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支持者的規模和他們的熱情，9月發生的事件提供了軼事趣聞般的證據，表明事情正按我們的方式進行。參加了得克薩斯州朗維尤的一次集會后，我與人們握手，遇到一位有兩個孩子的單身母親，她已不再接受福利，而是在美國和平隊工作，并用美國服務隊提供的獎學金去基爾戈兩年制大學上學；另一位婦女在她的丈夫患了癌癥后，享受了家庭休假法；一位越戰老兵非常感激政府給予一些孩子的健康與殘疾津貼，這些孩子的父親因為戰爭期間暴露在落葉劑下，導致孩子患有先天性脊柱裂。這位老兵和他的12歲女兒住在一起。孩子患有先天性脊柱裂，在她短暫的生命中已忍受了十多次手術。
外面的世界并不因我們的選舉而停止。9月的第一個星期，薩達姆·侯賽因又在制造麻煩，他攻擊并占領了伊拉克北部庫爾德人地區的埃爾比勒鎮，違反了海灣戰爭結束時迫使他遵守的限制。兩個庫爾德派一直在爭奪這個地區的控制權；他們中的一派決定支持薩達姆后，進攻了另一派。我命令對伊拉克軍隊發動炸彈和導彈攻擊，他們撤軍了。
24日，我去紐約參加聯合國會議開幕式。在座領導人中我第一個簽署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我用的是33年前肯尼迪總統簽署《部分限制核試驗條約》的那枝筆。在我的講話中，我列出了一個更廣泛的日程來減少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威脅，懇請聯合國成員國讓《化學武器公約》生效，加強《生物武器公約》的執行條款，凍結用于生產核武器的可裂變材料，禁止使用、生產、儲存和轉讓殺傷性的地雷。
在聯合國討論核不擴散問題時，中東又爆發了沖突。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開通了一條隧道。所羅門和希律王神殿的遺址正好在山下，山上是巖石圓頂寺和阿克薩清真寺這兩個穆斯林的圣地。自以色列在1967年戰爭中擁有了東耶路撒冷后，圣殿山——被阿拉伯人稱為"高貴的避難所"——都是在穆斯林官員的控制下；隧道開放時，巴勒斯坦人把它看成對他們宗教和政治利益的威脅，騷亂和槍擊事件爆發。三天后，60多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了傷。我打電話給雙方，讓他們結束暴力，重新實施和平協議，沃倫，克里斯托弗給內塔尼亞胡總理和阿拉法特主席的電話打得線路都要燒起來了，讓他們結束流血事件。我采納了克里斯托弗的建議，邀請內塔尼亞胡和阿拉法特來白宮討論問題并解決它。
這個月結束的時候，我簽署了一個醫療保健撥款法案，結束了所謂只對分娩過程承擔保險，保證對母親和新生嬰兒提供最少48小時的保險；如我已提到，給那些患有先天性脊柱裂的越戰退伍老兵的孩子提供補貼；要求對待精神和身體有疾病的人的醫療保險政策，要有同樣的年度和終身保險范圍限制。精神醫療保健領域的突破是對精神健康倡導組織工作的回報，也是來自新墨西哥州的參議員皮特·多麥尼斯、明尼蘇達州的參議員保羅，韋爾斯通以及我任命的官方精神健康政策顧問蒂珀·戈爾個人努力的結果。
10月的前兩天我和內塔尼亞胡、阿拉法特、侯賽因國王在一起，侯賽因同意與我們一起努力，讓和平進程重新回到軌道。會談結束時，阿拉法特和內塔尼亞胡請我一起即席回答了所有新聞界的提問。我說隧道問題還沒有解決，雙方已同意立即開始會談，希望達成一個意見，結束該地區的暴力事件，重新回到和平進程。會談中，內塔尼亞胡重申了他有義務執行在他執政之前通過的各項協議，包括以色列軍隊從希伯倫撤軍。隨后不久，隧道又被封上了，這符合雙方不改變耶路撒冷現狀直到談判解決問題為止的承諾。
3日，我又回到大選，在紐約布法羅停留參加一個集會，這個城市對我總是很友好。我是在前往肖托夸時中途停留的，我要去那里準備10．月6日和鮑勃·多爾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進行的總統競選第一次辯論。我們整套班子都去了，包括我的媒體顧問邁克爾，希恩。在模擬辯論中，喬治·米切爾演鮑勃·多爾。他一開始就占了上風，但不斷的練習讓我狀態好多了。中途休息期間，厄斯金·鮑爾斯和我打了一輪高爾夫球。我的球技越來越好。6月，我的最終得分第一次在80以下，但我仍然無法擊敗厄斯金。
對我們在政府理念和問題立場上的差別感興趣的人來說，辯論顯得文明而有教育意義。多爾批評我們說，被我否決的共和黨預算中裁減醫療保健的做法受到我的批評，而我的宣傳廣告卻讓老年人受到了驚嚇，他重復在共和黨大會上的講話，說我的政府滿是年輕的精英，他們"從來沒有長大，從不做實際工作，從不做出犧牲，從不愿遭受磨難，從來也不學習"，他們想"用你們的錢來為他們值得懷疑的、自私的詭計提供經費"，當他這么抨擊我的時候，出現了一些激烈爭論。我反擊說，其中一個在白宮為我工作的年輕"精英"是在一個活動房屋中長大的，關于指責我過于自由，我說："他們黨在勢均力敵的大選中，總這么說。這就像他們的經典老歌……我只是覺得它不會再有什么殺傷力了。"
第二次辯論計劃10天后在圣迭戈進行。在這期間，希拉里、艾爾、蒂珀和我參觀了華盛頓草地廣場上掛著的巨型艾滋病紀念橫幅，上面的一個個獨立方格是為了紀念一個個死去的人：其中兩個人是我和希拉里的朋友。讓我滿意的是，艾滋病的死亡率已經下降，我決心繼續推動開發救命藥品的研究。
圣迭戈辯論經米基·坎特商定，在市鎮廳舉行。16日，圣迭戈大學的市民們問了一些很好的問題，多爾和我回答問題時直到最后都沒有互相攻擊。在結束語中，多爾呼吁關注他的根本性看法，提醒人們我反對任期限制以及平衡預算和保護美國國旗的憲法修正案，禁止對學校自愿禱告做限制。我結束的時候，總結了未來四年的計劃。至少人們知道要做什么樣的選擇。
離選舉還有兩個星期，民意測驗表明我領先20個百分點，有55％的支持率。我真希望這個民意調查沒有被公開；它讓我們的支持者覺得選舉已結束了，讓競選失去了一些生機。我繼續勤奮工作，集中精力對付我們選定的一些目標，亞利桑那州和佛羅里達州，以及我們以前曾贏得選舉的州，其中內華達、科羅拉多和佐治亞三個州讓我最擔心。10月25日，我們在亞特蘭大有一個大型集會，我的老朋友馬克斯·克萊蘭正在那里緊鑼密鼓地競選參議員。薩姆·納恩為我的第二次競選進行了尤其有效的辯論，我離開這個州時，心想我們可能有機會。
11月1日上午，我參加了圣巴巴拉城市學院的一場清晨集會，進入了大選最后的沖刺階段。在一個陽光普照的溫暖日子，一大群人聚集在俯瞰著太平洋的校園山坡上。圣巴巴拉是結束加州競選的一個很好的地方，這個曾經屬于共和黨的穩固地盤正向我們傾斜。
我從圣巴巴拉飛到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魯塞斯，然后去了埃爾帕索，那里有競選中人數最多的一次集會，4萬多人來到機場表示他們的支持，最后到了圣安東尼奧，參加了阿拉莫的傳統集會。我知道我們無法贏得得克薩斯州，但我想向這個州民主黨人的忠誠表示敬意，尤其是西班牙裔，他們堅持站在我一邊。
當我進人大選最后三天，我要做一個選擇。幾個相對較小的州的參議員候選人要求我幫他們競選。馬克·佩恩說如果我用大選最后幾天這么做，而不是去幾個更大一點的州，我可能得不到多數票。原因有幾個：首先，我們的選舉勢頭在過去兩周已減緩下來，因為有人聲稱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從亞洲人包括當我還是州長時就已認識的人那里收到幾十萬美元非法捐贈。聽說此事時我很生氣；我的財務主席特里·麥考利夫已確信給我們競選的捐贈都受過嚴格審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還準備進行一次檢查，回絕那些有問題的捐贈。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清算程序顯然是有問題的。所有我能說的是，任何不合法的捐贈都必須立刻歸還。無論如何，看起來爭議肯定要在選舉日傷害我們。第二，拉爾夫·納德是以綠黨的名義參與競選的，他將會從我這里帶走一些左派的選票。第三，羅斯，佩羅是10月進人大選的，進入辯論已經太晚了，他不會和1992年大選中表現得一樣好，但他正以從前那樣的姿態結束選舉，對我進行惡毒攻擊。他說我將會"在接下來的兩年里完全忙著如何擺脫牢獄之災"，稱我為"逃兵役者"，說我有各種污點，"道德墮落，以腐敗方式籌措競選經費，對使用毒品抱著放縱態度"。最后，投票結果可能會遠不及1992年的水平，因為在過去幾周選民已被告知，競選結束了。
馬克·佩恩建議，如果我想贏得大多數選票，我需要飛往大州，去那里巨大的媒體市場，爭取人們投票。否則，他說，結果毫無疑問，低收人民主黨人投票的可能性會遠低于更富裕或更受意識形態驅使的共和黨人。我已經計劃去佛羅里達州和新澤西州，根據馬克的建議，我們增加了在克利夫蘭的停留。此外，我還計劃出現在進行參議員選舉的州：路易斯安那州，馬薩諸塞州，緬因州，新罕布什爾州，肯塔基州，艾奧瓦州和南達科他州。在總統選舉中，只有肯塔基州的情況還不確定；除了南達科他州，我在其他所有州都遙遙領先。我預：計南達科他州的共和黨人能在最后被多爾完全理解。我決定去這些州，因為我認為如果能選出更多的民主黨人進人參議院，哪怕我的總票數少了兩到三個百分點也值得，七個州中的六名候選人曾在1992年的大選或在國會中幫助過我。
11月3日，星期天，我參加了坦帕的圣保羅非裔衛理公會教堂的儀式。隨后，我飛到新罕布什爾州支持我們的參議員候選人迪克·斯韋特；接著去了克利夫蘭，在那里市長邁克·懷特和參議員約翰·格倫幫我做了最后一分鐘的宣傳；然后去了肯塔基的列克星敦，與參議員溫德爾·福特、州長保羅·佩頓和我們的參議員候選人史蒂夫·貝希爾一起在州立大學參加集會。我知道因為煙草問題，要想擁有肯塔基州是很困難的，肯塔基大學的籃球隊教練里克·皮蒂諾出現在臺上讓我感到振奮。在每個人都熱愛這支籃球隊而幾乎一半人不喜歡我的州，他的出現是有利的，對他來說也是勇敢的一步。
我到達艾奧瓦州的錫達拉皮茲的時候是晚上8點。我確實想去那里支持湯姆·哈金，他正為再次當選進行激烈的競爭。湯姆在參議院給了我有力的支持。1992年的初選之后，他和他做律師的夫人魯斯就成了我的好朋友。魯斯現在為我的政府工作。
當夜的最后一站是南達科他州的蘇福爾斯，在那里，民主黨議員蒂姆·約翰遜真正有一個機會奪取共和黨人拉里·普雷斯勒的席位。約翰遜和他的主要支持者參議員湯姆·達施勒對我很好。作為參議院少數黨領導人，達施勒在預算斗爭和政府關閉的問題上對白宮的幫助是難以估量的；當他要我去南達科他州，我不能說不。
我到達蘇福爾斯圓形劇場和大會中心，"在我將參加的最后一次選舉的最后一場集會上"發表演說，此刻幾乎已是午夜了。因為它是我的最后一次演說，我告訴人們我過往的業績，預算斗爭，以及我在未來四年想做的事。因為我是在一個像阿肯色一樣的鄉村州，我給他們說了個笑話。我說，共和黨人的預算讓我想起一個政治家的故事，他想讓一個農場主為他投票，但不情愿去他的院子，因為一條叫著的狗在那里。政治家問農場主："你的狗咬人嗎？""不。"農場主回答。當這個政治家走過庭院朝著農場主走去時，狗咬了他。"我認為你說的是你的狗不咬人！"他喊了起來。農場主回答道："孩子，那不是我的狗。"預算就是他們的狗。
選舉按照馬克·佩恩預測的那樣進行：投票結果創下最低記錄，我以49％對41％贏了。選舉人票是379票對159票，我失去了1992年獲勝的三個州：蒙大拿州、科羅拉多州和佐治亞州，新贏得了兩個州，亞利桑那州和佛羅里達州，選舉人票凈增了9票。
在總計數字之下，1992年到1996年間州投票總數的微妙差異表明，文化因素影響了一些州的選舉，而更傳統的經濟和社會因素則在其他州占了主導地位。所有競爭激烈的選舉都是由這些變化決定的，在1996年，它們讓我懂得了對不同群體的美國人來說什么是重要的。比如，在賓夕法尼亞州，這個州有許多全國來復槍協會的會員和親生命派的選民，我的得票優勢和1992年時是一樣的，多虧在費城得到了更大的優勢，在匹茲堡得到了強有力支持，而我的支持率在這個州的其他地區下降了，這是因為槍支問題和我否決"半生產"墮胎法案的結果。在密蘇里州，同樣的因素讓我的優勢幾乎減少了一半，從10％降到6％。我在阿肯色州仍然得了多數，但優勢稍微要比1992年小一點；在田納西州，優勢從4．5％降到2．5％。
在肯塔基州，煙草和槍支問題讓我們的優勢從3％減少到1％。同樣的原因：雖然我在北卡羅來納州一路領先，最后還是以三個百分點敗北。在科羅拉多州，我從1992年以4％的優勢獲勝到這次以1．5％的劣勢落敗，因為在西部1992年投佩羅票的選民在1996年更可能投共和黨的票，而且因為共和黨自1992年以來已經比民主黨多爭取了10萬名登記選民，部分是因為大量基督教右翼組織已把總部設在這個州。在蒙大拿，我失敗了，大部分是因為，正如在科羅拉多州，更少人支持佩羅就意味著更多人投票支持多爾而不是我。
在佐治亞州，最后的民意測驗表明我領先4％；我最后以1％失敗。基督教聯盟發揮了重要作用；1992年，他們讓我的優勢從6％降到1％以下，因為在大選前的一個星期天他們在保守派的教堂大量散發"投票指南"。民主黨在黑人教堂那么干已經多年，但基督教聯盟則做得尤其有效，至少在佐治亞州是如此，把1992年和1996年的選舉結果都改變了5％。失去佐治亞州讓我很失望，但高興的是馬克斯·克萊蘭幸存了下來，他得到比我更多的白人選票。因為文化問題，南方很棘手；1996年惟一一個讓我以較大差額獲勝的南方州是路易斯安那，優勢從4．5％上升到12％。
