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黄金是令人失望的，但是他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前形势，确信这些岛屿拥有丰富的奴隶资源；他从加那利群岛和马德拉群岛了解到，这些奴隶显然适用于甘蔗种植。他们也可以从事畜牧业，如此等等。自从白人来到之后，加勒比海的历史大体上就是牛代替了人，尔后黑奴来到这里定居，从事甘蔗种植。
大屠杀、野蛮残酷和深深的绝望加速了人口的锐减。当地人自杀，禁绝性生活，堕胎，杀死自己的婴儿。由旧世界指欧洲大陆。——译注带来的病菌(天花、流感)导致土著居民成千上万地死去。西班牙为他们遇到的野人有无灵魂、是否是人争论不休。但历史记载明确指明他们住在那里。当哥伦布第一次遇到印第安人时，他无法取得他们的信任和友谊；西班牙人得不到金银，遂兽性大发，其所作所为乃野兽所不耻：
他们的骑兵手执铁剑长矛，大肆蹂躏屠杀……他们碾过城市乡村，不分男女老幼，对有孕在身的妇女也不放过，撕破她们的肚子，将婴儿挑出来砍碎。他们常常打赌，看一看谁能灵巧地将人从中间劈开……他们常常提着孩子的脚，将孩子的头撞向岩石，当孩子落水中时，残忍地嘲弄他们，名之曰“请他们游泳”……他们竖立了许多吊架……在每一个吊架上吊着13个人，亵渎神灵地宣称这样做是以救世主及其圣徒的名义行事，尔后在下面点火，活活烧死那些无辜的贫民。那些获准赦免的人，双手被砍断一半，只连着一点皮肉。
不需要再举出更多的例证了。读者会被这些血腥屠杀和罪恶吓倒。这里血债累累：自发、放纵的兽性表演，随便、轻松、连想都不想的屠杀，将人折磨致死的善意比赛，挖空心思的让人痛苦，无缘无故的集体杀人狂热，对生命的仇恨。
令人惊异的是，这里缺乏理性，即使对待有价值的劳动力也如此。早在殖民之初，一群天主教多明我会修道士曾致信西班牙国王，抱怨太多的矿工被迫从一个矿井向另一个矿井转移途中饥饿而死，以至于后去的矿工不需要向导了(民间传说中的拇指人汤姆用丢石子的方法在路上作标记；而西班牙人用尸体作标记)。信中还提到，一艘满载800多印第安人的船只抵达普拉特港(银港)，等了两天才靠岸。出了什么情况?没有细节描述，但是据说船上约600人死亡，尸体被抛出船外，像浮板一样在波浪之上漂浮。非洲奴隶的存活率也许比这还高一点。
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可以与此相提并论。数十年间，土著阿拉瓦克人(泰诺人)和加勒比人大体上灭绝了。大屠杀的程度是一个有争议的论题。在哥伦布到达时，加勒比诸岛屿的人口估计高达数百万，仅伊斯帕尼奥拉岛(海地)的人口就达百万。该数字基于据认为是哥伦布的弟弟巴塞洛缪·哥伦布1496年的统计，它成为以后报告的权威数据，参见Sauer，TheEarlySpanishMain，第65—67页。很难对该数字加以评论。在另一方面，索尔指出，1518年以前，没有对诸岛屿瘟疫和疾病的报道。而1518年时，伊斯帕尼奥拉岛土著人的人口已经降至11000人左右。那么，前后两个数字相差那么远，那些不见了的人是怎么灭绝的呢?当然，有野蛮屠杀、谋杀，金砂矿的强迫劳动，人口出生率骤降。然而，我们仍然难以理解，即使是虐待狂、屠夫和监工忙碌的殖民地怎么能这么快地消灭这么多人(超过100万)。参见：Sauer，TheEarlySpanishMain，第204页。
当然，征服加勒比只是故事的开始。西班牙对黄金和财宝的渴望无法得到满足；结党营私谋反之事也层出不穷。西班牙王室派驻当地的使团领导人发现，处置反抗者和造反者的最好办法是用船把这些捣乱分子送到陌生的海岸，让他们去寻找“青春泉”吧；如果顺利的话，他们就会在寻找过程之中死去。这种探险的孤寂无望和艰难困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见，西班牙征服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其倒霉的航行和徒劳的进军是传奇，然而也被人遗忘。当然也有幸运的征服，如墨西哥和秘鲁。一次发现，甚至一份报告就能激起和证明十来次的远征。这正是帝国的组成部分：权力、贪婪和使团，掺和着轻信、暴怒和疯狂。
《国富国穷》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地理大发现(5)
非洲的黄金
黄金在非洲某个地方发现，然后运到地中海沿岸。欧洲商人甘心受其驱使。他们到突尼斯等地，用银子、武器、纺织品、皮革、大米、无花果、坚果和酒(可能再出口)交换粮食、草料、石油、油、粗面粉、蜂蜜以及——为维持收支平衡——黄金：金屑、金锭、金币(摩尔货币)。不仅这些金黄色的金属几乎引起催眠的诱惑，现存汇率也使这些交易获利极丰。在14世纪上半叶突尼斯金银的兑换率是1∶10，而同时在巴伦西亚西班牙东部城市名。——译注的比率是1比13。这种差距不会持续太久，活跃的贸易活动形成了流动的市场，市场造成价格的近似。到14世纪中期，那不勒斯的比率是1∶105，佛罗伦萨市场的比率是1∶11。从非洲流出的黄金影响很大，使得西地中海一带的许多货币都转向了金本位，这在西西里、马霍卡、撒丁(1339年)和阿拉贡(1346年)的新币制中均有所体现。
回溯到13世纪中叶，那时的文字和图表记载表明，拉丁人被黄金及其不为人知的主矿脉销魂夺魄。黄金的供应者千方百计隐藏黄金的来源——这无疑是正确的，他们正确地猜测到，这些基督教异教徒会为了黄金大动干戈，烧杀抢掳。现在，我们知道，黄金产自西非内地的深处，大约沿尼日尔河上游地段，在冈比亚河和塞内加尔河源头附近。据传说，开采黄金的黑人矿工采用“哑巴式”物物交换的交易方式：买者将交易用的货物留在某一指定的地点然后离开；矿工拿走货物并留下他认为等值的黄金。不用说，这种神话传说容易引起浮想联翩。有人说，那里的黄金像胡萝卜一样生长；有人证实黄金由勤劳而恭顺的蚂蚁从地下挖掘出来；有人说黄金由住在洞穴的裸体之人开采出来。
不论怎样，这种贵重的金属要从其源头穿过非洲传奇式的王国马里。该王国控制着廷巴克图镇和穿过撒哈拉沙漠的骆驼商路的进出权，是地中海商人所知的最“上游”源头。黄金商向当地的经纪人和统治者(称为“曼萨”)交纳大量的贡赋。传说称，马里王国留下了天然金块，把金屑交给商人们(磨制和削制天然金块的作坊应该是手工操作)。有时，曼萨及其下属试图强迫矿工挖掘出更多的黄金，增加岁入。但这些努力因矿工的消极抵抗(停止开采金矿)归于失败。
同时，曼萨发放许可证，大发横财。一位名叫穆萨(阿拉伯语中的摩西)的曼萨在1324年到麦加朝圣。该旅行长达1年之久，曼萨决定大肆铺张。他在埃及住了3个月，关于他访问的情景传扬了数百年。他给苏丹50000第纳尔，苏丹绝没有想到会有如此厚礼。他给朝拜的圣地以及迎接和保护他的官员数千根金条。据称，当他离开时，埃及的金价下跌了10%到25%。尽管曼萨带着大量的资金来朝圣——80到100只骆驼，每只骆驼驮有300磅黄金(共值11亿至135亿美元!)，但朝圣结束时，他已经一文不名了，他不得不借钱回国。他的债主得到了丰厚的补偿，每借300第纳尔，他归还700第纳尔。
财富确实令人动心。阿拉伯的作家伊本·阿米尔·哈吉布和伊本·巴图塔对马里国王及其王国作了详尽的描述。他们告诉后人，曼萨受到的爱戴远胜其他地方的君主。他是神圣的活化身——从他的举止可见一斑；臣子们非常谦卑，跪倒在他面前，以首触地，对他说的每一个字都用惊叹表示喝彩。衣着不整的人是不能走到他面前的；没有人在他面前打喷嚏。这种无礼会招致杀身之祸。
关于曼萨如何伟大的传说是通过二手材料传到欧洲的。地图，特别是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西班牙东北部一地区。——译注地图集表明，曼萨的加冕如同欧洲君主，头戴王冠，手持宝珠和权杖。“他的国家富有黄金，他是世界上最富有、最高贵的君主”，加泰罗尼亚地图集如是说。这种仰慕并没有持续多久。黄金贸易式微了，马里也衰落了。14世纪末，当葡萄牙人沿着非洲“黄金海岸”侵入冈比亚时，穆萨曼萨的继承者看起来就像粗浅而虚饰的原型。尘世的荣华富贵就这样消失殆尽。
掩盖的重要性
裸体并非无足轻重：据推断，起初它是伊甸园式的天真无邪的表现。例如，哥伦布起初曾着迷过。“他们赤身裸体如同初生之时”，他写道，“男女都这样”。他还写道，“我们基督徒认为他们非常漂亮，男女都这样”；以及“这种漂亮不仅体现在形体上，也体现在道德上……他们是世界上最友善、最和平的民族”。
与美丽相伴的是天真无邪。“司令说他不相信怎能有人会遇见如此善良、慷慨和羞怯的人，因为他们一见到我们基督徒，就倾其所有给了我们。”而且，“你给他们东西进行交换，不管你的物品多么微不足道，他们都会立即把自己所有的东西给你”；“他们并不垂涎于他人的东西……不论你要他的什么东西，他都不会拒绝。相反，他们要你随便拿，他们的爱心真叫人感动”；“他们非常温和，从来不知邪恶为何物。他们对杀死他人一无所知。”
但是，这种田园诗般的景象经不起现实的考验。特别是，他们并不准备慷慨地把他们的女人赠送给别人。然而，这些西班牙好色之徒在海上漂流了数月，他们需要女人甚于黄金。而且，这些慷慨的倾其所有赠人的土著设想西班牙人也应该同样对待他们，所以他们拿走了西班牙人的东西，而后者将这种行为定性为偷窃。正是在刚刚到达时还心存狂想的同一个哥伦布，不久就为自己的信任后悔，向属下提出可行的忠告：“在驶向锡瓦奥的途中，如果印第安人偷什么东西，你必须割下他的鼻子或砍下他的手，以示惩罚，因为这是他们不能隐藏的身体部分。”
于是，这些高贵的土著成了野蛮人，地地道道的野蛮人。他们还能是什么别的呢?在一些最残酷无情的歹徒向本来毫无怀疑之心的受害者横施暴虐的情况下，任何人也不可能表现得像是神话式的圣人。帕斯卡尔·布鲁克纳令人信服地指出，印第安人“从一开始就倒霉，因为他们曾被宣称为尽善尽美”。而野蛮人这一新的形象倒是让白人觉得更来劲。加深这一形象的因素，还有印第安文化的另一些方面，特别是据说他们有食人生番习性。有的学者否认吃人这种做法的存在，至少加勒比的印第安人不是这样(好像墨西哥或中美洲如此)。这种否认的可信性多大，有待商榷；毕竟很难提出反证，但显然人类学家有一种动机，需要把欧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相遇看做是黑白交恶，一方是邪恶无比，另一方则纯洁无瑕。
《国富国穷》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地理大发现(6)
