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顶及瓦饰 现存北魏三塔，其屋盖结构均非正常瓦顶，不足为当时屋顶实例。神通寺塔顶作阶级形方锥体，当为此式塔上所通用。其顶上刹，于须弥座上四角立山花蕉叶，中立相轮，最上安宝珠。嵩岳寺塔及佛光寺塔刹，均于覆莲座或莲花形之宝瓶上安相轮，与神通寺塔刹迥异。
云冈窟壁浮雕屋顶均为四注式，无歇山，硬山，悬山等。龙门古阳洞一小龛则作歇山顶。屋角或上翘或不翘，无角梁之表示。檐椽皆一层。瓦皆筒瓦板瓦。屋脊两端安鸱尾，脊中央及角脊，以凤凰为饰，凤凰与鸱尾之间，亦有间以三角形火焰者。浮雕佛塔之瓦，各层博脊均有合角鸱尾，塔顶刹则与神通寺塔极相似。更有单层小塔，顶圆，盖印度窣堵坡之样式也。
定兴北齐石柱屋顶亦四注式。瓦为筒板瓦。垂脊前端下段低落一级，以两筒瓦扣盖，此法亦见于汉明器中。
雕 饰 佛教传入中国，在建筑上最显著而久远之影响，不在建筑本身之基本结构，而在雕饰。云冈石刻中装饰花纹种类奇多，什九为外国传入之母题，其中希腊，波斯纹样，经健陀罗输入者尤多，尤以回折之卷草，根本为西方花样，不见于中国周汉各纹饰中。中国后世最通用之卷草，西番草，西番莲等等，均导源于希腊Acanthus 叶者也。
莲花为佛教圣花，其源虽出于印度，但其莲瓣形之雕饰，则无疑采自希腊之“卵箭纹”（egg-and-dart）。因莲瓣之带有象征意义，遂普传至今。它如莲珠（beads），花绳（garlands），束苇（reeds），亦均为希腊母题。前述之爱奥尼克式卷耳柱头，亦来自希腊者也。
以相背兽头为斗拱，无疑为波斯柱头之应用。狮子之用，亦颇带波斯色彩。锯齿纹，殆亦来自波斯者。至于纯印度本土之影响，反不多见。
中国固有纹饰，见于云冈者不多，鸟兽母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凤凰，饕餮等等，雷纹，夔纹，斜线纹，斜方格，水波纹，锯齿，半圆弧等亦见于各处。
响堂山北齐窟雕饰母题多不出上述各种，然其刀法则较准确，棱角较分明，作风迥异也。
第五章 隋·唐
第一节 隋·唐都市宫苑陵墓寺观建筑之梗概
隋文帝以周长安故宫“不足建皇王之邑”，诏左仆射高窣颎，将作大匠刘龙等，于汉故城东南二十一里龙首山川原创造新都，名曰大兴城[1]。城东西十八里余，南北十五里余。城内北部为皇城；皇城内北部又为宫城；即文帝之大兴宫也。自两汉南北朝以来，京城宫阙之间，民居杂处；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内唯列府寺，不使杂人居止，区域分明[2]，为都市计划上一重要改革。后世所称颁之唐长安城，实隋文帝所创建也。
文帝又于岐州营仁寿宫，避暑多居之，晚年每岁自春至秋，以在仁寿宫为最多。“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十有二所”[见注1]。然帝性俭约，此外少所营建。
炀帝即位（公元604年），即“于伊雒营建东京”[3]。“东都大城周回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宫城东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4]。城中街衢整洁，如“端门街..阔一百步，旁植樱桃石榴两行。..民坊各..开四门，临大街门并为重楼，饰以丹粉。..大街小陌，纵横相对”。宫殿以乾阳殿为正殿，“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高二百七十尺，十三间，二十九架，三陛轩。文■镂槛，栾栌百重，楶拱千构，云楣绣柱，华榱璧珰，穷轩甍之壮丽。其柱大二十四围。倚井垂莲，仰之者眩■。..大业殿规模小于乾阳殿，而雕绮过之。..大业，文成，武安三殿..殿庭并种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及诸名药奇卉”[见注4]。又有“元靖殿，周以轩廊，即宫内别供养经像之处”[见注4]。“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秘阁之书’，东屋藏甲乙（经、子），西屋藏丙丁（史、集）。又聚魏以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绩台，藏古画”[5]。以图书美术相提并论，特为营建，如后世图书馆美术馆之观念，实自炀帝始也。
炀帝“西苑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屈曲绕龙鳞渠。..每院门并临龙鳞渠，渠面阔二十步，上跨飞桥。过桥百步，即种杨柳修竹，四面郁茂、名花美草，隐映轩陛。其中有逍遥亭，八面合成，结构之丽，冠绝今古。..苑内造山为海，周十余里，水深数丈，其中有方丈、蓬莱、瀛洲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余尺，上有宫观..风亭月观，皆以机成，或起或灭，若有神变”。又有甘泉宫，“一名芳润宫，周十余里。宫北通西苑。其内多山阜，崇峰曲涧，秀丽标奇”。亭观桥殿甚多；“游赏之美，于斯为最”[见注4]。
唐因隋旧，即大兴城为长安城（第18 图）。皇城宫城一仍前置；城北禁苑，即隋之大兴苑也。禁苑东南之大明宫，太宗所置，为唐初建置之最宏伟者。
宫城亦称西内，东西四里，南北二里余，隋故宫也。南面正门曰承天门。其北入嘉德太极二门，而至正殿太极殿，即隋之大兴殿也。太宗于太极门殿两侧，东隅置鼓楼，西隅置钟楼，盖于正殿前庭角楼而置钟鼓者也。殿外左延明门之东有宏文馆，武德四年置，聚天下书籍，盖为隋观文殿之后身。其传统至清北京故宫之文渊阁，其与太和殿之关系，仍大致相同也。太极殿后两仪殿为日常听政视事之所。太宗命阎立本图画功臣二十四人像，传名后世之凌烟阁，则在宫城之西北部焉。宫城内更有山水池，景福台，球场，亭子等等，盖为游玩而置。乾化门内之佛光寺，则为供养经像之处[见注2]。
大明宫在禁苑之东南部，其西南角与宫城之东北角相接。宫正南丹凤门内含元殿，即龙首山之东趾也。“殿左右有砌道盘上。谓之龙尾道。殿陛上高于平地四十余尺，南去丹凤门四百步”[6]。“元正冬至于此听朝也。夹殿两阁，左曰翔鸾阁，右曰栖凤阁，与殿飞廊相接”[7]。在含元殿南北中线上，更北为宣政门及宣政殿，紫宸门及紫宸殿，蓬莱殿等，最北即宫墙北面之玄武门也。宫内西北部有麟德殿，三面，形制特殊，南有阁，东西皆有楼，各有障日阁，玄宗与诸王近内臣宴会多在此殿。宫中又有太液池，有山林之胜焉。
玄宗开元初，以藩邸为兴庆宫，其地实皇城东南，外郭一坊之地；并于附近坊里，赐第诸王。宫中西南部有勤政务本之楼，花萼相辉之楼，帝时时登临。其正殿曰兴庆殿，玄宗听政亦在是焉[8]。
唐亦以洛阳为东京。太宗贞观初，治洛阳宫[9]。窦琎“为将作大匠，于宫中凿池起山，崇饰雕丽，太宗怒，遽令毁之”[10]。高宗“敕司农少卿田仁佐因东都旧殿余址修乾元殿，高一百二十尺，东西三百四十五尺，南北一百七十六尺”[11]。然东都营建之功，实以武后为盛。武后“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以僧怀义为使，凡役数万人。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为圆盖，以木为瓦，夹纻漆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橕■，借以为本。下施铁渠，为辟雍之像，号曰万象神宫。又命怀义作夹纻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之，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12]。天册万岁元年，天堂火延及明堂，比明皆尽，于是命更造明堂天堂，号曰通天宫。
武三思又率四方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纪功德。天枢之制若柱，“其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径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索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见注12]。又铸九鼎，其一高一丈八尺，其余高一丈四尺。置于通天宫。又铸“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至玄宗开元元年，诏毁天枢，取其铜铁，充军国杂用。末年，诏将作大匠康■毁则天明堂，“拆上层，于旧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坐上置八角楼，楼上有八龙腾身捧火珠，又小于旧制五尺，覆以真瓦，依旧为乾元殿”[13]。
唐代诸帝所造离宫颇多，高祖造仁智宫于宜君县，造太和宫于终南山[14]。太宗以隋仁寿宫为九成宫，将作少匠姜确所作[15]，帝所常幸。命阎立德建襄成宫于汝州西山，宫成烦燠不可居，帝废之以赐百姓[16]。于骊山置温泉宫，亦阎立德所作也[见注9]。玄宗改温泉宫“为华清宫，骊山上下，益置汤井为池，台殿环列山谷，..即于汤所置百司及公卿邸第焉”[见注2]。宫之寝殿曰飞霜殿。御汤九龙殿在其南，亦名莲花汤，制作宏丽。汤中陈白玉石鱼龙凫雁及石莲花，石梁横亘汤上，莲花才出水面，雕镌巧妙，殆非人功。更置长汤数十间屋，环回甃以文石。此盖宫之中心建筑也。此外尚有重明阁。倚栏可北瞰县境。阁下有方池，中植莲荷，池中凿井，每盛夏泉极甘冷；朝元阁为开元皇帝降圣之处,其南老君殿,有玉石老君像,制作精绝,长生殿则史剧史诗中最浪漫之所也。安史乱后,天子罕复游幸,唐末遂皆圮废,至五代石晋遂改为道观焉[见注2]。
唐代私宅制度本有规制。“王公之居不施重拱藻井。三品堂五间九架，门三间五架；五品堂五间七架，门三间两架；六品七品堂三间五架，庶人四架，而门皆一间两架。常参宫施悬鱼，对凤，瓦兽，通栿，乳梁”[17]，然恐徒具公文，未必严格施行也，当时显要贵幸营建私宅之风甚盛。天宝中，杨氏姊妹及国忠等均恩倾一时，大治宅第。安禄山宅“堂皇三重，皆像宫中小殿。房廊■■；绮疏诘屈，无不穷极精妙”[见注2]。元载则于“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又于近郊起亭榭，帷帐什器，皆如宿设。城南别墅凡数十所”[见注2]。马璘营宅于皇城南长兴坊，“重价募天下巧工营缮，屋宇宏丽，冠于当时”[见注2]。中宗女长宁公主西京第，则“左俯大道，右属都城，作三重楼以凭观。筑山浚池”[见注2]。安乐公主则与之“竞起第舍，以侈丽相高，拟于宫掖，而精巧过之。..作定昆池，延袤数里，累石象华山，引水象天津”[18]。至若忠臣廉吏，如魏征“所居室屋卑陋。太宗欲为营构，征谦让不受，洎征寝疾，太宗将营小殿，遂撤其材为造正堂，五日而就”[19]。又如李义琰“宅而褊隘，虽居相位，在宫清俭，竟终方丈之堂。高宗闻而嗟叹，遂敕将作造堂，以安灵座焉”。
平民居舍，或隐居小屋，则白居易之庐山草堂，可为其例。堂面香炉峰，腋遗爱寺，“三间两柱，二室四牖。..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日，虞祁寒也。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磩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纻帏，率称是焉。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是居也，前有平地，轮广十丈；中有平台，半乎地；台南有方池，半乎台。环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莲白鱼，又南抵石涧..”[20]，可略见布置及结构焉。唐代陵墓，多因山为陵。太宗昭陵因九嵕山为之，周以围垣，前建献殿，以功臣密戚陪葬，刻番酋之形，琢六骏之像，以旌武功，立于北阙。规模宏大，为唐代之最。其六骏刻石，尤为著名。高宗乾陵因梁山为之，其石刻番酋六十一人像，并石马，石麒麟等，皆唐代雕刻之重要遗物也[见注2]。
佛道教建筑至隋唐而极盛。隋文帝大崇释氏，敕建舍利塔于天下诸州，盖均木塔也[21]。大兴城中，寺观林立，多者一坊数寺。其“寺殿崇广，为京城之最”者，莫如大兴善寺。寺尽一坊之地，其大殿“曰大兴佛殿，制度与太庙同”[见注2]，殿内壁画至妙，相传刘焉所画[22]。“天王阁其形高大,为天下之最”。京城西南隅之大庄严寺,隋文帝所立,“宇文恺奏请于此寺建木浮图,崇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大业七年成”。天下伽蓝之盛,莫与于此寺。其西“大总持寺,炀帝为文帝立,制度与庄严寺正同”[见注2]。
唐长安城中，佛寺道观大都创建于隋，传记所载，其创建于唐代者，反不若隋之多。唐代创建，功德最盛，而传统至今者，以大慈恩寺为最著。寺为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 年），高宗为太子时，为母文德皇后立，故以“慈恩”为名。寺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会昌毁佛时所诏留，得幸免于难。寺西院浮图，“永徽三年（公元652 年），沙门玄奘所立，初唯五层，崇一百九十尺。砖表土心，仿西域窣堵坡制度，以置西域经像”。塔上层以石为室，南面有太宗及高宗圣教序碑。兴工之日，师“唯恐三藏梵本，零落忽诸，二圣天文，寂寥无纪，所以敬崇此塔，拟安梵本，又树丰碑，镌斯序记”。师亲负箕畚，担运砖石，首尾二周，成此正业[见注2]。其后塔心内卉木钻出，渐以颓毁，长安中（公元701—704 年）“更拆改造，依东夏刹表旧式，特崇于前”[见注2]，现存塔即此次所建。唐岑参登慈恩寺浮图诗：“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与现状相符。但章八元则谓其“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则较现塔多三层。《西安府志》谓十层塔兵余存七层，未知是否事实耳。
唐代佛寺道观，功德所注，多在壁画塑像。两京寺观，几无不饰以壁画，吴道子，尹琳，杨廷光，韩干之流，均以壁画名于当代，而杨惠之、窦弘果之辈，则以塑像名著也[见注22]。安史乱后，至唐末五代，兵燹频仍，会昌显德两次灭法，建筑绘塑遂遭大厄，加之以木构之难永固，吴杨遗作至今遂荡然无存。
