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完成了第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建筑史》。在二战的炮火中，他曾经挽救了日本古城奈良，却未能留住深爱的北京古城墙。他参与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是一位真正具有文化视野的建筑大师。
梁思成，建筑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林徽因的丈夫。早年受父亲影响，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后到美国留学。回国后，创建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完成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建筑史》。是把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当成命根子的人。
梁思成，是清末大学者，政治家梁启超的长子。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梁思成出生在日本东京。十一岁回到北平。梁启超很注重儿女们的国学教育。在家里设学堂。每逢寒暑假，便在家中开课。亲自给他们讲《论语》，《孟子》。1915年，梁思成考入清华学校，就是当时的留美预备学堂。他学业优秀兴趣广泛，既是体育健将，又是合唱团团员，还会吹小号，长笛。梁启超此时已渐渐消隐于历史舞台。他更希望他的儿女们能够专攻文化，从事学术研究。
而这时梁思成的梦想是当一个雕塑家。他最终却没有成为雕塑家。他的人生道路离不开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他的父亲梁启超，还有一个就是才女林徽因。
1920年，曾被诗人徐志摩苦苦追求的林徽因随父亲从英国回到北平。19岁的梁思成第一次见到17岁的林徽因，当他敲开林家的大门，一个小仙子一样的美丽女子站在他面前，聪慧的目光如水晶莹。第一眼便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而林徽因的一番话则改变了梁思成的人生。梁从诫：当我父亲第一次去拜访我母亲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父亲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我母亲告诉他，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父亲喜爱绘画，所以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这是两个个性如此不同的人。林徽因活泼热情，梁思成稳重深沉。然而，因着共同的志趣和理想，两颗心越来越近。这时，在父辈的安排下，两人结伴到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
宾大有个藏书丰厚的图书馆，建筑系的教授也很有名，而梁思成沉迷于看书画图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中国同学相约出外郊游，梁思成仍在画图，同学们与林徽因打赌，问她是否能请得动梁思成一同出游，林徽因特意换了身儿好看的衣服，神采飞扬地敲开梁思成的画室，梁思成饶有兴趣地跟林徽因讲起了他正在研究的一处古建筑的结构，林徽因好几次想打断他……最后林徽因硬着头皮跟他说：跟我一起去郊游吧，我都跟人打过赌了，你不去太不给我面子了，梁思成却说：你跟他们去玩吧，我还要画图，林徽因只好失望地一个人走了，这样的事情在这对小情侣间常有发生。
宾大建筑系老师经常布置一些别出心裁的作业，他们有时让学生为毁损的建筑做修复设计，有时让学生重新设计凯旋门，纪念柱。每当此时，林徽因总是很快就画出草图，然后，又会因为采纳不同的修改意见而丢弃这张草图，灵感不断，反反复复。就在她认为自己不可能完成这个设计时，梁思成来到她的身边，以令人惊叹的绘图功夫，迅速，清晰而准确把林徽因富于创造性的图纸变成精彩的设计作品。林徽因也承认自己是个兴奋型的人，而梁思成的沉稳和林徽因形成了最好的互补，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与合作，在以后共同从事的事业中，一直保持了一生。
从美国回国后，梁思成受聘于东北大学，在那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后回到北平，参加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中国古建筑野外勘查和测绘工作，为编写《中国建筑史》收集资料。
“桥是那么伟大，但也能娇小妩媚。秦少游为“秋千外绿水桥平；东风里，朱门映柳”的绚丽景色所动，李肩吾爱看“直下小桥流水，门前一树桃花”，欧阳修更痛快，他偏喜欢“独立小桥风满袖”，多么潇洒！”这段文字出自梁思成的野外勘测笔记，谁能说这时的梁思成不更是一位诗人呢。
从青年时代到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始终没有放下过手中的三角尺和鸭嘴笔。他喜欢画钢笔画，也喜欢画水彩。而他画得最多的是古建筑精湛的建筑图和建筑设计图。那是无数个灯下的不眠之夜，发现之后的记录，思索之后的创作……早在宾西法尼亚大学时，梁思成就发现，欧洲各国对本国的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写出本国的建筑史，惟独中国，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那时他就立志要写一本中国建筑史。1931－1937年间，为了收集编写中国建筑史的资料，梁思成与当时营造学社的同仁们跋山涉水，跑了200多个县，调查研究了2000多座古建筑和早期造像石窟。当时的中国民生凋敝，他们的野外调查也异常艰苦。在一篇调查日记里这样写着：“6月28日，……行三公里雨骤至，避山旁小庙中。六时雨止，沟道中洪流澎湃，不克前进，乃下山宿大社村周氏宗祠内。终日奔波，仅得馒头三枚（人各一），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就是这样，他们却甘之如饴。当一次次他们在山野间发现那些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的古建筑，那一砖一瓦，一根立柱，一处斗拱，一尊雕像，在梁思成的眼里，都是活生生的存在。“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奠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漫不可信的变迁”（梁思成.林徽因）
独乐寺，赵州桥，应县塔，佛光寺……它们或建于汉朝或兴于唐代。为了拍摄应县古塔的照片，梁思成和他的助手莫宗江差点从六七十米高的塔檐摔下去。而当他们终于在太原五台山寻找到中国现存最早的唐代木构建筑大佛光寺时，他们兴奋地像孩子一样欢呼起来。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及整个庭院一片红光，他们将带去的全部应急食品，沙丁鱼，饼干，牛奶，罐头统统打开，大大庆祝了一番．
然而，战争爆发了。连天的战火对古建筑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他只能尽自己最大限能地加紧对中国古建筑的野外勘察和记录，企图在战火破坏它们之前留下些资料。而当他听说美军要轰炸日本奈良时，他坐不住了。
他知道，日本奈良有着至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唐代木建筑，他不能想像炮火顷刻之间使它灰飞烟灭。然而，他目睹日本人在中国的侵略暴行，林徽音的三弟林恒，是一个年轻的空军飞行员，刚刚牺牲于对日空战。他的内心激烈地斗争着……在1945年初，美军开始猛烈轰炸日本本土的时候，梁思成赶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向布朗森上校陈述保护奈良城的重要性。布朗森不明白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保护日本的古建筑，但是美军指挥部还是高度重视梁思成的建议，美国的原子弹终于没有投向奈良。如今，奈良风景依旧，许多奈良人还记得梁思成这个恩人。
1940年，被战争所逼，梁思成一家随营造学社从昆明展转到四川李庄。在李庄的那段日子非常的艰苦……就在李庄，家中实在无钱可用的时候，梁思成只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当卖衣物。把派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然而，梁思成却总是乐呵呵地。画图时，总爱哼哼唧唧地唱着歌，晚间常点个煤油灯到他那个简陋的办公室去。那时，林徽因因为肺结核久治不愈已经卧床不起，梁思成的脊椎病也恶化到画图时要拿个花瓶支着下巴。但却是在李庄，梁思成完成了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完整系统的中国建筑史。
从1928年在东北大学创办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到1946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作为高校建筑专业的开山人物为中国的建筑教育事业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以及他的幽默与宽容仍然深深印在学生的记忆里。清华大学里的＂新林院八号＂，曾经是学生们最爱去的地方，因为那里住着的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和蔼而热情。对于要培养什么样的建筑师，梁思成有他自己的理解。他在一封给学生的信中写到：你们的业是什么？你们的业就是建筑师的业。建筑师的业是什么？直接地说是建筑物之创造，为社会解决衣食住行三者中住的问题，间接地说，是文化的纪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所以你们的问题十分地繁难，你们的责任十分地重大。梁先生以自己的建筑观为体系，提出“体形环境”设计的教学体系，他认为建筑教育的责任已不仅仅是培养设计个体建筑的建筑师，还要造就广义的体形环境的规划人才，并将建筑系改名为营建系。
解放前夕，一天晚上，两个解放军来到梁家。他们摊开一张军用地图，请梁思成在地图上标出重要的古建筑，并划出禁止炮击的地区。这使梁思成夫妇惊诧得几乎跳了起来，感到喜从天降。解放后，在教课的同时，梁思成和林徽因还参与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并被邀请参加北京城的建设规划。
梁思成曾以诗一样的语言向周总理描述：北京古城四周雄壮的城墙，城门上巍峨高大的城楼，紫禁城的黄瓦红墙以及美丽的街市牌楼……他不遗余力地建议保护北京城墙。他是那么钟情于它们。关于它们他有那么美妙的构想：城墙上可以绿化，供市民游乐。壮丽宽广的城门楼可以改造成图书馆。护城河可以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然而这只是一个文人的浪漫梦想而已。随之而来的一切现实却非他所愿．北海团城被拆了，天安门东西两侧三座门被拆了，古城墙被拆了……这是如今残留也是惟一仅存的一段城墙，它位于北京城的东南角，而绵延数百里的北京古城的老城墙都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被拆光了。对于深谙其文物价值的梁思成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痛苦迷惑的了。
当北京古都已然消失之后，曾经竭力想保留其历史原貌特征的梁思成，就注定要成为人们不断提及不断感叹的人物。五十年代在听说自己曾经勘察过的河北宝坻建于辽代的三大士殿要被拆除，思成立刻向河北省政府反映，希望无论如何把这座辽代的古建筑保存下来。有人反对说：辽代的建筑又怎么样，反正是个没用的破庙，不如把这些辽代的木头拿去造桥，还能为人民服务。硬是给拆了。后来，梁思成在不被人理解时，常感叹地说：“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啊！”
走在今日的北京城，你已想像不出当年北京古城的样子。你会在某一处的雕梁画栋前流连忘返，合影留念，是因为你能够感受到历史的脚步曾在这里驻足。它并不比某个夕阳斜下的时候，当你蓦然看见胡同口的老房子上那一蓬衰草更让你感动，因为我们不是梁思成，我们不能理解他当时的想法。
当历史的风烟散尽。人们再回忆起这位中国建筑史上的国宝级人物，一位真正的建筑大师文化大师时，在这片他深深挚爱的土地上，仿佛看见了人间四月天。那是一句爱的赞颂，为所有真实美好的情感，为那曾经的懂得。即使它已无形可循，却在空气中四处弥散。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林徽因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代 序）
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虽然对于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已怀鄙弃厌恶心理。自“西式楼房”盛行于通商大埠以来，豪富商贾及中产之家无不深爱新异，以中国原有建筑为陈腐。他们虽不是蓄意将中国建筑完全毁灭，而在事实上，国内原有很精美的建筑物多被拙劣幼稚的，所谓西式楼房，或门面，取而代之。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改逾半，芜杂可哂，充满非艺术之建筑。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Historical landmark），充沛艺术特殊趣味的街市（Local colar），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者，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之下完全牺牲。近如去年甘肃某县为扩宽街道，“整顿”市容，本不需拆除无数刻工精美的特殊市屋门楼，而负责者竟悉数加以摧毁，便是一例。这与在战争炮火下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市政上的发展，建筑物之新陈代谢本是不可免的事。但即在抗战之前，中国旧有建筑荒顿破坏之范围及速率，亦有甚于正常的趋势。这现象有三个明显的原因：一、在经济力量之凋敝，许多寺观衙署，已归官有者，地方任其自然倾圮，无力保护；二、在艺术标准之一时失掉指南，公私宅第园馆街楼，自西艺浸入后忽被轻视，拆毁剧烈；三、缺乏视建筑为文物遗产之认识，官民均少爱护旧建的热心。
