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到达，奴隶们就会被卖掉并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开始劳动。“适应”是一个选择的过程，身体羸弱的奴隶将被淘汰，桀骜不驯的奴隶将被驯服。固执的造反者将会被鞭打、强迫劳动并充当反面教材。逃亡者常常被自己的同伙追捕和扭送回来，否则，他们就必须补偿逃亡者造成的劳动损失，而与奴隶主合作会得到好处。像其他压迫制度一样，奴隶制在某些方面依赖受害者的合作。奴隶劳动本身是辛苦而乏味的，是为追求效率(群组劳力之间的协调)，也是为单调和愚笨而设计。其目标不是使得他们的头脑和四肢更灵活，而是要保持这些“动物”的迟钝和顺从。当需要加快劳动的时候，比如收获季节，这些奴隶被鞭打着工作。主人和监工认为黑人并不比牲口好多少，对他们随心所欲地鞭打棒喝，有时甚至任意使他们致残或致死。十足为了经济的原因，怀孕的女人直到生孩子为止被免除棒打；生了孩子以后，妇女就得背着婴儿在田地里劳动。法律规定，打死奴隶要处以罚金；当然，打死别人的奴隶交纳的罚金要比打死自己奴隶更高。但是，由于惩戒奴隶是合法的，凶残的主人逃脱惩罚是不难的。
因而，奴隶们不断地遭受着折磨与羞辱。偶尔也有仁慈的主人，但他们数量极少，而且被他人视为社会和财富的威胁。而且，好主人也无法持续当下去：他们会死，会搬走，主人一变换，可忍受的环境就会变得无法忍受。奴隶社会不可能鼓励宽厚和仁慈。在巴巴多斯，一些白人公谊会教徒由于把黑人带进自己的教堂而被处以重金罚款，据说是因为他们那样做会让黑人萌发一定程度的人性感觉和不该有的过礼拜天的观念。休息?只有不需要干活的人才配享受休息。
人口统计很说明问题。加勒比奴隶的死亡率大于出生率。
甘蔗种植对大西洋(洲际)经济和欧洲工业化发展的意义如何，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从最简单的层面讲，有的人——主要以埃里克·威廉斯埃里克·威廉斯(1911—1981)——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历史学家，首任总理(1962—1981)。——译注为代表——争辩说奴隶贸易的利润和对奴隶劳动的剥削浇灌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花园，或用另一个比喻，“使国家的整个生产体系肥沃多产”。
《国富国穷》 第三部分 第八章 又苦又甜的岛屿(4)
从比较复杂的层面上讲，则是亚当·斯密式的推论：“以奴隶制为基石的大西洋体系为英国提供了劳动分工和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机会。”威廉斯的论点既受到抨击，也受到赞赏，理由好坏都有。起初的反应大都是负面的，这是意料之中的；但是，“近年来，这种几乎一致的反对意见因新的研究、分析和阐释而遭到挑战”。有的反响体现了“由反殖民主义的高涨、新国家和公民权利运动的兴起、以及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的辛酸回忆所引发的理智和道德观念的演变”。其目的则如同威廉斯本人的想法一样，是要提醒那些洋洋自得、为大英帝国自豪的英国佬，叫他们别忘了自己对非洲欠下的债。如果说英国得以成为“第一个工业国”，那也是建立在挨鞭打的黑奴脊背之上的。
对埃里克·威廉斯持批评态度的人，对他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信念表示反感：他们说，威廉斯将一切都归结到经济动机和经济利益。说得不错；可是说到底，种植园主所要的东西本来就是钱。比较中肯的，倒是对威廉斯的经验主义批评：有的历史学家试图计算奴隶贸易的收益，发现它远非财源茂盛。有的人贩运一趟的确赚了大钱，另一些人却赔了老本，连船都赔进去了。有一个估算数字是奴隶买卖的赢利率跟别的买卖差不多，平均不到10%，而变异(风险)却更大，这大概既令人受鼓励，也令人气馁。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这种说法。一位批评者认为，10%这一数字估低了，因为它所统计的被运送奴隶太少，而且其价格低估了1/4。尽管如此，这些利润在总数上就不大，更不用说其中只会有一部分通过贸易和工业去影响英国发展的道路。同一位批评者也认可这一点。
然而，奴隶贸易不过是一个大综合体(人所共知的三角贸易，现被称为大西洋体系)的一部分。奴隶劳动使得高强度的甘蔗种植和提炼成为可能。蔗糖(还有甜酒和糖蜜等副产品)产生利润，滋养着种植园主和商人，商人们出售蔗糖，付款给种植园主，并向他们提供茶叶、咖啡以及其他可叫人上瘾的含有咖啡因的物品。种植园主则买食品供自己及其奴隶食用(因为他们不愿意牺牲甘蔗田种植粮食作物)。有的食品来自欧洲；但越来越多来自于北美洲的殖民地。他们还购买工业制成品：廉价的棉纺织品和最新样式的丝织品；铜制的煮锅和蒸馏器；铁器、铁钉和枪炮；工厂的机械及其零部件。同时，英国的生产者还制造商品，用来交换非洲的奴隶。这是一个整体，而奴隶制是其中的关键部分。
它刺激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增加了英国人的工资和收入，提高了劳动分工，并促进省力设备的发明。从这种全面的观点来看，没必要将争论(奴隶制对工业化的重要性)依据于利润(不像人们普遍相信的那样大)和那些买卖和使用奴隶的人的开支。确实，大笔资金流到英国，有一些资金间接转移到制造业。但是，它确实只是工业资本的一项小的补充。在外地的种植园主往往把他们的资金注入土地、社会地位和乡村生活中(由于他们远离生产和管理，因而收入也大受损失)。商人是另一回事，他们有的确实投资于工业；但他们在商人中属于例外，在工业资本家中更是如此。
另一方面，市场范围的增大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在这里只谈规模，不谈利润)。非洲人和美洲人需要欧洲供应以重复性技术制造的产品，这种需求促进了欧洲一些工业部门的机械化。以棉纺织业为例。在18世纪初，英国棉纺织业还是新生的产业，为了与印度棉布竞争而采用了平纹布印花术，从而在无意之中使自己受到了保护。到18世纪中叶，它虽然仍然远远落后于毛纺织业，但发明家们开始致力于纺棉工艺的机械化，因而规模比原先大得多，发展迅速，其中一部分推动力就来自棉布向美洲种植园的销售。所以，当毛纺织业机械化遇到困难时，发明家们就转向棉纺织业，他们成功了。
问题依然是：在促进工业革命方面，大西洋体系是否起了决定性作用?或者用现今经济史学界流行的反问方式来说，倘若没有大西洋体系，工业革命是否还会发生?我想，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它仍会发生。能源(煤炭和蒸汽机)和冶金术(焦炭炼铁)的关键性变化大体上没有依赖于大西洋体系，羊毛纺织机械化的最初努力也是如此。但是，没有奴隶制，工业的发展会缓慢一些。这一说法本身不大有力。也许可以说是需求增加的缘故：多总好于少。实际问题是，慢多少?这里，我们应把工业出口看做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大西洋出口看做是出口的组成部分之一。静态地分析，那是一系列的静态图片，出口市场大大小于国内市场；供出口的美洲市场，更是大大小于国内市场加上传统的欧洲大陆出口市场之和。然而动态地分析，就像活动的图片，出口的增长快于国内需求的增长，大西洋出口的增长比欧洲消费者需求的增长快得多。
《国富国穷》 第三部分 第八章 又苦又甜的岛屿(5)
它们是重要的因素，用巴巴拉·索洛和斯坦利·恩格尔曼的话说，“很难宣称(种植园利润导致的市场扩大)对工业革命是必要或充足的因素；同样很难否认(它)影响其规模和快慢……如果迁往西半球的人都是自愿的，没有强迫，英国的经济及其北美殖民地的发展将会缓慢一些。”
问题仍是，其发展将缓慢多少?但是以上已说得差不多了。
(当然，问题尚未结束，因为其他的意识形态观点仍然在这个历史性问题上纠缠不休。第三世界国家及其同情者想要增大对富国、帝国主义国家的指控状，最好是既谴责了它们的罪责又能获得赔偿。对于富国、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则是出于荣誉感和自尊心，需要否认那些指控。对奴隶制影响的争论会持续下去，因为它无疑没有现实的解决办法，它又是其他问题的一个替身。)
作为大农场的甘蔗种植西班牙人从来不是蔗糖业的重要参与者。他们有更快的致富方式，当他们转向甘蔗种植时，他们把它作为一种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他们从未像英国种植园主那样理解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将甘蔗种植园作为生产单位融进更大的经济体系中的优势。甘蔗很早就传入新西班牙。1524年，即在占领阿兹特克帝国都城特诺奇蒂特兰和推翻阿兹特克政权刚刚几年后，科尔特斯就开始在那里种植甘蔗，并在韦拉克鲁斯附近建立了炼糖厂。(在那个略高于海平面闷热的平原上，小麦和玉米极难生长，西班牙人不久就意识到种植亚热带作物的潜力)。其他人也效仿，不久印第安人开始种植甘蔗，并将甘蔗卖给炼糖厂。1550年，西班牙王室认识到种植甘蔗的可能性，命令新西班牙的总督将土地拨给那些种植甘蔗和开设炼糖厂的人。1600年时，当地已经设有40家炼糖厂，表明了相当巨大的工业和农业投资。这些炼糖厂是小单位，使用畜力甚至人力；较大的则使用水力，水力炼糖厂占产值的最大部分。最大的炼糖厂之一是位于哈拉帕的圣特立尼达炼糖厂，有7个煮锅和两间清洗房，使用200多名非洲奴隶，价值700000比索，年净收入40000比索。
开始，甘蔗种植园主想使用印第安劳动力，而某些印第安人在自己土地上种植甘蔗的事实似乎表明，印第安人并不讨厌甘蔗这种作物；结果却是相反。种植归种植，但种植园经济的全部意义在于，通过长时间和地狱般的劳动节奏，使劳动者筋疲力尽，而最大限度地获取产出。有一段时间，印第安人和黑人共同在田地里和炼糖厂劳动。但实践证明，非洲人耐力强、劳动效率高。从贸易的角度来看，一个非洲黑人相当于4个印第安人。许多印第安人无声无息就倒下死去了。由于印第安人死亡太多，西班牙王室于1596年和1599年两次发布法令，禁止炼糖厂雇佣印第安人。这在收获季节引发了种种问题，种植园主请求在紧急时刻能强制垂死的印第安人帮助劳动，但是1601年11月，菲利普三世下令禁止在任何种植园中使用印第安人。从那时起，墨西哥的蔗糖业就是奴隶产业了。
《国富国穷》 第三部分 第八章 又苦又甜的岛屿(6)
这些种植园和炼糖厂对黑奴的残忍暴行只能这样解释：黑人被看做还不如无生命的机械，需要的话可以用尽和更换，或者像燃料一样投入火中燃烧。他们在农忙季节通宵达旦地干活。监工迫使他们没完没了地劳动，成年男子每天工作20个小时。食物一般是由主人提供的，但有的主人却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喂饱他们。有的主人在星期天给奴隶一天的自由时间，让他们耕作自己的小块地并想办法解决一周的食物；有的主人干脆叫奴隶自己养活自己。总的来说，主人们对牲畜的关心胜过对奴隶的关心，需要的时候让牲畜休息——并非出于爱护牲畜，而是牲畜累了就停下来；而奴隶还有头脑和意识，害怕自己一停下来会处境更糟糕，所以就继续劳动下去。
