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戊戌年袁世凯提出不同于康有为的变法主张（..
更新时间:2010-2-22 9:42:21 本章字数:1340
事实上，康有为变法开始，一直让光绪用年轻人，光绪用了“四小军机”，而朝中多数大臣都反对变法。使其矛盾开始很尖锐，变法阻力一直就很大。
在五大臣西花厅代为“问话”时，李鸿章问的一句话是“把六部全撤，规制都废吗”？显然李鸿章最为关心的也是康有为尽罢老臣问题。而荣禄对他毫不客气，斥他“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对荣禄也极为仇视，曾当面威胁他：“杀几个一品大员，变法就成功了！”
其实，康有为也的确是阳为变法，阴在组织政变，实行“围园捕后”之诡谋，让光绪帝密君袁世凯进京，让袁世凯“杀禄”、“围园”，捕杀慈禧。袁世凯开始就不同意康有为的激烈做法，他又如何能积极执行他们的杀荣禄、捕慈禧的做法呢？
袁世凯小站练兵的用人原则已见前文了，如果他也如康有为那样，老将一个不要，尽要年轻人，那会很快就出现小站的阵容。如姜桂题之老、张勋之莽，然而袁世凯皆重之，才让大家都围绕袁世凯，爱戴他，支持他，共同做事业，形成了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力量。显然，康有为是做不来的，他的变法主张是“尽涤旧制，尽除旧俗，不留毫厘”，是“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720页。结果是仅康有为少数激进分子，拥着年轻的皇帝，乘上发疯的马车，直翻到悬崖之下完事。
这哪是什么“温和改革”，甚至比孙中山的革命还激进一些。
袁世凯说帖中提出的变法方案与康有为也不相同。康有为等人都想通过皇帝的“乾纲独断”，下道圣旨，自上而下实行改革，收到高屋建瓴，功成一役。而袁世凯却是要自下而上，“先遴选二三忠诚明练督抚，姑参照西法，试行改革”。即先选数省改革，“俟有成规，再迅饬各省循法推广”。这是先搞试点，功成后“循法推广”的试验法。同康有为全面铺开，成了则一下子完成，失败了全部完蛋的做法不大相同。袁世凯的变法是抓住“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改革，这“三大端”的确也是国家甚为关键的部位。如果“用人”解决了，国家的官制解决了；而理财搞好了，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练兵搞好了，国防力量增强，这即是政府急需的“富国强兵”的根本结果。康有为是“大变、全变、骤变”，“尽除旧制，尽除旧俗，不留毫厘”。说得痛快，做起来就难了，即袁世凯所说“尽革其深锢隐微之弊，亦知其难也。”袁世凯在朝鲜、在登州、在小站等具体实践中，已摸爬滚打那么多年，绝非康、梁等人书本上、理论中的人物可比较。实际、稳健、可行性、可操作性，是其变法的最突出特点。
通览袁世凯戊戌初的两个说帖，明白是针对康有为第五书等文，不同意康有为对外交、用人和变法的认识，提出自己的主张。但是，由于康有为当时知名度之高，似乎确已取得了变法的专利权。尽管朝中老臣们通过康有为说辞，早已深惧其主张之实行后果，已形成反对他的力量，似乎在等着他的出场，给予迎头痛击，歼其恶敌而后快。战场已经摆好，哪容袁世凯其人其行呢。
从翁同　来看，他正被胶州问题弄得焦头烂额，他对外交事务根本不通，听说康有为懂得西学，想把他推荐给光绪“加九卿的职衔出洋”游说列强，解决外交问题《康南海自编年谱》，第34页。。所以，对袁世凯的说帖，根本未予重视，自然更谈不到实行了。
正文 戊戌政变由慈禧一举告成，没给袁世凯天津“..
更新时间:2010-2-22 9:42:23 本章字数:888
戊戌政变由慈禧一举告成，没给袁世凯天津“告密”时间
因袁世凯天津告密，使慈禧发动戊戌政变，造成维新运动的失败，这种说法大约延续八九十年。出卖维新同志、背叛光绪皇帝，造成维新运动的失败，是袁世凯一生极大的罪名之一。因此，在百余年来，国人骂他是“反动派、误国之奸贼”。以后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国人骂他是“卖国贼”；复辟帝制，国人再骂他是“窃国大盗”。如此，让袁世凯成了万劫不复的历史罪人。
但是，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历史研究的思想进步，对旧史料的辨伪、新史料的发现，对袁世凯历史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就戊戌政变而论，原来是康有为拖着光绪帝阴谋发动“包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政变，使变法的性质成了武装政变。在企图让袁世凯执行政变的军事任务，让袁世凯杀荣禄、捕慈禧。于是，又把袁世凯拖进了政变的是非之中。袁世凯自然不会同意，由于是皇帝暗示他去做，把袁世凯推到两难的急迫之中。像康有为、光绪帝这般冒险和不忠不孝的行为，袁世凯一个国家大臣，去揭发他们亦不为过，何称“告密”而为然？可是，在间不容发之际，慈禧发现了康有为等人的“诡谋”（毕永年语），先发制敌，使政变提前发生。袁世凯回至天津后，在荣禄处已见到慈禧“训政”的文件。因此，袁世凯不是政变发动的“告密”人。相反，他却急着去救光绪帝。这就是戊戌政变过程中，袁世凯表现的大概情节。
关于戊戌政变的酝酿过程，两派斗争情况等，同袁世凯无关，近年来的着作已有多种，本文不再重复了。总之，是康有为激进变法思想指导，造成朝内大部分官员的反对，自1898年1月24日下午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多数称辩论）之后，康有为见荣禄等激烈反对变法，就已经认为不利用非常手段难以实行变法。他的非常手段就是后来的“围园捕后”。杀荣禄，用军事手段捕杀慈禧和顽固势力，扫清障碍后再实行变法。这个计划，在戊戌三月时，杨深秀文悌在御史台一起值班时，就已经透露出来了。5月29日恭亲王死后，慈禧传出话来让光绪变法，实际上已在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一旦康有为要实行“非常手段”，慈禧便会立即扑灭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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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0-2-22 9:42:28 本章字数:1020