有时辩护是间接的。社会人类学家戴维·梅伯瑞-路易斯引用过1557年出版的汉斯·施塔登有影响力的、有代表性的著作《美洲新大陆野蛮、裸体和吃人民族的真实历史》，接着指出，曾俘虏过施塔登的图皮南巴印第安人“定期举行仪式吃掉俘虏”，他说，“这被看做是英勇的死，被俘虏的战士也许与俘虏他的人一同生活了多年，并娶妻生子。在决斗仪式上，他被牵出来，棒击致死。之后，所有公众吃掉他，分享他的英雄之躯。”
梅伯瑞-路易斯指出，图皮南巴的人却对欧洲人经常在审讯和惩罚中拷打犯人和实行奴隶制的残暴感到震惊；他还对欧洲人的判断和政策的片面性感到可悲。当然，要求我们“像别人看待我们那样看待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因此欣赏相对主义——同情的力量——它特别是人种学的一种美德。但是，我们不必期望相对主义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在16世纪的欧洲，只有几个教会神职人员持相对主义的观点。在平静地看待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的论点尤其为人所赏识。
历史与传奇
关于西班牙人在征服美洲过程中的暴行和罪恶的故事如此骇人听闻，一回顾起来，就有一种窘迫和羞耻涌上心头。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如此凶残和奸诈?如上文所述，答案在于社会选择和历史。一方面，发现新大陆的冒险吸引着西班牙最大胆、最贪婪和奸诈的社会成员，他们大多是流氓无赖、亡命之徒，置他人生命于不顾。另一方面，西班牙与国内(宗教迫害)、国外(征服)敌人长期斗争的历史经验，导致人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灭绝了情理和人性的感情。茨维坦·托多罗夫还加上了距离的因素：西班牙人在遥远的地方采取行动，对陌生人行使权力和发泄暴怒，这些人被认为低人一等，甚至不适用对待敌人的规则，或应该使用更低等的原则。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无需任何限制。所以，他们竞赛作恶，导致集体狂乱的爆发。托多罗夫还说，“西班牙人的‘野蛮’并非是回归原始，它完全是人类的行为，并宣布现时代的到来。”
将极度的非道德和征服机会结合在一起，将柔弱的民族交到贪婪、愤怒、无情和极度残暴的人手里，这真是不幸。
为缓和(如果不是宽恕)西班牙邪恶的记录，辩护者——许多是当年的征服者的后裔——提出了两类论据。一类是说这些指控是神话传说和夸大其词，全不可信。他们求助于“黑色传说”一词：黑色意味着过分夸大(有完全黑色的东西吗?)；况且是传说而不是历史。其目的就是拒绝承认而不是提出反证，因为反证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技巧和术语也曾用于否认西班牙国内的偏执和狂热。这种偏执和宗教狂热，以种族纯正的狂妄为顶点，甚至到人迹罕见之所追捕异教徒，从而损伤了国家学术研究和学习的能力。对坏消息不予考虑要比进行反驳容易得多)。
第二类论据是指出其他殖民者的恶行，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北美新教徒)的罪行。后者的征服战略不同，而且牺牲较少，但是他们残暴和伪善的能力想必是相似的。是这样吗?北美洲的英国殖民者确实也可以进行无情杀戮，但有没有折磨和酷刑?如果要问谁能衡量这些事情，我看确实存在运作方式的不同，也就是说，如果我是印第安人，我宁可死在英国人手上，也不愿意被西班牙人杀死。死就死了，但我愿意死得痛快，而且能保留全尸。好像他人的恶行能够用来免除自己所犯的罪愆似的。这种论点与日后的强权和帝国主义政治不是没有关联的。对许多拉丁美洲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来说，强调征服美洲的英国佬的恶行是最要紧的一条。最好是，将美洲印第安人的不幸归咎于他们，即使是暗示亦可。
注释
1Schama，“TheyAllLaughed”，第30页。文章说，甚至在1892年，抗议者就反对庆祝，使庆祝活动推迟了一年之久。
2参见“TheInvasionoftheNina，thePintaandtheSantaMaria”，NewYorkTimes，2June1991，以及TeresadeBalmasedaMillam对该文章的愤慨反驳，ibid，4July，1991。
3JamesBarron，“HestheExplorer/ExploiterYouJustHavetoLove/Hate”，NewYorksTimes，12October1992，第B7页又见SamDillon，“SchoolsGrowHarsherinScrutinyofColombus”，ibid，第A1页。尽管对西半球最原始的(最早的)居民的后裔而言，“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是已经被接受和可以接受的称呼，但有人甚至认为“美国人”是欧洲人发明的叫法，其所指不确切，因而拒绝这种称呼。人们应该说“当地人”。然而，同一半球的其他民族怎么办?难道他们不是当地人?显然，有的当地人相比而言更是本地人。
《国富国穷》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地理大发现(7)
4JoelSable，“MaxicoHailsAztecswithMultipleIssues”，BostonGlobe，3April1994，第B34页。
5Schama，“TheyAllLaughed”；那本图文并茂的目录：Levenson，ed，Circa1492：ArtintheAgeofExploration。
6参见VitorinoMagalhaesGodinho，“RoleduPortugal”，第58页。作者正确地阐述了这种“非发现命题”的荒谬，称之为“幼稚的陷阱”。
7参见King，ArtofMathematics，第41—46页。
8IbnKhaldun，TheMuqaddimah，引用于Fernandez-Armesto，BeforeColumbus，第50页。
9Fernandez-Armesto，BeforeColumbus，第49页。
10Fernandez-Armesto，BeforeColumbus，第84—85页。
11Fernandez-Armesto，BeforeColumbus，第12页。
12葡萄牙人第一次与马德拉接触是在公元1419年。参见Huygue，Coureursdepices，第119页。
13Bennassar和Bennassar，1492，第252页。
14Axtell，AfterColumbus，第168页。
15BartolomedeLasCasas，BriefRelationoftheDestructionoftheIndies，引用于Josephy，IndianHeritage，第287页。
16这些材料源自1516年一批多明我会教士致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大臣的信，引用于Todorov，LaconquêtedeLAmérique，第146页。该信列举了其他的暴行，其中包括，一个贫穷的母亲在喂孩子奶时，一群西班牙人过来了，因为他们的狗饿了，这位母亲的悲剧就发生了。夸大其词吗?我们从其他的证词那里知道以上所言非虚。
17以下内容大多引自Fernandez-Armesto，BeforeColumbus，第143—147页。
18Bruckner，TheTearsoftheWhiteMan，第10页。该书作者认为哥伦布曾读过一本书(PierredAilly，ImagoMundi，写于1410，出版于1480)，并据此相信，伊甸园位于赤道另一侧的温带陆地上。然而，新大陆确实气候温暖，但并不在赤道的另一侧。但是，在我看来，对哥伦布影响甚大的是这些人的裸体和天真无邪。阿伊(Ailly)怎能知道伊甸园在赤道哪一侧?
19以上内容引自Bruckner，TheTearsoftheWhiteMan，引文系从哥伦布的游记的法文本翻译而来，见ChristopheColomb，LadecouvertedeLAmerique，2vols(Paris：Maspero，1979)。
20参见Henley，“SpanishStew”，第5页对Boucher，CannibalEncounter的评论：“鲍彻对专家们当前的争论加以评述，作出吃人的证据是微不足道的结论。如果有，也是在极偶然的宗教仪式的场合下，吃已经被杀死的敌人的肉。当然，他们从未将人在锅里煮来吃。”
又见：Wright，“TheTwoCultures”，第3页。作者认为，欧洲人的记录值得怀疑。“认为墨西哥人吃人的说法并未得到证实，西班牙人的报告远不是偶然的笔误。”作者指出，在围攻墨西哥期间，有大量死尸，但守卫者还是因饿而死。但这也许意味着，吃人有一定的仪式，不允许随便吃死尸。例如，希伯莱禁止吃死的动物(即不是经过一定仪式而杀死的)，即使洁净也不可以。
21Maybury-Lewis，“SocietiesOntheBrink”，第56页。
22Todorov，LaConquetedeLAmerique，第50页。
23请参阅Stern，PerusIndianPeoples，第xli—xlii页。斯特恩强烈呼吁政治正确，他承认西班牙人的罪行，但提到“简单化”和“反西班牙偏见”，对辩护者做出让步。他还提到“其他欧洲殖民者同样残暴的种族残杀和剥削的历史”。我认为，他的论点有可批评之处：他哀悼反传说命题“将征服降至欧洲恶棍与英雄的故事的境地”。美洲印第安人呢?他们有什么反应?他问道。如斯特恩所说，人种学家不再接受土著居民是无助的牺牲品这种观点，“他们不仅仅在等待罪恶加于其身”。够公平的了。但是美洲印第安人呢?我们从下文可以看到，他们也犯罪作恶，他们也推行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是欧洲或者西方人的专利品。正统的拉丁美洲的历史对这些置若罔闻。这个问题本就是道德判断的雷区。由于拉丁美洲的历史学家同是牺牲品和牺牲制造者的后裔，他们面临着更多的尴尬。他们的同情心在哪一方呢?
