移到窗口，这才是持螯看月了！夕阳里的湖心亭，妙；月光下的湖心亭，更妙。晚霞里的芦雪是金色；月下的芦雪是银色”。胡适和他讨论起莫泊桑对月光的描绘，曹表妹唱起了“婉曼得狠”的《秋香》歌。他说在三潭印月，他不爱九曲、三潭之类，而爱在月光下看雷峰塔静极了的影子——“我见那个，便不要性命。”还有晚上雾霭苍茫中的阮公墩。他用一个“嫩”字来形容中秋的西湖。
那几天，他们还到过西溪、花坞，花坞的竹林、西溪的芦荻，他说是“数大”之美。对于花坞的竹子和那一带的风色，他无不叫绝。但他说与其白天去西溪看芦花，不如月夜泛舟湖心亭看芦花，近便又经济。有一天晚上，他们还爬葛岭，上初阳台。而今物是人非，虽然我常爬宝石山，上初阳台，逛西湖，可是再也找不到胡适之、徐志摩当年的踪迹，更不用说他们当年的感觉了。
1924年4月14日，徐志摩陪同印度诗人泰戈尔在西湖游玩了两天，1925年他似乎没来西湖，却接连写了《再不见雷峰》《烟霞洞看桂》等多首诗。1926年2月中旬，一个有风有雪的雪天，他来到杭州，也不忘去灵峰探梅，坐在轿子里，“脚冻如冰，手指也直了”，《梅雪争春》诗所写的就是他的亲历。当天，他和胡适一起去肺病医院看望了郁达夫。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折一枝梅花，寄一封“没字的梅花信”给爱得死去活来的陆小曼。
这年夏天，徐志摩再到西湖，那正是与陆小曼发生婚外恋，难分难舍又遭遇阻力时，他盼望着情人的到来，焦虑，不安，心里升起了许多的凄凉。在“楼外楼”微醉时他尝到了凄凉味，他到满觉陇寻访桂花，村姑告诉他，几天的连绵风雨，早桂都完了。触景生情，他的诗中就有了花也憔悴、人也憔悴的意味。在烟霞洞和朋友闲谈，一句“红蓼红蕉都死了，紫薇也叫虫咬了”，竟也使他“怅触”，写了难得的一首旧体诗，其中有“秋雨横斜秋风紧”“有人独立怅空溟”等句子。
他独自去灵隐，直挺挺地躺在石头凳上寻梦，脸上有意盖了陆小曼送他的小红绢，妄想着他们在那里相会。
即使对西湖，他也有满腹的牢骚，雷峰塔倒掉已有两年，“楼外楼”翻新了，原来一楼一底斜对着湖心亭的旧房子已翻新为带屋顶、洋式门面、新漆光亮的三楼，老酒、鱼虾、盐水花生，还有滑齐齐的莼菜依旧，然而再难觅三年前吃蟹的旧踪，和胡适等满座高朋谈天游玩的乐趣。对于揩抹得发白光的旧桌子换成新桌子，他不满；对于能随便聊聊湖上风光、鱼虾行市的老堂倌换成穿着西崽长袍的新人，他不满。他要移一张餐桌搬到楼下马路边，在湖边的水光荡漾中喝酒，竟觉得连小菜都变了。8月9日他在《晨报副刊》发表《丑西湖》一文，西湖的“俗化”令他伤心。他写诗哀悼倒掉的雷峰塔是“一座大荒冢”，他诅咒这塔是“镇压”，是“掩埋”，他感叹“再没有雷峰，雷峰从此掩埋在人的记忆中”。三年前，他来西湖，最喜欢的正是“雷峰塔影”，他的诗《月下雷峰影片》柔和而美丽。风景有时确实就是心境。
等到1927年春天，徐志摩偕陆小曼同到西湖，心境又完全不同。无论是到三潭印月，走九曲桥，吃藕粉，月下游湖，登峰看日出，还是吊雷峰遗迹，白云庵拜月老求签，上烟霞洞吃素餐，抑或龙井、九溪，在他眼里西湖处处都变得可人起来了，即便是在孤山后面发现一个水潭，在他笔下也是——“浮红涨绿，俨然织锦，阳光自林隙来，附丽其上，益增娟媚。”在九溪，“尤可爱者则满山杜鹃花，鲜红照眼，如火如荼”，陆小蔓不禁狂喜，急呼“采、采”，爬上山坡，连跌倒也不顾，采了一大束，“插戴满头”。1928年，他和陆小曼又两次来游西湖。
在后人眼中，徐志摩常常只是一个浪漫的诗人，而在熟悉他的朋友看来，比他的诗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比他的散文更重要的，却正是他的那种性格、热情，他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的层面，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最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一个人。有些人不喜欢他，认为他“肉麻”，鲁迅甚至骂他是“流氓”。但和他接触过的许多人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叶公超认为“胡适之跟徐志摩完全是两种人。适之自然淳厚、冷静幽默，志摩却是风趣爽快，全然追求’美与爱与自由‘的性格。”胡适的《追悼志摩》一文引用叶公超评价徐志摩的另一些话，说徐志摩真正领略到了人生的趣味，短暂的一生都“在这永不能达到理想的追求中”，“是爱一切生活的人”，“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他那本性的纯真似乎总不容他去追究人家的罪恶。”这确是知人之论，如果不是徐志摩的热心奔走，整天呼朋唤友，还不知道“新月社”会不会聚起那么多欧美留学回来的年轻知识分子，闻一多、余上沅、叶公超等都是一回国就参加了“新月社”。新月书店的诞生，也是他奔走最力。叶公超说过：“组织新月社，编辑《晨报副刊》，筹办新月书店都是他最热心最起劲的事。为团体的事，志摩，他是不辞劳苦的。大家都不愿干的事，总是推到他头上去，而他也独有勇气去接受，去敲上锣鼓再说。”所以梁实秋有一句话：“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徐志摩的性格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鲁迅他们办《语丝》，他不识好歹就去投稿，当然登不出来，还被鲁迅在文章里嘲讽了一番。1925年，《晨报》主笔陈博生邀他接编《晨报副刊》，特意设宴，邀请一些知识分子发表改良副刊的办法，张奚若开口便说：“这并不是个改良的问题，这只是个停办的问题。”随后，还写了一篇短文《副刊殃》给《晨报副刊》，其中说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徐志摩一样照登不误，而且配了一段长长的编者按，说张奚若“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其身体、品行、意志、说话都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
