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返回了華盛頓，期待著看到共和黨人能信守大選中的諾言，期待著旨在保全并完全實施過去兩年內通過的立法的戰斗。當國會通過一項新立法，行政部門的工作才剛開始。比如，犯罪法案給我們提供資金，以便增加10萬名社區警察。我們必須在司法部建立一個辦公室分配這些經費，制定使用這些經費的準則，建立并管理申請程序，監督經費的使用，這樣我們才能把進展情況通報給國會和美國人民。
1月5日，我和新一屆國會領導人第一次會晤。除了鮑勃·多爾和紐特，金里奇，共和黨的隊伍中還包括密西西比州參議員特倫特·洛特，以及兩位得克薩斯人，眾議院多數黨領袖迪克·阿梅和眾議院多數黨督導員湯姆·迪萊。新的民主黨領袖包括南達科他州參議員湯姆·達施勒和眾議員迪克·格普哈特，以及參議院民主黨督導員、肯塔基州的溫德爾·福特，以及他在眾議院的搭檔、密歇根州的戴維·博尼歐。
與國會領導人的會晤很親切，老大黨的契約中也有我們可以合作的地方，但我知道我們無法避免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爭執，我們都坦率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見。顯然，我和我的人在行動和交際策略上都必須集中精力、有條不紊。當一名記者問我是否可以給我們的關系打上“妥協或戰斗”的標記時，我回答道：“我的答案是，金里奇先生將會在你的右耳邊竊竊私語，而我將在你的左耳邊竊竊私語。”
議員們告辭后，我進了新聞室，宣布邁克·麥科里為我們的新任新聞秘書。那之前，邁克一直都是沃倫·克里斯托弗的國務院新聞發言人。在總統大選中，作為參議員鮑勃·克里的新聞秘書，他曾幾次向我發難。但我不在乎；在初選中，他理應反對我，而他在國務院表現出色，很好地闡明并捍衛了我們的外交政策。
我們的隊伍中補充了新鮮血液。厄斯金·鮑爾斯與菲爾，拉德交換了工作，從美國中小企業管理局加入到白宮，擔任辦公廳副主任。厄斯金尤其適合那些必須謹慎處理并要妥協的事情和游擊戰，這將是我們與新一屆國會關系的特點，厄斯金是一位天才企業家，是世界級的交易家，深知進退的時機。他將很好地支持帕內塔的工作，貢獻其才干，補充列昂另一位副手哈羅德·伊克斯的不足。
和過去許多個月一樣，1月充滿了好消息和壞消息：失業率降到5．4％，新增了560萬個就業機會；當肯尼斯·斯塔爾令人難以置信地說他將重新調查文斯·福斯特的死因時，他顯示了其“獨立性”；19名以色列人被兩枚恐怖分子的炸彈炸死，伊扎克·拉賓政府受到威脅，這一行徑削弱了對和平工作的支持；我簽署了新一屆國會通過的第一份法案，這份法案得到我的大力支持，它要求全國的立法者同樣遵守他們加在其他顧主頭上的要求。
1月24日，我向共和黨國會發表國情咨文，這是40年來第一次。這是一個微妙的時刻；我必須表現得善于調停而不軟弱，強硬而沒有敵意。我一開始就懇請國會把“黨派、小氣量和驕傲”擱在一邊，建議我們在福利改革問題上攜手合作，不要懲罰窮人，而要給他們力量。然后我介紹了林·伍爾西，她或許是美國福利接受者潛力最好的例證。她從擺脫福利開始，努力工作，最后成為代表加州的一名眾議員。
然后我在幾條戰線上挑戰了共和黨人。如果他們將投票支持平衡預算修正案，他們必須說明如何平衡預算，是否會減少社會保障。我告訴他們不要取消美國服務隊，而他們威脅要這么做。如果他們想加強犯罪法案，我將與他們合作，但我反對廢除已經證實有效的預防犯罪計劃，這項計劃將在大街上新增10萬名警察，也反對廢除進攻性武器禁令。我說，我從不會做任何事情去侵害合法擁有和使用武器的權利，“只要許多人放棄他們在國會的立場，那么警官和孩子們就不會在進攻性武器的彈雨中丟掉生命，我不會讓它被廢除”。
結束演講的時候，我向共和黨人伸出手去，推動我的中產階級減稅計劃，但表示會與共和黨在這個問題上合作，并承認在醫療保健問題上，“我們吞下的東西比我們能咀嚼的要多”，但我呼吁他們與我一步步合作，就從這一步開始，；讓人們確信更換工作或家庭成員生病時不會失去醫療保險；我還尋求他們又持兩黨一致的外交政策日程。
每年的國情咨文不僅給了總統一個機會，可以不經過濾地向美國人民說話一個小時，它也是美國政治中最重要的儀式之一。總統的講話多少次被掌聲打斷，特別是長時間的起立鼓掌；是什么使民主黨人或共和黨人鼓掌，什么事讓他們看法一致；重要參議員和眾議員的反應；以及邀請誰和第一夫人坐在問一個包廂等事情的象征意義受到媒體的關注，美國人通過電視注視著這一切。對這次國情咨文，我準備了一個50分鐘的演講，其中有10分鐘可以接受鼓掌。因為其中有很多和解表示，也有一些重要的對峙，演講被掌聲打斷有90多次，最后演講持續了81分鐘。
發表國情咨文的時候，已進入我第一個任期內一次重大危機兩周了。1月10日晚，當鮑勃·魯賓在橢圓形辦公室宣誓就任財政部長后，他和拉里·薩默斯留下來與我和我的幾個顧問見面，一起商討墨西哥金融危機。比索急劇貶值，損害了墨西哥的借貸或償還現有債務的能力。問題越來越嚴重，因為隨著墨西哥形勢的惡化，為了讓貨幣增值，墨西哥發行了一種稱為“特索博諾斯”的短期債券，這種債券必須用美元償還。由于比索持續貶值，必須有更多的比索來支撐墨西哥短期債務的美元價值。現在，墨西哥僅有60億美元儲備，到1995年，將有300億美元應付款，那一年的頭三個月將需要支付100億美元。
如果墨西哥不履行職責，經濟的“徹底垮臺”——鮑勃·魯賓避免這么形容它——將會加劇，大量失業，通貨膨脹，經濟不景氣很可能持續很長時間，因為國際金融機構、他國政府和私人投資者都不會愿意把錢放在那里冒險。
魯賓和薩默斯解釋說，墨西哥的經濟崩潰會對美國產生嚴重的后果。首先，墨西哥是美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如果它無法購買我們的商品，美國公司和雇員將受到損害。第二，墨西哥經濟的混亂將導致非法移民增加30％，或者說每年增加50多萬。第三，貧窮的墨西哥在非法毒品卡特爾的猖獗活動面前幾乎肯定會變得非常脆弱，這些毒品卡特爾已越過邊境向美國走私了大量麻醉劑。最后，如果墨西哥不履行職責，必將對其他國家產生不良影響，動搖投資者在拉美、中歐、俄羅斯、南非以及其他我們正在幫助它們實現現代化和繁榮的國家的市場上的投資信心。由于約40％的美國商品是出口到發展中國家，我們的經濟將會嚴重受損。
魯賓和薩默斯建議，懇請國會批準250億美元貸款，幫助墨西哥償還已在支付日程上的債務，保住債權人和投資者的信心，作為回報，為防止類似事情再發生，要求墨西哥信守金融改革承諾，更及時地通報金融狀況。但他們警告，風險是與這項建議同在的。墨西哥可能會失敗，而我們也將損失掉我們提供的任何數額的資金。而如果成功，它將產生一種經濟學家稱為“道德風險”的問題。墨西哥處于崩潰邊緣，不僅因為政府政策有缺陷，機構軟弱無能，而且因為投資者一直在為其運作提供資金，完全忘記了謹慎。向墨西哥提供資金以償還做出不明智決策的富裕投資者，我們可能會造成一種預期，即這樣的不明智決策是沒有風險的。
風險中夾雜著這樣一個事實，即大多數美國人不明白墨西哥經濟的崩潰對美國經濟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大多數國會民主黨人會認為這樣的金融援助證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從一開始就聽取了糟糕的建議。大多數新當選的共和黨人，尤其是在眾議院，并沒有議長那種對國際事務的熱情。居然有相當多的，人甚至沒有護照。他們想限制墨西哥移民，而不是把成千上萬的美元投到那里。
聽完陳述，我問了幾個問題，然后說我們必須把貸款付諸行動。我認為這項決定已一目了然，但不是我的所有顧問都同意這么做。那些在中期選舉失敗后想加快恢復我的政治影響力的人認為我瘋了，或者正如我們阿肯色州人說的那樣，“三塊磚無法撐起整個重負”。當喬治·斯迪法諾普洛斯聽到財政部250億美元的貸款數額時，認為魯賓和薩默斯的本意應該是2500萬美元；他認為我要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帕門塔贊同貸款，但他警告說如果墨西哥不還錢給我們，代價是我將失去1996年大選。
風險顯而易見，但我對墨西哥新總統埃內斯托·塞迪略很有信心，他是一位經濟學家，耶魯大學博士，在他們黨的原總統候選人路易斯·科洛西歐被刺殺后充當了臨時代理人。如果有人能讓墨西哥復蘇，塞迪略一定可以。
另外，我們無法站在一邊，不提供任何幫助，聽任墨西哥破產。除了這將引起我們和墨西哥人的經濟問題外，我們會給整個拉美傳遞一種自私和目光短淺的可怕信號。拉美人憎恨美國的歷史很長，認為美國傲慢，對他們的利益和問題無動于衷。每當美國伸出真誠友誼之手的時候——如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睦鄰友好政策，約翰·肯尼迪的美洲爭取進步同盟，卡特總統歸還巴拿馬運河——我們做得都更好。冷戰時期，我們支持推翻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人，支持獨裁者，容忍他們踐踏人權，我們得到了應得的反對。
我把國會領導人請到白宮，向他們解釋形勢，呼吁得到支持。所有人都做出了承諾，包括鮑勃·多爾和紐特·金里奇，他們把墨西哥問題恰如其分地描繪成“21世紀的第一場危機”。魯賓和薩默斯在國會一個接一個地傳遞信息，與此同時我們獲得了馬里蘭州參議員保羅·薩班斯、參議員克里斯托弗·多德、猶他州共和黨參議員鮑勃·貝內特等人的支持。鮑勃·貝內特是一位非常聰明、守舊的保守派，他很快理解到不行動將造成的后果，表示將在整個危機中與我們站在一起。幾位州長也表明了支持態度，包括對墨西哥饒有興趣的馬薩諸塞州州長比爾·韋爾德，以及得克薩斯州州長喬治·布什，他的州與加州一樣，如果墨西哥經濟崩潰，將首當其沖。
盡管這件事有很多好處，而且得到艾倫·格林斯潘的支持，但顯然，到了月底，我們在國會的工作仍然成效不大。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民主黨人認為關于援助的一攬子計劃走得太遠，而新共和黨成員則公開反對。
月底，魯賓和薩默斯已在考慮采取單邊行動了，動用外匯穩定基金向墨西哥提供貸款。這個基金創立于1934年，當美國取消金本位時，它曾被用來減少貨幣的波動；基金約有350億美元，征得總統同意后就可由財政部長使用。28日，墨西哥財政部長打電話給魯賓，告訴他隨著價值10億美元的“特索博諾斯”債券下周即將到期，墨西哥經濟崩潰已經臨近，要求美國采取行動越發顯得急迫了。
1月30日，周一晚上，這場危機已到了緊急關頭。墨西哥的金融儲備已降至20億美元，比索的價值一天之內又降了10％。那天晚上，魯賓和薩默斯來到白宮會見列昂·帕內塔和桑迪·伯杰，伯杰是在為國家安全委員會處理這件事。
魯賓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們，“墨西哥大概還能支撐48小時。”金里奇打來電話，說即便能通過一攬子援助計劃，兩周內也無法實現。多爾早就這么表態了。他們已盡力了，正像湯姆·達施勒、迪克·格普哈特已經那樣做的，但反對派太強大了。
晚上約11點，我從一場募捐會返回白宮，去了列昂的辦公室，聽了這個不愉快的消息。魯賓和薩默斯簡單地再次陳述了墨西哥經濟崩潰的后果，然后說我們“只是”需要200億美元的貸款保證，不是250億美元，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米克爾·坎姆德賽斯已籌措了180億美元的援助，如果美國采取行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提供這筆援助；加上其他國家和世界銀行數額稍小些的援助，給墨西哥的總援助將達近400億美元。
雖然贊同行動，桑迪·伯杰和鮑勃·魯賓還是再次指出了風險。《洛杉磯時報》上新公布的一項民意調查表明，79％的美國人反對幫助墨西哥，支持的人只有18％。我的回答是：“因此，從現在起一年內，我們又會有100萬非法移民，那時候我們這里將到處充斥著墨西哥的毒品，格蘭德河兩岸會有許多人失業。當他們問我：‘你為什么不采取一些行動？’我能說什么？難道我的借口就是有個民意調查說80％的美國人反對這么做？我們必須采取一些行動。”會議持續了約10分鐘。