不用说，如此的虐待引起了反抗，有消极反抗(自杀、流产、杀婴)。也有积极反抗(蓄意破坏、谋杀、逃跑当土匪)。自杀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最常用的是吃污物来代替进食。白人把多数的蓄意破坏当做偶然事故，他们认为黑人太迟钝了，不会想到这样的方法。主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放过犯错误的奴隶，而是惩罚他们，或许还有别的人，让他们付出血肉的代价。不如此，又怎样教训这些野人今后小心一些呢?与此同时，那些逃亡了的奴隶也变得凶猛残忍，恰如他们原先的白人主子教会了他们的那样，同时他们明白一旦被白人抓回去会受到什么惩罚，所以他们成了亡命之徒，令白人胆战心惊。吃亏的是产业。
西班牙一些最大的种植园是自给自足的领地，颇像中世纪的采邑。他们种植粮食作物，饲养家畜，建立礼拜堂以培养虔诚和拯救灵魂，有时还为奴隶和佃户缝制衣服。主人及其全家过着奢华的生活，用丝绸和花边窗帘遮挡着他们周围的痛苦和悲惨。与之相对照，英国占领的岛屿只种植甘蔗，实行单一的专业化，只留有极少的土地种植食物，所以不得不从北美大陆甚至欧洲进口食品。纺织业更不可能出现。到18世纪，大多数英国种植园主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在种植园生活。那是代理人和管家的事。他们自己则住在英国，享受着英国的生活。可以称之为分工吧，但这是一种低效率的分工。
同时，代理人和管家变富了，但他们的生命也变得短一些。
注释
11600年前后，西班牙的加勒比海诸岛帝国的人口约为75000到80000人，其中西班牙人占1/10，其余为黑人和混血人。没有多少当地土著的行迹。所以人口密度为每5平方公里1人，每一位西班牙“殖民者”占有50平方公里。参见：PierreChaunu，LAmerique，第112页。
21622年，仅阿姆斯特丹一地就有炼糖厂25家。见Rich，“ColonialSettlemrnt”，第334页。
3Wood，SpanishMain，第125页，认为其人数少于5000人。
4关于加勒比地区的虫子，参见Starkey，EconomicGeography，第60页；关于牲畜害虫，参见Watts，TheWestIndies，第195页。不用说，气候、害虫和病菌相结合，导致该地区的高死亡率，牲畜的死亡率甚至高于人类的死亡率。(感谢斯坦利·恩格尔曼允以引用。)
《国富国穷》 第三部分 第八章 又苦又甜的岛屿(7)
5引自Parry，AgeofReconnaissance，第276页。邓恩认为该数字“不可能”，参见Dunn，SugarandSlaves，第55页。通过研究回收的人头税，邓恩估计1640年巴巴多斯的人口约为10000人，与马萨诸塞或弗吉尼亚的人口相当。
6Parry，AgeofReconnaissance，第276页。
7Chaunu，LAmerique，第113页。
8Smith，WealthofNations，BookⅣ，ch7，part2。
9Littleton，GroansofthePlantations，第20页，引自Dunn，SugerandSlaves，第194页。
10Rich，“ColonialSettlement”，第332页。
11引自米勒对安哥拉奴隶贸易的论述，见JosephhMiller，WayofDeath。
12Sheridan，“EricWilliams”，第326页。引自Williams，CapitalismandSlavery，第Ⅶ页，第52页，第105页。谢里登在书中(第327页)写到，威廉斯的著作“拉开了西印度群岛现代正史的序幕”。
13Inikori，“SlaveryandtheDevelopmentofIndustrialCapitalism”，第101页。
14Sheridan，“EricWilliams”，第327页。15奥克萨尔说，“威廉斯攻击了与英国人所理解的与昔日奴隶制度相联系着的道德自满感。”他将威廉斯(以及詹姆斯)描述为“处于社会边缘的黑人知识分子，个人的经历使他意识到隐藏在大国对待殖民地虔诚的自得之后的虚伪。”引自：Oxaal，BlackIntellectual，第75—76页。16在《美国社会学评论》杂志的一篇评论中，威尔逊·吉批评威廉斯夸大了奴隶制的作用，“宣称它几乎是建立现代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基石”。引自Sheridan，“EricWilliams”，第320页。17见Anstey，“CapitalismandSlavery”一文及AtlanticSlaveTrade一书。安斯蒂估计奴隶贸易的利润占英国资本构成的011%——“可笑”。亦参见StanleyEngerman，“TheSlaveryTradeandBritishCapitalFormation”。恩格尔曼嘲弄那些“难以置信的估计数字”，他根据明显偏高的估计，认为1688—1770年间该数字在24%到108%之间，他说，“那些认为工业革命期间奴隶贸易对工业资本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应该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他还将“奴隶贸易产出总值”与英国国内收入作了比较，认为前者约占后者的1%左右，1770年达到17%。该数字太小，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他建议说，应该将奴隶贸易的贡献与种植园体系的贡献合在一起加以考虑，二者将在动态的联系情境中看得比较清楚。
18Inikori，“MarketStructure”，第761页，n52。他估计该利润率应达50%，当然各年有高有低，但多年积累下来应是如此。该数字基于投资数额，并没有将购买货物引起的债务计算在内：“奴隶贩子个人实际投入的资金(实际现金支出)往往少于表面总投资的50%”(另见第775页)。
19关于种植园主的利润，参见Sheridan，“TheWealthofJamaica”和Ward，“TheProfitabilityofSugarPlanting”二文。有的学者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驳斥谢里登的观点，RPThomas，“TheSugarColonies”一文以斯密式的观点看待帝国的经常开支以及英国食糖的受保护的、垄断的市场之下英国消费者所付出的代价。当然，这是老皇历了：利润私有化，开支社会化。除去纯利，人们会发现宏观的效果与部分后果确实不同。
20参见Zahedieh，“LondonandtheColonialConsumer”。
21SolowandEngerman，eds，BritishCapitalism，第10—11页。
22以下关于墨西哥甘蔗种植的资料大多取材自：Cardoso，NegroSlaveryintheSugarPlantations。
《国富国穷》 第三部分 第九章 东方的帝国(1)
第九章东方的帝国
葡萄牙是一个中等富裕程度的小国。在15世纪时，它的人口总数约100万，其主要产品和出口货物是葡萄酒(最初是波尔图红葡萄酒，后来还有逐渐增多的马德拉白葡萄酒——一种度数很高的烈性酒)，另外蔗糖生产和出口飞速增长。倘若那个时代的葡萄牙人就能预见到后来的经济学家李嘉图对于比较优势的分析——这种分析如今已成为经典——他们也许就会通情达理地继续沿着那条路走下来，埋头于他们自己的事务，用他们的特产交换别国的工业品。然而与此相反，他们竟跳跃了理性的轨迹，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建立一个庞大帝国的跳板。葡萄牙的辽阔操纵网络曾长达地球一圈的3/4，从西半球的巴西一直伸展到了远东的香料群岛和日本。
这样一种超越常理的跳跃在历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我们随后还会看到几个例子。实际上，正是这种超常理的事态发展使得历史呈现出不确定性，使预言失灵。但葡萄牙的扩张的确是特别令人吃惊的事情，因为它人口不多，物产也不丰富。葡萄牙所拥有的总人口实在是太少了，是不可能大批派人去海外的；葡萄牙那么急切而又迅速地从美洲进口奴隶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的匮乏。另外，葡萄牙的物力资源，尤其是制造和装备远洋船舶的能力，都是有限的。这就是轻量级拳击手迎战重量级选手。
葡萄牙人的成就，证明了他们所具有的进取心和坚强性格，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和激情，以及他们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和运用的能力。在他们身上，没有愚蠢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而首先体现出实用主义。他们引入外来者以利用他们的财富、知识和劳动力；让奴隶作为劳动者，偶尔也充当士兵；与各民族的妇女通婚，而且一人还不止一个。他们是不携带本民族妇女远航的，倒是有时会运送一些无依无靠的孤儿上船。同男人一样，在遍地都是瘟疫的地区，那些白人妇女是难以生存下去的。举个简单的例子，生孩子就往往意味着对母亲和孩子的死刑判决。种族间通婚的情况就好一些：男人们可以享用花钱买来的成打的有色女奴——似乎要由他们的孩子来创造一个新的民族。
葡萄牙人的一项情感支出是虔诚。他们不论到哪儿，任何一艘船上都带着神职人员和修士，以保证他们的安全和灵魂的拯救(靠祈祷和圣礼的力量)；也为了在那些异教徒和不信教者中间布道；同时还为了让自己良心上得到一点安慰。这些教士使他们的贪婪得到了合法化和净化。
宗教信仰对商业造成严重而不利的影响：它给那些本来应该比较顺利的、可以使双方都获益匪浅的接触中加入了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因素。葡萄牙人认为，穆斯林是异教徒，也是他们的信仰的敌人，对穆斯林采取任何残忍手段都不为过分。所有的穆斯林船只都成了他们的攻击目标；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都被看成是他们的敌人。瓦斯科·达·伽马在1502年的第二次远航中，在抵达卡利卡特(印度西南部港市科泽科德的旧称)之前，曾截获穆斯林小船队，他下令将大约800名“摩尔人”的鼻子、耳朵和手都割去，又将他们送归当地统治者，以公开表示在宗教上对他们的轻视。他手下的一位军官，也就是他的亲舅舅文森特·索德，在马拉巴尔海岸的坎纳诺尔鞭笞一位穆斯林商人头子，直到这个商人昏迷不醒，然后又将粪便灌进他的嘴巴，并拿一大块猪肉盖在上面，硬逼他咽下最脏的东西。①这些恶劣的行径在印度洋沿岸引发了许多战争：包括东非、阿拉伯半岛以及波斯、印度很多地方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大部分地区。
16世纪的一篇文章《在印度的非凡而又自豪的军旅生涯》中写道：“根本就不必有什么怀疑，因为我们是所有不信基督教者的公开的敌人，所以他们对我们以牙还牙也就毫不奇怪了……在这些地方生活，我们不得不随身携带着武器，只有在我们自己军队的守护下，才能与当地人进行贸易。”②难道有过别的新来者比这些葡萄牙人更起劲地给自己制造麻烦吗?