在此时期中，也许没有力量能及时阻挡这破坏旧建的狂潮。在新建设方面，艺术的进步也还有培养知识及技术的时间问题。一切时代趋势是历史因果，似乎含着不可免的因素。幸而同在这时代中，我国也产生了民族文化的自觉，搜集实物，考证过往，已是现代的治学精神，在传统的血流中另求新的发展，也成为今日应有的努力。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以客观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助长保存趋势，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亦可逐渐减杀。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它却与在大火之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急不容缓的性质。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义务。中国金石书画素得士大夫之重视。各朝代对它们的爱护欣赏，并不在于文章诗词之下，实为吾国文化精神悠久不断之原因。独是建筑，数千年来，完全在技工匠师之手。其艺术表现大多数是不自觉的师承及演变之结果。这个同欧洲文艺复兴以前的建筑情形相似。这些无名匠师，虽在实物上为世界留下许多伟大奇迹，在理论上却未为自己或其创造留下解析或夸耀。因此一个时代过去，另一时代继起，多因主观上失掉兴趣，便将前代伟创加以摧毁，或同于摧毁之改造。亦因此，我国各代素无客观鉴赏前人建筑的习惯。在隋唐建设之际，没有对秦汉旧物加以重视或保护。北宋之对唐建，明清之对宋元遗构，亦并未知爱惜。重修古建，均以本时代手法，擅易其形式内容，不为古物原来面目着想。寺观均在名义上，保留其创始时代，其中殿宇实物，则多任意改观。这倾向与书画仿古之风大不相同，实足注意。自清末以后突来西式建筑之风，不但古物寿命更无保障，连整个城市，都受打击了。
如果世界上艺术精华，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在欧美，古建实行的保存是比较晚近的进步。十九世纪以前，古代艺术的破坏，也是常事。幸存的多赖偶然的命运或工料之坚固。十九世纪中，艺术考古之风大炽，对任何时代及民族的艺术才有客观价值的研讨。保存古物之觉悟即由此而生。即如此次大战，盟国前线部队多附有专家，随军担任保护沦陷区或敌国古建筑之责。我国现时尚在毁弃旧物动态中，自然还未到他们冷静回顾的阶段。保护国内建筑及其附艺，如雕刻壁画均须萌芽于社会人士客观的鉴赏，所以艺术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今日中国保存古建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将来复兴建筑的创造问题。欣赏鉴别以往的艺术，与发展将来创造之间，关系若何我们尤不宜忽视。西洋各国在文艺复兴以后，对于建筑早已超出中古匠人不自觉的创造阶段。他们研究建筑历史及理论，作为建筑艺术的基础。各国创立实地调查学院，他们颁发研究建筑的旅行奖金，他们有美术馆博物院的设备，又保护历史性的建筑物任人参观，派专家负责整理修葺。所以西洋近代建筑创造，同他们其它艺术，如雕刻，绘画，音乐，或文学，并无二致，都是合理解与经验，而加以新的理想，作新的表现的。
我国今后新表现的趋势又若何呢？
艺术创造不能完全脱离以往的传统基础而独立。这在注重画学的中国应该用不着解释。能发挥新创都是受过传统薰陶的。即使突然接受一种崭新的形式，根据外来思想的影响，也仍然能表现本国精神。如南北朝的佛教雕刻，或唐宋的寺塔，都起源于印度，非中国本有的观念，但结果仍以中国风格造成成熟的中国特有艺术，驰名世界。艺术的进境是基于丰富的遗产上，今后的中国建筑自亦不能例外。
无疑的将来中国将大量采用西洋现代建筑材料与技术。如何发扬光大我民族建筑技艺之特点,在以往都是无名匠师不自觉的贡献,今后却要成近代建筑师的责任了。如何接受新科学的材料方法而仍能表现中国特有的作风及意义,老树上发出新技,则真是问题了。
欧美建筑以前有“古典”及“派别”的约束，现在因科学结构，又成新的姿态，但它们都是西洋系统的嫡裔。这种种建筑同各国多数城市环境毫不抵触。大量移植到中国来，在旧式城市中本来是过分唐突，今后又是否让其喧宾夺主，使所有中国城市都不留旧观？这问题可以设法解决，亦可以逃避。到现在为止，中国城市多在无知匠人手中改观。故一向的趋势是不顾历史及艺术的价值，舍去固有风格及固有建筑，成了不中不西乃至于滑稽的局面。
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至于消灭的现象。四十年来，几个通商大埠，如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曾不断的模仿欧美次等商业城市，实在是反映着外国人经济侵略时期。大部分建设本是属于租界里外国人的，中国市民只随声附和而已。这种建筑当然不含有丝毫中国复兴精神之迹象。
今后为适应科学动向，我们在建筑上虽仍同样的必需采用西洋方法，但一切为自觉的建设。由有学识，有专门技术的建筑师，担任指导，则在科学结构上有若干属于艺术范围的处置必有一种特殊的表现。为着中国精神的复兴，他们会作美感同智力参合的努力。这种创造的火炬已曾在抗战前燃起，所谓“宫殿式”新建筑就是一例。
但因为最近建筑工程的进步，在最清醒的建筑理论立场上看来，“宫殿式”的结构已不合于近代科学及艺术的理想。“宫殿式”的产生是由于欣赏中国建筑的外貌。建筑师想保留壮丽的琉璃屋瓦，更以新材料及技术将中国大殿轮廓约略模仿出来。在形式上它模仿清代宫衙，在结构及平面上它又仿西洋古典派的普通组织。在细项上窗子的比例多半属于西洋系统，大门栏杆又多模仿国粹。它是东西制度勉强的凑合，这两制度又大都属于过去的时代。它最像欧美所曾盛行的“仿古”建筑（Period architecture）。因为糜费侈大，它不常适用于中国一般经济情形，所以也不能普遍。有一些“宫殿式”的尝试，在艺术上的失败可拿文章作比喻。它们犯的是堆砌文字，抄袭章句，整篇结构不出于自然，辞藻也欠雅驯。但这种努力是中国精神的抬头，实有无穷意义。
世界建筑工程对于钢铁及化学材料之结构愈有彻底的了解，近来应用愈趋简洁。形式为部署逻辑，部署又为实际问题最美最善的答案，已为建筑艺术的抽象理想。今后我们自不能同这理想背道而驰。我们还要进一步重新检讨过去建筑结构上的逻辑；如同致力于新文学的人还要明了文言的结构文法一样。表现中国精神的途径尚有许多，“宫殿式”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要能提炼旧建筑中所包含的中国质素，我们需增加对旧建筑结构系统及平面部署的认识。构架的纵横承托或联络，常是有机的组织，附带着才是轮廓的钝锐，彩画雕饰，及门窗细项的分配诸点。这些工程上及美术上措施常表现着中国的智慧及美感，值得我们研究。许多平面部署，大的到一城一市，小的到一宅一园，都是我们生活思想的答案，值得我们重新剖视。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游憩，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现在我们不必削足就履，将生活来将就欧美的部署，或张冠李戴，颠倒欧美建筑的作用。我们要创造适合于自己的建筑。
在城市街心如能保存古老堂皇的楼宇，夹道的树荫，衙署的前庭，或优美的牌坊，比较用洋灰建造卑小简陋的外国式喷水池或纪念碑实在合乎中国的身份，壮美得多。且那些仿制的洋式点缀，同欧美大理石富于“雕刻美”的市心建置相较起来，太像东施效颦，有伤尊严。因为一切有传统的精神，欧美街心伟大石造的纪念性雕刻物是由希腊而罗马而文艺复兴延续下来的血统，魄力极为雄厚，造诣极高，不是我们一朝一夕所能望其项背的。我们的建筑师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是参考我们自己艺术藏库中的遗宝。我们应该研究汉阙，南北朝的石刻，唐宋的经幢，明清的牌楼，以及零星碑亭，泮池，影壁，石桥，华表的部署及雕刻，加以聪明的应用。
艺术研究可以培养美感，用此驾驭材料，不论是木材，石块，化学混合物，或钢铁，都同样的可能创造有特殊富于风格趣味的建筑。世界各国在最新法结构原则下造成所谓“国际式”建筑；但每个国家民族仍有不同的表现。英，美，苏，法，荷，比，北欧或日本都曾造成他们本国特殊作风，适宜于他们个别的环境及意趣。以我国艺术背景的丰富，当然有更多可以发展的方面。新中国建筑及城市设计不但可能产生，且当有惊人的成绩。
在这样的期待中，我们所应作的准备当然是尽量搜集及整理值得参考的资料。
以测量绘图摄影各法将各种典型建筑实物作有系统秩序的纪录是必须速做的。因为古物的命运在危险中，调查同破坏力量正好像在竞赛。多多采访实例，一方面可以作学术的研究，一方面也可以促社会保护。研究中还有一步不可少的工作，便是明了传统营造技术上的法则。这好比是在欣赏一国的文学之前，先学会那一国的文字及其文法结构一样需要。所以中国现存仅有的几部术书，如宋李诫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乃至坊间通行的鲁班经等等，都必须有人能明晰的用现代图解译释内中工程的要素及名称，给许多研究者以方便。研究实物的主要目的则是分析及比较冷静的探讨其工程艺术的价值，与历代作风手法的演变。知己知彼，温故知新，已有科学技术的建筑师增加了本国的学识及趣味，他们的创造力量自然会在不自觉中雄厚起来。这便是研究中国建筑的最大意义。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中国建筑之特征
建筑之始，产生于实际需要，受制于自然物理，非着意创制形式，更无所谓派别。其结构之系统，及形式之派别，乃其材料环境所形成。古代原始建筑，如埃及、巴比伦、伊琴、美洲、及中国诸系，莫不各自在其环境中产生，先而胚胎，粗具规模，继而长成，转增繁缛。其活动乃赓续的依其时其地之气候，物产材料之供给；随其国其俗，思想制度，政治经济之趋向；更同其时代之艺文，技巧，知识发明之进退，而不自觉。建筑之规模，形体，工程、艺术之嬗递演变，乃其民族特殊文化兴衰潮汐之映影；一国一族之建筑适反鉴其物质精神，继往开来之面貌。今日之治古史者，常赖其建筑之遗迹或记载以测其文化，其故因此。盖建筑活动与民族文化之动向实相牵连，互为因果者也。
中国建筑乃一独立之结构系统，历史悠长，散布区域辽阔。在军事，政治及思想方面，中国虽常与他族接触，但建筑之基本结构及部署之原则，仅有和缓之变迁，顺序之进展，直至最近半世纪，未受其它建筑之影响。数千年来无遽变之迹，渗杂之象，一贯以其独特纯粹之木构系统，随我民族足迹所至，树立文化表志，都会边疆，无论其为一郡之雄，或一村之僻，其大小建置，或为我国人民居处之所托，或为我政治、宗教、国防、经济之所系，上自文化精神之重，下至服饰、车马、工艺、器用之细，无不与之息息相关。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艺术及思想特殊之一部，非但在其结构本身之材质方法而已。
建筑显著特征之所以形成，有两因素：有属于实物结构技术上之取法及发展者，有缘于环境思想之趋向者。对此种种特征，治建筑史者必先事把握，加以理解，始不至淆乱一系建筑自身优劣之准绳，不惑于他时他族建筑与我之异同。治中国建筑史者对此着意，对中国建筑物始能有正确之观点，不作偏激之毁誉。
今略举中国建筑之主要特征：
一、属于结构取法及发展方面之特征，有以下可注意者四点：
（一）以木料为主要构材 凡一座建筑物皆因其材料而产生其结构法，更因此结构而产生其形式上之特征。世界它系建筑，多渐采用石料以替代其原始之木构，故仅于石面浮雕木质构材之形，以为装饰，其主要造法则依石料垒砌之法，产生其形制。中国始终保持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故其形式为木造结构之直接表现。其在结构方面之努力，则尽木材应用之能事，以臻实际之需要，而同时完成其本身完美之形体。匠师既重视传统经验，又忠于材料之应用，故中国木构因历代之演变，乃形成遵古之艺术。唐宋少数遗物在结构上造诣之精，实积千余年之工程经验，所产生之最高美术风格也。
（二）历用构架制之结构原则 既以木材为主，此结构原则乃为“梁柱式建筑”之“构架制”（第1—4 图）。以立柱四根，上施梁枋，牵制成为一“间”（前后横木为枋，左右为梁）。梁可数层重叠称“梁架”。每层缩短如梯级，逐级增高称“举折”，左右两梁端，每级上承长榑，直至最上为脊榑，故可有五榑，七榑至十一榑不等，视梁架之层数而定。每两榑之间，密布栉篦并列之椽，构成斜坡屋顶之骨干；上加望板，始覆以瓦葺。四柱间之位置称“间”。通常一座建筑物均由若干“间”组成。此种构架制之特点，在使建筑物上部之一切荷载均由构架负担；承重者为其立柱与其梁枋，不借力于高墙厚壁之垒砌。建筑物中所有墙壁，无论其为砖石或为木板，均为“隔断墙”（Curtain Wall），非负重之部分。是故门窗之分配毫不受墙壁之限制，而墙壁之设施，亦仅视分隔之需要。欧洲建筑中，唯现代之钢架及钢筋混凝土之构架在原则上与此木质之构架建筑相同。所异者材料及科学程度之不同耳。中国建筑之所以能自热带以至寒带；由沙漠以至两河流域及滨海之地，在极不同之自然环境下始终适用，实有赖于此构架制之绝大伸缩性也。
（三）以斗拱为结构之关键，并为度量单位 在木构架之横梁及立柱间过渡处，施横材方木相互垒叠，前后伸出作“斗拱”，与屋顶结构有密切关系，其功用在以伸出之拱承受上部结构之荷载，转纳于下部之立柱上，故为大建筑物所必用。后世斗拱之制日趋标准化，全部建筑物之权衡比例遂以横拱之“材”为度量单位，犹罗马建筑之柱式（Order），以柱径为度量单位，治建筑学者必习焉（第2 图）。一系统之建筑自有其一定之法式，如语言之有文法与辞汇，中国建筑则以柱额、斗拱、梁、榑、瓦、檐为其“辞汇”，施用柱额、斗拱、梁、榑等之法式为其“文法”。虽砖石之建筑物，如汉阙佛塔等，率多叠砌雕凿，仿木架斗拱形制。斗拱之组织与比例大小，历代不同，每可借其结构演变之序，以鉴定建筑物之年代，故对于斗拱之认识，实为研究中国建筑者所必具之基础知识。
（四）外部轮廓之特异 外部特征明显，迥异于他系建筑，乃造成其自身风格之特素。中国建筑之外轮廓予人以优美之印象，且富于吸引力。今分别言之如下：