佛塔建筑，其初虽多木构，至唐以后，砖石之用渐多，故今遗物亦较夥。各省各县总计或在百数十之数。长安慈恩寺塔，荐福寺塔等皆现存唐塔中之著名者也。
魏齐以来，凿崖造像建寺之风，至隋唐尤盛。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乃至四川各地，隋唐窟寺均甚多，其中最著名，工程最大者，则莫如洛阳，龙门武后所建之奉先寺。敦煌千佛洞唐代造窟数目亦甚多。长城工程在隋唐两代，均极受注意，屡发丁夫数万至百余万筑之，此期所筑，其着重点乃在自榆林以东部分。其所用材料，盖乃为土筑也。
[1] 《隋书·文帝本纪》。
[2] 《长安志》。
[3] 《隋书·炀帝本纪》。
[4] 《大业杂纪》。
[5] 《隋书·经籍志》。
[6] 《两京记》。
[7] 《唐六典》。
[8] 《让皇帝传》。
[9] 《旧唐书·太宗本纪》。
[10] 《旧唐书·窦琎传》。
[11] 《旧唐书·高宗本纪》。
[12] 《旧唐书·武后本纪》。
[13] 《旧唐书·玄宗本纪》。
[14] 《旧唐书·高祖本纪》。
[15] 《旧唐书·地理志及姜确传》。
[16] 《旧唐书·阎立德传》。
[17] 《新唐书·车服志》。
[18] 《资治通鉴·二○九》。
[19] 《长安志》引《封演见闻录》。
[20] 白香山《庐山草堂记》。
[21] 《仁寿舍利塔铭》。
[22] 《历代名画记》。
第二节 隋·唐实物
石 窟 隋代石窟之最富于建筑趣味者为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1]（第17图）。窟寺虽创始于北齐，隋、唐两代添凿颇多。其中开皇四年（公元584年）石窟，为天龙山诸窟中最大者（第19图）。内室方约略四点三米。其前为双柱廊。其全部布局仍与邻近之北齐石窟相似。其柱作圆形柱础风化不可辨。柱头上施大斗及替木。其阑额不施于柱之顶端，而在略低之处，为后世所不见。阑额之上施人字形补间铺作，其斗亦安替木以承檐榑。自廊通内室之门，为圆券顶，券面作尖拱形。券脚承以圆柱，柱脚托以蹲兽，盖魏齐以来，常见之制也校注[5]。
龙门石窟以唐代所凿占大多数，然其建筑部分已不自崖石凿出，而采取较简易之木构，构于窟前。其较小之洞窟，仅作简单之窟室，窟外亦无木构殿屋。其中最大者，为奉先寺像龛[2]。龛镌卢舍那佛趺坐像，高八十五尺，并尊者，菩萨，金刚，神王等。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武后助脂粉钱二万贯凿造，至上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公元676年）功毕。至调露元年（公元679年）。于大像南置大奉先寺[3]。今崖上龛壁，尚有安梁卯孔及屋顶斜槽痕迹。可以推知其木构在正面为大殿七间，两侧为配殿三间，其屋顶皆倚崖作一面坡者。至于此木构之前面作何形，则无可考矣。龙门其它窟壁亦偶有浮雕殿屋等形者，然较之魏齐石窟，则其建筑资料上之价值逊之远甚校注[6]。
此外各地唐代摩崖石刻中，尚有浮雕楼阁殿宇形者，亦为研究唐代建筑之间接资料，当于下文另论之（第36图）。
佛光寺大殿[见注1]校注[7] 唐代木构之得保存至今，而年代确实可考者，唯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一处而已校注[8]。寺于唐代为五台大刹之一，见于敦煌壁画五台山图，榜曰“大佛光之寺”。其位置在南台之外为后世朝山者所罕至，烟火冷落，寺极贫寒，因而得幸免重建之厄。
寺史无可考，在今大殿之左侧有塔一座，以形制论为北魏遗物，借以推想，寺之创建当在魏朝。此外仅知唐宪宗元和中（公元806—820之间），寺僧法兴曾建“三层七间弥勒大阁，高九十五尺，尊像七十二位，圣贤八大龙王，罄从严饰”[4]。今寺中并无此阁，而在山坡之上者乃单层大殿七间。殿建于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为国内现存最古之木构物。盖弥勒大阁功毕仅三十余年，即遭会昌灭法之厄，今存大殿乃宣宗复兴佛法后所建。揆之寺中地势，今殿所在或即阁之原址。殿之建立人为“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为阉官“故右军中尉王”（守澄）建造，其名均见于殿内梁下及殿前大中十一年经幢。
殿平面广七间，深四间（第20图）。其柱之分配为内外两周。外檐柱上施双杪双下昂斗拱（第21图）。第二杪后尾即为内外柱间之明乳栿，为月梁形，其双层昂尾压于草乳栿之下。内柱之上施四杪斗拱，以承内槽之四椽明栿，栿亦为月梁（第22图）。补间铺作，每间一朵，至为简单。各明栿之上施方格平暗。平暗之上另施草栿以承屋顶。平梁之上，以叉手相抵作人字形，以承屋脊，而不用后世通用之侏儒柱。此法见于敦煌壁画中。而实物则仅此一例而已。除殿本身为唐代木构外，殿内尚有唐塑佛菩萨像数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拱眼壁有唐代壁画。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诚我国第一国宝也。
除佛光寺大殿而外，尚有河北正定县开元寺钟楼为可能之唐代木构。
开元寺钟楼[5] 已大经后世修改。其外貌已全非原形。外檐下层似为金元样式，上层则清代所修，内部四柱则极壮大，其上斗拱雄伟，月梁短而大，以形制论，大有唐代遗构之可能。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乃唐僧鉴真东渡所建，其建造年代适当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亦可借以一窥唐风影响所及。
国内现存唐代建筑实物，以砖石塔为最多，兹选各形式不同者数例，按其年代序列分述如下：
玄奘塔[见注1] 西安兴教寺玄奘法师塔，在县南约五十里，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建，盖师圆寂后之五年也。塔五级平面方形。第一层塔身平素，檐部由层砖叠涩而成，檐下以砖砌成普拍枋及简单之把头绞项作（一斗三升）斗拱，每面四朵。上四层每层高广及宽度均递减，但形式则相同。每层均于表面砌作三间四柱，柱上施阑额普拍枋，柱头施一斗三升斗拱，无补间铺作，其上叠涩出檐。塔顶砖刹，各层檐，及第一层塔身皆于民国二十年顷修葺。国内砖塔之砌作木构形者，当以此为最古（第23图）。
香积寺塔[见注1] 在西安西南五十里，今唯一塔存在。塔建于永隆二年（公元681年），与玄奘塔同属一型。平面正方，高十三层，今仅存十一层半。第一层平素无饰，叠涩出檐。以上各层，表面均以砖砌出扁柱及阑额，为四柱三间，柱头施一大斗，补间亦用一大斗，其上叠涩出檐。每层四面当心间均辟圆券门，次间壁面砌立颊及假直棂窗。塔顶现已毁。塔内室方形，各层楼板已毁，自下层可仰视直至顶部。
慈恩寺大雁塔[见注1] 在今西安城南八里，唐时则长安城中之进昌坊也。今寺中唯一之唐代建筑，厥唯大雁塔（第24、25图）。现存塔为武后长安中（公元701—704年）所重建，宋明清民国以来，历次重修。平面正方形。第一层方约二十五米余，塔七级，高约六十米，立于方约四十五米余、高约四米余之台基之上。塔身壁面以砖砌为瘦长之扁柱及阑额；下四层分作七间，上三层五间，柱上施大斗一个，无补间铺作。每层正中辟圆券门。此塔与玄奘塔及香积寺塔同属一型，盖所谓“东夏刹表旧式”，即模仿木构形状者也。塔内室亦方形，初层方约六点八米。各层以木构成楼板，升降亦以木扶梯，盖六朝隋唐塔内结构之常法也。塔第一层西面门楣石所刻佛殿图，为研究唐代木建筑之重要资料。当另论之（第26图）。
荐福寺小雁塔[见注1] 在今西安城南三里，唐时亦在长安城中者也，寺创建于睿宗文明元年（公元684年），而塔则景龙中（公元707—709年），宫人率饯所立，寺中现存之唯一唐代建筑也。塔平面正方形，初层广约十一米余（第27图），塔十五级，立于广台之上（第28图）。今顶上二三层檐毁坏已甚，仅余十三级，每层叠涩出檐。塔身表面无任何雕饰，唯各层檐下之斜角牙砖两层及南北两面圆券门破其平素。各层塔身，高广均递减，愈上愈促，故塔全部轮廓呈现秀丽畅快之卷杀，与前举三例迥异其趣，塔前面门廊乃清代修葺时所加建，塔内室方约四点一米，其内部各层楼板原亦以木构成，今全毁，不可登临校注[9]。
嵩山法王寺塔[6] 相传寺创始于汉明帝朝，与白马寺同时建立，确否无由证实。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曾建舍利塔。今寺内殿宇，皆明清以后所建。寺北十五层砖塔，平面正方形。内辟方室，直通顶部，塔高四十米余，下部塔身高瘦，其上叠涩出檐十五重，全部轮廓卷杀如小雁塔，秀丽玲珑。塔无年代铭刻，就形制论，当与小雁塔约略同时。
云居寺石塔[7] 河北房山县云居寺有南北二塔，均为辽代遗物，北塔台基四隅各立小石塔一，均盛唐物也。四塔形制大致相同。平面方形，共七层，初层塔身较高，其上出石板檐，作叠涩状，以上各层塔身极矮，各檐向上递减，卷杀显著。盖与小雁塔法王寺塔同属一型而以石建者也。第一层正面辟方门，其上饰以浮雕宝珠形券面，两侧金刚挟卫，为此式石塔之通常作风。
昆明慧光寺塔[8] 俗称西寺塔。平面正方形。台基三层，饰以间柱及壶门牙子。塔身，方广约七米，南面辟一门至塔心小室，小室直通塔顶，各层楼板及扶梯已毁。塔身以上，外部叠涩出檐十三重。塔身卷杀至最上数层骤紧，故其轮廓呈现之曲线较豫陕诸塔略为紧拙。关于塔之年代，传说不一。考昆明之肇始，乃唐代宗时南诏主创建之柘东城，寺塔之建，当以唐末为最近可能。大理崇圣寺塔亦属此型，年代亦约略相同。两者均经后世屡次修葺者也。
灵崖寺慧崇塔[见注1] 自唐以来，高僧墓塔之留存至今者颇多。前述玄奘塔即其一例也。然其较通常之型式，则多为单层之小塔。山东长清县灵崖寺慧崇塔，建于贞观中。塔全部石造平面正方形（第29图）。正面辟方门，外饰以圆券，券面刻作火焰或宝珠形，侧面亦作门形，但作假门扇，其上安门钉。塔身上叠涩出檐，其上更有极矮塔身一层，亦叠涩出檐，故全塔呈现单层重檐之状。顶上置须弥座，山华蕉叶，以承仰覆莲及圆珠形塔顶。
净藏禅师塔[见注6] 在河南登封县城西北十二里会善寺。寺本北魏孝文帝离宫，至隋改今名。净藏禅师以天宝五载（公元746年）殁于此寺，塔之建造至迟恐不出数年之外。塔平面作等边八角形，内辟八角小室。塔全部砖造，下为高基，崩毁殊甚，难辨原形。塔身各隅，砌成倚柱，露出五面，当为八角柱也，柱下无础，上施把头绞项作斗拱，角上与批竹耍头相交于栌斗口内。柱头上施阑额，额上施人字形补间铺作。塔身正面辟圆券门，左右两侧则作门扇形，隐出门钉，背嵌铭石一块。其四隅面侧作成直棂窗形，塔身以上，叠涩出檐，然甚残破。屋顶之上则置须弥座，八角砌成山华蕉叶形。更上则为平面圆形之须弥座一层，上施仰莲。最上则为石制仰覆莲座及火焰宝珠（第30、31图）。
隋唐现存佛塔平面均四方形。北魏虽有佛光寺六角塔及嵩岳寺十二角塔，然为两孤例。辽宋以后八角形虽已成为佛塔平面之最通常形式，然在唐代则仅此一例而已。
同光禅师塔[见注6] 在河南登封县少林寺，建于大历六年（公元771年），与慧崇塔同型之砖塔也。平面亦正方形。唯正南辟门。塔身上叠涩出檐,顶上须弥座两层,下层正方,上层八角菱形,以承平面圆形之石仰覆莲及宝珠顶。唐代墓塔类此者颇多。
唐太宗昭陵[9] 在陕西醴泉县西北五十里，因九嵕山为陵。按长安志图说，周垣两重，前建献殿，陪葬诸王公主嫔妃功臣一百余人。刻番酋十四人像，并所乘六骏之形于北阙下。今六骏尚存，其四在西安陕西省立图书馆，其二在美国彭省大学博物馆，乃唐代雕刻之精品也。唯陵之建筑，今无存者。
唐高宗乾陵[见注1、9] 在陕西乾县北五里，因梁山为陵。亦周垣两重；内垣四面辟门，四隅为角楼。陵前双阙，石狮石马，番酋六十四人像，又建祠堂，绘朝臣六十人画像。今石人石兽尚存，为唐代雕刻精品。
武氏顺陵[见注1] 武后为其父武士彟营陵墓于咸阳，号曰顺陵，陵前石麒麟及石狮等，为陵地现存唯一遗物，雕刻极精。
赵县安济桥[10] 隋唐以来桥梁之年代确实可考者极少。河北赵县安济桥，不唯确知为隋（公元581—618年）匠李春所造，且可称为中国工程界一绝。桥在城南五里洨水上，仅一石券，横跨三十八米之大距离，桥两端撞券部分各砌两小券，作成空撞券。此法在欧洲初见于法国南部Ceret——十四世纪之桥上，其在近代工程，则至一九一二年始应用之。李春此桥则较欧洲此式之桥尚早八百年。亦我国现存最古之桥也（第32—34图）。
间接资料唐代绘画雕刻中所见关于建筑之资料，颇多足供参考。
一、敦煌壁画 敦煌窟壁之画及密室中发现画卷中，多净土变相，以殿宇楼阁为背景，可作为唐代之理想建筑图，其各部细节，亦描画逼真。总计壁画中所绘建筑类型，有殿堂，楼阁，门楼，角楼，廊亭，围墙，城郭，塔寺等。而此诸建筑物间之联系，其平面布置，亦可借窥大略（第35图）。
二、大雁塔门楣石画刻 塔初层西门券内半圆形楣石刻释迦说法图，画佛殿五间，立于阶基之上，翼以回廊。其阶基踏步作东西阶；斗拱为双杪，补间铺作用人字形斗拱，檐缘瓦吻，描画均极忠实。为研究唐代建筑极重要文献（第26图）。
三、石窟浮雕 龙门唐代石窟之雕凿者，对于建筑似毫不注意，故诸窟龛鲜有建筑意识之表现。然在四川多处摩崖，则有雕西方阿弥陀净土变相，以楼阁殿宇为背景者，如夹江县千佛崖，大足县北崖佛湾，乐山县龙泓寺千佛崖皆其例也。其中尤以龙泓寺为富于建筑趣味[11]，其龛内所刻建筑，中央为殿堂二层，具平坐，上覆四注顶。右左翼以三层建筑，其第二层中央作龟头屋，以山面向外。再次两侧壁，则为下石上木，如日本所谓多宝塔之建筑物。此五层建筑之上层，则联以阁道，覆以廊屋，其斗拱额柱各部细节均逼真实物，为当时建筑之忠实模型（第36图）。
此种间接资料，为介乎文献与实物间之可贵资料，对于部分细节，价值尤高，在特征分析节内，当再详论之。
[1] 著者测绘。
[2] 刘敦桢、梁思成等测绘。
[3] 龙门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记。
[4] 《宋高僧传》二十七。
[5]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著者《正定调查纪略》。
[6]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四期，见刘敦桢《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
[7] Siren O.，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Art：Architecture.