然而，葡萄牙人也是迫不得已而采用了与机会主义的西班牙征服者大不相同的政治谋略。首先，在他们来到的这些地方，人口比西班牙征服的墨西哥和南美洲印加帝国稠密得多，这些当地人掌握了金属兵器，骁勇善战，是难以对付的敌手。另一方面，他们能够抵御葡萄牙人带来的疾病。相反，葡萄牙人却害怕当地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结果葡萄牙人就不得不限制自己的欲望，以避免分散自己的兵力。葡萄牙人着眼于占领一些战略要地和重要的交通枢纽——非洲海岸的蒙巴萨和马林迪(航行到印度的中转点)，位于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位于苏门答腊和马来西亚之间，连接印度洋和锡兰湾与南中国海、香料群岛的海峡)，珠江口附近的澳门(中国东南部的入口)。
《国富国穷》 第三部分 第九章 东方的帝国(2)
他们还想占据亚丁(红海的入口)，但一直也没能实现这一愿望。所有这些地方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果阿——马拉巴尔海岸一颗璀璨的明珠，胡椒贸易的集散地，也是将阿拉伯马匹运往南印度的重要港口(印度南部的气候是不适于养马的)，它一面有海洋作天然的屏障，在陆地这边则有一条充斥着鳄鱼的运河作保护。
最后，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在葡萄牙占领了这些飞地以后，终于学会了跟葡萄牙人共处和做生意，就像他们自古以来跟别的外来者打交道一样。他们有时也袭击欧洲人，但这时挫败他们的往往是他们本地区的敌人。葡萄牙人极其巧妙地在当地各种势力之间玩弄平衡，这一手不止一次地拯救了他们自己。
然而更危险的敌人却正在到来。一旦荷兰人和英国人进入这个地区，一切就都变了。1605年，荷兰人占领了安波那岛(安汶岛)并将葡萄牙的势力驱逐出摩鹿加群岛(香料群岛)。1622年，因为波斯有英国这一强大的后盾提供船只和武器，葡萄牙又被波斯夺去霍尔木兹海峡。1638年，荷兰从葡萄牙手中夺去埃尔米纳(Elmina)，它原是葡萄牙在几内亚湾沿岸建立的第一座城堡，是葡萄牙航海先驱和贩卖非洲黄金和奴隶的象征。
1641年，荷兰占领马六甲；在1665—1667年间，又占领了望加锡海峡(位于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和加里曼丹岛之间)。在这一过程中，荷兰人干脆将葡萄牙人赶出了香料群岛这一起始的争夺目标。葡萄牙好景不长，但葡萄牙人的自豪感在逆境中依然旺盛，尽可能抓住他们尚能抓住的地方不放。例如，他们在果阿一直坚持到1961年(尽管它早已失去其财富和商业上的重要地位)，此时已经强大得多的印度政府无需任何挑衅和借口，就长驱直入收复了果阿。没有一个自尊而独立的国家能允许在其国土上存在这样一块殖民地。
葡萄牙在东方最初的商业目的是获得胡椒和其他香料，他们不走传统的贸易路线，即自东向西穿过亚洲，到东地中海才转为海运，而是绕开这条路线上层层叠叠的中间商，将香料装船经印度洋绕非洲好望角进入大西洋，直接运到欧洲。这样做所能赚到的利润是很可观的。当年麦哲伦环球航行时，最后幸存而回到欧洲的那一艘船，带回了26吨丁香，以高出成本价一万倍的价格售出，大约足以抵消这次远航的费用——见Humble，TheExplorers，第162页(请注意，如按一定重量衡量，丁香当时大概是最贵重的香料了，一名海员若得到一小袋丁香，那就是大大超过他的薪饷的一大笔奖赏)。当然，在别的一些供应来源也参与竞争之后，这种神话般的价差(利润)就很快缩小了。葡萄牙人获取香料的办法，一是采购，一是用武力克服穆斯林商人给他们设置的障碍，没收其货物。
在最初几十年，这些措施使他们占有了香料贸易的巨大份额。在最高峰时，欧洲进口的胡椒约有40%是绕好望角运来的，当时依靠地中海航运的威尼斯人直叫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的贸易路线重新振作起来。葡萄牙直接航运的份额降到20%左右，虽然仍很重要，但已不再居支配地位。1570年，葡萄牙王室放弃了它对里斯本和东方(果阿)之间的香料贸易的垄断，国王不再做商人，而是出售这一贸易的特许权，往往是出售给外国商人。1586年，德意志商人韦尔瑟家族独家租得了在东印度群岛采购胡椒的专有权。这笔交易标志着葡萄牙香料贸易的衰落，卖得两手空空了。③(这些关于市场份额的数据只是个近似值。我们还没有一个完整精确的数据统计。④但我们确实知道，依靠亚洲陆运再经过地中海海运的威尼斯，在16世纪后半期再次成为欧洲胡椒交易的中心。当1595年由荷兰人豪特曼率领的船队第一次顺利地远航东印度的消息传来之时，威尼斯以及葡萄牙马上就意识到，原有的香料贸易格局即将被荷兰人“彻底推翻”。⑤到1625年，威尼斯海关已将香料列为“西方商品”，因为香料这时已是来自大西洋，而不是来自近东。)
为了弥补香料贸易上所受的损失，葡萄牙人开始介入亚洲内部的贸易。在欧洲人还未到达之前，亚洲内部的贸易已非常兴隆：古吉拉特人、爪哇人以及中国商人贩运胡椒和别的香料，交换印度和中国的纺织品及中国瓷器；阿拉伯商人从非洲贩运黑奴，经陆路和水路把他们卖到各伊斯兰国家；还有来往于各地的船舶装运着柚木、檀香木等优质木材，象牙，被视为珍贵壮阳剂的犀牛角，以及珍稀的或不太珍稀的动物，包括猴子、老虎，其中最主要的是可以在战争中或庆祝仪式中派上用场的大象和马；每一位商人都带着贵金属以进行交易(来自新大陆及印度和中国的银子，来自东非和日本的黄金)。这种亚洲贸易大体上是自发而随意的——恰似一种不规则的布朗运动。人随货走，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这就是后来被我们看做是不定期货船的一种贸易方式；这是些没有固定航线的帆船。⑥由这种贸易引出的一种变化，就是有人企图从别人的贸易活动中谋利，经济学家也许会称这种做法为谋取经济收益。
《国富国穷》 第三部分 第九章 东方的帝国(3)
葡萄牙人仗势欺人，尤其凶恶。
他们成为印度洋上的强盗巨头。所有的过往商船都必须向葡萄牙人购买交易许可证。那些没有许可证的商船可能被没收。葡萄牙人转向当地的贸易和敲诈勒索，得以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他们从欧洲派到亚洲的船舶比原先少多了。他们改用印度人制造的船只。在印度，到处都可以找到优质、坚硬的木头，木匠们很快掌握了欧洲的造船技术——报酬却低得多。船员也大都是当地人。有时除了有15或20个欧洲(或欧亚混血儿)士兵、炮手和军官外，剩下的则全都是亚洲人或非洲奴隶了。印度洋那么辽阔，有人也许会想，葡萄牙人要让别人服从他们的管制，就需要没完没了地派出舰船，四处巡逻。然而印度洋的地形帮了忙：那里能走商船的航线和通道狭窄，便于监视。除此之外，无需四处查看，几次象征性的强行登船和没收就起作用了。
麻烦的是，更多的国家都可以玩这种“游戏”。新来的欧洲人战斗力更强、航海技术更好。有关早期荷兰人和英国人抵达这些地方的远航(17世纪初期)的记载详尽讲述了他们如何小心翼翼地等待时机和潜伏隐藏，如何设置圈套和背信弃义，如何攻击货船和掳掠财物。在一方看来是无赖的人，在另一方看来却是英雄。英国有一位胆大而又足智多谋的船长，名叫詹姆斯·兰开斯特，在第二次(1601年)远航东印度群岛时，生意不大成功。怎么办呢?没有问题。两年后返回英格兰时，他率领的船队满载而归，带回了他们缴获的大量战利品。英王詹姆斯一世因此而封他为爵士。
印度洋的水面如同其水底世界一样，也是一幅弱肉强食的图景。所有这一切等于是合法化了的海盗行径，而对于荷兰和英国来说，当时它们与西班牙处于战争状态，而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王国于1580年有了一个共同的国王而联合在一起，葡萄牙也就陷于对荷兰和英国的战争状态，因此荷兰人和英国人在印度洋劫掠葡萄牙货船，也就被认为是合法的行动。他们这种行径获利甚丰，所以，尽管葡萄牙在1640年跟西班牙脱离了关系，荷兰人和英国人仍然在印度洋继续袭击葡萄牙人，不愿讲和。须知：
自古以来的好规矩，明白又简单：谁有实力就该谁拿，谁有本事就该谁占。⑦对于欧洲人彼此之间的这种争斗，东印度陆上诸国的态度是冷眼旁观，敬而远之。他们乐意与欧洲某一国分享垄断贸易的利润，甚至还勾结欧洲人去打他们自己的亚洲敌人。此外，亚洲人在当时大都不关注海权和海军实力——葡萄牙人在果阿的邻居、古吉拉特邦的统治者巴哈都尔沙就说过：“海战乃商贾之事，与君王威望无关。”这与当时中国人的态度相去不远。又一个可悲的错误。
就这样，葡萄牙的势力萎缩了。一位历史学家说过“他们的海上优势的上层结构从本质上来说是松脆的”。⑧他还可以补充说，他们的基础结构是沙质的。没过多久，昔日的辉煌就只留在记忆之中，铭记于卡蒙斯卡蒙斯(1524—1580)，葡萄牙著名诗人，作家，曾周游亚非各地。——译注的长篇史诗《卢西塔尼亚人之歌》，他在诗中歌颂了葡萄牙人横越“自古无人航行过的大洋”而留下的无形的足迹。⑨的确令人自豪。1737年，英国驻孟买总督则评论说：“葡萄牙王室长期以来维持着它在印度占有的领地，每年都得有一笔不小的开销；看来，这纯粹是着眼于荣誉和宗教上的意义。”
生活中的香料
现今的人也许想不明白，为什么胡椒和其他一些辛辣佐料在当年会令欧洲人感到那么珍贵?原因在于，当时的生活条件有限，要设法解决食品的保藏问题。在那时，粮食勉强够吃，而到了漫长的冬季，除了饲养种畜、役畜和马匹以外，就不可能再拨出大量的谷物喂别的牲口。
《国富国穷》 第三部分 第九章 东方的帝国(4)
所以，人们在秋天屠宰牲口就成了传统。在没有人工制冷的情况下，要把这么一些肉保存一年，度过寒冬和暑夏，人们只好用烟熏、盐腌和涂抹香料等办法；等到烹饪的时候，还用浓浓的佐料调味，把肉的腐味掩盖起来。有一种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气候炎热的地方，吃的荤菜通常比寒冷地区更辣，道理就在于他们需要更多的掩盖。辛辣佐料还有一层好处，尽管从前的人不可能了解这一点。这就是它们能够杀死或减少那些促使食物腐烂的细菌和病毒。例如，一些辣的沙司(塔巴斯科等等)能让人们食用受感染的牡蛎时更安全一些；至少，它们确实能在试管中杀死微生物。由此可见，对于中世纪的欧洲来说，香料不只是一种奢侈品，而且也是一种必需品，它们的市场价值证明了这一点。
“欧洲的卡菲尔”
要想了解帝国的兴与衰，那就必须既考察它在殖民地的情况，同时也考察它自己国内各种势力的消长和环境的变迁。在葡萄牙人征服南大西洋时，他们在航海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他们乐于从外国学者(其中许多是犹太人)那里学习，得到可以直接应用的知识。西班牙在1492年下令，规定本国的犹太人必须皈依基督教，否则就离开西班牙，这些犹太人中有很多都逃难至葡萄牙境内，在那里尽管也有反犹太情绪，但相对而言还是宽松一些。但是1497年，罗马教廷和西班牙向葡萄牙国王施压，让他放弃这种对异教徒的容忍。大约有7万犹太人被迫接受了形式上的、但从礼仪上看还是有效的洗礼。1506年，里斯本进行了第一次血腥大屠杀，有2000多名已“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丧生(西班牙像这样做了将近200年)。从此以后，葡萄牙的精神生活和科技事业停滞不前，陷入了盲从、狂热和讲究血统纯净的境地。葡萄牙的“老基督教徒”最后称他们自己为“纯教徒”。
