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资治通鉴》，卷210 第6665 页；《旧唐书》，卷7 第157 页；《新唐书》，卷5 第118 页。
② 《新唐书》，卷83 第3656—3657 页；《资治通鉴》，卷210 第6665 页；《旧唐书》，卷98 第3061—3063
页；《全唐文》，卷237 第12—14 页；《唐会要》，卷50 第871—875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0 第6666 页；《唐会要》，卷68 第1192—1196 页；《新唐书》，卷49 下第1131
页；《旧唐书》，卷38 第13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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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们痛斥了一顿，并把他们全部罢相，但他们仍在中央官署中担任要职。
四名新宰相被任命了。新门下中丞为刘幽求，他曾参与推翻韦后的密谋。
在此以前他与姚崇和宋璟一起，担任了短时期的宰相，此后先后但任户部尚
书和吏部尚书，在吏部任职时，他要为新涌现的浪潮一般的不正当和不适宜
的任命负责。他的同僚为魏知古、陆象先和崔湜；在新的一年，即睿宗改新
年号以表示改变政体以后，又增加了岑羲和窦怀贞，后者可能由于太平公主
的坚持而被重新任命，以充当她的代理人。
②
魏知古 （647—715年）为河北人，约在686年中进士。他通过在宫廷
任职，在8世纪初武后时期升为门下省侍郎，后来在尉卫寺任少卿（未来的
玄宗皇帝也在这里任职），同时兼任睿宗王府的司马，这样他就在其早期生
涯中与皇帝和皇太子有了接触。中宗即位之初他任吏部侍郎，他在吏部因荐
举有才之士而享有盛名。706年，他因丁母忧退隐，后来担任州官。711年，
他迁任散骑常侍，在列举当时许多迫切问题——特别是帝国的财政困难——
的两份措词尖锐的奏疏中，激烈抨击睿宗为其姐妹建造道观。睿宗对他关于
建造道观的抨击置若罔闻，但在任命他为宰相后，又命他兼户部尚书和左庶
子。在一个充斥政敌的政府中，他一直是皇太子坚定的支持者。
①
陆象先 （665—736年）为南方苏州望族的成员，他的父亲从663至665
年曾作过武后的宰相。在武后时，他由殿试出仕，然后在朝历任清要之职，
快到中宗执政的末期，他升为中书侍郎。
②
崔湜 （671—713年）出身于河北望族，为太宗朝著名官员和在648年
一度任宰相的崔仁师之孙。他在699年中进士，年轻时就以著述享有盛名，
在中宗朝初期升为考功员外郎。他参与了桓彦范、张柬之和其他大臣清除武
三思的密谋。但崔湜向企图消灭的对象出卖了这些密谋者，706年当他们被
逐出京师时，他还布置他表兄周利贞去杀害他们。崔湜此时成了武后的女官
上官婉儿的面首，因而臭名远扬；在中宗朝内，他与上官婉儿和安乐公主紧
密勾结。由于她们的影响，他升至中书省侍郎和吏部侍郎；他与同僚郑愔一
起贿赂公行，致使任命制度成了一时的丑闻。他终于被弹劾罢官，但几乎立
刻被召进京，任尚书左丞。韦后掌权后他任宰相，但在睿宗登位后被罢官。
他此时成为太平公主的追随者。由于她的活动，尽管他有不光采的历史，但
仍被任命为宰相。现在，他把一切政务都秘密通报公主。
712年正月增加的两个大臣，一个是同样可鄙的窦怀贞，另一个是岑羲，
③后者是太宗朝著名官员岑文本之孙。他原籍河南西南部，本人为进士，在武
后执政的末期升至中书令。中宗时他在吏部任职，在这一贪污腐化温床中，
他以一尘不染知名于时。韦后曾任命他为宰相，但当睿宗登基后，他被派出
任州刺史，后来又任户部尚书。
太平公主这时占有强有力的政治地位，但朝廷的总的形势正在恶化。外
患即将来临。刘幽求以一名新都督代替带兵保持东北边境的安宁达20年之久
的薛讷，从而带来了灾难，因为新都督立刻投入了对契丹和奚的一次毫无必
要的远征，结果战败，自己也丧生。四川的土著发动叛乱。与突厥可汗的和
② 传记载 《旧唐书》，卷98 第3061—3064 页；《新唐书》，卷126 第4413 页。
① 传记载 《旧唐书》，卷98 第3064—3069 页；《新唐书》，卷116 第4236—4237 页。
② 传记载 《旧唐书》，卷74 第2622—2624 页；《新唐书》，卷99 第3921—3923 页。