[8]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刘敦桢《云南之塔幢》。
[9] 《长安志》。
[10] 《赵县大石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
[11] 刘敦桢《西南建筑图录》，未刊稿。
校注[5] 此窟廊现查明建于北齐皇建元年（公元560年）。
校注[6] 据《卢舍那像龛记》说“于大像南置大奉先寺”，解放后，已在龙门西山南平地上发现寺遗址。而像龛上所留卯孔为后代所凿，故多破原像背光之处。
校注[7] 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二期。
校注[8] 解放后发现五台山东冶镇李家庄南禅寺大殿,建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早于此殿75年。
校注[9] 此塔于1966年重修，塔内楼板已补配。
第三节 隋·唐之建筑特征[1]
一 建筑型类
隋、唐建筑实物之现存者，就型类言，有木构殿堂、佛塔、桥、石窟寺等物。其中石窟寺本身少建筑学上价值。此外尚有钟楼之一部分，亦因不全，不得作一型类之代表物。但在间接资料中，则可得型类八九种，以资佐证。在史籍中亦可得一部分之资料也。
城市设计 隋、唐之长安与洛阳，均为城市设计上之大作。当时雄伟之规，今虽已不存，但尚有文献可征（第18 图）。隋文帝之营大兴城（长安），最大之贡献有三点：其一，将宫殿，官署，民居三者区域分别，以免杂乱而利公私；又置东西两市，以为交易中心。其二，将全城以横直街分为棋盘形，使市容整齐划一。其三，将四面街所界划之地作为坊，而其对坊之基本观念，不若近代之block，以其四面之街为主，乃以一坊作为一小城，四面辟门，故言某人居处，不曰在何街，而曰在何坊也。街道不唯平直，且规定百步、六十步、四十七步等标准宽度焉。顾炎武言：“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见注1]。唐代建置之气魄，可以见矣。
平面布置 唐代屋宇，无论其为宫殿，寺观或住宅，其平面布置，均大致相同，故长安城中佛寺道观等，由私人“舍宅”建立者，不可胜数。今唐代建筑之存在者，仅少数殿宇浮图，无全部院庭存在者，故其平面布置，仅得自敦煌壁画考之。
唐代平面布置之基本观念为四周围墙，中立殿堂。围墙或作为回廊，每面正中或适当位置辟门，四角建角楼，院中殿堂数目，或一或二三均可。佛寺正殿以前亦有以塔与楼分立左右者，如敦煌第一一七窟五台山图中，“南台之寺”，其实例则有日本奈良之法隆寺。在较华丽之建置中，正殿左右亦有出复道或回廊，折而向前，成凵字形，而两翼尽头处更立楼或殿者，如大明宫含元殿“夹殿两阁，左曰翔鸾阁，右曰栖凤阁，与殿飞廊相接”，及敦煌净土变相图及乐山龙泓寺摩崖所见。
殿堂 唐代殿堂，承汉魏六朝以来传统，已形成中国建筑最主要类型之一。其阶基，殿身，屋顶三部至今日仍为中国建筑之首身足。其结构以木柱构架，至今一仍其制。殿堂本身内部，少分为各种不同功用屋室之划分，一殿只作一用。即有划分，亦只依柱间间隔，无依功用，有组织，如后世所谓平面布置也。
楼阁 二层以上之建筑，见于唐画者甚多。通常楼阁，下层出檐，上层立于平坐之上，上为檐瓦屋顶，又有下层以多数立柱构成平坐，而不出檐者，或下部以砖石为高台，台上施平坐斗拱以立上层楼阁柱者。然此类实物今无一存焉。
佛塔 现存唐代佛塔类型计有下列三种：
（一）模仿木构之砖塔 如玄奘塔，香积寺塔，大雁塔，净藏塔之类。各层塔身表面以砖砌成柱额斗拱乃至门窗之状，模仿当时木塔样式，其檐部则均叠涩出檐，又纯属砖构方法。层数自一层至十三乃至十五层不等。
（二）单层多檐塔 如小雁塔、法王寺塔，云居寺石塔之类。下层塔身比例瘦高，其上密檐五层至十五层。檐部或叠涩，或刻作椽瓦状。
（三）单层墓塔 如慧崇塔，同光塔之类。塔身大多方形，内辟小室，塔身之上叠涩出檐，或单檐或重檐，即济南神通寺东魏四门塔型是也。如净藏塔亦可属于此类，但塔身为木构样式。
现存唐代佛塔特征之最可注意者两点：
（一）除天宝间之净藏禅师塔外,唐代佛塔平面一律均为正方形；如有内室亦正方形。
（二）各层楼板扶梯一律木构，故塔身结构，实为一上下贯通之方形砖筒。除少数实心塔及仅供佛像不能入内之小石塔外，自北魏嵩岳寺塔以至晚唐诸塔，莫不如是。凡有此两特征之佛塔，其为唐构殆可无疑矣。
除上举实物所见诸类型外，见于敦煌画之佛塔，尚有下列四种：
（一）木塔 与云冈石窟浮雕及塔柱所见者相同，盖即“上累金盘，下为重楼”之原始型华化佛塔也。
（二）多层石塔 为将多数“四门塔”垒叠而成者。每层塔身均辟为圆券门，叠涩出檐、上施山花蕉叶。现存实物无此式，然在结构上则极合理也。
（三）下木上石塔 下层为木构，斗拱出瓦檐。其上设平坐，以承上层石窣堵坡。其结构违反材料力学原则，恐实际上不多见也。
（四）窣堵坡 塔肚部分或为圆球形或作钟形。现存唐代实物无此式。
城郭 敦煌壁画中所画城郭颇多，似均砖甃。城多方形，在两面或四面正中为城门楼，四隅则有角楼，均以平坐，立于城上。城门口作梯形“券”，为明以后所不见。城上女墙，或有或无，似无定制。
桥梁 唐代桥梁，至今尚无确可考者。敦煌壁画中所见颇多，均木造，微拱起，旁施勾栏，与日本现代木桥极相似。至于隋安济桥，以一单券越如许长跨，加之以空撞券之结构，至为特殊，且属孤例，不可作通常桥型论也。
二 细节分析
阶基及踏道 唐代阶基实物现存者甚少，大雁塔、小雁塔及佛光寺大殿虽均有阶基，然均经后代重修，是否原状甚属可疑。墓塔中有立于须弥座上者，然其下是否更有阶基，亦成问题。敦煌壁画佛塔均有阶基，多素平无叠涩；大雁塔门楣石所画大殿阶基亦素平，其下地面且周以散水，如今通用之法。阶基前踏道一道，唯雁塔楣石所画大殿则踏道分为左右，正中不可升降，即所谓东西阶之制。
平坐 凡殿宇之立于地面或楼台塔阁之下层，均有阶基；但第二层以上或城垣高台之上建立木构者，则多以平坐斗拱代替阶基，其基本观念乃高举之木构阶基也。玄宗毁武后明堂，“去柱心木，平坐上置八角楼”，此盖不用柱心木建重楼之始，为结构法上一转捩点殊堪注意。敦煌壁画中楼阁城楼等皆有平坐。然实物则尚未见也。
勾栏 阶基或平坐边缘之上，多有施勾栏者。自北魏以至唐宋,六七百年间,勾栏之标准样式为“钩片勾栏”,以地栿,盆唇,巡杖及斗子蜀柱为其构架,盆唇地栿及两蜀柱间以L 及1 形相交作华板。敦煌壁画中所见极多。其实例则栖霞山五代舍利塔勾栏也。
柱及柱础 佛光寺大殿柱为现存唐柱之唯一确实可考者。其檐柱内柱均同高；高约为柱下径之九倍强。柱身唯上端微有卷杀，柱头紧杀作覆盆状。其用柱之法，则生起与侧脚二法，皆极显著，与宋营造法式所规定者约略相同。
砖塔表面所砌假柱，大雁塔与香积寺塔均瘦而极高；净藏塔之八角柱则肥短。大雁塔门楣石所画柱亦极瘦高，恐均非真实之比例也。
唐代柱础如用覆盆，则有素平及雕莲瓣者。
门窗 佛光寺大殿门扇为板门，每扇钉门钉五行；门钉铁制，甚小，恐非唐代原物。慧崇塔、净藏塔及栖霞寺塔上假门亦均有门钉，千余年来，仍存此制。
佛光寺大殿两梢间窗为直棂窗，净藏塔及香积寺塔上假窗，亦为此式，元明以后，此式已少见于重要大建筑上，但江南民居仍沿用之。
斗拱 唐代斗拱已臻成熟极盛。以现存实物及间接材料，可得下列六种：
（一）一斗 为斗拱之最简单者。柱头上施大斗一枚以承檐椽,如用补间铺作,亦用大斗一枚。大雁塔、香积寺塔之斗拱均属此类。北齐石柱上小殿,为此式之最古实物。
（二）把头绞项作（清式称一斗三升） 玄奘塔及净藏塔均用一斗三升。玄奘塔大斗口出耍头，与泥道拱相交。其转角铺作则侧面泥道拱在正面出为耍头；其转角问题之解决甚为圆满。柱头枋至角亦相交为耍头。净藏塔柱头之转角铺作，则其泥道拱随八角平面曲折，颇背结构原理。其大斗口内出耍头，斜杀如批竹昂形状。大雁塔门楣石所画大殿两侧回廊斗拱则与玄奘塔斗拱完全相同。
（三）双杪单拱 大雁塔门楣石所画大殿，柱头铺作出双杪，第一跳偷心，第二跳跳头施令拱以承橑檐椽。其柱中心则泥道拱上施素枋，枋上又施令拱。拱上又施素枋。其转角铺作，则角上出角华拱两跳，正面华拱及角华拱跳头施鸳鸯交手拱，与侧面之鸳鸯交手拱相交。此虽间接资料，但描画准确，其结构可一目了然也。
（四）人字形及心柱补间铺作 净藏塔前面圆券门之上以矮短心柱为补间铺作，其余各面则用人字形补间铺作。大雁塔门楣石所画佛殿则于阑额与下层素枋之间安人字形铺作，其人字两股低偏，而端翘起。上下两层素枋之间则用心柱及斗。现存唐宋实物，无如此者，但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则用上下两层心柱及斗，与此画所见，除下层以心柱代人字形铺作外，在原则上属同一做法。
（五）双杪双下昂 何晏《景福殿赋》有“飞昂鸟踊”之句，是至迟至三国已有昂矣。佛光寺大殿柱头铺作出双杪双下昂，为昂之最古实例。其第一第三两跳偷心。第二跳华拱跳头施重拱，第四跳跳头昂上令拱与耍头相交，以承替木及橑檐榑。其后尾则第二跳华拱伸引为乳栿，昂尾压于草栿之下。其下昂嘴斜杀为批竹昂，敦煌壁画，所见多如此，而在宋代则渐少见，盖唐代通常样式也。转角铺作于角华拱及角昂之上，更出由昂一层，其上安宝瓶以承角梁，为由昂之最古实例。
（六）四杪偷心 佛光寺大殿内柱出华拱四跳以承内槽四椽栿，全部偷心，不施横拱，其后尾与外檐铺作相同。
木构斗拱以佛光寺大殿为最古实例。此时形制已标准化，与辽宋实物相同之点颇多，当于下章比较讨论之。
构架 在构架方面特可注意之特征有下列七点：
（一）阑额与由额间之矮柱 大雁塔石楣石所画佛殿，于柱头间施阑额及由额，二者之间施矮柱，将一间分为三小间，为后世所不见之做法。
（二）普拍枋之施用 玄奘塔下三层均以普拍枋承斗拱。最下层未砌柱形，普拍枋安于墙头上。第二第三两层砌柱头间阑额，其上施普拍枋以承斗拱。最上两层则无普拍枋,斗拱直接安于柱头上。可知普拍枋之用,于唐初已极普遍,且其施用相当自由也。
（三）内外柱同高 佛光寺内柱与外柱完全同高，内部屋顶举折，均由梁架构成。不若后代将内柱加高。然佛光寺为一孤例，加高做法想亦为唐代所有也。
（四）举折 佛光寺大殿屋顶举高仅及前后橑檐枋间距离之五分之一强，其坡度较后世屋顶缓和甚多。其下折亦甚微，当于下章与宋式比较论之。
（五）明栿与草栿之分别 佛光寺大殿斗拱上所承之梁皆为月梁，其中部微拱起如弓，亦如新月，故名。后世亦沿用此式，至今尚通行于江南。其在此殿中，月梁仅承平暗之重，谓之明栿。平暗之上，另有梁架，不加卷杀修饰，以承屋盖之重，谓之草栿。辽宋实物亦有明栿以上，另施草栿者，明清以后，则梁均为荷重之材，无论有无平暗，均无明栿草栿之别矣。
（六）月梁 《西都赋》有“抗应龙之虹粱”，谓其梁曲如虹，故知月梁之用，其源甚古。佛光寺大殿明栿均用月梁，其梁首之上及两肩均卷杀，梁下中■，为月梁最古实例。其形制与宋营造法式所规定大致相同。
（七）大叉手 佛光寺大殿平梁之上不立侏儒柱以承脊榑，而以两叉手相抵，如人字形斗拱。宋辽实物皆有侏儒柱而辅以叉手，明清以后则仅有侏儒柱而无叉手。敦煌壁画中有绘未完之屋架者,亦仅有叉手而无侏儒柱,其演变之程序,至为清晰。
藻井 佛光寺大殿平暗用小方格，日本同时期实物及河北蓟县独乐寺辽观音阁平暗亦同此式。敦煌唐窟多作盝顶，其四面斜坡画作方格，中部多正形，抹角逐层叠上，至三层五层不等。
角梁及檐椽 佛光寺大殿角梁两重，其大角梁安于转角铺作之上，由昂上并以八角形瘦高宝瓶承托角粱、角梁头卷杀作一大瓣，子角梁甚短，恐已非原状。大雁塔楣石所画大殿角梁不全。其下无宝瓶等物，亦不知有无子角梁也。
佛光寺大殿檐部只出方椽一层，椽头卷杀，但无飞椽。想原有檐部已经后世改造，故飞椽付之缺如。至角有翼角椽，如后世通用之法，大雁塔楣石所画，则用椽两层，下层圆椽，上层方飞椽，有显著之卷杀。椽与角梁相接处不见有生头木之使用。
砖石塔多用叠涩檐。其断面线多■入少许，实为一种装饰性之横线道。石塔亦有雕作椽瓦状者，河北涞水县唐先天石塔及江宁栖霞寺五代石塔皆此类实例也。
屋顶 除佛光寺大殿四阿顶一实物外，见于间接资料者，尚有九脊、攒尖两式，“不厦两头”则未见，然既见于汉魏，亦见于宋元以后，则想唐代不能无此式也。九脊屋顶收山颇深，山面三角部分施垂鱼，为至今尚通用之装饰。四角或八角形亭或塔顶，均用攒尖屋顶，各垂脊会于尖部，其上立刹或宝珠。
瓦及瓦饰 佛光寺大殿现存瓦已非原物，故唐代屋瓦及瓦饰之形制，仅得自间接资料考之。筒瓦之用极为普遍，雁塔楣石所见尤为清晰，正脊两端鸱尾均曲向内，外沿有鳍状边缘，正中安宝珠一枚，以代汉魏常见之凤凰。正脊垂脊均以筒瓦覆盖，其垂脊下端微翘起，而压以宝珠。屋檐边线，除雁塔楣石所画，至角微翘外，敦煌壁画所见则全部为直线，实物是否如此尚待考也。
雕饰 雕饰部分可分为立体、平面两种：立体者为雕塑品，平面者为画、屋顶雕饰，仅得见于间接资料，顷已论及。石塔券形门有雕火珠形券面者，至于平面装饰，最重要者莫如壁画。《历代名画记》所载长安洛阳佛寺道观几无无壁画者，如吴道子、尹琳之流，名手辈出。今敦煌千佛洞中壁画，可示当时壁画之一般。今中原所存唐代壁画，则仅佛光寺大殿内拱眼壁一小段耳。至于梁枋等结构部分之彩画，则无实例可考校注[10]。天花藻井及壁画边缘图案，则敦煌实例甚多，一望而知所受希腊影响之颇为显著也。
发券 发券之法，至汉已极通行，用于墓藏，遗例颇多。但用于地面者，似尚不甚普遍。至于发券桥，最古纪录，有《水经注》条七里涧之旅人桥，“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题太康三年十一月初就功”。实物之最古者厥唯赵县大石桥，其砌券之法，以多道单独之券，并列而成一大券，而非将砌层与券筒中轴线平行，使各层间砌缝相错以相牵济者（第33 图）。此桥之券固与后世之常法异，然亦异于汉墓中所常见，盖独出心裁者也。至于券圈之上另加平砌之仗，自汉以来，已成定法，大石桥亦非例外，直至清代尚遵循此制。
[l]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梁思成《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
校注[10] 1954 年已发现佛光寺大殿梁、枋、平暗等多处尚存唐代赤白装彩画。
第六章 五代.宋.辽.金（上）
第一节 五代汴梁之建设
唐室既衰，五代迭兴，皆偏霸之主，兵戈扰攘，且五十余年。中原建设力微弱而破坏甚烈。初，朱梁代唐，长安为墟，毁宫室庐舍，取其材浮河而下[1]。既都洛阳，乃以汴州为开封府，建为东都，创宫殿焉。洛阳经安史之乱，疮痍满目，已非唐时东都之盛。后唐灭梁，唐庄宗虽以“宫禁郁蒸”[2]，曾营楼观，但洛京是时旧墙多已摧塌，南市尚留有张全义所筑临时壁垒，“浩穰神京，旁通绿野，徘徊壁垒，俯近皇居”[3]。其衰落情状已露。
及后晋都洛，天福三年（公元938 年），河南留守奏修洛阳宫，薛融谏曰：“今宫室虽经焚毁，犹侈于帝尧之茅茨。..今公私困窘，非陛下修宫馆之日”[4]。是时宫室既渐次颓顿，而国力又不胜修葺，遑论建置矣。同年，晋又东迁，以汴州为都，汉周迭代，乃一因其制，但汴宫诸殿，各代易名而已，亦未曾增益。