但康有为心急，就写了推荐奏疏。而光绪见到奏折，当日便发了谕旨，诏令袁世凯进京陛见。王照看到谕旨大为惊慌，为挽救局势，王照抓紧上奏，请光绪陛见后令袁世凯去河南镇压土匪，以掩饰召袁入京的真正意图，免得太后生疑。他正在拟折时，康有为有急事令他去做，就把写折之事放了下来。
王照深知此时召袁入京，像“霹雳一声”，告诉后党是光绪和康有为抓军权，会突然促发后党的扑击。可是，光绪帝和康有为不知慈禧已暗暗举起政变屠刀，等着他们自动暴露和上套子。
康有为在推荐袁世凯的同时，还聘日、英等国的政治人物充任“客卿”，参与其事。在京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已被聘请，李又向康有为推荐了曾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来华，同参政事《戊戌变法》丛刊三，第563页。。
当袁世凯从荣禄处拿到召见圣旨时，伊藤博文也到了天津。1898年9月12日晚6时，荣禄在北泽医学堂宴请伊藤，日方十人，中方作陪者23人，袁世凯在席。伊藤来华，袁世凯被召见，二事凑在一起，使荣禄心怀警觉，宴席未散，便把消息电告京城。
光绪帝还给尚在天津的伊藤通了电话，催其抓紧进京。荣禄也都电告了慈禧。
9月14日，伊藤和袁世凯乘同一列火车进京。同一列车中，还有候补道员张翼，乃荣禄派来京师，怀有四五十页的书信。这是荣禄根据形势，请慈禧急急发动政变的报告书。
当天晚上9点，康有为选的“死士”毕永年也正与康有为密谋“围园捕后”的计划。
毕永年是湖南善化人，出身大地主。此人“性豪宕，喜结纳”，1897年捐得举人资格，与康才常、谭嗣同交好，参加维新活动。政变前夕赶到北京，为康有为看中，选为捕杀慈禧的“死士”。事败逃亡日本，撰写《诡谋直纪》，详细记述了康有为“围园捕后”的经过。
当晚康有为再耸之听闻，言太后打算天津阅兵杀害皇上，因此他要行张柬之废武后之举。请光绪召袁世凯入京，让他作武周时“神龙革命”废武后时的禁军大将李多祚。并让他等着接受更重要的任务毕永年：《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总63号，第1~2页。。
慈禧、荣禄等不惧光绪和康有为等。因为他们无将无兵，武卫军全在荣禄之手控制，袁世凯虽主张维新，但也不会对太后如何，袁和荣禄的关系密切，尤其不主张激烈。但是，如有外人参与，或将转化为外交冲突。所以伊藤来华，加速了政变的发生，成为政变发生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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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0-2-22 9:42:30 本章字数:1002
到京后，袁世凯与徐世昌驻进海淀法华寺，准备就近召见，皇上当时也驻跸颐和园。伊藤一行下榻日本公使馆，总署大臣张荫桓当晚前来，商定日程安排等事宜。
9月16日凌晨，袁赶往颐和园宫门等候召见，黎明时光绪在玉澜堂召见了他。君臣未谈实质问题，而袁世凯则亟奏军中事务甚忙，还要准备九月的阅兵大典，请求迅即返津，而光绪则让他等到四天后请训。
召见后袁回居处休息，忽接苏拉送来军机处通知，已授侍郎候补。袁世凯闻报，并无欢喜之情，却“自知非分，汗流浃背，立意上疏辞谢”。以他的经验，此时授以兵部侍郎之衔，意味着有重大事件发生，而自己一定是个关键人物。迫于情势，当日他遍访宫中高官，一方面试探反映，另一方面设法表白心迹。首先访问了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匡和刚毅、王文韶；又写信转交康有为等。
接受袁被召见提升之信，康有为又找到毕永年，令他去袁军当参谋，并让他率百人，等到袁率军包围颐和园时，奉诏捕拿西太后。并言令唐才常入京，配合毕永年行动。于是速拟电文，催唐才常入京毕永年：《诡谋直纪》。。
9月17日，袁世凯二次被召见。袁陈奏被破格提升的惶悚心情，而光绪以为是一般的谦情，笑慰：“人人说你练的兵好，办的学堂非常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的事。”
幕后的慈禧已在紧锣密鼓，准备政变。杨崇伊上请求训政折子，庆亲王、端亲王、哭请太后训政，说伊藤将于初五日（20日）觐见，等到事机一泄，中国怕不再是太后的中国了。“太后训政之心遂决”《戊戌变法》丛刊一，第344页。。
慈禧等的举态，光绪也很敏感，知大事将发，连写密诏，令康有为离开北京。9月18日晚，康有为一伙在南海会馆跪诵密诏，筹划救上之策。他们仍把期望放在袁世凯和毕永年身上，决定让谭嗣同“说袁勤王，（毕永年）率敢死之士数百人，扶皇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康南海自编年谱》，第59页。
而毕永年听同住一室的好友钱维骥说，康有为是要你杀掉太后。而毕永年则表示，他不会充当成济的角色。同注①。原来，成济是三国时魏国的太子舍人。逢皇帝与专权的司马昭战于宫门，成济受人愚弄，亲自杀死了皇帝。而司马昭把他当作替罪羊，以弑君罪夷三族。此后把利用部下杀害君主，部下又被杀之灭口，称“行成济事”。
毕永年识破康有为之“诡谋”，决定不作成济一样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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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0-2-22 9:42:33 本章字数:1158
袁世凯虽尚不知康有为的“诡谋”，但已意识到情况不妙，也不想被搅进是非中，只想尽快离开京城。恰在此时，接到荣禄的命令：英轮游弋大沽口海域，尽快回防。袁便命人尽快写奏折，要求提前回天津。此时天色已晚，正在拟稿之际，差役报告有人来访，袁世凯拿过名帖，原是谭嗣同。
这便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一幕经典剧，也是一场说不清的“哑剧”。因为谭嗣同几天后被杀，未留下文字材料；几天后袁世凯写了《戊戌日记》，但由于他是戏中人，大家又不相信他的自我表白；在场还有徐世昌，但他事后绝口不提此事。事后留下的历史资料一方面是康梁等人的说法，另一方面是袁世凯的表白。
康、梁的说法粗略，大约是：谭嗣同告诉袁，天津阅兵是太后、荣禄杀害皇上的阴谋，能救皇上的只有袁世凯一人。袁表示天津阅兵时，如皇上能进入他的军团营，传出谕令诛奸贼，就可以奉旨行事，保护皇上。谭说荣禄素来优待足下，足下又如何待他呢？徐世昌说，荣禄的优符是假象，他一直在压制袁世凯，但以袁一军对付荣禄，不是那么容易。袁则表示只要皇帝能到他的军营，传者杀荣禄，如杀一狗。现在要赶回天津准备一切。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41~142页。
