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奇怪，共和黨試圖把政府關門歸罪于我。在1994年選舉中他們把黨派分裂歸罪于我而取得了勝利，我擔心這次他們也會僥幸成功。15日，我和一群記者一起用早餐時，我無意中聽說金里奇暗示他讓連續決議更加苛刻是因為我故意怠慢他：從拉賓葬禮返回的飛機上沒和他討論預算，下飛機時又沒有邀請他和我一起從前面的舷梯走，而讓他從后面的舷梯下。金里奇說：“這雖是小事，但這就是人性……沒人和你說話，而且他們請你從后面的舷梯下飛機……你想想，他們的禮貌到哪兒去了？”或許我應該在回家的路上討論預算，但想到這次哀傷旅程的目的以及和平進程的未來，我無法讓自己思考這些話題。我確實是和議長及國會代表團一起訪問，正如紐特、鮑勃·多爾和我在飛機上講話的一張照片所表明的。至于從后面舷梯下機的事，我的工作人員認為他們做得是有禮貌的，因為那是離接金里奇和其他人的汽車最近的出口。而且那是凌晨4：30；周圍沒有相機。白宮公開了我們談話的照片，媒體嘲諷了金里奇的抱怨。
在16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我繼續請求共和黨給我一個干凈的連續決議，并真誠地啟動預算談判，即使他們威脅要給我另一份帶有相同問題的預算。前一晚，我簽署了交通部撥款法案，這只是所需的13個預算案中的第四個，我取消了去日本大阪參加亞太領導人會議的原定日程。
19日，我向共和黨靠近一步，我說，原則上我可以接受一份七年平衡預算的協議，但我不同意老大黨的稅收和開支削減計劃。經濟在持續增長，赤字比預期下降得多；帕內塔、愛麗絲·瑞芙琳和我的經濟小組相信不需要共和黨大力推行的大幅度預算削減計劃，我們就可以在七年內取得平衡。我又簽署了另外兩個撥款法案：一個是給立法機構的，一個是給財政部、郵政總局和一般性政府運作的。13個預算案已簽了6個，80萬聯邦雇員中的20萬也重返崗位。
11月21日早上，沃倫·克里斯托弗從代頓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波斯尼亞、塞爾維亞、克羅地亞的總統已達成和平協議，結束波斯尼亞戰爭。協議表示，波斯尼亞將作為一個單獨的國家存在，它由兩部分組成，分別是波斯尼亞克羅地亞聯邦和波斯尼亞塞爾維亞共和國。協議還就引起這場戰爭的領土分歧做出決議。薩拉熱窩將仍然是不可分割的首都。國家政府負責外交、貿易、移民、公民權和貨幣政策。各聯邦政府擁有自己的警察。難民可以重返家園，在國家內的自由遷移權將得到保障。人權和警察訓練將受國際社會監督，受到指控的戰犯將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在協議實施過程中，北約領導的強大國際軍隊負責監督解散軍隊，維護和平。
波斯尼亞和平計劃來之不易，它的每個組成部分對雙方來說都如片片苦藥，在讓25萬人喪生、200多萬人流離失所后，這場持續四年的血腥戰爭終于結束了。美國領導層在敦促北約表現得更強硬和采取最后外交行動上表現得非常果斷。克羅地亞人和波斯尼亞人在地面的軍事戰果，伊澤特貝戈維奇和他的同志面對塞爾維亞人侵略勇敢而頑強地拒絕投降，這些對我們都有不可估量的幫助。
協議的最后達成要歸功于迪克·霍爾布魯克和他的談判小組的談判技巧；沃倫·克里斯托弗為在關鍵時刻把波斯尼亞人留在談判桌上，達成了最后協議，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托尼·萊克首先構思了和平方案并把它介紹給我們的盟友，他和霍爾布魯克一起力爭在美國舉行最后談判；桑迪·伯杰主持了代表們的委員會會議，使國家安全行動小組的成員們能在不干涉太多的情況下礙知事態的發展；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堅決支持我們在聯合國的強硬姿態。選擇代頓和賴特一帕特森空軍基地作為談判地點是由談判小組精心挑選并首先提出的；談判地點在美國，但離華盛頓有足夠距離，不致走露風聲，那里的設施允許這種“接近會談”，并讓霍爾布魯克和他的小組能解決棘手的細節問題。
11月22日，經過在代頓21天的隔離，霍爾布魯克和他的小組在白宮接受了我的祝賀，并討論我們接下去的步驟。我們在國會山和美國人民那里還有大的工作要做。根據最新民意調查，美國人對這個和平協議頗為自豪，但還是堅決反對向波斯尼亞派遣美國軍隊。艾爾·戈爾說，最新軍事聽證會并沒有帶來多少幫助。之后我告訴沙里卡什維利將軍，我知道他支持我們在波斯尼亞的介入，但他的很多屬下在這點上態度并不明確。艾爾和我彼此配合，強調現在不僅是軍隊也是每個政府人員參與計劃的時候了。這些都收到了期望的效果。
我們已得到國會一些重要成員的強有力支持，尤其是參議員盧格、拜登和利伯曼。另一些人也表示了更有保留的贊成，說他們想要一個清楚的“退場策略”。為增加這樣的支持者，我開始邀請國會議員前來白宮，同時也派克里斯托弗、佩里、沙里卡什維利和霍爾布魯克前往國會山。我們受到的挑戰因持續進行的預算爭論而變得復雜；政府雖已暫時恢復正常運轉，但共和黨威脅要在12月15日再次關閉政府。
11月27日，我向美國人民匯報了我對美國介入波斯尼亞一事的看法。在橢圓形辦公室，我說我們的外交已取得代頓協定這樣的成果，對我們軍隊的要求也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幫助波斯尼亞各方實施和平計劃，這符合我們的戰略利益，而且可以宣揚我們的基本價值觀。因為其他25個國家已同意加入由6000人組成的軍隊，所以美軍人數只占1／3。我保證軍隊有一個明確、有限、可實現的目標，他們會接受很好的訓練，并且將全副武裝，把傷亡降到最低。演講后，我覺得這是我為我們領導和平和自由力量的責任所做的最有力辯護，希望它能深深打動美國人民的心，這樣國會至少不會試圖阻止我派軍隊。
除了我在演講中提出的幾個觀點，波斯尼亞還能給美國另一個好處：這就是向全世界的穆斯林表示美國關心他們，尊重伊斯蘭教，如果他們反對恐怖行動，爭取和平與和解，我們就會支持他們。
11月28日，我簽署了50多億美元的交通工程項目法案，這個法案包括我對21歲以下公民酒后駕車的“零容忍”，之后我前往英國和愛爾蘭，爭取另一項和平計劃。在我們忙于中東、波斯尼亞以及預算爭論這些問題時，我們繼續著北愛爾蘭的工作。出發前夜，在我們敦促下，梅杰首相和布魯頓首相宣布北愛爾蘭和平進程中實現了一個突破性進展：關于解除武裝和政治問題決議的討論分開進行的“雙軌”策略；包括新芬黨在內的所有各方都要參加會談，會談將在喬治·米切爾任主席的國際評判小組監督之下進行。飛往好消息傳來的地方總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29日，我與約翰·梅杰會晤，并在議會發表講話，感謝英國人對波斯尼亞和平進程的支持和在北約軍隊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意愿。我引用約翰·彌爾頓的精彩詩句贊揚了梅杰對北愛爾蘭和平所做的不懈努力，“和平也是勝利，它的聲望如戰爭一樣。”我第一次見到了給人深刻印象的反對黨年輕領導人托尼·布萊爾，他致力于復興工黨的方法與我們曾用于民主黨領袖委員會的做法極其相似。與此同時，在美國，共和黨改變了他們在游說制度改革上的立場，結果眾議院以421票對0票通過該法案。
第二天，我作為第一個訪問北愛爾蘭的美國總統飛往貝爾法斯特。這是我任內最美好兩天的開始。離開機場的路上，有人搖著美國國旗，感謝我為和平所做的工作。到達貝爾法斯特時，我在尚基爾大街這個新教聯合主義的中心作了停留，1993年，那里曾有十人喪身在愛爾蘭共和軍的炸彈下。大多數新教徒對我僅有的了解就是亞當斯簽證。我想讓他們知道，我在為和平努力，而和平對他們也是公正的。我在當地店里買了一些花、蘋果和橘子，我和人們說話，和一些人握手。
早上，我向同時雇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麥凱國際”紡織機器制造廠的員工和在場者講話。兩個希望和平的孩子為我做了介紹，他們一個是天主教徒，一個是新教徒，我請聽眾們聽聽孩子的呼聲：“你只能在分裂與統一，艱苦生活與崇高希望之間做出抉擇。”愛爾蘭共和軍的口號是“我們的時代總會到來”。我敦促愛爾蘭對那些仍堅持暴力的人說：“你們已成為過去，你們的時代已成為過去。”
然后，我在福爾斯大街作了停留，這是貝爾法斯特天主教的社區中心。我拜訪了一家面包店，開始與迅速聚集起來的人們握手。其中一位是格里·亞當斯。我告訴他我正在閱讀《大街》，這是他寫的關于福爾斯這個地區的短篇小說集，這讓我對天主教徒過去的經歷有了更好的理解。這是我們第一次一起出現在公共場合，這也表明他致力于和平進程的重要性。顯然，迅速聚集的熱情群眾表明他們對當前事態的發展很滿意。
下午，希拉里和我坐直升飛機前往德里，它是北愛爾蘭天主教氛圍最濃的一個城市，也是約翰·休姆的家鄉。2．5萬名歡呼的群眾站滿了市政廳廣場以及通往廣場的街道。休姆為我作了介紹后，我問了群眾一個簡單的問題：“你會根據你反對什么或你支持什么來定義自己是什么人嗎？你會按照你不是什么或你是什么來定義自己是什么人嗎？現在是和平擁護者在北愛爾蘭取得勝利的時候了，美國支持他們。”
這一天的最后一項活動是希拉里和我返回貝爾法斯特，參加市政廳前的官方圣誕樹點燈儀式，近五萬人聚集在那里，隨著北愛爾蘭自己的歌手范·英里森的歌聲響起，燈點亮了：“喔，媽媽告訴過我總會有這么一天。”希拉里和我做了發言，她談到我們收到了數千封學生的信，表達他們對和平的愿望，我引用阿馬郡一位14歲女孩寫的話：“雙方都受了傷害。雙方都必須原諒對方。”然后我在結束發言時說道，對耶穌來說——我們正在慶祝他的誕生——“沒有什么言語比這更重要：‘祝福和平的締造者，因為他們是地球的繼承者。’”
點燈儀式后，我們參加了一個邀請了各黨派領導人的招待會。連民主統黨領導人、性格暴躁的伊安·佩斯利牧師也來了。雖然他不會跟天主教領導人握手，他還是非常樂意告誡我處理方式中的錯誤。他起先的態度盛氣凌人，讓我斷定天主教在談判中占了上風。
希拉里和我離開招待會后去了我們下榻的歐羅巴酒店。第一次去愛爾蘭訪問，連我們選擇的住處都有象征意義。在動亂時期，歐羅巴不止一次被炸，而現在美國總統可以在這里安然過夜了。
完美的一天就此結束，其中還包括了在國內的一些進展，因為我簽署了國防部的撥款法案，這個預算案包括了國會領導人給我軍在波斯尼亞提供的經費。多爾和金里奇談判成功，五角大樓得到一筆連他們自己都覺得沒必要的幾十億美額外開支。
第二天早上，我們飛往都柏林，那里的街道擠滿了比我們在北部看到的更壯觀的熱情人群。希拉里和我會見了瑪麗·羅賓遜總統和布魯頓首相，然后前往位于三一學院綠地廣場的愛爾蘭銀行外的一個地方，在那里我面對搖著愛爾蘭國旗和美國國旗的10萬歡呼人群發表了演說。那時候，已有更多人加入我的訪問，包括一大批愛爾蘭裔的美國國會議員；迪克·賴利部長及美國和平隊領隊馬克·格里蘭；芝加哥、匹茲堡和洛杉磯市的愛爾蘭裔市長；我的愛爾蘭繼父迪克·凱利；商業部長羅恩·布朗，他致力于擬定我們對北愛爾蘭的經濟政策，他還和眾人開玩笑說他是“黑色愛爾蘭人”。我再一次呼吁眼前的人海為全世界樹立一個榜樣。
之后，希拉里和我步人宏偉的愛爾蘭銀行，會見了博諾和他妻子阿里，還有愛爾蘭搖滾樂隊U2的其他一些成員。博諾是和平進程的忠實擁護者，為感謝我對和平所做的貢獻，他送了我一件他知道我會喜歡的禮物：一本威廉·巴特勒·葉芝戲劇集，上面有作者和博諾的題詞，后者毫不謙遜地寫道：“比爾、希拉里、切爾西——這個家伙寫了一些不錯的歌詞——博諾和阿里。”愛爾蘭人不以低調著稱，博諾卻勉強做到了。
離開學院綠地后，我在愛爾蘭議會做了演講，提醒大家，我們必須做更多的事讓普通愛爾蘭公民感受到和平帶給我們的好處；就像葉芝所說：“太久的犧牲可使我們的心變成石頭。”
然后我去了卡西迪酒吧，我們邀請了我外祖父方面的一些遠親，他的祖籍在弗馬納。
從酒吧出來，感到自己完全像個愛爾蘭人，然后我前往美國大使官邸，在那里瓊·肯尼迪·史密斯安排我和即將成為首相、也是和平進程的最新合作者的反對黨領導人伯蒂·埃亨進行簡短會晤。我還見到了諾貝爾獎獲得者、詩人謝默斯·希尼，前天我在德里就引用了他的詩。
第二天早上，當我飛往德國去巡視我們的軍隊時，我感到這次出訪改變了愛爾蘭的心理平衡。在那之前，和平倡導者還不得不與和平的懷疑者辯論，而反對者們只會說不。兩天以后，這個辯論的擔子就轉移到了和平的反對者肩上，必須由他們來解釋了。