这种下降的趋势是逐步的。葡萄牙到16世纪40年代才建立宗教裁判所，它于1543年第一次对异端分子施以火刑；但是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是直到16世纪80年代，自葡萄牙和西班牙合并于腓力二世的统治之下后，才真正变得残忍恐怖。这个时候，隐蔽着的犹太教徒，包括亚伯拉罕·扎库特等天文学家在内，都纷纷逃离葡萄牙以求保全性命。他们带走的不仅是钱、经商技能、生意关系和知识，而且还有——甚至是更重要的——那些无可估量其重要性的、在思想上起催化作用的两个主导因素：好奇心和敢于持有异议。这是一个损失，但是从不容异说这方面来看，宗教迫害者们最大的损失莫过于他们强加给自己的打击。正是这种自我缩小的过程加大了宗教迫害的持久性，使之不仅仅是持续一时或一代人的时间，而是持续几代人和几个世纪。到1513年，葡萄牙已缺乏天文学家；到16世纪20年代，科学界的领头人都出走了。葡萄牙曾试图建立新的、基督教的天文学和数学传统，但失败了，其中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是，好的天文学家大都被怀疑是犹太教徒(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对医生们的猜疑颇为相似)。
《国富国穷》 第三部分 第九章 东方的帝国(5)
与西班牙一样，葡萄牙人竭尽全力地将自己与外界的和被视为异端的影响隔离开来。教育是在教会的控制之下，所教授的课程注重于语法、修辞以及经院哲学，突出的内容是自我表现手法和一些繁文缛节(例如，要背诵拉丁文名词语法的247条韵文规则)。高等学校中，学科学的唯一地方是科英布拉大学的医学系。即使在那里，也几乎没有哪位教师愿意放弃盖仑的经验医学而接受哈维的实验医学新理论，更没有人敢冒险讲授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的学说，耶稣会迟至1746年还下令禁止传播他们的学说。
此时，已不再有葡萄牙的学生出国留学，书籍的进口也处在那些由宗教裁判所派来的督察人员的严密监视之下，他们到港口去检查船只，到书店和图书馆检查藏书。1547年就首次列出了禁书目录；随后又多次予以扩充，直到1624年搞成了一个庞大的清单——这都是为了更好地拯救葡萄牙人的灵魂。
在葡萄牙国内和海外殖民地，都设置了三道审查关卡来严格控制书刊的出版，阻挡创新。批准成立的印刷厂(在果阿有，在巴西则根本没有)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中。他们将出版物仅限于词典和宗教读物。直到1807年，当葡萄牙王室为躲避拿破仑的入侵而逃到巴西时，才把印刷机带到巴西。政府衙门需要建立档案和印发政令、法规等文件，不能没有一个印刷厂。——见Lang，PortugueseBrazil，第195页。从巴西到安哥拉，即使是这些安全的读物也必须预先送到葡萄牙审定。
在这种环境中，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都陷于衰退，就不足为奇了。最后，只有一小批享有特权的人得以免受控制，例如1720年成立的皇家历史学院的那些贵族和教士——在学术上全是门外汉——获准进口一些禁书，但这些人觉得，写文章给王室歌功颂德，更省事一些。当然，葡萄牙跟欧洲各国有交往，而且建立了殖民帝国，它不可能与外界隔绝。从国外回来的一些外交官和代理人带回了一种信息，即世界各地在前进，而葡萄牙却停滞不前。这些人得到一个贬损性的绰号：“异化分子”，受到人们的严重怀疑，被认为是思想受了污染。
《国富国穷》 第三部分 第九章 东方的帝国(6)
葡萄牙人的自豪心必然使这些人的意见得不到考虑。真是极其不幸。其实，这些人是看到了别的葡萄牙人所看不到或不愿看到的事情：在基督教信仰上追求一律，是愚蠢的；教会正在吞噬国家的财富；政府不致力于扶助农业和工业，已经使葡萄牙沦为“英国的一块最好和最有利可图的殖民地”。(英国的经典经济学家倒是有不同的看法。李嘉图就把葡萄牙选作追求比较优势而从贸易获益的例子。)
葡萄牙人精神上的缺陷很快成为人们的一个话柄，例如，迪奥戈·多·库托在1603年谈到过“我们葡萄牙民族思想浅薄，缺乏好奇心”；英国驻里斯本使节弗朗西斯·帕里在1670年指出过“这里的人们十分缺乏好奇心，事不关己就不闻不问”；在18世纪访问过葡萄牙的英国人玛丽·布里尔利则评论说“(葡萄牙)大多数人都不愿独立思考，除了少数人以外，都不肯动脑筋对他们学到的东西问一问为什么”。
由于如此自我封闭，葡萄牙人即使是在他们一度居支配地位的那些领域，也落后了。他们“在航海理论和实践中曾一路领先，如今却成为落伍的蹒跚者”。到17世纪末，航行于对印度贸易的几艘船居然用外国人当领航员。航海图保持绝密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荷兰人有了更好的航海图。当国王约翰五世(在位1706—1750年)被他的首席工程师说服，下令更新数学、军事工程学和天文学的教学内容时，所需的仪表器械不得不采用外国货。到1600年，尤其是到1700年，葡萄牙已成为一个落后的弱国。昔日那些表面上皈依基督教的犹太科学家、数学家和医师都逃走了；没有敢持异议的人来接替他们。1736年，多姆·路易斯·达·库尼亚叹息说，可惜葡萄牙没有改革派(加尔文教派)那样的人。他指出，法国人正是由于天主教会受到了胡格诺教派的挑战，才得以避免落到他们的葡萄牙兄弟如此的“悲惨”田地。话很刺耳，但一语破的。如果说商品上的互通有无很重要，那么思想上的互通有无要更加重要得多。
《国富国穷》 第三部分 第九章 东方的帝国(7)
注释
1WilliamHunter，HistoryofBritishIndia，第一卷，第109页，Masselman曾在《殖民主义的摇篮》一书中引用过，见该书第218页。Masselman写道：“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都是蓄意推行的旨在控制印度的恐吓政策的产物。”像割鼻砍手之类的行为——因为这是一个经过了深思熟虑后所做出的举动——参见本书第五章叙及的西班牙政策。
2引自Boxer，ThePortugueseSeaborneEmpire，第297页。
3Lang，PortugueseBrazil，第34页。
4Boxer，PortugueseSeaborneEmpire，第59页。
5出自TheLetter-BookofWilliamClarke，MerchantinAleppo，引用于DomenicoSella，“CrisisandTransformationinVenetianTrade”一文，载于Pullan，ed，CrisisandChangeintheVenetianEconomy一书，第97页。
6关于所有这些，见KNChaudhuri的著作：TheTradingWorldofAsiaandtheEnglishEastIndiaCompany1660—1760；TradeandCivilizationintheIndianOcean及AsiaBeforeEurope。
7摘自Boxer，TheDutchSeaborneEmpire，第115页。关于葡萄牙人相对于荷兰人和英国人的弱点，见Meilink-Roelofsz，AsianTrade，第116—135页。
8Boxer，PortugueseSeaborneEmpire，第57页。
9见卡蒙斯的《卢西塔尼亚人之歌》。这是一部多年写成、最后于1572年出版的著名史诗。
10Boxer，PortugueseSeaborneEmpire，第147页。
11这是AntonioVieira，SJ神父(1608—1697)的表述，引自Boxer，PortugueseSeaborneEmpire，第340页(“卡菲尔”是穆斯林对非伊斯兰教徒的称呼。——译注)。
12Seed，CeremoniesofPossession，第135—137页及注133。
13Boxer，PortugueseSeaborneEmpire，第350页。
14DomLuisdaCunha之言，引自Boxer，PortugueseSeaborneEmpire，第356页。这自然是暗指1703年签订的梅休因条约，按照该条约，葡萄牙同意免税进口英国的羊毛和毛纺织品，而英国则按大大压低的汇率购买葡萄牙的波尔图红葡萄酒和马德拉白葡萄酒。
15同上，第340—342页。
16同上，第350页。
17同上，第344页。
《国富国穷》 第四部分 第十章 为了爱财之心(1)
第十章为了爱财之心
作为国家，荷兰是小的——大致和葡萄牙差不多，这样的小国是很难成为一个强大的殖民帝国的。1500年，荷兰的人口约100万；150年以后，人数翻了一番。虽然人少地狭，但它却颇具实力：荷兰的城市化程度很高，在17世纪，约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这个比例高于欧洲任何国家。同时它还非常活跃：一位学者在1627年就提到荷兰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的拥挤状况，“就是在罗马也没有这么多满载着旅客的马车，还有大大小小的无数船只在全国各地纵横交错的运河上航行着。”②更引人注目的则是大大小小的港口，都熙熙攘攘地聚集着许多船舶。
到16世纪60年代，荷兰就拥有1800多艘海船——是威尼斯在一个世纪以前鼎盛时期的6倍。其中，阿姆斯特丹就拥有500多艘。但对于荷兰的交通来说，整个海船队还只是一个方面：专门从事鲱鱼贸易的就有500多艘船，大多停在各地的小港口，如霍伦、恩克赫伊曾、梅登布利克等等。如今，这些小港口早已经被遗忘了。③又一个欧洲小国超越了自己，这一成果不仅体现了荷兰内在的能力，也反映了它作为欧洲国家特有的强烈竞争意识。荷兰人的成功，集中反映了他们在工作和经商过程中所具有的、在龟兔赛跑的寓言故事中乌龟所体现的精神。
丰厚的战利品和奖赏当然好，但以长远目光来看(千万不要忽视长期效益)，最重要的还是从那些不起眼的、风险较低的小宗生意中获取的利润，它们会积少成多，而且从来都不会令人失望。④我们所说的荷兰，在当年是荷兰人所称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它是一个邦联，其北半部的一批城市、伯国和公国曾经是北欧最有生气和早熟的城市文明的地区，后来却成为封建诸侯讨价还价和联姻买卖中的抵押品和奖品。
17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通过他父亲腓力与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德和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的女儿胡安娜的婚姻关系，而当上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当上西班牙国王是在1516年，故此句开头的“17世纪”应为16世纪。——译注查理的头衔很多，其中包括勃艮第公国的君主(另一桩幸运联盟所带来的果实)。而勃艮第当时统治着低地国家。低地国家——包括荷兰在内——当时是欧洲最富庶和最少民族偏见的地区之一，是工业、商业和思想交流的一个枢纽，早就摆脱了封建庄园主的奴役，习惯于经济、学术和宗教信仰上的多样性，可是由于上述的统治者曲曲折折的变迁，这时却受到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严紧束缚。西班牙统治者出于本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决不能容忍自己的领地内存在着公开的新教活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冲突的根源。⑤荷兰人竟然跟西班牙人交战，这是历史的嘲弄。低地国家(包括南北)本来有更好的事情要做。这些强悍的中产阶级市民、海员、渔民和农民当时已充当着北欧商业的中间人。他们进口和再出口北海、斯堪的纳维亚和东欧的初级产品，如粮食、木材、鱼、油脂、焦油和毛皮。