1.翼展之屋顶部分 屋顶为实际必需之一部，其在中国建筑中，至迟自殷代始，已极受注意，历代匠师不殚烦难，集中构造之努力于此。依梁架层叠及“举折”之法，以及角梁、翼角，椽及飞椽，脊吻等之应用，遂形成屋顶坡面，脊端，及檐边，转角各种曲线，柔和壮丽，为中国建筑物之冠冕，而被视为神秘风格之特征，其功用且收“上尊而宇卑，则吐水疾而霤远”之实效。而其最可注意者，尤在屋顶结构之合理与自然。其所形成之曲线，乃其结构工程之当然结果，非勉强造作而成也。
2.崇厚阶基之衬托 中国建筑特征之一为阶基之重要；与崇峻屋瓦互为呼应。周秦西汉时尤甚。高台之风与游猎骑射并盛，其后日渐衰弛，至近世台基阶陛遂渐趋扁平，仅成文弱之衬托，非若当年之台榭，居高临下，作雄视山河之势。但宋辽以后之“台随檐出”及“须弥座”等仍为建筑外形显著之轮廓。
3.前面玲珑木质之屋身 屋顶与台基间乃立面主要之中部，无论中国建筑物之外表若何魁伟，此段正面之表现仍为并立之木质楹柱与玲珑之窗户相间而成，鲜用墙壁。左右两面如为山墙，则又少有开窗辟门者。厚墙开辟窗洞之法，除箭楼仓廒等特殊建筑外，不常见于殿堂，与垒石之建筑状貌大异。
4.院落之组织 凡主要殿堂必有其附属建筑物，联络周绕，如配厢、夹室、廊庑、周屋、山门、前殿、围墙、角楼之属，成为庭院之组织，始完成中国建筑物之全貌。除佛塔以外，单座之建筑物鲜有呈露其四周全部轮廓，使人得以远望其形状者。单座殿屋立面之印象，乃在短距离之庭院中呈现其一部。此与欧洲建筑所予人印象，独立于空旷之周围中者大异。中国建筑物之完整印象，必须并与其院落合观之。国画中之宫殿楼阁，常为登高俯视鸟瞰之图。其故殆亦为此耶。
5.彩色之施用 彩色之施用于内外构材之表面为中国建筑传统之法。虽远在春秋之世，藻饰彩画已甚发达，其有逾矩者，诸侯大夫且引以为戒，唐宋以来，样式等级，已有规定。至于明清之梁栋彩绘，鲜焕者尚夥。其装饰之原则有严格之规定，分划结构，保留素面，以冷色青绿与纯丹作反衬之用，其结果为异常成功之艺术，非滥用彩色，徒作无度之涂饰者可比也。在建筑之外部，彩画装饰之处，均约束于檐影下之斗拱横额及柱头部分，犹欧洲石造建筑之雕刻部分约束于墙额（Frieze）及柱顶（Capital），而保留素面于其它主要墙壁及柱身上然。盖木构之髤漆为实际必需，木材表面之纯丹纯黑犹石料之本色；与之相衬之青绿点金，彩绘花纹，则犹石构之雕饰部分。而屋顶之琉璃瓦，亦依保留素面之原则，庄严殿宇，均限于纯色之用。故中国建筑物虽名为多色，其大体重在有节制之点缀，气象庄严，雍容华贵，故虽有较繁缛者，亦可免淆杂俚俗之弊焉。
6.绝对均称与绝对自由之两种平面布局 以多座建筑合组而成之宫殿、官署、庙宇，乃至于住宅，通常均取左右均齐之绝对整齐对称之布局。庭院四周，绕以建筑物。庭院数目无定。其所最注重者，乃主要中线之成立。一切组织均根据中线以发展，其布置秩序均为左右分立，适于礼仪（Formal）之庄严场合；公者如朝会大典，私者如婚丧喜庆之属。反之如优游闲处之庭园建筑，则常一反对称之隆重，出之以自由随意之变化。部署取高低曲折之趣，间以池沼花木，接近自然，而入诗画之境。此两种传统之平面部署，在不觉中，含蕴中国精神生活之各面，至为深刻。
7.用石方法之失败 中国建筑数千年来，始终以木为主要构材，砖石常居辅材之位，故重要工程，以石营建者较少。究其原因有二：
（l）匠人对于石质力学缺乏了解。盖石性强于压力，而张力曲力弹力至弱，与木性相反，我国古来虽不乏善于用石之哲匠，如隋安济桥之建造者李春，然而通常石匠用石之法，如各地石牌坊、石勾栏等所见，大多凿石为卯榫，使其构合如木，而不知利用其压力而垒砌之，故此类石建筑之崩坏者最多。（2）垫灰之恶劣。中国石匠既未能尽量利用石性之强点而避免其弱点，故对于垫灰问题，数千年来，尚无设法予以解决之努力。垫灰材料多以石灰为主，然其使用，仅取其粘凝性；以为木作用胶之替代，而不知垫灰之主要功用，乃在于两石缝间垫以富于粘性而坚固耐压之垫物，使两石面完全接触以避免因支点不匀而发生之破裂。故通常以结晶粗沙粒与石灰混合之原则，在我国则始终未能发明应用。古希腊罗马对于此方面均早已认识。希腊匠师竟有不惜工力，将石之每面磨成绝对平面，使之全面接触，以避免支点不匀之弊者；罗马工师则大刀阔斧，以大量富于粘性而坚固之垫灰垫托，且更进而用为混凝土，以供应其大量之建筑事业，是故有其特有之建筑形制之产生。反之，我国建筑之注重木材，不谙石性，亦互为因果而产生现有现象者也。
二、属于环境思想方面,与其它建筑之历史背景迥然不同者,至少有以下可注意者四：
（一）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 此建筑系统之寿命，虽已可追溯至四千年以上，而地面所遗实物，其最古者，虽待考之先秦土垣残基之类，已属凤毛麟角，次者如汉唐石阙砖塔，不止年代较近，且亦非可以居止之殿堂。古者中原为产木之区，中国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更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盖中国自始即未有如古埃及刻意求永久不灭之工程，欲以人工与自然物体竟久存之实，且既安于新陈代谢之理，以自然生灭为定律；视建筑且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更换之；未尝患原物之久暂，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如失慎焚毁亦视为灾异天谴，非材料工程之过。此种见解习惯之深，乃有以下之结果：1.满足于木材之沿用，达数千年；顺序发展木造精到之方法，而不深究砖石之代替及应用。2.修葺原物之风，远不及重建之盛；历代增修拆建，素不重原物之保存，唯珍其旧址及其创建年代而已。唯坟墓工程，则古来确甚着意于巩固永保之观念，然隐于地底之砖券室，与立于地面之木构殿堂，其原则互异，墓室间或以砖石模仿地面结构之若干部分，地面之殿堂结构，则除少数之例外，并未因砖券应用于墓室之经验，致改变中国建筑木构主体改用砖石叠砌之制也。
（二）建筑活动受道德观念之制裁 古代统治阶级崇向俭德，而其建置，皆征发民役经营，故以建筑为劳民害农之事，坛社宗庙，城阙朝市，虽尊为宗法，仪礼，制度之依归，而宫馆，台榭，第宅，园林，则抑为君王骄奢，臣民侈僭之征兆。古史记载或不美其事，或不详其实，恒因其奢侈逾制始略举以警后世，示其“非礼”；其记述非为叙述建筑形状方法而作也。此种尚俭德，诎巧丽营建之风，加以阶级等第严格之规定，遂使建筑活动以节约单纯为是。崇伟新巧之作，既受限制，匠作之活跃进展，乃受若干影响。古代建筑记载之简缺亦有此特殊原因；史书各志，有舆服食货等，建筑仅附载而已。
（三）着重布置之规制 古之政治尚典章制度，至儒教兴盛，尤重礼仪。故先秦两汉传记所载建筑，率重其名称方位，部署规制，鲜涉殿堂之结构。嗣后建筑之见于史籍者，多见于五行志及礼仪志中。记宫苑寺观亦皆详其平面部署制度，而略其立面形状及结构。均足以证明政治、宗法、风俗、礼仪、佛道、风水等中国思想精神之寄托于建筑平面之..分布上者，固尤深于其它单位构成之因素也。结构所产生立体形貌之感人处，则多见于文章诗赋之赞颂中。中国诗画之意境，与建筑艺术显有密切之关系，但此艺术之旨趣，固未尝如规制部署等第等之为史家所重也。
（四）建筑之术，师徒传授，不重书籍 建筑在我国素称匠学，非士大夫之事。盖建筑之术，已臻繁复，非受实际训练，毕生役其事者，无能为力，非若其它文艺，为士人子弟茶余酒后所得而兼也。然匠人每暗于文字，故赖口授实习，传其衣钵，而不重书籍。数千年来古籍中，传世术书，惟宋清两朝官刊各一部耳。此类术书编纂之动机，盖因各家匠法不免分歧，功限料例，漫无准则，故制为皇室官府营造标准。然术书专偏，士人不解，匠人又困于文字之难，术语日久失用，造法亦渐不解，其书乃为后世之谜。对于营造之学作艺术或历史之全盘记述，如画学之《历代名画记》或《宣和画谱》之作，则未有也。至如欧西、文艺复兴后之重视建筑工程及艺术，视为地方时代文化之表现而加以研究者，尚属近二三十年来之崭新观点，最初有赖于西方学者先开考察研究之风，继而社会对建筑之态度渐改，愈增其了解焉。
本篇之作，乃本中国营造学社十余年来对于文献术书及实物遗迹互相参证之研究，将中国历朝建筑之表现，试作简略之叙述，对其蜕变沿革及时代特征稍加检讨，试作分析比较，以明此结构系统之源流而已。中国建筑历史之研究尚有待于将来建筑考古方面发掘调查种种之努力。
第二节 中国建筑史之分期
中国建筑自其源始以至于今，未尝一时停止其活动，其蜕变为继续的，故欲强为划分时期，本为一种不合理且不易为之事。然因历朝之更替，文化活动潮平之起落，以及因现存资料之多寡，姑分为下列各时期。
一、上古或原始时期（公元前200 年以前） 自上古以至秦。此期间文献与实物双方资料皆极缺乏。殷周战国以来城郭宫室陵墓遗址虽已有多处确经认定，但尚有待于考古家之发掘。殷以前则尚无实物可考焉。
二、两汉时期（公元前204—公元220 年） 此四百余年间为中国建筑发育时期，建筑事业极为活跃，史籍中关于建筑之记载颇为丰富，建筑之结构形状则有遗物可考其大略。但现存真正之建筑遗物，则仅墓室墓阙数处，他为间接之材料，如冥器汉刻之类。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90 年） 虽在当时政治动荡，战争频繁，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宫殿与佛寺之建筑活动仍极为澎湃。而佛教之兴盛则为建筑活动之一大动力。实物之在艺术表现上吸收有“希腊佛教式”（Greece Buddhist）之种种圆和生动之雕刻，饰纹、花草、鸟兽、人物之表现，乃脱汉时格调，创新作风，遗存至今者有石窟、佛塔、陵墓等。
四、隋、唐时期（公元590—906 年） 隋再一统中国，定都长安，大兴土木，为唐代之序幕。唐为中国艺术之全盛及成熟时期。因政治安定，佛道两教兴盛，宫殿寺观之建筑均为活跃。天宝乱后，及会昌、后周两次灭法，建筑精华毁灭殆尽。现存实物除石窟寺及陵墓外，砖石佛塔最多。隋代一石桥，唐末一木构佛殿，则为此期间最可贵之遗物。唐之建筑风格，既以倔强粗壮胜，其手法又以柔和精美见长，诚蔚然大观。
五、五代、宋、辽、金时期（公元906—1280年） 五代赵宋以后，中国之艺术，开始华丽细致，至宋中叶以后乃趋纤靡文弱之势。宋、辽、金均注重于宫殿之营建；其宫殿虽已毁尽，其佛寺殿宇之现存者，尚遍布华北各省；至于塔幢，为数尤夥。作风手法，特征显著，规例谨慎，循旧制之途径，增减嬗变不已。此期除遗留实物众多外，更有营造法式一书，为研究中国历代建筑变迁之重要资料。
六、元、明、清时期（公元1280—1912 年）元、明、清三代，奠都北京，都市宫殿之规模，近代所未有。此期间建筑传统仍一仍古制。至明清之交，始有西藏样式之输入外，更由耶稣会士，输入西洋样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之刊行，则为清官式建筑之准绳。最后至清末，因与欧美接触频繁，醒于新异，标准摇动，以西洋建筑之式样渗入都市，一时呈现不知所从之混乱状态。于是民居市廛中，旧建筑之势力日弱。
七、民国时期（公元1912 年以后） 民国初年，建筑活动颇为沉滞。迨欧美建筑续渐开拓其市场于中国各通商口岸，而留学欧美之中国建筑师亦起而抗衡，于是欧式建筑之风大盛。近二十年来，建筑师始渐回顾及中国固有之建筑，遂有采其式样以营建近代新建筑者。自此而后，建筑师对于其设计样式均有其地域或时代式样之自觉，不若以前之惟传统是遵。今后之中国建筑，亦将如今后世界各处之建筑，将减少其绝对之地方性。然因传统，背景，民族气质等等原素之不同，亦将自成一家，但其形成，则尚有所待耳。
第三节 《营造法式》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
一 《营造法式》[1]
我国关于营造之术书极少，宋清两朝，各刊官书一部，为研究我国建筑技术方面极重要资料。以下本篇所有术语及比较研究之标准，胥以此两书为准绳焉。
《营造法式》，宋李诫著。诫，徽宗朝将作少监也。全书三十四卷，其中关于样式制度者，有壕寨制度，说基础城寨等作法；石作制度，说石作之结构与雕饰；大木作制度，说木构架方法，柱、梁、枋、额、斗拱、椽、榑等；小木作制度，说门、窗、隔扇、藻井，乃至佛龛、道帐之形制；瓦作制度，说用瓦及瓦饰之法；彩画作制度，说各级各色彩画。此外尚有估工算料等方法。最后更附以壕寨、石作、大木、小木、彩画、雕作等图样焉。书初刊于崇宁二年（公元1103 年），八百余年来，名词改变，样式演变，加之士大夫之蔑视匠术，故其书已几无法解读。民国十八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十余年来，从事于是书之研究，先自清代术书着手，加以实物之发展与研究，其书始渐可读。
大木作制度为全书最重要部分，其中要点可归纳为下列诸项（第3 图）：
一、材契 材有二义：（一）指建筑物所用某标准大小之木材而言，即斗拱上之拱，及所有与拱同广厚之木材是也。材之大小共分八等，视建筑物之大小等第，而定其用材之等第。（二）一种度量单位：“各以其材之广，分为十五分，以十分为其厚。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长，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为制度焉”。两材之间,以斗垫托其空隙,其空隙距离为六分,称为栔。凡高一材一栔（即高二十一分）之材,谓之足材。宋式建筑各部间之比例,皆以其所用材之材栔分为度量标准校注[1]。
二、斗与拱 斗拱由若干斗与拱垒叠而成，总称铺作。在柱头上者称“柱头铺作”，在柱与柱之间者称“补间铺作”，在角柱之上者称“转角铺作”。铺作中构材虽有斗，拱，昂三类，而斗又有四种，拱有五种，但在结构上，其最重要者为集中全铺作重量之栌斗，及由栌斗向前后出跳之华拱。华拱之上，或更用向下斜垂之昂，亦为出跳之主要构材，其出跳之数目自一跳至五跳不等。昂尾斜上，压于梁或榑下，利用杠杆原理，以挑起檐部。栌斗中心及每跳跳头或施横拱，谓之计心，或不施横拱，谓之偷心。横拱用一层者为单拱，双层者为重拱。由出跳之多寡，偷心或计心，用华拱或用昂，单拱或重拱，遂有各种不同之配合。
三、梁 梁因长短及地位之不同，各有不同名称。殿阁如用平暗（即天花板），则平暗以下梁栿，谓之明栿，或作月梁，或作直梁，平暗以上另有草栿以承屋盖之重，不加刨整。梁断面之大小，按长短而异，但其断面之高与厚，则一律以三与二之比例为准则。
四、柱柱之长短，及柱径大小，虽有规定，但不甚严格，视屋之种类及大小，自径一材一栔至三材不等。柱有直柱及梭柱之别：梭柱上段三分之一，卷杀渐收，如希腊罗马柱之entasis。用柱之制，有特可注意者：（一）角柱生起，自当心间向角，将柱渐加高，可以加增翘起之感；（二）侧脚，立柱时令柱首微侧向内。此两者俱能增加安定之感。
五、举折 即定屋顶坡度及屋盖曲面线之方法也。求此曲面线，谓之定侧样。其坡度最缓和者，如两椽小屋，为二与一比之坡度，最陡峻者如殿阁，为三与二比之坡度，其余厅堂廊屋等各有差，谓之举高。其曲线则按每榑中线，自上每缝减去举高之十分之一，次缝减二十分之一等等。愈低而减愈少，然后联缀以成屋顶断面之曲线，谓之折屋。