③ 传记载 《旧唐书》，卷70 第2540 页；《新唐书》，卷102 第3967—39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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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未能实现。睿宗无意执政的情绪日趋明显，最后决定让位于皇太子，这是
712年阴历七月一颗不祥的彗星的出现促成的。
虽然太平公主企图劝阻，皇太子也试图促使他重新考虑，但决定不可能
改变。他的儿子玄宗在阴历八月初三正式即位，并举行应有的仪式：定新年
号为先天，立其妻王氏为后，进行大赦。但睿宗虽然正式退位，太平公主却
诱使他极不正常地保持大权。虽然玄宗此时作为新帝要每日主持朝政，睿宗
依然是太上皇，每五日就亲自上朝，自己保留任命全部三品以上高官的大权，
并决断最重大的案件和政务。①
新帝和太平公主之间的形势这时是严重的。大部分的大臣是她的追随
者。刘幽求得到玄宗的批准，这时与皇宫禁军的将领之一策划刺杀公主的阴
谋。但事情败露，刘幽求被捕，发配岭南，崔湜在那里试图把他杀害；尽管
刘幽求在710年救过崔的性命，但两人的关系这时不好。②
713年阴历正月，东北的军事形势又突然恶化，玄宗御驾亲征的安排已
经就绪，边境也已集结大军。但结果他未成行，这也许是宫廷的政治形势使
③
他不可能离开。同月，随着萧至忠被任命为宰相，他的地位更加不利。萧至
④
忠 （？—713年）出身于山东东南部的一个名宦门第，在武后的朝廷曾经显
赫一时。在中宗时，由于他的家族与韦后的家族有密切的姻亲关系，他享有
特殊的恩宠。在任吏部侍郎后，他在707年成为宰相，直至710年韦后政体
垮台时为止；710年他之得以逃避惩处，主要是由于太平公主的说情。出乎
他朋友意料的是，他这时成了公主的得力的党羽。
太平公主现在通过她的同胞手足太上皇，已能操纵重大事务和影响重要
的任命，并得到了大部分宰臣和朝廷大部人员的支持。713年阴历六月，她、
窦怀贞、岑羲、崔湜、萧至忠、现为玄宗宫府官员的前宰相薛稷、京兆少尹、
宫内禁军的几个将领及她宠爱的佛僧慧范密谋毒害玄宗，然后公开取得政
权。但是，其他因公主权势日增而惊慌不安的官员劝玄宗现在必须采取果敢
行动。当魏知古透露公主正在策划叛乱时，玄宗与他两个兄弟李范和李业及
①
一批心腹决定先发制人和杀死密谋者。阴历八月初九，三百名精心挑选的精
兵在原为玄宗的私人奴仆王毛仲将军率领下逮捕了密谋者。萧至忠、岑羲和
几个从犯被就地正法。窦怀贞自尽。薛稷和崔湜被赐死。公主逃入一寺院，
但三天后投降，获准自尽。她的几个儿子全被处死，只有薛崇简除外，因为
他曾几次劝阻她策划阴谋。没收她在有权势时多年积累的大量财富和财产的
②
工作花了几年时间才完成。次日，即713年阴历七月初四，睿宗正式放弃了
他剩下的权力。③
玄宗这时成了名实相副的君主。他只有28岁；他自发动反韦后政变以来
① 《资治通鉴》，卷210 第6673—6674 页；《旧唐书》，卷8 第168—170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0 第6676—6677 页；《旧唐书》，卷97 第3041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0 第6696—6697 页。
④ 《新唐书》，卷5 第120 页；《旧唐书》，卷92 第2971 页；传记载《旧唐书》，卷92 第2968—2971
页；《新唐书》，卷122 第4371—4374 页。
① 据 《资治通鉴》卷211 第6683 页之《考异》，应为阴历七月初三。根据下文，应为七月初三。——译者
② 《资治通鉴》，卷211 第6681—6686 页；《旧唐书》，卷8 第169 页；《新唐书》，卷83 第3651—3652
页。
③ 退位诏书见《旧唐书》，卷8 第169—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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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阴险的政治阴谋和不断斗争的三年，成了他统治时期政治史中不可分
