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长安运输供应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虽然隋炀帝的运河体系已经为东部
平原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运输水系，因为它把长江与淮河和黄河连接起来，又
接通了黄河与近代天津附近的地区，但溯黄河和渭水而上把粮食和物品送往
长安的运输却被黄河河道的淤塞，尤其是被三门峡巨大的激流险滩所阻。在
高宗时期，曾打算靠近这些激流险滩筑路，还打算沿峭壁修拉纤的小路，以
便船只能被拉过险滩，但这些计划都没有实现。虽然与渭水并行的通往长安
① 《唐会要》，卷39 第702 页；《旧唐书》，卷50 第2149 页；《通典》，卷165 第871 页；《册府元龟》，
卷612 第10—11 页。关于睿宗时期编订法典的情况，见仁井田升：《唐令拾遗》（东京，1933 年），第
17 页以后的导言；滋贺秀三：《关于汉唐间法典的一些考证》，载《东方学》，17 （1958 年），第27—
43 页。
② 《唐会要》，卷39 第703 页；《唐六典》，卷6 第18 页；《旧唐书》，卷50 第2138、2149—2150 页；
《新唐书》，卷56 第1413 页；《通典》，卷165 第871 页；《册府元龟》，卷612 第12 页。
① 参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 版 （剑桥，1970 年），第28—31 页；崔瑞德：《对商业课税
的一种儒家观点：703 年的崔融奏疏》，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36.2 （1973 年），第429 页；
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载《历史研究》，6 （1961 年），第90—95 页。
② 见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194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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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的运河在672年被疏浚和改善，但从洛阳到长安的运输依然是困难和昂
③
贵的。 甚至在高宗统治初期的全盛时期，每年运往长安的税粮似乎只有20
④
万石左右，657年以后，关中的饥荒总是导致朝廷迁往洛阳，这样做代价很
高。
武后把朝廷长期定在洛阳，这样就更加忽视了这一段运输体系，同时使
为大平原服务的主要运河体系也日益衰败。到玄宗登基时，在运河与黄河会
合地的大坝和水闸闸门已经失修，不能通行。
同时，中宗时期的特征是饥荒连年不断。705年的一次大洪水使河北的
17个州受灾，同时淹没了渭水流域。706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旱灾，它从冬
季持续至707年夏初，结果造成了关中、河北和河南的饥荒。708和709年
又发生严重的饥荒，当时粮食必须通过陆路用大车从大平原和从江淮地区运
往长安。①
早在中宗初期，李峤和宋之问已力促他永远迁都洛阳，现在大臣们又重
提此议，但韦后利用他对皇帝的影响，加以阻挠。崔湜企图另辟一条跨山区
经商州的通往南方的路线，这个尝试是一次灾难性的和劳民伤财的失败。②
中宗之死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睿宗和玄宗的新政权仍很不稳固，所以不
可能离开长安，而自然灾害循环反复，不断发生。711年，河东汾水流域发
生一次大地震，很多人丧生。712年春长期干旱，另一次在夏初。712至713
年渭水流域和长安京畿区发生严重饥荒。714年又有一次严重干旱。
713年玄宗决定迁都洛阳，但他与太平公主之间的政治危机使此行不可
③
能实现。但是运输体系终于有所改进。陕州刺史李杰被任命为水陆转运使，