相比之下，我得勝的百分比在一些文化上不那么保守或經濟上更敏感的地區增加了許多。1996年與1992年相比，我和共和黨候選人的差額增加了10％或更多的州有康涅狄格州、夏威夷州、緬因州、馬薩諸塞州、新澤西州、紐約州和羅得島州。我們在伊利諾伊州、明尼蘇達州、馬里蘭州和加州保持了和1992年一樣的差額，而在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有了明顯提高。盡管有槍支問題，我在新罕布什爾州還是比1992年新增了10％的支持率。我在內華達州能以1％的多數獲勝，大部分是因為我反對在沒有科學依據證明這樣處理安全的情況下把美國核廢料傾倒在那里，多虧了我的朋友和喬治敦的同學布賴恩·格林斯龐，他是《拉斯韋加斯太陽報》的社長和編輯，他對這個問題熱切關注，因而我的立場讓我經常成為關注的對象。
總而言之，我對這些結果感到高興。我比1992年贏得了更多的選舉人票，我幫助競選的七個參議員候選人中有四人獲勝：湯姆·哈金、蒂姆·約翰遜、約翰·克里和路易斯安那的瑪麗·蘭德里歐。但事實上，我的得票率低于對我工作的支持率，低于對我個人的支持率，低于那些說對我當總統感到很舒服的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率。這讓我們清醒地看到文化問題的力量，諸如槍支、同性戀、墮胎。在南部的白人夫婦中、在西部山區、中西部鄉村以及全國白人男性中這些問題的力量尤為明顯。所有我能做的就是繼續尋求共同點，繼續緩和華盛頓激烈的黨派之爭，作為總統繼續盡我最大的努力。
在小石城的老議會大樓，勝利集會上的氛圍這次相當不同。聚集的人仍然很多，但給慶祝活動留下印記的不是熱烈的喊叫，而是發自肺腑的快樂，因為我們的國家處于更好的狀態中，美國人民已肯定了我在做的工作。
因為選舉連續幾周來都沒有懸念，很容易就忽略了它的意義。1994年選舉后，我被譏諷為一個無關緊要的人物，注定要在1996年失敗。在預算斗爭初期，隨著政府關閉的迫近，很難看清我是否會取勝或者說美國人民是否會支持我反對共和黨人。現在我是自1936年富蘭克林·羅斯福以來第一個連續兩次當選的民主黨總統。
47
選舉結束后那天，我回到白宮，與我的工作人員、內閣成員、其他被任命者、競選工作人員、民主黨官員一起在白宮南草坪上舉行慶祝活動。發言中我提到昨晚在等待選舉結果時，與我在阿肯色州當檢察長和州長時的工作人員重聚，我說：“我跟他們說的話也是我想對你們說的——那就是，我一直是一個努力工作的人。我總是集中精力應付眼前的事。有時，我沒有說太多的‘謝謝’。我總是對自己要求很嚴，有時我想，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我對在這里工作的人要求太嚴格。”
我們在過去四年極其被動的形勢下取得了很大成績。這種被動形勢是我自己先前的錯誤造成的，任期頭兩年密集的負面新聞報道，1刃4年國會選舉中的失利，白水事件的經濟和精神負擔，太多的個人悲劇，內在不變的試圖扭轉國家方向的要求。我盡我所能使自己和其他每個人振作精神，不讓大家因為悲劇、中傷和災禍而精神渙散。現在美國人民又給了我們一個任期，我期望今后四年我們能更加自由地從事這項公共事業，不再出現第一個任期里那樣的混亂和沖突。
芝加哥大主教約瑟夫·卡迪納爾·伯納丁，一位社會公正的不倦倡導者，我和希拉里了解并佩服的人，在10月末的一個演講鼓舞了我。伯納丁當時病得很重，已時日不多，他說：“一個垂死者已沒有時間關注周圍或意外的事……為了諷刺和分裂浪費珍貴的時間是錯誤的。”
大選后的一周，政府中的幾位核心人物宣布想在年底離開政府，其中包括列昂·帕內塔和沃倫·克里斯托弗。克里斯在飛機上生活了四年，列昂和我們一起經歷了預算戰，更不用說在等候選舉結果的晚上，他的心與我一起跳動。他們兩個都想回加州老家，過更加正常的生活。他們對我和國家都已做得很好，我會想念他們。11月8日，我宣布厄斯金·鮑爾斯將成為新的辦公廳主任。他最小的孩子現在上了大學，厄斯金有時間再工作了，雖然為此他要做出很大的犧牲，因為他要再次放棄他那賺錢的生意。
謝天謝地，南希·赫恩賴奇和貝蒂·科里留了下來。這時，貝蒂已經認識我在全國的大多數朋友，游刃有余地應付忙碌的電話，而且在辦公室是個極好的幫手。南希明白我們辦公廳的運作機制，以及我需要卷入哪些日常工作細節和同哪些保持距離。她盡她所能使我的工作更容易開展，而且讓橢圓形辦公室運作得很有條理。我那時的總統助手史蒂芬·古丁要離開，但我們有了不錯的替補：克里斯·恩斯科夫，他一開始就在白宮為我工作，我第一次見到他是1974年在阿肯色北部我第一次參加競選的時候。因為總統助手就坐在橢圓形辦公室外面，會一直和我在一起，而且總是在我身邊，有克里斯這么一個我認識這么久又如此喜歡這份工作的助手真是件好事。我也很高興有賈尼斯·卡尼，白宮負責記日記的人。賈尼斯曾是小石城的黑人報紙《阿肯色州報》的編輯，她對我們所有會議細心做記錄。我不能想像如果沒有了橢圓形辦公室的工作小組我還能做些什么。
一周后，我宣布我們在波斯尼亞的行動延長18個月，隨后希拉里和我前往澳大利亞、菲律賓和泰國進行工作休假兼顧的訪問。我們先在夏威夷整整玩了三天，然后飛到澳大利亞悉尼。會見了總理約翰·霍華德后，我在堪培拉向澳大利亞國會發表演說，又在悉尼逗留一天，這天還和我們這個時代最棒的高爾夫球手之一格雷格·諾曼進行了一場難忘的比賽，然后我們往北飛向道格拉斯港，這是大堡礁附近珊瑚海的一個海濱旅游勝地。在那里，我們在一個土著導游的帶領下，走過了戴恩特里熱帶雨林，參觀了野生動植物保護區，在那里我擁抱了一只叫切爾西的樹袋熊，還在壯觀的珊瑚礁邊潛水。和全世界的珊瑚礁一樣，這里的珊瑚礁也受到海洋污染、全球變暖和物理破壞的威脅。在我們出發去視察時，我宣布美國對“國際珊瑚礁倡議”提供支持，這個計劃是為了阻止對世界各地珊瑚礁的進一步破壞。
我們從澳大利亞飛到菲律賓，參加由總統菲德爾·拉莫斯主持的第四屆亞太領導人會議。會議最主要的成果是達成了一項我也曾為之努力的協議，即到2000年，取消計算機、半導體和通信技術領域的所有關稅，這將為美國帶來更多的出口貿易和更多的高薪工作。
我們訪問了泰國，向在位第50個年頭的泰國國王表達敬意。泰國是美國在東南亞最早的盟友之一：美國和暹羅國王在1883年就簽訂了友好商務條約。國王普密蓬·阿杜德是一個卓有成就的鋼琴演奏家，也是一位忠實的爵士樂迷。我送給他一個任何爵士樂迷都會喜歡的貴重紀念禮品，由頂尖爵土樂攝影師赫爾曼·倫納德親筆簽名的一大本爵土樂師相冊。
我們及時返家在戴維營慶祝傳統的感恩節。這年我們兩個可愛的侄子也和我們一起慶祝，羅杰的兒子泰勒和托尼的兒子扎克。看著他們一起玩耍使節日的氣氛活躍起來。
12月，我需要調整政府里的很大一部分成員。比爾·佩里，約翰·多伊奇，米基·坎特，鮑勃·賴克，黑茲爾·奧利里，勞拉·泰森和亨利·西斯內羅斯都要離開了。我們在白宮也將失去很重要的人員。哈羅德·伊克斯要重返律師行業和咨詢公司，辦公廳副主任伊芙琳·利伯曼要去國務院領導美國之音。
月初，我宣布了我的新任國家安全小組成員：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為國務卿；來自緬因州的前共和黨參議員比爾·科恩為國防部長；托尼·萊克為中央情報局局長；比爾·理查森為聯合國大使；桑迪·伯杰為國家安全顧問。奧爾布賴特在聯合國表現出色，了解我們面臨的挑戰，尤其是在巴爾干半島和中東地區所面臨的挑戰。比爾·理查森以他在朝鮮和伊拉克的工作證明了自己的外交能力，我很高興他同意成為美國第一任西班牙裔聯合國大使。比爾·科恩是個善于言辭并顯得年輕的政治家，他多年來在國防問題上是一名創新思想家。他幫助構思了《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在80年代重新組織和加強軍事指揮結構的立法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喜歡像科恩這樣受人喜歡和尊敬的共和黨人在內閣工作，而且認為他有能力接過比爾·佩里的重任。我向他保證我不會使國防決定政治化，他接受了這個職務。我真不想在中央情報局失去約翰·多伊奇。他在副國防部長這個位置上干得很好，在吉姆·伍爾西的短期任期后，他接過了中央情報局的艱難工作。托尼，萊克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經歷使他對我們情報工作的優勢和弱點有著獨特的理解，這在現今的恐怖主義威脅正在上升的情況下極其重要。
對于國家安全顧問這個職位，我敲定桑迪·伯杰，不另選他人。我們有著20多年的友誼。他不會因帶給我壞消息或在會議上跟我意見不和感到不舒服，而且他在我第一個任期內處理各方面問題都表現卓越。桑迪有著相當不錯的分析能力，他能把很多問題考慮透徹，發現別人忽略的漏洞，不會被它們麻痹。他了解我的長處和短處，知道怎樣使我揚長避短。他也從不允許自己的自尊心妨礙做出好決定。
喬治·斯迪法諾普洛斯也要走了。大選前不久他告訴我，他已筋疲力盡，必須得走了。直到我后來讀了他的回憶錄，才知道被壓力重重包圍的這些年他是多么艱難，而且他對自己和對我的要求是多么嚴格。喬治將去從事教育和電視事業，我希望他能更快樂些。兩周時間里，我填滿了內閣剩下的所有空缺。我很遺憾米基·坎特也要走了，想重新過上私人生活，于是我任命芝加哥的比爾·戴利為商務部長。戴利是個有才能的人，曾領導了我們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運動。自米基·坎特到商務部后，查倫·巴爾舍夫斯基已做了八個月代理貿易代表。她干得不錯，現在是把她頭銜上的“代理”去掉的時候了。
我還任命亞歷克西斯·赫爾曼接任鮑勃·賴克在勞工部的職位；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副部長安德魯·科莫接替亨利·西斯內羅斯擔任勞工部長；費德里科·培尼亞接替黑茲爾·奧利里能源部的職位；原聯邦公路管理局局長羅德尼·斯萊特接替培尼亞擔任交通部長；艾達·阿爾瓦雷斯擔任中小企業管理局局長；在勞拉·泰森離開后，吉恩·斯珀林主持國家經濟委員會；在哈佛教過拉里·薩默斯的珍妮特·耶萊恩博士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布魯斯·里德擔任我的國內政策顧問，接替卡羅爾·拉斯科，拉斯科將去教育部主持“美國閱讀”計劃；西爾維婭·馬修斯，一位為鮑勃·魯賓工作的才氣十足的年輕女性，接替哈羅德·伊克斯擔任辦公廳副主任。
鮑勃·賴克在勞工部和在經濟小組的工作都很不錯，但現在情況對他來說比較困難；因為他不同意我的經濟和預算政策，認為我過分致力于減少赤字，在教育、培訓和新技術上投資太少。鮑勃也想回到他妻子克萊爾和他們的兒子所在的馬薩諸薩州。
失去亨利·西斯內羅斯讓我很苦惱。在我競選總統之前，我們已是朋友，而且他在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干得非常出色。一年多里，亨利一直在接受獨立檢察官的調查，因為在聯邦調查局就他在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的工作進行檢查問話時，他對個人的花費做了錯誤陳述。法律規定被提名人如果做出將會影響批準任命過程的“重大”錯誤陳述，會被認定是犯罪。參議員艾爾·達馬托的委員會建議批準任命西斯內羅斯，他們寫了一封信，說亨利對他個人花費細節的錯誤陳述并沒有影響他和委員會其他參議員的投票。司法部公眾廉正辦公室的檢察官證實，特別檢察官的觀點站不住腳。
不幸的是，珍妮特·雷諾還是把西斯內羅斯一案提交森特爾法官的陪審團裁決。一如往常，他們讓一位共和黨特別檢察官負責他的事情。這個人就是戴維·巴雷特，一位積極的黨派分子，雖然沒有被指控有什么不道德行為，但據傳聞，他與里根任內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的丑聞中被定罪的官員有著密切聯系。雖然沒人指控亨利在工作中有什么不當舉動，但他還是被拖進了白水事件。亨利的法律賬單使他負債累累，而且他還有兩個孩子在上大學。他需要賺更多的錢來養家和支付律師費。對于他干滿了整整四年，我感激不盡。
雖然我在人員安排上做了很多變動，但我想我們依然可以保持第一個任期里顯著的同志之愛和團隊精神。多數新任命的人是從政府部門的其他崗位調宋的，而我內閣中的很多人保留了原來的職位。