在鮑姆霍爾德，北約部隊司令喬治·朱爾萬將軍向我簡單介紹了軍事計劃，并向我保證派往波斯尼亞的軍隊士氣很高。我與赫爾穆特·科爾簡短會晤，感謝他貢獻了4000名德國士兵，然后飛往西班牙，向菲利佩·岡薩雷斯首相也是當值的歐盟主席表示感謝歐洲的支持。我也肯定了北約新任秘書長、西班牙前外交部長哈維爾·索拉納的領導，他是一個特別能干而且令人愉快的領導人，他能激發所有北約領導人的信心，不管他們有多么自負。
回家三天后，我否決了《私人證券訴訟改革法》，因為它在限制遭受證券欺詐的無辜投資者向法院提起訴訟的問題上走得太遠了。國會推翻了我的否決，然而在2印1年，當所有牽扯到安然公司和美國世界通信公司的問題暴露出來時，我知道我在這件事上做對了。我還否決了另一個共和黨預算。他們在預算上做了一些改動，通過在預算中加入他們的福利改革法案讓預算更難被否決，但它仍削減了醫療和教育經費，增加了窮苦勞動者的稅收，放松了養老金的管理，允許它們被用于非養老金目的的開支，這離民主黨控制下的國會穩固美國的養老金制度還不到一年。
第二天，我提交了自己的七年平衡預算計劃。共和黨進行了尖刻的批評，因為計劃沒有接受他們的收支估計。七年中，雙方的估計有3000億美兀的差距，對1．6萬億美元的年度預算來說，這不是一個不能克服的分歧。我相信我們最終能達成一致意見，不過我們可能還需要再次關閉政府來實現這個目標。
中旬，西蒙·佩雷斯第一次以總理身份來見我，他重申以色列要移交加沙、杰里科和其他一些主要城市，在圣誕節即將向巴勒斯坦人移交西岸的4．50個村莊，并在即將到來的以色列選舉前至少釋放另外1咖名巴勒斯坦囚犯。我們還討論了敘利亞的問題，當西蒙跟我說可打電話給阿薩德總統，邀請他來同沃倫·克里斯托弗商量此事時，我很受鼓舞。
14日，我飛往法國，簽署結束波斯尼亞戰爭的協議。我會見了波斯尼亞、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三國總統，并和他們一起在愛麗舍宮共進雅克·希拉克的招待午餐。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坐在我對面，我們還交談了好一會。他聰明、善于表達而且熱誠，但他的眼神是我見過的最冷酷的。他還是個妄想狂，告訴我他確信拉賓的被刺是安全部門里有人背叛他的結果。然后還說每個人都知道發生在肯尼迪總統身上的事，但我們美國人“成功地把它掩蓋了”。我和他待了一會后，對于他支持波斯尼亞謀殺性的暴行我不再感到驚訝，而且我有種感覺，不久我和他之間會再起爭執。
我回到美國，投入預算戰，共和黨又關閉了政府。可以肯定的是我沒有感到圣誕節即將來臨，不過觀看切爾西在《胡桃夾子》中跳舞讓我精神大振。這一次政府關閉沒有像上次那樣嚴重，因為允許50萬個被認為是“必要的”聯邦雇員在沒有報酬的情況下工作，直到政府再次開放為止。但退伍軍人和貧窮孩子的補助還是沒有發放。這恐怕算不上給美國人民的圣誕禮物。
18日，我又否決了兩個撥款法案，一個是給內政部的，一個是給退伍軍人事務部及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的。第二天，在眾議院的共和黨人轉變了反對立場后，我簽署了《游說公開法》，又否決了第三個給商務部、國務院和司法部的撥款法案。這個法案還真是特別：面對更多警察值勤已減少了犯罪這么清楚的事實，它卻廢除了增加警察的計劃；它撤消了所有毒品法庭，像珍妮特·雷諾在擔任檢察官期間所創辦的那些法庭，它們減少了犯罪和毒品濫用；它撤消了得到很多共和黨商人支持的，能幫助他們增強競爭力的商務部先進技術項目；而且還嚴重削減了對窮人和對海外項目的法律服務開支。
到了圣誕節，我有時想，如果按我們自己的方法，我和多爾參議員可能比較容易解決預算僵局，但多爾必須小心謹慎。他在競選總統，而菲爾·格拉姆參議員是他的競爭對手，在共和黨的初選中，格拉姆用了金里奇那樣的花言巧語，這個國家的選民整體上已對右翼傾向習慣了。
圣誕休假后，我又否決了一個預算法案：《國防授權法》。這次否決有點困難，因為立法包括了軍人工資和軍人住房補貼的增加，對此我是支持的。但是，我必須否決這個法案，因為它還要求到2003年部署國家導彈防御系統，而到那時候，這個系統還無法發展到可以有效使用的程度，并且也沒有必要那么早部署；此外，這樣的行動違反了我們在《反彈道導彈條約》中的承諾，也威脅到俄羅斯實施《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和批準《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這個法案還限制總統在緊急情況下指揮軍隊的能力，而且對國防部的管理特權干預太多，包括國防部依據納恩一盧格計劃重新應付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的行動。沒有任何一個負責的總統，無論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會讓這個國防法案變成法律。
在這一年的最后三天，我們的軍隊已部署在波斯尼亞，我還在和國會領導人就預算問題繼續協調，其中一個會議持續了七個小時。我們有了些進展，但新年休假時，在預算和政府關閉問題上依然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在第104屆國會第一次會議期間，新近獲得多數的共和黨人只批準了67個法案，與之相比，前一屆國會第一年通過了210個法案。在新財政年度開始整整三個月之后，13個撥款法案僅有6個成為法律。當我一家人前往希爾頓海德島過“復興周末”時，我在想美國人民在1994年大選中的投票是否產生了他們想要的結果。
我還想到最近兩個月精神上的泄氣、疲勞、忙碌和一連串的巨大事件——拉賓的去世，波斯尼亞和平和我們軍隊的部署，北愛爾蘭的進展和我們艱苦卓絕的預算戰——但所有這一切都無法讓在白水世界忙碌的工蜂們放慢手腳。
11月29日，在我去愛爾蘭的路上，參議員達馬托的委員會打電話給L瓊·劉易斯，讓她再次證實她對麥迪遜儲貸銀行的調查在我成為總統后受到了阻撓。去年8月，當她出現在眾議員利奇的委員會面前時，政府文件和她自己錄音的與債務重整信托公司律師阿普利爾·布雷斯勞的一段對話讓她受辱，以至于我很驚訝達馬托能把她再找回來。另一方面，幾乎沒人知道劉易斯證詞有問題，像利奇一樣，達馬托只是沒有證據地橫加指控，事實上他的控告被后來的證詞否定，而他卻出盡了風頭。
劉易斯后來再次聲稱她的調查在我成為總統后受到了阻撓。委員會少數派辯護律師理查德·本一維尼斯特與她對質，指出與她宣誓的證詞相反，她曾不止一次試圖催促聯邦當局讓希拉里和我作為白水事件的重要證人，而這是在大選前的事，不是在我成為總統后。而且她還告訴一位聯邦調查局特工，她的行動正在“改變歷史”。參議員保羅·薩班斯給劉易斯讀了一封聯邦檢察官查克·班克斯1992年寫的信，信中說，成為她的證人會造成“不當檢舉”，然后提到1993年司法部關于劉易斯對聯邦銀行法了解不夠的鑒定。于是，劉易斯哭了，跌坐在椅子上，隨后被帶走，再也沒有回來。
不到一個月之后，12月中旬，皮爾斯伯里、麥迪遜和蘇特羅事務所公布了對債務重整信托公司的調查，白水事件終于全部浮出水面。報告由杰伊·史蒂芬斯執筆，和查克·班克斯一樣，這位共和黨人曾是聯邦檢察官，后來被我換掉。如6月的初步報告一樣，報告說，在白水事件中，對我們提出民事訴訟是毫無依據的，更不要說采取刑事行動了，報告建議停止對我們的調查。
當《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要求任命一個獨立檢察官時，他們想知道的就是這些。我熱切地期待著他們的報道。債務重整信托公司的報告發表后不久，《華盛頓郵報》只是在頭版關于與斯塔爾的傳票戰這個不相關的報道的第11段中順便提到了它，而《紐約時報》對此只字未提。《洛杉磯時報》、《芝加哥論壇報》和《華盛頓時報》只是在報紙的內頁轉載了美聯社一個400字左右的報道。電視網也沒有關于債務重整信托公司報告的報道。美國廣播公司的特德·科佩爾在“新聞夜線”中提到了它，卻沒有突出其重要性，理由是因為還有更多“新”問題需要討論。白水事件已不再是白水事件。而是肯·斯塔爾試圖從阿肯色州的任何人或我的政府中挖些東西出來。與此同時，有些白水事件的報道事實上掩蓋了我們的無辜。公平地說，也有一些記者注意到了。《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霍華德·庫爾茨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了媒體如何掩蓋了債務重整信托公司的報告，曾在蘇聯做過記者的紐約《每日新聞》專欄作家拉斯一埃里克·納爾遜寫道：“這個秘密裁決在于：克林頓夫婦沒有什么需要隱瞞的……這只是以奇特的方式反用了斯大林時期無辜者被秘密定罪的做法。總統和第一夫人受到公開指控，卻被秘密地發現無罪。”
主流媒體對白水事件的報道讓我真的很困惑；它似乎與媒體對其他事件采取的更謹慎和公允的方式不一致，至少從1994年共和黨贏得國會起是這樣的。10月的一天，結束一次預算會議后，我請懷俄明州參議員阿蘭·辛普森留下來聊聊。辛普森是個保守的共和黨人，但我們關系還不錯，因為我們都是他的州長邁克·沙利文的朋友。我問阿蘭，希拉里和我在白水事件中是否做錯了什么。“不，當然沒有，”他說，“不是這么回事。而是媒體想讓公眾認為你做錯了。任何一個看清事實的人都知道你們沒錯。”辛普森嘲笑“精英主義的”新聞界搜尋像懷俄明或阿肯色州這樣偏遠小州的任何負面消息，他非常有趣地說道：“你知道，你當總統前，我們共和黨相信媒體是自由的。但現在我們有了更復雜的看法。他們在某些方面自由。他們中的多數人投你的票，但他們的想法更接近你的右翼批評者，這是更重要的。”我請他解釋。他說：“像你和沙利文這樣的民主黨人進入政府是為了幫助人民。右翼極端分子認為政府在改善人性上不可能有多大作為，但他們確實喜歡權力。媒體也是。自你當了總統后，他們雙方都可以通過傷害你來獲得權力。”我感激辛普森的坦誠，而且數個月里我一直在思考他的話。很長一段時間，無論何時，當我對媒體報道白水事件的方式生氣時就會告訴人們辛普森的分析。我最終認為他的看法是正確的，我感到如釋重負，這讓我可以頭腦清醒地斗爭。
雖然我對白水事件很惱火，對媒體如此報道的內在原因很迷惑，但我還是以樂觀的心態進入1996年。1995年，我們幫助挽救了墨西哥，經歷了俄克拉何馬城事件，更關注恐怖主義，保留和改革了贊助性行動計劃，結束了波斯尼亞戰爭，繼續了中東和平進程，幫助改善了北愛爾蘭局勢。經濟持續改善，而且到目前為止，我正贏得當初看來似乎會毀滅我總統前程的與共和黨的預算斗爭。或許事態發展依然會導致這樣的局面，但進入1996年的時候，我準備堅持到底。就像我對迪克·阿梅說的那樣，如果當總統的代價是讓我們的街道更破舊，醫療保健更不穩固，教育機會更少，空氣更骯臟，貧困更多，那我不想當這個總統。我敢打賭，美國人民也不想這樣。
46（上）
1月2日，我們又回到預算談判桌。鮑勃·多爾想做交易讓政府重新啟動，幾天后紐特·金里奇同意了。在我們的一次預算會議上，議長承認一開始他認為可以通過威脅關閉政府來阻止我否決老大黨的預算方案。面對多爾、阿梅、達施勒、格普哈特、帕內塔、艾爾·戈爾，他很坦白：“我們犯丁一個錯誤。我們認為你們會屈服。”最后，在6日，華盛頓正好遭遇大風雪，僵局被打破，國會給我送來另兩份連續決議。雖然根據這兩份決議并沒有恢復所有的政府服務，但所有聯邦雇員都可以回去工作了。我簽署了決議，并把我的七年平衡預算的方案送交國會。
接下來的一周，我否決了共和黨的福利改革法案，因為它在讓人們擺脫福利回到工作上幾乎沒做什么，而且過多傷害了窮人和他們的孩子。我第一次否決這樣的法案時，是因為那份法案是他們共和黨預算的一部分。現在，有相當多的預算裁減方案被放在這個標上了“福利改革”的法案中。同時，唐納·沙拉拉和我在福利制度改革問題上已經走得很遠。我們已給37個州發放了50份獨立的棄權聲明書’，讓他們去實施那些有利于工作和有利于家庭的計劃。這些改革關系到73％的美國福利接受者，而福利接受者的總數在下降。
我們正在準備23日的國情咨文，我們似乎在預算協議上已有了一些進展，因此我用這個機會向共和黨發出呼吁，同時團結民主黨，并向美國人民解釋我在預算辯論以及因預算之爭而產生的更大問題上的觀點：在全球信息化時代，我們的政府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演說的基本觀點是：“大政府時代已經過去。但我們也不能回到讓我們的公民自己照料自己的時代。”這個簡單的陳述反映了我擺脫過去的官僚政府的主張，同時提倡一個有創造力、著眼未來、“授人以權力的政府”；它還公正地描述了我們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以及艾爾·戈爾的“政府再造”倡議。那時候，我的觀點因我們經濟政策的成功而得到支持：從我就職以來已經產生了將近800萬個新就業機會，連續三年有創記錄數量的新公司開辦。自70年代以來，在美國的市場上，美國汽車制造商的銷售業績第一次超過日本競爭者。