割的序幕，并对他的国事处理具有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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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在位初期 （713—720年）：姚崇和宋璟
随着太平公主之死，所有的宰相除了魏知古外，或被处死，或被迫自尽。
玄宗任命郭元振和张说来代替这些人；郭曾为活跃的密谋分子之一，张为鼓
动玄宗进行打击的大臣之一。阴历九月，刘幽求成为第四个宰相。然而这个
班子是短命的，阴历十月，皇帝命令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但演习未按计划
进行。郭元振负有责任，因此被流配岭南，只是因为张说和刘幽求的求情，
他在夏季才没有被处死。①
玄宗这时召见姚崇——他是710年试图进行改革的带头人并提出了广泛
的改革计划（下面将另予讨论）——并任命他为宰相和兵部尚书，代替那个
倒霉的郭元振。张说与姚崇一直不和，所以反对对他的任命。为了避免势必
发生的不和，玄宗就将张解职，在713年年末派他到地方任职，同时又调刘
②
幽求担任一个闲职。他们被卢怀慎 （？—716年）代替，卢为门下侍郎，是
河北一个大族的成员，曾中进士，担任过武后和中宗时期的御史。姚崇对前
一政权的唯一遗老魏知古的才能评价不高，所以在714年阴历五月设法解除
了魏的职务，把他调到工部。③
④
现在只有两个宰相，其中姚崇无疑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物。卢怀慎对他
完全唯命是从。这些就确定了在玄宗在位期间一直实行的一种新的施政形
式：只用为数甚少的宰相，通常只有两三人，其中一人在制订政策时起决定
性作用。宰相们通常留任几年，以前几十年所特有的任期经常变化和不稳定
的情况这时已成过去之事。姚崇和卢怀慎一直掌权到716年年末，这时卢病
①
故。他被源乾曜 （？—731年）短期替代；源为河北的进士，是拓跋魏皇室
远支的后裔，在中宗时任御史，710年以来在地方历任要职。713年，他被玄
宗的宠臣姜皎荐举，在尚书省担任很高的职位。然而几乎不久，姚崇本人也
②
患病，在716年阴历十二月被迫致仕。在721年死亡前，他在朝廷仍有很大
的影响，玄宗常征求他的意见，但在制订政策时他未进一步起积极作用。③
他荐举宋璟继承他的职位；宋璟在710年任宰相时是他的同僚同时又任
广州都督。宋璟是一个可以指望采用基本相同的政策的人。716年末，宋璟
④
和门下侍郎苏颋 （670—727年）接替姚崇和源乾曜任宰相。苏颋为做过中
宗和睿宗时期宰相的苏颋之子。他中进士并通过殿试，以精于著作和学识渊
博著称。在武后时期他当过御史，后任门下省和中书省舍人。玄宗命他历任
宫廷要职，并委任他起草和撰写帝国的文献。宋璟，如同他之前的姚崇，是
占支配地位的大臣。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和果断的人，负责制订政策，而苏
颋则具有使他的计划以最有效的形式落实的才能和经验。他们担任宰相一直
① 《旧唐书》，卷97 第3048 页；《旧唐书》，卷96 第3023 页；《资治通鉴》，卷211 第6687 页。
② 传记载 《旧唐书》，卷98 第3064—3069 页；《新唐书》，卷126 第4415—4418 页。
③ 《旧唐书》，卷98 第3064 页；《资治通鉴》，卷211 第6700 页。
④ 《旧唐书》，卷96 第3025 页；卷98 第3068 页。
① 传记载 《旧唐书》，卷98 第3070—3072 页；《新唐书》，卷127 第4450—4451 页。
② 《旧唐书》，卷96 第3025 页。卢怀慎的临终奏疏还提到宋璟的名字，《旧唐书》卷98 第3068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2 第6739 页。
④ 《旧唐书》卷96 第3025—3026 页；《新唐书》，卷124 第4385—43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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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20年，他们的免职标志着玄宗朝第一阶段的结束。 ⑤