奉命用陆路拉纤来改造三门峡上游的陕州与洛阳之间的漕运。这一工程大见
成效，结果它能每年运粮100万石，此数为高宗时期的五倍。714年，李杰
重建汴渠和黄河会合地的水闸，从而恢复了从南方到洛阳的直达交通。④
尽管有李杰的这些成就，对长安的供应问题依然是严重的，部分地是由
于关中和西北的军事编制日益庞大，部分地是由于京畿区继续歉收和缺粮，
该地在714年遭到破坏性的飓风的袭击，然后又发生严重的旱灾。
但自然灾害的损失不限于关中。在玄宗朝初年，提供国家大部分岁入的
大平原也深受打击。715年，河南河北有大的春涝，然后在夏季又发生蝗灾。
716年，东部平原甚至遭受更严重的蝗灾，广大地区的粮食全部损失。716
和717年，洛水流域有严重的涝灾。在717年，河南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被淹，
洪水破坏了大片种粮区，并淹没汴渠边的巩县。河南和河北的这些洪水和自
然灾害的后果特别严重，因为这两个地区是中国人口最密、生产力最高的区
域，政府依赖它们的收入的程度也最大。
717年初，势在必行的事情终于发生，玄宗被迫将朝廷迁往洛阳。与往
常一样，此行路途艰难，代价高昂，时间又长；玄宗一行用了24天才抵达洛
阳，朝廷留在那里直到718年冬。在以后的20年中玄宗共在洛阳度过9年，
朝廷的迁移不下10次，搬动花了很大的代价，并把政务严重打乱。由于规模
③ 《通典》，卷10 第56 页；《册府元龟》，卷497 第8 页；卷498 第15 页。
④ 《新唐书》，卷53 第1365 页。
① 见《旧唐书》，卷37；《新唐书》，卷35、36 中关于自然灾害的材料。
② 《旧唐书》，卷74 第2623 页。
③ 《册府元龟》，卷113 第18—20 页；《唐大诏令集》，卷79 第4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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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管理日趋复杂，这些迁移的费用越来越高，它们必然耗费了国家的大
量资源。①
救济饥荒
政府认真地采取了与饥荒作斗争的措施。714年阴历九月，一份诏书命
在全国扩大从655年起在京师实行的常平仓制。这些粮仓在丰足之年以高于
正常市场价格的价格购进粮食，在饥馑之年以低于时价的价格出售储粮；这
是一种旨在减轻因价格过份动荡
表7 玄宗朝廷的所在
至717年正月初十日 长安
717年二月初三至718年十一月初一 洛阳
718年十一月初一至722年正月十五日 长安
722年二月初七至723年正月初三 洛阳
723年正月初三巡行太原，直至三月初五
723年三月初五至724年十一月十四日 长安
724年十一月廿二日至727年九月廿二日 洛阳
725年十月十一日巡行泰山，直至十二月二十日
727年十月十一日至731年十月廿一日 长安
731年十一月至732年十月十一日 洛阳
732年十月十二日巡行太原，直至十二月初二
732年十二月初二至734年正月初六 长安
734年正月十六日至736年十月初二 洛阳
736年十月廿一日以后 长安
而造成农民困苦的措施。719年，又一份诏书命令在北方诸道以及长江流域
和四川的大城市建立这类粮仓。每个州拨给专款，作为资金。
同时，原来的义仓制也被改革。各州通过这些义仓应该保存根据地税征
收的储粮。但挪用这些粮食作为一般岁入运往京师的做法已成惯例。716年，
这种做法被禁止，储粮只准作救济饥荒之用。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发展。到玄宗末期，在义仓储存的粮食储备相当充足，
特别在最易发生饥荒的关内、河东、河北、河南诸道更是如此。这些储粮在
很大程度上缓和了8世纪30和40年代自然灾害的冲击。①
税制
玄宗初期的财政问题并不仅仅是运输征收的粮食和布帛到京师的困难造
成的。长期存在的收入不足的局面仍在继续。因不完善的人口登记而使税册
漏登大批应该纳税的人这一主要的基本问题，在7世纪90年代变得严重了；
这一严重局势只是由于武后并不怎么连贯的重新登记的措施才部分地得到缓
②
和。711年，韩琬重提此事，但在玄宗执政初期，政府未采取行动，不过在