他们制造毛纺织品和混纺织品，而且是商业信贷和国际金融的能手。些耳德河亦译斯海尔德河、斯凯尔特河。——译注上的巨港安特卫普当时控制着新兴的海洋贸易。它内联欧洲广大的腹地，外联大西洋及其以外各地，超过了威尼斯、热那亚之类的老商贸中心，成为新大陆及其他海外地区货物的终极目的地。这些海船也许会先停靠里斯本和塞维利亚，但最终驶至尼德兰卸货，这些货物在那里被吸收和加工处理，然后再转售至世界各地。
另一方面，当时却正是西班牙于世界称霸之时。殖民地大量财富的流入，使西班牙王室实力空前殷实。西班牙成了欧洲最大强国，不能让任何东西阻碍它的主张和野心。因此，当低地国家的那些身披羊毛衣衫的、令人心烦的荷兰人胆敢跟西班牙身着丝绸的官员作对时，西班牙把他们看做是一批劣等无赖，要不惜财力和人力教训他们，让他们明白谁是主人。
那是财富和枪炮说话的世界。但在信仰方面，有两件事激化了那一地区的冲突并影响到该地区的命运。第一件事是宗教狂热和不容异己的态度在西班牙得势，导致了1492年驱逐犹太人(稍后又同样驱逐穆斯林)。许多犹太人逃到了以容忍著称的低地国家，寻求和平及尊严。
宗教上的第二件大事，则是基督教的新教崛起，形成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和信仰体系。异端邪说的故事古已有之，但在1517年，当马丁·路德把他的《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滕贝格的教堂大门上时，他就迈出了与天主教分离的第一步。基督教走向分裂。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好几个国家的新教徒(继英国的罗拉德派教徒之后)把圣经翻译成本国的语言。人们自己读圣经，开始独立思考，一些未受神职的一般信徒也跟教士们一起参加造反。不少地区迅速接受了新教规，其中就包括低地国家，尤其是北部诸省，那里的对天主教会持有异议的人们早就在探索自己的良知。
《国富国穷》 第四部分 第十章 为了爱财之心(2)
所以，当西班牙行政官员和教士来到北方时，他们见到了在西班牙早已根除了的宗教信仰上的多样性和无政府状态。这是他们无法容忍的。他们的反应是不顾民众的愤怒和不听许多人的善意劝告，而实行惩罚和镇压。无论如何，对的就是对的，不能崇拜什么别的偶像而牺牲上帝(当然殖民地例外)。于是，西班牙人带来了间谍密探、思想警察和军队，建立了低地国家的人从未听说过的宗教裁判所(1522—1523年)，下令处决了一批人以示警戒，从而激起了民愤和反抗。不可避免的造反，是由北部诸省的加尔文派教徒(即所谓的海丐)领导的。南部诸省因绝大部分居民是天主教徒，还比较顺从。然而，即使是在南方，军事管制和无孔不入的监视也使开放和自由的市场受到损害。
1576年，南部诸省与北方的新教同胞联合起来，对西班牙入侵者作战。入侵者则占领了安特卫普和根特等重要城市，按照16世纪的传统战争模式洗劫它们。几年之间，西班牙人就毁掉了安特卫普的繁华，引起了新的一轮逃亡。商人、织匠(他们把很有价值的“新摺饰”秘密带到了英国)、犹太人和加尔文派教徒纷纷出走。天主教徒也相继离开，因为他们明白了，在西班牙骑士横行和天主教托钵修会修士四处窥探的环境下，即便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没有什么商业前途。
低地国家的南部屈服了，而北部诸省却坚持斗争，到1609年已事实上赢得了独立。加尔文派教徒在人口中并不占多数，但领导起义的却正是新教徒。在他们开始造反时，西班牙人就用刀剑和大炮镇压这些敢于反抗的民众。可是当时的荷兰人是用坚韧的金属制成的，他们即使被压弯了，也不会断裂。他们学习了战争艺术。如同中世纪时库特赖战役中的佛兰芒市民，莫尔加滕、森帕赫、缪拉特、多纳赫等战役中的瑞士农民，阿让库尔战役中的英格兰弓箭手以及反抗萨摩武士的日本农民一样，这些荷兰人也给恃强凌弱者上了一课，即弱小百姓也能打胜仗。
在这场斗争中，殿后的是阿姆斯特丹。它一直谨慎小心，对占领者采取合作态度。直到起义者已经打赢了，它才站到争取独立者的一边。靠了它的谨慎，也许正是由于它的谨慎，它径直成为独立的邦联的首都和商业中心。它在道义上不足，却靠常识得到了弥补。有时，没有原则倒得了便宜。
在殖民扩张中，也是如此。起初，荷兰人乐意让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去流血厮杀和博取荣誉，自己则充当中间商、代理商、加工者和推销商。但是，西班牙事实上兼并了葡萄牙之后，于1585年禁止荷兰船舶驶进里斯本和塞维利亚的港口，这就迫使荷兰人这些精明的商人变成在国外海洋上拼搏的斗士。
荷兰人用间谍手段学习了知识。两位关键的人物是海员、船长科尔涅利斯·德·豪特曼，和办事员、旅行家兼地理学家耶恩·休根·范·林索登。两人都在葡萄牙有关部门工作了多年，因为葡萄牙人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帮助，却没有想到荷兰人会从他们那里搞情报。当这两位背井离乡者回到荷兰时，他们带回了有关东方陆地和海洋的宝贵信息，其中介绍了海岸、岩石和暗礁；岛屿和港口；航线、风向和潮流；季节性风暴和无风期；纬度和罗盘方位；预示陆地临近的飞鸟；友情和敌情；以及葡萄牙人的强弱虚实。于是荷兰人出海远航了。
头一批有六七艘船，返航时一些载了货物，一些是空的。但主要的一点是，这证明他们可以远航了。先成立了6家公司，后来又成立了4家，它们都决心要弄到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和财宝。但是小公司显然力不从心。于是它们经过说服而联合起来。如同他们的联合省形成邦联一样，团结起来有力量。就这样，联合东印度公司(VOC)，即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02年宣告成立。
荷兰人原本是想靠商业赚钱，但却发现在那个世界上贸易也是跟武力绑在一起的。不经当地的统治者或者他的代理人恩准，有钱也买不到香料，而那代理人也为他自己捞钱而操心。没有一笔生意是牢靠的，因为当地的统治者可能把同一批货卖给两家。当地政治上的勾心斗角错综复杂而且多变——穆斯林与异教徒相斗，保皇党与造反派相斗，其中一些人的政治立场变来变去，小的首领也会变成国王或苏丹。这一切又由于其他欧洲人的行动而进一步复杂化和恶化。已经插足于当地的葡萄牙人不惜采用贿赂、说谎、偷盗甚至杀戮等手段，来阻挡荷兰人。
《国富国穷》 第四部分 第十章 为了爱财之心(3)
从菲律宾后门挤进来的西班牙人也是一样。还有接踵而至的英国人，他们的人数还太少，难以竞争市场或地盘，但他们航海术和枪炮技术高超，足以弥补人数的不足。
在这些东方海域中，大家都是半人半匪，其中包括当地的海上劫匪，他们伏击过往的小船，直到现今还袭击手无寸铁的难民。但最厉害的是英国人，称得上海盗之中的海盗。不论多大的船都敢拦劫。如果你不能经商赚钱，那就从经商赚钱的人们手里抢钱，这真是不错的谋略。在这些各色人等之间来往穿梭的，则是当地的商人：印度的古吉拉特商人，红海和海湾的阿拉伯人，马来西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尤其是华人。华人在他们自己国内受到政府干涉和贪污腐败的束缚，但一到海外就放开了手脚，其经商精神远远高出于其竞争对手。
在这种形势下，荷兰人学习了战斗。他们的海员在从特塞尔岛进入公海时，也许还只是“旱鸭子”，但是在驶往东印度群岛的几个月航行途中，他们天天操练，擦洗甲板，拖舰炮就位，搬运炮弹，练习打靶，装卸枪炮，在海上保持战备。如果他们要幸运地克服当时长途航海中通常都会遇到的种种危险，他们掌握这些技能就是必不可少的。
在阿姆斯特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可是不喜欢这些风险和付出这些代价，因为它们吞噬了进货价和出货价之间的价差的一多半。以香料为例，当时在欧洲的售价是他们在东印度群岛采购价的10倍到12倍，可是扣除间接成本以后，利润就降到100%以下，尽管仍相当可观，但却远远低于预期的奇迹水平。
进货价与出货价之间的巨额价差，当然是由于市场所受到的限制。如果有一个自由的、高效的市场，单位商品的平均利润额会降低，而总的资本回收率却会升高。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也不喜欢那种局面。它想要做的，是排除竞争者，使得东印度群岛的采购价格由它一家说了算，从而保持进货出货之间的巨幅价差。这样就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润。这不是做生意，而是弄权，仗势欺人，谋取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收益。
此外，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这些人是实用主义者。荷兰与西班牙经过长约80年的冷战和热战之后，终于在1609年出现了和平的前景，这令他们感到欢欣。和平协议要求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划分势力范围，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却要先下手改变现状。为了抢在西班牙向它驻菲律宾的人员传达信息之前，公司董事会派了一艘快船到东印度群岛，向它的代理人下达指令：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开设工厂和代理处，以便能提出所有权的要求。这种积极进取抢占地盘的做法必定会引起冲突，但如今不是胆小怕事的时候。公司的首要目标是香料群岛，那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豆蔻、肉豆蔻干皮和丁香的来源地。一运到印度，这些香料就带来10倍到15倍的利润。“班达群岛和摩鹿加群岛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强烈建议你们把这些岛屿挂到公司名下，如果用条约不行，就用武力!”⑥这是在早期，相当于婴儿时期。一等到公司地位巩固以后，公司董事会就不赞成再动武。但公司派驻当地的代理人纷纷提醒董事会正视亚洲的生活现实，至少是他们所看到的现实。
例如，公司派驻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年轻有为、手腕强悍的总督伊恩·彼得森·科恩——正是他建立了巴达维亚城，作为公司驻东印度群岛(荷属果阿)的总部，并用以控制巽他海峡这一条通往摩鹿加群岛的狭窄水道——就致函公司董事会说：诸位董事阁下想必从以往经验中得知，亚洲的贸易须在公司自己的武器的保护和威力之下始得以驱动和维持，而购置武器的费用又须以贸易之利润支付；故贸易不可无作战，作战亦不可无贸易。⑦20来年后，又出现相同的争议。公司的代尔夫特股东会议批评了当时在攻占马六甲和锡兰的两次战役中付出的人力财力代价太重，指出：“商人更荣耀的业绩是发挥聪明才智，把丰盛的货物从亚洲运回荷兰，而不是以高昂代价征服土地，因为征战之举更适宜于君王霸主，而非牟利商人之事。”此时的公司东印度总督安东尼奥·范迪门则答复说：“一般与特殊之间、一种贸易与另一种贸易之间，大有区别。