虽然这些年与睿宗在位的不稳定时期和玄宗第一年大臣频繁更替、党派
尖锐对立之时很不相同，但它们在人事方面有明显的延续性。从710年至720
年，每个有相当地位的宰相都经过科举，通常中过进士或通过殿试。他们之
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世代官宦，但不是最大的豪门世族；大部分人来自武后时
期政治权力中心的洛阳地区或河北、河南。他们都在武后时期初涉仕途，大
部分在朝廷供职，特别在御史台供职的多。只有一次，在710年政变后不久，
一个圈外人士得到任命，他就是密谋分子之一的钟绍京，被任命为宰相。但
他不多几天就被免职，因为同僚们提出异议，说他原为胥吏出身，不宜任此
职。
他们大部分是杰出的学者和优秀的行政官员。只有崔湜和窦怀贞被中宗
时期朝廷的腐败严重污染。睿宗的大臣大部分虽然缺乏创见，却是值得尊重
的人，不过在他们为之效忠的朝廷中，皇帝简直没有权威，不能提供领导，
他们自己的任期也朝不保夕，政治又不断受到皇亲国戚及宠臣们的干扰，所
以他们是难以有所作为的。姚崇和宋璟的经历和背景完全相同，他们有幸在
一个坚强果敢而且愿意给他们更大权力和行动自由的皇帝手下秉政。玄宗初
期高级官僚的状况反映了武后善于发现人才的一大功劳，同时又说明她的科
举制度已经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官僚精英。玄宗现在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就是
通过这些人进行的。
政府的政策 （714—720年）
713年末，姚崇任长安以东的重要的同州刺史。当时正奉命举行大军事
操练，方圆300里的刺史按例都应出席，但玄宗仍专门召唤姚崇。玄宗和姚
崇一起骑马打猎，然后讨论政治。他问姚崇是否愿出任宰相。姚崇答复说，
除非玄宗接受十条改革纲领，否则就难以从命。纲领的内容是：皇帝应以仁
爱治天下而不是靠严刑峻法的威慑力量；不进行军事冒险；行使法律应不论
亲疏，同样严厉；禁止宦官参政；禁止开征苛捐杂税来取宠于皇帝；禁止任
命皇亲国戚在中央政府任职；树立皇帝以前因与大臣们关系过分亲密而受损
的个人权威；容许大臣们直谏而不用担心专横的惩处；停止建造佛寺道观；
清除外戚过分的政治权力。玄宗同意，姚崇接受任命。①
714年玄宗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在睿宗时早就明显地出现了，姚崇所提
的十条建议在前十年已出现在其他许多奏议之中，但他现在是在皇帝的地位
开始强大得足以能设想进行这样一次全面改革之际有说服力地向玄宗提出
的。不是每一条都能立刻实行，但总的说714至720年的政策都来源于他的
建议。
姚崇所提的这些制度上的改革旨在在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和他的朝廷之间
创造一种更健康的关系，如果他的政权要得到最杰出的政治家的支持，这种
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在武后执政时期，特别在7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宫廷政治中独断专行、官员职务不稳定和惶恐不安的情况有所发展。随之而
⑤ 传记载 《旧唐书》，卷88 第2880—2882 页；《新唐书》，卷125 第4399—4403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0 第6688—6690 页；《新唐书》，卷124 第4383 页。关于姚崇的十条改革建议，
见《全唐文》，卷206 第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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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中宗的宫廷政治也同样独断专行和不稳定，当时的局势由于贪污腐化和
裙带风盛行而进一步恶化了。现在人们普遍感到摆脱了迷惘，并且向往变化