第二天，1月31日，我們宣布了一攬子援助計劃，這筆錢來自外匯穩定基金。貸款協議是幾周后在財政部大樓簽署的，此時，國會一片強烈抗議聲，我們的七大工業盟國也滿腹牢騷，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給墨西哥180億美元援助感到不高興，對我們則是因為事先沒有征得它們同意。最早一筆錢是在3月發放的，在那之后，我們定期支付，雖然墨西哥的形勢持續幾個月沒有好轉。但到這年年底，投資者又開始進入墨西哥市場，外匯儲備開始增加。埃內斯托·塞迪略履行了他的改革承諾。
雖然一開始形勢有些嚴峻，但援助計劃開始生效。1982年，當墨西哥經濟垮臺時，它花了將近十年才讓經濟重新增長。這一次，經過一年的嚴重經濟衰退，墨西哥經濟又開始增長。1982年，墨西哥花了七年時間重新進入資本市場。1995年，它僅花了七個月。1997年1月，墨西哥提前三年一分不差地支付了貸款和貸款利息。墨西哥從我們籌措的200億美元中借了105億美元，它支付給我們的利息就高達14億美元。這筆錢如果投資在美國財政部發行的國債上——其余外匯穩定基金的錢就是這么投資的，將要減少整整6億美元的收入。這筆貸款不僅是一項好政策，而且是一項好投資。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姆·弗里德曼把墨西哥的貸款保證稱為“最不受歡迎、最令人不理解，然而卻是克林頓政府最重要的外交決策”。他或許是對的。就公眾的反對而言，75％的人也反對過給俄羅斯的一攬子援助；我恢復海地的阿里斯蒂德政權的決定也不受歡迎；我在波斯尼亞和科索沃采取的一系列行動一開始也遭到反對。民意調查可以幫助美國總統，讓他知道人民的想法，告訴他在特定的時候什么樣的觀點最有說服力，但所有這些都無法支配一項決策，因為決策時需要觀察道路的前方，并看到路的拐彎處。美國人雇用他們的總統是讓他為國家的長遠將來做正確的事情。幫助墨西哥是美國的正確選擇。這是惟一理智的經濟路線，這么做，我們自己再次證明自己是一個好鄰邦。
2月9日，赫爾穆特·科爾來訪。他剛剛重新當選，他很有信心地預測我也會。他告訴我，我們生活在一個動蕩的時代，但我的最后結果會很好。在我們會晤后的記者招待會上，科爾對剛剛在半夜去世的89歲高齡的富布賴特參議員發表了一段令人感動的頌詞。科爾說，他這代人，當他們還是學生時，“除了想獲得一個富布賴特獎學金以外，什么都不想”，放眼全世界，富布賴特的名字已經與“開放、友誼、共同合作”聯系在一起。富布賴特去世的時候，已經有9萬多美國人和12萬其他國家的學生當過富布賴特學者。
富布賴特去世前不久，我去他的家里探望。他曾有過一次中風，說話有些困難，但他的眼睛雪亮，他的思想在工作，這是一次非常好的探望，但也是最后一次。富布賴特將會長期聳立在美國歷史上——正如我在他的紀念會上所言，“總是老師，也總是學生。”
2月13日，勞拉·泰森和國家經濟委員會的其他顧問們，包括喬·斯蒂格利茨和馬丁·貝利，給我一份最新的《美國總統經濟報告》。它著重談到了1993年以來我們取得的成就，也談到了收入停滯和不平等現象等長期存在的問題。我利用這個機會推行中產階級權利法案，提議兩年內把每小時最低工資從4．25美元增加到5．15美元，增加整整90美分。這個增長會讓1000萬工人獲益，讓他們每年增加1800美元的收入。增加工資的另一牛原因是要把扣除通貨膨脹后的最低工資恢復到1991年的水平，1991年是我們最后一次提高工資。
對大多數民主黨人來說，最低工資問題是他們喜歡的一項事業，但大多數共和黨人反對增加最低工資，認為生意成本的增加會讓就業機會減少。他們的立場幾乎找不到有說服力的依據。事實上，一些研究勞工問題的年輕經濟學家最近發現，適度增加最低工資會適度增加而不是減少就業。我最近看了一個電視訪談，采訪的是在弗吉尼亞州西南部一個工廠里拿最低工資的工人。當問到增加工資可能會導致解雇她和她的工友，以便讓機器負擔更多的工作這種說法時，她笑了笑，回答提問的人：“親愛的，我還是想碰碰運氣。”
2月的第四個星期，希拉里和我對加拿大進行了兩天國事訪問，我們住在美國駐加拿大大使官邸，與大使吉姆和珍妮特·布蘭查德住在一起。吉姆和我在80年代就是朋友，那時他是密歇根州州長。加拿大是我們最大的貿易伙伴，也是距離最近的盟國。我們兩國有世界上最長而且不設防的邊境。1995年，我們兩國一起商討海地問題，一起幫助墨西哥，一起商量北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美洲國家首腦會議、亞太經合組織等事宜。雖然有時候我們在諸如小麥、木材以及大馬哈魚捕撈權等問題上偶爾發生爭執，但我們的友誼深厚寬廣。
我們和讓·克雷蒂安總理和他妻子艾琳在一起很長時間。克雷蒂安將是世界各國領導人中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一個強有力的盟友、知己和經常性的高爾夫球友。
我還對加拿大議會做了演講，感謝他們和我們的經濟與安全伙伴關系，感謝加拿大人對豐富美國的文化做出的貢獻，這些人包括奧斯卡·彼得森，我最耳歡的爵士樂鋼琴演奏家；創作型歌手約尼·米切爾，他創作子《切爾西之晨》；偉大的攝影師優素福·卡什，在他給丘吉爾拍攝的一幅肖像中，丘吉爾滿面怒容，因為卡什奪下了他那時常不離手的雪茄。優素福·卡什因這幅作品而成名，他還給希拉里和我照過相，但我們的姿勢不是那么夸張。
3月有個很好的開端，至少從我的角度看是如此，參議院以一票之差失去了以2／3多數通過平衡預算修正案的機會。雖然這項修正案很受歡迎，但事實上每個經濟學家都認為這是一個糟糕的想法，因為它限制了在經濟衰退或國家處于危機時，政府在適當時機實行赤字財政的能力。1981年以前，美國并沒有多大的財政赤字問題；僅僅當主張積極投資的經濟政策讓國家債務增加了四倍時，政治家們才開始發表看法，聲稱永遠不會再做出負責的經濟決策，除非憲法修正案逼著他們這么做。
辯論仍在進行，我懇請新的共和黨多數派——他們正在推動這項修正案——希望他們闡明如何平衡預算。我上任不到一個月就提出一項預算；他們已控制國會將近兩個月，卻仍然沒有一個預算。他們會發現把大選中的花言巧語變成實際的建議有多么艱難。
不久，共和黨針對當年預算提出了一攬子裁減計劃，稱為“廢除”，感覺就像他們拿出了預算一樣。他們選擇的裁減內容證明民主黨在大選中對共和黨契約的批評擊中了要害。老大黨的廢除計劃包括減少1．5萬個美國和平隊的職位，120萬個年輕人暑期工作機會，17億美元的教育資金，包括我們現在幾乎一半的預防吸毒資金，而在現在的年輕人中，吸毒仍呈上升趨勢。最糟糕的是，他們想砍掉學校午餐計劃和針對婦嬰及五歲以下孩子的營養計劃。這項計劃一直都得到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有力支持。現在到了白宮和民主黨同那些裁減計劃進行斗爭的重要時候了。
老大黨另一項遭到強烈反對的提議是撤銷教育部，教育部和學校午餐計劃一樣，向來都得到兩黨的有力支持。當參議員多爾說這個部門壞處比好處多的時候，我開玩笑說，他可能是對的，因為一經創立，這個部就在共和黨的教育部長領導下。相反，迪克·賴利的教育部好處比壞處多。
我一邊反駁共和黨的提議，一邊通過不需要經過國會批準的方式推動我們的日常工作，并向他們表明這是我從上次大選中得到的信息。3月中旬，我宣布了一項階段性的改革措施，它依據的是艾爾·戈爾制定的“政府再造”計劃，主要是通過向私營部門提供市場刺激因素來改善環保，不是強制推行具體規則；減少25％的文字材料工作量可以為他們每年節省2000萬工作小時。
“政府再造”的努力正在見成效。我們已減少超過10萬的聯邦政府工作，把聯邦工作人員手冊減少了1萬頁；不久我們將會第一次拍賣部分廣播頻率并從中收入800億美元；最后我們將裁減掉1．6萬頁的聯邦政府守則，這么做不會損害公眾利益。“政府再造”的所有計劃是根據一個簡單的信條制定的：保護人民，而不是官僚機構；注重結果，而不是強調規則；行動，而不是言語。艾爾·戈爾非常成功的倡議挫敗了我們的敵人，鼓舞了我們的盟友，而且沒有引起大多數公眾的關注，因為它既不聳人聽聞，也不引起爭議。
當我作為總統第三次慶祝圣帕特里克節時，它已經從一個節慶活動變成每年讓美國推動北愛爾蘭和平進程的機遇。那一年，我給新任愛爾蘭首相約翰·布魯頓發出了“一百萬個歡迎”的愛爾蘭傳統祝福語，他正繼續著前任的和平政策。中午，由于在國會參加紐特·金里奇第一次主持的圣帕特里克節議長午宴，我與格里·亞當斯第一次見面，在北愛爾蘭的新芬黨同意與英國政府討論放棄武力的問題后，我已第二次給亞當斯發放赴美簽證，并邀請他和約翰·休姆以及其他北愛爾蘭主要政黨代表，包括那些反對北愛自治的親英派和擁護北愛加入愛爾蘭共和國的共和派，一起出席晚上在白宮舉行的圣帕特里克節招待會。
當亞當斯出現在午宴上時，約翰，休姆慫恿我過去和他握手，我照做了。在那天晚上白宮的招待會上，大家聚在一起傾聽愛爾蘭優秀的男高音弗蘭克·帕特森演唱。亞當斯興致勃勃地和休姆一起表演了二重唱，度過了一段美好時光。
所有這一切現在看來都顯得有些像例行公事，但那時候它表明美國政策在發生巨大變化，而這一政策仍遭到英國政府和我們國務院許多人的反對。現在我不僅陪著約翰·休姆，一位主張和平變革的斗士，也陪著格里·亞當斯，這位仍被英國政府稱為恐怖分子的人。從外表看，亞當斯與性格溫和、衣著略顯凌亂、非常莊重的休姆形成了鮮明對比。他滿臉胡子，個頭更高，更年輕，更精瘦，處于毀滅邊緣的生活讓他更堅強。亞當斯和休姆的個性中也有共性。他們的眼鏡后面都顯示出機智、堅定的信仰，以及愛爾蘭人特有的悲傷和幽默，這種幽默來自那些經常破滅卻從未放棄的希望。不管成敗如何，他們都試圖把他們的人從過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不久以后，領導著最大黨統一黨的戴維·特林布爾，將和他們一起在白宮慶祝圣帕特里克節，他們都在尋求和平。
3月25日，希拉里第一次在沒有我陪伴的情況下進行長時間海外訪問，這次訪問持續了12天，訪問了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孟加拉國和斯里蘭卡。她一路上帶著切爾西，這次訪問對美國來說非常重要，對于她們也是一次重要的個人探索之旅。當她們在遠方的時候，我去離家近些的地方訪問，我去海地訪問了軍隊，會見了阿里斯蒂德總統，告誡海地人民要擁抱一個和平民主的未來，參加了把權力從我們的多國部隊移交給聯合國的儀式。在六個月里，由30個國家組成的軍隊在美國的領導下一起合作，從大街上拆除了三萬多件武器和爆炸性裝置，并訓練了一支永久性的警察隊伍。他們結束了鎮壓性暴力行為；阻止了海地居民外逃，他們正在返回家園；在我們的半球保衛了民主。現在，一個由超過6000名軍事人員、900名警官和數以百計的經濟、政治和法律顧問組成的聯合國使團，將接管海地11個月，直到新總統被選出并宣誓就職為止。美國仍將發揮作用，但我們軍隊人數和開支將下降，因為其他32個國家已加入進來。
2004年，暴力和沖突再次出現，阿里斯蒂德總統辭職并流亡海外，我想起美軍司令休·謝爾頓曾告訴我：“海地人是好人，他們應該有機會。”阿里斯蒂德肯定犯了錯，而且經常是他自己最糟糕的敵人，但是政治反對派也從未真正與他合作過。此外，1995年共和黨控制國會后，他們不愿提供經濟援助，否則結果可能會不同。
如果得不到美國更多的幫助，海地永遠也不會建立穩定的民主體制。而且，我們的干涉挽救了生命，第一次讓海地人民感受到民主的滋味，這是他們投票后嘗試到的。雖然阿里斯蒂德有嚴重的問題，但海地人如果處在塞德拉斯和他那暗殺式的政變統治下會更糟糕。我很高興，我們給了海地一次機會。