《国富国穷》 第二部分 第六章 东进喽！(1)
第六章东进喽！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一样，以越岛寻宝为开始。他们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力图最终绕过穆斯林进入印度洋。他们顺着信风南下，首班航程容易至极。然而，他们返回里斯本的航程却倍感艰辛。他们灵机一动，不是逆风而行，而是绕道向西、向北，通过亚速尔群岛返回里斯本。
然而，在穿过加那利群岛再南行时却遇到了麻烦。这里海风和海浪方向逆转，向南航行极其困难。麻烦开始于北纬27度的博哈多尔角，这里波涛汹涌，大海像烧开了的锅，是创造与混乱的象征性分界线。10年(1424—1434)的探索都被这一无形的障碍化为泡影。①然而葡萄牙人并未被吓倒，他们继续尝试，一次又一次，一里格长度名，1里格约等于3海里。——译注又一里格。起初，他们认为这些不毛之地无人居住，但不久他们遇到了几个土著居民，逮捕了几个俘虏，获悉了奴隶制，从而发现了获利的新机遇。因为获利是问题的核心，正如亨利王子的传记作家苏拉拉所说，“……很显然，(没有水手或商人)愿意到不能挣钱的地方。”②南大西洋与其他海洋截然不同。在非洲一侧没有便于停泊的大陆架；海流、海风与南下的船相逆而行，海岸线寸草不生，一片凄凉。一旦越过佛得角，在佛得角和几内亚之间几乎找不到停泊和休息的港湾。沿岸而行的航海技术由来已久，在北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和中国海域畅行无阻，但在这里却无用武之地。这是公海航行。③这里，葡萄牙人早年利用信风返回家园的经验得到了报偿，但其方向却有别于以往。经过数十年迎风或逆风南行，他们大张船帆，大胆西行，跨海到达巴西，然后折向西南。这增添了数百里格的航程，需要数周时间，甚至意味着在海上漂流数月而不见陆地，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缩短了航行的时间，使得他们能够绕过非洲的海角进入远为平和的海域。
我们不应将此仅仅视之为幸运，因为葡萄牙人学会了如何确定纬度，他们才做到了这一点。在北大西洋，水手们可以利用北极星的高度确知自己的南北方位。然而，他们驶抵赤道之后，由于北极星在空中的位置太低了，他们只得求助于太阳来确定自己在哪里。由于太阳在天空位置的变化，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在欧洲，夏季太阳位置靠北，因而较高；冬季则靠南。这种位置的变化称为赤纬，如果把太阳的高度作为纬度的测算标准，就必须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伊比利亚半岛作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前锋和桥梁而得到了报偿。在14世纪和15世纪，阿拉伯和犹太天文学家(其中亚伯拉罕·扎库特是一个关键人物)已制作了航海所用的便利的太阳赤纬换算表。④一旦海洋和陆地的纬度可以确定，人们就有了航海的钥匙：这样，人们可以确定自己的南北位置，如果也知道目的地的纬度，那么人们在到达同一纬度后，可以平行航行到达(一个偶尔存在的问题是：向东还是向西航行?)。葡萄牙航海家巴托洛梅乌·迪亚士从远航(1488年)带回来的最重要的信息是非洲南端的坐标。知道了它，葡萄牙人就可以在南大西洋任何地方找到自己的路。
这些探索使得葡萄牙在整整一个世纪内无所匹敌。这些成就，一部分应归功于葡萄牙王室和热心、忠诚的王子(据称他以童男之身逝世)航海者亨利，他在葡萄牙西南角上的萨格里什俯视海洋的海角上建立了海洋研究站，指导公海航行的科技探索达数十年之久；一部分应归功于私人船主和水手，他们看到了在船首斜桅尽头的财富。这一切都依赖于造船技术的进步：有了比载货方帆帆船更长更漂亮的轻快多桅帆船；船尾方向舵；方帆和大三角帆的混合；大西洋和地中海技术的嫁接。当迪亚士从非洲南端返回家园时，他还带回了造船的新理念。不久这种轻快帆船得到改造，10年之后为瓦斯科·达·伽马所用。此后10年间又有了进一步的改进。每一次航行都带来经验，刺激着技术的革新。
海洋航行进一步依靠仪表的使用：指示方向的罗经；测量天体高度的星盘和天体仰角测量仪；背向太阳的观测调整装置；计算时间和估算速度的沙漏。还有，我们不能忘记，水手们的顽强拼搏和不屈不挠才使航行得以完成。这些奇怪的人，他们本有很多机会毁约。由于常年航行，他们常常病倒和死于海上，念叨着圣母和圣徒，嘴上喊着数不清的“万福玛利亚”，重复着祈祷文，盼望自己迷信的手势能求得大海的风平浪静。一旦踏上陆地，他们就纵情声色，把口袋里的钱花光，再一次让自己经不起诱惑。这就是海员的生活(而且，那些诱惑他们去做水手的人随时准备从他们身上再捞一把)。
把行动建立在“做而后知”的基础之上，葡萄牙的这种战略收效良好。每一次航行都建立在前次航行的基础上；每次，他们都会向前推进一步；每次，他们都记下纬度，修改地图并留下他们的标记物。心理障碍使得某些步伐的迈出特别困难，如博哈多尔角；还有风暴角，以后更名为“好望角”(象征意义是重要的)。逐渐地，恐惧让位于理智和解决的方法。先向西航行几乎到达南美洲海岸然后再回头向东，就是葡萄牙人作出的最大胆、最具创造力的决定，表明了对自己能力的巨大自信心(相比而言，哥伦布不过是偶然有所得罢了)。张帆前进好于逆风而行或停滞不前。不会永远顺风，也不会永远张满帆。
《国富国穷》 第二部分 第六章 东进喽！(2)
如果没有瓦斯科·达·伽马这样从小就是水手、头脑冷静、技艺娴熟的人，葡萄牙人抵达印度群岛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对伽马所知不多，但他在到达印度群岛前发生的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他的性格。那是在1492年，当时伽马约30岁。一艘葡萄牙帆船满载黄金从厄尔曼那(非洲西海岸一个地方)返家的途中，被法国私掠船截获。这时，两国之间并不处于交战状态。怎么办?葡萄牙国王的顾问建议通过外交渠道解决：派遣使者恳求法国放还船只和黄金。国王约翰不喜欢这种方式，“我不想派一个使者去接受不公正待遇或在接待室等候法王的召唤。对我来说，这比丢失黄金还难堪。”
所以国王派伽马处理此事，他是“国王信任的人，曾在舰队服役多年并熟悉海洋事务”。海洋当时是葡萄牙的大学校，不仅仅学得到航海本领。第二天，伽马和一队紧急召集的武装人员抵达塞图巴尔码头，那里停泊着10艘满载贵重货物的法国轮船。这些船都被捕获了，其货物被盖印查封；其船员被带到岸上。不需要再做什么了。法国轮船的船主向法王求情，法王将帆船和黄金送回，一盎司都不少。葡萄牙国王将法船及其货物放还，一厄尔长度名，在英国相当于45英寸。——译注、一桶都不缺。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消息震惊了葡萄牙人。就像苏联人造卫星震惊了美国人一样。葡萄牙人本来可以收留他但却拒绝了他。经过数十年的艰难和耗资巨大的探索，葡萄牙人绕过了非洲之角。然而，西班牙人第一次试航就发现了新大陆(也许是亚洲)。太不公平了，是出发的时候了。继巴托洛梅乌·迪亚士的初航失败后，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率领一支四艘船组成的小舰队从里斯本出发，绕过非洲之角，找寻印度。该航程长达27000英里，历时两年多，170名船员之中只有54名生还。
这次耗资巨大的探索并没有带来商业的成功。伽马感到惊奇的是，他在印度遇到的商人是穆斯林，他们不想跟信基督的异教徒做生意；更糟的是，他随船带去想出售或做易货交易的东西是一些玻璃珠、廉价首饰和衬衫，这些东西很受加勒比人欢迎，但在印度几乎一文不值，因为印度人能分辨什么有价值或无价值，而且他们生产的纺织品比欧洲好得多。所以，伽马几乎是两手空空回到了葡萄牙。他所带回的是一点战利品。在愤怒和失望的情绪下，他袭击并捕获了一艘装满香料的穆斯林小船。这并不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自此以后，葡萄牙人依靠武力而不是市场竞争来树立自己在印度洋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伽马带回了消息——两种消息。其一，欧洲人船坚炮利，强于当地土著；其二，尽管他未能做成交易，但发现那里香料丰富、价格低廉，可以赚取丰厚的利润。在卡利卡特，100磅胡椒价值3个金币。经过六七个人转手、一路向国王、酋长和官员交纳应付费用和贿赂之后，威尼斯的市场价格是80个金币。面对如此高额利润，装备一支舰队的费用算得了什么?海员的生命又值几何?
葡萄牙可以进行报复了。国王曼努埃尔写信告诉西班牙君主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最尊贵的国君和女国君，最伟大的国王和女王陛下!”)，他发现了有“大城市、高楼大厦、大江大河、人口众多”和没有裸体蛮人的地方，并向他们吹嘘香料、宝石和“金矿”如何富足。至于坏血病和死亡，还有穆斯林商人和商业上的失望，则只字不提。这正是哥伦布试图寻找却未能找到的好地方。西班牙人该受不了了吧!
1500年早春，伽马胜利返航不到6个月，葡萄牙派出了第二支远征印度的舰队——该舰队由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率领，由13艘船组成，包括士兵在内共有1200人。葡萄牙派他去创造财富而不是制造麻烦，但是，如果有敌船意图加害，他不应让敌船靠近，而应予以拦截，将它击沉。优越感表露无遗。众所周知，拥有更强大的武器装备的一方可以从一定距离之外杀死敌人，而自己一无伤亡；而弱者只有在近处、依靠个人的勇武和力气才可能赢得胜利。卡布拉尔的命令标志着新的世界力量对比。
《国富国穷》 第二部分 第六章 东进喽！(3)
人口比葡萄牙多得多、更富有、从某些方面讲也更文明的亚洲人却无法理解这一切，甚至无法想象这些事情的发生。然而事实上正是如此：欧洲人此时已能立足于海军大炮射程可及的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对那些认为欧洲全球霸权是偶然造成的学者来说，1500年欧洲军备的决定性优势以及已经探讨过的其他技术优势，是不可接受的。一位反对传统看法的人士指出，“我的关于1400年至1800年的著作‘表明’，直至1800年前，亚洲走在欧洲前面，欧洲利用美洲的资金才加入或赶上了亚洲。1500年以来欧洲的‘扩张’及其优于亚洲的进步或优势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见多伦多大学安德烈·冈德尔·弗兰克1996年6月7日在因特网上H-World@msuedu发表的文章。葡萄牙人执行任务时有条不紊，这一点大概温暖了亨利王子的心。好奇心和胃口已经理性化了，这从1508年给迪奥戈·洛佩斯·德·塞凯拉探索马达加斯加的指令中可见一斑：
1舰队应沿该岛屿周围前进，特别注意西海岸(面对非洲的一侧)；进入每一个港口进行观察，勘察进出航道，探测停泊的可能性，包括风、海流和水底的性质等，将这些都记录在案。
2首先与当地土著联系：将一些物品和金属(香料、蜡、铜等)给他们看，注意岛上的人是否知道这些物品；如果有，问清楚如何得到或换取。了解他们希望交换什么物品。
3了解是否有其他船只到达这些港口。它们从何而来?船上载有什么?他们是在不同的岛屿上换取的，还是到不同的地方带着不同的物品?这些商人和船员从何而来?他们是穆斯林还是信仰别的宗教的人?白人还是黑人?他们衣着怎样?是否有武器在身?
4这些船只大还是小?哪一类?他们什么季节来、什么季节离开?节奏如何(一年一次、还是更经常)?他们的航海方法怎样?
5岛屿上自己有船只吗?如果有，他们到哪里去?载运什么货物?他们寻觅什么货物?
6岛上生产什么?土著用它来换什么?这些物品贵重还是轻贱?
7政治结构：什么样的国王或领主?穆斯林或别的宗教信徒?他们如何生活?他们如何司法?他们拥有什么?他们拥有珍宝吗?什么样的国家和国家尊严，如何维护之?军队和武器装备如何：大象、马匹、武器、火器、火炮如何?士兵胆小还是勇武好战?
8穆斯林的统治形式是政教合一还是分开；他们承认异教统治者吗?
9人口是穆斯林教徒还是别的宗教信徒?如果是别的教徒，穆斯林如何与他们相处?是否像印度一样有基督教徒?最初到达印度的葡萄牙人被当地的偶像崇拜所误导，以为印度教是基督教在异国的一种表现形式。他们知道圣托马斯圣托马斯(Aquinas，SaintThomas，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1323年谥为圣徒。——译注吗?
10当地风俗如何?是否至少部分上与马拉巴尔海岸的风俗相似?
11有特别重要的城镇或村庄吗?设防了吗?岛屿上的人怎样居住?
12钱呢?是否有标准钱币，还是像马尼坎果(非洲?)一样只有“用作钱币的物品”?如是，他们是否将铜像商品一样交换，它是怎样做成的?特别是，是否用于制造枪炮?如果是，什么样的枪炮?而且，他们怎样制造火药?