12月，我們的外交政策有幾個有趣的進展。13日，在美國的強烈支，持下，聯合國安理會選舉加納的科菲·安南為新任秘書長。安南是第一個接任這個職位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的人。過去四年中，作為聯合國負責維和行動的副秘書長，他支持我們在波斯尼亞和海地的工作。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認為他是一位杰出的領導人，而且催促我應該像沃倫·克里斯托弗、托尼·萊克和迪克·霍爾布魯克那樣支持他。科菲很有智慧，以其平靜而又能駕御全局的能力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奉獻給了聯合國，但他并沒有對其缺點視而不見，也未與其壞習慣同流合污。相反，他一直在努力使聯合國的運作更有效、更可靠。這是一個重要的優點，而且對我說服國會共和黨人支付給聯合國的會費這點t-55關重要。我們已有15億美元欠款，自1995年共和黨接管國會后，就聲稱要等到聯合國自身改革后，美國才支付費用。我認為拒絕支付會費是不負責任的，也有損聯合國和美國的形象，但我也同意改革勢在必行。
在中東，內塔尼亞胡總理在圣誕前夕去加沙和阿拉法特主席進行了三個小時的會談，試圖解決分歧。這一年結束時，我的中東特使丹尼斯·羅斯在他們中間來回斡旋，試圖促成把希伯倫成功地移交給巴勒斯坦。雖還未正式移交，但1997年初的和平進程比過去數月給了我更多的希望。
新年的前幾天，我們一家在美屬維爾京群島的圣托馬斯度過，美國總統很少來這個地方。之后我們一家回家為我就職和第五年總統生涯做準備。從很多方面來說，這將是到目前為止我擔任總統最正常的一年。這一年的大部分時候，白水世界只是處于低燒狀態，還不時穿插著對競選經費的調查，而我能夠自由地開展我的工作。
準備就職的階段，我們開展了一系列活動，強調局勢正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重點突出過去四年新增的1120萬個工作，25年來最大幅度的犯罪率下降，字生貸款拖欠比率下降了40％。
我給七名二戰中的非裔美國退伍軍人頒發了國會榮譽獎章，糾正了長期以來的不公正。令人詫異的是，參加二戰的黑人還從來沒有獲得過榮譽獎章。這些人選是在對戰爭記錄做詳盡調查后確定的。六枚獎章的獲得者已去世，只有77歲高齡的弗農·貝克在白宮參加了慶典。他是一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顯露出鎮靜的尊嚴和清醒的智慧：50多年前在意大利還是一位年輕中尉時，他獨自一人消滅了敵人的三個機關槍小組、一個觀察哨和一個地下掩體。當問他在為自己的國家付出這么多之后，他又是如何面對歧視和偏見時，他說，靠著一條簡單的信條生活：“在你期望得到尊重前先尊重別人，用希望別人對待自己的方式對待別人，記住使命，樹立榜樣，不斷向前。”聽起來對我也很有用。
在頒發榮譽獎章后一天，內塔尼亞胡總理和阿拉法特主席給我打電話，告訴我他們最終在以色列軍隊在希伯倫的部署問題上達成了一致意見，圓滿結束了我們9月就開始的談判。希伯倫問題在和平進程中是相對較小的一部分，但這是內塔尼亞胡總理和阿拉法特主席第一次共同取得的成就。如果沒有取得這個成就，整個和平進程將會危機四伏。丹尼斯·羅斯在這幾周里幾乎晝夜不停地和他們在一起工作，侯賽因國王和沃倫·克里斯托弗在談判即將結束的幾天里也給雙方施壓。我在齋月末的開羅時間凌晨1點給總統穆巴拉克打電話請求他幫助，所以他也有一份功勞。中東問題就是這樣，經常需要所有人都出面才能把事情完成。
就職前的第三天，我授予鮑勃·多爾總統自由獎章，表彰他在二戰中因幫助一個倒下的戰友而嚴重受傷，在其政治生涯的所有沉浮中，多爾總是“化險為夷，化個人痛苦為公眾服務，對他喜愛的座右銘身體力行并當之無愧：歷經磨難，終成大業”。雖然我們曾是對手，而且在很多問題上存在歧異，但我喜歡多爾。在戰斗中他可能會無情而且強硬，但他不像很多現在華盛頓支配共和黨的強硬派右翼共和黨人那樣不理智而且渴望人身攻擊。
一個月前，多爾和我有過一次很不錯的會面。多爾來看我，給我們的貓索克斯帶來一個小玩具，這個玩具是他的狗的。我們討論了選舉、外交政策和預算談判。媒體依然在炒作競選經費濫用問題。此外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和多爾競選班子都違反了有些規定；我被指責邀請支持者在白宮過夜以及招待政府成員、支持者、捐助者和其他一些與我們沒有政治聯系的人共進早茶。
我問多爾，以他這些年的經驗，是否覺得華盛頓的政治和政治家比30年前要更誠實一點。“哦，還是有些差別的。”他說，“現在更誠實些。”然后我問：“那你是否同意人們認為事情更不誠實了？”“當然，”他說，“但他們在這點上是錯誤的。”
我強烈支持由參議員約翰·麥凱恩和拉斯·范戈爾德發起的競選經費改革法案，但我懷疑這個法案的通過不會增加公眾對政治家誠實的信心。基本上，媒體反對競選中金錢的影響，雖然多數錢是花在媒體宣傳上。除非我們能立法讓媒體降低收費或者免費——這點媒體普遍持反對態度，或者我們可以向公眾籌集競選經費——這一點很少能得到公眾或國會支持，媒體還會是競選經費的最大消費者，即使在他們嘲笑政治家籌集資金支付給他們的時候。在就職演說中，我盡可能形象地描繪了21世紀美國可能的樣子，并且說，美國人民并不是“回到這個黨的總統和那個黨的國會……來推動為瑣事爭吵不休的政治和顯然讓他們感到遺憾的極端黨派偏見”，讓我們為了“美國的使命”一起合作。
這個就職慶典就像我們11月的勝利慶典，氣氛更平靜，甚至很放松，不過．杰西·杰克遜牧師和托尼·坎波洛牧師熱情的布道還是讓早晨的教堂儀式生氣勃勃。托尼·坎波洛是費城的意大利裔福音主義者，他可能是美國惟一能與杰西相提并論的白人傳教士。國會午宴氣氛友好，因為我看到了新任參議院多數黨領導人，來自密西西比州的特倫特·洛特，我們欠托馬斯·杰斐遜很大的一個人情：如果當初他沒有決定從法國購得廣大的路易斯安那地區，我們倆誰都不可能在這里。94歲高齡的參議員斯特羅姆·瑟蒙德坐在切爾西身邊，對她說：“如果我再年輕70歲，我會追求你。”怪不得他能活這么久。希拉里和我參加了全部14個就職舞會；在其中一個舞會上我和漂亮的女兒共舞了一曲，她已是高中畢業班學生，在家的時間不多了，我盡情地享受這一刻。
就職第二天，一個持續了幾年的調查有了結果，眾議院投票決定譴責金里奇議長，而且對他處以30萬美元罰款，因為他把從他的支持者那里得到的聲稱是用于慈善組織的免稅基金挪用于政治目的，這違反了眾議院道德法則，而且在國會對其活動進行調查時他多次做了不符合事實的回答。眾議院道德委員會律師說金里奇和他的支持者違反了稅法，而且有證據顯示議長在這一點上故意誤導委員會的調查。
80年代末，金里奇發動了意在革去吉姆·賴特眾議院議長職位的指控，因為他的支持者大批買進了一本關于賴特演講的私人出版物，指控說他企圖規避眾議院禁止議員接受演講費的限制。雖然這次對金里奇的指控更加嚴重，但共和黨督導員湯姆·迪萊抱怨，雖然金里奇違反并濫用道德法則，但對他的罰款金額和譴責程度過于嚴重。當我被問及此事時，我本可以催促司法部或聯邦檢察官調查他逃稅的問題和向國會做虛假陳述；但我沒有這么做，相反，我說，眾議院應該可以處理這件事，“然后還是讓我們回到人民的事業中”。兩年后，當我們所處的位置調了過來，金里奇和迪萊就沒有這么仁慈了。
就職前不久，在準備第二個任期和國情咨文時，我召集了白宮和各部大約80名工作人員在布萊爾賓館開了一天會，主要討論兩個問題：過去四年我們所做的一切意味著什么以及在今后四年我們將做些什么。
我認為我在第一個任期內取得了六項重要成果：（1）用更有序的“投資和增長”政策代替供方經濟學政策，重新實現了經濟增長；（2）證明政府的角色既非敵人也非解決方案，而是給人民提供工具和條件，讓他們可以最大程度創造自己的生活，結束了關于政府在我們生活中的作用的爭論；（3）重申社區的首要地位，把它作為美國重要的政治樣板，反對用種族、宗教、性別、性取向或政治哲學搞分裂；（4）在社會政策中，用現實取代修辭，事實上，反映出判斷力和革新思維的政府行動比強硬的言論和夸夸其談更能在福利和打擊犯罪這樣的領域有所作為；（5）重新確定家庭是社會的主要單位，政府可以通過政策來加強它，如通過家庭休假法，勞務所得扣抵，增加最低工資，V芯片，反對青少年吸煙計劃，促進收養孩子，對醫療和教育進行新的改革；（6）重申美國在冷戰后世界中的領導地位，支持民主、共同繁榮與和平，打擊對安全產生新威脅的恐怖主義，反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打擊有組織的犯罪、毒品販賣和種族宗教沖突。
這些成就是美國邁進21世紀的基礎。因為共和黨控制著國會，因為在繁榮時期更難實施大規模的改革，我不確定在第二個任期里我會取得多少成就，但我下決心繼續努力。
在2月4日發表國情咨文時，我首先請國會完成我們國家仍待完成的事情：平衡預算；通過競選經費改革法案；給雇主和州提供更多激勵措施來雇用福利接受者，提供更多培訓、交通和兒童看護服務，幫助人們去工作，通過這些方式來完成福利改革進程。我還提出重新恢復共和黨人在1996年為了在預算中給減稅留出余地而砍掉的對合法移民的醫療和殘疾補助。
面向未來，我請求共和黨人和我一起把教育作為我們的頭等大事，因為“每個8歲的孩子必須能閱讀；每個12歲的孩子必須能上網；每個18歲的少年必須接受高等教育；每個成年人必須終身學習”。為實現這些目標，我提出了一個十點計劃，包括提出國家標準和為檢驗是否達標而進行測試；由全國專業教學標準委員會頒發的“特級教師”證書從1995年的500個增加到10萬個；輔導8歲孩子讀書的“美國閱讀”計劃已得到60位大學校長的支持；幼兒園有更多的孩子；每個州都要允許自主選擇公立學校；每個學校都要提供個性培養教育；幾十億美元的學校修建項目——這是二戰結束后第一個這樣的項目——以維修有問題的設施，并在因學校過于擁擠而在活動房屋里授課的校區建新教室；給大學一二年級學生1500美元希望獎學金課稅扣除；高中以上的所有高等教育有1萬美元學費稅收減免，給美國工人提供類似“大兵法案”的規定，向需要進一步培訓的成年人提供技能補助；到2000年使每個教室和圖書館都能上網。
我告訴國會和美國人民，美國在冷戰中最強有力的一點是兩黨一致的外交政策。現在，教育對我們21世紀的安全起著關鍵作用，我請求我們在這點上能做到步調一致：“不要讓政治踏入學校的大門。”
我也請國會支持我在競選中對美國人民承諾的其他事情：擴展家庭休假法；加強艾滋病研究，研發疫苗；給低收入勞動階層家庭提供他們無法支付的兒童醫療保險；對青少年犯罪、暴力、吸毒和幫派進行全面打擊；授權區數量和清理有害廢料基地的數量增加一倍；繼續擴大社區服務項目。
在外交政策上我請求支持北約擴大；支持朝鮮核武器協議；延長我們在波斯尼亞的行動；加強同中國的接觸；支持貿易談判中的“快速通道”權力，它需要國會就來來回回的貿易協定不作修改就進行投票；支持五角大樓的武器現代化計劃，以迎接新的安全挑戰；批準《化學武器公約》，我想這能在很大程度上幫助美國不受恐怖分子的毒氣攻擊。
在我的演講中，我想同時尋求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支持，我說，我會捍衛每位議員投票支持正確的平衡預算法案，并引用了《圣經·以賽亞書》58：12：“你必稱為補破口的，和重修路徑與人居住的。”不管從哪方面來說，這是我大半生都一直在為之努力的。
與驚人的丑聞相比，媒體對政策的胃口有限，在我演講結束時這一點表現出來了，顯得頗為幽默。我做了一個自認為很好的結尾：我指出，“今晚出生的孩子對20世紀幾乎不會有記憶了。孩子將要了解的關于美國的每件事是我們現在正在為建設新世紀所做的一切。”我提醒所有聆聽演講的人，離新世紀只有1000多天，“用1000天建造一座通向新的希望之地的橋梁。”在我結束演講時，電視轉播分割了電視屏幕，觀眾同時可以看到陪審團在對O．J．辛普森殺妻案做出裁決，這個案件在刑事案陪審團不能做出判決后被轉成民事訴訟案。觀眾同時聽到了民事陪審團對辛普森的裁決和我對未來的勉勵。讓我感到幸運的是我沒有完全被切換掉，而公眾對演講的反應依然是積極的。
兩天后，我向國會遞交了我的預算計劃。這個預算能使美國在今后五年內收支持平；教育投資增加20％，包括自“大兵法案”以來50年里對大學資助的最大幅度的增加；在其他數百個項目上削減費用；對中產階級有針對性地減稅，包括每個孩子有500美元課稅扣除；為將破產的保健醫療信托基金提供十年的擔保；給500萬未保險的孩子提供醫療保險，幫助有癡呆癥患者的家庭暫時照料他們的病人，第一次給享受保健醫療的老年婦女提供乳房x光檢查；扭轉國際事務支出減少的局面，這樣我們能為推動和平與自由，打擊恐怖主義、武器擴散和毒品販賣做更多貢獻。
與兩年前不同，以前我迫使共和黨在我之前公開他們苛刻的預算提案，這次我比他們先行一步。我想這樣做是對的，是好的政治手段。現在共和黨人遞交了他們的預算，對高收入者減稅，他們必須削減我提出的教育和醫療保健預算才能持平。但這已不是1994年；公眾已能明辨是非，而共和黨人還想再次當選。我深信，不出幾個月，國會就會通過一個與我的提議相近的平衡預算。
幾周后，另-5'-試圖通過憲法平衡預算修正案的企圖在參議院失敗了，因為來自新澤西州的參議員鮑勃·托里切利最后決定投票反對。這是鼓舞人心的一票。新澤西州是一個反稅收的州，鮑勃作為眾議員對修正案曾投贊同票。我希望他的勇敢行為能讓這種故作姿態的局面成為過去，讓我們進人平衡預算的實質性階段。
中旬，由美國領導的日內瓦談判達成了世界電信服務貿易自由化協議，90％的市場將對美國企業開放，這讓我們獲得了另一個經濟增長點。談判由艾爾，戈爾發起，查倫·巴爾舍夫斯基執行。無疑他們的工作以最低成本給我們增加了新的工作崗位，帶來了新的服務內容，并讓新技術的好處傳播到全世界。