對海地的干涉也給我們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說明在世界上的動蕩地區進行多邊反應是明智的。不同國家一起合作，通過聯合國，分擔彼此的責任和開支，減少對美國的仇恨，建立寶貴的合作習慣。在一個日益相互關聯的世界，只要有可能，我們都必須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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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前兩周半我都在會晤其他國家領導人。前來拜訪的有約翰·梅杰首相，胡斯尼·穆巴拉克總統，以及巴基斯坦首相貝納齊爾·布托和土耳其總理坦蘇·奇萊爾這兩位聰明而非常現代的穆斯林國家女性領導人。
同時，紐特·金里奇為他擔任議長100天發表了演講。你聽他演講，會覺得共和黨一夜之間讓美國革命了，在個這過程中，我們的政府變成了議會制，而他作為首相，制定了國內政策路線，而我，作為美國總統，總是局限于處理外交事務。
這時候，共和黨控制著國會，這種新奇感，加上他們聲稱在進行重大變革的聲音，讓共和黨主導了新聞媒體。事實上，他們不過是在國會通過了其契約中三個相關的次要部分而已，我也是支持這些部分的。更艱難的決定還在他們前面等著。
在對美國報紙編輯協會的一次演講中，我指出，他們的契約中有我贊同的內容，在這些事情上，我會尋求妥協，而在那些我反對的事情上，我會否決它們。4月14日，在參議員多爾宣布競選總統后四天，我平靜地報了名，參加競選。18日，我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被問了20多個問題，包括許多外交和內政問題。第二天，這一切都被遺忘了，僅有一個詞還留在每個美國人的嘴邊：俄克拉何馬城。
早上晚些時候，我了解到一枚卡車炸彈在俄克拉何馬城的阿爾弗雷德·P．默拉聯邦大樓外爆炸，把整座大樓炸成了一堆瓦礫，死亡人數還未確定。我立刻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派遣一個調查組前往出事地點。顯然恢復工作任務艱巨，從全國各地匯集而來的消防員和緊急救援工作者幫助俄克拉何馬城從瓦礫中掘出了一條通道，不顧一切地希望發現幸存者。
悲劇吸引了美國的注意力，她的心碎了；爆炸奪去了1朗人的生命，包括大樓內日托中心的19名兒童。大多數死者是聯邦雇員，他們為自己的部門工作，在這座默拉大樓里有自己的辦公室。許多人認為伊斯蘭好戰分子要對此負責，我提醒他們，對誰是兇手不要草率下結論。
爆炸案后不久，俄克拉何馬警察逮捕了蒂莫西·麥克維，一個不合群的退伍老兵，他仇恨聯邦政府。21日，麥克維被聯邦調查局監禁并受到審訊。他選擇4月19日炸掉聯邦大樓，是因為那天是聯邦調查局襲擊韋科的大衛教派信徒的紀念日，那一事件對于右翼極端分子而言，是獨裁、濫用政府權力的最終體現。反政府的偏執思想在美國已形成多年，越來越多的人把美國人的歷史懷疑主義用于政府，這種歷史懷疑主義已演變成徹底的仇恨。這種敵意導致武裝民兵組織的增加，他們抵制聯邦權威的合法性，聲稱自己就掌握著法律。
右翼電臺的訪談節目主持人增強了這種敵意氣氛。他們大量惡毒的語言每天都充斥在廣播中，他們通過互聯網鼓勵人民起來反對政府，并提供實用的幫助，包括示范如何制造炸彈等較易模仿的事情。
俄克拉何馬城讓人們清醒了，我試圖安慰并鼓勵那些失去摯愛的人和整個國家，加緊保護美國人免受恐怖主義的襲擊。從世界貿易大廈發生爆炸案兩年多以來，我已為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增加了反恐資源，還教會他們如何更密切地合作。我們的嚴厲執法已成功地把幾個逃往國外的恐怖分子引渡回美國受審，成功阻止了恐怖分子襲擊聯合國、荷蘭、紐約市的林肯隧道以及從菲律賓飛往美國西海岸的飛機。
在俄克拉何馬城爆炸事件后兩個月，我向國會遞交了反恐立法提案，其中包括懇請國會增加1000多名警察來反恐；懇請建立一個在聯邦調查局局長領導下的新的反恐中心以協調各項事務；批準使用軍事專家，一般情況下他們不允許干涉國內執法，讓他們在國家遇到生化武器和核武器的恐怖威脅和意外時提供幫助。
俄城事件后，我懇請國會領導加快考慮立法，5月3日，我提出了一些修正案來加強立法：獲取金融檔案的更大的執法權；當恐怖疑犯從一處搬到另一處，對他們進行電子偵察的權力，不需得到法院新的命令就可竊聽特定的位置；加重懲罰在知情情況下為恐怖活動提供武器或炸藥傷害現在或過去的聯邦雇員及其家人的行為；要求所有爆炸材料中都必須放人一種標識，那樣這些材料就可被追查到。這些措施中的一部分肯定有爭議，但是，正如我在5月4日對一位記者所言，恐怖主義“是對美國人民安全的最大威脅”。我希望我是錯的。
星期天，希拉里和我飛到俄城，在俄克拉何馬州露天市場參加了紀念儀式。儀式是由弗蘭克·基廷州長的妻子卡西·基廷組織的，30多年前我們還在喬治敦讀書時，我和弗蘭克·基廷就結識了。顯然弗蘭克和卡西還處在極大的痛苦中，但他們和俄城市長羅恩·諾里克已振奮精神組織搜尋和恢復行動，接受悲痛帶給俄城的挑戰。儀式上，葛培理牧師說：“這個城市和這個國家的精神不會被打敗。”他的致辭贏得了長時間的掌聲。州長也用感人的言辭表示，如果任何人認為美國人已失去了愛、關心和勇氣，他們應該到俄城來。
我試圖為整個國家說話。我說：“你們已失去了很多，但你們并沒有失去一切。而且你們肯定沒有失去美國，因為我們將和你們站在一起，迎接無數個明天。”我給大家讀了一封信。這封信是一個年輕寡婦，三個孩子的母親寫的，她的丈夫在1988年蘇格蘭洛克比上空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爆炸事件中死去。她懇請那些失去摯愛的人不要把傷痛變仇恨，相反應該繼續“摯愛留下的未竟事業，那樣才能保證他們的死不徒然”。希拉里和我會見了一些受害人家屬，我應該記得那些睿智的話語。受害人中有一位聯邦特工，他叫艾爾·惠切爾，他去俄城工作之前曾為我的警衛分隊工作；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也在這些會見的家屬中。
那些死掉的雇員，曾為我們服務，幫助老人和殘疾人，幫助農場主和退伍老兵，執行我們的法律，人們也因此經常用“聯邦官僚”這個帶有貶低意味的詞稱呼他們。他們是家庭成員，朋友，鄰居，家長教師協會的成員和社區工作者。不知何故，他們卻被稱為稅收美元的寄生蟲和權力濫用者，這樣的看法不僅出現在蒂莫西·麥克維和他的同情者們扭曲的思想里，而且出現在太多為了權力和利益攻擊他們的人的腦海中。我向自己發誓，將永不再使用“聯邦官僚”這個欠考慮的詞，我會竭盡全力改變這種仇恨和偏執的氣氛，正是這種氣氛導致瘋狂行為的出現。
白水世界沒有因俄城事件而停止運轉。在希拉里和我飛到俄城參加紀念儀式的前一天，肯·斯塔爾和他的三個助手來到白宮向我們做問訊。在白宮顧問辦公室的阿伯納·米克瓦和簡l舍伯恩，以及我的私人律師戴維·肯德爾和他的搭檔妮科爾·塞利格曼陪同下到了條約室。會晤很平靜，結束時，我讓簡·舍伯恩帶著斯塔爾和他的三個助手參觀了林肯臥室，這個房間的家具是瑪麗·托德·林肯帶來的，里面還放著一份《葛底斯堡演說》的稿子，它是事后林肯親筆抄寫的，為的是拍賣后給退伍老兵籌措一些資金。希拉里認為我對斯塔爾這些人過于友好，但我不過是按我從小形成的習慣去做事，而我還沒有放棄幻想，認為調查最終會遵照合法的程序進行。
同一周，我的老朋友參議員戴維·普賴爾宣布他在1996年不會再尋求重新當選。我們已認識近30年。戴維·普賴爾和戴爾·邦珀斯的能力都遠不止擔任參議員而已；我們都曾連續擔任家鄉的州長，我們讓阿肯色州一直是進步民主黨的天下，而很多南方州已落人共和黨的手中。普賴爾和邦珀斯對我的工作和讓我內心保持平靜做出了難以估量的貢獻，不僅是因為他們在一些棘手問題上支持我，而且因為他們是我的朋友，是認識多年的朋友。他們可以讓我傾聽，讓我歡笑，可以提醒他們的同事，我不是像這些人經常道聽途說到的那樣。戴維退休后，我只能在邀請他打高爾夫球時得到他的建議和看法，他在參議院時，我可以隨時洗耳恭聽。
在4月29日白宮舉行的記者宴會上，我的講話很簡短，除了一兩句話外，我并沒有試圖搞笑。相反，我感謝聚在一起的這些新聞界人士，感謝他們對俄城悲劇事件以及艱巨的恢復工作做了有力的、感人的報道，我讓他們相信，“我們一定會渡過難關，當我們成功時，我們一定會變得更堅強”，然后我用W．H．奧登的詩句結束了講話：
在心靈的荒漠里
讓彌合傷口的泉水涌出。
5月5日，我參加了密歇根州立大學的畢業典禮，我的聽眾不僅有畢業生，而且有一些民兵組織成員，他們在密歇根州偏遠的鄉村非常活躍。我說，我知道大多數民兵，他們在周末穿上軍服執行軍務，參加軍事訓練，他們沒有違反法律，我還向那些譴責爆炸行為的人表示感謝。然后，我譴責了那些以極其尖刻的語言，提倡用暴力對付執法警察和其他政府雇員的人，并把他們和殖民地時期的民兵相比，“那些人是為民主而戰，然而你們在抱怨民主。”
接下來的幾周，除了反復攻擊那些寬容暴力的人，我要求所有美國人，包括電臺訪談節目的主持人，要更謹慎地斟酌自己的語言，確信自己沒有鼓勵思想不穩定的人使用暴力。
俄城事件推動子成千上萬的美國人重新審視自己對待政府和持不同看法的人的言語和態度。這么做，讓我們看到了一種緩慢然而不可動搖的變化，那就是擺脫不加批判的指責，而這種指責在我們的政治生活中曾經太普遍了。仇恨者和極端主義者沒有離開，但他們處在防御態勢中，在我任期剩下的日子里，他們不會再獲得在蒂莫西·麥克維以非人性手段來妖魔化政府之前所擁有的那種地位了。
5月的第二周，我登上空軍一號，飛往莫斯科，慶祝二戰在歐洲結束50周年。赫爾穆特·科爾、弗朗索瓦·密特朗、約翰，梅杰、江澤民以及其他領導人都計劃去那里，我的決定有些爭議，因為俄羅斯在車臣這個完全是穆斯林的共和國里，用血腥手段對付分裂分子，平民的傷亡人數在不斷增加，大多數局外人認為，俄羅斯過多地動用了武力，外交工作做得不夠。
我去了莫斯科，因為我們都是二戰盟國，這場戰爭讓1／8的蘇聯人喪命：2700萬人死于戰爭或疾病、饑餓和嚴寒。如今，我們又成了盟友，我們的伙伴關系對于俄羅斯的經濟和政治進步，對于我們確保核武器的安全并銷毀它們，對于北約有序擴大與和平伙伴關系，對于我們的反恐戰爭和對付有組織的犯罪都至關重要。最后，葉利欽和我還有兩個棘手問題需要解決：俄羅斯與伊朗的核合作；如何使擴大北約的方式最終能讓俄羅斯加入和平伙伴關系，同時又不會讓葉利欽失去1996年大選。
5月9日，我和江澤民以及其他幾位領導人一起站在紅場上，觀看老兵游行，他們肩并肩行進，經常相互攜手、相互依靠以保持穩定，這正如他們上一次為俄羅斯母親游行一樣。第二天，參加完各種紀念活動后，葉利欽和我在克里姆林宮的圣葉卡捷林娜廳會晤。我從伊朗問題談起，告訴葉利欽我們已經一起合作，從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撤除了所有核武器；現在我們必須確保像伊朗那樣會傷害我們的國家不要成為有核國家。葉利欽對此早有準備；他立刻說俄羅斯沒有把離心機賣給伊朗，提議我們讓戈爾一切爾諾梅爾金委員會把這個問題稱為反應堆問題，伊朗聲稱它只想和平利用。我同意了，只要葉利欽公開承諾不給伊朗提供可用于軍事目的的核技術。鮑里斯說“好的”，為此我們握了握手。我們還同意8月開始對俄羅斯的生物武器制造工廠進行巡視，為減少生化武器擴散帶來的威脅，我們將在更廣泛的領域合作，這是其中的一部分。
關于北約擴張問題，我間接告訴葉利欽，我們在他1996年選舉之前不會去推動它，他最后同意加入和平伙伴關系。他不同意公開宣布他的決定，擔心被人認為讓步太多，但是他承諾俄羅斯會在5月25日簽署該協議，對我來說那已經足夠了。訪問非常成功。
回國路上，我在烏克蘭參加了另一場二戰紀念活動，給大學生做了一次演講，對巴比谷的訪問令人感動，幾乎是在54年前，在這個令人難忘的、漂亮的、郁郁蔥蔥的大峽谷，納粹殺害了10多萬猶太人和幾千名烏克蘭人、蘇聯戰俘和吉卜賽人。正好前一天，聯合國投票永久性地延長《核不擴散條約》，這個條約是我們25年多來致力于遏制核武器擴散所做努力的基石。由于幾個國家仍想獲得核武器，延長《核不擴散條約》是我在核不擴散工作中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巴比谷和俄克拉何馬城讓人清醒地想起人類罪惡和毀滅的能耐；更顯示出《核不擴散條約》以及我已簽訂的限制俄羅斯和伊朗進行核交易的協議的重要性。