袁世凯《戊戌日记》近三千字，显然是有意留下的备忘录，似乎在表明、证明一切。
而袁世凯《戊戌日记》所言就十分详细，袁向无写日记习惯，这篇日记写了近三千字，显然是有意为当晚的互谈留下的备忘录，似乎在表明、证明一切的。
袁的记述强调了几个情节：（1）谭完全交代了“围园捕后”的计划。袁表示，太后执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军队以忠义为魂，他们不会做弑主的不忠不孝之事。谭说，杀慈禧是他们的事，袁只要提兵包围颐和园和杀荣禄二事。（2）袁未同意“围园”，而谭说自己有皇帝的朱谕，皇帝命令必须今晚定下“围园”，“杀禄”之事。然而拿出的却只是皇帝让小四军机行事，设法解决太后不愿变法的墨书，不是皇帝的手书，更无朱谕。（3）谭威胁袁必须马上答应，好去复命，并说其衣内有凶器。袁认为他不会空手而归，乃以回天津准备为由，稳住谭不立即发作。（4）袁表示变法应是皇帝同太后商量共同而为，怎么把事情搞到如此紧张的地步。谭说“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部杀掉，始可办事。”袁见谭志在杀人作乱，托词赶办奏折，请谭回去。细想若让这伙人胡为，必然酿生大变，危及社稷，“惟有在皇上面前稍微透露些口风，希望能有所补救袁世凯：《戊戌日记》，见《戊戌变法》丛刊一，第549页。。
袁世凯日记表示：自己并未同意“围园”、“杀禄”事，只表示危难时对皇帝有保护之责；认为谭（包括康、梁）等人是在“杀人作乱”，并不是在变法；想在皇帝召见时，微露口风，望能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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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0-2-22 9:42:35 本章字数:1028
谭嗣同回至南海会馆“气色恹然”，毕永年问访袁结果，谭回答没有马上答应，只同意从缓办理。毕问是否已把内幕告诉了袁，袁是否可以相信。谭说已全部说出了，还说康有为说袁可信。毕当即认为事机已败露了，于是表示马上脱身干系，也劝谭一走了之，不要与康等同归于尽。
谭嗣同未听毕永年的劝告，在下决心殉难。而康有为这时已决定逃走。第二天早晨毕永年到南海会馆，那里已未余几人，康有为已经逃去天津。毕向康广仁等告辞。于是，维新运动到此已告失败结束，维新派已丢下皇帝作鸟兽散了。
伊滕博文
袁世凯在初五日（9月20日）“请训”，这是光绪先前计划的接见袁世凯和伊藤博文的日子，袁世凯在京期间的第三次陛见。
这次召见，光绪“没有问话和指示”，袁世凯陈奏：古今变法皆不顺利，请皇上忍耐，等待时机，“如果操之太急，必会产生流弊”。而且变法尤在于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才能赞襄主持。新进诸臣阅历太浅，办事不缜密，若有疏忽失误，“连累到皇上，关系就太重大了”。同上书，第552页。
袁世凯的说法，显然指康有为、谭嗣同，只求争进、痛快，不计后果，弄出今天的结果。
实际这次陛见，政变已经发生过了。光绪已被完全控制。袁世凯请安退出来后，有某侍卫大臣拍着他的后背称赞他“好小子！”是“西太后派人监听，而认为（袁）立言得体，如说露了嘴，袁世凯可就麻烦了张一麟：《心太平室集》。。
这天上午，光绪按原计划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伊藤博文。苏继祖说：“伊藤为日本改革领袖，皇上急于当面询问变法方略，预订于（勤政殿）内间设酒果以便详细询问一切。而那天太后先在屏风后面坐着监视，皇上仅按外交惯例交谈几句就退朝了。”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载《近代稗海》，第13辑，第491页。
据多种资料反映，在初四（19日）晚上酉刻（下午5~7时），慈禧回宫，“直抵皇上寝宫，将那里的奏章全数搜走，召来皇帝愤怒责问：‘我抚养你二十多年，你却听小人之言来算计我吗？’皇上战栗不发一言，很久才嗫嚅着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太后唾他说：‘傻子，今天没有了我，明天还能有你吗？’”同上。。说明那时慈禧已发动了政变，所以未宣布，就是朝中已知的接见伊藤尚未进行，等到光绪接见完毕，就立即被押下。这时，袁世凯尚住在法华寺，说袁世凯告密触发政变之说，是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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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0-2-22 9:42:37 本章字数:1115
初五（20日）袁世凯陛见后，乘11时40分的火车返回天津，下午3时到达。因数次被皇帝召见，又被提升，同城文武官照例在车站迎接祝贺。由于在车站应酬，等到了荣禄那里，天已黑了下来。当晚荣禄极为忙碌，可能忙的就是政变善后事宜，袁世凯未及与荣禄谈话。
第二天，荣禄去访袁世凯，袁才把发生了的事情向荣禄详述，这就是史家们说的“天津告密”。实则，政变在两天前就已发生了，荣禄自然全都知道，袁世凯在宫廷之事的关键表现，荣禄也应该知道。因此，哪还有什么“密”可告呢？
但荣禄对天津阅兵谋杀皇帝传闻，极力辩解，发誓：“若有犯上之心，天必诛我！”
当晚，荣禄又约袁。袁去后见杨崇伊已在座，出示了太后训政的电文。这天是1898年9月21日，即是慈禧宣布训政的日子，也是过去认为的慈禧发动政变的日子。实际上早在9月19日晚上，政变已经发生了。
有人还认为，袁虽与慈禧发动政变无关，但由于他回天津向荣禄交代谭嗣同与之谈话内容，使四小军机遭到逮捕杀害，也算告密，这个说法不能成立。慈禧发动政变，幽禁光绪时，已说得明白，她斥责光绪：“我抚养你二十多年，你却听小人之言来算计我吗”；“今天没有了我，明天还能有你吗？”慈禧不知他们“围园捕后”的计划，何有此话？康有为一伙如不要杀害慈禧，或不知道他们的计划，又怎会断然发动政变，废黜光绪、捕杀叛乱人谭嗣同等人呢？
话再说回来，康有为阳行变法、阴谋变乱，袁世凯本就不同意。他们孤注一掷，一相情愿逼袁围园捕后，袁也从未答应他们去搞叛乱，也未允诺光绪帝谋太后、杀荣禄。光绪也只是暗示他，与荣禄“各办各事”。袁回津后，向荣禄交代谭嗣同向他说的阴谋，作为国家大臣也属合理合法。何况，不用他说，慈禧已知康有为等之“诡谋”；就不知道，抓起来一审，以其组织之涣散情况，也有人会交代；何况，一有风吹草动，康有为带头逃走，不是“杀人作乱”，为什么逃走？慈禧怎能会不知道？还用等着袁世凯“告密”吗？