我提出與國會再次就七年平衡預算和通過福利改革法案等問題進行合作。我初步提出了一個立法日程，涉及到家庭和孩子、教育和醫療保健、犯罪和毒品。它強調那些能反映美國基本價值觀和公民授權理念的計劃：V芯片，特許公立學校，公立學校擇校，學校校服等。我還任命巴里·麥卡弗里將軍為新的反毒品專員。麥卡弗里是南方司令部司令，在那里任職的時候，他曾致力于阻止毒品從哥倫比亞和其他地方流人美國。
演講最難忘的時刻出現在快結束的時候，像往常一樣，我介紹和希拉里一起坐在第一夫人包廂里的人們。第一個介紹的是理查德·迪安，一位49歲的越戰老兵，他為社會保障局ET作了22年。我告訴國會，在俄克拉何馬城發生爆炸案時，他正在默拉大樓里，冒著生命危險四次進入廢墟中，挽救了三位女士’的生命。國會議員們都站了起來，長時間地為他鼓掌，共和黨人表現得尤其熱烈。然后我發起了出其不意的一擊。當掌聲停下來的時候，我說：“理查德·迪安的故事并沒有在那里結束。去年11月，當政府關閉的時候，他被迫搬出辦公室。在政府第二次關閉時，他繼續幫助接受社會保障者，但他的工作沒有工資。我代表理查德·迪安……對所有在這個會議室里的人提出挑戰：讓我們永遠不要、在任何時候都不要關閉聯邦政府。”
這次是民主黨人的掌聲占了上風。共和黨人知道中了圈套，顯得有些郁悶。我知道不必擔心政府再次關閉了；它的后果已有了人道的、英雄的色彩。
那樣決定性的時刻不是碰巧到來的。每年國情咨文都被內閣和工作人員作為我們提出新政策思路的組織工具，然后我們努力工作，讓它們以最佳方式呈現在人們面前。在演講那天，我們在位于官邸和東翼之間的一個電影院里反復排練了幾次。負責對我所有公開講話錄音的白宮通信局在那放置了一臺提詞機和一個講臺，這一天各種各樣的工作人員按非正式程序進進出出，我的通信聯絡主任唐·貝爾負責一切。我們一起合作，傾聽每個句子，想像著國會和整個國家對此會有什么反應，然后完善措詞。
通過贏得關閉政府的爭論，我們打敗了“與美國簽約”背后的理念。現在演講提供了政府理念的另一種選擇，通過理查德·迪安來表明聯邦雇員都是善良的人，他們從事著有價值的工作。這種理念與我經常談的并沒有多大區別，但在政府真的關閉后，成千上萬的美國人才第一次真正聽到并理解它。
新年開始，在外交領域，沃倫·克里斯托弗在馬里蘭州的懷依河種植園主持了以色列和敘利亞的會談。隨后，在1月12日，我連夜飛到意大利阿維亞諾的美國空軍基地，那是北約對波斯尼亞空中行動的中心，在那里我登上一架新的C——17運輸飛機前往我們在匈牙利的塔斯比薩爾空軍基地，我們的軍隊就是從那里派往波斯尼亞的。我在1993年就努力讓C——17不要從國防裁減計劃中被裁去。這種飛機運送貨物的能力和艱苦條件下行動的能力都非常出色。波斯尼亞行動需要動用12架C——17，我不得不乘其中一架飛到圖茲拉；常規的“空軍一號”波音747太大了。
會見過匈牙利總統阿帕德·孔茨和視察了塔斯扎空軍基地后，我飛到波斯尼亞東北部的圖茲拉，美國負責該地區。在不到一個月時間里，盡管天氣惡劣，我們幾千人的部隊和超過兩千輛裝甲車已越過正洪水泛濫的薩瓦河到達值勤地點。他們已把一個沒有燈光和導航儀的飛機場變成一個34小時開放的空港。我對軍隊表示了謝意，并親自向一位上校轉贈了一份生日禮物，當我在阿維亞諾逗留的時候，他的妻子把這個任務托付給我。．我與伊澤特貝戈維奇總統進行了會晤，然后飛到克羅地亞的薩格勒布拜會圖季曼總統。他們倆到目前為止對于和平協議的實施都很滿意，而且很高興美國軍隊參與其中。
當我回到華盛頓時，我已度過了漫長而重要的一天。我們的軍隊已經參與北約在其成員國國界之外的第一次部署。他們與冷戰時代的對手俄羅斯、波蘭、捷克共和國、匈牙利和波羅的海諸國的士兵們一起合作。他們的行動對于締造一個聯合的歐洲非常關鍵，但他們的使命在我們的國會和咖啡館里卻受到批評。這些軍隊至少有權知道他們為什么會去波斯尼亞以及我是如何大力支持他們的。
兩周后，冷戰的概念繼續慢慢消失在歷史中，參議院批準了《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它是三年多前布什在離任之前談判達成并提交給參議院的。與我們已經在1994年12月開始執行的《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一起，《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將會消除美國和前蘇聯在冷戰高峰時期保持的核武器數量的2／3，包括最不穩定的一些核武器和多彈頭洲際彈道導彈。
與《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和《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一道，我們還簽署了一項協議，凍結朝鮮的核武器計劃，讓《核不擴散條約》永久化，并依照納恩一盧格計劃，保障核武器的安全，最終拆除核武器和核材料。在祝賀參議院通過《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時，我懇求他們通過《化學武器公約》和我的反恐立法，繼續讓美國變得更安全。
1月30日，俄羅斯總理維克托·切爾諾梅爾金來到白宮與艾爾·戈爾進行，第六次會談。在他們完成了使命后，他來拜會我，向我簡單介紹了俄羅斯的情況和葉利欽重新當選的前景。就在我們會晤之前，我會見了土耳其總統蘇萊曼·德米雷爾和總理坦蘇·奇萊爾。他們告訴我，土耳其和希臘正處于軍事對峙的邊緣，懇求我進行干涉以阻止沖突。他們要開戰為的是兩個很小的愛琴海島嶼，希臘人把它稱為伊米阿，土耳其人把它稱為卡達卡。兩個國家都聲稱擁有主權，但希臘根據1947年與意大利的條約顯然已擁有它們。土耳其拒絕了希臘的要求。雖然土耳其人經常坐船到較大的那個島上野炊，但是并沒有人住在這兩個小島上。危機是因為有些土耳其記者扯下了希臘國旗，然后掛上了一面土耳其國旗引發的。
存在著塞浦路斯這一現實爭議的兩個大國，為了僅僅住著一群羊的兩個十英畝巖石小島開戰，讓人覺得簡直難以想像，但我看得出來，奇萊爾真的擔心戰爭會爆發。我中斷了與切爾諾梅爾金的會議來了解情況，然后打了一系列電話，先打電話給希臘總理康斯坦丁諾斯·西米蒂斯，然后又打電話給德米雷爾和奇萊爾。經過幾個來回，雙方同意克制，已經在為塞浦路斯問題工作的迪克·霍爾布魯克一夜未眠，讓各方同意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我自己忍不住笑了，即便我無法在中東、波斯尼亞或北愛爾蘭取得和平，我至少挽救了一群愛琴海的羊。
我認為白水世界的事情不會變得更加不可思議，可事實正是如此。1月4日，卡羅琳·休伯找到了希拉里的工作記錄，它記錄了羅斯律師事務所在1985年和1986年為麥迪遜儲貸銀行所做的工作。卡羅琳曾是我們州長官邸的一名助理，后來到華盛頓幫助我們處理一些私人文件和信件。她已經幫助戴維·肯德爾把5萬多頁的文件移交到獨立檢察官的辦公室，但是由于某種原因，這份賬單記錄不在里面。卡羅琳是在一個盒子里發現它們的，去年8月她把盒子從三樓官邸儲物區搬到了辦公室。顯然，文件是在1992年大選中做的；上面還有文斯·福斯特的批注，因為他那時候正在處理新聞界關于羅斯律師事務所的提問。
表面上看，這件事情確實顯得可疑。為什么記錄到這個時候才出現？如果你看到我們從阿肯色州帶來的擺放得亂七八糟的文件，你就不會奇怪了。我很驚訝我們還是能及時找到所需的各種材料。無論如何，希拉里很高興這些記錄被找到了；它們證實了希拉里只是為麥迪遜儲貸銀行適度地做了些工作。幾周后，債務重整信托公司將就此公布一份報告。
但獨立檢察官、國會共和黨和專門報道白水事件的記者們并不會這樣來玩游戲。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中，威廉，薩菲爾把希拉里稱為“天生的說謊者”。1月18日，卡羅琳·休伯被召到國會在艾爾·達馬托的委員會面前作證。26日，在大陪審團面前，肯尼斯·斯塔爾整整詢問了希拉里四小時。
斯塔爾的傳喚是場廉價、拙劣的公開表演。我們一發現記錄就馬上自愿轉給他們，這些記錄證實了希拉里的陳述。如果斯塔爾有更多的問題，他可以到白宮來詢問，而且他以前也這么干過三次，而不應該讓美國的第一夫人出現在大陪審團面前。1992年，布什總統的白宮辯護律師博伊登，格雷曾有一年多拒絕交出他老板的日記，直至大選結束，直接妨礙了伊朗門公訴人的傳喚。沒人讓格雷或布什出現在大陪審團面前，新聞媒體也沒有為此那么大聲嚷嚷。
對希拉里的攻擊比對我的攻擊更讓我感到煩惱。因為我無法阻止它們，所有我能做的就是站在她的身邊支持她，告訴新聞媒體，“如果這個國家的每個人都能擁有我妻子那樣的品格”，美國會變得更好。希拉里和我向切爾西解釋正在發生的事情；她并不喜歡這一切，但似乎也能從容面對。她比希拉里的攻擊者更了解自己的母親。
盡管如此，這件事還是讓我們所有人感到疲憊不堪。我已經有幾個月盡量不讓我的憤怒干擾工作，因為我在對付預算之爭，在應付波斯尼亞、北愛爾蘭問題和拉賓的去世。但這很難做到；現在我又為希拉里和切爾西擔心了。我還想起卷人到國會聽證會和斯塔爾編織的網里的那些人，他們正遭受著感情和經濟的損失。
賬單記錄轉交五天后，按計劃希拉里和芭芭拉·沃爾特斯要有一次會談，討論她的新著《同村協力》。然而，會談變成了賬單記錄討論。不管怎樣，這本書還是成了一本暢銷書，希拉里勇敢地從華盛頓出發，到全國巡回宣傳，得到許多友好美國人的支持，這些人更有興趣談論如何改善孩子的生活，而對肯·斯塔爾、艾爾·達馬托、威廉·薩菲爾和他們的朋友們如何談論希拉里則沒有那么大的興趣。
看起來那些家伙們肯定從打擊希拉里這件事上得到了很大樂趣。我惟一的安慰來自真正的了解，來自25年近距離的觀察，她比他們堅強得多。有些人不喜歡女人堅強，但這是我愛她的原因之一。
2月初，總統大選進入高速運轉期，我回到新罕布什爾州，強調我的政策的積極影響，表明自己雖然當了總統，但沒有忘記這個州。雖然我沒有初選對手，但想在11月得到新罕布什爾州的支持，有一件事情會阻撓我，那就是槍支問題，我必須處理好這件事。
星期六早上，我去了曼徹斯特的一個小餐館，里面坐滿了男士，他們都是狩鹿人和全國來復槍協會會員。我即席發表了講話，告訴他們我知道1994年他們沒有支持他們的民主黨議員迪克·斯韋特，因為他投票贊同布雷迪法案和進攻性武器禁令。他們中的幾個人點頭表示同意。那些獵手都是善良的人，但全國來復槍協會讓他們害怕；如果沒有人用他們能理解的語言把問題的另一面講給他們聽，到1996年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再次倒向別的候選人。因此我對這個問題提出了我一針見血的看法：“我知道來復槍協會讓你們去打敗斯韋特議員。現在，如果你們因布雷迪法案或進攻性武器禁令一整天或一小時在林子一無所獲的活，我想讓你們也投我的反對票，因為是我讓他支持這些法案的。另一方面，如果情況不是這樣，那就是他們沒向你們講清事實，你們必須公正。”
幾天后，在國會圖書館，我簽署了《電信法》，全面修訂了已占我們經濟總量1／6的這一工業領域的相關法律。法令提高了競爭，加強了革新，擴展了通向艾爾·戈爾所說的“信息超級高速公路”的途徑。我們曾有數個月就復雜的經濟問題進行爭論，共和黨希望在媒體和電信市場上讓所有權更集中，而白宮和民主黨支持更多的競爭，尤其是在地方和長途電話服務領域。艾爾·戈爾向白宮和金里奇議長提出的積極企業家模式占了上風，我們達成了一個我覺得很公平的妥協，最后，法案幾乎一致通過。它還包括一項要求，那就是新的電視機中必須包含v芯片，我第一次提出這個要求是在戈爾家每年舉行的家庭會議上，那樣可以讓父母控制孩子觀看的節目內容；月底，幾乎所有電視業的總裁們同意，到1997年，將會在他們的節目中安置一個分級系統。更重要的是，法令要求對學校、圖書館和醫院的網絡使用費打折；所謂的E級費率將最終給公共單位每年節省凹億美元。
次日，愛爾蘭玫瑰凋落了，格里·亞當斯打電話通知我，愛爾蘭共和軍已終止停火，據稱是因為約翰·梅杰和統一黨行動遲緩，包括他們強調讓愛爾蘭共和軍解除武裝后才能換取新芬黨參與北愛爾蘭政治生活的權利。那天晚些時候，在倫敦金絲雀碼頭，一枚炸彈發生爆炸。