《国富国穷》 第四部分 第十章 为了爱财之心(4)
每日的经验使我们懂得，公司在亚洲的贸易若无土地征服即无法存在下去。”⑧多年来，派驻殖民地的人都像君王一样独立行事，国内的市民则苦恼无奈。董事会怎么能做决定呢?从阿姆斯特丹往东印度群岛发指示，再收到答复，通常要经过两三年。到这个时候，生米早做成熟饭了。海外帝国的历史大体上都是一部既成事实的历史，不单是荷兰如此。
荷兰人的这类既成事实太多了，诸如进攻葡萄牙人(往往是与当地穆斯林统治者相勾结而发动这些进攻)，侵袭西班牙的地盘，跟英国人交战，追捕海盗和自为海盗(一国之海盗即为对付另一国之警察)，对当地统治者实施惩罚性讨伐和先发制人的打击，作出种种承诺和签署种种协议，欺骗和叛卖，如此等等，难以逐一细叙。重要的一点是：荷兰人终于“拥有”了摩鹿加群岛(香料群岛)和爪哇，同时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其余岛屿建立了有效的势力范围。他们还占领了锡兰和“福摩萨”(台湾)，并且在印度东海岸(南起科罗曼德尔，北至孟加拉)建了一系列工厂。他们在印度西海岸(马拉巴尔)却不那么成功——靠葡萄牙人太近了，而葡萄牙人仍能捍卫他们的那片地盘。荷兰人还曾试图占领澳门，但未成功，不过最终获准在广州(与其他外国人一起)进行对华贸易；在日本，他们是获准经商的唯一一国欧洲人，条件是他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长崎港的一个小岛，并忍受相应屈辱。利润重于自尊嘛。
荷兰人从他们经历的这些战斗和商贸活动中，吸取了他们的如下教训：对任何人都不可信赖，即使是同样信奉基督教的人也靠不住(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明白这一点)；一般说来，亚洲人都是说谎和偷盗成性的坏蛋，穆斯林尤其如此。反过来，其他欧洲人则将荷兰人视作道貌岸然而贪得无厌的伪君子；穆斯林和别的当地人出于他们的信仰、恐惧以及跟荷兰人打交道的体会，则深信为对付荷兰人这样的异教徒，任何手段都不为过分。这些看法都不全对，也不全错。在当时的东印度群岛生活和工作，是无法展现出人性善的一面的。此外，亚洲人当时恐怕不曾见过优秀的荷兰人，尽管他们不可能了解到这一点。荷兰东印度公司招募的下层人员是来自荷兰语和德语社会的渣滓，而公司的高层人员则是贪婪者之中的最贪婪者。巴达维亚是谋杀案层出不穷的地方，臭名远扬；这些岛上还疫病流行，去了就难生还。因此，有点生存本能的人都不敢久留。他们不能不想方设法迅速发财。
怎样驯服这种可以理解的贪婪?公司想靠吝啬的办法培养俭朴的习惯，给员工只发少得可怜的工资。不用说，这被证明是一种坏策略。贪婪引出贪婪，公司董事会的吝啬引发出公司员工最丑恶的一面。到头来，他们操心得最多的，是自己如何致富，而不是为阿姆斯特丹的公司主子效劳。如果有一位精明的律师为他们作辩护，他就会指出他们别无选择。他们不得不想点子赚钱；必要的话，他们还不得不偷盗。
他们正是这样做的。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的最大量的生意，并不是来往于群岛和荷兰之间的公司货运，而是所谓的地区贸易，把货物贩运于亚洲各地之间：把棉花从印度的科罗曼德尔运到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把丝绸从中国、东京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译注、印度和波斯运到菲律宾的马尼拉，再转运到新西班牙(墨西哥)；贩运日本出产的金银以及从菲律宾转口的墨西哥金银；中国出产的茶叶和黄金；穆哈的咖啡，后来还有爪哇的咖啡；以及从布敦、巴厘和缅甸若开邦贩来的奴隶，等等。一批批大大小小的船舶，其中包括十分忙碌的华人驾驶的帆船，奔波于东方海上，按照供求的指引，穿梭于各个港口间。
《国富国穷》 第四部分 第十章 为了爱财之心(5)
除了这些货物以外，公私船舶上还有水手个人采购和偷窃来的财宝，他们把这些东西装在衣柜中或者悬挂在舷缘外。这些低贱的人生活得像狗一样，被当做狗一般对待(奴隶受到的待遇都比他们强一点，因为奴隶是可以卖钱的)。⑨所以他们也做点买卖。船上人人都是做生意的，船长和货舱押运员不能不留心守住他们的舱位，防止被私人货物侵占。他们也有自己要搬运的货。
规章制度如果需要不断地重申和强化，就不成其为规章制度，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一条明明白白的道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情形即是如此：它不断地明确规定可以免税运回荷兰的货物的质量和数量，企图靠这种办法为公司保留住最有价值的商品。但收效微乎其微。正如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在评论英国东印度公司类似的规章制度时所说的那样，“这种奇特安排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即便凭一只不大的兔子的智力也会预见出来。”尽管贩运私货偶尔也有被没收和受惩罚的，可是人人依然干这种非法交易，原因之一就在于从上到下，大家都在干这个。
贩运私货，大人物比小人物更来劲——他们在船上的柜子更大。即使是那些所谓的检查员，只要对私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可以挣到多得多的钱。公司派驻海外的总督，正式的月薪是700弗罗林，可是他回国时捞到的财富可能价值1000万弗罗林。一个小商人愿向公司人事局交3500个弗罗林，买一个月薪40弗罗林的职位，因为他利用这个职位赚回的钱会是4万弗罗林。最后，公司开始按照估算的职员个人收入，对他们征税，这一举措只是促使他们更热心于他们自己的买卖。难怪在公司寿终正寝以后，人们把公司名称的缩写VOC解释为“VergaanonderCorruptie”(“因腐败而亡”)。
尽管如此，公司还是赚了钱。从它成立之时算起，它付给股东的年息平均达18%。它的收益大部分来自它对农产品的垄断：首先是香料群岛的香料；其次是爪哇的大米，因为他们不能让香料群岛的宝贵土地浪费在粮食作物的种植；随后还有公司引进到爪哇的咖啡和蔗糖(咖啡原产于阿拉伯半岛的穆哈地区，但荷兰人成功地在爪哇种植咖啡，使我们又有了一种新的饮料)。别的利润来自公开市场上的采购：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印度的丝绸和棉花，等等。然而在这方面公司不得不与别的贩卖者竞争。无怪乎公司董事会更乐意于实行垄断。可是从长期来看，垄断是不牢靠的。要防止本地人和外人打破垄断，就需要使用武力，而使用武力是要耗费大量财力的，只有拥有税收权的主权国家才负担得起。因此，荷兰东印度公司势必要用它自己的统治来取代当地王公的统治。这样一来，公司就增添了非商业性的开销，这种开销是没有尽头的，而且是无法预料的；它们并不上账，因为很容易把它们分摊在别的项目上。因此，这种开销在不知不觉之间日益增长，等到察觉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与当代国家头痛的预算赤字恐怕有些相似之处)。
此外，这种统治还导致公司在当地实行指令经济。用JS弗尼瓦尔的话来说，“这一大片群岛变成了一片大地产，可以说是一片大种植园。”这种做法也许曾一度增加了公司的直接收入，但却损害了当地种植者的积极性，从而减少了税收。所以从长期来看，如果保持自由市场，公司赚的钱也许会更多一些。长远看来：使用武力要花钱，而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人们就会不听使唤。到一定时候，他们宁愿闲呆着，或者铤而走险去“犯罪”。
《国富国穷》 第四部分 第十章 为了爱财之心(6)
以丁香为例。丁香树成熟时可达40英尺，原先仅见于安汶岛(安波那岛)和几个较小的岛屿。荷兰人为了实行垄断，硬把别的岛屿上的居民都迁到安汶岛，而且事先就把他们原有的树都砍掉了，以便对他们加强控制，防止他们将丁香卖给非荷兰籍的买主。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话来说，只有安汶岛的居民才享有种植丁香的“特权”。
这一特权包括了一项义务，即在需求降低时要砍倒一些树，同时居民的食品都必须按照公司规定的价格(自然是高价了)从公司购买。公司方面可以任意规定丁香的收购价，其目的自然是尽可能少付钱，只要岛民不至于罢种就行。公司出于其贪婪本性，付钱不足，这自在意料之中，于是“享受特权”的安汶岛人对这一特权也就失去了兴趣。1656年，荷兰人发现丁香供不应求，就命令岛民多种树。到1667年，又禁止再种树。1692年和1697年，他们两次下令砍树。18世纪中期，需求再次上升，公司又命令扩大种植，几年之后自然又是强迫砍树。到这个时候，安汶岛上的丁香种植者已贫困不堪，厌烦极了，岛上人口下降了1/3。与此同时，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开始在他们的领地上种植丁香，荷兰的垄断宣告崩溃，香料总的说来也不再是原先那样珍贵的商品了。
咖啡是另一个更奇特的例子，表明了亚当·斯密所说的那种“完完全全具有破坏性的体制”。咖啡首次输入荷兰是在1661年，1696年起，荷兰人开始尝试在爪哇种植咖啡树。最初的收购价是每磅10个斯忒弗，所以当地人种植这种新作物挺热心。总想省钱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把收购价降到了每磅25个斯忒弗，这样一来，当地人就开始砍咖啡树，即使公司以惩罚相威胁，也止不住。于是公司采取了强迫种植措施，硬性规定交售指标，同时提高了收购价。但后来胡椒涨价，公司就让当地人砍掉咖啡树，改种胡椒。1738年，公司决定把咖啡种植面积减少一半，次年又规定公司的收购限额为270万磅。但后来获悉仅荷兰一国就需要咖啡600万磅，公司就把收购限额升到400万磅——总是宁缺毋滥。然而它付给爪哇种植者的报酬太低了，人们不愿种咖啡，结果，公司在1751年所能收到的咖啡还不到100万磅。咖啡树长成结实需要4年时间，而一会儿种树一会儿砍树的穷折腾，是不可能对需求的升降作出灵活的、合理的反应的。
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量下降(香料跌价)，利润随之减少，但它却继续给股东慷慨分红，甚至不惜为此贷款。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迹象。它当时仍在赚钱吗?我们所能看到的档案不全，而且他们的记账方式也使别人很难算清楚。例如，管理部门的盈亏没有列入公司商业盈亏的总账之中，实际上找不到有关数据。费尔南德·布劳德尔尽管有一大批研究人员作助手，也仍然查不清这些账目，而不得不放弃他的努力，指出：“……这一套记账的制度使人们无法列出总的资产负债表，因而无法准确计算实际的利润。”谁能说公司董事会的17人理事会就了解实情呢?我们一般都以为大企业是有理性的，理性就要求了解情况。然而，企业史表明，有许多决策都是瞎蒙和心血来潮。否则，这些企业怎么会给它们自己捅出大窟窿呢?