葡萄牙政府对探索马六甲(马来半岛)的类似指令增加了一个关于中国的详细问题，因为中国人也在此经商：船只和航海技术?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贸易、商人、商栈、商品、价格、政权、衣着和风俗?中国的面积和形状?⑥这些系统的探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425年葡萄牙开始探索加那利群岛的时候。1537年，国王若昂三世的宇宙志作家佩德罗·努内斯在回忆录中吹嘘道，“海岸、岛屿和大陆的发现显然不是偶然现象。相反，我们的水手在出发探索时胸有成竹，配备有天文和几何探测的仪器和规尺。”⑦这与西班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国富国穷》 第二部分 第六章 东进喽！(4)
在16世纪最后25年之前，西班牙人还没有采取这种系统的方法。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不需要(没有竞争、航行简单)，或是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传统和习惯方式。葡萄牙人将某一地方的纬度标在地图上，宣布发现并占有该地；而西班牙人则造成既成事实后宣布某地归其所有。他们安放十字架，使土著居民“皈依基督”，建立基督教大厦，设置法庭和监狱。从目的而言，西班牙人的目标是财宝；葡萄牙人则追求贸易的获利。这是两种不同的帝国观念。
欧洲在商业上和政治上扩张到印度洋和东亚的历史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假如当初不曾是那样又会是怎样。假如亚洲在16世纪不是陷于政治混乱，假如印度当时不曾沦于各土邦与土库曼入侵者之间的战争，假如中国当时不曾奉行孤立主义，假如亚洲在16世纪不是处于那样一个低潮，从而让自己暴露于欧洲入侵者无情攻击的面前，那么又会是什么情形?中国的“缺席”这一点尤其事关重大。
从公元1405年至1431年，中国人至少进行了7次重要的航海活动，探索印度尼西亚水域(南洋)和印度洋。这些航行的目的在于宣扬中国的赫赫威名，将天朝圣国的渊博学识赐予蛮夷，接受崇敬与进贡，并为中国的皇帝收集国内见不到的奇珍异玩。特别是，这些船只带回了国外的珍稀动物——长颈鹿、斑马、鸵鸟，以及珍宝和有疗效的动物、蔬菜和矿物，以丰富中国的药典。
这些航行与贸易的关系并不完全清楚。这些船只带着宝贵的商品(丝绸、瓷器)，目的在于交换，但是交换显然不是在自由市场进行的；而是通过礼物赠送的方式进行：蛮夷进贡；中国恩赐。另一方面，出航的目的显然也在于开辟正常贸易的渠道，商人们也确实跟随而至，做了生意，出现了独立的贸易航行，从中国威望增长中获益。但如果贸易是目的之一，那这样做成本就太高了。实际上，中国人向那些组织珠宝船队和倡导私人贸易的官员提供收益额之高，使这些航行的负担超过帝国财力。⑧这些船队在气势上远远超过后来者葡萄牙的小舰队。它们的船差不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多甲板的大帆船(但这是一个用词不当的字眼)如同漂浮的营帐；每艘船都有数百水手和士兵，证明中国在造船、航海和海军组织方面技艺高超。⑨最大的船约400英尺长、160英尺宽(哥伦布的“圣母玛利亚号”不过宽85英尺)，有9支交错排列的桅杆和12个红绸做成的方帆。这些被称为宝船，为奢侈而建，装备有大舱位和带窗的厅堂，适合天子使臣或陪伴他们回国的外国贵人居住。其他船只满足另外的各种要求：8桅杆的“马船”将马运往南亚，因为那里的气候不适合饲养马匹；船上还载有建筑和维修材料；7桅杆的补给船，主要运输食品；6桅杆的军运船；5桅杆的海战船；与海盗周旋的快船。船队还包括运水船，以保证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的淡水供应。
第一支船队是1405年明朝大太监郑和率领的，它由317条船组成，共有2800人。⑩自1404年到1407年，中国的造船业和船只装修业蓬勃发展。沿海各省全都投入了这一巨大努力，内陆各地也纷纷伐林取木。一道圣旨，成百成百的木匠、铁匠、缝帆工、编绳工、捻缝工、马车夫、甚至更夫就整编成队，集中起来，居住在工作场所旁边的院子里。由于造船工及其徒弟多不懂文化，往往都是手把手地传授技艺，使用手工模子，无需铁钉，各部分就吻合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细节能够逃过造船的筹划：重叠的厚板、多层板、厚板接合处由黄麻填隙并覆以经过筛选的石灰和桐油，铁钉密封起来以防生锈，每一特殊用处都用特殊木材，甚至在船头绘上大“龙眼”，以使船能够“看见”自己前面走的路。这些眼睛，加上平衡用的尾舵和沉重的压仓石，都是航海经验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正是它们将船只从一个港口导航到另一个港口。船是在扬子江上巨大的干船坞建造完工的(中国的造船技术这时领先于欧洲数百年)。这样，中国在3年期间建造或装修了约1681艘船只。对中世纪的欧洲而言，这样庞大的船队是不可想象的。
《国富国穷》 第二部分 第六章 东进喽！(5)
然而，中国向大海和全世界开放的这一番努力最终化为乌有，实际上是故意把它化为乌有。他们也曾探索过亚洲东海岸，北至堪察加半岛，但也最终决定放弃(一旦你看到一块浮冰，你就把它们全看透了)。15世纪30年代，一位新皇帝在北京即位，他“不知约瑟夫为何物”。一批新的儒家士大夫为权势而竞争，他们重农轻商，对商业抱鄙视和怀疑态度，认为农业才是唯一真正的财富源泉，他们憎恨那些筹划和实施出洋远航的宦官。这两派之间争权夺利达数十年之久，有时这派得势，有时那派占上风。但国家的财政状况和传统道德观念却是站在儒家士大夫一边。航海的浩繁费用使帝国财政捉襟见肘，而且不得民心，因为赋税和徭役已榨尽老百姓的血汗。
15世纪初迁都北京的决定使老百姓苦不堪言：在北京建造新城墙和九千多间房的新皇宫，农民本来是说服役30天，实际上却是一干就几年。皇室从南京搬到大约800英里之外的北京，单是这一项搬迁费就使赋税扶摇直上。有几位正直的官员仗义执言，朝廷却用严罚重辱把他们的进谏压了下去。一位地方官反对额外征发徭役，竟被囚于笼车，受尽屈辱，运往京城听候皇帝发落。尽忠尽职却如此下场。而与此同时，西北边境又不断受到各游牧民族侵扰，使帝国不得安宁，消耗人力财力，不得不时刻防范，不敢懈怠。
在这种背景下，航海问题上的两派意见相持不下，互有胜负，这样的拉锯战持续了几十年之后，帝国做出决定：不仅停止海洋航行，而且抹去过去的任何记忆，以免后代受到诱惑而恢复蠢行。自1436年始，选派新工匠造船的请求遭到拒绝，外国要求恢复习惯性恩赐的要求也被驳回，或许这是由于经济原因。由于缺少船只建造和修理，官家和私人的船队都衰微了。未被守卫的海岸海盗猖獗(倭寇尤为猖狂)，中国更进一步依赖内河运输。1500年，建造两桅以上的帆船者有可能被处死。1525年，沿海管理当局命令销毁所有出海船只，逮捕船主。最后，在1551年，乘多桅船到海上从事贸易也是犯罪。
放弃海外航行，是实行闭关政策、从海洋冒险或诱惑后退的组成部分。这种人为的内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样做恰值最糟糕的时机：面对欧洲新兴的强权，中国不但自行解除了武装，而且自我满足和顽固，认为欧洲人带来的教训和创新不屑一顾。
为什么?为何中国没有再多做一点努力去绕过非洲南端进入大西洋?为什么在欧洲来访者到达中国海面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仍然没有中国的船只抵达欧洲港口(第一艘到达欧洲港口的中国船是一艘外交船，参加1851年伦敦的大博览会)?
像通常一样，原因是多方面的。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这一结果是多因素所决定的。首先，中国人当年缺乏足够的眼力和目标，特别是缺乏好奇心。他们的航海活动是为了炫耀天威，而不是开眼界和学习；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而不是留驻；他们接受尊敬与进贡，而不是去采购。他们依然故我，无需变更。他们已拥有自己所拥有之物，而无需再去获取和制造。与欧洲人不同，他们并不为贪心和激情所推动。欧洲人有着自己特定的目标：印度人的财富。他们不得不绕过非洲之角，这是航海的必经之路。而中国人却不需要。他们在印度洋所需要的东西，他们都找得到；而他们所需要的不过尔尔，不是餐前的开胃品，而是餐后的小点心。
同时，慑服他人的欲望意味着，成本远远大于所得。这种航海弥漫着奢侈之气。首次获益(一点点胡椒)和随后更大收益的承诺，对西方冒险家而言，是强有力的刺激；而对中国人而言，金钱的计算等于零。这种考虑，与当前美国对超级对撞机和太空站等项目的态度非常相似。
中国的航海活动是官办的，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它的脆弱性——今天还在执行，明天就可能被停止。在欧洲，即使探索通往印度的海上之路等皇家项目也有个人倡议的缘由，这是参与集资和确保理性的源泉。在中国，这些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奉行儒家学说的政府憎恶商业成功。而且，出洋远航导致防卫海盗的巨大花费：航船愈活跃，海盗愈受到刺激、越发猖獗。中国的黄海和南海一向是孕育海盗的臭名昭著的温床。读者可注意近年来逃离越南的所谓船民的悲惨命运。对中国政府来说，商人们所做的是“搭便车”行为，靠皇家的花费致富。
《国富国穷》 第二部分 第六章 东进喽！(6)
这些就是中国决定从海洋转向的原因。1477年，明朝一位有权有势的太监、秘密警察头目汪直汪直的正式官职为西厂提督。——译注要求查看历次航海的日志，力图恢复海洋探险的兴趣。而当时的兵部侍郎却没收了这些文件，将之藏匿或烧毁。为掩饰这些文件的神秘失踪，他诋毁这些资料为“未经耳目验证怪事的欺人之谈”——所以，并不可信。至于那些被宝船带回的货物，“槟榔、竹竿、葡萄酒、石榴、鸵鸟蛋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显然对中国毫无作用。这些下西洋的活动浪费了“无数的钱粮”，更不消说“无数”的生命了。结果自然是再也不干了。
问题尚未解决：假设中国没有放弃贸易与探险，假设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洋，却发现了统治海洋的中国巨船，那会是怎样?或者，假设中国没有在到达莫桑比克海峡后停止探险，而是绕过非洲之角进入大西洋，从而打开了与西非和欧洲的海上通道，那又会是怎样?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些与事实相左的想象非常着迷，这倒不是因为有谁能知道答案，而是因为这些问题能发人深思。向后看，我们认为自己知道发生的一切；向前看，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各种不同的可能出现的结局。这些问题关注因果关系，帮助我们区分主次、直接和间接影响，提出被忽略的可能性。
例如，若考虑当年中国继续进行海洋扩张的可能性，就必须考虑到暴力冲突以及最终取决于武力竞争的可能性。表面上讲，中国无比强大和富有。谁能与之争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人早于欧洲人知道火药的秘密，但是欧洲人的枪炮更好，火力更强，远射更是如此。中国的舰船体积大，但欧洲水手的技艺更高超。比较1400年左右的中国与欧洲，中国也许会占上风，至少在印度洋或南中国海是这样(即使是猛兽要斗败自己家门口的弱兽，也会有困难)。然而，50年之后，即使是在亚洲海域，欧洲人也能轻易打败中国的舰船。当然，中国人也许会吸取教训，最终与欧洲的坚船利炮一竞短长。然而这是高度假设性的问题，这种问题是不会有定论的，愈是猜测就愈是没有把握。
中国选择了孤立主义。天朝帝国又呼呼噜噜数百年，对外面的变化无动于衷，不受影响，保持圆润、完整，似乎安详而和谐。然而，世界却越过了她。
《国富国穷》 第二部分 第六章 东进喽！(7)
注释