和怀念太宗的盛世之治。这种向往唐朝“中兴”和向往它的政策在道义上得
到振兴的情绪成了这一时期奏疏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促使史官吴兢 （他因政
客的不断干扰而不能完成编纂武后实录的任务）转而撰写《贞观政要》，此
书是把太宗皇帝所作所为多少理想化了的记载，从而成了乌托邦式理想统治
②
的著名范本。几乎无庸置疑，吴兢撰写此书，并不是单纯地歌颂作为君主的
太宗之美德，而是把它作为振兴政权的范本，使皇帝的权威不容反抗，但君
臣之间又能推心置腹，相互信任，共谋国是。
在这一方面，714至720年的改革是紧紧地遵照姚崇的建议进行的。皇
帝的权威和行政的稳定恢复了。原来风纪荡然的吏治现在重建了团结精神，
广泛的制度变革工作已开始进行。
中央政府的改革
玄宗以前几代君主朝政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宰相太多，其中许多人的任
期又很短。在唐初，宰相有两类。中书令、门下侍中和尚书省仆射为当然宰
相，如果所设之职全部有人担任，共六人。此外，其他高级大臣、在战时偶
尔还有突出的将领，也可能任特任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中宗和睿
宗时期，这样的任命为数很多，其中许多人的任期只有几个月。在韦后当权
的短暂时期，同时任职的宰相人数不少于17人，如果要有效地处理政务，这
个班子是庞大臃肿的。
削减人数的步骤在睿宗时期，已经开始进行。到710年末人数减到六人，
到睿宗执政时又减到四人。713年玄宗总揽政务后人数又从四人进一步减到
二人，其中一人为当然的宰相。
人数的这一减少又伴随着重大的形式变化。在7世纪的最后25年，中央
执政的主要机构尚书省的地位已经逐渐下降。到武后朝末期，授予尚书省仆
射同平章事所拥有这个或那个头衔的做法已成惯例。在711年，这一通例已
被正式规定，从此除非有特别任命，仆射不再是宰相。713年末，这一规定
又被重申，仆射称丞相。①
此外，由当然宰相担任的高级职务空缺的现象变得普遍了。例如，714
至724年，无尚书省仆射，而在714至720年，门下侍中和中书令从未同时
在职，所以只有首席宰相依据职权任其中一职，而由另一宰相任另一省的副
职。
这一情况导致门下省和中书省职能的逐渐合并。它们逐渐变成一个协调
的组织，既负责制定和起草政策，又负责法规的检查和复审。它还充当一小
批与皇帝一起负责重大决策的宰相的秘书处。总之，权力稳步地集中于宰相
们，特别是集中在德高望重的宰相之手。
根据宋璟的建议，在717年阴历十月实行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试图恢复
公开处理朝政的做法。在武后时期，许多事情都在私下解决，尤其是御史们
有权避开负责保存记录的起居注史官进行秘密弹劾。这种做法现在被禁止，
② 关于《贞观政要》，见原田种成：《贞观政要研究》（东京，1965 年）；温斯顿·刘易斯：《贞观政要：
研究早期唐代政府的材料来源》，香港大学1962 年未发表的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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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了机密之事外，一切事务的处理都在朝廷公开进行，并由史官予以记录。
进一步的重大变化是御史台的改组。自684年以来，掌肃正行政的御史
台已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负责中央政府的官员，另一部分负责在地方任职的
官员。这一情况反映了在官僚体制内部两部分精英集团的界线日益明显的倾
向。一部分几乎只在京师任职，其中包括许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另一
部分则在地方任职，而且任期往往很长。在713年，这一界线不复存在，御
史台被改组成单一的机构，如同唐初。御史台的这一改组标志着试图系统地
重新统一官僚机器的活动的开始。②
官员的选拔
①
如果企图恢复官僚集团的效率和风纪，就必须先处理官员选拔的问题。
事实上，存在两个关系很密切的问题。较直接的一个问题是消除中宗朝因受