后周都汴，以方内略定，迭诏整广京师，始有开国建设之风，自隋开运河，汴河为其中流，汴梁在唐时已因商业发展，成“为雄郡，自江淮达于河洛，舟车辐辏”[5]。其市肆繁盛，“邑居庞杂”，固非一日。太祖广顺三年（公元953 年），诏开封府丁五万五千人，修补京师罗郭，尚未广事展拓。迄世宗武威政权雄盛，四方人物走集于此，汴京乃兼政治经济中心，其旧有建筑，突然不敷居用。显德二年（公元955 年），增修汴城之两诏，富于市政设计观念，极堪注重[见注4]。
世宗始因“东京..都城，因旧..诸卫军营或多狭窄，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而又屋宇交连，街衢湫溢。入夏有暑湿之苦，居常有烟火之忧”。故“将便公私，须广都邑，于京师四面别筑罗城”。其设施则“先立标帜，候冬末农务闲时..修筑，..未毕则迤逦次年。..凡有营葬及兴置宅灶，..须去标帜七里外，标帜内候宫中划定街巷，军营，仓场，诸司公廨院务等，即任百姓营造”。
同年诏云：“闾巷隘狭，..多火烛之忧；每遇炎蒸，易生疫疾”。更着意于卫生及治安问题，故又极力劝谕：“近者开广都邑，展行街坊，虽然暂劳，夕成大利。..朕通览康衢，更思通济..”其设施尤增观美者，乃于“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许两边人户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益凉棚。其三十步至二十步者，与三步，其次有差”。
显德三年（公元956 年）春，乃诏发民夫，大举筑汴京外城。此后各地寺院亦有显德重修之事，盖已渐入建设时期，东京繁荣，尤因疏浚汴河，再通淮南，经济上发展之故，官方营建之外，又产生市坊商业建筑，如“邸店”[6]之属，以廊屋或巨楼以储货物。“世宗遣周景大浚汴口，又自郑州导郭西濠达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浚，..将有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而无委泊之地。..乞许京臣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世宗许之，景首先应诏，踞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三间。世宗辇过，赐酒犒工，不悟其规利也。景后邀巨货于楼，.. 岁入数万计”[7]。时人称此为“十三间楼子”[8]，其雄大之姿，当非寻常市楼所可及。迄宣和之世（公元1119—1125年），此楼犹见于《东京梦华录》记载。周景既为应诏者之一，沿汴两岸当尚有其它商贾屋楼之产生。至赵宋定基之时，东京都会规模，固已壮盛，交通漕运尤便，不再迁洛之故，或亦在此。
[1] 《旧唐书·昭宗纪》。
[2] 《历代帝王宅京记》。
[3] 《册府元龟》。
[4] 《资治通鉴》。
[5] 《旧唐书·齐浣传》。
[6] 《旧五代史·赵在礼传》；《新五代史·袁象先传》。
[7] 僧文莹《玉壶清话》。
[8] 《渑水燕谈录》。
第二节 北宋之宫殿苑囿寺观都市
宋太祖受周禅，仍以开封为东京，累朝建设于此，故日增月异，极称繁华，洛阳为宋西京，退处屏藩，拱卫京畿，附带繁荣而已。真宗时，虽以太祖旧藩称应天府，建为南京（今河南商丘县），乃即卫城为宫，奉太祖、太宗圣像，终北宋之世，未曾建殿。其正门“犹是双门，未尝改作”[1]。仁宗以大名府为北京，则因契丹声言南下，权为军略措置，建都河北，“示将亲征，以伐其谋”[2]；亦非美术或经济之动态，实少所营建。
北宋政治经济文化之力量，集中于东京建设者百数十年。汴京宫室坊市繁复增盛之状，乃最代表北宋建筑发展之趋势。
东京旧为汴州，唐建中节度使重筑，周二十里许，宋初号里城。新城为周显德所筑，周四十八里许，号曰外城[3]。宋太祖因其制，仅略广城东北隅，仿洛阳制度修大内宫殿而已。真宗以“都城之外，居民颇多，复置京新城外八厢”[4]。神宗徽宗再缮外城，则建敌楼瓮城，又稍增广，城始周五十里余[5]。
太宗之世，城内已“比汉唐京邑繁庶，十倍其人”[6]；继则“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7]。迄北宋盛世，再接再厉，至于“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见注4]其建筑之活跃，不言可喻，汴京因其水路交通，成为经济中枢，乃商业之雄邑，而建为国都者；加以政治原因，“乘舆之下，士庶走集”，其繁荣尤急促；官私建置均随环境展拓，非若隋唐两京皇帝坊市之预布计划，经纬井井者也。其特殊布置，因地理限制及逐渐改善者，后代或模仿以为定制。
汴京有穿城水道四，其上桥梁之盛，为其壮观，河街桥市，景象尤为殊异。大者蔡河，自城西南隅入，至东南隅出，有桥十一。汴河则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共有桥十三。小者五丈河，自城东北入，有桥五，金水河从西北水门入城，夹墙遮■入大内，灌后苑池浦，共有桥三[8]。
桥最著者，为汴河上之州桥，正名大汉桥，正对大内御街，即范成大所谓“州桥南北是大街”者也。桥低平，不通舟船，唯西河平船可过，其下密排石柱，皆青石为之；又有石梁石笋楯栏。近桥两岸皆石壁，镌刻海马、水兽、飞云之状。“..州桥之北，御路东西，两阙楼观对耸。..”[见注8]金元两都之周桥，盖有意仿此，为宫前制度之一。桥以结构巧异称者，为东水门外之虹桥，“无柱，以巨木虚架，饰以丹雘，宛如飞虹”[见注8]。大内本唐节度使治所，梁建都以为建昌宫，晋号大宁宫，周加营缮，皆未增大，“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见注4]
“宫城周五里”[9]。南三门，正门名凡数易，至仁宗明道后，始称宣德[10]，两侧称左掖右掖。宫城东西之门，称东华西华，北门曰拱宸。东华门北更有便门，“西与内直门相直”，成曲屈形。称謻门[见注1]。此门之设及其位置，与太祖所广皇城之东北隅，或大略有关。
宣德门又称宣德楼，“下列五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甃，镌镂龙凤飞云之状。..莫非雕甍画栋，峻桷层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自宣德门南去，“坊巷御街..约阔三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道不得人马行往。行人皆在朱杈子外。杈子内有砖石甃砌御沟水两道，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春夏之日，望之如绣”[见注8]。宣德楼建筑极壮丽，宫前布置又改缮至此，无怪金元效法作“千步廊”之制矣。
大内正殿之大致，据史志概括所述，则“正南门（大庆门）内，正殿曰大庆，正衙曰文德。..大庆殿北有紫宸殿，视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常日视朝之所也。..次西有皇仪殿，又次西有集英殿，宴殿也，殿后有需云殿，东有升平楼，宫中观宴之所也。后宫有崇政殿，阅事之所也。殿后有景福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也。凡殿有门者皆随殿名。..”[见注9]
大庆殿本为梁之正衙，称崇元殿，在周为外朝，至宋太祖重修，改为乾元殿，后五十年间曾两被火灾，重建易名大庆。至仁宗景祐中（公元1034年），始又展拓为广庭。“改为大庆殿九间，挟各五间，东西廊各六十间，有龙墀沙墀，正值朝会册尊号御此殿。..郊祀斋宿殿之后阁..”[11]。又十余年，皇祐中“飨明堂，恭谢天地，即此殿行礼”。“仁宗御篆明堂二字行礼则揭之”[见注1]。
秦汉至唐叙述大殿之略者，多举其台基之高峻为其规模之要点；独宋之史志及记述无一语及于大殿之台基，仅称大庆殿有龙墀沙墀之制。
“文德殿在大庆殿之西少次”[见注1]，亦五代旧有，后唐曰端明，在周为中朝，宋初改文明。后灾重建，改名文德[见注11]。“紫宸殿在大庆殿之后，少西其次又为垂拱..紫宸与垂拱之间有柱廊相通，每日视朝则御文德，所谓过殿也。东西阁门皆在殿后之两旁，月朔不御过殿，则御紫宸，所谓入阁也”[见注1]。文德殿之位置实堪注意。盖据各种记载广德、紫宸、垂拱三殿成东西约略横列之一组，文德既为“过殿”居其中轴，反不处于大庆殿之正中线上，而在其西北偏也[见注11]。宋殿之区布情况，即此四大殿论之，似已非绝对均称或设立一主要南北中心线者。
初，太祖营治宫殿“既成，帝坐万岁殿（福宁殿在垂拱后，国初曰万岁）[见注11]，洞开诸门，端直如绳，叹曰：‘此如吾心，小有私曲人皆见之矣’”[12]。对于中线引直似极感兴味。又“命怀义等凡诸门与殿顶相望。无得辄差。故垂拱，福宁，柔仪，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与左右升龙银台等诸门皆然”[见注1]。福宁为帝之正寝，柔仪为其后殿，乃后寝，故垂拱之南北中心线，颇为重要。大庆殿之前为大庆门，其后为紫宸殿，再后，越东华西华横街之北，则有崇政殿，再后更有景福殿，实亦有南北中线之成立，唯各大殿东西部位零落，相距颇远，多与日后发展之便。如皇仪在垂拱之西，集英宴殿自成一组，又在皇仪之西，似皆非有密切关系者，故福宁之两侧后又建置太后宫，如庆寿宝慈，而无困难[13]，而柔仪之西，日后又有睿思殿等[见注11]。
崇政初为太祖之简贤讲武，“有柱廊，次北为景福殿，临放生池”，规模甚壮。太宗真宗仁宗及神宗之世，均试进士于此，后增置东西两阁，时设讲读，诸帝日常“观阵图，或对藩夷，及宴近臣，赐花作乐于此”，盖为宫后宏壮而又实用之常御正殿，非唯“阅事之所”而已[见注11]。
宋宫城以内称宫者，初有庆圣及延福，均在后苑，为真宗奉道教所置。广圣宫供奉道家神像，后示奉真宗神御，内有五殿，一阁曰降真，延福宫内有三殿，其中灵顾殿，亦为奉真宗圣容之所。真宗咸平中，“宰臣等言：汉制帝母所居称宫，如长乐积庆..等，请命有司为皇太后李建宫立名。..诏以滋福殿（即皇仪）为万安宫”[见注13]。母后之宫自此始，英宗以曹太后所居为慈寿宫，至神宗时曹为太皇太后，故改名庆寿（在福宁殿东）；又为高太后建宝慈宫（在福宁西）等皆是也。母后所居既尊为宫，内立两殿，或三殿，与宋以前所谓“宫”者规模大异。此外又有太子所居，至即帝位时改名称宫，如英宗之庆宁宫，神宗之睿成宫皆是[见注13]。
初，宋内廷藏书之所最壮丽者为太宗所置崇文院三馆，及其中秘阁，收藏天下图籍[14]，“栋宇之制皆帝亲授”，后苑又有太清楼，尤在崇政殿西北，楼“与延春仪凤翔鸾诸阁相接，贮四库书”。真宗常“曲宴后苑临水阁垂钓，又登太清楼，观太宗圣制御书，及亲为四库群书，宴太清楼下”[15]。作诗赐射赏花钓鱼等均在此，及祥符中，真宗“以龙图阁奉太宗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并置待制学士官，自是每帝置一阁”[见注5]。天章宝文两阁（在龙图后集英殿西）[见注14]为真仁两帝时所自命以藏御集，神宗之显谟阁，哲宗之徽猷阁，皆后追建，唯太祖英宗无集不为阁[见注1]。徽宗御笔则藏敷文阁。是所谓宋“文阁”者也[见注5]。每阁东西序皆有殿，龙图阁四序曰资政崇和宣德述古[见注13]，天章阁两序曰群玉蕊珠；宝文阁两序曰嘉德延康[见注14]。内庭风雅，以此为最，有宋珍视图书翰墨之风，历朝不改，至徽宗世乃臻极盛。宋代精神实多无形寓此类建筑之上。
后苑禁中诸殿，龙图等阁，及太后各宫，无在崇政殿之东者。唯太子读书之资善堂在元符观，居宫之东北隅，盖宫东部为百司供应之所，如六尚局，御厨殿等及禁卫辇官亲从等所在[见注8]。东华门及宫城供应入口；其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所在”[见注8]。
所谓外诸司，供应一切燃料、食料、器具、车驾及百物之司，虽散处宫城外，亦仍在旧城外城之东部。盖此以五丈河入城及汴蔡两河出城处两岸为依据。粮仓均沿河而设，由东水门外虹桥至陈州门里，及在五丈河上者，可五十余处[见注8]。东京宫城以内布置，乃不免受汴梁全城交通趋势之影响。后苑部署偏于宫之西北者，亦缘于“金水河由西北水门入大内，灌其池浦”，地理上之便利也[见注8]。
考宋诸帝土木之功，国初太祖朝（公元960—976年）建设未尝求奢，而多豪壮，或因周庙之制，宋初视为当然，故每有建置，动辄数百间。如太祖诏“于右掖门街临汴水起大第五百间”[16]以赐蜀主孟昶；又于“朱雀门外建大第甲于辇下，名礼贤宅，以待钱俶”[17]，及“开宝寺重起缭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区”[见注5]，皆为豪举壮观。及太宗世（公元976—997年），规模愈大。以其降生地建启圣院，“六年而功毕，殿宇凡九百余间，皆以琉璃瓦覆之”[18]。又建上清太平宫：“宫成，总千二百四十二区”[19]，实启北宋崇奉道教侈置宫殿之端。其它如崇文院，三馆，秘阁之建筑，“轮奂壮丽，冠乎内庭，近世鲜比”[见注18]。“端拱中，开宝寺造塔八角十三层，高三百六十尺。”塔成，“田锡上疏曰：众谓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帝亦不怒”[见注5]。画家郭忠恕，巧匠喻浩，皆当时建筑人材，超绝流辈者也[20]。
真宗朝（公元997—1022年）愈崇道教，趋祥异之说，盛礼缛仪，费金最多。作玉清照应宫“凡二千六百一十楹，以丁谓为修宫使，调诸州工匠为之，七年而成”。不仅工程浩大，乃尤重巧丽制作。所用木石彩色颜料均四方精选[21]。殿宇外有山池亭阁之设，环殿及廊庑皆遍绘壁画。艺术之精，冠于北宋历朝宫观。殿上梁日“上皆亲临护，..工人以文缯裹梁，金饰木，寓龙负之辂以升。..修宫使以下及营缮掌事者，咸赐以衣带金帛”[见注21]。此宫兴作之严重，实为特殊，此后真宗其它建置莫能及，但南熏门外奉五岳之会灵观，及大内南，奉圣祖之景灵宫（宫之南壁绘赵氏事迹二十八事）则皆制度华美，均以丁谓董其事。京师以外，宫观亦多宏大，且诏天下州府，皆建道观一所，即以天庆为名[见注5]。