1博哈多尔角对人的心理和生理的影响，可参见Randles，“LaSignification”。
2引自Huyghe，Coureursdépices，第121页。
3关于南大西洋独特的航海问题，参见Landes，“FindingthePointatSea”，inAndrews，ed，TheOuestforLongitude；Seed，CeremoniesofPossession，ch4：“ANewSkyandNewStars”，后一篇文章对葡萄牙航海和发现的科学基础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4扎库特曾写过一本书：Zacut，AlmanachPerpetuum(1478)。该书研究了每一纬度上太阳每一天的位置。该书为天文学家而作，它被扎库特的教友约翰·维津霍简化，制成一张航海用的换算表。参见Jones，SailtheIndianSea，第37—38页。
5(原文缺注释5。——译注)
6以上内容引自一篇价值颇高的文章：Godinho，“RoleduPortugal”，第81—83页。
7IntroductiontohisTratadoimdefensamdacartademarear，引用于Seed，CeremoniesofPossession，第126页。
8参见李约瑟，“China，EuropeandtheSeasBetween”，这是作者向1966年贝鲁特国际海洋史大会提交的论文，载于李约瑟，ClerksandCraftsmen，第40—70页。对这些航行最丰富、最吸引人的细节描写和覆盖面最广的，应是最近出版的一部著作：LouiseLevathes，WhenChinaRuledtheSeas。
9“宋朝时，中国的造船技艺已经非常高超。船由铁钉铆合，涂桐油防水，其自然保护性能良好。船的设备包括水密舱板，浮舱，沿吃水线的竹护板，防船在风暴中摇摆的浮锚，代替导向桨的轴向舵，舷外铁架和下风板设施，风平浪静时所用的桨，海底取样用的铲斗，测量深度的响索，航行用的火箭。”引自Elvin，PatternoftheChinesePast，第137页。这一传统在元朝保留下来：忽必烈汗(马可·波罗所描写的皇帝)的航船拥有10多个风帆，可载千人。最大的湖船，长达450英尺，“航行时极其平稳，乘客感到如履平地”，引自Levathes，WhenChinaRuledtheSeas，第81页。当然，湖水可不像海水那样波涛汹涌。
10李约瑟认为船队有73艘船。(李约瑟的数字显然是指船队的主体，即“宝船”的数量，而不含其他各类船舶。——译注)
11以上资料主要来自Levathes，WhenChinaRuledtheSeas，第73页。
12Huang，China，第155—157页。
13Levathes，WhenChinaRuledtheSeas，第174—175页。
14利瓦塞斯强调，贸易冷漠一方面与儒家传统、另一方面与王朝法制相联系。寻求贸易就意味着中国需要外来的货物，而这种需求的表达与龙座的威严是不相符的。参见WhenChinaRuledtheSeas，第180页。
《国富国穷》 第三部分 第七章 从地理大发现到帝国的建立(1)
第七章从地理大发现到帝国的建立
借助印刷机的威力，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消息得以迅速传播。哥伦布本人十分重视该消息的传布。他于1493年3月回到西班牙，此后他关于大发现的信印刷了13次——西班牙文一版、拉丁文九版、意大利文三版。见Gomez，Linvention，第95页。最为雄辩有力的莫过于发现新大陆所带来的激动与惊奇。世界打开了一叶窗，欧洲人的自我意识随之改变。我们是谁?他们又是谁?神学家和伦理学家纷纷探索，这些远方土地上的“野蛮人”的性质是什么，与他们打交道的恰当方式是什么。对艺术家来说，不仅新大陆本身，而且新大陆作为新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形象和主题。对制图者而言，地图变得短命，由于新的信息迭出，不得不一再重新绘制。地图上海怪和其他装饰性的图像不见了，新大陆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
新大陆刺激着冒险行动。西班牙统治者看到并抓住了建立大帝国的契机。这与基督教反对伊斯兰教的圣战并无直接联系，但却无疑被视为上帝保佑和教皇认可的十字军东征的延伸。甚至挫折也化作吸引力，因为这意味着尚有宝藏等待挖掘。哥伦布这只糊涂虫不过是不知道到哪里寻宝罢了。在创业初期，行动最迅速者将得到奖赏。商业冒险家们购买、改装旧船，或建造新船，从100里格之遥的地方雇佣海员。遇到了麻烦吗?那就重新再干，再接再厉。士兵、自由绅士、恶棍、无赖和流氓自愿跨海寻找财富，重塑人生。这些人珍爱那些“骑士浪漫”的传说和神话——那个时代的喜剧故事——亚马孙女武士、无头或犬首的妖怪、或者金人的传说故事。亚马孙女武士的传奇尤为他们喜爱，因为这些传奇的主题是女性和男性豪杰的结合。人们传说那边处处有女武士，总是说她们就在下一道山脉之外，或在相距数日航程的海岛之上。有一个故事说她们上万人到西班牙受孕，因为“我国勇士雄武的名声已经传遍五湖四海”。这个故事不过是安慰那些不能到新世界探险、亲眼瞧瞧亚马孙女武士的人。引自巴利亚多利德(西班牙中北部城市——译注)官员马丁·德·萨利纳斯1533年致查理五世秘书的信笺——Gomez，Linvention，第120—121页。传说亚马孙女武士为生殖后代每年交媾两三次，而后将男婴送掉，只留下女婴。这些传说的夸张和许诺有助于让人相信它们。在那些遥远的地方，任何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二三十年间，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航行，探索南北大陆，他们总以为再一次登陆就会发现金银珠宝，但始终为没有得到期盼已久的东西而失望。他们临时用奴隶、奇花异草、异国他乡的动物、以及暗示从主矿脉而来的些许小块黄金安慰自己。信使带着珠宝和天然金块返回西班牙，以诱使皇室提供援兵、驮兽和武器。同时，占领者自己安营扎寨，树立起旗帜和十字架，按照欧洲的法律传统建立“城市”，并以神、圣人和各种圣物的名称命名它们。他们用五彩玻璃珠换取金块；参与当地土著的敌对行动，并挑动一个部落攻击另一个部落。他们攻击、恐吓、刑讯和杀害土著；占有他们的妻子、女儿和西班牙人造成的寡妇；往往在杀害许多异教徒的同时，超度他们的灵魂。而且，他们不断地索取黄金。他们的固执充分表现出他们的贪得无厌……还有他们的愚蠢：亚当·斯密曾将这种“神圣的渴望”称为“也许是世界上利益最少的彩票”。①努力找寻，你就会有所发现。16世纪第二个10年间，西班牙人沿着尤卡坦半岛的海岸航行，遇到了以前从未曾见过的印第安人。他们身着棉布服装，住在石头砌成的小城镇里。他们对硬金属一无所知，不曾见过铜和铁，但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投石、毒标、带有锋利的黑曜石尖头的棍棒——杀死他们或胁迫他们，可不如对付岛民那样容易。所以，西班牙人温和地与他们谈话，与他们进行物物交换，并加以甘言诱惑。西班牙人从他们那里得知，越过山脉，向西有一片土地，由一个富有金银珠宝的国王统治着。他们接触的每一个印第安人都证实了这个传言，因为那位对陌生人一无所知的国王命令用厚礼满足外来人，以使他们离开。无疑，这是一个大错误。
此后，一队接一队的西班牙人沿着墨西哥海岸向北方和西方航行。恰巧，具有决定性的探险舰队的首领名叫埃尔南多·科尔特斯——他早年曾在萨拉曼卡上学，年纪轻轻的，就不学好，过早地成为一个浪荡哥儿，一大弱点就是爱勾引最危险的女人——别人的老婆。所以他离开西班牙而浪迹天涯，是完全有道理的。此人仪表堂堂，挺拔刚劲，富有魅力，鬼点子多，又善办外交。是一个甘愿为手下献身、而属下甘愿跟随他下地狱的天生领袖。正是他招募了几百人，并将这些人团结在一起，并率领他们(加上后续援军)征服了北美大陆最强大的政权。
《国富国穷》 第三部分 第七章 从地理大发现到帝国的建立(2)
即使如此，科尔特斯的作为也不过是故事的开端。历史不是野蛮的简单史诗。人是重要因素，但阿兹特克帝国阿兹特克帝国系阿兹特克人(今墨西哥境内的印第安人)约自公元1200年起在墨西哥中部、南部建立的帝国，1521年为西班牙殖民者征服。——译注的崩溃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由藩邦拼凑而成的帝国，不同于王国和民族国家，民族成分庞杂，缺乏举国一心的凝聚力。人们看到的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分，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的区分。而不是同胞与外人的区分。维系上下左右联系的力量必然表现为赤裸裸的权势，谈不上赤胆忠心，谈不上现实的合法性，谁不听话就叫谁过不下去，靠横征暴敛攫取财富。因而，这种帝国表面上强大，这不过是外在表象，老百姓欢迎一群恶霸被另一群恶棍所替代，因为他们在绝望之中依然期望这种更替会减缓对他们的压迫。事实上，这些帝国的辉煌不过是瞬间闪烁，它们表面的坚强只不过是一层易碎的外壳。
这就是阿兹特克人(又名墨西卡人)的状况。他们原是一个小群落，是由北部的原始荒野(现为美国西南部地区)迁移到南方定居区域的粗野的游牧民族。他们并不受欢迎，曾一度给墨西哥山谷湖畔(该湖早已枯竭，今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墨西哥城所处不稳定的陆沉地带)较文明的民族当奴隶。奴隶制是战争与强权的熔炉。获得自由的阿兹特克人逃到芦苇密布的僻静地带定居，随之人口增多，力量增强。最初他们走出来是因为需要饮用水，他们使用诡计和武力，最重要的是利用恐怖活动扰乱敌人，使敌人在被打败以前就屈服，这样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民族。②阿兹特克人的恐怖活动的表现形式，是把杀人祭神变成了一门产业。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当地的人类学家和理论家如果不能为这种行为辩解的话，就宁愿规避或忽略它。但是，如果不探讨这些引起憎恨的昔日经历，就无法理解阿兹特克帝国的强弱兴亡。因宗教原因而导致人们死亡在该地区(包括南方玛雅人地区)司空见惯，它反映了这样一种信仰：太阳神需要人类血液的滋养。如果未进食，他就不能升起。其他神也需要献祭：例如，献祭婴儿和孩子，以确保庄稼丰收和雨水充足；牺牲者的泪水是供水的保证。③这种象征性姿态(可以理解为一体的滋养行动)仅需要几个祭祀的牺牲者。成人的鲜血主要来自战争中的俘虏，牺牲者被告知应把自己看做是为崇高事业而献身的：我们生来就该如此。有的学者指出，那些心与血的捐赠者本人并不这样想。应该注意到，这些人在被说服愿意爬着陡峭的台阶走上祭坛之前，需要服用一剂镇静剂。
阿兹特克人在杀人祭神方面的创新，则是出自一位皇室成员特拉卡莱尔之手。他心肠狠毒，废立过几个皇帝，权倾一时。他让人们祭祀阿兹特克部落之神——浑身尽是翅膀和爪子的状如南美蜂鸟的嗜血之神，想要用这个神取代别的较温和的神，在它那些扑打的翅膀的背后，险恶用心就是把此神祭献仪式变成威吓旁人的武器。原先祭神只牺牲几个人，特拉卡莱尔却使祭祀仪式变成纵情杀人的狂欢，持续数日之久，送上祭坛的牺牲品达数百人甚至数千人之多。他们的心被剜出后依然在跳动，他们的鲜血喷溅到偶像身上，他们的尸体滚下祭坛，被烹饪制成精美的食物，供阿兹特克贵族享用。
这种极端的行动使那些力图保持正确政治立场的人种学家显得非常尴尬，他们认为这类食人生番行径的描述是外国人为自己的种族歧视和压迫所作的辩护④(就西班牙征服者而言当然是那样，当他们的墨西哥主人在他们眼前用献祭者的鲜血来调和款待客人的食物，以表示友好时，这确实是令人厌恶的)。有人试图争辩说，所有吃人的故事是一种荒诞不经的说法，是西班牙人捏造出来的。另一些人准备承认食人习性的事实，但指出了西班牙人所犯的几个错误——似乎绝望中的拼死斗争可以与制度化的行为相提并论。⑤有的人甚至争辩说，这是阿兹特克人(或至少那些对人肉有一定垄断权的贵族)在他们日常饮食中获取足够蛋白质的唯一方法。对于这种说法，尤其是就阿兹特克社会特权阶级而言，最好也只能说它表明了丰富的想象力。然而，墨西哥人的饮食好像包罗万象、丰富至极。他们从狗、豚鼠、虫和其他动物中获取动物蛋白质。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虫子就是那些喜爱美洲烹调的人经常享用的一种食物，如果我们相信1990年美洲航空公司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相关文章的话。为表示善意，我不在此列出作者的姓名，该作者吹嘘说，他曾试着吃过活虫子，但不小心让虫子咬了他的舌头。