愛爾蘭共和軍的行動將持續了一年多，對他們自己來說代價慘痛。雖然他們殺死了兩名士兵，兩位平民，并讓許多人受傷，他們自己也損失了兩名特工，在英格蘭的爆炸隊也瓦解了，他們在北愛爾蘭的許多特工也遭到逮捕。月底，在北愛爾蘭的所有地方舉行了和平守夜活動，顯示了普通公民支持和平的愿望。約翰·梅杰和約翰·布魯頓說，如果愛爾蘭共和軍重新聲明停火，他們將恢復與新芬黨的會談。在約翰·休姆的支持下，白宮決定保持與亞當斯的聯絡，等著重新邁向和平的時刻到來。
2月下旬，中東的和平進程也遇到威脅，兩枚哈馬斯的炸彈炸死了26個人。隨著以色列大選的到來，我認為哈馬斯正試圖挫敗佩雷斯總理，促使以色列人選出一個強硬派的政府，不與巴解組織講和。我們督促阿拉法特采取更多措施防止恐怖行為的出現。我告訴他，在我們簽署了1993年的協議后，他再也不能是好戰的巴勒斯坦人了，如果他一只腳踏在和平陣營，另一只腳踏在恐怖分子那邊，他最終會遭到毀滅。
在美國的周邊，我們也遇到了麻煩。古巴擊落了兩架民用飛機，這兩架飛機是由一個叫“拯救兄弟”的反卡斯特羅組織駕駛的，四人喪命。卡斯特羅仇恨這個組織和這個組織過去在哈瓦那撒下的批評他的傳單。古巴聲稱飛機是在古巴領空被擊落的。事實并非如此，但即便是這樣，這么做也違反國際法。
我暫停了飛往古巴的包機，限制古巴官員在美國國內的旅行，擴大了馬蒂電臺的播放范圍——它把贊成民主的信息通過電波傳遞到古巴——懇請國會從古巴在美國被凍結的財產中拿出錢來補償那些遇難者家庭。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要求聯合國采取制裁措施，然后去邁阿密向古巴裔美國人社區發表了一場激烈的演講，告訴他們飛機被擊事件反映了懦弱，“太沒種了”。她那男性化的講話讓她成為佛羅里達州南方古巴人心目中的英雄。
我還承諾簽署赫爾姆斯一伯頓法案，這個法案加強了對古巴的禁運，限制丁總統解除禁運的權力，未經國會同意，總統不能這么做。支持這項法令就佛羅里達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選舉年政治策略，但如果我第二次贏得大選，它會損害任何我可能得到的取消古巴禁運的機會，而取消禁運可以讓古巴發生更多積極的變化。看來，卡斯特羅幾乎是在試圖逼我們維持禁運，這樣他就可以找到他的政權在經濟上失敗的借口了。如果那不是目的，那么古巴就犯了一個大錯誤。后來，我得到卡斯特羅捎來的話，當然不是直接的，那次擊落事件是個錯誤。顯然，他之前發布了向任何闖入古巴領空的飛機開火的命令，而后來當古巴人知道飛來的是“拯救兄弟”組織的飛機時，又沒有收回命令。
這個月最后一周，我視察過華盛頓州、俄勒岡州、愛達荷州和賓夕法尼亞州最近遭洪水破壞的地區后，在加州圣莫尼卡會見了日本新首相。橋本龍太郎在出任首相之前曾擔任和米基·坎特一樣的職務。他是日本劍術的熱心練習者，是一個堅強而聰明的人，喜歡各種各樣的戰斗。但他也是一位我們可以合作的領導人；他和坎特已達成了20個貿易協定，我們對日出口已增長80％，雙邊貿易逆差連續三年下降。
這個月結束的時候，希拉里和我一起為切爾西慶祝16歲生日，我們帶她去國家劇院觀看了《悲慘世界》的演出，然后帶上她整整一大車的朋友到戴維營去。我們喜歡切爾西所有的朋友，我們喜歡看她們在林子里用彩彈槍相互瞄準射擊，打保齡球和玩其他游戲，總的來說，她們還是孩子，她們的高中時代就要結束了。對我來說周末最好的活動就是繞著戴維營教切爾西開車。我想念開車，希望切爾西能享受開車的樂趣，當然是安全熟練地開車。
3月的第一周，中東和平進程又被動搖了。一連好幾天，哈馬斯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發動的新一輪炸彈襲擊，炸死了30多人，受傷的人更多。死者中有孩子，有一位曾生活和工作在猶太人朋友中的巴勒斯坦護士，還有兩名美國婦女。我在新澤西州會見了他們的家人，他們堅定不移地投身和平的態度讓我深深感動，因為他們把這種態度視為防止更多孩子在未來被殺害的惟一途徑。在向以色列入發表電視講話時，我指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那就是恐怖分子的行為“不只是為了殺死無辜的人，而是為了扼殺中東越來越強烈的對和平的期盼”。
3月12日，約旦國王侯賽因和我一起乘坐空軍一號，在紅海一個漂亮的度假勝地沙姆沙伊赫參加由穆巴拉克主持召開的和平締造者峰會。幾天前，侯賽因來白宮拜訪我，譴責了哈馬斯的爆炸，決定聯合阿拉伯世界致力于和平事業。我真的很喜歡與他一起坐長途飛機。我們總是相處得很好，在拉賓被暗殺后，我們的朋友和同盟關系更近了。
阿拉伯世界、歐洲、亞洲和北美的29位領導人，包括鮑里斯·葉利欽，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一加利，在沙姆沙伊赫與佩雷斯和阿拉法特會合。穆巴拉克總統和我主持了會議。我們和我們的工作人員夜以繼日地工作，確保在這次會議之后，我們能明確而具體地投入到與恐怖主義斗爭和維護和平進程的工作中。
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第一次站在一起譴責恐怖行為，承諾反對它。聯合陣線對于佩雷斯很關鍵，它給佩雷斯必要的支持，可以使和平進程繼續下去，并重新開放加沙，那樣成千上萬住在那里但在以色列上班的巴勒斯坦人就可以重新回去工作；同時，對阿拉法特來說，也給了他支持，讓他全力對付恐怖分如果不這么做，以色列對和平的支持將會瓦解。
13日，我飛到特拉維夫，商討美國能采取的幫助以色列軍方和警察的具體·措施。在與總理佩雷斯及其內閣舉行的會議上，我承諾提供一億美元的援助，并讓沃倫·克里斯托弗和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多伊奇留在以色列，加快實施我們的聯合行動。在會后與佩雷斯共同舉行的記者會上，我承認提供完全的保護存在困難，因為“這些年輕人對伊斯蘭教和政治有一種天啟般的認識，那種認識讓他們把自己的身體和炸彈綁在一起”，為的就是自殺，并炸死無辜的孩子。但我說，我們可以增強我們的能力來防止這樣的事件，切斷對于此類事件的資金和國家支持。我還利用此機會懇求國會通過已被擱置了一年多的反恐立法。
參加完記者招待會和與特拉維夫以色列青年學生的一場對話后，我會見了利庫德集團領導人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哈馬斯的爆炸可能會讓利庫德在大選中獲勝。我想讓內塔尼亞胡知道，如果他贏得選舉，我將是他打擊恐怖主義的合作伙伴，而且想讓他知道我希望他堅持和平進程。
回國之前不去赫茨爾山拉賓墓前看看，我不會甘心。我跪了下來，說了祝福語，用的是猶太人的習俗，把一塊小石頭放在伊扎克的大理石墓碑上。我還從墓地拿走了一塊石頭，讓它時刻提醒我我的朋友和他留給我的未竟事業。當我關注著中東的麻煩時，中國的導彈試驗在臺灣海峽水域引起了爭議——中國在靠近臺灣的地方試射了三枚導彈，顯然想讓臺灣政治領導人在正在進行的大選中不要推行獨立。在卡特總統實現與中國大陸關系正常化后，美國一直遵循著承認“一個中國”的政策，同時繼續與臺灣保持良好的關系，表示兩邊應該和平解決他們的分歧。我們從來也沒有說過，在臺灣遭到攻擊時，我們會或者不會去保護臺灣之類的話。
看來中東和臺灣是處于對立兩極的外交政策問題。如果政治領導人在中東不做任何事，事情將會變得更糟。相反，我認為只要中國大陸和臺灣的政治家不做任何傻事，隨著時間推移，這個問題自然會迎刃而解。臺灣就像一座經濟發電站，它已從專制轉向民主。臺灣當局不希望成為大陸政權管轄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臺灣商人在大陸大量投資，在兩岸之間來來往往。大陸喜歡臺灣的投資，但無法放棄對這個島嶼的主權要求；在經濟實用主義和強烈的民族主義之間尋求平衡對于中國領導人來說一直都是一個挑戰，尤其是在臺灣的大選年。我認為中國在導彈試驗問題上走得太遠。很快，但不是出于炫耀武力，我命令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的一個航空母艦編隊駛向臺灣海峽。危機過去了。
經過2月不怎么順利的開始，鮑勃·多爾在3月贏得了共和黨初選，月末他贏得了加州的勝利，獲得了黨內提名。雖然參議員菲爾·格拉姆可能更好對付，他比多爾要更右一些，但我還是向著多爾。沒有哪一場選舉是確定的事情，如果我失敗，我相信這個國家在他的領導下將會更團結、更穩健。
在多爾為了獲得提名而努力的時候，我也在幾個州競選，包括與麥卡弗里將軍和杰西·杰克遜在馬里蘭州強調我們在阻止青少年吸毒問題上所做的工作，并在加州北里奇的“哈曼國際”這個生產揚聲器的頭牌廠家停留，宣布自我任職三年多來，已新增了840萬個工作崗位；我過去的承諾是四年內新增800萬個工作崗位。中產階級收入已經開始增加。在過去兩年中，新增工作崗位中有2／3都屬于收入在最低工資線之上的產業。
這個月，我們仍未就撥款法案達成協議，于是我又簽署了三個連續決議，并把我的下一個財政年度的預算遞到國會。同時，眾議院繼續跟在全國來復槍協會后面，投票廢除了進攻性武器禁令，而且從反恐立法中刪除了槍支游說團體反對的條款。
月末，我提出一項計劃，加快食品與藥品管理局對抗癌癥藥物的批準程序。艾爾·戈爾、唐納·沙拉拉和食品與藥品管理局局長戴維·凱斯勒已在1994年把批準新藥的程序由平均所需的33個月縮減到一年以下。最近一次批準一種艾滋病藥只花了42天。對食品與藥品管理局來說，在藥品得到批準之前確定它們對人體有何種影響非常重要，但又要在安全允許的范圍內讓程序加快；許多生命依賴于這一程序。
最后，在3月29日，在鮑勃·魯賓和我最初提出要求的八個月后，我簽署了一項法案，提高了債務限額。不履行債務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再也不會在預算談判中懸掛在我們頭上了。
4月3日，春天的華盛頓鮮花盛開，正在橢圓形辦公室工作的我得到消息，羅恩·布朗和一個美國貿易與投資代表團乘坐的一架空軍噴氣式飛機在惡劣氣候下偏離航線，撞到了靠近克羅地亞杜布羅夫尼克附近的圣約翰山上。羅恩·布朗組織的這個代表團是為了增大和平給巴爾干各國帶來的經濟利益。飛機上所有的人都死了。幾乎在一周前，希拉里和切爾西曾搭乘這架飛機去歐洲訪問，這次死亡的機組人員中有些人也曾為她們服務過。
我感到天旋地轉。羅恩是我的朋友，而且是我內閣中最好的經濟顧問。作為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他讓民主黨從1988年的失敗中恢復過來，并在i992年的大選中團結民主黨發揮了關鍵作用。1994年國會中期選舉失利后，羅思保持了樂觀精神，用他自信的預言鼓舞士氣，他認為我們在經濟領域做的事情都是正確的，我們一定會贏得1996年的大選。他重振了商務部，把官僚機構現代化，不僅讓商務部推動我們的經濟目標，而且擴大了我們在巴爾干地區和北愛爾蘭的利益。他還努力增加美國對十個新興市場的出口，包括波蘭、土耳其、巴西、阿根廷、南非和印度尼西亞，這些市場肯定會在21世紀顯示其重要性。他死后，我收到一位商界總裁給我的信，他曾與羅恩共事，他說羅恩是“美國擁有過的最好的商務部長”。
希拉里和我驅車到羅恩家去探望他的妻子阿爾瑪和他的孩子特蕾西、邁克爾，以及邁克爾的妻子塔米。他們都是我們這個大家庭的一部分，欣慰的是，他們身邊已有許多關愛他們的朋友。為了安慰他們，朋友們在講述羅恩·布朗的故事；有許多故事值得回味，從他孩提時代在哈萊姆區古老的特里薩酒店的家一路走到美國政治和公共服務的塔尖，這是一段很長的旅程。
我們告別了阿爾瑪，去市中心的商務部向工作人員發表講話，他們失去了自己的領導和朋友。其中一位離去的年輕人我和希拉里都很熟悉。亞當，達林是一位衛理公會牧師的兒子，他充滿了理想，充滿了勇氣。他在1992年進入我們的生活，那時候他騎著自行車周游美國，為克林頓一戈爾拉選票，一時成為新聞。
幾天后，正好是俄克拉何馬城爆炸案一周年紀念日前兩周，希拉里和我在白宮的后草坪上種植了一棵山茱萸，以紀念羅恩和其他在克羅．地亞遇難的美國人。然后我們飛到俄克拉何馬城，參加‘個新日間托兒所的落成儀式，這是為了代替在爆炸案中被毀的那個而修建的。我們還拜訪了遇難者的家庭。在埃德蒙附近的中俄克拉何馬大學，我告訴大學生們，在過去三年中，我們比我們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更加了解恐怖分子，但恐怖要求我們采取更多的行動：它是他們這一代人的威脅，正如核戰是我們這些在冷戰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的威脅。