仁宗之世（公元1023—1063年），夏始自大，屡年构兵，国用枯竭，土木之事仍不稍衰，但多务重修。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修文德殿成，宫中又大火，延烧八殿，皆大内主要，如紫宸，垂拱，福宁，集英，延和等殿。“乃命宰相吕夷简为修葺大内使，发四路工匠给役，又出内库乘舆物及缗钱二十万助其费”[见注9]。先此两年（天圣八年），玉清照应宫因雷雨灾，时帝幼，太后垂帘泣告辅臣，众恐有再葺意，力言“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复修葺，则民不堪命。..”[见注5]于是宫不复修，仅葺两殿。二十五年后（至和中），始又增缮两殿，改名万寿观，仁宗末季，多修葺增建，现存之开封琉璃塔，即其中之一。名臣迭上疏乞罢修寺观[见注5]。欧阳修上疏《上仁宗论京师土木劳费》中云：“开先殿初因两条柱损，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万七千五有零。又有睦亲宅，神御殿，..醴泉观..等处物料不可悉数，..军营库务合行修造者百余处。..使厚地不生它物，唯产木材，亦不能供此广费。”又云：“..累年火灾，自玉清照应，洞真、上清、鸿庆、祥源，会灵七宫，开宝，兴国两寺塔殿，并皆焚烧荡尽，足见天厌土木之华侈，为陛下惜国力民财..”[见注5]。终仁宗朝，四十年间，焚毁旧建，与重修劳费，适成国家双重之痛也。
英宗在位仅四年（公元1064—1067年），土木之事已于司马光《乞停寝京城不急修造》之疏中见其端倪[见注5]。盖是时宫室之修造，非为帝王一己之意，臣下有司固不时以土木之宏丽取悦上心。人君之侧，实多如温公所言，“外以希旨求知，内以营私规利”之人也。
神宗（公元1067—1085年）行新政，富改革精神以强国富民为目的，故“宫室弗营，池籞苟完，而府寺是崇”[22]。所作盖多衙署之建置：如东西两府[23]御史台[见注22]太学等[24]皆是也。元丰中，缮葺城垣，浚治壕堑，亦皆市政之事[25]。又因各帝御容散寓宫中，及宫外诸寺观，未合礼制，故创各帝原庙之制。建六殿于景宁宫内，以奉祖宗像，又别为三殿以奉母后[26]。熙宁中，从司天监之奏，请建中太一宫，但仅就五岳观旧址为之[见注4]。遵故事“太一”行五宫，四十五年一易，“行度所至，国民受其福”[27]，实不得不从民意。太宗建东太一宫四十五年，至仁宗天圣建西太一宫，至是又四十五年也[见注4]。
哲宗（公元1086—1100年）制作多承神宗之训，完成御史台其一也。又于禁中神宗睿思殿后建宣和殿。末年则建景宁西宫于驰道西[见注19]，亦如神宗所创原庙制度，及崩，徽宗即位续成之。宫期年完工，以神宗原庙为首，哲宗次之[见注26]。哲宗即位之初，宣仁太后垂帘，时上清太平宫已久毁于火，后重建，称上清储祥宫，以内庭物及金六千两成之[28]。苏轼承旨撰碑。碑云：“..雄丽靓深，凡七百余间..”宫之规模虽不如太宗时，当尚可观。
迨徽宗立（公元1101—1125年），以天纵艺资，入绍大统，其好奢丽之习，出自天性。且奸邪盈朝，掊剥横赋，倡丰亨豫大之说[见注2]，故尤侈为营建。崇宁大观以还，大内朝寝均丽若琼瑶，官苑殿阁又增于昔矣。其著者如“政和三年辟延福新宫于大内之北拱宸门外；悉移其地供应诸库，及两僧寺，两军营，而作焉”[见注9]。宫共五位，分任五人，各为制度，不务沿袭。其殿阁亭台园苑之制，已为艮岳前驱，“叠石为山，凿池为海，作石梁以升山亭，筑土冈以植杏林，又为茅亭鹤庄之属”[见注9]，以仿天然。此后作撷芳园，“称延福第六位，跨城之外，西自天波门东过景龙门，至封邱门”，实沿金水河横贯旧城北面之全部。“名景龙江，绝岸至龙德宫，皆奇花珍木，殿宇比比对峙”[见注9]。又作上清宝箓宫，“密连禁署，内列亭台馆舍，不可胜计。..开景龙门，城上作复道通宫内，..徽宗数从复道往来”[见注9]。其它如作神霄玉清万寿宫于禁中，又铸九鼎，置九成宫于五岳观后。政和以后，年年营建，皆工程浩大，缀饰繁缛之作。及造艮岳万寿山，驱役万夫，大兴土木；五六年间，穷索珍奇，纲运花石；尽天下之巧工绝技，以营假山，池沼[29]，至于山周十余里，峰高九十步；怪石崭崖，洞峡溪涧，巧牟造化；而亭台馆阁，日增月益，不可殚记[30]；其部署缔构颇越乎常轨，非建筑壮健之姿态，实失艺术真旨。时金已亡辽，宋人纳岁币于金，引狼入室，宫庭犹营建不已，后世目艮岳为亡国之孽，固非无因也。
宋初宫苑已非秦汉游猎时代林囿之规模，即与盛唐离宫园馆相较亦大不相同。北宋百余年间，御苑作风渐趋绮丽纤巧。尤以徽宗宣政以后所辟诸苑为甚。玉津园，太祖之世习射观稼而已，乾德初，置琼林苑，太宗凿金明池于苑北[31]，于是各朝每岁驾幸观楼船水嬉，赐群臣宴射于此。后苑池名象瀛山，殿阁临水，云屋连簃，诸帝常观御书，流杯泛觞游宴于玉宸等殿[32]。“太宗雍熙三年，后常以暮春召近臣赏花钓鱼于苑中”[33]。“命群臣赋诗赏花曲宴自此始”[见注2]。
金明池布置情状，政和以后所纪，当经徽宗增置展拓而成。“池在顺天门街北，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东西径七里许。入池门内南岸西去百余步，有西北临水殿。..又西去数百步乃仙桥，南北约数百步；桥面三虹，朱漆栏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谓之骆驼虹，若飞虹之状。桥尽处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四岸石甃向背大殿，中坐各设御幄。..殿上下回廊。..桥之南立棂星门，门里对立彩楼。..门相对街南有砖石甃砌高台，上有楼，观骑射百戏于此..”[见注8]。规制之绮丽窈窕与宋画中楼阁廊庑最为迫肖。
徽宗之延福撷芳及艮岳万寿山布置又大异，朱勔，蔡攸辈穷搜太湖灵壁等地花石以实之，“宣和五年，朱勔于太湖取石，高广数丈，载以大舟，挽以千夫，凿河断桥，毁堰坼闸，数月乃至。..”[见注5]盖所着重者及峰峦崖壑之缔构；珍禽奇石，环花异木之积累；以人工造天然山水之奇巧，然后以楼阁点缀其间[见注29、30]。作风又不同于琼林苑金明池等矣。叠山之风，至南宋乃盛行于江南私园，迄元明清不稍衰。
真仁以后，殖货致富者愈众，巨量交易出入京师，官方管理之设备及民间商业之建筑，皆因之侈大。公卿商贾拥有资产者之园圃第宅，皆争尚靡丽，京师每岁所需木材之夥，使宫民由各路市木不已，且有以此居积取利者[34]，营造之盛实普遍民间。
市街店楼之各种建筑，因汴京之富，乃登峰造极。商业区如“潘楼街..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见注8]。娱乐场如所谓“瓦子”，“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中瓦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夜叉棚，象棚；最大者可容数千人”[见注8]。酒店则“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入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映。..白矶楼后改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见注8]。其它店面如“马行街南北十几里，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上元夜烧灯，尤壮观”[35]。
住宅则仁宗景祐中已是“士民之族，罔遵矩度，争尚纷华。..室屋宏丽，交穷土木之工”[36]。“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饰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以豪华相尚，以俭陋相訾”[37]。
市政上特种设备，如“望火楼..于高处砖砌，..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及储藏救火用具。每坊巷三百步设有军巡铺屋一所，容铺兵五人”。新城战棚皆“旦暮修整”。“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贮守御之器，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每日修造泥饰”[见注8]。
工艺所在，则有绫锦院、筑院、裁造院，官窑等等之产生。工商影响所及，虽远至蜀中锦官城，如神宗元丰六年，亦“作锦院于府治之东。..创楼于前，以为积藏待发之所。..织室吏舍出纳之府，为屋百一十七间，而后足居”[38]。
有宋一代，宫庭多崇奉道教，故宫观最盛，对佛寺唯禀续唐风，仍其既成势力，不时修建。汴京梵刹多唐之旧，及宋增修改名者。太祖开宝三年，改唐封禅寺为开宝寺“重起缭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区。太宗端拱中建塔，极其伟丽”[见注5]。塔八角十三层，乃木工喻浩所作，后真宗赐名灵感，至仁宗庆历四年塔毁[见注5]，乃于其东上方院建铁色琉璃砖塔，亦为八角十三层俗称铁塔，至今犹存，为开封古迹之一[39]。又加开宝二年诏重建唐龙兴寺，太宗赐额太平兴国寺[见注4]。天清寺则周世宗创建于陈州门里繁台之上，塔曰兴慈塔，俗名繁塔，太宗重建。明初重建，削塔之顶，仅留三级[见注39]，今日俗称婆塔者是。宝相寺亦五代创建，内有弥勒大像，五百罗汉塑像，元末始为兵毁[见注5]。
规模最宏者为相国寺，寺建于北齐天保中，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改为相国寺；玄宗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建资圣阁；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敕建三门，制楼其上，赐额大相国寺。曹翰曾夺庐山东林寺五百罗汉北归，诏置寺中[40]。当时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余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它物者，必由于此”[见注24]。实为东京最大之商场[见注8]。寺内“有两琉璃塔，..东西塔院。大殿两廊皆国相名公笔迹，左壁画炽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戏。右壁佛降鬼子母，建立殿庭，供献乐部马队之类。大殿朵廊皆壁隐楼殿人物，莫非精妙”[见注8]。
京外名刹当首推正定府龙兴寺。寺隋开皇创建，初为龙藏寺，宋开宝四年，于原有讲殿之后建大悲阁，内铸铜观音像，高与阁等。宋太祖曾幸之，像至今屹立，阁已残破不堪修葺，其周围廊庑塑壁，虽仅余鳞爪，尚有可观者。寺中宋构如摩尼殿，慈氏阁，转轮藏等，亦幸存至今[41]。
北宋道观，始于太祖，改周之太清观为建隆观，亦诏以扬州行宫为建隆观。太宗建上清太平宫，规模始大。真宗尤溺于符谶之说，营建最多，尤侈丽无比。大中祥符元年，即建隆观增建为玉清照应宫，凡役工日三四万[见注21]。“初议营宫料工须十五年，修宫使丁谓令以夜续昼，每画一壁给二烛，故七年而成。..制度宏丽，屋宇稍不中程式，虽金碧已具，刘承珪必令毁而更造”[42]。又诏天下遍置天庆观，迄于徽宗，惑于道士林灵素等，作上清宝箓宫。亦诏“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宫观，塑造圣像”[见注2]。宣和元年，竟诏天下更寺院为宫观，次年始复寺院额[见注2]。
洛阳宋为西京，山陵在焉。“开宝初，遣王仁珪等修洛阳宫室，太祖至洛，睹其壮丽，王等并进秩。..太祖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常有迁都之意”[见注13]，臣下谏而未果。宫城周九里有奇，城南三门，中曰五凤楼，伟丽之建筑也。东西北各有一门。曰苍龙，曰金虎，曰拱宸。正殿曰太极殿，前有左右龙尾道及日楼月楼[见注13]。“宫室合九千九百九十余区”[见注9]，规模可称宏壮。皇城周十八里有奇，各门与宫城东西诸门相直，内则诸司处之[见注9]。京城周五十二里余，尤大于汴京。神宗曾诏修西京大内[见注13]。徽宗政和元年至六年间之重修，预为谒陵西幸之备，规模尤大。“以真漆为饰，工役甚大，为费不资[见注9]。至于洛阳园林之盛，几与汴京相伯仲。重臣致仕，往往径第西洛。自富郑公至吕文穆等十九园[43]。其馆榭池台配造之巧，亦可见当时洛阳经营之劳，与财力之盛也。
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李诫作营造法式，其中所定建筑规制，较与宋辽早期手法，已迥然不同。盖宋初禀承唐末五代作风，结构犹硕健质朴。太宗太平兴国（公元976年）以后，至徽宗即位之初（公元1101年），百余年间，营建旺盛，木造规制已迅速变更；崇宁所定，多去前之硕大，易以纤靡，其趋势乃刻意修饰而不重魁伟矣。徽宗末季，政和迄宣和间，锐意制作，所本风格，尤尚绮丽，正为实施营造法式之时期，现存山西榆次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之永寿寺雨华宫，与太原天圣间（公元1023—1031年）之晋祠等，结构秀整犹带雄劲，骨干虽已无唐制之硕建庞大，细部犹未有崇宁法式之繁琐纤弱，可称其为北宋中坚之典型风格也。
[1] 叶少蕴《石林燕语》。
[2] 《通鉴辑览》。
[3] 《历代帝王宅京记》引赵德麟《侯鲭录》。
[4] 《宋会要辑稿》。
[5] 李濂《汴京遗迹志》。
[6] 《续通鉴长篇》至道元年张洎语。
[7] 《汴京遗迹志》载《皇畿赋》。
[8]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9] 《宋史·地理志》。
[10] 《玉海》卷百七十。
[11] 《玉海》卷百六十。
[12] 《邵氏闻见录》。
[13] 《玉海》卷百五十八。
[14] 《玉海》卷百六十三。
[15] 《玉海》卷百六十四。
[16] 《宋朝事实》卷二十。
[17] 《玉海》卷七十五。
[18] 《玉海》卷六十八。
[19] 《玉海》卷一百。
[20] 僧文莹《玉壶清话》。
[21] 《宋朝事实》卷七。
[22] 《汴京遗迹志》载曾肇重修御史台记。
[23] 《汴京遗迹志》载陈绎新修东府西府记。
[24] 《宋朝燕翼诒谋录》。
[25] 《历代帝王宅京记》引宋敏求《东京记》。
[26] 李心传《朝野杂记》，《汴京遗迹志》引。
[27] 《汴京遗迹志》引龚明之《中吴纪闻》。
[28] 《汴京遗迹志》引苏轼《上清储祥宫碑》。
[29] 《汴京遗迹志》僧祖秀《华阳宫记》。
[30] 《汴京遗迹志》徽宗御制《艮岳记略》。
[31] 《玉海》卷百七十二。
[32] 《玉海》卷百七十一。
[33] 《宋朝事实》卷十二。