當我回到華盛頓，共和黨正在推動他們的提案，這個月剩下的大多數時間我都用來反擊他們，威脅他們會否決他們的一攬子裁減計劃，會否決他們的凈水計劃，以及他們在教育、醫療保健和對外援助方面大刀闊斧的削減計劃。
5月的第三個星期，我宣布關閉白宮前面賓夕法尼亞大道兩個街區的交通，這在合眾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對于這個決定，我有些遲疑，而由情報機關、財政部、過去的共和黨和民主黨行政機構人員組成的專家小組告訴我，這是為了避免白宮遭到炸彈襲擊，以確保安全。在俄克拉何馬城事件和日本地鐵襲擊事件后，我感到我不得不同意這個建議了，但我不喜歡它。
月底，波斯尼亞問題又成為熱點。塞爾維亞人加強了對薩拉熱窩的封鎖，他們的狙擊手開始向無辜的孩子開槍。5月25日，北約對塞族人的帕萊要塞發動空中打擊，為了報復，塞族人抓住了聯合國維和人員，把他們用鎖鏈拴在帕萊臨時軍火供應站作為人質，以阻止北約的進一步空中打擊；他們還攻占了一個哨所，殺死了兩名來自法國的聯合國士兵。
我們的空軍力量在波斯尼亞得到了較大范圍的運用，執行人類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人道主義行動；控制禁飛區，阻止塞族人轟炸波斯尼亞的穆斯林；在薩拉熱窩周圍和其他人多的地區維持沒有炮火的安全區。我們的飛行員同聯合國維和人員和禁運一起，真正產生了重要影響：傷亡從1992年的13萬降到1994年的3000以下。盡管如此，戰爭仍在進行，為了結束一場戰爭，還需要做更多的事情。6月的另一個主要外交進展出現在讓·克雷蒂安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省會哈利法克斯主持召開的七大工業國首腦峰會期間。雅克·希拉克剛當選為法國總統，他在前往加拿大途中順便拜訪了我。希拉克對美國有著熱烈的感情。年輕時，他曾在我們國家生活過，包括曾在波士頓的一家霍華德·約翰遜餐館短暫打工。他對各種各樣的事情都有從不滿足的好奇心。我很喜歡他，喜歡他的妻子也參與政治并有自己的事業。
盡管我們很融洽，我們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有些緊張，這是由他恢復法國核試驗的決定引起的，而我正試圖得到全世界的支持來簽署《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這是自艾森豪威爾以來歷任美國總統追求的目標。希拉克向我保證核試驗結束后會支持該條約，于是，我們一起去了波斯尼亞，他對那里的塞爾維亞人比密特朗嚴厲多了。他和約翰·梅杰支持建立一支快速反應部隊以對付針對聯合國維和人員的攻擊，我許諾，如果有維和人員需要定期撤離，美軍會幫助他們或其他聯合國軍隊進出波斯尼亞；但我也告訴希拉克，如果武力不起作用，聯合國軍隊被迫撤出波斯尼亞，我們將不得不解除武器禁運。
在七大工業國會議上，我有三個目標：在對付恐怖主義、有組織的犯罪和毒品交易等方面爭取到我們盟友更多的合作；迅速辨別大的金融危機，較好地處理它們，用更及時準確的信息和投資幫助發展中國家減少貧困，在保護環境的情況下獲得經濟增長；解決與日本的一系列貿易爭端。
前兩個目標輕而易舉實現了；第三個問題比較棘手。在兩年半的時間里，我們與日本的問題取得了進展，完成了15個相互獨立的貿易協議。但是，自日本承諾對美國汽車和汽車配件——這一項占我們雙邊貿易赤字總額的一半多一開放它的市場兩年以來，我們幾乎還沒有取得任何進展。80％的美國代理商賣的是日本汽車；但只有了％的日本代理商銷售其他國家的汽車，嚴格的政府控制讓我們的配件無法進入日本維修市場。米基·坎特幾乎忍無可忍，他建議對日本豪華汽車征收100％的關稅。在與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的一次會晤中，我告訴他，因為我們的安全關系和日本經濟的蕭條，美國將繼續與日本談判，但我們必須很快行動。月底，我們行動了。日本同意馬上給美國汽車提供200個銷售代理權，并在未來5年內提供lff）O個；改變將我們汽車配件排擠在外的相關規定；日本汽車制造商將增加他們在美國的生產，更多地使用美國配件。
整個6月，我還卷入了同共和黨在預算問題上的斗爭。6月的第一天，我去了蒙大拿州比靈斯的一個農場，在那里我闡明了我和國會共和黨人處理農業問題的不同方式。農業援助項目必須在1995年重新獲得授權，因而它也成了預算辯論的一部分。我告訴農場上的家庭，我贊同比較適度地削減整個農業的開支，而根據共和黨的計劃，要大大削減這部分開支，而且他們為家庭式的小農場主做得太少。幾年來，共和黨在美國邊遠農村比民主黨更有影響力，這是因為他們在文化上更趨于保守，但是需要他們采取更激進的措施時，共和黨人更在乎農業綜合企業，而不是小農場主。
我還去騎了馬，主要是因為我喜歡騎馬，喜歡蒙大拿綿亙逶迤的自然風光，也想因此表明，我不是文化異類，我可以讓美國的鄉村人支持我。去過農場后，我的先遣人員莫特·恩格爾伯格曾問一位接待過我的人如何看待我。這個農場主回答說：“他不錯。一點不像那些人描述的那樣。”1995年，我聽到過很多這樣的評論，我只是希望不要每次只是讓一位選民的感覺與現實相一致。騎馬很有意思，有一位特工從馬背上摔了下來；他沒有受傷，但那匹馬卻像火箭一樣朝開闊地帶奔跑。讓媒體和蒙大拿州人感到好笑的是，我的辦公廳副主任哈羅德·伊克斯，在那匹馬迅速跑開后，也騎馬在它后面追趕，直到把它交還到它的主人手中。哈羅德的英勇行為看起來似乎完全與他那高度緊張的、城市化的、自由活動分子的形象不一致。年輕時，他曾在西部大農場里工作，還沒有忘記怎樣騎馬。
6月5日，我和亨利·西斯內羅斯一起宣布了“全國私房所有權戰略”，這是我們計劃要做的100件事中的一件，為的是讓擁有自己住房的美國人增加到2／3。赤字的減少讓抵押貸款利率很低，正巧經濟在改善，未來幾年，我們將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亨利的目標。
6月第一周結束的時候，我第一次動用了否決權，否決了老大黨提出的160億美元的一攬子裁減計劃，因為它在教育、國防、環境方面裁減得太多了，卻沒涉及那些不必要的然而又最受共和黨人寵愛的計劃，如高速公路示范計劃，法院及其他聯邦大樓計劃。共和黨人可能從總體上說是憎恨政府的，但是，像大多數在職者，他們仍想再次當選。我表示可以和共和黨合作，以裁掉更多的開支，但裁的必須是那些政治撥款項目和其他不重要的開支，而不是對我們的孩子和對未來的投資。幾天后，我多了一個理由來爭取那些投資，因為希拉里的弟弟托尼和他妻子妮科爾給我們添了一個新侄子——扎卡里·博克賽·羅德姆。
當我前往新罕布什爾州克萊爾蒙特的一個小鎮與金里奇會晤時，我仍試圖在對抗與妥協之間找到適當的平衡。我曾說過，讓紐特像我1992年那樣在新罕布什爾州與人們對話效果會非常好，于是他請我一起參與。我們一開始都對誠懇的辯論與合作進行肯定，認為不應該讓人們在晚間新聞里聽到我們在謾罵。金里奇甚至開玩笑，說跟我在大選中一樣，他在前往會議途中還在一家鄧金油炸餅圈店逗留。
在回答提問的過程中，我們同意在競選資金改革問題上合作，甚至為此握了握手；我們討論了雙方都贊同的方面；就醫療保健問題進行了有趣而又文明的爭論；我們對聯合國的作用和是否需要資助美國服務隊持不同看法。
與金里奇的討論在這個厭倦了政黨之爭的國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的兩個秘密特工告訴我他倆非常高興看到我和金里奇用積極的態度討論問題，他們幾乎從未和我談論過政治。第二天，在白宮關于中小企業的新聞發布會上，幾個共和黨人表示了同樣的看法。如果我們能夠繼續以同樣的方式討論問題，我相信議長和我能以一種對美國有好處的方式解決我們之間的大多數分歧。金里奇狀態很佳，表現得富有創造力，靈活，新想法不斷出現在他的大腦中。但并不是那些讓他成為議長；是他對民主黨的無情攻擊給了他成功的機會。很難限制你權力的根源，正如紐特第二天就受到拉什·林博和保守的《曼徹斯特聯合導報》的批評，提醒他對我太友好了。他在未來不可能經常重復這樣的錯誤，至少在公開場合不會。
會議過后，我前往波士頓出席參議員約翰·克里的一個募捐會。約翰·克里正準備競選連任，而且可能會遇到一位強有力的競爭對手比爾·韋爾德州長。我與韋爾德關系甚好，他是所有共和黨州長中最有進步思想的一位，但我也不想克里失去參議院的席位。他在參議院是環境和高技術領域最有影。向力的權威。他還在青少年暴力問題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他還是檢察官時就很關心這個問題。對一名政治家來說，關心一件今天不會得票、對未來卻有巨大影響的事情，是他的優秀品質。
6月13日，我在橢圓形辦公室發表電視講話。我提出了一個十年平衡預算的計劃。共和黨曾提議在七年內實現，但要削減教育、醫療保健和環境保護的開支，而且要大量減稅。相反，我的計劃不會裁減教育開支，不會裁減老年個的醫療服務，不會裁減讓福利改革得以進行所必需的對家庭的資助，或是那些至關重要的環保措施。減稅也僅限于對中等收入的人，著重強調要幫助美國人支付那些增長很快的大學教育費用。另外，通過十年而不是七年來達到預算平衡，我的計劃每年帶來的緊縮效應將會減小，并降低了讓經濟增長減緩的風險。
演講的時機和內容受到很多國會民主黨人和一些內閣成員和幕僚的反對，他們認為現在同共和黨進行預算辯論還為時過早；共和黨的支持率在下降，他們正商量決策，沒有簡單地表示反對我，許多民主黨人認為在絕對需要提出計劃之前就提出我自己的計劃放在共和黨面前有些愚蠢。在任期前兩年，我們遭遇了挫敗，他們認為共和黨也應該至少忍受一年的報應。
這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看法。另一方面，我是總統；我應該去領導，在沒有共和黨支持的情況下，我們已經減少了1／3的財政赤字。如果后來我不得不否決共和黨的預算法案，我也想在表明自己真心希望達成令人尊敬的妥協后再這么做。另外，在新罕布什爾州，議長和我承諾一起合作。我想堅持不懈地去進行這種討價還價。
我的預算政策得到了列昂·帕內塔和厄斯金·的爾斯的支持，支持我的還有經濟方面的顧問，國會民主黨赤字方案中的鷹派，以及從1994年選舉開始就一直給我提供建議的迪克·莫里斯。我的大多數幕僚都不喜歡迪克，因為他很難相處，喜歡避開白宮的固定程序，還曾為共和黨工作。他時不時有些古怪想法，太想把外交政策政治化，但我曾和他長期合作過，知道什么時候該接受他的建議，什么時候該拒絕他的建議。
迪克的主要建議是，我必須實行“三角化”政治，在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分界線上架起一座橋梁，吸收雙方最好的觀點。對于許多自由派和新聞團體來說，“三角化”意味著沒有堅定的信仰，只是妥協，用一種玩世不恭的策略去贏得連任。事實上，這是以另一種方式表達我在擔任州長時就曾向民主黨領袖委員會提倡過的做法，在1992年大選中我也提倡這么做。我總是試圖把新的想法和傳統價值觀糅合在一起，當條件發生變化時改變政府政治。我不是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加大分歧；相反，我正試圖建立一種新的共識。而且，即將到來的在狽算問題上向共和黨攤牌將會表明，我的方式遠不是缺乏信仰。最后，迪克的作用終將會讓公眾知道，他將會參加我們每周的戰略制定會議，這個會議一般在周三晚召開。迪克帶來了馬克·佩恩和他的搭檔道格·舍恩為我們負責民意測驗。佩恩和舍恩是劉好搭檔，他們同意我的新民主黨人哲學，并會在我擔任總統的剩余時間里同我待在一起。不久，經驗豐富的新聞顧問鮑勃·斯奎爾和搭檔比爾·納普也將加入我們的隊伍，他們理解并在乎這項政策，也想推廣它。
6月29日，在共和黨恢復了給教育、美國服務隊和安全飲水計劃的7億多美元后，我最終與他們在裁減議案上達成協議。參議院撥款委員會主席馬克·哈特菲爾德參議員，一位傳統的進步主義共和黨人，與白宮密切合作，最后實現了妥協。