其間，我在波士頓與市長湯姆·梅尼諾在一起。美國的犯罪、暴力、吸毒都在下降，但在18歲以下的孩子中卻呈上升趨勢。當然波士頓不在其列，在過去18個月中，還沒有一起孩子死于持槍暴力的事件，這對一個大城市來說實屬難能可貴。我建議在槍支上使用兒童扳機鎖以防止意外射擊，還提議舉行大型反毒品宣傳活動，要求考取駕駛執照的年輕人必須接受毒品測試，改革青少年司法體系，包括推行波土頓已成功實施的試讀期和課后服務項目。
2月，白水世界有了一些有趣進展。17日，肯尼斯·斯塔爾宣布將在8月辭職，去南加州的佩珀代因大學擔任法學院院長。他已很清楚地看到白水事件是口干井，去佩珀代因大學會是個體面的退出方式，他為此遭到了強烈譴責。媒體說這看起來糟透了，因為他在佩珀代因的位子是由理查德·梅隆·斯凱夫資助的，而理查德·梅隆·斯凱夫資助的“阿肯色計劃”雖說不是廣為人知，他本人卻被廣泛認為是一位對我有敵意的極端右翼分子。我想他們的反對聲是很弱的；斯塔爾已賺了很多錢，他在扮演我的政府的政治敵人角色的同時還擔任獨立檢察官，事實上他去佩珀代因會減少他的利益沖突。
而真正使斯塔爾不安的是共和黨右翼，以及三四個記者給他的壓力，他們埋首于挖掘我們做錯的點滴事情，或至少想繼續折磨我們。到那時，斯塔爾已為他們做了很多：他已讓許多人承擔了高額的法律費用、名譽受損，也讓納稅人付出了巨大代價，即使在債務重整信托公司報告說沒有理由可以對希拉里和我提起民事或是刑事控訴之后，他還竭力把調查拖延了三年。但右翼和報道白水事件的報紙知道，如果斯塔爾放棄，就是默認“那兒什么也沒有”。他們對他痛斥了四天之后，斯塔爾宣布他將留下來。我真不知是該哭還是該笑。
媒體還在談論1996年競選的籌款問題。激起他們的興趣的事情之一是我邀請1992年競選中有功于我的人在白宮過夜，其實像對待其他賓客一樣，用餐和點心都是我個人付賬的。媒體暗示說我在白宮通宵達旦地號召大家為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籌集資金。這是荒謬的。我是現任總統，從一開始到結束都在民意測驗中處于領先地位；籌集資金不是個問題，即便它曾經是個問題，我從未用那種方式利用過白宮。月末，我公布了第一任期內所有曾在白宮過夜的賓客名單。總共有數百位，大約85％是親戚、切爾西的朋友、外國客人和其他顯貴，或是在我競選總統前希拉里和我就已認識的人。對于1992年競選中既是我的支持者又是我朋友的人，只要有可能，我想給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白宮過夜的榮幸。由于經常長時間工作，我與人會面的惟一可能的時間就是深夜。我還從未用這種方式來籌集資金。我的批評者似乎是想說惟一不應該成為過夜賓客的人就是朋友和支持者。當我公布名單時，很多人被媒體詢問。一個記者給托尼·坎波洛打電話詢問他是否給我捐過錢。他說他給過，當問他具體數目時，“我想是25美元，”他說，“但本應該是50美元。”“哦，”記者回答說，“我們不想和你談了。”就掛了電話。
這個月結束的時候，希拉里和我帶著切爾西和她的11個女朋友去華盛頓的孟買俱樂部餐館就餐，愉快地慶祝切爾西的17歲生日。然后我們還去紐約看了幾出戲，希拉里因為有聲版的《同村協力》，獲得了格萊美獎。她有一副特棒的嗓子，書中的故事都是她喜歡講的。格萊美獎給我們的另一個提醒是，至少在華盛頓之外有很多美國人和我們有著相同的興趣。
2月中旬，內塔尼亞胡總理來見我，討論目前的和平進程情況，3月初，亞西爾·阿拉法特為了相同目的而來。內塔尼亞胡在希伯倫協議之外能做的事受到政治上的限制。以色列剛開始直選總理，所以內塔尼亞胡有四年任期，但他依然需要在以色列議會建立一個多數派聯盟。如果他失去了同右翼的聯盟，他可以與佩雷斯和工黨一起組成一個國家聯合政府，但他不想這么做。他聯盟中的強硬派知道這點，所以正竭力使內塔尼亞胡希望通過開放加沙機場或甚至讓所有來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回以色列工作以推進和平進程的計劃變得困難重重。從心理上來說，內塔尼亞胡正面臨著拉賓曾遇到過的挑戰：以色列必須放棄一些具體的東西——土地，通道，工作，一個機場——換取一些無形的東西：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盡全力防止恐怖主義襲擊。
我相信內塔尼亞胡希望做得更多，但我擔心他無法這么做，而阿拉法特會．發現控制暴力對他來說更困難。令事情更為復雜的是，只要和平進程緩慢下來，或是以色列報復恐怖主義襲擊或在西岸開始另一個建筑項目，得到的結果很可能就是聯合國安理會譴責以色列繼續違反聯合國決議，而且在這么做的時候會提出應該如何協商解決。以色列要依賴美國來否決這些措施，如我們經常所做的那樣。這讓我們能保持對他們的影響，但也削弱了我們聲稱是巴勒斯坦人的誠實中間人的立場。我必須繼續提醒阿拉法特我是忠于和平進程的，而且只有美國能幫助實現這點，因為以色列信任美國而不是歐盟或俄國能保護它的安全。
當阿拉法特來看我時，我試著與他一起籌劃以后的步驟。不奇怪，他和內塔尼亞胡持不同觀點；他認為他應該防止所有的暴力，而且等待內塔尼亞胡的政治能讓以色列遵守它在和平協議中的承諾。那時，我與兩位領導人都發展了很好的關系，斷定惟一現實的防止和平進程失敗的選擇就是繼續保持聯系，在事情破裂的時候讓它們重新回到原來的軌道上，保持住勢頭，哪怕這種勢頭像嬰兒走路一樣緩慢。
3月13日晚，到過北卡羅來納州和佛羅里達州南部后，我前往霍布桑德的格雷格，諾曼家，拜訪他和他的妻子勞拉。這是一個愉快的夜晚，時間很快過去。不知不覺中已是凌晨1點了，我們原定幾小時后要進行一場高爾夫球比賽，我起身告別。走下樓梯時，我沒有看清最后一個臺階，我的右腳踏在臺階的邊緣，我跌倒了。如果是向前倒下，最糟糕的結果就是擦傷手掌。相反，我是猛地向后倒去，只聽砰的一聲重響，我跌倒在地。跌倒聲如此之大，以致在我前面幾英尺的諾曼也聽到了，急忙轉身抓住我，否則我會傷得更厲害。
救護車把我送到了40分鐘車程之外的圣瑪麗醫院，白宮醫療小組選擇了這個天主教醫療機構，因為那里有一個優秀的急診室。我在那里度過了痛苦難忍時夜晚。核磁共振成像顯示，我90％的右側四頭肌撕裂，于是我被送回華盛頓。希拉里在安德魯空軍基地的空軍一號上見到了我，看著他們用輪椅把我抬出機艙。她原計劃要去非洲，但推遲了行程，陪我在貝塞斯達海軍醫院做必要的診療。
受傷13個小時后，由戴維·艾德金森醫生領導的手術小組給我進行硬膜外麻醉，他們播放吉米·巴菲特和萊爾·洛維特的音樂，手術中一直與我說話。我可以通過手術臺上的玻璃屏幕看到正在做的一切：醫生在我的膝蓋骨上挖了些洞，通過這些洞拉動我撕裂的肌肉，把末梢與較結實的肌肉縫合到一起，又推回原來的位置。手術結束后，希拉里和切爾西陪我度過了被疼痛折磨的一天；然后我開始慢慢好轉。
最令我畏懼的是6個月的復原期，我不能慢跑，不能打高爾夫球。我還需要拄幾個月拐杖，之后我要戴一個柔軟的大腿支架。有一段時間我很容易跌倒，甚至可能再次受傷。白宮工作人員在我的淋浴房周圍安裝了安全扶手，這樣我就能保持平衡。很快我就學會在小手杖的幫助下自己穿衣服。除了穿襪子，其他任何事情我都能做。由康妮·瑪麗安諾醫生率領的白宮醫護人員日夜留守。海軍給我派了兩個特棒的物理治療師，鮑勃，凱洛格醫生和南內特·帕科醫生，他們每天一起幫我恢復。雖然我被事先告知這段時間我會因缺少運動而增加體重，但在物理治療師陪我結束治療后，我的體重下降了15磅。
我從醫院返家后，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里，我要準備與鮑里斯·葉利欽在赫爾辛基會面，在這之前還要處理一件大事。17日，托尼來見我，請我收回讓他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任命。情報委員會主席，參議員理查德·謝爾比推遲了對萊克任命的確認聽證會，主要依據是1994年白宮沒有通知委員會我們停止對波斯尼亞實施武器禁運的決定。根據法律，我并不需要通知委員會，而且我覺得為了避免泄密，最好不要這么做。我知道參議院有一個很強大的兩黨一致的多數派支持解除禁運；事實上，不久之后，他們投票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我停止禁運。
雖然我和謝爾比相處不錯，但我想他在阻止對萊克的任命上缺乏根據，也沒有必要牽制中央情報局的行動。托尼有一些堅定的共和黨支持者，包括參議員盧格，如果不是謝爾比，他可能已通過委員會的投票，并得到任命，經過這四年每周70或80個小時的工作，托尼已疲憊不堪。而且他也不想再冒風險，因為繼續拖延而傷害到中央情報局。如果由我決定，為了得到投票，就算發起一場持續一年的斗爭我也干。但我看到托尼已受夠了。兩天后，我任命喬治·特內特為中央情報局代理局長，他曾是約翰·多伊奇的副手，這之前是我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級情報助手，也是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主任。他的任命很容易就得到確認了，但我還是為萊克的不公平待遇感到遺憾，他奉獻了30年來提升美國的安全利益，而且在我第一個任期內那么多成功的外交事務上起了主要作用。
我的醫生不想讓我去赫爾辛基，但留在家里也不可能。葉利欽已再次當選，而且北約要投票接納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我們必須在具體程序上達成一致意見。
飛行漫長且不舒服，但當我與斯特羅布·塔爾博特和小組其他人員討論怎樣幫助葉利欽應付擴大后的北約，包括讓俄羅斯加入西方七大工業國組織和國際貿易組織時，時間很快就過去了。那天的晚餐是由芬蘭總統馬爾蒂·阿赫蒂薩里招待的，我很高興看到葉利欽氣色很好，很明顯他已從心臟手術中康復。體重下降了很多，臉色仍然蒼白，但又恢復了他快樂好斗的本性。
第二天早上，我們開始工作。我告訴鮑里斯，我既想爭取擴大北約又想與俄羅斯簽訂協議，他要我秘密承諾——用他的話說，就是“密盟”——未來北約的擴張必須限制在華沙條約國之外，這樣就把前蘇聯的一些國家排除在外了，如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我說我不可能這么做，因為首先，這不可能保密，而且．這樣做會破壞和平伙伴關系的聲譽。這對美國或俄羅斯都不可能有利。北約的主要目標已不再是針對俄羅斯，而是對付歐洲和平與穩定的新威脅。我指出，宣布北約不接受華沙條約國加人，等于宣布在歐洲劃了一條新的分界線，其中有一個稍小一點的俄羅斯帝國。這會使俄羅斯看起來更弱，而不是更強大，而一個北約——俄羅斯協議卻能提升俄羅斯的地位。我也敦促葉利欽，不要事先排除俄羅斯未來成為北約成員國的可能。
葉利欽還是擔心國內對北約擴張的反應。當我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我問：“鮑里斯，你真的認為我會允許北約以波蘭為基地攻擊俄羅斯嗎？”“不。”他還有其他優勢，而且他愿意與杜馬，有時甚至與政府內部的主流觀點持不同意見。雖然我們的努力從未讓它的全部潛力實現，因為杜馬仍然拒絕批準《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但這為7月在馬德里成功召開北約首腦會議搭好了舞臺，它將推動我們在歐洲統一的道路上繼續向前。
回國后，雖然亨利·基辛格和其他一些共和黨人指責我同意不在靠近俄羅斯的北約新成員國部署軍隊和核武器，但整體反應還是肯定的。葉利欽受到老共產黨員的強烈攻擊，說他在重要問題上向我屈服。久加諾夫說葉利欽讓“他的朋友比爾在背后踢了一腳”。葉利欽在選舉中剛剛才踢了久加諾夫一腳，他力爭的是俄羅斯的明天而不是過去。我覺得，他也能夠挨過這次暴風雨。希拉里和切爾西從非洲回國，和我一起分享了她們的冒險經歷。非洲對美國很重要，希拉里此次非洲之行與她先前的南亞之行很相似，凸現我們支持非洲領導人和普通公民實現和平、繁榮與自由，支持他們消除艾滋病的威脅。這個月最后一天，我宣布韋斯·克拉克接替喬治·朱爾萬將軍擔任駐歐美軍總司令和北約歐洲盟軍司令。對這兩個人，我都很敬仰。朱爾萬強烈支持北約在波斯尼亞問題上采取積極姿態，克拉克是迪克·霍爾布魯克談判小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我認為他是我們繼續承擔巴爾干地區和平責任的最佳人選。
4月，為阻止和平進程瓦解，我會見了侯賽因國王和內塔尼亞胡總理。緊跟著以色列做出決定，讓以色列入在東耶路撒冷郊區定居點哈爾賀馬建造新房子，暴力事件再度爆發。每次內塔尼亞胡向前一步，比如希伯倫協議，他的執政聯盟就會讓他做一些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間制造裂痕的事。其間，一名約旦士兵瘋狂殺死了七名以色列學童。侯賽因國王馬上向以色列道歉。這緩和了以色列和約旦之間的緊張氣氛，但美國和以色列在繼續要求阿拉法特鎮壓恐怖主義活動的同時，也同意哈爾賀馬計劃，阿拉法特認為該計劃與以色列承諾不改變那些需通過談判來解決的領土是矛盾的。