[34] 《宋会要辑稿·食货》。
[35] 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
[36] 《宋朝事实》卷十三。
[37] 《温国文正公集·论财利疏》。
[38] 费著《蜀锦谱》。
[39] 杨廷宝《汴郑古建筑游览纪录》，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三期。
[40] 叶梦得《石林诗话》。
[41] 梁思成《正定调查纪略》，发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
[42] 《宋史纪事本末》。
[43]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
第三节 辽之都市及宫殿
契丹之初为东北部落，游牧射生，以给日用，故“草居野处靡有定所”[1]。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併东西奚，统一本族八部，国势始张。其汉化创业之始，用幽州人韩延徽等，“营都邑，建宫殿，法度井井”[2]，中原所为者悉备。迨援立石晋，太宗耶律德光得晋所献燕云十六州，改元会同（公元938年），建号称辽，诏以皇都临潢府（今热河林西县）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定辽阳为东京。辽势力从此侵入云朔幽蓟（今山西、河北北部）。危患北宋，百数十年。圣宗统和二十五年（公元1007年）即宋真宗大中祥符之初，以大定府为中京（今热河朝阳平泉，赤峰等县地），又三十余年至兴宗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更以大同府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
辽东为汉旧郡，渤海人居之，奚与渤海皆深受唐风之熏染。契丹部落之崛起与五代为同时，耶律氏实宗唐末边疆之文化，同化于汉族，进而承袭中原北首州县文物制度之雄者也。契丹本富于盐铁之利，其初有“回国使”[3]往来贩易，鬻其牛羊，毳，罽，驰马，皮革，金珠，药材等以市他国货物，其后辽更与北宋、西夏、高丽、女真诸国沿边所在，共置榷场市易，商业甚形发达，都市因此繁盛[4]。其都市街隅，“有楼对峙，下连市肆”。其中“邑屋市肆有绫锦之作，宦者，伎术，教坊，角抵，儒僧尼道皆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5]。辽世重佛教，营僧寺，刊经藏，不遗余力，尝“择良工于燕蓟”。
凡宫殿佛寺主要建筑，实均与北宋相同。盖两者均上承唐制，继五代之余，下启金元之中国传统木构也。
太祖于神册三年（公元918年）治城临潢，名曰皇都；二十一年后，至太宗，改称上京[见注5]。太祖建元神册之前，所居之地曾称西楼。“阿保机以其所为上京，起楼其间，号西楼，又于其东..起东楼，北..起北楼，南木叶山起南楼，往来射猎四楼之间”[6]。盖阿保机自立之始，创建明王楼。
初未筑成，其都亦未有名称。如“以所获僧..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其党神速姑复劫西楼，焚明王楼”，“壬戌上发自西楼”[7]等。“契丹好鬼贵日，朔旦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见注6]。岂西楼时期，契丹营建乃保有汉，魏，盛唐建楼之古风；而又保留其部族东向为尊之特征欤？
辽建“殿”之事，始于太祖八年冬，建开皇殿于明王楼基，早于城皇都约四年，其方向如何，今无考。“天显元年，平渤海归，乃展郛郭，建宫室，名之以天赞。起三大殿曰：开皇，安德，五銮。中有历代帝王御容..”[见注5]制度似略改。迨晋遣使上尊号，太宗“诏番部，并依汉制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改皇都为上京”[8]。以后开皇五銮及宣政殿皆数见于太宗纪。
上京“城高二丈，..幅员二十七里。..其北谓之皇城，..中有大内。..大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东华西华。..通内出入之所”[见注8]。城正南街两侧为各司衙寺观国子监，孔子庙及二仓。天雄寺与八作司相对，均在大内南。“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见注8]。市容整备，其形制已无所异于汉族。然至圣宗开泰五年，距此时已八十年，宋人记云“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庐皆东向”[见注5]。然则辽上京制度，殆始终留有其部族特殊尊东向之风俗。
辽阳之大部建设为辽以前渤海大氏所遗，而大氏又本唐之旧郡，“拟建宫阙”。辽初以为东丹王国，葺其城，后升为南京，又改东京。“幅员三十里，共八门，..宫城在城东北隅..南为三门，壮以楼观。四隅有角楼，相去各二里。宫壤北有让国皇帝御容殿，大内建二殿。..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街西有金德寺，大悲寺。驸马寺铁幡竿在焉”[见注8]。
辽南京古冀州地，唐属幽州范阳郡；唐末刘仁恭尝据以僭帝号。石晋时地入于辽。太宗立为南京，又曰燕京，是为北京奠都之始。城有八门，其四至广阔，虽屡经史家考证，仍久惑后人。地理志称“方三十六里”，其它或称二十五里及二十七里者。或言三十六里“乃并大内计度”者，其说不一。但燕城令人注意者，乃其基址与今日北京城阙之关系。其址盖在今北京宣武门迤西，越右安广宁门郊外之地[9]。金之中都承其旧城而展拓之，非元明清建都之北京城也。今其址之北面有旧土城及会城门村等可考。其东南隅有古之悯忠寺（今之法源寺）可考[见注9]，而今郊外之“鹅房营，有土城角，作曲尺式，幸存未铲；有豁口俗呼凤凰嘴，当因辽城丹凤门得名”[见注9]，乃燕城之西南隅也。今日北京南城著名之海王村琉璃厂等皆在燕城东壁之外。
辽太宗升幽州为南京，初无迁都之举，故不经意于营建，即以幽州子城为大内，位于大城之西南隅；宫殿门楼一仍其旧，幽州经安史之徒，暨刘仁恭父子割据僭号，已有所设施，如拱宸门元和殿等，太宗入时均已有之[10]。太宗但于西城巅诏建一“凉殿”，特书于本纪，岂仍循其“西楼”遗意者耶？
南京初虽仍幽州之旧，未事张皇改建，但至“景宗保宁五年，春正月，御五凤楼观灯”，及“圣宗开泰驻跸，宴于内果园”[11]之时，当已有若干增置，“六街灯火如昼，士庶嬉游，上亦微行观之”[见注11]，其时市坊繁盛之概，约略可见。及兴宗重熙五年（公元1036年）始诏修南京宫阙府署，辽宫庭土木之功虽不侈，固亦慎重其事，佛寺浮图则多雄伟。迨金世宗二十八年（公元1188年）距此时已百五十余年，而金主尚谓其宰臣曰：“宫殿制度苟务华饰，必不坚固。今仁政殿，辽时所建，全无华饰，但其它处岁岁修完，唯此殿如旧。以此见虚华无实者不能经久也”[12]。辽代建筑类北宋初期形制，以雄朴为主，结构完固，不尚华饰，证之文献实物，均可征信。今日山西大同应县所幸存之重熙清宁等辽建，实为海内遗物之尤足珍贵者也。
[1] 《辽史·营卫志》。
[2] 《辽史·韩延徽传》。
[3] 《通鉴·后晋记》。
[4] 王家琦《辽赋税考》，见《东北集刊》第一期。
[5] 《历代帝王宅京记》引胡峤记。
[6] 《五代史·四夷附录》。
[7] 《辽史·太祖本纪》。
[8] 《辽史·地理志》。
[9] 奉宽《燕京故城考》，见《燕京学报》第五期。
[10] 关承琳《西郊乡土纪》。
[11] 《日下旧闻考》。
[12] 《金史·世宗本纪》。
第四节 金之都市宫殿佛寺
金之先，出靺鞨，古之肃慎也。唐初，其黑水一部曾附高丽，其后渤海强盛，契丹又取渤海地，乃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号熟女真，在北者不在契丹族，号生女真。金太祖之先，已统一部落，修弓矢，备器械，日臻强盛，不受辽籍[1]。至太祖败辽兵，招渤海，乃建号称大金。收国元年（公元1115年），更节节进攻。数年之间，尽得辽旧地，进逼宋境。
金建会宁府为上京，“初无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寨”[2]，当尚为部落帐幕时期。及“升皇帝寨为会宁府，城邑宫室，无异于中原州县廨宇。制度极草创，居民往来，车马杂遝，..略无禁制。..春击土牛，父老士庶皆聚观于殿侧”[见注2]。至熙宗皇统六年（公元1146年），始设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规模虽仿汴京，然仅得十之二三而已”[见注2]。
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宋使贺金太宗登位时，所见之上京，则“去北庭十里，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千余家，近阙北有阜园，绕三数顷，高丈余，云皇城也。山棚之左曰桃园洞，右曰紫微洞，中作大牌曰翠微宫，高五七丈，建殿七栋甚壮，榜额曰乾元殿，阶高四尺，土坛方阔数丈，名龙墀”[3]，类一道观所改，亦非中原州县制度。其初即此乾元殿亦不常用。“女真之初无城郭，国主屋舍车马..与其下无异，..所独享者唯一殿名曰乾元。所居四处栽柳以作禁宫而已。殿宇绕壁尽置火炕，平居无事则锁之，或时开钥，则与臣下坐于炕，后妃躬侍饮食”[4]。
金初部落色彩浓厚，汉化成分甚微，破辽之时劫夺俘虏；徙辽豪族子女部曲人民，又括其金帛牧马，分赐将帅诸军。燕京经此洗劫，仅余空城。既破坏辽之建设，更进而滋扰宋土，初索岁币银绢，以燕京及涿易檀顺景蓟六州归宋。既盟复悔。乃破太原真定，兵临汴京城下，掳徽钦二帝北去。所经城邑荡毁，老幼流离鲜能恢复。至征江淮诸州，焚毁屠城，所为愈酷。终金太宗之世，上京会宁草创，宫室简陋，未曾着意土木之事，首都若此，他可想见。
金以武力与中原文物接触，十余年后亦步辽之后尘，得汉人辅翼，反受影响，乃逐渐摹仿中原。至熙宗继位，稍崇仪制，亲祭孔子庙，诏封衍圣公等。即位之初（公元1135年），建天开殿于爻刺，此后时幸，若行宫焉。上京则于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四月，“命少府监..营建宫室”[5]，虽云“止从俭素”，“十二月宫成”，为时过促，恐非工程全部。此后有“明德宫享太宗御容于此，太后所居”；“五云楼及重明等殿成”；又有太庙，社稷等建置。皇统六年，以“会宁府太狭，才如郡制，..设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见注4]。天眷皇统间，北方干戈稍息，州郡亦略有增修之迹，遗物中多有天眷年号者。
自海陵王弑熙宗自立，迄其入汴南征，以暴戾遇刺，为时仅十二年，金之最大建筑活动即在此天德至正隆之时（公元1149—1161年）。
海陵既跋扈狂躁，对于营建唯求侈丽，不殚工费，或“赐工匠及役夫帛”，或“杖提举营造官”[6]，所为皆任性。天德三年，“诏广燕城，建宫室，按图兴修，规模宏大”。贞元元年，迁入燕京，“称中都，以迁都诏中外”。以宋之汴京为南京，大定为北京，辽阳为东京，大同为西京。乃迎太后居中都寿康宫；增妃嫔以实后宫，临常武殿击鞠，登宝昌门观角抵，御宣华门观迎佛；赐诸寺僧绢。园苑则有瑶池殿之成，御宴已有泰和殿之称，生活与其营建皆息息相关。又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正隆元年，奉迁金始祖以下梓宫葬山陵，翌年，“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7]。削上京号，“称为国中者，以违制论”[见注7]。既而慕汴京风土，急于巡幸，于正隆四年（公元1159 年），复诏营建宫室于南京。
汴京烽燧之余，蹂躏烬毁，至是侈其营缮，仍宋之旧，勉力恢复。“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见注6]。但海陵虽崇饰宫阙，民间固荒残自若。“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8]。各刹若大相国寺亦“倾檐缺吻，无复旧观”[见注8]。汴都此时已失其政治经济地位，绝无繁荣之可能。
中都宫殿营建既毕，又增高燕城，辟其四面十二门，广辽旧城之东壁约三里，世宗以后均都于此，与宋剖分疆宇，升平殷富将五十余载，始遭北人兵燹，其间各朝尚多增置，朝市寺观日臻繁盛。
初海陵丞相张浩等，“取真定材木营建宫室及凉位十六”[见注7]，制度实多取法汴京。皇城周回“九里三十步”，则几倍于汴之皇城，而与洛阳相埒。自内城南门天津桥北之宣阳门至应天楼，东西千步廊各二百余间[见注8]，中间驰道宏阔，两旁植柳。有东西横街三道，通左右民居及太庙三省六部[9]。宣阳门以金钉绘龙凤，“上有重楼，制度宏大，三门并立，中门常不开，唯车驾出入”[见注4]；应天门初名通天门，“高八丈，朱门五，饰以金钉”[见注4]；宫阙门户皆用青琉璃瓦[见注8]，两旁相去里许为左右掖门。内城四角皆有垛楼。宣华，玉华，拱宸各门均“金碧翚飞，规制宏丽”[见注4]。
“内殿凡九重，殿三十有六，楼阁倍之”[见注4]。其正朝曰大安殿，东西亦皆有廊庑。东北为母后寿康宫及太子东宫（初称隆庆）[10]。大安殿后宣明门内为仁政殿，乃常朝之所。殿则为辽故物，其朵殿为两高楼，称东西上阁门。“西出玉华门则为同乐园，若瑶池、蓬瀛，柳庄，杏村在焉”[见注4]，宫中十六位妃嫔所居略在正殿之西；宴殿如泰和神龙等均近鱼藻池，后苑亦偏宫西，一若汴京。辽时本有楼阁球场在右掖门南[11]，经金营建，乃有常武殿等为击球习射之所[见注10]。太庙标名衍庆之宫[12]，在千步廊东。金庭规制堂皇，仪卫华整，宋使范成大，虽云“前后殿屋崛起甚多，制度不经”，但亦称其“工巧无遗力”[见注8]。