(深具讽刺意义的是，欧洲人过后发现，他们自己被中国人指控为有食人习性，因为中国人认为外国人都是野蛮人。⑥在中国，这些谣言的作用是阻碍当地人与外国人交往。在食人故事广为流传的非洲，葡萄牙人警告当地人，英国人嗜吃人肉，希望借土著人之手撵走英国干涉者或作出对英国人更不利的事情。而自视优越于所有番邦的中国人则称葡萄牙人亦有食人习性。野蛮人就是野蛮人。)
阿兹特克人的大规模祭祀牺牲正是收到了特拉卡莱尔那位奸相所热望的效果：它们大幅度降低了阿兹特克的敌人进行抵抗的意愿。当然，失利者会怀恨在心。阿兹特克的仪式也产生了一个供应的问题：哪里能得到这么多祭祀牺牲者?来自战争?但是那意味着战火连绵。来自监禁和奴隶?但那意味着压迫的加剧和潜在的动乱。在盟国或属国的统治者的默许下掠夺它们的人?那就是精心设计的所谓的“花战”，他国的贵族同谋者躲在用花做的屏风后面，似乎借以遮住他们的眼睛，在此情况下观看阿兹特克人上演的模拟战争游戏和比武，从而产生作为祭品的囚徒。
阿兹特克帝国表面上强盛、辉煌，实际上不过是羽毛糊起来的大厦。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由于人们对暴政的憎恶和纷争导致的分裂，帝国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正是人们的这种仇恨使得科尔特斯在找寻同盟者方面毫不困难，他们向科尔特斯提供了价值不菲的信息而且在运输方面给了他珍贵的帮助。没有这些帮助，他也许永远不能将他的小分队带上海岸，带着武器辎重翻越崇山峻岭，进入墨西哥谷地。
一旦到达那里，这些入侵者就享有了巨大的优势。他们有非常先进的武器装备——最重要的还不是枪炮，尽管枪炮最初很吓人，科尔特斯不失时机地用枪炮齐射令阿兹特克人胆寒——更有用的武器是钢刀钢剑。阿兹特克人的武器是棍棒、投石器和装有黑曜石尖头的木棒，伤害作用大于杀戮，而这也是他们被期望的。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伤残和逮捕，最好能获得献祭品。按照阿兹特克人的评判标准，西班牙人的作战方式是不公平的：他们刺戮躯体而不是四肢，因为对手腹部受伤即使不是立即死去，也会停止战斗。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阿兹特克聚集众人、利用人多势众来遏止敌人的作战方法却使他们自己损失惨重：西班牙人每一挥剑都有所斩获。
《国富国穷》 第三部分 第七章 从地理大发现到帝国的建立(3)
在冲杀之际，西班牙的长矛轻骑兵和骑马的剑士行动迅捷、杀戮凶狠，对阿兹特克人而言，简直是噩梦降临。开始，阿兹特克人认为他们是长着一个身子、两个脑袋的怪物。战犬同样是骇人的，它们撕裂和咬死敌人，令阿兹特克人的武器无用武之地——但是它们的顽强限定了损失。西班牙人主要用它们来进行侦察，对付俘虏和路人，作为恐吓和娱乐的工具。参见Todorov，LaconquetedelAmerique，第146页。这些有效地证明了冶铁技术的根本性优势。武器也不过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西班牙人完全依赖铲、凿、斧、锤、砧等诸如此类的铁器。他们要做马掌并给马钉掌，修理武器，更换已破坏的装备。
每一只铁钉、每一块铁片都珍贵无比，因为它只能从西班牙运来。马掌价值30比索，而100只铁钉价值80比索。许多骑马的人发现，给马装上黄金马掌也许更便宜些。⑦阿兹特克的领导人对西班牙人心里没底，决策犹豫不定，加剧了自己的举措失误。皇帝蒙提祖马二世听说，这些陌生人乘大船而来，他们有的头发金黄、白皮肤、脸留胡须，身穿闪闪发光的服装，不知道他们是人还是神。墨西哥传说中，羽蛇神是众神之首，但是因为长期沉溺于饮酒而被造反的神灵放逐，他将在某一天从东方的海上归来：难道这就是所说的回归吗?蒙提祖马二世的密探报告说，这些陌生人的举止更像人，而非神。其中之一是，他们嗜吃。这可做两种解释：其一，由于他们并不分享鲜血和人肉，这与羽蛇神的人性特征和反对活人祭祀的传说相吻合；其二，他们对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非常喜爱。
神喜欢或需要肉欲吗?难说。当然，该问题对欧洲人而言却不难解释。如果阿兹特克人知道希腊神话，他们就会承认性欲是神的标示之一。蒙提祖马二世既想迎战，又想送客，在这二者之间摇摆不定，最后试图邀请科尔特斯进入他的王国首都，借此贿赂他离开。
此时，西班牙人发现自己处境危急。他们要呆在那里：科尔特斯烧毁了自己的船只，告诉手下人他们已经无路可退。或战或死，他们别无选择。或者比死亡更悲惨：阿兹特克人已经使西班牙人知道墨西哥囚徒的命运，剥了皮的血淋淋的尸体被悬挂在城墙之上。这是阿兹特克战术的另一个失误，它使西班牙人看到唯有决然勇敢前进。
尽管如此，西班牙人虽然有援兵(起初是来逮捕科尔特斯的)和肉搏战的一些胜利，但由于人数相对太少，他们仍然损失惨重。蒙提祖马二世也许犹豫不决，但其他阿兹特克人却是天生或曾经训练过的武士，当看到一小撮傲慢的入侵者，他们无意向敌人低头屈服。西班牙人进入阿兹特克的首都以后又被赶走，他们狼狈不堪地从堤道的水中逃遁(阿兹特克人早已将桥砍断)，四面都是敌人。许多西班牙人身上带的黄金太多，又不舍得丢弃，自己因而沉入水底。西班牙入侵者的死亡人数达一半到3/4。
西班牙人称之为“悲惨的夜晚”，但他们的逃逸仍可称为奇迹。墨西哥人没能乘胜追击，一举消灭他们，主要是因为西班牙人还有一个最微妙和秘密的武器使得墨西哥人损伤惨重，这是入侵者自己所未曾意识到的。这就是他们从欧洲带来的病原体，不知不觉将死亡带给那些对这些疾病一无所知的人们。它们已经肆虐过加勒比海岸，给那里带去惨重的损失。现在，它们又使数以百计的阿兹特克武士在胜利到来之际惨然倒下。
科尔特斯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几个月过去，新舰队到来，带来了新力量。他的印第安盟友帮助修建船只，带领他们穿过群山进入墨西哥谷地，他们就在那里聚结，对阿兹特克首都这座湖中岛城发动攻击。这一次，战争局势完全扭转了：阿兹特克帝国被打败，他们的庙宇被摧毁，偶像被推翻在地。这并不令人惊奇：阿兹特克人对被征服城市的标志就是一座燃烧着的庙宇。胜利者的神主宰了一切。
征服印加帝国的过程与这极其相似：它同样是一个庞大的多部落帝国，实行中央集权制，依靠才智管理国家：帝国内部同样存在着纷争与宿怨，印加人不仅与附属部落相敌对，而且相互之间也有冲突；况且，欧洲的疾病再一次成为欧洲征服者无声的帮手。当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带领战斗小分队抵达时，印加内战已经进行了7年(印加人显然死于天花)，因而元气大伤。
在这里，最初的接触同样是诱人的：海边的小小村落似乎满地黄金。同样，印加人的错误的意向导致西班牙人的冒险。印加人并没有把西班牙人错认为神灵，但完全低估了这只小分队的能量，他们对海岸边生活的人们的蔑视，自古有之。这些人如何能战胜来自高原的更勇敢的武士呢?西班牙人得知他们的内部纷争，再一次得到当地人的帮助。他们到达高原城镇卡哈马卡，与印加皇帝相会，皮萨罗极力向他郑重地保证，将像朋友和兄弟那样对待他。然后，他们大多躲藏起来，等待时机。印加人把这些当做他们害怕的表示。确实，不夸张地说，许多西班牙人尿湿了裤子。
成千上万的印加士兵到达这里，站满了广场。他们衣着华丽，但并无武器在手。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乘着轿到来，帝国最显赫的贵族充当着轿夫。一位西班牙神父走向前，将圣经献给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打开圣经，看了看，将它扔在地上。这就足够了。神父往回跑向皮萨罗，喊到：“出来吧!出来吧，基督徒!出来惩治这些拒绝上帝圣物的怀有敌意的狗!”杀戮使约7000印加人当场倒在血泊中，伤者无以数计。西班牙骑士乘胜追击，随意斩杀，那些衣着显赫的人或许是领导者，更成为追杀对象。“如果不是黑夜降临，40000名印第安军人将不会有几个可以活着。”
阿塔瓦尔帕沦为阶下囚，全身裸露但未受到伤害。西班牙人要求并且得到的赎金是任何欧洲君主所承担不起的——黄金足可以装满一间大房子，从地面到屋顶无一空隙。印第安人付足了赎金，西班牙人不得不释放人质，交易就是交易，不能丧失信誉。但他们很快以背叛西班牙王室的名义又逮捕了他(竟然如此!)；作了最后的仪式(首先超度)，然后形象生动、名副其实地将印加帝国皇帝斩首。他们说服阿塔瓦尔帕皈依基督教。他们告诉阿塔瓦尔帕，如果死时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尸体不会被烧化，那么按照印加人的信仰，他还能回来领导他的臣民。这是一个血腥的故事，充满了残忍与欺诈、屈尊与伪善；但是人们不能用善、恶、丑的标准评判这些事件，他们双方是彼此彼此。
《国富国穷》 第三部分 第七章 从地理大发现到帝国的建立(4)
皮萨罗到来之前，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的父亲瓦伊纳·卡帕克已经确立了对待战败者的惩罚标准：他将造反部落的人斩首，并将他们的尸体扔到湖里，“现在，你们不过是一群小孩儿!”⑧据记载，牺牲者有2000多，“这也许是西班牙征服新大陆之前历史上最血腥的屠杀”。⑨该地今天被称为“血湖”。⑩生物学家兼历史学家贾里德·戴蒙德曾作过透彻的分析，他问道，为什么印加人表现得如此天真——按照我们的标准，如此愚蠢。他的解释是：开化民族与未开化民族之间在奸诈与经验方面存在着区别。西班牙人是“人类行为和历史的丰富知识的继承者”；而印加人则“没有对付海外入侵者的实际经验……以前从未听说(或阅读)过其他人、其他地方、任何时候遭受的类似的威胁。”
但是，印加人本来应当有自知之明。
秘鲁印第安人的抵抗与墨西哥印第安人相比更为顽强，持续时间也长得多；实际上，有人认为他们的叛乱迄今从未停止过。1532年，皮萨罗活捉了阿塔瓦尔帕，但是直到1539年恰尔卡斯率领的印加军队才投降，曼科·印加到比尔卡班巴山避难，西班牙的控制才算稳固。即使那时，印加的流亡政府也曾在山区掀起起义的浪潮，直到1572年，弗兰朗斯科·德·托莱多总督才将起义镇压下去。印加的顽强不屈部分反映了欧洲人的疾病对秘鲁人没有太大的影响。原因尚不清楚，但墨西哥人口在西班牙人来到之后的一个世纪里锐减90%，从大约2500万人降到100至200万人；而秘鲁的人口只减少了1/5。
印加人尽管有暂时的成功，但他们企图将侵略者赶出国门的努力终归于失败。西班牙人有技术，受过训练，有组织，作战经验丰富，使得当地土著看起来就像业余军人。他们有当地同谋的帮助，其中有相当多的人皈依基督教，教会可以容忍这些人非嗜血性的异教徒习惯，但在忠于西班牙统治这一点上却毫无妥协的余地。西班牙人有自己远方强大帝国人力物力的支持，还有似乎源源不断来寻求财富的军人加入他们的队伍。他们明智地利用原有的印加帝国权力机构来为他们服务。印加统治者的继承者们成为世袭的、无所事事的贵族阶层，与西班牙要人通婚者逐渐增多，他们的后人构成现今秘鲁首都利马和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上流社会，其中有些人活跃于商界和政界。原先的部落头人(酋长)继续管理着地方事务。他们被赋予特殊的社会地位，免除了劳役和赋税；自1619年始，他们的子女在特设的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有的孩子成为怀旧的编年史作者，通过悔恨和同情的泪水透视旧制度；有的孩子成为替被剥削大众说话的雄辩的代言人(关于已消失世界的回忆录，在欧洲人中引起的共鸣多于大部分不识字的土著人民)。