中国传统讲历史，就那几个条条，从小到大已固定下来了，一般不能突破。你没想想，康有为是在“变法”吗？此人野心也极大，他拖着皇帝造反，是个“非常”的举动。杀了太后，把老臣“统统罢除”，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而一旦阴谋败露，立即丢上皇帝逃走。这种不忠行为，到了日本也便受到谴责，无立脚之地。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被中国学者非难，研究历史的为何不去多想想呢？
总而言之，袁世凯在维新运动中是要求变法的官员，是要求自下而上稳健变法的官员。政变及六君子被捕杀，都同他没有直接关系。他没有“告密”，但也没有为康有为等保密的义务。
正文 巡抚山东，施展行政长才（1）
更新时间:2010-2-22 9:42:39 本章字数:801
巡抚山东，施展行政长才
19世纪的最后两年，中国出现了极为混乱的局面。慈禧恼恨外人干预她的废立图谋，利用民间酝酿已久的仇洋情绪，引发了义和团的出现，引发了民教之间争斗，最终酿出八国联军的侵略。当时最乱的省份是山东，在几位巡抚治理不善之时，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袁世凯以其精明的头脑和杰出的行政才能，把极烂的摊子治得肃然平静。就连八国联军四面出击，但到山东地界，也收兵不再前进。
因此，李鸿章称赞：“幽蓟云扰，而齐鲁风澄。”
自然，如果用过去越乱越好的观点看待，那将另当别论……
袁世凯的行政才能，在小站练兵时已得卓越表现。练兵不过半年时就有人上奏参劾他，皇帝派荣禄饬查，随同办案的有陈夔龙。荣禄对袁世凯未予通知，便迅速驰往小站军营。饬查后，陈夔龙在其《梦蕉亭杂记》详细记述了去小站所见。当他一行到达小站，见该军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习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向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文忠（指荣禄）默默查看，对我说：你观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我说素来不懂军事，但旧军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独开声面。文忠说：你说对了，此人必须保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后来，袁世凯之名再度升华，连光绪都当面称赞：“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非常好。”当袁世凯练兵满三年，清政府又派大员到小站验收视察，验收结果“各种操典战法全都极为精绝”。因此受到优待，于1899年6月被实授工部侍郎。
溥
在袁世凯练得精兵，又荣得实缺之时，国家又出了麻烦事，把他推向了再度显现身手的方向。
这就是人们比较熟知的慈禧因光绪的背叛、欲置她死地，让她下决定“行废立”。因外人的干预，治光绪不死，终于以她弟弟的外孙、她侄女婿端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待时取代光绪为君。
正文 巡抚山东，施展行政长才（2）
更新时间:2010-2-22 9:42:41 本章字数:1115
结果，更进一步激起内部大臣、外部绅商以及逃亡海外的康、梁等保皇派勾结洋人的同声反抗。这使原本就仇视洋人的旧派统治集团，对一切与“洋务”，“维新”有关的事物更仇视了。官僚统治集团的这种态度又直接影响了社会上存在已久的保守、仇外情绪。于是，戊戌年后中国下层社会，走过两千多年封建道路的广大不识字的农民，竟也形成了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这种情绪的爆发，与当时的反对瓜分的“爱国主义”混在一起，根本就区分不开。
随着德国强占胶州、英国强占威海，西方传教士随着侵略者步伐踏上山东腹地。“爱国”保种与仇洋、仇教和排外情绪在山东爆发。传教士压迫地方官袒护教民，使本来对地方官有着保护期望的百姓大失所望。便组织了反抗与仇外团众，托庇民间帮会，于是由民教纠纷的个案很快转变为不同宗教与文化背景下的民教冲实。而中国原本的封建神教便趁虚而入，成了对抗洋教的“保护神”。从1897年的山东曹州教案，到1899年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三年内民教冲实愈演愈烈,竟连换了四位巡抚。
前三任李秉衡、张汝梅、毓贤，都属于保守、仇洋官员。他们基本上都对教民抱着情绪，站在仇洋民众的一边，本想平息动乱，结果愈来愈乱。张汝梅不仅站在仇教的“义民”一边。还想“将拳民列入分团之内，听其自保身家，守望相助”，使拳会合分化，迅速蔓延，铸成大错。
实际上这三位山东巡抚所以站在仇洋仇教的立场，一方面是他的保守思想作崇，另一方面是以慈禧为首的仇洋集团的影响。自古中国下层社会组织民众，反对封建政权，都是采取神道的迷信组织。从陈胜、吴广的篝火狐鸣，黄巾的太平道，葛洪、孙恩的天师道，方腊的吃菜事魔，元明清的白莲教，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引起八国联军前来保护使馆、教士的义和团等。对这些道会神教组织，我国历代政府都采取重点防治和镇压的政策，唯独慈禧集团发现义和团是可以借助用以仇视洋人的社会力量，便别有用心将其作为“义民”加以利用。不想玩火自焚，造成局面失控，外敌借口入侵，差不点亡国灭族。
最早的义和团起自山东平原县，首领是朱红灯。因镇压朱红灯而被革职的平原县令蒋楷上报说，朱红灯本名李文成，而冒名朱红灯，冒充明室后裔，袭用韩林儿故智，蛊惑人心。置外敌入侵之际，应由朝廷宣布一体禁止，免得外族借口蒋楷：《平原拳匪纪事》，《义和团》一，第354页。。蒋楷击溃了平原义和团，抓获了朱红灯、本明和尚等头目，不但未受功赏，反而被革了职。其原因就是“废立大计”受到洋人的干预，乃借“义民”声势，报复洋人。这样一来，山东的义和团突然发展起来，想剿也剿不了啦，这便是历史上说的“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
正文 巡抚山东，施展行政长才（3）
更新时间:2010-2-22 9:42:43 本章字数:1098