第二天在芝加哥，我與一群曾在進攻性武器襲擊中受傷的警官和公民在一起，我表示要捍衛進攻性武器禁令，懇請國會支持參議員保羅·西蒙提出的旨在修補禁止大殺傷性子彈法律的漏洞的立法提案。給我做介紹的一位警官說，他經歷過殘酷的越南戰爭，沒有受一點傷，卻幾乎被一名罪犯殺死，這名罪犯使用進攻性武器把他身上打得像馬蜂窩。現在的法律只是禁止那些能穿透警察身上的防彈背心的子彈，但這些被禁的彈藥不是根據它的裝甲穿透力，而是根據它的材質來定義的；機靈的企業家已發現法律沒有提到的其他材料，由此制造的子彈能穿透防彈背心，打死警察。
全國來復槍協會肯定會反對那項提案，但他們已經從1994年的全盛時期回落了些。當他們的執行總裁把聯邦執法警官稱為“穿著長筒靴的兇手”時，前任總統布什為表示抗議從那個組織退出。幾個月前，在加州的一次事件中，喜劇演員羅賓·威廉姆斯諷刺來復槍協會反對禁止大殺傷性子彈的法律的做法，他用了一句很好的臺詞：“當然我們無法禁止它們。狩獵者需要它們。在林中的某處，有只穿著凱夫拉爾背心的鹿在那里。”當我們進人1995年下半年時，我希望羅賓的玩笑和布什總統的抗議成為在槍支問題上達成更大共識的前兆。
7月，黨派之戰有所緩和。12日，在弗吉尼亞州維也納的詹姆斯·麥迪遜中學，我繼續讓美國人民站到一起，這次是在宗教自由問題上。
關于公立學校在多大程度上允許宗教表達的問題一直很有爭議。一些學校的官員和老師認為，憲法完全禁止這么做。這是不對的。學生可以有個人或集體禱告的自由；宗教俱樂部有權得到和其他業余組織一樣的對待；在自由時間，學生可以自由閱讀宗教文本，可以在家庭作業中加入他們的宗教觀點，只要這些觀點和作業有關系；如果允許他們穿那些推廣其他事業的T恤，他們也可以穿那些推廣他們自己宗教的T恤。
我請賴利部長和司法部長雷諾準備一份材料，詳細說明學校允許的宗教表達形式，并在下學年開學之前分發給各個學區。手冊的發行大大地減少了沖突和法律訴訟，我們的做法贏得了宗教界和政界人士的支持。
在這個問題上，我做過長期的工作，為此還在白宮設立了一名聯絡官，負責與宗教界的聯系，并簽署了《宗教自由恢復法》。在我第二個任期臨近結束時，羅德尼·史密斯教授，一位研究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專家，說我的政府是自詹姆斯·麥迪遜以來，為保護和推動宗教自由做得最多的政府。我不知道那是否準確，但我確實努力了。
宗教自由事件后一周，我面臨著眼下最大的一個挑戰，那就是建設一個更統一的美國社會：贊助性行動計劃。這個術語是指在政府雇用員工、產品和服務合同、中小企業貸款、大學入學等方面給予少數族裔及婦女以照顧。贊助性行動的意圖是為了減少我們社會長期以來基于種族和性別考慮系統地把一些人排斥在外、不給予他們機會的做法的影響。這一政策在肯尼迪和約翰遜時期就開始了，在尼克松政府時期由于兩黨的大力支持而得到加強，它出于這樣的認識，即過去的歧視造成的影響無法僅僅通過今后在法律上規定歧視為非法就可以消除，同時也存在這樣的愿望，即避免要求嚴格的配額，因為它會導致那些不合格的人得到好處，造成對白人的反向歧視。
到90年代初，反對贊助性行動的人已成氣候：其中包括保守主義者，他們說任何基于種族的照顧政策都會導致反向歧視，因此是不合憲法的；包括因黑人或其他少數族裔而失去合同和入學機會的白人；包括那些相信贊助性行動-計劃的人，他們認為這些計劃的本意是好的，但過于頻繁地被濫用，或者認為這些計劃已經實現它們的目標，已經沒有任何用處。也有一些進步人士，他們對這種基于種族考慮的照顧政策覺得不舒服，迫切希望根據經濟和社會中的不利條件重新制定享受照顧待遇的標準。
在1994年共和黨控制國會后，辯論變得更激烈了；許多共和黨人曾許諾終止贊助性行動，經過20年中產階級的收入停滯不前，共和黨人的立場吸引了工人階層中的白人和中小企業的人士，也吸引了白人學生和他們的父母，當他們選擇的學院或大學拒絕他們的申請時，他們感到失望。
1995年6月，事情到了緊急關頭，這時候最高法院對“阿達朗建筑公司訴培尼亞案”做出了判決。在這個案件中，一個白人承包商起訴交通部長，讓他宣布一份合同無效，而這份合同是依據贊助性行動授予一位少數族裔投標人的。最高法院判決說，政府可以繼續行動，以消除“種族歧視長期的影響”，但是，從現在起，基于種族考慮的項目必須接受被稱為“嚴格審查”的高標準評估，這一評估要求政府表明，它在解決一個問題中存在令人信服的利益，而且這個問題無法通過一個更狹隘的、不基于種族考慮的補救措施來解決。最高法院的判決要求我們重新審查聯邦贊助性行動計劃。民權領導人希望它們得到加強并且內容全面，許多共和黨人則極力呼吁把它們全部取消。
7月19日，經過與這項政策的支持者和反對者緊密協商，我提出了對阿達朗判決的看法，也是對那些希望徹底廢除贊助性行動計劃的人的回應，我是在國家檔案中心發表講話的。為了準備演講，我命令對贊助性行動計劃做出全面評估，評估的結論是，針對婦女和少數族裔的贊助性行動給了我們世界上最出色、最一體化的軍隊，在過去兩年半，光給婦女就提供了26萬個新職位；中小企業管理局大大增加了給婦女和少數族裔的貸款，而沒有削減給予男性白人的貸款，也沒有給那些不合格的申請者貸款；參與贊助性行動的大型私人公司報告說，行動增加了他們員工隊伍的多樣性，提高了他們的生產力和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政府采購業務政策幫助婦女和少數族裔創建了自己的公司，但過去有時候卻被誤用和濫用了；仍有必要采取贊助性行動，因為在就業、收入和企業所有權方面的不平等現象仍然存在。
在這些調查結果的基礎上，我提議制裁政府采購項目中的欺騙和濫用行為，一旦這些公司擁有了競爭力，就把它們排除在這些項目之外；為了遵守阿達朗判決，保留下來的項目將集中關注那些問題和實行贊助性行動的必要性都是可以得到證明的領域；做更多的事情來幫助貧困社區和處于不利地位的人，無論他們屬于什么種族或什么性別。我們可以保留贊助性行動，但要改革它的一些做法，確保沒有對那些不合格的人或公司實行配額制或是照顧性政策，確保他們擁有平等機會后不再接受贊助性行動，確保沒有對白人造成反向歧視。一句話，我的政策是“修改它，而不是結束它”。
民權組織、公司和軍界對我的演講反應不錯，但它未能說服誰。八天后，參議員多爾和來自佛羅里達州的眾議員查爾斯·卡納迪提出議案，要結束所有聯邦贊助性行動計劃。紐特·金里奇對此有更積極的反應，他說他還不想廢除贊助性行動計劃，直到他能提出一項代替它并仍能提供“幫助”的計劃。
在我尋求共識時，共和黨人把7月的大部分時間用于在國會推行他們的預算法案。對保健醫療和醫療補助的削減是那么巨大，以至于他們讓老年人大大增加了需要現款支付的費用，這些老人由于醫療費用的膨脹，同60年代這兩個項目出臺前相比，他們把工資中更大的比例花在了醫療保健上。對環境保護局的裁減也是那么嚴重，以致他們可以很有效地結束實施《潔凈空氣法》和《凈水法》。他們投票廢除美國服務隊，并把對無家可歸者的援助砍掉一半。他們有效終止了家庭計劃生育項目，而之前該項目得到了民主黨和共和黨同樣的支持，以幫助防止意外懷孕和墮胎。他們想砍掉對外援助預算，而現在它僅占整個聯邦開支的1．3％，削弱我們打擊恐怖主義和阻止核武器擴散的能力，削弱我們為美國的出甲開發新市場的能力，削弱我們對全世界的和平力量、民主和人權的支持。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布什總統簽署《美國殘疾人法》后僅五年——這個法令是經兩黨多數票通過的——共和黨甚至建議削減對殘疾人依法行使權利非常有必要的服務和支持。這項削減計劃公布于眾后，一天晚上我接到湯姆·坎貝爾的電話，他是我在喬治敦大學時的四年同屋，現在是一家航空公司的飛行員，他的生活舒適，但不富裕。他有些氣憤地說，他關心那些有關殘疾人的預算削減提案。他的女兒查拉患有腦癱。她的一個最好的朋友也是如此，她的朋友由一位單親母親養大，這位母親每天要乘一個小時公共汽車去上班，拿一份最低工資。湯姆問了我一些關于削減預算的問題，我回答了他。然后他說：“簡單說吧。他們將給我減稅，削減給查拉的朋友和她媽媽的援助，這些援助是為了支付孩子的輪椅錢和每年必需的四到五雙特殊鞋子的昂貴費用，也包括讓她媽媽往返工作以拿到最低工資的交通補助。事情是不是這樣？”
“對。”我說。他回答道：“比爾，那不道德。你應該阻止它。”
湯姆·坎貝爾是位虔誠的天主教教徒，曾當過海軍陸戰隊士兵，他是在一個保守的共和黨家庭里長大的。如果新的共和黨右翼對于像他那樣的美國人來說都已走得太遠的話，我知道我是可以反擊他們的。這個月的最后一天，愛麗絲·瑞芙琳宣布，經濟狀況的改善已讓赤字降到了一個超出我們預料的新低點，現在我們可以在未來九年內讓預算平衡，而不必像老大黨那樣大肆削減開支。我在逼近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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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外交事務取得了三個積極進展：在國會大多數越戰老兵的大力支持下，我實現了與越南的關系正常化，這些老兵包括約翰·麥凱恩、鮑勃·克里、約翰·克里、恰克·羅伯和皮特·彼得森；在眾議員比爾·理查森的強烈要求下，薩達姆·侯賽因釋放了3月抓的兩名美國人；在華盛頓參加朝鮮戰爭紀念活動的韓國總統金泳三強烈贊成我們已與朝鮮達成的終止其核計劃的協議。杰西·赫爾姆斯和其他人批評這項協議，因而金泳三的支持是很有幫助的，尤其是在韓國還是獨裁國家時，倡導民主的金泳三當過政治犯。
不幸的是，好消息因為波斯尼亞發生的事而暗淡無光。1994年的大部分時間，一切都平靜得合乎情理，然后11月底，塞爾維亞的戰機襲擊了波斯尼亞西部的克羅地亞穆斯林，情況變糟了。襲擊破壞了禁飛區協議，是為了報復北約轟炸塞爾維亞機場，但這次轟炸沒能摧毀機場，或許所有飛機都飛走了。
3月，由卡特總統宣布的停火協定開始遭到破壞。曾任德國大使的迪克·霍爾布魯克現在是負責歐洲和加拿大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他派出特使鮑勃·弗雷熱前往前南斯拉夫拜訪米洛舍維奇，帶著一種幾乎是徒勞的希望，想結束波斯尼亞塞族人的侵略行徑，確保波斯尼亞至少可以得到有限承認，作為解除聯合國對塞爾維亞制裁的回報。
7月，戰斗又全面展開了，波斯尼亞政府軍在波斯尼亞中部地區取得了一些戰果。姆拉吉奇將軍沒去爭奪失地，相反他決定進攻波斯尼亞東部三個獨立的穆斯林城鎮，斯雷布雷尼察、澤帕和戈拉日德。這些城鎮里到處是從附近地區涌入的穆斯林難民。雖然這些地區被聯合國宣布為安全區，但他們只受到少量聯合國軍隊的保護。姆拉吉奇決心攻占這三個城鎮，那樣波斯尼亞東部所有區域就都由塞族人控制了，他認為只要把聯合國維和人員作為人質，聯合國絕不會允許北約進行報復性轟炸。他是正確的，但后果是毀滅性的。
7月10日，塞族人攻占了斯雷布雷尼察。月底，又占領了澤帕，從斯雷布雷尼察逃出來的難民開始向全世界講述姆拉吉奇的軍隊對那里的穆斯林如何進行恐怖性屠殺。成千上萬的男人和男孩被驅趕到一個足球場上，然后被集體槍殺。更多的人準備穿過叢林密布的山區逃出來。
斯雷布雷尼察被攻占后，我向聯合國施加壓力，要求授權建立數周前我們在加拿大召開七大工業國會議時討論的快速反應部隊。同時鮑勃·多爾正推動解除武器禁運。我要他推遲那項投票，他同意了。我仍在考慮找到挽救波斯尼亞的方法，恢復聯合國和北約的有效作用，但到7月的第三個星期，波斯尼亞塞族簡直是在嘲笑聯合國，進一步說，是嘲笑北約和美國的承諾。安全區一點也不安全，北約軍隊極弱，沒有自衛能力，更不用說保護穆斯林了，北約的行動因而受到極大限制。波斯尼亞塞族人挾持聯合國工作人員為人質的做法暴露了聯合國戰略上的根本弱點。它的武器禁運政策讓波斯尼亞政府軍無法取得和塞族人一樣精良的武器裝備。只有當塞族人相信北約會懲罰他們的侵略行為時，維和人員才能保護波斯尼亞穆斯林。現在挾持人質已消除了這種憂慮，讓塞族人在波斯尼亞東部可以為所欲為。波斯尼亞中部和西部地區情勢稍好些，盡管有聯合國的禁運，克羅地亞人和穆斯林仍能得到一些武器。