这是徐志摩的本色，他身上有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的气质，可以说他是英美教育结出的果子。他于1897年生在浙江海宁，从1918年起，徐志摩就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之后他又先后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剑桥就是他诗中美丽绝伦的“康桥”。剑桥岁月对诗人徐志摩一生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在留下《再别康桥》一诗后，他于1922年8月起程回国。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外情，从离婚到结婚乃至婚后，都曾闹得沸沸扬扬，颇遭舆论厚非，也为一些亲友所不理解。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本来想请胡适做证婚人，胡太太气得不得了，当着叶公超的面就骂胡适。再加上胡适7月份就要出国，所以他出面再三请求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做证婚人。为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事，胡太太一天到晚骂胡适。有一次叶公超在胡适家里，她又当面骂胡适，骂《新月》的这些人，用很粗的话骂，骂得他们都不说话。她说：“你们都会写文章，我不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胡适好几次和叶公超谈起陆小曼的事，“觉得徐志摩不应该这样放任自己的去追求陆小曼。”
了解徐志摩的人都知道，“其实志摩的生活是浪漫而不颓废，在几年之内他发表了许多的著作，有诗、有散文、有小说、有戏剧、有翻译，在语言文字上更独树风格，是一般人难望其项背的。”（叶公超语）这一点，我们哪怕读一则当年他在《晨报副刊》为青年沈从文作品写的“编者按”就够了：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缣缣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最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1928年3月10日，《新月》创刊号问世，发刊词出自徐志摩的手笔，那时（1928、1929年之际）“新月派”的那批朋友云集上海，几乎每星期都有一次饭局，每次两桌，经常参加的有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刘英士、罗隆基、闻一多、饶子离、张禹九、张滋闿、叶公超，这大约就是《新月》的基本阵营。“每次志摩一到，就弄得大家欢喜不置，他从不谈文学，谈的都是吃、穿、头发、玩……”，徐志摩爱神聊，上天下地聊。叶公超记得，1927年之后，徐志摩在光华大学外文系任教，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见面的机会很多。有一次志摩竟和他聊了个通宵，“从轮盘赌的神秘说到人生的运命，买卖金子的亏赢：贩卖钢版皮口袋和头发网子人的面貌，说到这里窗外布谷的声音又使他想起印度种种的歌鸟，泰戈尔欢喜的花鸟，爱尔兰人叶慈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与他只有两面因缘的曼殊斐儿，曼殊斐儿的眼睛，哈代说话的音调，每早光华道上的的鸟声，桌上那书皮的颜色，《新月》月刊的封面……”1923年10月13日的徐志摩日记中记着他和胡适的聊天，也是无所不谈，“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
《新月》从创刊号到第2卷1期，由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三人编辑，从2卷1期到5期，编辑是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徐志摩5个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新月》曾由学政治学出身的罗隆基主编，发表了许多批评时政、倡导人权的文章，与国民党当局面对面交锋，大致上以这个时期为多。徐志摩和不少朋友对此都有微词，好长时间不给《新月》写稿，罗隆基几次写信向胡适抱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正是这位“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诗人，也曾为《晨报诗镌》的“纪念三一八”专号写下《梅雪争春》：
南方新年里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灵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残落的梅萼瓣瓣在雪里腌，
我笑说这颜色还欠三分艳！
运命说：你赶花朝节前回京，
我替你备下真鲜艳的春景：
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
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血！
在《自剖》一文中，他直接谴责了那一场“屠杀无辜”的“空前的血案”——“这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见，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像。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比是国务院前的断脰残肢，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他说：“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
1927年4月20日，上海街头，“四一二”的血腥气还未散尽，他写下了《残春》一诗：
昨天我瓶子里斜插着的桃花
是朵朵媚笑在美人的腮边挂；
今儿它们全低了头，变了相：
红的白的尸体倒悬在青条上。