第二天下午，我們懷著沉重的心情去了特拉華州的多佛空軍基地，為國捐軀的人回國時都被運到那里。棺材被莊嚴地抬下飛機，我念了羅恩·布朗的飛機失事中所有遇難者的名字，讓在場的人想起明天就是復活節了，對基督徒來說，復活節意味著從失敗和絕望走向希望和拯救。《圣經》上說：“雖然我們整個夜晚都在哭泣，歡樂將會在清晨來臨。”我把那句詩作為4月10日在國家大教堂對羅恩的頌詞，因為對所有認識他的人來說，羅恩總是我們清晨的歡樂。我注視著他的棺材，說：“我想最后一次對我的朋友說：謝謝你；如果不是你，我不會在這里。”我們埋葬了羅恩，讓他安息在阿靈頓國家公墓；那時候，經歷了那么多的可怕折磨，我幾乎無法站立，筋疲力盡，悲痛欲絕。切爾西把眼淚藏在太陽眼鏡后面，用胳膊摟著我，我把頭靠在她的肩上。
在飛機失事和舉行葬禮那可怕的一周里，我盡可能好好履行自己的職責。首先，我簽署了一項新的農場法案。正好在兩周之前，我簽署了一項立法，改善農場信貸體制，讓農場主可以更低的利率得到更多的貸款。雖然我認為新的農場法案沒有給家庭農場提供充分的保障，我還是簽署了這項法案，因為如果目前的法令到期失效后沒有另一個法令代替，農場主們將不得不根據早在1948年實施的一個完全不適當的支持計劃進行下一次農作物耕種。另外，這項法案的不少條款我是支持的：農場主在決定農作物品種時有了更大的靈活性而且不用擔心失去補助；為鄉村社區的經濟發展提供經費；提供基金幫助農場主防止土地遭侵蝕，空氣和水遭污染，濕地流失；提供兩億美元著手恢復佛羅里達州的埃弗格萊茲沼澤，它因大面積開發和種植甘蔗受到破壞，這項工作是我在環保政策領域最優先考慮的內容。
9日，我簽署法令，授予總統單項否決權。大多數州長都有這樣的權力，從1869年尤利塞斯·格蘭特開始，歷任總統都尋求得到它。這一條款包含在共和黨“與美國簽約”中，我在1992年大選中也支持單項否決權。讓我高興的是，最后它通過于，我認為它的主要作用是給未來的總統更大權力，首先他們可以清除預算中一些浪費很大的項目。簽署這一法令有一個重要的不利之處：國會最受尊重的憲法權威、參議員羅伯特·伯德認為，這么做使行政部門侵犯了立法部門，它是不合憲法的。伯德憎恨這種否決權，他的憤怒之情正如大多數人對于更針對個人的傷害所做出的反應，我認為他不會原諒我簽署這一法令。
在參加羅恩·布朗的紀念儀式那天，我否決了一項法案，該法案禁止一項被其支持者稱為“半生產”墮胎的做法。這項立法，正如反對墮胎的倡導者所描述的，很受歡迎；它禁止懷孕后期的婦女墮胎，因為看起來太冷酷無情，許多親選擇派人士認為應該禁止。這件事實際上要更復雜些。據我了解，那種“半生產”墮胎很少出現，主要針對部分婦女實施，這些婦女被醫生告知為保全她們的性命或維護她們的健康，這么做很有必要，因為她們懷的嬰兒出現腦積水，在出生前、生產中或出生后不久肯定會死亡。問題是，如果孕婦堅持懷孕到底，她們的身體會受到多大程度的傷害，這么做是否會讓她們無法再懷孩子。在這些情況下，很難說禁止這樣的手術就是“親生命”。
我認為，應該由母親和醫生來決定。當我否決這項法案時，五個做過這樣手術的婦女和我站在一起。她們中的三人，一位是天主教徒，一位是福音基督徒，一位是正統猶太教徒，都是非常虔誠的親選擇派。她們中的一位說，她曾向上帝祈禱，讓上帝用她的生命來換取孩子的生命，她們所有人都說同意這種后期墮胎的做法只是因為醫生告訴她們，孩子無法存活了，而她們希望以后還能生孩子。
如果你考慮到我花了那么長時間解釋為什么要否決這樣的法案，你就會明白這么做在政治上是多么可怕。我否決它，是因為沒人給我提供證據，證明文性的代言人在說明這項措施的必要性時撒了謊或者另外還有一種做法可以保護母親和她們的生育能力。我表示可以簽署禁止所有在懷孕后期進行墮胎的法令，但孕婦的生命或健康受到嚴重威脅的情形除外。幾個州仍同意這么傲，這樣的做法原本可以比“半生產”法案阻止更多的墮胎行為，但國會反對墮胎的勢力槍斃了它。他們在尋找方法削弱“羅訴韋德案”；另外，對一個連大多敗親選擇派的參議員和眾議員都會支持的法案來說，在政治上也沒有什么優勢。
4月12日，我任命米基·坎特為商務部長，他那能干的副手查倫·巴爾舍夫斯基為新的美國貿易代表。我還任命范妮·梅的副主席、聯邦國家抵押協會的吊蘭克·雷恩斯為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雷恩斯的機智、預算知識和政治才干結合在一起，可以讓他在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取得成功，他是第一個取得這樣職位的非洲裔美國人。
4月14日，希拉里和我登上空軍一號，前往朝鮮半島、日本和俄羅斯進行為期一周的訪問。在韓國漂亮的濟州島，金泳三總統和我提議與朝鮮和中國舉行四方會談，中國是另一個46年前簽署朝鮮戰爭停戰協議的國家。舉行四方會談是為了提供一個南北朝鮮可以進行會談的框架，而且我們希望簽署最終的和平協議。朝鮮曾說過它想要和平，我相信我們必須去了解他們是否真的這么想。
我從韓國飛到東京后，和橋本龍太郎首相發表聲明，這個聲明是為了重申和改進我們的安全關系，包括在反恐方面進行更多的合作。日本在地鐵遭到沙林毒氣攻擊后，迫切希望在反恐方面與我們合作。美國承諾在日本、朝鮮半島和其他東亞地區保持10萬軍隊，同時減少在沖繩島的駐日美軍，由于那里發生的刑事案件涉及到美軍，反對我們駐扎的聲音不斷增強。維護亞洲和平與’穩定事關美國經濟。亞洲人購買了我們一半的出口商品，那些購買力支持了300萬個工作崗位。
離開日本之前，我登上第七艦隊“獨立號”航空母艦視察我們的軍隊，參加了日本天皇和皇后在皇宮為我舉行的盛大國宴，對日本議會做了演講，一邊享用首相的招待午餐，一邊欣賞美國出生的相撲運動員的表演，以及一位杰出的日本爵土樂薩克斯管吹奏者的演奏。
為了提升美日關系的重要性，我任命前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為駐日大使。他的聲望和處理難題的技巧向日本清楚地傳遞了這么一個信息，那就是他們對于美國來說非常重要。我們飛到俄羅斯的圣彼得堡。4月19日，正好是俄克拉何馬爆炸案發生一周年，艾爾·戈爾前往俄克拉何馬代表政府發表講話，我則在訪問俄羅斯軍隊的一個公墓時提到了這件事。我準備和鮑里斯·葉利欽及七大工業國領導人就核安全問題舉行首腦會議。葉利欽建議這次峰會強調我們要堅持《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共同確保核武器和核材料的安全并銷毀它們。我們還同意改善核電站的安全，停止在大洋里傾倒核廢料，幫助烏克蘭總統列昂尼德·庫奇馬在四年內關閉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那次悲劇事件發生十年后，它仍在運轉。
24日，我返回美國，但沒有擺脫外交事務。在中東局勢緊張的時刻，黎巴嫩總統埃利亞斯·赫拉維正在白宮。為了對黎巴嫩真主黨從黎巴嫩南部接二連三向以色列發射卡秋莎火箭炮彈做出反應，西蒙·佩雷斯已命令進行報復性還擊，打死了很多平民。我對黎巴嫩很同情；它夾在以色列和敘利亞的沖突中間，到處是恐怖分子的特工。我重申美國堅持聯合國安理會第425號決議，要求黎巴嫩獲得真正的獨立。
中東的消息不是都那么糟。在我會見黎巴嫩總統的時候，亞西爾·阿拉法特勸說巴解組織執行委員會修改憲章，承認以色列存在的權利，這個政策的轉變對以色列人來說非常重要。兩天后，沃倫·克里斯托弗和我們的中東特使丹尼斯·羅斯促使以色列、黎巴嫩和敘利亞通過一項協議來結束黎巴嫩危機，讓我們重新回到了和平事業中來。
月底，西蒙·佩雷斯來訪，與我簽署了一項反恐合作協定，這項協定包括為雙方的合作提供5000萬美元，減少以色列遭自殺性爆炸事件襲擊的薄弱環節，這類襲擊近來已造成嚴重破壞，令人痛心。
一周以前，我簽署國會最終通過的反恐立法，俄克拉何馬爆炸案發生已整整一年。法案最后得到兩黨強有力的支持是因為法案中刪除了一些條款。那些條款要求在黑色無煙火藥中放置能被追蹤的標記，而且，另外要求賦予聯邦當局對恐怖疑犯隨時進行竊聽的權力，這一做法早就被用來對付有組織的犯罪分子。法案給了我們更多的手段和資源來防止恐怖襲擊，瓦解恐怖組織，加強對生化武器的控制。國會還同意讓我們在塑膠炸彈中放置可以辨別炸彈種類的化學標志物，而旦允許今后在沒有明確禁用的其他炸藥中也這么做。
4月的白水世界又有趣起來。2日，肯尼斯·斯塔爾代表四大煙草公司出現在新奧爾良的聯邦第五上訴法院，這些煙草公司和我的政府進行了激烈爭論，主要是圍繞他們向青少年銷售香煙的做法，以及食品與藥品管理局在阻止他們的做法時有多大權力。在從事有利可圖的法律工作中，斯塔爾看不到任何利益沖突，并從我的對手那里得到很多報酬。《今日美國報》已經揭露，斯塔爾為我反對的威斯康星州教育券計劃出庭辯護時，他的報酬不是由州支付的，而是由極其保守的布拉德利基金會支付。斯塔爾正在調查債務重整信托公司，了解它對我們的原告L·瓊·劉易斯行為的調查，而債務重整信托公司和他的律師事務所正在談判解決一個訴訟案，前者起訴他的律師事務所在代表一家破產了的丹佛儲貸機構時失職。當然，斯塔爾已答應到電視上為葆拉·瓊斯的訴訟辯護。白水事件獨立檢察官羅伯特·菲斯克已被免職，依據的是一個站不住腳的說法：珍妮特·雷諾對他的任命造成了利益沖突。現在我們有了一個真正有利益沖突的檢察官。
正如我所言，斯塔爾和他的盟友在國會和聯邦法庭上創造了“利益沖突”的一個新定義：任何人只要表現出一點對我和希拉里的好感或者像菲斯克那樣公正對待我們，就肯定有沖突。肯尼斯·斯塔爾那明目張膽的政治與經濟利益沖突和它們所反映出來的他對我的極端偏見，絲毫都沒有質疑他無限地、不負責任地對我們和其他許多無辜的人進行追查的權力。
斯塔爾和他的盟友們在利益沖突如何構成上的奇特觀點在他們對待亨利·伍茲法官的做法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亨利，伍茲是一位受尊敬的資深法官，擔忙過聯邦調查局特工，他奉命主持審判吉姆·蓋伊·塔克州長和其他與白水事件毫不相關卻受到斯塔爾的聯邦指控的人。他們卷入了有線電視臺的購買問題。一開始，斯塔爾和塔克都不反對伍茲就這個案件舉行聽證；他是民主黨人，但和州長關系一點也不密切。由于這些指控與白水事件一點聯系都沒有，伍茲法官依據獨立檢察官法斷定斯塔爾超越了權限，于是他取消了這些指控。
斯塔爾就伍茲的決定向聯邦第八上訴法院提起上訴，他以偏見為由要求把伍茲法官從案件中撤換出來。上訴法院參與聽證的陪審員都是由里根和布什任命的保守派共和黨人。首席法官帕斯科·鮑曼的右翼政治堪比戴維，森特爾。法庭甚至沒給伍茲法官一個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就推翻他的決定，重申指控，還把他踢出了這個案件，他們依據的不是法庭記錄，而是報紙和雜志上的批評伍茲的文章。其中一篇充滿了錯誤指控的文章是由吉姆·約翰遜法官撰寫的，發表在右翼報紙《華盛頓時報》上。判決后，伍茲指出，他是美國歷史上惟一依據報紙文章被排除出案件的法官。另一位有膽識的辯護律師向第八上訴法院起訴，援引伍茲的先例，要求開除一位審判法官，另一個意識形態不那么強烈的陪審團拒絕了這個要求，并批評對伍茲的判決，認為這是史無前例的，也是不正確的。這當然是不正確的，不過對白水事件來說，存在著不同的規則。
4月17日，即便《紐約時報》也無法再容忍，因為斯塔爾拒絕“擺脫他自己政治上與金融上的包袱”，《紐約時報》認為斯塔爾“公然對他的利益沖突問題視而不見，對美國人民賦予的特殊義務漠不關心”，《紐約時報》說，斯塔爾應該下臺。我無法否認這個老大黨的報紙還有良心；他們不想把希拉里和我交給．一個只會誹謗的暴徒。其他報道白水事件的媒體在這個問題上保持沉默。
4月28日，在白水事件中的另一次審判中我提供了四個半小時的錄像證詞。這一次，斯塔爾指控吉姆、蘇珊·麥克道戈爾夫婦和吉姆·蓋伊·塔克從麥迪遜儲貸銀行和中小企業管理局盜用資金。貸款雖然沒有償還，但檢察官對被告打算償還貸款沒有什么異議；他們受到犯罪指控是因為這筆借款被挪用到貸款申請書沒有闡明的用途上了。審判與白水事件、希拉里或我都沒關系。我這里提到它是因為戴維·黑爾把我拖了進去。他從中小企業管理局詐騙了數百萬美元，希望通過和斯塔爾合作得到減刑。在他的證詞里，黑爾重復了他的指控，說我逼他向麥克道戈爾夫婦貸款30萬美元。
我證實黑爾敘述的我倆之間的談話是假的，而且我不知道導致這些指控的各方之間有什么交易。辯護律師認為一旦陪審團知道黑爾對我在他與麥克道戈爾夫婦和塔克之間的交易中所發揮的作用問題上撒謊，他的整個證詞都會受到損害，檢察官提出的案件將會不成立，而被告也不再需要作證。這個策略有兩大困難。首先，吉姆·麥克道戈爾沒有聽從各方建議，堅持為自己辯護作證。1990年，在先前麥迪遜儲貸銀行破產的一次審判中他就是這么做的，他被宣告無罪。但從那之后，他的狂躁憂郁癥加重了，許多觀察家說，他那散漫而無頭緒的法庭陳述不僅害了自己，還害了蘇珊和吉姆·蓋伊·塔克，但是，甚至在麥克道戈爾無意中傷害到他們時，他倆都沒為自己辯護作證。