侯賽因國王來見我，他擔心在拉賓時期一步步推進和平進程的方法現已行不通，因為內塔尼亞胡面臨著政治約束。內塔尼亞胡也擔心這點；他還表示了努力加快和平進程的興趣，那就是趕快討論最終地位問題。侯賽因認為如果可行，不妨試試。幾天后內塔尼亞胡來白宮，我告訴他，我支持這個方法，但為了得到阿拉法特的同意，他必須找到一個方法，實施巴勒斯坦人承諾過的過渡性措施，包括開放加沙機場，加沙和西岸巴勒斯坦人區域之間的安全通行，還有經濟援助。
這個月的多數時間我都在盡力說服參議院批準《化學武器公約》：打電話并約見國會成員；作為對杰西·赫爾姆斯同意就《化學武器公約》進行投票的回報，我同意把軍控和裁軍署及美國新聞總署并到國務院；在南草坪上舉辦了由著名共和黨人和條約的軍方支持者包括柯林·鮑威爾和詹姆斯·貝克等參加的活動，對赫爾姆斯、卡斯帕·溫伯格、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那樣保守的共和黨人進行反擊。
保守派的反對讓我驚訝，因為我們所有的軍事領導人都強烈支持《化學武器公約》，這表明右翼通常懷疑國際合作，也反映了他們想保持美國現在作為世界惟一的超級大國擁有最大行動自由的愿望。臨近月末，我和參議員洛特同意在條約中增加一些他認為會鞏固條約的語言。最后，在洛特的支持下，《化學武器公約》以74票對26票被批準了。有趣的是，我和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通過電視一起觀看了參議院的投票。橋本龍太郎第二天將在紐約與我會晤，我想在日本受到沙林毒氣攻擊后，他會樂意看到這個條約被批準。
在國內戰線，我任命美國主要的艾滋病倡導者之一、亞特蘭大的桑迪·瑟曼領導國家艾滋病政策辦公室。自1993年以來，我們抵抗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總投入增加了60％，我們批準了8種新的艾滋病藥品和另外19種治療艾滋病相關病癥的藥品，在美國，艾滋病死亡率正在下降。離發明疫苗或治愈艾滋病仍有很長一段路，而且艾滋病正在非洲爆發，我們做得還很不夠。瑟曼是個精力充沛、有說服力的聰明人；我相信她會讓我們行動起來。4月的最后一天，希拉里和我向公眾宣布切爾西在今年秋天人讀斯坦福的決定。切爾西做事一向有條不紊，為了感受每所大學的學術和社交氣氛，她還參觀了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布朗和韋爾斯利，其中幾個大學她去了兩次。以她優秀的學分和測試成績，她已被上述所有學校錄取，希拉里本來希望她選一個離家較近的學校。我總懷疑切爾西想逃離華盛頓。我只希望她能去一個能學到很多東西、交到好朋友并能自我享受的學校。但她母親和我會非常想念她。我們在白宮第一個四年有切爾西在家、去她的學校、觀看芭蕾舞演出、認識她的朋友及他們家人，這一切都是我們的樂趣。這些都將反復提醒我們，不管今后發生什么，有這樣一個女兒是我們的幸福。
據報道，1997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率是5．6％，從而把預計的財政赤字降到750億美元，只有我就職時的1／4。5月2日，我宣布，我終于與金里奇議長、參議員洛特和兩黨的國會談判者在平衡預算上達成一致意見。參議員湯姆·達施勒也宣布了他對協議的支持；迪克·格普哈特不支持，但我希望一旦有機會重新審閱這個預算，他會回心轉意。這次談判更容易達成一致意見是因為經濟增長使失業率自1973年以來第一次降到5％以下，薪水、利潤和稅收收入增加了。
從更廣泛的角度看，這個協議把保健醫療的有效期延長了十年，同時還提供我想要的年度乳房X光檢查和糖尿病甄別計劃；讓5007萬孩子享受醫療保健，這是自60年代醫療補助通過以來最大的一次擴增；教育支出的增長是30年來幅度最大的；給企業更多的激勵機制來雇用福利接受者；恢復對殘疾的合法移民的醫療補助；資助清理500多個有毒廢物基地；實行與我所建議的數目相近的稅收減免。
在保健醫療儲備金的數額上，我只達到共和黨提出的一半，我現在相信我們能通過政策的積極變化來取得這些儲備金而不讓老年人受傷害。共和黨接受了較少的減稅，兒童醫療保險計劃，以及大幅增加教育經費。我們獲得了我在國情咨文中提出的95％的新投資，共和黨同意把稅收削減額度降低到他們原來提出的額度的2／3。現在的稅收削減比1981年里根時期的稅收削減要少很多。我很高興，自1995年末受到關閉政府威脅后舉行的無數次會議終于產生了自1969年以來的第一個平衡預算，而且是一個非常好的預算。參議員洛特和金里奇議長真誠地與我們合作，關鍵時刻，厄斯金·鮑爾斯的談判技巧和常識使他們和國會主要談判者能夠讓事情進行下去。
下旬，當對預算協議投票時，64％的眾議院民主黨人和88％的眾議院共和．黨人投票贊成。在有湯姆·達施勒支持的參議院，82％對74％的比例顯示民主黨人比共和黨人更強烈地支持這項協議。
一些反對稅收削減和反對我們就這么達成協議的民主黨人批評我。他們爭論說，如果我們什么也不做，第二年，至多再往后一年就能達到平衡，因為1993年的預算計劃只有民主黨人投票贊同；現在我們讓共和黨和我們分享榮譽。這是事實，但我們也將50年來最大一次增加對高等教育的資助，讓500萬名孩子擁有醫療保健，并能夠實施我支持的中產階級減稅計劃。
15日是墨西哥獨立日，我前往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十多年前，我們的鄰國正在經受內戰、政變、獨裁、經濟停滯和極度貧窮的折磨。現在除一個國家外，這個半球的每個國家都是民主國家，而且整個地區是我們最大的貿易伙伴；我們對整個美洲的出口是對歐洲出口的兩倍，比亞洲多出50％。但這個地區仍有太多的貧窮，而且我們還有毒品和非法移民的嚴重問題。
我帶了一些內閣成員和一個國會兩黨聯合代表團前往墨西哥，我們宣布了新協議，旨在減少越過格蘭德河的非法移民和毒品的流人。總統塞迪略是一個能干、誠實的人，他身后有一支很強的支持隊伍，我確信他會盡他所能處理這些問題。雖然我知道我們可以做得更好，但我懷疑沒有一個完全滿意的辦法可以解決這兩個問題中的任何一個。還有一些導致這些問題的因素需要考慮。墨西哥比美國貧窮；邊境線長；幾百萬墨西哥人在美國有親戚；而且很多非法移民來美國找一些報酬低、要求高、大多數美國人又不愿干的工作。至于毒品，我們的需求吸引了他們，毒品卡特爾用大量金錢賄賂墨西哥官員，大量雇用槍手脅迫或殺害那些不愿合作的人。只要在一次毒品運輸中給予方便，墨西哥邊境警察就能收到相當于他們一年薪水五倍的錢。墨西哥北部有一位誠實的公訴人就在自己家門口被打了100多槍。這些問題很棘手，但我相信我們協議的實施會幫助解決這些問題。
哥斯達黎加這個美麗而沒有永久性軍事組織的國家，恐怕也是世界上環境政策最先進的國家，總統何塞·瑪利亞·菲格雷斯主持召開了中美洲國家領導人貿易和環境會議。在與美國的貿易中，《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使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與墨西哥相比處于競爭劣勢，這在不經意間傷害了他們。我想盡我所能矯正這種不平等。第二天，在巴巴多斯的布里奇鎮我做了相同表態，總理歐文·亞瑟在此主持了第一次在他們自己領土上舉行的有美國總統和所有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領導人參加的會議。
在兩次會議上，移民都是大問題。很多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的公民在美國工作，把賺的錢寄回家，這是小國家收入的主要來源。他們的領導人對共和黨人采取的反移民姿態擔憂，想讓我保證不會大規模驅逐移民。我為此做了保證，但也表明我們必須加強移民法規。
月末，我前往巴黎，簽署《北約——俄羅斯的基本文件》。葉利欽遵守了赫爾辛基承諾：冷戰時北約的敵人現在成了合作者。
在荷蘭參加馬歇爾計劃50周年紀念活動后，我飛往倫敦與英國新任首相托尼·布萊爾舉行第一次正式會晤。在布萊爾的領導下，工黨憑借更現代更溫和的印象，加上保守黨在多年執政后自然而然的支持率下降，在最近的選舉中大勝保守派。布萊爾年輕、善言辭、有說服力，我們有很多相同的政治觀點。我想他有成為英國和歐洲重要領導人的潛力，與他合作的前景讓我興奮。
希拉里和我與布萊爾和切麗夫婦在泰晤士河邊一個改造過的大零售商店區的一家餐館用餐。我們從一開始就像老朋友。英國記者著迷于我們相似的哲學和政治，他們問的問題似乎對隨行的美國記者很有影響。我第一次覺得，他們開始相信我的新民主黨人立場并不只是花言巧語。6月6日是我母親的生日，在西德維爾朋友中學切爾西的畢業典禮上我做了演說。一個世紀前，泰迪·羅斯福就已對西德維爾的學生做過演講，但我這次角色不同，不是總統而是父親。我問切爾西想讓我說什么，她回答道：“爸爸，我希望你說話有智慧而且簡練。”然后她補充道，“女孩希望你有智慧；男孩只希望你風趣。”我想把演說作為給她的禮物，典禮前夜晚我一直熬到凌晨3點，把演講稿改了一遍又一遍。
那天，我告訴切爾西和她的同學，他們父母的“驕傲和喜悅會被即將到來的分別而沖淡……我們記得你們進校的第一天，記得那時到現在所有的成功和艱辛。雖然我們養育你們就為了這分別的一刻，并且為你們感到驕傲，但我們中有部分人還是渴望再抱著你們，就像以前你們幾乎還不能走路時那樣，我們還是渴望再給你們讀一次《晚安，月亮》、《好奇的喬治》或者《全能的小引擎》。”我說，一個激動人心的世界在召喚他們，他們幾乎有著無限的選擇，我還提醒他們埃莉諾·羅斯福的格言，即沒有你的許可，沒有人可以使你感到低人一等：“不要給他們許可。”
當切爾西上前領畢業證書時，我擁抱了她，告訴她我愛她。典禮后，幾位家長感謝我說出了他們的心聲，然后我們返回白宮參加畢業晚會。切爾西看到全體工作人員聚在一起向她表示祝賀時非常感動。她已從四年半前我們帶她來白宮時穿著吊帶褲的小女孩長大成人，她的路才剛剛開始。
切爾西畢業后不久，我接受了國家生物倫理學顧問委員會的建議，認為克隆人“在道義上不能接受”，提議國會禁止。自蘇格蘭的多利羊被克隆后，這已成為一個問題。在一段時間里，克隆技術曾被用來提高農業生產力和在癌癥、糖尿病和其他疾病的治療上取得生物醫學進步。克隆技術很有希望生產燒傷和其他事故受害者所需的再生肌膚、軟骨和骨頭組織，以及治療脊髓損傷的神經組織。我不想干預這些事，但我想我們應該在克隆人的問題上劃定界限。就在一個月前，我為聯邦政府幾十年前在亞拉巴馬州的塔斯基吉對幾百名黑人做的不合理的帶有種族歧視的梅毒實驗表示道歉。
6月中旬，我去了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發表演說，表明美國會為消除種族歧視和充分利用我們越來越多元的文化而繼續戰斗。美國仍在遭受歧視、偏見、仇恨犯罪以及收入、教育和醫療保健嚴重不平衡的折磨。我任命了一個由看名學者約翰·霍普·富蘭克林領導的七人委員會，對美國人開展教育，讓他們了解種族關系狀況，并且提出建議幫助建立21世紀的“一個美國”。我會通過本·約翰遜領導的一個新的白宮辦公室來協助他們工作。
6月末，七大工業國會議在丹佛舉行。我向葉利欽保證俄羅斯一定會被包括在內，但財政部長們因為俄羅斯經濟落后反對這么做。由于俄羅斯對國際社會經濟援助的依賴，他們認為俄羅斯不應該參與制定七大工業國的經濟決策。我能理解為什么財政部長們需要在沒有俄羅斯參與的情況下會晤和做出決定，但七大工業國也是一個政治組織；加入七大工業國顯示了俄羅斯在未來的重要性，也能增強葉利欽在本國的地位。我們已把這次會議稱為八國首腦會議。最后我們投票贊同俄羅斯作為新的八大工業國的一員加入，但允許其他七國財政部長在一些適當問題上繼續會晤。現在葉利欽和我都遵守了赫爾辛基承諾。
幾乎同時，經過美國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國務院、司法部和國防部的艱苦努力，我們成功引渡了被認定在1993年中央情報局總部謀殺兩名中情局雇員和傷害另外三人的米爾·艾馬爾·坎西。他從巴基斯坦被引渡回美國受審。這是我們追捕恐怖主義分子并決心將他們繩之以法的有力證據。
一周后，經過激烈辯論，眾議院投票決定延續與中國的正常貿易關系。雖然這個動議以86票通過，它還是引起不贊同中國人權和貿易政策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強烈反對。我支持中國要有更多的政治自由，最近還邀請達賴喇嘛和香港人權激進分子李柱銘來白宮，強調我對西藏的文化和宗教完整性以及香港回歸中國后保持民主的支持。我想只有通過使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才能使貿易關系得到改善。同時，我們需要接觸中國而不是孤立中國。有趣的是，李柱銘同意并支持我們延續貿易關系。