中都外城布置，尤为特异。金初灭辽，粘罕有志都燕，为百年计，“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后各一门，楼橹池堑，一如边城。..穿复道与内城通..”[13]。海陵定都，欲撤其城而止，故终金之世未毁[14]。世宗之立，由于劝进，颇以省约为务，在位二十九年，始终以大定为年号，世称大定之治。即位之初，中都已宏丽，不欲扰民，故少所增建。元年（公元1161年）入中都，“诏凡宫殿张设，毋得增置”[15]。三年又敕有司“宫中张设，毋得涂金”，有诏修辽东边堡，颇重守御政策，即位数年，与宋讲好，国内承平，土木之功渐举，重修灾后泰和神龙宴殿，六年幸大同华严寺，观故辽诸帝铜像，诏主僧谨视；有护古物之意。大定七年，建社稷坛；十四年，增建衍庆宫，图画功臣于左右庑，如宋制。十九年，建京城北离宫，宫始称大宁（后改寿宁、寿安），即明昌后之万宁宫，章宗李妃“妆台”所在。瑶光台，琼华岛始终为明清宫苑胜地，今日北京北海团城及琼华塔所在也。二十一年。复修会宁宫殿，以甓束其城。二十六年，曾自言“朕尝自思岂能无过，所患过而不改。..省朕之过，颇喜兴土木之工，自今不复作矣”。二十八年盛誉辽之仁政殿之不尚虚华，而能经久，叹曰：“..今土木之工，灭裂尤甚，下则吏与工匠相结为奸，侵克工物；上则户工部官支钱，度材，唯务苟办；至有工役才毕，随即欹漏者；..劳民费财，莫甚于此。自今体究，重抵以罪”[见注15]。海陵专事虚华，急于营建，且辽宋劫后，匠师星散，金时构造之工已逊前代巨构甚远，世宗固已知之。
大定之后，唯章宗之世（公元1190—1208年），略有营造，大者如卢沟石桥，增修曲阜孔庙，重修大同善化寺佛像，及重修登封中岳庙等普遍修缮之活动。赵州小石桥至今仍存，亦为明昌原物[16]。至于中都宫苑之间，章宗建置多为游幸娱乐之所。常幸南园玉泉山，香山。北苑万宁宫尤多增设[17]。瑶光殿之作，后世称章宗李妃妆台。琼华阁及绛绡翠霄两殿，亦为大定后所增。“宸妃郑氏又尝见白石，爱而辇归，筑崖洞于芳华阁，用工二万，牛马七百”[见注4]，贻内侍余琬以艮岳亡国之讽。章宗末季，南与宋战，北御元军，十年之间，边事愈频，承安之后，已非营建时代。卫绍王继位，政乱兵败，中都被围，“城中乏薪，拆绛绡殿，翠霄殿，琼华阁材分给四城”[见注4]。距燕京城破之时（公元1215年）已不及三年，卫绍王废，宣宗立，中都危殆，金室乃仓皇南迁。都汴之后，修城葺库，一切从简，无所谓建设。及元代之朝，日臻隆盛，金之北方疆土尽失，复南下入宋，以图自存。迄于金亡，二十年间，中原中部重遭争夺，城邑多成戎烬之余，宋辽金三朝文物得以幸存至今者难矣。幸辽金素重佛法，寺院多有田产自给[18]，易朝之际，虽遭兵燹，寺之大者，尚有局部恢复，而得后代之资助增建者。今日辽宁，河北，山西佛寺殿堂及浮图，每有辽金雄大原构渗与其中，已是我国建筑遗产重要之一部。
[1] 《金史·太祖本纪》。
[2] 《历代帝王宅京记》。
[3] 许亢宗《行程录》。
[4] 《大金国志》。
[5] 《金史·熙宗本纪》。
[6] 《金史·海陵王纪》。
[7] 《金史·地理志》。
[8] 范成大《揽辔录》。
[9] 楼钥《北行日录》。
[10] 《日下旧闻考》。
[11] 《辽史·地理志》。
[12] 《金图经》。
[13] 《金国南迁录》。
[14] 奉宽《燕京故城考》，见《燕京学报》第五期。
[15] 《金史·世宗本纪》。
[16] 梁思成《赵县安济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
[17] 《金史·章宗本记》。
[18] 《辽文汇·妙行大师行状碑》及《金史·食货志》。
第六章 五代.宋.辽.金（下）
第五节 南宋之临安
靖康变作，二帝被掳，高宗即位于南京（应天府），改元建炎（公元1127年，适为金太宗天会五年），迄宋幼帝昺蹈海死（公元1279年），为时一世纪有半，是为南宋；后金之亡约四十余年。
建炎三年，金兵愈逞，高宗驻跸杭州，以州治为行宫，下诏罪己，自无心于宫室之营建。且适当金人破徐州，焚扬州，宋虽改江宁为建康府，升杭州为临安府，固未遑定都。及金人再度进迫，高宗出走，如越州，奔明州，又航于海入温州。行迹无定，百司零乱。金兵亦追迹至杭州，破越州，屠潭州。游骑又至平江、常州、镇江焚掠，江南处处尚在破坏中，及韩世忠、岳飞挫金将乌珠于江中，绍兴二年，高宗始又如临安。时军事稍振，臣下颇有建议奠都建康以图恢复者。高宗犹豫，“命守臣具图经画建康行宫”，又“命漕臣即平江子城营治宫室”，而尤属意临安。绍兴五年还临安作太庙，挫岳飞北进之策；乃显然欲早定行宫，以苟宴安，绍兴八年，乃定都焉。
高宗诏曰：“..朕荷祖宗之休，克绍大统，夙夜危惧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抚绥淮甸既已。..是故复还临安，内修政事，缮治甲兵以定基业。非厌霜露之苦而图宫室之安也..。”实则绍兴元年，已诏守臣修内司百间[1]，“二年九月，南门成，诏名行宫之门；三年诏梁汝嘉创廊庑于南门之内”[2]。四年八月，知临安府梁汝嘉奏明堂行礼，殿成。此即临安初创时之正殿，盖“凡上寿则曰紫宸殿，朝贺则曰大庆殿，宗祠则曰明堂殿，策士则曰集英殿，四殿皆即文德殿随事揭名也”[见注1]。高宗自绍兴初年蓄意议和，受制于秦桧，坐失兵机，迄三十二年禅位于孝宗，自“以秦桧旧地作德寿宫，凿池引水，叠石作山”[3]，优游其间，无非皆“图宫室之安”者，园苑建造之频，尤甚于其后诸帝。为太上皇时曾“甃石池以水银浮金凫鱼于上。..指示曰水银正乏，此买之汪尚书家”[4]。实不失当艮岳之裔。
南宋宫室制度，初创时因国耻未雪，诸多顾忌，未克任意施展，仅就州城府治兴葺重造，故云“皆从简省”。临安州治本为钱王宫，地址虽较他州宏敞，宋建之正殿，碍于时势，未曾侈大；及增垂拱，崇政“其修广仅如大郡之设厅”。《舆服志》云：“其实垂拱崇政二殿，权更其号而已。殿为屋五间，十二架，修六丈，广八丈四尺。殿南檐屋三间，修一丈五尺，广亦如之。两朵殿各二间。东西廊各二十间，南廊九间，其中为殿门，三间六架”[5]。孝宗又以“殿后拥舍七间为延和殿，其制尤卑，陛阶一段，小如常人所居”[见注5]，其“上梁文云：听朝决事，兼汴都延和崇政之名..”[6]。崇政究与垂拱易名，抑与延和同为一殿，尚待考证。正殿宫阁无多，又随时异额，勉袭汴都旧名，尤显其隘窄。
及和议成，韦太后回銮，“宫中庆典复始”，禁城内外乃年年增建。绍兴八年，作慈宁宫；绍兴十二年作太社太学；十三年筑圜丘，景灵宫及秘书省；十五年作内中神御殿（钦先孝思殿）；十六年广太庙；十七年作玉津园，太一宫，万寿观..”。禁中则营祥曦福宁等殿及后苑堂阁。十八年至二十八年间，曾增筑皇城，外城及宫前丽正门御路，建执政府，筑两相第，太医殿，尚书六府等[7]。高宗禅位后所辟别宫,园苑及所赐府第,私园，亦多工巧靡丽，但建筑无宏大者。继后各朝所增造亭榭及便殿，或为习射蹴鞠，或揽湖山之胜，多为宫庭宴游而作，偏安一隅之南宋首都，盖风雅有余，气魄不足，非复中原帝京之气象，建筑多水榭园亭之属，大殿无所增置，史志美其名曰“务简约，不尚华饰，以遵祖制”耳。
临安外城“包山距河，故南北长峙”[见注3]。凡十三门，东壁有七门，西壁临湖有四门。其中涌金门为“北宋政和六年重建，颇极壮丽”[见注3]。南北则仅各有一门：南即嘉会门，稍偏西与皇城丽正门引直；北曰余杭，亦曰北关。外另有水门五。全城“东沿河（钱塘江）西至山岗（凤凰山），自平陆至山岗，随其上下，以为宫殿”[见注3]。形势乃不规则之山城。
“绍兴十八年，名皇城南门曰丽正，北门曰和宁，东苑曰东华。..皇城周回九里”[见注2]，南面丽正“其门有三，皆金钉朱户，画栋雕甍，覆以铜瓦，镌镂龙凤飞骧之状，巍峨壮丽，光耀溢目。左右列百官侍立阁子，登闻鼓院，检院相对，悉皆红杈子，排列森然，门禁严甚”[8]。外城之嘉会门，营建亦精，其“城楼绚彩，为诸门冠”。盖南门为御道，“至丽正门计九里三百二十步，皆潮沙填筑，其平如席，以便五辂往来”[见注8]，过南郊，从此幸郊台也。
自大内北出和宁新路，井市最盛，“南北宝玉珍异，花果时新，海鲜奇品，悉集于此”，一若汴京时之东华门外，和宁门之重要亦乃临安河道及市区地位所使然。门“在仁孝登平坊巷之中。亦列三门，金碧辉映，与丽正同，门外列百僚侍班阁子..”。其内因与宫中后殿密迩，故帝后臣僚率多出入于此。“皇后出宫，至祥曦殿，上升龙檐，出和宁门”。“皇帝御垂拱殿，提举等官奉迎诸书至和宁门，步导至垂拱殿，各取合进呈..”[见注3]等。
皇城内之宫殿，随事给名，后代改额，不易悉考。前殿建于绍兴四年，行在所录谓之正衙，即文德殿，凡上寿朝贺宗祠策士皆御此殿，故或称紫宸，大庆、明堂、集英。绍兴十二年，增建垂拱“以内诸司地为之”。“殿后有拥舍，孝宗改为别殿，是为延和便殿”[见注6]。东部丽正门内为东宫。建炎初，“孝宗初育宫中，只造书院于宫门，曰内资善堂。..迨为太子，..止建厅堂并诸宫属从屋。..光宗升储，建太子宫门。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创射圃为游艺之所。度宗时（几十年后）更为增广”[见注1]孝宗于乾道初“辟射殿于禁垣之东，名曰选德”，及至淳熙五年，“中设漆屏，书郡国守相名氏其上”，图事揆策于此，以示着意军机，周必大被旨撰《选德殿记》[见注6]。殿近东华门，近臣常于此召入。“自北宫门循廊而左，转南为祥曦殿，西接修廊为后殿”[9]。而“钦先孝思在崇政之东”。
此外宁福寝殿及后妃等位于后苑偏宫之西部。称为南内，“苑中亭殿名称可见者仅有复古殿、损斋、观堂、芙蓉阁、翠寒堂、清华阁、椤木堂、隐岫、澄碧、倚柱、隐秀、碧琳堂之类..”[见注5]。宁福殿后改为寿康宫，光宗逊位后居之。复古殿、损斋均高宗所常御，为其观摩书画玩器之处，观堂建于山顶，盖“碧琳堂近之一山崔嵬，作观堂为上焚香祝天之所”[见注9]。芙蓉阁则在山背，“翠寒堂以日本国松木为之，不施丹雘，白如象齿，环以古松”[见注9]。澄碧殿位置近宫池，“淳熙二年孝宗曲宴宰执..至一小亭中，前有大池，潴水平岸，其下为石渠贯亭，以函启闸，奔流入渠，其声如雷，上曰朕于饮食衣服宫室务从简俭，至所喜者唯此水尔..”[10]。内苑大略如此，实皆高宗所建饰，孝宗以后少有增置。
慈宁殿亦曰慈宁宫，为高宗因太后有归期而建，“上谓辅臣曰：行宫地步窄隘，今营建太后宫，抵是依山因地势修筑..”，其址当在皇城前部西面山地一带。后易名慈福，慈寿，仍为各朝太后所居之殿也。宁宗开禧二年焚。
南宋内苑御园之经营，借江南湖山之美。继艮岳风格之后，着意林石幽韵，多独创之雅致，加以临安花卉妍丽，松竹自然。若梅花、白莲、芙蓉、芍药、翠竹、古松，皆御苑之主体点缀，建筑成分，反成衬托。所谓堂与亭者最多，皆为赏玩花木，就近营建，如为古梅题匾曰冷香，石曰芙蓉，又为蟠松作清华宫，荼蘼作清研亭，皆此之类也。高宗究心艺事，内禅后尤多闲情逸致，所营德寿宫苑内万岁桥，“桥长六丈，并用吴璘进到玉石甃成，莹澈可爱。桥中心作四面亭，用新罗白木建造，极为雅洁。大池十余亩，皆种千叶白莲”[11]。
德寿宫“在望仙桥东，高宗倦勤，即秦桧旧地筑新宫。..内禅后遂移仗居焉。都人称为北大内。凿大池，续竹笕数里，引湖水注之。其上垒石为山，象飞来峰，有堂名冷泉，楼名聚远。又分四地为四时游览之所”。其中布置精雅，花木泉流，多有匾额亭榭之名，尤为新颖。至孝宗禅位亦居之，改名重华宫[见注3]。
外御园有玉津，聚景（东园），富景（西园），集芳，屏山诸园、玉津园为帝王较射之所，在嘉会门南四里洋泮桥侧，清时在杭州龙华寺后，犹得见。淳熙八年十年驾幸玉津园，韩彦直等扈从题名，俱正书摩崖。聚景园之南门在清波门外，北门在涌金门外，西湖之东岸也。亭宇皆孝宗御匾，尝请两宫临幸，后光宗宁宗亦皆奉太后同幸。乾淳起居注云：“淳熙六年..幸此园，太上太后至会芳殿降辇，上及皇后至翠光降辇，并坐瑶津西轩入御筵。..遂至锦壁赏大花牡丹约千余丛，又至清辉少歇，由翠光登御舟入湖..泊花光亭，仍至会芳少歇还内”[见注11]，其布置略可窥见。富景以芙蓉临池秀发，高孝两朝尝登龙舟卧看，建筑不详。集芳在葛岭，前临湖山，园归太后，藻饰甚丽，诸匾皆高宗御题。屏山园在钱湖门外，正对南屏，又名翠芳。理宗“开庆初，内司展建东至希夷堂，直抵雷峰山下..水环五花亭外”。“内有八面亭”，其建筑显为纤细亭榭之属[见注3]。
其它如庆乐园，光宗曾以赐韩侂胄，后复归御有。内多古桂，亦有“十样亭榭，工巧无二。射圃，走马廊，流杯池，山洞，堂宇宏丽，野店村庄，装点时景”，谢太后府园歇凉亭之布置，则尤着重滨湖亭馆之建筑。“有眉寿堂，百花堂，一碧万顷堂，湖山清观，皆宏丽特甚。..第宅百余间，后为元帅夏若水所居。..元夕放灯，上下辉映”。高宗所赐杨存中之水月园，其中之水月堂“俯瞰平湖，前列万柳”，亦为近水堂榭，西湖园苑之特征也[见注3]。
南宋宫中殿宇无宏大之作，禁御则皆亭榭窈窕，曲径通幽，为优游忘世，高雅情绪之所托。其配属实创园亭设计之另一意识。北宋洛阳诸园，本已渐有江南气息，倾向雅素，避脱侈丽之作，着重自然之美。宫苑中延福开其端，艮岳继其后，因无天然湖山之便，蔡京用朱冲父子，以人工兴筑，致成花石之扰，反病奢狂。高宗定都临安，以园苑论，实得山川之助，继艮岳之态。造成庭园建筑之佳例。吴中则自政和以后，进奉花石，开始叠假山之风，为之者愈多。其著者如光宗时之俞澂所作石山，秀拔有奇趣[12]。
南宋建筑每单位之结构本嗣北宋崇宁格式。绍兴初“平江郡守王■承兵火之余，兴葺官署学校，不遗余力，又重刊营造法式，即世所称绍兴本者，故其兴作犹遵奉汴梁遗法”[13]。证之今日江南最大南宋殿宇，苏州玄妙观之三清殿亦可识其大略，“此殿自南宋淳熙六年重建后，迄今七百五十余年，虽迭经修治，然迄无再建之纪录”[见注13]。
王■究心艺事，尤重建筑。平江府治“北垣之齐云楼，循城为屋，轮奂雄特，一时称最。吴人至谓兵火之后，唯王■重建此楼，差胜旧制”[见注13]。此盖与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等同一性质之城上台观也。其下为府治宅堂北之斋园，亭轩柱廊，亦皆■之经营。绍兴十五年，又绘大成殿两庑，创讲堂辟斋舍。十六年重作圆妙观两廊，“画灵宝度人经变相。召画史工山林人物楼橹花木各专一技者，分任其事，极其工致”[14]。■与梁汝嘉先后直宝文阁，皆监修平江府治及临安行宫最力者，北宋建筑遗法之得以传播江南，■尤有功焉。盖当时民间建筑严受限制，“凡庶民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微官府之不时兴修，建筑艺术及法式最易废弛。董其役者，既以旧法为重，则技术虽有演变，系统究不中断。
宋代陵寝依其分布，可别为三区。“保定诸陵，皆开国后追建者；巩县为太祖，太宗以下诸帝后之陵，及乾德间徙建之宣祖安陵，在宋陵中规模最为宏巨；最后为南渡诸帝之陵，权厝于会稽宝山，称为‘攒宫’，示异日恢复中原，归葬巩洛也”[15]。
北宋陵寝北域悉围以竹篱，谓之“篱寨”。篱寨有内外之别，外篱在前。建有神御殿，斋宫，东西序，神厨，库室，公宇等，位在山陵下，故称“下宫”。“外篱之后为内篱，其范围包括石象生，献殿，陵台，谓之上宫”。上宫为陵之主体，其平面布置系“于南端建有鹊台，次乳台，次象生，次神墙，每面各辟一门，门内更为正方形之陵台，其下即帝后埋骨所也”[见注15]。
南宋攒宫制度，比之巩县诸陵，则大小悬殊，不可同日而语；然除象生陵台数者外，其上下二宫，犹能具体而微，遵奉旧制。诸帝攒宫，凡所设施，乃参酌时宜，适合南渡后之物力，故废象生神墙及方上陵台，而藏梓宫于上宫献殿之后，为龟头屋覆之。明清方城明楼之制，或即由此演变，而又另成形制，盖亦迥然与古代陵墓布置不同。此实研究我国陵墓沿革之可注意者。