① 《旧唐书》，卷96 第3023—3024 页；《资治通鉴》，卷211 第6726—6727 页；《唐大诏令集》，卷79
第452 页。迁都的详细情况，见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第25—31 页。
① 《旧唐书》，卷49 第2124 页；《唐会要》，卷88 第1612—1613 页；《册府元龟》，卷502 第22—24
页。崔瑞德的《唐代的财政管理》第193 页列举了这些储备的规模。
② 《唐会要》，卷85 第1561—1562 页；《新唐书》，卷112 第4165—4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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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地方行政更有效率之前，这项工作的确是难以进行的。
几乎与丧失岁入的形式同样重要的是富户的数量庞大，它们的税虽然按
规定缴纳，却被指定用于贵族 （他们是皇亲国戚的武后、韦后时期授予贵族
称号和封地的许多官户）的食实封。这一问题的规模难以用数量表示，但 709
年韦嗣立的奏疏估计有60余万成年纳税者（占当时总数的8％）被分配给封
地的拥有者，这些封地所收的丝税超过太府寺。同年另一种估计列出一个数
字：140户贵族享有实封，从54个州取得收入，并选州内最富之户来履行义
③
务。在河南最富的一些地方，采邑户尤其是一个问题。确定为采邑户被普遍
认为比应征入伍更加糟糕，因为在饥馑之年可能得到的减免纳税的待遇，采
邑户常常被故意地取消。在有些地区，这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平和促使许多被
确定的户出逃，从而加剧了未登记的人口的问题。①
玄宗对此不能立刻有所作为，因为实封与贵族称号一起是世袭的，不能
一笔勾销。然而他确实放弃了不分青红皂白滥封贵族的做法，并把实封减到
最低限度，其户数常常只是象征性的，远远低于律令的规定数。但这一制度
依然有效；玄宗本人就多子多女，共有59个子女，每人必须被给予贵族称号、
管理王府的机构和一份封地，这样就给帝国财政平添了沉重的负担。
玄宗在即位初年也极力公开表示他在杜绝铺张和不必要的开支。714年
阴历七月他颁布了严厉的节约法令，内容是禁止织锦，禁止穿刺绣之衣和戴
珠玉饰品。甚至此诏对后妃也不例外，为皇宫制造物品的织锦坊被关闭。同
月稍晚，为了平息关于玄宗正在为后宫选美的谣言，他把大批闲着的宫女遣
送回家。②
这时开始开征的一种税收的辅助形式是盐。710年和713年，专使被任
命去管理山西东南部的盐池。但这种形式纯属地方的权宜措施。③
货币
自7世纪以来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官铸的钱奇缺。约从679年起，政府已
削减了铸钱，在武后在位的整个时期，华中和华南出现了大规模的地方性私
铸，其中甚至还牵涉一个未来的宰相。682年，规定私铸钱币者要处以死刑，
但收效甚微；从701至704年，政府被迫准许公开使用优质的私铸钱，以满
足商业的最低需要。705年，规定没收犯禁者的财产以代替死刑。713年，一
位大臣抱怨京师流通的钱质量低劣，以致不宜在其他地方使用。但货币的需
要量增长得太猛，远远超过了官钱的供应量，所以政府被迫准许私铸钱流通，
以免贸易呆滞。
随着宋璟在治政上得势，政府在717年终于企图处理这一问题，并实行
以前关于私铸的严格禁令。死刑被恢复，718年的一份诏书重申了禁令，御
史萧隐之被派往淮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这两个私铸最盛行的中心，企图收集和
③ 韦嗣立的奏疏载 《全唐文》，卷236 第6 页；《旧唐书》，卷88 第2871 页；《资治通鉴》，卷209 第
6634 页；《唐会要》，卷90 第1642—1644 页。韦又引了宋务光的奏疏，载《全唐文》，卷268 第22—23
页。
① 关于封地的问题，见仁井田升：《唐代的封爵及食封制》，载《东方学报》（东京），10.1 （1939 年），