另一個問題是，陪審團沒有掌握戴維·黑爾與我的政治敵人之間聯系的所有事實；它們中的一些還不為人所知，其他一些則被法官判定為不被承認的證據。陪審團并不知道黑爾從一個叫做“阿肯色計劃”的秘密項目中得到了錢和支持。
“阿肯色計劃”是由極端保守的匹茲堡億萬富翁理查德·梅隆·斯凱夫資助的，他還把資金投入《美國觀察家》，資助撰寫關于希拉里和我的負面故事。比如，這一計劃支付一位前任州警一萬美元，用于編撰滑稽故事，譴責我進行毒品走私。斯凱夫的人還與紐特·金里奇的盟友密切合作。戴維·布羅克為《美國觀察家》撰文，寫的是兩名阿肯色州警，說他們曾為我拉皮條，布羅克不僅收到雜志的報酬，而且從芝加哥商人彼得·史密斯那里收到秘密酬金，彼得·史密斯是金里奇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的金融主席。
“阿肯色計劃”的大多數努力都是圍繞戴維·黑爾進行的。這個計劃通過法官吉姆·約翰遜的前任助理帕克·多齊爾，在溫泉城外多齊爾的誘餌工作室為黑爾建了一個避難所，黑爾和斯塔爾通力合作，多齊爾則給黑爾現金，讓他使用他的汽車和釣魚船。這時候，黑爾還得到特德·奧爾森免費的法律建議，奧爾森是斯塔爾的朋友，是“阿肯色計劃”和《美國觀察家》雜志的律師。后來，在參議院一次聽證會中，他對自己在“阿肯色計劃”中的所作所為供認不諱，之后奧爾森成為喬治·w．布什總統的司法部副部長。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陪審團判定三位受到多項指控的被告有罪。結案時，獨立檢察官辦公室的首席公訴人故意聲明，我沒有“受到審判”，而且“沒有錯誤行為指控”直接指向我。但現在斯塔爾已經得到他想得到的：這三個人為了避免被判入獄，在他的壓力下，會給他提供一些可以損害到我們的東西。由于沒有什么可以說的，我一點都不著急，不過斯塔爾用那么漫長的時間去做這件事，花掉了納稅人那么多錢，我感到很遺憾，也對阿肯色州許多無辜受牽連的人感到遺憾，他們最大的罪過就是在我成為總統之前已經認識希拉里和我。
我對陪審團的裁決還有一些嚴重的疑慮。吉姆·麥克道戈爾的精神病已經加重，以至于他沒辦法站在陪審團面前，更不用說作證了。我覺得蘇珊·麥克道戈爾和吉姆·蓋伊·塔克之所被判有罪，只是因為受困于吉姆·麥克道戈爾越來越糟的精神狀態，以及戴維·黑爾不顧一切地想救自己的舉動。
5月在立法戰線上相對比較平靜，這讓我可以在幾個州組織競選活動，享受作為總統的一些禮儀性職責，包括給葛培理授予一枚國會金質獎章，維塔電視公司一年二度的表演音樂會在白宮的南草坪舉行，主角是阿隆·尼維爾和琳達·龍斯塔特，還有希臘總統康斯坦丁諾斯·斯迪法諾普洛斯對美國的國事訪問。當我們遇到高風險的內政外交問題時，我經常很難充分放松來完全享受這些事情。
5月15日，我宣布了最新一輪社區治安撥款，它讓我們增加了我承諾的10萬名新警察中的4．3萬人。同一天，鮑勃·多爾宣布從參議院辭職，全力競選總統。他打電話告訴我這一決定，我祝他好運。對他來說，這是惟一合理的道路；他沒有時間既和我競選又充當多數黨領袖，參眾兩院的共和黨人在預算和其他問題上的立場正在損害他的總統競選。
第二天我呼吁在全球禁止殺傷性的地雷。全球約有一億顆地雷，大多是過去戰爭時期的遺留物，它們埋在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地下。許多地雷在那里已有幾十年，但仍能致人死命；地雷導致每年2．5萬人死亡或殘廢。它們對人，尤其是對安哥拉和柬埔寨的孩子的傷害是可怕的。波斯尼亞也有許多地冒；我們軍隊惟一的傷亡事件就是一位陸軍軍士去挖一顆地雷時被炸死。我承諾美國到1四9年為止要銷毀枷萬顆我們堆在那里的非自毀性地雷，并幫助其他國家排雷。不久我們會承擔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排雷費用。
不幸的是，一件本來是維護生命的事件卻被另一場悲劇烙上了印記，我們的海軍行動指揮官、海軍上將邁克，布爾達下午開槍自殺身亡。布爾達從士兵一路晉升到海軍最高職位。他自殺的起因是新聞媒體的報道指控他軍裝上佩戴的兩條越戰綬帶不是他應得的。事實還沒有澄清，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降低他的聲望，因為這種聲望來自長期以來對這份職業的投入，來自出色的服役和顯而易見的勇氣。像文斯·福斯特一樣，從來沒人質疑過他的榮譽和誠實。告訴你你不勝任工作和告訴你你毫無價值之間是有很大差別的。
5月中旬，我簽署法令，重新批準《賴安·懷特關懷法》，這項法令給攜帶艾滋病病毒者或艾滋病患者在獲得醫療和幫助方面提供經費。艾滋病已是25歲到44歲美國人死亡的首要原因了。現在我們把經費從1993年的水平增加了一倍，用于照顧艾滋病患者，根據這一法令，90萬攜帶艾滋病病毒的人已有1／3受到幫助。
同一周，我還簽署了一項法案，稱為《梅甘法》。它是以一個女孩的名字命名的，她遭到一名性侵犯者的殺害，這項立法賦予各州可以通知社區有兇暴性侵犯者出現的權力；多項研究表明，這些人很少恢復常態。
儀式過后，我飛到密蘇里州與迪克·格普哈特一起競選。我真的很欽佩格普哈特，他工作勤奮精干、心地善良，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小20歲。雖然他是眾議院民主黨領導人，但周末他定期回家，回到街坊鄰居那里，敲開支持者的門與他們交談。迪克經常會給我列出一系列希望我為他的選區做的事情。許多議員不時向我要這要那，惟一一個定期給我打印一份“要做的事情”的單子的人是參議員特德·肯尼迪。
月底，我宣布退伍軍人管理局將對患有癌癥、肝功能紊亂和何杰金病等一系列嚴重疾病的越戰老兵進行補償，這些疾病都與暴露在落葉劑下有關系，越戰老兵、參議員約翰·克里和約翰·麥凱恩，以及已故的海軍上將馬德·朱姆沃爾特都曾長期為這項事業奔走。
5月29日，我觀看以色列的大選結果一直到半夜。這真是一場扣人心弦的大選，比比·內塔尼亞胡僅以不足1％的選票優勢擊敗西蒙·佩雷斯。佩雷斯贏得了阿拉伯人的大多數選票，但內塔尼亞胡贏得的猶太人的選票足以擊敗佩雷斯，因為猶太人占了選民人數的90％以上。他能夠贏得他們的支持，是因為他承諾對恐怖主義更加強硬，減慢和平進程，他用了美國式的宣傳廣告，用于攻擊佩雷斯的一些廣告的制作得到來自紐約的共和黨媒體顧問的幫助。直到競選臨近尾聲時，佩雷斯一直拒絕他的支持者讓他對這些宣傳作出回應的要求，而那時一切都太遲了。我認為西蒙作為總理工作出色，而且他把整個生命都獻給了以色列這個國家，但在1996年，內塔尼亞胡以較小的優勢證明自己是一名更好的政治家。我急切地想做出判斷，他是否可以與我合作，我們該怎樣合作，一起讓中東和平進程繼續向前。
6月，圍繞總統大選，我關注兩件事情，教育和當時席卷全國的焚燒黑人教堂的惱人事件。在普林斯頓大學開學典禮上，我列出了一個計劃，為所有美國人開放大學校門，至少讓兩年制大學像高中一樣普遍存在：仿照佐治亞州1500美元（社區大學的平均學費）的希望獎學金，對兩年制高等教育實行課稅扣除；給所有兩年以上的高等教育每年減稅1萬美元；給每個高中畢業班最好的5％學生提供1000美元獎學金；提供資金把大學半工半讀的職位從707萬增加到100萬；每年增加給低收人家庭學生的佩爾助學金。
中旬，我去位于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的格羅弗一克利夫蘭高中，支持社區宵禁計劃，這是幾個全國性計劃之一，在平時上學期間的晚上特定的時間里，要求年輕人待在家里；這么做使犯罪減少了，學生的學習成績提高了。我還推行要求中小學生穿校服的政策。幾乎毫無例外，在要求學生穿校服的學區，就學率提高了，暴力事件減少了，學習改善了。窮學生和富學生之間的區別也減小了。
我的一些批評者嘲笑我強調他們所謂的“小節”問題，比如宵禁、校服、個性教育計劃、V芯片，說它們都是政治，這反映出我在共和黨國會無法通過大計劃。那是不準確的。那時候，我們也在實施我任期頭兩年通過的針對教育和犯罪問題的大型計劃，我另外還有一個主要的教育計劃要向國會提出。但我知道聯邦的錢和法令只能給美國人提供讓他們生活得更好的工具；真正的變化必須在基層由公民來實現。一定程度上就像我們推行校服計劃的結果，越來越多的學區實行這一政策，結果是積極的。
6月12日，我在南卡羅來納州的格里利維爾參加一個新建的錫安山非裔衛理公會主教派教堂落成儀式，這個教區的老教堂被燒毀了。不到一周前，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的一個教堂成為過去18個月中被焚燒的第30座黑人教堂。整個美國的黑人社區一片騷動，期待我做些什么。我推動兩黨立法，讓聯邦公訴人更容易懲罰那些焚燒禱告用房的人，承諾給予聯邦貸款擔保來給重建工作提供低利率貸款。焚燒教堂的事件似乎在彼此呼應，就像1992年爆發的破壞猶太教堂的事件。它們與某個陰謀無關，是心靈上的傳染病引起的，是那些與眾不同者的仇恨引起的。
這時候，我還不得不承認我的白宮工作中有一個嚴重問題，以致我感到它是我政府中的第一大問題，足以受到獨立調查。
6月初，新聞報道說，三年前，也就是1993年，我的白宮人事安全辦公室已經從聯邦調查局得到成千上萬份聯邦調查局的文件摘要，簡要介紹了那些被禁止進入布什和里根政府工作的人的情況。由于以前的安全檔案在布什政府結束時已被帶到布什圖書館儲存，該辦公室在試圖建立當前的白宮雇員的安全檔案時，得到了這些文件。白宮并沒有處理聯邦調查局關于共和黨人的秘密報告的權利。當我聽說這件事時非常氣憤。
46（下）
6月9日，列昂·帕內塔和我就這一意外事件進行道歉。一周內，路易斯·弗里宣布，聯邦調查局錯誤地把408份檔案轉交給了白宮。幾天后，珍妮特·雷諾要求肯·斯塔爾調查這個檔案事件。2000年，獨立檢察官辦公室發現這個意外只是一個錯誤。白宮沒有采取任何形式的政治間諜活動——特工處給人事安全辦公室一份過時的白宮雇員名單，上面包括共和黨人的名字，這就是那份送往白宮的名單。
6月下旬，在納什維爾舉行了一年一度的戈爾家庭會議，我呼吁延長家庭休假法，讓人們每年有34個小時或再多三個工作日，來參加他們孩子學校的家長會，或帶他們的孩子、配偶或父母接受常規的醫療檢查。
在工作和家庭之間尋求平衡是我心頭的負擔，因為這個問題會給白宮造成很大損失。比爾·高爾斯頓是國內政策委員會一位有才氣的工作人員，我第一次認識他是通過民主黨領袖委員會。他總是持續不斷地有好主意，最近他辭職了，為的是能有更多時間和十歲的兒子在一起。"我的孩子不斷問我在哪里。你可以有其他人來干這項工作；但沒有其他人能做那項工作。我必須回家。"
我的辦公廳副主任厄斯金·鮑爾斯是我的密友兼高爾夫球友。他是一位極好的經理，是我們同商界之間最好的聯絡員，他也要回家了。他的妻子克蘭多爾是希拉里在韋爾斯利的同學，經營著一家很大的紡織廠，經常出差。兩個孩子在上大學；最小的一個正要進人高中畢業班。厄斯金告訴我，他熱愛自己的工作，"但我的孩子在高中最后一年不能一個人留在家里。我一點不想讓他去懷疑，對父母來說他是否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我要回家了"。
我尊重并同意比爾和厄斯金做出的決定，讓我欣慰的是，我和希拉里在白宮生活和工作，因此我們不需要花很長時間在上下班路上奔波，而且至少我們中的一個人幾乎總是與切爾西一起用餐，無論是晚上還是早上她起床后。但我工作人員的經歷使我認識到這么一個事實，太多的美國人，從事不同的工作，掙著不同的薪水，每天去工作時想起自己因為工作而忽視了孩子，他們覺得很沮喪。美國沒有像其他富裕國家一樣來幫助人們平衡家庭和工作，而我想改變那一切。
不幸的是，國會的共和黨多數派反對把任何新規定強加給雇主。一個年輕男孩最近與我聯系，給我講了一個笑話。他說："一旦你成為總統，你很難找到一個你可以在公共場合說的笑話。"這里就有一個："作為總統，與這樣的國會站在一起，就像站在一塊墓地的中央。你的下面有許多人，但沒有人在聽。"他是一個聰明的孩子。
月底，我準備前往法國里昂，參加每年舉行的七大工業國會議，這次會議主要針對恐怖主義。不久前恐怖分子駕駛一輛攜帶著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彈的卡車，撞上了沙特阿拉伯達蘭的霍巴塔軍營外面的安全屏障，19名空軍人員被炸死，幾乎3印名美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被炸傷。當一名美國巡邏兵靠近卡車時，車上兩個人跑了，炸彈爆炸。我派了一個由40多名調查員和法醫專家組成的聯邦調查局小組與沙特當局攜手合作。法赫德國王打電話給我表示他的慰問和聲援，承諾他的政府有義務抓獲并懲罰那些炸死我們空軍人員的人。最終，沙特阿拉伯將處死那些它認定要對襲擊事件負責的人。