贿而任命大批冗员所造成的危害。除了这些人不适宜担任高级职务外，他们
的任命——大部分人任京师的高级职务——使中央政府庞大臃肿，给支付官
俸的当局添加巨大的财政负担。这些额外的任命还影响了另一个也许是更严
重的问题：扩大了京师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巨大鸿沟，从而危及自隋以来所定
官员可在京内外互调而担任品位相当职务的原则。在武后时期，对中举士子
的日益重视，使得有前途的年轻人越来越靠正途去开拓前程，他们通常在担
任京畿县令以后，就能继续在朝廷任职。我们只要看看睿宗朝宰相们的经历，
就会惊异地发现，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在地方任职的经历是何等地少。另一方
面，地方职务虽然收入多，官品也高，但官僚中的佼佼者避而不就，而是由
那些按资历从胥吏擢升的人、在京师各部失利或失宠的人，或政治上暂时不
得意的人充任。
甚至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有前途的年轻人都有意识地拒绝在地方任职。
在韦后时期，官员在京师取得尽管是有名无实的官职要容易得多，配备地方
官署官员的工作却很困难。自7世纪90年代以来，对这个问题的怨言不绝于
耳；709年韦嗣立曾建议，凡过去未担任刺史和县令的官员，均不得在中央
各部各寺担任高官，但此建议没有成功。
前面已经叙述姚崇和宋璟在710年曾企图清理冗员的问题，结果在次年
他们的政策反而来了一个大倒退。714年以后，姚崇开始处理选拔有才之士
在地方任职这一更大的问题。714年初，几乎就在他担任宰相之职以后，便
有诏书规定，从京师选拔有才能的官员去地方担任刺史和都督应永为法式，
而有良好政绩的刺史和都督则应调至京师。
①
姚崇在这方面受到年轻多才的专使张九龄 的压力。后者为702年进士，
① 《资治通鉴》，卷211 第6728—6729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21 页；《唐会要》，卷60 第1041 页；《新唐书》，卷48 第1237 页；《唐
六典》，卷13 第3 页。
① 见佩内洛普·赫伯特：《7 世纪后半期中国的文官选拔》，载 《远东史论文集》（堪培拉），13 （1976
年），第1—40 页。
① 传记载 《旧唐书》，卷99 第3097—3100 页；《新唐书》，卷126 第4424—4430 页。传记连同徐浩的墓
志铭 （载《全唐文》，卷440 第13—18 页）及1960 年发现的墓志铭均被译成英文，载赫伯特的《张九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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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广州以北的边远南方韶州城；由于张说的赏识，他谋得一个官职，后来
参加过两次殿试，一次在707年，一次在712年，后一次由玄宗亲自主持，
他在应答时提出了关键的选才问题。张九龄在715年阴历五月呈递玄宗的一
份十分详细的奏疏中又重提此事，其中特别强调地方职务，尤其是远离京师
的那些职务的人选，同时力主官员任某职的时间不宜太长。②
715年阴历六月，玄宗再次颁诏，命令互调京畿和地方官员，并实行按
察使每年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由吏部和户部批准的更彻底的制度。
政绩优良者有资格在京师任职，以前未在地方担任刺史或县令的人均不得在
中央政府任职。③
但尽管有这些诏令，尽管皇帝决心要提高地方官员素质，官员们依然不
愿在京外任职。716年初期，玄宗在抱怨最近几次考试的结果之后，召集所
有新任命的县令——他们的素质之差是有名的——进宫，就他们的施政计划
进行面试。他们的答复是如此不能令人满意，以致45人被遣送回籍学习，而
负责选拔文官的官员本人也被派往地方担任几年刺史，尽管他们的官声很
④
好。深深地卷入这些改革之中的张九龄似乎冒犯了姚崇，这也许是因为张九
龄是与姚崇不和的张说的门生。虽然进行改革部分地是由于张九龄的鼓动，
他本人却于716年后期退隐回原籍，这显然是因为不得志。
选拔合适的官员一事并不是地方政府面临的唯一问题。朝廷此时清楚地