不久，我飛回霍普鎮老家，參加奧倫·格里森姆的葬禮，我這位92歲的舅公巴迪曾在我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到殯儀館時，他的家人和我馬上開始交流起他的趣事；就像我的一個親戚說的那樣，他是高尚的人，富有生活情趣。按華茲華斯的說法，一個好人一生最好的部分是他細小的不被記起的善良和愛的行為。在我沒有父親的孩提時代，巴迪把這些傾注給我。12月，希拉里送給我一只美麗的深褐色拉布拉多獵狗，使我在切爾西離家后能有個伴。它是一只溫順、活潑、聰明的狗。我叫它巴迪。
7月初，希拉里、切爾西和我在馬略卡島與國王胡安·卡洛斯和王后索菲婭度過了幾天輕松的日子，然后前往馬德里參加北約會議。我與西班牙首相何塞·瑪麗亞·阿斯納爾進行了一次頗有收獲的討論，他剛決定讓西班牙完全融人北約指揮系統。北約投票接納了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清楚地向其他已加入和平伙伴關系的20多個國家表明，北約的大門繼續向新成員敞開。自我就任總統開始，就敦促擴大北約，我相信這歷史性的一步不僅能統一歐洲，還能保持跨大西洋聯盟。
第二天，我們與烏克蘭簽署合作協議，然后前往波蘭、羅馬尼亞和丹麥強調北約擴大的意義。在華沙、布加勒斯特和哥本哈根聚集了大量熱情的群眾。在波蘭，人們正在為成為北約新成員國而慶祝。在布加勒斯特，約10萬人高喊“美國，美國廠，表明他們對民主的支持和他們想盡快加入北約的愿望。在哥本哈根，這天陽光明媚，群眾的規模和熱情反映了他們對我們聯盟的認可以及對我這個第一位訪問丹麥的在任美國總統的欣賞。
中旬，我回到白宮工作，提議立法禁止基于基因篩選的歧視。科學家正在快速揭開人類基因組的奧秘，他們的發現有可能挽救數百萬人的生命，并在醫療保健領域掀起一場革命。但基因測試也揭示了個人可能會得不同疾病的傾向，比如乳腺癌或帕金森氏病。我們不能允許基因測試結果成為拒絕受理醫療保險或提供工作的理由，而且我們不想讓人們因害怕而不愿接受測試，因為測試結果會對他們造成不利而不是延長壽命。
幾乎同時，愛爾蘭共和軍恢復了1996年2月被它破壞的停火協議。我已強烈敦促停火，這次停火有望成功，愛爾蘭人至少有可能從積怨和懷疑的灌木叢中找出一條通向共同未來的道路。
7月快結束時，我們還是不能與共和黨在先前達成的總體協議上就詳細預算達成一致。我們在稅收削減的規模和形式以及新資金的分配上仍有爭執。在我們的工作小組與國會繼續談判時，我繼續剩下的工作，做出與國會主流觀點相反的斷言，即全球變暖已是一個現實，我們必須減少溫室效應氣體排放。在內華達州的英克萊因村，我與艾爾·戈爾及其他聯邦及州的官員舉辦了一個論壇，討論塔霍湖的狀況。
塔霍湖是世界上最深、最純凈的湖之一，由于經濟發展，交通造成的空氣污染，還有低效率摩托艇和噴氣滑水引擎直接排人湖水中的燃料污染正使水質了降。在加州和內華達州，要求拯救塔霍湖的呼聲得到了兩黨的廣泛，又爾和我決心盡我們所能提供幫助。
月末，我在拉斯韋加斯的全國州長協會發言后，州長鮑勃·米勒帶我和我以前的幾個同事去和邁克爾·喬丹一起打高爾夫球。我從兩周前才開始打球，而且現在還戴著軟大腿支架以保護自己。我以為我真的不再需要它了，于是比賽時把它脫了下來。
喬丹是一個很棒的高爾夫球手，有時一個甚至高得出奇的人，也能在適合矮個子的比賽中表現出色。當我們在打標準5桿洞時，我悟到為什么他能贏得這么多的NBA總冠軍。喬丹看著他的45英尺下坡最后決定勝負的一擊，說：“我猜我只有靠這一擊才能贏得這個洞。”我可以從他的眼睛里看出來，他事實上是期望做高難度的輕擊。他這么做了，而且成功了。喬丹跟我說，如果我戴上我的大腿支架還能打得更好，“你的身體不再需要它，可你的大腦還不知道”。我不能發揮更好的一個原因是我不停地和白宮通電話，想知道預算談判的最新進展，為了結束談判，我們做了最后的提議和妥協。
比賽進行到一半多一點兒，拉姆·伊曼紐爾打來電話說已達成一致意見。然后厄斯金打電話確認并說這次結果很理想。我們得到了所有教育和保健基金，稅收削減也很合理，是1981年里根時期的10％左右，保健醫療的儲備金可以應付，中產階級減稅已通過，資本收益稅率從28％減到20％，每個人都同意苧們的預算在2002年就能持平，如果經濟繼續增長，可能在這之前就能達到平衡。厄斯金和我們整個小組都表現出色，尤其是我的立法助手約翰·希利。我很高興，所以后來戴上我的大腿支架，接下去的三個標準桿沒有失手。
第二天，所有曾為預算努力過的國會和政府部門成員在南草坪上參加盛大慶典。慶典氣氛愉悅，演說熱情慷慨，雖然我特意為兒童保健計劃對民主黨-人表示感謝，尤其是特德·肯尼迪、杰伊·洛克菲勒和希拉里，慶典還是體現了兩黨合作精神。赤字已從1993年高峰時的2900億美元減少了80％以上，協議基本上是一個進步的預算，包括了我支持的中產階級減稅和共和黨支持的資本收益削減。除了教育、保健和減稅條款，協議規定每包煙加征15美分稅，這是為了幫助支付兒童醫療保險，還恢復了對合法移民的120億美元的殘疾和醫療補助，授權區增加了一倍，我們有資金繼續凈化環境。
那天在白宮甜蜜而又輕松的氛圍中，真是很難想像我們曾經針鋒相對了兩年。我不知道這樣的好感覺能持續多久，在緊張的談判中，我已努力做到始終保持文明。幾周前，特倫特·洛特因為在一場立法小戰役上輸給白宮而惱羞成怒，在周日早晨的一個談話節目中曾稱我為“一個被寵壞的、乳臭未干的小子”。洛特說這話幾天后，我給他打電話，告訴他我知道發生了什么，但我不介意。經過一周的緊張工作，他在星期天早晨醒過來的時候感覺差極了，他希望自己從來也沒有同意接受那次電視采訪。他只是累了才容易發怒，當采訪者用我去煽動他時，他就上鉤了。他笑著說，“那正是發生的一切”，事情就過去了。
大多數在高壓下工作的人時常會說一些他們不想說的話；當然我也不例外。通常，我甚至不去理會共和黨人對我的談論，如果一些刺耳的話被我注意到，我也試圖忽略它。人民雇用總統是為了替他們做事；為個人的小事情發火只會干擾這樣的工作。我很高興我給特倫特·洛特打了電話，也希望我能在相似的情形下打更多類似的電話。
但對肯·斯塔爾這樣的人又另當別論了，他強迫人們對希拉里和我進行誣陷，而且起訴那些拒絕為他撒謊的人。4月，吉姆·麥克道戈爾在改變了供詞以迎合斯塔爾及其在阿肯色州的代理人希克·尤因后，最終進了監獄，不過斯塔爾建議縮短刑期。斯塔爾對戴維·黑爾也干了相同的事。
斯塔爾對麥克道戈爾和黑爾的關照與他對待蘇珊·麥克道戈爾的方式形成了鮮明對比，蘇珊因藐視法庭罪入獄，因為她拒絕在大陪審團面前回答斯塔爾的問題。蘇珊在阿肯色縣監獄待了短暫一段時間，在那里，她手上戴著手銬，腳上戴著腳鐐，腰里還有一條腰鏈。之后，她被移交給聯邦相關部門，她在一個醫療單位住了幾個月，但與其他犯人分開。然后她被帶到洛杉磯監獄回答指控，說她從以前的一個雇主那里挪用了資金。當新找到的文件證據粉碎了對她的指控后，她被宣告無罪。在這期間，她被迫每天23個小時待在一個通常是被裁定有罪的謀殺犯住的沒有窗戶的單身牢房里。她還被迫穿著一件通常是謀殺犯和兒童性騷擾犯才穿的紅衣服。幾個月后，她被投入一座監獄中部的一間樹脂玻璃的單身牢房；她無法與其他犯人說話，看電視，甚至聽外面的聲音。在送她出庭的監獄汽車上，她被關在專門囚禁危險罪犯的車廂里。她那漢尼拔·萊克特式的囚禁于7月30日結束了，之前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就提起訴訟，指控是斯塔爾要求把麥克道戈爾囚禁在“野蠻”環境中，為的是逼她作證。
數年后，當我閱讀麥克道戈爾的書《一個愿招供的女人》時；感到不寒而粟。她本來可以在任何時候結束這種折磨，而且可以從中獲得很多錢，只需要講出斯塔爾和希克·尤因想讓她說的謊話。她如何經受住他們的考驗，我永遠不得知，但她戴著鐐銬的情景最終開始穿透白水記者建立起來的包圍著斯塔爾和他工作人員的屏障。
春末，最高法院一致判決，我在白宮期間，葆拉·瓊斯案可以繼續進行下去，我的律師的看法被駁回，我的律師認為總統工作不應受到訴訟干擾，可以在我任期結束時再提出訴訟。最高法院以前的判決表明，在職總統不該是他擔任總統期間的職務行為所引發的民事訴訟的對象，因為辯護太讓人分心而且消耗時間。最高法院說，對一位總統的非職務行為采取擱置原則會傷害到訴訟的另一方，因此瓊斯案不應被擱置。此外，最高法院說，為這個案件辯護不會對我造成不合適的負擔或時間消耗。這是最高法院在很長時間內做出的一項最政治化的天真判決。
6月25日，《華盛頓椰報》報道說，肯尼斯·斯塔爾在調查一些謠言，說包括瓊斯在內有12名到15名婦女與我有染。他說他對我的性生活沒有興趣；他只是想詢問那些可能我曾與之談論過白水事件的人。最后斯塔爾派了幾十名聯邦調查局特工，還有用納稅人的錢支付的私人調查員來調查這件他表示沒有興趣的事情。
7月底，我很關注聯邦調查局，為的是比它為斯塔爾做性調查更重要的事。路易斯·弗里的管理有一系列錯誤：聯邦調查局法醫實驗室的拙劣報告威脅到幾個急迫的刑事案件；兩套計算機系統開支大大超過限度，它們是為了讓國家犯罪信息中心升級和給全國警官提供指紋迅速查對而設計的；聯邦調查局把關于共和黨官員的檔案轉給白宮；指認并顯然是誘捕了理查德·朱厄爾，他是奧林匹克炸彈案的疑犯，隨后罪名被洗清了。還有一件正在進行的刑事調查，針對的是1992年在盧比里奇一場殊死對抗中弗里的副手拉里·波茨的行為，聯邦調查局為此受到嚴厲批評，在弗里任命他之前，波茨受到了嚴格審查。
弗里受到媒體批評，也受到國會共和黨人的批評，他們以聯邦調查局的不合理行為作為理由來拒絕通過我反恐立法中的一些條款，這些規定會授權聯邦調查局竊聽追蹤那些從一地搬到另一地的恐怖分子嫌疑人。
有一個方法肯定能讓弗里討好國會的共和黨人并擺脫媒體：他可以與白宮采取敵對立場。無論是出于信條或需要，弗里已經開始那么做了。當檔案公開的時候，他最初的反應是責怪白宮，并拒絕為聯邦調查局承擔任何責任。當競選資金的事傳出的時候，他給珍妮特·雷諾一份備忘錄，并把它透露給媒體，懇請她任命一名獨立檢察官。當中國政府在1996年可能試圖給國會成員非法捐贈的報告被披露后，職位較低的探員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指揮鏈上的人通報了情況，并敦促他們不要報告上司。當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準備前往中國時，白宮法律顧問查克·拉夫，一位受尊敬的前聯邦檢察官和司法部官員，就北京試圖影響美國政府的計劃向聯邦調查局詢問。顯然這是國務卿在與中國人會晤之前必須要知道的事情，但弗里個人命令聯邦調查局不要把它已準備好的答復送給奧爾布賴特，盡管這件事情已得到司法部以及弗里的兩位最高級別助理同意。
我相信弗里不會傻到相信民主黨會在知情情況下接受中國政府的非法捐贈；他只是在盡量避免受到媒體和共和黨人的批評，即便這么做損害了我們的外交行動。我想起我在任命弗里的前一天接到一個電話，是一位在阿肯色州的聯邦調查局退休特工打來的，他懇請我不要任命弗里，警告說只要有利可圖，他就會馬上出賣我。
無論弗里的動機是什么，聯邦調查局對白宮的行為只不過是另一個表明華盛頓已變得多么瘋狂的例子。這個國家狀態良好，而且在變得更好，我們在整個世界推進和平與繁榮，而對丑聞的愚蠢調查卻仍在繼續。幾個月前，《波士頓環球報》很有思想并有獨立見解的專欄作者湯姆·奧利芬特，很好地總結了這種情形：讓美國巨型丑聞機g8運轉的巨大而又虛榮的力量對如何看待事情影響很大。這臺機器的動力源泉是外表，外表產生問題，創造更多的外表，所有的一切反過來產生一種正義的狂怒，它要求極細心的審查者詳細調查，他們無論如何都必須是獨立的。這種狂怒，當然，只有同謀犯和罪犯才能抵制得了。
8月開始的時候既有好消息又有壞消息。失業率降到4．8％，是1973年以來的最低點，兩黨通過了平衡預算后，人們對未來的信心很大。另一方面，這種合作精神并沒有延伸到任命程序上。杰西·赫爾姆斯阻止我任命馬薩諸塞州的共和黨州長比爾·韋爾德為墨西哥大使，因為他覺得韋爾德曾侮辱過他，珍妮特·雷諾告訴美國律師協會，有101個聯邦法官的職位空缺，因為參議院在1997年只批準了我任命的九個人，沒有一個人被批準擔任上訴法院法官。
我們一家8月休假的時候回到了瑪莎葡萄園，上次去是兩年前。我們待在我們的朋友迪克·弗里德曼的家里，他的家靠近牡蠣池塘。我和切爾西一起出去慢跑，以此慶祝我的生日，我還勸說希拉里和我一起在明克草場的公共球場進行我們兩人之間每年的高爾夫球賽。她從不喜歡高爾夫球，但每年都會遷就我一次，她會圍著幾個球洞走上一圈。我還和弗農·喬丹在風景優美的老內克農場球場打過許多場高爾夫球。他對高爾夫球可比希拉里喜歡得多。
這個月結束的時候就像開始時一樣，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29日，托尼·布萊爾邀請新芬黨參加愛爾蘭和平會談，這是第一次給這個黨以正式地位。31日，戴安娜王妃在巴黎撞車喪身。不到一周后，特雷莎嬤嬤也死了。她們的死讓希拉里很傷心。她對她們非常了解，也喜歡她們，在兩次葬禮上，她代表美國出席，先是飛到倫敦，幾天后又飛到了加爾各答。