由于山东民教冲突加剧，地方官无所作为，德国开始出动租界驻军，开入沂（州）、兰（山）和日照等地，局势恶化让清政府不得不管了。1899年11月28日，清廷发出密谕，令毓贤严行查禁会匪。但是，义和团的普遍发展，令毓贤无法查禁。12月初，德、美等国强烈要求撤换毓贤，不然将直接干预其事。正是此时，清廷召毓贤入京，派正在德州驻防的袁世凯开赴山东。当时袁世凯只带有三千五百新建陆军，由于直鲁形势混乱，又往荣禄奏请全部开往；总计已有一万二千余人。有了这支军队，袁世凯镇压义和团已绝不在话下了。
对袁世凯来说，是十分运气的。没有山东事件，他难以充任封疆大员，也不可能让他带这么多军队赴任。尤其是他和他的军队到了山东，当八国联军攻打京津时，使他避开了那场祸乱。不然，清政府一定会让新建陆军作抗击联军的先锋，其结果就难以料及了，极为可能的是如聂士成战死疆场的结局。
袁世凯处理军事和社会动乱早已成竹在胸，几个月前他已上奏了处理山东教案的对策，总括起来共有四条：一是选拔懂得外交的官员。如果不懂就得赶快学懂，学懂公法、约章，遇到教案交涉，方能据理与外人交涉，这是第二条。第三条，主动保护洋人，方能避得洋人找到直接干涉的借口。第四条是派遣知洋务的高官常驻德国租界地区，专办中外交涉事件，包括议定章程、为洋人办理入内地的护照，一遇案件就主动与洋人交涉，恶性事故就不会发生了《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28页。。当时，他正驻防德州，他总能根据实情，提出关键的见解。
1899年12月初入京陛见，22日抵达德州，25日至济南接任山东巡抚。
才一到任，便发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严令地方官将各州县的拳厂、会点全部查禁。“如敢拒捕，格杀勿论”。他的作为显然不合当时清政府对待义务团的政策，因此言官不断上疏抨击他，军机处也不断把言官的折本批给他看，以示警告。袁世凯针对言官的折本进行反驳，并阐述自己的方针和其体做法，于1900年1月13日上奏了《复陈办理东省民教情形折》《袁世凯奏议》（上），第41~45页。。这篇奏折长达三千余字，是袁世凯在山东处理教案和义和团问题总结。
他对教案发生的认识与前三任抚巡抚都不同，既不在于教，也不在于民，而在于地方官不能认真、正确办理。他对义和团的认识，是托名仇教，实则纠众劫财祸乱地方。至于依靠义和团抵御洋人，根本无从谈起。一经地方武装冲击便无力抵抗，如何能与洋人对抗？即使能纠合百十万人，而若成燎原烈火，国家又如何去控制他们？一旦乱民扰乱过久，必然引起洋人干涉。若此，山东的形势可就危险了。
正文 巡抚山东，施展行政长才（4）
更新时间:2010-2-22 9:42:45 本章字数:760
他提出治本与治标兼而行之。
治本的原则是遇案不论民教，只论是非，一律按条约规章办理。即有中外约章，让良民明白教民欺凌，有官长依约为之秉公执法；让教民明白教会也要按法办事，传教士也袒护不了。这样处理时间久了，百姓积怨得申，相安无事。
治标的原则是绥靖地方、清除匪类和化导愚氓。义和团民如听劝者抚之，不听者剿之；查拿首恶，胁从者不问。顽固者格杀勿论。袁的做法得到了太后的赞赏，批示“所奏深中肯綮”。
原来山东之乱，乱过诸省，遍地拳会，四处民教冲突。又有德国人深入山东腹地，修铁路、开矿藏，值民众仇洋之大气候，也不断发生冲突。中外、地方的纷繁矛盾，一般的大僚的确难能应付。袁世凯到任后首先绥靖地方，清除乱源。其他筑路、开矿等，一律按约章办事，没有约章的马上约德人谈判，制出可行的约章。令官方，教会一切遵章行动，让洋人无口可借，官员有据可依，不过数月，全省平静。山东平静了，外省的难民都纷纷山东躲难，尤其当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一伙逃亡西安的一年里，联军“派兵四面出击”，保定、深州、冀州、河间、沧州各处教民报复，遍地烽烟，惟到德州地界，则收兵不再前进。于是德州附近的老百姓家，都以白灰书写“山东地界”等大字于墙壁之上；联军佩服（袁）公的威望谋略，也相互告诫毋犯边界。所以季相（即李鸿章致公）的函电中有“幽蓟云扰，而齐鲁风澄”的赞语《容庵弟子记》卷二。。
袁世凯在山东作一省之长，敢于为下属承担责，不像其他官员只知贪功揽誉。当时全国总形势，对义和团是“抚而用之”策略，唯袁世凯实行“绥靖”政策。其属官往往鼠首两端，袁世凯每遇此情则言“造孽归我一人承担”，“办大事不可以有顾忌心理”曹倜：《古春草堂笔记》，《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273页。。
正文 巡抚山东，施展行政长才（5）
更新时间:2010-2-22 9:42:47 本章字数:1130
在袁世凯巡抚山东期间，留下的上报省里的文件，几乎篇篇都有袁的批示，而且批示十分具体。说明他的勤政和行政能力之强。据袁的爱女回忆记述，袁所以了解下情，靠着他的一套暗查办法。遇有调查之事，他则暗派一人查访，随后再派一人，交代任务和前者完全一样。等到查的结果不同，他就再派出一轮去查，如此暗查，毕竟会得到相对正确的结论。不仅结论可以正确，而且还能比较出下属的工作态度和方法，使奖罚有据。他经常向子女讲述，感到十分得意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
他靠着这个办察知吏治，上任半年就保奏推荐四名官员，劾罢懦官仅知府、知县就有十名之多。
由于袁世凯手握兵符，由他编练的新军是清廷的精锐之师。义和团首知道难以抵敌，纷纷转移，向天津、保定、深州、涞水、定兴而去，直往京城。他还借清政府招抚义和团的政策，以朝廷号召“义民”保卫京津为名，把山东义和团“送”之出境。
其实，慈禧仅为义愤，让义和团反对洋人，至于能否与洋人对抗，她就不管了。古今中外的政策力量都很难驾驭情绪激动的民众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史料里，记载了无数情绪激动的乱民纵火和随意杀人的例子。许多十几岁不懂事的孩子，为“师傅”、“师兄”欺骗、怂勇，以为焚符诵咒真的好用，进城来遇有教士、教民、大毛子、二毛子，或者他们根本分不清楚，便乱刀砍杀。放火烧房，前来救火者一盖呼为“二毛子”，也任意砍杀。
义和团进京后首先从中国人杀起，所有信教的中国人，与洋字沾边的店铺、不属义和团的帮会，统统都被攻击、铲除。几十年办起的铁路、电信、工厂几被破坏净尽。京城秩序的混乱，就连曾被太后极为倚重的荣禄也说：“都城内数万人，来去就像蝗虫一样，万难收拾。……老天爷造孽,还能怎么说呢！”
虽然，史论者把袁世凯在庚子事变，即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事变的表现，说成是“血腥镇压”等。但是，由于他的保土安民，也的确让当时最混乱的山东相对安静。在八国联军侵华时，京津的武卫前、后、中、左各军，死作溃逃后，所剩不过数千人，只有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完好保存，还扩展到一万九千多人，是以后清廷重整陆军的基础。