第1—64 页；砺波护：《隋之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载《东方学报》（京都），37 （1966 年），第153—182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1 第6702—6704 页。
③ 《唐会要》，卷88 第16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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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非法的钱币。但禁令和萧的使命都归于失败，结果导致物价大波动、商
业暂时停滞、民众不满和宋璟垮台。最后，政府不得不放松禁令。问题依然
没有解决。①
反佛教措施
在韦后去世之时，佛教已长期从国家和贵族那里得到无比的庇护，其权
势和财富已经盛极一时。公元711年辛替否上奏睿宗，请他注意佛教寺院聚
积的大量财富以及富人通过充任僧人或沙弥逃避纳税和其他义务的方法。睿
②
宗与他的姐妹一样，是虔诚的道教信徒，已把道教置于佛教之上，并且不断
深受道士的影响。他下令调查佛教寺院拥有的土地和水磨，并命令凡是非法
③
取得的土地一律由国家没收。712年，他又下令拆除那些未得官方认可的寺
院。④
玄宗登基后，在姚崇的鼓动下也迅速采取反佛教的行动，姚崇以前在河
⑤
北任职时，曾以反对佛教寺院闻名。713年的诏书禁止豪门大户建造私人寺
①
庙或“功德院”，因为这些已经成了逃避纳税和各种形式的徭役的手段。714
年阴历五月，在姚崇提请玄宗注意为了同样目的公然不正当地滥用遁入空门
这种现象后，对佛僧的大规模调查开始了，结果使三万余名僧尼还俗。次月，
政府明令禁止建造新寺院，同时严格控制对现存庙宇的翻新。②
玄宗不但打击佛教界的物质基础，而且试图把佛僧的活动限在庙内和禁
止他们公开讲经，后一个措施可能与这一世纪初期几份诏书中公开宣布镇压
③
的各种宗教叛乱者的集团有关。他还企图使用由来已久的方法，要佛僧孝顺
其父母，换句话说，就是要承认他们自己没有完全脱离正常的社会关系和摆
④
脱对当局的义务。在这方面，他并没有比他的前人取得更大的成就。他的其
他反佛教措施的成就是难以估计的。玄宗肯定仍不满足，因为在8世纪20
年代他又推行了新的措施，这将在以后论述。
710至720年的军事改组
玄宗时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在下面将予充分论述，这里只需提
① 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74—76 页。
② 《全唐文》，卷18 第9—10 页。
③ 《全唐文》，卷19 第3 页。
④ 《佛祖统记》，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 第373 页。
⑤ 《旧唐书》，卷96 第3022 页。
① 《唐会要》，卷50 第878 页。
② 《唐会要》，卷47 第826—827 页；《全唐文》，卷26，第27 页；《资治通鉴》，卷211 第6696 页。
③ 《全唐文》，卷26 第10 页；卷30 第10—11 页；卷29 第5 页。关于715 年河北的教派起义，见《新唐
书》，卷5 第124 页；《旧唐书》卷8 第175 页；《资治通鉴》，卷211 第6710—6711 页；《唐大诏令集》，
卷113 第588 页。这些记载提到教徒白衣长发。敦煌的《户部格》残卷（S.1344 号）引了674、695 和702
年的类似的诏书。这些材料说明有些教徒受过很高的教育。
④ 《旧唐书》，卷8 第172 页。关于对待佛教政策的更详细的情况，见S.温斯坦在 《剑桥中国史》第4 卷
中所写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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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详细的材料来说明防务政策发生变化的背景。在睿宗执政之初，唐朝在边