海灣戰爭后，沙特允許我們建立基地，希望美軍在海灣"提前駐扎"可以威懾薩達姆·侯賽因，防止他發動進一步侵略，而且在威懾失敗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做出快速反應。目的達到了，但這個基地讓我們的軍隊更容易受到這個地區恐怖分子的襲擊。霍巴的安全規定顯然不夠；因為我們的人和沙特都低估了恐怖分子的能力，沒想到他們能造出那么有威力的炸彈，這輛卡車才能那么靠近營區。我任命前美軍特別行動司令部司令韋恩，唐寧將軍領導一個委員全．這個委員會將就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措施以進一步確保海外駐軍的安全提出建議。
我們在準備七大工業國首腦會議，我讓助手草擬一些提議，如何讓國際社會在打擊全球恐怖主義的問題上更有效地合作。在里昂，領導人同意了40多條建議，包括加快對恐怖分子的引渡和起訴，進一步控制支持他們暴力行為的資金來源，改善我們的國內防御，盡量限制恐怖分子擁有高科技通信設備。
到1996年，我的政府已按照一項反恐策略運作，這個策略主要著眼于防止嚴重意外事件發生，通過國際合作來抓獲和懲罰恐怖分子，阻斷恐怖組織的經費流動和通信，切斷獲得大規模殺傷；陛武器的渠道，對那些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實行孤立政策和制裁。1986年里根總統對利比亞的轟炸襲擊和我在1993年下令對伊拉克情報總部的攻擊，都證明美國的力量可以威懾那些直接使用恐怖手段對抗我們的國家；這兩個國家都不想再遭受一次那樣的襲擊。但是，要偵破一個非政府的恐怖組織更為困難；對國家有效的軍事和經濟壓力手段用在恐怖組織身上不是那么容易。
這一策略已贏得了許多勝利——我們已多次防止了有預謀的恐怖襲擊，包括轟炸荷蘭和紐約林肯隧道以及炸毀從菲律賓飛往美國的幾架飛機的企圖，我們還把恐怖分子從全世界帶回美國受審。另一方面，恐怖不僅僅是一種有組織的國際犯罪形式；因為它們都宣揚自己的政治目的，恐怖組織經常得到國家的資助和民眾的支持。此外，追查到恐怖組織網絡的最深層會引出困難和危險的問題，正如伊朗支持恐怖分子的可能性被提出來后霍巴塔調查所面臨的那樣。即便我們對襲擊有很好的防御，法律的實施是否是對付恐怖分子的一個足夠充分的進攻性策略？如果不是，是否更多依靠軍事方式會更有效？1996年中期，顯然我們在如何應付針對國內外美國人進行的襲擊上還沒有得到全部答案，在未來幾年，這個問題還將伴隨著我們。
夏天開始的時候，國內外都有些好消息。6月3日，鮑里斯·葉利欽被迫和極端民族主義者根納季·久加諾夫進行最后的決勝選舉。第一次選舉結果很接近，但鮑里斯還是巧妙地贏得了最后的競選。他在全國11個時區展開了猛烈的競選攻勢，其中也包括美國式的競選活動和電視宣傳。大選是正式批準葉利欽領導人民爭取民主，實現經濟現代化，并向西方伸出手去。俄羅斯仍有許多問題，但我認為它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美國國內的事情也正朝著正確方向前進，失業率已降到5．3％，新增了1000萬個工作，第一季度的經濟增長率達到4．2％，財政赤字已下降到我上任時的一半不到。工資也在增加。第二天，股市跌了"5點，讓我不得不再次奚落鮑勃·魯賓，當普通美國人表現很不錯的時候，華爾街卻是如此憎恨。事實上，事情比那要復雜得多。證券市場是關于未來的；當情況真的很好時，投資者傾向于認為它們將會變得糟糕。不久他們改變了主意，市場又恢復了向上的運動。
6月17日，環球航空公司800航班在長島附近爆炸，約230名乘客遇難。那時候每個人都錯誤地認為那是一次恐怖襲擊；有些人推測飛機是被從長島海灣的一艘船上發射的火箭擊落的。雖然我小心謹慎地不那么急著下結論，但顯然我們不得不加強我們的飛行安全。
希拉里和我去了紐約的杰梅卡，會見了一些遇難者家屬，我宣布了一些新措施以加強空中旅行安全。我們從1993年就開始著手處理這個問題，提議改進空中交通控制系統；增加450多名安全檢查員，頒布統一的安全標準；試驗新的高科技炸彈探測儀。現在我說，在國內外航線，我們將通過人工方式檢查更多的行李，搜查更多的箱包。我還讓艾爾·戈爾領導一個委員會來檢查航空安全和空中交通控制系統，并在45天內向我報告。
爆炸事件發生十天后，一起毫無爭議的恐怖事件發生了，一枚管狀炸彈在亞特蘭大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爆炸，炸死兩人。希拉里和我參加了開幕式，穆罕默德·阿里點燃了奧運圣火。希拉里和切爾西喜歡奧林匹克運動會，她們花了比我更多的時間參加一些活動，但我訪問了美國隊以及從其他國家來的運動員。愛爾蘭、克羅地亞、巴勒斯坦的運動員就美國幫助他們的祖國獲得和平向我表示感謝。朝鮮和韓國的奧運選手在餐廳里坐在鄰接的桌子上，相互交談。奧林匹克象征著處于最佳狀態的世界，讓人們跨越古老的分界線走到一起。管狀炸彈是由當地的一個恐怖分子埋下的，他還沒有被逮捕。這一事件提醒我們，開放和合作的力量多么脆弱，它遭到反對，反對者不接受建設一體化全球社區所需的價值觀和規則。
8月5日，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我詳細分析了恐怖主義會如何影響我們的未來，我說，它已經成為"平等機會的毀滅者，而且沒有國界"。我概述了我們正采取的措施，我們正在與"我們這一代人的敵人"斗爭，如果我們保持自信和我們作為世界"不可缺少的和平與自由力量"領導者的地位，我們將會取得勝利。
8月的其他時間都在忙著簽署法案，參加黨內大會，白水事件也出現了積極進展。隨著大選臨近和預算戰至少暫時得到解決，兩黨的國會成員都渴望給美國人民提供證據，說明兩黨共同取得的進步。結果，他們制定了許多進步的立法，這些都是白宮曾為之斗爭的。我簽署了《食品質量保護法》，加強防范有害殺蟲劑對蔬菜、水果和谷物損害的污染；簽署了《安全飲用水法》；減少污染，在發現似隱孢菌素造成飲用水污染導致的死亡和疾病之后，我們提供100億美元貸款改善城市供水系統；每小時最低工資增加90美分的法案，在小企業進行新設備投資和雇用新雇員時減免稅收，通過一個新的401（K）計劃，讓小企業更容易給它們的員工提供養老金計劃；提供一個新的激勵措施，給收養孩子的人提供5000美元課稅扣除，收養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則提供6000美元，這是希拉里覺得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這個月的最后一周，我簽署了肯尼迪一卡斯鮑姆法案，它幫助了成千上萬的人，讓他們在更換工作時可以帶走自己的醫療保險，同時禁止保險公司因早已存在的健康問題拒絕受理保險。我還宣布了食品與藥品管理局保護年輕人免受煙草危害的最后一條措施。它要求年輕人在購買香煙時提供身份證明，證實他們的年齡，并大大限制煙草公司的廣告宣傳和自動賣煙機的放置。我們在煙草業樹了一些敵，但我覺得這樣的努力可以挽救一些人的生命。
8月22日，我簽署了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福利改革法案，它得到兩院兩黨70％議員的一致支持。不像被我否決的兩個法案，新立法保留了聯邦對醫療保健和食品援助的保證，把聯邦對兒童看護的補助增加了40％，達到140億羹元，包括我希望更嚴格執行兒童撫養的措施，并且允許每個州把每個月支付福利費轉換成工資補貼，以激勵雇主雇用接受福利的人。
大多數為窮人和合法移民呼吁的人，以及我內閣中的幾個人，仍反對這個法案，希望我否決它，因為它結束了聯邦政府每個月保證給福利接受者發放固定福利的承諾，為享受福利設置了一個五年的期限，減少了整個食品券計劃的開支，不再為低收入合法移民提供食品券和醫療保健。我同意最后兩條反對意見；對合法移民的打擊尤其嚴重，而且我認為不怎么合理。在我簽署法令后不久，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兩位高級官員瑪麗，喬·貝恩和彼得·埃德爾曼辭職，以示抗議。他們離職時，我對他們的工作和堅持信仰的做法表示贊揚。
我決定簽署這一立法，因為我認為它是美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所能得到的改變福利制度激勵機制的最好機會，從依賴轉為通過工作獲得力量。為了在最大程度上確保成功，我讓在建立美國服務隊工作中表現出色的埃里，西格爾籌建工作伙伴福利組織，招募那些愿意雇用福利接受者的雇主。最終，參與這一組織的兩萬個公司將雇用超過100萬擺脫福利的人。
簽字儀式上，幾位早先接受過福利的人為這個法案說好話。他們中的一位是來自阿肯色州的莉莉，哈丁。十年前，她給我的州長同事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說，離開福利去工作的最大好處是："當我的兒子去學校，他們問他'你媽靠什么為生？'時，他能有一個回答。"在接下來的四年里，福利改革的結果會證明莉莉·哈丁是正確的。當我離開白宮時，福利領取名單上的人已從1410萬下降到580萬，減少了60％；貧困孩子已減少了25％，達到1979年以來的最低點。
簽署福利改革法案是我任內最重要的決定之一。我花了總統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試圖讓人民從福利轉到工作，結束"我們所知道的"那種福利，這是我在'1992年大選中的一個核心承諾。雖然我們通過給大多數州授予棄權聲明書放棄現有體制，從而進行福利改革，但美國還是需要這樣的立法來改變資助窮人的重點，讓他們從依賴福利支票到通過工作獲得獨立。
中旬，共和黨在圣迭戈召開全國大會，提名鮑勃·多爾為總統候選人，提名他選中的前任紐約州議員，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部長，水牛城比爾隊明星四分衛杰克·肯普為副總統候選人。肯普是個很有趣的人，信奉自由市場的保守主義者，真正致力于為窮人帶來經濟機會，對四面八方的新觀點持開放姿態。我認為他會是多爾競選的寶貴資源。
共和黨人并沒有一開場就采用許多右翼的花言巧語，像在1992年大會上那樣犯下錯誤。核心人物是柯林·鮑威爾、參議員凱·貝利·哈奇森、眾議員蘇珊·莫利納里和參議員約翰·麥凱恩，他們在美國人面前表現出更溫和、積極、向前看的形象。伊麗莎白，多爾為她的丈夫發表了一場感人且效果不錯的提名演說，她離開講壇，用對話的方式走到代表中間講話。多爾的演講也不錯，強調自己一生的責任、他的減稅以及他對傳統美國價值觀的支持。他嘲笑我是嬰兒潮一代，屬于"從來沒有長大，從不做任何實事，從不做出犧牲，從不愿遭受災難，從來也不學習的精英"。他承諾要建造一座橋梁，回到過去"穩健、充滿信念和自信地行動"的美好時光。多爾還猛烈抨擊希拉里寫的書的主題，即"同村協力"撫養一個孩子，說共和黨人認為是父母撫養了孩子，而民主黨人認為政府應該承擔這項工作。多爾的攻擊并不尖銳，幾周后我和希拉里將會有機會回應他。
當共和黨人在圣迭戈的時候，我們一家第二次去了懷俄明州的杰克遜谷地。這一次我正在完成一本薄書《在希望與歷史之間》，這本書強調了我第一個任期的政策，它通過那些受到這些政策積極影響的美國人的故事，表達了我在未來四年將帶領我們國家前進的方向。
8月12日，我們回到黃石國家公園，在那里有我們這次度假中惟一的公事，我簽署了一項協定，停止在公園旁的地產上按計劃開挖金礦。協定的簽署是礦業公司、公民組織、國會成員和由凱蒂·麥金蒂領導的白宮環保小組共同合作的結果。
18日，希拉里、切爾西和我在紐約市的城市電臺音樂廳參加盛大晚會，慶祝我的50歲生日。隨后，我悲痛地了解到那架為我們運送裝備的飛機，從懷俄明我們的停留地飛回華盛頓途中墜毀，機上九人全部遇難。
第二天，我們去了田納西州，與艾爾和蒂珀·戈爾夫婦會合。在那里我們幫助重建了兩個鄉村教堂，分別屬于白人和黑人，它們在最近的焚燒教堂事件中被毀，我們以此慶祝蒂珀和我的生日。