如果像传统说法那样，是义和团的反抗让八国联军没能灭亡中国、让列强没有瓜分中国，那看看义和团的“战斗”表现就会知道这种说法是多么教条了。数万义和团加上清军数十天攻不下一个西什库教堂，攻不下不应该攻的使馆，在外国人的心目中，清朝政策鼓动国民去干那种荒谬的事情，不知如何耻笑他们的愚昧呢。正是这种愚昧，造成了中国又一次遭受侵略和凌辱。如此而已。
如果当时的统治者们都能像袁世凯那么冷静和洞见，也许中国能够免遭庚子年的浩劫。
正文 总督直隶，锐意变法，成绩辉煌（1）
更新时间:2010-2-22 9:42:49 本章字数:778
总督直隶，锐意变法，成绩辉煌
用时兴的话说，袁世凯是个与时俱进的人物，至少在他做大总统之前一直如此。
当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他闻风而动，的确有扎扎实实的改革变法计划，只是因为康有为是朝野公认的变法领袖，无论支持和反对者都这么认为。在激流涌进的形势下，庚子事变后，袁世凯成为第二轮变法的旗手。他作为稳重的改革者，很容易被掩盖、淹没。
庚子事变后，为了挽救急剧危机的国势，慈禧颁发了变法懿旨，号召大小臣公参与变法。这时，守旧派势力在事变中瓦解，稳健派成为慈禧变法的主流，而袁世凯则是中国第二轮变法的旗手。
第二轮变法，他仍是闻风而动，在山东巡抚住内，就变法问题胸有成竹，上书十条。不久，李鸿章病累而死，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成了当时政治舞台上核心人物。开始了直隶变法，在实业、教育、吏治、军制等方面展开了扎扎实实的变法，在战后的废墟上把直隶变成了全国瞩目的模范省，是他一生最有建树的一段。
袁世凯在直隶的变法活动是清政府“新政”的第一阶段，他所做的改革，也正好符合“新政”的第一段要求。可以说，清末新政中做出最大成绩的就是袁世凯；他的直隶变法代表了清政府的变法。前文已述，在康有为变法之时，袁世凯提出从下至上，由有所依为的督抚到一省变法，取得成功经验后，再推向全国。他的直隶变法，也是落实自己先前的主张。
庚子事变后，李鸿章又被清政府推上签订条约的耻辱谈判桌，《辛丑条约》签订后又得谈判收回被俄国人强占的东北条约。由于列强的威逼、慈禧的强制、内部的纷乱、国人的谩骂，让他背着骂名累倒，又背着骂名死去。他是1901年9月17日谈就《辛丑条约》，随后进入交收奉夫的谈判，10月30日李鸿章被弄得肝病发作吐了血，11月17日在东北问题谈判中死掉。
正文 总督直隶，锐意变法，成绩辉煌（2）
更新时间:2010-2-22 9:42:51 本章字数:1054
在八国联军入侵之际，李鸿章曾对袁世凯寄于极大期望，曾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京师遭难，根本虽已动摇，然而慰亭支撑着山东，香涛（张之洞字）、岘庄（刘坤一字）全部有确定的见识，必会联络保全，不至于一蹶不振。”李岳瑞：《悔逸斋笔乘》，第153~154页。想当初甲午淮军和北洋舰队全部失败，李鸿章谈判马关签约，听说李鸿藻等上奏袁世凯练新军，曾讽刺：“我是败兵之将，等着袁大少爷练成新军后可以打一仗看看！”刘体仁：《异辞录》，第136页。以后，又不断羞辱之。在李鸿章出使西国回津时，袁世凯正在小站练兵，听说李鸿章回津了，赶忙前往拜见，并向之汇报编兵事宜，李鸿章未让袁说下去，变勃然变色，举起手中的手杖，连连用力顿地，砰砰作响，说道：“呸！小孩子，你懂得什么练兵！又是签什么合同！我治兵数十年，现在尚不敢自信有何等把握。兵是这样容易练的？……项城则面红耳赤嗫嚅不语。”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15页。
袁世凯忍辱负重，经五年努力，竟成劲旅。在山东极为混乱时，竟能设法保全，已为中外瞩目。此时的李鸿章不仅依为藩镇干城，心中怕也是自愧不如吧。
李鸿章病危时，中外无不关心北洋直督的位子。洋人向来与中国交涉，实际都是直督李鸿章出面代表清政府，因此他们希望有个懂得外交的重臣接李鸿章之任。据说，是德国公使在武昌会见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让袁世凯接此位，张之洞电告军机处。当日李鸿章辞世，遗折附片中力荐袁世凯，有“足智多谋，规模宏远”，“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等至高评语。《北洋军阀》（一），第965页。
随后，袁世凯被清廷委之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署职，并赏加太子少保衔。据说，袁授直隶总督时德国公使曾想把山东归并直隶，因承平时中国无此先例而止。
自1901年1月10日始，慈禧接连颁发三道懿旨，命中外臣工投入变法，时谓“太后锐意变法，急于求治”。在慈禧回銮之前，已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整顿六部；重开经济特科；命翰林院入京师大学堂学习政法；令留学生归国，考试录用；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间；命从明年废除八股；命停捐纳实缺；命各自开办新式大中小学新学校；命各省选派留学生出国等。
这些内容差不多包括了百日维新的全部，虽然是形势迫得慈禧无奈而为之，但总也说明她有此意愿，变法达到富国强兵，对她有益无害，因此慈禧变法并非一个“假”字可以概括。事情就是这样，让我主持就干，不让我主持宁可毁了也不干，何况还要置之死地。
正文 总督直隶，锐意变法，成绩辉煌（3）
更新时间:2010-2-22 9:42:53 本章字数:931
张之洞，刘坤一、张之洞联衔会奏三折，称为“江楚会奏三折”，是变法的总纲。
这次变法，刘坤一、张之洞联衔会奏三折，称为“江楚会奏三折”，是变法的总纲。但真正干起来的，第一是袁世凯，第二是张之洞，刘坤一没做多少，别的省也做了，但更差一些。
变法是袁世凯一贯主张，他从心里愿意，现在他又新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继承的李鸿章的衣钵，他又是说干就干，一干到底的人。所以，袁世凯的“直隶变法”，又称“北洋新政”，是中国“新政”的代表。
他积极响应慈禧的变法号召，于1901年4月25日上《遵旨敬抒管见上备择折》《袁世凯奏折》（上），第268~277页。，计九千余字，又是一个万言书。
他上言十条，行动也是这些内容。首条是总纲，接着的六条是对人才的培养、使用，后三条是吏治、理财、武备方面的改革。
袁世凯一生事业的成功之处，便是培养人和会用人方面。这次变法又把人才问题放到中心位置上。