除上列五项外，它如阑额、角梁、榑、椽、侏儒柱等，均各有规定。我国建筑以木材为主要构材，其大木作制度，几可谓建筑结构之全部。观各时期大木作之蜕变，即可得中国建筑结构沿革之泰半矣。
此外小木作制度，如门窗隔扇之制，后世尚沿其制，变迁不甚剧烈。平棋分格，或正方或长方无定。藻井多作小斗拱为饰。至于佛龛道帐，亦均施小斗拱，在图案上甚为“建筑化”。建筑与家具等物关系之密切，自古皆然也。
瓦及瓦饰，对于鸱尾蹲兽之大小与数目，依殿屋之大小亦有规定。屋瓦有筒瓦、板瓦，为我国数千年传统定法。屋脊用板瓦堆叠，则后世所不见。彩画作制度，色调以蓝、绿、红三色为主，间以墨、白、黄。凡色之加深或减浅，用叠晕之法。其方法亦自唐至清所通用也。
关于法式各部方法细节，如各种斗与拱之大小及斫造法，梁柱阑枋之卷杀，举折之详细方法，柱础勾栏等华饰之雕镌，彩画作各种华纹及颜色之调配等，书中皆指示极详，颇似现代教科书之体裁。第六章宋辽金实物研究及特征分析中，当将各项比较详论之。
二 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2]
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 年）清工部所颁布关于建筑之术书也。全书七十四卷，前二十七卷为二十七种不同之建筑物：大殿、厅堂、箭楼、角楼、仓库、凉亭等每件之结构，依构材之实在尺寸叙述。就著书体裁论，虽以此二十七种实在尺寸，可以类推其余，然较之《营造法式》先说明原则与方式，则不免见拙矣。自卷二十八至卷四十为斗拱之做法；安装法及尺寸。其尺寸自斗口一寸起，每等加五分，至斗口六寸止，共计十一等，较之宋式乃多三等焉。自卷四十一至四十七为门窗隔扇，石作、瓦作、土作等做法。关于设计样式者止于此。以下二十四卷则为各作工料之估计。此书之长在二十七种建筑物各件尺寸之准确，而此亦即其短处，因其未归纳规定尺寸为原则，俾可大小适应可用也。此外如拱头昂嘴等细节之卷杀或斫割法，以及彩画制度，为建筑样式所最富于时代特征者，皆未叙述，是其缺憾。幸现存实物甚多。研究匪难，可以实物之研究，补此遗漏。在图样方面，则仅有前二十七卷每种建筑物之横断面图二十七帧，各部详图及彩画图均付缺如。
就此书之前四十七卷，可得若干原则，均对于图案样式有重大关系者（第4 图）。
一、材之减高 宋代材高（即材广）十五分，厚十分，栔六分，故足材高二十一分，清式似已完全失去材栔分之观念，而代以斗口。斗口者即宋式之材厚也。斗拱比例亦以斗口之倍数或分数为准。如斗口一寸，则拱高一寸四分，谓之单材拱，所谓正心枋或拱者，高二寸，此十与二十之比，即宋式材厚十分与足材广二十一分之比之变身也。在柱心线上，宋式用多层柱头枋，枋与枋间以斗垫托，其空隙或以灰泥抹塞。至清式则以多层正心枋（足材）相贴叠垒，不复留斗，或栔之余隙矣。除此基本观念之改变外，铺作中各件间之比例与关系，仍大致保持古制。
二、柱径柱高之规定 清式柱径规定为六斗口，等于宋式四材，其柱高六十斗口，为径之十倍。于是比例上，柱大而斗拱小，遂形成斗拱纤小之现象，其补间铺作（清称“平身科”）乃增多至七八朵。
三、以斗拱攒数定修广 清式补间斗拱既增多，于是铺作间相互之距离遂亦规定，为十一斗口，因此柱之分配，柱间之距离，面阔进深之尺度，皆以两朵间距离十一斗口之倍数为准则焉。
四、角柱不生起 清式角柱与平柱同高，且柱均为直柱，无卷杀，故不若宋式轮廓之秀丽与柔和，但侧脚则仍为定法。
五、梁断面之加宽 宋式梁枋断面高宽均为三与二之比。至清式则改为五与四或六与五之比，在力学上不若宋式之合理。且其梁之宽，不问实物大小，一律为“以柱径加二寸定厚”，亦为最不合理之做法。梁均为直梁，月梁之制为清官式所无。
六、举架 宋所谓举折之制，清称举架，两者所得结果虽约略相同，但其基本观念则完全改变。宋式之举折，先定举高，然后自上而下，每榑缝下拆少许，而成曲面线。清式则自下起，第一步（即宋所谓缝）五举（即第一步举之高等于第一步水平长度之十分之五）；第二步六举，第三步六·五举，第四步七·五举乃至九举等。各步举度递增，相缀而成曲线，其屋脊之地位，乃由下逐步递举而得，非若宋式之预定者。其结果清式屋盖较宋式屋盖陡峻，遂成为两时期各有特征之一。
清式殿阁之柱额梁枋等均以生硬之直线直角构成，其屋盖陡峻崇高，而檐下斗拱，则纤小繁缛，故其轮廓结构，均不若宋式之生动豪放及自然，盖各部所定规则，成为固执之尺寸问题，已有若干与先前结构部分之适当比例脱去联系也。
[1] 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年石印本；民国十四年仿宋重刊本，见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
[2] 清工部颁行本，见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
校注[1]据近年研究《法式》规定建筑各部间之比例，及结构构件长短，截面用度量单位，均以“分”（即材高1/15）为准。
第二章 上古时期
第一节 上古
中国建筑之原始，究起自何时，殆将永远笼罩于史前之玄秘中。“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1]。此固为后世之推测，然其所说穴居之习，固无疑义，直至今日，河南山西一带居民，穴居仍极普遍。宫室与穴居可以同时并存，未必前后相替也。
殷商以前，史难置信，姑集所纪。黄帝（公元前27 世纪顷？），“邑于涿鹿之阿。迁陟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当时显然未有固定之城郭宫室[2]。至尧之时（公元前23 世纪顷？），则“堂崇三尺，茅茨不剪”[见注2]，后世虽以此颂尧之俭德，实亦可解为当时技术之简拙。至舜所居，则“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见注2]。舜“宾于四门，四门穆穆”，初期之都市已开始形成。“禹卑宫室，致费于沟淢”[3]，则因宫室已渐华侈，然后可以“卑”之。
至殷代末年（公元前12 世纪顷），纣王广作宫室，益广囿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4]。然周武王革命之后，已全部被毁。箕子自朝鲜“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而伤之[5]。其后约三千年，乃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予以发掘，发现若干建筑遗址。其中有多数土筑殿基，上置大石卵柱础，行列井然。柱础之上，且有覆以铜櫍者。其中若干处之木柱之遗炭尚宛然存在，盖兵乱中所焚毁也。除殿基外，尚有门屋，水沟等遗址在。其全部布置颇有条理[6]。后代中国建筑之若干特征，如阶基上立木柱之构架制，平面上以多数分座建筑组合为一院之布置，已可确考矣。
与殷末约略同时者，有周文王之祖父太王由原始穴居之情形下，迁至岐下，相量地亩，召命工官匠役，建作家室宗朝门庭，咏于《诗经》[7]。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在今长安之南。《诗经》亦有赋此区域之建筑《诗经》所咏，得知陕西一带当时之建筑乃以版筑为主要方法，然而者[8]。据屋顶之如翼，木柱之采用，庭院之平正，已成定法。丰镐建筑虽已无存，然其遗址尚可考。
文王于营国筑室之余，且与民共台池鸟兽之乐，作灵囿，内有灵台灵沼，为中国史传中最古之公园[9]。
成王之时，周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10]。此为我国史籍中关于都市设计最古之实录。
都市之制：天子都城“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11]。盖自三代以降,我国都市设计已采取方形城郭,正角交叉街道之方式。
[1] 《易·系辞》。
[2] 《史记·五帝本纪》。
[3] 《史记·夏本纪》。
[4] 《史记·殷本纪》。
[5] 《史记·宋微子世家》。
[6]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发掘报告》。
[7] 《诗·大雅·文王之什》。
[8] 《诗·小雅·祈父之什斯干篇》。
[9] 《孟子·梁惠王上》。
[10] 《史记·鲁周公世家》。
[11] 《周礼·考工记》。
第二节 春秋战国
春秋时代，因数百年来战争互相吞并之结果，仅余强大诸侯十国。因物力人力渐集中，诸侯如晋平公、齐景公皆营建渐侈[1]。虽远在南服之吴王夫差，亦“次有台榭陂池焉”[2]。偏近西戎之秦国亦当戎王“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3]
中国为崇奉祖先之宗法社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其宗庙建筑，均有一定制度。有违规逾制者，则见于史传。其中如鲁庄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4]，“子太叔之庙在道南，其寝在道北”[5]等皆此例。
卿大夫住宅“唯里人命次”[6]，规则尤严，故当鲁文公欲弛孟文子及郤敬子之宅，皆以违礼不敢闻命。自营居室，如赵文子“斫其椽而砻之”，张老见而责其“贵而忘义，富而忘礼”，而惧其“不免”[7]。智襄子“为室美”，智伯亦曰：“美则美矣，抑臣亦有惧也”[见注7]。
当时盛游猎之风，故喜园囿。其中最常见之建筑物厥为台。台多方形，以土筑垒，其上或有亭榭之类，可以登临远眺。台之纪录，史籍中可稽者甚多。
至战国之世，仅余七雄，诸侯已均“高台榭，美宫室”。苏秦且说齐涽王“厚葬以明孝；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8]。对建筑之观念，不若前此之简朴。且自周中世以降，尤尚殿基高巨之风，数殿相连如赵之丛台，即其显著之一例。今日燕故都巍然之台址，犹有三十余所。
关于此期建筑式样之资料，仅有少数器皿上所画之建筑物可供参考。故宫博物院藏采桑猎钫上有宫室图（第5 图），屋下有高基上为木构。屋分两间，故有立柱三，每间各有一门，门扉双扇。上端有斗拱承枋，枋上更有斗拱作平坐。上层未有柱之表现。但亦有两门，一门半启，有人自门内出。上层平坐似有四周栏干，平坐两端作向下斜垂之线以代表屋檐，借此珍罕之例证，已可以考知在此时期，建筑技术之发达至若何成熟水准，秦汉唐宋之规模，在此凝定，后代之基本结构，固已根本成立也。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在渭水流域秦亘古未有之建筑活动，自此萌芽[9]，古代工程闻名于世界之万里长城，于战国之世亦已由各国分段兴筑[10]。
[1]《左传》。
[2]《左传·哀公元年》。
[3]《史记·秦本纪》。
[4]《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5]《左传·昭公十八年》。
[6]《国语·鲁记》。
[7]《国语·晋记》。
[8]《史记·苏秦列传》。
[9]《史记·商君列传》。
[10]《史记·赵世家·魏世家·秦本纪·苏秦列传》。
第三节 秦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孝公时代商鞅所营咸阳宫庭翼阙为核心而扩大增益之。“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1]。
“三十五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庭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见注1]。“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见注1]。
始皇死后，二世复继续营建[见注1]。然仅至公元前206年，项羽引兵西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2]。周秦数世纪来之物资工艺之精华，乃遇最大之灾害，楚人一炬，非但秦宫无遗，后世每当易朝之际，故意破坏前代宫室之恶习亦以此为嚆矢。
始皇陵墓建筑豪侈，亦前所未有。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徙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宫，奇器珍怪，从臧清之”[见注1]。“合采金石，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3]。“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树草木以象山”[4]，以为可与天地同久；然仅三年，项羽入关，即被掘盗取其财物。
始皇因各国长城之旧，使蒙恬将三十万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5]。非此者，则北虏之侵，必更无阻障。二千年来中国历史之演成，其关系于此长城者实至巨。秦长城为土筑，今甘肃西，或尚有秦时原物。河北省一带砖甃长城，均明中叶以后增筑。
[1]《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项羽本纪》。
[3]《汉书·贾山传》。
[4]《长安志》。
[5]《史记·蒙恬列传》。
第三章 两汉
第一节 文献上两都建筑活动之大略
汉高祖（公元前202年）奠都长安，本秦离宫，城狭小，萧何据龙首山冈建长乐；嗣营未央，就秦宫而增补之，六年（公元前187年）城乃成[1]。城周回“六十五里”，每面辟三门，城下有池周绕，“石桥各六丈，与街相直”[2]。城之平面不作方形，其南北两面俱非直线。盖营建之始，增补长乐未央，城南迂回迁就，包括二宫于内，而城北面又以西北隅滨渭水，故顺河流之势，亦筑成曲折之状，后人乃倡城像南北斗之说[3]。
长安城内诸宫散置，有长乐、未央、明光、长信及桂宫、北宫六处。有九市，百六十里，八街，九陌。市楼皆重屋，又有旗亭令署里门弹室之设。城中地广人稀，故道衢里市，均宏阔，而公卿田宅，得求穷僻处，不乏城市山林之趣。宫阙之间，民居杂处，“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全城之布置，既未遵古礼对称均齐之法，亦未若后代之有皇城宫城区分内外，实为历代都邑之变体[4]。
萧何营建长安，因秦故宫以修长乐，据龙首山以作未央。惠文景之世，均少增作。至武帝时，国库殷实，生活渐趋繁华，物质供应与工艺互相推动，乃大兴宫殿，广辟苑囿。在长安城中，修高祖之北宫，造桂宫，起明光宫，更筑建章宫于城西，于是离宫别馆，遍于京畿。此后王侯贵戚更大治府第。土木之功乃臻极盛。