境面临几个很突出的问题。
在极西部，武后在692年决定维持对塔里木盆地诸国和对准噶尔的牢固
控制。这使中国人负担了相当沉重的军事义务。在塔里木盆地，以龟兹为大
本营的安西四镇提供了一支分驻于重要城市的“保护性”力量，但这些城市
仍保留着土著统治者。这些部队防卫这一地区，使之免受南方的吐蕃以及西
突厥、特别是北方突厥的强大的部落联盟突骑施的压力，同时也为了对付阿
拉伯人从西面侵入河中地区所构成的潜在威胁。在这里驻军的主要目的是控
制经塔里木通往中亚、克什米尔和北印度的商路和经近代阿富汗通往伊朗的
商路。
更往北，中国的军队和分遣队分驻在沿天山北侧经伊犁河谷和费尔干纳
通往中亚的路线上。哈密和吐鲁番绿洲还驻有中国的守军，那些地方在太宗
时期被征服，并正式归中国文官治理。在这些地区有一定数量的中国定居者
（其中许多是强制迁来的罪犯和家庭），但绝大部分人口仍是非中国人。这
一在今乌鲁木齐附近、以北庭都护府为中心的地区必须加以守卫，以防西面
的突骑施、北面的黠戛斯和东北的突厥的侵犯。
8世纪初期驻在西面的守军总数约为五万人，这意味着中国人必须不惜
一切代价牢牢地控制经甘肃西北绿洲这条供应他们的路线。在这里，唐朝面
临的最强大和最咄咄逼人的敌人是吐蕃人。在7世纪后半期，吐蕃国已经征
服和逐渐并吞了在今青海省的原吐谷浑领地。从这一富饶的放牧区，吐蕃人
能直接对甘肃西部的敦煌直至四川这一弧形的中国边界施加压力。为了对付
这一威胁，中国人自7世纪70年代起逐渐设立永久性的卫戍部队和分遣队，
它们以军垦为后援，使部队在这一交通困难的地区至少能部分自给。直接的
吐蕃侵略在700至702年的一次惨败后结束，此后发生的内乱和吐蕃幼王的
登基暂时迫使吐蕃人把精力集中在内部事务方面。从707至710年与中国人
的长期和谈，在睿宗即位前不久以和亲结束。吐蕃人能够从唐朝廷取得非常
有利的条款；和谈的部分内容是把黄河上游称之为“九曲”的领地割让给吐
蕃，这一地区对武后时建立起来的防务体系是极为重要的。吐蕃人可以由此
直接威胁长安周围的京畿区，它的丧失大大地削弱了中国的战略地位。
714年，吐蕃人要求缔结一个正式的和约，玄宗同意。但和约刚缔结，
吐蕃人就攻击兰州，造成很大的破坏。虽然在714年后期吐蕃人遭受了决定
性的失败，中国人从此能够控制其边境并再次建立起防御工事，但吐蕃人这
种欺人的背信弃义使玄宗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痛恨，并多年不愿再作
任何和平安排。①
沿关中和河东两道的北部边境，唐王朝面临的是游牧民族宿敌东突厥
人。691年默啜可汗登上汗位后，突厥又发展成一个令人生畏的强国，到8
世纪初期，它在从满洲边境直到西方的费尔干纳的整个草原地带称霸。突厥
人在武后时期屡次袭扰中国边境，但中国人在705年惨败于他们之手后，就
沿黄河北道建立了昂贵的、由常备军和永久性堡垒构成的防务体系，以重兵
① 关于与吐蕃的关系，见伯希和：《古代西藏史》（巴黎，1961 年），书中把《旧唐书》卷196 上和下及
《新唐书》卷216 上和下译成法文。最佳的批判性研究载于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两卷，京都，
1960—1961 年），此书把中文史料与J. 巴科、F.W.托马斯和Ch.图森编译的《敦煌文献中有关西藏史的材
料》 （巴黎，1940 年）中的藏文编年史互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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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守，从而有效地遏制了进一步的大规模入侵。同时，基本上以他个人统治
为基础的默啜的“帝国”受到西面和北面的臣服民族的日益加强的挑战，所
以在睿宗登基时，默啜在全力进行他在极西部的战役。从711年起，他不断
与唐王朝进行和亲谈判，以期支撑他在其臣服民族中的衰落的权力；714年，
虽然他攻打了中国西面的北庭诸前哨，但他从未严重地威胁中国本部的边
境。716年他的死亡进一步削弱了突厥人的力量，他们的许多附庸部落纷纷
投向中国。以后北部边境的动乱并不是突厥人造成的，而是来自已在北部关