他上任伊始，就把教育抓起来，被他称作“强国要图”。吏制常规，省级长官设布政、按察两司、一管民政、一管司法，直隶不设巡抚，由总督兼管巡抚事。而袁世凯又设一个“学校司”，作为全省兴办教育的最高机关。到1906年6月，直隶办的高等院校有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前身）、北洋医学堂、高等工业学堂、高等农业学堂和高等综合学堂五所（这些学校差不多都办下去了，成为天津几所高校的前身）。专科学校21所、高级师范1所、初级师范及传习所89所、中学27所、高等小学182所、初级小学4162所、女子师范1所、女子一般学堂40所、胥吏学堂18所。尚有电报学堂、图算学堂、客籍学堂各1所。入学人数86652人。加上武备学堂、巡警学堂等，总数约计10万人《袁世凯奏议》（下），第1338页。。
国立北洋大学的前身是北洋大学，办校宗旨为“实事求是”，1949年后改称天津大学。
袁世凯亲办的着名学校有北洋大学、北洋武备学堂、北洋巡警学堂、北洋工艺学堂、北洋军医学堂、北洋军械学堂、天津高等女学堂、天津宪兵学堂、北洋师范学堂、北洋女子师范、保定军官学堂、北洋法政学堂等。
正文 总督直隶，锐意变法，成绩辉煌（4）
更新时间:2010-2-22 9:42:55 本章字数:701
袁世凯直隶办教育，得力于严修。严是天津人，翰林出身。严虽是金马玉堂的红翰林，但却对西学憧憬之至。他对数学、天文、格致、化学、医学、外语都有功底。他出任过贵州学政，曾在贵州创办第一所新式学堂，把算学作为考科之一，学生入学要学习诸多西学科目。戊戌变法时的经络特科就是他上奏的，但戊戌政变不久发生，他也因此获罪。辞官回津后曾去小站找翰林同僚徐世昌，待见袁世凯。二人畅谈变法改制，互为知己。
袁世凯直隶变法时，委任布政使胡景栓兼任学校司督办，但胡是旧学出身，不懂新学，便聘请严修为督办学校教育。严任该职后，赴日本考察教育，回直隶后积极认真办理。直隶省的教育所以这么突出，严修的贡献极大。
袁世凯还请美国驻天津领事丁家立为西学总教习，聘请东京音乐学校校长渡边龙圣为教育顾问。
为支持教育，袁世凯带头捐助两万两白银。
由于直隶教育改革卓有成效，清廷颁予两块匾额：“嘉惠儒林”和“兴贤育材”。
1903年，袁世凯视察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与该馆监督和官学大臣合影。
1905年，清廷设立学部，袁世凯推荐严修出任学部侍郎。学部尚书荣庆也是袁世凯的好友，袁任山东巡抚时荣是山东学政。袁世凯的这两位朋友和下属，同舟共济，对清廷的教育改革做出很大贡献。
袁世凯直隶改革的另一项突出事业是实业方面。
袁世凯就任直督前，天津作为直隶总督府所在地，民资企业仅有四五家。自直隶新政开始到辛亥革命前，近代工业发展到130多家。1910年6月，南京举办第一次劝业会（即现在的展览会，直隶提供展品1
正文 总督直隶，锐意变法，成绩辉煌（5）
更新时间:2010-2-22 9:43:00 本章字数:985
而直隶实业的发展又赖于周学熙。
周学熙早年重举后屡试进士不第后从商，被北洋大臣裕禄委派会办开平煤矿，后升为总办。因英人入股开平，周学熙辞职去了山东。其父周馥与袁世凯及其家庭世交很深，袁委周学熙开始在山东搞实业。周学熙工作十分踏实，生活简朴、操守严格，“赴之以敏，守之以勤，持之以恒”，非常受袁器重。袁升直督后，随之把办实业的重任交付于他。
1903年春天，周学熙赴日考察三个月，回国后即着手创办直隶工艺总局，作为全省兴办实业的总机关。在直隶新政期间，周学熙牵头集资办起了启新泽庆公司和栾州矿务公司，后又继办华新纺织公司、中国实业银行、耀华机器制造公司、玻璃公司等。
在周学熙带动下，直隶实业突飞猛进，到1907年办起了一大批企业，较大的有教育品制造所、劝业铁厂、造纸厂、织染公司、肥皂公司、牙粉公司、玻璃厂、织布厂、木工厂及各州县开者六十余处见《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
农业改革方面，1902年在保定办起农务总局，总管全省改革。也派员赴日考察农业；在农务局下设农业试验场；购买先进机器农具；聘日本专家指导实验和生产；并开办了农业大学堂和农业传习所。1907年又设直隶农业总会，总会开办一年，印刷《栽桑捷法》4000册，《养蚕捷法》3000册，译出国外农科书13种。并创办了《农话报》，月销2200份《北洋公牍类纂》卷二十四。。
军事改革更是袁世凯的长项，因他在军队多年，又有小站练兵的经验。
直隶军事改革一是改募兵制为征兵制。清廷的军队来源方式一直是募，即以能“吃粮”吸收穷苦农民和无业游民入伍为兵。这种军队的战斗力和军事素质都极差，士兵毫无社会义务思想，只是谋生手段，自然没有牺牲精神。在甲午战场和八国联军侵华的战争中，中国军队一触即溃，就是这个原因。
袁世凯为改革军制，在总督下设军政司，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分别由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担任。还立行营将并学堂，由雷震春为总办。1902年，袁派王英楷、王士珍去各州县精选六千编练，称为“新练军”。
袁世凯以西方军队为模式改革了编制，设军、镇（师）协（旅）、标（团）、营、队（边）、排、棚（班），使中国军队与西方一致起来。到1904年，袁世凯的北洋军达到25000人。
正文 总督直隶，锐意变法，成绩辉煌（6）
更新时间:2010-2-22 9:43:02 本章字数:1274
为提高官兵素质，袁世凯办了一批军事学校。1902年在保定开设行营将弁学堂，每期开办八个月，是短期训练班军校，主要培训下级军官，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省的连排级军官，共培训过五百余人。短期培训学堂还有武备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至1909年这类学校合并为保定军官学堂，合并前已培养军官二千余名。这里的学生还分批选送日本学习，选送前以留学预备班培训，蒋介石、张群就是由此被选送到日本士官司学校毕业的。1903年开两所陆军学堂，学制三年；1904年继开军医、马医、军械、经理专门学堂；1905年继开宪兵学堂，第二年毕业的学生成为中国最早的宪兵队。
袁世凯还在天津开办北洋讲武堂，所有军官都要入学接受培训，三个月一期，每期180人。1906年，预计在保定开设武备大学，开起来时称保定军官学堂，是为中国最早和最大的现代陆军军官培训中心。1909年4月，慈禧亲往视察。
袁世凯直隶军事改革，受杨士骧影响很大。杨士骧字莲府，是李鸿章的亲信，由李保举为直隶通永道，不久转变按察使。袁世凯任总督时，杨向袁献策：此前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曾代办湘军，洪扬败后，湘军也随之消亡了。左宗棠说大话不务实，最后被调入中央，军权丢掉了。李鸿章掌握淮军时间很长，在甲午战争中几为解散。而公继之而起，应吸取教训，应“尽竭全力扩练新军，掌握新军到底，则朝局的重心，隐隐如泰山北斗了。”李宗一：《袁世凯传》，第95页。