8月，我還不得不宣布一件很讓人失望的事情：美國將不會簽署禁止地雷的國際條約。導致我們退出的局面非常奇特。從1993年以來，美國已花了1．53億美元在世界各地排雷；在南非，我們的一架飛機在運送完一支排雷隊后于飛行途中墜毀，機上九人全部死亡；我們已銷毀了150萬枚自己的地雷，另外到1999年，我們計劃再銷毀150萬枚。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美國這樣做了這么多消除世界上的危險地雷的工作。
在條約談判的最后時刻，我要求進行兩項修改：要求把沿著朝鮮邊境的那必經聯合國批準的有顯著標記的雷場看做例外，因為它們在保護韓國人和我們在那里的軍隊；對那個批準歐洲生產的但不包括我們生產的反坦克導彈的條款進行重新措辭。我們的反坦克導彈是一樣安全的，而且可以更好地保護我們的軍隊。但這兩條修正案被拒絕了，部分是因為地雷會議決心要通過可能是最強烈的條約，以紀念這方面最著名的支持者戴安娜王妃的去世，部分是因為會議上一些人想讓美國難堪，或要威逼我們就這么簽署協議。我不喜歡我們被排除在國際協議之外，因為它有損于我們在進一步阻止地雷的生產和’使用上的影響力，有些地雷只要三美元一個，但我無法拿我們軍隊或韓國人民的安全去冒險。
9月18日，希拉里和我帶著切爾西去了斯坦福大學。我們希望她的新生活盡可能正常，并和特工處一起確保給她配備年輕的特工，他們會穿著平常，盡量不顯眼。斯坦福已同意禁止媒體在校園內接觸她。歡迎儀式和與其他家長一起參觀讓我們很愉快，之后我們把切爾西帶到她的宿舍，幫她把東西搬進去。切爾西很開心很興奮；希拉里和我有點傷心和焦慮。希拉里想擺脫這些，她在屋里亂轉，幫切爾西整理東西，甚至用菌絲紙給她墊抽屜。我把她的行李帶到樓上她的房間，然后整理她的雙層床。此后，我望著窗外，而她的母親忙著幫切爾西整理所有的東西，這讓切爾西很不安。集會上學生發言人布萊克·哈里斯對所有家長說，我們的孩子們“會在大約一個月后想念你們，想念15分鐘”，我們都笑了。我希望那是真的，但我們肯定會想念她。我們要走的時候，希拉里已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并做好了準備。我沒有，我想留下來吃晚飯。
9月的最后一天，我參加了約翰·沙里卡什維利將軍的退休儀式，頒給他一枚總統自由勛章。他曾是一位杰出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支持北約擴大，創建了和平伙伴關系，在40多次行動中部署我們的軍隊，包括在波斯尼亞、海地、伊拉克、盧旺達和臺灣海峽。與他共事讓我很愉快。他很機智，說話直爽，全心關注我們軍人的福利。我任命休·謝爾頓將軍接替他，謝爾頓將軍負責海地行動的表現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初秋主要處理外交事務，我第一次去了南美。我到委內瑞拉、巴西和阿根廷訪問，表達拉丁美洲對美國未來的重要性，并不斷推動設立包括南北美洲在內的自由貿易區的想法。委內瑞拉是我們第一大石油供應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海灣戰爭，在我們需要的時候，它總能提供比實際需要更多的石油。我的訪問短暫而又簡單；訪問高潮是在西蒙·玻利瓦爾的基地給加拉加斯人民做的一次演講。
巴西的情況就不同了。我們兩個國家長期以來關系緊張；許多巴西人長期仇恨美國，巴西是美洲地區南方共同市場貿易集團領導國，這個集團還包括阿根廷、巴拉圭、烏拉圭，它與歐洲的貿易量超過與美國的貿易量。另一方面，巴西總統恩里克·卡多佐是一位現代的、有效率的領導人，他希望與美國友好，他明白與我們建立更堅強的伙伴關系會幫助他實現他的國家的經濟現代化，減少長期的貧困；增強這個國家在世界上的影響力。
巴西讓我著迷，因為60年代，偉大的爵士樂薩克斯管吹奏者斯坦·蓋茲讓巴西的音樂風靡美國，從那之后，我就想看看它的城市和美麗的風景。我也很尊敬和喜歡卡多佐。他曾到美國做過一次國事訪問，我認為他是我遇到過的給人印象最深的領導人之一。我想表明我們都致力于更緊密的經濟伙伴關系，并表明我們支持他的政策，尤其是那些維持巴西巨大熱帶雨林的政策，它們的數目已由于過度砍伐大大減少，并支持他改善教育的政策。卡多佐已提出一個很讓人感興趣的計劃，稱為“助學金”計劃，它每個月給貧窮的巴西人提供現金補助，條件是他們的孩子至少要完成85％的學校要求的課時。
記者招待會上出現了一段有趣的插曲。我們除了回答了一些有關美巴關系、氣候變化的問題外，美國媒體還提出了四個關于1996年美國競選資金爭議的問題。一名記者問，在一次海外訪問中被問到那樣的問題是否讓我或我的國家感到難堪。我回答道：“那是你的決定。你必須決定你要問什么問題。我不會為你如何決定你的工作而感到難堪。”
希拉里和我與巴西足球傳奇人物貝利一起訪問了里約熱內盧貧民區的一個學校。之后，希拉里和我一起前往巴西利亞，參加在總統官邸舉行的國宴。亨里克和魯思·卡多佐夫婦讓我們見識了我已經喜歡了30多年的巴西音樂，一群婦女在演奏打擊樂器，在綁在身上的不同大小的金屬板上擊出有規律的節拍，我們還見到了一位來自巴伊亞的非常好的歌手弗吉尼亞·羅德里格斯。
阿根廷總統卡洛斯·梅內姆是美國強有力的盟友，在海灣戰爭、海地和采納強有力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的問題上都支持美國。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田園中心為我舉辦了一次烤肉野餐，還向希拉里和我展示了探戈和阿根廷馬術：一個男子站在兩匹寬肩的公馬背上繞著馬場行進。
梅內姆總統還帶我們去丁巴利羅切，巴塔哥尼亞地區一個漂亮的海濱小鎮，在那里我們一起討論全球變暖問題，以及我所希望的對這個問題的共同反應。關于環境變化的國際會議將于12月在日本京都舉行。我強烈提議為減少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溫室效應氣體排放大膽制定目標，但我希望不是通過規則和稅收來實現這些目標，而是通過市場激勵機制來促進能源的節約和清潔能源技術的使用來達到這些目標。巴利羅切是強調環境重要性的完美地點。在我們住的勞勞賓館前清涼的湖水對過，希拉里和我穿過了奇妙的阿賴安斯森林，里面有沒有樹皮的愛神木。樹木被丹寧酸染成了橘黃色，摸上去很清涼。它們能幸存下來是因為完美的土壤、清潔的水、潔凈的空氣和適宜的氣候。應付氣候變化的正確行動將會讓我們保護脆弱、特殊的樹木，也可以維護地球上其他許多地區的穩定。
10月26日，回到華盛頓，在白宮南草坪上的帳篷下，卡普里西婭·馬歇爾、凱莉·克雷格黑德以及希拉里的其他工作人員一起為她舉行了一個大型的50歲生日慶典。切爾西也回來了，給了她一個驚喜。桌上擺放著她每個年代喜歡的食品和音樂，旁邊站著每個時期認識希拉里的人：50年代的伊利諾伊，60年代的韋爾斯利，70年代的耶魯，以及80年代的阿肯色。
第二天，江澤民來華盛頓訪問。那天晚上我邀請他到官邸進行非正式會晤。我與他已經一起共事了將近五年，江澤民的政治技巧，把中國融人國際社會的愿望，以及在他和他的總理朱镕基領導下的加速經濟增長，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仍然對北京對待異見者的政策感到關切。我要江澤民釋放一些異見者，并告訴他，為了美國和中國的長期伙伴關系，我們的關系中必須留有一定空間，容忍公正的、真誠的不同意見。
江澤民說他同意，我們繼續爭論在不冒國內混亂風險的情況下，中國能夠容忍多大變化和多少自由。我們沒有解決我們之間的差異，但我們之間的相互理解增強了，在江澤民返回布萊爾賓館后，我上床睡覺，思考著中國將在現代社會的需要推動下變得更加開放，在新的世紀，我們兩個國家更有可能成為伙伴而不是對手。
在第二天的新聞發布會上，江澤民和我宣布，我們將增強合作，阻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在和平利用核能以及打擊有組織犯罪、毒品走私和偷渡人口問題上進行合作；通過幫助培訓法官和律師，加大美國推動中國法治進程的力度；合作保護環境。我還承諾盡我所能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江澤民回應我的講話，告訴新聞界我們還同意定期舉行首腦會晤，開通直接熱線電話，確保我們能夠保持直接聯系。
當我們開始回答問題的時候，新聞界不可避免地問到人權問題、天安門事件和西藏問題。江澤民看起來有一點點驚訝，但保持了良好的幽默感，基本上重復了他昨晚在這些話題上向我說的話，并補充說，他知道他在訪問一個民主國家，在這個國家人民可以自由發表不同意見。我回答，中國在那么多事情上都走在歷史的正確方面，關于人權問題，“我們相信政府政策走在歷史的錯誤方面”。幾天后，在哈佛的一次演講中，江主席就中國政府對天安門事件的處理做了坦率而審慎的評價。在西方人看來，中國經常以難以忍受的緩慢速度前進，但還是可以感受到它的變化。
10月的法律戰線有兩大進展。蘇珊·韋伯·賴特法官以偏見為理由撤銷了葆拉·瓊斯案中四條罪狀中的兩條（意味著它們不會被重新受理），我提出和解。我不想這么做，因為這樣大約要花去希拉里和我20多年中所有積蓄的一半，也因為我知道，在我的法律小組已做的調查工作基礎上，如果去審理這個案件，我們可以打贏官司。但我不想浪費我剩下三年中的任何時間在這個問題上。
瓊斯拒絕接受和解，除非我就性騷擾向她道歉。我不能那么做，因為那不是事實。不久之后，她的律師向法庭請求卸職。不久，與盧瑟福協會——我對手資助的另一右翼法律基金會——有密切聯系并得到它資助的一個達拉斯律師事務所的人代替了這些律師。現在甚至都不再假裝只有葆拉·瓊斯才是真正以她名字命名的案件的原告。
這個月早些時候，白宮向司法部和國會轉交了44次經常被談論的白宮非正式社交集會的錄像帶。它們證實了我一向所說的，那些非正式社交集會并不是第措資金的活動，而是與一些支持或不支持我的人展開的范圍廣泛且常常是很有趣的討論。大多數我的批評者惟一能做的事就是抱怨為什么這些東西沒有盡早公布。
不久，紐特·金里奇宣布眾議院沒有通過有關貿易立法快速通道的決議。我已經努力了幾個月想讓它通過。為了得到黨內更多的投票，我向民主黨承諾我會用勞工和環境條款來進行貿易協定談判，并告訴他們我已得到智利的同意，在我們正在商議的雙邊協定中加上這些要求。不幸的是，我無法說動他們中的許多人，因為美國勞聯一產聯對輸掉《j匕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投票仍很生氣，正把快速通道立法作為檢驗民主黨人是支持勞工還是反對勞工的標準。即便是同意我的民主黨人也很勉強，因為他們要在失去勞聯一產聯在經濟和組織上的支持的情況下再次競選。幾個保守的共和黨人提出了有條件的投票，他們的態度取決于我是否會在美國針對國際計劃生育的政策上進一步施加限制。而我不會那么做，于是我失去了他們的票。議長也努力想讓這一法案通過，但最后我們至少還差了六票。現在我不得不單個地商談貿易協定了，希望國會不要以修正案的形式槍斃它們。
月中，伊拉克出現了一場新的危機，薩達姆驅逐了聯合國武器核查小組的六名美國人。我命令喬治·華盛頓號航空母艦編隊開往該地區，幾天后，核查員返回了伊拉克。
全球變暖會議12月1日在京都開幕。會議結束之前，艾爾·戈爾飛到日本，幫助我們的主要談判代表、副國務卿斯圖·艾森施塔特達成一項我們可以簽署的協議，協議包括我們堅定的目標，但沒有不合適地規定如何實現這些目標，同時呼吁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參與；在30年內，它們將超過美國成為釋放溫室效應氣體的領先國家（美國現在是世界上釋放這種氣體的領先國家）。除非協議有變化，否則我無法將它提交給國會；即便在最好的形勢下，也很難通過。橋本龍太郎首相希望京都會議對于日本及包括阿根廷在內的其他友好國家都是成功的，在他的幫助下，談判產生了一個我很樂意支持的協議，如果國會能夠通過一些必要的稅收激勵措施來促進生產和購買更多的節能技術和清潔能源產品，我想我們可以實現協議的目標。
圣誕節前夕，希拉里、切爾西和我去了波斯尼亞，鼓勵薩拉熱窩人民留在和平道路上，在圖茲拉會見了軍隊。鮑勃和伊麗莎白·多爾夫婦加入了我們的代表團，還有幾位軍隊領導人和十多位兩黨國會議員。伊麗莎白是美國紅十字會主席，鮑勃剛剛應我的要求擔任前南斯拉夫失蹤人員國際委員會主席。
圣誕前一天，美國同意拿出17億美元，提供金融支持，挽救疲軟的韓國經濟。這標志著我們致力于解決亞洲金融危機的開始，這場危機在來年將更嚴重。韓國剛選出了一位新總統金大中，他是一位長期的民主活動分子，70年代曾被判處死刑，直到卡特總統從中干預。我第一次遇見金大中是1992年5月在洛杉磯市政廳的臺階上，那時候他自豪地告訴我，他代表了和我一樣的新政治態度。他很勇敢也好幻想，我想支持他。