汉代之称宫者，大都指由多数之殿乃至其它台榭阁廊簇拥而成之集体而言。全体之外，绕以宫垣，四面辟门，门外更或有阙。宫垣之内，除皇帝朝会之前殿，及综治政事之寝殿，后宫帝后妃嫔寝处殿舍之外，尚有池沼楼台林苑游观部分。诸殿均基台崇伟，仍承战国嬴秦之范，因山冈之势，居高临下，上起观宇，互相连属。其苑囿之中，或作池沼以行舟观鱼，或作楼台以登临远眺。充满理想，欲近神仙。各宫之间，阁道之设，亦因台而生，绵亘连属，若长桥飞虹，互相通达，以便行幸。秦汉以来，园庭设计，盖已与宫室并重，互为表里矣。汉宫殿繁复之部署，嵯峨之外观，实达高度标准，但其结构原则，仍以殿为单位，不因台榭相接而增烦难。元李好问曾述其所见曰：“予至长安，亲见汉宫故址，皆因高为基，突兀峻峙，崒然山出，如未央，神明，井干之基皆然，望之使人神志不觉森竦。使当时楼观在上又当何如？”[见注4]此崇台峻基所予观者对于整个建筑之印象，盖极深刻也。
长安城内外，诸宫之中，其规模尤大，史籍记载较详者，为长乐，未央，建章三宫，兹分述其略：
一 长乐宫 故秦之兴乐宫，而汉修缮之。宫周回二十里，在长安城内之东南部，其前殿东西四十九丈七尺，两序中三十五丈深十二丈[见注2]，除去两序，其修广略如今北京清宫太和殿。秦阿房宫殿前铜人十二，亦移列此殿前。宫成，适当叔孙通习礼成，诸侯群臣朝会“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5]。
长乐宫殿各之见于记载者约十余，又有酒池鸿台。后两者据传为秦始皇所造。鸿台“高四十丈，上起观宇”[见注2]。今传世瓦当有“长乐万岁”及“长乐未央”之铭文者。
二 未央宫 汉代新创之第一宫，高祖七年（公元前200 年），萧何治未央宫，“上见其壮丽，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自栎阳徙都长安”[6]。汉初之营未央，修长乐，其技术方面负责人为梧齐侯阳城延，延以军匠从起郏，入汉后为将作少府；筑长安城亦延之功也[7]。
未央宫周回二十八里，在长安城内之西南部。今计其殿角台池堂室门阙之名可考者八十余，其中形制或特征之较可考者有：
前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疏龙首山为殿台，不假板筑，高出长安城。“以木兰为棼橑，文杏为梁柱；金铺玉户，华榱壁珰；雕楹玉碣，重轩镂槛；青琐丹墀，左碱右平，黄金为壁带，间以和氏珍玉”[见注2]。“重轩三阶，闺房周通，门闼洞开，列钟虡于中庭，立金人于端闱”[8]。高帝所建而武帝增饰者也。
宣室殿当在前殿之北，为汉诸帝之正寝，又曰“布政教之室”，宣帝“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9]。
温室殿“冬处之温暖”，“以椒涂壁，被之文绣，香桂为柱。设火齐屏风，鸿羽帐。规地以罽宾氍毹”[见注2]。
清凉殿“中夏含霜”，“夏居之则清凉也”。“以画石为床，文如锦，紫琉璃帐”。“又以玉晶为盘，贮冰于膝前，玉晶与冰相洁”[见注2]。
殿阁之有特殊用途者，如天禄阁“以藏秘书，处贤才也”[见注2]。石渠阁“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见注2]。承明殿“著述之所也”。又有金马门，为“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马，以铜铸像立于署门，因以为名。东方朔..等皆待诏于此”[见注2]。麒麟阁则“宣帝图画功臣像于此”[10]。
未央宫后宫分为八区，其中如椒房殿皇后所居，“以椒和泥涂壁，取其温而芬芳也”[见注2]。昭阳舍，成帝为昭仪又增华饰，“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切皆铜沓，冒黄金涂。白云阶，壁带往往为黄金釭，函蓝田壁，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11]。而漪澜殿尝称画殿，王夫人生武帝于此。后宫细靡绮丽之发展，略可想见。
游观建筑，则有柏梁台，“高二十丈，用香柏为梁殿，香闻数十里”[12]。又有仓池，池中有渐台，高十丈。
除朝会起居娱乐用各建筑外，宫中更有殿中庐供臣子止宿；“织作文绣郊庙之服”之织室[13]；藏冰之凌室[14]；及“掌宫中舆马”之路軨厩等等实用部分焉[见注2]。
三 建章宫 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 年）建，尤为特殊[15]。宫周二十余里，在长安城外之西；“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果，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立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16]。建章与未央之间，则“跨玑池，作飞阁，构辇道以上下”相属[见注2]。
宫南面正门曰阊阖，“玉堂璧门三层，台高三十五丈；玉堂内殿十二门，阶陛皆以玉为之。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楼屋上椽首薄以璧玉，因曰璧门”[见注2]。门内列凤阙及宫之东阙，均高二十五丈，亦均以铜凤凰为饰。
太液池在宫之北，有渐台及蓬莱方丈等仙山[见注2]。其旁宵游宫，成帝所建，“以漆为柱，铺黑绨之幕，器服乘舆皆尚黑色；宫中美御皆服皂衣”[17]。此外尚有虎圈及狮子园焉。
宫中更有神明台，在璧门右，武帝造以求神仙者[见注2]。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其上又有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18]。井干楼与神明台对峙，亦高五十丈。“结重栾以相承，累层构而远济，望北辰而高兴”[19]。盖极复杂之木构架建筑也。
三辅离宫苑囿甚多。上林苑在长安东南，“周袤三百余里，离宫七十所，能容千乘万骑”[见注2]。甘泉宫在云阳甘泉山，本秦所造。武帝置前殿，紫殿，通天台，及宫馆数十，紫殿“雕文刻缕黼黻，以玉饰之”[见注3]。“通天台..以候神人”[见注16]。“台高三十丈，望云悉在下。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城”[20]。“上亦有承露仙人。”
王莽篡汉，“坏彻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宫及平乐，当路，阳禄馆，凡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屋半之。为铜薄栌，饰以金银雕文，穷极百工之巧。带高增下，功费数百巨万，卒徒死者万数”[21]。
王莽之败，未央宫被焚，其余宫馆则无所毁。至光武建武二年（公元26年），赤眉焚西京宫室，长安汉故宫遂毁。光武之世，屡次修葺，终难复旧观焉。
东汉之洛阳略作长方形，“东西七里，南北十余里”，跨建洛河两岸。南宫在河南，北宫在河北。
洛阳诸殿中，史籍纪述唯北宫正殿德阳殿最详。殿南北七丈，东西三十七丈四尺。“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画屋朱梁，玉阶金柱，刻缕作宫掖之好，厕以青翡翠。一柱三带，韬以赤缇。..偃师去宫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阙，德阳其上，郁嵂与天连”[22]。
终东汉之世，洛阳城邑宫阙，规模气魄，均难与西汉之长安比拟。至初平元年（公元190 年）董卓焚洛阳宫庙及人家，“火三日不灭，而京都为丘墟矣”[23]。
两汉季世，皇室衰微，王侯外戚，宦官佞幸，竞起宅第园囿，尤以东汉末叶为甚。前汉梁孝王武，鲁恭王馀，后汉济南安王康，琅玡孝王京，均好治宫室苑囿，尤以鲁恭王之灵光殿，因王延寿之赋而著名于后世[24]。至于外戚佞幸之宅第，则成帝之世，王氏五侯“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25]。
宅第之最豪侈者，莫如桓帝朝大将军梁冀。冀大起第舍，其妻孙寿“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蹬，陵跨水道。..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26]。而帝都宫阙之工事反无所闻。建筑为社会情形之反映，信不诬也。
[1] 《史记·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及《汉书·惠帝纪》。
[2] 《三辅黄图》。
[3] 《长安志》。
[4]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
[5]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6] 《汉书·高帝纪》。
[7]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8] 《西都赋》。
[9] 《汉书·刑法志及注》。
[10] 《汉书·苏武传》。
[11] 《汉书·外戚传》。
[12] 《汉书·武帝纪》。
[13] 《汉书·宣帝纪及外戚传》。
[14] 《汉书·惠帝纪及注》。
[15] 《汉书·武帝纪》。
[16] 《汉书·郊祀志》。
[17] 《拾遗记》。
[18] 《三辅旧事》。
[19] 《西京赋》。
[20] 《长安志·引汉旧仪》。
[21] 《汉书·王莽传》。
[22] 《后汉书·礼仪志》。
[23] 《后汉书·董卓传》。
[24] 《汉书》及《后汉书·本传》及《灵光殿赋》。
[25] 《汉书·元后传》。
[26] 《后汉书·梁统列传》。
第二节 汉代实物
现存汉代建筑遗物之中，有墓，石室，阙，崖墓，为实物；明器，画像石之类，则为间接资料。
墓西汉诸帝陵，均起园邑，缭以城垣，徙民居之，为造宅第，设官管理，蔚然城邑。今长安附近，汉帝诸陵虽仅存坟丘，其缭垣及门阙遗址尚可辨。坟丘名曰方上，多为平顶方锥体，或单层或二三层，最大者方二百六十余米，高三十米。其附属庙殿，均无存焉。至于地下工程，其制度虽载在史籍，然在未经发掘以前真相难明。文献所纪，兹不赘述。
其余小墓，曾经发掘者颇多。墓之简单者，仅用木椁，或累石卵为外墙。其稍大者以砖石构成羡道及墓室。羡道多南向。墓室配列无定则，数目亦多寡不一。就结构言，约略可分为四种：（一）井干式木构墓，如朝鲜南井里彩画冢[1]；（二）叠涩券墓，如辽宁营城子“二号墓”[2]；（三）发券墓，如山东金乡县朱鲔墓[3]；（四）空心砖墓，砖出土者多，墓完整者尚未见，仅能推想其结构，墓之地面配置，坟丘之前，或作石室石阙及石人石兽等，如朱鲔墓则有石室，山东嘉祥武氏墓则有石室，石阙，石狮。咸阳霍去病墓垒石以像祁连山，其石兽雕刻尤为雄壮。
石室（第6 图） 汉墓石室见于文献者甚多，然完整尚存者，仅山东肥城县孝堂山“郭巨”墓祠一处[4]。石室通常立于坟丘之前。室平面作长方形，后面及两山俱有墙，正面开敞，正中立八角石柱一，分正面为两间。屋顶“不厦两头造”，即清式所称悬山式，上施脊，瓦陇瓦当均由石块上刻成。著名之“武氏祠画像石”实为石室之毁后散乱者。美国费慰梅校注[2]（WilmaC.Fairbank）就现存石之拓本，归复原状，不唯借知各画石之原位置及室内壁面画像之图案，且得以推知石室之结构及原形与“郭巨洞”相同，正面中间立一柱，且有后部另有小龛突出如后世所谓龟头者[见注3]。
石阙（第7 图） 汉宫殿祠庙陵墓门外两侧多立双阙，或木构，或石砌；木阙现已无存，石阙则实例颇多，均为后汉物。阙身形制略如碑而略厚，上覆以檐；其附有子阙者，则有较低较小之阙，另具檐瓦，倚于主阙之侧。檐下有刻作斗拱枋额，模仿木构形状者，有不作斗拱，仅用上大下小之石块承檐者。武氏祠阙（公元147 年）及河南嵩山太室（公元118 年），少室，启母三庙阙均有子阙而无斗拱[见注4]。阙身画像如石室画像石。四川西康诸阙均刻斗拱木构形；其有子阙者仅雅安高颐阙及绵阳平阳府君阙；其余梓潼诸残阙及渠县沈府君阙，冯焕阙及数无铭阙；并江北县无铭阙，均无子阙[5]。其雕饰方法，一部平钑如武氏祠石，而主要雕饰皆剔地起突四神及力神，生动强劲，技术极为成熟。意者平钑代表彩画，起突即浮雕装饰也。
崖墓 湖南、四川境内，现均有崖墓遗迹，尤以四川为多。其小者仅容一棺，大者堂奥相连，雕饰盛巧。乐山县白崖[见注5]，宜宾黄沙溪[6]诸大墓，多凿祭堂于前，自堂内开二墓道以入，墓室即辟于墓道之侧，其中亦有凿成石棺者。全墓唯祭堂部分刻凿建筑结构形状。堂前面以石柱分为两间或三间，其外檐部分多已风化。堂内壁面隐起枋柱，上刻檐瓦，瓦下间饰禽兽。堂内后壁中央有凿长方形龛，与山东诸石室之有龛者同一形制。祭堂门外壁上亦有雕刻阙及石兽者，盖将墓前各物，缩置于一处也。
彭山县江口镇附近崖墓（第8 图）[7]，则均无祭堂。墓道外端为门，门上多刻成叠出如檐者两层；下层刻二兽相向，上层刻硕大之斗拱。门两侧间亦有刻柱及斗拱承枋者。墓道内端两旁有辟作一个或二三个墓室者。有少数墓室内有凿成八角柱，上施斗拱者。柱身肥矮，上端收杀颇巨，其下承以础石。汉代斗拱，及柱之独立施用者，江口崖墓为现存仅有之实例。墓室之内亦多凿石棺，壁上且有凿小龛，灶，或隐出柱枋及棂窗者。崖墓内地面均内高外低，旁凿水沟，盖泄水为墓葬工程一重要问题也。
除实物外，明器及画像石均为研究汉代建筑之重要资料。
明器 明器为殉葬之物，其中建筑模型极为常见，如住宅，楼阁，望楼，仓囷，羊舍，猪圈之类，均极普通（第9 图），近年为欧美博物馆收集者颇多。明器住宅多作单层，简单者仅屋一座，平面长方形，前面辟门，或居中，或偏于左右；门侧或门上或山墙上辟窗，或方或圆或横列，或饰以菱形窗棂。屋顶多“不厦两头造”。亦有平面作曲尺形而将其余二面绕以围墙者。
二三层之楼阁模型多有斗拱以支承各层平坐或檐者。观其斗拱栏楯门窗瓦式等部分，已可确考当时之建筑，已备具后世所有之各部。二层或三层之望楼，殆即望候神人之“台”，其平面均正方形，各层有檐有平坐。魏晋以后木塔，乃由此式多层建筑蜕变而成，殆无疑义。
羊舍有将牧童屋与羊屋并列，其它三面围之以墙者。其屋皆如清式所谓硬山顶，羊屋低而大，人屋较高。猪圈四周，绕以墙，置厕于一隅，较高起，北方乡间，至今尚见此法焉。
画像石 画像石中所见建筑，有厅堂，亭，楼，门楼，阙，桥等。其中泰半为极端程式化之图案，然而阶基，柱，枋，斗拱，栏杆，扶梯，门，窗，瓦饰等，亦均描画无遗，且可略见当时生活状况（第10 图）。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所藏函谷关东门画像石，画式样相同之四层木构建筑两座并列，楼下为双扇门，上以斗拱承檐，二三层壁上均开小方窗，周以走廊，以斗拱承檐。第四层无廊，上覆四阿顶，脊上饰以凤凰。其所予人对于当时建筑之印象，实数明器及其它画像石均忠实准确也。
[1] 《彩画冢》。
[2] 《营城子》。
[3] Wilma C. Fairbank，The offering Shrines of “Wu Liang Tz’ü，”，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6，No.1.