到18世纪末期，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使情况变得复杂了许多。1781—1784年，荷兰陷入了与英国的战争，荷兰东印度公司难以在低地国家和东印度群岛之间运输货物。它不得不要求延期还旧债，同时再借新债。这时，荷兰政府成了公司的唯一贷款人(银行家更现实一些，不再给它贷款了)，公司的命运与联省共和国的命运绑在了一起。接下来，法国大革命促使荷兰政治激化，荷兰出现傀儡政权，即巴达维亚共和国(1795)，它对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大公司的利益就没有那么多的同情了。随后，荷兰重新陷入与英国的战争，公司的贸易量陡降2/3，它的最终结局已无可避免。荷兰政府接管了联合东印度公司(VOC)——包括它的资产、债务以及它建立起来的殖民帝国。此事发生于1799年。——译注这一帝国依然存在；事实上，1814年重建的荷兰王国在19世纪把它管理得不错。管理的费用来自于政府对特定的种植园作物(咖啡、茶叶、甘蔗)所规定的上交定额，以及对盐和鸦片贸易的能赚大钱的垄断。
从1870年起，荷兰人放弃了种植园那一套“文化体系”，原因之一是他们相信自由市场会运作得更好，另一原因是他们对强迫劳动的做法感到内疚。这一开明转变得以顺利实现，也是多亏东印度群岛有了两种新的、产量增长得很快的产品：一是1883年从巴西移植过来的橡胶，一是19世纪80年代后期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发现和开采的石油(1890年成立了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弥补早年的过失，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日本人占领了荷兰的这些领地。日本的占领仅持续几年，但影响已绰绰有余。统治制度的变化滋养了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它让印度尼西亚人看到，亚洲人可以打败欧洲人，欧洲人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国富国穷》 第四部分 第十章 为了爱财之心(7)
日本投降，这些岛屿归还荷兰，但没有保持多久。1949年，荷兰让印度尼西亚独立了，荷兰人业已经历几代人的悔过自责，因而乐意放弃他们的统治。新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诞生。它也是一个帝国，宣称它对荷兰人交过来的所有土地都享有主权，此外还再加上东帝汶等几块地方，而不顾当地居民的特性和愿望。对印尼统治不满的持不同政见者可以到荷兰寻求避难，在那里会处境好一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多亏有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方帝国主义，苏门答腊和爪哇往昔那些苏丹的梦想，终于由“人民民主”的新苏丹实现了。
注释
1JoostvondenVondel，Werken，第三卷，第628—629页；英译文见Keene，TheJapaneseDiscoveryofEurope，第3页，这是一本有关日本研究的著作。
2选自Braudel，CivilisationMaterielle，第三卷：Letempsdumonde，第149页。
3Israel，DutchPrimacy，第24页。
4Peyrefitte；Du“miracle”，第146—147页。
5Israel，TheDutchRepublic，第183—184页。
61608年3月29日，公司董事会给商船队长PieterVerhoef所下的指示，引自Masselman，CradleofColonialism一书，第257—258页。预定的最后期限是1609年9月1日。关于香料收益的详情见Prakash，“DutchEastIndiaCompany”一文，第189页和注6。
7JPCoen于1614年12月27日写给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17人理事会的信，选自Boxer，DutchSeaborneEmpire，第107页。关于Coen的生平，见Masselman，CradleofColonialism。
8同上，第107页。
9CPThunberg，TravelsinEurope，AfricaandAsia，1770—1779，第一卷，第277页，引自Boxer，DutchSeaborneEmpire，第238—239页。
10Hannay，TheGreatCharteredCompanies，引自Boxer，DutchSeadorneEmpire，第225—226页。
11Furnivall，NetherlandsIndia，第49页。
12早在17世纪2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同意与英国分享它在香料群岛的垄断权，但条件是，英国同时也要与它分担当地驻防的费用。英国觉得费用太高，也就放弃了。见Prakash，DutchEastIndiaCompany，第188页。
13Furnivall，NetherlandsIndia，第39页。
14亚当·斯密谈到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贸易时，曾推论说，航海条例所造成的垄断地位使得利润率高于自由市场条件下的利润水平，见WealthofNations，BookⅣ，ch7，Part3。但他没有考虑到殖民地的收益及其带给英国的税收。倘若他考虑到这些因素，他也许就有进一步的理由来反对这种垄断行径。
15Furnivall，NetherlandsIndia，第39页；Vlekke，Nusantara，第203—204页。
16WealthofNations，BookⅢ，ch7，Part3。
17Brandel，CivilisationMaterielle，第三卷：Letempsdumonde，第191页。
18同上，Braudel提到JohannesHudde，即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末期的董事长，他在当时就已了解到了记账体制的缺点并曾试图加以改进。但他没能成功。“这其中有成千上万条理由和非常棘手的困难。但很可能也因为公司的董事们并不愿意公布内容清晰得一览无余的账本。”不透明也有它的好处。这种情况在现代商业运作中也没有销声匿迹，如果在所有人、董事和经理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话，情况还会更严重。
《国富国穷》 第四部分 第十一章 大财源(1)
第十一章大财源
罗马人有这样一句话，Pecunianonolet——钱无气味。人们也许不喜欢钱的样子或是制造钱的人，但他们喜欢钱，并且想办法去得到它。
从另一种意义上讲，钱又是有气味的，而且很强烈，会把远近的人们都吸引到它身边。此标题原文为Golconda。作者注释它的含义：(1)指印度安德拉邦西部一古城遗址，该城1512—1687年曾为一穆斯林王国首都。(2)指大财源，如Golconda附近的钻石矿。
1592年，英格兰跟西班牙和葡萄牙处于交战状态，当时葡萄牙是由于王室联姻和继承问题上的把戏而与西班牙联合在一起。在这之前约4年，英格兰人已击退了西班牙的一次海上入侵，摧毁了它自封为“无敌”的舰队。而到了这个时候，英格兰有一个海军中队游弋于亚速尔群岛附近，其任务是截击和俘获那些来自新大陆、很可能载有墨西哥或秘鲁金银财宝的西班牙船舶。有一次来了一艘葡萄牙武装商船，它叫“圣母号”，是由东印度向里斯本返航。由于西风带和墨西哥湾暖流东流的影响，亚速尔群岛当时成为由西印度和东印度返航的船舶皆必经之地。关于该群岛在美洲贸易中所起的作用，见Landes，“FindingthePointatSea”一文，及Broad，“WateryGraveoftheAzores”一文。此船之大，为英国人所从未见过：它长165英尺，宽达47英尺，重1600吨，等于英国最大船只的三倍；有7层甲板，32门火炮，外加其他武器，上层结构富丽堂皇，舱内装满财宝。
这真是梦寐以求的货物：舱柜里尽是宝石珍珠，金币银币，比英格兰还古老的琥珀，成匹的精美织品，适于一座宫殿用的挂毯，425吨胡椒，45吨丁香，35吨肉桂，3吨肉豆蔻种衣，3吨肉豆蔻，25吨安息香胶(用于制作香水或药剂的一种芳香度很高的天然树脂)，25吨胭脂虫红(用亚热带的雌胭脂虫干体制成的红色染料)和15吨乌木。英国海军中队长还没有把战利品清点完毕，他手下的那些肆无忌惮的水兵就往自己腰包里塞东西，能拿走什么就拿什么。
当“圣母号”载着这些东西驶抵达特茅思港时，它高高耸立于其他船舶和码头一带矮房屋之上。商人、经纪人、扒手和小偷蜂拥而至，来自周围数英里以及来自伦敦和更远的地方，像蜜蜂采蜜一样，来参观这艘巨船(当地的渔民驾小船运送他们于岸船之间，不停地往返，收取高费)，还在酒馆和赌场里寻找那些喝得醉醺醺的水兵，设法从他们那里套购、偷盗和倒卖赃物。按照英格兰的法律，这批掳获物的很大一部分属于女王所有；伊丽莎白女王得悉情况后，派沃尔特·雷利爵士到现场，取回她的钱财和惩办劫掠者。
这位雄赳赳的爵士发誓说，“我一定要把他们剥得精光，因为他们劫走了女王陛下应有的大部分珍贵物品。”等到雷利控制住局势时，原先估计价值约50万英镑的财富——几乎相当于当时国库钱款的一半——已减少到了14万英镑左右。尽管如此，还是用了10艘船才把这些财宝沿海岸运到泰晤士河口，再溯河而上运到伦敦。继西班牙向秘鲁印加帝国末代皇帝阿塔瓦尔帕索取的巨额赎金之后，这大概就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捕获了。它也像那笔赎金一样，成为一剂极其强烈的开胃剂。这笔钱财让英国人尝到了东方财富的一点甜头，激发了他们对遥远东方土地的兴趣，从而将英国(以及世界)推上了一个新的航向。
英国人从“圣母号”那里还学到了另一课。当几年之后，又一艘满载战利品的船驶入泰晤士河卸货时，那些搬运工人所得到的工装是“用帆布做的无口袋的紧身背心”。①与荷兰人一样，英国人在16世纪末来到了印度洋。他们就像入侵者和劫掠者，与其说他们是在做贸易，还不如说是在抢劫。只是后来他们才谨慎小心地转而经商了。
荷兰人将他们的一些独立的公司合并而组成了他们的东印度公司，大规模地向印度洋调集船舰和武器装备，力图将葡萄牙人和其他的觊觎者赶出印度尼西亚群岛。相比之下，英国人的行动是零敲碎打，把每一次航行当做一次单独的冒险，要求参与行动的商人每一次都重新聚集资本。在这早期阶段，英国人和荷兰人发生过冲突，英国人也打赢过几次，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实力向荷兰人提出真正的挑战。因此，他们寻找别的贸易机会，转向北面的印度。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幸运的一举。
像荷兰人一样，英国人也宁愿避开葡萄牙人。在印度东面，他们首先登上东南部的科罗曼德尔海岸，远离东南角的马拉巴尔海岸。在印度西面，他们跳过果阿，在西北岸的苏拉特取得了贸易特权，而苏拉特是莫卧儿帝国的主要港口，是通往印度内地富庶地区的门户，是与波斯和阿拉伯世界贸易通道的一个起点。随后(1661年)，他们获准在孟买落脚，孟买当时还是一个几乎荒无人烟的小岛。与果阿相比，孟买比较安全，不易遭受来自大陆的侵袭。英国人把它建成一个工业基地以及西海岸的主要商业中心。
在半岛的东面，英国人在马德拉斯站稳脚根以后，往北进入了孟加拉湾和胡格利河谷。从1690年起，他们在当时的一个小村庄加尔各答建起了他们自己的商业城。关键的一步是他们在1698年花钱买到了当地的一种“封建”特权(田赋征收权)。对欧洲人的打扰感到恼恨的地方当局，本来是瞧不起这种权利的，但是随着印度的商人和官员变得日益依赖英国人的贸易、援助和善意，这种权利也日益受到人们尊重了。②所有这种种游戏的主题，就是花钱买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友谊与合作。首先是印度大商人和莫卧儿帝国的廷臣。接下来的是地方官吏和采邑领主。他们指望着英国人的馈赠(贿赂)和津贴，用英国的船运输他们的出口货物，有时甚至投资于英国人的生意。
《国富国穷》 第四部分 第十一章 大财源(2)
英国派驻莫卧儿帝国的大使托马斯·罗伊曾明确阐述过这一任务：“让我们大家都接受这样一条规则，那就是：如果你想发财，就在海上打主意，作悄悄的贸易，因为若想在印度驻军和进行陆地战争，那无疑是错误。”③荷兰人也曾想在印度玩这种游戏，但不如英国人成功。在荷兰人看来，印度尼西亚是当务之急，剩下来的精力和人力物力才用到印度。在印尼那些岛屿上，荷兰的火力驱逐了竞争者，以力服人比较容易。他们一开始就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而科恩之流的一些总督的咄咄逼人的脾气更影响到荷兰人的行为方式。荷兰人更重视印度尼西亚，还有物质上的原因。他们的目标是在印度尼西亚垄断一切，而置当地人的利益于不顾。这在印度却是办不到的，因为印度本国的统治者比较强大，那里还有别的欧洲人已经取得立足点，彼此争夺市场。
然而，所有的商人都宁愿要垄断而不要竞争。英国人一旦实力增强了，就也动用起武力：他们以海军封锁相威胁，这种封锁会打击印度的对外贸易并阻拦穆斯林去麦加朝圣；他们开始修筑要塞并派部队驻防；他们劫掠印度船舶和索要赎金。167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驻苏拉特总裁兼孟买总督杰拉尔德·盎吉尔给该公司在伦敦的董事们写信，详细描述了新出现的业务形势。他建议采取“严厉而且有力”的方针：“为了正义，为了你们财产的需要，现在该用你们手中的剑来管理你们的全盘生意了。”这一建议在伦敦受到赞许，乔赛亚·柴尔德主持了公司董事会，决定要制服印度政局的乖张变异。
1687年，马德拉斯城外的圣乔治要塞接到了指令：使用武力以保证丰厚而持久的收入，从而为“英国今后永久在印度取得宏大的、有雄厚根基的、牢靠的支配权奠定基础”。④这就为插手印度政治和行政管理开了通行证。这时莫卧儿帝国分崩离析的征兆已隐约显露，印度那些图谋篡权的人蠢蠢欲动，想要从外国公司中间寻找同盟军。
与此同时，王位世袭制度既能产生治国贤君，也能产生出傻瓜。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错误地认为像英国人这样的商人只能屈服听命于帖木儿和巴伯尔巴伯尔(1483—1530)，莫卧儿帝国的开国皇帝，帖木儿的后裔。——译注的战士。孟加拉地方行政长官按照由来已久的方式压榨勒索英国商人——对海绵不挤不压，还要它干什么?