我們前去過“復興周末”，步人新年之際，回頭看看1997年，我覺得很自豪，我希望隨著所有事情的實現，最糟糕的黨派戰爭已經成為過去：平衡的預算，50年來對大學的最大一筆資助；1965年以來對醫療保健的最大增加；北約的擴大；《化學武器公約》；《京都協定書》；徹底革新我們的收養法規及食品與藥品管理局，以加速推廣救生藥和醫療器械；“一個美國”的倡議，它已讓成千上萬的美國人來討論目前的種族關系。這是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清單，但它還不足以跨越意識形態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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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來臨的時候我并未料到這將是自己總統任期中最奇特的一年，充滿了人格的恥辱、國內的政治斗爭和海外的勝利，而且，盡管非常困難，這一年仍驚人地展示出美國人民的常識和基本的寬容。因為所有的事情都是突然發生的，所以我被迫前所未有地過著雙重生活，只不過這一次我內心生活最黑暗的部分一覽無余。
1月還是不錯的，有三個項目啟動：（1）和平隊志愿者人數增加了50％，主要是支援共產黨政權下臺后的新興民主政權；（2）一個投資220億美元的兒童看護項目，使接受補助的工作家庭子女人數翻番，提供課稅免除，鼓勵雇主向他們的雇員提供兒童看護，擴大課前與課后的活動項目，使50萬兒童受益；（3）建議允許人們“出錢加入”保健醫療計劃，該計劃覆蓋美國6歲及以上人群，或失業的62歲或55歲人群，該項目旨在靠不太多的保險費和其他支付款項做到自給自足。這是必要的，因為那么多美國人因為精減、裁員或自愿而過早地離開工作大軍，但他們失去了以雇主為基礎的保險后別無其他能負擔得起的保險。
這個月的第二周，我前往得克薩斯南部這個美國我最喜歡的地方之一，敦促米申高中以西班牙裔為主的學生充分利用國會1997年批準的大幅增加大學生資助的法案，幫助縮小西班牙裔青年與其他學生在大學入學率上的差距。可我在那里卻得知印度尼西亞經濟崩潰，我的經濟事務小組也奔赴下一個亞洲金融危機受害國；財政部副部長拉里·薩默斯前往印度尼西亞，確保其政府同意實施獲得國際貨幣組織援助所必須的改革。
13日，伊拉克又出麻煩，薩達姆政府阻止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檢查團履行職責，薩達姆就此拉開強迫聯合國取消制裁以換取繼續進行武器核查這場持久戰的序幕。同一天，中東面臨危機，因為內塔尼亞胡總理的政府到期尚未履行開放加沙機場或在加沙和西岸之間提供安全通道的承諾，又投票決定無限期控制西岸，結果導致整個和平進程危機重重。1月，世界的惟一亮點是白宮與波羅的海各國簽署北約伙伴關系條約，旨在正式確立我們之間的安全關系，讓他們放心，全體北約國家，包括美國在內，最終目的是讓愛沙亞、立陶宛、拉脫維亞真正融人北約及其他多邊組織。
14日，我和戈爾在白宮東廳宣布推動《病人權利法案》，通過一些受管理的醫療保健計劃，為美國人提供一些過去常常被拒絕的基本醫療保障，希拉里則正面對肯·斯塔爾的第五次問訊。這次的問題是聯邦調查局有關共和黨人的文件是怎么落到白宮手里的，可這件事她一無知所知。
我為瓊斯案作證是三天后的事了。我和律師已經演練了可能提出的問題，自認為準備充分，盡管我當天感覺并不好，而且肯定也沒有料到要和盧瑟福協會的律師過招。主審法官蘇珊·韋伯·賴特已答應瓊斯的律師，給他們很大的權限去打探我的私生活，據稱是要調查我任州長或總統時是否對擔任或尋求政府職務的某個女人進行過某種性騷擾，時間段是自瓊斯所稱的騷擾前五年到現在。法官還嚴格規定瓊斯的律師不要把任何證詞內容或調查過程中的其他情況透露出去。
達到上述目的本不必通過那種深人打探的方式，只需讓我直接回答是否曾經與為政府工作的女性單獨相處之類的問題即可；然后律師們本可以詢問那些女人我是否曾騷擾過她們。然而，那樣做會讓證詞沒有用處。這時候，參與本案的每個人都知道沒有性騷擾的證據。我肯定，律師們想逼迫我承認和一個或多個婦女有某種形式的關系，這樣他們能透露給媒體，可這樣做就違反了法官保守秘密的要求。后來的情況表明，我連事情的一半都不知曉。
我宣誓之后，作證開始，首先盧瑟福協會的律師提出請求，法官也表示同意，將“性關系”定義為他們據稱在法律文本中找到的那種。這條定義基本上涵蓋了當事人親吻之外最親密的接觸，不管這樣做是為了獲得滿足還是為了產生刺激。看起來這要求我既要有具體行動又要有心理狀態，但不包括其他人的任何行動。律師們表示他們將盡量不給我提尷尬的問題。
我到場已經好幾個小時了，可是只有10到15分鐘是關于葆拉·瓊斯的。其余時間都花在和瓊斯無關的各種問題上，包括相當多有關莫妮卡·萊溫斯基的問題，后者1995年夏天在白宮做實習生，后在12月到次年4月初做正式職員，然后她調到五角大樓。律師們詢問的重點是，我對她有多了解，我們是否曾交換禮物，我們是否曾通電話，我是否曾與她發生“性關系”。我談了我們的對話，承認自己曾送過她禮物，但對“性關系”的問題做了否定回答。
盧瑟福協會的律師們總是對同一問題稍加變化反復詢問。中間休息的時候，我的法律顧問小組感到很茫然，因為萊溫斯基的名字僅僅在12月初才登上原告候選證人的名單，兩周之后才向她發出作證傳票。我沒有告訴他們自己與她的關系，但我的確說自己不清楚這個奇怪的性關系定義具體指的是什么。他們也是。開始作證時，我的律師鮑勃·貝內特請盧瑟福協會的律師們就我與女人接觸的情況問具體而不含糊的問題。就要結束有關萊溫斯基的話題之前，我問向我提問的律師是否還有更具體的問題要問我。他又一次拒絕了。相反，他說：“閣下，我想事情很快會眾所周知的，您會明白的。”
我放心了，又有點擔心那位律師似乎不愿意問具體問題，也不想聽我的回答。如果他當時問了這樣的問題，我肯定會據實相告，不過我會討厭那樣做的。1995年末政府關閉期間，只有極個別人獲準在白宮工作，那些工作人員都忙到很晚，我曾與萊溫斯基有過不恰當的接觸，并在11月到來年4月她離開白宮到五角大樓工作期間的某些時候又有過那種接觸。之后十個月我都沒有見過她，不過我們有時通電話。
1997年2月，我為每周廣播發言做晚上的錄音，莫妮卡是嘉賓之一，之后我又跟她獨處了15分鐘。我覺得自己這樣做很惡心，所以春天我再次見到她的時候，就對她說這樣做于己、于家庭、于她都不對，我再也不這樣了。我還告訴她，她有才智、吸引人，本該擁有美好的人生，如果她樂意，我會盡力做她的朋友并幫助她。
莫妮卡繼續來白宮，有幾次我見了她，但沒有發生任何不恰當的事情。10月，她讓我幫她在紐約找份工作，我做了。她得到兩份工作機會，并接受了其中一份。12月底，她到白宮來道別。那時候她已收到瓊斯案的傳票。她說自己不想去作證，我就告訴她有些女人填寫了書面宣誓書，表示我沒有性騷擾過她們，就避免了問訊。
我和莫妮卡曾做的事情是不道德的、愚蠢的。我為此深感羞恥，不想讓這件事傳出去。作證的時候我試圖保護自己和家庭免受自己自私的愚蠢行為的傷害。我相信這個扭曲的“性關系”定義允許自己這樣做，盡管我也非常擔心這樣會讓律師詢問我具體的問題。我并不需要等多久就知道他為什么不那樣做了。
1月21日，《華盛頓郵報》頭條報道，說我與莫妮卡·萊溫斯基曾有私情，肯尼斯·斯塔爾正在調查對我的指控，稱我曾慫恿她在法庭上就此事撒謊。這條消息最先是18日早上在一家網站公布的。作證是個準備；斯塔爾最初曾表示要幫助葆拉·瓊斯，近四年之后他終于插手了她的案子。
1996年夏莫妮卡·萊溫斯基已開始跟同事琳達·特里普講她跟我的關系。一年后，特里普開始給她們之間的電話錄音。1997年10月，特里普提出給《新聞周刊》的一位記者播放錄音帶而且確實給保守的共和黨政治評論家盧西恩·戈德堡播放了錄音帶。特里普在瓊斯案中被傳喚，盡管她從未出現在任何一份提交給我的律師的證人名單中。
1998年1月12日星期一晚間，特里普給斯塔爾的辦公室打電話，講述她偷偷錄下了萊溫斯基的話并安排轉交那些磁帶。她擔心的是自己的刑事責任，因為她這樣錄音按馬里蘭州的法律可是項重罪，但斯塔爾的手下保證會保護她。第二天斯塔爾讓聯邦調查局特工給特里普安裝竊聽設備，這樣她可以在五角大樓城的麗嘉酒店和萊溫斯基吃午飯時偷錄下對話。幾天后，斯塔爾請求司法部增加他的權限以調查萊溫斯基，顯然他并沒有那么誠實地說出自己請求的本意。
16日，也就是我作證前一天，特里普安排與萊溫斯基在酒店再次會面。這一次等著莫妮卡的是聯邦調查局特工和律師們，他們將她帶到酒店的一個房同，審問了她好幾個小時，還勸阻她打電話找律師。斯塔爾手下的一名律師告訴她如果不想進班房就應該合作，還提出一份豁免她的交易，但午夜就過期作廢。萊溫斯基還被迫帶上竊聽設備錄制了跟所謂涉及掩蓋活動的人的談話。最終，莫妮卡能夠給她母親打電話了，后者聯系了她的父親，而她父母離異已經很久了。他聯系了一位律師威廉·金斯伯格，律師建議她，等他多了解些本萊的情況后再接受那個豁免交易，并猛烈譴責斯塔爾把他的當事人“在沒有律帥在場的情況下”扣留了“八九個小時”，還脅迫她佩戴竊聽裝置誘陷他人。
這條消息捅出來后我給戴維·肯德爾打電話，向他保證自己沒有唆使作偽證，也沒有阻礙司法公正。我們倆都覺得顯然斯塔爾正試圖點起一場大火把我趕下臺。他是想快速起跑，而我認為如果自己能熬過公眾的攻擊兩個星期，就能撥云見日，媒體和公眾就會關注斯塔爾的戰術，便會出現對這件事更公允的評價。我知道自己犯了個大錯，我也決心不要錯上加錯，讓斯塔爾把我趕下臺。這時候，歇斯底里的情緒開始蔓延。
我繼續干自己的工作，還拒絕屈服，向所有人否認曾發生的事情：希拉里、切爾西、我的工作人員和內閣成員、我在國會的朋友、媒體人士、美國人民。除了自己的行徑，最讓我后悔的就是誤導了他們所有人。1991年起人們就說我對天下所有事情都撒謊，而事實上我在公共生活和經濟上一直都是誠實的，后來所有的調查都會證明這一點。這時候我正在我個人的失敗上誤導人們。我很尷尬，不想讓這件事影響到妻子和女兒。我不想幫助肯，斯塔爾宣判自己的私生活有罪，我不想讓美國人民知道我辜負了他們的期望。那段日子就像在噩夢中一樣。我又更劇烈地回到了雙重生活。
消息出來的那天，我按事先安排，接受了公共廣播公司“新聞一小時”吉姆·萊勒的采訪。我回答提問時說，我沒讓任何人撒謊，這是真實的，我還說“不存在不恰當關系”。盡管在萊勒問這個問題前很久不恰當的關系已經結束了，但我的回答是誤導性的，我很慚愧這樣告訴萊勒；從那時候起，只要可能，我就說自己從沒有讓任何人不要講真話。
這一切發生的同時，我還繼續干著自己的工作。20日，我在白宮會見了內塔尼亞胡總理，商討他從西岸階段性撤出的計劃。內塔尼亞胡已經決定只要有“安全的和平”，他就推進和平進程。這可是勇敢的一步，因為他的執政聯盟很脆弱，但是他可能認識到了，如果他再不行動，局勢馬上就可能失控。
翌日，阿拉法特來到白宮。我把與內塔尼亞胡會面的好消息告訴他，向他保證，我將爭取內塔尼亞胡總理完成以色列在和平進程中的義務，提醒他以色列領導人所面對的政治問題，并如以往那樣表示，如果他希望以色列向前走的話，就必須繼續打擊恐怖主義。·第二天米爾·艾馬爾·坎西因1993年1月殺害兩名中情局特工被判處死刑，坎西制造的也是我在總統任期內的第一樁恐怖事件。
到了1月27日，也就是發表國情咨文的日子，美國人民已經整整一個星期都淹沒在對斯塔爾調查的報道之中，我也是花了一個星期應對這件事。斯塔爾已經給很多白宮工作人員簽發了傳票，并要求調閱我們的記錄。我請哈羅德·伊克斯和米基，坎特協助應付爭論。演講的前一天，哈羅德和哈里·托馬森感到我在公開表態時總是太不確定了，在他們的敦促下，我很不情愿地再次對著媒體表示“我沒有”和萊溫斯基“發生性關系”。
演講當天早上，希拉里在國家廣播公司的“今日”節目中表示她不相信對我的那些指控，自從1992年總統競選起一直有“右翼大陰謀”設法要毀掉我們。斯塔爾發表了一份慷慨激昂的聲明，抗議希拉里質疑他的動機。關于對手的本質，盡管她的話是對的，但是看到希拉里這樣為我辯護，更讓我為自己過去的行為羞愧不已。
希拉里接受的艱難采訪和我對此的復雜反應顯然證明了我對自己的束縛：作為丈夫，我犯了錯，要道歉贖罪；作為總統，我在與一些勢力進行司法和政治的斗爭，這些勢力為了毀掉我的總統職位，為了讓我無力供職，把刑法和民法混為一談，嚴重傷害了無辜的人們。
終于，經歷了數年只打井不出油的窘境，我給了他們做文章的機會。因我的不當行為，我損害了總統這個職位和人民。這是我一個人的錯。我不想任由反動者肆意妄為而錯上加錯。
晚上9點，當我走進人頭攢動的眾議院會議廳時，這里以及全美國的客廳里都能明顯感覺到一股緊張氣氛，這也是我發表國情咨文以來收看人數最多的一次。懸在人們心頭的最大問題就是我是否會提到那場爭論。我開始并沒有提爭議的事情。國家狀況良好，新增1400萬就業崗位，收入增加，家庭住房擁有率達到歷史最高，接受福利救濟的人數降到27年來最低，聯邦政府35年來縮減到最小。1993年的經濟計劃削減了赤字，預計1998年赤字為3570億美兀，削減90％，前一年的平衡預算計劃將完全消除赤字。
接著我簡要介紹了未來的規劃。我首先建議在把即將到來的盈余花在新的項目或是用于減稅之前，我們應該儲備社保基金迎接退休的嬰兒潮一代人。關于教育，我建議撥款新增10萬教師，把最低三個年級的班級規模縮減到18人；計劃幫助社區實現學校的現代化或是新建5000所學校；為課后或暑期學校這樣的額外學習項目提供款項，從而資助學校結束靠“社會推動”的局面。我重申支持《病人權利法案》，給55歲到65歲之間的美國人提供保健醫療，擴充《家庭和醫療休假法》，并呼吁大幅度增加聯邦兒童看護補助，多資助100萬兒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