[4] 刘敦桢《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刊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四期。
[5] 刘敦桢、梁思成等测绘；刘敦桢《西南建筑图录》（未刊稿）。
[6] 刘敦桢《西南建筑图录》。
[7] 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测绘；陈明达《彭山汉崖墓》（未刊稿）。校注[2]即注[3]，见费慰梅《汉武梁祠建筑原形考》刊发《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王世襄译。
第三节 汉代建筑特征之分析[1]
阶基 阶基为中国建筑三大部分之一。其在汉代，未央宫前殿，“疏龙首山以为殿台”；“重轩三阶”，文献可稽。川康诸阙亦有下以阶基承托，阶基四周刻作若干矮柱及斗者。画像石中，厅堂及阙下亦多有阶基，亦用矮柱以承阶面，柱与柱之间刻水平横线，殆以表示砖缝。直至唐五代，此法尚极通行。
柱及础 彭山崖墓中柱多八角形，间亦有方者，均肥短而收杀急。柱之高者，其高仅及柱下径之三点三六倍，短者仅一点四倍。柱上或施斗拱，或仅施大斗，柱下之础石多方形，雕琢均极粗鲁。孝堂山石室正中亦立一八角柱，高为径之三点一四倍，上下同径无收杀。其上施大斗一枚，其下以同形之斗覆置为础。出土汉墓砖中亦有上有斗下有斗形础之圆柱或八角柱，殆即此类柱之砖制者；但较为修长，其高可及径之五六倍。画像石中所见柱，难以判其为方为圆，柱下之础石，似有向上凸起而将柱底凹入，使相卯合者。汉代若果有此法，虽可使柱稳定，然若上面重量过大或重心偏倚，则易使柱破裂，故后代无用此法者。
门窗 门之实物存者唯墓门。彭山墓门门框均方头，其上及两侧均起线两层。石门扇亦有出土者，均极厚而短，盖材料使然也。门上刻铺首，作饕餮衔环图案，明器所示，则门框多极清晰，门扇亦有作铺首者。函谷关东门画石，则门之两侧，有腰枋及余塞板，门扉双合，扉各有铺首门环。明清所常见之门制，大体至汉代已形成矣。
窗之形状见于明器者，以长方形为多，间亦有三角，圆形或它种形状者。窗棂以斜方格为最普通，间有窗棂另作成如笼，扣于窗外者。彭山崖墓中有窗一处，为唯一之实例，其窗棂则为垂直密列之直棂。
平坐与栏干 画像石与明器中之楼阁，均多有栏干，多设于平坐之上。而平坐之下，或用斗拱承托，或直接与腰檐承接。后世所通用之平坐，在汉代确已形成。栏干样式以矮柱及横木构成者最普通，亦有用连环，或其它几何形者。函谷关东门图所见，则已近乎后世之做法与权衡矣。
斗拱 汉斗拱实物，见于崖墓，石阙及石室。彭山崖墓墓室内八角柱上，多有斗拱。柱头上施栌斗（即大斗），其上安拱，两头各施散斗一；拱心之上，出一小方块，如枋头。斗下或有皿板，为唐以后所不见，而在云冈石窟及日本飞鸟时代实物中则尚见之。拱之形有两种，或简单向上弯起，为圆和之曲线，或为斜杀之直线以相联，殆即后世分瓣卷杀之初型，如魏唐以后通常所见；或弯作两相对顶之S 字形，亦见于石阙，而为后世所不见，在真正木构上究否制成此形，尚待考也。川康诸石阙所刻斗拱，则均于栌斗下立短柱，施于额枋上。拱之形式亦有上述单弯与复弯两种；拱心之上或出小枋头，或不出。斗下皿板则不见。朱鲔石室残址尚存石斗拱一朵，乃以简单弯拱托两散斗者，与后世斗拱形制较为相近。
明器中有斗拱者甚多，每自墙壁出拱或梁以挑承栌斗，其上施拱，间亦有柱上施栌斗者。“一斗三升”颇常见。又有散斗之上，更施较长之拱一层者，即后世所谓重拱之制。散斗之上又有施替木者。其转角处则挑出角枋，上施斗拱，抹角斜置，并无角拱。
画像石中所见斗拱多极程式化，然其基本单位则清晰可稽。其组合有一斗二升或三升者，有单拱或重拱者；有出跳至三四跳者；其位置则有在柱头或补间者。
综观上述诸例，可知远在汉代，斗拱之形式确已形成，其结构当较后世简单。在转角处，两面斗拱如何交接，似尚未获圆满之解决法。至于后世以拱身之大小定建筑物全身比例之标准，则遗物之中尚无痕迹可寻也。
构架 川康诸阙，在阙身以上，檐及斗拱以下，刻作多数交叠之枋头，可借以略知其用材之法。朱鲔墓址所遗残石一块，三角形，上刻叉手，叉手之上刻两斗。其原位置乃以承石室顶板者。日本京都法隆寺飞鸟时代回廊及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均用此式结构，汉代建筑内部结构之实物，仅此一例而已[2]。
屋顶与瓦饰 中国屋顶式样有四阿（清式称庑殿），九脊（清称歇山），不厦两头（清称悬山），硬山，攒尖五种。汉代五种均已备矣。四阿，不厦两头，硬山见于画像石及明器者甚多。攒尖则多见于望楼之顶。九脊顶较少见，唯纽约博物院藏明器一例，乃由不厦两头四周绕以腰檐合成。二者之间成阶级形，不似后世之前后合成一坡者。此式实例，至元代之山西霍县东福昌寺大殿尚如此，然极罕见也。重檐之制，见于墓砖，其实例则雅安高颐阙。汉代遗物之中，虽大多屋顶坡面及檐口均为直线，然屋坡反宇者，明器中亦偶见之。班固《西都赋》所谓“上反宇以盖载，激日景而纳光。”固以为汉代所通用之结构法也。嵩山太室石阙，将近角瓦陇微提高，是翘角之最古实例。
檐端结构 石阙所示，由角梁及椽承托；椽之排列有与瓦陇平行者，有翼角展开者，椽之前端已有卷杀，如后世所常见。
屋顶两坡相交之缝，均用脊覆盖，脊多平直，但亦有两端翘起者。脊端以瓦当相叠为饰，或翘起，或伸出，正式鸱尾则未见也。
汉瓦有筒瓦、板瓦两种，石阙及明器所示多二者并用，如后世所常见，汉瓦无釉，而有涂石灰地以着色之法。瓦当圆形者多，间亦有半圆者。瓦当纹饰有文字，动物，植物三种，当于雕饰题下论之。
砖作 汉代用砖实例，均见于墓中。墓壁砌法，或以卧立层相间，或立砖一层，卧砖二三层；而各层之间，丁砖与顺砖又相间砌，以保持联络。用画像砖之墓，则如近代用“面砖”之法，以画像之面向外。
墓室顶部穹窿之结构，有以平砌之砖逐层叠涩者，亦有真正发券者，前者多见于辽东高丽，后者则中原及巴蜀所常见也。
砖之种类：有普通砖，通常砌墙之用；发券砖，上大而下小；地砖大抵均方形，空心砖则制成柱梁等各种形状，并长方条，长方块，三角块等等，其用途殆亦砌作墓室者也。
雕饰 崖墓门上，石阙檐下斗拱枋柱间，石室内壁面，为建筑雕饰实例所在，其它出土工艺品如铜器漆器等，亦可略窥其装饰之一般。建筑雕饰可分为三大类，雕刻，绘画及镶嵌。四川石阙斗拱间之人兽，阙身之四神，枋角之角神，及墓门上各种鱼兽人物之浮雕，属于第一类。绘画装饰，史籍所载甚多，石室内壁之“画像”，殆即以雕刻代表绘画者，其图案与色彩，则于出土漆器上可略得其印象。至于第三类则如古籍所谓“饰以黄金釭，函蓝田璧，明珠翠羽”之类，以金玉珍异为饰者也。
雕饰之题材，则可分为人物，动物，植物，文字，几何纹，云气等。
人物或用结构部分之装饰，如石阙之角神，但石室壁面，则多以叙史纪功，武氏祠画像，图案多程式化，朱鲔祠则极自然写实。动物以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为最常见，川康诸阙有高度写生而强劲有力之龙虎、四神瓦当传世者亦多。此外如马，鹿，鱼等皆汉人喜用之装饰母题也。植物纹有藻纹，莲花，葡萄，卷草，蕨纹，树木等，或画之壁，或印之瓦当。文字多用于砖瓦铭刻，汉瓦当之以文字为饰者尤多。几何纹则有锯齿纹，波纹，钱纹，绳纹，菱纹，S 纹等等。自然云气，见于武氏祠；董贤宅“柱壁皆画云气花卉”，殆此类也。
[1] 参阅《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二期，鲍鼎、刘敦桢、梁思成《汉代建筑式样与装饰》。
[2] Wilma C.Fairbank，A Structural Key to Han Mural Art，Harvard Journal ofAsiatic Studies，Vol.7，No.1.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
第一节 文献上魏·晋建筑之大略
自魏受汉禅，三国鼎立，晋室南迁，五代迭起，南北分立，以迄隋之统一中国，三百六十余年间，朝代迭兴，干戈不绝，民不聊生，土木之功，难与两汉比拟。然值丧乱易朝之际，民生虽艰苦，而乱臣权贵，先而僭侈，继而篡夺，府第宫室，不时营建，穷极巧丽。且以政潮汹涌，干戈无定，佛教因之兴盛，以应精神需求。中国艺术与建筑遂又得宗教上之一大动力，佛教艺术乃其自然之产品，终唐宋之世，为中国艺术之主流，其遗迹如摩崖石窟造像刻画等，因材质坚久之故，得以大体保存至今，更为研究艺术史稀有实物资料之大部。
汉末曹操居邺，治府第，作三台，于“邺城西北隅，因城为基。铜雀台高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间，周围弥覆其上；金凤台有屋百三十间；冰井台有屋百四十五间，有冰室三与凉殿。三台崇举其高若山，与法殿皆阁道相通”[1]。
魏文帝受汉禅（公元220 年），营洛阳宫，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群臣。明帝“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建翔凤于其上。又于芳林园中起陂池，..通引谷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2]。又治许昌宫，起景福[3]承光殿。土木之功为三国最。
孙权都建业，节俭不尚土木之功，至孙皓起昭明宫，始破坏诸营，大开园囿，起土山楼观，缀施珠玉，穷极伎巧[4]。刘备在蜀，营建较少，然起传舍，筑亭障，自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殆尽力于军事国防之建筑也[5]。
晋初仍魏，宫殿少有损益。武帝即位，即营太庙，“致荆山之木，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其后，太庙地陷，“遂更营新庙，远致名材，杂以铜柱，陈勰为匠，作者六万人。”[6]
东晋元帝立宗庙社稷于建康。“即位东府，殊为俭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7]成帝时，“苏硕攻台城，焚太极，东堂秘阁皆尽”，乃“以建平园为宫。”翌年乃“造新宫，始缮苑城。”孝武帝改作新宫，内外军六千人营筑。太极殿高八丈，长二十七丈，广十丈[8]。“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见注6]
晋室南迁，五代偏据交相替迭，各有营建，其中最为僭侈，史传最详者，莫如后赵石氏（公元319—352 年）。石勒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县），至石虎迁邺（今河南临漳县）。勒于襄国“拟洛阳之太极，起建德殿；..立桑梓苑。..起明堂，辟雍灵台于城西。”又“令少府任汪等监营邺宫，勒亲授规模。”[9]
虎既自立，又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凤阳门高二十五丈，上六层，反宇向阳，..未到邺城七八里可遥望此门”。于襄国“起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綷之，下穿伏室，置卫士五百人于其中。..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壁，穷极伎巧”[10]。其“窗户宛转，画作云气，拟秦之阿房，鲁之灵光，..以五色编蒲心荐席，..悬大绶于梁柱，系玉璧于绶。”[11]其“金华殿后虎皇后浴室，三门徘徊反宇，栌檘隐形，雕彩刻缕，雕文粲丽。..沟水注浴时，沟中先安铜笼疏，其次用葛，其次用纱，相去六七步断水，又安玉盘受十斛，又安铜龟饮秽水。..显阳殿后皇后浴池上作石室，引外沟水注之室中；临池上有石床”。[见注11]布置殆在近代浴室及室内游泳池之间。
石虎又崇饰三台，“甚于魏初，于铜爵台上起五层楼阁，去地三百七十尺，..作铜爵楼颠，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飞。南则金凤台，置金凤于台颠。..北则冰井台，上有冰室。”“三台相面，各有正殿”，并殿屋百余间，“三台皆砖甃；相去各六十步，上作阁道如浮桥，连之以金屈戍，画以云气龙虎之势。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央悬绝”。[见注11]于建筑之上，又施以机械设备，技术之进步，又胜前代多矣。