杨士骧的建议对袁影响极大，于是把他引为知己，“深依赖之”。他曾说：“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其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人，张幼樵、徐菊人、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即张謇）只能算是半个而已。”萧一山：《清代通史》（四），第2462页。以后，袁世凯极力保荐杨士骧，由按察使升为山东巡抚，1907年继袁世凯为直隶总督。
袁世凯的直隶新政中，做了许多中国“第一”的事。例如：天津电灯、电车，是他聘请比利时工程师，并由比利时投资首先办起来的。电车道是原来天津的城墙墙基，城墙毁于八国联军的进攻，而且条约强迫天津不许再筑城墙。天津电车于1906年2月16日通车，当天“搭客之多，观者如堵”，天津的电车是第一条公共交通意义上的城市电车，比上海还早一年《大公报》1906年2月17日。。
大家熟知的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筹款、自己修筑的京张（北京-张家口）铁路，也是由袁世凯提议，由袁世凯监修成功的，詹天佑作为工程师也是袁选择、保荐的。
北京的自来水，也是袁世凯提议，派周学熙筹设起来的。周学熙回忆：原来北京的水很苦，北京的火灾也多，连宫殿也常失火。一次，慈禧召见袁世凯，问他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一切，袁世凯当即召对修筑自来水公程，而且保举周学熙去做。周受命后，察看了水源，选择京东北孙河的水，在东直门外建厂。经招商集股，成立了北京自来水公司。商人投资极为踊跃，仅用三天就认购计划三百万股金，不久就成功了《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见《周学熙集》，第659页。。
正文 总督直隶，锐意变法，成绩辉煌（7）
更新时间:2010-2-22 9:43:04 本章字数:1941
中国的警察，也是袁世凯首先搞成的。具体原因是列强硬是让天津城内和城郊20里内不许中国驻军。城内的治安就出了问题。袁奏请清政府，把武卫右军的三千人改编为巡警，分驻天津城郊，因为巡警不属军队编制，列强也未予干预。
慈禧也曾拥有一辆轿车，是德国名牌奔驰，由袁世凯奉献。但是，太后看到司机竟然坐在前面，她反而要在后面坐，心里憋气，因而从不使用，只在宫里摆着周岩：《袁世凯家族》，第36页。。
袁世凯直隶新政另一项重要内容是革除陋规，刷新吏治。
官场陋规历朝皆有，清代尤甚，史称官员的“灰色收入”，既不合法，似乎也不犯法。清代陋规缘自清初的“耗羡”，又称“火耗”，是收取赋税正项银子时，借口碎银需熔铸成一定重量的大块，熔铸时要损耗部分，一般为百分之一以下。但在收取正项时，需追征“大耗”，追征之数各省不一，最高者达到百分之十到四十。这些银两皆为官员私吞。雍正曾把这一大项陋规实行归公，用作“养廉”（即奖励廉政官员）。
官场所以有“陋规”，大约因官俸太低。一品年薪只有180两，七品县令只有40余两见乾隆朝《盛泽县志》卷十二、同治朝《兴国县志》卷十等。。薪酬之低，都难以养家糊口，平日的办公费用和聘用幕僚、师爷，全要自己筹措。筹措的办法广而又广，向属吏的勒索为多者，如到任礼、节寿礼、车马礼；属吏再向下一层勒索。海关关员更向贸易者索要，关税正项为百分之五左右，一般要追加数十种“规礼”，最终高达百分之二百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4页。。
陋规的出现，一方面是官俸低，主要还是吏治败坏。雍正实行养廉制度后，实际每官都发给养廉银，县官由十余两，提高到二千余两，总督由原薪提高到年薪数万两，最高可达六万两。这么高的报酬，却没有继绝陋规，名目反而愈来愈多。
袁世凯的改革，做法和雍正类似，实际上是一次薪酬改革。他是把各类陋规明白地统计出来，合成一定数额，作为各级官员的公开收入，合法按月发放。此后，如再有陋规出现，全作贪脏论处。
这种做法收效甚佳，只是由以前暗地操作，变成公开领取，官吏的收入并未减少。所以“如此一转移间，代暧昧为光明，廉吏既不病难为，墨吏更无所借口，长官不必有额外之需索，自可洁己以正人，下僚不敢作非分之钻营，相与奉公而勤职，庶几大法小廉，而吏治可期蒸蒸日上。”《袁世凯奏议》（中），第632~633页。他的做法，得到清廷表奖，并推诸全国。同年9月14日皇帝颁谕：“着各督抚仿照直隶奏定章程，将各项陋规一律裁军，仍酌定公费以资办公，务期弊绝风清，认其考查属吏，俾吏治蒸蒸日上，用副朝廷实事求是之至意。钦此。”同上书，第633页。
在革除陋规同时，对属官和地方府道州县官严行考课。例如总督衙下设考验处、课吏处、幕僚学堂、吏胥学堂，用以考课和培训官吏。这种做法类似我们过去搞的“干部检查培训学习班”之类。为提高干部素质，袁世凯还不断派官赴日本考察学习。他还在天津创设地方自治试点，办了自治局、议事会、宪政研讨会、自治研究所，并吸收地方士绅入会参加研讨。
袁世凯直隶新政是十分成功的，当时为朝廷认可，可省瞩目。其成功原因在于他“与时俱进”的思想，在于他事业上的朝气、勤恳。也在于他用人策略的成功。小站练兵已表现出他超凡的信人和用人政策，直隶新政更是如此。没有他广泛的延揽、大范围的组织、没有他正确的用人策略，各方面事业的展开，他是不可能取得这般辉煌成绩的。
前面已说过了严修、周学熙、杨士骧等人，都是他的方面军。再有下面的重要人物，都在他的周围，为他的事业而奋斗。
赵秉钧，河南汝州人。他只是个童生出身，早年投军，袁任山东巡抚时，赵投奔而来任巡捕，再追随至直隶，从低级巡捕官吏直往直隶保甲局局长，直隶省的治乱，赖其一人。费行简对他的治乱给予高席评价，说直隶的“拳匪、溃兵余孽、诛戮略尽，民赖以为安。当光绪癸卯、甲辰年间（即1903年、1904年），析津繁盛，几乎道不拾遗，没有赵秉钧的着力整顿是做不到的。”费引尚：《现代各人小传》（上），第23~24页。袁世凯评价他“才长心细，智略兼优”。清廷向全国推广直隶经验时，中央仿效直隶设立巡警部，袁世凯力保赵秉钧为该部副部长（时仍称侍郞）。袁对之推重有加，赵对袁忠心耿耿。
袁世凯用赵秉钧在山东、直隶严格治安，剿杀会匪、溃兵，时人谓之“二毛子”，或以汉奸称。但是，“等到京津的祸变酿成之后，大众才一下子改变了论调，而歌颂袁抚台不停口了。……说到袁抚台，没有不说他是山东的福星，中国的伟人。”《容庵弟子记》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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