在這個月最后一周，國家的注意力轉向在芝加哥召開的民主黨全國大會。此時，彼得，奈特擔任主席的競選班子組織得非常好，它通過道格·索斯尼克和哈羅德·伊克斯這兩位負責我們全國大會組織工作的人與白宮密切合作。去芝加哥讓我感到興奮，因為那是希拉里的故鄉，對我取得1992年的大選勝利起了至關重要的重用，它也很好地響應了我在教育、經濟發展和控制犯罪方面提出的許多重要計劃。
8月25日，在西弗吉尼亞的亨廷頓，切爾西和我開始了為期四天的火車旅行，目的地是芝加哥。大會開幕時；希拉里已先我們到達了。我們租了一輛很不錯的老式火車，起名為"21世紀特快列車"，通過肯塔基、俄亥俄、密歇根和印第安納到達芝加哥。沿途我們停留了15次，路過小鎮時，我們減慢速度，我向聚集在鐵軌兩邊的人揮手。從人群的興奮程度我可以感到火車與美國人民聯系在一起了，正如我在1992年乘坐巴士旅行一樣，從人們臉上的表情我可以看到他們覺得這個國家和他們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了。當我們在密歇根的懷恩多特停留參加一個教育活動時，兩個孩子通過朗讀《全能的小引擎》來給我做介紹。這本書和他們熱情的朗讀記錄下了美國天生的樂觀主義和自信的回歸。
在停留的許多地方，我們都捎上那些想參與下一階段旅程的朋友、支持者和地方官員。我尤其喜歡與切爾西一起輕松旅行，我們站在最后一節車廂，向人們揮手，無話不談。我們的關系像過去一樣親密，但是她在變化，已經長成一個成熟的年輕女孩，有自己的意見和興趣。我越來越發現自己對她看待世界的方式感到驚奇。
我們的代表大會在26日開幕，出席大會的有吉姆和薩拉·布雷迪夫婦，他們感謝民主黨人對布雷迪法案的支持，還有克里斯托弗·里夫，他是一名演員，申從馬背上跌落而癱瘓，他勇敢地為康復而斗爭，倡導對脊髓損傷進行更多的研究，他的精神已經鼓舞了這個國家。
在我發表演說那天，我們的大選受到新聞報道干擾，報道說迪克·莫里斯在華盛頓為我工作的時候，經常在酒店與一名妓女混在一起。迪克辭去了在大選中的工作，我發表聲明，說他是我的朋友，一個極優秀的政治策略家，在過去兩年內做了許多"無價的工作"。他的離去讓我很遺憾，但顯然他處在極大的壓力下，他需要時間解決問題。我知道迪克能很快恢復狀態，覺得他肯定會很快返回政治舞臺。
因為有業績支撐，我很容易發表接受提名的演說：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綜合起來是28年來最低的；1000萬個新工作；1000萬人的最低工資增加了；2500萬美國人獲益于肯尼迪一卡斯鮑姆法案；1500萬工作的美國人獲得減稅；1200萬美國人享受了家庭休假法帶來的好處；1000萬學生通過"直接學生貸款計劃"存錢；4000萬工人得到更多的退休金保障。
我指出，我們正朝著正確方向前進，我提到了鮑勃·多爾在圣迭戈的演講，說："從各方面說，我們不需要建造一座與過去相接的橋梁；我們需要建造一座與來來相接的橋梁……讓我們下定決心建造一座通向21世紀的橋梁。""通向21世紀的橋梁"成為大選和隨后四年的主題。
盡管以往的業績很好，我知道所有選舉都是關于未來的，因而我列出了自己的待辦事項：更高的學校標準和普遍享有進大學的機會；平衡的預算以保護醫療保健、教育和環境；通過有針對性的稅收裁減支持房產權、長期看護、大學教育和孩子撫養；讓接受福利的人有更多的工作機會，增加對貧困的城市和鄉村地區的投資；制定一些新計劃與犯罪和毒品做斗爭，清潔環境。
我知道如果美國人民把選舉看成在建造連接過去的橋梁和建造通向未來甲橋梁之間的一種選擇，我們將會贏得選舉。鮑勃·多爾無意中給了我1996年苧選的核心主旨。大會閉幕那天，艾爾、蒂珀、希拉里和我坐在巴士里開始了我最后一次大選旅行，從密蘇里州的開普吉拉多開始，州長梅爾·卡納漢——1992年初他就與我在一起了——與我一起通過伊利諾伊州南部和肯塔基州西部，在田納西州與前任州長內德，雷·麥克沃特一起做了幾次停留，他是一個像熊一樣的人，也是惟一一個我聽到喊副總統"阿爾伯特"的人，最后我們的旅程在孟菲斯結束。內德·雷值那么多票，以至于我不在乎他那樣稱呼艾爾或我。
8月，肯尼斯·斯塔爾在他的第一個大案中失敗了，這個案子反映出他和他的工作人員是怎樣不顧一切地想把一些事情歸罪于我。斯塔爾起訴佩里縣銀行的兩位擁有者小赫比·布蘭斯科姆律師和羅布·希爾會計，指控的罪名與我1990年的州長競選有關。
起訴書聲稱，布蘭斯科姆和希爾從他們自己的銀行拿出1．3萬美元用于他們沒有履行的法律和會計服務，為的是償還他們支付的政治捐款。同時他們還指示為他們經營銀行的人不要向美國國內稅務署報告從我的競選賬戶中提取的兩筆每筆超過1萬美金的現金，而根據聯邦法律，他們必須這么做。
起訴書還提到了布魯斯·林賽，他曾是我競選班子的出納，說他是"未被起訴的同謀"，聲稱當布魯斯取錢來支付我們選舉日的"公布你的投票"活動時，他已經懇求銀行的人不要寫應該給稅務局的報告。斯塔爾的人已用指控來威脅布魯斯，但他說他們是虛張聲勢；我們的捐贈及其使用沒有不妥之處，布魯斯沒有讓銀行不按規定撰寫報告的動機；根據阿肯色州選舉法規定，我們必須在三周之內把所有信息公布于眾。由于捐贈和經費的使用是合法的，而且我們的公開報告是準確的，斯塔爾的人知道布魯斯沒有犯罪，因此他們最后誹謗他，稱他是未被起訴的同謀。
對布蘭斯科姆和希爾的指控是錯誤的。首先，他們完全擁有這個銀行；如果他們沒有破壞銀行資金的流動，他們可以把錢取出來，只要他們為此支付收入稅，況且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這次沒這么做。至于第二個指控，法律要求銀行1萬元以上的現金存取必須報告是件好事；它允許政府跟蹤大筆犯罪交易，如洗黑錢或通過毒品交易得來的臟錢。提交政府的報告每三到六個月會被檢查，但不公開。1凹6年中有200次起訴是因為沒有根據法律要求提交報告，但其中僅有20項是沒有報告提錢。所有這些都涉及到某家非法公司不干凈的錢。在斯塔爾出現之前，沒人因為沒有報告合法資金的存取被指控失職。我們的競選經費無疑是干凈的，在大選結束時取出來支付我們給投票人打電話的費用和選舉日前往各投票站的交通費。在大選后三周內，我們已提交要求公布的報告，詳細說明我們花費了多少錢和怎樣花的錢。很簡單，布蘭斯科姆、希爾和林賽沒有動機向政府隱瞞一次合法取現，因為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它將成為一個公開的記錄。
但那沒有能阻止斯塔爾在阿肯色州的副手希克曼·尤因，因為追查我們，他和斯塔爾一樣鬼迷心竅，而且幾乎不會掩飾。他威脅要把尼爾·安利——他曾為布蘭斯科姆和希爾管理銀行，而且負責提交報告——送進監獄，除非他證明布蘭斯科姆、希爾和林賽曾命令他不要那么做，雖然早些時候安利否認后三人有什么不道德行為。這條可憐的小魚，被囚在一張強有力的網中；他改變了口供。最初他被控告犯有五項重罪，安利現在被允許就兩項行為不端答辯。
就像審判麥克道戈爾夫婦和塔克的初期，在被告要求下，我通過錄像方式作證。雖然我們沒有卷入取錢的事，但我可以說，我任命布蘭斯科姆和希爾到州的兩個委員會去工作，并不是以此回報他們對我的競選做出的貢獻。
經過一番激烈的辯護，布蘭斯科姆和希爾被宣告無罪，陪審團在他們是否錯誤報告了從自己銀行取錢的意圖上陷入僵局。讓我感到欣慰的是赫比、羅布和布魯斯·林賽被宜告無罪，但是濫用起訴權來對待他們讓我感到厭惡，我的朋友被迫承擔了巨大的法律費用，納稅人也為這項起訴承擔了令人驚愕的費用，而起因不過是有人從自己的銀行拿出1．3萬美元用做償還金，并且沒有就兩筆合法取出并公布于眾的大選經費提交聯邦報告。
同樣也付出了非經濟的代價：為斯塔爾工作的聯邦調查局特工去了羅布·希爾十多歲兒子的學校，把他拖出教室詢問。他們原可以在他放學后、午餐時或者周末找他談話。然而他們卻羞辱了這個年輕人，希望以此給他父親帶來壓力，讓他透露一些可以損害我的事情，無論是真的還是假的。
審判過后，幾位陪審員對獨立檢查官辦公室火冒三丈，"它在浪費錢……我恨政府在白水事件上浪費更多的錢"；"如果他們想花我納的稅，他們需要更強有力的證據"；"如果有哪些人是無法無天的，那就是獨立檢察官辦公室"。一名自稱"反克林頓"的陪審員說："如果他們再多一點證據，我會更喜歡他們，但他們沒有。"甚至生活在現實世界的保守的共和黨人，也反對白水事件，他們知道獨立檢察官走得太遠了。
斯塔爾對待布蘭斯科姆和希爾如此惡劣，但與他對付蘇珊·麥克道戈爾的手段相比，這只是一次茶會。8月20日，蘇珊被判入獄兩年。斯塔爾的人曾答應把她弄出監獄，條件是她提供一些牽扯到希拉里和我的某種非法活動的情況。對她宣判那天，蘇珊重復從一開始就說過的話——我們中的一個人是否做錯了什么，她對此什么也不知道——她是被傳票傳到大陪審團面前的。她出場了，但拒絕回答公訴人的問題，擔心他們會指控她作偽證，因為她不會說謊，也不會說出他們想聽到的內容。蘇珊·韋伯，賴特法官裁定她藐視法庭，把她送到監獄，讓她無限期地待在那里直到同意與特別公訴人合作為止。她將被監禁18個月，往往要忍受惡劣的環境。
9月開始，大選工作捷報連連。我們的代表大會取得了成功，多爾因為與金里奇和關閉政府有牽連而遭到嚴厲批評。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國家正處于良好的狀態中，選民不再只是看到犯罪、福利、財政責任、外交政策等問題，不再把國防看成共和黨獨占的領域。民意測驗表明有60％的人對我的工作和個人是肯定的，同樣比例的人說，我在白宮讓他們覺得很舒服。
另一方面，由于我在某些文化問題上的立場——如槍支、同性戀、墮胎——還有在煙草問題上的立場（至少在北卡羅來納和肯塔基存在這個問題），我期望自己在美國的某些地方表現得溫和一些。另外，看起來很肯定的是，羅斯，佩羅得到的選票會比1992年更少些，那時候他讓我在一些州很難獲勝，而他從布什總統那里比從我這里得到了更多的選票。不過總而言之，我這一次的狀態更好。整個9月，選舉吸引了大量熱情的人，或"10月的人群"——我這么稱呼他們。近3萬人在靠近格林灣的威斯康星州迪皮爾參加勞動節野炊，掀開了這個月的序幕。
因為總統選舉是由選舉人票數決定的，我想借現在的勢頭新拉幾個州到我們這邊，迫使參議員多爾在通常肯定投共和黨票的州花費時間和金錢。多爾在加州向我們挑戰，他也想讓我遇到同樣的挑戰。在加州的一次投票動議中，人們普遍希望在大學入學的問題上結束贊助性行動計劃，我對此表示反對。多爾在加州圣迭戈主持了老大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對他是有利的。
我的主要目標是佛羅里達。如果我能贏得這個州，并繼續贏得我在1992年贏得的大多數州，選舉就結束了。我已在佛羅里達辛苦了四年：幫助這個州從安德魯颶風中恢復；在那里舉辦了美洲國家首腦會議；宜布美軍南方司令部從巴拿馬搬到邁阿密；恢復埃弗格萊茲沼澤；深入古巴裔美國人社區，自豬灣事件以來，這一做法通常讓共和黨在總統選舉中得到這些社區80％以上的選票。更幸運的是，我在佛羅里達還擁有很好的組織，得到州長勞頓·奇利斯有力的支持，在更保守的佛羅里達中部和北部地區，他與選民關系和諧。這些人喜歡勞頓的部分原因是在他遭到攻擊時，他會反擊。正如他所言，"沒有一個鄉下人喜歡一條不會咬人的狗。"9月初，勞頓和我去了佛羅里達的北部進行競選，對即將退休的國會議員皮特·彼得森表示敬意，他曾在越南當過六年半戰俘，我最近任命他為我們在越戰結束后的首任駐越大使。
這個月余下的大部分時間我花在1992年贏得選舉的州。在西部地區，我還去亞利桑那州競選，這個州自1948年以來還從未在總統選舉中投民主黨的票，但我認為自己可以贏得這個州，因為它有越來越多的西班牙裔人口，而且許多溫和、傳統、保守的投票者對共和黨國會越來越極端的政治感到不舒服。16日，警察聯誼會向我保證支持我。這個組織通常支持共和黨總統，但白宮與他們已合作了四年，在大街上增加了更多的警察，從罪犯手中奪走更多的槍支，還禁止大殺傷性子彈；他們希望再有四年與我進行那樣的合作。
兩天后，我宣布了任職八年中最重要的環保成就之一：在猶他州南部遙遠而又漂亮的紅色巖石地區建立170萬英畝的大階梯一埃斯卡蘭蒂國家名勝古跡區，它包括恐龍化石和古代阿納薩基印第安文明的遺跡。根據1906年《古文物法》，我有權力這么做，它允許總統對極有文化、歷史和科學價值的聯邦土地進行保護。我和艾爾·戈爾站在大峽谷邊緣，宣布這件事，西奧多，羅斯福依據《古文物法》第一個保護的就是這個大峽谷。我的行動非常有必要，以此阻止在此開采的一個大煤礦，煤礦本來可能會根本性地改變這個地區的特征。猶他州的大多數官員和許多希望通過采礦來繁榮經濟的人反對我的做法，但這里的土地是無價的，我認為指定在這里建立名勝古跡區會帶來旅游業的收入，隨著時間推移，遠遠不止彌補-個煤礦的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