窗外的风雨报告残春的运命，
丧钟似的音响在黑夜里叮咛：
“你那生命的瓶子里的鲜花也
变了样：艳丽的尸体，谁给收敛？”
虽然，从他当天的日记，我们看不出这诗和“四一二”有任何的关系。但恰好此刻，“红的白的尸体”、“艳丽的尸体”出现在这位常以“一片云”自许的诗人笔下，究竟还是值得寻味，留待后世研究徐志摩的专家去考证罢。他是一个骨子里的诗人，唯美，唯爱，但他也有愤怒的时候，当然即使愤怒也是那么美，那么诗化。1923年10月23日，他和胡适、朱经农，对着西去的夕阳，在西湖边一家茶楼门外路边摆桌子喝酒，他为金链似的夕晖余影，为湖光中的小船……而醉，“疯癫似的醉了”。饭后他们再到湖心亭，他横卧在湖边的石板上，论世间的不平事，愤怒极了，呼喊、诅咒、顿足都发泄不够。后来，他独自划船，绕湖心亭一周，听着桨破水波声，才勉强压下了无名火。我更喜欢这个入世的、愤怒的徐志摩。他的笔下向来不是只有空灵、美丽、轻盈和飘逸，还有愤怒、反抗、呼喊的另一面，《婴儿》《毒药》等都可以为证。
1923年1月28日，他在《努力周报》第39期发表短文“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就是血性文字，他同意“无理想的民族必亡”的说法，批评当时的社会政治走的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许理想，“因为理想好比一面大镜子，若然摆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魉的丑迹。”他赞美蔡元培不忍同流合污的“不合作主义”，在他的心目中，蔡元培不是“憨大”，不是“愚不可及的书呆子”，而是“卑污苟且社会里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他在蔡身上看到的正是理想的火星，他呼吁：“要保全这点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
1924年，面对一个“一团漆黑”、“沉闷的时代”，他在写下《毒药》等诅咒诗之后，“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1928年，他痛骂国民党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的收容所”。1929年冬天，他在苏州女中演讲，痛斥当道的“妖魔”——“他们的贪，他们的毒，他们的野心，他们的威灵，他们手擎着全体民族的命运当作一掷孤注。”
满脑子理想主义的徐志摩没能用头颅撞开地狱之门。1931年11月19日，他乘坐的飞机不幸在山东济南附近的党家庄上空撞上了一座山，刹那之间，一代诗人化鹤归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年仅33岁。
面对徐志摩的死，他的朋友们无比沉痛，他们忘不了那个生气勃勃的志摩，忘不了那个浑身有使不完劲的志摩。1931年底，《新月》的“志摩纪念专号”刊出朋友们对他的怀念文章，算是永久的告别。但他的朋友又如何能忘得了他的热忱和活力。叶公超总是想起志摩生前闪烁的眼睛，嘴唇两端的曲线，稍微前倾的头部，想起他的灵敏和同情的幽默，特别是他的风趣，认为他和雪莱一样，一面对自己不满、对人生不满，一面却仍然充满了“勃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志摩与人认识十分钟就像二十年老友，从跑堂、司机、理发师……什么人都是朋友，看起来他好像是从来没有受过挫折和痛苦的人，永远充溢了蓬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因此，没有了他，《新月》也就失去了灵魂；《新月》原本固定每次两桌的饭局，在他死后也就没有了。”
徐志摩自称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他所信仰的“德谟克拉西”在他看来就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1923年10月28日，徐志摩即将离开西湖，吃蟹，喝酒，大夸冬笋真好吃。他在日记中写下：“一天的繁星，我放平在船上看星。沉沉的宇宙，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又摸住了我的伤痕。星光呀，仁善些，不要张着这样讥讽的眼，倍增我的难受！”他短短的一生，上下求索，反复折腾，写诗作文，办刊结社开书店，他所求的在根本上就是“灵魂的自由”，这是他生命的理想，他使尽所有的力气生活，想做一个“平常人”，他全身心地追求“美与爱与自由”，去拥抱那天边的一钩新月。在他的生命中，生活本身是高于诗，高于散文和一切艺术、一切学问的。“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其实已经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回答这个问号，他已实现了“他可能的色香”。
春去春又来，今天，就算我们想再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摩，也已无处可寄。一如二十多年前，海峡对岸，一盏孤灯之下，衰迈病弱的叶公超谢世前夕，再次想起永远年轻的志摩时所说的——
“世界上只有他这样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了。”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虞坤林整理，《徐志摩未刊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2．来凤仪编，《徐志摩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顾永棣编，《徐志摩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4．《徐志摩全集》，香港文化图书公司，1983年版。
5．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6．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