中和河东（今陕西和山西两省）的中国领土上定居的突厥族和其他游牧民族
的集团；驻守在这一区域的强大的边防部队负责对付它们内部的暴动以及来
自草原的袭扰。①
从696至697年，生活在今河北和辽东省边缘地带的两个游牧民族——
突厥血统的奚族和准蒙古族的契丹人——在东北崛起，构成了强有力的威
胁，当时他们已把中国人赶出南满并侵入河北。他们被赶回后，由于得到突
厥的援助，就像新兴的振国 （后来的渤海，由在南满的高丽残余组成）那样
成了突厥的附庸。他们多年来被幽州 （今北京）都督薛讷所阻。薛在711年
调任后，新督愚蠢地企图对他们发起进攻，结果造成了一段时期的严重对抗。
②但到714年，鉴于默啜的力量明显地衰落，奚和契丹都决定作唐朝的属国。
717年，中国在东北的地位又牢固地树立起来，并在位于现代辽东的营州恢
复了都督府，719年还在那里派驻强大的军队。③
因此，这段时期对中国的防务政策来说是相对安定和有成就的，部分地
是因为邻近的几个最具侵略性的强国每况愈下，部分地是因为武后和中宗时
构筑的永久性的防御工事起了作用，部分地是因为唐朝一般采取了和解性的
外交政策与和亲手段。姚崇和宋璟都经常力促玄宗在对外关系方面要谨慎从
事；玄宗也许需要克制，因为714年吐蕃入侵以后，他计划亲自领兵进行大
规模的讨伐，只是由于边境将领的胜利才未成行。717年，宋璟甚至反对把
中国的管辖扩大到辽东，因为这是不必要的负担。
然而，虽然这十年中国人没有采取任何侵略性的扩张政策，但他们仍不
断在易受攻击的北方和西北边境一带构筑防御工事。到722年，据张说估计，
①
军队总数已增加到60余万。在玄宗初期，极力加强兵力的地区是陇右 （甘
肃南部）、河东和东北，这是一些能使中国境内关键的道遭受外来威胁的地
区。
但比单纯建立边防军更加重要的，是对他们的控制和部署的变化。在所
有的边境区，尽管它们的战略位置迥然不同，中国人仍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危
险因素。他们的潜在敌人吐蕃人、突厥人、契丹族和奚族都是高度机动的游
牧或半游牧民族，他们的目标不是永远征服中国的领土，而是对边境地区进
行突然袭击以掠夺粮食和其他物品，并掳俘居民为奴，特别是抢走牲畜和马
① 关于突厥人，见岑仲勉在《突厥集史》（两卷，北京，1958 年）收集的详尽的史料；刘茂才（音）的《关
于东突厥史的中文资料》 （两卷，威斯巴登，1958 年）翻译了主要史料。勒内·吉罗的《突厥帝国：骨咄
罗、默啜和默棘连诸汗（680—734 年）的统治》 （巴黎，1960 年）主要根据突厥史料写成。
② 《资治通鉴》，卷210 第6672—6673 页。薛讷曾在710 年打退了一次奚族的入侵，《资治通鉴》，卷
210 第6659 页。
③ 《旧唐书》，卷39 第1521 页；卷185 下第4814 页；《新唐书》，卷39 第1023 页。
① 《旧唐书》，卷97 第3053 页；《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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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只有吐蕃企图长期征服中国的边境领土，但即使在当时它也是很有限度
地进行这一活动的。
这类一般不很持久的战争尤其需要指挥的灵活性和作出迅速反应的可能
性。它还需要庞大的边防军，因为所有这些民族能够把数以万计的精于骑射
的军队投入战场。要对付这类挑战，像唐初建立起来的那种唐代军事体制是
很不够和不能适应形势的。整个军事组织高度集中。无数以几百人驻守的小
的镇（或戍）已在边境成立，置于地方行政的控制之下。但万一出现超过规
模很小的地方冲突，中央政府就必须集结“行军”。这种军队的组成部分是
通过动员隶属于各卫的府兵，部分是通过大规模征兵。通常政府必须从京师
禁军的将领中任命出征期间的统帅及其部属，但有时从正式的官员中任命，
其中许多人能随时出将入相。这种完全特殊的组织必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
组成。所有动员、训练、向前线运兵、兵员的供应和装备等工作都必须临时