残存的抗议往往采取请愿的形式，适时地屈服于西班牙权势的统治和等级结构。印加帝国已成为历史。“他一览无余”：皮萨罗之前的印加人印加人未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他们不知道书写。我们只得依靠考古的遗迹(由于西班牙人疯狂挖掘金银，没有多少历史遗迹幸免)、笔录被征服者口述的或其后代撰写的传奇故事、或早年西班牙游客撰写的某些文字材料。总的来说，这些资料实质上是相吻合的。印加是新大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它北起现在的哥伦比亚(北纬2度)，南至今天的智利圣地亚哥附近(南纬35度)，绵延4000多公里；西起大西洋海岸，东到安第斯山脉分水岭东侧和现在的玻利维亚高原。如同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一样，印加帝国所受到的限制，一部分来自大自然——印加人从来不适应茂密森林中的生活——一部分来自阿劳干人等倔强部落的顽抗。
阿劳干人也曾长期抵抗西班牙人，令西班牙人丢脸，直到19世纪才屈服于连发武器之下。从陆路旅行和交通的障碍来看，印加帝国规模愈发惊人。南美洲的一道道峡谷和丘陵从山脉一直延伸到海洋，截断了南北通道。由于缺少轮车(靠马和人力进行搬运)和发展沿海船运的失败印加帝国的人民知道如何用轻木造船和木筏，以及靠充气的皮囊等物漂浮并由游泳的人推进的轻舟和木排。但是，不管这些大木筏如何不沉于水，它们还是很小、不稳定、容易漏水，故而不适合公海运输。“对秘鲁水运来说，真正的限制不是缺乏智慧和技巧，而是缺乏适用的木材”，引自Rowe，“IncaCulture”，第240页。这引起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不从山上砍伐木材?答案也许是，缺乏铁制或钢制的伐木工具，而且交通不便。，这些自然阻碍变得更难逾越。
印加帝国的诀窍在于用长跑信差和役夫维持通信联络。在印加帝国的所有道路上，每隔15西班牙里格(约为45英里)，在道路两旁各有一座为信差搭起的临时营房。每一个信差只关注一个方向，将任何时间接到的信息和包裹传递到下一站营房。
《国富国穷》 第三部分 第七章 从地理大发现到帝国的建立(5)
信差从小就训练做这种工作，可以昼夜跑步前进，平均每天跑50里格(大约150英里)。编年史作者贝纳伯·科沃告诉我们，从利马到库斯科(秘鲁一城市名)约140里格，路况不佳，而信差们约用3天的时间。一个世纪之后，西班牙骑马的邮差要用12到13天。的确，这些信差不会仅依靠他们自己的体液，还有古柯叶刺激和吸引着他们。实际上，他们常用需要多少古柯叶来衡量任务的轻重，就像中国人惯用需要吃几碗饭来衡量任务的轻重一样。
18世纪时，从纽约到波士顿约200英里的平地，乘马车需要一周的时间(当然，马车比驮兽和搬运工运载的东西要多得多)。这样，印加皇帝可以与帝国最遥远的地方保持紧密而迅捷的联系，对高度多样化的社会实施独裁统治。他被视为神。原则上讲，所有的土地都属于他，他慷慨地把土地租借给社区民众，这些民众以实物和劳务，也即“赋税和劳役”向皇帝纳贡。这些强制性的劳役有修路和修水利，在军队和信差队服役，搬运货物，修建官方建筑(从皇宫到仓库)，收租和分发恩赐物。所有的服装都是印加当局发放的。普通百姓在结婚时，可获得一套日常穿的衣服、一套节日穿的衣服和严冬天气工作时用的披肩一条。当衣服穿破之后，他可以去更换。除去服劳役外，人们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印加社会像一座蚁冢：每个人都要工作，孩子从5岁开始就要干活。妇女在走路的时候还要捻线，传说印加道路修建得这样平整是为了防止她们跌倒；她们太忙了，根本无暇顾及脚下。除当地易货交易之外，贸易为官府所控制。
有的学者称这种制度为“社会主义”，因为这么多社会产品呈交中央政府进行最后的重新分配，这也许是一个恰当的称呼；但是该制度在形式和实质上与那些流行的贵族专制并无区别，贵族专制的“主要的划分”在于将小范围的精英阶层与庞大的、相对无甚差别的普通大众区别开来。印加社会也有与此性质相同的方面：民众生活都艰苦而卑微，每个人在吃饭和等待时都弯腰哈背。统治者在衣着、起居和饮食上均与众不同，此外还有“享受”咀嚼古柯叶的权利。显然，普通百姓也能够得到这种作物，因为没有古柯，他们就无法完成辛劳的工作。然而，单纯的享受是不存在的。告密者和侦探密布全国，无论白天黑夜，随时探测各家各户、甚至人家的瓶瓶罐罐，强行维护那种特权的排他性。如果每个人都能享受，那还叫什么特权呢?
印加帝王的眼线无处不在。总督一词被称为图克里库克(Tukrikuk)，意为“他一览无余”。印加帝国在它存在的短短世纪里将各民族统一在它的领导之下，并创立了一种通用语言，即盖丘亚语(Guechua)，现仍为安第斯山脉的居民使用着——格瓦拉在用西班牙语动员他们从事革命事业时，曾学过这种语言。然而，在这种印加“和平”的幌子之下，并不存在秩序与和谐。印第安人似乎容忍和顺从，但求助于酒和毒品的现象是一种不好的征兆。有人甚至斥责他们在哺育儿童方面毫无爱心：孩子从未被抱过，更不用说养育了。不论怎样，这种文化都剥夺了普通民众的创造性、自治和个性。
注释
1Smith，WealthofNations，BookⅣ，ch7，PartI：“其实，这就是人们对于自身的幸运所怀抱的那种不合理的信念，认为只要有丝毫成功的可能就会有很大一部分资本自行流入此种用途。”(该译文引自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下卷134页。)
2关于阿兹特克人为自己军事胜利而自豪的论述，参见Fernandez-Armesto，Millennium，第211—220页。
3见Stuart，TheMightyAztecs，第73页。印第安人权利的著名维护者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最终赞扬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忠诚，而不是仪式本身。他在《自辩书》中写道：“人们可以明确地证明，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献祭他唯一的儿子以撒，上帝并不完全憎恶活人献祭。”他又说，“在宗教狂热方面，(阿兹特克人)超过了所有其他民族，因为最笃信宗教的民族会为了民族利益而献祭自己孩子。”引自：Todorov，LaconquetedeLAmerique，第194，196页。
4关于人类学(民族学)的学者们在“全球价值”与“文化相对主义”之间的痛苦挣扎——我们能否从更高的角度看待其他文化?——参见Fleuhr-Lobban，“CulturalRelativismandHumanRights”。
《国富国穷》 第三部分 第七章 从地理大发现到帝国的建立(6)
5这种“你也不例外”的辩解至少可追溯到拉斯·卡萨斯，见Todorov，LaconquetedeIAmerique，第194页。
6Sahlins，“CosmologiesofCapitalism”，第19页，n24。该文章以1793年英国乔治·马嘎尔尼的访华过程为例。可怜的马噶尔尼，他力图用自己高贵的举止让中国人相信，英国是一个开化的国度。然而他保持自己尊严亦即建立与中国主人平等的关系的种种努力，只能使中国人相信，在被认可为文明民族之前，他还有许多要学习的。
7此言出自编年史学家佩德罗·阿瓜多之口，引自Gomez，Linvention，第171页。参见Smith，WealthofNations，BookⅣ，ch7，part2。
8Kirkpatrick，LesConquistadorsespagnols，第147页。
9Fernandez-Armesto，Millennium，第224页。
10Bernand，TheIncas，第28页。
11Diamond，Guns，Germs，andSteel，第80页。
12美洲印第安人的人口统计充满了矛盾与想象。关于对哥伦布到达之前美洲人口的估计差距极大，罗森布拉特认为有1300万人(参见ARosenblatt，LapoblaciondeAmerica，1971)；而伯克利学派认为有1亿人。参见WoodrowBorah，SherburneCook，LBSimpson，EssaysinPopulationHistory，1971。后者估计的数字异常夸张，使得大多数学者为之吃惊。现在看来，墨西哥和秘鲁的以玉米为主要食物地区的人口为5000到7000万人是较为合情合理的估计。这种夸大包含着某些意识形态的因素：夸大人口灾难将加重欧洲的罪恶——似乎它还不够大。难道南美洲西海岸的印第安人包含特殊的遗传因子，特别容易感染这些病原体?参见以下推测：Dickinson和Mahn-Lot，1492—1992，第93—94页。
13不止一次，造反计划在教堂忏悔室泄露，并报告给当局。参见Rowe，“TheIncas”，(1957)，第158页；Chklovski，VoyageofMarcoPolo，第162页，谈到这类似中国蒙古皇帝忽必烈的解梦者所担当的角色。这些解梦者肯定没有义务保守秘密。
14“已成为历史”似乎是说可以不再予以考虑。然而，历史却有自己的义务。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争论说，我们不应该忘记，“……按照公认的历史记录，应当恢复那些非洲和美洲国家过去的帝国荣耀的应有地位……没有‘扩张年代’扩张和集权行动的宏大画卷，本千年下半季由欧洲倡议而塑造的世界性质就不会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把握，也不能现实主义地正视其成就之幅度。”引自Fernandez-Armesto，Millennium，第225页。
15其中最重要的有：(1)FatherBernabeCobo，HistoryoftheIncaEmpire：AnAccountoftheIndiansCustormsandTheirOriginTogetherWithaTreatiseonIncaLegends，History，andSocialInstitutions，该著作完成于1653年，罗弗认为科沃神甫此书“仍然是现存的对印加文化最优秀、最完整的描述”(Rowe，“IncaCulture”)；(2)GarcilasodelaVegaElInca，RoyalCommentaryoftheIncasandGeneralHistoryofPeru。该著作完成于1616年。作者的母亲出自印加帝国皇族，他父亲是西班牙占领者。关于维加对印加征服过程的美化性描述的评论，参见：Bernand，TheIncas，第28页。
16这里说“令西班牙人丢脸”，是确有其事。在与西班牙人的冲突中，阿劳干人曾经向西班牙人展示他们俘虏的西班牙妇女，当着她们原配偶的面撩起她们的裙子，让人看出她们已有身孕——见Padden，“CulturalChangeandMilitaryResistance”。
17见BernabeCobo，HistoryoftheIncaEmpire：AnAccountoftheIndiansCustomsandTheirOriginTogetherWithaTreatiseonIncaLegends，History，andSocialInstitutions，第228—230页。印加帝国的道路修建得非常出色，宽阔、平直的一些路段给西班牙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西班牙本土的道路并不足为范例。印加有两条南北方向的主路，一条沿着海岸线，一条沿着高原山岭；还有东西横断的主道和地方道路为补充。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道路的卓越之处在于它的实用性：它们从未达到应有的标准。在比较难走的地形上，也许只用石头修建了一条一码(3英尺)宽的小路，为就近翻山而铺成阶梯。它们是为防止岩石崩塌而修建，但行人要小心防止摔倒。每相隔一段距离的沿路小镇上，印加人为旅客修建了客栈和库房。几乎所有的旅客都有公务在身。印加当局阻止私人经商，对长途贸易实行垄断。参见Rowe，“IncaCulture”，第229—233页。
《国富国穷》 第三部分 第八章 又苦又甜的岛屿(1)
第八章又苦又甜的岛屿