虎又于邺城东筑华林苑，引漳水入园。“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人，车万乘，运土筑之”。苑“周回数十里。筑长墙数十里。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三门通障水，皆铁扉。”[见注11]石氏僭据仅三十余年，其宫室之侈，则冠于当世。
东晋之末，赫连勃勃营起统万城于今陕西横山县西之地。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委以营缮之任，其规模亦颇可观。[12]此外诸国，率自营都城宫殿，多随其国兴废，不赘述。
佛教既入中国，至后汉末，佛寺佛塔之建筑，已行于全国。汉末三国之际，丹阳郡人笮融“大起浮屠。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13]。至晋世而佛教普传，高僧辈出，寺塔林立。晋恭帝“造丈六金像，亲迎于瓦棺寺”[见注6]。孝武帝则“立精舍于殿内”[见注6]，千数百年灿烂光辉之佛教建筑活动，至是已开始矣。
[1]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2] 《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
[3] 何宴《景福殿赋》。
[4] 《三国志·吴志》。
[5] 《三国志·蜀志》。
[6] 《晋书·本纪》。《五行志》。
[7] 《晋书·王彪之传》。
[8] 徐广《晋纪》。
[9] 《晋书·石勒载记》。
[10] 《晋书·石虎载记》。
[11] 《邺中记》。
[12]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
[13] 《后汉书·陶谦传》。
第二节 南北朝之建筑活动
南朝宋齐梁陈均都建康。宋武帝崇尚俭约，因晋之旧，无所改作[1]。..文帝新作东宫。又“筑北堤，立玄武湖于乐游苑北，筑景阳山于华林园”。“及世祖（孝武帝）承统，制度奢广，追陋前规，更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雕栾绮节，珠窗网户..。”[2]又“于玄武湖北立上林苑”[见注1]，“起明堂于国学南。”[3]“为先蚕设兆域，置大殿七间，又立蚕观。”[4]“立驰道，自阊阖门至于朱雀门，又自承明门至于玄武门”[见注1]。“置凌室于覆舟山，修藏冰之礼”[见注1]。
齐代宫苑之侈，以东昏侯（公元499—501 年）为最。三年，后宫火，“烧璿仪、曜灵等十余殿，及柏寝，北至华林，西至秘阁，三千余间皆尽。..于是大起诸殿。..又别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皆匝饰以金壁。窗间尽画神仙。..椽桷之端，悉垂铃佩。..造殿未施梁桷，便于地画之，唯须宏丽，不知精密，..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涂壁皆以麝香。锦幔珠帘，穷极绮丽。..剔取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骑兽以充足之。..又以阅武堂为芳乐苑，穷奇极丽。..山石皆涂以彩色。跨池水立紫阁诸楼..”[5]。
梁代营建之可纪者：武帝作东宫、作神龙仁兽阙于端门大司马门外、新作国门于越城南；作宫城门，三重楼，及开二道，殆即汉函谷关东门图之类也。武帝又新作太极殿，改为十三间；新作太庙，增基九尺。普通二年（公元521 年）“琬琰殿火，延烧后宫屋三千间”[6]，然未见重建之纪录。帝崇信佛道，初创同泰寺，又开大通门以对寺之南门，又“于故宅立光宅寺，于钟山立大爱敬寺，兼营长干二寺”[7]。于苑囿方面，则有王游苑而已。侯景乱后，元帝立于江陵，而建业雕残。
陈武帝以“侯景之平也，太极殿被焚..乃构太极殿”[8]。“天嘉中，盛修宫室，起显德等五殿，称为壮丽”[9]。至后主至德二年（公元584 年），“乃于光熙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沉檀香为之。又饰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10]。此风雅帝王燕居之建筑，殆重在质而不在量者也。
拓跋魏营建之功极盛，盖当时南夏崩裂，而魏则自道武帝至东西魏之分，约一百五十年间，政治安定，故得以致力于土木也。魏始都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县）..至道武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11]。太武帝“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立墙。门不施屋，城又无■。..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殿西铠仗库，屋四十余间；殿北丝绵布绢库，土屋一十余间。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于山边别立父祖庙。城西有祀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城西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其国记。于邺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长丈余，以充用。..正殿施流苏，金博山，龙凤，朱漆画屏风，织成幌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炉，琉璃钵，金碗，盛杂食。..自太武至献文，世增雕饰。正殿西筑土台谓之白楼。献文帝禅位后，常游观其上。台南又有伺星楼。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为瓦。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并设削泥采画金刚力士，胡俗尚黑，又■画黑龙，相盘绕，以为厌胜”[12]。
平城魏陵墓多建石室。孝文帝“起文石室灵泉殿于方山”，又“建永固石室，立碑于石室之庭”[见注11]。其永固堂之“四周隅雉，列榭阶栏槛，及扉户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采洛阳之八风谷黑石为之，雕镂隐起，以金银间云炬，有若锦焉..”[13]。此盖承后汉石室之制而加以华饰者欤？自道武帝营平城，至孝文帝迁洛京，平城宫郭苑囿营建之见于史籍者尚极多。迁洛以前，“将营太庙太极殿，遣（蒋）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址”，然后“移御永乐宫，坏太华殿，经始太极殿”[14]。并“东西堂及朝堂，夹建象魏，乾元，中阳，端门，东西二掖门，云龙，神虎，中华诸门，皆饰以观阁..”[见注13]。
孝文帝倾心汉族文化，太和十七年（公元493 年）年，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伤晋德之不修，诏经始洛京。十九年（公元495 年）“金墉宫成，..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见注11]。宣武帝景明中，“发畿内夫五万五千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又起明堂，圆邱，太庙。并营缮国学。其苑囿则有华林园，园有景阳山；有天渊池，迁代京铜龙置焉，池西立山，“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颍，罗莳其间。经构楼馆，立于上下。树草栽木，颇有野致”[见注11]。
佛教至晋而普传中国，其在北魏则“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跱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见注13]。代京寺塔之见于史籍者甚多。武州川侧石祗洹舍及诸窟室，后世所称为云冈石窟者，尤为佛教建筑及雕刻之罕贵史料。洛阳寺塔一千余所，见于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者四十余。其规模最盛者莫如灵太后胡氏所立永宁寺。“寺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覆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钉。..复有金环铺首。..绣柱金铺，骇人心目。..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琐绮疏。..括柏松桩，扶疏拂檐；翠竹香草，布护阶墀。..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图以云气，画彩仙灵。..门有四力士，四狮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东西二门，亦皆如之。所可异者唯楼二重。北门一道，不施屋，似乌头门。四门外树以青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15]。
魏在代京武州川营窟寺，迁洛之后，遂亦于伊阙营石窟寺焉。熙平中，太后屡行幸。今龙门石窟是也。所谓古阳洞与宾阳三洞皆北魏所凿。
魏分东西之后，东魏都邺，“邺都虽旧，基址毁灭”[16]，盖太武帝所焚毁也[17]。孝文帝幸邺，起宫殿于邺西。孝静帝迁邺，以天平二年（公元535年），“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兴和元年（公元539 年）“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邺。..新宫成”[见注11]。
齐既篡魏，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寿，金华诸殿，又“发丁匠三十余万营三台，因其旧基而高博之。大起宫室及游豫园。天保九年（公元558 年）三台成，改铜雀曰金凤，金虎曰圣应。冰井曰崇光”[18]。至武成帝则又施三台为佛寺，后主“更增益宫苑，造偃武修文台，其嫔嫱诸院中起镜殿，宝殿，玳瑁殿，丹青雕刻，妙极当时”[见注18]。“又于游豫园穿池，周以列馆，中起三山，构台以象沧海。并大修佛寺，劳役巨万”[19]。又于晋阳起大明殿，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见注18]。幼主则“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见注18]。今太原天龙山石窟是也。
齐代对于长城颇加修筑。天保间，屡次兴工；初“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又“咱西河总戍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见注18]。
西魏都长安，少所营缮。宇文周受禅，至武帝犹“身布衣布袍，寝布被，无金宝之饰。宫殿华绮者皆撤毁之，改为土阶数尺，不施栌拱。其雕文刻镂，..一皆禁绝”。又禁佛道，毁灭经像，为艺术一大厄运[20]。至宣帝则大兴土木，“所居宫殿帏帐皆饰以金玉珠宝，光华炫耀，极丽穷奢[见注20]。“营建东京（洛阳），以窦炽为京洛营作大监，宫苑制度，皆取决焉”[21]。又以樊叔略“有巧思，乃拜营构监”[22]。“虽未成毕，其规模壮丽，逾于汉魏远矣”[见注20]。
[1] 《南史·宋本纪》。
[2] 《南史·良吏传》。
[3] 《南史·礼志》。
[4] 《隋书·礼仪志》。
[5] 《南史·齐本纪》。
[6] 《南史·梁本纪》。
[7] 《魏书·萧衍传》。
[8] 《南史·陈本纪》。
[9] 《隋书·五行志》。
[10] 《陈书·后妃传》。
[11] 《魏书·本纪》。
[12] 《南齐书·魏虏传》。
[13] 《水经注》。
[14] 《魏书·蒋少游传》。
[15] 《洛阳伽蓝记》。
[16] 《魏书·李兴业传》。
[17] 《宋书·鲁秀传》。
[18] 《北齐书·本纪》。
[19] 《隋书·食货志》。
[20] 《周书·本纪》。
[21] 《周书·窦炽传》。
[22] 《樊叔略传》。
第三节 南北朝实物