有一段时期，英国人没有吭声，逆来顺受。可是，他们并不是普通的商人。印度当局的横征暴敛促使这些闯进来的英国人考虑以暴力还击。1752年，一名恼怒的英国人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对克莱武克莱武(RobertClive，1725—1774)，英国军人，曾三度活动于印度。1757年率兵攻占孟加拉，出任英国首任孟加拉总督，1764年任驻印度英军总司令。——译注说：“该收拾收拾这条老狗〔指印度的地方行政长官〕了……公司必须认真考虑这一点，否则在孟加拉做生意还不够填他们的胃口。”⑤克莱武果真认真考虑了。
在印度，英国人知道了在亚洲的贸易远远不止是香料。比如，印度生产着当时世界上最优质的棉纱和布匹，而英国就很快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在这方面远远赶在了其他竞争者之前。葡萄牙人对此项贸易兴趣不大，就连荷兰人也很晚才觉察到。但英国东印度公司则下定决心要推动棉制品的发展并努力开发市场：“东方棉布是一个其用处还未被人们完全了解的商品，我们必须打开销路，将这种商品运往各个港口试销。”⑥这一产品的传统销路在于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的商人们，他们用香料或其他本地特产换取印度棉布。同荷兰人一样，英国人最初也这样做，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因此，印度的棉制品就成了他们支付货款的主要来源。(在那样一个需要凉爽而不是温暖的气候环境中，英国的毛纺织品几乎就没有什么市场竞争力。)然而东印度公司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措施就是将这些棉制品介绍到欧洲：1619—1621年间，荷属东印度公司向尼德兰运去了12万匹棉布；英属东印度公司到1625年运回的棉布达到2215万匹。
在经过了短暂的消化和回缩后，到17世纪末，此项贸易呈直线上升趋势：年销售量在17世纪60年代末是20万匹；70年代是578万匹；而到了80年代，则增至707万匹。荷兰商人虽然也采取同样方式，但他们的贸易总量只是英国人的一半，甚至更少。⑦印度的棉制品改变了欧洲人的装束以及他们公司海外分支机构的命运。棉制品不仅比毛纺织品轻，而且又便宜，更宜于修饰(通过染色和印花)，易于清洗和更换，一个充满棉制品的新世界展开了。即使是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棉制内衣的普及也改变了传统的洁净、舒适和卫生的概念。在美洲的种植园里，这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就像一些牙买加商人所说的(1704年)：“……在这样一个地处热带的岛上，大部分居民的衣服都是漂染过的棉布料，这种布穿着舒适而且物美价廉，同时又经得起频繁的换洗，这对于保持衣服的整洁和促进人们身体的健康有很大帮助。”⑧这是一种遍及范围很广、需求量巨大的商品，它足以带动一场工业革命。
就这样，英国人贩运棉制品，再加上数量较少的生丝(产自孟加拉)、靛蓝染料和硝石硝石(即硝酸钾，KNO3)是火药必不可少的成分，因此这种原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价值。硝石的重要成分氮在当时是从含尿液的土壤中提取的，因为尿含有尿素〔CO(NH2)2〕；而印度的人口与西欧相当，排尿量大，土壤条件又格外有利。氮化合物是各种爆炸物(如硝酸纤维和硝化甘油)都必不可少的；早在15世纪，英王亨利五世就曾下令未经许可不得出口火药。法国、德国等国曾试图建立硝石庄园以促进大自然的氮产量。英国从印度获得硝石的大量供应，就掌握了一项重要的战略优势。，还有胡椒，而其他更珍贵的香料的生意则只好让与荷兰人了。
胡椒曾是吸引欧洲人探险和扩张的耀眼明星，但到这时已地位下降了。由于开辟了一些新的胡椒种植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胡椒价格大跌，这种当年那么高贵的香料此时在通往欧洲的某些航线上居然充当了压舱物。作为压舱物，胡椒使一些东印度的船舶要比其他长途航运船只的气味好闻多了，但它有一点不方便。它的浓郁的香气改变了其他货物的味道，尤其是咖啡。这样一来，英国人就不得不调低他们的咖啡的价格。但他们的确又需要压舱物，只有这样才能在大风浪中保持船舶的平稳——见Chaudhuri，TradingWorldofAsia，第313页。
印度引出了中国。欧洲人进入印度洋后，发现亚洲从东到西有一片繁华的贸易网，它东起中国、日本和菲律宾，西至东地中海沿岸和东非的车队驿站和港口。欧洲人也挤了进来。在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货的胃口激增。这包括瓷器(欧洲人在18世纪20年代以前还不知道瓷器是怎样制作的)，生丝；以及茶叶(它能让人上瘾，又与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相得益彰)。
《国富国穷》 第四部分 第十一章 大财源(3)
采购中国货，就有一个偿付的问题。欧洲人倒是愿意用他们自己的工业制品来偿付，可是中国人不想要他们生产的几乎任何东西(只有钟表是一大例外)。于是欧洲人偿付金银和硬币。但这只是转移了问题的方向：他们拿什么东西去换取西班牙人的银子以及日本人或巴西人的黄金呢?这并不容易。
解决的办法当然是找出中国人所想要的东西。最后找到的就是鸦片，它生长于孟加拉，它让人上瘾，能打开市场。在这方面，英国人比荷兰人占有优势。原则上说，两国商人对这种商品都有竞争的权利，但是英国人利用他们在孟加拉地区日益增长的政治势力，把荷兰人挤了出去——这对荷兰人来说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就这样，英国人最初是跟荷兰人同时动手，到这时却远远超过了他们。不仅如此，英国人还发现自己占尽天时地利，他们渗入和掠夺的地方要比印度尼西亚富庶得多。除中国以外，印度是亚洲人口最众多的国家。我们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资料，但据估计，16世纪末期的印度人口总数大约是1亿，而且这可能还是个偏低的数字。⑨印度拥有广袤的良田沃野，尤其是北部平原著名的河谷——印度河、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下游)流域——而且人口居住又不密集。一位印度学者将之称作土地过剩，并且指出印度在17世纪仍旧可以将农业局限于最发达的地区；其中也包括受惠于大片的草原和荒地而得以养殖大批牲畜的牧业。(从另一方面说，印度从它的牧业上所获取的利润远不及它所应该得到的，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获，这都是由于宗教上的禁忌。)印度还有人数远远多于印度尼西亚的技术熟练的工业大军，他们的产品遍及各地。这样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印度经济有了相当可观的盈余，这也就助长了统治者们神话般的奢侈：
莫卧儿帝国皇帝奥朗则布(1658—1701年)在位期间，每年的收入据说合45亿美元，是与他同时期的路易十四的10倍以上。根据1638年的估计，莫卧儿帝国朝廷所拥有的财富大约有15亿美元之多。
印度宫殿和庙宇的富丽堂皇与奢侈远近闻名，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入侵者——尤其是突厥游牧部落，这些骑士经常从中亚平原出击，掠夺周围定居民族的财富。印度的最后几代突厥统治者是莫卧儿人，他们的创始人巴伯尔是那个视人如牛马、杀人不计其数的帖木儿的后裔，在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英国人初来印度时，在位的莫卧儿皇帝是巴伯尔的孙子阿克巴(在位1556—1605年)和重孙贾汗季(在位1605—1627年)。
莫卧儿人是逊尼派穆斯林，不同于西邻波斯的什叶派穆斯林。他们对印度国内占多数的印度教徒一般采取宽容态度，甚至加以依靠。但是他们使印度北部具有穆斯林气质，而与南方形成差异。当然，莫卧儿人是以专制占领者的身分统治印度，得不到印度原有各民族的忠诚。本地的印度教各邦多次向莫卧儿人的统治提出挑战，各地常常发生叛乱，宫廷阴谋活动也接二连三地闹个没完。兄弟之间互相残杀，还有儿子杀父亲和父亲杀儿子。在人人为争夺合法地位而勾心斗角的这种环境中，对陌生人固然不可信任，但对自己的亲属就更加不敢信任了。
莫卧儿统治者的暴政，与印度教的专制统治相比，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但它所造成的问题却由于它采取的预防叛逆的措施，而变得更加严重。防叛逆是独裁政治的一个典型的问题，即想方设法防止臣僚自树一帜而形成敌对的权力中心。在中世纪的欧洲，君主赐予各领主的采邑最初只是给个人，不可以世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上的领主一般都是割据一方，将领地传给自己的继承人，与当地士绅拉帮结派，形成权力分割，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封建主义。在印度莫卧儿帝国，像在别的突厥国家一样，统治者派驻各地的代理人都是调来调去，保持流动。这种做法限制了地方的权力，但却使得那些官员没有心思建设自己管辖的地区。他们只想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快地为自己牟利，而不为社会公益花钱。只有攫取而没有付出。在那些依赖水利灌溉的地区，公共设施年久失修，就会带来灾难，印度饥荒频仍的历史记载就证明了这一点。