北約國家的外交和國防部長在倫敦開會，近乎絕望地想重新爭回主動權。沃倫·克里斯托弗、比爾·佩里和沙里卡什維利將軍參加了會議，決心改變他們已形成的從波斯尼亞撤出聯合國軍隊的想法，加強北約的責任和權力以對付塞族人。斯雷布雷尼察、澤帕的失利，加上國會解除武器禁運的動議，讓我們可以采取更積極的行動。會上，部長們最后接受了克里斯托弗及其工作組規劃的一份建議，即圍繞戈拉日德“在沙地畫線”，廢除聯合國對北約行動擁有否決權的“雙鑰匙”決策機制。倫敦會議成為轉折點；從那之后，北約可以更果斷了。隨后不久，北約部隊司令喬治·朱爾萬將軍和我們駐北約的大使羅伯特·亨特成功地把戈拉日德規則運用于薩拉熱窩安全區。
8月，形勢發生了戲劇性變化。克羅地亞人發動攻擊，奪回了克拉伊納這個當地塞族人聲稱是他們領土的克羅地亞土地。歐洲及美國軍方和情報官員都曾表示反對這次行動，他們認為米洛舍維奇為了挽救克拉伊納的塞族人會進行干涉，而我支持克羅地亞人的行動。赫爾穆特·科爾也表示贊同，他和我都明白，除非塞族人在地面嚴重受挫，否則外交手段不會成功。
我們知道波斯尼亞的生存問題正處于關鍵時刻，因此沒有實行嚴格的武器禁運，克羅地亞人和波斯尼亞人都能得到一些武器，這讓他們得以生存下來。我們還授權一個私人公司使用美國退休軍事人員幫助訓練和改進克羅地亞軍隊。
最終結果是，米洛舍維奇沒來救援克拉伊納的塞族人，克羅地亞軍隊幾乎未遇抵抗就占領了克拉伊納。這是四年來塞族人第一次失敗，它改變了地面力量的平衡，改變了所有各方的心態。用一位在克羅地亞工作的西方外交官的話來說，“這幾乎就是得到華盛頓支持的信號。美國人渴望有機會打擊塞族人，他們用克羅地亞人作為代理人來實現目的。”8月4日，我和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資深記者薩姆·唐納森一起訪問國家衛生研究院，他在那里做了癌癥手術，正在康復中。我發表講話，承認克羅地亞的攻擊證明對解決沖突有效果。作為一名優秀的記者，唐納森在病榻上為我的評論寫了一篇報道。
為了很好地利用這次轉機，我派托尼·萊克和副國務卿彼得·塔爾諾夫前往歐洲（包括俄羅斯），向他們介紹萊克提出的一個和平框架，并讓迪克·霍爾布魯克領導一個小組懷著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態度開始談判，希望結束與波斯尼亞人和米洛舍維奇的沖突。雖然米洛舍維奇聲稱他沒有控制波斯尼亞的賽爾維亞人，但大家都知道，如果不是他的支持，塞族人不可能獲勝。正好在我們發動外交攻勢前，參議院在眾議院之后也投票解除了武器禁運，我否決了議案，希望給我們的外交努力一個機會。萊克和塔爾諾夫立刻起程去實施我們的計劃。8月14日，他們與霍爾布魯克會見時報告說，盟國和俄羅斯都很支持，翟爾布魯克可以馬上開始他的行動。
8月15日，聽完托尼·萊克對波斯尼亞情況的簡要匯報，希拉里、切爾西和我前往懷俄明州的杰克遜谷地，我們接受了參議員杰伊和沙倫·洛克菲勒的邀請到他們家度假數日。我們都需要休息，我真的盼著能在大特頓山里徒步旅行和騎馬；在斯內克河上撐筏；參觀黃石國家公園的老實泉、水牛和駝鹿，以及我們放歸大自然的狼；在高海拔地方打高爾夫球，球可以落得更遠。希拉里正在撰寫一本關于家庭和孩子的書，她也期待著能在洛克菲勒家那寬敞的、到處點著燈的大農場房子里寫作，取得進展。這些我們都做到了，但假期里的永久記憶卻是關于波斯尼亞的，那是令人心痛的記憶。
在我們一家前往懷俄明州的那天，迪克·霍爾布魯克帶著一隊引人注目的人馬前往波斯尼亞，他們中有的勃·弗雷熱、喬·克魯策爾、空軍上校納爾遜，德魯，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戰略政策室主任韋斯利·克拉克中將，他也是我的阿肯色同鄉，我們第一次認識是1965年在喬治敦。
霍爾布魯克帶著他的人馬在克羅地亞海邊城市斯普利特降落。在那里，他們向波斯尼亞外交部長穆罕默德·薩西貝簡要介紹了我們的計劃。薩西貝在美國電視節目中是以一個能言善辯的波斯尼亞公眾人物的形象出現的，他英俊、壯實，在美國當學生時，曾是圖蘭大學橄欖球隊隊員。長期以來，他一直希望美國能更積極地插手這個被困國家的事情，讓他高興的是，這一刻終于來臨了。
斯普利特之行后，美國代表團去了克羅地亞首都薩格勒布，拜會了圖季曼總統，然后又飛往貝爾格萊德拜會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這次會晤毫無結果，然而又非比尋常，這都是因為米洛舍維奇拒絕保證我們代表團的飛機從貝爾格萊德飛往下一個目的地薩拉熱窩途中不受波斯尼亞塞族人炮火攻擊。于是，他們不得不折回斯普利特，從那里乘一段直升飛機后，再驅車兩小時經伊格曼山區公路前往薩拉熱窩。這條公路非常狹窄，沒鋪柏油，在陡峭的山坡旁沒有護欄，而且極有可能遭到附近塞族人機關槍的襲擊，聯合國車輛被襲是常事。歐盟談判代表卡爾·比爾德幾周前途經這段公路時就被打死，從斯普利特到薩拉熱窩，公路旁的溝壑中有許多失事的車輛殘骸，有些僅僅是因為路滑而出事。
8月19日是我49歲生日，早上一開始，我和弗農·喬丹、厄斯金·鮑爾斯及世界銀行行長吉姆·沃爾芬森一起打高爾夫球。在我聽說伊格曼山區公路發生的事情之前，這個早上一直都很完美。先是從新聞報道，接著又從迪克·霍爾布魯克和韋斯·克拉克動情的電話中得知，我們代表團向薩拉熱窩進發途中，霍爾布魯克和克拉克坐在悍馬車里，弗雷熱、克魯策爾和德魯坐在后面一輛寫有白色“聯合國”字樣的法國裝甲運兵車里。一小時車程后，在一個陡坡的最高處，裝甲運兵車翻著筋斗滾下了山，接著起火爆炸。除了代表團三名成員，車里另外還有兩名美國人和四名法國士兵。裝甲運兵車內攜帶的彈藥爆炸，車起火了。韋斯·克拉克勇敢地試圖救援，他把繩索綁在一棵樹樁上，吊著繩索爬下山，想進入著火的車里營救被困人員，但車已被毀得太嚴重了，熱氣灼人。
而且一切都太遲了。鮑勃·弗雷熱和納爾遜·德魯已在車子滾下山的時候死亡。其他人逃出來了，但喬·克魯策爾因傷勢過重死亡，還有。一名法國士兵也死了。弗雷熱53歲，克魯策爾50歲，德魯47歲；他們都是愛國的公務員，忠于家庭的男人。他們死得太早了，他們是在遠離家鄉的地方試圖拯救無辜百姓的生命。
接下來的一周，波斯尼亞塞族人把一顆追擊炮炮彈打到薩拉熱窩市中心，打死了38個人，于是北約又開始對塞族要塞持續三天實施空中打擊。9月1日，霍爾布魯克宣布所有各方將在日內瓦會晤。由于波斯尼亞塞族人不遵守北約提出的條件，北約恢復了空中打擊，一直持續到14日，霍爾布魯克在這一天成功地促使卡拉季奇和姆拉吉奇簽署協議，結束了對薩拉熱窩的圍攻。不久，最后的和平談判將在俄亥俄州的代頓舉行。最終，他們將結束這場血腥的波斯尼亞戰爭。當他們實現這個目標時，他們的成功是對三位已安息的美國英雄最好的禮物，這些英雄未能活著見證他們自己的勞動果實。
8月都是關于波斯尼亞問題的新聞，我繼續與共和黨就預算問題進行辯論；提醒人們注意在醫療保健改革失敗后已有100萬美國人失去了醫療保險；我繼續采取行政措施限制煙草公司針對青少年的香煙廣告、促銷、分發和營銷活動。食品與藥品管理局剛完成一項歷時14個月的研究，證實香煙易上癮且有害，而且銷售攻勢主要是針對青少年，青少年的吸煙比率在上升。
青少年吸煙問題是個難以解決的棘手問題。煙草是美國合法的使人上癮的毒品；它致人死亡，導致每年增加難以估算的巨大醫療費。但煙草公司在政治上很有影響力，種植煙葉的農場主在肯塔基州和北卡羅來納州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煙草公司努力吸引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吸煙以增加利潤，往往以農場主作為它們同情的面孔。我認為我們應該做些事情來反擊他們。艾爾·戈爾也這么認為，因為他鐘愛的妹妹南希就是死于肺癌。
8月8日，薩達姆·侯賽因的兩個女兒和她們的丈夫逃到約旦，約旦國王侯賽因給了他們避難機會。我們在消除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項目上取得了突破。這兩位男士中的一位，侯賽因·卡邁勒·哈桑·馬吉德曾領導薩達姆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秘密工作，他將提供很有價值的情報，告訴我們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剩余庫存，這些武器的規模和重要性與伊拉克官員告訴聯合國核查人員的情況不符。面對證據，伊拉克只得承認薩達姆女婿所言為實，并把核查人員帶到他指認的地點。經過六個月的流放，薩達姆的親戚被誘惑回國。幾天內，兩位女婿都被殺。他們短暫的自由之旅給聯合國核查人員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更多的伊拉克生化武器和實驗設備都不是在海灣戰爭期間，而是在核查期間被銷毀的。
8月，白水世界又起軒然大波。肯尼斯·斯塔爾以與白水案無關的指控起訴青姆和蘇珊·麥克道戈爾夫婦和吉姆·蓋伊·塔克州長，整整一個月，參議院和眾議院共和黨議員舉行了各種聽證會。在參議院，阿爾·達馬托試圖證實文斯·福斯特的死并不只是因抑郁導致自殺。在委員會面前，達馬托通過質問威嚇或人身攻擊，對希拉里的工作人員和朋友進行問訊。達馬托尤其對麥琪·威廉姆斯和他的紐約老鄉蘇珊·托馬西斯不友好。參議員勞奇·費爾克洛思更差勁，他嘲笑威廉姆斯和托馬西斯居然會打那么多電話談論文斯·福斯特，而僅僅是為了分享悲痛。這時候，我認為如果費爾克洛思真的不理解她們的情感，他自己肯定一直生活在情感的荒漠中。事實上，麥琪已兩次通過測謊測試，為的是調查她在文斯死后的行動，但這一事實并沒讓達馬托和費爾克洛思收斂對她們的非難和質問。
眾議院銀行委員會吉姆·利奇主席的做法和達馬托很相似。一開始，他就咆哮著把許多莫須有的指控加在我和希拉里頭上，聲稱我們在白水事件中不是失去而是得到了很多錢，我們為個人和政治開支動用了麥迪遜儲貸銀行的錢，策劃了中小型企業管理局的戴維·黑爾欺詐案。他不斷承諾提供爆炸性的新發現，但這些新發現從未變成事實。
8月，利奇舉行了一場聽證會，L．瓊·劉易斯成了明星。她是債務重整信托公司調查員，在19n年大選前不久的一份刑事舉證書中曾提出讓希拉里和我做證人。那時候，布什的司法部就劉易斯的舉證書進行了調查，阿肯色州聯邦檢察官、共和黨人查爾斯·班克斯告訴他們沒有任何案件與我們有關，那不過是有人企圖干擾大選，進行那樣的調查會造成“不當檢舉”。
盡管如此，利奇把劉易斯稱為“英勇的”公務員，認為她的調查在我當選后被阻撓了。聽證會開始之前，公布的文件支持我們的立場，包。括班克斯寫的一封倌，信中表示拒絕追查劉易斯的指控，因為缺乏證據；而且聯邦調查局內部電報和司法部的評估也說，找不到指定希拉里和我作為重要證人的依據。盡管對駁斥劉易斯說法的文件幾乎沒什么報道，聽證會還是失敗了。
8月的聽證會和斯塔爾的最新一輪指控，已使我應付新聞記者關于白水事件的提問成了例行公事，我盡量少發表公開評論。我已從新聞界報道軍隊同性戀的問題中得到啟發，如果給新聞界著迷的問題提供內容豐富的答案，它一定會出現在晚間新聞里，無論那天我為公眾利益做了什么，都不會得到很好的宣傳，而且美國人民會認為我大部分時間花在為自己辯護上，而不是為他們工作，事實上白水事件只花了我一點點時間。在一個1-10的刻度尺上，刻度7位置上關于經濟問題的回答比刻度10位置上的白水事件的回答要好得多。因此，我在幕僚們的不斷提醒和幫助下，大多數時候都克制自己的言語，但這是很難做到的。我經常憎恨濫用權力，但隨著錯誤指控滿天飛，表明我們無辜的證據反而被忽略了，越來越多不應該受到指責的人受到斯塔爾的糾纏，我心緒難平。沒人能夠像我這樣憤怒而不對自己造成傷害。我得花太多的時間去解決這個問題。