完成。当需要进行计划周密的反攻或大规模讨伐时，它证明可以应付裕如。
但如果要对只有有限目标的机动灵活的敌人的攻击作出迅速的防御反应，这
一制度实在太慢，太不方便。到大军到达边境时，敌人一般早已撤回自己的
境内了。
在高宗和武后时期，防务因成立大批长期的边防戍军而得到加强。这些
军队一部分是有长期任务的府兵，但长期服役的健儿的人数日益增加，他们
之中——特别在骑兵中——有的人是非汉族人。这些常备军最早设在吐蕃边
境的西北和中亚；从7世纪90年代起，河东和河北北部边境一带也部署了这
种军队。但即使这些军队中最大和最训练有素的力量，在孤立无援时也不能
抵挡一次大进攻。
随着睿宗的即位，边防不但得到足够的兵力，而且还有一个经过协调的
指挥机构；如果遭到进攻，这一机构能够迅速部署这些部队而不会有一成不
变的制度所带来的那种等待中央政府任命战地统帅和动员野战军的长期延
误。从710和711年起，任命长期的节度使以指挥各防区的做法逐渐成为定
例，而根据传统，以前各防区是归远征军的总管指挥。这一制度并不是一下
子在全边境实行的，而是在以后十年中逐渐发展而成。但在8世纪20年代初
期，北方和西方边境已被组织成九大藩镇。这些可见之于表8和地图10。
表8所列各“藩镇”的节度使拥有一大批他直接指挥的部属和军队（通
常称经略军），对规定数目的边州军务有完全的管辖权，并且能指挥该地区
所有独立的军、镇和小分队。归节度使调动的兵力十分庞大，其数从两万直
至九万余人。对如此众多的兵员的维持造成了后勤支援的大问题，由于运输
口粮和物资到边境地区的困难，这些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后勤供应由支度使
负责，他们受权掌握大量中央政府的资金，以购买军粮、军衣和军用装备。
许多军队高度依赖军队自己耕种的地方屯田。这些田地由营田使经营管理。
在最初，这些职位由专门的官员担任，但从8世纪20年代初期起改由节度使
兼任；节度使另外配备有专门知识的部属来
表8 玄宗时期的边境藩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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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驻营地 设立日期 * 战略目标
平卢 营州 719年+ 控制南满。防御契丹和奚的侵袭。
范阳 幽州 714年 防御契丹、奚和突厥对河北道的侵袭。
河东 太原 723年前 防御突厥、奚和契丹对河东的侵袭。控制定
居在境内的突厥等民族。
朔方 灵武 713或721年 防御突厥对关中的侵袭。控制定居在鄂尔多
斯区的部落民族。
陇右 鄯州 714年 防御吐蕃对关中西部的侵袭。
河西 凉州 711年 防御吐蕃和突厥对河西走廊的侵袭。维护往
中亚的通道。
剑南 成都 717或719年 防御吐蕃对四川边境的侵袭。控制边境少数
民族。
北庭 庭州 727或733年 控制往中亚的通道，防止突厥、黠戛斯和突
骑施等族的侵袭。
安西 龟兹 718年 控制塔里木诸绿洲。
*不同的藩镇设立的日期很不相同，人们往往很难确定，日期是指授予
节度使头衔的时间，或是指正式设立藩镇的时间。
+平卢虽然单独设藩镇，但在742年前总的说受范阳节制。
处理这些后勤和财政问题。729年后，范阳的军队部分地通过海运得到供应，
因而范阳节度使另负海运的专责；而朔方的节度使则控制连接其各地军队的
黄河上游的河运，同时还掌握地方盐的生产。
节度使历年取得的非军事职能还不止这些。朔方的节度使在734年，后
又在746年兼任关内道的采访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个远比他们实际的
边境藩镇广大的地区管理民政。从737年起，剑南 （四川）的节度使甚至兼
有邻近山南西道采访使的头衔。725年，政府正式承认把节度使的藩镇纳入
行政体系的做法，节度使
获准使用“木契”，使他们正式有权进行重大的财政转帐和个人指挥大军。
节度使身边有时有一监军，监军通常是御史，但737年后有时是宦官，他负
责报告节度使的行动和维护朝廷的利益。但一般地说，节度使获准有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