当西班牙征服者发现拥有珠宝和人民的大陆帝国之后，他们对加勒比海诸岛就失去了兴趣。他们在这些岛屿上停留的时间够长了，已经掠夺走了装饰物或砂矿碎石中的所有黄金，同时也杀掉了大多数土著居民。他们需要食物，但发现当地的淀粉食品木薯粉有毒，不可食用。肖尼提到，“木薯粉是一种平凡而危险的淀粉，从传统的面包转到以木薯粉为食是一种灾难”。引自Chaunu，LAmerique，第86页。木薯粉含有一种能形成氰化物的糖粉，当地人用磨碎、压揉和加温等复杂的程序祛除这种杂质。也许加勒比的印第安人没有告诉西班牙人该怎样处理它。他们从未想过种植农作物：印第安人需要用来开矿，而西班牙人来到这里不是做农民的。所以，他们从欧洲进口粮食——其价格非常昂贵——并将牛群带到这个曾是渔猎的地方饲养。早期，这些征服者经常饥肠辘辘，“在饥荒的边缘”，皮埃尔·肖尼这样说。其后，他们成为历史上吃肉最多的人。PierreChaunu，LAmerique，第86页，许多牛在这里乱跑，成为私商和海盗轻易捕获的猎物。海盗buccaneer一词就是从烤架bocan一词演化而来，因为他们惯常用烤架熏烤牛肉，自己吃或卖给过路的船队(法语字典LeRobert上说，该词意思是“烤肉”，由烤架一词引申而来)。但是，兽皮逐渐成为主要商品，一旦海盗开始提供兽皮，这些兽群就从世界上消失了。
西班牙人在一些小的要塞安营扎寨，并且维持着保证将珠宝从大陆经由诸岛运向欧洲的海军兵站。但除在古巴、圣多明各、牙买加和波多黎各(大安的列斯群岛)留有一些行政官员外，他们多在大陆定居，像卡斯蒂利亚的贵族一样生活。此后，他们并未对这块阳光普照的乐园的经济可能性有所思考。引用肖尼的话说，“西班牙人的殖民开拓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预先确立了。”阿拉瓦克人南美印第安人，主要分布在加勒比海各岛和巴西。——译注被杀戮殆尽，加勒比人不愿意屈服，多么无用的岛屿!①回顾来看，西班牙人对黄金的追求是一个大错误。那些岛屿等待使用，而西班牙的失误是欧洲的机会。哥伦布早就明白这一点。当他没有发现自己渴望的黄金时，他写信告诉他的君主，这些岛屿可以用来种植甘蔗。当时，他试图让君主继续对新大陆保持兴趣，为自己的航行辩护。无疑，他是正确的。哥伦布从马德拉群岛和加那利群岛那里学会了种植甘蔗。实际上他是建议继续推行种植移民，农业随之迁移。
这种情形早在几世纪前曾出现于南亚，既是受消费需求驱动，也是受到土地耗尽这种压力的推动。甘蔗从非洲—大西洋群岛大量移植到新大陆，并非随西班牙人而来，而与葡萄牙人密切相关。葡萄牙人早在巴西种植甘蔗，而荷兰人则成为经营巴西这种农作物的商人、炼糖者②和资本家。荷兰人在葡萄牙—西班牙联盟期间的某些年代(1630—1643年)曾占据过巴西东北海岸(伯尔南布哥)，了解了土质和甘蔗种植；他们在被驱逐之前，就开始寻找新的甘蔗地。寻找甘蔗地将他们引向北方靠近敌人防守最空虚的地方：小安的列斯群岛。在那里他们占领了几个岛屿(阿鲁巴、圣马丁、库拉索、圣卢西亚岛)，“不过是几个小岛而已”。荷兰人也在南美洲大陆上(苏里南)自己种植甘蔗，并在这块处女地上建立了几个种植园。但是，他们耕作得不好。与自己种植甘蔗或使用奴隶相比，荷兰人在运送甘蔗和奴隶方面作得更好。
同时，英国人也参与竞争，1624年占领了圣克里斯托弗岛(圣基茨岛)；1628年占领了尼维斯岛和其他小岛。早期最重要的成就是1627年占领巴巴多斯，因为该岛以前基本上未曾有人居住——他们可以取为己用，自行安排。英国人乘船逆风而行，直抵安的列斯群岛的东部，这里极少为加勒比人或西班牙人光顾。1655年，英国人占领了比其他岛屿大得多的牙买加岛，它曾由西班牙王室移交给8家贵族家庭管理，他们既不愿意分割，也无力开发该岛；当英国人占领该岛时，岛上黑人、白人一共不过3000人。
③实际上，牙买加是沙蝇、蚋、蟑螂和传播疟疾的蚊子横行的混乱之地；但是，那时的加勒比诸岛到处都是虫子，它们有的大得令人难以置信，有的小得人都看不见。即使最小的虫子的叫声也令人发狂，毒性大，人被咬后痛苦不堪。上流人士将桌子腿和床腿放在水盆里，以免爬虫爬上去。④起初，英国人将加勒比诸岛视为能够定居的殖民地，如同北美洲的东海岸一样。拥有农庄的那些人为这里便宜而丰饶的土地所吸引，蜂拥而至。他们到这里来种植烟草、靛蓝植物和棉花(这里生产的烟草质量极差，在伦敦市场上价格最低)。
他们还带来了一些契约仆役，这些人准备为其他人劳作几年，然后逐步获得自己的土地耕种。到1640年，英国人到达这里10年多一点，据说巴巴多斯的人口已经超过30000人，相当于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人口之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200人。⑤继他们而来的是甘蔗种植者，他们受到荷兰人种植方式的鼓舞甚或部分有荷兰人的财政支持；甘蔗成为最重要的农作物。
《国富国穷》 第三部分 第八章 又苦又甜的岛屿(2)
没有其他经济作物收入更高，也没有其他经济作物花费财力更多：购买挤榨机、炼炉、槽和蒸馏器(制造甜酒之用)要花费巨额资金，并需要拥有大的种植园。花费最大的项目是牲畜(也许可以自行繁衍)和奴隶(显然不能繁衍)。只有持续的进口才能保证加勒比地区奴隶的人口数量。
甘蔗种植的成功导致小型和中等烟草和棉花农场的毁坏。因此，土地集中占有，使得仆役契约不再那么吸引人了：如果人们不能在契约到期后拥有家园，那么多年的劳动还有何用?况且，种植甘蔗和制糖要求很高，人们也不愿接受；种植园主又往往把奴仆当做下流杂种看待，常常把他们打得遍体鳞伤。许多仆役拒绝履行契约并逃离该岛，到别的岛屿上试试运气或沦落为海盗。许多人“因饥饿和苦难而死”。⑥法国人紧随英国人而来。他们首先集中在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1635年)。这两个岛屿对英国人没有吸引力，因为那里住着肮脏的加勒比人，他们设置埋伏和使用有毒的箭。
与阿兹特克人不同，加勒比人试图杀死他们的敌人。法国人为他们的冒失行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最终得到了小安的列斯群岛中最大的两个岛屿，岛上有肥沃的土地和良好的港口，它们至今仍为法国所有，属海外部管辖(有时，有的小岛屿被几国分享，如圣马丁岛。也要给我生存的空间吧。即使互为夙敌的英法两国有时也共处一岛，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西班牙人的进攻)。
像英国得到牙买加一样，法国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西端(法国人称之为圣多明各，现为海地)。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东半部仍为西班牙所有。该岛屿自己的地形特征导致了这种划分：该岛两端由高山屏障隔开。多年来圣多明各是海盗和逃跑的奴隶所钟爱的藏身之所。他们的出现是一个可恶的先例，他们掠夺成性——肖尼称他们为“源于法国的国际犯罪联盟”——西班牙人多次进行惩罚性征剿，却徒劳无功(他们可以卷土重来)⑦。法国人与这些麻烦制造者结盟，在他们的帮助下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该岛的西半部分，西班牙人离得远远的。
圣多明各是最后一个大规模种植甘蔗的岛屿，也是土地最肥沃、获利最优厚的地方。甘蔗种植给法国本土和该岛屿带来了巨额利润，带来了高水平生活，美丽的庄园和马车，衣着华丽的黑人奴仆(尽管往往赤着脚，法国的农民也往往赤脚)。这里的种植业获利颇丰，对英属西印度群岛所知更多的亚当·斯密曾把它作为法国优势的一个例证：“……他们政府的特质，”他写道，“使他们对于黑人奴隶，能有更好的管理方法。”⑧他大错特错了。1790年，圣多明各的黑人奴隶为法国的革命宣言所鼓舞，发动起义并建立了新大陆上第二个新国家。法国人重新占领该地的企图失败了，他们更多的是被疾病而不是子弹击败的。等到战事平息时，从卧病在床的老人到嗷嗷待哺的婴儿，海地的白人都死了。只有为数不多的医生除外。
种植甘蔗需要大量的劳动，砍倒、压榨，而后炼制糖汁：一群劳动者在酷热的太阳下劳动，危险，匆忙而整天劳作，烧煮，但必须在甘蔗腐烂以前完成。在田地里，男男女女像牲畜般地劳动。没有犁耙，工具很少，大多是手工劳动。其理念是让这些人干活、让手不闲着，因为安逸将引来麻烦。在糖厂，工人们将甘蔗秆送进滚轴粉碎机里，稍有不慎，轧着手或手指头，整个人就会跟进去，轧成肉酱。煮锅同样是一个小地狱，必须小心搅动：一点糖浆溅到身上，就会痛苦万分。“如果搅动的人沾上一点滚烫的糖浆，它就像胶水或沾鸟剂一样，四肢或性命就难保了。”⑨甘蔗种植园主想雇佣白人，但白人是自由的，他们不愿意从事这种工作——至少他们要求的工资是种植园主所负担不起的。西班牙人强迫印第安人从事这种劳动，但加勒比地区的印第安人都跑光了。秘鲁和墨西哥的印第安土著受到监护者专指西班牙统治拉美时期印第安人的监护者。——译注的约束，无法到公开市场上雇佣。
他们被强迫劳动时，殖民者首先希望他们去开矿。即使如此，有些印第安人还是被迫到维拉克鲁斯墨西哥一州名。——译注的种植园中劳动。他们做得并不好。印第安人即使不是因病而死，也会被主人压榨至死。解决诸岛和新大陆对劳动力需求的办法是，引进数以万计的非洲奴隶。对此，即使人道主义教士的典范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也将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区别开来。他在鼓励白人移民的同时还要求保护土著的利益。印第安人已经大批死亡，他认为自己对他们有特殊的责任：他要拯救印第安人的灵魂，因为他们有灵魂。他显然并不肯定黑人有灵魂。他建议应允许每一个殖民者带来一打黑人奴隶，这样印第安人就可以免受苦难了。⑩不消说，这个“温和”的建议不久就证明是不对的。其原因在于，非洲人也同样死于疾病和非人待遇。
《国富国穷》 第三部分 第八章 又苦又甜的岛屿(3)
有多少非洲人运送到新大陆?为加重殖民者的罪恶感，估计数字多年来一直在增多。但是，300年间共有1000万左右的非洲人被迫作为奴隶的估计，应该不是没有根据的。而且，这些人是经过悲惨的运输而幸存下来的。一位这方面的权威人士猜测从黑奴在非洲内地被抓捕或贩卖，到他们被押送到登船的港口，这一路上尽是死者留下的尸骨和镣铐，估计死亡的人约达半数。这还只是一个开头。在海岸上，他们被关押在恶劣的环境中，即使最强壮的体格也经受不住它的损害。因为奴隶贩子需要时间来选择足够的大批健壮的奴隶，许多奴隶被关在船舱里，未等开航就死去了。这所谓的“中途航线”专指非洲与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之间的跨大西洋贩运黑奴的航线。——译注，充满了不透气的污物、黏液、呕吐物和人类粪便，它无疑是跨洋者的“杀手”。然而，奴隶贩子不敢让他的货物离开恶臭的船舱到甲板上透气，害怕他们跳海逃走。损失1/7被认为是正常的；损失1/3或1/4就太高了，但还是可以谅解的。
每天的航行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所有的奴隶运输船只都有鲨鱼尾随。所以，奴隶贩子喜欢在东部诸岛登陆和出售他们的货物——越快越好，在大安的列斯群岛实行优惠价。运奴船一来，在顺风方向上几英里外的地方都能闻到它们的恶臭，即使奴隶们下了船，即使船只从贸易市场离开，船上的这种恶息也不会消除。幸存的奴隶抵达时，生病、羸弱、受惊和沮丧(“综合忧郁症”)——黑人们确信白人要吃掉他们——许多人在“适应”过程开始不久之后就死去了。
只有商业利益才能保护奴隶：奴隶贩子不想失去其有价值的资本。船员与奴隶的死亡率几乎一样高，他们有许多理由(首先是为了嗅觉)保持船舱的井井有条和整洁。我们曾听说有的船只航行期间无任何人失去生命，看来要做到这一点是可能的。我们还听说有的国家船运好于他国。据说荷兰的船只最好：特制的船只，甲板下的空间大，甚至还装有流通新鲜空气的通风设备。有的奴隶贩子带的奴隶挤满船舱，尽管他们知道许多会死去，但是依然尽量多装；有的奴隶贩子的运奴船船舱较为松快，他们打的算盘是：贩运的奴隶虽然少一些，但到港后能交货的会多一些，还是划算的。不过很难和气对待这些奴隶，因为奴隶船上弥漫着恐惧和仇恨的气氛，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