9月初，我去夏威夷參加了一個二戰結束50周年紀念活動，隨后希拉里前往北京，在聯合國第四屆婦女大會上發言。希拉里的演講是我們這個政府八年內所發表的最重要演講之一，她大膽地提出“婦女權利即人權”，譴責那些過于常見的違反人權的行為：把婦女賣到妓院，燒死嫁妝很少的婦女，在戰爭時期強奸她們，在家庭中毆打她們，對她們行割禮，強制墮胎或強制節育等。她的演講贏得長時間的鼓掌，打動了全世界婦女的心弦，她們現在知道，毫無疑問，美國正力圖幫助她們。盡管白水事件讓她受了辱罵，希拉里為了她深深信奉的事業，為了我們的國家，再一次挺了過來。我以她為豪；她所經歷的不公正的猛烈抨擊并沒讓她的理想主義退色，很久以前，正是這種理想主義讓我墜人情網。
到這個月中旬，迪克·霍爾布魯克已經說服波斯尼亞、克羅地亞和南斯拉夫的外交部長同意了一套基本原則，作為解決波斯尼亞沖突的框架。同時，北約的空中打擊和巡航導彈攻擊連續重創塞族據點，波斯尼亞和克羅地亞的軍事成果已讓塞族人控制的波斯尼亞地區從70％降到50％，這個比率接近談判中可能提出的要求。
9月28日，外交政策的成果又給這個月增色不少。伊扎克·拉賓和亞西爾·阿拉法特來白宮簽署把相當數量的土地歸還給巴勒斯坦的西岸協議，和平進程又邁出了一大步。
這一最具重要意義的事件躲開了媒體的相機。簽署協議的儀式計劃在中午舉行，但拉賓和阿拉法特已在內閣廳見面，簽署了協議附件，三份附件包括26幅不同的地圖，每幅地圖完全反映了各方達成的關于公路、交叉路口、定居點和宗教遺址的成千上萬個協定。作為正式見證人，我也應邀在各頁上簽字。進行到一半時，我走到一邊接電話，拉賓也出來了，他說：“我們有個問題。”在一幅地圖上，阿拉法特指著一條以色列控制下的公路，說他確信所有各方都已同意把這條公路歸還巴勒斯坦人。拉賓和阿拉法特想讓我解決爭議。我把他們帶到我的私人餐廳，然后他們開始討論。拉賓說他想成為好鄰居，阿拉法特回答說，作為亞伯拉罕的后裔，他們更應該像堂兄弟一樣。他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作用讓人著迷。我什么也沒說，轉身走出了餐廳，第一次讓他們倆單獨在一起。他們遲早要建立一種直接的關系，看起來今天是開始這種關系最恰當的時機。
他們在20分鐘內達成了協議，把這個有爭議的交叉路口歸還巴勒斯坦人。全世界都在等待這個我們已推遲舉行的儀式，沒時間去修改地圖了。拉賓和阿拉法特通過握手表示同意修改地圖，然后在面前的地圖上簽了字，從法律上把他們和這條有爭議公路的錯誤標識聯系在了一起。
此前，這種個人信任行為簡直難以想像。對拉賓來說也有風險。幾天后，由于以色列人在這個西岸協議上分裂為力量均等的兩大派，拉賓僅以一票差距幸運逃過了以色列議會對他的不信任投票。我們還處在困境中，不過我很樂觀。我知道那一次握手將會讓移交工作進行下去，果真如此。這次握手甚至比官方協議還要讓我相信拉賓和阿拉法特最終會找到完成締造和平工作的途徑。
財政年度在9月30日結束了，可我們仍然沒有一個預算。當我不在處理波斯尼亞和中東問題時，我把整個月的時間用于巡回演講，反對共和黨對保健醫療、醫療補助、食品券、學生直接貸款、美國服務隊、環境執法以及在大街上新增10萬名警察的倡議進行裁減的提議。共和黨人甚至提議削減勞務所得扣抵，從而增加低收人工作家庭的納稅，同時他們試圖給最富裕的美國人減稅。在巡回演講的每一站，我都指出，我們的斗爭不是關于是否要平衡預算、減少政府不必要開支的重負，而是關于如何具體去做。最大的爭議是，聯邦政府到底應該為人民的共同利益承擔什么樣的責任。
作為對我的抨擊的回答，紐特·金里奇威脅說，如果我否決他們的預算提案，他會拒絕提高債務限額，這么做會讓美國無法履行職責。提高債務限額只是一種技術行為，它承認了這么一種難以避免的情況：只要美國繼續推行赤字財政，每年的債務必定會增加，政府就不得不出售更多的債券以獲得資金。提高債務限額不過是授權財政部這么做。只要民主黨占多數，共和黨就會象征性地投票反對提高債務限額，讓人看起來似乎他們不支持政府這么做。許多眾議院的共和黨人從來也沒有投票贊成提高債務限額，現在也不會喜歡這么做，因而我必須認真對待金里奇的威脅。
如果美國不履行自己的債務責任，后果是嚴重的。在過去2凹多年，美國從來也沒有出現過不支付債務的情況。逃避責任會動搖投資者對我們可靠性的信心。我們要進人最后的攤牌子，我無法否認紐特有一個討價還價的籌碼，但我決定不受訛詐。如果他繼續威脅，他也會受損失。不履行責任會引發高利率的風險，很小的一點增長也會導致抵押貸款支付額增加幾千億美元。有1咖萬美國人的抵押貸款利率是隨聯邦利率變動的。如果國會不提高債務限額，每個月人們在抵押貸款上就還得支付艾爾·戈爾所說的“金里奇附加費”。共和黨人如果要讓美國無法履行債務責任，需三思而行。
10月的第一周，教皇再次來美訪問，希拉里和我在紐瓦克氣勢輝煌的哥特式教堂會見了他。正如在丹佛和梵蒂岡，教皇和我進行了單獨會談，大多是關于波斯尼亞。對我們的和平努力，教皇給予了鼓勵，他的看法打動了我：他說，20世紀開始于薩拉熱窩的一場戰爭，我不能以薩拉熱窩的一場戰爭來結束這個世紀。
會晤結束了，教皇在政治上給我上了一課。首先，他離開教堂去幾英里之外的一個地方，這樣他就可以坐著他的“教皇汽車”返回，車頂是用透明的防彈玻璃做成的，沿途他向那些聚集在街道上的人們揮手致意。當他抵達教堂時，教徒們已經入座。希拉里和我坐在前排的靠背長凳上，旁邊是地方和州的官員以及新澤西州著名的天主教徒。巨大的橡木大門敞開了，穿著華麗白色法衣和披肩的教皇步人教堂，人們站起來，開始鼓掌。教皇走過走廊，伸出手和兩邊的人握手，掌聲變成了歡呼聲。我注意到一群修女站在座位上，像那些搖滾音樂會上的青少年一樣發出尖叫。我問旁邊的人其中的原因，他告訴我她們是加爾默羅會修女，這個組織的人生活在一個完全與世隔絕的修道院里。教皇給了她們來這個教堂的機會。教皇的確知道如何讓人們走到一起。我點子點頭說：“我可不愿和這個人競選。”
會晤教皇后的那天，我們在波斯尼亞取得了進展，我宣布所有各方都同意停火。一周后，比爾·佩里說，和平協議將要求北約派部隊到波斯尼亞執行任務。由于我們參加北約行動的職責已很明確，他認為我們不必事先得到國會批準。我認為不就波斯尼亞行動進行投票也會讓多爾和金里奇松口氣；他們都是國際主義者，知道我們必須做什么，但兩院中有許多共和黨人強烈反對這么做。
10月15日，我和我的朋友參議員克里斯·多德前往康涅狄格大學參加以他父親名字命名的研究中心落成儀式。此時，我已下決心結束波斯尼亞戰爭，讓那些犯有戰爭罪的人伏法。進人參議院前，湯姆·多德曾是盧森堡戰犯法庭的執行審判辯護律師。在我的講話中，我強烈贊成了現今的前南斯拉夫和盧旺達戰犯法庭，我們一直為它們貢獻經費和人員，支持建立一個永久性法庭，處理戰爭犯罪和其他違反人權的暴行。最終，這個想法將體現在國際犯罪法庭上。
當我在國內處理波斯尼亞問題時，希拉里正在進行另一次出訪，這次是到拉美國家。在冷戰后的世界，美國成為世界惟一的軍事、經濟和政治超級大國，每個國家都希望得到我們的關注，通常這對我們也有利。但我無法前往所有地方，尤其是在與國會進行預算戰的時候。結果，艾爾·戈爾和希拉里就做了相當多重要的國事訪問。無論他們去哪里，人們知道他們代表美國、代表我在說話；每次訪問，他們都不辱使命，他們加強了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10月22日，我飛到紐約，慶祝聯合國成立50周年，我利用這個機會呼吁在反對恐怖主義，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打擊有組織的犯罪和毒品走私等領域進行更大的國際合作。這個月早些時候，奧馬爾·阿布代爾·拉赫曼和其他九人在第一次世界貿易中心爆炸案中被判有罪。前不久，哥倫比亞逮捕了幾名臭名昭著的卡利毒品卡特爾的頭目。在講話中，我在那些勝利成果的基礎上列出了一個待辦事項表，包括堅持全球性反洗黑錢；凍結恐怖分子和毒品走私犯的財產，就像對哥倫比亞卡特爾所做的那梓，承諾不給恐怖分子和走私犯提供避難所；加強摧毀毒品作物和減少對麻醉藥品需求的力度；建立國際網絡培訓警察，給他們提供最新技術；批準《化學武器公約》；加強《生物武器公約》。
第二天，我前往海德公園，與鮑里斯·葉利欽第九次會晤。葉利欽曾生了場病，他在北約擴張問題和美國在波斯尼亞犧牲波斯尼亞塞族人的利益等問題上受到國內極端民族主義分子的許多壓力。前天，他在聯合國發表了一次強硬的演講，主要是為了應付國內壓力，看得出來他是被迫這么做的。
為了讓他感覺輕松些，我用我的直升飛機把他請到海德公園，在那樣一個本不該那么溫暖的秋季，讓他看看哈得孫河兩岸的漂亮植物。我們到達后，我把他請到一座老房子前面的庭院里，從那兒可以看到寬闊的哈得孫河景色，我們談了一會話，坐在二戰期間羅斯福和丘吉爾坐過的椅子上。然后我把他請到屋里，給他看了羅斯福的半身像，那是由一位俄國藝術家雕刻的，也看了這位雕刻家的兄弟創作的羅斯福總統那不屈不撓的母親的一幅畫像，以及羅斯福給斯大林的一個手寫條子，內容是告訴斯大林盟國在歐洲的登陸日已經確定。
鮑里斯和我用整個上午討論了他不穩定的政治處境。我提醒他，我已竭盡全力幫助他，雖然我們在北約擴張問題上意見不一，但我可以幫助他解決這個問題。
午飯后，我們回屋繼續討論波斯尼亞問題。各方正要來美國就我們所希望的最后協議進行談判，成功與否取決于北約領導的多國部隊和俄羅斯軍隊的參與，讓波斯尼亞塞族人相信他們會受到公正的對待。最后，鮑里斯同意派遣軍隊，但他的軍隊不歸北約指揮，不過他很高興讓他們在“一位美國將軍的手下”服務。我同意了，只是要他明白他的軍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干涉北約的指揮和管轄。
對于葉利欽在國內遇到那么大的麻煩，我覺得很抱歉。是的，他犯過一些錯誤，但頂著失敗的巨大可能，他還是讓俄羅斯朝正確的方向前進。我認為他仍能在選舉中勝出。
．在會晤后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我說我們已在波斯尼亞問題上取得進展，我們都會推動《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并一起合作，在1996年達成《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這是一個很好的聲明，但葉利欽搶了鏡頭。他告訴媒體，這次會談結果讓他比來的時候更樂觀，因為所有新聞報道都說我們的最高級會晤“將會是一場災難。好了，現在，第一次，我可以告訴你們，你們才是一個災難”。我笑得幾乎跌倒，新聞記者們也大笑。作為回應，我對記者們說：“要保證你們在那里也有份。”葉利欽什么都說得出來。真不知道他會如何回答關于白水事件的所有提問。
10月的國內戰線相對比較平靜，預算這壺水正慢慢煮沸。月初，紐特·金里奇決定不再把關于游說改革的立法付諸投票，我否決了立法撥款法案。關于游說的立法要求游說者說明他們的活動，并禁止他們在適度范圍之外向議員送禮、請他們旅游或吃飯。共和黨人從說客那里募集了許多資金，他們起草立法，旨在減稅、提供補貼或讓許多利益集團免受環保規定制約。金里奇看不到中斷這種有利處境的理由。我否決了立法撥款法案，因為除了軍事建筑撥款法案，它是新的財政年度開始后國會惟一通過的預算法案，我認為國會不應該首先考慮它自己。我不想否決這項議案，懇請國會領導人先擱一擱，直到我們完成其他新的預算法案為止，他們卻把它交給了我。
預算戰還在進行，我和能源部長黑茲爾，奧利里從我的人類輻射實驗顧問委員會接到一份報告，報告詳述了冷戰期間在大學、醫院和軍事基地做過的成千上萬次人體試驗。這些實驗大多是人道的，也有一些不人道：在一個實驗中，科學家在病人事先不知道的情況下把钚注入18個病人體內；另一個實驗中，醫生明知沒有好處，還是讓窮困的癌癥患者過多暴露在輻射之中。我要求審查目前所有的實驗程序，發誓為所有適當的案例尋求補償。公布這份先前被歸為秘密的報告是我任內采取更公開政策的一部分內容。我們已經把二戰、冷戰和關于肯尼迪總統遇刺的成千上萬份文件解密。
10月第一周的最后一天，希拉里和我飛到瑪莎葡萄園參加我們的好朋友瑪麗·斯滕博根和特德·丹森的婚禮。1980年開始我們就是朋友；我們的孩子小時候就在一起玩，1992年大選時，瑪麗盡心盡力在全國為我奔走。她和特德見面后，墜人情網，我感到非常興奮，婚禮讓我們的心情從波斯尼亞、白水事件和預算戰中得到解脫。