陵 墓 南朝宫殿佛寺，今无存者，陵墓石刻则南京丹阳附近，遗物尚多。其地下建筑，未经发掘，难明真相。至于地面，则山陵之前，多列石兽（麒麟或天禄辟邪）一对，碑一对或二对，标一对。碑有龟座。标为柱形，下为蟠螭座，上施覆莲盖，盖上坐兽，柱身刻直沟，近上端处作横版。《后汉书·中山简王传》注“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1]。及宋初宁陵被震被吹者[2]即此类也。
云冈石窟[3]（第11、12 图） 沙门昙曜于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公元453 年），“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4]。今山西大同县西之云冈石窟是也。现存大窟十九，壁龛无数。昙曜所开五窟，在崖壁西部，其平面作椭圆形，佛像形制，最为古拙。洞中仅刻佛菩萨像，壁上无佛迹图或其它雕饰。其次则中部诸窟，其平面之布置，多作方形，窟前多有长方形外室，门作两石柱，壁上多佛迹及建筑型之雕饰，为孝文帝太和间所凿。更有窟中镌塔柱者，雕为四方木塔形。
就窟本身论，以中部太和间造诸窟为最饶建筑趣味，外室之前，多镌两柱，为三间敞廊。其外壁多风化，难知原状。柱则八角形，下承以须弥座，柱头如大斗。外室与内室之间为门，门上有斗拱承屋檐瓦顶。门之上多开窗。外室壁有镌作佛殿或龛像者。内室或镌塔柱于窟室中央，或镌佛像倚后壁。壁多横分若干层，饰以浮雕佛迹图，佛菩萨像，或塔形。窟顶上部多雕为方格天花。窟内雕刻所表现建筑形式颇多，其所表现之全部建筑，有塔及殿宇两种。塔有塔柱与浮雕塔两种。塔柱平面均方形，雕柱，檐，斗拱。每面分作三间或五间，每间内浮雕佛像。其上部直顶窟顶，故未能将塔顶刻出，其下部各层，则为当时木建筑之忠实模型。《洛阳伽蓝记》所记永宁寺九层浮图即此类也。此式实物，尚见于日本奈良之法隆寺，盖隋代高丽僧所建，其型制则魏齐之法也。窟壁浮雕，亦有此式木塔。
浮雕塔有一层，三层，五层，七层者。多层者木塔型最多，石或砖塔，则多单层，塔下均有座，或素方，或作须弥座。各层檐脊均有合角鸱尾。顶上刹有须弥座，四角饰山华焦叶，其上为覆钵，钵上相轮五重或七重，尖施宝珠。《后汉书·陶谦传》所谓“上累金盘，下为重楼”殆即此式木塔。窟壁浮雕殿宇有将壁之一面刻成佛殿正面形者，其柱，檐，斗拱，屋顶各部，率多清晰，各间作龛供佛菩萨像。壁上浅刻佛迹图中之建筑物，则缩尺较小，建筑部分之表现不及前者清晰。
雕刻所表现之建筑部分，则有阶基，柱，阑额，斗拱，屋顶，门，龛，勾栏，踏步，藻井，雕饰等等。其柱有显著印度波斯希腊影响。斗拱已有汉代所无之新原素。勾栏之制，直传宋辽；藻井样式，于今犹见。其各部细节，当于第四节分论之。
龙门石窟[5] 魏既迁都洛阳，于景明元年（公元500年）营伊阙石窟，历时二十四载始成。今称古阳洞及宾阳三洞者，即此期所凿造。窟平面俱为简单之方形室，地面，窟顶及四壁均雕饰精丽。就全窟图案言，雕饰较云冈诸窟为有条理，但窟在建筑上之重要性，则逊之远甚。古阳洞窟壁两小龛，雕作小殿形，为重要之间接资料，其北壁一龛，斗拱单杪出跳为汉魏南北朝隋斗拱出跳之唯一孤例。其南北一龛作歇山顶，则云冈所不见也。
嵩岳寺砖塔[6] （第13、14 图） 河南登封县嵩山南麓嵩岳寺塔，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 年）建，为国内现存最古之砖塔。塔平面十二角形，阶基之上，立高耸之塔身。塔身之下为高基，平素无饰，叠涩出檐，塔身各隅立倚柱一根，柱头饰垂莲。东西南北四面砌圆券门，其余八面，各作墓塔形佛龛一座。各券面砌出火焰形尖拱，塔身以上出叠涩檐十五层，顶上安砖刹，相轮七层，塔外廓略如炮弹形，轻快秀丽。塔内部作八角形内室，共十层，但楼板已毁，自下可望见内顶。塔身柱及券面，均呈显著之印度影响。
神通寺塔[7]（第15 图） 山东济南朗公谷神通寺单层石塔一座，俗呼“四门塔”。平面正方形，四面辟门，中立方墩，墩四面各坐一像。塔身单层，平素无饰。上部叠涩出檐，上砌方锥形顶，顶上立刹。塔形制与云冈浮雕所见单层塔极相似，其刹与浮雕塔刹完全相同。塔无建造年代校注[3]，唯造像有东魏武定二年年号（公元544 年），揆之形制，或属此时。
佛光寺塔校注[4]（第16 图）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之侧有六角砖塔一座，寺僧称祖师塔。塔高两层。下层正面辟圆券门，券面作宝珠形拱。下层塔身之上，叠涩出檐，作莲瓣形。其上为须弥座。座上立上层塔身，其每隅立一圆倚柱，每柱束以莲花三道。正面砌作圆券假门，券面亦砌宝珠形状；两侧假窗，方首直棂。窗上柱间，赭色彩画阑额及人字形补间铺作。塔顶刹上宝瓶，虽稍残破，形制尚极清晰。塔虽无建造年月，揆之形制，当为魏齐间物。
义慈惠石柱[8]（第17 图） 河北定兴县石柱村石柱，北齐天统五年（公元569 年）建。柱八角形立于覆莲础上，其上置石刻三间，小殿一间。就全体言，为一种纪念性之建筑物；就其上小殿言，则当时木构之忠实模型。殿以石板一块为阶基，殿阔三间，深两间。柱身卷杀为“梭柱”，额上施椽及角梁。上为瓦顶，四注而无鸱尾。其详部当于下节论之。
天龙山石窟[见注7]（第17 图） 北齐幼主“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9]。即今太原天龙山石窟是也。齐石窟之规模，虽远逊于元魏，然在建筑方面，则其所表现，所予观者之印象较为准确。窟室之前，凿为廊，三间两柱，柱八角形，下有覆莲柱础，上为栌斗柱头。阑额施于柱头斗上，以一斗三升及人字形补间铺作相间。惜檐瓦未雕出，廊后壁辟圆券门，券面作尖拱，尖拱脚以八角柱承之，仍富印度风采。
响堂山石窟[10]（第17 图） 河北磁县，与河南省交界处，南北响堂山北齐石窟为当时石窟中印度影响最重者。窟前廊柱，均八角形，柱头，柱中，柱脚均束以莲瓣，柱上更作火焰形尖拱，将当心间檐下斗拱部分完全遮盖。其全部所呈现象最为凑杂奇特。
[1] 《后汉书·中山简王传》。
[2] 《宋书·五行志》。
[3]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三、四期，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云冈石窟中所见的北魏建筑》。
[4] 《魏书·释老志》。
[5] 刘敦桢、梁思成、林徽因等测绘摄影。
[6]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一期，刘敦桢《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
[7] 梁思成测绘未刊稿。
[8] 刘敦桢《定兴北齐石柱》。
[9] 《北齐书·幼主本纪》。
[10] 刘敦桢测绘未刊稿。
校注[3] 现已确证此塔建于隋大业七年（公元611 年）。
校注[4]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
第四节 南北朝建筑特征之分析
南北朝建筑已具备后世建筑所有之各型，兹择要叙述如下：
石 窟 敦煌石室平面多方形，室之本身除窟口之木廊外，无建筑式样之镌凿，盖因敦煌石质不宜于雕刻也。云冈，天龙山，响堂山，均富于建筑趣味，龙门则稍逊。前三者皆于窟室前凿为前廊；廊有两柱，天龙、响堂并将柱额斗拱忠实雕成，模仿当时木构形状，窟内壁面，则云冈、龙门皆满布龛像，不留空隙，呈现杂乱无章之状，不若天龙、响堂之素净。由建筑图案观点着眼，齐代诸窟之作者似较魏窟作者之建筑意识为强也。
殿 关于魏齐木构殿宇之唯一资料为云冈诸窟之浮雕（第11 图）及北齐石柱上之小殿（第17 图）。殿均以柱构成，云冈浮雕且有斗拱，石柱小殿则仅在柱上施斗。殿屋顶四注。殿宇其它各部当于下文分别论之。
塔 塔本为瘗佛骨之所，梵语曰“窣堵坡”（Stupa），义译为坟，冢，灵庙。其在印度大多为半圆球形冢，而上立刹者。及其传至中国，于汉末三国时代，“上累金盘，下为重楼”，殆即以印度之窣堵坡置于中国原有之重楼之上，遂产生南北朝所最通常之木塔。今国内虽已无此实例，然日本奈良法隆寺五重塔，云冈塔洞中之塔柱（第11 图）及壁上浮雕及敦煌壁画中所见皆此类也。云冈窟壁及天龙山浮雕所见尚有单层塔，塔身一面设龛或辟门者，其实物即神通寺四门塔，为后世多数墓塔之始型。嵩山嵩岳寺塔之出现，颇突如其来，其肇源颇耐人寻味，然后世单层多檐塔，实以此塔为始型。塔之平面，自魏以至唐开元天宝之交，除此塔及佛光寺塔外，均为方形；然此塔之十二角亦孤例也。佛光寺塔亦为国内孤例，或可谓为多层之始型也。
至于此时期建筑各部细节，则分论如下：
阶 基 现存南北朝建筑实物中，神通寺塔与佛光塔均无阶基，嵩岳寺塔之阶基是否原物颇可疑，故关于此问题，仅能求之间接资料中，云冈窟壁浮雕塔殿均有阶基。其塔基或平素，或叠涩作须弥座。佛迹图所示殿门有方平阶基，上有栏干，正面中央为踏步。定兴义慈惠石柱上小殿之下，亦承以方素之阶基。其宽度较逊于檐出，与后世通常作法相同。
柱及础 北魏及北齐石窟柱多八角形，柱身均收分，上小下大，而无卷杀。当心间之平柱，以坐兽或覆莲为础，两侧柱则用覆盆。柱头之上施栌斗以承阑额及斗拱。柱身并础及栌斗之高，约及柱下径之五倍及至七倍，较汉崖墓中柱为清秀。尚有呈现显著之西方影响之柱数种：窟外室外廊柱，下作高座，叠涩如须弥座，座上四角出忍冬草，向上承包柱脚，草中间置飞仙，柱头作大斗形，柱身列多数小龛，每龛雕一小佛像。又有印度式柱，柱脚以忍冬或莲瓣包饰四角，柱头或施斗，如须弥座形，或饰以覆莲，柱身中段束以仰覆莲花。云冈佛龛柱更有以两卷耳为柱头之例，无疑为希腊爱奥尼克柱式之东来者（第11 图）。
嵩岳寺塔，柱础作覆盆，柱头饰以垂莲，显然印度风。柱身上下同大，高约合径七倍余，佛光寺塔圆柱，束以莲瓣三道，亦印度风也。
定兴北齐石柱小殿之柱，则为梭柱；有显著之卷杀，柱径最大处，约在柱高三分之一处，此点以下，柱身微收小，以上亦渐渐收小，约至柱高一半之处，柱径复与底径等，愈上则收分愈甚。此式实物国内已少见，日本奈良法隆寺中门柱则用此法，其年代则后此约三十余年。
门窗及佛龛 云冈窟室之门皆方首，比例肥矮近方形。立颊及额均雕以卷草团花纹。窟壁浮雕所示之门，亦方首，门饰则不清晰。响堂山齐石窟门，方首圆角，门上正中微尖起，盖近方形之火焰形也；门亦周饰以卷草。天龙山齐石窟门，乃作圆券形，券面作火焰形尖拱。券口饰以拱背两头龙，龙头当券脚分位，立于门两侧之八角柱上。门券之内，另刻作方首门额及立颊状。河南渑池鸿庆寺窟壁所刻城门，则为五边券形门首。石窟壁上有开窗者，多作近似圆券形，外或饰以火焰或卷草。佛光寺塔及魏碑所刻屋宇，则有直棂窗。
壁龛有方形圆券形及五边券形三种。圆券形多作火焰或宝珠形券面，五边券形者，券面刻为若干梯形格，格内饰以飞仙。券下或垂幔帐，或璎珞为饰（第12 图）。
平坐及栏干 六朝遗物不见自昊斗拱之平坐，但在多层檐之建筑中，下层之檐内，即为上层之平坐，云冈塔洞内塔柱所见即其例也。浮雕殿宇阶基有施勾栏者，刻作直棂。云冈窟壁尚刻有以■字棂构成之钩片勾栏，为六朝唐宋勾栏之最通常样式。亦见于日本法隆寺塔者也。
斗 拱 魏齐斗拱，就各石窟外廊所见，柱头铺作多为一斗三升；较之汉崖墓石阙所见，拱心小块已演进为齐心斗。龙门古阳洞北壁佛殿形小龛，作小殿三间，其斗拱则柱头用泥道单拱承素方，单杪华拱出跳；至角且出角华拱，后世所谓转角铺作，此其最古一例也。补间铺作则有人字形铺作之出现，为汉代所未见。斗拱与柱之关系，则在柱头栌斗上施额，额上施铺作，在柱上遂有栌斗两层相叠之现象，为唐宋以后所不见。至于斗拱之细节，则斗底之下，有薄板一片之表示，谓之皿板，云冈北魏拱头圆和不见分瓣；龙门拱头以四十五度斜切；天龙山北齐拱则不惟分瓣、卷杀，且每瓣均■入为凹弧形。人字形铺作之人字斜边，于魏为直线，于齐则为曲线。佛光寺塔上，赭画人字斗拱作人字两股平伸出而将尾翘起。云冈壁上所刻佛殿斗拱有作两兽相背状者，与古波斯柱头如出一范，其来源至为明显也。
构 架 六朝木构虽已无存，但自碑刻及敦煌壁画中，尚可窥其构架之大概。屋宇均以木为架，施立颊心柱以安直棂窗。窗上复加横枋，枋上施人字形斗拱。至于屋内梁架，则自日本奈良法隆寺回廊梁上之人字形叉手及汉朱鲔墓祠叉手推测，再证以神通寺塔内廊顶上施用三角形石板以承屋顶，则叉手结构之施用，殆亦为当时通常所见也。
平棊藻井 平棊藻井于汉代已有之，六朝实物见于云冈、天龙山石窟。云冈窟顶多刻作平棊，以支条分格，有作方格者，有作斗八者，但其分划，随室形状，颇不一律。平棊藻井装饰母题以莲花及飞仙为主，亦有用龙者，但不多见。天龙山石窟顶多作盝顶形，饰以浮雕飞仙，其中多数已流落国外，纽约温氏（Winthrop Collection）所藏数石尤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