了解到在中央政府和州之间再设一级行政组织的必要性，它不但有助于评价
地方官员的品格，也能监督他们的施政。唐代初期，全国分成10个道，御史
们定期被派往各道视察地方的行政。706年，这些御史被采访使代替。在711
年，曾有把帝国改组成 15个道和在州以上另置一级长期性地方行政区的企
图。但这一企图失败了；在714年，重新对以前的10个道各任命采访使（现
①
称按察采访处置使）。但尽管有玄宗的提高地方行政的那种干劲和在选拔过
程中对采访使规定了任务，但他们在716年被撤消了。
重订法律
在720年以前一段时期进行的行政改革的内容几乎完全是恢复和贯彻7
世纪武后建立统治前奠定的行政准则。这些改革已经体现在685年前定期修
订和重新颁布的一整套法典，即律、令、格、式之中。685年以后，武后未
作进一步的修订，虽然编成了体现修订法典的立法 《格后长行敕》。武后垮
台后，705年在唐休璟、韦安石和苏瓌的主持下，彻底修订所有法典的工作
才得以进行。710年睿宗登基后，下令重新修订，同时指定一个包括许多法
② 其信载 《文苑英华》，卷670 第1 — 2页；《曲江集》（四部丛刊本），卷16 第9—11 页；姚的答复载
《文苑英华》，卷689 第1 页；《曲江集》，卷16 第11—12 页。715 年的奏疏载《曲江集》，卷16 第5 — 9
页；《文苑英华》，卷676 第1 — 5页。
③ 《唐会要》，卷75 第1360 页；卷81 第1501 页；《册府元龟》，卷635 第226—236 页；参见714 年更
早的诏令，载《册府元龟》，卷211 第6694 页。
④ 《资治通鉴》，卷211 第6716 页；《新唐书》，卷45 第1176 页。
① 关于706 年的专使，见《唐会要》，卷77 第1415 页；《新唐书》，卷49 下第1311 页；《通典》，卷
32 第184 页；《唐大诏令集》，卷103 第524—525 页。711 年的改革，见《资治通鉴》，卷210 第6666
页。714 年再任命按察采访处置使之事，见《资治通鉴》，卷211 第66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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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专家在内的编纂组织负责。新的法典在712年阴历二月编成并颁行。 ①
713年末，姚崇和卢怀慎领导一个被指定修订令、格和式的组织，这部
分法令与行政事务有关。修订的法令于715年阴历三月完成，然后被颁布执
行。它后来被称作《开元前令》。
在宋璟和苏颋担任宰相时，诏令又命再作修订，这一次包括刑法在内。
有些曾协助姚崇的法律专家也参加了这一工作，编纂工作成于719年，阴历
三月其成果送呈玄宗过目并被公布。它通常被称作《开元后令》并具有重要
的历史意义，因为它的大部分内容收入《唐六典》，此书给我们提供了唐代
行政法的详细内容。②
因此，从710至719年的十年是制订中央行政法典的重要时期，这种法
律旨在把中国再度置于一个精心制订的统一行政规定和实践的体制之下，所
以这十年对恢复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财政问题
在概括从中宗在位的后半期和睿宗时期起遗留下来的弊病的一切奏议
中，一个反复提到的内容是国家的财政资源不足、收入减少和缺乏储备积累
这一问题。在武后末期，政府曾打算重新登记人口。户税和地税两项新的税
①
收开始提供大量补充收入，同时有人已公开议论从贸易和商界征税。但总的
来说，人们尚未密切注意全面的财政政策。
当武后迁都洛阳时，帝国的财政已经大有好转。东都靠近中国东部产粮
的富饶平原，对它的供应远比长安方便和经济。武后本人于701至703年返
回长安之行是出于政治压力；而中宗长期迁都长安也是如此，因为韦后的政
治根据地就在关中。政府向西北的这次迁移重新引起了供应京畿这一巨大的
后勤问题，因为京畿的人口将近百万，又位于资源比较贫乏、气侯严酷而变
化无常的地区；那里的人口逐渐减少，而其中大部分户口又在府兵中服役，
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免予纳税。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