月底，希拉里和我慶祝我們結婚20周年。我送給她一個非常漂亮的鉆石戒指，標志著我們生活的一個里程碑，這也是對她同意和我結婚的一種補償，當時我沒有很多錢來買訂婚戒指。希拉里喜歡戒指細細的箍上鑲著一粒粒很小的鉆石，戴上它也是一種提示：經歷了生活的起起落落，我們仍然互相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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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星期六，這一天的開始充滿了希望。波斯尼亞和平會談提前三天在俄亥俄州代頓的賴特一帕特森空軍基地開始，而且我們剛剛在國會贏得了二次投票，駁回了環境保護局預算的17個反環境附加條款。我事先錄好了每周六早晨要在電臺發表的講話，指責在環境保護局預算上仍存在削減。我享受著難得輕松的一夫，但在下午3：25，托尼·萊克打電話到我住所告訴我伊扎克·拉賓在參加完特拉維夫的和平集會離開時遭到槍擊。攻擊者不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而是一名叫伊加爾·阿米爾的以色列法律專業學生，此人強烈反對把包括以色列人居住區在內的西岸移交給巴勒斯坦。
伊扎克已被送到醫院搶救，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不知他傷勢如何。我打電話給在樓上寫書的希拉里，告訴她發生的事。她下了樓，握著我的手，我們談起伊扎克十天前和我在一起的情形，他是來美國給我頒發猶太聯合募捐會的以賽亞獎的。那是一個愉快的晚上。伊扎克討厭打扮，在一個該穿禮服的場合，他還穿了套深色西服，打了條很普通的領帶。他從我的助手史蒂豐·古丁那里借了一個蝴蝶領結，出門時我還為他正了正領結。伊扎克給我頒獎時，他堅持我作為領獎人應該站在他的右邊，雖然按照外交禮儀，外國領導人應該站在總統右邊。他說：“今晚，我們把位置換換。”我回答說，他到猶太聯合募捐會來頒獎，可能是對的，因為，“畢竟，過來看你的人可能比來看我的人多”。現在，我抱著一絲希望，希望我們還能再像那樣一起大笑。
托尼第一次打過電話后約25分鐘，再次打來電話，告訴我拉賓傷勢嚴重，除此之外，他也一無所知。我掛上電話，告訴希拉里我要去橢圓形辦公室。我和工作人員談了尸會兒，又在房間里來回走了五分鐘，我想一個人靜一靜，于是抓起球桿和幾個高爾夫球直奔南草坪的擊球區。在那里，我做了祈禱，企求上帝赦免伊扎克。我毫無目標地擊球，我在等待。
10到15分鐘后，橢圓形辦公室的門打開了，托尼·萊克沿著石子路向我走來。看他臉上的神情，我知道伊扎克已經去世。托尼告訴我后，我讓他回去為我準備一份演講稿。
拉賓和我共事兩年半，我們建立了非同尋常的關系，我們彼此坦誠信任，而且對我們各自的政治地位和思想過程有著不一般的理解。我們成為朋友的特殊方式正如那些置身于一場斗爭中的人們，他們相信這場斗爭是偉大而有益的。每次相逢，我對他就多一份尊敬和關心。他被殺時，我已逐漸愛上他，我很少會愛另一個男人。在我腦海中，我一直知道他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險中，但我無法想像他已經走了；失去了他，我不知道在中東地區我會做什么或者還能做什么。悲傷讓我無措，我上樓和希拉里待了幾個小時。
第二天，希拉里、切爾西和我去了方德里聯合衛理公會教堂，和我們同行的還有小石城來的客人，維克和蘇珊·弗萊明以及他們的女兒伊麗莎白，她是切爾西的好友。這天是萬圣節，禮拜儀式充滿了對拉賓的召喚。切爾西和另一位年輕女孩朗誦了《出埃及記》中摩西在燃燒著的灌木叢中面對上帝的一節。我們的牧師菲爾·沃格曼說，在特拉維夫，拉賓“舍棄生命的地方已變成一塊圣地”。
希拉里和我用過圣餐后離開教堂，驅車前往以色列使館去會見大使和拉比諾維奇夫人并在哀悼書上簽名，哀悼書在使館的耶路撒冷廳里與拉賓的大幅肖像并排放在一起。我們到達時，托尼·萊克和我們的中東特使丹尼斯·羅斯已在那里，他們坐著默哀。希拉里和我在哀悼書上簽完名后回家，準備前往耶路撒冷參加葬禮。
和我們同行的有前總統卡特和布什，國會領導人和其他幾十位參議員和眾議員，還有沙里卡什維利將軍、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和幾位著名商界領袖。一抵達耶路撒冷，希拉里和我就去拉賓家看望利婭。利婭雖然傷痛萬分，還是努力想為她的家庭和國家表現得勇敢一點。侯賽因國王和努爾王后，穆巴拉克總統和其他國家的一些領導人都來參加葬禮。阿拉法特也想來，但被說服放棄了此行，不僅是因為危險，也是因為他在以色列的出現會產生潛在的分裂影響。對穆巴拉克來說，此行也有風險，而且他本人剛逃過一次暗殺，但他堅持來了。侯賽因和努爾對拉賓的去世傷心欲絕；他們是真正關心他的，認為他是和平進程的核心人物。對于伊扎克在阿拉伯世界的每個合作者來說，他的遇刺是對他們推動和平進程所冒風險的一個痛苦警示。
侯賽因獻上了一段高尚的頌詞，拉賓的孫女，正在以色列軍隊服役的諾阿·本·阿爾吉一佩羅索夫談到她祖父時，感動了在場的聽眾：“爺爺，你是陣營前的火把柱，而現在我們是黑暗中孤單的陣營，我們是如此寒冷。”在致辭中，我想幫助以色列人追隨他們隕落的領袖。在那一周，全世界猶太人都在研讀《舊約》首五卷的那個部分，即上帝命令亞伯拉罕犧牲他的愛子艾薩克，或者說是伊扎克；只要亞伯拉罕表達遵從的意愿，上帝就會赦免這個孩子。“現在上帝以更殘酷的方式來驗證我們的忠誠，因為他帶走了我們的伊扎克。但以色列與上帝的契約，為了自由，為了寬容，為了安全，為了和平——必須遵守。這個契約是拉賓總理畢隼的事業。現在我們必須使之成為不朽的遺產。”最后，我用希伯來語"shalom，chaver"結束致辭。
在某種意義上，“shalom，chaver”——“再見，朋友”——這兩個詞抓住了以色列人民對拉賓的感情。我有幾個說希伯來語的猶太工作人員，他們知道我對拉賓的感情；一直到現在我都感激他們給了我這兩個詞。西蒙·佩雷斯后來告訴我，“chaver"不僅代表朋友的意思，它更多地喚起了在共同事業中心心相印的同志之誼。很快，“shalom，chaver"就出現在以色列的布告牌和汽車保險杠膠貼上。
參加完葬禮，我在能看到雄偉老城的大衛王賓館會見了其他一些領導人，然后返回華盛頓。當我們降落在安德魯空軍基地時，已是凌晨4：30，所有人都疲憊不堪，蹣跚走出飛機，準備在預算戰進入最后階段前抓緊一切機會休息。
至此，新的財政年度已在10月1日開始，政府通過“連續決議”繼續運行，“連續決議”給各部門批準經費，直到新預算頒布為止。一個新財政年度剛開始的時候，有幾個撥款法案沒有得到國會批準是很平常的事，但現在整個政府只能靠連續決議運行，而且似乎沒有盡頭。相反，在我執政頭兩年，民主黨國會按時批準了預算。
我提交了一份十年達到預算平衡的計劃，然后又提交了一份到2004年用九年時間平衡預算的計劃，但共和黨和我在預算問題上仍存在較大分歧。我的所有專家認為老大黨對保健醫療、醫療補助、教育、環境和勞務所得扣抵的削減大于他們用來平衡預算和減低稅收的需要，哪怕是用七年時間。我們對經濟增長速度、醫療費用膨脹和預期收入有不同的估計。當共和黨控制白宮時，他們總是高估收入，低估支出。為了實現減少財政赤字的目標，我決定不犯這個錯誤，一直采取比較保守的估計。
現在共和黨控制了國會，他們又在走向另一個極端：低估經濟增長和收入，高估醫療費用的膨脹，即使在他們宣揚衛生維護組織是減緩醫療費用增長速度的必由之路時。他們的策略就像是威廉·克里斯托爾在其給鮑勃·多爾的備忘錄中的建議的邏輯延伸，他敦促多爾在醫療保健上阻止一切行動。如果他們在保健醫療、醫療補助、教育、環境上削減經費，中產階級就更看不到納稅的好處，會更加怨恨稅收，更容易接受他們關于減稅的呼吁，更容易接受他們在造成分裂的社會和文化問題，如流產、同性戀權利和槍支等方面發起運動的策略。
里根總統的預算辦公室主任戴維·斯托克曼承認里根政府是有意運行巨大財政赤字，制造讓整個國內預算陷入“饑渴”的危機。他們部分地成功了，投入不足卻沒有取消對我們共同未來的投資。現在金里奇的共和黨人試圖憑借不合理的收入和支出假設來推行平衡預算并完成這項工作。我決心阻止他們；我們國家的未來需要平衡的預算。
連續決議失效前三天，11月10日，國會給我送來一份新的頗具挑戰意味的連續決議：維持政府正常運作的代價就是簽署一份新的連續決議，增加25％的醫療保險費，減少教育和環境保護基金，削弱環境保護法規。
第二天，剛好是拉賓遇刺一周，我在電臺演講，告訴美國人民共和黨正試圖通過連續決議的“后門”來實現他們的預算方案。那天正好是退伍軍人節，我指出，將得到保健醫療費的老年人中有800萬是退伍軍人。老大黨那么嚴格的削減完全沒有必要：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綜合起來處在25年來的最低點；聯邦雇員在全部勞動力中所占的百分比是1993年以來最小的；赤字在下降。我也想要預算平衡，但希望實現平衡的方式“與我們的基本價值相一致”，并且”不是通過威脅和黨派怨恨”。
周一晚，國會終于給了我另一份提高債務限額的決議。這比連續決議更糟，它是另一個削減預算和削弱環境法的秘密企圖。這項法案剝奪了財政部長從里根時期開始就享有的管理資金的靈活權力，為的是避免在非常情況下政府不履行債務。更糟的是，30天后國會再度降低債務限額，事實上這項立法讓政府無法履行債務。
從4月開始金里奇就威脅，如果我不接受他的預算，就要關閉政府，讓美國無法履行職責。我不知道他是真想這么做，還僅僅是因為他相信了我任期頭兩年里媒體對我的報道，這些報道表面上真實可信實際上卻缺乏證據，我被描繪成一個過于懦弱、過于愿意放棄責任、過于急著妥協的人。如果真是這樣，他應該更關注事實。
11月13日，現行的連續決議即將在半夜失效，談判者再次會談，試圖在政府關閉前解決分歧。出席的人有多爾、金里奇、阿梅、達施勒和格普哈特，還有艾爾·戈爾、列昂·帕內塔、鮑勃·魯賓、勞拉，泰森和我方的其他一些成員。金里奇一開始就抱怨我們在電視上做的宣傳，氣氛已經比較緊張了。自6月開始我們就有目標地在一些州做宣傳，從犯罪法案開始，突出政府的政績。勞動節后，預算爭論日趨白熱化，針對共和黨提出的預算削減，尤其在保健醫療和醫療補助方面，我們推出了新的宣傳廣告。紐特發表完意見后，列昂·帕內塔簡要地提醒他在1994年選舉前他說過的關于我的所有駭人聽聞的事：“議長先生，你的手并不干凈。”
多爾想緩和一下氣氛，說他不想讓政府關閉。在這點上，迪克·阿梅插了進來，說多爾并不是在為眾議院的共和黨人說話。阿梅這個經常穿牛仔靴的高大男人，似乎一直處于激動狀態。他開始了長篇的激烈講話，從眾議院的共和黨如何堅定地忠于他們的原則，一直談到他那年邁的岳母看了我們針對保健醫療費削減所做的廣告后受到驚嚇，使他何等憤怒。我回答他，我并不了解他的岳母，但是共和黨的預算削減將變成法律，更多的老年人將被迫搬出療養院或失去他們的家庭醫療保健。
阿梅粗暴地說，如果我不妥協，他們將關閉政府，而我的任期也就完了。我回擊說，我絕不允許他們的預算變成法律，“哪怕我的支持率會跌到5％。如果你想要你的預算，你就得另請高明坐這個位子！”毫不奇怪，這次談判沒能達成一致意見。
會談后，達施勒、格普哈特和我的談判小組對我和阿梅間的針鋒相對感到得意。艾爾，戈爾說，他只希望每一個在美國國土上的人，都能聽到我的聲明，除了我本應該說我不在乎我的支持率會降到零。我轉身對他說：“不，艾爾，如果我們的支持率降到4％，我會屈服。”大家都笑了，但我們心里很緊張。
我否決了連續決議和最高債務限額法案，到第二天中午，有相當一部分聯邦政府部門停止工作。近80萬聯邦雇員回家，打亂了數百萬美國人的生活，因為他們需要申請社會保障、退伍軍人津貼和商業貸款，需要有人檢查他們工作地點的安全，需要向他們開放國家公園，還有很多其他需要。做出否決后，鮑勃，魯賓采取了不尋常的措施，向退休基金貸款610億美元，用來償還貸款，暫時改變政府目前這種不履行債務的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