永思陵者，高宗之陵也。建于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冬，至翌年春季落成。陵之规模及间架尺寸，与彩画瓦饰材料，见于周必大思陵录者异常详密[见注15]。“下宫之构成，系以前后殿与殿门回廊为主体，其外周以围墙一重，外复以竹篱绕之”。上宫部分，其外亦有篱门，内有红灰墙，周回六十三丈五尺，叠砌“鹊台”两堵。内为殿门，面阔三间，其内为火窑子，更内为献殿。“殿面阔三间，为上宫之主体，其后附龟头屋三间，设皇堂石藏子，置梓宫于内。殿外绕以砖砌之阶，施勾栏十七间，正面设踏道”。思陵录中关于结构尺寸甚详，尤以大木方面，柱高与开间面阔之比例等，对于宋代结构式样研究极有俾助，故洵足宝异也。
[1] 《行在所录》。
[2] 咸淳《临安志》。
[3] 《南宋古迹考》。
[4] 《宋史·高宗本纪》。
[5] 《宋史·舆服志》。
[6] 《玉海》卷百六十。
[7] 《历代帝王宅京记》。
[8] 《梦粱录》。
[9] 陈随应《南渡行宫记》。
[10] 《宋会要辑稿》。
[11] 乾淳《起居注》。
[12] 《哲匠录》，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三、四期。
[13] 刘敦桢《苏州古建筑调查记》，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三期。
[14] 光绪《苏州府志》卷四十四。
[15] 陈仲篪《宋永思陵之初步研究》。
第六节 五代·宋·辽·金之实物
自五代、宋以后实物存者渐多，依其结构，可分为木构、砖石塔幢及其它三类分别叙述之。就年代言，辽与北宋约略同时，金则略当南宋而短，故所举各例，但以年代为序，不分南北畛域也。但就地方特征言，则凡边疆地带去文化中心愈远则其所受文化新兴影响愈迟。当宋之世，虽在战争中屡败于辽、金，而在文化上则辽、金节节俯首于汉族。文物艺术之动向，唯宋是瞻。自实物观之，同时代之遗物，凡边陲所见胥保存前期特征较多焉。
一 木构
正定县文庙大成殿[1]（第37、38图） 河北正定县文庙大成殿平面广五间，深三间，由柱四列构成。单檐九脊顶，斗拱雄伟，檐出如翼。斗拱双杪偷心，第二跳跳头施令拱，与耍头相交。斗拱但施于柱头，无补间铺作；其转角铺作后尾出华拱四跳，全部偷心，其第四跳与抹角枋一足材相交，至为简洁。内柱之上，以大斗承四椽栿，栿上更施驼峰以接受平梁。平梁之上侏儒柱瘦小，而挟以粗壮之叉手，以承脊榑。殿建造年代，文献无可征；文庙则明洪武间建，而殿则绝非明构，殆就原有寺观改建者，而大成殿乃原有之大殿也，以殿结构之简洁，斗拱权衡之硕大，可能为五代或宋初所建。
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2] 在天津蓟县城内。寺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年（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规模颇为宏大。寺历代屡经重修。清代且以寺东部改建行宫。致现存殿宇唯山门与观音阁为原构。
观音阁（第39—42图） 上下两主层，并平坐一层，共为三层（第39图）。凡熟悉敦煌壁画中殿宇之形状者，无不一见而感觉二者之相似者也。阁平面长方形，广五间，深四间，柱之分配为内外二周。阁正中为坛，上立十一面观音塑像；阁层层绕像构建，中层至像股，上层楼板中留六角井至像胸部（第40图），下层外檐柱头施四杪重拱铺作，隔跳偷心，仅于第二跳施重拱，第四跳施令拱承替木。第三跳华拱则后尾延长为乳栿，以交于内柱铺作之上。补间则仅在柱头枋隐出重栿形，不出跳。内柱较外柱高一跳，铺作双杪重拱以承中层像阁道；其第二跳华拱后尾，即外檐第三跳华拱后尾所延长而成之乳栿也。内柱铺作之上叉立平坐童柱。
第二层为平坐层，介于上下两主层间，如“亭子间”然。其外柱不与下檐柱相直，而略退入，柱头铺作出三杪，内柱则叉立于下层斗拱之上，即所谓“叉柱造”者是。其柱头铺作出两杪，以承上层楼板绕像胸之六角井口。井口之四斜面，以驼峰承补间铺作（第41、42图）。
上层九脊顶，外柱用双杪双下昂铺作，其第一及第三跳偷心。第二跳华拱后尾为乳栿，昂尾压于草乳栿之下。内柱华拱四杪，亦以第二跳后尾为乳栿。其第四跳上承四椽栿以承斗八藻井。
阁所用斗拱与佛光寺大殿相似之点甚多，但所用梁栿均为直梁而非月梁。除佛光寺大殿外，此阁与山门乃国内现存最古之木构，年代较佛光寺大殿后一百二十七年。十一面观音像高约十六米，为国内最大之塑像，与两侧胁侍菩萨像均为辽代原塑，富于唐末作风。
山门（第43、44图） 在观音阁之前，广三间，深两间，单层四注顶。其与敦煌壁画中建筑相似，亦极显著，其平面长方形，前后共用柱三列，柱头铺作出双杪，第一跳华拱偷心，第二跳跳头施令拱，后尾亦出双杪偷心，以承檐栿。檐栿中段则由中柱上双杪铺作承托，其补间铺作，以短柱立于阑额上，外出华拱而跳，以承橑檐榑，内出四跳，以承下平榑。其转角铺作后尾亦出华拱五跳，以承两面下平榑之相交点，山门不施平暗，即营造法式所谓“彻上露明造”者，故所有梁架斗拱，结构毕露，条理井然。檐栿之上，以斗拱支撑平梁；平梁上立侏儒柱及叉手以承脊榑。在结构方面言，此山门实为运用斗拱至最高艺术标准之精品。山门四注屋顶，正脊两端之鸱吻两尾翘转向内，为五代宋初特有之作风。大同华严寺辽重熙七年薄伽教藏内壁藏之鸱吻形制亦与此完全相同。
永寿寺雨华宫校注[11][3]（第45—47图） 在山西榆次县源涡村。殿建于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深广各三间，平面正方形；其内柱仅有前两柱，故其横断面成为营造法式所谓“六架椽屋，乳栿对四椽栿，用三柱”之制，其内柱以前之面积则作为殿之前廊。斗拱单杪单昂。华拱跳头偷心，后出承栿，其昂头施令拱，与昂嘴形耍头相交。昂尾则压于上一架梁头之下，结构至为简洁合理。此殿亦无平闇，彻上露明造，无草栿。梁栿均为直梁，各架以驼峰及斗拱支撑。屋盖为九脊顶，即清式所谓歇山者，其各缝梁架间用■间相互联络支撑，全部遂成为富有机能之构架。此殿屋脊用瓦叠砌而成，有显著之生起。脊端鸱吻颇瘦高，可能为当时原物。
大奉国寺大殿校注[12][4] 在辽宁义县。建于辽太平元年（公元1021年）。广九间，单层四注顶，盖辽代佛殿之最大者也，其外檐斗拱双杪双下昂，隔跳偷心重拱造。其特可注意者，转角铺作于角栌之旁，在正侧两面，各加“附角斗”，别加铺作一缝，如法式所谓平坐缠柱造之制。其补间铺作亦出双杪双下昂，与柱头铺作相埒。内部梁架尚保存原画彩画，卷草、飞仙等，亦实物中所罕见也。
佛光寺文殊殿[见注3]校注[13]（第48、49图）在山西五台县豆村附近，殿建立确实年代无可考校注[14]，揆之形制，似属宋初。其平面广七间，深四间。因内柱之减少，增加内额之净跨，而产生特殊之构架，为此殿之最大特征。内柱计两列，均仅二柱。前一列二柱将殿内长度分为中段三间，左右段各二间之距离。后一列二柱则仅立于当心间平柱地位，左右则各为三间之长距离，盖减少内柱，可以增大内部无阻碍物之净面积也。此长达三间（约十三米）之净跨上，须施长内额以承梁架两缝。但因额力不足，于是工师于内额之下约一米处更施类似由额之辅额一道。主额与辅额之间以枋、短柱、合■、斜柱等联络，型战略似近代Truss 之构架，至为特殊。在设计及功用上虽不能称为成功之作，然在现存实物中，仅此一孤例校注[15]，亦可贵也，殿悬山造，宋代实物中所不常见。檐下斗拱，除正面出跳外，并出四十五度之斜拱。
正定龙兴寺[见注1] 河北正定县龙兴寺，本隋之龙藏寺，而龙藏寺碑，素为金石书法家所珍爱者，至今仍屹立寺中焉。寺于宋初曾经太祖敕重建，铸四十二臂观音七十三尺金铜像，覆以大悲阁。清乾隆间，毁寺西部建立行宫，其后让归天主教建立教堂。然寺现存中线上主要建筑则尚多宋代遗构。乾隆建立行宫时，曾大修殿宇，然其重修，唯知遵从清工程做法则例，对于古构之特征视若无睹，对于仿古或复原状方面未尝作丝毫之努力或尝试，故在一建筑物中宋清部分虽相互混构，而区分划然不乱，其山门及大悲阁及阁两侧之集庆阁御书楼皆为此类不同时代特征之混合产品，阁前右侧之转轮藏殿及前面正中之摩尼殿，则保存原状较多。
（一）摩尼殿（第50、51图） 在大悲阁之前。殿建立确实年代无可考，揆之形制并文献间接反证，当为宋初创建校注[16]。殿平面近正方形，广七间，深六间，其四面各出抱厦一座。其外观为重檐九脊殿，四面抱厦各以山面向前，在立体上由若干单位层叠联络而成，富有趣致，此盖唐宋以前所常用，屡见于当时图画，至明清以后，而逐渐失传之制也。摩尼殿斗拱，上下檐均为单杪单昂偷心造，但耍头斫作昂嘴形，且微斜向下，故所呈现象，有类单杪重昂者。补间铺作出斜拱，略如佛光寺文殊殿所见，故在视觉上，其著重似不在柱头铺作而反在补间矣。
（二）转轮藏殿（第52—54图） 在摩尼殿之后，与慈氏阁相对立于大悲阁之前。殿平面三间正方形，前出雨搭，实为一重层之阁。其下层遍前安转轮藏一，故两前内柱间之距离须略加宽，以容转轮藏。上层无雨搭，四周有平坐；上檐之下，另有腰檐一周；顶为九脊顶。上层梁梁架因前后做法不同，遂用大叉手，成一简单之Truss。其它榑枋襻间，绰幕，驼峰等，交相卯接，条理不紊，毫不牵强，实为梁架结构中之上乘（第53图）。其上檐斗拱，耍头亦斫作昂嘴形；其上另出蚂蚱头与替木相交，揆其形制，与晋祠大殿颇有相似之处，盖或亦北宋中叶所建耶。
殿下层中央之转轮藏，为一八角形旋转书架，中有立轴，为藏旋转之中心。其经屉以上，作成重檐状，下檐八角，上檐圆，下檐斗拱出双昂三下昂，上出椽及飞椽，角梁等等，一如《营造法式》之制；上檐出五杪重拱计心，其上不用椽，仅用雁翅版，上施山华蕉叶，为宋初原物无疑，今经屉部分已全毁。
晋祠正殿献殿及飞梁[5] 晋祠在山西太原西南，为并垣名胜，清泉出之，其地风景清幽，颇多山林自然之趣。有圣母庙，其正殿、殿前鱼沼，及其上飞梁，沼前献殿，并献殿前之金人台，合成一组，为布置之中坚。
（一）正殿（第55图） 志称殿建于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就形制论，当属可信。殿重檐九脊顶；平面广七间，深六间，殿身五间，周匝副阶，其前廊深两间，异常空敞。下檐斗拱，柱头铺作出平昂两跳，单拱计心造，其昂两层实以华拱而将外端斫作昂嘴形者，为后世常用之昂形华拱最早一例。其耍头作蚂蚱头形，其后尾为华拱两跳，以承乳栿。补间铺作单杪单下昂，与令拱相交之耍头亦斫作昂嘴状，故呈现单杪双下昂之现象，形制与正定摩尼殿极相似，盖宋初特征之一也。其后尾则出华拱三跳，昂尾斜上以承榑。上檐则柱头铺作为双杪单下昂，第一跳偷心，但跳头施翼形拱。第二三两跳均施单拱。耍头出作昂嘴形，昂后尾压于栿下。补间铺作则为单杪重昂，其昂乃平置之假昂，其耍头则作蚂蚱头形。此用真昂与假昂之两种斗拱，在上下两檐适互调其位置，可谓穷极伎巧者矣。此殿角柱生起颇为显著，而以上檐柱为尤甚。
（二）献殿（第56图） 小殿三间，九脊顶，四周不筑墙壁，第于栏墙上安叉子，如凉亭然。其斗拱与正殿下檐斗拱几完全相同，全部所呈现象颇为灵巧豪放。
（三）飞梁（第57图） 正殿与献殿之间，方池曰鱼沼，其上架平面十字形之桥，曰飞梁。在池中立方石柱若干，柱头以普拍枋联络，其上置大斗，斗上施十字相交之拱，以承桥之承重梁，此即古所谓石柱桥也。此式石柱桥，在古画中偶见，实物则仅此一孤例，洵为可贵，此桥年代殆亦与两殿同时。
广济寺三大士殿[6]（第58、59图） 在天津宝坻县城内。殿建于辽太平五年（宋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殿单层四注顶，平面长方形，广五间，深四间。其内柱之前面当心间两柱，向后退入半间，以增广殿内前部地位，因而其上梁架与次间缝柱上之梁架异其结构，而产生富有趣味之变化。外檐斗拱双杪重拱计心造，其后尾两跳偷心，以承梁，梁之外端则斫作耍头，与令拱相交。补间铺作亦出双杪以短柱支托大斗，立于普拍枋上。其后尾则四跳偷心以承榑。如独乐寺山门之制。殿内“彻上露明造”，各层梁架均以斗拱承托，各缝梁架间以襻间牵引联络，条理井然。屋顶正脊两端，鸱吻颇高而直，略近长方形；垂脊仙人及蹲兽，均有为辽代原物之可能，观音，文殊，普贤三大士像，相传为元刘銮塑。河北新城县开善寺大殿校注[17][7]，规模结构均与此殿相似，殆亦同时期物也。
华严寺薄伽教藏及海会殿[8] 寺在山西大同县城西门内，为辽代巨刹。现存殿宇分为两组，俗称为上寺下寺。其下寺薄伽教藏及海会殿为两寺中最古建筑。
（一）薄伽教藏（第60图） 为寺藏经之殿建于辽重熙七年（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广五间，深四间，单层九脊顶，立于高台之上。柱之分配，作内外两周，无不规则处。外檐斗拱出双杪，大致与宝坻三大士殿相同。内柱上斗拱则出三杪以承四椽栿，其上为平棋及藻井。藻井简单，并未施斗拱，其平棋或正方或长方，如《营造法式》之制，殿顶坡度举高不及前后橑枋间距离四分之一，在辽金现存诸例中，此殿为坡度最低者。正脊鸱尾，内缘颇直，而外缘颇方，疑为金代重修时所置。殿内彩画大部分尚为辽代原样式，与《营造法式》及奉国寺大殿多有相同者。殿内塑像大小佛菩萨金刚等三十一尊，为辽代原塑，颇精美。殿内沿左右及后墙皆置经橱，立于须弥坐上，橱上出腰檐，上为楼阁形之佛龛。全部佛龛之建筑部分，为当时建筑之真实小模型，即《营造法式》所谓天宫楼阁壁藏者，足为研究当时建筑形制之借鉴。其鸱吻形制与独乐寺山门鸱吻完全相同，尤为罕贵之辽代遗物。
（二）海会殿 殿在薄伽教藏之前左侧，殿广五间，深四间。单层，悬山顶，其建造年代，宜与教藏同时。外檐斗拱仅出华拱一跳，但栌斗口内另施类似替木之半拱一层，为前此所不见。其梁架颇简单，即《营造法式》所谓“八架椽屋前后乳栿用四柱”者是。
善化寺大雄宝殿及普贤阁[见注8] 寺在大同南门内，亦为辽金巨刹，虽已部分残塌，尚保存原有规模。其中主要殿阁，现存者尚有大雄宝殿及普贤阁，为辽代建筑，三圣殿及山门则金建也。
（一）大雄宝殿（第61、62图） 广七间，深五间，单檐四注顶，阶基甚崇高，其内柱之分布，中间四缝省去老檐柱与后金柱，故内外槽之修广，均得其度。其外檐斗拱出双杪，计心重拱造；转角铺作以附角栌斗，加铺作一缝。其补间铺作以驼峰置于普拍枋上以承栌斗；梢间者，第一跳跳头仅施翼形拱；当心间者则栌斗上出约成六十度相交之斜拱而跳，而无正出之华拱；次间则前面正角及斜华拱相交，后尾则以华拱五跳承下平榑，斗拱形制，各因地位而异其结构，形颇繁杂，尤以补间铺作为甚焉。
（二）普贤阁 在大雄宝殿前之西侧，为平面正方形之重层小阁。两檐及平坐斗拱均为双杪，但在第一跳跳头各层略有区别。下层跳头仅施翼形拱，平坐则施单拱，上檐则施重拱。故同为双杪，而在横拱之施用上，可区别轻重也。屋顶为九脊顶，两际于丁栿上别施阑头栿以承侏儒柱及叉手。此阁与大雄宝殿盖均辽中叶所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